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第十五章 讨袁战争

第一节 袁世凯篡权后的倒行逆施

　　一、破壞臨時約法，實行專制統治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雖然把持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控制了許多省份和大量軍隊，但還沒有控制整個中國；以孫中山爲領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仍然據有江蘇、江西、安徽、廣東、福建等七八個省和幾十萬軍隊，在臨時參議院中還有相當的力量，在人民中間依然具有較大的影響。爲此，袁世凱采取各種手段，處心積慮地分化、打擊革命力量，破壞民主政治，以便建立專制獨裁統治。

　　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前，曾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确規定實行資産階級共和國的國家體制，并對臨時大總統的權力作了種種限制。其中規定：臨時大總統任命國務員和外交官員，制定官制、官規以及宣戰、媾和、締約等，須經參議院同意；臨時大總統公布法律及命令，須經國務員（包括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副署才能生效。孫中山企圖用這些條文束縛袁世凱的手腳，維護民主共和制度。但袁世凱上台不久，就違背了“謹守憲法”的誓言，無視共和政體，肆意踐踏臨時約法，凡事置内閣于不顧，專橫跋扈。1912年6月，袁在王芝祥的任命問題上，公然破壞公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的規定①，獨斷專行，将内閣總理唐紹儀逼得棄職出走，農林總長宋教仁和教育總長蔡元培等也憤而辭職。唐紹儀辭職後，由陸征祥任國務總理。不久，又由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取而代之，把内閣變成了他的禦用機關。

　　1912年4月，臨時參議院由南京遷到北京，各黨派經過激烈的争奪、分化和改組，逐漸形成了以黎元洪爲首的共和黨、以章炳麟爲首的統一黨和以梁啓超爲首的民主黨。這三黨主要由一些立憲派、舊官僚政客、資産階級上層分子爲骨幹組成①。它們反對同盟會，擁護袁世凱，力圖控制國會。同盟會則在宋教仁等主持下，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幾個小黨派，于1912年8月建立國民黨，選舉孫中山爲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等爲理事。由于孫中山當時表示自己從事實業，故整個黨務由宋教仁代理。國民黨企圖在妥協中求發展，幻想在暫時維持袁世凱個人權位的前提下，通過“新舊合作”、“朝野合作”、政黨競争、發展實業等措施，擴展資産階級的經濟、政治實力，進而組織責任内閣，把中國納入資産階級“政黨政治”的軌道。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壓倒多數的議席。宋教仁大受鼓舞，于是四出奔走遊說，宣傳“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希望由國民黨組織内閣，以分袁之權。宋教仁的活動，觸怒了寸權不讓的袁世凱。他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車站将宋暗殺。“宋案”發生後，全國輿論大嘩，一些革命黨人開始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面目，重新走上讨袁的道路。首先主張武力讨袁的是孫中山。3月26日，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當晚在黃興寓所召開緊急會議。孫中山認爲“袁氏将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托”，主張立即發動“二次革命”，興師讨袁。但黃興、陳其美等認爲革命派“元氣未複”，兵力不足，對于“宋案”，主張“靜待法律解決”①。當時，不少國民黨要人與黃興持相同态度，孫中山孤掌難鳴，隻好暫時作罷。革命黨人的猶豫不決，爲袁世凱進行戰争準備提供了充裕時間。

　　

　　二、加緊戰争準備，策劃鎮壓革命

　　（一）裁遣革命軍，擴充北洋軍

　　以武力消滅資産階級革命力量，實現專制獨裁統治，是袁世凱的既定方針。以欺騙手段削弱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則是袁世凱進行戰争準備的第一步。

　　從武昌起義到民國建立，全國陸軍總數約九十八萬六千四百餘人①。這些軍隊，分別以南京臨時政府統轄的南方革命軍和袁世凱的北洋軍爲中心，形成革命與反革命兩大軍事陣營。南方革命軍共有陸軍八十個師團，約四十五萬人①。僅江蘇一省就集結了二十多個師，約十五萬人①。臨時政府遷至北京後，黃興以南京留守名義主持留守府，統轄南方各軍。革命軍控制的南方各省，地形複雜，土地肥沃，物産豐富，商業發達，有比較優越的地理和物質條件。袁世凱的嫡系部隊有北洋新軍第一至第六師和第二十師，禁衛軍一個師和一個混成旅，總數約十一萬四千人。北洋軍主要駐紮于冀、魯、豫三省，其勢力延伸到長江以北各個地區②。這些地區除山東外，多爲貧瘠之地，農業産量較低，工商業不夠發達。因此，北洋軍缺少堅實的經濟基礎。

　　靠反動軍事力量起家的袁世凱，深深懂得軍權的重要性。在他就職之初，首先頒布“訓勉軍人令”，提出“軍人對于本大總統，有服從之義務”①；接着，袁又借口“南方軍隊驟增，糜饷過巨”而“倡議裁兵”①，同時對駐甯十幾萬軍隊扣饷不撥，并散布南京留守府“擁兵自衛”、“勢同樹敵”②的輿論，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迫其撤守、裁軍。革命黨人看不清袁世凱的險惡用心，認識不到兵權對革命的利害關系，客觀上也遇到了軍饷匮竭的困難。黃興等爲使“南北嫌疑盡泯”，達到 “行政統一，民國基礎自趨鞏固”③，立即對革命軍進行裁撤。駐甯軍隊按照“客軍各回原省，留甯之軍汰弱留強”④的原則，先後解散了十餘萬人。南京留守府也于1912年6月14日主動撤銷。在江蘇的影響下，南方各省紛紛效法。如湖南原有五個師兩個旅，縮編爲五十三個守備營和一個混成旅；湖北原有八個師兩個混成旅，先後裁減五個師；江西也裁減八個團以上。到讨袁戰争爆發時，由革命黨人控制的軍隊僅剩十餘萬人。其中，江西有兩個師一個混成旅，江蘇有四個師兩個混成旅，安徽有一個師，湖南有一個混成旅，廣東有兩個師一個旅，福建、四川各有一個師。

　　此外，袁世凱還施展種種伎倆，拉攏收買南方革命軍的軍官，破壞南方革命軍的團結，并制造借口，槍殺革命軍将領，排斥革命黨人，使革命勢力受到削弱。

　　與此相反，袁世凱所控制的武裝，非但沒有減少一兵一卒，反而大大膨脹起來。在此期間，除繼續加強北洋陸軍七個師和中央禁衛軍一個師外，袁又命馮國璋将原直隸陸軍第一标擴編爲混成旅，以劉詢爲旅長；把爲鎮壓武昌起義而招募的備補軍五路（每路五營）改爲拱衛軍，另增募備補軍五路（1913年2月改編爲護軍，直隸中央）；将原駐奉天的陸軍第二混成協改編爲陸軍第二混成旅；令倪嗣沖在皖北編練新軍二十餘營；另增編騎兵第二旅和陸軍混成第一團，直屬陸軍部。這樣，到1913年初，僅北洋軍和直、豫、魯三省軍隊，就已達二十二萬一千四百餘人①，總數遠遠超過南方革命軍，改變了武昌起義後南多北少的兵力對比情況。

　　

　　（二）大量購置軍火

　　袁世凱在加緊擴軍的同時，還大量購置軍火，提高軍隊戰鬥力。1913年4月29日，袁指令陸軍部派專員赴天津，通過奧國洋行向德國訂購大宗軍火，計有野炮十八門、機關炮四十門、機關槍八挺、1888年式快槍五萬支、各種子彈四百萬發。另向奧國訂購1895年式曼利夏步槍一萬四千支。同時，密令上海制造局将槍彈五十萬發解送揚州，交徐寶珍師儲存；令福建、德州制造局和漢陽兵工廠趕制槍炮運送北京，裝備北洋各師。袁還通過大軍火商雍劍秋接收德國艾哈德兵工廠 “無償送給”的步槍六千支，口徑爲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十尊（戰争打響後，德國公使又通過雍劍秋送給袁世凱步槍一萬支、口徑爲七十五毫米的大炮二十尊和斯密特手槍等軍火一批）。另由海軍總長劉冠雄出面，向德、美、奧等國訂購新式魚雷艇，其中德國四艘、美國三艘已于1913年初駛達上海。這樣，北洋軍在裝備方面也遠遠超過了南方革命軍。此外，袁還秘密派人攜大宗款項，到武漢等地購買糧米，以備軍用。

　　

　　（三）舉借外債，籌集戰争經費

　　袁世凱大搞擴軍，使國家财政更顯拮據。根據北洋政府的預算，1913年度的财政收入爲四億一千二百六十六萬餘元，而支出則爲四億九千七百八十七萬餘元，赤字八千五百二十餘萬元②。而這一年全國軍費開支預算，僅陸軍就達二億元以上，後雖一再壓縮，仍達一億六千餘萬元。加上海軍用費九百八十七萬元和各項臨時開支，全部軍費約占總支出的五分之二。這樣龐大的軍費開支，仍遠不能滿足袁世凱發動反革命内戰的需要。爲了籌集戰争經費，袁不惜飲鸩止渴，以各種手段向帝國主義國家借款。據統計，從1912年1月到1913年4 月中旬，袁世凱向外國借款共二十八次，其中全部或大部用于購買軍火、充當軍政費用的借款有十七次。款項較大的有：1912年上半年從外國銀行取得的五次墊款（總計銀一千二百餘萬兩）；1912年至1913年瑞記洋行的三次軍火貸款（共三百五十萬英鎊）；1913年4月10日與奧國簽訂的購買軍艦借款（三百二十萬英鎊）③。這些借款都是以出賣國家主權或接受高額利息而獲得的。但是，袁世凱仍不滿足于以上借款，又于1913年4月26日背着國會，與俄、英、法、德、日組織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巨額借款合同，即所謂“善後大借款”。該借款合同規定四十七年還清，以鹽稅爲擔保，并由銀行團指派外國顧問和會計監督中國财政開支。

　　袁世凱通過“善後大借款”，博得了帝國主義的歡心和支持，同時更加引起了中國人民的不滿。革命黨人尤表憤慨，紛紛通電指責，要求袁“立罷前議”。孫中山向五國銀行團寫信聲明：中國人民不承認非法借款。對于革命黨人要求嚴懲暗殺宋教仁的兇犯和反對借款的呼聲，袁世凱斥之爲“有意破壞，煽動訛言，逞少數人權利之私圖”④。5月21日，他公開發表聲明，攻擊孫中山、黃興“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除搗亂外無本領”；聲言“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⑤6月，他借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三都督曾通電反對善後大借款是不服從中央，先後下令将三人褫職。與此同時，密令北洋軍沿京漢、津浦路向南開進，決心推行其蓄謀已久的“武力統一”計劃。


第二节 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作战总方针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一、袁世凱的作戰總方針和兵力部署

　　早在1913年4月30日至5月3日，袁世凱就連續召集段祺瑞、段芝貴，陳宧、江朝宗、馮國璋等親信及歸其統轄的各省軍隊要人開會，策劃武力對付南方革命黨人的辦法。5月1日，調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确立了“戰時内閣”體制。5月6日，再次召開秘密會議，初步拟定了對南方革命黨軍隊作戰的總方針。這個方針把用兵的重點放在湘、贛、皖、蘇四省；而以京漢鐵路和津浦鐵路爲交通運輸線；以武漢、徐州爲進攻出發地；以海軍策應陸軍作戰；拉攏滇、桂、黔三省軍隊作爲牽制力量。爲實現這個作戰方針，确定了如下作戰部署：

　　1、沿京漢路南進的部隊，主要攻擊目标爲湘、贛、皖三省。以駐信陽的北洋第六師（欠一部）爲主力，河南第一師及混成旅爲預備隊，由鄂向贛進攻；以駐皖北的倪嗣沖所部（約步兵一個師、騎兵二個營）、河南雷震春的護軍一部（約步兵五個營、炮兵二個營、騎兵一個營）以及趙倜所部毅軍（約步兵十一個營、騎兵二個營），進攻皖省；北洋第二師爲京漢路方向總預備隊。另以北洋第六師一部和黎天才的湖北第一師一部，分別駐守武昌、漢陽、漢口。黎師另一部及雷震春護軍備補兵一部，自荊州至新溝、蔡甸一帶設置防禦陣地，警戒湘省。

　　2、沿津浦路南進的部隊，主要攻擊目标爲江蘇南京。以駐魯南的北洋第五師、駐兖州的張勳武衛軍（約十九個營①）爲主力，駐天津的北洋第四師、山東混成旅之一部爲預備隊，經徐州進攻南京；山東混成旅另一部防守濟南；揚州徐寶山①部（約步兵一個師）爲牽制部隊。

　　3、以拱衛軍、北洋第二師一部并奉軍一部，負責防守北京。

　　4、以駐張家口的何宗蓮第一師爲機動部隊，防備粵軍由海路北上，或準備由海路南下攻粵。

　　5、姜桂題毅軍駐張家口一帶，防禦蒙軍襲擾①。

　　6、調閩軍一部進駐上海，并調駐西陵、南苑、定縣等處的第三師一部随往，以防不測。

　　7、第三師及第一師另一部由海路運往南方，登陸地點臨時決定。

　　此外，對由革命黨人任都督的湖南、廣東，也作了相應部署。對于湖南，一旦譚延闿響應讨袁，即三路出兵進攻：一路由貴州的唐繼堯派駐在鎮遠的部隊直下常德；一路由陸榮廷派廣西的部隊由南向北進攻；一路由黎元洪派部隊由嶽州向南進攻。對于廣東，若陳炯明宣布獨立，則任命副護軍使龍濟光爲廣東都督，令其率所部進攻廣州。另派海軍遊弋于閩、粵海面，以防止閩粵兩省與南京聯爲一體。

　　要進軍南方，必先控制湖北，所以袁世凱極力拉攏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李烈鈞被免職後，黎又兼江西都督）。而黎此時已完全投入了袁的懷抱，他緻電袁世凱，表示“元洪惟知服從中央”，“決無瞻顧”②，決計讓北洋軍開進湖北，并取得了部分作戰指揮權。

　　袁世凱将北洋系統的絕大部分兵力直接用于對南軍作戰，但按實際編制，各師的兵力隻有七成左右，要實現其總的作戰企圖，兵力仍顯單薄。爲此，在直隸、河南、安徽、山東設立募兵機構，計劃招募新兵二萬左右。

　　這樣，袁世凱完成了戰争準備和部署，擺出了決心消滅南方革命軍的咄咄逼人的陣勢。

　　

　　二、革命黨人的讨袁決策

　　在袁世凱陸續派兵南下，戰争端倪明顯可察的情況下，孫中山再次呼籲革命黨人丢掉幻想，實行武力讨袁。他指出：“除從速起兵以武力解決之外，實無其它辦法 ”①。孫中山分別緻電湘督譚延闿和粵督陳炯明，要求他們立即宣布獨立，進行讨袁，但譚、陳在回電中均借故推诿。孫無奈，欲親自赴粵發動讨袁，當即被人勸阻。孫又提議由陳其美先在上海宣布獨立，打響讨袁第一槍。陳其美、黃興等人堅不同意，認爲“據數裏之地以抗敵，猶執卵投石”①。此時，駐滬海軍前來接洽，願意宣告獨立。孫甚喜，建議海軍由海上進攻津沽。陳其美等人反對海軍先發，認爲“須海陸并起”②才行。不久，駐滬海軍奉袁世凱命令開赴煙台。孫聞訊後，急欲勸阻，指出：海軍“開赴煙台，恐将生變”。陳、黃則認爲“海軍既表同意于先，斷不中變于後”③。結果，海軍北上後即被袁控制。孫中山別無他法，決定派人去策動南京第八師幾個忠于革命的營長，先“冒險一發”①，以樹立讨袁的旗幟。黃興初則力言不可，認爲那樣将使“八師先自相戰鬥 ”②，後見孫中山主意已定，并準備親往南京，隻好服從孫的意見，遂定下武力讨袁的決心。但黃又認爲孫“不善戎伍”①，且恐孫“輕身陷陣”，遭到不測，爲留孫“以任大事”②，便自告奮勇代孫前往南京指揮作戰。

　　革命黨領導人在要否武力讨袁和如何讨袁問題上争論不休，莫衷一是，結果喪失了戰機。7月初，原江西都督李烈鈞潛赴上海孫中山處，表示願意率江西軍隊首先發難。孫遂決定李烈鈞回江西發動，黃興去南京發動，其它各省伺機響應。

　　孫中山等革命黨領導人雖然确定了武力讨袁的決策，但整個國民黨人在思想和行動上并未真正統一。在北方的國民黨議員中，少數人離開國會到南方參加讨袁戰争，不少人仍呆在國會中醉心于“法律倒袁”。在南方的國民黨都督中，也是各懷心計，渙散不齊。湖南的譚延闿、福建的孫道仁及江蘇的程德全，非舊官僚即立憲派，他們觀望氣候，随風搖擺，不積極參加反袁鬥争；安徽的柏文蔚和廣東的陳炯明，内部矛盾重重，沒有完全掌握軍隊；唯有江西的李烈鈞态度明朗，讨袁堅決，并掌握着一部分比較可靠的軍隊，但力量有限，難于影響全局。此外，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沒有組織統一的作戰指揮中心和制定統一的作戰方案；對于與戰争有關的其它重大問題，諸如軍隊的調遣、動員，兵員的訓練補充，糧秣彈藥的保障等，都未研究和解決。這都對以後的戰争産生不利的影響。

　　此外，宣布獨立的各省，曾制定過各自的作戰方案。如粵省拟派三個支隊出師北伐，以一個旅援助江西；安徽拟以一部兵力阻擊倪嗣沖軍，另一部兵力渡江援贛；四川拟在攻占重慶後，順流東下；滬軍則準備攻占制造局，控扼吳淞口等等。這些方案也因種種原因，均未能順利實現。


第三节 江西讨袁作战

　　一、雙方作戰部署

　　（一）北洋軍的部署

　　早在1913年5月初，袁世凱就命豫南總司令兼北洋第六師師長李純率該師由信陽向湖北之興國（今陽新）、蕲春等處移防，王占元之第二師随後跟進。副總統黎元洪指令李純：“貴師将來開至興國、田家鎮一帶，選一待機陣地，一旦有事，即相機直搗九江或南昌”③。5月中旬，李純以該師第十一旅旅長馬繼增率步兵第二十一團附機關槍、騎、炮各一連開赴田家鎮，并分兵一部進駐武穴，警戒九江及安徽方向；以第二十二團團長張敬堯率所部及機關槍兩連，騎、炮各一連，進駐興國，監視瑞昌方面之贛軍；師部及第十二旅之二十三團、二十四團進駐蕲春、蕲州一帶，準備尋機渡江。上述部隊到達指定地點後，即對江西的地形及贛軍分布情況不斷進行偵察，并進行渡江作戰準備。

　　7月2日，已被袁世凱收買的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密電黎元洪，告知他革命黨人準備在九江起事，并要求袁世凱“速派軍隊及兵輪來浔（九江），以資鎮懾”①。袁聞報後，即令第六師渡江南進，第二師一部迅速由鄂北南下，與第六師會合（兩師共約一萬五千人）；另調駐遼陽之第二十師一個旅進關赴鄂，作爲進攻江西的二梯隊；抽調第二師、第三師各一個團進駐武漢設防，奉軍一個旅進駐孝感一帶，保護武勝關以南鐵路線；另由海軍次長湯芗銘率“飛霆”号等軍艦五艘，駛往江西，策應陸路進攻九江。該路軍隊由黎元洪節制。

　　7月6日，第六師所屬吳鴻昌第二十三團附機關槍一連并電話、衛生各隊，先行渡江，開赴江西。10日，該師主力從官牌夾（九江西約四公裏）登陸，全部抵達長江南岸。李純以蕭安國第二十四團兩個營駐九江城西部，與駐城東部的贛軍四個營同城相峙；以吳鴻昌第二十三團進駐沙河鎮（九江西南十五公裏）、蓮花洞（九江南十二公裏）一線，警戒德安方向贛軍；以張敬堯率第二十二團第二營一連、第三營及周文炳的第二十一團第一營附機關槍一連，進駐金雞坡（九江東四公裏）、八裏坡（九江東南三點五公裏）至馬宿嶺（九江東南七點五公裏）一線，警戒姑塘及湖口方向的贛軍；以第二十四團一個排進駐洗心橋（九江西二十公裏），警戒瑞昌方面贛軍；以混成第十一旅旅長馬繼增率第二十一團第二營、二十四團第二營、炮二十團第二營、機關槍第四連進駐官牌夾，爲總預備隊。這樣，北洋軍第六師約七千餘人占據了九江外圍諸要點，形成了對九江城的包圍和對九江以南贛軍的進攻态勢。

　　

　　（二）贛軍的部署

　　戰前，贛軍共有兩個師和一個混成旅，計十個團。江西護軍使兼第一師師長歐陽武駐南昌，所部第一旅旅長林虎率第一、二兩團駐德安、瑞昌一線；第二旅旅長餘維謙所部第三團兩個營駐九江，第四團是新兵，随餘駐南昌訓練。第二師師長劉世鈞駐九江，所部第三旅旅長趙複祥部第五團駐南昌，第六團兩個營駐九江，一個營駐德安；第四旅旅長蔡森率部駐贛州；混成旅旅長方聲濤率周璧階第九團、金其昌獨立營駐姑塘，所屬第十團李明揚部駐湖口。總兵力約二萬五千人②。贛軍主要集中在九江以南和南昌以北地區，在長江沿岸的重鎮九江隻配置了一個師部和四個營的兵力，湖口隻有一個團的兵力，省城南昌的防務也很薄弱。

　　1913年7月8日，李烈鈞從上海回到湖口，立即召開高級官員會議，商量讨袁事宜。12日，得知駐守德安之林虎部已與北洋軍接火，遂宣布江西獨立。同日，省議會在南昌開會，舉李烈鈞爲江西讨袁軍總司令，歐陽武爲江西都督③。李烈鈞等拟定作戰計劃如下：将所有在贛北的軍隊分爲左右兩軍，以林虎爲左翼軍司令，指揮第一、二團和第六團一個營，進攻沙河至十裏鋪一線之敵，得手後進取九江，以方聲濤爲右翼軍司令，率所部第九團和獨立營從姑塘進攻九江。另以水巡總監何子奇爲湖口守備司令，指揮李明揚第十團守衛湖口，李烈鈞親往督戰。部署略定，李又委托歐陽武給廣東陳炯明和湖南譚延闿分別寫信，要求兩省派兵援贛。贛軍的戰略意圖是奪取九江，消滅南犯之敵。

　　但贛軍内部并不鞏固。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完全投靠了袁世凱；第二師師長劉世鈞早與李烈鈞不睦，并與黎元洪、袁世凱秘密勾結，表示對李烈鈞“陽奉陰違，以作牽制”④，準備配合袁軍作戰；第一師師長歐陽武因受袁世凱拉攏，反袁也不堅決。贛軍兩師兩團中，真正受李烈鈞指揮并有點戰鬥力的，隻有林虎從南京帶來的步兵第一團（附機關槍兩連、炮兵一連）① 和伍毓瑞的第三團，不足三千人。與北洋軍相比，贛軍在兵力上處于劣勢。

　　

　　二、九江、湖口之戰

　　袁世凱偵悉李烈鈞回到湖口準備發難的消息後，遂指令李純師的過江部隊迅速向南推進。7月10日，吳鴻昌第二十三團越過沙河，不斷向贛軍開炮挑釁。

　　7月11日，駐守德安的贛軍旅長林虎緻電歐陽武，報告北洋軍尋釁情況，請求速發援兵。12日拂曉，林虎分兵二路向在當面尋釁的袁軍發動進攻：以主力沿鐵路向沙河進攻，另派一部出右翼襲擊十裏鋪，策應正面。從此，揭開了武裝讨袁的戰幕。袁世凱指令李純對贛軍“即按叛兵剿辦”①。李純一面令駐沙河之吳鴻昌團阻擊贛軍，一面命駐十裏鋪之蕭安國團向沙河迂回前進，抄襲贛軍後路。蕭團于途中與林虎派出的策應部隊遭遇，前進受阻。林虎旅裝備比較齊全，部隊經過一定的訓練。其主攻部隊經一晝夜戰鬥，奪占了沙河鎮，進據銅鼓嶺、駱駝山等處炮台。吳鴻昌團死傷三百餘人，向賽湖方向敗退。李純驚慌失措，從官牌夾逃回停泊在長江中的座艦，急電袁世凱“萬乞迅派增援，以救危局”①。但林虎旅首戰告捷後，沒有乘勝追擊，喪失了殲敵良機。

　　沙河方面開戰後，駐九江城内的贛軍第三團團長伍毓瑞，與同駐該城的贛軍第二師師長劉世鈞和第六團團長李定魁等磋商，計劃趁北洋軍增援部隊尚未到達之際，以贛軍第三團之一營與第六團之兩營，迅速殲滅北洋軍駐九江城西的兩個營，以第六團之另一個營爲預備隊，監視陳廷訓的炮台兵；待解決城西兩營敵軍後，率部沿廬山開赴德安，從翼側攻擊九江以南袁軍，配合林虎旅作戰。此計如能實現，将陷李純師于腹背受敵的境地。不料李定魁竟于次日違約，按兵未動。伍毓瑞見情況突變，即棄軍逃往湖口，所部一個營轉移湖口，一個營投附劉世鈞①。九江城全爲北洋軍所占。

　　當北洋軍第六師右路在沙河戰敗，向賽湖以北撤退時，又得悉姑塘方面方聲濤之右翼贛軍亦準備向九江推進。李純急忙調整部署：令馬繼增率預備隊在官牌夾構築防禦工事；令駐九江城西的二十四團迅速抽調兵力，協同二十二團之一、二營加強城南十裏鋪的防禦；令二十一團第一營加強城東南之八裏坡的防禦；令張敬堯率混成二十二團第三營、第二營第六連及機槍、山炮各一連，協同陳廷訓部守衛金雞坡炮台及普應寺一帶。這時，北洋軍第六師已呈背水之勢，官兵慌亂。李純也自稱“ 力盡智窮”，一日數電袁世凱，“惟乞援軍迅到”②。

　　7月15日，黎元洪緻電駐孝感的第二師師長王占元，令該師駐鄂各部迅速開赴九江，其任務是：進攻湖口，并配合第六師進攻德安。王占元接電後，即于當日派朱廷燦第七團由漢口開赴九江；16日，又派步兵第四旅旅長鮑貴卿率步兵第五團一、三營（攜管退炮八門）及機關槍連開赴九江。第二師其餘部隊，拟在第二十師和第三師接防後，再向九江集中。同日，袁世凱任命段芝貴爲陸軍第一軍軍長兼江西宣撫使，李純爲第一軍左司令，王占元爲第一軍右司令，以統一前線的作戰指揮。

　　林虎旅進占銅鼓嶺、駱駝山後，歐陽武又令第二旅旅長餘維謙、第三旅旅長趙複祥，率領駐南昌的第四團和第五團開赴德安，計劃與林虎旅會合後，以主力從青山（九江西南十二公裏）、瓜子嶺（青山北）向正面進攻，分兵一部從銅鼓嶺側擊十裏鋪之敵，然後一舉拿下九江。但贛軍動作遲緩。16日，贛軍與袁軍在賽湖一帶作戰，雖擊退了敵人的進攻，但因兵單勢孤，未敢追擊。17 日，北洋軍第二師的兩批援兵已先後趕到九江，會同第六師馬繼增旅向贛軍反撲。而這時贛軍擔任前沿警戒的第六團一個營忽然叛變投敵，遂使林虎旅軍心浮動，放棄銅鼓嶺各炮台，退守藍橋（九江西南二十公裏）。

　　這時，贛軍右翼方聲濤旅的攻勢也已受挫。按預定計劃，贛軍左右兩翼應于7月12日拂曉同時發起攻擊，但方聲濤之右翼因臨時調集部隊，以緻行動緩慢，遲至 16日晨7時才開始進攻。方聲濤将周璧階之第九團和新從湖口來援的伍毓瑞團（欠第二營）分爲左右兩路，由姑塘向九江東南之八裏坡一線發起攻擊。張敬堯一面令守衛八裏坡的第二十一團第一營在正面組織防禦，一面令駐守十裏鋪之兩個連攜機槍、火炮繞擊方部左翼，自率該團兩個連和二十四團一個連抄襲方部右翼。方部第九團團長周璧階揮刀躍進，帶頭沖鋒，但因專恃勇猛，不講戰術，緻被敵擊中，不幸陣亡，使該部士氣受到影響。雙方激戰至下午1時，左路贛軍傷亡慘重，士氣動搖，部分士兵北向投敵。這時，北洋軍第二師第六團又前來增援。伍毓瑞雖率贛軍右路奮力抵禦，但在北洋軍多路夾擊下，也力漸不支，遂撤出戰鬥，退回姑塘。北洋軍進至馬宿嶺，因地形不熟，未敢繼續追擊。次日，贛軍第九團兩個營（千餘人）繞道至金雞坡，向張敬堯部繳械投降，使姑塘贛軍兵力銳減。

　　7月22日，王占元率第二師主力（欠第八團）抵達九江，增強了進攻力量。23日，抵達九江的第一軍軍長段芝貴發布作戰命令，定于24日進攻湖口。其部署是：由第二師鮑貴卿旅擔任主攻任務，于24日夜乘船從官牌夾出發，在助攻部隊掩護下，從湖口東岸登陸，爾後進據鍾山，奪取湖口東炮台。以左司令李純爲守勢地區司令官，自邱（書閣）南（康）大道經十（裏鋪）蓮（花洞）大道，至沙河鎮、洗心橋一線，擇地構築防禦陣地，掩護北洋軍右側後方安全；第六師旅長馬繼增率該旅第二十一團由八裏坡經馬宿嶺、狹市向姑塘方面攻擊前進，掩護左翼進攻部隊；第六師二十二團團長張敬堯率所部由金雞坡出發，經新港（九江東十一公裏）向灰山（湖口西岸）、回峰矶（新港東五公裏）進擊，相機占領湖口西炮台，封鎖鄱陽湖口，協同海軍掩護鮑貴卿旅的登陸作戰。③

　　7月24日，張敬堯團沿長江南岸向湖口西炮台進攻。該團步炮協同，首先攻占新港。25日，經激戰，攻占了三面臨水一面依山的灰山、回峰矶贛軍據點。接着，又占領了西炮台。24日夜12時，鮑貴卿旅（步兵五營、炮兵二連、機槍兵三連、辎重兵一連、電話和橋梁隊各一大排）乘船從官牌夾出發，沿長江東進，偷渡鄱陽湖口；次日淩晨，在湯芗銘①所率軍艦的掩護下，利用濃霧于湖口以東搶灘登陸，進攻湖口鍾山炮台。湯芗銘的助纣爲虐和李烈鈞的麻痹大意，使湖口的贛軍吃虧不小。當江西宣布獨立不久，湯即率艦隊駛近馬當炮台。炮台守兵準備發炮攔擊，但李烈鈞認爲與湯“共事亦頗久，當不緻有他故，不欲示以防禦”②，任其向九江方向駛去。25日拂曉，湯以四艘軍艦分成兩組，突然轟擊湖口東、西兩炮台，緻使贛軍措手不及。不久，鍾山炮台部分士兵嘩變，更加削弱了湖口的防禦力量。午後8時，在北洋軍水陸夾擊下，湖口終于失陷，李烈鈞率餘部從水路退守吳城。方聲濤所部，在袁軍旅長王金鏡所率之右翼支隊猛攻下，也于26日上午放棄堅守多日的姑塘陣地，退往吳城。

　　北洋軍攻占湖口、姑塘後，段芝貴令第二師旅長鮑貴卿爲湖口守備司令，率該旅駐守湖口；第六師旅長馬繼增以一部駐守姑塘，其主力配置在通南康（今星子）大道上，伺機進攻南康；令第二師第四團由馬頭鎮向瑞昌方向發展，保護九江西側安全；令王占元爲西區留守司令，擔任後方警戒兼理後勤事務；令李純率第六師各團及第二師一部，從沙河、十裏鋪、馬頭鎮分道出發，進攻扼守藍橋之贛軍。

　　30日拂曉，北洋軍對藍橋發動進攻。贛軍鑒于藍橋地形開闊，恐遭敵迂回側擊，稍事抵抗，即于當日上午放棄該地，退守黃老門。黃老門位于藍橋南十公裏處，東、西、南三面環山，北面山口險狹，鐵路穿山而過，是個易守難攻之地。林虎旅在此構築陣地，組織防禦。30日夜，北洋軍第六師第二十三團和第二師第五團向黃老門輪番進攻。林虎指揮部隊扼守南面高地，頑強抗擊，使北洋軍進攻受阻。李純連夜調正在官牌夾休整的第二十二團乘火車赴黃老門助戰。31日淩晨，北洋軍分三路進攻贛軍陣地：以第二十三團攻贛軍正面，第二十二團攻贛軍左翼，第五團攻贛軍右翼。林虎旅竭力抵抗，相持約兩小時，終因寡不敵衆，棄守黃老門，經德安退往建昌（今永修）。

　　這時，湖南已經宣布獨立。湖南都督府軍事廳廳長程潛等人，鑒于贛軍孤軍作戰，節節失利，便一面組織援贛部隊，由團長唐蟒率領赴贛，一面敦促譚延闿與四川熊克武進行電報聯系，約其三路出兵，會攻武漢，以配合贛軍作戰。該電要求川軍趁“北軍會攻九江，武昌空虛”之機，與湘軍和在湖北沙洋宣告獨立的劉鐵部聯合行動，“乘機直取武漢”，以斷絕北洋軍南進的通道，威脅攻贛北洋軍的側背，将贛軍從危難中解救出來。但該電被貴州都督唐繼堯截獲，并于7月31日密告黎元洪，緻使三路攻漢的計劃成爲泡影。唐蟒之援贛部隊也遲遲未至。

　　贛軍得不到鄰省的支援，在優勢敵人進攻下，節節後退，完全喪失了反攻的能力。

　　

　　三、南昌外圍的作戰

　　北洋軍攻占黃老門後，乘勝疾進，不戰而得德安；與此同時，還分別占領了南康、瑞昌，鞏固了後方的安全。8月7日起，北洋軍便以南昌爲目标，分路攻擊前進。其進攻部署是：第六師第十一旅于7日由南康乘船沿水路進攻吳城；陸路則分兵兩路進攻建昌，第六師二十二團爲右縱隊，由拖溝嶺（德安南）出發，沿驿南（德安南十三公裏）一線開進，第二師第五團爲左縱隊，由德安沿南浔未竣鐵路前進，第六師十二旅（欠二十四團）爲預備隊，随後跟進。上述各部完成當前任務後，乘勢續進，合擊南昌。

　　此時，林虎旅已喪失鬥志，不待敵人接近，即放棄建昌，退守山下渡（今永修縣城附近），又被北洋軍擊敗，旋即經奉新退往湖南。8月10日，北洋軍未遇抵抗，即進占建昌。

　　李烈鈞由湖口退往吳城後，整頓了撤回的部隊，複命方聲濤負責吳城防務。8月7日夜，北洋軍馬繼增第十一旅的官兵約七十人，乘坐民船，僞裝難民，利用夜霧乘風直駛吳城東岸登陸。吳城贛軍倉促抵抗。8日拂曉，馬旅援軍趕到，贛軍不敵，慌亂敗退。吳城失守後，李烈鈞率餘部退往南昌。

　　留守南昌的江西都督歐陽武聞吳城失守，即于9日棄職潛逃。歐陽武的兩營護兵被憲兵司令廖伯琅控制。當李烈鈞于11日率部退至南昌城下時，廖伯琅緊閉城門，拒絕李部入城。李烈鈞一面打電話斥責廖伯琅，一面派兵一營攀城而上，打開城門。廖伯琅倉皇逃往贛州（後被李純捕殺）。李烈鈞進城後，命伍毓瑞率領歐陽武留下之兩個營和從吳城撤回之兩個營在樵舍（南昌東北二十公里）、樂化（南昌北十六公里）一線組織防禦，抗擊北洋軍。

　　8月16日下午，李純令馬繼增第十一旅（欠二十二團）由灌口出發進攻樵舍；張敬堯第二十二團由山下渡乘船，沿贛江進攻南昌；其餘部隊留守建昌。

　　此時，張敬堯之前鋒部隊已抵距南昌六十餘里之花岩街①，因陸路進展順利，不願折回山下渡從水路進軍，建議由花岩街經落花街②，從陸路進攻南昌。李純同意了張敬堯的意見。18日上午9時，張敬堯分兵兩路夾擊落花街。贛軍不支，退往高橋（南昌北）。中午，張敬堯以第二營從左側，第三營從正面，向高橋發起進攻。贛軍堅守陣地，竭力抵抗，兩小時後，陣地被占，退至贛江以東，企圖固守南昌。張敬堯部一面發炮猛轟，壓制贛軍，一面由第二營征集船隻，強渡贛江。下午6時，張部攻入德勝門，向城内縱深發展。伍毓瑞雖率部奮力抵抗，終因衆寡懸殊，彈盡糧絕，隻得撤離南昌城，掩護李烈鈞等人退往湖南。李烈鈞、林虎等見敗局已定，遂遣散餘部，隻身潛赴上海，後又亡命海外。

　　8月18日，李純部占領南昌。不久，駐贛州的贛軍第四旅旅長蔡森率部向李純投降。至此，首先發難讨袁的江西全省落入了北洋軍閥之手。

　　江西是讨袁戰争的重要戰場。贛軍讨袁作戰的迅速失敗，對整個讨袁戰争産生了極爲不利的影響。失敗的客觀原因是兵力對比懸殊。主觀方面，一是内部不純，軍心不齊。除陳廷訓、劉世鈞等暗中與袁世凱勾結外，一些中下級軍官也各懷貳心。如戰鬥剛剛打響，九江城内的第六團團長就按兵不動，不久，該團一個營在沙河前線倒戈；之後，又連續發生成建制的部隊投降和潰散現象。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動搖了讨袁官兵的士氣。二是準備不足，部署不當。李烈鈞宣布獨立，是在林虎旅與敵接戰後倉促決定的，在軍事上缺乏應有的準備和周密的部署。如九江、湖口爲長江要沖，湖汊縱橫，丘陵起伏，利于防守，贛軍如能以重兵扼守，将北洋軍阻止在長江以北或牽制在九江、湖口地區，雖不能決定最後的勝利，但必能延長戰争的時間，有利于其它省份發動讨袁和支援江西。由于李烈鈞等慮不及此，緻使九江、湖口迅陷北洋軍手中，戰局急轉直下。三是戰術呆闆，不善于利用江西的山嶽叢林和險要山口伏擊殲敵，阻止敵人的進攻，緻使敵軍長驅直進，迅速占領了江西。此外，江西全省武力的調遣、擴充，人民群衆的發動等，均未進行，即倉卒首先發難，這在與敵兵力懸殊的情況下，是難有取勝把握的。


第四节 江苏讨袁作战

　　一、江蘇獨立經過及作戰部署

　　（一）戰前江蘇軍内部情況

　　戰前，江蘇（不含上海）共有軍隊五個師四個旅，即章梓的第一師，章駕時的第二師，冷遹的第三師，徐寶珍的第四師，陳之骥的第八師，和分別由張振發、趙念伯任旅長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獨立旅，以及清江護軍使劉之潔所轄的兩個獨立旅。第一、第八師駐南京，第二師駐蘇州，第三師駐徐州，第四師駐揚州，四個獨立旅分駐鎮江和清江。

　　五師四旅中，第四師師長徐寶珍已被袁世凱收買，表面上宣布“ 以約束軍士，保衛地方爲主義”①，暗中卻向袁保證“秣馬厲兵，以待調遣”②，成爲革命軍的心腹之患。鎮江的兩個旅系暫留待裁的部隊，軍心渙散，不堪倚用。駐清江的兩個旅宣稱以“以維持地方爲宗旨”③，實則看風使舵。第一、二、三師系在大裁軍時縮編而成的部隊，雖然裝備較好，兵員充實，但由于1913年3月才組建，且内部派系紛雜，缺乏教育訓練，戰鬥力也不強。第八師系武昌起義後，由分別從桂林、南甯開赴南京的兩批北伐軍組成，中上級軍官多爲老同盟會員或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訓練較好，裝備也較齊全。該師原負責警衛南京，後因湖南大搞裁軍引起兵變，将該師趙恒惕旅派往湖南進行鎮壓，事後趙旅即留駐湖南。這樣，第八師隻剩下陳裕時一個旅，總數不過四千人。1912年底，八師雖又增募新兵，重建了兩個旅，但新成分多，缺乏訓練，戰鬥力已大不如前；且師長陳之骥系馮國璋之婿，對于讨袁心懷異志，這就更使該師的戰鬥力受到影響。

　　

　　（二）江蘇讨袁的發動及作戰部署

　　1913年7月10日左右，黃興先派趙正平、何成浚等赴南京，約集駐南京的第一、第八兩師高級将領，以及徐州的第三師師長冷遹和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召開軍事會議，磋商獨立日期，制訂軍事計劃。會上，多數人主張趁進攻南京的北洋軍尚未南下時，及早發動。冷遹提出第三師分散在四鄉剿匪，南京一旦宣布獨立，山東的北洋軍勢必首先對該師發動進攻，恐難于在第一線擋住敵人。①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視。冷遹隻好服從多數人的意見，決心“苦戰徐州 ”②。

　　7月14日，黃興由滬抵甯。次日，黃率衆将領往見江蘇都督程德全，逼其響應讨袁。程德全發出通電，宣告江蘇獨立，委黃興爲江蘇讨袁軍總司令，柏文蔚爲臨淮關總司令，并咨委陳其美爲駐滬讨袁軍總司令。主管沿江各炮台的要塞總司令吳紹璘因反對獨立，被士兵槍殺，由洪承點接任①。17日，駐鎮江的兩個獨立旅和駐蘇州的第二師②，也表示響應讨袁。

　　黃興任江蘇讨袁軍總司令後，即着手組織總司令部，委章士钊爲秘書長，黃恺元爲參謀長，何成浚爲副官長，趙正平爲兵站總監。他發布了告将士檄文，并作了如下部署：令冷遹率第三師乘駐韓莊（徐州北四十公裏）的北洋軍第五師一部無備之際，突然向其發起進攻；令第八師騎兵團長劉建藩率該師二十九團附機關槍連及騎、炮、工兵各一個營（編爲一混成支隊），沿津浦路星夜開赴徐州助戰；第一師第一旅旅長戢翼翹率該旅随後跟進；周應時率第一師第二旅開赴臨淮關，協助該處的安徽讨袁軍進攻倪嗣沖部；派新任一師師長洪承點進駐蚌埠，節制第八師之混成支隊和開赴徐州、臨淮關一帶之第一師部隊，組織徐州以南鐵路沿線要點防禦；第一、第八師其餘部隊分別沿江構築防禦工事，并扼守獅子山、天保城、富貴山諸炮台；将駐守南京的劉福彪的福字營調赴上海，協助陳其美所部攻奪上海制造局。

　　當時，江蘇的主要領導人中，黃興本來就不贊成武力讨袁，到南京來隻是屈從于孫中山等人的意見，并無象其在讨袁檄文中所說的“不除袁賊，誓不生還”的決心；江蘇都督程德全是在黃興等人的脅迫下宣布獨立的，并于16日晚離甯赴滬。17日，程電告北京政府和各省都督，表明江蘇宣布獨立與他無關。程德全的出走，更助長了陳之骥、朱熙等人的動搖性。此外，黃興抵甯後，不舉孫中山這面鮮明的旗幟，卻由省議會聯合會推舉與袁世凱有矛盾的清末舊官僚岑春煊爲“全國讨袁軍大元帥”，規定“凡獨立省份都督及讨袁軍總司令，一律歸其節制”①，企圖利用岑拉攏兩廣的陸榮廷、龍濟光參加讨袁。但岑卻不肯就職。這也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動。

　　

　　二、徐州之戰

　　南京會議後，冷遹返回徐州，立即收攏分散的部隊，于7月15日晚倉促率部向利國驿（徐州北三十公裏）方向運動，并派兵拆毀韓莊以南鐵軌數處，占領徐州電報局，斷絕南北交通和通信。山東都督周自齊和北洋軍第五師師長靳雲鵬聞訊後，立即緻電袁世凱，建議趁冷師尚未全部集中之際，令張勳所部沿鐵路線對冷師發動進攻，第五師待集中後即行跟進。當時，袁世凱對冷遹還抱有幻想，認爲“冷遹向顧大局”，“是否叛變，尚無确音”，因而指令第五師“嚴守準備，未可輕進 ”②。

　　7月16日晨，冷遹師冒着風雨突然向駐韓莊的北洋第五師方玉普旅發動進攻，拟從韓莊進取兖州，爾後向濟南方向發展。方玉普率步兵兩個營（攜炮六門、機槍兩挺）固守陣地，連續擊退冷師多次進攻。這時，袁世凱急令在兖州以南鐵路沿線待命的張勳軍和駐天津的北洋第四師馳援韓莊。17日晨，張勳之義子張文生所率之四營辮子兵及兖州總兵所派之援兵趕到韓莊，與方玉普旅分左右兩翼向冷師反攻。冷師不敵，向利國驿、孫莊退卻。18日晨，北洋軍第五師步兵一營、炮兵一連到達韓莊，用炮火向利國驿猛烈轟擊，将車站轟毀。冷師又退守柳泉（徐州北二十公里）。

　　7月19日拂曉，劉建藩所率江蘇軍第八師混成支隊趕到柳泉，從鐵路兩側向敵猛攻。北洋軍急調五師第二十團前往增援，加強兩翼兵力。雙方激戰竟日，相持不下。20日淩晨，江蘇軍第一師第一旅趕到，與冷師、劉支隊并力反攻，将敵趕回到利國驿一線。當日，黃興聞揚州徐寶珍師欲從六合進攻南京，急令劉建藩支隊撤離前線，回守六合。劉支隊撤走，大大削弱了利國驿前線的兵力。

　　在此期間，黃興曾于19日緻電張勳，要張“外察大勢，内顧宗邦”，“率一旅之衆，直搗濟南”③，配合革命軍讨袁。張勳是個極端仇視革命的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想讓他調轉槍口配合革命軍作戰，無異與虎謀皮。張勳對黃興的規勸不僅無動于衷，相反，于20日派出騎兵部隊，由台兒莊繞攻江蘇軍側背，配合利國驿的北洋軍（時北洋第四師已派出兩個團由楊善德率領增援利國驿）夾擊江蘇軍。這時，被北洋參謀部收買的當地大土匪李扒子部（李扒子已被冷遹打死），也抄襲江蘇軍後路。江蘇軍腹背受敵，力不能支，遂拆毀鐵路、橋梁，退守徐州，拟憑借防禦工事進行固守，待機退敵。北洋政府鑒于徐州系蘇北軍事要地，若讨袁軍“擇險固守，萬衆一心”，則其軍事強攻必遭頓挫，遂采取“攻間并用，奇正兼施”①的方針，派人策動冷師騎兵團團長張宗昌倒戈，從内部瓦解讨袁軍。當前線讨袁軍退入徐州時，突遭張宗昌團襲擊，以緻軍心大亂。22日夜，江蘇軍被迫放棄徐州，退往蚌埠。不久，第一師第一旅撤回南京，第三師因師長冷遹離隊，由旅長伍崇仁率領移駐鳳陽。23日，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爲江淮宣撫使兼第二軍軍長，統一指揮江蘇方向的作戰。25日，馮國璋将北洋軍主力集中于徐州一帶，整修鐵路，調集彈饷，進行向南推進的準備。

　　

　　三、南京保衛戰　

　　（一）北洋軍分路夾擊南京

　　徐州之戰後，先後調往江蘇的北洋軍計有：第四師第八旅，第五師第十旅，第二十師步兵第七十九團，直隸第一混成旅，張勳的武衛軍以及王廷祯的禁衛軍、雷震春的備補營各一部，總兵力約二萬五千人。7月27日，袁世凱緻電馮國璋、張勳，分析了徐州之戰後的江蘇形勢，認爲讨袁軍在徐州新敗，鎮江空虛，南京混亂，并據此作出了分兵兩路夾擊南京的部署：令張勳率部由運河水路南下揚州，會合徐寶珍第四師進攻鎮江；馮國璋率四、五兩師由津浦路南下，速取臨淮關，再趨浦口，與張勳部取得聯絡，會攻南京。②

　　這時，江蘇讨袁領導機構進一步分化。7月 25日，程德全在上海再次發表通電，要求江蘇各師取消獨立；26日，又緻電黃興，要求“取消讨袁名義，投戈釋甲，痛自引咎，以謝天下”①。黃興則因徐州戰事失利，又遇軍隊不服從調動和饷彈難籌等困難，遂失去信心，于28日晚棄職跑回上海。代理都督章梓、第一師師長洪承點等也随即離甯。黃興等走後，代理江蘇民政長蔡寅、第八師師長陳之骥和代理第一師師長周應時，立即宣布取消獨立，并電催程德全回甯。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第一師師長。7月30日，撤退至鳳陽的第三師也宣布取消獨立，投靠北洋軍。數日後，張宗昌發表通電，聲稱由他暫領第三師師長職務，加入北洋軍序列，充當進攻南京的先鋒隊。接着，駐蘇州的第二師和駐鎮江的兩獨立旅也宣布取消獨立。至此，江蘇的讨袁武裝已失過半，讨袁作戰險象頻呈。

　　屬于地方實力派的杜淮川見江蘇軍大多已取消獨立，恐北洋軍乘虛而入，将江蘇這塊肥肉奪走，遂于8月2日緻電袁世凱，懇請馮國璋部暫緩前進。袁不肯中途辍兵，于5日電令馮國璋、張勳“仍饬各軍迅速前進，克日到甯，以免曠日持久，別生波折”②。于是，馮、張率軍繼續南進。7日，張勳的前衛部隊抵達揚州，與徐寶珍的第四師會合。西線馮軍，一則由于軍隊龐雜，指揮混亂，大量兵車擁積徐州，調度不靈；二則江蘇軍從徐州南撤時，拆毀鐵軌多處，固鎮鐵橋也被炸毀，因而無法前進。袁世凱因多處分兵，後方空虛，戰局持久對其不利，遂于6日電令馮軍離開鐵路線，由蚌埠經和州（今和縣）、蕪湖、太平（今當塗）一帶繞進；或分兵入淮河一帶，會同倪嗣沖軍進攻壽縣正陽關和安慶，再由長江順流而下。①但馮國璋不願受遠程跋涉之苦，也不肯配合倪軍作戰，仍沿津浦路緩慢地前進。

　　

　　（二）保衛南京之戰

　　黃興等出走，北洋軍又已逼近，南京城内動蕩不安。時在鎮江運動讨袁的國民黨激進分子何海鳴、韓恢②以及戴天仇（即戴季陶）、詹大悲等人，聞蘇北讨袁作戰失敗，黃興出走，遂相繼趕赴南京領導讨袁作戰。8月8日，何海鳴率第一師百餘人，占據江蘇都督府，再次宣布獨立，舉陳之骥爲江蘇都督，何自任江蘇讨袁軍臨時總司令。陳之骥于黃興離甯後即投靠袁世凱，曾于8月3日緻電袁，請他電饬程德全赴甯，“速籌善後”①。此次趁受職之機，陳派該師第三十團包圍都督府，拘捕何海鳴；10日又到江北，拟與馮國璋商洽獻城之策。陳之骥剛離城，從六合退守南京的該師二十九團官兵，擊散擁陳的第三十團，放出何海鳴，仍舉爲讨袁軍總司令。11日，第三次宣布獨立。戴天仇見何海鳴仍爲總司令，竟負氣出走②。

　　南京第三次獨立後，何海鳴等推舉前江蘇都督府顧問張堯卿①爲江蘇都督，并下令驅逐杜淮川，命原第十團團長徐濤爲第一師師長，原第二十六團團長吳浩爲衛戍司令，何自兼第八師師長。同時，招募城内及城郊各縣的退伍官兵，組成第三軍②，下轄第五、第六兩師，以韓恢爲讨袁軍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①。何命第一師駐守富貴山、雨花台等高地，第八師駐守獅子山、天保城諸炮台，其它部隊駐防于各城門，決心固守南京。

　　南京保衛戰，在整個讨袁戰争中是打得最激烈的。

　　北洋軍東線的張勳部與徐寶珍師在揚州會合後，其先頭部隊于8月8日渡江進攻鎮江。駐守鎮江的第三十一旅旅長張振發和第三十二旅代旅長盧祥麟棄軍脫逃，部隊無人指揮；駐守焦山、象山的官兵稍加抵抗，也慌亂逃散。張勳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鎮江。13日，張、徐軍進抵高資、龍潭。次日，分兵向明孝陵、紫金山和太平門進攻。

　　14日拂曉，張勳派敢死隊十餘人，首先将軍旗插上紫金山頂，繼命旅長方更生、團長趙振東等督大隊步兵搶攻紫金山。天保城守軍當即以大炮猛轟敵人，炸死趙振東，炸傷方更生及兩個管帶。張勳不顧傷亡，催令步兵蜂擁而上，終于攻占紫金山主峰，随後，又派兵進攻天保城。

　　天保城位于紫金山西側，築有堅固的炮台工事，是屏蔽南京的重要支撐點。守衛天保城炮台的系第八師工程營。8月17日，張軍突襲天保城，工程營不支而退，天保城落入敵手。19日，江蘇軍八師二十九團向天保城反攻，将該陣地奪回。張勳懸重賞，驅使部隊續攻天保城，并分兵一部向雨花台進攻，以分散守軍兵力。南、北兩軍反複争戰，天保城三失三得，至21日午後，終被北軍奪占。

　　與此同時，張勳率主力于19日上午猛攻太平門。該門守軍懸旗誘降。張勳受騙，揮兵擁入太平門。霎時，城門外地雷轟響，張軍前隊死傷過半，急欲退出，又被埋伏在城外的守軍勇猛襲殺。張軍死傷慘重，慌忙後撤。接着，張、徐兩軍又轉向堯化門，組織部隊反複攻城，均被守軍擊退。張勳複命部隊用雲梯、繩索冒着彈雨攀登城垣，結果梯折索斷，士兵非傷即死。目睹者譏諷說：張勳軍作戰“直進直退，以生命爲比試之具”，其戰法實在“呆笨無比”②。

　　當東線的張、徐軍向南京進攻時，西線的馮國璋部已修複了鐵路，向南京逼近。8月12日，其先頭部隊抵達浦口。14日，張宗昌師的兩個營從浦口偷渡長江，在下關登陸後，攻占了幕府山。但渡口遭到獅子山守軍的炮火猛烈轟擊，後續部隊無法渡江。馮國璋見從浦口渡江受阻，決定組織部隊從下遊渡江。16日，馮國璋在滁縣發布渡江攻城命令：以張宗昌第三師所餘部隊（欠第十團）和第五師爲主攻部隊，于16日晚相繼從卸甲甸（老虎山對岸）渡江，上岸後分別向神策門（今中央門）、鍾阜門（今無此門）和太平門一帶攻擊前進，并分兵一部援助張勳部奪取天保城炮台；以何豐林率第四師第十六團和原江蘇軍第三師第十團赴老西江口，掩護右翼部隊的安全，并佯示渡江，牽制江蘇軍；以第四師其餘部隊固守浦口至枚管營一線，以炮火轟擊南京城，支援由卸甲甸渡江的部隊。馮部按預定計劃渡江後，即派施從濱爲南岸部隊總司令官，李奎元爲第三師代旅長（張宗昌尚留江北），率部連奪北固山、黃家衛、上元門諸要點。23日，馮軍第十九團進逼南京城下，進攻太平門。守軍據城抗擊。馮軍進攻受阻，遂退駐炮火射程以外。

　　江蘇軍在保衛南京的作戰中，第八師官兵十分英勇頑強，特別是該師第二十九團，始終堅守在最關鍵的部位，屢次打退敵軍的進攻。張勳軍畏之如虎，“每見黃帽檐之兵至，立即退卻”③。當時在南京的一個美國醫士說：第二十九團“足以當英雄之名而無愧”④。

　　北洋軍兵臨城下，南京城内守軍将領再次發生了内哄。第一師師長徐濤和衛戍司令吳浩暗中與敵軍勾結，企圖叛變獻城。18日，吳浩以武力威脅何海鳴離開南京。何被迫躲入金陵醫院。當夜，第二十九團一個營圍攻一師司令部，捕殺徐濤；次日，又協同第一師士兵擊散衛戍團，吳浩潛逃。讨袁将士再一次粉碎了取消獨立的陰謀。

　　這時，安徽讨袁軍總司令柏文蔚因領導安徽讨袁作戰失利，于8月19日率衛隊營并攜部分糧饷到達南京。何海鳴因與都督張堯卿有矛盾，逼張将都督一職讓與柏文蔚，并委柏兼第八師師長。柏接任後，于21日率部向天保城發動進攻，企圖奪回已失陣地，後因衆寡不敵，未獲成功。

　　袁世凱鑒于南京城久攻不下，乃于8月24日急電海軍總長劉冠雄，令其派軍艦迅速載運浦鎮和老西江口的部隊過江，以便全力攻城。25日，劉冠雄派“海琛”号等艦駛往浦口江面，掩護滞留江北的馮國璋部渡江。

　　8月27日夜，北洋軍會攻南京。張勳部和馮國璋部第五師從東面攻太平門和朝陽門（今中山門），施從濱、李奎元率第三師兩個團從北面攻神策門，雷震春部從南面攻雨花台，劉冠雄以艦炮配合馮國璋部攻城西北的獅子山炮台。守軍固守城垣和諸要點，大量殺傷敵人。張勳見強攻失利，遂在富貴山南側偏僻處挖掘地道，拟用炸藥破城。

　　值此城防吃緊之際，新任都督柏文蔚深感守城無望，遂帶侍從官兵由漢西門退出南京。柏走後，何海鳴任王憲章爲第一師師長，自任江蘇都督兼第八師師長。但何“不懂軍事”，“經濟全不公開”⑤，不爲某些将領所信服。30日晨，何海鳴召集将領會議，決定于次日晚9時分四路反攻盤踞紫金山、幕府山及朝陽門外之北洋軍，奪回制高點，扭轉被動局面。其部署是：由第一師派出一個支隊由雨花台出擊紫金山之敵；第五師派出一個支隊至朝陽門，待第一師與敵接戰時，出城合擊敵人；第八師派出一個支隊至太平門，待第五師出發後，猛攻天保城；第六師派出一個支隊出儀鳳門（今挹江門），襲奪幕府山。翌日，總司令部下令将守城之有關部隊集中編組各突擊支隊，準備出發。但第一師違令不動，第五師進至朝陽門時，因敵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第八師也就無法進攻天保城。江蘇軍的四路反攻計劃遂告流産。

　　9月1日上午9時，張勳部用炸藥炸開富貴山南側城牆兩丈餘，部隊蜂擁而入，并分兵三路：一路搶占富貴山，并轟開太平門内守軍設置的沙袋，開門接應城外部隊；一路向南，将朝陽門、洪武門（今光華門）夾城轟開，迎接城外部隊入城；一路向西，搶占北極閣、駱駝山、神策門、西華門諸要點。城内的江蘇軍與敵展開激烈的巷戰。在張勳部的接應下，馮國璋之第三、第五師分別由神策門、洪武門、太平門攻入城内，并在艦炮掩護下奪占了獅子山炮台。下午，江蘇軍原朝陽門守城司令胡炳炎和護衛團團長李維作等相繼叛變，引敵進占都督府。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何海鳴率部出聚寶門，退向雨花台。雨花台原由第一師第三團防守，後又增派第八師第二十九團赴援。該兩團爲江蘇軍的精銳部隊，自9月1日至2日，官兵們忍饑挨餓，日夜苦戰，擊退雷震春部及馮軍第四師多次進攻，斃敵千餘人。何海鳴到達後，立即與韓恢等人率二十九團向敵反突擊。無奈，該團官兵已精疲力盡，戰鬥力明顯下降，在敵軍的密集炮火下，死傷過半。何海鳴隻好放棄雨花台，率餘部退回城内。旋遭張勳與雷震春部前後夾擊，部隊潰散，何僅率少數士兵從水西門出走。堅守了二十餘日的南京城終于落入敵手。

　　北洋軍入城後，張勳縱兵燒殺淫掠，馮國璋部放火焚燒下關。南京居民繼1864年受劊子手曾國荃的湘軍血洗之後，又一次遭到慘重蹂躏。

　　江蘇讨袁作戰之所以失敗，原因很多。主要由于：一是缺乏堅強的領導。除程德全從中破壞外，身爲讨袁軍總司令的黃興，竟在危難時刻離職出走，對于戰争全局産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何海鳴雖意志堅決，但因不谙軍事，不孚衆望，又得不到國民黨要人的支持，難于統率全軍和指揮全局。二是各部隊主要負責人大都爲動搖分子，戰前卻未進行任何調整和防範，以緻當敵軍壓境時，不是棄職潛逃，就是率部投敵。幸有一些堅定勇敢的中下級軍官，率部與敵拚殺，否則，南京城早已陷于北洋軍手中。三是指揮不力。南京宣布獨立後，讨袁軍的作戰企圖是先攻徐州方向之敵，“大舉北伐”，但在冷遹師尚未作好準備的情況下，倉促發起進攻，實屬輕率之舉。徐州前線作戰失利後，何海鳴等雖決心固守南京城，但因内部矛盾重重，且又兵力不足，雖經苦戰，終難抵禦優勢之敵的進攻。


第五节 各省讨袁相继失败

　　在江西、江蘇兩省軍隊與敵鏖戰的同時，上海及廣東、湖南、安徽、四川等省也相繼宣布獨立。但因獨立日期參差不齊，各省内部矛盾重重，讨袁軍步調不一等種種原因，都先後歸于失敗。

　　上海方面 1913年7月16日，吳淞炮台官兵首先宣告獨立。18日，革命黨人陳其美宣布上海獨立。這時，前松江鎮守使鈕永建也帶領在松江獨立的部隊（水師陸師共五營）歸附上海。這樣，加上已經抵滬的劉福彪福字營和原駐軍第三十七、六十一團①，上海讨袁軍約有七千五百人左右①。駐滬讨袁軍總司令陳其美認爲兵工廠是軍隊的命脈，希望通過“磋商”和平接收江南制造局，但遭到駐防該局的袁軍拒絕。随後即決定集兵進攻江南制造局。23日淩晨，鈕永建等率六十一團、三十七團、松軍、鎮軍及福字營向制造局發動進攻。

　　駐守制造局的袁軍，有新從北方調來的海軍警衛隊三個營、北洋軍第四師兩個團①和原駐該局之水師一個營，共約一個師的兵力。袁世凱任命派駐上海的海軍警衛隊總執事鄭汝成和駐滬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爲前敵指揮。鄭、李躲在停泊于黃浦江的軍艦上，指揮制造局守軍抵抗滬軍的進攻。由于袁軍築有堅固工事，火炮亦多，滬軍雖日夜猛攻，終不能克。30日，一部軍隊退往閘北，爲英軍繳械；鈕永建、劉福彪等率另一部軍隊撤往吳淞及寶山一帶。

　　這時，鄭汝成率艦至吳淞，海軍總長劉冠雄也派四艘軍艦到滬。8月2日，各艦環列吳淞江面，輪番轟擊炮台。炮台守

　　

　　軍奮勇還擊，重創旗艦“海圻”号。旋因劉福彪部企圖投敵，雖被鈕永建等查覺，将該部繳械，但滬軍實力大爲減弱。13日，袁軍水陸夾擊吳淞炮台。鈕永建、居正率部放棄炮台，退往嘉定。不久，即解散軍隊，分赴海外。陳其美在作戰失利後逃往日本。

　　安徽方面 7月17日，安徽宣布獨立，衆推柏文蔚爲安徽讨袁軍總司令。此時柏文蔚尚未回省，暫由安徽第一師師長胡萬泰代理都督。不久，首鼠兩端的胡萬泰托故辭職，由憲兵司令祁耿寰代其主持軍事。27日，柏文蔚返回安慶，就任都督，組織讨袁作戰。

　　袁世凱聞訊，除命倪嗣沖率部進攻外，又電令河南都督張鎮芳和屯兵鄭州的護軍一部“分道進攻”安徽。袁認爲，“乘皖省亂黨驟起，布置未定之時，如以大兵力搗其空虛，必可緻勝”②。

　　8月7日，胡萬泰宣布取消獨立，率部圍攻都督府。柏文蔚不敵，率二百餘人撤至蕪湖。數日後，柏見安徽讨袁形勢急劇惡化，遂将指揮權交給駐蕪湖的皖軍第二旅旅長龔振鵬，自己乘魚雷艇去南京。29日，蕪湖在湯芗銘、胡萬泰部水陸夾擊下失陷。與此同時，在正陽、鳳台等地與倪嗣沖、張鎮芳部作戰的皖軍亦叠遭失利，安徽讨袁作戰遂告失敗。

　　廣東方面 7月18日晚，廣東都督陳炯明宣布獨立，通電讨袁。陳任都督兼廣東讨袁軍總司令。當時，廣東有兩師一混成旅。陳炯明應歐陽武的請求，派駐韶關的一個旅往援江西，其餘部隊分爲三個支隊：原廣東第一師師長鍾鼎基爲第一支隊長，第二師師長蘇慎初爲第二支隊長，第五旅旅長張我權爲第三支隊長。拟從8月1日起出師北伐。但這些部隊的師旅長大都無意讨袁，有些與袁世凱早有勾結。

　　廣東起事，北洋軍鞭長莫及，袁世凱乃密令廣西都督陸榮廷和廣東副護軍使龍濟光率軍攻粵，答應事成之後，以粵督相許。龍濟光、龍觐光兄弟樂爲效命。于是，袁封他們爲廣東正、副鎮撫使，令其率軍進攻廣東。

　　8月4日，廣東讨袁軍中的炮兵團、辎重營等倒戈擁袁，炮轟都督府，陳炯明倉皇出走，鍾鼎基、蘇慎初、張我權等師旅長當即宣布取消獨立，于是廣東讨袁也遭失敗。龍濟光率桂軍進駐廣州後，建立了效忠于袁世凱的反動統治。

　　湖南方面江西、江蘇興師讨袁後，湖南都督譚延闿迫于形勢，也于7月25日宣布獨立，響應讨袁。并應歐陽武之請，派兵一團往援江西。但該團躊躇不前，直至江西讨袁作戰失敗，才抵湘贛邊界。8月14日，譚延闿見鄰近各省讨袁作戰先後失敗，遂宣布取消獨立。但袁世凱并不因此而對他寬容，10月7日，湯芗銘督湘，将譚解送北京，褫職判罪。後經黎元洪說情，才被特赦。

　　四川方面四川在讨袁戰争中行動最晚。8月4日，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率該師于重慶宣布獨立。熊旋将所部編成四個支隊，以龍光爲第一支隊司令，率部經永川、榮昌進取泸州；範榛爲第二支隊司令，扼守合川，防禦北路；李樹勳爲第三支隊司令，劉植藩爲第四支隊司令，分率所部防禦南路。8日，四川都督胡景伊先派川東宜撫使王陵基率兵五營往攻熊部，繼今川軍第一、二、三、四師師長①各率所部圍攻重慶。袁世凱也電令鄂、陝、滇、黔四省都督，“酌撥勁旅，會合兜剿”①。熊克武所部與敵接戰月餘，在泸州、内江、南充等地戰鬥相當激烈。終因寡不敵衆，且又兵力分散，以緻各路均告失利。9月10日，重慶北路要地合川又陷敵手。11日，熊克武見敗局已定，遂潛離重慶，後流亡日本。

　　這一時期宣布讨袁的，還有福建第十四師師長許崇智，鄂軍駐沙洋第三十二團團長劉鐵，廣西柳州巡防營統領劉古香等，但均在敵軍的進攻或脅迫下，先後歸于失敗。


第六节 讨袁战争的教训

　　讨袁戰争，是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革命黨人繼續高舉民主共和的旗幟，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的正義戰争，是辛亥革命戰争的繼續。這次戰争波及江西、江蘇、湖南、廣東、四川、福建等省，加上各地群衆的自發鬥争，對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但是，這次戰争僅僅進行了兩個多月，即以失敗而告終。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政治代表袁世凱得以實現了反革命的“武力統一”計劃，開始了北洋軍閥集團在全國的反動統治。這次戰争的失敗，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後失敗。

　　讨袁戰争之所以失敗得如此迅速，一方面，由于以袁世凱爲頭子的北洋軍閥集團已經控制着中央和相當一部分地方政權，擁有一支數量衆多、裝備良好、經過訓練的反動武裝，并且得到帝國主義和以老立憲派爲骨幹的舊官僚政客的支持。另一方面，軟弱的資産階級，自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後，便迅速趨向妥協，除少數激進分子外，大多數資産階級分子因害怕戰争影響其實業的發展，竟多方反對讨袁；廣大農民群衆，雖不斷進行自發的反抗鬥争，但未能從辛亥革命中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因而沒有出現反袁鬥争的高潮。這就影響了讨袁統一戰線的形成。僅有少數資産階級革命黨人和部分軍隊的孤立作戰，是難以敵過強大的反革命勢力的。

　　這次戰争的失敗，還由于資産階級革命黨人主觀指導上的失誤。自孫中山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以後，資産階級革命黨的領導人，便産生了妥協傾向。孫中山等主張以在野身分緻力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宋教仁等主張實行“政黨政治”、“議會政治”以分袁之權。這表明了他們對袁世凱代表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對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艱巨性和武裝鬥争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加上戰争爆發後，在作戰指揮上又犯了錯誤，這就加速了戰争的失敗。革命黨人主觀指導上的失誤，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忽視經營南方幾省和建立鞏固的革命基地

　　袁世凱篡權之初，辛亥革命還沒有完全失敗。當時，資産階級革命黨人還控制着南方七八個省，倘若他們對革命形勢有正确的估計，認識到與袁世凱鬥争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實行符合中國當時情況的革命方略，加強對南方諸省的控制和經營，建立起進可攻退能守的戰略基地，特別是喚起和組織民衆，改革政權結構，使這些省的領導權确實掌握在忠實可靠的革命黨人手中，那就不緻在反袁鬥争中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

　　

　　二、忽視軍隊的整頓和建設，部隊的素質很差

　　辛亥革命戰争期間，資産階級革命黨人掌握着幾十萬軍隊。這些部隊雖然系統紊亂，裝備較差，但其中許多中下級軍官和部分士兵具有旺盛的民主革命熱情，如能加強領導，認真整頓，不難從中造就出一支忠于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事業的有戰鬥力的軍隊。然而，由于資産階級革命派對掌握槍杆子在中國革命中的特殊意義認識不足，對軍隊需要進行革命的改造缺乏認識，以緻在兵權問題上犯了錯誤。首先，對袁世凱瓦解革命軍的陰謀喪失警惕，不折不扣地執行了袁的裁兵減饷“指令”，使南方革命軍由數量上的優勢變爲劣勢，軍心亦爲之動搖。其次，對于保留下來的部隊，既未加強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也未抓緊進行整頓和訓練，特別是不懂得甄別和選拔忠于革命事業的軍官，掌握軍隊的領導權。部隊中不少師、旅、團長不是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而是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一般士兵仍然抱着當兵吃糧、絕對服從長官等陳腐觀念，雖然打着革命軍的旗号，但依然保留着舊軍隊的本質特征。這樣的軍隊，與裝備、訓練和控制力強的敵軍作戰，自然難于取勝。作戰中雖有些部隊表現比較勇敢，但畢竟爲數較少，難以影響全局。資産階級革命黨人在推翻清王朝的過程中，注意策動新軍反正，這無疑是正确的。但放松了軍隊的改造工作，這是一大失策。讨袁戰争的實踐證明，中國的革命政黨，如果單純依賴舊軍隊而不建立新型的革命武裝，要想打敗由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和帝國主義支持的反動武裝，進而奪取和保衛政權，是不可設想的。

　　

　　三、倉促舉義，各自爲戰

　　“宋案”發生後，由于孫中山、黃興等主要領導人之間在“武力讨袁”還是“法律倒袁”問題上争論不休，久拖不決，因而直接影響了應變準備。從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至7月12日江西宣布獨立，曆時三個多月。在此期間，袁世凱磨刀霍霍，積極進行南下作戰的準備。而革命黨多數領導人卻麻木不仁，既不進行戰争動員，又不着手擴充軍隊，籌措作戰物資，白白喪失了寶貴的戰備時間。結果，在北洋軍重兵壓境的情況下，隻好被迫倉促應戰。此外，在已經确定“武力讨袁”之後，未能制訂切實可行的作戰計劃，進行周密的作戰部署，而是簡單從事。結果，幾省同時起兵的預定方案完全落空，形成各自爲戰，無法協同配合。江西的李烈鈞雖曾與廣東、湖南、福建、安徽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當江西讨袁戰争爆發後，福建、安徽一兵未發，廣東援兵半途折回，湖南援兵遲遲不進。江西革命軍隻好孤軍作戰，以寡敵衆，爲北洋軍所敗。江蘇雖與安徽、上海境連地接，但也各自爲戰，互不協同策應，結果被敵各個擊破。資産階級革命黨人把戰争這種極端複雜而又特殊的社會活動，竟視同兒戲，如此草率從事，焉有不敗之理！

　　

　　四、未能實行正确的靈活的作戰指揮

　　江西、江蘇兩個主要戰場的讨袁作戰，雖然分別成立了作戰指揮機構，但均未能根據敵我雙方的具體情況，制定正确的作戰方針，實行靈活的指揮。結果，不是冒險進攻，便是消極防禦。江西戰場始則以薄弱的兵力倉卒發難，陷入孤軍作戰；繼而數戰失利，即将走兵潰。江蘇戰場，初則分兵冒進，出師不利；繼則困守南京，終至覆滅。革命黨人在軍事戰略戰術上缺乏認真的學習和研究，臨戰不能實施正确靈活的指揮，不能不是讨袁戰争迅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