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經濟

第二節 北朝的經濟


　　曹丕《典論自敍》描寫東漢末年大亂的情形時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都大興義師，討伐董卓。董卓遷都長安，山東呈現割據狀態，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守）城邑，小者聚阡陌（鄉間），互相吞滅。凡是朝廷的統一勢力衰退，地方的割據勢力便顯著地勃發起來。佔據幾個郡國和佔據縣城的大中割據勢力，終究要被更大的勢力吞滅掉，至於鄉間的割據勢力，在保衛本鄉本村的名義下，是會得到本地民眾的支持的，它為數極多，任何大的勢力也不能逐個予以消滅，因此，鄉間割據勢力是一個持久的割據勢力，其中有些大姓強族，勢力足以影響州、郡、縣甚至影響全國，並不局限在一鄉一村間。

　　西晉末至隋統一，前後將近三百年的戰亂，鄉間割據勢力愈益鞏固，並且起著多種的作用。這裏先舉例說明戰亂地區存在著大量的塢、壁、壘、堡等自衛小城。

　　十六國大亂開始時，漢人就用塢壁來自衛。三○八年，劉淵部將石勒等七人掠魏郡汲郡等地，攻下五十餘壘，收壯健人五萬為軍士。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所屬郡縣堡壁百餘，軍隊擴充至十余萬人。三一○年，石勒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三一二年，石勒南侵被晉兵擊敗，自葛陂（河南新蔡縣北）北還，沿路民眾都堅壁清野，石勒軍擄掠無所獲，餓得人相食。到枋頭，攻破向冰的壁壘，才得到糧食。三一○年，劉淵部將王彌劉聰等攻掠梁、陳、汝、潁間，陷壘壁百餘。三一五年，劉聰部將曹嶷攻掠齊魯間，陷郡縣壘壁四十餘所。東晉祖逖北伐，譙郡有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為塢主，樊雅歸附祖逖，祖逖得進駐譙城。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被祖逖擊敗，投降石勒。祖逖進至陳留，沿河諸塢，先前已降附石勒，祖逖允許兩屬，塢主都感恩，真心幫助祖逖，黃河以南諸塢，多叛石勒歸附祖逖。從這些事例裏，可知塢壁是自衛性質的軍事組織，有戰亂的地方，到處都存在著。它們對強大勢力表示降附，繳納一定數量的賦役；強大勢力無法消滅它們，也只好承認它們保有一定程度的獨立。大小塢壁間的吞併和小塢壁附從大塢壁，在一個地區內形成以一個強大塢壁為首的塢壁群。大小塢壁的首領，實質上無異於早期封建社會的公侯伯子男，最強大的首領就是霸主，漢魏以來的名門望族，常常被公認為這種霸主。這是大量的封建割據，不過，在戰亂的情況下，勞動群眾從塢壁多少得到可能有的保護，多少能夠抵抗落後族的武裝擄掠，應該說是含有一些積極意義的割據。從十六國到隋統一，這種割據形勢總是存在著，並且基礎鞏固，成為北方社會重要的組織形式。

　　魏太武帝時，崔浩力主恢復五等封爵制，與同僚論五等制與郡縣制的是非，指責秦始皇漢武帝的錯誤，同僚們都欽佩崔浩的好古識治。北方社會實際通行的是強有力的割據制，地方官權力受割據者的限制，官威不能很高。崔浩依據這種實際情形，所以主張廢郡縣，要朝廷承認割據者的合法性，給予五等封爵。同僚們認為崔浩識治，也就因為他認識這種實際情形。崔浩的主張，顯然與魏朝廷的利益不相容。郡縣制的存在，表示魏國是統一的，是鮮卑人統治的國家，不是漢人割據的國家。魏太武帝殺崔浩並大殺與崔浩通婚姻的高級士族，這也是一個原因。葛榮作亂，趙郡大姓李元忠率諸李數千家，築壘自保，屢次擊退葛榮的進攻。葛榮用全力圍攻，捉獲李元忠，但也不敢殺害。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私兵）千余人，馬八百匹，武裝齊備。高氏是冀州大姓，高季式的部曲，給養自然是從高氏保護下的勞動群眾取得。其他大姓如冀州劉姓，清河張姓、宋姓，並州王姓，濮陽侯姓，一姓將近萬家，勢力盛大。依據上列事例，將近萬家的大姓到幾十家幾百家的小塢小壁，是北方漢族的主要組織形式，鮮卑人以外的非漢族人，要得到保護，也只好加入這些塢壁，生活上加速融合於漢族。講北朝經濟措施，必須從這一事實出發。

　　魏道武帝取得河北，遷徙大量居民到平城及其附近地區（畿內），封建經濟在畿內發展起來。四二一年，魏明元帝令六部（四一七年，分鮮卑人為天、地、東、西、南、北六部人，每部置大人一員），民戶養羊滿百口，出戰馬一匹。要鮮卑平民按一百隻羊出一匹馬，是在遊牧部落裏推行封建制度。不過，畿內興農業和遊牧部落封建化，不是魏國經濟的重要部門，支持魏國連年用兵武力強盛的經濟，主要是山東諸州郡。

　　魏賦稅制：常賦每戶每年納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納帛一匹二丈。常賦外又有雜調。從數量上看，一戶負擔常賦雜調是煩重的，但一戶包含三五十家或多於三五十家，各家分擔，國家對每戶所取的賦稅不算過多。同姓各家合成一戶，戶主是一戶內的豪強，稱為宗主。異姓的貧弱小民投宗主家作蔭附，得免官役，宗主奴役蔭附，賦斂也很煩重。宗主統率同姓各家和蔭附，勢力較大的宗主就成為塢主壁帥。

　　魏朝廷一向承認宗主的權利，以便通過宗主來取得賦稅，也就是對宗主讓步，讓宗主與朝廷共分賦稅。到魏孝文帝時，才對宗主展開爭取民戶的鬥爭。

　　四八五年（？），魏孝文帝採納李沖的建議：創立三長制。五家為鄰，置鄰長一人，五鄰為裏，置裏長一人，五裏為黨，置黨長一人。三長本身免官役，又鄰長家有一人得免官役，裏長家有二人，黨長家有三人。一百家中有三長共二十五人，免官役人共三十一人，合計五十六人。又改革賦稅制，戶調每戶（一夫一婦）每年納布或帛一匹，粟二石。朝廷按收入布帛總數，分為十五份，其中十份為公調，二份為調外費，三份為內外百官俸。另外還有雜調。男子年十五歲以上，未娶妻成室，四人出一夫一婦的調數。從事耕織的奴婢，八人出未娶男子四人的調數。耕牛二十頭出奴婢八人的調數。朝廷寧願一百家中有五十六人免役，又寧願減輕戶調，目的在於分化大戶為小戶，並使蔭附自立門戶，削弱宗主的勢力。三長制初行時，豪強很不願意，大概當了三長，仍能役屬四家（鄰長）到一百家（黨長），也就相安無事了。四八七年，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說，往年立三長，校定戶籍，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僅可給俸，很少能夠入倉，雖對民有利，但不可長久。他建議減收布帛，增收穀租，使倉谷充實，有備無患。立三長和減輕賦稅，宗主勢力在形式上確實發生了變化，魏政治統一也前進了一步，但在實質上，三長依然是宗主的化身。

　　立三長後，四八六年（？），魏孝文帝採納李安世的建議，行均田制。男夫十五歲以上受露田（不種樹的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一夫一婦受田六十畝）。男夫受桑田二十畝。露田不得賣買，身死歸還官府。桑田是世業，可傳給子孫，也可賣買其中的一部分。奴婢依照良丁受同數的露田，奴又有同數的桑田。牛一頭，受田三十畝，一戶畜牛不得超過四頭。早在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令民一夫治田四十畝，中男（未娶妻的男子）二十畝，均田制無中男受田的規定，當是史文漏略。魏國貴族士族佔有大量奴隸，普通地主也賣買奴婢使從事耕織，供主人剝削。均田制給奴婢與良丁同數的露田，奴婢種自己分得的田，未必有餘力耕主人的田，即使主人全部取得他們的收穫物，主人分得的田，只好自己去耕種。限止牛數（兩牛共拖一犁），含有限止使用多數奴隸的意義。奴有桑田，主家婦女未必能替奴養蠶織帛，也只好給奴婚配。當時地曠人稀（《魏書•地形志》載州郡戶口數），實行均田，一般不感困難。小豪強占奪的民田，為法令所迫，可能歸還原主，大豪強卻不受法令的限制。四八八年，魏孝文帝採納李彪的建議，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民，給予耕地牛畜，使在官地上屯田，每年繳納粟六十石，免正賦及兵役、雜役。這種屯民，大部分是豪強家的蔭附。他們田產被占奪，本身被奴役，為屯民比為蔭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四九○年，魏孝文帝派遣使官與州郡官宣揚法令，勸隱口漏丁，報名立戶，如仍願作蔭附，或豪強迫脅孤弱，不讓立戶，都按法令治罪。魏孝文帝用均田制與豪強爭民戶，扶助蔭附並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隸，實是進步性的重大措施。孟子以來作為一種理想的井田制，晉武帝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諸實施，不能不是封建經濟史上一件大事。隋唐經濟比兩漢南北朝有進一步的發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著積極影響的。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似乎不曾遇到什麼阻力，原因在於承認貴族士族及有勢力的豪強，保持大規模使用奴婢的權利。這從齊武成帝的均田制裏可以推見大概，雖然齊均田制不完全與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相同。齊均田制：親王的奴婢受田限三百人，嗣王（親王的繼位人）限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至庶姓王（不是姓高的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官以上至王宗，限一百人；七品官以上限八十人；八品官以下至庶人（有勢力的豪強）限六十人（西漢末年，孔光等奏請限制奴隸，吏民家佔有奴隸不得超過三十人。北齊比西漢加一倍，想見北齊奴隸數量很大）。限外奴婢不受田，也不納租調。齊滅東魏，齊文宣帝封東魏孝靜帝為中山王，賜奴婢三百人，田一百頃。這時候齊並未創立新制，奴婢三百人和田百頃，當是沿用魏制。自王公百官以至所謂庶人，實際上得無限止地使用奴婢，僅僅是豪強家失去一些蔭附，均田制的推行，也就無須阻撓了。

　　魏末年經長期戰亂，豪強盛行兼併，均田制遭受破壞。東魏時分給民田，豪貴都得良田，貧弱都得薄田，經高隆之告發，高歡下令糾正，務求均平。其實，一個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齊三長制和均田制，大體上承襲魏制。至五六四年，齊武成帝始有改革。三長制改為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裏，百家為族黨。均田制改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數的露田。又每夫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租調：一床（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鬥。未娶妻的男丁納半床租調。受田奴婢的租調比良人減半（半床）。《隋書•食貨志》說齊文宣帝時，豪強兼併，戶口益多隱漏，可見齊時均田制比魏末年破壞更甚。齊武成帝改制，無非是減少三長人數以增加役夫，承認兼併（露田數比魏制加倍）並增收奴婢租調。《隋書•食貨志》稱職事（有官職的人）及百姓（豪民）請墾田者名為受田。這裏所謂受田，不再是國家分配耕地給農民而是兼併者向國家請墾地。貧弱農民無力自請墾地，只好給兼併者耕種，又回到蔭附的舊路上去。

　　宇文泰據關西，行《周禮》，設司均官，掌管田裏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給田一百四十畝，未娶的男丁給田一百畝；設司賦官，掌管租調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歲納絹一匹，綿八兩，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調減半；設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歲至五十九歲，都得服役，豐年不過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數等於齊武成帝所定的田數（一夫一婦有露田一百二十畝又加桑田二十畝），關西人口比齊稀少，均田制在周國當是實際行施的制度。奴隸受田不見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給園宅一畝，單丁（良人）及僕隸的租調比已娶的男夫減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調。六○四年，隋煬帝下詔免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隸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釋放大批奴隸和雜戶為良民以後，奴隸在農業生產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為縮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蔭附自立門戶，推動社會生產力前進了一步，周武帝釋放奴隸，社會生產力又推進了一步，勞動群眾在十六國大亂和鮮卑拓跋部統治時期所積累起來的災禍，經兩次改革，得到頗大程度的減輕，因此，他們是這一時期中有功於勞動群眾的兩個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長，行均田，隸屬在宗主勢力下的蔭附，確實被釋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勢力逐漸興盛起來，又成為與朝廷爭奪民戶的一個嚴重力量。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宗教，特別是佛教，必須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須讓寺主分享剝削的利益，分享得過多，朝廷又感到損失太大，對自己不利，其中鬥爭和聯合的情形是複雜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參加這個鬥爭，表現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爭論，歸根還是地主階級內部（朝廷、宗主、寺主）為爭奪剝削物件（勞動民眾）而發生離合變化。

　　寺院是佛教的塢壁，僧人是寺主的徒眾（寺主的爪牙和從事各種勞動的人），寺主是宗主，強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塢主壁帥。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蓋吳所率反魏軍，在長安佛寺中發現藏有弓箭矛楯，又發現釀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內的大量財物。此外還有與貴家婦女淫亂的密室。魏太武帝認為是佛寺謀反的證據，大舉滅佛。其實佛寺就是塢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財物，都是平常事，說僧人企圖謀反，無非是滅佛的一種藉口。魏文成帝恢復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數，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門統（掌管佛教的僧官）曇曜的請求，創立僧祇戶和佛圖戶兩種名目。所謂僧祇戶，就是平齊戶及諸民戶如能每年送給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稱為僧祇粟），即取得這個名義。僧祇戶開始時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護，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壓迫。所謂佛圖戶（又稱寺戶），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發給寺院，為寺院服苦役並種田地。僧祇戶即蔭附，佛圖戶即奴隸。寺主有爪牙（維那、典錄、典坐、香火、門師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從事各種勞動，又有蔭附和奴隸，寺院成為合法的大小塢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國內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州郡有六千四百餘所，僧尼七萬七千餘人，朝廷也感到民眾逃避賦役、湧入寺院的嚴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數，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門統）地方官共同挑選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個僧尼，朝廷便損失一個剝削物件，朝廷設立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時又在大興佛教，使得這些限制都歸於虛設。五一五年，魏境內有寺院一萬三千七百餘所。五一八年，洛陽城內有寺五百所。魏末年，洛陽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萬餘所，僧尼多至二百萬。

　　大量寺院的存在，說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們的爪牙在進行殘酷的剝削活動。首先是侵奪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稱，遷都以來（四九四年，魏遷都洛陽），不過二十幾年，洛陽民宅，被寺院奪去將近三分之一。州鎮僧寺也同樣侵奪小民，廣占田宅。長安中興寺有稻田一百頃，還有種梨棗等樹的大果園，足見元澄所說是事實。寺院又經營高利貸，如長安僧人竺法護，一次就貸出錢二十萬，濟州沙門統道研，貸出錢財，叫郡縣官替他索還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詔書裏說，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貸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自放，或取利過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貧弱，毫無法紀。一種是借給富家轉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戶取利。沙門統曇曜曾於四七六年，奏准撥涼州軍戶（平齊戶以外的一種雜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給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戶仍留本地，也不專屬一寺，魏宣武帝時，僧官違章逼令離鄉服役，二百家中五十餘人自殺了。寺院是貪圖財物，無惡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稱八不淨物（田園、種植、穀帛、畜奴僕、養禽獸、錢寶、褥釜、象牙金玉飾床及諸貴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間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惡，因為還有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應，在寺院外加強剝削來填滿寺院的欲壑。下面略舉一些例。

　　四五四年，魏文成帝在五級大寺造釋迦立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共用銅二萬五千斤。和平年間（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曇曜在平城西武州塞，開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雲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達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獻文帝在平城造永寧寺，有七級塔，高三百餘丈，基架寬廣，為天下第一。又在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級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塊構成。魏國佛教大盛，還是從魏宣武帝時開始。魏宣武帝在洛陽造瑤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瑤光寺有五級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餘間。景明寺有房一千餘間，七級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餘間，住外國沙門三千餘人。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靈岩寺石窟，在伊闕山開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後開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萬餘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陽城內立永寧寺，有九級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鐸一百二十枚，金鈴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較短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像五軀。僧房樓觀一千餘間。王公貴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紛紛造像立寺，如貴戚馮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滅盡經》說寺院“但貪錢物，積聚不散，不作功德。販賣奴婢，耕田墾殖，焚燒山林，傷害眾生，無有慈湣。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淫佚濁亂，男女不別”。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描述當時寺院窮奢極侈的情形，比《小法滅盡經》所述更具體，想見勞動民眾的財物，幾乎被求功德者敲剝淨盡了。

　　齊國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鄴）大寺，約有四千所，住僧尼將近八萬。齊境內有寺四萬餘所，僧尼二百萬以上。

　　周國財力不足，寺院較少。周武帝在周齊境內大規模消滅寺院，雖然只是表面的暫時的打擊，但對勞動民眾說來，也算是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從魏宣武帝時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時進行著土地兼併，奪取民戶，均田制能夠維持到什麼程度，實在是很難推想。大抵周武帝消滅寺院以後，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復。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穀當貨幣。魏孝文帝始鑄錢，稱為太和五銖。魏宣武帝又鑄一種五銖錢。魏孝莊帝鑄永安五銖。齊文宣帝鑄常平五銖，製作甚精。周武帝鑄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錢並行。又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周宣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錢及五銖錢並行。魏齊周錢法紊亂，權貴豪強私鑄劣錢，流行市上，無法禁止。不過，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實物交易，顯得商業上有些進步。

　　冶鐵業因供給農具兵器，未受戰亂影響。相州牽口冶（河南安陽縣水冶）用水力冶鐵，技術也較高，魏武庫中兵器主要在牽口冶製造。齊時綦毋（綦毋音其無 qíwú姓）懷文造鋼刀，據說能斬鐵如泥。魏宣武帝時開採銅礦銀礦，產量不大。

　　魏齊周經濟是落後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後，農業趨於發展，可能恢復到漢魏西晉的生產水準。依靠農業的恢復，以佛教為主體的北朝文化才得以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