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時期的文化

第五節 十六國時期的文化


　　一 佛教


　　十六國時期，黃河流域是現實的地獄，是充滿著戰爭、災禍、死亡、毀滅等等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生活在那時候的人，無論是得勢處於統治地位的那種人，或者是失勢被蹂躪的那種人，都看不出自己有什麼可靠的出路。那時候的人經歷著忽興忽敗忽生忽死十分無常惡夢般的境地，自然而然地要發生迫切的問題：救星在那裏？為什麼是這樣？少數族豪酋據中原稱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匈奴族靳准所謂“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足以表達這些帝王的怯弱心理。他們希望獲得一種根據來壯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膽，但是，在漢族傳統的文化裏是找不到的。他們也希望獲得一種神奇的法術來幫助自己取勝，但是，儒學玄學裏沒有這種法術，連興妖作怪的道教在當時也還不敢自誇有大法術。這些製造現實地獄的帝王和他的隨從者固然迫切地想尋找救星，淪陷在地獄中遭受無邊苦難的各族民眾，當然更迫切地要尋找救星。救星在那裏，成為整個地獄中人的共同問題。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釋的遭遇，任何人都可以隨時碰到。“天道福善禍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一類訓條，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已經發出“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的疑問。特別是在大亂的時候，一切疑問更集中地表現出來。為什麼是這樣，也成為整個地獄中人的共同問題。這兩個問題，使得利害抵觸的各種人群，同樣都看不出什麼是自己的出路。

　　佛教給各種人群送來了一條共同的出路。它有神不滅說和因果報應說，它有人死後受公平賞罰的天堂和地獄，它有神通變化的法術，它有豐富的唯心主義哲學，這樣，人人都找到自己的出路了。因果報應說尤其是解答問題的關鍵。釋慧遠因有人懷疑善惡沒有現驗，特作《三報論》。他說，報應有三種：善人惡人當身受報，叫做現報。善人惡人當身不受報，來生一定要受報，這種報應叫做生報。比如說，現在的善人受了惡報，現在的惡人受了善報，因為現在的善人前生是惡人，現在的惡人前生是善人。還有一種叫做後報。一個人做了善事或惡事，要經過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到報應。有了這三報，還有什麼事可以懷疑的呢！佛教和其他宗教幻化出各式各樣的靈魂世界，主要是用來誘騙現身受苦受難的民眾，教他們安心受苦難，準備來生受善報以至登天堂。漢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學說，都以一生為限，不講前生與來生，在這一點上，比起那些宗教來，應該說是屬於唯物論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這一點上，被外來的佛教取得喧賓奪主的優勢。石虎尊敬佛圖澄，大興佛教，有一次，東晉軍來攻伐，石虎不利，發怒說，我奉佛供僧，卻來了晉寇，佛有什麼用。第二天，佛圖澄見石虎說，你前生是個大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設大會，預會的有六十個羅漢，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有一個得道的人預言過：這個施主後身要在晉地作帝王。現在你果然做了皇帝，難道不是前身奉佛供僧的好處麼？石虎聽了這套鬼話很喜歡，顯然胡人做中原帝王是有根據了，並且這一生奉佛供僧，下一生做皇帝更可靠了。懷著怯弱心理做帝王的人，對什麼小乘大乘那些佛教哲學都無所謂，真正感興趣的就是因果報應和神奇的法術。

　　石勒石虎尊奉佛圖澄，受苦受難的民眾，不少人削髮出家，求佛圖澄的保護。石虎感到不利，提出無爵秩的百姓是否有權奉佛和百姓為避役（兵役徭役）奉佛，是否需要審查兩個議題，令群臣詳議。王度等依據漢魏舊制，主張凡漢人一概不許到寺廟燒香禮拜；上自官員，下至役隸，也一概不許拜佛；凡趙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還俗。這是漢族傳統文化對外來宗教的排斥，當然要引起佛圖澄等人的反攻，石虎終於順從佛圖澄，下令說，我不是漢族人，做了中國的皇帝，理應兼奉中國神和外國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漢族人）、趙（羯族人）、百姓（漢族人）願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許出家做和尚。石虎下了這道命令，佛教才真正發展起來。當時佛寺大抵是由下列三種人構成的。

　　寺主——《十六國春秋•石虎傳》說“是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這裏所謂百姓，就是有錢有勢的官員和豪強。他們出錢造寺廟，一方面為求來世的福，一方面為獲當前的利。有了寺廟，寺主可以得到信徒的佈施，可以役使下級僧眾。勢家豪姓向來占民戶作自己的蔭戶，十六國時尤甚，例如前燕慕容時王公貴戚占民戶為蔭戶，至少在二十萬戶以上。不過，這和國君有利害衝突，要保持蔭戶也不是沒有困難的。寺主役使下級僧眾，實際是變相的佔有蔭戶，形式上卻是奉佛供僧，不違國法。因此，出家的寺主或不出家的寺主（如石虎的官員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都是大地主的一種。

　　道人——道人也稱道士，是通曉佛教哲學的僧人。這種人多出身于寒苦的士族，鑽研佛學，以傳教弘法為出路。他們可以作寺主的重要輔佐，也可以上升為寺主。不論他們是貧僧還是富僧，都屬於地主階級。

　　下級僧眾——勞苦人民在經濟總崩潰時期，物質的解救是絕望的了，他們追尋著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質的解救。佛教的那一套正好給他們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或者說，正當他們痛苦呻吟窮而無告的時候，佛教送來了鴉片煙，不難想見，很多人願意接受這種麻醉品。他們進入寺廟，不能不勞而食，當然要受寺主的役使，不過，比起普通民眾來，有免稅免役的權利，在物質上也算是找到了出路。下級僧眾對寺主是變相的蔭戶，對民眾卻是剝削者欺騙者的助手，雖然他們的出家，是由於暴政的驅迫，但既為僧眾，就不再是普通民眾的一部分。

　　石勒石虎是十六國時期最著名的暴君，尤其是石虎，比猛虎還兇猛得多，可是佛教正通過二石的兇殘才開始大放光明，足見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會的黑暗為基礎，社會愈黑暗，宗教愈光明，反過來，社會愈光明，宗教愈暗淡，一直到完全消滅。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黑暗面總是存在的，因之宗教也總不會失去它的基礎。

　　十六國時期佛教盛行，與三個大僧人的傳教關係極為密切，下面略述三個大僧人傳教的事蹟。

　　佛圖澄——佛圖澄能背誦數百萬字的經卷，並精通文義，是一個傑出的佛學者。西晉末，到中國傳教，恰好遇著大亂，給佛教開闢了暢通的道路。西晉在大亂前，士族中有認為名教中自有樂地，對鬼神主張敬而遠之的儒學派，又有放浪形骸縱情享受主張無鬼論的玄學派、儒學派與佛教對立，玄學派採取佛經中某些哲理作清談的輔助，並不信仰佛教。高僧如竺法護，只能專力譯經，供玄學派的採取。當時佛教是玄學派的依附者，想獨立發展是困難的。到了十六國，儒學自保不暇，對外來宗教失去抵抗力，玄學隨著高級士族遷徙到江南，這才給佛教以獨立發展的機會。佛教獲得普遍的信仰，首先依靠它的法術。佛圖澄是法術的能手，自稱已經活了四百多歲，自稱能念神咒役使鬼神，自稱在手掌上塗些藥物，能見一千里以外的事情，自稱能聽鈴聲，從鈴聲中得知吉凶。一句話，佛圖澄是個十分機智的大騙子，石勒石虎兩個虎狼般的凶人，也被佛圖澄騙得心悅誠服，願意出大力來提倡佛教。荒唐無稽的報應和奇異莫測的法術是傳播佛教的重要條件，法術尤其是使人信服的先決條件。石勒召見佛圖澄，先問佛道有何靈驗，佛圖澄當場玩了一套魔術，石勒居然信服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樣，為要取信於愚昧的人，總少不了使用各式各樣的欺騙手段。這種手段蓋上莊嚴神聖的裝飾，就被稱為法術或道術。

　　宗教僅僅依靠法術，還不能俘擄所謂有知識的人。它必須有哲學來闡發教義，使人們滿足知識上的要求。佛教的哲學豐富深廣，宗派眾多，唯心主義的各種門道幾乎應有盡有，足夠引導墜入這個知識深淵裏的人，各從所好，愈鑽愈深，永遠安居在虛幻的內心世界，自以為極樂。佛教有了這一類人，傳教才有骨幹，愚昧人群因法術而發生的信仰才能鞏固。佛圖澄對石勒石虎這群愚昧人專用法術，對所謂有知識人則傳授哲學，培養了大批中國名僧，其中以釋道安為最傑出。法術與哲學是佛教流行的兩輪，缺一不行，佛圖澄善於利用兩輪，因而成為佛教的重要人物。

　　釋道安——士族出身，十二歲出家。遊學至鄴，得佛圖澄的賞識，被提拔為大弟子。道安是擺脫對玄學的依附關係、使佛教哲學獨立傳播的宣導人。東晉習鑿齒說，道安“無變化技術可以惑人”，足見他專力傳播佛圖澄的哲學部分。道安在北方傳教多年，有弟子數百人。三六五年，道安率徒眾往東晉境內傳教，到新野分出一批人往揚州等地，自己到襄陽。前秦苻丕圍攻襄陽，道安又分散徒眾往各地傳教，東晉名僧慧遠就在這次分散中到荊州。苻丕攻下襄陽，道安到長安，大為苻堅所尊信。道安一生傳播佛教哲學，從此佛教在思想領域內以獨立的姿態流行於中國全境。佛圖澄主要用法術惑人心，道安主要用哲學醉人心，佛教兩輪的哲學輪，到道安才成為有力的一輪。

　　鳩摩羅什——鳩摩羅什天竺人，生在西域龜茲國。幼年通小乘學（主要講有學）。後來又通大乘學（主要講空學），名震西域。道安聞名，勸苻堅迎鳩摩羅什來中國。苻堅本有用兵西域的意圖，派大將呂光率兵七萬攻西域諸國，順便取鳩摩羅什。前秦亡後，呂光據涼州，鳩摩羅什在涼州閑住十餘年，精通漢族語文。姚興滅後涼，鳩摩羅什到長安。長安在苻堅時，道安等眾多名僧聚會在一起，已成傳教譯經的中心地。姚興時佛教更盛，鳩摩羅什到來，群僧有主，佛學達到十六國時期的最高峰。

　　鳩摩羅什主要事業是翻譯經典。以前胡僧譯經因不甚通達漢語，文句多晦澀難懂。鳩摩羅什改直譯為意譯，文句接近漢語，義理依據梵本。他臨死時發誓說，如果譯文不失大義，死後焚身，舌不壞爛。可見他對翻譯的忠實是很自信的。鳩摩羅什在長安譯經三百餘卷，《晉書•載記》說“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新經文美義足，在文士群中便於流傳，佛教影響愈益擴大。

　　佛圖澄的法術，道安的傳教，鳩摩羅什的譯經，合起來為佛教奠定了大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 藝術、音樂

　　

　　漢族傳統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優良特徵是征實，它的缺點是想像力不很豐富。古代傳下來的神話不多，就是缺少想像力的一個明證。一切神話，是在想像之中，借想像之力，去克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並給自然力以形象化的東西。這種東西對事實來說，自然是一片荒唐話，但對藝術來說，恰恰是藝術的寶庫和園地，沒有豐富的神話，或者說，沒有無邊的幻想，要發展藝術是困難的。佛教擁有成套成堆的神話，傳到中國來，可以補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藝術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國古代規模宏大的藝術作品的產生，和佛教是分不開的。北魏統一中國北部，從竭澤而漁得來的物力足以創造這種大作品，但在十六國時，較小規模的創造也已經開始。北涼沮渠蒙遜在山崖中大塑佛像，《十六國春秋》說這些佛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足見塑像藝術很高。又說，泥塑佛像中有個土聖僧，身裁同人一樣高，從遠處望去，土聖僧總在行動，走到近處看，便靜止不動。這個神話也說明塑術的高妙。

　　經十六國大亂，漢魏相傳的音樂散失了，西方音樂正可以填補這個空隙。三四八年，天竺送給前涼音樂一部，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圓鼓、都曇鼓等，樂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後涼呂光通西域，獲得更多的樂器（其中有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樂器）和歌曲。涼州在當時是北中國保存漢族傳統文化最多又是接觸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區。西方文化在涼州經過初步漢化以後，再向東流。音樂也是這樣，隋燕樂九部，唐燕樂十部，除清商樂巴渝舞兩部是漢魏舊樂，高麗樂來自東北，其餘全是西涼樂和西方諸國樂，涼州樂的曲調尤為流行。

　　

　　三 文學

　　

　　十六國長期戰亂，文學幾乎絕跡。這不是說沒有人作些詩賦，而是說缺少著名的作者。雖然如此，還有悲壯的《壯士之歌》和奇巧的《璿璣圖詩》兩篇遺留下來，也不妨說是以少為貴了。

　　陳安出身農民，西晉喪亂，據秦州（治天水，甘肅天水縣），自號秦州刺史。陳安力大善射，又和部屬同甘苦，深得民心。隴上氐羌都來歸附，有眾十余萬。三二四年，陳安與劉曜大戰，陳安戰敗被殺。劉曜徙秦州楊、薑等大姓二千余戶到長安，氐羌也被迫投降劉曜。陳安代表漢人和氐人羌人反抗匈奴壓迫者，死後，隴上人想念他，為作《壯士之歌》。歌末四句是“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呵呵嗚呼奈子何，嗚呼呵呵奈子何”，流露出深厚的情感。這首歌可以表現當時被壓迫各族主要是漢族對壓迫者憤怒對反抗者同情的普遍心情。

　　苻堅部將竇滔鎮守襄陽，竇滔妻蘇若蘭年二十三，被留在家裏，用五彩絲織成一幅錦字回文詩，寄給竇滔。全幅橫直各八寸，二十九行，每行二十九字，凡八百四十一字。按各種讀法，可得各體詩二百餘首。竇滔得詩，歎為“妙絕”，送走善於歌舞的寵妾趙陽臺，迎蘇若蘭到襄陽。蘇若蘭寄詩時說，我的詩自成語言，只有我的丈夫能懂得。用限制極嚴的形式，表達多樣家常生活和夫妻間情愛，技術上是很奇巧的。武則天稱為《璿璣圖》，撰文說“縱橫反覆，皆為文章（詩），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可稱確評。不過，技術上的奇巧，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學，只有丈夫能懂的語言，文學價值也就很有限了。蘇若蘭所著文詞有五千多字，《璿璣圖詩》因奇巧得傳。

　　

　　四 儒學

　　

　　佛教可以欺騙廣大勞苦民眾，少數族統治者自然樂於利用，但儒學是漢族地主階級傳統的政治工具，要和士族合作來建立國家，廢棄儒學，專行佛教，事實上是行不通的。劉淵劉聰劉曜都是漢化的匈奴人，他們所用文臣，多是匈奴族漢族的儒生，在漢國前趙國，儒學保持獨尊的地位。石勒石虎漢化較淺，容易接受佛教，可是並不放棄對儒學的利用。石勒在襄國立太學，又增設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十幾所小學，太小學各置博士教授五經。石勒受禮教的影響，下令禁止國人（羯人）報嫂（兄死，弟娶嫂為妻）、居父母喪時仍行嫁娶等舊俗。石虎令郡學增設五經博士，又令學博士到洛陽寫石經，優禮天水名儒楊軻。石虎雖然昏虐無道，但是懂得怎樣利用儒學和佛教。前燕慕容氏漢化最深，前燕專用儒學，不行佛教。前秦苻堅大興學校，每日親到太學，考核諸生經義的優劣。在王猛當政期間，恢復魏晉士籍，凡“正道”（儒）“典學”（經學）以外的左道異端一概禁止，談老莊圖讖之學的人處重刑，佛教也受到限制不得流行。王猛死後，苻堅才傾向佛教，攻破襄陽得釋道安，備極尊崇，長安成為儒佛並盛的重鎮。後秦姚興時，儒學更盛，學生多至一萬數千人。小國中前涼儒學最盛，敦煌因遠在邊境，兵禍較輕，財力殷富，因而儒學尤盛。在前涼，如宋纖有弟子三千余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學宮讀書，博通經傳，開門授徒，有弟子二千余人。在西涼，如宋繇讀書數千卷，劉昞（音丙 bǐng）著書多種，有學徒數百人。在北涼，如闞闞駰撰《十三州志》。敦煌是涼州文化的中心。敦煌儒生保持東漢以來的今文經學，多擅長陰陽術數圖讖之學，儒生以外，還有不少擅長技藝的人。如索丞善於彈箏歌唱，悲歌能使歡樂人掉淚，改換歌調，能使掉淚人歡樂起舞，當時號為雍門調。又如張存善針術。張存有奴常常逃走，張存用針刺奴，使腳縮不能行動，要使用時，用針刺便能動。敦煌是佛教流入內地的第一站，在這個站上，有今文經學以及音樂醫藥各式各樣的接待者，賓主間有氣味相投處，利害上又不發生什麼抵觸，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備著順利接受的條件。

　　因玄學的興盛，儒學在西晉時已進入衰運。十六國時佛教盛行，儒學又受到更大的壓力，儒生只能傳授經學，不敢反對佛教。東晉儒學對佛教還有些抵抗，十六國儒學比起來顯得更衰落了。不過，儒學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義，維持封建秩序的禮制，總必須依據儒學。

　　

　　簡短的結論

　　

　　自二九一年，西晉賈後專權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統一中國北部止，前後一百五十年的長期戰亂，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黃河流域遭受幾乎徹底破壞的黑暗時期。二八○年至二八九年號稱天下安業的太康年間，恰恰成為長期大戰亂爆發前可怕的暫時寂靜。

　　晉武帝統一中國，是東漢末年以來的一個進步，他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統一和人民的積極性措施，也應該予以肯定。但是，他至少做了兩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戰亂的導火線。第一是西漢景帝以後，皇子受封為國王，除在國內收取規定的租稅，並無其他權力。曹魏設禁尤為嚴厲，國王等於囚犯。晉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為國王。國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國內是實在的統治者。這種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漢景帝以前的狀況。第二是曹魏嚴防外戚干預政權，糾正了東漢外戚宦官相互爭奪的慣例。晉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東漢的狀況。歷史是前進的，那怕是極遲緩的前進，倒退一定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司馬氏收買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司馬氏集團，奪取曹氏政權。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對另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的曹氏集團充分使用了險詐殘忍的手段，對本集團則儘量縱容優待，換取這些人的擁護。統一中國後，朝廷上新氣象很少，相反，險詐殘忍貪污腐朽的氣氛更濃厚了。

　　執掌政權的高級士族由司馬氏諸王公、外戚、高門（大臣和名士）組成。這群人中間，外戚與諸王公、外戚與外戚、王公與王公有複雜的利害衝突，高門與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級士族和中下級士族間的利害衝突。

　　在高級士族的貪暴統治下，西晉社會間存在著三個亂源：第一，被高門壓抑的中下級士族投奔諸王公、外戚和少數族豪酋，企圖突破門閥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貴。高級士族和少數族豪酋（石勒是農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階級中作亂的階層，中下級士族是地主階級中助亂的階層。作亂者和助亂者都急於乘機動手，大戰亂就在這些人的活動裏接連爆發了。第二，居住邊境上和內地的少數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從遊牧轉化為農民，當然是願意安居樂業的，可是，西晉統治者的殘酷壓榨，迫使少數族農民不得不尋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這種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從反晉戰爭引導到各族間混戰。第三，漢族農民被西晉統治者壓榨，大量流亡。在蜀地，流民發動了起義。在黃河流域，因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晉，有些隨從乞活帥反抗匈奴軍，有些投靠塢主壁帥（豪強大姓）守地自衛，有些逃到邊境外依靠遊牧族的豪酋。這種混亂分散的情況，使得農民不能組成龐大有力的起義軍，同時也就助長了非漢族豪酋和漢族豪強大姓的割據勢力。

　　二九○年外戚楊賈兩姓爭權之亂，促使各種矛盾開始爆發了。從而引起三○○年開始的諸王混戰，再從而引起三○四年開始的劉淵起兵反晉，到三一六年，西晉朝廷完全覆沒。從此，以反晉為名的戰亂轉入五個少數族豪酋相繼混戰的階段。

　　匈奴族羯族表現破壞性最為猛烈，鮮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政治比較良好，黃河流域人民得到暫時的喘息。前秦敗亡後，在前燕、前秦及前涼舊境內，紛紛出現許多割據小國，這時候鮮卑拓跋部強大起來，逐漸消滅這些小國，統一了中國北部。

　　在長期戰亂中，漢族人民鍛煉了堅固的民族性。冉閔對羯人的報復，苻堅的攻晉大敗，姚泓的戰敗被俘，都是漢族人民不願接受非漢族人的統治，有機會就要推翻它的顯例。

　　由於五個少數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國土地上的統治地位，本來居住在偏僻山谷裏和居住在邊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進入統治區內的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勢以後，他們也就逐漸和漢族融合了。

　　西晉高級士族過著極度腐朽的生活，極度腐朽的玄學思想得以發達起來。十六國時期，社會變成現實的地獄，宣揚天堂樂趣的佛教得以廣泛流傳。佛教能麻痹勞苦群眾的鬥爭性，因之從石勒石虎開始，統治者利用儒學以外，更著重地利用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