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

第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节 战前形势

　　日本原是一個如同中國一樣的閉關鎖國的封建國家，自1854年美國用武力強迫它打開門戶之後，德川幕府（1603—1867年）相繼同美、英、荷、俄、法等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促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連綿不斷，反對幕府統治和外國侵略，要求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的“尊王倒幕”、“ 尊王攘夷”運動迅速展開。1868年1月，日本倒幕派發動政變，迫使将軍德川慶喜把政權交給十五歲的睦仁天皇。同年，睦仁改元“明治”，稱明治天皇。接着，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措施，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日本近代史上發生的這次自上而下的資産階級改革運動，史稱“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取得了和中國的洋務運動截然不同的效果，使日本較快地擺脫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機，由封建社會迅速地轉變爲資本主義社會，建成了當時亞洲唯一獨立自主的資産階級國家。然而，明治維新又是一次很不徹底的資産階級改革運動，這主要表現在國家制度和社會生活中保留大量封建因素，特別是天皇制及其軍國主義。明治政權實際上是地主與資産階級的聯合專政，具有特殊的反動性和侵略性。它對内殘酷壓迫勞動人民，對外瘋狂擴張掠奪，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①道路。

　　早在明治政權成立之初，日本統治集團就确定了以侵略擴張爲其最高國策，并炮制了一個把矛頭首先指向中國和朝鮮的“大陸政策”②。明治天皇在即位當年發表的《天皇禦筆信》中，聲稱日本要“開拓萬裏波濤”，使“國威布于四方”③，就是要以武力征服世界這一狂妄野心的明顯暴露。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日本統治集團爲轉移國内人民的視線，立即開始實踐其“大陸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擅自宣布琉球爲其“内藩”。1874年，又以琉球船遇風飄至台灣，被台灣居民劫殺數十人爲由，悍然出兵侵襲中國領土台灣。這次入侵，雖然因遭到台灣軍民的英勇抗擊而未能達到霸占台灣的目的，但腐敗的清王朝卻向日本賠款五十萬兩，從而助長了它以後的侵略野心。随後，日本便把侵略的魔爪伸進了朝鮮。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統治集團中就有人積極主張西征朝鮮，掀起“征韓論”。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征韓論”更是甚嚣塵上。朝鮮毗連中國的東北地區，是日本通向中國的橋梁，也是日本海入口處的鎖鑰陣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朝鮮視爲“保全皇國之基礎”，“進取萬國之根本”①，亟欲占領它。這樣做，雖然同俄國在遠東的侵略政策發生尖銳的矛盾，但當時俄國在遠東的勢力有限，西伯利亞鐵路尚未興建，沒有力量阻止日本向朝鮮擴張。英國雖不願意日本妨害它在中國的侵略特權，但爲了鉗制俄國南下，不反對日本的侵朝行徑，甚至向日本官員示意，“如果日本不把矛頭指向台灣而去侵略朝鮮，将得到英國的援助”②。德國當時正在觊觎中國和朝鮮，也希望日本發動戰争，以便趁火打劫。美國則想“利用日本在遠東與英法抗争”③，采取“對日友善”的政策。日本正是在這種有利于它的國際形勢下，加快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步伐。

　　中國和朝鮮是唇齒相依的鄰邦，兩國人民有着悠久的傳統友誼。清朝統治者同朝鮮統治者之間存在着一種特殊的曆史關系。這種關系，成爲朝鮮政府向清朝政府求援和清政府給予外交以至軍事援助的根據，有利于中國和朝鮮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争中加強聯系與合作。但是，當時光緒帝載淳尚未成人，由西太後慈禧垂簾聽政。西太後是一個頑固的守舊派，她揮霍無度，置國家命運于不顧。而掌握清朝軍事和外交大權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慈禧的寵臣，在日本侵朝問題上，采取所謂“息事甯人之計”①。 1876年日本脅迫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江華條約》時，李鴻章不但不向日本提出抗議，反而密勸朝鮮政府與西歐各國通商，企圖以此牽制日本和俄國。他在給朝鮮原任太師李裕元的信中說：“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借以牽制日本。……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一帶，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逼。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随即講和通好矣。”②李鴻章的這種所謂“以敵制敵”的政策，不但沒有牽制日本的步步進逼，反而使美、英、德等西方列強趁機侵入朝鮮。

　　 1882年7月23日，漢城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脅迫朝鮮簽訂《仁川條約》，取得了在漢城駐軍的特權。1884年，日本趁中國忙于中法戰争之機，在朝鮮制造“甲申政變”，又脅迫朝鮮簽訂《漢城條約》，并于第二年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這個條約肯定了日本有向朝鮮派兵的特權，爲中日甲午戰争時日本出兵朝鮮提供了借口。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鑒于清朝政府在中法戰争中的怯懦表現，主張“速取朝鮮，與中國一戰”；一部分人則認爲日本實力尚弱，有待加強，同時，深恐戰争一起，俄國趁機南進，奪占朝鮮，坐收漁利，因而主張繼續積蓄力量，“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三五年後，“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③明治天皇采納了後一種意見。

　　九十年代初，日本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國内各種矛盾十分尖銳。這時，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眼中，爲了擺脫危機，除發動侵略戰争外，似乎再沒有其它可供選擇的餘地。于是，1892年組閣的伊藤博文，便抓緊進行侵華戰争的臨戰準備了。


第二节 日本侵华的军事准备与中国的军事概况

　　一、日本侵華的軍事準備

　　日本政府爲對中國和朝鮮發動一場侵略戰争，在軍事上進行了長期的準備。

　　

　　（一）改革軍制

　　日本的明治政府從誕生之時起，就具有濃厚的軍國主義傾向。在“富國強兵”的總方針指導下，加緊進行軍制改革，建立和擴充适應近代軍備的軍隊。早在 1871年，便從參加倒幕軍事行動的部隊中挑選精壯八千人，組成“禦親兵”（後改稱近衛兵），然後整頓原屬各藩的軍隊，并實行中央集權的“鎮台”制①，在全國設立東京、東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個鎮台（後又增設名古屋、廣島兩鎮台）。1872年，爲适應武裝力量的發展，廢除1869年設立的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1873年初，頒布《征兵令》，用普通義務兵役制取代武士職業兵役制，正式着手建立擁有現役和預備役的近代常備軍。1878 年，設立直屬于天皇的參謀本部（與内閣并行的機關），由它掌管用兵作戰等軍事大權，政府無權過問。這意味着軍國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強化。爲适應對外戰争需要，日本還陸續創辦各種軍事學校，制定各種軍事條例、章程、官制等，并多次修改陸軍編制和《征兵令》。

　　

　　（二）擴充軍備

　　早在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就以其詳細論述中國軍備情況的《鄰邦兵備略》呈于天皇，力言爲了準備日中戰争，擴充軍備是當務之急。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之後，參謀本部便着手制訂具體的對華作戰方案，變本加厲地進行擴軍備戰活動。至1890年，日本軍費開支占國家預算的30％，1892年高達41％強。自1883年至1895年，共開支陸海軍費二億六千九百餘萬日元。①

　　七十年代前期，日本陸軍兵力按平時編制爲三萬一千餘人，戰時編制爲四萬六千餘人；海軍隻有十七艘軍艦（大部爲木制艦），總排水量爲一萬三千八百噸。經過大力擴充，至甲午戰争時，按新的戰時編制進行動員，陸軍七個師團（含近衛師團），加上屯田兵團和對馬警備隊等，總兵力可達二十二萬餘人。②海軍則擁有軍艦三十一艘，魚雷艇二十四隻，加上四艘代用軍艦（武裝商船），總噸位達七萬二千六百餘噸。③其中一部分艦隻編成常備艦隊，其餘分屬于橫須賀、吳、佐世保三個鎮守府。

　　按照新的戰時編制，日本陸軍每個野戰師團的兵力編成爲：兩個步兵旅團（每旅團轄兩個聯隊，每聯隊轄三個大隊，每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騎兵大隊（轄三個中隊）、一個炮兵聯隊（轄兩個野炮大隊、一個山炮大隊，每大隊轄兩個中隊）、一個工兵大隊（轄兩個中隊）、一個辎重兵大隊（轄兩個中隊）。七個師團總計将佐以下十二萬三千餘人、馬三萬八千餘匹、野炮一百六十八門、山炮七十二門。根據戰時需要，可将若幹師團合編爲一個軍，軍配有野戰電信隊和軍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戰争時，日本實際動員兵力達到二十四萬零六百一十六人，其中十七萬四千零一十七人在國外參戰，六萬六千五百九十九人留守本土。

　　在擴軍備戰過程中，日本當局還抓緊軍國主義教育，對士兵灌輸絕對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養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年以陸軍卿名義發布的《軍人訓誡》，1882年以天皇名義發布的《軍人敕谕》，都是強調軍人應該絕對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禮儀”等等，使之成爲穿軍裝的奴隸，在侵略戰争中盲目地爲統治集團賣命。

　　

　　（三）改善武器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從英、法、荷等國購入的舊式槍炮，後來随着資本主義工業的迅速發展，适應軍國主義的需要，建立起本國的軍事工業體系。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日本軍工生産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生産了一定數量的槍炮彈藥和艦船，爲發動侵略戰争提供了初步的物質保證。

　　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陸軍中佐村田經芳對“施涅德”、“李·恩飛”等後裝線膛槍作了改進，制成“村田十三年式”單發步槍（口徑十一毫米、最大射程二千四百米），後又改進爲“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縮短槍身，以減輕重量）。随着無煙火藥的使用，又于1889年制成“村田二十二年式”連發槍（口徑爲八毫米、最大射程達三千一百多米）。甲午戰争中，日軍步兵除近衛師團和第四師團裝備有村田式連發槍外，其餘主要使用村田式單發槍。

　　1885年以後，日軍裝備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廠生産的口徑七十毫米、最大射程爲五千米的青銅野炮，和最大射程爲三千米的青銅山炮。野炮以六匹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馬馱載。

　　從1872年起，日本着手自造軍艦，以求改變海軍落後的局面。1877—1884年，共自造六百至一千五百噸的軍艦六艘，并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術。以後執行新的造艦計劃，在1887—1893年間，造成鋼骨鐵皮艦和鋼質艦共八艘，總排水量爲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噸。與此同時，又從英法等國購入軍艦八艘，總計二萬七千餘噸。①這些軍艦都具有當時較先進的技術水平，裝備有較多的速射炮。它們編入艦隊以後，使日本海軍面貌爲之一新，戰鬥力大爲提高。不過，由于日本财力畢竟有限，無力購買和建造大型裝甲艦，而又企圖擊穿中國北洋艦隊七千噸級的裝甲艦“鎮遠”和“定遠”，隻好在四千二百多噸的“橋立”、“嚴島”、“ 松島”三艘軍艦上裝配三十二厘米口徑的大炮，開創了世界造艦史上罕見的“奇迹”。

　　

　　（四）實地偵察

　　在擴軍備戰的同時，日本當局還不斷派遣大批特務，到中國和朝鮮進行實地偵察，搜集有關情報。早在參謀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學生”等名義派遣官員來華，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面的情況。1880年山縣有朋上呈天皇的《鄰邦兵備略》，就是根據派遣人員的見聞與調查編撰而成的。1893年4—7月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等又親自溜到朝鮮釜山、仁川和中國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點窺探中國的軍備、士兵訓練、軍隊裝備、地形地貌等等。甲午戰争爆發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繪好了包括朝鮮和中國東三省、渤海灣在内的詳細軍用地圖，上面标明了這些地區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條道路。

　　

　　（五）戰備演習

　　爲做好實戰準備，日本還多次進行各種軍事演習。1889年2月，專門制定了《陸海軍聯合大演習條例》。在次年3月舉行的陸海軍聯合大演習（“尾參大演習 ”）中，共動員官兵三萬餘人、軍艦二十艘、運輸船三隻。1892年10月，又舉行有二萬七千餘人參加的陸軍特別大演習，除檢驗一般内容外，還特地演習了預備役的動員、軍隊的鐵路輸送等項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戰時大本營條例》。至此，侵華戰争的各種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二、中國的軍事概況

　　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清朝政府缺乏清醒的估計，始終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沒有進行足夠的戰争準備。但自琉球事件以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對于日本的狂妄野心，還是有所察覺的，因此，随着洋務運動的繼續進行，不斷增強防禦能力。特別是朝鮮“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之後，清朝政府加深了對“ 日本近在肘腋，永爲中土之患”①的認識。鑒于中法戰争的教訓，深感有必要加強防禦措施，以備不虞。由于日本是東方島國，因此，清政府爲對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始終以籌辦海防、建設海軍爲第一要務。

　　

　　（一）籌辦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後，李鴻章等見日本學習西方兵制兵法，與英國勾結，“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今雖勉強就範，……将來稍予間隙，恐仍狡焉思逞”①，建議清廷從速籌辦海防。于是，經過總理衙門奏準，海防問題被列爲“當務之急”、“久遠之圖”。可是，當時中國生産力很低，加之宮廷揮霍，官吏貪污，外債累累，财政拮據，海防籌款非常困難，隻好由各省關協款，分年呈解。戶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經費每年四百萬兩，實際上曆年解送不足半數，以緻海防建設進展緩慢。盡管這樣，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務畢竟有所加強，主要是興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并在重要海口增設水雷營，加強海防兵力。

　　北洋所轄直隸（今河北）、山東、奉天（今遼甯）三省，沿海各口較南洋爲少，但由于地近京師，又和日本、沙俄二強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終被置于優先地位。其中直隸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門戶，“北連遼東，有旅順、大連以爲左翼，南走登、萊，有威海衛以爲右翼，爲北洋第一重鎮”②。清朝政府一貫重視此處防務，鴉片戰争以後，又陸續修築了大沽、北塘、新城等處炮台，并以蘆台爲北塘後路，設營駐守。籌辦海防以來，李鴻章複于上述各處增築近代炮台和營壘，增調淮、練各營駐守，并将沿海防區一直延伸至山海關一帶。李鴻章又鑒于旅順和威海衛扼渤海之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對其防務同樣予以特別關注。從1882年起，在旅順口的黃金山頂，仿築德國新式炮台③，安設巨炮，海口内布置水雷，并于沿岸便于登陸之處擇要埋設地雷，後又在大連灣老龍頭等處築炮台多座。在威海衛，則築南北岸炮台，繼又增築黃泥崖、竈北嘴等新式炮台，并于劉公島新築地阱炮台，設二十四厘米口徑後膛巨炮于隧道内，用機械升降，頗爲靈便，其西之黃島，水中之日島，都築炮台，與南岸相應。經過多年經營，使旅順和威海衛兩處成爲兩個重要的海軍基地。甲午戰争前，總計直、東、奉三省沿海各口駐有馬、步、水師共五十餘營，其中約二萬人用于把守沿海各炮台。①

　　

　　（二）建設海軍

　　建設海軍是與籌辦海防緊密相關的一環。早在籌建之初，李鴻章等就積極主張購買外國鐵甲軍艦，認爲“必有鐵甲船數隻，遊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②。所以，盡管籌款至艱，還是耗費巨資，從國外進口了一些艦船。據統計，自1875年至甲午戰争前，共向英、德等國訂購艦艇四十六艘，計有七千噸級鐵甲艦二艘、鋼甲艦一艘、巡洋艦八艘、炮艦十三艘、魚雷艇二十二隻。與此同時，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總局造成各種小型艦船二十三艘。這些艦隻，大部分編入由李鴻章直接控制的北洋海軍。

　　中法戰争中，福建海軍幾乎全軍覆沒，但所損艦隻大多屬于同治年間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木質兵船，故對整個海軍實力的影響不大。1885年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成立，标志着籌建海軍的活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後數年，除加緊訓練南北洋所屬各艦外，又添購新艦，并增設水師學堂，抓緊培養海軍專門人才。1888年，海軍衙門奏定北洋海軍官制，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将五、參将四、遊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五、把總九十九、經制外委四十三。同年，擁有艦艇二十五艘的北洋艦隊正式成軍。由李鴻章推薦，委派淮系将領丁汝昌爲海軍提督，由留學英國的劉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總兵兼“定遠”、“鎮遠”艦管帶。甲午戰争爆發前，中國擁有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艦隊，共計大小軍艦七十八艘（不包括其它武裝運輸船）、魚雷艇二十四隻，總排水量八萬餘噸，約有炮六百餘門、魚雷發射管近七十具。除北洋艦隊外，其餘三支艦隊船數雖不算少，但大多爲陳舊小艦。戰争爆發後，參戰海軍隻有北洋艦隊和參加北洋操練的廣東艦隊的“廣甲”、“廣乙”、“廣丙”三艦。

　　

　　（三）整頓陸軍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陸軍一直處于新舊并存的局面，既有防軍、練軍和勇營，又有早已形同虛設的八旗、綠營，兵制相當混亂。中法戰争以後，清廷力圖通過裁額并饷等辦法改革綠營，并加強防、練各軍的整頓。由于偏重海防，陸軍的改革和整頓收效不大。直至甲午戰争前夕，能出征的部隊主要是防軍、練軍，其中防軍保持的編制又比練軍較爲接近戰時水平。按照當時編制，步兵每營定額爲五百人，騎兵每營二百六十三人，由于軍饷不足和各級官吏吃空額，實際上步兵平均每營隻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騎兵每營約二百五十人。全國防、練各軍（不含八旗、綠營）步兵八百六十二營、騎兵一百九十二營，按上述人數推算，共約三十五萬餘人，加上戰争爆發後臨時招募的數十萬新兵，總共有近百萬軍隊。但是，這些軍隊分散于全國各地，由于交通不便和各分畛域等原因，戰時很難集中。甲午戰争爆發後，實際參戰的主要是直隸、山東和東三省的軍隊，後期從其它各省調來的軍隊，特別是劉坤一統率的湘軍，隻是趕上尾聲，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改善裝備

　　中法戰争以前，中國只能生産幾種彈藥和水旱雷，以及來福前膛槍、馬梯尼後膛槍和林明敦後膛槍等，而且爲數不多。中法戰争以後，軍工生産能力有所提高，爲改善清軍裝備創造了一定條件。但由于自造數量甚爲有限，不得不繼續以高價從國外進口武器裝備。各地将軍、督撫各自與外商訂購，以緻式樣參差，彈碼互異，彼此不能通用，給作戰和後勤供應帶來不少困難。甲午戰争中，參戰清軍主要使用前膛來福槍和後膛毛瑟、黎意、馬梯尼、哈齊開斯、林明敦等槍。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土槍、擡槍和刀矛等舊式武器。

　　在備戰過程中，清朝政府除仿造和購買近代槍炮等武器以改善裝備外，還興辦了一些爲軍事服務的其它企事業，如鐵路和電報等等。

　　“初，法越事起，以運輸不便，軍事幾敗。事平，執政者始知鐵路關系軍事至要。”①于是，把鐵路視爲“海防要工”，并歸入海軍衙門管轄。至甲午戰争爆發時，已修通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并向關外延伸六十四公裏，加上台北至基隆與台北至新竹的鐵路，總長約四百公裏。盡管爲數甚少，但對于增強沿海軍事運輸能力，改善海陸聯防态勢，确曾起過不小的作用。

　　出于同樣動機，李鴻章極力倡辦電報事業。1880年，于天津設立電報總局。次年，即建成津滬陸線，使南北洋訊息相通，調兵饋饷，大爲便捷。至甲午戰争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間以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間也陸續建立了電報聯系。戰争爆發後，李鴻章還提出：“各軍相隔較遠，應設行營電線，以通聲息；沿海各要口，憑高了遠，應設德律風（電話）電線，以報敵情。”②

　　戰區内的電信設施，大緻如下：由奉天（今沈陽市），西與山海關、天津、北京連接，東經鳳凰城與朝鮮義州相連，南經營口、複州、金州達于大連、旅順；在山東，從成山角西經威海衛、煙台至萊州，通過濟南、濟甯分別與天津、上海相連；在朝鮮境内，以漢城爲中心，北經平壤、義州與中國相連，東北經加平、春川、狼川直達元山，西通仁川，南達釜山，再通過海線與日本連接。


第三节 战争的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

　　一、戰争的導火線
　　
　　1894年春，朝鮮全羅道爆發農民起義。在東學黨的領導下，起義者舉起“盡滅權貴”、“逐滅洋倭”的革命旗幟，反對國内封建剝削，反對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6月1日，起義軍占領全羅道首府——全州，各地農民紛紛響應，起義勢力逐漸波及全國，朝鮮封建王朝驚恐萬狀。

　　東學黨起義後，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爲借口侵朝的良機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也向内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議：“東學黨勢甚猖獗，韓兵不能鎮壓，目下趨勢必向清國請求援兵，清國政府必容納此種請求。我國如欲保護在韓臣民，維持帝國均勢，殊有出兵之必要。”①

　　中國方面，李鴻章開始并不主張出兵朝鮮，但當時清朝政府派駐朝鮮的商務大臣袁世凱積極主張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駐朝使館譯員鄭永邦所說“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府必無他意”②等語，鼓動李鴻章派兵赴朝。這樣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爲中國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進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預設的戰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鴻章接到朝鮮政府關于“酌遣數隊，速來代剿”①的正式請求，随即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連同已在仁川的“平遠”号共計三艦），并命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統兵二千餘人，由海道赴朝。6月6日，聶士成所率前鋒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輪船“圖南”号自大沽出發，8日抵牙山口後，換乘駁船，9日于白石浦登陸，進駐牙山。葉志超自率後隊一千五百餘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關出發，于11日抵達朝鮮，登陸後，與聶部合屯牙山縣。在派兵赴朝的同時，按照中日天津條約的規定，由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将出兵情況通知日本外務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鎮壓東學黨起義後，随即班師回國。

　　在中國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閣會議已于6月2日作出決定，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的名義出兵朝鮮，并立即下達秘密動員令。日本侵略者決定采取先發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駐朝公使大鳥圭介返回朝鮮，由海軍陸戰隊四百餘人以“護送”公使爲名，直入漢城。接着，又悍然派出一個混成旅團（以駐廣島的第五師團第九旅團爲基礎，計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兩個步兵聯隊、一個騎兵中隊、一個野戰炮兵大隊、一個工兵中隊，以及辎重隊、衛生隊和兩個野戰醫院，共八千餘人），由陸軍少将大島義昌率領赴朝，占據漢城至仁川一帶戰略要地。海軍則派出“松島”（常備艦隊司令伊東祐亨的旗艦）、“千代田”、“高雄”、“赤城”、“築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軍艦，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監視海面，并布設水雷障礙等。

　　在清軍既已前去朝鮮，日軍劍拔弩張，戰争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并未采取緊急措施，做好應戰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敵制敵”，徒勞地奔波于俄、英等國駐華公使之間，乞求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出面“調停”，結果四處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①，非但不與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軍艦全部調回。這一行動，在戰略上是一大失策。因爲放棄仁川，無異于給日軍提供了由海道進犯中國的前進基地，并使牙山清軍處于孤立無援的嚴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起戰争是其既定方針。當清朝政府以“韓亂”已息，要求根據中日天津條約同時撤兵時，日本政府不僅不同意，反而無理提出于涉朝鮮内政的所謂“ 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糾紛。同時，日本政府又以默許英、俄等國的在華利益爲條件，換取了列強在中日兩國沖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場。7月14日，日本政府見其陰謀外交得逞，而且軍事上已占先着，便照會請政府，斷然拒絕中日雙方同時從朝鮮撤兵的建議，反誣中國政府“有意滋事”，聲言“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②，企圖把中日開戰的責任歸咎于清政府。實際上，陸奧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電告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③随後，日本海軍主力艦艇于佐世保軍港集結，成立聯合艦隊（由常備艦隊和西海艦隊合編而成，伊東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隊和第一、第二遊擊隊。7月23日，日軍闖入朝鮮王宮，非法囚禁朝鮮國王李熙及闵妃，誘脅大院君李昰應主持國事，并強迫朝鮮宣布廢除過去同中國所簽訂的一切條約。25日，日軍在豐島附近偷襲中國艦船，并進犯牙山清軍，正式挑起侵略中國的戰争。

　　

　　二、戰争的序幕

　　（一）豐島海戰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釁，清廷不得不責令李鴻章速籌戰備。7月16日，光緒帝又電谕李鴻章“斷不可意存畏葸”，并嚴厲指出：“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緻贻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①李鴻章見乞求列強調停的希望破滅，又受到光緒帝的嚴厲責問，隻得增兵赴朝。他派出四支援軍，即：從天津出發的盛軍總統總兵衛汝貴率領的盛軍六千餘人，從旅順出發的宋慶所部提督馬玉昆率領的毅軍二千人，從奉天出發的奉天練軍統領總兵左寶貴率領的奉軍三千五百人，從奉天出發的奉天盛軍總統豐升阿率領的吉軍、盛軍一千五百人。上述各軍共約一萬三千餘人，均取道遼東過鴨綠江進軍平壤。由于道路迂遠，不能救牙山之急，李鴻章決定從天津一帶再抽兵二千餘人，由海道前往牙山，認爲“合葉原隊共五千人，可當一面”②。因輪船招商局般隻正在運載盛、毅兩軍赴大東溝（今東溝），隻得雇英商“愛仁”、“高升”、“飛鲸”三輪應急。7月21日至23日，“愛仁”載兵一千二百人，“飛鲸”載兵約五百人，“高升”載兵九百五十人，先後由大沽口開出。爲保證登陸安全，由副将方伯謙率軍艦“濟遠”、“廣乙”、“威遠”自威海衛開赴牙山。24日，“濟遠”等三艦及“愛仁”、“飛鲸”兩輪先後抵牙山内島，部隊登陸。

　　當時，在天津潛伏多年的日本間諜石川五一等勾結漢奸劉芬，獲得了援牙清軍的出發日期及航渡運載等情況，密告日軍。日軍決定在清軍增援部隊隻到達一部分的時候，采取偷襲手段，不宣而戰。7月23日上午，日本聯合艦隊從佐世保啓航，次日到達牙山以南的群山浦。伊東祐亨命第一遊擊艦隊司令坪井航三率軍艦“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牙山灣搜索前進，伺機攻擊。24日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艦透露，日艦将要截擊中國艦隻。這時，北洋艦隊主力遠在威海衛，“高升”号和運送饷械的“操江”号則已離開大沽，正在赴牙途中。當日20時和 21時15分，“愛仁”、“威遠”先後離牙返航，“濟遠”、“廣乙”兩艦繼續幫助“飛鲸”趕卸兵馬。25日晨4 時，“飛鲸”駁卸将畢，“濟遠”、“廣乙”兩艦離牙，拟于途中告知“高升”、“操江”掉頭西歸。行抵豐島西南時，突遭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 的襲擊，“濟遠”、“廣乙”被迫還擊。兩艦愛國官兵在敵強己弱的情況下，沉着應戰。“廣乙”号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僅有一千零三十噸的炮艦，火力不強，開戰不久即受重傷，船身傾斜，退出戰鬥後在朝鮮十八島附近擱淺，縱火自焚。“濟遠”号是一艘二千三百噸的德制鋼甲巡洋艦，配備有艦炮十八門，并有魚雷發射管四個。戰鬥中，船舵被毀，便向西退走。日艦“吉野”尾追不舍。

　　9時許，正當“濟遠”向西退走時，“高升”号向東駛來，日艦“浪速”号鳴炮令其停航。在後面不遠的“操江”号見狀即調頭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号俘虜 “高升”，令“秋津洲”追趕“操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号繼續追擊“濟遠”。“濟遠”管帶方伯謙貪生怕死，躲在艙内鐵甲最厚的地方瑟縮不出，并下令懸挂白旗投降（一說詐降）。艦上士兵極爲憤怒，水手王國成、李仕茂等毅然發尾炮擊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濟遠”向西退卻途中，曾趕上調頭西返的“操江”号（因“操江”時速隻有八海裏），但方伯謙隻顧自己逃命，緻使“操江”号被日艦“秋津洲”擄去。

　　“高升”号上清軍全體官兵面對日艦“浪速”的威逼，堅貞不屈，甯死不降。13時許，日艦“浪速”号魚雷、艦炮齊放，“高升”号上的清軍官兵以步槍還擊。不久，“高升”号沉沒，船上清軍九百五十人，除二百五十餘人後來得救外，其餘全部死難。

　　

　　（二）成歡之戰

　　在日艦進行豐島偷襲的同時，日大島旅團長率主力三千餘人，攜山炮八門以及辎重、電信、野戰醫院等，自漢城向南開進，企圖消滅牙山一帶清軍，以解除爾後北進時的後顧之憂。而豐島偷襲，則正是爲了阻止清軍從海道增援牙山，保證其陸路戰鬥的首戰獲勝。①

　　孤守牙山一帶的清軍（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軍，共計八營，約四千一百餘人）失去了與天津的聯系，又鑒于濱海地形開闊，不利防守，因此，由總兵聶士成率軍三營，于7月26日移駐牙山東北五十裏的成歡驿。聶士成得知日軍已進抵距成歡四十裏的振威，立即請援于葉志超。27日，營官江自康、許兆貴率隊前往增援。 28日晨，葉志超也趕到成歡。聶士成鑒于海道已阻，援軍斷難飛渡，牙山絕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勢險要，建議葉志超馬上前去占據。并且說：“幸而勝，公爲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①這時，日軍已進逼素沙場，離成歡僅十裏之遙。于是，葉志超率葉玉标一營進據公州，聶士成率六營扼守成歡，另留一營守牙山。

　　成歡驿東西皆山，北通漢城，南達公州。北面臨河，南北兩岸皆水網沼澤地。有橋一座名“安城渡”，爲南北往來隘道。清軍在成歡驿東面山頂築壘自固，西面山頂則設有炮兵陣地，控制日軍必經的驿道。

　　28日夜，日軍自素沙場分兩路進犯：一從大道進攻，鉗制清軍主力；一從東面迂回，進攻清軍右側。當夜，武備學堂學生于光炘等冒雨偵察敵情，發現日軍偷襲，立即報告聶士成，并率兵一部預伏安城渡橋側，控制要點。半夜，日軍右路前鋒進抵安城渡橋北，于光炘等奮力阻擊，殺傷不少日軍，使其前鋒敗退。可是，聶士成未能及時增援，而日軍後隊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戰犧牲。29日黎明，日軍攻占成歡西北面山坡，聶士成率主力抵抗，戰鬥甚爲激烈。正在這時，日軍迂回部隊突然襲占請軍右翼之東北面山坡，并發炮轟擊清軍東面諸壘。經過激戰，清軍不支，聶士成率隊退往公州。這時，葉志超已放棄公州向北逃跑，于是兩部合軍北走。

　　日将大島原來判斷清軍必退牙山，因而率隊向牙山追擊；及抵牙山，不見清軍蹤影，便留一小隊駐防該處，自率大隊返回漢城。

　　葉志超逃跑時，因害怕同日軍遭遇，繞道遠離漢城的朝鮮東部山區，經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曆時近一個月。當時正逢炎夏，“殘軍饑疫死者相屬”，而葉志超竟無恥地向李鴻章謊報戰功，詭稱“沿途疊敗倭兵”。①于是清廷“論功行賞”，嘉獎員弁數百人，賞軍士銀二萬兩，并提升葉志超爲平壤各軍的總指揮。

　　日軍豐島偷襲，并進犯駐朝清軍，揭開了中日戰争的序幕。但是，李鴻章不但不積極準備抗戰，反而認爲“高升系怡和商船，租與我用，上挂英旗，日敢無故擊沉，英人必不答應”②，幻想英國出面幹涉。可是，随着後來戰事的發展，英國見日方處處居于優勢，竟然不顧事實和國際公法，聲稱7月23日日軍侵入朝鮮王宮之時，即中日開戰之日，“高升”号系“開戰後”駛離大沽口，因此責任不在日方。清政府不敢抗争，最後竟由出面租船的輪船招商局賠償英商損失。

　　

　　三、中日宣戰和雙方戰略方針

　　清政府見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開戰幕，被迫于8月1日對日宣戰，日本也于同日宣戰，中日甲午戰争正式開始。

　　早在宣戰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戰時大本營，統一籌劃和指揮陸海軍作戰事宜。大本營首席長官由參謀本部總長陸軍大将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擔任（1895年1月熾仁親王死後，由陸軍大将小松宮彰仁親王代理），由參謀本部次長陸軍中将川上操六和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7月17日，中牟田倉之助免職，海軍中将桦山資紀接任）二人共同輔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親自參與下，日本戰時大本營在戰前已制訂好侵略中國的“作戰大方針”，即：以主力在山海關附近登陸，于直隸平原同清軍主力決戰，奪取北京。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日軍制定了如下作戰計劃：首先派陸軍第五師團進占朝鮮，鉗制和擊敗在朝清軍；海軍則以聯合艦隊擊破中國北洋艦隊，迅速奪取黃海和渤海制海權。下一步則視海軍勝敗情況而定：第一，如海軍主力決戰獲勝，則将陸軍主力輸送至渤海灣（以山海關爲主）登陸，實施直隸平原決戰；第二，如果海上決戰不分勝負，中日雙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權，就用陸軍主力侵占整個朝鮮；第三，如果海上決戰失敗，清軍控制了制海權，本國又受威脅，則盡力援助在朝的陸軍，而把陸軍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軍反攻。①日軍這一作戰計劃的核心是，消滅北洋艦隊，奪取黃海、渤海的制海權，控制海上運輸線，進而與清軍進行直隸平原決戰。

　　清軍方面，事先沒有明确的戰略方針。當時，清朝統治集團内部分爲“後黨”和“帝黨”兩派。光緒帝自1889年“親政”以來，力圖有所作爲。他與戶部尚書翁同和爲首的“帝黨”，竭力主戰。而實際把持朝政的西太後慈禧與李鴻章爲首的“後黨”，爲了保持實力，竭力主和，積極推行“屈辱求和”、“避戰自保”的政策。由于政治腐敗和内部紛争，清廷始終不能協調一緻地統籌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又未制定相應的戰略方針，以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開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國的所謂“ 調停”。當朝鮮形勢極度緊張，全國輿論和清軍某些愛國官兵強烈要求清政府積極抗戰時，主和派既不敢公開反對，又不願認真備戰。直至戰争爆發之後，清王朝爲形勢所迫，才臨渴掘井，在宣戰诏書中提出了一個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著李鴻章嚴饬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并著沿江、沿海各将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①。根據這一方針，決定增調陸軍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後南下驅逐在朝日軍；以海軍各艦隊分守各自防區内的海口，北洋艦隊即集結于黃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峽，策應在朝清軍，并确保京畿門戶的安全。



第四节 平壤之战

　　一、 雙方作戰方針及部署

　　日本大本營爲迅速獲得制海權，于宣戰的次日（8月2日）即命令聯合艦隊搜索并擊破中國北洋艦隊，以求年内實施其“作戰大方針”的重點——直隸平原決戰。不久，得知大批清軍将于平壤附近集中并相機南下，于是，日軍大本營已無暇等待其海戰的結果，乃命令第五師團的其餘部分立即赴朝。8月14日，日本大本營根據其聯合艦隊未能與北洋艦隊決戰，并爲檢修艦隻而移泊朝鮮半島南端的長直路等情況，确認年内已無法實行直隸平原決戰的原定計劃，必須等到來年解凍之後再作考慮，于是重新制定冬季作戰方針，即：增派第三師團（先編成混成第五旅團）與已在漢城附近集結的第五師團合編爲第一軍，以陸軍大将山縣有朋爲司令官，執行北攻平壤，相機進攻奉天，吸引直隸清軍主力出援的任務；同時準備組建第二軍，以待機攻占遼東半島，爲将來實施直隸平原決戰建立進軍基地。

　　山縣有朋到達朝鮮（9月12日于仁川登陸）以前，在朝日軍由第五師團長陸軍中将野津道貫統率。9月2日，野津道貫等議定，以第五師團及第三師團之一部，共約一萬五千人，分四路進攻平壤。其部署是：陸軍少将大島義昌率混成第九旅團（步騎約五千、炮二十門）由漢城出發，沿大道指向平壤東南，從正面進攻，牽制清軍。野津道貫自率步兵第二十二聯隊、十二聯隊及騎兵、工兵、炮兵各一部（步騎約五千、炮十二門）繼後，渡大同江之下遊，進攻平壤西南。第十旅團長陸軍少将立見尚文率步兵第十二聯隊之第一大隊、第二十一聯隊之第二大隊及騎兵、炮兵各一部（步騎約二千、炮六門），自朔甯經新溪、遂安、祥原、江東，渡大同江進攻平壤東北，稱“朔甯支隊”。陸軍大佐佐藤正率步兵第十八聯隊及騎兵、炮兵、工兵各一部（步騎約三千、炮十二門）自朝鮮東北部的元山登陸（稱“元山支隊 ”），經文川、陽德、成川（今新成川南）、順安，繞攻平壤北部，截斷清軍後路。

　　日軍根據這一分進合擊的作戰計劃，預定9月15日包圍平壤，發起總攻。

　　早在8月上旬，清政府派出的四支援軍先後抵達平壤。豐升阿、衛汝貴等以兵力不足、後路空虛爲由，要求“先定守局，再圖進取”①。李鴻章也認爲“非有勁旅三萬人，前後布置周密，難操勝算”，“目前隻能堅紮平壤，扼據形勝”②。盡管清廷急于要按原定方針向南進軍，多次電催李鴻章饬令各軍“相機進取”，“直指漢城”，李鴻章總是借故延宕，以緻前敵各軍既不南下進攻漢城，又不擇險據守，互爲策應，“而以二十九營萬四千餘人聚平壤，置酒高會，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築壘，環炮而守”③，坐待日軍來攻。8月下旬，葉志超抵達平壤。這個敗軍之将被任命爲平壤各軍總統，“一軍皆驚”，進一步破壞了士氣。葉志超對于軍事更加漫無布置，身爲前線統帥，不親自組織偵察，及時獲取準确的情報，主要依靠天津的電報通報，因而對前線敵人情況很不了解，隻知道日軍主要從中和大道來攻，而不知其從幾個方向同時包圍平壤。9月5日，葉志超與諸将議定，以一部兵力監視元山方向之敵，以主力南下迎擊自黃州北進之日軍。6、7兩日，部隊已按計劃出發。此時，葉志超得到日軍一部已抵成川的消息，因顧慮平壤後路發生危險，于是突然改變決心，急忙将部隊調回，倉卒作出防禦平壤的部署，而此時各路日軍已完成了對平壤的合圍。

　　平壤是朝鮮的舊都，山環水抱，形勢險要，城牆高約十米，牆基厚約七米，南北綿亘十餘裏。大同江自城東至西南流過。城有六門：南爲朱雀門，西南爲靜海門，西北爲七星門，北爲玄武門，東爲長慶門，東南爲大同門。長慶、大同二門緊靠大同江。玄武門跨牡丹台山修築。由于牡丹台緊靠城牆，因而成了守衛平壤的命脈所在。

　　清軍依城劃分各軍防區：城北方面，由左寶貴所部奉軍、豐升阿所部盛軍及江自康之仁字兩營防守；城西方面，由牙山軍（即葉志超原來所部）防守；城南方面，由衛汝貴所部盛軍及馬玉昆所部毅軍之一部防守；城東南大同江東岸，由馬玉昆所部毅軍防守，有浮橋一座溝通兩岸聯系。葉志超坐鎮城内，居中調度。

　　

　　二、作戰經過

　　9月13日，四路日軍均已逼近平壤，其中元山支隊已進至順安，切斷了清軍退往義州的後路。

　　14日清晨，日軍元山、朔甯兩支隊一齊發起攻擊，占領了城北山頂數壘。左寶貴親自督隊争奪，未能取勝，便率部入城，用大炮轟擊敵人。日軍堅伏不退。當晚，葉志超主張棄城撤退，遭到左寶貴的堅決反對。左寶貴派親兵監視葉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拂曉前，日軍發起總攻。大同江東岸的日軍混成第九旅團分三路進攻平壤城東南。扼守大同江東岸的馬玉昆所部毅軍奮力抵抗，與敵展開肉搏戰，自清晨激戰至午後，終于打退了東路日軍的進攻。北路戰事也十分激烈。日軍朔甯、元山兩個支隊又于當天拂曉發起進攻，左寶貴親自登玄武門指揮，士兵拚死拒敵。戰至上午，日軍先後攻破玄武門外的五座堡壘，并向玄武門猛烈突擊。左寶貴爲了表示與城共存亡的決心，身穿黃馬褂，繼續指揮。11時，左寶貴中炮陣亡，士氣大挫，玄武門遂被日軍攻占。葉志超随即懸白旗乞降，并下令撤軍。當時，馬玉昆部正與東路日軍相持于大同江東岸，偷襲平壤西南的日軍第五師團主力也被衛汝貴所部擊退，傷亡慘重。

　　正當東西兩路清軍準備乘勝出擊的時候，忽聞北路失利，并接到葉志超的撤軍命令，馬玉昆、衛汝貴隻得率部回城。日軍準備宿營，未再前進。當晚，葉志超率守軍乘夜暗倉皇逃出平壤。日軍于城北山隘堵截，清軍傷亡二千餘人，被俘數百人。途經順安，又遭日軍攔擊，死傷枕藉。

　　16日，葉志超等逃至安州，始與呂本元、聶士成等部會合。安州距平壤九十公裏，北倚清川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是平壤以北的第一重鎮。聶士成建議葉志超憑借安州有利地形，阻敵北犯。葉志超不同意，繼續率軍向義州狂逃。19日，李鴻章曾電告葉志超駐守義州，不準退往鴨綠江以西。三天以後，李鴻章又認爲與其株守義州孤城，不如全線撤回，于是，清軍于22—24日放棄了義州等戰略要地，退過鴨綠江。

　　平壤之所以輕易陷落，關鍵在于前敵總指揮不得其人。葉志超于成歡之戰打響時，立即棄軍逃奔平壤；驚魂未定，又以謊報戰功而被任命爲平壤各軍總統，由于不孚衆望，“各将領均不受節制”①。他庸懦怯敵，既不敢驅軍南下，也沒有保衛平壤的決心，一經接戰，再次率先逃跑，緻使軍心大亂，“凡有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槍萬數十杆，将弁私财，軍士糧饷，軍資、器具、公文、密電，盡委之而去”②。此外，清軍紀律甚差，不能與當地人民呼吸與共，也是平壤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來，由于中朝兩國同遭日寇侵略，共同的命運把兩國軍民聯系在一起。當清軍剛到平壤時，朝鮮人民夾道歡呼，以各種物資慰勞、供給清軍；朝鮮官員也盼望清軍多打勝仗，“其王京（漢城）自大院君以下，時密輸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軍進趨漢城”③。可是，清軍入朝後不但無所作爲，而且侵害群衆利益，緻使朝鮮人民大失所望，不再盡力支援，這就大大影響了保衛平壤的作戰。



第五节 黄海海战

　　一、豐島海戰以後雙方艦隊的行動

　　豐島海戰以前，日本政府“預料陸戰可操勝券，但對海戰的勝敗如何尚抱疑慮”①。日艦豐島偷襲得逞，使日本海軍增強了戰勝中國海軍的信心，自那以後，聯合艦隊一直活動于朝鮮海域，一面掩護後續陸軍和軍械糧秣的海上運輸，一面聲援在朝日軍的陸路作戰。8月5日，聯合艦隊接到日本大本營關于搜索和擊破中國艦隊的命令，伊東祐亨随即于8月7日率艦隊從隔音島出發，駛往黃海西部海面，甚至闖到威海衛和旅順軍港，進行搜索和挑戰。

　　北洋艦隊方面，7月25日的豐島海戰隻是稍有損失，對整個艦隊的戰鬥力并無多大影響。戰後第二天，李鴻章電令丁汝昌“即帶九船開往漢江洋面遊巡迎剿”。但同時又說：“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爲妥；仍盼速回。”②丁汝昌于7月27日率隊由威海衛出發，由于受李鴻章“保全堅船”指示的束縛，不敢前往漢江口，僅至大同江口外即返回威海衛基地，以“未遇倭兵商各輪”敷衍了事。中日宣戰的當天（8月1日），李鴻章又電告丁汝昌：“總署催汝統鐵、快各船往仁川附近……相機截擊”。但又繼續強調：“速去速回，保全堅船爲要。”①于是，丁汝昌于出發前複電李鴻章，以無偵探快船、又少快炮等爲由，言明不能去漢江口，隻宜“遠巡大同冰洋，遇敵痛剿；近顧北洋門戶，往來棱查”。李鴻章當即轉告總理衙門，稱丁所言“似系老成之見”。②8月5日，清廷得知葉志超軍已經潰敗，預料日軍必将北攻平壤，于是令北洋艦隊專顧大同江口一帶海面的安全，以便由海路增援平壤。8月9日，丁汝昌第三次率隊出巡。第二天黎明，日艦二十餘艘突然出現于威海衛港外，遭到海岸各炮台的猛烈炮擊。當晚，日艦又竄至旅順口外，與城頭山炮台交相炮戰。清廷聞知威海、旅順一帶洋面有日艦活動，甚爲驚駭，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艦隊“速回北洋海面，跟蹤擊剿”③。8月23日，清廷進一步指示：“威海、大連灣、煙台、旅順等處，爲北洋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④。此後，北洋艦隊再未遠巡，不出北洋一步。這樣，日本海軍便完全控制了朝鮮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占領了從海路進攻中國的有利前進基地。

　　由于丁汝昌多次率隊出巡無功，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攻擊。8月26日，光緒帝下令将丁汝昌革職，但仍“戴罪自效”。李鴻章不得不上奏爲丁汝昌辯護，同時乘機正式提出“保船制敵”的方針，進一步強調“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建議清廷放棄争奪制海權。他認爲，“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因而主張北洋艦隊“不必定與拚擊，但令遊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勢”。①從此，北洋艦隊更加陷入了消極自保的被動局面。

　　

　　二、海戰經過

　　9月上旬，清廷鑒于平壤将有大戰，拟派兵增援。爲了及時到達前方，決定将駐防大連一帶的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八營四千人由海道運至大東溝，然後轉由陸路赴朝。這樣，海軍掩護，責無旁貸。李鴻章乃令丁汝昌率艦隊護航。9月15 日上午，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主力抵達大連灣。

　　9月16日2 時左右，銘軍搭乘招商局“新裕”、“圖南”等五艘輪船，在北洋艦隊的護衛下，由大連出發，午後抵大東溝。“平遠”、“廣丙”泊于港口，由“鎮南”、“鎮中 ”兩炮艇護送進港，“定遠”等十艦均泊于港外十二海裏之大鹿島東南。銘軍四千人連夜上岸，安全到達目的地。不過，此時平壤已失，銘軍無法起到應援的作用。

　　日本聯合艦隊早想與北洋艦隊決一雌雄，當得知中國海軍将護送陸軍赴朝的消息後，便于9月14日午後由仁川港出發，15日到達大同江口。因不見有中國艦船，伊東祐亨命部分艦隻溯大同江支援第五師團進攻平壤，其餘艦隻暫泊于小乳纛角的東北。伊東祐亨判斷，北洋艦隊有可能護送陸軍往鴨綠江口一帶，于是不待全艦隊集中，立率軍艦十二艘，于16日下午出發，向黃海北部的海洋島方向航進，17日晨抵達該島附近。

　　9月17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北洋艦隊正準備起錨回航旅順時，發現日本艦隊自西南駛來，丁汝昌随即命令艦隊起錨迎戰。這時，雙方艦隊的力量對比，日本聯合艦隊噸位總數大，航速快，機動性好，火炮多，攻擊力較強；北洋艦隊擁有兩艘巨型裝甲戰列艦，重炮多，防護性能較好。

　　戰鬥之前，丁汝昌曾規定三條訓令：“1、艦型同一諸艦，須協同動作，互相援助；2、始終以艦首向敵，借保持其位置，而爲基本戰術；3、諸艦務于可能範圍之内，随同旗艦運動之。”①

　　北洋艦隊開始成“并列縱陣”（“定遠”、“鎮遠”兩艦居前），以每小時五海裏的速度向西南方向航進。各艦愛國官兵，“皆同仇敵忾，凝視敵隊，自負決心，勇氣百倍”②。日艦則以第一遊擊隊“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艦爲先鋒，伊東祐亨自乘旗艦“松島”，率領本隊“千代田 ”、“嚴島”、“橋立”、“比睿”、“扶桑”跟進，12時許，又将武裝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艦“赤城”移至本隊的左側（非戰鬥一面）。丁汝昌、劉步蟾及總查德國人漢納根等在“定遠”艦前方的飛橋上，見日艦成“單行魚貫陣”（單縱隊）撲來，決定采取以主艦居中的“夾縫雁行陣”（交錯配置的雙橫隊）應戰①。由于陣形尚未完全組成，旗艦即以每小時八海裏的速度前進，“濟遠”、“廣甲”、“超勇”、“揚威”等後續艦斜行追趕不及，以緻形成半月形而類似“後翼梯陣 ”（又叫“燕剪陣”）。因此，日方認爲，北洋艦隊當時所列隊形“似爲不規則之單橫陣，又似後翼梯陣，而‘定遠’、‘鎮遠’居中……”②。

　　日艦第一遊擊隊開始指向北洋艦隊的中央，約距離一萬二千米時，稍向左變換航向，然後又按原方向前進，準備首先進攻北洋艦隊的右翼。本隊也取大緻相同的航向繼進。

　　17日12時50分，雙方艦隊相距約五千七八百米，“定遠”首先發主炮攻擊，其餘各艦亦相繼開炮。彈丸落于日艦第一遊擊隊近旁，但均未命中目标。當時正值微弱東風，硝煙彌漫于北洋艦隊之前，日艦趁機以每小時十四海裏的速度向前急駛。當前出到離北洋艦隊右翼約三千米時，日第一遊擊隊四艦陸續以其右舷速射炮猛轟“揚威”、“超勇”。13時5分，彼此僅距一千六百米，日艦以低彈道向“超勇”、“揚威”實施抵近射擊，二艦相繼起火，退出戰鬥。日艦“吉野”也中彈起火，但很快被撲滅。約13時30分，“超勇”沉沒。這時，“平遠”、“廣丙”和兩艘魚雷艇已趕到，但因火力均不強，未能改善右翼态勢。

　　當第一遊擊隊繞攻北洋艦隊右翼時，本隊也與北洋艦隊主力交相炮擊。北洋艦隊雖然陣形已被打亂，但各艦随時變換方向，力求使艦首對敵，以充分發揮主炮威力。“‘定遠’猛發右炮攻倭大隊各船，又發左炮攻倭尾隊三船”①。日艦“比睿”、“赤城”因速度遲緩掉隊，正好被北洋艦隊所截擊。13時10分，“比睿” 突然改變航向，向右急轉舵，冒死從“定遠”、“來遠”之間竄逃（距“定遠”約一千米，距“來遠”約四百米）。“定遠”、“來遠”以及“經遠”等艦乘機予以夾擊，重創“比睿”，迫使其向左轉舵，逃出包圍圈，追趕本隊。“赤城”企圖營救“比睿”，受到“來遠”等艦的猛烈炮擊，其艦長坂元八郎太等多人當場斃命。 “西京丸”也受重傷，“舵已轟斷，舟中觀戰之大吏（按：即海軍軍令部長桦山資紀）幾被華軍連船擒去”，“後遁至濟物浦（仁川），丸中人如已赴法場重邀恩赦者然”。②

　　日艦第一遊擊隊掠過北洋艦隊右翼以後，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企圖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機動的優點，配合本隊作戰。但本隊旗艦“松島”發信号令其歸隊，便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于是，北洋艦隊主力艦隻對準第一遊擊隊右側後方，猛烈炮擊。14時15分，第一遊擊隊剛剛追上本隊最後一艦“扶桑”，又見“西京丸”發出“‘比睿’、‘赤城’危險”的信号，隻得再次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與此同時，本隊已繞至北洋艦隊的背後，與第一遊擊隊形成夾擊之勢。這樣，北洋艦隊便陷入了腹背受敵的不利境地，隊形更加混亂。

　　戰鬥過程中，丁汝昌身負重傷，仍然堅持在“定遠”甲闆上鼓勵士兵作戰。右翼總兵“定遠”艦管帶劉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戰，沉着指揮。北洋艦隊大部分官兵都能英勇戰鬥，奮不顧身。“緻遠”管帶鄧世昌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緻遠”艦多處受創，船身傾斜，彈藥将盡。鄧世昌見日艦“吉野”十分猖狂，毅然下令開足馬力，準備用沖角撞擊“吉野”，與敵同歸于盡。“吉野”慌忙規避，并發射魚雷。“緻遠”不幸重傷，鍋爐爆炸。約15時30分，“緻遠”沉沒，鄧世昌等二百五十名官兵壯烈犧牲。“經遠”也中彈起火，管帶林永升浴血抗戰，不幸中彈陣亡。

　　“ 緻遠”沉沒後，“濟遠”管帶方伯謙和“廣甲”管帶吳敬榮，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日第一遊擊隊尾追不及，又折回猛攻已受重傷的“經遠”。約17時左右，“經遠”沉沒，全艦二百七十名官兵除十六人獲救外，餘皆殉難。“廣甲”倉皇逃跑時，“避大洋，傍岸行”，以緻在大連灣的三山島外擱淺（23 日，遇日艦“秋津洲”、“浪速”巡航，便自行炸沉）。

　　“靖遠”、“來遠”因中彈過多，力不能支，退出戰鬥，避至大鹿島附近緊急修補損壞的機器。“平遠”、“廣丙”及“福龍”雷艇也因尾追單獨逃跑的“西京丸”，而爲敵第一遊擊隊所斷，未及歸隊。

　　在“緻遠”、“經遠”等艦同第一遊擊隊激戰的同時，“定遠”、“鎮遠”兩艦正同聯合艦隊本隊進行着艱苦的鏖戰。一小時後，“定遠”隻有三門炮、“鎮遠” 隻有兩門炮尚能發射。兩艦以寡敵衆，始終保持相互依恃的距離。雖中彈甚多，幾次起火，全體官兵仍然堅持奮戰，一面救火，一面拚死抵抗，并重創敵旗艦“松島 ”。日方承認：“（午後）三點三十分，‘鎮遠’所發的三十公分半巨彈兩門，命中了我旗艦‘松島’下甲闆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裝藥因此爆發，霹靂一聲，船舳傾斜了五度，冒上白煙，四顧黯澹，炮台指揮官海軍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傷達一百餘人，死屍山積，血流滿船，而且火災大作，更加困難。 ”①由于無法繼續指揮，伊東祐亨不得不下令各艦自由行動。

　　不久，“靖遠”、“來遠”搶修完畢，重新投入戰鬥。“靖遠”幫帶大副劉冠雄知“定遠”艦号旗桅杆斷裂，不能升旗指揮，建議管帶葉祖珪代懸信旗集隊，指揮各艦繞擊日艦，并調出泊于港内的“鎮南”、“鎮中”等前來助戰。于是，“平遠”、“廣丙”及各魚雷艇也都折回。這時，日旗艦“松島”已經癱瘓，“吉野”隻剩下一具軀殼，失去戰鬥力，其餘日艦也傷亡慘重，不能再戰，又見北洋艦隊重新集隊，伊東祐亨便于17時40分左右下令各艦向東南方向遁逃。北洋艦隊稍事追擊，由于時已日暮，加之炮彈告竭，于是收隊返回旅順。

　　這次海戰，曆時五個多小時，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爲近代世界海戰史上所罕見。戰鬥中，日海軍“松島”、“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艦受重傷，共死傷約六百人。北洋艦隊“緻遠”、“經遠”、“揚威”、“超勇”被擊沉，“廣甲”自毀，“來遠”等艦重傷，共傷亡近千人。

　　黃海海戰，北洋艦隊的損失雖然大于日方，但亦給日艦以重創，并迫使其率先逃跑。因此，當時中外輿論對于誰是這次海戰的勝利者，衆說紛纭。從客觀效果看，經過黃海海戰，日本聯合艦隊雖未能達成“聚殲”北洋海軍的目的，但由于北洋艦隊嗣後不敢再戰，日軍基本上掌握了黃海制海權，爲下一步實施花園口（今旅大市莊河西南九十里）登陸進攻遼東半島創造了條件，對整個甲午戰争的進程産生了重大影響。

　　李鴻章視北洋海軍爲私人資本，他不願“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然更不願意以北洋艦隊與日本聯合艦隊喋血一戰，因而一再強調，“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①，主張将黃海制海權拱手讓與日本。這就不難看出，李鴻章提出的“保船制敵”方針，并非着眼于“制敵”，而是在于“保船 ”，其實質是避戰自保。李鴻章先則不準丁汝昌率艦隊護航增援牙山之清軍，緻有豐島之敗、“高升”之沉，助長了日本聯合艦隊的嚣張氣焰；繼則多次阻撓北洋艦隊出海巡航，使日艦得以在漢江口至旅順、威海衛之間的廣闊洋面自由往來，而無後顧之憂。漢納根曾指出：當時“已有責北洋海軍之不出者，不知此不能爲海軍咎，且亦不能爲丁汝昌咎也，有鉗制海軍者（如饬令毋得失船之類），丁汝昌不能專主也。”①此語頗爲切中要害。所以，清政府的腐敗怯懦，李鴻章的消極防禦與避戰自保方針，實爲海戰失利的根本原因。當然，除了戰略指導上的錯誤以外，還與其它因素特別是作戰指揮和戰術運用等有關。

　　丁汝昌以陸将任海軍提督，指揮海上作戰，自難得心應手。由于缺乏海戰經驗，因而不善于根據敵我艦船的戰術技術特點，采取避敵之長、擊敵之短的靈活戰法。黃海海戰開始時，北洋艦隊以夾縫雁行陣對付敵人的單縱陣，這種戰鬥隊形諸多不利，如最難維持陣形，不便行動自由，不易發揮全艦隊炮火之威力等等，因而頗遭後人責難。當然，黃海海戰中丁汝昌等決定采用橫陣應戰也不是沒有原因的。《晨園漫錄》指出：由于北洋艦隊各艦購置較早，其裝備“大抵專注重艦首之重炮，而于兩舷側之速射炮則不甚加意，……其後速射炮日益發達，我各艦仍然依舊，未曾加以改造”，爲了充分發揮重炮的優勢，“自以布成橫陣爲最便”。②北洋艦隊的中堅是“定”、“鎮”二艦，各有三十點五厘米口徑的主炮四門，它們不是安裝在中心線上，而是位于軍艦前部的兩側，隻有基本上保持艦首對敵，才便于充分發揮其威力。因此，丁汝昌在戰前訓令中規定“始終以艦首向敵，借保持其位置，而爲基本戰術”，在海戰報告中，也有“各船均以船頭抵禦，冀以大炮得力”③的說法。北洋艦隊戰術運用上的錯誤，主要在于把速度不同的軍艦混合編組，并駕齊驅，緻使“緻”、“靖”、“經”、“來”四艦徒具高速而不能充分發揮其戰術性能，喪失了巡洋艦應有的機動攻擊作用，而陷于被動。相反，日方正是正确地利用了這一特點，将四艘高速艦單獨編爲一隊，加之采用便于機動的單縱陣，因而在整個戰鬥過程中不受本隊航速的限制，進行機動突擊，而居于主動地位。其次，北洋艦隊在編隊上置弱艦于兩翼，當敵艦迂回包抄其側翼時，得不到強大炮火的支援。正是由于這一錯誤，一開始就造成“揚威”、“超勇”兩艦中彈起火的惡果。此外，旗艦“定遠”在戰鬥開始後不久就中彈負傷，失去升旗指揮的能力，對于整個艦隊的作戰也是有很大影響的。

　　在實力對比方面，北洋艦隊是一支具有一定戰鬥力的近代海軍，不僅擁有當時世界上有數的大型裝甲艦和優良軍港，而且将領中不少人是受過西方海軍專業訓練的留洋學生，士兵大多是選自沿海一帶的勞動者，并聘有外國軍官擔任炮術、駕駛等各科教習，按西法進行訓練，戰前還進行過兩次較大規模的校閱和演習，但和日本海軍相比，總的實力畢竟居于劣勢。軍艦的速度是關系海戰勝負的重要條件。北洋艦隊速度最快的“緻遠”、“靖遠”二艦，最高航速爲十八節（由于使用日久，實際隻有十五六節），最慢的“鎮中”、“鎮南”二炮艦，隻有八節，而日艦最慢的“赤城”是十點二五節，最快的“吉野”達到二十二點五節。在戰鬥過程中，日艦（特別是第一遊擊隊）正是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機動的特點，始終居于“勝則易于追逐，敗亦便于引避”的有利地位；北洋艦隊則處處顯得被動，“惟随敵隊之運動以爲運動”①。在當時條件下，艦隊的攻擊力主要在于火炮。日本聯合艦隊不僅火炮總數大大超過北洋艦隊，而速射炮更是衆寡懸殊。據英國《海軍年鑒》統計，黃海海戰中，日本聯合艦隊的火炮發射力超過北洋艦隊六倍，以緻“日軍以其勝利歸功于速射炮”。①除此以外，北洋艦隊雖有巨炮八門，“惟清廷怠忽無狀，平時不事補充，戰時全艦隊中，僅有榴彈數發而已，瞬息之間，榴彈告罄”②。尤有甚者，有的炮彈實以泥沙，有的彈丸火藥内摻水泥。因此，盡管戰鬥中命中彈丸不少，卻未能擊沉一艘日艦。

　　黃海海戰雖然失利了，但在力量對比居于相對劣勢和指揮失靈的情況下，北洋艦隊大部分官兵仍能奮勇拚殺，開創了海上鏖戰五個多小時的紀錄，其英烈精神和光輝事迹，是值得稱頌的。


第六节 辽东半岛之战

　　一、遼東半島的戰略地位

　　遼東半島面臨黃海，不僅是日軍從海上進攻東北的唯一方向，更重要的是它與山東半島遙望相對，共同封鎖着渤海海峽，因而是保衛京津的重要門戶，戰略地位極爲重要。

　　位于遼東半島南端的旅順口，地勢險要，又是控制渤海海峽的鎖鑰。其地東有黃金山，西有老虎尾，互相環抱，雄峙口門。口門内水域寬廣，港闊六百餘米，水深六米左右，可錨泊艦艇三十餘艘。平均氣溫爲攝氏十度左右，嚴冬不凍。

　　清王朝鑒于旅順的戰略地位和易守難攻的良好地形，決定在此構築船塢、炮台、廠房、倉庫和電報局等軍事設施，作爲北洋艦隊的基地。自1880年開始修建， 1890年基本完工，曆時十年之久，費銀數千萬兩。建于東岸的大船塢，是旅順軍港的主體工程之一。李鴻章奏稱：“北洋創辦海軍，曆年添購鐵甲鋼快等船，規模略具。從前并無修船巨塢，遇有修理要工，必須駛赴日本、香港各洋廠，諸多不便。自旅順造辦石船塢，各戰艦均可就近修理，無須借資外國，緩急可恃，洵爲海軍根本至計。”①

　　旅順口炮台林立，至甲午戰争時，東西海岸新舊炮台共計十二座，安設各種海岸炮七十餘門，另有依山建築的陸路炮台十七座，大小火炮近八十門。總兵黃仕林和張光前各統親慶軍四營，分駐于東西海岸炮台。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九營一哨，專防旅順。

　　與旅順口互爲犄角的大連灣，也建有炮台、倉庫、火藥庫、水師學堂等。甲午戰争爆發時，大連計有海岸炮台五座、陸路炮台一座，共有大小火炮近四十門，由提督劉盛休統銘軍十二營駐守。

　　宋慶和劉盛休所部由北洋大臣直轄。爲便于節制，在旅順設有北洋前敵營務處，由道員龔照玙負責。

　　具有堅固設防的旅順口，是日軍從渤海灣登陸，遂行直隸平原決戰方針的嚴重障礙。

　　

　　二、 雙方作戰方針及部署

　　（一）日軍方面

　　黃海海戰之後，日軍大本營爲在來年進行直隸平原決戰，決定按照其冬季作戰方針，首先實施遼東半島的登陸戰役，奪取旅順、大連。9月21日起，大本營即着手組建由第一師團、第二師團（預備隊，後未參戰）和第十二混成旅團（第六師團的一半）編成的第二軍，以陸軍大将大山岩爲司令官。爲了蔭蔽攻占遼東半島的企圖，大本營命令第一軍在鴨綠江東岸義州一帶集結，以牽制對岸清軍，屆時向九連城（今丹東市東北二十五裏）發起進攻，掩護第二軍的登陸作戰。

　　

　　（二）清軍方面

　　1、清軍戰略方針的轉變

　　爲阻遏日寇向中國本土進攻，李鴻章提出了“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沈陽以顧東省之根本”的方針，同時強調，必須“多籌巨饷，多練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勢，全力專注，持之以久，而不責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戰術成之詭計。”①李鴻章還要求指派大臣專門督辦奉天軍務。清廷采納了李鴻章的建議，随即令宋慶幫辦北洋軍務，由旅順馳赴九連城一帶，督率前敵各軍合力嚴守鴨綠江西岸。不久，又将從平壤潰退過江的葉志超、衛汝貴撤職，所部交由聶士成統帶。

　　清廷采納李鴻章的上述建議，意味着由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轉變爲戰略防禦的方針。按照這一方針，清廷命北洋艦隊盡快修複受傷各艦，不時巡弋于大連、旅順、威海之間，扼守渤海灣門戶；爲力保沈陽，以東三省軍隊之大部集結于沈陽、遼陽之間，并增強第一線兵力；爲保衛北京，在天津、大沽間，山海關與秦皇島間，以及通州（今通縣）附近，厚集外省兵力。

　　2、鴨綠江沿線的防禦部署

　　清軍以九連城一帶爲主防禦陣地。九連城南依鴨綠江，東枕叆河。叆河東面的虎山，是屏障九連城的要塞。再東至安平河口，逾安平河而東爲蘇甸，再東爲長甸。九連城以西爲安東縣（今丹東市），再西爲大東溝，更西爲大孤山（今孤山）。

　　在這一沿江地帶，清軍部署分中、東、西三段：

　　中段：幫辦北洋軍務宋慶率親兵四百人，設司令部于九連城北面的葦子溝；總兵劉盛休率所部銘軍專防九連城；總兵聶士成率牙山軍駐守栗子園及虎山附近；總兵馬玉昆率毅軍五營駐守九連城北面的榆樹溝附近；總兵宋得勝率毅軍四營駐守榆樹溝北面的葦子溝一帶。

　　東段：黑龍江将軍依克唐阿率齊字練軍及鎮邊軍共十二營分守安平河口至長甸河口一線。

　　西段：豐升阿、聶桂林率奉天盛軍和原左寶貴所部奉軍共十二營分守安東、大東溝、大孤山各城邑。呂本元、孫顯寅率原衛汝貴所部盛軍十八營駐守沙河鎮（安東縣）一帶。

　　鴨綠江沿線清軍雖有七十餘營，兩萬三千多人，但因是一線設防，兵力分散，縱深内沒有強大的預備隊實施機動，加之宋慶與依克唐阿互不統屬，因而總體防禦能力是脆弱的。

　　3、旅大地區的防禦部署

　　遼東半島正面的沿海陸地，西起老鐵山，東至鴨綠江口，整個地形前低後高，山地重叠，原是組織抗登陸作戰的良好地區。但是，自1888年以來，由于西太後挪用海防經費修建頤和園，以及官吏們中飽私囊，以緻除旅順、大連有堅固設防外，全線并沒有完整的防禦體系。當日軍攻占平壤進逼鴨綠江時，李鴻章等不了解日本大本營的戰略意圖，錯誤地判斷了日軍的主攻方向，加之奉天是清王朝的陪都，以緻陸續把長期守備旅順、大連之兵（宋慶所部毅軍和劉盛休所部銘軍）調赴鴨綠江前線。爲了填防，李鴻章令宋慶所部的分統姜桂題新募桂字四營、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營調赴旅順，後又令提督衛汝成新募成字六營及所部馬隊兩營，正定鎮總兵徐邦道新募拱衛軍三營并所部馬隊兩營、炮隊一營，由天津調赴旅順協防，而以銘軍分統趙懷業新募懷字六營，代替銘軍防守大連灣。日軍進攻時，旅大地區清軍的部署是：

　　金州大連地區：副都統連順率捷勝營步隊一營守金州城，以馬隊二哨駐皮子窩（今皮口）監視附近海岸；總兵徐邦道以拱衛軍步隊三營守徐家山，以炮隊一營駐金州城南，馬隊二營巡防金州東北一帶；總兵趙懷業親率步隊二營守大連灣和尚島，另以二營守老龍頭及黃山，一營守南關嶺，一營二哨守蘇家屯。連順受奉天将軍裕祿遙制，徐邦道、趙懷業受李鴻章節制，互不相屬，而無統一的指揮。

　　旅順地區：總兵張光前率親慶軍四營守西炮台，總兵黃仕林率親慶軍四營守東炮台；毅軍分統姜桂題新募桂字四營、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營、提督衛汝成新募成字六營，均依陸路炮台分守旅順後路。凡無炮台處，則配置野戰炮，野戰炮間的空隙，則配置步兵，依托山地修築臨時工事。

　　

　　三、作戰經過

　　（一）鴨綠江防線被突破

　　1894年10月22日，日第一軍二萬五千人于朝鮮義州一帶集結完畢，準備渡江攻取虎山，進而奪占九連城。爲了牽制對岸清軍，日軍采取“近而示之遠”的戰法，于24日以一部兵力故意在義州作出渡江的姿态，暗地則命第三師團的佐藤大佐（第十八聯隊長）率領一個支隊（步兵二大隊、炮兵一小隊）于九連城東北的水口鎮（在朝鮮境）附近徒涉渡江，向依克唐阿所屬副都統倭恒額防區安平河口、鼓樓子一帶發起攻擊，企圖由東而西，繞攻虎山清軍，擊九連城的側背。駐守該處的清軍一聽槍響，即紛紛向寬甸方向逃走。佐藤支隊輕取安平河口等處，随即向虎山方向前進。在佐藤支隊渡江的當天上午，日軍還派遣奧山少佐率領一個支隊（步兵第二十一聯隊之第三大隊）沿鴨綠江而西，屯于安東對岸的麻田浦，以兩門野炮轟擊安東，牽制該處清軍。

　　義州日軍在佐藤支隊渡江的當夜，其架橋隊利用夜暗在虎山附近江面架設了浮橋（清軍竟然沒有發覺）。25日淩晨，日軍第三師團在炮火掩護下首先渡江，第五師團之第十旅團繼進。戰鬥開始後，宋慶急調葦子溝、栗子園、九連城的清軍進行攔擊，一度迫使日軍不能向縱深發展，後續日軍無法通過浮橋。戰至上午10時左右，沿岸清軍及守備炮台的銘軍不支，相繼潰逃，隻有聶士成部仍堅守虎山阻擊日軍。由于各路清軍潰退，日軍（包括由安平河口西進的佐藤支隊）得以集中兵力圍攻虎山。聶士成部終以寡不敵衆，不久亦退往叆河以西。宋慶不敢繼續抵抗，于當夜率部退守鳳凰城（今鳳城）。26日，日軍進占九連城，随即分兵一部西占安東，豐升阿、聶桂林率部西奔岫岩。僅三天時間，鴨綠江防線即被日軍突破。此後，日軍向我東北境内步步進逼。

　　

　　（二）金州、大連陷落

　　已集結于朝鮮大同江口漁隐洞錨地待機的日第二軍（第二軍司令部及第一師團），在第一軍發起鴨綠江戰鬥的同時，即開始實施遼東半島的登陸作戰。10月24 日、26日、27日，日軍由聯合艦隊十四艘軍艦擔任護航，用三十餘艘運輸船分三批輸送第二軍第一師團在花園口登陸。登陸後，即布置警戒，建立起登陸場，以掩護混成第十二旅團繼續登陸。

　　徐邦道、趙懷業獲悉日軍登陸的消息後，以金州、大連兵力薄弱，向旅順龔照玙請援。龔照玙不明日軍是北犯還是南下，因而按兵不動。這時，在皮子窩一帶巡防的連順所部捷勝營馬隊捕獲日本間諜鍾崎、山崎二人，獲悉日軍将攻金州、大連。趙、徐等據以電告李鴻章，希望旅順分兵北援，并要求速令北洋艦隊（已修複的“定”、“鎮”等六艘軍艦于10月中旬由丁汝昌統率駛回威海）赴援大連。龔照玙也發電向李鴻章請援。李鴻章一面令由營口方面增援旅順的山西大同軍二千人（由總兵程之偉統領）兼程前往金州，一面以責備的口氣複電趙、徐等前敵統領：“倭匪尚未過皮子窩而南，汝等隻各守營盤，來路多設地雷埋伏，并無守城之責；旅順兵單，同一吃緊，豈能分撥過灣？可謂糊塗膽小！”① 金州守軍多次催促程之偉部南下增援，程之偉竟逗留複州（今複縣）、熊嶽不進。

　　 11月1、2日，進至皮子窩的日軍停止前進。徐邦道分析日軍之所以不進，可能在皮子窩開辟新的登陸場，掩護後續部隊登陸，或是等待糧秣彈藥的輸送，因而認爲機不可失，應主動出擊。于是，連順與徐邦道親向大連的趙懷業請援，而趙按兵不動，以緻喪失了戰機。趙懷業部營官周鼎臣等自告奮勇要求赴敵，趙竟說：“我奉中堂（李鴻章）令守炮台，不與後路戰事；汝輩欲往鼻[皮]子窩拒敵，須請令方可。”①最後僅派出步隊兩哨，不及三百人。

　　徐邦道主動出擊的計劃不能實現，便以右翼依托金州城東面的大和尚山，占領該山北麓格條溝之西方高地至破頭山一帶，左翼則占領通複州的大道十三裏台南方高地，緊急修建臨時工事。11月3日，日軍先頭部隊（步兵第十五聯隊的第一大隊、工兵一大隊和騎兵一中隊）已達亮甲店。同日，日軍第一師團長山地元治中将率師團主力由皮子窩出發南下。4日，日軍一部切斷複州電線。5日，日軍先頭部隊遭到大和尚山徐邦道部炮擊，不能前進。師團主力便由石拉子（亮甲店西南）折向金州北面的三十裏堡一帶，進攻金州守軍的左側背。

　　11月6日，徐邦道部潰敗。接着，日軍攻破金州城。連順早已逃走，其餘清軍奔向旅順方向。

　　7日，日軍在聯合艦隊配合下，分路進攻大連。由于趙懷業已于6日棄大連炮台逃跑，兵勇潰散，日軍不費一槍一彈便占領了大連，獲取了清軍遺棄的大小炮一百二十餘門和炮彈二百四十六萬餘發，以及大量的軍用物資。當天，發自仁川港的日混成第十二旅團亦在花園口登陸完畢，随即向金州方向前進。

　　

　　（三）旅順失陷

　　10月底，當日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并緩慢向前推進之際，丁汝昌曾率北洋艦隊由威海衛抵達旅順，但未敢前往日軍登陸之處，進行任何必要的襲擾。11月7 日，大連灣失陷，丁汝昌認爲旅順“萬難久支”，便借口“旅順後路警急，各船在口内，水道狹隘，不能展動爲力，有損無益”①，率艦隊返回威海。11日，丁汝昌奉命率艦隊抵大沽，并前往天津與李鴻章等面商援旅事宜。②12日下午，北洋艦隊由大沽開赴旅順，稍事遊弋， 13日晚即離旅折回威海，此後再未北巡。

　　本來，日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岩拟待第二師團到達後再向旅順進攻，後獲悉旅順請軍僅有陸軍一萬二千人（含金州、大連潰兵），又多系新兵，便決定不待第二師團到達即進攻旅順。

　　11月17日，日軍在大連休整了十天之後，開始向旅順進攻。大山岩決定，除以步騎二千留守金州、一千留守大連外，将其餘部隊分爲搜索騎兵（騎兵第一大隊）、左翼縱隊（步兵第十四聯隊、騎兵一小隊、山炮一中隊、工兵二中隊）、右翼縱隊（第一師團和混成第十二旅團之主力），沿旅順北面大道展開進攻。

　　當時，負責旅大前線總指揮的龔照玙，在金州失守之後即乘魚雷艇經煙台逃往天津，其餘大小官員也紛紛搶掠财物，準備逃走，以緻旅順軍心渙散，人心惶惶。18日，日軍控制了旅順陸路咽喉南關嶺，前鋒進至土城子。

　　旅順危急，諸将互不統屬，公推姜桂題擔任臨時指揮。姜桂題無所作爲，坐待敵攻。這時，隻有徐邦道率領殘軍主動迎戰。19日，徐部在土城子南面同敵人先頭部隊遭遇。徐邦道揮軍奮擊，将敵截爲數段，重創日軍，一直追擊至營城子西南的雙台溝。由于日軍不斷增援，徐邦道兵力薄弱，又沒有後援，整整激戰了一天，士兵饑餓疲乏，隻得退回旅順。這時，駐防旅順的八艘魚雷艇已逃往威海，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個統領也倉皇乘船逃跑。

　　21日，日軍艦隊在港外遊弋，借以牽制旅順東西炮台的清軍，陸軍則集中兵力猛攻可以瞰制各台的椅子山炮台。22日，椅子山炮台爲敵攻占，接着，案子山、松樹山、二龍山等各炮台相繼失陷，守軍潰散，旅順随即陷落。

　　就在日軍占領旅順的當天，宋慶所率援軍約七千人（含劉盛休所部銘軍）進抵金州城北。日軍以步騎二千、火炮四門阻擊，激戰半天之久。宋慶所部清軍未能越過金州赴援旅順，于當晚退至三十裏堡，後又向蓋平（今蓋縣）退卻。

　　日寇陷旅順後，獸性大發，對旅順人民（二萬餘人）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這次屠殺中，能夠幸免于難的中國人，全市中隻剩三十六人，這三十六個中國人，完全是爲驅使他們掩埋其同胞的屍體而被留下的。”①日本外相陸奧宗光供認：“把俘虜綁上屠殺，殺害平民，甚至婦女也不例外，這些似乎都是事實”。①

　　在日第二軍進攻旅大的同時，業已突破鴨綠江防線的日第一軍繼續向縱深發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日本侵略者即攻占了遼東半島的大部要點，達到了爲進行直隸平原決戰奪取前進基地的戰略企圖。

　　對于日軍在遼東半島登陸，清軍缺乏抗登陸的應有準備。事前，既未根據地形情況對敵人可能登陸的地點進行認真研究，在威脅最大的地段重點地部署兵力，并加強沿海觀察和巡邏；又缺乏必要的機動部隊，無法及時組織反擊。因此，日軍在登陸作戰的航渡、換乘、登陸各個階段，均未受到北洋艦隊的任何襲擾。花園口是豐升阿所派盛字營馬隊的防區，日軍在此登陸，該部竟未及時發現和抗擊。這一切，表明前敵清軍在敵人重兵壓境的嚴重情況下，仍然漫無布置，戒備松弛。李鴻章雖然早在9月29日即曾電告旅大前線各軍将領和丁汝昌：“各國探報，均稱日派大隊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島左右，欲竄旅後路，毀我船塢，實在意中。各炮台須晝夜分班了望嚴守，……師船速修，擇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張聲勢。”②但是，基于對日軍主攻方向判斷的錯誤，在實際部署上卻以鴨綠江方向爲重點，忽視了旅大方向的守備。當日軍已在花園口登陸，并準備進攻金州之際，盛京将軍裕祿等仍錯誤地認爲，“倭寇分兵竄擾，明系包抄前敵各軍後路。目下九連城既被搶渡，難保不合謀北犯。”③并以兵力不足爲由，不及時分兵增援旅大。旅大的軍事總指揮龔照玙，在敵人已從側後抄襲而來的情況下，仍不出兵阻擊。李鴻章也未采取得力措施。更有甚者，當日軍已占金州、正向大連挺進的當天（11月7日），慈禧竟不顧前線軍情緊急，仍若無其事地在北京慶祝其六十大壽。清廷和前敵将領如此昏庸，自然不可能對戰事實行正确的指導。

　　11月23日，清廷以遼東半島潰敗責怪李鴻章“調度乖方，救援不力”，下诏“革職留任”，并令其親赴大沽、北塘等處“周曆巡閱，嚴密布置”①，以防日軍直逼京畿。與此同時，清廷進一步開展求和活動，準備屈辱投降。


第七节 山东半岛之战

　　一、山東半島的戰略地位

　　山東半島突出于黃海與渤海之間，北隔渤海海峽與遼東半島遙遙相望，共扼渤海門戶，對于保衛京津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位于山東半島北岸東部的威海衛，北與遼東半島的旅順口相對，西與煙台互爲犄角，地當要沖，是控制渤海海峽、保衛京畿門戶的鎖鑰之一。“其海灣形若箕張，兩臂斜伸入海，作半環形”②。口外劉公島橫置于前，形成東西兩條水道，水深十米左右，一般艦船均可通行。劉公島之西端爲黃島，東南有日島等分布海中，形成海防的天然屏障。

　　1887年，清王朝開始在威海建立海軍基地，布置防禦，作爲北洋艦隊的停泊場。清軍在威海的設防，是圍繞着南岸、北岸及劉公島進行的。南岸築有炮台三座（竈北嘴、鹿角嘴、龍廟嘴），統稱南幫炮台；北岸也有炮台三座（北山嘴、黃泥崖、祭祀台），統稱北幫炮台；劉公島有炮台二座（黃島、東風掃灘）；日島有炮台一座。另有南幫陸路炮台（所前嶺、楊峰嶺等）、北幫陸路炮台（合慶灘、老姆頂等）多座。綏鞏軍統領道員戴宗骞自統綏軍四營駐北幫炮台，而以分統總兵劉超佩統鞏軍四營駐南幫炮台，記名總兵張文宣統北洋護軍二營駐守劉公島。甲午戰争爆發前後，威海又陸續增修炮台和添置火炮，迨至日軍進攻時，共有各種炮台二十三座，大小火炮一百六十餘門。此外，在東西兩條水道布有各種水雷：西口七十九個；東口一百六十九個。

　　旅順口既失，威海衛便成了北洋海軍的唯一基地，戰略地位顯得更爲重要了。當時，停泊在威海軍港的北洋艦隊艦隻有：“定遠”、“鎮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丙”、“威遠 ”、“康濟”、“鎮邊”、“鎮中”、“鎮南”、“鎮北”、“鎮東”、“鎮西”等十五艘軍艦；此外，尚有水雷艇十二艘、水雷布設船“寶筏”号一艘、附屬汽船 “飛霆”号一艘。其中“來遠”尚在修理，“鎮遠”觸礁負傷（林泰曾即因此事自殺），勉強修補，航速僅達每小時七海裏。

　　黃海海戰之後，德國人漢納根辭去北洋海軍總查，不久，李鴻章改請英國人馬格祿幫辦北洋海軍提督。馬格祿以前是“金龍”号商船船長，對于海軍軍事問題一無所知。

　　

　　二、雙方作戰方針及部署

　　（一）日軍方面

　　日軍攻占旅大之後，其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岩和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于12月6日聯名向大本營建議：鑒于渤海灣封凍，登陸困難，若欲繼續作戰，不如出兵山東半島，海陸夾攻，殲滅北洋海軍，以保障從渤海灣登陸的安全。①日本大本營采納了這一建議，随即任命大山岩爲“山東作戰軍”的司令官。其軍隊編成爲：第二師團（轄步兵第三、第四旅團）及第六師團之第十一旅團，此外，還包括兩個騎兵大隊、一個野戰炮兵聯隊又一個大隊、三個工兵大隊以及後方勤務部隊等，共計二萬五千餘人。1895年1月中旬，上述部隊自日本廣島航運至大連灣集結，待機進發。與此同時，大本營命令聯合艦隊負責護送山東作戰軍的登陸兵團，并與之相配合，攻打威海衛軍港，消滅北洋艦隊。

　　聯合艦隊經過多次偵察，确知北洋艦隊仍在威海港内。但威海軍港正面設防堅固，不易奪取，因而日軍決定把登陸場選擇在清軍防禦薄弱的榮成灣龍睡澳内落鳳岡東北的淺灘地段，登陸後再西進，從側後奪取威海衛。大山岩鑒于從榮成（今舊榮成）至威海的地形複雜，冬季積雪一般深達二尺，車輛難以通行，決定改用人力搬運物資，并計劃在二十四小時内将一個師團的兵力登陸完畢。航渡時，聯合艦隊護送運輸船，登陸時則負責海上警戒，并以主力封鎖威海港，以防北洋艦隊出擊。

　　

　　（二）清軍方面

　　旅大失守之後，清政府判斷，日軍第一、第二軍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錦州走廊，進逼山海關，再別遣一部從渤海灣登陸，會攻北京。基于以上判斷，“調兵多往顧遼沈”②，并以重兵嚴防山海關至天津一線，關内外總兵力共約十萬以上。

　　由于清朝政府專注京津方向，以緻山東防務十分薄弱。整個山東半島沿海地區的兵力僅四十八營二哨，約一萬七千人。主持山東防務的山東巡撫李秉衡，規定在四個方向上防止日軍登陸：即甯海（煙台東南）方向、舊館（今酒館）方向、威海方向、榮成方向。其中以舊館爲主要防禦方向，榮成方向兵力最弱，僅有參将趙得發所部一營、巡檢徐撫臣所部一營、副将閻得勝所部二營，共一千四百餘人，均受閻得勝節制。

　　山東半島的防禦重點是威海衛海軍基地。1894年11月30日，李鴻章曾指示威海前敵各軍：“有警時，丁提督應率船出傍台炮線内合擊，不得出大洋浪戰，緻有損失。戴道欲率行隊往岸遠處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勢必敗逃，将效灣旅覆轍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擊四面，敵雖滿山谷，斷不敢近。多儲糧藥，多埋地雷，多掘地溝爲要。”①這是一個消極自保的錯誤方針。而丁汝昌在執行時更加消極，他連在台炮射擊範圍内傍岸擊敵也沒有去做。戴宗骞鑒于“大連灣守兵不并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的教訓，要求采取“雖布近局，仍扼外險，甯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的戰守方針。②然而，李鴻章還是堅持“仍以扼要埋伏地溝爲妥”③的錯誤指導。

　　12月25日，李鴻章得知榮成灣龍須島有日艦和小火輪活動，才指示丁汝昌：“應速統現有師船赴龍須島、成山一帶巡探，如日船少，即設法驅逐；否則，聽其由後路包抄，則威危而兵船無駐足之地”④。但丁汝昌沒有執行。1895年1月13日，李鴻章接到光緒帝關于北洋海軍應“相機迎擊，以免坐困”的谕旨，又指示丁汝昌等：“查倭如犯威，必以陸隊由後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遊弋口外牽制我師，彼時兵輪當如何布置迎擊，水陸相依，庶無疏失，望與洋弁等悉心妥籌”。①李鴻章根據光緒帝指示而作出的這一判斷，仍不爲丁汝昌所重視，北洋艦隊始終蟄居威海港内，不敢與敵争鋒。

　　

　　三、作戰經過

　　（一）榮成灣抗登陸戰鬥

　　1895年1月19日，集結于大連灣一帶的日本山東作戰軍在聯合艦隊二十五艘軍艦護航下，開始分批向榮成灣航進。爲了迷惑清軍，蔭蔽自榮成登陸的企圖，1月18日和19日，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登州（今蓬萊）連續轟擊。坐鎮煙台的山東巡撫李秉衡果被日軍的佯動所迷惑，他在19日的奏報中說：“前榮成之成山島、甯海之金山寨均有倭船窺伺，昨登州又有倭船開炮一時之久。由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餘裏，處處吃緊”②。由于他不明敵軍将從何處登陸，于是采取應付态度，強調“明知兵分則力單，而地面太長，有不能不分之勢”③，結果處處兵力薄弱。1月20日，日軍第二師團開始登陸。這時，北洋艦隊尚堪一戰，本應出擊，但丁汝昌“震于倭艦聲勢，堅匿坐斃”④。日軍在龍須島登陸時，駐島之清軍四哨用七五毫米口徑火炮轟沉日軍舢舨二隻。日軍受挫後，集中艦炮火力猛轟岸上清軍，并仍以小火輪拖帶舢舨強行登陸。清軍不支，向西敗退，日軍前鋒千餘人跟蹤追至榮成。駐守榮成的團練紛紛逃散，城門大開。閻得勝等四營清軍多系新兵，又少槍械，因而一觸即潰，榮成遂爲日軍所據。

　　

　　（二）威海南北兩岸炮台的陷落

　　日軍登陸之後，主持山東防務的李秉衡雖知日軍約近兩萬人已從榮成登陸，但仍然錯誤地認爲，日軍“又難免不從西面乘隙上岸”①，因此，集結在威海、甯海、文登一帶的三十五營清軍仍然按兵不動，隻抽出總兵孫萬齡所率嵩武軍千餘人自舊館前往增援。由于李秉衡未能集中兵力對從榮成方向登陸之敵進行反擊，使日軍得以在榮成從容地進行了兩天休整。

　　1月25日，日軍分左右（南北）兩路西犯威海：左路（南路）爲第二師團，自榮成經橋頭、溫泉湯、虎山，指向威海，負責切斷南幫炮台清軍退路；右路（北路）爲第六師團之第十一旅團，自榮成經三官廟、崮山後，直撲南幫炮台。

　　孫萬齡部于1月22日到達橋頭，收集了從榮成敗退的閻得勝部。次日，戴宗骞所派知府劉樹德率領的兩營綏軍亦抵橋頭一帶。在清軍東進過程中，沿途人民自動支援，在風雪中幫助拉炮和運送糧草，并協助偵察敵情，修工事，抓特務，給清軍官兵以很大鼓舞。26日起，孫、劉兩部清軍在橋頭附近奮勇阻擊南路日軍前鋒，使敵人接連兩天不得西進。但北路日軍由于清軍阻擊不力，較快地進抵鮑家村、崮山後一帶，嚴重威脅着南幫炮台的安全。

　　28日，李秉衡命孫萬齡、戴宗骞夾攻北路日軍。但是，戴宗骞違令不至，而閻得勝又不戰而退。孫萬齡部孤軍力戰，終因衆寡不敵，退回橋頭。此時，駐守橋頭的劉樹德所率綏軍竟被戴宗骞調回威海，孫萬齡左右無援，亦棄橋頭西去。南路日軍遂占橋頭，并向溫泉湯方向逼進。

　　30日晨，南北兩路日軍分別進攻鳳林集東南高地和威海南岸堡壘群。南幫炮台官兵英勇抵抗，給日寇以大量殺傷，并擊斃敵第十一旅團長大寺安純少将。當日軍尚未逼近時，丁汝昌曾建議戴宗骞事急時卸掉南幫炮台的大炮炮闩，以免日軍利用，轟擊港内軍艦，但戴宗骞不同意。後來果如丁汝昌所料，日軍從南幫炮台發炮轟擊港内艦船，使北洋海軍處于腹背受敵的窘境。當南幫炮台戰鬥激烈時，鞏軍統領劉超佩臨陣脫逃，乘小輪渡奔北岸，南岸士兵各自爲戰。一部分官兵最後在港内軍艦火力支援下，由長峰以東沙灘突圍，退至威海衛。日艦隊一部在南岸激烈陸戰時，曾逼近東口，但被日島清軍的猛烈炮火擊退。30日下午，南幫炮台全部陷落。

　　南幫炮台失守後，駐守北岸的綏軍見南岸傷亡慘重，便望風潰退，劉樹德也倉皇逃命。戴宗骞無奈，移駐祭祀台，從者皆散。2月1日，丁汝昌乘小輪将戴宗骞接往劉公島（戴至島即自殺），并炸毀北幫炮台及彈藥庫，以免資敵。于是，日軍不戰而占領威海北岸。至此，威海陸上據點盡失，北洋艦隊和劉公島陷入重圍。

　　

　　（三）北洋艦隊的覆沒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榮成灣的日本聯合艦隊二十一艘軍艦（留四艘警戒運輸船），在南幫炮台兩軍激戰時，于淩晨2時啓航開向威海，7時抵達百尺崖南，先後配合陸軍轟擊楊峰嶺、所前嶺炮台。南幫炮合陷落後，北洋艦隊因威海港東口暴露在敵軍陸路炮火之下，遂移至西口。于是，日魚雷艇得以破壞東口障礙物，且入港襲擊北洋艦隻。

　　在此不利的情況下，北洋艦隊本應沖破日軍艦隊的封鎖，出到海上，拚力一戰。清廷早在1月23日即曾電谕李秉衡：“現在賊蹤逼近南岸，其兵船多隻，難保不闖入口内，冀逞水陸夾擊之詭謀。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爲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間出擊，斷賊歸路。”①李鴻章于同一天電告丁汝昌：“若水師至力不能支時，不如出海拚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往煙台。 ”②但是，丁汝昌卻表示：“海軍如敗，萬無退煙之理，惟有船沒人盡而已。旨屢催出口決戰，惟出則陸軍将士心寒，大局更難設想。”③他決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戰，又不轉移。1月30日，李鴻章再次電告丁汝昌、戴宗骞：北洋艦隊應沖出威海，“設法保船”。“萬一劉（公）島不保，能挾數艦沖出，或煙台，或吳淞，勿被倭全滅，稍贖重愆。否則，事急時将船鑿沉，亦不贻後患。”④但是，丁汝昌仍遲不執行。

　　2月3日，日艦及占據南幫炮台的日軍以大炮水陸合擊劉公島及北洋艦隊，雙方相持竟日。劉公島清軍傷亡甚衆。當夜，日魚雷艇隊闖入東口襲擊北洋艦隻，“定遠”中雷重傷，不久自毀。但日軍也有五艘魚雷艇被擊沉。“定遠”毀後，丁汝昌移督旗于“鎮遠”艦。5日，日軍又水陸一起發炮轟擊，炸毀日島彈藥庫及地阱炮。清軍發炮還擊，擊傷日艦兩艘。6日淩晨，日魚雷艇又入東口，襲沉“來遠”、“威遠”及“寶筏”号。7日，管帶王登瀛私率十二艘魚雷艇從西口逃出，遭日艦追擊，全部被俘。此時，劉公島電訊已中斷，形勢岌岌可危。在北洋艦隊服役的洋員唆使部分民族敗類鳴槍過市，公開要求投降，引起劉公島居民惶懼，軍心渙散。9日，“靖遠”被敵擊沉。當天，劉步蟾自殺。此時，北洋艦隊尚有“鎮遠”、“濟遠”、“平遠”、“廣丙”以及“鎮中”等大小艦船十艘，但彈藥将盡。 10日，丁汝昌命令沉船，由于洋員的阻撓，無人執行。

　　11日，丁汝昌得到煙台密信，知李秉衡已遠逃萊州，陸路增援已無希望，便召開會議，研究突圍。當即遭到洋員瑞乃爾（德國炮師）、馬格祿以及一小撮民族敗類營務處道員牛昶炳等的堅決反對，迫使丁汝昌、張文宣等相繼自殺。12日晨，一群貪生怕死之徒盜用丁汝昌名義，向日本艦隊投降。于是，北洋艦隊尚存的“鎮遠”、“濟遠”、“平遠”等十艘艦艇以及劉公島炮台和軍資器械，全被日軍所擄。

　　日軍從榮成灣登陸至占領威海衛軍港，爲時僅三個星期。和遼東半島之戰一樣，清軍在山東半島之戰中仍然采取消極防禦的被動挨打方針，作戰指導上産生了一連串的失誤。首先，由于對日軍攻占旅大之後的戰略企圖判斷錯誤，在戰略防禦部署上重奉天而輕山東，山海關内外重兵雲集，山東方面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抽兵（總兵章高元所率嵩武軍八營）北援遼東，以緻日軍由榮成西進時，山東清軍無足夠數量的預備隊可供調遣，不得不從威海附近分兵堵截，造成顧此失彼的被動态勢。其次，山東清軍在部署上分兵把口，以緻處處兵單，尤其是沒有汲取日軍于花園口登陸從側後進犯旅大的教訓，對敵人從遠處登陸進行側後攻擊的可能性缺乏預計；當得知日軍已從榮成方向登陸後，又未能及時集中兵力，組織有力的反擊，緻使登陸之敵得以兩路并進，直撲威海。此外，李鴻章死守其保船避戰的錯誤方針，既規定北洋海軍“不得出大洋浪戰 ”，又不準陸路各軍半渡而擊，主觀地認爲隻要“固守大小炮台”，

　　依仗“能擊四面 ”的新式大炮，即可使日軍“斷不敢近”，這無異于把戰場主動權拱手授之于人，而使自己立于未戰先敗之地，加上丁汝昌最後抱定“惟有船沒人盡而已”的愚蠢打算，拒不執行出口決戰和突圍退卻的指示，終于釀成北洋海軍坐以待斃、全軍覆滅的可悲結局。恩格斯在評論俄土錫諾普海戰①時指出，土軍分艦隊的覆滅，是土耳其方面犯了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造成的。“考慮到失敗絕對不可避免，因此隻要風向許可，土耳其分艦隊也許最好是起錨并傾全力向俄軍攻擊。這樣做，雖然不可避免地要犧牲幾艘艦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艦船。②北洋艦隊重蹈土耳其分艦隊的覆轍，同樣是犯了一系列錯誤的結果。


第八节 辽东清军的溃败

　　一、岫岩——賽馬集之戰

　　越過鴨綠江之日第一軍繼1894年10月26日占領九連城、安東之後，接着又于27日占領大東溝，31日占領鳳凰城，11月5日占領大孤山。其後，日第二軍攻占了金州大連灣，于是，第一軍受領的牽制遼東清軍、掩護第二軍由花園口登陸的任務基本完成，大本營令其在叆河、大洋河兩流域布置冬營，以待來年參加直隸平原決戰。爲确保冬營安全，日第一軍決定以其第三師團之第五旅團長大迫尚敏率一支隊（步騎約三千）由大孤山出發，進攻岫岩；以第五師團之第十旅團長立見尚文率一支隊（步騎四千）由鳳凰城出發，北攻賽馬集，并分兵一部（一個大隊和少量騎兵）由少佐三原重雄率領西進，協助大迫支隊夾攻岫岩。

　　岫岩西通海城、蓋平，北連遼陽，東通鳳凰城，南達大孤山，是奉天南部的戰略要地。11月14日，日軍大迫支隊出大孤山，經土城子、老孫家堡、土門子嶺，指向岫岩之南；三原重雄所部則出鳳凰城，經高家店、黃花甸、黃嶺子，指向岫岩之北。豐升阿、聶桂林分兵北扼黃嶺子，南控土門子嶺和洪家堡，抵禦來犯之敵。 18日，三原重雄所部猛攻地勢險峻的黃嶺子山，清軍不支，棄險而走，退守興隆溝。此時，南面守軍也爲大迫支隊所逼，退入岫岩。當晚，豐升阿等見南北兩面受敵，率部夜奔海城東南的析木城，岫岩遂爲日軍所陷。

　　賽馬集東近叆陽，西接連山關。黑龍江将軍依克唐阿所部棄守寬甸之後，即退駐于賽馬集一帶。日軍立見支隊由鳳凰城向賽馬集進軍時，分兵一部（步兵一大隊、騎兵炮兵各一小隊）由少佐今田唯一率領，經雪裏站、通遠堡、草河口，西犯連山關。當時，連山關、甜水站諸處由呂本元、孫顯寅所部盛軍駐守，其西面的摩天嶺由聶士成等部駐守。由于宋慶奉命率所部毅軍并銘軍南下救援旅順，連山關、摩天嶺一帶防務由聶士成統管。

　　11 月12日，今田唯一所部騎兵搶奪連山關關口，大隊繼至，遂陷連山關，直趨摩天嶺。聶士成部頑強抵抗，“扼隘路，以巨炮當其沖，張旗幟叢林間，鳴鼓角爲疑兵，時出截殺，而露宿以守”①。日軍不得逞，撤回連山關。在西犯摩天嶺的同時，日軍一小隊由叆陽偷襲賽馬集，偵察依克唐阿部虛實，遭到依軍痛擊，死傷慘重。日軍西則阻于摩天嶺，東則敗于賽馬集，不得已于11月24日撤離連山關，集結于草河口一帶，阻隔聶、依兩軍通道。26日，聶、依兩軍東西夾擊，大敗草河口日軍。29日，立見尚文以大隊來援，分犯賽馬集和草河口。清軍竭力抵抗，戰事呈膠着狀态。日軍前進受阻，又恐鳳凰城老巢空虛，後路危險，便于12月5 日棄草河口，返回鳳凰城。此時，聶、依兩軍聲勢相通，拟合力南下，收複鳳凰城。依克唐阿并分兵一部繞道叆陽指向鳳凰城側背。立見尚文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隊北上迎擊自通遠堡南下的清軍。9日，雙方激戰于通遠堡南面的金家河，彼此傷亡甚衆。12日至15日，清軍連戰皆敗，終未能收複鳳凰城。這時，日軍第三師團已陷海城，遼陽危急。依克唐阿奉命西援遼陽，與宋慶及吉林将軍長順會合，以固沈陽門戶。此後，遼陽以東防務主要由聶士成部承擔。聶部以摩天嶺陣地爲中堅，長期與敵相持，日軍始終未能越嶺西進。

　　

　　二、海城、蓋平等地的陷落

　　日第二軍攻陷旅順之後，其第一軍司令野津道貫①即建議大本營準其進軍海城，以消除旅大方面日軍的後顧之憂。日第一軍既不能越摩天嶺西犯，改由岫岩經海城而進逼遼陽，斷摩天嶺清軍後路，必要時與第二軍會師北上而威脅沈陽，自然有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海城實爲中日兩軍必争之地。12月上旬，日第三師團于岫岩集結，準備進軍海城。當時，由摩天嶺奉命回援旅順的宋慶所部毅軍和銘軍屯于蓋平；由岫岩敗退的豐升阿、聶桂林所部十餘營駐析木城。12月10日，日軍第三師團全隊西犯：先以步兵第十八聯隊長佐藤大佐率兵一部指向蓋平，牽制宋慶軍；第三師團長桂太郎中将自統師團主力撲向析木城。11 日，清軍屢戰皆敗，豐升阿、聶桂林夜奔海城，析木城遂于12日爲日軍侵占。13日，日軍乘勢進攻海城。防守該地的清軍有奉軍等步、騎、炮隊十七營，分扼城東的荞麥山及城西的晾甲山以爲左右翼，而以荞麥山爲防禦之鎖鑰，置炮兵于該山南部及山麓，又以部分兵力占領沙河左岸箭樓子附近。日軍進攻時，清軍稍事抵抗，即退奔遼陽，海城爲敵所占。于是，遼陽、蓋平、營口（今營口市）、牛莊等處告急。清廷更覺奉天省城勢危，急令依克唐阿、長順各率所部西援，以護遼陽，令宋慶率所部自蓋平北上，以護營口、牛莊，防敵西竄。

　　宋慶在蓋平聞日軍由岫岩長驅北進，已于12月10日親率毅、銘軍等二十餘營移駐于大石橋（今營口縣），拟救援海城。但12日析木城陷落，13日海城又入敵手，宋慶便改變計劃，拟與北面諸軍取得聯絡之後，再共圖收複海城，于是将全軍二十餘營屯于距海城二十裏的缸瓦寨，未能趁敵立足未穩之際發起攻擊，喪失了戰機。12月19日，海城日軍大股來襲，宋慶軍大敗，由缸瓦寨退往營口、田莊台一帶。

　　日軍攻占海城後，以孤軍（約六千人）入重地，頗覺力單，于是，野津道貫率第一軍司令部和軍預備隊由安東移駐岫岩（1895年1月5日到達），同時，請求第二軍分兵一部協攻蓋平，以便兩軍聲勢相通。1895年1月初，日第一軍派遣第一師團之混成第一旅團①約八千人由普蘭店（今新金）北上。當時，駐蓋平之清軍隻剩下章高元所部山東嵩武軍八營、徐邦道所部拱衛軍十一營、張光前所部親慶軍五營。1月5日，徐邦道部奉宋慶之命移駐牛莊（以便聯絡遼陽清軍），蓋平兵力更單。徐部出發不久，宋慶以日軍混成第一旅團逼近蓋平，令其回援。6日，徐部返抵藍旗廠（蓋平北面二十餘裏），宋慶又改變命令，令其開赴田莊台。徐部又回師北上，剛過營口，宋慶仍令其回援蓋平，于是又折而南行。這樣，徐邦道所部往返奔波于田莊台、營口、蓋平之間，四晝夜未得休息。9日夜，徐部前鋒進至蓋平境時，日軍已撲攻蓋平。扼守東門外鳳凰山的張光前部聞敵即潰，日軍一部乘勢攻入東門，然後出南門，繞至扼守南門外的章高元部之後。章部不支，剛趕到戰場的徐邦道部也因疲憊過度，不堪任戰，于是各部齊退營口。10日上午，蓋平陷落。從此，日第一、二軍聲勢聯絡，遼東清軍進一步陷入被動。

　　

　　三、清軍反攻海城失敗

　　自平壤之戰以後，清廷以淮軍不可恃，便起用湘軍舊将魏光焘、李光久等，令其募兵北援。1895年1月，光緒帝又召湘軍首領兩江總督劉坤一入京，授爲欽差大臣，令湖南巡撫吳大澂、淮軍總統宋慶共同幫辦劉坤一軍務。

　　1月14日，清廷以日軍既據海城，又陷蓋平，關外軍情更緊，乃令新授欽差大臣劉坤一迅赴山海關駐紮調度，節制關内外各軍。并令自動請纓的吳大澂統率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所部新湘軍、總兵劉樹元所率撫标軍、吳元恺所率恺字軍等，“即日拔隊出關，分起進發，會合宋慶等軍，相機進剿”①，于是，宋慶于田莊台坐待援軍。

　　這時，奉命扼守遼陽的黑龍江将軍依克唐阿和吉林将軍長順深感責任重大，一緻認爲，與其坐待日軍來攻，不如乘其占領未固之際，先發制勝，于是商定，以集結于騰鳌堡、鞍山站一帶的五十餘營約二萬人的兵力，“分左右兩路，步步前往，相機規海”①。1月17日，依、長兩軍已前進至海城北面，距敵人前沿陣地僅二裏許。西路（依軍）包抄至二台子，東路（長順軍）包抄至頭河堡，東西綿亘近三十裏。日軍扼守城北歡喜山和雙龍山（山上均築有炮台），并有步、騎、炮兵列陣以待。當清軍發起攻擊時，日軍步騎數千人在炮火掩護下蜂擁齊出。清軍大半使用土槍，射程小，射速慢，加之“旗漢兵團心志不齊”，相持不久，西路依軍先退，東路長順軍繼之，第一次反攻海城遂告失敗。

　　1月22日，依、長兩軍又分左右兩路會攻海城。依軍自長虎台向歡喜、雙龍二山之間的三裏橋突擊，爲歡喜山日軍炮火所阻，又折而北，經沙河沿繞出歡喜山之西，拟攻海城之西北角。長順軍則從頭河堡向海城東北的雙龍山發動進攻，終因日軍炮火猛烈而不得進。下午，日軍發起反擊，依軍大量傷亡，經大富屯向西北方向退走。東路長順軍亦退。第二次反攻海城又歸失敗。

　　此後，山東半島軍事形勢日趨惡化，清廷主戰派爲了從遼東戰場撈回一點面子，急欲乘日軍戰略重點南移之機，一舉收複海城。2月7日，軍機處奉旨電谕長順和依克唐阿：“此時各軍俱到前敵，亟宜克期合剿。著長順與依克唐阿同心協力，嚴饬諸将奮勇進戰，務期一舉攻拔，再向南路與宋慶會合，節節掃蕩，軍事當大有轉機矣。”①依、長二将鑒于前兩次攻海失敗，深感兵力尚單，商請宋慶出兵會攻。2月11日，吳大澂到達田莊台，其所部除道員李光久軍（老湘軍五營）已先期出關屯于牛莊外，總兵劉樹元所率親兵六營亦已到達牛莊。又總兵梁永福所率鳳字軍五營，也于前一日由田莊台開入牛莊。于是，依克唐阿、長順與宋慶等商定，于2月16日以九十餘營三萬餘人的兵力，再次反攻海城。進攻部署是：依軍自北面進攻大教場爲中路；長順軍進攻玉皇山爲東路；李光久和徐邦道各率所部從柳公屯進攻唐王山爲西路。當天，東西二路進逼頗緊。日軍先則堅伏不動，繼則步、騎、炮兵一齊出擊。東路長順軍傷亡甚衆，中路依軍亦阻于歡喜山炮火，相繼敗退。西路李、徐兩部見勢不妙，也紛紛西走。這樣，第三次反攻海城又未成功。

　　2月21日，清軍上述各部再次會攻海城失敗。在第四次反攻海城的同時，宋慶依約率所部毅軍、銘軍（統領劉盛休已撤職，改由姜桂題接任）及河南嵩武軍（總兵劉世俊統領）等五十餘營近二萬人進攻蓋平北面的太平山日軍，一則配合攻海，一則爲日後收複蓋平作準備。宋慶軍一度占領太平山，并與敵相持三日。24日，日軍三面來攻，清軍大敗，退回營口以東地區，防止日軍西犯。

　　清軍四次反攻海城，雖不是決定性的戰役，但其持續時間之長、動員兵力之多、涉及地區之廣、戰鬥規模之大，在整個中日甲午戰争過程中是僅有的。清軍總的戰略方針是消極防禦，然就反攻海城來說，則屬于具體戰役戰鬥上的進攻戰。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固然是由于海城戰略地位重要，它的得失，關系到清廷“力保沈陽以顧東省之根本”方針能否實現，但主要還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當時的戰略重點是海陸進攻山東半島，全殲北洋海軍，而在遼東戰場上基本上取守勢的緣故。

　　

　　四、牛莊、營口、田莊台等地的失守

　　清軍第四次反攻海城失敗之後，還想進行第五次反攻。當時，“環海城而軍者：兩将軍（依克唐阿、長順）、一巡撫（吳大澂）、一提督（宋慶）、一藩司（魏光焘），共百餘營，六萬餘人（按：宋慶毅軍時已增至三十營）”①。吳大澂所部湘軍分布海城西北，控制通往牛莊的大道；依軍分布海城正北，扼牛莊通遼陽的大道；長順軍分布海城東北，扼通向遼陽的大道。

　　日軍方面，爲了扭轉局面，決定趁冰凍未解之際，由蓋平、海城、鳳凰城分路進攻：一由蓋平北趨營口；一由鳳凰城經黃花甸、三家子赴鞍山站；一出海城北攻依、長兩軍，經甘泉堡指向鞍山站之南。鞍山站系牛莊至遼陽之孔道。日軍欲奪此要隘，示形逼攻遼陽，實将襲取牛莊。因爲牛莊一旦有警，海城西面的湘軍勢将由于退路受到威脅而停止攻海。

　　2月28日淩晨，未等請軍發起第五次反攻，海城日軍第三師團便分路出擊。激戰約三小時，中路依軍敗退。恰在這時，遼陽南九十裏之吉洞峪爲出鳳凰城的日軍第五師團襲占，遼陽大震。遼陽知州徐慶璋請援于依克唐阿，依便托詞援遼，率部北走，長順軍也随之而去。日軍跟蹤追擊，一舉奪占鞍山站。不久，第五師團也間道來會。除留兵一部控制鞍山站外，日第三、第五師團合軍西指牛莊。

　　3月2日和4 日，魏光焘、李光久先後率部回援牛莊。兩部新老湘軍共十一營，均困守市内。4日，日軍三路圍攻牛莊，李光久等棄軍而逃。軍士們深陷危地，在無人指揮的情況下，殊死搏鬥，與敵相持竟日，最後傷亡近二千人，被俘六百餘人。日軍也死傷近四百人，其中有今田唯一等将佐軍官十五人。這是中日甲午戰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規模巷戰。參戰清軍英勇拚殺，表現了中國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犧牲精神。牛莊失守後，吳大澂率部由田莊台退往雙台子，宋慶則連夜率全軍主力退紮田莊台，隻留少數兵力守營口。3月7日，由牛莊出發的日軍輕取營口，并與蓋平北上的日軍會師。田莊台四面平坦，加之當時遼河仍然封凍，更是無險可守。3月9 日，日軍第一、第三、第五師團分路來攻，宋慶軍大敗，傷亡枕藉。被圍于田莊台内的清軍則被日軍縱火焚燒，死者二千餘人。

　　田莊台陷落後，宋慶、吳大澂等率殘部退往石山站（錦州東）。從此，自田莊台沿遼河而東，自鞍山站而西，皆爲日軍所占。清廷以淮軍既潰于先，湘軍複敗于後，北洋海軍亦已覆沒，日軍海陸交乘，畿疆危逼，于是束手無策，屈辱求和之心更爲迫切。日本方面，則認爲“作戰的第一期已經結束，因此令‘征清大總督府’ 進駐戰地，即将開始第二期作戰”。


第九节 东北和山东人民的英勇抗战

　　由于清政府的消極抗戰，清軍在各個戰場上先後戰敗，潰不成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廣大人民群衆除積極支援前線作戰外，還自動拿起武器，殺上戰場，進行了一系列英勇頑強、可歌可泣的抗日武裝鬥争。

　　當日本第二軍由花園口登陸進犯遼東半島時，遼東人民立即開展各種形式的殺敵活動。抗日英雄高武，曾組織碧流河一帶八百餘戶農民，以鋤頭、鐵鍬等爲武器，襲擊敵人軍營，殺死不少日寇，最後和部分農民在戰鬥中光榮犧牲。金州青年壯士陳寶财，串聯四十五人，組成“紅槍幫”，進行抗日。當日軍第十五聯隊侵襲亮甲店、陳家店，轉向劉家店北面高地時，紅槍幫埋伏于鳳凰山下落鳳溝内，乘敵不備，把日軍打得狼狽不堪。金州城淪陷的次日，日軍到處奸淫燒殺。城内西街曲姓院内，男人皆已随徐邦道部轉戰他處，僅剩下姑嫂五人及五個兒童。日軍闖入其家，五名婦女用菜刀殺敵，然後連同五個小孩一起投井。後人寫詩悼念：“曲氏井，清且深，波光湛湛寒潭心；一家十人死一井，千秋身殒名不沉。”①金州城南三道溝有個叫閻士開的塾師，日寇以金錢利誘其充當向導，他嚴詞拒絕，并痛斥敵人的滔天罪行。日寇以死威脅，他慷慨寫道：“甯做中華的斷頭屍，不做倭寇的屈膝人！槍斃刀殺，任憑你們”②。日本侵略者無奈，竟将他開膛殘殺。

　　日軍在旅順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旅順人民奮起還擊，英烈悲壯之事，更是不勝枚舉。南山岡鐵匠苑某，年歲雖高，但身強力大，日寇闖進其家，他以大鐵錘一連砸死數人，力戰而死。南山陳家屯的陳永發，隐身暗處，待日寇探頭而入，他手起斧落，殺掉幾名日兵，後與敵人同歸于盡。一少年裝扮成乞丐，潛入日軍兵營投放毒藥，被捕後，義正詞嚴地說：“予爲國殺敵，早拚一死，所恨者，藥屑猶餘，未殺盡汝等耳。”③說罷，毅然以頭撞柱，英勇犧牲。

　　日第一軍攻占九連城、安東向遼東深入時，同樣遭到當地人民的武裝抵抗。遼陽、風凰城、岫岩、海城等廣大地區，農民、礦工、獵戶、漁民和部分愛國士紳，紛紛組織起來，幾乎“無民不團”①，燃起了保衛家園的抗日烽火。岫岩州東南的桂花嶺地方，有個複來社，“居民皆習淘煤，俗呼爲‘煤黑’，連村數十，自練鄉團，賊來犯之，鄉團極力堵禦，以擡槍斃賊無算”②。

　　不但處于第一線的遼東人民自動組織起來抵禦日寇，沈陽以北以及吉林一帶人民群衆，也義憤填膺，奔赴前線。吉林夾皮溝的武裝群衆三千餘人在其首領韓登舉（外号“韓邊外”）領導下，奔赴海城打擊日軍。由于“韓邊外之名爲敵所畏”，依克唐阿和長順都曾借用其勇，“皆得其力”。③遼陽知州徐慶璋是堅決抗戰的愛國将領，他練民團數營，招集韓登舉等武裝群衆，名爲“敵忾軍”。日軍占據海城後，曾聲言“必取奉天度歲”④，由于敵忾軍勇敢善戰，“頗著聲望”，使日寇“據海城而不敢遽攻遼陽”⑤，更無法前往奉天“度歲”。

　　在保衛家園的戰鬥中，吉洞峪一帶的民團表現非常突出。他們在團長徐珍率領下，用擡槍、鳥铳在吉洞峪南面的韓家嶺、宋家嶺等處據險扼守，曾阻止大股日軍的進攻。“各鄉勇晝張旗幟，夜燃火把，出沒往來，虛實兼用”，用巧妙靈活的戰法痛擊敵人。⑥1895年1月17日，日軍一股由潛家大嶺進犯韓家嶺時，民團奮勇抵禦，鏖戰三小時，斃敵數十名。日軍紛紛逃走，團民乘勢追擊，奪回潛家大嶺。19日，日軍再次進犯韓家嶺，企圖報複，團民們怒火滿腔，針鋒相對，殲滅日寇數十人，并陣斬其督隊官，繳獲不少器械衣物。28日，日軍五百餘人進犯梨寶溝嶺口，民團迎戰，斃傷不少敵人。日兵争相逃命，團民追擊十餘裏，日暮方收隊回營。對于民團的上述英雄事迹，連盛京将軍裕祿也不得不稱贊 “甚爲奮勇可嘉”，專電“奏請獎勵”。①

　　東北人民在收複寬甸、長甸的戰鬥中，也是打得很出色的。早在鳳凰城、安東失守之後，這裏的群衆便陸續成立了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十個民團，每團一二千人不等。他們利用清軍反攻海城之機，配合清軍張錫銮部，主動出擊，于1895年2月25日一舉收複了寬甸。僅歡喜嶺一仗，就斃敵七八十人，并生擒敵之督隊官一名。3月1日，民團又配合清軍乘勝收複了長甸。不久，“寬甸境内肅清，倭人阻河爲守，叆水以東無倭人蹤迹”②。

　　山東半島人民同樣給了日本侵略者以應有的懲罰。在威海，長峰村人民自動組織起來，以木棍、農具爲武器，多次和進村搶劫的敵人進行搏鬥。衛家灘村的人民也組織起來奪取敵人武器，打得日寇不敢久駐一地。在人民群衆的有力支援下，清軍終于在1895年2月底至3月初接連收複了甯海（今牟平）、文登、榮成等地，使強占威海之敵甚感孤立。

　　東北和山東等地人民的英勇抗戰，表現了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和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日本侵略者雖然戰勝了清朝統治者，卻始終沒有使中國人民屈服。



第十节 《马关条约》的签订

　　早在平壤、黃海兩戰之後，清王朝内部的主和派就企圖借戰敗重開和議。不久，慈禧起用中法戰争時被她罷職的恭親王奕䜣主持總理衙門。奕䜣随即請求各國駐華公使出面調停。英國出于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目的，向美、俄、德、法等國提出聯合調停的建議，因未得到有關國家的積極響應而無任何結果。

　　日軍侵入遼東半島以後，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又請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出面調停。美國政府看到，如果日本繼續擴大侵略，可能引起列強幹預，對日本不利，因此，通過其駐日公使譚恩向日本政府提出議和建議。日本雖在軍事上獲得了勝利，但已出現兵力财力不足的困難，并預見到列強爲維護其在華利益而進行幹預的可能性正在增氏，因而表示不反對美國“友誼的仲裁”。不久，旅順陷落，清廷大震。在美國的操縱下，幾經磋商，清政府被迫答應派總理大臣張蔭桓、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赴日議和。這一屈辱求和的賣國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有人甚至要求處死李鴻章，堅決反對議和。清政府迫于全國輿論的壓力，加之對日本政府極爲苛刻的議和條件難于接受，不得不一面求和，一面備戰。

　　1895年1 月31日，張蔭桓、邵友濂到達日本廣島。此時，日本“山東作戰軍”正在猛攻威海衛，遼東日軍正準備對牛莊等地發起進攻，氣焰甚爲嚣張。日本政府爲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并在和議達成之前把陰謀霸占的地區拿到手裏，便借口張、邵二人“全權不足”，拒絕與之談判。伊藤博文竟指名要奕䜣或李鴻章作爲全權代表赴日乞和。俄國深恐日本損害其在東北的利益，于2月14日告知日本政府：“現在日本向中國要求割地是當然之問題，而俄國欲在太平洋沿岸獲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日本要求割讓台灣，俄國對此毫無異議。若日本放棄島國之地位向大陸擴張版圖，則決非上策。”①這就明确告訴日本不能同它妄圖侵占中國東北的野心相抵觸。日本政府一方面利用俄國這一立場脅迫清政府割讓台灣，一方面又竭力掩飾其妄圖永久霸占遼東半島的陰謀。

　　2月中旬，清政府迫于威海失守、北洋海軍覆沒的緊急形勢，通過美國駐華公使轉告日本政府：中國政府已任命内閣大學士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授與一切全權。3月上旬，遼東清軍慘敗，京津危急，清廷更急于求和。13日，李鴻章與其兒子李經方等由天津啓程赴日。20日，在日本馬關的春帆樓與日方全權大臣伊藤博文開始談判。當時，日本大本營雖已任命“征清大總督”和決定以其全部野戰師團（包括以北海道屯墾兵爲基千組成的第七師團和近衛師團在内，共計八個師團）侵略中國，準備進行直隸平原決戰。但首相伊藤博文等畢竟看到了日軍“大舉出征，防衛幾乎撤盡”，是無視列強幹涉的危險行徑，因而極力主張在充分攫取侵略利益的情況下媾和。②在清王朝内部，光緒帝及帝黨首要人物翁同和等人反對割地，主張以賠款爲條件與日本達成和議。但多數大臣面對日方的強硬态度，贊成以割地和賠款兩個條件求和。其實，當時屯駐于山海關内外的清軍尚有二十餘萬人，日本企圖以傾國之兵進攻中國，迅速奪取北京，并非輕而易舉之事。如果清政府有心抗戰，即使北京失陷，也可遷都再戰。日本侵略者越是深入中國，戰線拉得越長，其侵略野心大與人力财力不足的矛盾必将更爲突出，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争必将更加激烈，日本與其它列強之間的矛盾也勢必擴大。因此，日本政府是不敢使戰争曠日持久地打下去的。然而，昏庸的清朝統治者卻看不清國際國内形勢，更看不到人民群衆中蘊藏着的抗日積極性，在敵人的軍事進攻和外交訛詐面前，迫不及待地期望媾和了事。經過反複争議，李鴻章于4月17日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承認日本控制朝鮮；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賠償軍費銀二億兩，分八次交清；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商埠，日船可以任意航行各口；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建立工廠，裝運進口機器；允許日軍暫駐威海；定于5月8日在煙台換約。

　　《馬關條約》關于割讓遼東半島的規定，激怒了俄國。俄國立即聯合德國和法國警告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并限十五天内答複。在此之前，俄國已在東三省邊境屯駐了數萬軍隊，并有不斷增兵的态勢。這時，三國的軍艦也紛紛在日本附近遊弋，并下令保持戰備狀态。俄國所以不惜一戰而進行幹涉，主要是日本搶占了它準備搶占的地方。法國是俄國的盟國，同意與俄國進行武力幹涉，以表示對盟國的支持。德國則另有打算，它之所以參與幹涉，是爲了在遠東加深英俄、日俄的矛盾，減輕俄法同盟在歐洲對德國東部的壓力，并借此機會在中國取得一個海軍基地。面對三國的幹涉，日本十分恐慌。因爲它國内海陸軍軍備已很空虛，不僅對三個強國無法應付，即使單獨對俄作戰也無把握。這時，日本請求英、美出來反幹涉。英國表示不願得罪俄、德、法三國而保持中立。美國也不願陷入反幹涉的旋渦，隻表示可以協助日本向清朝政府施加壓力，迫其迅速批準條約。日本政府在此情況下被迫放棄對遼東半島的永久占領，但向清政府又勒索了三千萬兩所謂“償金”。

　　遼東半島表面上是“贖”回來了，但不久即被俄國以“租借”的名義霸占了主要港口旅順、大連。這是俄國妄圖霸占中國的一個嚴重步驟。


第十一节 台湾军民的艰苦抗日

　　台灣是中國的第一大島，南北延伸約三百八十公里，東西寬約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面積三萬五千七百六十平方公里，山地約占總面積的三分之二。中法戰争之後，清廷鑒于台灣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改爲行省，先後以劉銘傳、邵友濂爲巡撫。中日甲午戰争爆發後，清政府命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率兵兩營、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率兵十營渡台，加強台灣防禦。劉永福至台北後，又增募六營，共八營，仍号“黑旗軍”。劉永福奉命幫辦邵友濂軍務，但不久邵友濂署湖南巡撫，清廷以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灣巡撫。唐景崧派人回廣東招募散兵遊勇，作爲親軍，駐守台北，而令道員林朝棟率部守台中，令劉永福率部守台南。當時，台灣駐軍共有三萬三千人左右，其中駐台灣北部者約一萬三千人，中部約一萬二千人，南部約八千人。

　　《馬關條約》簽訂之前，日本大本營即已派遣由大佐比志島義輝率領的混成支隊（三個後備步兵大隊），在聯合艦隊的配合下，于1895年3月下旬侵占了澎湖列島，爲進犯台灣島作準備。

　　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出後，全國各界群情激忿，紛紛譴責清政府的賣國罪行，主張繼續抗戰。台灣人民更是義憤填膺，紛紛舉行罷市，有的擁入巡撫衙署，有的上書清廷，抗議割讓台灣，堅決表示“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①。但清政府複電署台灣巡撫唐景崧，謂“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灣爲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台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②因此，根本不顧全國人民的抗議，竟于5月2日批準了《馬關條約》，後又無恥地向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林董保證：“中國和議既定，斷無嗾使台民自主之理。”③5月下旬，清廷委派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爲特派大臣，赴台與日本委任的“台灣總督”桦山資紀商辦割台事宜。他們畏懼台灣人民的反對，到達基隆港後不敢上岸，于6月2日在一艘日本軍艦上匆匆辦理交接手續。爲了保衛祖國神聖領土，台灣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了一場反對割讓台灣的抗日戰争。

　　

　　一、台灣北部的作戰

　　日本政府在李經方尚未辦理交割台灣手續時，就迫不及待地要奪占台灣。早在1895年5月下旬，其近衛師團和常備艦隊就已殺氣騰騰地向台灣島撲來。

　　台灣以台北爲政治、經濟中心，而基隆、淡水又是台北的門戶。日軍經過偵察，發現基隆、淡水都不易攻取，最後确定以基隆東面的三貂灣爲登陸地點。由于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已于5月26日撤兵内渡，基隆防兵甚單，其東路之三貂嶺及澳底諸處，更是無兵防守，僅有少數新募成伍的“土勇”。5月29日，日近衛師團于三貂灣澳底附近的鹽寮開始登陸，次日即占領三貂嶺。6月2日，日軍進占瑞芳，3日即分路進攻基隆，廣勇潰散，基隆和台北要沖獅球嶺均爲日軍所占。

　　唐景崧自5月下旬接到清廷“着即開缺，來京陛見，所有文武大小各員，着即陸續内渡”①的電谕後，便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心抗戰。在基隆失守的次日，他即攜帶庫銀由台北逃往淡水，6日又乘德輪逃回廈門。日軍由于不知台北虛實，不敢輕進，6月7日才派出八十人的先遣隊，占領了台北，接着大舉入城，并于9日攻占淡水。駐守彰化的林朝棟等得知台北吃緊，連忙發兵增援，行至新竹，聽到台北已失，也步唐景崧後塵，逃回了大陸。

　　6月14日，以桦山資紀爲頭目的“台灣總督府”進駐台北，開始了日寇在台灣的殖民統治。

　　

　　二、台灣中部的作戰

　　在唐景崧等官紳畏敵内逃之前，台灣各地的愛國軍民就開始組織起來，準備迎擊日寇的進攻，因而在唐景崧等内逃之後，立即出現了以人民爲主體的台灣軍民艱苦抗日的局面。

　　台南紳民推舉曾在援越抗法戰場上屢建奇勳的劉永福統率各路抗日義軍。劉永福在愛國軍民的擁戴下，立誓死守台灣。他布告說：“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自問年将六十，萬死不辭。……願合衆志成城，制梃勝敵”。①他以黑旗軍爲骨幹，團結各路義軍，肩負起抗擊日寇的使命。

　　鑒于台北陷落，台中空虛，台南孤立，劉永福作了如下部署：以知州劉成良（劉永福子）及提督陳羅、遊擊李英、都司柯壬貴等分別率部防守旗後（今高雄市）大坪山炮台及四草湖、白沙墩、安平等台南海口；台南内地的防守，則以副将袁錫中率部防後山埤南各處，參将吳世添率部巡守台南府城；各部勇營和各路義軍也分別派員聯絡和統帶，布防各地。

　　當時，台灣西北部的新竹一帶義軍雲集。新竹附近各村莊，組織“民團”，公推生員徐骧爲民團長；新竹北埔人姜紹租招募壯丁，組織義軍，駐守大湖口（今湖口）；原淡水縣吏胡嘉猷率地方武裝駐新竹東北山海鎮一帶；苗栗縣官員吳湯興率數百人趕到新竹禦敵；原林朝棟部下傅德星也率兵二營防守新竹城。

　　日近衛師團攻占台北後，兵力單薄，無法南侵，于是抽調侵占澎湖的比志島義輝混成支隊約三千一百多人協同近衛師團作戰。6月中旬，日軍分東西兩路南侵：東路循山路經三角湧（今三峽西南）、大科嵌（今大溪）、龍潭坡，西路沿大道經桃仔園（今桃園）、中坜、大湖口，合擊新竹。東路敵軍進入山海鎮附近的竹林時，胡嘉猷率義軍死拒，由于衆寡懸殊，被日軍包圍。當時，大科嵌人民正舉義起兵，徐骧率領的民團也已趕到龍潭坡，軍勢甚銳，于是三角湧、三峽莊一帶人民群起響應，對敵軍進行反包圍。日軍大佐櫻井等六十餘人被殲。台北日軍爲探聽東路敵軍被圍情況而派出的二十名騎兵，也被殲滅，僅一人逃脫。最後，東路日軍殘部逃向大湖口，與西路日軍會合。

　　西路日軍于6月13日進犯大湖口，遭到吳湯興、姜紹祖所部義軍的阻擊，退回中坜。19日，日軍再次進犯，又遭吳湯興義軍和徐骧民團的夾擊。但義軍饷械缺乏，不能久支，遂撤出大湖口。23日，日軍自大湖口攻新竹，義軍爲避開敵人主力，事先已主動撤出新竹城。

　　7月9日晚，義軍分三路反攻新竹：傅德星率部攻東門，管帶陳澄波率所部攻西門，吳湯興率主力攻南門，姜紹祖、徐骧則各率所部從間道先進。但義軍的反攻計劃被漢奸偵知，以緻日軍預先在新竹四郊設下伏兵。攻西門的陳澄波部遭敵伏擊敗退。吳湯興部攻南門不利，會合傅德星部，與據城東二三裏之十八尖山的敵軍展開激烈的争奪戰。義軍既無大炮，又缺子彈，因而十八尖山得而複失，終未能攻克。姜紹祖率部支援十八尖山戰鬥時，遭敵截擊，不幸被俘，後自殺。義軍反攻新竹失敗後，退往苗栗以北的尖筆山部署防禦。

　　8月初，日本大本營決定增調第二師團及白炮隊、工兵隊、要塞炮兵隊、憲兵隊等加強侵台日軍。其第二師團之混成第四旅團于8月9日在基隆上陸完畢。8月12日，日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即率所部分路進攻尖筆山。義軍不支，撤出了尖筆山一線。這時，劉永福已派營務處吳彭年率黑旗軍一部（約七百人）北上助戰，未等趕到，苗栗已失。吳彭年會合徐骧等義軍退守大甲溪。

　　大甲溪是一道天然的屏障。8月22日，日軍南犯。吳彭年率黑旗軍埋伏于大甲溪南岸，乘敵剛過溪岸不備，發起猛攻，敵兵大敗潰退。正當敵回逃半渡時，徐骧民軍伏兵又大呼而出，堵截敵軍。日軍大亂，紛紛落水，死傷甚衆。日寇大敗後，不久又增調兵力來攻。當時，吳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一帶由黑旗軍管帶袁錦清部與徐骧所率民團共同防守。由于日寇收買漢奸從後面偷襲，義軍被敵包圍。袁錦清力戰陣亡。徐骧率民團與敵死戰，沖出重圍，退往彰化，大甲溪一線遂落入敵手。

　　大甲溪失守後，劉永福令各軍在彰化境内選擇大溪扼守，并據守八卦山，同時，派守備王德标統帶親兵七星營三百餘人前往增援。八卦山位于彰化城東二裏處，是縣城的屏障，形勢險要。8月27日，日寇自大肚進犯，分多路圍攻八卦山。雙方激戰一天，日軍仍不得進。夜晚，敵收買漢奸作向導，從山谷僻徑爬上八卦山。義軍與敵人白刃相接，展開了日軍侵台以來最大的一次肉搏戰。吳湯興和吳彭年先後英勇犧牲，軍士傷亡殆盡，民團也死傷過半。最後，徐骧率民團餘部且戰且退，突圍南走。日軍占領八卦山後，乘勢攻陷彰化縣城。同日（28日），日寇乘義軍敗退之機，搶占了鹿港。此後，日近衛師團按照桦山資紀命令，除向台南方向進行搜索、警戒外，暫停向南進軍，以免孤軍冒進，招緻更大損失。29日，日軍一部經員林街南下，相繼占領雲林（鬥六）、鬥南、大莆林（今大林），直迫嘉義。

　　日軍所到之處，殘殺鄉民，焚燒房屋，奸淫婦女，無惡不作。廣大人民極爲憤慨，紛紛組織起來，配合義軍殺敵。大莆林一帶地方武裝首領黃榮邦、林義成、簡成功及其子簡精華等，也都率部投奔義軍，表示願效死抗日。于是，抗日義軍的力量又得到了補充，并準備向敵人展開反攻，收複失地。但因彰化失守，嘉義吃緊，台南爲之震動，加之饷械不濟，軍隊士氣有所低落。劉永福“激以忠義，并親赴嘉義前敵諸營，指授兵機，軍威複振。”①他令王德标率七星營守嘉義，令副将楊泗洪率軍五營赴前敵作戰。

　　8月30日夜，楊泗洪率領所部進攻大莆林，簡精華、林義成等率義民數千人助戰。日寇占領該地後，散居民家，警戒疏忽。楊泗洪帶領百餘人摸到敵營附近，四處縱火。敵遭突然襲擊，倉皇逃竄。義軍乘勝追擊，楊泗洪中炮身亡。管帶朱乃昌率所部直趨大莆林，途中與敵遭遇，簡精華亦率隊趕來相助，激戰半日，日寇大潰。朱乃昌揮兵急進，與抄敵後路的黃榮邦、林義成等義軍前後夾擊，一舉收複大莆林。這次戰鬥，殺敵數百，但朱乃昌也中炮身亡。之後，劉永福令都司蕭三發統福字軍前敵各營，令簡成功總統義民軍，令黃榮邦率義民兩千五百人，林義成率義民三千人，随簡精華大隊前進，收複失地。

　　9月1日，王德标率七星營與嘉義知縣孫育萬及簡精華等義軍進攻雲林縣城，日寇棄城狼狽潰逃。王德标等會合義軍追擊，簡精華率隊猛進，把日寇沖爲兩段。一股日寇竄入山林，被林義成部切斷退路，予以全殲；另一股逃回彰化城。黑旗軍和義軍反攻獲勝，極大地鼓舞了台灣人民的抗戰熱情和殺敵決心。

　　9月4日，蕭三發督率各軍包圍彰化城。但由于彰化地勢險要，日寇兵力集中，炮火猛烈，義軍幾次攻擊均未能得手，隻得就近擇地屯駐。彰化日軍也由于連遭打擊，士氣消沉，無力繼續南侵，唯有等待增援部隊的到來。

　　台灣人民抗戰局勢已有好轉，但台灣孤懸海外，大陸同胞雖有心支援，卻遭到清廷嚴令阻禁。清政府下令封鎖海口，斷絕大陸人民對台灣的一切支援。劉永福派文案吳質卿（吳桐林）回到内地向各省督撫請求接濟，均遭拒絕，緻使抗日義軍在兵力、物力、财力特別是武器彈藥等方面，遇到極大困難。

　　彰化圍城義軍數千人饷械不濟，連日饑餓。蕭三發與簡精華等商議，認爲“相持非久計，不如并力前進，奪回彰化，或可駐足”①，便于9月23日督率包圍彰化的義軍發起總攻。敵軍負隅頑抗，義軍不能克。24日，黃榮邦率部猛攻炮台，中炮身亡。25日，林義成也在率部進攻敵炮台時受重傷。其後，敵大隊反攻，蕭三發指揮部隊力戰，受創甚重。徐骧、簡精華率義民往援，敵軍始退。此時，前敵諸軍求饷更急，劉永福束手無策，萬分忿懑地說：“内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②

　　

　　三、台灣南部的作戰

　　日本侵略軍自6月中旬開始南侵以來，受到抗日義軍的節節阻擊，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進展遲緩。9月中旬，日軍援兵大至，使侵台總兵力累計達到八九萬人。日軍随即在台北組成“南進軍司令部”，由率領增援部隊來台的“台灣副總督”高島鞆之助中将任司令官，大島久直少将任參謀長，由近衛師團和第二師團共約四萬兵力分三路進攻台南：陸軍中将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約一萬五千人），自彰化經嘉義順大路直指台南；陸軍少将貞愛親王率領第二師團之混成第四旅團（約一萬二千餘人），在嘉義西部布袋嘴登陸，向台南翼側推進；陸軍中将乃木希典率領第二師團之第三旅團（約一萬二千餘人），于台灣南部的枋寮港登陸，經鳳山（今高雄縣）北指台南。

　　台灣抗日義軍忍饑受餓，面對日寇的大舉進攻，仍進行了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抵抗。

　　10月初，自彰化出發的敵軍大舉南侵，各路抗日義軍英勇阻擊。戰鬥中，蕭三發陣亡，黃榮邦等受傷；敵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其近衛第二旅團長山根少将受了重傷，不久喪命。

　　10月7日，敵軍開始進攻嘉義，被王德标部誘入城郊地雷區，半夜雷發，死傷數百人，能久親王也受重傷，不久死去。①次日，敵軍集中巨炮猛攻嘉義城，協同王德标防守該城的民軍領袖徐骧親上城樓持刀指揮作戰，大量殺傷敵軍。義軍也傷亡甚衆。午後，敵人沖進城内，經過激烈巷戰，嘉義縣城失守，王德标、徐骧等率隊退守曾文溪。不久，日軍進逼曾文溪，炮火齊發，馬步并進。義軍既無炮隊、馬隊，又乏糧饷，但士氣激昂。徐骧奮勇當前，王德标等率隊跟進，在炮火連天中驅殺敵人。徐骧、王德标等先後英勇犧牲，爲保衛祖國神聖領土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日南進軍司令官高島鞆之助于10月6日自基隆乘“東京丸”出發，8日到達澎湖，與已經到達該地的第二師團會合。10日，混成第四旅團在布袋嘴開始登陸。11 日，第三旅團在枋寮開始登陸。敵人一踏上陸地，就遭到台南義軍和人民的拚死抵抗。侵略者供稱：當其混成第四旅團在布袋嘴登陸之後，“東西南北，到處無不戰鬥”。“良民奔竄四方，不與我親近，偵察敵情甚感不便”。①

　　10月15日，日艦“吉野”、“秋津洲”、“浪速”、“八重山”、“大和”等炮轟旗後炮台，守将劉成良親自登台拒守。“奸民夜引倭由僻徑登岸，突入大營陷之，進圍炮台。”②守台将士死傷枕藉，不得已乘間突圍，退守台南。

　　16日，由枋寮登陸北進的日第三旅團占領鳳山，台南處于日寇南北夾攻的危險境地。

　　18日，南北敵軍兵臨城下，台南城中糧食斷絕，守軍開始潰散。早在8月23日，日寇“台灣總督”桦山資紀曾托英國領事持書勸劉永福投降，遭到劉永福的嚴詞拒絕和駁斥。但時至10月中旬，劉永福面對嘉義等地相繼失守，抗日義軍領袖陸續犧牲，軍糧彈藥已告斷絕的困難局面，抗戰決心開始動搖，于是，向日方提出了厚待百姓、準許官兵内渡的“建議”，遭到日方拒絕。10月19日晚，劉永福在形勢十分危急的情況下，違背其“萬死不辭”的誓言，抛棄正在與日寇殊死搏鬥的抗日軍民，與其僚屬十人從安平乘英國商輪逃回了廈門。

　　10月21日，敵軍進入台南城。11月，日軍在占領台灣所有重要城鎮之後，宣告“全台平定”。但是，台灣人民并沒有屈服，他們在與日寇“不共戴天”的誓言下，堅持了長達七年之久的遊擊戰。即使在1902年以後，台灣人民反抗日寇的鬥争也從未停止過。

　　台灣愛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戰争，實際上是中日甲午戰争的繼續，是中日甲牛戰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這次抗戰由于清朝政府的賣國政策，最後歸于失敗，但是，它在中國近代戰争史上寫下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光輝篇章，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台灣抗戰證明，人民群衆在戰争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台灣人民參加的踴躍，動員的廣泛，鬥争的英勇，戰果的顯著，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們雖然武器簡陋，缺乏訓練，但有着甯死不屈的決心。“日軍被困于‘有全台皆兵之勢’的猛烈的遊擊活動和瘧疾之中，投入了五萬兵力、兩萬六千名雜役人員以及聯合艦隊的大部分，對居民進行了無區別的屠殺，結果反而加劇了居民的反抗。”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裏，“付出了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下四千八百名死亡和兩萬七千名負傷的巨大代價”。①台灣軍民浴血奮戰，用鮮血和生命寫下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悲壯詩篇。被台灣軍民擊斃的日軍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


第十二节 中国战败的原因

　　日本侵略者發動的中日甲午戰争，是世界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階段中一次較大規模的侵略和掠奪落後國家的戰争。從1894年7月日軍挑起豐島海戰到 1895年10月台灣軍民浴血抗戰基本結束爲止，曆時一年零四個月。這次戰争，就陸海軍實力來說，中日雙方并無大的懸殊，從地理條件看，中國處于有利的戰略地位，特別是中國進行的是一場反對外敵入侵的正義戰争，能夠取得全國人民的支持。然而，戰争卻以龐大的清朝帝國敗于區區島國日本而告終。這種結局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現從總結戰争經驗教訓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戰敗的原因作如下探讨。

　　

　　一、腐朽落後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是戰争失敗的根本原因

　　中日甲午戰争前數十年間，中國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改革和自強措施，然而，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發生于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土地制度，但畢竟在全國範圍内迅速實行了社會的、經濟的改革，有力地促使日本從封建制度轉化爲資本主義。由于這種轉化從一開始便帶有濃厚的軍國主義性質，所以在完成民族自強的過程中，日本很快發展爲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到甲午戰争前夕，日本已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軍國主義國家，基本上具備了發動一場速戰速決的侵華戰争的軍事和經濟能力。發生于中國的洋務運動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朝的軍事力量，并針對日本的侵華野心進行了一定的防禦準備；但由于這個運動始終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爲宗旨，因而既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富強問題，也不可能改變中國封建社會腐朽落後的局面。直至甲午戰争時期，封建專制主義的官僚制度仍然禁锢着整個社會，嚴重阻礙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同時，極大地束縛着廣大人民群衆和愛國官兵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政治熱忱和軍事行動，最終導緻戰争的失敗。

　　當時，清王朝的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獨專朝政，“頗想有所作爲”的光緒帝即使在1889年“親政”以後，仍然受其掣肘，縱有改革之策，也因後黨的梗阻破壞而不能付諸實施。在中日甲午戰争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慈禧竟挪用海軍經費大修頤和園，籌備六十慶典。她毫不顧及國家民族利益，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力主忍讓，“但求從速和解了結，免得耽誤做壽”。光緒帝不敢公開反對，隻得“示意親近的朝臣，多上主戰條陳，企圖借清議壓迫西太後”。①在戰争爆發之前及整個戰争過程中，後黨主和，帝黨主戰，帝後黨争此伏彼起，和戰大計動搖不定，直接影響着戰争的進程和結局。後黨中堅人物李鴻章，實際上總攬朝廷軍政外交大權。他與慈禧沆瀣一氣，戰前一直堅持其“息事甯人”和“以敵制敵”的消極方針，對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當時的國際形勢做了完全錯誤的分析與估計，軍事上漫無布置，“專恃外國公使從中調處，借作說和之客，以圖退兵之計”②。當日軍大量入朝，戰雲密布之際，李鴻章仍“一味遷延，希圖轉圜了事”，“直待嚴旨切責，始添兵前往，而朝鮮之險隘要害已早爲倭人所據矣。”③戰争爆發之後，後黨仍然竭力求和。當日軍大舉進攻中國本土，列強深恐影響各自在華利益而再次醞釀“調停”時，李鴻章等唯恐失去“良機”，多方誘使外國幹預。而日本方面，則認爲“外國幹涉之端已開”，“尤須特別迅速，在外國幹涉尚未達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論占領何地，皆爲必要”。①日本希望迅速戰勝，以免列強幹涉，李鴻章等則消極應戰，等待外國幹涉，“這在軍事上必然得出日軍猛進華軍速潰的結果”②。迨至旅大、威海連陷，遼東清軍全線潰敗之後，後黨更加一意孤行，不惜割地賠款，乞和求降。慈禧、李鴻章等如此昏聩無能，國柄操于此輩手中，要想取得戰争的勝利，自然是不可思議的。

　　

　　二、實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是清軍失敗的主要症結

　　中日甲午戰争中，清廷和清軍高級将領，尤其是“欺朝廷則智，籌攻戰則愚，抗廷議則勇，禦敵兵則怯”，“甘受淩侮，屢失事機”③的李鴻章，缺乏積極抗戰的戰略思想，死守其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以緻造成了“敵人步步占先，中國著著落後”④的被動态勢。

　　戰争爆發之前，清軍派赴朝鮮在日軍之先，可是，海軍不扼仁川，陸軍不入漢城，僅駐仁川附近之牙山一帶，險要之地拱手讓給敵人。由于首鼠不前，意存觀望，坐失先機之利，以緻首戰失敗，士氣爲之大挫。

　　戰争爆發之後，清廷在宣戰诏書中提出了一個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但具體執行時，非但海軍避戰自保，陸軍也實行株守以待的消極方針。本來，清軍雲集平壤，意在南北對進，夾攻漢城一帶日軍，而李鴻章等卻主張“先定守局，再圖進取”，一再抗拒光緒帝關于迅速進兵的谕令，緻使平壤清軍“束手以待敵人之攻”。當然，四路援軍抵達平壤之際，牙山清軍已戰敗北走，南北夾擊的可能性不複存在；但當時日軍除大島混成旅團外，其餘部隊正在赴朝途中，清軍在朝兵力優于日軍，如能當機立斷，一面繼續增兵，一面長驅南下，在朝鮮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軍以重大打擊，不是不可能的。日軍分路進犯平壤時，每路爲數不多，清軍如能集中兵力，主動出擊，打敵一路，則減煞敵之進攻勢頭，甚至殲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對于清軍應主動出擊問題，連日本軍界人士也認爲，當時日軍包圍攻擊平壤，殊爲危險，如果清軍“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軍“轉取攻勢，則可得逐次各個擊破之機會”。①由于清軍将領消極怯戰，決心猶豫，以緻坐失戰機。

　　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抗登陸作戰中，清軍同樣實行單純守點、分兵把口的消極防禦方針。日軍在花園口登陸并向金州方向前進，嚴重威脅旅大側後時，李鴻章仍令守軍“各守營盤”。徐邦道等建議向皮子窩方向主動出擊，也遭到趙懷業的反對。山東半島作戰時，戴宗骞鑒于“大連灣守兵不并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的教訓，建議采取“雖布近局，仍扼外險，甯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的積極戰法，無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鴻章不予采納，仍堅持其“扼要埋伏地溝”的消極方針，以緻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加上守衛要塞的将領大多畏葸無能，沒有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因而要點也無法守住。清軍消極防禦的另一表現是，隻注重于分兵守點，沒有集中必要的預備隊，置于有利于對付敵之進攻的機動位置，以增強要點防禦的穩固性。這種主觀指導上的錯誤，在兩次抗登陸作戰中都招緻了不可估量的嚴重損失。

　　

　　三、軍事思想落後，組織指揮笨拙，遠不能适應近代作戰的需要

　　随着新的作戰工具的出現，“軍隊的整個内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并能作爲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①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對軍事制度逐步地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改革，使之與軍事技術裝備的發展相适應。而經過了幾十年洋務運動的清朝政府，雖然也通過購買和仿制近代武器而改善了軍隊裝備，并多少進行了一些軍制方面的改革；但由于社會制度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步。由于同樣的原因，清軍軍事思想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因而組織指揮笨拙，遠遠不能适應變化了的客觀形勢的需要。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指揮不統一，不能協調陸海軍之間的動作，發揮整體力量。在海陸軍聯合作戰條件下，隻有實施正确的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才能在統一的戰略意圖下協調前敵各軍的作戰行動，發揮整體威力。日本軍國主義一貫重視軍隊的建設和集中統一指揮，甲午戰争前夕，又成立了直隸于天皇的戰時大本營，作爲海陸軍的最高指揮機構，統籌和協調與戰争有關的重要事宜。爲了集中使用海軍力量，它建立了聯合艦隊，并調整了海軍頭目，以積極主張侵華的桦山資紀爲海軍軍令部長，接替主張艦隊取“守勢運動”的原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在戰争過程中，其大本營能及時了解和分析前線軍情，基本做到了從雙方實際出發，實施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清軍則不然。由于帝後黨争不已，清廷實際上沒有一個真正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戰争的組織指揮大權基本上操于李鴻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護下，對主戰派的意見和光緒帝的作戰谕旨或者陽奉陰違，或者置若罔聞，遷延不辦。因此，非但最高當局始終不能協調一緻地統籌戰争全局，制定明确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實施集中統一指揮，前敵各軍也大多由于李鴻章的“因循怠弛”，漫無布置，而互不統屬，往往各行其是，一盤散沙。綜觀中日甲午戰争的全過程，清朝海軍與陸軍之間、陸軍各部之間，都不能進行密切配合。如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兩次抗登陸作戰中，北洋海軍既未進行認真的海上偵察和巡邏，沒有擾敵于上船、航渡、登陸等任何一個階段，又未能向自己軍隊的瀕海翼側進行策應，配合陸軍實施反登陸作戰，因而叠遭失敗。陸路各軍的隸屬關系更是紊亂。金州、旅大唇齒相依，但金州方面歸奉天指揮，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揮。山東方面，全省防務由李秉衡負責，不受李鴻章的節制，而北洋所屬各軍又不歸李秉衡指揮。前敵清軍這種隸屬關系上的錯綜複雜，勢必造成作戰指揮上的混亂，嚴重影響海陸協同和陸軍各部之間的密切配合，以緻爲敵所乘，各個擊破。

　　第二，缺乏抗登陸作戰的起碼知識。抗登陸作戰，特別是半島抗登陸作戰，應考慮到敵人可能從正面強行登陸，更可能從側後遠方登陸，對主要攻擊目标實行海陸夾攻。這是常識問題。然而，清朝最高軍事當局對此卻無明确認識，更無有效措施。在兩次大的抗登陸作戰中，都沒有事先在敵人可能登陸的地段布置防禦，也沒有在旅大和威海軍港的側後實行堅守防禦的得力措施。日軍由花園口登陸時，由于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難，行動相當緩慢，是清軍實施反擊，迫敵背水作戰的有利時機。可是，無論陸軍和海軍，都沒有及時發現，更未能半渡而擊，或機動兵力，在灘頭挫敗登陸日軍。當敵人由側後抄襲金州時，守軍除部分部隊依托山地緊急修築臨時工事阻敵進攻外，仍未主動出擊。金州南部地勢狹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陸路咽喉。清軍未能及時調動部隊堅守金州，扭轉敗局，以緻旅大後方裸露，咽喉被扼，建設多年的海軍基地很快淪入敵手。事後，清軍最高當局仍未汲取教訓，在山東半島的作戰中重蹈覆轍，使日軍得以沿襲進犯旅大的故伎，一舉攻占威海，全殲北洋海軍。

　　第三，不懂得正确使用海軍。清朝海軍軍艦大多購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裝備，但是，組織編制和作戰思想并無多大變化。北洋海軍是整個海軍的精華，其主要指揮官海軍提督丁汝昌卻不是海軍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戰原則。權力很大的外國雇員漢納根等也是濫竽充數，并非真有本事。海軍作爲一個軍種，本應有自己的作戰計劃，并應考慮如何實施海陸協同作戰問題。日軍渡海作戰，奪取制海權是實現其戰略方針的關鍵一着。中國海軍爲粉碎敵人的戰略意圖，則必須有計劃、有準備地進行必要的海上較量。從當時雙方海軍力量的對比來看，互有短長。中國四支海軍如能在正确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密切協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對敵，與日本聯合艦隊争奪黃海制海權或局部制海權，特別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峽，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在黃海海戰之後，中國海軍仍可實行近海積極防禦的方針，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爲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爲後盾，采取陸海協同、岸炮與艦炮相配合的戰法，在一定海域内遊弋，監視和牽制日本聯合艦隊的行動，并尋找有利條件下的攻擊機會。這樣，便可發揮清軍兵力優勢和本土作戰的長處，減煞敵海陸軍隊的進攻勢頭，甚至粉碎其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登陸的企圖。可是，中國四支海軍非但未能聯成一氣，而且唯一參戰的北洋艦隊也被李鴻章視爲私産，借口 “保船制敵”，實行避戰自保的消極方針，放棄争奪制海權。而在日本聯合艦隊已經駐泊朝鮮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尋求與中國海軍主力決戰之際，李鴻章等又令北洋艦隊在思想和物資準備都不充分的情況下執行護送陸軍赴大東溝的任務，結果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襲擊，造成了黃海海戰的失利。之後，李鴻章故意誇大北洋艦隊的損失，進一步壓抑愛國官兵巡海迎敵的要求。旅大失守之後，北洋艦隊株守威海，作繭自縛，偶爾出口巡弋，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而已。這種避戰自保，坐以待斃的消極方針，終于招緻了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滅。

　　第四，忽視戰略戰役偵察。利用各種手段，諸如海上偵察、戰場偵察、敵後偵察等等，及時準确地獲取戰前定下決心和戰鬥進程中實施正确指揮所必需的有關敵人的兵力配備、作戰意圖、主攻方向、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情報，是保障作戰勝利的首要環節。日軍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戰前對朝鮮全境和中國東北等預定作戰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設防、軍隊編制、駐防情況等無不一一探明，了如指掌，并進行了充分的有針對性的戰争準備。戰争進程中，同樣十分重視戰略戰役偵察，連續獲取可靠情報，據以定下決心。清軍的情況正好相反。由于戰争準備不足，對敵人的情況、戰略意圖等事先缺乏了解，戰争過程中又忽視戰略戰役偵察，往往主觀臆斷，或被敵人的佯動所迷惑，以緻對敵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斷錯誤，造成極大損失。

　　

　　四、軍隊腐敗，紀律松弛，裝備不良，訓練不足，造成清軍戰鬥力低下

　　甲午戰争前，清政府雖在軍事改革方面作過一些努力，但由于清軍固習太深，上層鑽營舞弊、士兵紀律廢弛、陸軍湘淮争鬥，海軍各分畛域等現象依然比比皆是。戰争過程中，清軍将領中雖然湧現出諸如左寶貴、鄧世昌、聶士成、劉永福等勇敢善戰的人物，但也不乏畏敵如虎、臨陣脫逃的敗軍之将，如葉志超、方伯謙、龔照玙、趙懷業、劉超佩、李光久等等。連自動請纓的湘軍将領吳大澄，也“一遁于雙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緻前敵軍皆不支”①。

　　由于将領畏葸無能，多數清軍紀律敗壞。如鴨綠江防線失守後，“逃軍潰卒，勢如潮湧”，衛汝貴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過之處，雞犬騷然，海城、蓋平一帶，居民逃避幾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②這樣腐敗的軍隊，其戰鬥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徐慶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賊之殊能，實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敵各軍，爾忌我詐，我前爾卻，勝固不讓，敗亦不救，甚至敗則退，勝亦退，步步退讓，賊焉得不步步前進。”③

　　軍事技術裝備方面，清軍在洋務運動中雖有所改善，但與日軍相較，畢竟存在不少差距。據估計，清軍在甲午戰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槍等落後的武器作戰。就是裝備近代武器的部隊，也是品種繁多，規格雜亂，不但各省軍隊武器不同，一營之中也往往類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戰時彈藥供應的困難。

　　清軍缺乏訓練，特別是陸軍和海軍都缺少在基本的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當知識的軍官（而這正是使士兵獲得軍事知識的先決條件），以緻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練甚至未曾受過操作訓練的近代武器，與戰術技術訓練有素的敵人對陣，盡管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堅毅的良好品質，也難免受制于人，爲敵所敗。

　　

　　五、脫離群衆，不支持人民抗日鬥争，是戰争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戰争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衆之中。”①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群衆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動員和依靠人民群衆進行戰争。可是，當外國侵略者打進國土，危及國家民族存亡之際，人民群衆必然自發地以各種形式同入侵之敵進行鬥争。甲午戰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人民群衆紛紛武裝起來，以非常簡陋的武器與日寇拚殺，給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台灣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現出了中華民族決心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清朝統治當局盡管有時也能利用一下群衆抗日的熱情（如嘉獎遼陽民團等），但在妥協投降路線的指導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衆抗日，而且予以阻撓破壞。甲午戰争爆發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興辦團練的建議，結果遭到李鴻章等人的斥責。清政府連興辦團練都要加以斥責，對于真正的抗日群衆武裝，自然更不容許了。更有甚者，當台灣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與日寇浴血奮戰的時候，清廷竟借口“有礙和約”，不但不接濟饷械，連劉永福派人到大陸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這種助敵殃民的賣國行徑，終于導緻了可歌可泣的台灣軍民抗日鬥争的夭折。

　　除上述各種主觀原因外，中國之所以戰敗，還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這次戰争不但是日本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戰争，也是列強在世界範圍内争奪殖民地鬥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要指出的是，狡詐毒辣的沙皇俄國政府，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爲奸，積極參與了這場罪惡的侵華戰争。在戰争爆發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内，沙俄的擴張重點已經移向遠東，但鑒于自己在遠東的力量還不雄厚，無法與英國匹敵，因而極力拉攏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以排擠清政府和英國的在朝勢力。這就助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戰争爆發前夕，幻想“以敵制敵”的李鴻章四處奔波，請求外國幹預，尤其對沙俄寄予很大希望。沙俄佯稱願意調處，實則慫恿日軍挑釁。當日軍雲集漢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請求積極備戰時，李鴻章繼續被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關于沙俄允許調停之說所騙，對前線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這就給日軍以可乘之機，招緻了豐島海戰和成歡之戰的失敗。清軍初戰失利，對以後戰局的發展不能不産生重大的影響。迨至日軍進攻中國本土，相繼占領大連、旅順等地，沙俄發現日本的侵略活動已越出其許可的範圍時，它便積極配合日本進行誘降活動。“日本政府得悉俄國政府如此贊助，甚爲欣悅”①，于是更加有恃無恐地接連攻占牛莊、營口，直逼津京。《馬關條約》簽訂後，沙俄等三國幹涉還遼，最後使甲午戰争按照俄、日對中朝的分贓協議結束。之後，沙俄又以還遼“有功”，誘迫清廷與之簽訂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東北地區淪爲它的勢力範圍。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戰争是把日本作爲工具的俄國政府挑起來的。”①甲午戰争的進程和結果，完全證實了革命導師這種鞭辟入裏的深刻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