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文化

第三節 北朝的文化



　　鮮卑統治階級，從迷信方面來接受並提倡宗教，特別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學生根在漢士族群中，隨著漢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漸上升，到北周時，儒學竟壓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關係，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漢族與鮮卑族間勢力消長的過程。

　　

　　一 經學

　　

　　北朝經學，《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用鄭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傳》用何休注，完全遵守東漢經師舊說，不尚變通。王弼《易注》，杜預《左傳注》偶有傳授，不發生顯著的影響。北朝少見名儒，自魏孝文帝時起，始有徐遵明最稱通博學，講學二十餘年，學徒前後多至萬人。《周易》、《尚書》、《三禮》、《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傳。徐遵明尤長《左氏春秋》，得西晉舊本服氏《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讀數年，撰《春秋義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禮義疏》，熊安生撰《周禮》、《禮記義疏》。與徐遵明同時的劉獻之，擅長《毛詩》，作《毛詩序義》，授李周仁、程歸則。程歸則傳劉軌思，李周仁傳李炫。李炫撰《毛詩義疏》。劉軌思傳劉焯、劉炫。劉炫作《毛詩述議》。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體上也只有這些。大抵北朝經學，學風保守，撰述較少，都缺乏開展的氣象，唐朝修《五經正義》，重南輕北，重魏晉新注，輕漢儒舊說，就是因為北朝經學比不上南朝經學。

　　北朝經學雖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兩教不敢爭奪的正統地位。魏道武帝進入中原，便在平城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余人，後又增至三千人。魏獻文帝設立鄉學，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魏遷都洛陽後，私學尤為盛行，儒生開門授徒，多或千餘人，少也不下數百。官學私學的學生，同樣可以被州郡選為茂異（州）孝廉（郡），取得官職。魏亂以後，私學仍盛。高歡得盧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諸子經學，齊諸帝都是暴君，卻照例要選名儒教自己的兒子。宇文泰尤重儒學，以至實行《周禮》。周武帝定三教先後，儒為第一。鮮卑人逐漸革去落後習俗，儒學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 道 教

　　

　　道教自稱能羽化飛天，長生不死，其次也能畫符誦咒，消災滅禍。東漢以來，道教流傳漸廣，張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發動黃巾起義，張魯用五斗米道教佔領漢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術，但也不免有些顧慮，因此，沒有人敢大規模提倡道教。西晉時沙漠汗居洛陽，他的侍從務勿塵奉道教，說是在伊闕山成了仙。道教影響，第一次帶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篤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求長生。他和他的兒子魏明元帝都被藥毒死。道士寇謙之革新天師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對佛教也更尖銳化，終於引起了魏齊周兩次滅佛、一次滅道的宗教衝突。

　　寇謙之是嵩山道士，自稱太上老君親自封他為天師，繼承天師張陵（張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張（張陵、張衡、張魯）收租米（五斗米）錢稅的舊規，解除了士大夫的顧慮。又反對男女交接的妖術，說大道清虛，豈有此事（房中術）。他的新道教以禮拜求度為主，以服氣食藥閉精練氣為輔。他製造許多道經，說是太上老君傳給他《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又傳服氣導引口訣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孫李謙文傳給他《錄圖真經》六十卷，教他輔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謙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儀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簡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壇，朝夕禮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謙之來平城獻道經，得崔浩推薦，大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師道場，親到道場受符籙，表示受了天命，有權做中國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師道來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滅佛教，就是聽從了崔浩的力勸。天師道是漢族人自創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漢族人認為本族的神，不同於外來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後的魏諸帝，不管怎樣崇奉佛教，即位時總要舉行受符籙的儀式，作為鮮卑拓跋部統治漢族的一種依據。

　　齊依靠六鎮流民立國，特別強調鮮卑人的優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別崇奉佛教。高澄準備滅東魏，於五四八年，取消天師道壇。五五五年，齊文宣帝滅道教，強迫道士剃發當和尚，齊境內佛教大盛。

　　周依靠關西漢族立國，特別強調儒學，道教也被重視。五七四年，周武帝廢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還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張殺害佛教徒。從寇謙之開始，一直保持著這種主張，因之，佛道鬥爭僅限於言語攻擊，沒有引起殘酷的報復。四三九年，魏滅北涼，魏太武帝捕獲為北涼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殺。寇謙之替僧人說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殺境內僧人，寇謙之對崔浩力爭，勸崔浩勿殺，崔浩不聽。後來齊文宣帝滅道教，只殺不肯剃發的道士四人，周武帝滅佛教，不曾殺一個僧人。宗教鬥爭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殺事件，在這一點上，寇謙之是有見識的。

　　

　　三 佛 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廣度僧尼等所謂功德事，在經濟上都起著破壞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學的僧徒，闡發宗旨，在中國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卻起著開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時期，大體上都傳入中國，中國僧徒各就所學，標舉心得，聚徒傳授，成立學派，為隋唐佛教全盛時期作了重要的準備。佛學目的在於修行證果，途徑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學偏重智慧（義理），北朝佛學偏重禪定，戒律南北並重，北方戒律尤為專門之學。這樣，由於南北的環境不同，佛學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學風。在南北不同學風中，各學派得以充分發揮本派的獨到處；在同一學風中，各學派得以互較短長處。在南北不同環境中，佛教與儒學所作入世出世的鬥爭，佛教與道教所作較量地位高低的鬥爭，佛教與儒學、道教所作華戎之辨的鬥爭，都帶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為佛學的興盛和儒佛道的爭論，呈現戰國時期以來的又一次百家爭鳴，比起漢朝今古文經學之爭、魏晉（西晉）儒學玄學之爭，規模擴大得多，論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學處於鬥爭的主要面，所以說，南北朝時期，佛學在中國思想界起了開拓的作用。十六國時期，長安是佛學中心，前秦苻堅尊禮釋道安，翻譯佛經，宣揚佛教。後秦姚興，得鳩摩羅什，譯事更盛，中外名僧雲集。赫連勃勃攻入長安，滅佛殺僧，僧徒逃散，號稱白腳禪師的惠始，就是鳩摩羅什的學徒，最早到平城傳教，受魏太武帝禮敬的一個名僧。涼州自從張軌以來，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舊式（規矩和技藝等），村塢相連，多有塔寺。魏滅北涼，俘擄僧徒三千人，北涼國人三萬戶（或說十萬戶）到平城，魏國畿內佛教開始盛行。沙門統曇曜建議魏文成帝開鑿雲崗石窟，曇曜是涼州僧人，開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藝的涼州人。

　　涼州是禪學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興佛後，先後任沙門統的師賢、曇曜，都是涼州禪師，作為北朝佛學主流的禪學，以及規模巨大的佛教藝術，都導源於涼州，涼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時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視的。

　　禪的意義是澄心靜慮，坐禪入定，絕滅一切妄念，專心求解脫。淨土是北朝禪學中的一個大宗，流行最廣，信徒最多。淨土宗分彌勒淨土、阿彌陀淨土兩派，都是念佛修禪定，希望死後往生安樂土（淨土）。所謂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號、佛的相（形狀）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裏沒有其他雜想，前後相續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會在定中看到諸佛。這是可能的，因為精神失常，會看到日常專心想念的東西。心念外還有一種口念佛號，方法比心念簡便，流行也較廣泛。據說，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這就是口念久了同樣會精神失常。他們臨死時，邀集三五個同道，幫著將死病人口不停聲地高唱彌勒佛或阿彌陀佛名號，一直到病人死去為止，說是死者往生樂土了。怕死本是人之常情，淨土宗正是依據人怕死的心理，用簡便方法取得廣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還可以讓富貴人也得往生樂土，那就是勸他們出錢財，造像建塔，大修各種功德。他們有的是錢財，自然樂於接受這種更簡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藝術品，都是淨土宗盛行的遺跡。

　　禪法也是北朝禪學中的一個大宗。禪法主張寂坐修心，不重講經（義門）。鳩摩羅什譯《禪要》，北涼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秘要法》等書，標示禪法，為禪學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禪師來平城，得魏孝文帝禮敬。遷都洛陽後，在嵩嶽少室山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宣導禪法，有徒眾數百人。此後，僧徒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大概在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僧菩提達磨自梁國來到洛陽，北朝禪學進入更發達的階段。菩提達磨所修是大乘虛（空）宗的禪法，稱為壁觀，意思是外息諸緣，內心無惴，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達磨用《楞伽經》四卷教徒歡，要破除妄想，遺蕩一切諸相，必罪福並舍，空有兼忘；必心無所得，必忘言絕慮。達磨的禪學與老莊清靜無為，心如死灰的思想頗相類似。北朝不行玄學，但在欲火熾烈，無可滿意的人心裏，還是需要老莊一類的思想當作清涼劑。達磨所創始的禪宗，正是代替老莊來供給更寒冷的清涼劑，因而成為禪學的主流。

　　達磨主張忘言，不隨於言教。他是禪宗的始祖，他的繼承人所謂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頭說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禪宗以明心見性一切皆空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廢棄。老莊學派的嵇康阮籍，要破除禮法和儒經，禪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連佛菩薩和佛經都包括在內。以空無為宗，自然會發生嵇阮禪宗的想法。玄學禪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屬於唯心主義的哲學，但玄學禪宗在反對不同派別的哲學時，卻起著猛烈進攻的作用。

　　禪宗主張心無執著，遺蕩一切執見，使思想從各種拘束中解脫出來，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別，到後來，空無到極端，連自身也被否定了。禪宗是從佛教內部摧毀佛教的重要力量，達磨創立禪宗，在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門法慶聚眾起事，自號大乘。封勃海人李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法慶專毀寺廟，斬僧尼，燒經像，說是“新佛出世，除去眾魔”。他教兵士殺人，殺一人稱一住菩薩，殺十人稱十住菩薩。法慶可能受禪宗一切皆空唯我獨尊的影響，因為他的行為，正是空無的一種表現。

　　

　　四 儒佛道的鬥爭

　　

　　自寇謙之革新天師道以後，道佛兩教相互攻擊，儒攻佛不攻道，形勢上似乎儒道聯合攻佛。攻佛的理由之一是華夷之辨，這就影響北朝非漢族的皇帝，對華夷之辨需要表示態度。宗教鬥爭含有政治意義，因之表現的形式比南朝劇烈。四四六年，魏太武帝滅佛，固然由於崔浩寇謙之的勸說，但也由於魏太武帝想證明自己親漢不親胡。他在滅佛詔裏說“朕承天緒，欲除偽（佛）定真（儒道），獲羲（伏犧）農（神農）之治……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滅一門）。……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後趙石虎說過，胡人該奉胡神，我是胡人，所以興佛教。魏太武帝排斥胡神，顯然是在對漢人說，我是黃帝子孫（拓跋部自稱是黃帝子昌意的後裔），有權繼承羲農的正統。五五四年，齊文宣帝策問秀才說，和尚道士幾占民戶的半數，國用大感不足，你們認為那個該廢除？他作出決定，滅道興佛，令道士剃發當和尚。他不讓道士還俗，足見滅道不是為“有潤邦家”（補助國用）而是為尊奉胡神。五七七年，周武帝滅齊境佛教，對僧徒任道林說，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對他不發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該廢。魏太武帝周武帝滅佛表示親漢，齊文宣帝興佛表示親鮮卑，其實，佛早就是漢族和非漢族共同崇奉的大神，滅佛興佛，都不能產生多大的政治作用。

　　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採取的殘殺手段，用比較和緩的方法，經過長期的準備來廢佛教。當時有個衛元嵩，曾出家為亡名法師弟子，亡名當是受禪宗和嵇阮影響的和尚，教衛元嵩佯狂求聲名。衛元嵩還俗，著佛道二論，崇道抑佛，與道士張賓相結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這樣，造成了儒道聯合攻佛的形勢。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親講《禮記》，顯示儒學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討論佛道兩教教義。會後一個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余人到正殿（當是紫極殿）大會，周武帝親自校量三教優劣，名儒沈重代表諸儒宣揚儒學。會後五天，又召集大會，討論三教。會後又號召道俗諸人，儘量表示意見。五七○年，甄鸞上《笑道論》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說《笑道論》傷害道教，當眾燒毀。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攻擊道教。周武帝重道輕佛，早有定見，不過形式上還讓二教爭辯。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觀，親登法座講道經。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由於佛教徒劇烈駁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還俗。別設通道觀，選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觀學老、莊、《周易》，稱為通道觀學士。所謂通道，就是要和尚通過學習變成道士，廢二教實際是廢一教。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鄴召集僧徒五百人，宣佈廢佛，慧遠法師抗聲爭論，最後用阿鼻地獄恐嚇周武帝。周武帝說，只要百姓得樂，我願受地獄諸苦。僧徒技窮，只好從令還俗。還俗僧徒任道林上書要求辯論，周武帝召他入宮，使立御座旁辯論多次，周武帝終於聲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說到這一點，任道林就有觸犯忌諱的危險了。因此，任道林請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觀求學。周齊境內佛像被破壞，經卷被焚燒，四萬所以上的寺廟，賜給王公作宅第，將近三百萬的和尚，還俗作平民，寺院財物散給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釋放，周武帝滅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可是，佛教既有存在的社會原因，想用政治手段消滅它決不能收實效。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佛教又興盛起來。

　　

　　五 佛教藝術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為首要事務，單就現在還存留著的大量藝術作品來看當時社會財富的耗費狀況，已經是可驚的，何況消失了的財富如僧尼生活費、巨大建築物等等，耗費量比這些藝術作品要大得無數倍。佛教徒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費任何財物作代價，替佛教徒付出代價的卻是勞動民眾，這實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價既如此巨大，遺留下來的又只是這些藝術作品，因之，必須予以十分珍惜，必須從這裏吸收有益的資料來取得補償。

　　下面大體上按年代先後，略述最重要的藝術作品。

　　

　　敦 煌 千 佛 洞

　　

　　佛教傳入西域，再傳入內地，敦煌正是從西域到內地的咽喉處。西域北路的龜茲國，南路的于闐國，都是佛教特盛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裏，開鑿石窟供奉佛菩薩，其中有塑像、有壁畫，形成西域式與天竺式相結合的一種石窟藝術。《魏書•釋老志》說，“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敦煌所得的舊式，石窟藝術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種。敦煌出現石窟，顯然受西域的影響，不過，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國式，成為最早的中國石窟藝術，由此傳入內地，加入更多的中國式，再回到敦煌來，發展成一個偉大的藝術寶庫。敦煌城東南鳴沙山，東端有斷崖，開鑿六百多個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個都有壁畫和塑像。這些窟洞的開鑿，一說，開始於三五三年（東晉穆帝永和九年），據唐人碑記，最早的一個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堅建元二年）僧人樂僔（音zǔn）所作。此後，歷代都有造作，現存魏窟二十二個（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個，唐二百零二個，五代三十一個，宋九十六個，西夏四個，元九個，清四個，年代不明的五個。魏窟實際數字可能多於二十二個，但從歷代盛衰的趨勢看來，極盛時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這個極盛時期的先驅者。

　　現存的二十二個魏窟，藝術家們按照壁畫塑像的作風和雲崗龍門等地作比較，判斷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靜帝大象三年）的作品。這是因為魏窟藝術比起雲崗曇曜五窟的早期藝術來，魏窟已經添加了較多的中國民族形式，可見現存的魏窟以前，還有一段西域作風更多、中國作風較少的藝術存在過。藝術家們推想從最早的敦煌藝術傳到平城（曇曜五窟）以後，經過一個階段的改變，再傳到敦煌，才成為現存魏窟的藝術。樂僔及其後繼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遺失，無法取證，但這種推想，還是可信的。

　　

　　雲崗石窟

　　

　　雲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幾個主洞，佛像可能有十萬個左右，是中國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門統曇曜開鑿五個大石窟（現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後人稱為曇曜五窟。其餘石窟大部分是遷都洛陽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個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時開鑿），由地面到窟頂高達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個寬約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連窟頂。整個塔柱和洞壁，嵌滿了大小佛龕和多種裝飾，很難找出一塊沒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來完成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規模大得無數倍。

　　雲崗石窟參照外來形式進行開鑿，有一定的規格，曇曜五窟表現得較為明顯。此後所造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這種規格上的限制，儘量使漢族傳統藝術的形式適用於這種佛教雕刻藝術。

　　佛像的形狀，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長、頤豐、肩寬，有雄健的氣概。它們不很象佛經上描寫的佛相，也不很象漢族人的狀貌，這大概是依據魏開國諸帝的面貌經藝術家加以佛化後得出的形狀。魏文成帝即位，恢復佛教，照自己的身樣造石像，臉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曇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寵倖，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偉，顯示舉世獨尊，無可對比的氣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級一個低似一個，全體服從大佛像。再配上飛天和侏儒，為大佛服役。飛天手執樂器，飛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蔭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軀幹健壯，雕刻在龕基、座礎、梁下、柱頂等處，用力舉重物，神情仍甚歡喜，表示為大佛服重役是快樂事。大佛象徵皇帝，其他各級石像是大小群臣，飛天侏儒是各種服役的奴隸和民眾。在每一個石窟裏，雕刻著這樣一幅完整的封建統治和諧圖，自然是符合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這個窟裏，通過美妙的宗教藝術，感受到服從皇帝統治的全部教訓。魏國勢自魏文成帝時開始趨向於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開始趨向於迫切，雲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產生在遷洛以前四十餘年中，也就不難理解了。

　　

　　龍門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石窟藝術也從平城轉移到洛陽來。洛陽南有伊闕，西岸名為龍門山，東岸名為香山，兩岸石質都是堅硬的大理石懸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開始在龍門山開鑿稱為古陽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連續開鑿總稱為賓陽洞的北、中、南三個大石窟，古陽洞的續修和賓陽洞的修建，共費人工八十萬以上。這些主要石窟以外，還有藥方洞以及東魏時開鑿的蓮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龍門山。古陽洞自慧成至東魏末五十餘年的營造，整個石窟刻滿了大小佛像。賓陽中洞刻有帝后禮佛圖，最為精美。龍門諸窟比雲崗諸窟，表現出更多的中國藝術形式，大佛姿態也由雲崗的雄健可畏變為龍門的溫和可親。以賓陽中洞主佛為代表的佛像，清臒面上含著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親近。佛面變化，反映魏統治力量強弱的變化。

　　伊闕兩岸特別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龕當有幾千個，其中北朝所造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龍門諸洞還保存著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餘種。

　　敦煌石窟是繪畫的最大寶庫，雲崗和龍門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寶庫。

　　

　　麥積山石窟

　　

　　甘肅天水縣麥積山石窟，也是一個佛教藝術的重要地區。麥積山石窟可能在後秦時已開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後，漸趨發達。現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約還有三十個。麥積山石質不宜於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經過一千幾百年，塑像並未潰敗，泥土幾乎與堅石相似，這種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種藝術。自隋唐以至明清，歷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僅二十多公分，一千幾百年間各朝代塑像術都有自己的特點，聚集在麥積山的石窟群裏，可說是陳列塑像的大展覽館。

　　

　　義縣萬佛洞

　　

　　遼寧義縣萬佛洞，四九九年，魏營州刺史元景創建。東區西區各有六個石窟，窟中還有些雕像遺存。

　　

　　炳靈寺石窟

　　

　　甘肅永靖縣炳靈寺石窟，現已查出共有三十六個窟，九十八個龕。其中北朝十窟兩龕，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龕，明五窟一龕。有些石雕像已經風化，藝術價值不免減損，但仍是著名的一個石窟群。

　　

　　鞏縣石窟寺

　　

　　河南鞏縣有石窟寺。魏、東魏、齊陸續開鑿，共有五個窟。窟中刻禮佛圖多幅。禮佛人（供養人）軀幹高大，儀態華貴，侍從人身體矮小，手執儀仗服事主人，也是階級在藝術上的一種表現。

　　

　　南北響堂山石窟

　　

　　河北邯鄲市峰峰鎮有北響堂山和南響堂山。齊文宣帝在北響堂山開鑿三個石窟，其中稱為大佛洞的石窟最為宏大，雕刻精美，可與龍門賓陽洞、鞏縣第五窟以及雲崗各大窟相比擬。南響堂山共有七個窟，都是齊時開鑿，規模不及北響堂山。

　　

　　天龍山萬佛洞

　　

　　山西太原天龍山，五五一年，齊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兩個大石佛已不見遺跡，當是年久崩壞了。天龍山又有五六○年創建的石窟，經齊隋唐陸續開鑿，東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齊窟三個在東峰，隋窟一個在東峰，兩個在西峰，其餘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還有不少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東山西等地，也可能還有未曾發現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來說，窟內作品或因藝術精美被盜賊掠奪而去（主犯是帝國主義分子），或因愚昧無知不加愛惜，破壞的情況是嚴重的。必須保護這些殘存的藝術作品，為今後發展人民藝術提供重要的參考材料。

　　

　　六 文 學

　　

　　西晉太康時期昌盛的文學，經永嘉大亂，隨著士族流遷到長江流域，在北方，文學幾乎滅跡。當然，這並不是說，民間創造的文學也滅跡了。民間文學很少被保存，但從《木蘭詩》看來，可信民間是有創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學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學開始在士人中出現活動的氣象。

　　詩賦——《木蘭詩》中君主或稱可汗或稱天子，木蘭家在黃河南，出征地點在北邊，看來這首詩當是魏遷都洛陽以後，六鎮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對塞外用兵，總是一擊就歸來，從沒有接連作戰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結的戰事。可能有一個女兒曾代老父從過一次軍，這自然是非常動人的奇跡，民間歌頌這個英雄女兒，逐漸擴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詩中描寫的木蘭，確實表現中國婦女的英雄氣概和高潔道德。中國婦女是有這樣的氣概和道德的，因之這首詩的內容也是真實的，倒不必考證木蘭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蘭詩》和東漢末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兩篇偉大詩篇。北朝有《木蘭詩》一篇，足夠壓倒南北兩朝的全部士族詩人。

　　在東魏和齊，北方開始出現溫子升、邢邵、魏收三個著名的文士，號稱三才。三人互相指責，邢邵斥魏收偷竊江南任蚄，魏收斥邢邵在沈約集中作賊，魏收說溫子升不會作賦，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擬南朝人作詩文，並無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兩個大文士。王褒庾信原來都是南朝做宮體詩的名手，梁國破亡，他們到西魏做官，給北方將興的文學以很大的推動。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無非是些宮體。庾信頗有國亡家破的感慨，自稱凡有造作，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經歷西魏週二朝，所作詩賦，辭采靡麗，情感充溢，如《詠懷詩》、《哀江南賦》等篇，華實相扶，文情並茂，卓然超軼南北兩朝眾文士，成為當時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華，下啟唐人風氣，文學史上地位，堪與屈（原）宋（玉）啟漢相比擬。唐張說詩“蘭成（庾信）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評庾信詩，又作詩，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唐人推崇庾信備至，正因為受庾信影響至深。

　　駢文和古文——梁陳駢文實際已經是四六文。《四庫提要》說“庾信駢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聲望極高，公卿家碑誌，多請他撰文，北方文體為之大變。《四庫提要》的評論是確切的。

　　宇文泰令蘇綽撰《大誥》，作為文章的程式。這種矯枉過正，純襲訓誥形貌的文字，比駢文更不合實用，宜乎遠不敵庾信所作南朝文體的得人喜愛，但從有意擯斥浮華，提倡質樸的用意來說，蘇綽《大誥》終究是唐人古文運動的正式起點，在文學史上還有它應得的地位。

　　

　　七 重要著作

　　

　　酈道元《水經注》——漢武帝時孔安國傳授《古文尚書》，數傳至漢末塗惲。塗惲傳授桑欽。桑欽撰《水經》，列舉全中國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條，大大擴展了《禹貢篇》，這是《古文尚書》經師對地理學的一個貢獻。《四庫提要》疑《水經》出三國時人之手，非桑欽所作，也可備一說。魏酈道元注《水經》，成書四十卷，收集有關各水的文記極為廣博。清末王先謙說，酈道元注書旨在“因水以證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經過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築名勝珍物異事等項，詳為敍述，元魏以上故事舊記，都可以從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經注》不僅是水道變遷地理沿革的重要記錄，就是敍事寫物，文章也極精美，讀來沒有枯燥繁雜的感覺。《禹貢》、《山海經》、《漢書•地理志、溝洫志》講水道，一般是簡略的，到酈道元作《水經注》，才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賈思勰《齊民要術》——賈思勰生年大概比酈道元晚一些，當是魏末和東魏時人。他在《齊民要術自序》裏說，“采捃（音郡jùn）經傳，爰及歌謠，詢及老成，驗之行事”。這部書引用書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種，採取農民口傳的農事歌謠三十條，再訪問有經驗的老農，並且經過自己的實際考查。賈思勰寫成這部書，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為不朽的農業巨著。全書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當時農業和手工業所已經獲得的知識和技術，都敍述在書中，可謂集西周至元魏生產知識之大成。十六國以來，黃河流域民眾屢遭戰亂，但生產的知識和技術卻並不低落，《齊民要術》可以作證。只要全國統一，戰亂停止，生產力就會很快地恢復起來。

　　楊衒之（衒音漩xuàn）《洛陽伽藍記》——楊衒之魏末和東魏時人。他親見富貴人侵奪百姓財物，造寺塔，養僧尼，禍害無窮。洛陽殘破後，撰《洛陽伽藍記》五卷。記中描寫戰亂前寺觀廟塔的弘壯侈靡，窮形極相，盡文筆之能事，有力地說明奉佛求福的禍國殃民。他在《自序》裏說，“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足見《洛陽伽藍記》是寄託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還只是作者的余事。

　　顏之推《顏氏家訓》——顏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關中。他不願給國仇作臣屬，率妻子逃奔至齊。齊亡後入周，至隋文帝時病死。他在《觀我生賦》裏說，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國的人。自注：一次是侯景殺梁簡文帝滅梁，二次是宇文泰破江陵滅梁，三次是周武帝滅齊。他反對宇文氏，卻不得不做周國的官，在這篇賦的結束處，表現極其沉痛的心情，他說“向使潛于草茅之下，甘為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談論）以膏身（有聲名），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是當時南北兩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學者，經歷南北兩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學北學的短長，當時所有大小知識，他幾乎都鑽研過，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顏氏家訓》二十篇，就是這些見解的記錄。《顏氏家訓》的佳處在于立論平實。平而不流於凡庸，實而多異於世俗，在南方浮華北方粗野的氣氛中，《顏氏家訓》保持平實的作風，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處世的良軌，廣泛地流傳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學，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實用，北士著書遠比南士少，貢獻卻比南士多。南北兩朝文化上各種成就，作為整體來看，是戰國以來又一次出現的輝煌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