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手 工 業
唐朝手工業有官營、私營兩種。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供宮中或朝廷使用，私營手工業生產商品，供商賈販賣致富，但商賈藉以致富的商品，主要還是廣大農民農婦生產出來的穀物和布帛。
官營手工業
宮中、朝廷的用具以至軍需、營造，凡屬於百工的事業，都設有專官掌管。少府監、將作監是各工官的長官。下面略舉兩監及所屬各工官的職掌，可以推知官營手工業的規模。
少府監（尚方監）——總的職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務。除了率領五署等屬官，本監還掌管（1）供給天子和後妃常規的器物、服飾以及祭祀用的玉器、朝會用的儀仗。（2）訓練工匠。訓練期各工不同，精細刻鏤工四年，車輿、樂器工三年，刀矟（音朔 shuò）工二年，矢鏃、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傳授家傳技藝，每季由官考試一次，年終大考一次。工匠製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製造天子後妃所用藝術品和美麗服飾。附設有金銀作坊院。
左尚署——掌製造天子後妃以至王公命婦的車輦，兼領刻鏤、蠟燭等作坊。
右尚署——掌馬轡加工以及製造刀劍、斧鉞、甲胄、紙筆、茵席、履舄（音戲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領皮毛作坊。
織染署——掌織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組綬及織染錦、羅、紗、縠、綢、絁、絹、布。特織品有瑞錦、宮綾，織成對雉、鬥羊、翔鳳、遊麟等形狀，文彩奇麗，織法是唐初貴族竇師倫所創。這些特製品，設專官監視，不許流傳到外面，一年中用費和織成的匹數，都得奏明。每當掖庭織錦，特給酒羊，七月七日（夏曆）祭杼乞巧。唐代宗時，下詔說，在外所織造的大張錦、獨軟錦、瑞錦等並宜禁斷；義綾錦花文織成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羌樣文字（梵字）等也應禁斷。照詔書所說，瑞錦宮綾的織法也流傳在外面，並且花樣繁多，技巧不比內作差。織染署所領作坊有綾錦坊巧兒三百六十五人，內作使綾匠八十三人，掖庭綾匠一百五十人，內作巧兒四十二人。楊貴妃得寵，專為貴妃院作工的織工繡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織錦巧兒。
掌冶署——掌熔鑄金、銀、銅、鐵，造成器物，兼領塗飾琉璃、玉等作坊。
將作監——總的職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務。類似建築工程師的高級匠人稱為長上匠，州出錢雇用，因而也稱為明資匠，名額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傳》，說“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這種長上匠。將作監率領下的各官有：
左校署——掌木工。宮室有定制，凡官修的宮室，都歸左校署承辦。
右校署——掌土工。楊貴妃的二姊虢國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後，召工圬墁，工價二百萬（二千緡）。工匠要求特賞自己的技藝，虢國夫人賞紅羅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說，請取螞蟻蜥蜴若干，放在堂中，過些時查點，如果短少一個，連工價也不敢要。大建築物不許有螞蟻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藝。
中校署——掌舟車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獸並製造碑柱、碾磑及瓶缶，又製造各種明器。
軍器監——掌製造弩與甲，有弩坊、甲坊。
據《唐六典》說，少府監有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有匠一萬五千人。兩監挑選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縣專立戶籍，按番到兩監服役，稱為短番匠。也有在家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織錦曲》說：“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官裏怪”。按限日繳納織物，大概是對待女匠的一種辦法。如工程不多，工匠無須上番，或兩監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戶出錢交給兩監。技藝最高的工匠稱為巧手，選入兩監所屬各署供職稱為供內，被選後不得納錢推辭。供內工匠有缺額，先補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鑄匠中，如有巧手，可補為正工。兩監工匠從全國工匠中選拔出來，尤其是供內的工匠，選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貴族需要的工藝品，兩監能夠全部供給。兩監是手工業的精華所在，雖然對民眾生活毫無益處，但製成的物品，足以代表當時手工業技巧已經達到的最高水準。
少府監最重要的業務是織紝，將作監最重要的業務是建築，下面舉一些例，說明當時技藝上的成就。
唐中宗愛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的毛裙兩條，料用百鳥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晝看是一色，燈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鳥形狀，都顯現在裙上。每條值錢一千緡。又令尚方取百獸毛織成韉（音煎jiān，鞍墊）面，呈百獸形狀。自安樂公主作毛裙，貴官家裏婦女多使織工仿製，南方奇禽異獸被獵獲，幾乎絕了種。
武則天在洛陽用銅、鐵鑄天樞，高一百零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有鐵山，週一百七十尺。用銅制蟠龍、麒麟縈繞鐵山。天樞上置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羅造模。又鑄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餘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圖畫山川物產，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又鑄十二時神（子鼠、醜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則天在洛陽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層，上層作圓蓋形，用九龍捧圓蓋。頂上置一塗金的鐵鳳，高一丈。堂中有十圍的大木，上通頂，作為明堂的總柱，各種結構都依大木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級，到第三級，便可俯視明堂。上列三例，說明織紝、冶鑄、建築在技藝方面有很高的造詣。
少府監屬官有鑄錢監，分散在產銅地區，是一種重要的官營手工業。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直徑八分，重二銖四累，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合宜。隋文帝時鑄五銖錢，實重五銖，與漢五銖錢重量相同，形狀也相似，顧炎武《日知錄》說，“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銖錢一千重五千銖，二十四銖為兩，五千銖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兩。隋一斤等於古三斤，古十三斤有餘等於隋四斤五兩，每一五銖錢重六分九厘餘。唐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累（十累為一銖）。這裏所說一銖、一累，等余古三銖、三累，二銖四累等於古七銖二累，比漢、隋五銖錢加重二銖二累。開元通寶錢一千重六斤四兩。每錢一枚重一錢。自唐高祖創制一枚重一錢的開元通寶錢，下至清朝，基本上相沿不變，與五銖錢成為前後兩個不同的系統。全
國鑄錢爐最多時（天寶）有九十九處，每爐每年鑄開元通寶錢三千三百緡，全國每年鑄錢三十二萬七千緡。唐肅宗鑄乾元重寶錢（一緡重十斤），以一當開元通寶錢十。又鑄一種乾元重寶錢（一緡重十二斤），以一當開元通寶錢五十。錢法紊亂，物價騰踴，米一鬥價至錢七千，貧民大批餓死。唐代宗時兩種乾元錢罷廢，專用開元通寶錢，一直到唐亡。鑄錢要有技藝，官出重價募工匠。天寶年間每一爐用工匠和丁役共三十人，用原料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鑞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工本值七百五十文，足見鑄錢贏利是朝廷很大的一宗收入。
私營手工業
唐朝私營手工業，比以前朝代都有顯著的發展，南方手工業特別顯出它的重要地位，南北技藝交流，推動整個手工業前進。
七四三年（天寶二年），韋堅引滻水到望春樓下，積成廣運潭。唐玄宗登樓看新潭。韋堅聚江、淮漕船數百艘，使一個官員坐第一船作號頭，口唱《得寶歌》，船上有盛妝美女一百人和歌，鼓笛及外國音樂齊奏，來到望春樓下，後面漕船各寫郡名，依次銜尾前進。船上滿載本郡特產，如廣陵郡（治所在今江蘇揚州市）船載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江蘇鎮江市）船載京口綾衫段，晉陵郡（江蘇常州市）船載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浙江紹興市）船載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廣東廣州市）船載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市）船載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縣）船載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船載蕉葛、蚦（音南n2n）蛇膽、翡翠。吳郡（江蘇蘇州市）船載方丈綾。漕船來自數十郡，駕船人都南方裝束，戴大笠子，著寬袖衫、草鞋。漕船排列在樓下，京城百姓從來沒有見過船桅，看如林的桅竿看呆了。韋堅奏上諸郡輕貨，府縣樂隊和教坊（宮中樂隊）相次奏樂，唐玄宗大喜。這是一次盛大動人的南方手工業品和特產的水上展覽會。這裏只記載幾個郡的手工業品和特產，想見其餘各郡，產品種類也不少。例如紙，據《唐六典》所載，有益州的大小黃白麻紙，杭、婺（治金華，浙江金華）、衢（治信安，浙江衢縣）、越等州的上細黃白狀紙，均州（治武當，湖北均縣北）的大模紙，宣、衢等州的案紙，蒲州的細薄白紙。韋堅獻輕貨，只宣城郡（宣州）有紙，《唐六典》則有許多州產名紙。以此為例，說明全國各州都有好產品，南方諸州產品更多。七三七年，唐玄宗令各州租稅改用土物送京城；七四八年，又令各州租稅變為輕貨送京城，土物即輕貨，足見朝廷對輕貨有很大的需要。李肇《國史補》說，天下通用的物品，多得不可計數，如絲布作衣，麻布作囊，氈作蓋，革作帶，內邱（河北內丘縣）白瓷甌，端溪（廣東德慶縣）紫石硯，天下人都通用。
（1）織紝業
織紝是民間最廣泛的手工業，《唐六典》記載全國各地織物的品質，大抵北方諸州長於織絹，南方諸州織布較多，看下頁所列表，可知大概。
《國史補》說，越州（會稽郡）人向來不擅長絲織，薛兼訓為浙江東道節度使，募軍中未曾娶妻的人，多給財物，到北方娶織婦回來，每年得數百人。從此越俗變化，競添花樣，綾紗精妙，在南方有名。這是交流技藝的一個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業技藝提高的重要原因，南北互相需要和對外貿易的擴大，是唐朝手工業發達的重要原因。
勞動婦女無不從事織紝，絹和布與農夫所生產的米同為社會的基本財富，固然，很大一部分絹布被統治階級搜括去耗費了，但還有一部分，唐朝用來對鄰國進行贈送或貿易，發生政治上商業上的重要關係。中國在唐朝時期呈現的盛大景象，織婦與農夫作出的貢獻是相等的。
唐代各州紡織品等級表
在一般技藝的基礎上，還有一些特技，顯示民間卓異的創造力。敦煌千佛洞發見唐朝薄絹，並繡有精細的佛畫。據記述這種實物的人說，千佛洞所有的絹幡，都是用一種幾乎透明的薄絹，掛在穹門或到佛堂去的過道上，不阻礙光線。幡兩面都有繪畫，風中儘管搖擺，人們總可以看見繪畫。美麗的掛幅是用絲線彩繡的，人物如生，繡工甚精。唐時織紝和刺繡的技藝，既有實物作證，因之，下列文字記載的諸例，也應該可信。
繚綾——白居易《繚綾篇》說，“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臺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絲細繰多女手疼，紮紮千聲不盈尺”。這是用青白兩色絲織成的花綾，絲細質輕，費功極大，宮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汙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隨便浪費了。統治階級中人只求快心悅目，民眾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中，繚綾作舞衣，對他們說來，不過是最小的一種浪費。
八梭綾——鄴中李母村人織綾，必三交五結，號八梭綾，一匹值米五筐。三交五結，是說一種特殊的織法，費功自然很大。
輕容——無花薄紗，是最輕的一種紗。陸遊《老學庵筆記》說，亳州出輕紗，入手似無重量，裁作衣服，看去象披輕霧。一州只有兩家能織，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傳入別人家，說是從唐朝傳來已有三百餘年。亳州紗可能就是輕容的一種。
輕絹——一匹正夠四丈，稱起來只有半兩。《太平廣記》記載此物，小說容有誇張處，極輕當是事實。
紅線毯——白居易《紅線毯篇》說，“紅線毯，擇繭繰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為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采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據詩人說，織造這種廣十丈餘的大地毯，要用絲一萬多兩。同情民眾的白居易，禁不住慨歎“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桂管（廣西桂林）布——布質粗澀，厚重可以禦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時，夏侯孜著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著桂管布，滿朝官員都仿效，布價驟貴。
唐朝織紝業的發達，也可以從下列的一些事例看出來。瓊山郡（廣東瓊山縣）太守韋公幹，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織花縑文紗的女奴。定州大富豪何明遠，在驛站旁開設旅店，專住外國商人，家有綾機五百張。這種規模甚大的織造，顯然與對外貿易有關。由於織紝普遍發達，原料的生產也隨著發達。唐高祖時，梁州野蠶成繭，百姓採用野蠶繭。唐太宗時，滁（安徽滁縣）、楚、濠（安徽鳳陽）、廬等州都採用野蠶繭。唐玄宗時，益州獻三熟蠶。唐代宗時，太原民韓景暉養冬蠶成繭。野蠶被利用，又是織紝業的一個進步。
（2）染色業
染色業中新技術，有柳氏女所創印花法。《唐語林》說，唐玄宗時，有柳氏女，性巧慧，使工鏤板為雜花，印在織物上。柳氏女獻一匹給王皇后。唐玄宗看到，很喜歡這種新制，令宮中依樣仿造。當時秘惜印花法，不許外傳。後來逐漸流行，成為極普通的衣料。
（3）坑冶業
唐制：天下出銅鐵州府，聽人私采，官收礦稅。《新唐書•食貨志》概舉坑冶數：“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六）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從文字看，似一百數十處坑冶，都在陝、宣等六州，事實上，他州不能不有坑冶，疑這是唐初收稅的礦，不曾收稅的礦不在此數中。此後礦數常有增減，大抵以收稅與否為准。六三六年，權萬紀上書說，宣、饒二州銀礦豐足，派官開採，每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革權萬紀官，使還家。足見官是不採礦的。唐高宗時，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這裏所謂廢，當是採礦的業主因礦竭報廢，官不再收稅。七二七年，初次收伊陽縣（屬河南府）五重山銀、錫礦稅。這也是私人採礦官府收稅的一個說明。七七九年，唐德宗下詔說，邕州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唐德宗時，規定天下坑冶統歸鹽鐵使收稅。從此，在徵收礦稅上，朝廷與地方官發生了矛盾。唐文宗大和年間，鹽鐵使王涯奏稱，今兗鄆、淄青、曹濮等三道私自占采坑冶，出產銅鐵甚多。王涯要求朝廷勒令三道長官還給鹽鐵使，以便照例收稅。王涯又免采煉民戶的其他差役，實際就是立坑冶戶，朝廷直接占坑冶。開成年間，朝廷退還諸坑冶給州縣，朝廷收得的礦稅，總數不過七萬餘緡，比不上一個縣的茶稅。這是因為朝廷有甘露之變，宦官對地方官讓步，換取對宦官勢力的承認。唐宣宗時，鹽鐵轉運使裴休，奏請收回坑冶收稅權，當時朝廷還有些威望，算是收回了一部分。唐宣宗以後，朝廷大概連七萬餘緡也收不到。
《新唐書•食貨志》載有兩個采得的礦物數字。唐憲宗元和初年，每年采得銀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零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唐宣宗時，每年采得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這種數字未必真實，實際產量可能還要多一些。
唐朝採礦業規模不大，因為缺銅，豪富人家銷毀開元通寶錢，取銅鑄惡錢並制銅器（包括鑄造佛像），唐德宗時市價，銷錢一緡，得銅六斤，每斤值錢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錢愈益稀少，農民很難得到現錢。八 ○四年，唐德宗令市上交易，可用綾羅絹布雜貨與錢並行。八二一年，唐穆宗令兩稅改收布、絲等實物，惟鹽、酒稅用錢。所謂兩稅改收實物，只是允許納稅人免繳現錢，用實物折合稅錢，並非廢除兩稅收錢的定制。唐文宗時，又宣佈交易可錢谷並用。這都說明行兩稅以後，錢重物輕的現象特別嚴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新唐書•食貨志》），官在收稅時用物折錢，也大獲輕重的利益。只有生產實物的民眾，永遠處於物輕的地位，被有錢有勢的人抑價操縱，肆行敲剝。市上錢少對剝削者反而有利，因之朝廷急於要錢，但不急於鑄錢。
錢重物輕的原因，一是鑄錢太少，二是私家囤積和佛寺用銅造像。唐憲宗曾下詔，禁止積錢，富家積錢過五千貫，處死刑，王公大臣積錢，受重罰，錢沒入官。原來京城市上所積錢，很大部分是方鎮將帥的錢，一個將帥名下，至少也有五十萬緡；一部分是富商的錢，富商與左右神策軍有關係，私人錢託名為神策軍官錢，得到宦官的保護。京兆尹想執行這個嚴詔，但根本行不通。唐文宗又禁積錢，允許富家積七千緡，余錢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三大都會，也照京師例禁積錢。結果還是行不通。唐武宗時，廢滅各宗教，銅像鐘磬爐鐸全部銷毀，州縣得到大量的銅，又令各州按開元通寶錢模型自鑄州錢，與朝廷鑄造的京錢同樣通行。要改革錢重物輕的積弊，這是較為有效的措施。可是，唐宣宗即帝位，以否定會昌年間的一切措施為施政方針，銷州錢改鑄銅佛像，恢復錢重物輕的積弊。官商利用輕重的差別獲取厚利，發生官商與民眾間的矛盾，民眾因貧窮不能滿足朝廷收稅的要求，發生朝廷與積錢者間的矛盾。唐憲宗、唐文宗禁積錢，唐武宗鑄州錢，都是試圖解決這些矛盾，但都沒有成功，錢重物輕的緊張狀態，一直繼續到唐亡。
金銀產量遠比銅少。除了嶺南地方錢與金銀丹砂象牙同用作貨幣，其他地方只是當作一種寶，可在市上買賣。《新唐書•食貨志》說，“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這是唐憲宗元和初年的禁令，意思是督促採礦人專心煉銅。但金銀既然是寶，統治者首先是皇帝自然也要搜括這種寶。一九五六年西安市發現天寶時銀鋌四個，各重五十兩。銀鋌上刻呈進的郡名和官名。郡名是信安、宣城、郎寧和南海。信安郡即衢州，宣城郡即宣州。衢、宣二州在採礦六州數中。郎寧郡即邕州，南海郡即廣州。邕、廣二州在嶺南，本是用金銀的地方。往年發現的唐宣宗時端午節進奉銀鋌一個，重五十兩，進呈官是浙江西道都團練等使兼潤州刺史。潤州也在採礦六州數中。據這些少數銀鋌的呈進地看，似乎有土貢的性質，不產銀的州不一定要貢金銀。八八八年，朱全忠派人帶銀一萬兩到魏博鎮糴米，用銀作貨幣來使用，值得注意。八九四年，浙東威勝軍（治越州）節度使董昌大肆搜括，向朝廷貢獻財物，每十天發一綱：金一萬兩，銀五千鋌，越綾一萬五千匹。董昌曾發若干綱，史無記載，但當時已有相當數量的銀。可以想見，有了相當數量的銀，隨著交易上的需要，就會出現用銀當貨幣的趨向。
（4）造船業
建造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艦，歷朝相沿，造船工匠積有豐富的經驗。唐太宗想再伐高麗，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劉晏做鹽鐵轉運使，在揚子設十個造船場，造漕運船隻。這都說明唐朝造船能力是強的。在一般造船技術外，還有一些新的創造。
唐德宗時，荊南節度使李皋造戰艦，用人力踏兩輪，速度象奔馬。
劉恂（唐昭宗時人）《嶺表錄異》說，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桄榔須縛船板，用橄欖糖塗抹，糖幹後船極堅固，船底如塗漆，便於速進。橄欖糖是橄
欖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采來與橄欖樹皮、葉同煎調和，製成象黑餳的膏，塗海船極堅滑。唐朝航海大船，舉世無匹，可能就是劉恂所說的賈人船。
（5）制瓷業
唐朝制瓷技術，已經進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階段。瓷器普遍使用，各地多有制瓷窯，其中還有不少是名窯。陸羽（唐肅宗時人）《茶經》所舉越、鼎（陝西涇陽縣）、婺、岳、壽、洪等州，都是當時著名的制瓷地方。邢州窯（包括《國史補》所說通行天下的內丘窯）與越州窯是唐朝南北諸窯的代表窯，瓷器品位不相上下。陸羽按照瓷色與茶色是否相配來定各窯優劣，說邢瓷白盛茶呈紅色，越瓷青盛茶呈綠色，因而斷定邢不如越，甚至取消邢窯，不入諸州品內。天寶時，韋堅獻南方諸郡特產，豫章郡（洪州）船載名瓷，足見洪州瓷一向著名。陸羽因洪瓷褐盛茶呈黑色，定洪瓷為最次品。瓷器應憑品質定優劣，陸羽以瓷色為主要標準，只能算是飲茶人的一種偏見。
中國最優良的瓷器產地江西景德鎮市，唐時屬饒州新平縣，唐玄宗改稱新昌縣，又改稱浮梁縣。《浮梁縣誌》說，唐高祖時，昌南鎮（景德鎮）民陶玉獻瓷器，稱為假玉器，昌南鎮瓷由此名聞天下。昌南鎮有制瓷業（《江西通志》載陳後主曾令昌南鎮制陶礎，巧而不堅），唐時制法有改進，但未必已能生產名瓷。韋堅所獻南方輕貨，名瓷獨舉豫章郡；陸羽比較越、邢兩種瓷，說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瓷類雪，越瓷類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如果昌南瓷類玉，而且唐初已名聞天下，陸羽似不會遺忘。昌南制瓷技術提到高度是在北宋時，在唐朝還未入名瓷之列。
唐三彩也是名瓷的一種。所謂三彩，就是在無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鉛黃、綠、青等色畫成花紋，燒製成瓷器，因是唐朝創制，稱為唐三彩。
（6）磨面業
磨坊一般用馬牽磑，有水力處，設水磨。不過，普通民眾是不能有水磨的。水磨的所有者都是權豪、富僧、大賈等有勢力的人。這些人霸佔河道，築高堰阻水，利用水力推動碾磑，妨礙河道兩岸農田的灌溉。例如鄭白渠（在陝西涇陽）本來溉田四萬餘頃，到唐高宗時因水磨大增，只能溉田一萬餘頃。唐代宗時，只溉六千二百餘頃。足見富貴人的水磨是農民的大害。
《舊唐書•高力士傳》載高力士在京城西北截灃水作碾，並轉五輪，每天磨麥三百斛。這是築特別高的堰，使水力大到能並轉五輪，農田受害自然更大。不過，單從製造水磨的技術上說，一軸能轉動五具磨，卻是一個新創制。
（7）印刷業
唐初已有印刷品。《雲仙散錄》引《僧園逸錄》說，玄奘用回鋒紙印普賢像，施給四眾（僧、尼、善男子、善女子）。後來逐漸流行，見於記載的也漸多。八三五年，唐文宗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板。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裏說，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曆日，在市上發賣，每歲不待司天臺奏准頒下新曆，私印曆本早已通行天下。佛像和曆本都是大數量發行，利用印刷術是很自然的。紇幹泉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司空圖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說印本逐漸散失，想再雕印版。柳玭《家訓•序》說，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在成都市上看書，多是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一類書，又有字書小學，雕版印紙，模糊不很清楚。依據這些事例，唐朝印刷業在廣泛應用的情況下發展著，印刷技術也自然在繼續改進。現存唐朝印本有鹹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全卷長十六尺，高一尺，卷首刻佛像，下麵刻經文全部。又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印本陀羅尼經咒一方，約一尺見方，中刻佛像一尊，環繞佛像刊印梵語經文，四邊印各種小佛像。這兩件僅存的實物，足以證明印刷技術已達到較高的水準，為五
代北宋的印刷業準備了條件。（8）造紙業
造紙是極普通的一種手工業。因原料和制法不同，各地多有特產，如蕭誠（唐玄宗時人）善造紙，用山西野麻及虢州（治弘農，河南靈寶縣）土穀，五色光滑，稱為斑石紋紙。又如薛濤（唐憲宗時人）僑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深紅小彩箋，用來寫小詩，時人稱為薛濤箋。用紙寫字印書以外，還有糊窗的紙，專包茶葉稱為茶衫子的紙和作紙錢的紙。《封氏聞見記》說，送葬用紙錢，從魏、晉時開始，現在自王公至於庶民，通行紙錢，葬時焚化。紙的用途極為廣泛，足見造紙業的發達。
（9）制糖業
六四七年，唐太宗遣使人到天竺摩揭它國學熬糖法，令揚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汁，如法制糖，色味遠勝西域糖。《元和郡縣圖志》載蜀州貢沙糖，青州貢糖，足見制糖法已經流傳。《幽燕記異》說，茅草地冬季燒去枝梗，到春季掘取土中潔白的餘根，搗汁熬制，得糖味極甘，稱為洗心糖。又有糖霜（一名糖冰），制法是唐代宗時人鄒和尚所傳，原料用甘蔗，遂寧（四川遂寧縣）產最有名。
上列手工業只是許多種手工業中的一小部分，唐朝手工業生產確是超過以前各朝代。唐朝農業生產不見顯著的提高，據各種記載，田有地勢高下、土壤肥瘠、年景豐耗的區別，平均計算，一頃田不過得粟一百斛或米五十餘斛，這和東漢仲長統所說平均一畝產粟三斛（隋唐一斛等於東漢三斛），北宋范仲淹所說“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上資政晏侍郎書》），產量相等，農業的進展，比不上手工業的進展。凡是精美的手工業產品，總是供統治階級享用的，統治階級從農民得到米絹布或錢，轉向手工業者取得消費品和奢侈品，因之，手工業的進展與統治階級從農業方面取得財物的增加是聯繫著的。隋唐以及後來的封建朝代，儘管每畝產量不比兩漢有所提高，但中國南部的繼續開發，卻使剝削者取得大量的財物，藉以滿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後，手工業比兩漢大進一步而且繼續進步著的原因在此。這種情形對唐朝說來，自唐中期起，農民破產流亡，農業一直在下降，手工業卻一直在上升，與手工業關係較密的商業也一直在上升。
二 商 業
商業在交易有無、加強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經濟聯繫以及與四鄰各國進行貿易等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商人對農民和手工業工匠，剝削的殘酷，並不次於以皇帝為首的官吏。官與商各有一套剝削方式，韓愈說官商賣鹽事，可以當作一個例。
八二二年，有一個官替唐德宗想括錢法，建議官自
己賣鹽，可以獲利一倍。韓愈逐條駁斥，說，鄉村居民，很少有現錢，他們買鹽，多用雜物交易，鹽商什麼東西都要，也有人一時沒有雜物，先賒貸得鹽，日後償還。這是商人的剝削方式，居民得到一些必需品，僅有的一點雜物卻被商人拿走了。韓愈又說，現在，如果吏人坐店鋪賣鹽，不得現錢，決不敢賣，貧民無錢買鹽，官怎能獲利一倍？又，貧家吃鹽極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鹽，如果官吏按戶強迫買鹽，勢必用威刑逼勒民眾出錢，這樣，到處會發生騷動，對朝廷很不利。這是官府的剝削方式，用威刑要錢，不顧民眾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奪，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盡民眾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獲利，官府用威刑獲利，剝削的範圍，同樣廣泛。商人所憑藉的商品生產者自然是農民和手工業工匠。特別是行兩稅法以後，農民所有的米和絹布，必須先變錢才能納稅，商人因而有更多的獲利機會，商業也就大大發達起來。
下面略述唐時商業的一般情況：
（1）市
兩京市
全國最大的市是西京、東京兩市，兩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條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東有五十四坊，屬萬年縣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屬長安縣管。每坊廣長各三百余步。東市（隋時名都會市）在朱雀街東，西市（隋時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兩坊（兩坊太小，恐有誤）的地面。東市是四方財物的聚集處，有二百二十個行。貴族和官員住宅多在朱雀街東，因之東市商業尤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東市，居民多是浮寄流寓，人口比東市多。
東京市稱為南市（隋時稱豐都市，又稱東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個邸和六十六個行）。南市占兩個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個行，三千 多個肆，四百多個店（《唐律疏議》“居物之處為邸，沽賣之所為店”。旅舍也稱為店，這裏所說四百餘店，當包
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臨德坊，唐高宗對立市。
州縣市
下列諸市，也是較大的市。廣州從來就是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廣州貿易更盛。李肇《國史補》說，“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師子國（斯里蘭卡）舶最大……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熱鬧）。” 《唐大和上東征傳》也說，西江中有波斯、波羅門、昆侖等舶，不計其數。廣州市規模自然遠不及兩京市，但在州市中與揚州同屬第一等。揚州是南北交通的樞紐，江、淮鹽茶漕米和輕貨，先彙集在這裏，然後轉運到關中和北方各地。揚州有大食、波斯賈人居住，多以買賣珠寶為業，朝廷在廣、揚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見揚州也是一個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埠。詩人張祜（唐憲宗時人）《縱遊淮南》詩，有“十裏長街市井連”句，商業大概比廣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晉江，福建泉州市）唐時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癒德音》說，南海外國船來到中國，地方官應優禮相待，嶺南福建及揚州的外國商人，除舶腳（船稅）、收市等外，任其往來流通，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稅率。福建與嶺南、揚州並列，足見泉州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陽，江蘇淮安縣）、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荊州（治江陵，湖北江陵縣）、明州（治鄞縣，浙江寧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稱揚一益二，就是諸州市中揚州第一，成都第二。各縣也有市，如富陽（浙江富陽縣）縣市在縣城西北隅，周圍二裏五十步。鹽官（浙江海寧縣）縣市在縣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鹽亭縣》（四川鹽亭縣）詩：“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縣市商業，一般比州市小，山縣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離州縣城較遠，在交通便利的地點因商業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稱為草市。陳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縣》（四川崇慶縣）《建德草市歇馬亭並天王院等記》，可以說明草市的情形。《記》中說，從前商人往來，苦無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鄉立起一個草市。現在旗亭旅舍，屋屋相連，珍貴的貨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備，成為興盛的商業區。《唐會要》載德州安德縣（山東陵縣）與齊州臨邑縣（山東臨邑）接壤處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裏說，凡江、淮草市，都設在水路兩旁，富室大戶，多住市上，近十幾年來，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搶劫，只有三年遭兩次劫，沒有一個五年得安。唐人詩文和小說中，多說到草市，想見州縣市以外，還有為數更多的草市存在。這種草市與當地的大莊主有關係，杜牧所說富室大戶，就是兼營商業的大莊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廟會
某地有大集會，商賈來會地出售貨物，稱為行市。嶺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間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廟定期舉行交易，稱為廟會，性質與行市相似。
自兩京到鄉村，都設立大小不等的市，說明唐朝有比較發達的商業。
（2）行
同業商店的組織稱為行，行有行頭。《周禮》地官司市職：“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劃分市地成行列，同類的貨物陳列在同一行列內稱為一肆。一肆立一肆長，賈公彥疏說，“若今（唐時）行頭者也”。肆長由司市指派，是服徭役的性質，並非官吏。唐時行頭也是服徭役的商人。從春秋戰國時期的記載中，市確是劃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傳》襄公三十年），“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次”（《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史記•循吏•孫叔敖傳》），“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外物篇》）。這裏所說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漢書•食貨志》“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班固《西都賦》“九市開場，貨別隧分”，左思《吳都賦》“混品物而同廛”。這裏所說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戰國以下，儘管名目不一，市上同業商店開設在同一地點卻是定制。隋、唐時肆專指各個店鋪，行是若干同業店鋪的總稱。隋豐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數增加，顯示唐商業比隋更盛。行有行頭，又有牙人（也稱牙子、牙郎、牙儈）。牙人招攬買賣，協議物價，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時也使牙人出面。
諸書所記行名，有金銀行（又稱金市）、鐵行、太衣行、絹行、織縐錦行、秤行、肉行、魚行、藥行、鞦轡行等。以此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種類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長生藥，道士獻藥方，內開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藥行尋找，所有藥店都說沒有。一個大官要用白牛頭作藥，果然在肉行買到。大抵難得的物品，在行裏總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開出的那種藥方，藥行才無法供應。
行是商店的組織，自然也是商人的組織。為商人製造物品的工匠，附屬于商人，本身並不組織成行。如果工匠自己製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為有商人身分。唐時手工業工人沒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為主、工匠為從的商業組織。隋、唐以前，行的意義僅僅是同類的貨物須在市上同一地點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絕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權利，例如織宮錦巧兒李某，要求加入織錦行，行中人藉口如今花樣與前不同，拒絕李某入行，顯然，行有行會的性質，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對政治、經濟、文化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唐國內水陸交通暢達，就在許多地方被割據的唐後期，交通仍保持暢達狀態，這給商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陸路交通——全國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分為四條幹線。東路自長安經洛陽至汴（河南開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長安至岐州（陝西鳳翔縣）以至成都（中唐以來改由郿縣經漢中入成都），夾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豐足，每店備驢供客租用，稱為驛驢。南路自長安至荊（湖北江陵縣）、襄（湖北襄樊市襄陽城），再南入長沙經廣西達交州。北路自長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關至范陽（北京市），或沿黃河東進轉北，沿現在的京廣線至范陽。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遠行數千里，無須帶兵器。上列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樞紐，從這些樞紐再到其他城市，同樣安順。例如出西京安遠門，西到涼州（河西節度使駐在地，甘肅武威縣）再西到西域諸屬國凡一萬二千里，沿路有驛，供行人酒肉。
以上陸路交通是安、史作亂前情形，安、史作亂後，行路有時會遇到危險，但交通並未阻塞。唐玄宗時，張九齡開鑿大庾嶺路，唐憲宗時，陸庶開福建陸路四百餘裏，兩條新路的開闢，主要是為商業上的便利，想見其他地方也會有新開闢的商路。
水路交通——東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運多用船舶。唐憲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災，穀價上漲，有人主張平抑穀價，觀察使盧坦說，宣歙地狹穀少，一向依靠外地輸入，如果抑價，商船不肯來，糧食將更困難。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運的作用自然更大。長江中大船，載重量不超過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駕駛工數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來往一次，獲利很大。凡是大船都為富商所有，他們以船為家，居柂樓下，奏樂歌舞，使喚婢僕，生活非常安適。至於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謀生，大抵從事商業或運輸業。
水陸交通以揚州為中心，通濟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總幹線，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所有公家運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濟渠。《元和郡縣圖志》說“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來自江、淮，唐朝人特別感到通濟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關中，漕運有三門砥柱的險阻，從洛陽運米到長安，漕船多在三門峽覆沒，一斛能送到八鬥，就算是最好的成績。改走陸路，兩斛要運費一千文。民間苦於漕運，有鬥錢運斗米的謠諺。唐高宗以後，朝廷經常想開鑿砥柱，暢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關中的朝代，三門為害，漕運不暢，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陸驛——兵部屬官有駕部，專管驛務，全國有官
驛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七），其中水驛（備有船隻）二百六十所，陸驛（備有馬驢）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陸相兼驛八十六所。陸路上一般是三十裏設一驛（不在通路上的驛稱為館），每驛有長，管理本驛，招待旅客。官驛館在全國交通線上普遍設立，對商業有很大的便利。
對外海陸交通——唐朝前期國勢強盛，威力遠被四方，中期以後，仍保持大國聲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暢達無阻。《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所錄有關海外諸國的記載，為數不少，唐德宗時宰相賈耽著《皇華四達記》十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最為詳備。《新唐書•地理志》采賈耽書，敍述唐與外國交通最重要的路線凡七條，五條是陸路，兩條是海路。陸路：（一）自營州（河北昌黎縣）入安東道；（二）自夏州（陝西橫山縣）通大同雲中道；（三）自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東蓬萊縣）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二）自廣州通海夷道。所謂海夷道，就是從廣州出航，經越南、馬來半島、蘇門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錫蘭，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國）。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業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國在兩漢時已是航海大國，到唐朝海路走得更遠，比兩漢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4）對外貿易
《唐律疏議》引《關市令》，說：“錦綾、羅縠、綢絹、綿布、犛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西邊、北邊外諸鄰國，向來有侵擾邊境的慣習，唐禁止鐵出關，顯然是防止鑄造兵器。其餘禁物，衣料是要控制進關貨物，目的在換取以馬匹為主的各種牲畜，真珠、金、銀、犛牛尾，國內稀少，不願外流。少府監屬官有互市監，在邊境上掌管外國貿易，可見唐對西北邊市，商業與軍事兼顧，不許商人任意謀利。
從南方海路上來通商的各國，都是遠國，不會發生軍事行動，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廣州設市舶使，專管收稅，外國商人，只要不違犯唐法律，貿易往來，完全自由。中國商人到外國通商，也很發達。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記》說，唐時中國海船特別巨大，波斯灣風浪險惡，只有中國船能夠航行無阻。阿拉伯東來貨物，都要裝在中國船裏。當時中國船稱雄海上，也就意味著中國對外通商的繁盛。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絲織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進的資格受國際市場的歡迎。埃及開羅南郊福斯他特遺址，發現唐至宋初的瓷片數以萬計，敘利亞沙瑪拉遺址發現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納巴特遺址也發現唐瓷片。可以設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貨。婆羅州北部沙撈越地方，發現唐朝人開設的鑄鐵廠，據當地考古學者的論證，鑄鐵技術自中國傳入，對當時還在銅器時代的社會，起著推動作用。依據這些事例，唐朝高度發展的手工業產品和技術，通過商人曾對海外諸國作出了貢獻。
（5）大商業和商人
唐時商業多至二百餘行，每行總有較大的商店。據現有材料看，最大的商業當是放高利貸的櫃坊。櫃坊又有僦櫃、寄附鋪、質庫、質舍等名稱，類似後世的當鋪。唐德宗借長安富商錢，僅得八十余萬緡，搜括僦櫃的錢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萬緡，足見櫃坊是大商業。櫃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錢帛、粟麥。錢，一部分是櫃坊自備的資金，一部分是別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裏說：自今以後，如有入錢買官，納銀求職，發覺後，錢物沒收。櫃坊明知事情，代為隱瞞，不來告發，要嚴加懲罰。因櫃坊資金大，有錢人願意寄存錢財，櫃坊又兼似後世的錢店。錢以外的帛、粟、麥，是農民借錢的抵押品。櫃坊剝削的主要對象，仍是農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詔說，近來公私放債，取利息頗多，自今以後，天下放債或收息，私人只許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規定四、五分，實際收息當高於規定。
開設櫃坊的人，自然是巨富，還必須與權貴有關係。長安大商小販多列名神策軍籍。求官人通過櫃坊等富商向宦官買官職，宦官也通過櫃坊等富商成為工商業者的政治代表。
次於櫃坊的大商業有鹽商、茶商及波斯珠寶商。八八○年，侯昌業上書斥責唐僖宗和田令孜，說“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櫃坊，全城般（搬）運（藏匿財物）”。楊師立《數陳敬瑄十罪檄》裏說，“搜羅富戶，借彼資財；抑奪鹽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戶及胡商的貨財，鹽鐵轉運使高駢上書阻止，說，“天下‘盜賊’（指黃巢等起義軍）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奪取。田令孜強奪富商，失去作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與富戶胡商的關係，高駢卻說得很清楚，即這種人受朝廷保護，與官吏相輔而行，刻剝民眾使陷於饑寒的絕境。黃巢在廣州為什麼殺胡商，理由就在這裏。
隋煬帝時商業已很發達，唐高祖時富商鄭鳳熾（一作鄒鳳熾，說是唐高宗時人），家產不可計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與權貴往來，勢傾朝市。曾對唐高祖誇富說，終南山上每株樹掛絹一匹，山樹掛滿，我家裏還有餘絹。這種記載未必可信，鄭鳳熾是隋、唐間巨富，卻是事實。唐太宗時，安州（湖北安陸縣）人彭通獻布五千段供攻遼東軍費，賜文散官宣義郎（從七品下）名號。唐高宗時，安州人彭志筠願獻出絹布三萬段助軍費，賜奉議郎（從六品上）名號。武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內殿賭博。唐玄宗時，京城富商王元寶，被稱為天下至富，也稱為王家富窟。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來往，但除兩個姓彭的人，得低級文散官名號，其餘都沒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時辛替否《陳時政疏》說“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勢，更便利於剝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士族稱為清流，作官稱為清資官，不許兼營商業，工商算是賤業，不許入仕。隨著宦官勢力的興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漸消失；另方面，士流兼營商業，在開元年間開始，此後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漸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剝民眾的力量，同時，也加劇了宦官與士流的衝突。下面舉出士流兼營商業的事例。
《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當是上字之誤）清資官置客舍邸店車坊。詔書說，近聞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東西兩市及近場（市場）處廣造店鋪出賃，妨害商賈的利益。自今以後，凡出賃店鋪，每間每月賃費，不得超過五百文，依法令清資官不許置產，已造的店屋准許出賣。開元末年，朝政已極腐朽，這種詔書，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謂高尚，並不求有實效。唐肅宗女政和公主，經營商業，獲利逾千萬。千萬當是萬緡錢，她在短期內成巨富，自然是憑藉貴族勢力。其他官員勢力較小，獲利也會少些。商業與官勢相依附，才能獲更多的利，是很顯然的。唐代宗時，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官不得與商人爭利，在揚州所設邸店，一概禁止。原來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託名軍用，派人到揚州開設店鋪，經營商業，官勢再加軍勢，不僅普通商人受損，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敵。唐代宗下令禁止，據《唐會要》說，諸道的店鋪“至是乃絕”。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擁護，但地方長官勢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暫時的禁絕。
京城大商業多使用地方長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時起，節度使多從神策軍大將出身。大將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鉅款，送給中尉，到方鎮後，儘量搜括，償還本息，自身還私蓄一大批錢存放在商店。足見唐中期以來，極大部分的錢是在神策軍系統的內外各級軍官手中。士流也不放鬆商業利益，唐武宗《赦文》裏說聽說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歸根說來，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剝削民眾以外，還利用商業作為另一種剝削手段。商業特別是高利貸業和奢侈品業的興盛，正說明民眾生活的極端貧窮和合流了的官商貪得無厭。
京城有大量的方鎮存款，大商業也多是方鎮所經營，因此，唐憲宗時，出現一種稱為“飛錢”或稱為“便換”的匯錢法。商人在京城，送錢到諸道進奏院（駐京辦事處）及諸軍、諸使、富家，自己輕裝出京，在當地憑券取錢，購買貨物，運回京城。飛錢法可免帶現錢行路，對商業大有便利處。朝廷想取得飛錢的利益，令商人到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官收匯費一百文。沒有一個商人肯來三司飛錢，朝廷只好允許免收匯費，結果還是沒有人肯來。飛錢是官商合流的產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錢，不準備再付出，自然不會得到商人的信任。
漢、魏以來的士族制度，唐朝還保持著，到北宋才廢除，這在科舉制度裏表現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繼續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業比前朝有很大的進步，商業也比前朝發達。手工業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有益的作用，商業的發達刺激著手工業進步，也加強著各地區的經濟聯繫，但官商合流卻使官僚和商賈都增加了剝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農民。自唐中期起，農民破產流亡愈來愈普遍，反之，莊田和商業一直呈現殷富氣象，顯然，官商的殷富是從農民的窮困中得來的。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