八國聯軍之役

第十一章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

第一节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帝國主義在華争奪勢力範圍

　　《馬關條約》簽訂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更加成爲帝國主義列強虎視鷹瞵、争相吞噬的一塊肥肉。實際上，當1895年初中國在中日甲午戰争中戰敗時，帝國主義者就發出了“幹淨利落地解決中國問題，由歐洲有關的幾個主要國家加以瓜分”①的狂叫。随後，“歐洲各國政府一個接一個拚命掠奪（所謂‘租借’）中國領土”，在行動上“開始瓜分中國了”。①

　　德國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國山東的膠州灣 “作爲港口而論，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優越性”②，亟欲占領，以便建築海軍基地。1897年11月，德國借口兩名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被殺，派軍艦侵占了膠州灣。次年3月，又強迫清政府與之訂立《膠澳租界條約》，不僅在“租借”的名義下強占了膠州灣，并把山東省變成了它的勢力範圍。俄國于1897年12月 15日強占了旅順口和大連灣。随後，俄國一方面從海參崴（今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來華，以四五十艘艦船在中國海口遊弋；另一方面又賄賂李鴻章、張蔭廷，誘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和5月分別與之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及其《續約》。俄國強租旅大後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爲“關東省”，不僅霸占我遼東半島，而且把東北全境劃爲它的勢力範圍。法國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應租讓廣州灣，不久便劃兩廣和雲南三省爲其勢力範圍。英國以俄、法的擴張會妨礙其在華利益爲借口，趁機于1898年6月9日強租九龍半島及香港附近的島嶼，接着又強租威海衛爲軍港，并宣布廣東和雲南的一部分地區及長江流域爲其勢力範圍。日本也于1898年4月脅迫清政府承認福建爲其勢力範圍。美國當時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擴張，無暇東顧，但它并沒有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了一個各國在華利益“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政策，以保持中國市場對美國商品自由開放，保護其在華利益。

　　帝國主義在華奪取勢力範圍，強租軍港，構築炮台，建立軍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廣州灣的許多沿海戰略要地，并可将軍艦駛抵渤海灣内各重要港口，從而使中國門戶洞開，京畿腹心要地也處于侵略者的軍事威脅之下。

　　

　　二、帝國主義的經濟和宗教侵略

　　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加劇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首先，它們趁清政府無力籌付對日戰争賠款之機，三次強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國銀行借了約三億一千萬兩白銀的外債①，加上其它各項債款，共約五億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約八千萬兩白銀，支出約九千餘萬兩，根本無法從國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償還外債和利息，隻得以關稅、厘金、鹽課作抵押，同時用增加苛捐雜稅和發行内債等辦法，把财政赤字轉嫁給農民、手工業者及中小廠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國還從攫取的鐵路修築權中獲取高額利潤。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們攫取的鐵路修築權竟達一萬零二百公裏之多。同時，各國還通過在華開礦設廠及大量輸出商品等渠道，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此外，帝國主義在華設立的銀行，也從爲其對華商品輸出服務，變爲控制中國财政金融的經濟侵略中心。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壟斷了中國市場，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國民族工商業受到壓抑和摧殘，廣大農民、中小商人、運輸業和手工業工人大批破産和失業。

　　在政治、軍事、經濟侵略的同時，帝國主義還利用宗教作爲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各國傳教士即以不平等條約爲護符，竄遍我國的通都大邑和僻野鄉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東正教等，已經在中國建立了約四十個教區，六十多個教會，有外籍傳教士三千餘人，中國教徒八十餘萬。在帝國主義各國的脅迫下，清政府給予傳教士以各種政治特權。他們所到之處，拆廟毀寺，霸田搶房，敲詐勒索，包攬詞訟，私設牢獄，無故毆斃貧民。他們還收買地主惡霸、地痞流氓入教，縱使這些人爲非作歹，肆無忌憚地欺淩百姓。還有不少傳教士，實際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間諜，無孔不入地刺探中國的各種情報，有的還直接參與策劃侵華活動。

　　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①供認，他對中國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師的幫助②。更爲嚴重的是，當時許多教堂都擁有武裝，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數門大炮和幾百支槍。對于這些無惡不作的傳教士，中國人民無不切齒痛恨，不斷掀起反洋教的鬥争，并逐步彙集成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

　　帝國主義的種種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自戊戌變法③失敗後，中國的朝政大權再次被泥古守舊的慈禧集團所控制，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不可能指望這樣的政府抵禦帝國主義的瓜分和侵略，隻有自己起來進行殊死的鬥争，以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瀾壯闊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義和團運動的興起

　　義和團最早興起于山東和直隸（今河北）交界地區。它是在義和拳等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帝愛國群衆組織。其成員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衆，還有不少無業遊民。義和團的名稱最早見于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開始使用這一名稱。此後，“義和團 ”一詞逐漸取代了“義和拳”，或與“義和拳”并用。

　　山東的教會勢力極爲猖獗，人民群衆的反洋教鬥争也就異常激烈。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軍事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魯西北地區，群衆經過長期醞釀，奮起抗教，終于成爲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主要發源地。至1899年，閻書勤、趙三多等領導的冠縣一帶的義和拳，以及朱紅燈、本明和尚（亦稱心誠和尚）領導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帶的義和拳，已相當活躍，聲勢甚大。他們在反洋教鬥争中相互聲援，有力地打擊教會侵略勢力，使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爲之震驚。

　　長期以來，直隸人民也不斷反抗教會的欺壓，參加鬥争的群衆相當廣泛。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豎旗起義後，直魯交界地區和直隸南部很快出現了義和團的活動，不時攻打教堂。

　　義和團興起以後，提出了許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扶清滅洋，替天行道”①和“興清滅教”、“洋人可滅”②等等。在鬥争過程中，義和團也張貼過反清的揭帖，如“滅了耶稣教，殺了東洋鬼，再跟大清鬧”③等。

　　義和團以宗教和軍事合一爲其組織形式。基層單位是壇（或稱廠、爐、場、團），各壇人數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則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幾個或十幾個壇組成總壇（總團）。各總壇之間互相獨立，不相統屬。作戰時分編爲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負責人稱哨長（或隊長、百長），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設班長（或稱十長）。就其總體來說，義和團是一個沒有統一領導和指揮機構的松散組織，主要靠揭帖聚會，有事時“傳單一出，千人立聚”④，事畢即散。青年婦女也有類似組織，名爲紅燈照，藍燈照等。她們一般擔任勤務工作，有時也參加戰鬥。

　　義和團的總壇首領稱老師或老祖師，各壇首領稱大師兄、二師兄。大師兄平時掌管壇内各種事務，戰時負責領隊和指揮作戰。山東地區的義和團有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及分編哨隊各名目⑤。有的義和團還有大元帥、副元帥、大先鋒、軍師、總管糧台等稱謂⑥。其中總辦、統領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師擔任；前敵、催陣由勇敢能戰者充當（作戰時他們騎馬當先，往來督戰）。義和團主要使用大刀、長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鳥槍、擡槍、擡炮等火器。

　　義和團有較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揚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但義和團制定的某些團規戒律，如“不準公報私仇，以富壓貧，依強淩弱，以是爲非”①、“毋貪财，毋好色”②等，則體現了義和團反對邪惡、反抗壓迫、保護善良等勞動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衆的擁護。

　　義和團運動直接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清政府懾于帝國主義淫威，曾先後多次下令“速爲剪除，……實力搜剿”①，“切實彈壓，毋令滋事”②，“從嚴懲辦，以靖地方”①。但是，清軍的武力鎮壓，動搖不了義和團反帝鬥争的決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勝“剿”。于是有些官吏認爲，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勢必“激之生變，铤而走險”②，主張“化私會爲公舉，改拳勇爲民團”，“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這種改“剿”爲“撫”、被迫承認義和團爲合法團體的政策，使義和團得到了公開活動的有利條件，以緻聲勢日大，更加有力地打擊了傳教士和教民的兇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東平原縣杠子李莊，因教民欺壓群衆，義和團便沖擊當地的教堂。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朱紅燈率團民二三百人（一說近千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将其擊敗。10月中旬，朱紅燈指揮義和團擊退數百名清軍騎兵的進攻，後又進至距平原縣城僅十八裏的森羅殿。不久，朱紅燈率衆沖出重圍，轉至茌平。同年11月，朱紅燈及本明和尚被清軍遊擊馬金叙部逮捕，後在濟南遇害。此後，魯西北地區的義和團在高唐縣人王立言等領導下繼續進行鬥争。

　　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廷決心把山東義和團鎮壓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統兵前往鎮壓。12月25日，袁世凱統率裝備精良的七千名武衛右軍到達濟南。他見山東“民情強悍”，義和團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隊伍逐處彈壓”。④至1900年夏初，“各處拳廠，均已撤閉 ”，有的“潛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領相繼犧牲，幸存的團民在閻書勤等領導下，或轉爲秘密活動，或進入直隸繼續堅持鬥争。

　　

　　二、義和團在直隸和京津地區的發展

　　當義和團在山東蓬勃發展時，與山東交界的直隸大名府、河間府等地區的義和團也積極開展鬥争，其活動迅速遍及直隸東南各州、縣。直隸總督裕祿雖一再調兵鎮壓，但義和團沖破重重障礙，從1900年春季起，向冀中地區迅速擴展。至4、5月間，保定、清苑、定興、涿州（今涿縣）、新城等地，已成爲義和團活動的中心地區。

　　1900年5月12日，涞水縣高洛村的義和團圍攻正在添槍增炮、擴大反動武裝的教堂，鄰近的定興、涿州、新城、易縣各地義和團也紛紛前來相助，将教堂焚毀。定興縣的倉巨村也發生類似事件。法國天主教駐北京的大主教樊國梁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清廷命裕祿派兵鎮壓。裕祿派練軍左翼馬隊統領楊福同率騎兵前往涞水縣高洛村，逮捕和殘殺數十名團民，迫使義和團向定興縣撤退。接着，楊福同又率部前往定興縣。5月21日，義和團二三千人在石亭村設伏。22日，清軍剛到石亭村外，義和團突然發起圍攻，持械猛撲，用長矛将楊福同刺死。5月27 日，義和團攻占涿州城，并乘勝繼續北上。

　　爲了阻止清政府調兵，義和團先後破壞了高碑店、琉璃河等處的鐵路電線，燒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蘆溝橋等車站，連慈禧、光緒乘坐的“龍車”也被焚毀。清廷急命裕祿饬令直隸提督聶士成“将蘆保、津蘆兩路電線鐵道專派隊伍妥爲保護，毋任再有疏虞”①。聶士成命駐保定的武衛前軍統領邢長春和楊慕時迅速帶兵沿蘆保鐵路北上，分別駐紮于保定至蘆溝橋的大小十七個車站（大站駐一哨，小站駐半哨），企圖阻止涞水、涿州等地的義和團北上。由于義和團逼近北京，慈禧緊急調兵加強布防。除調武衛前軍加強京南兵力外，又調端郡王載漪的虎神營、慶親王奕䜣的神機營加強京城各門的防禦（除永定門加派五營兵力外，其餘各門均加二營）。慈禧還命軍機大臣榮祿親率武衛中軍至馬家堡、豐台一帶布防。榮祿以三個營駐防馬家堡，五個營駐防豐台。但是，清政府的增兵防堵，阻止不了義和團進入清王朝的心髒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義和團的活動。開始僅在僻靜之處，後來公開在大街小巷傳授拳藝，并在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圍張貼揭帖。6月上旬，京郊各縣義和團分批湧進北京。同情義和團的守城士兵，不僅不予阻攔，反而給他們喝道讓路。北京居民也積極參加義和閉，數日之内，全城設壇千餘處。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義和團“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爲仇，勢不兩立”①。

　　北京城内義和團的迅猛發展，使清朝統治者極爲不安，唯恐禍起肘腋，危及他們的統治地位，不得不采取“因而用之，徐圖挽救”②的控制利用政策，派莊親王載勳等總統義和團事務。

　　6月15日，北京義和團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17日，當慈禧聽信載漪等人僞造的列強要勒令她歸政光緒的假照會後，她便利用義和團對帝國主義的義憤，煽動義和團及武衛後軍于20日開始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但是，慈禧集團不久即玩弄明攻暗保的手腕，一面虛張聲勢，一面暗中向使館運送粟米瓜果，爲日後議和預留後路。

　　與此同時，天津義和團運動也在蓬勃興起。早在1900年2月，天津南門外就有人設壇練拳。6月初，靜海義和團首領曹福田、新城義和團首領張德成和女首領林黑兒等，率領團衆先後進入天津。旬日之間，神壇林立，鑄刀之聲日夜相繼，參加者約五萬之衆。他們燒毀教堂，懲辦貪官污吏，打開監獄釋放被捕的義和團員，奪取海關道軍械庫，用新式武器裝備自己。裕祿懾于義和團的聲勢，也不敢再以武力鎮壓，便轉而采取籠絡手段。他對義和團首領以禮相待，請張德成當軍師，給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殺之權，并可調用各兵隊”①。裕祿此舉，既可避免義和團對自己的威脅，又可利用其對付洋人，同時又不悖逆慈禧的意圖。而義和團也就在6、7月間，以合法身分英勇地參加了圍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軍以及抗擊八國聯軍進攻天津城的戰鬥。


第三节 八国联军的组成与清朝军事概况

　　一、帝國主義合謀武裝侵華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爆發後，帝國主義即以此爲借口，合謀武裝侵華。爲了協調侵略行動，美國表示要與英國“同舟共濟”，“合力以相助”①；英國還以增加财政援助爲條件，鼓動日本多出侵略軍；日本将此次出兵中國，看作是将來掌握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的一個重要步驟，因而特別積極；俄國則大肆鼓吹“隻有列強有力堅決的合作才能制止運動”②，它也是派兵最多的國家之一；法、德兩國支持俄國的立場。于是，它們很快聯合起來，共同進攻中國。

　　早在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即聯銜照會清政府，要求在兩個月内将義和團一律“剿滅”，“否則将派水陸各軍馳入山東、直隸兩省，代爲剿平 ”③。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又至總理衙門進行威脅，聲稱“不論中國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國公使已決定調兵來北京”④。清政府懾于帝國主義的威逼，同意各國調少量兵員來京。5月31日至6月3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奧等八國以保護使館爲名，先後共派官兵四百四十二人進入北京。

　　帝國主義爲了集中力量鎮壓中國北方的義和團，并保護其在南方各省的利益，決定采取拉攏南方各省督撫的辦法。6月26日，以美國總領事爲首的各國領事，同當時在上海的督辦蘆漢鐵路大臣盛宣懷（串聯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中心人物）以及上海道台餘聯沅會商後，訂立了所謂《中外互保章程》。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内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上海制造局的軍火，“專爲防剿長江内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 ”。①不久，四川、閩浙、陝西、山東等省督撫也起而附和。這個章程雖未正式簽訂，但實際上按此實行。這就使帝國主義侵華樞紐上海以及列強在中國東南各省的利益，不受人民反帝運動的沖擊，解除了在北方用兵的後顧之憂；同時，增加了東南各省的獨立性，削弱了清政府的權力，大大減少了清政府兵員、糧饷、軍火的來源，嚴重影響了北方清軍的作戰。

　　帝國主義各國在協調彼此關系和拉攏南方地方實力派的同時，積極搜集直隸、京津地區的地形、氣象、交通、通訊以及清軍布防等軍事情報，并大量調兵來華，積極進行發動侵華戰争的準備。

　　

　　二、八國聯軍的組成

　　從1900年5月開始，帝國主義各國分別從在華軍事基地、殖民地國家和國内抽調兵員，由軍艦和運輸船載運至大沽、塘沽，并進入天津租界。至6月10日止，進入天津租界的日、英、俄、法、德、美、意、奧八國陸海軍達三千餘人。此後又陸續增兵，最多時總兵力達十二萬八千餘人（實際參戰兵力約三四萬人），裝備火炮二百七十六門。各國軍隊的數額及編成情況大緻如下：

　　英軍兩萬餘人。司令爲蓋斯裏少将。其中有英國軍官五百人，士兵五百五十人；印度軍官六百人，士兵一萬七千餘人；海軍陸戰隊一千二百餘人。共編四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另有雜役團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和向導一千三百餘人。共約三萬三千四百餘人，随帶火炮十四門、騾馬兩萬餘匹。

　　法軍一萬五千六百餘人。司令爲福裏少将。共編兩個旅：第一旅爲本國駐軍，下轄三個步兵團；第二旅爲殖民地駐在軍。另有海軍陸戰隊四百餘人。加上附屬人員，共約兩萬人，随帶火炮六十門、騾馬一千六百餘匹。

　　德軍兩萬三千七百餘人。司令爲瓦德西元帥。計有本國常備軍一萬一千人，殖民地駐在軍四千五百人，新征軍七千人，編成三個步兵旅、一個騎兵營，另有海軍陸戰隊一千二百餘人。共有火炮六十二門。

　　俄軍兩萬人。司令爲李涅維奇中将。由俄國的歐洲地區及東西伯利亞的駐軍第二、五、六、七、九、十、十二、十五等八個步兵團、九個騎兵連、六個炮兵連等編成。加上附屬人員，共約兩萬三千人，随帶火炮四十四門。

　　日軍兩萬二千餘人。司令爲山口素臣中将。主力是步兵第五師團的第九旅團（轄第十一、四十一聯隊）、第二十一旅團（轄第二十一、四十二聯隊），加上臨時配屬的步兵第十二聯隊，總計有五個步兵聯隊。另有騎兵第五聯隊、野戰炮兵第五聯隊和第十六聯隊下轄的第一大隊、工兵第五大隊、辎重兵第五大隊，以及臨時派遣隊的兩個步兵聯隊、一個炮兵大隊、一個騎兵中隊、一個工兵中隊。還有海軍陸戰隊三百餘人以及其它附屬部隊。共攜帶火炮五十八門。

　　美軍五千八百餘人。司令爲沙飛上校。由美國本土及呂宋島駐軍編成三個步兵團（第九、十四、十五步兵團）、一個騎兵團、一個炮兵營及一個炮兵連。另有海軍陸戰隊約一千人。共攜帶火炮三十門。

　　意軍兩千餘人。司令爲伽略尼大校。由三個步兵營、一個炮兵連、一個工兵排、一個辎重兵排編成。另有海軍陸戰隊六百餘人。共攜帶火炮四門。

　　奧軍三百人。司令不詳。主要是海軍陸戰隊一個營。

　　八國聯軍中，除日軍第五師團是整建制外，其餘多系臨時抽調編成。出兵較多國家的軍隊，一般均有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鐵道兵、舟橋兵等兵種，還有電信隊、汽車隊、醫療衛生隊（或野戰醫院）、野戰兵工廠、糧秣供給隊、氫氣球隊（英軍和法軍）、雜役隊等勤務分隊。

　　八國聯軍開始沒有聯合指揮部，作戰時通過司令官聯席會議分配任務。聯軍在北犯之前就醞釀成立統一的指揮機關，但因各國爲争奪總司令一職相持不下，一直拖到1900年8月17日才勉強同意由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擔任聯軍總司令。瓦德西遲至9月下旬才到達天津。

　　侵華聯軍都裝備有當時世界上比較精良的步機槍和火炮。其中步槍的口徑在六毫米半至八毫米之間，射程爲兩千米左右，槍重不超過五公斤，單兵可攜一百至一百五十發子彈。機槍主要有馬克沁、哈齊開斯、勃朗甯等，射程爲兩千米左右，每分鍾發射四百至六百發子彈。火炮大部爲中小型的野戰炮和攻城炮。所有槍彈炮彈均使用無煙火藥。各國軍艦的攻擊力、防禦力、載重量、艦速、機動能力和續航距離等，比以前均有很大提高。

　　

　　三、清朝的軍事概況及兵力部署

　　甲午戰争以後，清軍總數雖逾百萬，但能戰之兵不多。其中有早已形同虛設的八旗兵二十六萬人和綠營兵近六十萬人，戰鬥力很差的勇營、練軍十萬八千餘人，淮軍三萬餘人，以及北京城内的神機營、虎神營等。北洋艦隊覆滅後，海軍沒有恢複起來。戊戌政變後，慈禧爲了加強京畿防禦，委派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榮祿節制北洋海陸各軍。榮祿即奏請編組武衛各軍。“以武毅軍駐蘆台爲前軍，甘軍駐薊州爲後軍，毅軍駐山海關爲左軍，新建軍駐小站爲右軍，別練萬人駐南苑爲中軍 ”①。武衛五軍共約六萬人，武器裝備優于其它各軍，編有步兵、炮兵、騎兵、工兵各兵種，初具合成軍隊規模。此外，清政府還命湖北提督張春發招募十營，編成武衛先鋒左翼，江西按察使陳澤霖招募十營，編成武衛先鋒右翼，以便聲援京師。

　　武衛各軍及淮軍、練軍主要裝備近代槍炮。這些槍炮一部分直接購自國外，一部分由漢陽兵工廠及江南制造局用進口原料仿制。主要有毛瑟、馬梯尼等步槍，克虜伯、格魯森、阿姆斯特朗等廠生産的火炮以及仿制的中小型火炮。這些槍炮的射速、射程等主要技術性能，與侵華聯軍同種槍炮相差不遠，但因槍彈炮彈大部分使用有煙火藥，殺傷威力較差。

　　戰前，在直隸、京津地區建築的津榆、京津、蘆保等鐵路已經完工，可以用來調運軍隊。除鐵路外，北京至天津、大沽、保定、山西、宣化、張家口、承德等地，都有質量不等的道路相通。此外，從通州至大沽，還可以經北運河、白河（今海河）運輸兵員、軍械、糧饷。同時，這一地區各府、州、縣城之間，都有有線通信線路，并可與全國不少省城聯系。全區各地還普遍設立了郵政局。所有這些，對于清軍的兵力機動和改善作戰指揮提供了條件。

　　戰争爆發前夕，在直隸、京津地區的清軍共有十一萬三千人，其配置如下：

　　北京地區約六萬五千人。榮祿自統武衛中軍三十餘營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人，駐南苑；尚書銜武衛後軍總統董福祥部二十個營六千七百八十六人，原駐豐潤、玉田一帶，6月10日後調駐北京東南郊；奕䜣部神機營二十五個營一萬四千餘人，載漪部虎神營十四個營八千六百四十人，分守北京各城門；此外尚有八旗、綠營兵兩萬餘人，駐北京城内。

　　天津地區約兩萬五千人。直隸提督、武衛前軍總統聶士成部三十四個營（隊）一萬五千零七十人，駐蘆台、開平一帶；天津鎮總兵羅榮光部淮軍十個營四千七百五十人，駐大沽、天津等地；總兵李安堂部淮軍五個營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駐北塘、聖頭沽一帶；總兵何永盛部練軍六個營兩千五百人，駐天津；工部侍郎、武衛右軍總統袁世凱率七千餘人去山東後，餘部三千餘人駐小站。

　　山海關地區約一萬四千人。總統武衛左軍、四川提督宋慶及會辦武衛左軍、浙江提督馬玉昆部二十五個營九千八百零六人，駐山海關内外（6月17日後，宋慶、馬玉昆部奉命陸續赴津）；淮軍總兵呂本元部五個營兩千五百人，駐山海關一帶；八旗兵馬步千餘人守山海關城。

　　保定、正定、大名府等地駐有練軍十六個營，約五千五百人。

　　宣化、永甯、古北口、熱河（今承德附近）一帶，駐有練軍十一個營三千二百餘人。

　　此外，清廷又于6月中旬谕令各省督撫迅速挑選馬步隊伍星馳赴京，聽候調用，并令馬玉昆、張春發、陳澤霖、袁世凱等迅速統兵來京；同時，招募民團、鄉勇及一部分精壯義和團員，編練成軍，以增強北京和天津的防禦力量。但是，各省督撫接到谕令後，或借故推诿，或行動遲緩，真正應命前來參加勤王作戰者寥寥無幾。


第四节 大沽、天津之战

　　一、義和團及清軍英勇阻擊西摩爾侵略軍

　　列強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四百餘人進入北京後，6月9日，駐天津各領事又開會決定，再從駐天津租界的三千餘官兵中抽調兩千餘人，由英國海軍中将西摩爾、美國海軍上校麥克拉率領，分批乘火車進入北京。

　　6月10日上午9時，西摩爾率第一批八百餘人（攜帶火炮數門）乘火車自天津出發，後續部隊拟于三日内分批離津北上。當時，京津鐵路有些地段已被義和團拆毀，西摩爾派兵邊修邊進，次日下午方抵廊坊。當西摩爾督隊搶修前方鐵路時，附近的義和團員手持大刀、長矛沖上前去，同敵人展開白刃戰，迫使侵略軍逃向廊坊車站。義和團緊追不舍，将侵略軍圍困于廊坊。6月14日晨，侵略軍正欲繼續北上，義和團三百餘人大聲疾呼，沖向廊坊車站，斃傷敵兵多人。當日下午，義和團還對留守落垡車站的侵略軍進行襲擊，西摩爾不得不派兵回救。

　　鑒于前進無望，西摩爾于6月16日率部撤至楊村。18日14時30分，董福祥部甘軍三千餘人及義和團二千餘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軍兩列火車發起進攻。經過八十多分鍾的激烈戰鬥，斃傷敵五十餘人。侵略軍撤至楊村車站後，又遭義和團包圍襲擊，死傷近四十人。

　　6月19日晚，西摩爾侵略軍已處于缺糧少彈、被動挨打的窘境，遂決定搶奪附近民船數艘，運載傷兵、軍械，順北運河撤回天津，部隊則沿北運河東岸徒步行軍。6月20日，侵略軍從楊村撤退。

　　侵略軍在向天津撤退途中，仍不斷遭到義和團及清軍聶士成部的襲擊。6月21日14時半，在北倉、穆莊與聶士成部發生激戰。聶士成親自指揮作戰。侵略軍受創甚重，白天不敢行軍，夜間拚命狂逃，于6月22日2時左右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該處有清軍的武庫（軍械局），内貯大量槍炮彈藥，周圍牆垣甚厚，防禦條件較好。駐守該庫的清軍爲練軍卞長勝、陶良才部。此外，武衛前軍左路統領楊慕時部也于6月21日上午10時左右由保定到達西沽。由于守軍疏于防範，楊慕時部又倉卒赴戰，武庫于22日淩晨被侵略軍攻占。西摩爾侵略軍得到了糧彈補充，獲得了喘息機會；但由于沿途連遭襲擊，死傷已近三百人，又抽出數百人擡傷員，能戰之兵已不滿千，很難通過清軍及義和團的駐區進入租界，隻得暫駐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6月26日，侵略軍摧毀西沽武庫，在千餘援軍接應下退入天津租界。

　　這次作戰，義和團及清軍共擊斃侵略軍六十二人，擊傷二百二十八人，徹底粉碎了西摩爾所率聯軍進犯北京的計劃，給了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特別是義和團的勇敢精神，使侵略軍大爲震驚。戰後，西摩爾心有餘悸地說：“義和團所用設爲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軍覆滅。”①6月20日，侵略軍已處于彈盡糧絕的境地，如果當時廊坊一帶的董福祥部南下緊追，聶士成部在楊村、北倉一帶全力堵截，同義和團數千人協同作戰，有可能将敵全部殲滅。但是，正在這個關鍵時刻，慈禧竟令董福祥部回京圍攻使館區，從而喪失了南北夾擊逃敵的戰機。聶士成部在楊村、北倉的阻擊戰中，大多以村莊爲陣地，遠離運河河道，遙向敵人開炮。雖然炮聲隆隆，但殺傷敵人不多，加之沒有切斷運河航道，緻使侵略軍得以乘夜暗竄越北倉，逃至津郊西沽。侵略軍奪占了西沽武庫後，在津清軍未能集中兵力組織圍攻。6月23日晨，楊慕時部一度攻入武庫，但卞、陶兩部竟觀望不戰，結果楊部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出。6月26日上午，西摩爾沿鐵路撤回租界時，附近清軍不積極出擊，最後終于喪失了全殲該敵的良機。

　　

　　二、大沽失守

　　正當西摩爾侵略軍在廊坊受到義和團及清軍阻擊時，聯軍以突然襲擊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門戶。第二次鴉片戰争後，清政府對該處炮台進行了修複和改建。八國聯軍進犯前夕，南北兩岸共有四座飽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設各種火炮五十六門，并有發電所、電信局各一處，探照燈兩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設各種火炮二十門。白河口北岸建有北炮台，安設各種火炮七十四門，并有電信局一處；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設各種火炮二十門。這些火炮大部是克虜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國内仿制的産品。

　　駐守大沽炮台的清軍，有天津鎮總兵羅榮光部淮軍六營三千人及一個水雷營。此外，還有葉祖珪所率北洋海軍“海容”号巡洋艦一艘和“海龍”号等魚雷艇四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據以往的不平等條約，列強的艦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攔。1900年5月底，大沽守軍拟增兵駐守火車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鐵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設水雷，控制外國艦船出入。帝國主義者得此消息後，6月15日在俄國旗艦上開會，研究确定了從水陸兩路攻取大沽的作戰部署，當即令先已駛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較淺的千噸以下艦艇做好作戰準備，并派遣日軍三百名（随帶火炮兩門）于當晚至塘沽登陸。16日，各國海軍頭目又開會精心策劃，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艦駛泊各自的作戰位置：日艦“愛宕号”、美艦“莫諾卡西”号駛靠塘沽火車站附近的白河左岸邊，以便保護車站；英水雷驅逐艦“惠欽古”号、“弗愛摩”号駛靠清軍水雷營附近，監視北洋海軍的四艘魚雷艇；法炮艦“利夭”号、德炮艦“伊爾契斯”号駛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間的海關附近；俄炮艦“基裏亞克”号、“考裏埃芝” 号、“保布爾”号駛靠白河右岸東沽附近；英巡洋艦“阿爾舍林”号在俄艦北側于家堡對岸，以便共同炮擊南北炮台。各艦裝備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徑的速射炮，還有不少口徑爲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機關炮。當日，又有英、德、俄各軍約六百人，由德國海軍大校波爾指揮在塘沽分批登陸（連同15日晚登岸的日軍，共有九百餘人），準備從側後進攻大沽炮台。至此，聯軍的作戰部署已基本就緒。

　　這時，大沽守軍也加強了炮台的守備，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封鎖航道，阻止敵軍艦船出入。聯軍即以此爲借口，由俄國海軍副司令海爾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 時半給羅榮光發出最後通牒，胡說清軍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及加強大沽防禦，“于我西人代平匪亂一事，實有不便”，無理限令中國守軍于17日淩晨2時交出炮台。駐天津各國領事也将同樣内容的通牒遞交裕祿。羅榮光嚴辭拒絕，并立即傳令各炮台準備戰鬥。

　　6月17日零時50分，距通牒限定的時間還差七十分鍾，侵略軍便開始進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聯軍艦艇首先發炮轟擊南北兩岸炮台，守軍被迫還擊。這時，集結在塘沽的聯軍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敵軍猛烈攻擊下，西北炮台于5時左右失守。6時許，聯軍未遇抵抗便占據了北炮台。之後，左岸陸路聯軍從北炮台，法、俄各艦從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轟擊。同時，俄、德、法軍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從側後抄襲南炮台。南炮台守軍腹背受敵，彈藥庫又中彈起火，傷亡不斷增加，被迫撤退。至6時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軍殘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戰，清軍陣亡七八百人，北洋海軍“海容”号巡洋艦及四艘魚雷艇也被聯軍擄走。聯軍死五十八人，傷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戰艦負傷。

　　聯軍奪占大沽炮台後，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車站，使海上援兵能夠順利地運往天津，給津京、直隸地區軍民的防禦作戰增加了不少困難。

　　大沽炮台的失守，與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輕津沽的方針有很大關系。6月上旬，各國軍艦雲集大沽，侵略軍大批上岸的時候，清政府仍沒有增派軍隊加強大沽、塘沽、北塘的守禦，緻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車站、海關等地的三千清軍，在毫無外援和不能互相策應的情況下，被侵略軍各個擊破。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還與戰備不及時有關。守将羅榮光，直至侵略軍的十艘艦艇駛入白河作戰位置後，才在白河口布設水雷，封鎖航道；九百多名敵海軍陸戰隊在塘沽登陸時，也沒有及時采取應急措施，緻使聯軍順利實施水陸夾攻，在六個小時内即奪占了整個炮台。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構築的落後，如炮位及軍火倉庫，都沒有采取蔭蔽、僞裝和加強保護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爲敵人轟擊的目标。在守備戰術上，羅榮光以絕大部分兵力分守幾處炮台，台外缺少機動兵力，以緻當敵人從側後抄襲時，不能組織有效的阻擊，粉碎敵人的進攻。事實再一次證明，孤立地防守炮台，總是難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戰

　　6月19日，清廷還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經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祿關于列強強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祿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會各國公使，抗議列強的無理行爲，并要求各國駐華公使于二十四小時内從北京撤往天津。鑒于形勢嚴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開禦前會議，讨論和戰問題。當時，光緒帝存有依靠列強恢複自身權力的幻想，因此，以他爲首的帝黨，對外主和，對内主“剿”。他們認爲，“諸國之強，十倍于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并提出“ 亂民當早除，不然，禍不測”。①中央和地方的洋務派官僚也主張與帝國主義媾和，全力鎮壓義和團。以慈禧爲首的後黨本來也不願與帝國主義作戰，但當時和帝國主義存在一些矛盾。特別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俊爲大阿哥（帝位繼承人），逼迫光緒讓位，各國公使表示不予承認，這使她對帝國主義列強非常不滿。在載漪等頑固派成員的慫恿下，她決定對各國宣戰。6月21日，以皇帝名義發布了一個宣戰诏書，聲稱“與其苟且圖存，贻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②。但是，慈禧的宣戰并非出于真意，宣戰不到十天，就以軍機處名義命令駐外公使向各國解釋宣戰乃出于“萬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并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爲各國所深諒”③。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戰、真妥協的嘴臉。

　　其實，早在清廷發布宣戰《上谕》之前，天津的義和團和清軍已與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當時，駐守天津城區的清軍有：總兵何永盛部練軍六營兩千五百人，駐守天津城東側、東機器局、馬家口及西沽武庫至三岔河口一帶；水師營駐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鍾河火藥庫；羅榮光部淮軍四營一千七百五十人駐城東及紫竹林租界西側；武衛前軍聶士成部十營約五千人，分別駐守城西南的廣仁堂、南門外海光寺、南機器局、紫竹林租界東北側及老龍頭車站北部一帶。總兵力約一萬人左右。參戰的義和團約有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聯軍則不足兩千人。

　　6月15日前後，天津的義和團激于義憤，焚燒了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樓等地的教堂。聯軍開槍鎮壓，義和團奮起還擊。17日，當聯軍再次開槍鎮壓時，駐防清軍也配合義和團進行還擊。練軍炮擊紫竹林租界，水師營炮擊老龍頭車站，曹福田則率義和團民襲擊老龍頭車站及租界内聯軍，揭開了天津軍民反侵略戰争的序幕。從18日至22日，清軍各部及義和團連續圍困和炮擊租界。意大利軍司令官、英國的戒嚴司令官都受重傷。俄國領事館、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軍司令部都遭到炮擊。被圍聯軍因兵力單薄，隻得實行緩兵之計，“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戰”①。但義和團及清軍沒有停止攻擊，隻是由于缺乏統一的作戰計劃，僅限于炮擊和襲擾而已。

　　從當時的兵力對比看，天津一帶的清軍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聯軍多四至五倍，再加上義和團數萬人，居于絕對優勢。如果清軍與義和團密切配合，實行分割包圍的戰術，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聯軍各個殲滅。但由于清軍天津地區的最高指揮官裕祿根本沒有決心真正同聯軍作戰，以緻喪失了有利戰機。

　　至6月22日，雙方在天津的兵力都發生了變化。這時，武衛前軍楊慕時部三營一千餘人已抵北郊西沽、紅橋一帶；聶士成已率武衛前軍約五營兩千餘人回師天津；又有從大沽撤至津郊的淮軍六營約兩千人，其中一部駐租界西馬家口附近。義和團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龍頭車站附近，韓以禮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帶，被稱爲“ 天下第一團”的張德成部五千人在馬家口一帶。

　　聯軍則于6月21日（一說18日）由俄國軍官斯泰賽率領兩千八百餘人，從大沽乘火車增援天津。這股侵略軍行至軍糧城車站時，因鐵路被毀，改爲步行，後在老龍頭車站附近遭到義和團曹福田部及部分清軍的猛烈阻擊，死傷五百餘人，第二天才進入車站。6月23日，又開來一部分聯軍，在租界内聯軍的接應下，進入租界。至26日，連同從西沽武庫撤回的西摩爾軍，租界内的聯軍已增至七千餘人。

　　聯軍的兵力雖然增加了，但處于義和團和清軍的包圍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毀壞，醫院中的傷病員擁擠不堪，處境仍然十分困難。聯軍各軍司令官認爲，在這種情況下，“萬不能向北京進發，隻得暫在天津，以圖自保。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①。于是決定采取固守措施，由各軍分區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東南，東臨白河，北面隔河緊靠老龍頭火車站。6月23日，聯軍各司令官會議決定：俄軍防守老龍頭火車站至租界東面的武備學堂一線，法軍防守租界西北部；美軍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奧各軍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牆子河至梁園門一帶。除加強租界區防守外，還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間的交通線。

　　6月22日至29日，圍攻租界的清軍約有一萬六千人，義和團三萬餘人。但是，由于清軍缺乏積極進攻精神，隻是向租界開炮遙擊，故聯軍損失不大。義和團雖曾多次主動出擊，不斷給敵人以殺傷，但也沒有使聯軍受到嚴重打擊。又由于清軍沒有切斷天津至大沽間的交通線，緻使聯軍能不斷得到兵力和糧彈的補充。27日，聯軍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東面的清軍主要軍火補給點東機器局。聯軍奪占該局後，既可免遭該處清軍對租界的炮擊，又可保證“與大沽通達消息之路”“平安無礙”，改善了防禦态勢，因而“視爲極大之幸事”。①

　　從6月30日開始，圍攻天津侵略軍的作戰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當天，裕祿向清廷提出了一個“先将紫竹林洋兵擊退，然後會合各營，節節進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複，以固門戶”②的作戰方案。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調赴天津的援軍陸續到達爲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馬玉昆部十五營六千餘人，已由山海關進駐白河河東陳家溝、老龍頭火車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聶士成部除留五營駐守蘆台外，共二十五營一萬餘人陸續齊集天津，分駐于海光寺及鹽坨、陳家溝等地；宋慶部十三營正在增援途中。同時，清政府又從天津水會七十二局中招募精壯萬餘人，成立蘆勇、保衛軍、安衛軍，并将南門外數十個打雁戶組成排槍隊，駐守南門附近。至此，在津清軍已增至兩萬四五千人，各種民衆武裝約萬人。此外，又有義和團兩萬餘人從青縣、靜海、滄州、南慶、慶雲等地紛紛來津。曹福田、張德成等趁機整頓隊伍，使能參戰的義和團增至五萬人。

　　此時，在大沽登陸的聯軍約有一萬四千人（随帶火炮八十九門），已抵天津租界者約八千至一萬人。

　　7月5日，裕祿、聶士成、馬玉昆等同義和團商議，決定對租界内的聯軍實施“三面進攻之計”。其部署是：由義和團曹福田部及武衛左軍馬玉昆部從北向南進攻老龍頭火車站，奪回東機器局，控制附近鐵路線，切斷聯軍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機從北面進攻租界；駐鹽坨的武衛前軍前路統帶周鼎臣部三營助攻車站及租界。由義和團張德成部及淮軍羅榮光部、練軍何永盛部，在馬家口一帶從西面進攻租界。由駐南門外海光寺一帶的武衛前軍聶士成部，從西南面進攻租界。武衛前軍後路統領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東機器局外，率領各營四面遊擊，進行機動作戰。其餘練軍各營、水師營及鹽坨各營仍繼續炮擊租界。

　　三面進攻開始後，馬玉昆部從北面炮擊租界和老龍頭火車站，周鼎臣部也配合轟擊。義和團多次勇猛沖殺。俄軍一度被迫退出車站；聯軍增派日、英、法軍前往死守。從7月7日至11日，義和團及清軍幾乎每天都組織數百人規模的沖鋒，戰鬥相當激烈，僅日軍就被打死打傷七十一人。7月5日那天，馬玉昆部還與胡殿甲部一起五次猛攻東機器局，雖未奪回該局，但殺傷了不少敵人。

　　在西面，義和團張德成部及淮軍蔣順發、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馬家口同聯軍激戰。張德成事先将義和團群衆埋伏起來，然後出其不意地發起圍攻，殲敵甚衆，并乘勝進抵租界邊緣。7月6日，張德成部以火牛數十隻爲前驅，踩爆聯軍埋設的地雷，一度沖進租界。租界内的中國居民也利用夜暗打冷槍、燒倉庫、施放信号，積極配合清軍及義和團打擊敵人。

　　在西南面，聶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門圍牆土台上安置火炮，轟擊租界。聯軍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馬場地道内潛藏，稍後複出，又被清軍炮火擊散。當晚，聶士成部進駐八裏台、跑馬場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側的小營門一帶。

　　聯軍爲了解除南機器局、跑馬場、八裏台等處聶士成部炮火的威脅，決定向租界西南發起反擊。7月9日淩晨3時，聯軍步兵一千人、騎兵一百五十人、炮兵兩個連（攜帶火炮九門），以日軍五百人爲先頭部隊，出梁園門往南，進攻紀家莊一帶的義和團，英、俄、美軍則向跑馬場、八裏台、南機器局發起攻擊。法軍炮隊自租界西南發炮助攻。5時半左右，聯軍逼攻跑馬場，該處清軍退往八裏台。聶士成聞訊，從小營門率部往援。7時左右，聯軍奪占跑馬場後，即湧向八裏台圍攻聶士成部。攻占紀家莊的日軍也北上協攻。激戰多時，聶士成重傷七處，仍揮軍奮戰，終因傷勢過重而陣亡。日軍趁勢攻占南機器局，因該局離租界太遠，不便駐守，遂将其燒毀。午後，聯軍又撤回租界。聶士成犧性後，餘部歸馬玉昆指揮。

　　義和團及清軍實施“三面進攻之計”，取得了一定的戰果。經過此次作戰，使聯軍進一步陷入“欲進不能，欲退不得，疲憊已極”①的境地。但是，腐敗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勵軍民繼續奮勇殺敵，擴大戰果，反而急于求和。7月8日，清政府任命兩廣總督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祿署理），宋慶爲幫辦北洋軍務大臣，爲求和作準備。害怕财産和商務毀于戰争的天津缙紳，趁機奔走相告，一時和議之聲傳遍前線，加上聶士成部作戰失利，大大影響了軍民的抗敵意志。武器簡陋的義和團，在連日進攻作故中，被清軍脅迫“充先鋒當前敵”②，傷亡也很大。7月10日，宋慶率部到達天津（駐于西門外），13日便借故下令屠殺義和團，“半日間城内外樹旗設壇者皆散去”③，大大削弱了抗擊聯軍的力量。聯軍則由于大沽援軍不斷到達，開始由防禦轉入進攻，戰争形勢急轉直下。

　　7月12日，租界内的聯軍已增至一萬七千餘人。侵略者見清軍的進攻業已停止，便準備進攻天津城。當日，聯軍指揮官會議決定分兩路攻城，由俄國海軍司令阿列克謝也夫任總指揮。其部署是：阿列克謝也夫率俄軍兩千六百名爲前隊，德軍兩個步兵連、法軍一個炮兵連爲後援，共約三千人，從白河東岸向北進攻三岔河口水師營炮台及天津城東北，切斷河東清軍及義和團與城内的聯系。由英軍少将陶白率英軍七百，美将白勒率美軍六百，日将福島率日軍兩千四百，法軍大校派拉克率法軍八百，共四千五百人，攜火炮二十四門，進攻天津城南門。

　　當時，清軍水師營守三岔河口炮台，馬玉昆部十五營駐老龍頭車站北側地區，聶士成部二十五營由周鼎臣、胡殿甲等五個統領率領駐廣仁堂、海光寺、南機器局一帶，羅榮光（7月9日已死）餘部駐城東南至租界西側一帶，練軍何永盛部、淮軍其餘各部及水會等民衆武裝，守南門及分駐南門外各村落，宋慶部駐西門外，義和團則分散于城内外各地。從兵力部署看，清軍建制雜亂，沒有統一指揮，而且大部駐守城外各地，城内駐軍很少，沒有堅守防禦的準備。

　　7月12日夜，白河東岸的俄軍向北進攻，13日黎明炮擊馬玉昆等部陣地。13日上午7時左右，法軍炮擊城東北壕牆外的火藥庫，引起爆炸。俄軍乘機強攻清軍各陣地，并向水師營炮台進攻。至13日中午12時，清軍被迫撤出各陣地，紛紛向北郊潰退，聯軍乘勝進抵東北城下。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軍，以法軍爲右路，日軍爲中路，美、英軍爲左路，于13日淩晨出租界南面土牆，經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門進逼。英炮兵則在租界南面壕牆上炮擊天津城區。南門外清軍奮起抵抗，正西門附近的武衛前軍炮兵開炮轟擊海光寺附近的聯軍。此前，城門外居民已挖開河堤，使聯軍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帶。日、英、法軍指揮官決定架橋強攻。 14日，日軍渡過護城河，直抵南門城下，然後派工兵用炸藥轟破城門，乘機攻進城内。南門城上原有清軍駐守，後“爲衆紳民禀請撤去”，“衆謂城上不用炮擊洋人，洋人必不用炮擊城内”①。因此，南門内無兵防守，隻有部分義和團及民衆武裝。他們先則在城牆上奮力抵抗，繼則同侵略軍展開巷戰，打死打傷侵略軍數百名，但終因經不住侵略軍炮火轟擊，被迫後撤。

　　聯軍從南門入城後，便北上配合城東北的聯軍夾攻水師營炮台。該處義和團和部分愛國官兵，雖腹背受敵，仍英勇作戰，在斃傷敵人二百餘名後撤離。當日，聯軍占領天津，洗劫全城。在城内抗擊聯軍的義和團大部慘遭殺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慶軍屠殺，傷亡數千人。

　　在聯軍攻城時，駐紮城外的宋慶、馬玉昆部七十餘營兩萬餘人，不但不迎擊敵軍，反而臨陣脫逃。天津前線的最高指揮官裕祿，于城破前即同宋慶所部一起逃往楊村，馬玉昆則率部逃往北倉，隻有裝備簡陋的義和團始終英勇頑強地堅持抗戰。

　　這次作戰，八國聯軍死傷九百餘人（其中校以上軍官二十五名），是聯軍發動侵華戰争以來傷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失陷，主要由于慈禧集團推行以戰求和政策和前線指揮官畏敵怯戰造成的。天津的義和團及部分清軍官兵，在圍攻紫竹林租界時，殺敵熱情很高，多次給聯軍以沉重打擊。但是，在戰鬥的關鍵時刻，慈禧等人轉戰爲和的态度日趨明朗。她派在中日甲午戰争中不戰而退的宋慶幫辦北洋軍務，當裕祿的助手。宋慶當即表示：“中東之役，僅與日本開釁，尚不能支，何況今拒八國？”①可見慈禧令其前往天津，名爲加強防禦，實爲媚外求和。宋慶心領神會，一到天津便大肆鎮壓義和團，露骨地破壞天津軍民抗戰的大好形勢。在作戰過程中，裕祿、馬玉昆等人驅使裝備簡陋的義和團群衆充當先鋒，讓清軍殿後。義和團既遭外國侵略者的轟擊，又遭清軍的槍殺，傷亡極大。如在7月9日夜進攻租界的一次戰鬥中，義和團民陣亡二千餘人，而清軍傷亡甚少。對此，當時就有人披露，“是夕‘團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②。這種倒行逆施的反動行徑，無疑會使義和團這支真正的反帝愛國力量受到極大的削弱。加上祿等人害有“恐洋病”，根本沒有堅守天津的決心，遭敵進攻便棄陣西撤，以緻本可固守的戰略要地天津城，兩天内即被聯軍攻占。

　　聯軍攻占天津後，使津沽之間連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軍械、糧饷得到了補充，擺脫了被動的局面。清軍則失去了重要軍火供給基地和拱衛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後，清政府給裕祿以“革職留任”、宋慶“交部議處”的處分，令其戴罪“聯絡各軍，并将水會民團重加整頓，克期規複天津”③。實際上，裕祿、宋慶等人已畏敵如虎，“坐困偏隅，一籌莫展”，根本沒有收複天津的決心。


第五节 北京之战

　　一、清軍在津京間的防禦部署

　　天津失陷後，清廷一面令從天津撤離的部隊在北倉、楊村等地設防，一面調派其它部隊增強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防禦。其時，馬玉昆部十五營、聶士成餘部四營、呂本元部五營、何永盛部五營、安衛軍二營共約一萬五千人退至北倉，宋慶部十三營退至楊村。蘆台有武衛前軍馮義和部十七營、胡殿甲部五營；北塘守軍如前。此外，部分勤王之師也陸續到達：楊柳青有記名總兵蔣尚鈞部豫軍五營，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張春發部武衛先鋒左翼十營，江西按察使陳澤霖部武衛先鋒右翼十營，總兵夏辛酉部嵩武軍六營，總兵萬本華部晉威軍四營，陝西布政使升允部陝軍八營，甘肅布政使岑春煊部甘軍六營，北京城内有駐軍六七萬人。總計京津間兵力不下十萬。此外，還有義和團七萬餘人，其中北京城内約有五萬，另二萬餘人分散在津京間的交通沿線。

　　爲阻止聯軍沿北運河北上，退至北倉一帶的清軍萬餘人在馬玉昆的統率下，于北倉以南橫跨運河構築了兩道防禦陣地。第一道由劉家擺渡（今劉家碼頭）、韓家樹（今韓家墅）、火藥局（今楊家咀附近）、劉家房、唐家灣、穆莊（今天穆村）等據點組成，構築了火炮陣地，埋設了地雷，由武衛左軍、武衛前軍及淮軍、練軍等九千人防守。第二道以北倉南的王莊爲中心，構築向左右各延伸三公裏的壘牆，并在各要隘埋設地雷。在北倉東南和西北構築了火炮陣地，分別配置十門和十四門火炮。北倉東南地勢空曠，于馬家莊築壩開溝，引水淹灌。第二道陣地由武衛左軍四五千人防守。此外，北倉附近尚有一二千人作爲預備隊。

　　宋慶以楊村車站爲中心，跨北運河構築了正面約五公裏長的壘牆，由五千人駐守；并沉大船二三十隻于運河中，以堵塞水道。

　　7月18日，清廷派翼長長麟、文瑞分統北京義和團兩千餘人前往通州及其以南地區，挖壕築壘，令其“扼要助剿，勿任敵兵北犯”①。

　　

　　二、聯軍北犯

　　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後，立即派兵占據各要隘、炮台，修整工事，防禦清軍及義和團的反攻，并成立“都統衙門”②，以維護其侵略秩序。同時，繼續調兵遣将，準備進犯北京。

　　7月底8月初，聯軍在天津的兵力已增至三萬四千人，北上作戰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8月3日，侵略軍召開指揮官會議，協調了彼此間的意見，拟定了進攻北京的計劃，準備集中兵力，攻占北運河兩岸各戰略要點，最後奪取北京城。

　　8月4日夜，聯軍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天津、大沽等地外，集中一萬八千餘人及八十一門火炮，從天津出發，沿北運河兩岸向北倉進犯。運河右岸爲日、英、美軍，共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人，攜帶火炮五十三門；左岸爲俄、德、法、意、奧軍，共四千八百五十四人，攜帶火炮二十八門。8月5日2時許，聯軍接近并進攻清軍第一道防禦陣地的劉家擺渡、韓家樹、火藥局等據點。清軍稍事還擊，即潰散撤退。5時左右，第一道防禦陣地即被敵攻占。之後，日軍從西側，英軍從中部，美軍爲後援，進攻清軍的第二道防禦陣地。日軍由西側“繞道十餘裏，出馬軍後”，馬玉昆部“盡失其險”。①在聯軍前後夾擊下，清軍腹背受敵，且戰且退。當清軍同聯軍接戰時，附近義和團數千人趕來助戰，雖然給聯軍以不小的打擊，但也未能阻止敵人的進攻。當日上午9時，北倉防線及北倉據點全被敵人攻占。北運河左岸的聯軍因徒涉水淹地，行動遲緩，戰鬥結束後才趕到北倉。此戰，聯軍共死九十五人，傷五百四十人。

　　8月6日晨，聯軍乘勝分路進攻楊村的清軍陣地。俄、法軍攻清軍右翼，美軍攻左翼，英軍從正面進攻，日軍爲後應。宋慶軍一觸即潰，與馬玉昆殘部一起，向通州方向敗退。直隸總督裕祿逃至南蔡村後，自殺而死。8月8日，南蔡村失守。

　　在清軍丢失北倉、楊村前，清政府命李秉衡統率“勤王師”前往河西務禦敵。李秉衡曾任山東巡撫，奉命進京前爲巡閱長江水師大臣。7月25日陛見慈禧時，他自動請求赴前線殺敵。次日，清政府即任命他爲幫辦武衛軍事務大臣，“所有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均歸該大臣節制”②。8月6日，李秉衡率四軍離京，7日抵馬頭，8日抵河西務。李秉衡令張春發部十營、萬本華部四營駐守河西務；陳澤霖部十營駐守河西務西側；自率夏辛酉部六營駐守河西務西北八裏之羊房。9日晨，清軍防禦陣地尚未構築完畢，兩路聯軍即已包抄河西務。戰鬥打響後，張春發部稍戰即退南苑，陳澤霖部也大部潰逃。萬本華部雖同聯軍接戰多時，但因兵力不足，無法擊退聯軍的進攻。李秉衡督率夏辛酉部迎敵，升允也率馬隊兩旗助戰，經激戰後均退馬頭。馬玉昆率敗退的清軍路過河西務，竟遇敵不戰，一直潰逃到南苑。該部同宋慶敗軍一起，沿途焚掠洗劫，人民深受其害。李秉衡目睹數萬清軍不戰而逃，頗爲憤慨，但又無法阻止。8月10日，李秉衡由馬頭退至張家灣，次日即吞金自殺。聯軍随即奪占張家灣，并派兵襲擊通州。該城守軍有險不守，棄城逃京。

　　8月12日晨，聯軍不戰而據通州，盡獲庫中軍械、糧饷。除留德、法軍一部駐守外，聯軍直撲北京。

　　從8月5日至12日八天之内，不足兩萬人的侵略軍竟然連續攻占了數萬清軍防守的北倉、楊村、河西務、通州等戰略要地，直接威脅北京。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清軍已被失敗情緒所支配，戰術上又采取了分兵守點的單純防禦，同時，各要點未構築起足以阻敵前進的堅固陣地，結果在敵人并力猛攻下全線崩潰。李秉衡雖請纓上陣，無奈軍心已散，所統各軍又皆臨時應命之師，不能同心協力禦敵，以緻無法挽回敗局。

　　

　　三、北京的陷落

　　通州失守後，清軍七八萬人齊集北京：宋慶、馬玉昆部萬餘人駐南苑；董福祥部二十五營駐廣渠門、朝陽門、東直門；榮祿部三十營駐西華門、棋盤街；八旗、綠營兩萬餘人駐内城九門、外城七門；虎神營、神機營等三十九營駐守各門城樓；八旗前鋒和護軍守紫禁城。義和團五萬餘人分別守衛東西河沿、東西珠市口、菜市口、花兒市等六大區。全部城防由榮祿負責，與徐桐、崇绮、奕䜣、載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實際上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

　　8月13日夜，聯軍一萬五千餘人攜火炮百餘門，分三路冒雨進逼北京：日軍七千二百人，攜火炮五十四門，從通州出發，經八裏橋、定福莊、紅廟、關東店，先頭部隊于14日7時半抵達朝陽門外東嶽廟附近；俄軍三千四百八十人，攜火炮二十二門，沿通惠河北岸經八裏莊、八王墳、郎家園，于14日黎明前抵近東便門；英軍兩千二百五十人，攜火炮十三門，沿通惠河南岸經蘇家溝、關廂附近，于14日上午11時抵近廣渠門；美軍一千八百二十人，攜火炮六門，随英軍後開進；法軍四百人，攜火炮十八門，循俄軍路線開進。另有三千聯軍從天津出發，以爲後援。

　　俄軍先頭部隊于8月13日午夜到達東便門，因途中未遇任何抵抗，認爲可以輕取城門，遂提前攻城；讵料清軍和義和團“守護極嚴，急切未能得手”①，隻得向日軍求援。日軍派步兵一個大隊前往助攻。日軍于14日上午8時在朝陽門、東直門外一千五百米處開炮轟城，遭清軍炮火還擊。董福祥在得知上述三門受到攻擊後，即調廣渠門守軍往援。上午11時左右，英軍抵廣渠門，乘虛攻城，14時進入城内。英軍得知水門處河道枯涸，便涉淤泥進入内城，15時左右首抵使館區，并分兵一部占領天壇。美軍随英軍之後，于17時許進入使館區。進攻東便門的俄軍在部分美軍配合下，一部于14日午後從城門洞隙處匍匐而入，一部攀上城牆，打退守軍，進入城内。進攻東直門的日軍，不斷以炮火猛烈轟城（發彈萬餘發），摧毀城牆上的清軍火炮；然後派兩個工兵隊攜帶炸藥包，于21時許對第一、第二門連續爆破，21時40分占領東直門。接着，日軍北占安定門，南攻朝陽門，于22時許破門進入城内。法軍也于14日午夜入城。聯軍入城後，被圍近兩個月的使館區及西什庫教堂之圍随之解除。

　　8月14日，在京城即将被聯軍攻破時，慈禧欲召集六部九卿議事，但無一人應召，隻得同入值大臣載瀾商量出走事宜，并令載瀾護衛。載瀾借口無兵而推辭，并建議張白旗投降。8月15日晨，當聯軍進攻東華門時，慈禧挾持光緒帝出逃，分別着青衣素服，同載瀾、載漪、奕䜣、剛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監李蓮英等人，在兩千餘名八旗兵的護衛下，倉皇出西華門和德勝門，經頤和園、居庸關等處，往太原方向出走。

　　聯軍進城後，清軍大部潰散，僅義和團和部分愛國官兵築起街壘，繼續同侵略軍戰鬥。8月15、16日，聯軍攻占了各城門和紫禁城，17日占領全城。

　　此役，聯軍死傷四百五十餘人，内有校以上軍官二十五人。清軍傷亡四千餘人，義和團民犧牲甚衆。

　　聯軍攻陷北京後，縱兵搶劫三日，皇宮、官邸、住宅、商店無一幸免。“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①。尚留在城内的義和團及不少無辜百姓，慘遭屠殺。侵略者無惡不作，奸淫擄掠之事，不可勝計。随後，聯軍成立“北京管理委員會”，将京城劃爲十一區，分別由各國侵略軍占領。同時，聯軍繼續增兵，加強京津間戰略要地的守衛，并對北京周圍五十公裏以内的重要村鎮巡回掃蕩，沙河、八大寺、玉泉山、蘆溝橋、良鄉、龐各莊、禮賢鎮等地先後被占。爲了便于控制，聯軍在占領區内迅速恢複了鐵路交通和通信聯絡。

　　9月25日，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到達大沽，10月17日進京，設總司令部于紫禁城的儀銮殿。此時，聯軍在華兵力已逾十萬，駐京部隊超過三萬人。

　　防守北京城的清軍四倍于敵，但在數日之内，清王朝的統治中心竟落敵手。之所以如此，除了清廷政治腐敗，軍隊士氣不振這一根本原因外，從防禦部署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首先，沒有在聯軍進攻方向的正面和兩側集結必要兵力，阻擊和側擊敵人，而是将七八萬兵力密集于城區，使聯軍得以長驅直進，迅速兵臨城下。其次，清軍雖然裝備了不少近代槍炮，但其守城戰術仍然是過去的一套舊法，以八千名士兵分別守衛各城門的城樓和城垛，将近九百門新舊火炮配置于城上，冀以居高臨下的炮擊，阻止聯軍的進攻。結果，城上火炮被敵炮擊毀，城牆遭敵工兵連續爆破，無險可守。城内各區守軍，也因沒有在主要通道口構築巷戰工事，以緻東三門被聯軍突破後，全城很快淪陷。此外，北京的失守，還在于缺乏有權威、會指揮的最高統帥，以緻各部分區防守，互不統屬，互不策應。結果，東城各門被聯軍分別攻破，其它各門、各區的守軍也很快不戰而散。


第六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一、清廷西撤後的軍事部署及求和活動

　　慈禧攜帶光緒帝等離京出走後，不久馬玉昆、董福祥、宋慶等人相繼率部趕往山西護駕，榮祿等則南逃保定。爲防聯軍進犯山西，清廷在北京的北、西、南三個方向部署兵力：北面的南口、居庸關、宣化、張家口等處，由馬玉昆部駐守；西面的飛狐嶺、紫荊關、靈丘等關隘，由升允所統陝軍八營駐守；南面的保定、正定、井陉等地，由榮祿率武衛中軍及從北京敗退至此的八十餘營清軍駐守。張春發、陳澤霖等部則撤回南方整訓。

　　早在8月7日，清廷即授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爲全極大臣，令其“即日電商各國外部，先行停戰”①。北京失陷後，慈禧繼續加緊進行求和活動。8月27日，清廷令慶親王奕䜣（正在西撤途中）即日回京議和，令李鴻章迅速赴京“會同妥商辦理”。爲了向各國表示求和“誠意”，又于9月7日發出了一個對義和團畢露殺機的上谕，聲稱“義和團實爲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刬除不可”①。從此，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公開合流，共同鎮壓義和團。

　　

　　二、聯軍攻占京津周圍要地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爲了進一步擴大占領區，脅迫清政府無條件地接受各國提出的各種“贖罪條件”，以“直隸一帶，尚有華兵固守之要區，拳匪聚合之黨隊 ”②爲借口，從京津出兵四向攻掠。9月21日，德、俄軍攻占北塘炮台，22日占領蘆台。29日，聯軍七千三百餘人向山海關進犯。英軍恐俄軍先占山海關，使關内外鐵路聯接起來，将業已侵入東北的勢力進一步伸入直隸，影響英國的在華利益，便派出“碧克美”号軍艦，于30日上午搶先抵達山海關。該地守将奉李鴻章不抵抗命令，主動讓出炮台、車站。次日下午俄軍到達後，英、俄兩軍幾乎發生沖突。後經調停，确定由各國侵略軍共同占領山海關。與此同時，德軍三百餘人攻占秦皇島，英、俄、法軍也相繼趕到。至此，從大沽至山海關各海口均爲聯軍所控制。

　　 10月12日，聯軍派五千五百餘人出北京，四千餘人出天津，分兩路會攻保定。13日，法軍一部經霸州（今霸縣）等地先行到達，守軍聞風棄城西逃。直隸布政使廷雍竟開門“接待”法軍入城。10月19、20日，由北京、天津出發的兩路聯軍先後到達保定。聯軍占領保定後，四出侵擾，肆意搶掠燒殺，連開門揖盜的廷雍亦未幸免。各村義和團慘遭屠殺，保定附近地區大部被聯軍侵占。當月，天津一帶的聯軍還向南竄犯，直至山東邊界地區。

　　11月12日，德、意軍兩千五百餘人開始向北京以北地區進攻。駐南口、居庸關的馬玉昆部棄關而逃。24日，德、意軍攻宣化，守軍一萬餘人不戰而退。27日，京西北要地張家口也被聯軍侵占。

　　聯軍控制直隸東、南、北各要地後，便西窺井陉。井陉隘口林立，地勢險要，自古爲兵家必争之地。榮祿曾部署大同鎮總兵劉光才、湖北勤王兵将領總兵方友升等率軍二十營一萬餘人駐守。1901年1月28日，法軍百餘人進犯井陉，被守軍擊退。李鴻章害怕影響求和，竟于2月下旬嚴令守軍“退兵晉境，不準一人一騎東出”①。3月下旬，聯軍從天津增調法、德軍六七千人再度進犯。李鴻章又下令撤軍。4月20 日，劉光才部十五營退固關，方友升部五營退娘子關。22日晨，聯軍分四路攻娘子關，清軍傷亡七百餘人，棄關退走。中午，聯軍又分兵兩路攻固關，劉光才部不戰而逃。後由于英、法政府害怕山西成爲德國的勢力範圍，從中加以阻撓，所以侵入山西的德、法軍又很快撤出。

　　經過七個月的攻掠，聯軍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西至娘子關的直隸四周要隘。他們在占領區内往來梭巡，橫行無忌。凡有義和團活動之處，均遭焚掠，有的全村遭劫，人民死傷、婦女被侮者不計其數。

　　

　　三、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1900年9月3日，奕訢返抵北京，由日軍負責“保護”；9月18日，李鴻章在俄軍“保護”下到達天津，10月11日至北京。随後，兩人代表清政府向聯軍卑屈求和。

　　12月24日，各國在協調了内部分贓和挑選代理人問題上的矛盾後，除了參加武裝侵略中國的八國以外，又加上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向清政府提出了“議和大綱十二條”，并聲稱這些條件“無可更改”。李鴻章等将此電告業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見條款上沒有将她作爲禍首加以懲辦，如獲大赦，即于12月27日複電奕䜣、李鴻章，表示“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①。各國見侵略目的基本實現，便于1901年5月開始撤出部分在京聯軍，6月14日撤銷聯軍統帥部。9 月7日，清廷以奕䜣、李鴻章爲欽差全權大臣，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奧及荷、比、西等十一國全權大臣，在北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通過此約，帝國主義列強在政治上逼迫清廷向其“謝罪”，懲辦主張抵抗的大臣與官吏，并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質的會社，“違者皆斬”，官民對此鎮壓不力者，“即行革職，永不叙用”②。在經濟上，勒索戰争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還清，連本帶息共九億八千餘萬兩。在軍事上，強迫清廷允許各國在使館區駐軍，中國人不得在使館區内居住；将大沽及北京至大沽沿路的各炮台一律拆除；各國可在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今灤縣）、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二處留兵駐守；清政府在兩年内不得向外國購買軍火及其原料。條約簽訂後，各國于9月17日撤出在京兵員（駐使館區兵員除外），22日開始撤離直隸（駐兵留守地除外）。次年7月15日，各國乘交還天津之機，又強令清政府不得重修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垣；清軍不得在各國軍隊駐津區二十裏内駐紮；禁止中國軍隊在白河口、秦皇島、山海關等處部署海防；在鐵路沿線二英裏内，各國軍隊對華人有彈壓治罪之權。各國留駐上述十二處的兵額，第一期（聯軍由北京、直隸撤離時期）爲一萬二千二百人，第二期（正常時期）爲八千二百人，至1907年10月續有遞減。

　　《辛丑條約》是帝國主義用武力強加于中國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鎖。它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造成了更深重的民族危機。但是，慈禧卻對帝國主義列強感激涕零，決心充當它們的馴服工具。清政府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①。從此，清朝統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成爲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


第七节 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重大曆史意義

　　中國軍民被迫進行的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争，是民族自衛的正義戰争，雖然失敗了，仍有其重大的曆史意義。

　　中日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分子就狂叫要瓜分中國，紛紛來華争奪勢力範圍。但是，由于它們之間存在着激烈的利害沖突，在此次聯合侵華戰争過程中，常常爲各自的利益而争執不下，如欲進而瓜分中國，則其内部矛盾勢必加劇。更主要的是它們的侵略行徑不斷遭到中國軍民的強烈反抗，以農民爲主體的氣勢磅礴的義和團運動，更是這種反抗的集中表現。帝國主義者看到，在中國除了軟弱可欺的統治階級之外，還存在着不畏強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廣大人民群衆。正是這種“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①的億萬人民群衆反抗外來侵略的精神，迫使它們放棄直接瓜分中國的罪惡企圖，實行“以華治華”，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爲首的清政府繼續充當其在華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國主義如何變換侵略手法，以義和團運動爲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鬥争已經證明，中華民族是永遠不可征服的。

　　在抗擊八國聯軍侵略的戰争中，義和團以簡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軀，同侵略者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他們或者獨立作戰，襲擾和伏擊敵人（如廊坊阻擊戰）；或者根據統一的計劃，同清軍并肩作戰（如三面進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軍将領調遣，從中“挑選精壯，編列成軍”，遂行戰鬥任務。不論采取何種形式，都有效地牽制和打擊了敵人，推動和支援了清軍的作戰。然而，由于義和團是由民間秘密結社轉化而來的自發的反帝愛國組織，始終處于分散狀态，沒有發展成爲具有嚴格組織紀律的能實行集中統一指揮的武裝集團，更沒有産生具有統帥才能的領袖人物，所以盡管在反侵略戰争中作出了很大犧牲和貢獻，卻不能發展成爲主要的軍事力量，起不到主力軍的作用。同時，由于義和團受宗教迷信束縛，無視近代槍炮的殺傷力，不注意講究戰術，使自己遭受許多不應有的損失。加之義和團在政治上提不出切實的鬥争綱領和口号，并把某些并不妥當的做法視爲勇敢行爲，對清政府頑固派的奸詐行徑又缺乏應有的警惕，以緻最終在中外反動派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了。曆史再一次證明，單靠農民自發的力量，是無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的。盡管如此，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畢竟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嚣張氣焰，打亂了帝國主義的侵華計劃與步驟。同時，義和團運動也動搖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促進了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和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概括地指出：“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①随着人民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日益高漲，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潮流終于在神州大地上蔚然興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1955年，周恩來同志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争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②這是對義和團反帝愛國鬥争曆史功績的進一步肯定。

　　

　　二、清軍戰敗的原因

　　清軍在這次反侵略戰争中的失敗，有極其深刻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原因。

　　（一）朝廷腐敗，和戰分歧

　　面對八國聯軍的武裝入侵，清廷後、帝兩黨依然勾心鬥角，和戰分歧，加上東南各省督撫直接同帝國主義簽約“互保”，以緻朝廷内部分裂，中央同地方分裂。這樣，最高統治集團不可能有統一的對内對外政策和統一的政令軍令，不可能形成全國協同一緻、團結禦侮的政治局面，使侵略軍得以集中全力，放手向中國的北方進攻。而實際把持朝政的慈禧集團，又從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出發，玩弄“以團制夷”、“假夷滅團”的陰謀，時而煽惑義和團進行狹隘的民族排外行動，時而又出賣義和團，以奴才嘴臉乞求帝國主義的寬恕。慈禧集團的所作所爲，是斷送民族反侵略戰争的大好形勢、招緻戰争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财政拮據，饷械短绌

　　清政府财政拮據，“部庫支绌”，隻得命令各省緊急籌款和趕運糧食接濟京師，令東南各省機器局星夜趕造軍械，以應急需。但各省卻以“經費奇缺”等爲由，向朝廷叫苦；東南各省督撫爲了迫使清廷停戰求和，竟以“庫儲如洗”、“局存軍火無多”爲詞，拖延和拒絕接濟北方清軍，緻使參戰清軍饷械短绌。無疑，财力物力嚴重不足，也是清軍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軍事落後，指導無方

　　清軍在直隸地區有十二萬人，加上四萬勤王之師，共有十六萬人，還有數萬義和團配合作戰。而聯軍總兵力最多時雖有十二萬餘人，但實際參戰兵力僅有三四萬人，每次大的作戰行動，一般不超過兩萬人。在天津和北京等處作戰時，清軍在兵力上都占有兩倍以上的優勢，其所以屢戰屢敗，從軍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最高軍事當局昏庸混亂。清廷在宣戰以後，委任榮祿統籌戰事，與徐桐、崇绮、奕䜣、載漪并軍機大臣一起會商京師軍務。從形式上看，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揮機構，但實際上這個機構處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統一的指揮權。榮祿等人都是後黨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聽，軍事指揮上墨守陳規，颟顸無能。在戰争過程中，經常消息不靈，情況不明，發布過時或不切實際的命令。如大沽炮台于6月17日晨已經失守，而朝廷卻在6月19日發布了一個堅守大沽的作戰命令。有時調動部隊朝令夕改，反複多變。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戰，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圍攻使館區。又如從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凱帶隊來京，忽而令其原地駐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戰。本來就不想參戰的袁世凱，便乘機拖延推诿，事後也無法追究其責任。此外，部隊調動缺乏應有的組織和計劃。6月17日，在決定宣戰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師赴京調用，但是，關于各部隊到京的時間、地點、應執行的任務和隸屬關系，以及軍械糧饷的供給等問題，均無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計劃，緻使各省勤王之師有的到京後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戰即退，一片混亂景象。

　　第二，作戰方法保守落後。聯軍進攻津京的作戰，基本上承襲1860年英法聯軍用過的老辦法。如果清軍汲取曆史教訓，采取積極的防禦作戰方針，正面重點地部署守備兵力，同時集中強大的機動兵力于有利位置，協同守備部隊夾擊敵人，或主動攻擊聯軍的薄弱環節，并有計劃地和義和團配合，襲擊敵人後方交通運輸線，必然使遠隔重洋的侵略軍在人力物力的補充上日感困難，士氣不斷下降。經過多次打擊，進而粉碎敵之進攻，奪取反侵略戰争的勝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清軍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單純防守的消極方針，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禦作戰中，都被敵人正面攻擊與側翼包圍而一舉攻破。同時，清軍對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殺傷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戰方式的發展變化，缺乏認識，保守過時的戰術，特別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襲冷兵器時代的一套，因而盡管兵力居于優勢，仍不免于失敗。

　　第三，紀律松弛，賞罰不明。在這次反侵略戰争中，湧現出諸如聶士成、董福祥等積極抗戰的将領，由他們指揮的清軍，能同義和團一起打擊侵略者，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在清軍高級将領中，恐洋畏敵、懼戰潰逃者居多數。他們對所屬部隊平時不認真加以訓練，戰時又缺乏嚴格的紀律約束，以緻與敵接戰，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逃。統籌天津戰事的裕祿，不但不能與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宋慶受命後遲不赴津，到津後不僅不與聯軍作戰，反而槍口對内，殘殺義和團，天津失守後便一路狂逃至京。馬玉昆由北倉敗經河西務時，遇敵不戰，徑逃南苑。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請求嚴明賞罰，懲辦潰逃之将。清廷雖命李秉衡對敗逃清軍執行軍紀，但又包庇宋慶、馬玉昆等人，說他們“忠勇可靠”，并将馬提升爲直隸提督。相反，清延對抗戰比較堅決的聶士成卻屢加貶斥；說董福祥“驕難用 ”；對李秉衡也多方掣肘。這種包庇重用敗軍之将，排斥打擊抗敵将領的做法，自然也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