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侵略蒙古

第十九章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

第一节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種種特權

　　沙俄侵略我國蒙古地區的野心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沙皇政府即制訂了吞并滿蒙的計劃，并不斷派人與一些蒙古王公接觸，灌輸親俄思想；同時，向蒙古地區進行經濟滲透。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沙俄以“調停”爲名，用卑鄙手段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取得了在蒙古通郵、通商，在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設立領事等特權。1862年，沙俄又通過《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進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稅貿易的特權。與此同時，沙俄不斷向蒙古地區派出“探險隊”、“考察隊”、“旅行團”，進行間諜活動，收買蒙古活佛及上層喇嘛、王公，培植親俄勢力。十九世紀末，沙俄公開叫嚣要進一步改變中俄邊界，妄圖直接占領一直到長城腳下的我國大片領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侵略軍大舉入侵我國東北地區的同時，派哥薩克騎兵一大隊（約五百人）強行進駐庫倫。其後，由于沙俄在日俄戰争中戰敗，它在我國東北的擴張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轉向蒙古地區。1907年，沙俄同日本簽訂了以沙俄侵占我國外蒙、日本吞并朝鮮爲内容的密約。1910年，日俄雙方又訂立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第二次密約。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鮮，沙俄則進一步向外蒙擴張。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實行“新政”，沙俄乘機煽動一部分王公和活佛，進行分裂蒙古的罪惡活動。1911年7月，沙俄駐庫倫領事操縱哲布尊丹巴活佛和親俄分子杭達多爾濟親王等人，利用喀爾喀各盟王公、喇嘛會盟大典之機，密議外蒙“獨立”，脫離中國，投靠沙俄，并組成以杭達多爾濟爲首的“代表團”，冒充代表外蒙全體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蘇聯列甯格勒），以“承認俄國保護”②和給俄國種種特權爲代價，換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獨立”。沙俄政府爲了支援外蒙“獨立”，令伊爾庫茨克軍區将步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槍彈七百五十萬發，交給外蒙叛國集團。10月初，沙俄借口保護領事館，又派步騎兵八百餘人侵入庫倫，使其在庫倫的駐軍增至一千三百餘人。另外，還有由沙俄武裝的外蒙軍四千餘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不在外蒙駐軍和建立行政機構，不得俄國同意不準在外蒙進行任何改革。這種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

　　辛亥革命爆發後，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國政權交替、政局混亂之機，加緊炮制外蒙傀儡政權。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軍帶領外蒙軍隊闖入辦事大臣署，對辦事大臣三多進行威脅利誘。3日，散發所謂“獨立宣言”。4日，将三多等驅逐出境，并收繳了駐庫倫防營（有步騎兵二百五十人）的槍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縱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極禮”，自稱“大蒙古國皇帝”③，以“共戴”爲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獨立”，立即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多次電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們立即取消“獨立”，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動外蒙“獨立”後，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于1912年11月3日，與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簽訂了《俄蒙協約》和《商務章程》，宣稱“蒙古對中國的過去關系已經終止”①，規定俄國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準中國軍隊進入蒙境，不準漢人移居蒙地。通過不平等條約，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廣泛的特權。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對俄蒙所訂“條約”概不承認，并抗議沙俄侵犯中國主權。中國各族人民強烈反對《俄蒙協約》，蒙古愛國王公亦宣布“現在共和成立，正宜聯合爲一大國，蒙古斷無獨立之理”①，強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

　　

　　二、支持叛軍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後，沙俄爲了進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裝外蒙叛軍，企圖阻止中國政府軍向外蒙進軍。當時，沙俄在外蒙庫倫駐有步、騎、炮兵十個大隊，恰克圖駐有步兵兩個大隊，烏裏雅蘇台（今蒙古紮布哈朗特）駐有步兵兩個大隊，科布多（今蒙古吉爾格朗圖）駐有步兵一個大隊、炮兵一個中隊。

　　庫倫傀儡集團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擴充軍隊。外蒙的土謝圖汗部、三音諾顔部、車臣汗部、劄薩克圖汗部等地，原有蒙軍九千七百餘人。宣布“獨立”以後，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調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後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萬人，共五萬餘人。其中多系未經訓練的貧苦牧民，且散處各地，較有戰鬥力的不過數千人。其統兵官爲土匪首領白差爾、乞卡爾、陶什陶胡等。所有叛軍均受沙俄軍官指揮。

　　庫倫傀儡政府的成立，不僅激起了外蒙古廣大人民群衆的憤慨和反抗，也引起許多上層愛國王公、喇嘛的不滿和抵制。當時，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駐有政府軍隊。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決心進行武力進攻，并煽動叛亂，迫使政府軍和各地王公屈服，進而控制整個外蒙。

　　

　　（一）科布多之戰

　　1912年1月，沙俄駐烏裏雅蘇台領事策動該地反動王公叛亂，并派兵将烏裏雅蘇台将軍奎芳驅逐出境，占領了外蒙西北重鎮。

　　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爾伯特各旗活動的沙俄特務丹必占燦，勾結杜爾伯特反動王公發動了暴亂。當時，科布多駐軍不足三百人。面對外蒙叛軍的威脅，科布多參贊大臣溥■在附近各旗愛國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強科布多城的防禦；同時，急電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楊增新、阿爾泰辦事長官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伊犁鎮守使廣福派兵馳援。帕勒塔先派連長吳得山率三十餘人赴科布多偵察軍情，繼派騎兵營長廣肇率兵一營兼程向科布多進發。楊增新不顧沙俄駐新疆領事的幹涉，先派馬步各一營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發，繼今後續部隊三營陸續向科布多開進（爲了在沙漠戈壁地區行軍不緻缺糧，步兵每人配一駝，騎兵每人配三駝，馱運三個月料糧）。廣福也派兵從伊犁（今新疆伊甯市西惠遠）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庫倫傀儡集團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勸降，結果被當地愛國蒙民将其綁送官署，斬首示衆。由于勸降失敗，庫倫當局決計出兵向科布多發動進攻。6 月21日，由庫倫派出“俄官教練之精兵二百，雜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兩尊，子彈十餘駝”，向科布多進發。抵達後，因見守軍防禦嚴密，未敢進攻，立即派人回庫倫請求增援。傀儡集團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調，足成四千之數”。①

　　7月底，俄軍和外蒙叛軍開始進攻科布多城。溥■率軍堅決抵抗，并乘隙發起反擊，給敵以重大殺傷，将其擊退。8月2日，阿爾泰援軍廣肇騎兵營進至距科布多十餘裏之黑山頭，與叛軍三千餘人遭遇，卒以“寡不敵衆，全軍覆沒”①。8月中旬，敵又從庫倫增兵三千人，繼續圍攻科布多，終未得逞。沙俄領事庫斯敏斯齊鑒于城堅難下，遂緻函溥■，要求出面“調停”，溥■中計。8月20日，庫斯敏斯齊帶領俄兵三十人、外蒙叛軍二百人，騙開城門，進入科布多。俄、蒙兵進城後，大肆搶掠，城内居民被殺過半。9月中旬，溥■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約七百人，被沙俄領事派兵“護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戰

　　科布多失陷時，新疆援軍步騎兩營在管帶嚴保清、有世率領下，已進至距科布多五站路①之大營盤，因聞科城已失，大營盤又無險可守，遂于8月30日退守阿爾泰區②之要沖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裏），以待援兵。楊增新電令後續部隊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綏來（今新疆瑪納斯），改援阿爾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駐地，即仿照湘軍辦法，挖壕修壘，以備不虞。

　　俄軍和外蒙叛軍侵占科布多後，便調整部署，準備向阿爾泰進犯。當時，阿爾泰駐軍不滿千人，帕勒塔親王惶恐動搖，企圖後撤。北京政府一面電令帕勒塔“靜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電新疆的楊增新和廣福迅速派兵援阿①。10月中旬，新疆援軍十個營（二千餘人）先後到達阿爾泰。楊增新決定采取以攻爲守的方針，即進攻科布多城，牽制外蒙叛軍，使其不敢直趨阿爾泰。爲此，除令嚴保清、有世兩營駐守察罕通古外，又急電步隊杜發同和李華桢兩營、巡防馬隊李策勝一營、古城旗兵步隊全象一營，迅速進紮錫伯圖（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裏）、察罕通古一帶，“相機進取”；并令哈密之馬隊一營、炮兵一隊，立即起程，令庫車等地添募馬步數營，均作爲收複科布多城之預備隊。同時，在哈密、巴裏坤、古城、元湖（古城東北一百二十五公裏）、綏來等地增設了馬步炮隊，并改善了台站、電訊及後方補給工作。

　　10月下旬，嚴保清、李華桢率步隊兩營向科布多開進。當時，北京政府正準備與沙俄談判，因而下令“切勿輕率進兵，緻礙大局”①，嚴、李兩營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複科布多的計劃遂被擱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燦率叛軍數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搶掠，并聲言不日進攻阿爾泰。楊增新增派步馬隊各兩營，進駐元湖、察罕通古一帶；并令嚴保清營開往布爾根河，與帕勒塔撥出的一營共同守衛該處；派團長張鍵到察罕通古統一指揮該地駐軍。楊增新根據袁世凱的旨意，下達了“敵來則痛擊，敵去則嚴備”的“正當防禦”方針①，一再告誡部隊不要向科布多進軍。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燦率千餘人侵入阿爾泰區境内，駐紮于距布爾根河兩站的烏梁海大廟。同時，由沙俄領事出面，阻止政府軍進駐烏梁海的薩克賽河一帶（今蒙古烏列蓋西南一帶），并派俄軍官兵九人“假道”政府軍駐地赴科布多，借以偵察軍情。

　　4、5兩月，叛軍趁天暖雪消，積極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彈藥，籌備給養，作進攻作戰的準備。

　　6月17日，叛軍近萬人由蒿不都喀勒五蘇山分三路竄犯：一路由烏梁海大道進攻布爾根河，一路由包墩慶（察罕通古北約三站地），一路由五雲集（察罕通古東約一站地）夾攻察罕通古。當時河水暴漲，叛軍先頭部隊被阻于包墩慶。楊增新立即調元湖炮隊趕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軍四五千人在俄軍協助下，向察罕通古發起進攻。張鍵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曉發起反擊，斃敵二百餘人，将敵擊退。這時，丹必占燦正率叛軍三千人由烏梁海向布爾根河開進，并拟分兵繞道切斷楊軍後路。楊增新爲了縮短戰線，決定将駐布爾根河之馬步兩營撤至察罕通古，使該處兵力增至馬步七營、炮隊一連；同時，調馬步七營分駐元湖、烏什克等處，加強察罕通古後方之防禦。

　　7月11日晨，叛軍馬隊三千餘人再次從察罕通古正面發起進攻。張鍵率部反擊，敵敗竄山中。另路叛軍七八百人，繞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軍第四營發炮轟擊。張鍵急派備補營長馬得貴、團副楊慶明率隊前往支援。經四小時激戰，将敵擊退，營長馬得貴不幸陣亡。是役，先後擊斃叛軍三百餘名、戰馬五百餘匹。

　　外蒙叛軍連遭失敗，銳氣大挫。不久，其統兵官“照會”政府軍，提出兩軍“各輯地界”，并約“趁機退兵”②。楊增新亦列舉不利于繼續作戰的各種“理由”，密陳北京政府，主張妥協停戰。因此，喪失了乘勝反擊的時機。

　　9月間，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軍回防之機，以中國士兵刺傷俄領事爲借口，出動俄軍一混成旅（約千餘人），侵入阿爾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帶，又派俄兵數百人，侵占了布爾根河。同時，威脅利誘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背叛祖國，宣布“獨立”。10月初，帕勒塔盜用“阿爾泰辦事長官”的名義，與沙俄駐阿爾泰領事簽訂了所謂《臨時條約》；12月，又簽訂了《中俄軍隊停戰條約》，允許俄軍和外蒙叛軍駐紮阿爾泰區東部，規定新疆援軍撤出察罕通古。消息傳開，全國輿論嘩然，紛紛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國分子帕勒塔撤職，并宣布由帕勒塔與沙俄非法簽訂的“條約”一概無效。經多次交涉，直至 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軍退出阿爾泰地區，新疆援兵從察罕通古退駐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軍，但仍有兩連騎兵留駐該地。


第二节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

　　一、呼倫貝爾“獨立”與胪濱之戰

　　沙俄一手導演外蒙“獨立”之後，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義打電報和寫信給黑龍江呼倫貝爾地區的王公，煽動他們率衆叛亂，脫離中國。1912 年初，沙俄駐呼倫貝爾領事烏薩蒂操縱和指使額魯特旗總管勝福、陳巴爾虎旗總管車和紮、索倫旗總管成德等人，調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國義軍”的名義發動叛亂。1月15日，叛亂武裝在俄軍暗助下，進入呼倫（今内蒙海拉爾市）城内，占領官署，逼迫政府官員交出行政權和撤出當地駐軍。當時，呼倫道台準備率兵反擊，沙俄領事公然威脅說：“雙方交戰，炮彈若落入站界，即行調兵幹涉”③。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電告黑龍江巡撫“速派兵剿辦 ”。勝福等占領呼倫後，立即宣告“獨立”，并成立了僞“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勝福以“參贊大臣”頭銜，作爲僞“大蒙古國”駐呼倫的“總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況後，立即派人勸說勝福取消“獨立”，同時電令黑龍江巡撫“派兵彈壓”。沙俄駐齊齊哈爾領事照會黑龍江巡撫，聲稱：對于呼倫貝爾事件，依照俄國政府的訓令，如果中國政府與蒙古兵開戰，俄國将守中立，但不許在東清鐵路開戰，不許用火車運送中國軍隊。顯然，沙俄竭力阻撓政府軍的行動。

　　1月下旬，黑龍江巡撫多次派人勸說勝福取消“獨立”。因沙俄從中阻撓，勝福不但不聽勸說，反而繼續發動武裝進攻。2月2日晨，叛軍四百人和化裝成叛軍的沙俄侵略軍約一個營向胪濱城（今内蒙滿洲裏）發動進攻。守衛胪濱城的巡防兵一個營立即還擊，斃沙俄西伯利亞第十五号聯隊軍官勞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軍二十名，傷敵多名，繳獲沙俄軍用地圖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馬步兵二千餘名，大炮六尊，并殘敗蒙兵二百餘名”①，将胪濱府衙包圍。上午11時，沙俄官員進入府衙進行威脅，“限12點鍾交槍馬，否則開炮轟擊”②。北京政府害怕中俄沖突進一步擴大，遂命胪濱等地的駐軍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譴責。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脅迫下，北京政府與沙俄簽訂了《中俄關于呼倫貝爾之協定》。該《協定》雖然承認呼倫貝爾爲直屬中央政府的“特別區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勝福叛國集團的武裝所控制，政府軍隊非經俄國準許，不得進入該地區。《協定》還規定除關稅和鹽稅歸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稅收和各業收入，均作爲地方經費；北京政府承認沙俄與勝福集團訂立的各種“合同”。這樣，實際上使沙俄對呼倫貝爾地區的控制合法化。①

　　

　　二、烏泰叛亂與洮南、鎮東之戰

　　沙俄和外蒙叛國集團侵占了呼倫貝爾地區後，又指使早被它收買的内蒙哲裏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即劄薩克圖旗治，今内蒙烏蘭浩特東南）郡王烏泰發動叛亂。

　　1912年4月，烏泰拟聯合哲盟十旗發動叛亂，因缺乏武器，遂派協理台吉諾慶額（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廟的錫勒圖喇嘛等爲“特使”，赴庫倫求援。哲布尊丹巴答應“兵力武器，盡力援助”，并任命烏泰爲“進攻中華民國的第一路總司令”①。烏泰與外蒙傀儡集團私通的情況，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孫葆瑨偵知，報告了奉天都督趙爾巽。趙令孫嚴加查防。孫葆瑨要私赴庫倫的“特使”到府談話。烏泰認爲“事已泄露，無法掩蓋”，“與其受制于人，莫如先發制人”①，遂與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約定，由兩旗首先發動叛亂。8月上旬，烏泰發布了征兵及編組叛亂武裝的布告，令所有軍隊在洮兒河東岸集結待命，并發布了所謂 “東蒙古獨立宣言”。烏泰認爲洮南、鎮東（今吉林鎮赉）位居要沖，奪占兩地後，其它各縣即可唾手而得。

　　烏泰計劃分三路進兵：以錫勒圖喇嘛爲元帥，那孫德格吉勒胡爲副元帥，碩代喇嘛圖布新阿木爾爲參謀，率四百人爲中路，由烏泰王府出發，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爲統領，協理巴圖吉爾嘎拉爲副統領，烏勒木吉爲參謀，率五百人爲左路，由葛根廟出發，進攻白城子；命嘎欽喇嘛爲統領，孟和朝克圖爲副統領，布呼吉爾嘎朗爲參謀，率三百人爲右路，由嘎欽廟出發，進攻突泉，并夾攻洮南；命周福堂、陳輔廷爲統領，招集民兵爲預備隊，并負責後勤補給。同時，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應。但各旗均抱觀望态度，未敢馬上附從。

　　8月中旬，烏泰叛軍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孫葆瑨急電趙爾巽告急求援。趙爾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奉天（今遼甯沈陽市）成立軍政籌備處，在昌圖設立兵站部；命駐鄭家屯（今内蒙雙遼）巡防隊後路統領第二騎兵旅旅長吳俊升爲先鋒，率八個營馳援洮南，都統金壽山部爲後續部隊；電請黑龍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進攻鎮國公府；電請吉林都督陳昭常派兵進至伯都讷方向，監視沙俄的動向，并經安廣夾攻劄薩克圖旗（烏泰王府）；命新民屯（今遼甯新民）的第二十師抽調步、騎、炮、工兵共二千人（攜大炮九門），第二十四師調騎兵一個旅及右路巡防隊四營，溯遼河北上，至鄭家屯集結待命。

　　在各路援軍尚未到達前，孫葆瑨鑒于形勢緊張，兵力單薄，決定采取緩兵之計，先派人與叛軍談判議和。結果，被叛軍拒絕。孫又用疑兵計，将僅有的二百名城防隊扮作援軍，夜出晝入。烏泰受騙，遲遲未敢進攻。但孫葆瑨恐日久被敵識破，遂率隊棄城而走。

　　在烏泰部署向洮南進攻的同時，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糾集本旗五百餘人，集結于鎮東城東二十餘裏之包特敖瑞村，以商談民族糾紛爲名，邀請城防隊軍官李把總赴宴勸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爾率叛軍攻城。該縣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軍警二百餘人竭力抵抗。已通敵的蒙古族士兵乘機在城内放火策應，城防隊不明真象，紛紛潰散，縣知事及李家成遂率餘部撤往白城子。鎮東城被叛軍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發起反攻。叛軍疏于戒備，慌忙棄城東竄，于是鎮東失而複得。

　　8月28日，由帶隊官王伯龍率領的黑龍江省援軍三百餘人向鎮國公府發起進攻。經一日激戰，占領了鎮國公府。叛軍向西北方向潰退。拉喜敏珠爾非常沮喪，攜家眷逃往劄薩克圖旗的葛根廟。

　　8月底，吳俊升部到達洮南，立即向烏泰叛軍發起進攻。中路叛軍節節敗退，左右兩路也聞風潰逃。最後，叛軍大部撤至歸流河北岸設防。此時，歸流河北岸有烏泰叛軍約五千人，南岸有吳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隊約七千人，雙方形成對峙。9月12日，吳俊升決定在吉林、黑龍江兩省軍隊協同下，向烏泰叛軍發起進攻。在炮兵掩護下，吳部步騎兵強渡歸流河，直下王爺廟（劄薩克圖旗西北十五公裏）。烏泰見庫倫援軍不到，敗局已定，遂率殘部數十騎，攜帶家屬倉皇外逃，經索倫山（今内蒙索倫）入呼倫貝爾境，後乘車經俄境到達庫倫。拉喜敏珠爾也率家屬及少數殘兵外逃。

　　烏泰等北逃後，劄魯特左旗的協理台吉官布劄普和郭爾羅斯左旗的台吉多爾濟公，糾集烏泰餘黨和部分土匪共千餘人發動叛亂，于11月10日攻陷開魯。這些叛亂武裝很快被政府軍鎮壓。至此，烏泰殘部全被肅清，沙俄和庫倫叛國集團苦心策劃的這次暴亂徹底失敗。


第三节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

　　一、雙方作戰部署

　　沙俄煽動哲裏木盟某些反動王公響應庫倫“獨立”的陰謀失敗後，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團出兵進攻内蒙古。外蒙叛軍在向内蒙進攻之前，沙俄前駐華公使廓索維慈、伊爾庫茨克軍區哥薩克騎兵隊長葛布利克大尉等，親自參加了庫倫王公大臣會議，出謀劃策。會議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進攻：一路由反動王公松木彥、内蒙叛匪頭子巴布紮布、渠魁蘇帶領叛軍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錫林郭勒盟東北部、昭烏達盟的林西一線向内蒙東南及東北部進犯；一路由原内蒙科爾沁左翼後旗叛國王公那遜阿爾畢吉呼、原呼倫貝爾叛國分子達木丁蘇倫帶領叛軍四千餘人，沿庫張公路向内蒙中部進犯；另一路由土謝圖汗部盟長察克都爾劄布和内蒙叛國分子海山、錫勒圖喇嘛、陶什陶胡、東西盟統帥班的達（即王德呢嗎）等率領叛軍數千人，進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今内蒙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今内蒙察哈爾右翼中旗）等地。各路叛軍中均有沙俄軍官充當軍事顧問，進行指揮。

　　1912年底，叛軍竄入内蒙，氣焰極爲嚣張，在很短時間内，先後侵占了昭烏達盟北部和多倫、張家口以北及陰山北麓廣大地區。叛軍所到之處，焚毀村落，搶掠寺廟集鎮，殘殺居民，農牧業生産遭到嚴重破壞。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軍的蹂躏，紛紛逃亡。内蒙駐軍也頻頻告急。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卻認爲“庫兵雖有南犯之耗”，但“爲數無多，防剿尚易”，隻需“扼要防堵，以杜竄擾，毋庸派兵會剿”。①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談判上。

　　沙俄指使叛軍入侵和大肆騷擾内蒙的嚴重罪行，激起了我國各族人民的義憤。北京政府在國内輿論的譴責下，才命參謀部、陸軍部統一指揮熱河、察哈爾、山西、綏遠等地的駐軍進行反擊。當時的兵力分布如下：

　　開魯、赤峰、朝陽、承德、古北口至豐甯一帶，駐有熱河新軍、毅軍、第四師和第二十八師各一部，以及直隸、奉天、熱河、古北口巡防隊等，共二萬一千四百人，烏珠穆沁、多倫、打馬諾爾（今河北張北東三十五公裏）一帶，駐有第一師、第四師各一部以及淮軍、毅軍、察哈爾馬隊、禁衛軍、宣化巡防隊等共四千人；張家口、宣化、豐鎮、陽高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淮軍、保衛軍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隊和巡警、綠營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歸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包頭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山西巡防隊、綏遠陸軍、禁衛軍、綠營兵等，共五千四百餘人。總計共有官兵三萬九千九百餘人，大炮五十四門，機關槍四十八挺。以後随着戰争形勢的發展，又陸續增調大批援軍。

　　

　　二、内蒙中、西部的作戰

　　1913年8月，王德呢嗎等率叛軍數千人進犯内蒙中、西部地區，滂江（今内蒙蘇尼特右旗東二十五公裏）、拜申圖（今内蒙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東北三十公裏）、大佘太諸要隘相繼失陷，匪氛頗爲猖獗。王德呢嗎還遣軍一部竄犯後套地區，脅迫各盟旗出兵，繞道圍攻包頭，于是“晉甘邊境，騷然不靖”②。

　　綏遠将軍張紹曾任命駐大同、包頭一線之晉軍第一師旅長劉廷森爲西路司令，旅長陳希義爲東路司令（以上兩路仍歸該師師長孔庚指揮），駐歸化之朱泮藻爲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協同防禦，相機進剿。以上總兵力約四千餘人。

　　

　　（一）粉碎叛軍對後套的進攻

　　1913年5月下旬，内蒙西部地區的形勢日益緊張。西路軍已退到鄂爾多斯旗（今内蒙包頭西南一帶地區），包頭等地相繼告危。張紹曾立即派兵增援。

　　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軍與叛軍進行多次戰鬥，均獲勝利，遂采取分進合擊之策：趙守钰團從中路、譚湧發團從北面、甯雙安團從南面，向大佘太等地發起進攻。6月9日，劉廷森所率之趙守钰、甯雙安兩團，與叛軍千餘人于老爺廟遭遇，将該敵擊退。次晨，叛軍分三路來犯，劉廷森率部迎擊，再敗叛軍，收複台梁（大佘太東南二十三公裏）。此時，譚湧發部由北路襲占了二分子（今内蒙固陽西北三十公裏），威脅叛軍後路。13日，劉廷森令各團繼續發動猛攻。叛軍不支，紛紛逃竄。劉廷森率部乘勝收複大佘太和台梁南面的烏拉山。此時，甯夏鎮守使馬福祥率百人路過河套赴京，與王德呢嗎叛軍遭遇。馬福祥所帶兵力雖少，但能随機應變，以接洽“助戰 ”爲名，于7月2日智擒了匪首王德呢嗎及其參謀官彭索胡鄂木加和統領韓福海等十人。該股叛軍因無人統率，遂全部潰散。

　　

　　（二）黑沙土廟、百靈廟之戰

　　在西路軍肅清竄犯後套叛軍的同時，中路軍亦開始反擊。5月下旬，叛軍二千餘人盤踞百靈廟東南之黑沙土廟（今内蒙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東南三十五公裏）一帶，另有千餘人據守百靈廟，并由庫倫派後續部隊繼續南來，準備進攻歸化。朱泮藻決定由新到援軍第八十混成團團長徐廷榮率所部爲右支隊；二團團副堵雪笠率該團爲左支隊；另将所有馬隊編爲一團，由團長特克慎指揮，爲預備隊。計劃“先将黑沙土廟之匪殲滅，再進攻百靈廟”之敵。③

　　1913年7月7日，徐廷榮率右支隊進攻黑沙土廟。叛軍依托工事負隅頑抗。徐廷榮部先以大炮轟擊，繼由營長王慶麟率部猛沖。自下午2時一直戰至5時半，叛軍不支，向西北方向退卻。8日晨，左右兩支隊分頭向後廠汗■■（黑沙土廟南三十八公裏）前進。上午11時，與叛軍一千二百餘人接戰。兩個支隊和騎兵團互相協同，奮勇沖擊。直至下午3時，叛軍仍拚命頑抗，不稍退縮。朱泮藻令炮兵與機槍連變換陣地，以火力側擊敵人兩翼，敵始披靡，向百靈廟逃竄。朱部随即進駐後廠汗■■。

　　黑沙土廟之戰獲勝後，朱泮藻部用一天時間進行了進攻百靈廟的戰前準備。7月10日晨，各部由後廠汗■■輕裝出發，10時抵達百靈廟南面一帶高地，并立即發起攻擊。此時，百靈廟已集聚叛軍五千餘人，并築有防禦工事。戰至下午1時，朱部攻擊未能奏效，而部隊已甚疲勞，又值天雨，無法露宿。朱泮藻電請暫返後廠汗■■，“候令行止”。張紹曾接電後，除令朱泮藻部繼續進攻外，又令烏蘭花（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帶部隊向西北相機剿堵。朱泮藻接電，立即率隊冒敵猛烈炮火奮勇直前，終于突破了敵人的陣地。下午4時許，叛軍從百靈廟潰走。此次戰鬥，共斃敵四百餘名，繳獲大量彈藥和軍用物資，給叛軍以沉重打擊。

　　

　　（三）西蘇尼特和滂江争奪戰

　　1913年5月間，察哈爾軍隊在滂江、西蘇尼特（今内蒙溫都爾廟）作戰失利。察哈爾都統、陸軍第一師師長何宗蓮派支隊司令李奎元率步騎兵各兩營，炮兵、機關槍兵各一連，開赴前線，加強防禦。李奎元探知西蘇尼特王府有叛軍數百名，于5月16日下午率軍往剿。17日，進至西蘇尼特王府以南，與叛軍遭遇，斃敵數十人。李奎元又派騎兵從側翼抄襲叛軍後路，自帶各營連從正面進攻。當進至距敵三百米處，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迷目，進攻受挫。李奎元和騎兵團一營營長均受重傷，軍心因之動搖，“全軍嘩潰”①。戰後，何宗蓮命什巴台（今河北張北東十公裏）獨立騎兵團曹團長暫代支隊司令，率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又四個連，于鑲黃旗、大馬群山（今河北張家口東北）、馬王廟（今内蒙化德西南二十公裏）、太仆寺、察罕霍羅（今内蒙化德東南三十五公裏）一線進行防禦。5月22日，駐守陶林以北的綏遠東路司令陳希義派劉虎臣團往攻西蘇尼特，中途與敵遭遇，因彈糧不濟，又退回四道溝（今内蒙四子王旗東七十五公裏）防禦。張紹曾爲了防止該敵與西路叛軍會合，便調中路之孟效曾旅進攻西蘇尼特、滂江等地。參謀部、陸軍部增調二十師混成團趕赴陽高，加強後方防禦；6月間，又任命盧永祥爲察防前敵總司令，率混成第五旅出張家口，負責剿辦事宜。此時，東、西蘇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庫倫叛國集團，盤踞在西蘇尼特王府一帶的庫倫叛軍已增至二千餘人，另在鑲黃旗駐有叛軍千餘人，彼此互相策應，氣焰甚爲嚣張。随後，正白旗、鑲白旗王公亦相繼降附，形勢十分嚴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發，進攻西蘇尼特王府，同時要求駐馬王廟之盧永祥部進攻孤山廟之敵，以爲聲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蘇尼特王府，繼克滂江。但由于盧永祥部配合不力，緻使孟旅孤軍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蘇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裏，駐孤山之敵多次截擊孟旅之運輸車隊，使該旅的供應異常困難。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軍運送糧彈，中途又遭叛軍截擊，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後路斷絕，“馬匹已倒斃三分之一，人多病，糧已告罄，子彈因連次受敵夜襲，所餘無幾”②。張紹曾一面令東路派兵護送糧彈，一面令孟旅打通糧道。陸軍部也急電盧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機進止，如不能久待，即移紮就糧，免生潰變”①。盧部爲敵所阻，一時不能往援，孟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烏蘭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帶。于是，滂江、西蘇尼特王府得而複失。

　　9月間，盧永祥部在古魯巴諾爾（鑲黃旗東北三十二公裏）與叛軍交戰，又遭失敗，官兵傷亡較多，遂由馬王廟退守托羅蓋（今河北公會）。鑲黃旗、馬王廟、大馬群均爲叛軍占領。袁世凱将盧永祥“褫去中将（銜），責令戴罪立功”。時奎蘇（今多倫西北約六十公裏）方向之叛軍鑒于多倫守軍兵力較強，便往西南方向竄犯。張家口“附近要塞，已無得力兵隊防守，危險情形日甚一日”①。直至10 月間，高在田騎兵團冒雪力戰，将新蘇木廟（今多倫西北約三十公裏）之敵剿平後，才制止了叛軍的進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勢稍有好轉。

　　

　　三、内蒙東南部的作戰

　　内蒙東南部之林西、經棚（今内蒙克什克騰旗）、多倫一線，是庫倫叛軍進攻的重點。1913年4、5月間，在遊格吉廟（今蒙古額爾德尼察幹附近）、達裏崗厓（今蒙古達裏甘嘎地區）之叛軍數千人，經貝子廟（今内蒙阿巴哈納爾旗）等處南下，竄至大王廟（今内蒙克什克騰旗西六十公裏）、什巴爾台、米思廟（兩地在内蒙林西北約五六十公裏）、浩勒圖廟（今内蒙西烏珠穆沁旗南三十公裏）、黃瓜梁（今内蒙克什克騰旗北三十公裏）等地。政府軍迎戰連連失利，林西、經棚、多倫前線形勢緊張。爲了制止叛軍的進攻，北京政府先後從各地調集大批援軍。5月上旬，于有富混成旅、陳文運騎兵旅從張家口赴援多倫。察哈爾副都統兼多倫鎮守使傅良佐令陳旅騎二團留守多倫，騎一團赴援經棚，于有富旅駐守大王廟。此時，熱河剿匪總司令、毅軍統領米振标率所部一千四百餘人及熱河北路巡防馬隊兩營、步兵一團，亦已進抵林西附近之劉家營子及什巴爾台一帶。雙方随即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一）收複他他廟、浩勒圖廟

　　1913年6月初，米振标、傅良佐商定了反擊作戰的計劃：米振标從什巴爾台向他他廟、烏泊羅河（兩地均在什巴爾台西）進攻，爲了防敵南竄，令淮軍統領喬建才率騎兵五百人從經棚向北堵截；傅良佐率部專攻黃瓜梁之敵。

　　6月14日，傅良佐率騎兵一團攻占黃瓜梁，不久又退防經棚。與此同時，米振标與熱河北路巡防隊統領張玉春、第一團團長奎文率馬步炮兵三千餘人，于6月 26日攻占他他廟後，繼續向喇嘛罕廟、浩勒圖廟一帶進剿。喇嘛罕廟有叛軍一千五百人防守，共分三股：一股在山前正面，一股占據右翼山頂，一股在左翼。6月 27日，米振标留步兵一營保護辎重，親率步馬炮兵猛攻正面之敵，迅速攻占了山頭，遂用炮火轟擊敵之左翼，同時派騎兵一隊從右翼迂回敵後。經九小時激戰，連占山頭十餘處，斃俘敵四十餘人。叛軍退向王子廟。28日，米部再克王子廟，擊潰叛軍二千餘人。因該廟無險可守，于30日撤回米思廟。7月2日拂曉，叛軍四千餘人突至，分三路向米部進攻，所有險要之處均被占領。米振标立即指揮部隊反擊。叛軍依山據險，拚死抵抗。下午1時，米部步隊與叛軍展開白刃格鬥，騎兵從旁包抄，間用火炮轟擊，連奪山險十餘處，擊斃叛軍頭目四名、士兵二百餘名。叛軍不支，向東北浩勒圖廟敗退。米部以炮火實施火力追擊，又斃敵數十人。之後，米振标鑒于敵衆己寡，決定回防什巴爾台。喬建才亦率部返回經棚。

　　

　　（二）克裏更、大王廟失守，多倫告急

　　7月10日，叛軍進至大王廟外圍據點克裏更。該地駐有于有富混成旅沈廣聚團所屬三百一十餘人。11日晨，叛軍二千人發起猛攻。經一日激戰，未分勝負。次日，沈廣聚率騎兵兩連、步兵一營增援，抵達克裏更後，立即搶占山頭，與敵展開激戰，将敵擊退。沈乘勝率部追擊，結果誤入敵圍，傷亡甚衆。後被迫突圍，退守大王廟，叛軍乘勢侵占克裏更。

　　7月13日上午，匪首蘇木亞公爺等率叛軍進攻大王廟，守軍于有富混成旅張鳳鳴團步隊怯戰，一觸即潰，牽動全軍，大王廟遂即失守。于旅傷亡四百餘人，損失步槍四百餘支、火炮一門、機關槍二挺、子彈十餘萬發，餘部退到經棚休整。

　　8月2日，盤踞于大王廟之叛軍三四千人，分竄五花城、羅陀廟、藍旗（今内蒙那日圖）等地，準備向多倫進攻。

　　大王廟失守不久，王懷慶接替傅良佐爲多倫鎮守使。8月25日，王懷慶偵知叛軍千餘人在藍旗等處集結，遂以淮軍和練軍步騎炮各隊千餘人編爲混成支隊，由淮軍縱隊司令李際春指揮，陳文運騎兵第一旅一團（攜機關槍四挺）爲另一支隊，由陳文運指揮，于27日出發，分路進攻藍旗。

　　8月底9月初，李、陳兩支隊先後在力不胡圖格、哈噶蹋拉、奎蘇等地與叛軍激戰，共斃傷敵千餘人、馬百餘匹。叛軍雖然受到重創，但仍愈聚愈多。此時，多倫城防空虛，恐爲敵所乘，李際春、陳文運遂率部返回多倫。爲了加強多倫的防禦，陳文運、李際春等要求将駐防經棚的淮軍撤回多倫，經棚則由毅軍接防，并請盧永祥、米振标派部隊向藍旗、白旗、大王廟、克裏更進攻，使敵首尾不能相顧，以減輕叛軍對多倫的壓力。9月12日開始，叛軍分四路晝夜不停地向多倫進攻。王懷慶等率部固守，以待援兵。

　　

　　（三）林西被圍，經棚失陷

　　在多倫前線激戰的同時，林西方面的戰鬥也日趨緊張。

　　9月初，叛軍千餘人在巴林王府一帶集結，企圖進襲大闆（今内蒙巴林右旗）。土城子（林西南六十公裏）一帶亦時有叛軍出沒。熱河會辦陳光遠令文管帶率所部前往迎擊大闆之敵，并命駐烏丹城（今内蒙翁牛特旗）之騎兵營李管帶所部及步隊一營分紮巴林橋、土城子等處，以爲前方之援應。當時，奎文團步馬炮一千五百餘人防守五十家子（今内蒙新林鎮東北二十五公裏）、白塔子（今内蒙新林鎮東北四十五公裏）等處。9月10日晨，熱河剿匪司令米振标又派毅軍統領常德盛等率騎兵兩營、李管帶率步兵一營（攜炮兩門），從什巴爾台馳援五十家子等地，并将調往經棚之騎兵部隊調回，作爲預備隊。是日，常德盛率領騎兵占領了烏泥江左嶺，步兵營占領了珠爾沁廟，叛軍退向五十家子。11日，常德盛率隊攻占了五十家子東十裏之太白廟後，乘勝追擊，在石門溝（距太白廟十餘裏）突遭叛軍兩千人圍攻，部隊遭到很大傷亡。常指揮騎兵奮力沖殺，始将敵擊退。随後，退守珠爾沁廟。

　　 9月14日上午9時，壩後叛軍分四路進窺林西。另一支叛軍由巴林橋南渡舍力摩河（即西拉木倫河），竄入烏丹附近，劫奪軍需，騷擾後路。接着，什巴爾台、湯上（今内蒙熱水湯）、劉家營子、大橋上、珠爾沁廟的守軍均遭到叛軍的圍攻。當時，“多倫吃緊，經棚空防，林西方向岌岌可危”①，烏丹、赤峰、圍場皆受威脅。護理熱河都統舒和均急派參謀兼第二團團長楊裕三率所部三連（攜機槍二挺），于9月16日開赴赤峰、圍場，以加強後路之防守；并要求北京政府速派重兵援剿，并催促新任熱河都統、毅軍軍統姜桂題迅速到任，“專固熱河，徐圖援多”①。

　　9月17日，米振标部将圍攻林西之叛軍擊退。18日拂曉，叛軍又分十餘股向林西猛撲。米振标令部隊搶占山險，分頭抵抗，經兩晝夜激戰，給敵以重大殺傷，再次将敵擊退。米振标恐叛軍絕其壩外守軍退路，遂将壩外部隊撤回林西。

　　在叛軍圍攻林西的同時，另股叛軍趁經棚駐軍回防多倫、米部尚未接防之隙，侵占了經棚，并攻占了五十家子等地。于是，林西形勢更加危急。

　　

　　四、擊退竄犯内蒙的叛軍

　　自1913年9月以來，叛軍集中主力，圍困林西，猛攻多倫。北京政府也不斷增調援軍，力圖擺脫被動局面。當時，在多倫方向，先後集中有淮軍和于有富混成旅、陳文運騎兵第一旅和練軍等部隊共約七八千人；在林西方向，計有毅軍步隊九大營，騎兵和炮隊各一營，新收土匪馬隊四大營，另有熱河混成旅奎文團等，共約萬餘人，分別駐于什巴爾台、劉家營子、林西、湯上等地。爲了粉碎叛軍對多倫、林西的重點進攻，北京政府參謀部、陸軍部于9月底10月初又令河南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率第十六混成旅及歸其節制的七十九混成團，經張家口赴援多倫；奉軍騎兵第二旅旅長兼洮遼鎮守使吳俊升率所部及巡防隊步馬六營徑赴林西。爲了保障翼側的安全，參陸兩部還電吉林護軍使孟恩遠從吉林抽調三千人，協同吳俊升留下的巡防隊馬步九營，加強洮遼方向的防禦；并令歸綏方向之駐軍積極配合作戰。

　　

　　（一）林西解圍和收複經棚、大王廟

　　1913年10月初，叛軍圍攻林西日急。10月1日，常德盛所部在北大營子（今内蒙林西東北十公裏）與叛軍激戰竟日。2日，叛軍千餘人三面圍攻劉家營子，毅軍以步騎炮五六營之衆全力抵抗，将敵擊退。林西三面被圍，毅軍堅守孤城，“兵力已疲，子彈将盡，危險萬狀”②。

　　10月12日，吳俊升旅團長石得山率騎兵第四團由遼源經開魯、烏丹馳援林西。姜桂題亦督師出關，于17日抵朝陽。姜以巡防隊五個營留駐朝陽，親率五個營赴赤峰，另以五個營馳援林西。10月21日，駐守劉家營子的毅軍向叛軍反擊獲勝。22日，米振标令毅軍步隊和石得山騎兵團進攻珠爾沁廟，中途與敵軍接仗，連戰皆捷。叛軍焚巴林王府西遁，林西之圍遂解。姜桂題令米振标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先迅速肅清林西周圍百餘裏内之殘敵，解除後顧之憂，再規複經棚。

　　10月29日淩晨4時，石得山團與毅軍會攻經棚。經棚駐有叛軍三千餘人，環城修築了圍牆、堡壘，工事比較堅固。石團從左翼進攻，連奪外圍哨卡十四處，并于經棚後山擊斃叛軍統領三吉迷吐、五喇嘛等大量官兵，攻入經棚街東關帝廟。上午11時，毅軍從中路攻入，兩軍聯合奮戰，于下午5時收複經棚。叛軍向西逃竄。

　　吳俊升與幫統陳錫武、騎兵三團團長諾門巴圖率隊經黃花廟（今内蒙巴林右旗東五十公裏）、大闆等地，粉碎了叛軍的阻擊，于11月9日馳抵林西。11日，吳俊升率軍赴經棚，與米振标研究具體作戰計劃，決定分三路實施進攻：左路以諾門巴圖、石得山率騎兵三、四兩團，經毛蓋他拉、白土井子向大王廟進攻；右路以奉軍巡防隊幫統陳錫武、毅軍營務處張殿如各率所部，經太子府等處向大王廟進攻；中路由吳俊升、米振标統率，取道水頭前進。

　　11月18日，吳俊升、米振标率奉、毅兩軍進抵水頭，偵知叛軍二千餘人在駝羅廟、沙坑一帶據險設卡，準備頑抗。吳俊升、米振标當即令諾門巴圖、石得山率騎兵三、四兩團由左路迂回沙坑東、南兩面，陳錫武、張殿如等各率所部由右路馳赴駝羅廟北面，切斷叛軍後路；吳俊升、米振标率本部從正面進攻。當中路行至沙坑附近時，忽然塵沙四起，蔽不見人，叛軍又突然以密集火力射擊。吳、米指揮部隊發起猛攻，叛軍後退。中路軍乘勝前進，接近沙坑時，叛軍援軍亦已趕到。這時，諾門巴圖、石得山所部已迂回到沙坑西面，占領了南山陣地。但叛軍仍拚死頑抗。吳、米激勵士兵，指揮步騎炮各營密切協同，分割包圍叛軍，迫使其退守後山。下午5時左右，陳錫武、張殿如所部從北面迂回襲擊叛軍後路。在左中右三路奮力夾擊下，叛軍由沙坑、駝羅廟退向大王廟。

　　攻克沙坑、駝羅廟後，吳俊升和米振标率部于當晚12時分三路向大王廟進攻。大王廟“前臨魚澤，後枕崇山，附近百餘裏中，沙深沒膝，随高下俱成坑塹”①，先有大股叛軍盤踞，又有駝羅廟等處殘軍麇集，共約三千人。叛軍在南面沙堤中層層設卡，東據莽牛泡子沿岸高山，扼險防守。吳俊升和米振标将中路步炮各隊分成兩路，攻擊敵東、西兩側；另以一部兵力居中直進，連破敵卡六處，複仰攻山上之敵；諾門巴圖、石得山率左路部隊從左翼猛攻西南沙梁一帶之敵。叛軍乘西北風正猛，縱火燒草，企圖阻止中路軍的進攻。吳俊升和米振标親率部隊冒火沖鋒。叛軍退守廟前斷牆破堡，繼續頑抗。中路軍集中炮火連續轟擊，廟宇中彈起火。叛軍無法存身，敗退後山。與此同時，南北兩股叛軍亦被左右兩路軍擊退。奉、毅兩軍乘勢分三路追擊，斃敵五六百名，俘敵三十餘名，奪獲大批軍用物資。至下午4時，攻克大王廟。

　　戰後，米振标率部回防林西，吳俊升率部返回經棚。盤踞黃瓜梁之叛軍得知大王廟失守，遂“聞風遠飏”。不久，政府軍将巴林王府、什巴爾台、五十家子、經棚、駝羅廟、大王廟等處的殘餘叛軍先後剿平。

　　

　　（二）昭蘇乃木城和奎蘇之戰

　　在奉、毅兩軍反攻經棚、大王廟時，多倫方向的政府軍亦展開了反攻作戰。

　　第八師師長王汝賢所率之第十六混成旅及二十師第七十九混成團，自10月初受命北上後，因趕制皮襖皮褲，遲至30日才全部到達多倫。王汝賢與多倫鎮守使王懷慶等研究了對昭蘇乃木城（多倫西北三十公裏）、奎蘇、黑風廟（多倫北三十公裏）之敵的進攻方略。其部署是：以淮軍步馬炮各營二千七百餘人爲一縱隊，由李際春指揮；以第八師步兵四營和山炮、陸炮、機關槍各一連共二千五百餘人爲一縱隊，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何鋒钰指揮；以陳文運騎兵第一旅八百餘人爲總預備隊；爲了保障多倫之安全和後方糧道之暢通，以第八師步兵三營、炮兵兩連、機關槍一連、馬隊兩連及淮軍新兵五百名、騎兵二百名防守多倫；另以第八師步兵兩營，分駐後方要道閃電河（今河北沽源東北十公裏）與大梁底（多倫西南六十公裏）；淮軍馬隊三營往來巡邏，負責聯絡。李、何兩縱隊及陳旅于11月2日同時出發，依次向昭蘇乃木城、奎蘇、黑風廟發起進攻。

　　11月3日，何鋒钰、李際春兩縱隊自帶柴水，履冰踏雪，合力進攻昭蘇乃木城，擊斃叛軍指揮官那木斯賴巴圖魯及其所率官兵數百名。叛軍二千餘人退守奎蘇。11月6日晨，何鋒钰縱隊由烏蘇台溝（多倫西北四十公裏）出發，向奎蘇及劄克蘇台（多倫西北五十公裏）方向進攻。11時，在奎蘇南端與敵接觸。叛軍集中劄克蘇台、黑風廟的駐軍以及從經棚、昭蘇乃木城撤退的部隊共七千餘人，防守奎蘇。奎蘇三面環山，地勢十分險要。何鋒钰率步兵三十二團附陸炮、山炮各一連爲主攻部隊，以步兵兩營、機關槍一連爲預備隊，進攻中央山頂陣地；李際春率淮軍步兵支隊附山炮隊進攻右翼山頂；團長張建功率第七十九團附山炮隊進攻左翼山頂；陳文運率騎兵旅負責後方掩護，防敵迂回；高青雲率騎兵百餘人，迂回叛軍之右翼。進攻開始後，叛軍以猛烈火力進行攔阻。政府軍以炮火進行壓制，掩護各營團進攻。至下午5時，叛軍不支，紛紛向西北方向逃竄。此次戰鬥，共斃傷叛軍官兵二千餘名，俘虜百餘名，斃敵馬六七百匹，奪獲敵馬九十餘匹、牛車二百餘輛。

　　正當奎蘇前線激戰之際，叛軍二千餘人突然襲擊政府軍的後方。騎兵第一旅苑尚品、鄭後彥兩團協同何鋒钰所派預備隊步兵一營，奮勇迎戰，将敵擊潰。

　　奎蘇之戰後，叛軍大将軍忙乃巴圖率殘部向藍旗一帶竄逸，烏拉瑪等率殘部退回黑風廟。11月15日，王汝賢、王懷慶命第八師步兵團長朱文藻率步兵兩營、炮兵和機關槍各一連，淮軍騎兵統帶甄文齡率騎兵六百名、山炮一隊，于21日出發，進攻黑風廟。屆時，黑風廟叛軍聞風向西北逃竄。王汝賢立即将步炮改作後梯隊，交朱文藻帶領，将多倫所有騎兵統一編爲前梯隊，由甄文齡率領，星夜追擊，截住敵辎重隊，奪獲牛馬羊三百餘頭、槍支彈藥一部。至此，昭蘇乃木、奎蘇之戰遂告結束，多倫附近的叛軍全部被肅清。

　　叛軍爲了策應經棚、多倫方向的作戰，曾向内蒙中、西部的托羅蓋、石拉幹（大佘太北十五公裏）、大佘太等地發起進攻，在百靈廟一帶再次發生了激戰。結果，均被當地守軍擊退。從此，内蒙各地的政府軍改變了被動不利的态勢，由防禦轉入了進攻。1913年底，外蒙叛軍陸續向庫倫敗退，沙俄妄圖控制整個蒙古地區的圖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第四节 《恰克图协约》的签订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一、《恰克圖協約》的簽訂

　　在沙俄政府的壓力和日、法、英、德等國的“調停”下，中俄兩國從1912年11月起開始就蒙古問題舉行談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蠻橫，提出種種無理要求，談判曾一度中斷。1913年9月，在北京重開談判，于11月5日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在《聲明》中，袁世凱賣國政府承認外蒙古“自治”，聲明不幹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駐軍、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員。在中俄互換的照會中，還規定以後“凡關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允許和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實際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控制。俄國則承認了中國對外蒙古有名無實的宗主權。

　　根據《中俄聲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圖舉行了中俄蒙談判。在會議上，俄國代表名爲“調停”，實則對中國北京政府代表進行刁難要挾。經過九個多月的談判，于1915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亦稱《恰克圖協約》）。該協約實際上是《中俄聲明文件》的進一步具體化，規定了中國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權的一些表面性條款，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号及“共戴”年号，由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采用民國年曆。北京政府則承認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種特權，事實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殖民統治。

　　沙俄在策動外蒙古“獨立”的同時，還派軍隊開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烏梁海地區，強行霸占了我國十七萬平方公裏的領土。1915年恰克圖會議時，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烏梁海問題，沙俄代表竟拒絕讨論。沙俄侵占我國唐努烏梁海地區，曆屆中國政府均未予承認，亦從未聲明放棄對這一地區的主權。

　　

　　二、擊退巴布紮布匪軍對内蒙的竄擾

　　在《中俄蒙協約》簽訂後，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斷指使外蒙叛軍進行武裝騷擾。沙俄政府利用中國北京政府與它互換照會時所發表的對于叛逃外蒙參與庫倫“獨立”的内蒙人員，允許他們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聲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紮布②率領叛匪數千人，以返旗名義竄入内蒙，大肆騷擾搶掠。當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衆，停止騷擾時，巴布紮布竟進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倫、林西一帶駐軍進行圍剿。在政府軍的沉重打擊下，巴布紮布于同年11月中旬率匪衆逃到外蒙境内的遊格吉廟。多倫鎮守使蕭良臣率部跟蹤追擊，于11月16日進占堪布廟（距遊格吉廟百餘公裏），偵知巴布紮布準備進行反擊。當時，蕭良臣所率兵力僅及巴布紮布匪軍的三分之一，若向後路調兵，相距千裏，緩不濟急，若采取守勢，又将被動挨打。蕭良臣考慮到與其“坐以待困，莫若先發制人”，遂一面發電請示上級，一面行文馳送巴布紮布，“以緩其攻我之心”。①同時，激勵将士積極進行襲擊巴匪的準備。蕭良臣在得到上級允許後，于11月20日夜，冒風踏雪，率部由山間小道兼程前進。蕭部晝匿沙窩澗谷，日落繼進，越過匪卡堡壘，于22日黎明出敵不意地直搗匪巢遊格吉廟。巴匪于睡夢之中突遭襲擊，驚惶失措。蕭部“奮勇直前，勢如潮湧”，當場斃匪千餘名。上午11時，巴匪向東北逃竄。蕭良臣下令分頭追擊，又生擒七百餘名，奪獲大炮一門、機槍一挺、步馬槍千餘支，其它物資無算。

　　沙俄惟恐巴匪殘部被全部消滅，便指使外蒙“自治”政府“ 總理”賽音諾顔汗及“外長”輔國公車林多爾濟，到北京政府駐庫倫的都護使公署進行交涉，要求政府軍退出外蒙古。這種無理要求，當即遭到都護使的駁斥。事後，外蒙“自治”政府派出蒙兵一千名赴遊格吉廟，另一千名赴烏得、巴爾虎東北各處，名爲防堵巴匪，實爲防堵政府軍。11月28日，沙俄駐庫倫總領事米勒爾又親自出馬，與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進行交涉，胡說中國政府軍進入外蒙違反了《中俄蒙協約》，狂妄聲稱“外蒙爲中國領土，不過是條約上之名詞，内外蒙本有界限，自不應随意侵越”②。米勒爾還以沙俄政府的名義，無理要求中國政府軍退出外蒙古。庫倫都護使當即給予批駁，并揭露沙俄支持巴匪的種種事實。沙俄領事無言對答，狼狽而返。後來，北京政府在沙俄壓力下，下令政府軍停止追剿。巴布紮布率殘匪逃到外蒙與呼倫貝爾交界的喀爾喀河一帶，受到沙俄侵略者的直接庇護。以後，巴布紮布又投靠日本，充當俄、日帝國主義的雙重侵略工具。1916年10月，在其竄犯林西時，被政府軍擊斃，受到了應得的懲罰。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外蒙傀儡集團失去了靠山。在這種形勢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1919年11月聯合上書民國政府，“情願取消自治”，宣布與沙俄所訂的條約、協定“概無效力”。1920年1月，呼倫貝爾副都統勝福亦要求撤銷“特別區域”，廢除與沙俄政府訂立的“協定”與各種“合同”。沙俄妄圖侵占我國蒙古地區的陰謀終以失敗而告終。



第五节 反对沙俄侵蒙战争的经验教训

　　反對沙俄侵略蒙古的戰争，不僅對于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而且在政治、軍事上也提供了一些經驗教訓。

　　

　　一、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

　　沙俄選擇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國内政局動亂之際，策動外蒙“獨立”，并唆使外蒙叛軍向内蒙大舉進犯，這對于我國反對沙俄的侵略擴張活動，确實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中國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條件。首先，庫倫集團的賣國投敵活動，不僅遭到廣大蒙古人民和許多愛國王公、喇嘛的反對，而且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因而反擊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其次，當時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俄國的主要力量用于對歐洲的争奪，其國内的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沙皇的反動統治已面臨崩潰的邊緣。盡管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難。俄國外交大臣沙佐諾夫曾直言不諱地供認：“今亟欲并吞蒙古，其勢有所不能”①。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能在外交上軍事上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是可以挫敗沙俄帝國主義對蒙古的侵略擴張活動的。無奈，當時的北京政府完全承襲了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在沙俄的威脅面前，不惜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步步退讓妥協，結果反而助長了敵人的氣焰，使沙俄策動的“獨立”和暴亂接連得逞，未費多大氣力即占領了外蒙及内蒙的廣大地區。

　　政治上退讓妥協，軍事上必然消極防禦。當新疆大量出兵阿爾泰，準備收複科布多之際，北京政府竟電令部隊實行消極防禦的方針，從而失去了攻殲敵人和收複失地的時機。當沙俄參與并指揮外蒙叛軍大舉進犯内蒙時，我國在内蒙前線的兵力，就其數量與質量來說，都占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由于分兵把口，消極防堵，結果很快丢失了大片土地。後來，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北京政府調動軍隊進行反擊。結果，非但沒有引起中俄之間的大規模戰争，而且僅經半年多的時間，即打退了叛軍的進攻。可是，在軍事反擊勝利之後，袁世凱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實現其獨裁專制統治，不但不敢繼續用武力收複外蒙，反而很快與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和《中俄蒙協約》，使外蒙的權益幾乎全被沙俄攫取。如果不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外蒙早已成爲沙俄的殖民地。這些事實再一次表明，國家不能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便難于在外交和軍事上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也就難于捍衛領土主權的完整。

　　

　　二、必須十分注意加強邊疆地區的建設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敗，長期忽視對邊疆地區的開發經營，緻使經濟、文化、交通處于落後狀态。這不僅影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給國防的鞏固帶來嚴重的影響。由于物資貧乏，補給困難，中央政府在邊疆地區的駐軍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難以應付。外蒙與内地橫隔沙漠戈壁，交通極爲不便。在沙俄不斷侵略我國邊境的情況下，清政府曾有關于加強邊疆建設的議論，并有修築張庫鐵路的建議，但又認爲張庫鐵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綏鐵路，緻使張家口至庫倫的交通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結果，外蒙事變發生後，北京政府不能及時迅速地将大批軍隊調往前線。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補給困難，許多部隊由于軍械、糧秣不濟，不能及時發動進攻，甚至被迫後撤。

　　

　　三、必須因地因敵制宜地編組部隊，講求戰法

　　根據蒙古地區的自然條件，自古以來用兵作戰利于騎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軍大部是騎兵，行動快速。這就多少彌補了其數量不足和組織不嚴的弱點。政府軍的裝備雖優于叛軍，但多數是步兵，行動緩慢，以緻外蒙叛軍向内蒙進犯初期，政府軍經常受到襲擊。當一地吃緊時，增援部隊往往緩不濟急，以緻遭到不少損失。政府軍在連遭挫折以後，認識到“出探搜索及傳達命令，以及抄襲禦敵迅速，非有得力馬隊，萬難取勝”①。于是，就地招募和改編部隊，組建騎兵營、團，并從後方增調騎兵旅，從而大大改善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反擊戰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同時，還認識到“非有得力炮隊，不能收殺敵之效”①，因而組建了以步、騎、炮、工、辎諸兵種合成的混成旅、團，增配了火炮和機槍，進一步加強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了叛軍騎兵的突擊。在戰術上，後來接受了由于孤軍冒進，多次遭敵圍攻的教訓，改取多路協同，迂回包抄等戰法，既避免了敵騎的襲擊，又增加了殲敵的機會，從而改變了被動局面，終于取得了反擊作戰的勝利。

　　

　　四、平時必須切實做好戰備工作

　　外蒙“獨立”後，傀儡集團在沙俄支持下，組織叛軍四處攻城掠地，得逞于一時。而北京政府遲遲不能組織軍隊進行反擊，除了政治上執行退讓妥協政策外，平時戰備工作不落實，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當前線戰事吃緊時，從赤峰派往林西、開魯增援的部隊，途中遇河水暴漲，因無工兵，隻好臨時雇工趕造船隻、架設浮橋，不僅延緩了時間，也贻誤了戰機。由于平時沒有固定的儲備物資，當前線械彈告急時，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從後方部隊中抽調，以保證前線的需要。又由于未能根據沙漠草原地區的特點，組織數量充足的駝馬運輸隊，因而前線需要作戰物資急如星火，而後方的物資遲遲不能前運。這也影響了部隊的作戰。此外，政府軍的編制、裝備也極不統一，如毅軍全系大營、淮軍全系小營，在練軍二百餘人的騎兵營中，步槍即有五種之多。這樣，不僅影響後方供應，也影響作戰指揮。這些都說明，平時不切實做好戰備工作，戰時是難以應付裕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