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第三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唐末軍閥混戰，分裂中國為南北兩半。

　　一 南 方

　　南方自南朝曆隋、唐，經濟一直在緩慢地上升，並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以成都為中心的蜀，是兩漢以來的舊區域，每逢中原喪亂，就有人據蜀自立。隋唐時揚州為東南第一大城市，以揚州為中心的江、淮地區，富強足以自立，並且有力量佔據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個大經濟區域。三吳（南朝稱吳、吳興、會稽三郡為三吳，即唐朝蘇、湖、越三州）是南朝經濟文化的精華所在地，唐時立浙江東西兩道，設鎮海（浙江西道，治蘇州）鎮東（浙江東道，治越州）兩節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為中心，形成一個兩浙區。嶺南、福建經濟文化較上列各區落後，福建更落後些，唐中期以後，兩地都漸有進展，嶺南以廣州（嶺南節度使治所）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時福建經略使治所）為中心，形成兩個區域。廣州是海上貿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時也開始成為通商港口，海上貿易對這兩區有重要意義。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發達的商品——茶葉，在湖南大量生產，為北方所必需，這就形成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區。荊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樞紐，又是北方小朝廷與吳、蜀、楚諸國的緩衝地，依靠商稅，勉強自成一區。以上各區，經濟發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體上，割據者可以憑藉一個區成立一個政權；另方面，割據者要鞏固自己的政權，還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來推進經濟，五代時期南方諸國戰爭較少，某些國君注意興利事業，原因在此。儘管是這樣，各區並不能完全自給，有待於互通有無，更有侍於南北雙方的互通有無，所以，五代十國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國的經濟聯繫卻是相當密切的，自然，這種聯繫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礙，當北方政局穩定時，全國就不可抗拒地複歸於統一。

　　前、後蜀 ——兩漢以下，蜀一向是農業、工商業發達的地區。王氏、孟氏據蜀先後凡七十餘年，境內很少發生大戰爭，民眾得以繼續進行生產，如果說，前、後蜀立國也還有些好處的話，這就算是好處。至於前、後蜀統治者，剝削都很殘酷。王建急於聚斂，雖然倉庫裝不下了，還是貪得無厭。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蠶市，百貨雲集，市況甚為繁盛。王建曾登樓望見有許多處作桑栽（桑樹秧）交易，對左右人說，桑栽很多，如果收稅，必獲厚利。足見他多麼留心獲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屬，專以奢淫相比賽，浪費無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沒收蜀倉庫所存武器、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所謂千萬計，就是數量極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庫，還有鎧甲二十萬副，以此為例，蜀倉庫確實是裝得滿滿的。唐兵沒有搶掠成都市，退兵時，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舊臣獻錢，以六百萬緡犒唐軍，剩下二百萬緡歸孟知祥。富人及舊臣的錢，自然都是剝削得來的，一次就能獻出八百萬緡，平時剝削的嚴重可以想見。

　　孟知祥據蜀，待將相大臣“寬厚”，所謂“寬厚”，就是讓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繼位後，宰相張業設牢獄在家裏，用殘酷的刑罰勒索民財。將相大臣放縱無忌憚，甚至掘墳墓求財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還有什麼可免搜括。民眾繼續生產，統治者繼續掠奪，民眾窮苦無告，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前後蜀都不戰而亡，因為民眾對它們實在厭惡到極點。

　　吳、南唐——楊行密、徐溫都注意恢復生產，境內粗安。徐知誥執政，更加重視農桑。吳國舊制，上等田每頃收稅足陌現錢二貫一百文，中等田一貫八百文，下等田一貫五百文，如現錢不足，依市價折金銀。又有丁口稅，計丁口征現錢。宋齊丘建議收稅不用現錢，用穀帛代現錢，並“虛抬時價，折納綢綿絹本色”。當時市價，絹每匹五百文，綢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宋齊丘主張絹每匹抬為一貫七百文，綢為二貫四百文，綿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錢，又廢除丁口稅。宋齊丘要官府收租稅，用高於市價三四倍的虛價來折合實物，確是大膽而有遠見的建議（這是《容齋隨筆》轉載北宋許載所著《吳唐拾遺錄》的原文，《通鑒》作“綢絹匹值千錢者當稅三千”，是一般地說提高三倍）。朝議喧嘩，以為官府損失太大。宋齊丘說，那有民富而國家貧的道理。徐知誥斷然採納宋齊丘建議，認為這是勸農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間呈現“曠土盡辟，桑柘滿野”的繁盛景象，吳國也就富強了。徐知誥稱帝后，下詔民三年內種桑夠三千株，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夠八十畝，賜錢二萬；桑田和農田都免租稅五年。這樣獎勵農桑，在五代時期是唯一的國家，也因為是個富強國，所以有力量抵禦北方軍閥的侵擾長江流域。

　　南唐李璟、李煜時，賦稅逐漸加重，和別國比還算是輕一些。

　　吳越——南方諸國多興修水利，吳越尤為積極，兩浙農業發達與水利是分不開的，這應是錢氏政權的成績。但錢氏君臣，奢侈成風，民眾不勝其苦。錢鏐居室用具，極為精美，晚年更加放縱。錢氏據兩浙八十餘年，對北方小朝廷貢獻厚禮，在國內任情浪費，地小人多，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無不收稅。即使欠稅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臨安志》說“民免於兵革之殃，而不免於賦斂之毒，叫囂呻吟者八十年”。這是錢氏政權的定論。

　　楚——南方各地多出產茶葉，湖南產茶尤多，楚立國主要依靠賣茶和通商。馬殷聽從高鬱的建議，提倡種茶，讓民自採茶葉賣給北方商客，官收茶稅。九○八年，馬殷向梁太祖請求，每年貢茶二十五萬斤（《舊五代史》作數萬斤），換取賣茶權。梁允許楚在汴、荊、襄、唐、郢、複等州置回圖務（商店），運茶到黃河南北，交換北方的衣料和戰馬，楚獲利十倍。湖南民間不事蠶桑，貿易上處於不利地位，馬殷令民納稅，以帛代錢，湖南絲織業開始興盛起來。又令民間種棉，楚貢品中有吉貝布，就是用木棉織成的布。唐時嶺南、福建已種棉織布，馬殷時傳入湖南，新創一種富源，馬殷免收商稅，招徠四方商人。湖南產鉛、鐵，鑄為鉛錢、鐵錢，十文當銅錢一文，通行境內。商人出境，鉛、鐵錢不能使用，只好購買湖南物產帶走。“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這就是馬殷的治績。

　　馬殷死後，繼位人都是暴君，民歡窮困流亡。周行逢佔據湖南，改革馬氏弊政，境內粗安。

　　閩——王潮、王審知以保境息民為立國方針，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國，獎勵通商，閩民眾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審知死後，繼位人多是暴君，王繼鵬起三清台，用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燒龍腦等香數斤，以此為例，一個小國的民眾，負擔是沉重的。

　　南漢——南漢國君自劉岩起，都是極奢侈極殘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劉岩造昭陽殿，用金作屋頂，銀作地面，木料都用銀裝飾。殿下設水渠，渠中佈滿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放在東西兩條玉柱上。劉■造萬政殿，飾一條柱子就用銀三千兩。又用銀和雲母相間隔，包裝殿壁。這種富麗輝煌的建築物，是用多少民眾鮮血變成的，實在使人觸目傷心，不寒而慄！劉岩惡毒無比，設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慘刑，又有水獄，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謂的罪人，讓毒蛇咬死。他的繼位子孫，都是和他類似的野獸，他們造成窮奢極侈的宮殿，取得人力和財物的方法就是慘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盧懷忠去南平觀察情形。盧懷忠回來說，荊南兵不過三萬，年景不壞，民眾卻困於暴斂，消滅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經過江陵，便滅掉南平。

　　南方諸國，除少數國君曾做了些有益於民的事情，其餘都是民賊。民眾遭受剝削是極其嚴重的。例如宋太宗時，廢除淮南、江浙、荊湖、廣南、福建等地的魚稅，又前後下詔廢除或減輕“橘園、水磑、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稅收。單看苛稅（實際不只這些）名目，可信南方諸國同北方一樣，也是物物有稅。又如丁口稅，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納錢數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詔“兩浙、福建、荊湖南、北路身丁稅並特放除”。這些苛稅，或起自唐末，或諸國新設，稅名或稅率有增無已，民眾的痛苦自然也有增無已，自從北方出現周宋兩朝，南方諸國再不能有什麼繼續存在的理由。

　　

　　二 北 方

　　黃河南北廣大地區，五代時期，大小戰爭接連發生，戰爭本身（主要是殺害民眾）以及由戰爭引起的各種災難（主要是搜括財物），使得社會遭受大破壞。從此以後，中國經濟文化的中心進一步地轉移到南方，北方變成比較落後的地區。自遠古以來，經濟文化的中心總是不離開黃河流域，現在南移到長江流域，這個大變化，是五代在歷史上的重大特點。北方戰爭的後果，略述如下：

　　

　　（1）生產力的摧殘

　　勞動群眾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力，在生產工具無大變化的情況下，一個時期內戶口（其中絕大部分是勞動群眾，主要是農民）的增加與耗損，足以測定這個時期生產力的發展與衰退。五代時期北方戶口大減，原因是統治北方的軍閥，尤其是帶有遊牧人風氣的沙陀軍閥，心目中只有戰爭嚴刑和搜括，別的事一概無知。民眾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堅守鄉土的人，唐末以來長期生活在重重災難中，那裏還說得上發展生產！

　　戰爭屠殺——這裏舉一個例，說明戰爭是怎樣耗損人命。九四八年，漢將郭威率兵滅河中、永興、鳳翔三叛鎮。這次戰爭在五代時期不算是大戰，更不是久戰。九五○年，漢隱帝使人到戰地收埋戰死及餓殍（民眾）遺骸，當時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萬具，可知未收埋的還不在少數。按此例類推，每次戰爭，軍民死亡數雖多少不等，但有戰必有死亡，特別是當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無疑問的。唐末秦宗權蹂躪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進行戰爭三十年，李存勗與梁，河上相拒十餘年，大小百余戰，契丹經常入侵，石晉末年深入到開封，退兵時，僅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殺死十余萬人。這些大戰久戰，加上其他連年不息的小戰暫戰，再加上被迫輸送軍需的民伕路上死亡，死亡總數實在可駭，十六國以後，黃河流域又一次化為大屠場。

　　嚴刑亂殺——梁至漢四朝君主，全是野蠻武夫，殺人看作等閒，人命輕似草芥，殘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強暴），常常殺死無罪人。某次他聽巡檢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練習戰鬥，他立刻命石敬塘去辦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殺死。第二天樞密使安重誨奏稱二人是小兒，戰鬥是遊戲。晉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財，各給一把劍，得任意殺人。使者帶著大批吏卒，手執刀杖，闖進民家，隨便殺奪，民死無數。唐晉用刑已極慘重，漢法尤其刻毒。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盡平陰縣（山東平陰縣）十七村居民。衛州刺史葉仁魯率兵捕盜，有十來個村民逐盜入山中，葉仁魯後到，硬指村民為盜，全數斬斷腳筋，陳列山麓示眾，宛轉呼號，數日才死。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奉劉知遠命清理獄囚，蘇逢吉不問輕重曲直，一起殺死，說是奉命靜獄。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專喜殺戮，認為有罪的人就殺死。某次太白星白晝出現，民眾仰觀，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數腰斬。又作斷舌、決口、斮（音酌zhuó斬斷）筋、折脛等刑，天天殺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獄吏請判，史弘肇不問輕重，伸出三個指頭示吏，即時腰斬。以上只是舉些例證，說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殺人，自然造成一種異常殘酷的風氣，凡是他們統治的地區，實際是一座廣大的活地獄。

　　

　　（2）人為的天災

　　自然災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較好的時候，社會抵抗力較強，災害的後果就會減輕些；在亂世，災害與暴政相結合，那就後果不堪設想。例如九四三年（晉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災，秋冬有水災，蝗蟲大起，晉境內竹木葉都被蝗蟲吃光。晉出帝因國用不足，下令括民間穀物，督責非常嚴急，逼民眾獻穀，民眾餓死數十萬人，流亡人數更不可計數。恒、定等州災情尤重，晉朝廷知道無可再括，特令免括。順國節度使（駐恒州）杜威卻奏准援別州例括民穀，儘量搜括得一百萬斛，送給晉朝廷三十萬斛，其餘歸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萬斛，湊足一百萬原數，次年春糶給民眾，得錢二百萬緡。杜威憑空得二百萬緡，大批民眾餓死可以想見。五代時各種天災，屢見於記載，不再列舉，這裏只說由人工製造的黃河水災。

　　八九六年，黃河水漲，滑州城（河南滑縣）危險，朱全忠決河堤，分河道為二，夾滑州城東流，散漫千餘裏，從此黃河為患愈益嚴重。九一八年，梁將謝彥章為阻止李存勗進攻，在楊劉城決河，大水彌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災。九二三年，梁將段凝在酸棗（河南延津縣）決河，東注曹、濮、鄆等州，企圖阻止唐兵，稱為護駕水。決口不斷擴大，曹、濮遭害更甚。據朱熹《通鑒綱目》的記載，河決十六次，五代竟占九次。據《舊五代史•五行志》殘缺不全的記載，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黃河決口及其他水災，多至二十四次。這些水災雖然不是故意製造，但由於連年戰爭，水利不修，成災率大增，所謂天災實際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黃河下游諸州水災特別頻繁，原因是朱全忠決滑州河堤，梁、晉相持，梁屢次決河阻晉兵，此後並無大修治，河災自然要接連發生。

　　九四四年（晉出帝開運元年），滑州黃河決口，水浸汴、曹、單、濮、鄆五州。鄆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圍二十餘裏，上有虎頭崖，下有黑風洞，山南是古钜野澤。這次河決，大水環繞梁山，成為著名的梁山泊。

　　

　　（3）租稅的苛暴

　　據《舊五代史•食貨志》說，梁賦稅較輕，唐莊宗用孔謙為租庸使，剝削極繁重。後來歷朝賦稅，基本是沿襲唐莊宗舊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稅，大抵正供以外，附征農器錢（每畝一文半）曲錢（每畝五文）、疋帛錢、鞋錢、地頭錢、蠶鹽錢及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稈草每束一文，絹、絁、布、綾、羅每匹十二文，鞋每雙一文，現錢每貫七文；絲、綿、綢、線、麻皮每十兩加耗半兩，糧食每石加耗二鬥（唐明宗時加），稱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庫（中央庫）收納上列錢物時，又別征現錢每貫二文，絲綿等每百兩加耗一兩，稈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漢隱帝時，王章管財政，聚斂更急暴，在舊制雀鼠耗外，又加二鬥，稱為省耗；舊制錢出入都用八十文為陌，王章改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頃稅取牛皮一張，多餘的牛皮聽民自用或買賣，但不得賣給鄰國。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數賣給官府。唐明宗時官給鹽，償皮價，晉時並鹽不給，漢時民間私藏牛皮一寸處死刑。周把牛皮均攤在田畝稅中，在當時算是一件良政。

　　統治集團內部，也互相剝削，大小職官對皇帝要納尚書省禮錢。太師、太尉納四十千，太傅、太保納三十千，司徒、司空納二十千，僕射、尚書納十五千，員外、郎中納十千。藩鎮見皇帝，送特重的禮，稱為買宴錢。禮錢以外，官員還得自出辦公費。宰相出光省錢（宰相納光省禮錢三百千，藩鎮帶平章事官號納五百千。別一記載說，宰相納禮錢三千緡），禦史出光台錢，下至國子監監生出束修錢二千，及第後出光學錢一千。官員對皇帝送禮，小官對大官送禮，學生對學官送禮，最後實際出錢的當然是勞動民眾。

　　直接管理民政的縣官，五代時輕視特甚。凡大官府佐雜官中最齷齪無用及昏老不堪驅使的人，才派充縣官。這些人貪求刻剝，醜態萬狀，當時優伶打諢，多用縣官做玩笑材料。自然，縣官的可笑，就是民眾的可悲。

　　

　　（4）鹽法的嚴厲

　　唐中期以來，鹽利一向是朝廷的重要收入。五代時用極嚴厲的刑罰來保障鹽利。唐朝賣私鹽一石以上處死刑，一鬥以上處杖刑，比起五代來，簡直算是無比寬厚，可見五代鹽法的無比殘暴。唐莊宗詔書說“會計之重，堿鹺居先，矧（音審shěn況）彼兩池，實有豐利”。兩池指安邑、解縣（山西運城縣南）兩池，是朝廷掌握的產鹽地，如何從兩池得厚利，就是五代朝廷制定鹽法的出發點。

　　因為會計之重，堿鹺居先，所以搜括方法，不厭苛細。官自製自賣，立屋稅，蠶鹽、食鹽等名目。對城市居民，按屋稅派給，稱為屋稅鹽。對鄉村居民，按戶口派給，稱為蠶鹽。又別有所謂食鹽，也是按戶口派給，說是專供食用。石晉時，在末鹽（海鹽和堿土制鹽）地界內官賣末鹽，每年得錢十七萬貫有餘。為增加收入，將十七萬貫攤派給民戶，依戶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戶納錢一貫，五等二百文。民間用鹽，聽商人自由販運。這樣，鹽價降落了，每斤不過十文，較遠的州縣不過二十文。官當然不會滿足於十七萬貫的定額，過了些時，重征鹽商，過路每斤抽稅七文，坐賣每斤十文，重稅迫使鹽商停業，官又得抬價出賣貴鹽。分五等攤派的食鹽錢，從此變成常賦，永不免除。

　　官賣必須依靠刑法，這種刑法自然是殘酷的。舊制：應食末鹽地界，如有人刮堿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刑。唐明宗改為犯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遞增至五斤以上，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應食顆鹽（池鹽）地界，防鄉村私鹽進城，損害城內官課，規定不論食鹽蠶鹽，不許攜帶一斤一兩入城，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八十。遞增至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漢法，犯鹽禁不論多少，一律處死。周太祖時，鄭州有民買官鹽過州城，門官指為私鹽，殺民受賞。民妻訟冤，才改為帶鹽入城五斤以上，煎私鹽一斤以上，重杖一頓打死。

　　因為兩池實有厚利，朝廷總想擴大顆鹽銷路來增加鹽利。原來顆、末、青、白（青白兩池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四種鹽各劃定銷行地界（唐朝已劃地界），不許參雜，如帶入別界，不論一斤一兩，並處死刑。周世宗因食末鹽地界犯鹽禁的比食顆鹽地界多，認為卑濕地帶容易私自刮堿煎造，不比產顆鹽的兩池，禁令峻嚴，無法私運。他下令曹、宋以西十餘州都改食顆鹽。曹、宋以西正是末鹽產地，這一改變，將有不少私造末鹽的人生機斷絕。

　　上列四條，只是指出五代時期黃河流域暴政的一般情況，當時民眾具體地遭受死亡、流散、窮困等災難，痛苦幾乎是難以設想的。南北戶口變化，可以說明暴政發生了多麼大的破壞力。依據宋初的記載，得下列戶數。

　　以上都是宋取得這些地區時的戶數，照慣例，凡是亡國時，戶數總要比原有數減少些。湖南曾是一個國，地面比清源大得多，戶數卻比清源少，湖南戶數當有很大的隱漏。儘管史書上所載戶口數，不甚可信，但藉以推測一時人口增減的趨勢，還是有些用處。三國結束時，魏有戶六十六萬餘，口四百四十三萬餘；蜀有戶二十八萬餘，口九十四萬餘；吳有戶五十二萬餘，口二百三十余萬。隋滅周得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滅陳得戶五十萬，口二百萬。三國時吳、蜀兩國戶總數比魏國多十四萬，口總數比魏國少一百余萬。隋戶口比陳戶口更是占絕對多數。五代時南方諸國戶總數比北方多一倍強，是三國以來不曾有過的新變化，從此以後，南方人口超過北方，經濟和文化的重心也確實轉移到長江流域，主要是在南唐和吳越兩國的舊境。

　　

　　三 南北統一的一些因素

　　長江流域（包括閩江、珠江兩流域）經濟發展起來，各地商品的交換也就跟著增加，特別是南北兩大流域間，即使五代十國政治上互相妨礙通商的順利進行，但終究必須依靠通商來交易有無。經濟聯繫既然如此密切，也就決定分裂只能是暫時的，大勢所趨，中國必然複歸於統一。下面敍述南方諸國與北方通商及南方諸國相互間通商的情形。

　　吳越國——僧契盈某次陪吳越王錢鏐遊碧浪亭，其時潮水初滿，商船來集，望去不見首尾。錢鏐欣喜，對契盈說，杭州離京師（開封）三千餘裏，誰知海運的利益大到這樣。吳越與北方陸上商路，被吳、南唐阻斷（九一八年，吳取虔州以後），貨物由海運先到青州，再運銷開封等地。吳越在北方沿海各州城，設有兩浙回易務，與當地居民交易，並自立刑禁，處理商務。地方官收受厚賂，不加禁阻。漢時劉銖鎮青州，令所屬諸州，不得接受吳越刑禁。漢朝廷怕妨礙通商，又因劉銖貪虐橫蠻，改任符彥卿為節度使，代替劉銖，足見北方需要和吳越通商。南方諸國與北方通商，一般是採取進貢形式，即上表稱臣，獻給北方小朝廷若干貢品（主要是絲織物），小朝廷收受貢品，承認它的藩屬地位，允許商業上往來。吳越貢品有各種絲織物、茶葉、磁器及其他珍貴手工藝品，貢品比別國都豐厚，海上又常受損失，可是吳越始終不廢朝貢，想小朝廷牽制吳、南唐，固然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還在取得商業上的大利。九一六年，梁末帝嘉獎錢鏐貢獻甚勤，特賜“諸道兵馬元帥”的大官號，朝臣都說錢鏐入貢，實際是求貿易利益，不必賞給這樣大的官號。梁末帝不聽，因為貿易對北方同樣有利。吳越重視商業，因而貨幣也保持舊制。錢弘佐為吳越國主時，議鑄鐵錢。錢弘億認為行鐵錢有八害，其中一害是“新錢（鐵錢）既行，舊錢（銅錢）皆流入鄰國”，指出惡幣驅逐良幣的規律；又一害是“可用於我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指出通商對吳越的重要作用。錢弘佐採納這個建議，停止鑄鐵錢。吳越國土地少人口多，手工業向來發達，製造磁器尤其著名，它必須以所有易所無，要立國就不得不重視通商。

　　吳、南唐——吳、南唐都以恢復唐朝為號召，與北方小朝廷政治上對立，經濟上也停止正式通商。吳境內所產鹽、茶，專和鄰國交易，楚、荊南不產鹽，自然是吳鹽的銷售地，茶由荊南出售，也可以換得北方產品。吳、南唐是強大國，但對鄰國表示不很好戰，原因就在戰爭會受到經濟上被封鎖的危險。九五一年，周太祖下敕書說，“朝廷與唐本無仇怨……商旅往來，無得禁止”，兩大國通商，是五代末年新出現的好氣象。

　　南漢——嶺北商賈到南海，劉岩往往招他們去看宮殿，誇耀自己的饒富。這些被招去看宮殿的嶺北商賈，當是富商大賈，從北方來收買海外珍寶。

　　荊南——荊南靠通商立國，國主到處上表稱臣，就是想取得商業上利益。九四七年，高從誨攻漢郢州，被擊敗，發怒與漢絕交。北方商賈不來，荊南境內貧乏，第二年，高從誨只好上表謝罪，請恢復朝貢，漢朝廷也就允許通商，足見漢與荊南都需要有商業往來。

　　楚——楚產品主要是茶葉，必須保持北方的銷售地，因此，對小朝廷始終表示恭順。楚國不征商稅，藉以招徠四方商賈，境內使用鉛、鐵錢，藉以推銷本地物產出境，貧弱國用這些方法來取得利益，自然不敢輕易發動戰爭。

　　閩——閩國重視海外通商，但也需要和鄰國交易。閩國主王延鈞狂妄，改號稱皇帝，對鄰國卻仍講和好，不敢自大。南平國主高從誨竟向閩稱臣，足見閩與南平有商業關係。

　　蜀——唐莊宗使人到前蜀國，用馬換蜀地珍貴物。蜀法，禁止錦綺珍奇輸入北方，只許用粗惡產品與北方交易，稱為入草物。前蜀國與北方小朝廷對立，特立這種阻礙通商的法令。後蜀與北方有時通商，有時停止。九五四年，周太祖允許與蜀境通商。從通商方面說，周時北方與南唐、後蜀已經消除了隔閡，在全國範圍內通有無了。

　　周世宗早年替郭威管家務，曾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到江陵販賣茶貨。某次二人飲酒半醉，周世宗戲問，假如我做皇帝，你想作什麼官？頡跌氏說：我做了三十年買賣，總是從京、洛來到這裏。我看京、洛稅官坐著獲利，一天的私下收入，可以抵得商賈奔走幾個月，我心裏著實羡慕。如果你真做皇帝，給我一個京、洛稅院官做，便心滿意足了。這裏說明北方和南方繁盛的商業，有利於南北的統一。

　　雕印書籍，作為一種商品，在市上出售，唐中期以來，已經相當普遍，如成都市上賣占卜書及字書小學印本。不過這些書一般都不是精品，凡是精品，都要手抄，如吳彩鸞寫《唐韻》賣給士人。重要書籍或讀者自己手抄，或雇人抄寫，不當作商品來買賣。五代十國，開始由國家精印重要書籍出賣，這給商品生產添了一個大門路，同時，對傳播文化也起了推進作用，這是值得重視的一件大事。

　　九三二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國子監校定《九經》，刻板印賣，得唐明宗允准。國子監選能書人端楷寫出，雇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到九四八年，《五經》刻成。漢國子祭酒田敏出使湖南，路過荊南，田敏送高從誨印本《五經》。是年，國子監奏請繼續雕造《周禮》、《儀禮》、《公羊》、《谷梁》四經，到九五三年（周太祖廣順三年），全書刻成，又刻成《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書，先後凡二十二年。自此《九經》傳佈甚廣。九五五年，周世宗准宰相奏請，刻《經典釋文》三十卷。朝廷雕印儒經，定價出售，比印其他非儒書，會發生更大的影響。

　　九四 ○年，晉高祖令道士張薦明雕印《道德經》，學士和凝撰新序，刻在卷首，印成後頒行天下。唐末劉崇遠（仕南唐）著《金華子》，說唐末平盧節度使王師範治獄訟，能遵守法律，至今青州民間還印賣《王公判事》。和凝有集一百卷，親自寫字，雕刻成書，印數百本送人，這些都是五代時北方印書的記載，自然，刻書規模不能和《九經》相比。

　　南方諸國也有印書的記載。後蜀主孟昶曾在成都立石經，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正當北方刻成《九經》的一年（九五三年），依宰相毋昭裔所請改雕木板，蜀《九經》本被稱為最精品。毋昭裔又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寫《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印行。南唐印《史通》、《玉台新詠》（明豐坊《真賞齋賦》有此說，或可信）。吳越國主錢鏐于五代末宋初雕板印《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八萬四千卷。閩國徐夤（音寅yín）《自詠》十韻，有句雲“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這些，都說明南方諸國印書事業並不比北方差。北方南方印書相互流通，也有利於南北的統一。

　　五代時期，制磁技藝有很大的進步。吳越國貢品有秘色磁器，是當時磁器的最上品。越州窯向來以製造青磁著名，到五代，製作愈益精美，其中所制秘色磁，專供吳越國主錢氏使用，也用來貢獻給北方小朝廷。有金棱秘色磁器、秘色磁器等名目。所謂秘色，就是青藍色，越窯以外，別處也有製造。前蜀國主王建報朱梁信物中，有棱陵椀，致語雲“棱陵含寶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足見蜀有秘色窯。閩國徐夤《貢余秘色茶盞詩》雲“巧剜明珠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雲，古鏡破苔當席上，嫩荷含露別江濆（音墳f6n）”。足見閩國也制秘色磁作貢品。北方鄭州有柴窯，是周世宗造磁器特設的窯。柴窯產品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細膩，有細紋，技藝精絕，為諸窯之冠。相傳當時主管官請磁器式，周世宗批狀說“雨過天青雲破處，者（這）般顏色作將來”。雨過天青就是秘色。南唐國主李煜時，宮女收露水染碧，製成衣服，顏色特別鮮明，稱為天水碧。天水碧就是秘色。儘管諸國分立，秘色卻為南北所共同愛好，這也是人們共同心理的一種表現。五代十國存在著許多有利於南北統一的因素，因之分裂只能是暫時的。


簡短的結論


　　唐末農民起義軍失敗後，各地大小軍閥和地方豪強紛起割據，造成一片大混亂局面。割據者兼併的結果，北方剩下梁（朱全忠）、晉（李克用）兩個強國，南方出現前蜀（王建）、吳（楊行密）、吳越（錢鏐）、楚（馬殷）、閩（王審知）、南漢（劉岩）六國。這種較為穩定的割據狀態，比起一片大混亂來，還算是有了些進步，情形與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失敗後，由大亂進入三國很有相似處。

　　梁晉爭奪黃河流域，晉戰勝了，從此沙陀人接連建立起唐、晉、漢三個小朝廷。沙陀是當時居住內地的一個少數族，與漢族人有同等權利來建立朝廷，可是，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開化的、帶遊牧人習氣的武夫，非常好戰好殺，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國的政治。黃河流域在這群武夫統治下，遭受極其嚴重的大破壞。唐朝吸收大量塞外遊牧人入居內地，最後一批（當時稱為塞外“雜虜”）以沙陀為代表，按照各族融合的慣例，在某種情況下，是要發生破壞現象的，到周宋時，才結束了這個融化過程。

　　蜀、吳兩國特別是吳國，阻止北方的戰亂波及長江流域，起著屏障作用。南方諸國得以保境息民，吳、南唐是有貢獻的。

　　南北朝以來，南方經濟在繼續上升，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幾個經濟區域。割據者憑藉這些區域建立政權，同時，文化也在這些區域內滋長起來。原來較為落後的楚、閩、南漢等地區，經過五代時期，經濟文化都有了顯著的進展。閩在兩宋，成為重要的文化區。

　　北方遭受將近一百年的破壞，南方在同時期內，基本上得免戰禍，從此，經濟文化的重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人口比例也變為南方大於北方。

　　由於長期內亂，北方的契丹族得到內侵的機會。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契丹以南京為據點，控制河北平原，中原從而遭受一聯串的外患，石敬瑭賣國罪惡，比任何一個內亂武夫大無數倍。

　　周世宗是英武的皇帝。他開始進行統一戰爭，取得江北後，即轉兵鋒向幽州，當時漢民歸心，契丹退縮，不戰取得瀛、莫，建立雄、霸，按形勢，收復全部失地有很大的可能，不幸得病死去。“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確是歷史上的一個遺憾。繼周而起的宋朝，著重在穩定內部，這是必要的，但對外卻成了屈辱國。五代內亂後，四百餘年，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一直處於被侵侮的地位，與漢族同命運的境內其他諸族，也同樣受辱受害。內亂的教訓，是多麼深刻不可遺忘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