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政治概況

第二章 封建經濟繁榮疆域大擴張時期——唐

第一節 唐前期的政治概況



　　——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榮強大的朝代，自興盛以至衰亡，經歷二百九十年。在這個長時期裏，就統治階級內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變化來看，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間主要矛盾是中央統治集團內部腐朽傾向和進步傾向的矛盾，由於進步傾向起著主導的作用，因而保持長期的強盛狀態。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寶元年）至八二○年（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間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權勢力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由於鬥爭的結果，中央集權勢力取得相對的勝利，因而基本上還能夠保持國家的統一。唐後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長慶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祏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間主要矛盾是中央統治集團內部宦官勢力和士族勢力的矛盾，由於宦官勢力佔優勢，中央集權勢力愈趨於衰弱，又由於黃巢所率農民起義軍被擊敗，地方割據勢力成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滅亡，中國又出現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執政九年，唐高宗實際執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執政共八年。他們執政的時間短促，在還沒有造成禍亂以前，政權已經轉移到進步傾向的代表者手中。這些進步傾向的代表者執政時間久長，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則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顯慶五年代唐高宗處理國政時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開元）。勞動民眾需要國家的統一與和平，這三個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權的威力，在執政期間，政治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靜，勞動民眾得以逐漸恢復和發展生產力，補救隋煬帝大破壞的創傷，並且超越隋文帝開皇年間的繁榮景象。他們的行事，大體上符合廣大民眾的願望，特別是唐太宗，為統一與和平奠定了鞏固的基礎，無疑是歷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進步傾向代替腐朽傾向，在唐朝前期相繼發生過三次。下面分次敍述兩種傾向的政治表現。

　　

　　第一次 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愛好酒色，昏庸無能，只是憑藉周、隋大貴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關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謀略和戰功，他本人並無創業的才幹，連做個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時，和隋晉陽宮副監裴寂非常親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宮女給他，和他通晝夜賭博飲酒。他過著荒淫生活，根本不理會太原城外的戰事，當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晉陽令劉文靜積極準備起兵，通過裴寂去勸說。起兵以後，裴寂又送宮女五百人。作為行軍統帥，居然收受這批宮女，他的昏謬可以想見。他登上了帝位，認為裴寂功勞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劉文靜，卻被疑忌，後來借謀反罪名殺劉文靜。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國的方針。同樣，在帝位繼承上，也是實行這個方針。他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李建成愛好酒色畋獵，親近賭徒惡霸，同他一樣是個紈褲無賴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兇險。李建成、李元吉勾結宮中寵妃們，協力謀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醜惡行為，可是當時戰爭還沒有停息，不便作最後的表示。《通鑒》說“上（唐高祖）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顯然，他是憎惡唐太宗，想傳帝位給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統一的事業已經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動愈益加緊，甚至用毒酒謀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將作最後的表示，苦於還沒有找到加罪的藉口。這時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險。唐太宗殺李建成、李元吉，對本身說來是必要的自衛，對國家說來是有利於大局的行動。

　　唐太宗殺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無奈，只好讓位，自稱太上皇。他的寵臣裴寂等一夥佞人都失去實權。唐太宗斥責裴寂說，武德年間，貨賂公行，紀綱紊亂，都是你當權的緣故。不言而喻，自然還是唐高祖昏庸的緣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開始盛大起來。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寶鑒。隋朝的盛衰興亡，給他深刻的印象。特別是農民大起義，使這個出身大貴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實前面，認識了勞動民眾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眾，就象隋煬帝那樣集全部權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難逃亡國殺身的後果。他認識到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就必須不得罪民眾，這是他取得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稱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對朝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刻剝民眾來奉養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所以人君的災禍，不是從外面來，總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費財物，多費財物就要加重賦稅，加重賦稅民眾就要愁苦，民眾愁苦國家就要危殆，國危了人君那得不喪亡。我經常想這個道理，所以不敢縱欲。”又說，“我在朝廷上，要說一句話，總得思考再三，怕說錯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說話。”晚年立子李治（唐高宗）為太子，隨事訓誨，如見太子吃飯，說， “你知道耕種的艱難，你

　　

　　就常常有飯吃。”如見騎馬，說“你知道馬的勞逸，不用盡它的力氣，你就常常能騎它。”如見乘船，說“水可以載船，也可以覆船，民眾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個封建統治者不可能超越這樣的觀點去認識民眾，能夠有這樣的觀點，也就是難得的封建統治者。他懂得人君與民眾相互間的關係，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們討論如何治民。他說，“在大戰亂以後，教化怕不容易見效。”魏征說，“不然。民眾遭受戰亂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見效。譬如給饑人做飯，給渴人飲水，是不很費力的事。”封德彝反對魏征，說，“三代以下，人心愈來愈澆薄，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漢朝雜用霸道，它們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駁斥說，“如果說古人淳樸，後世愈來愈澆薄，那末，澆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還要什麼人君來治理！”唐太宗贊同魏征的意見，定出“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專心從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寧方面來著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稱僚人反叛，請發兵進攻。他不許出兵，說，“僚人居深山，有時出來掠奪，相沿成習慣，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對待，自然相安無事，那可輕動干戈，殺害他們，難道他們不是我的民眾麼！”中國是漢族和少數族共有的中國，唐太宗對待各少數族較為持平，因此，境內各族間很少有戰事，並且還有許多獨立部落相率要求內附。

　　唐太宗採取緩和階級矛盾及各族間矛盾的方法，以求國內和平，取得了極大的效果。這個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體措施分不開的。主要的具體措施有兩個：一個是納諫，一個是用人。

　　

　　納 諫

　　

　　納諫的意思是傾聽不同的意見，判斷是非，擇善而從，如果擇非而從，那就不能叫做納諫。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應是最善於納諫的一人。他曾對大臣蕭瑀說： “我少年時就喜愛弓箭，得好弓十幾張，自以為再不會有更好的弓。近來給弓工看，工說，都不是好弓。我問緣故。工說，木心不直，自然脈理都邪，弓固然硬，發箭卻不能直。我才知道過去的鑒別不夠精確。我用弓箭定天下，還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況天下的事務，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就有納諫的度量了。他問魏征，人君怎樣才能明，怎樣才是暗？魏征答“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很贊成這個見解。他告戒群臣說，“中書、門下都是執掌機要的機關，詔書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們都應該提出異議。現在只見他們順從，不見反對。如果單做行文書的事，那末誰都會做，何必選拔人才來做這些機關的官。”朝廷本來有一種議事的制度，凡是軍國大事，中書省各官員都得用本人名義提出主張，可以各執所見，不受限止，稱為五花判事，中書省長官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核這些主張，再由門下省的給事中、黃門侍郎加以駁正，最後奏請皇帝裁決。不過這個制度並沒有切實執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級官員負責實行，因此軍國大事很少有錯誤。

　　唐太宗鼓勵群臣犯顏直諫，魏征在諫臣中尤為特出。魏征敢於據理力爭，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還是神色不變，繼續講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宮中，發怒道，“總有一天殺死這個鄉下佬！”長孫皇后問殺誰。他說，“魏征常常當眾侮辱我。”長孫皇后道賀，說“魏征忠直，正因為陛下是明主。”他聽了怒氣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貴族，在戰陣上又是奮擊無前的猛將，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諫，可是他有一個最大的畏懼，就是怕亡國。魏征看准這一點，往往引隋事作例證，使他忍氣接受諫諍。他曾對群臣說，“人家都說魏征態度粗暴，我看起來卻覺得更加柔媚。”這是因為他知道魏征是幫助他避免亡國之禍的忠臣，諫諍愈益激切，正好證明愛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實。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說 “人用銅作鏡，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鏡，可以見興亡，用人作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喪失一面鏡子了。”直諫較易，納諫實難，唐太宗能納諫，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諫。

　　

　　用 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斷人君賢愚的一個重要標準。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歷史上少見的明君。他在即位時，對群臣申明用人的規矩。他說，“人君必須至公無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們每天的衣食，都是從民眾取得，所以設立官職，要為民眾做事。應當選用賢才，不該按關係的親疏、資格的新舊定官職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賢才，親人舊人中有庸劣，怎末可以舍賢才取庸劣。現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舊官屬專憑關係和資格來較量官職，發出怨言，實在是不識政體。”他曾和魏征討論用人，他說，“為事擇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別的好人都來了；用一壞人，別的壞人都跟著進來。”魏征說，“這是對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幹，顧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須才德兼備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這個規矩來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舉薦賢才。封德彝說， “我不是不留心，只是當今沒有奇才。”他駁斥說，“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長。古時有過太平世，難道那時候的賢才是從別一時代借來的麼！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說今世沒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隨時留心，從新人疏人甚至敵人中得到了許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以這些功臣的來歷作例證，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較不局限於一格的。

　　納諫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兩個主要原因。他又利用當時的人才，對隋制度有因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書、中書（二省長官稱令）、門下（長官稱侍中）三省長官共議國政，行施宰相的職務。唐太宗曾作尚書令，以後不再授臣下，由僕射代任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同為宰相。三省長官品位崇高，不輕易授人，宰相卻不可缺員。唐太宗特置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號，職務都是宰相，不過作相的官員品位不高，進退較易，在使用上顯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後，除了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書令受命任宰相職以外，其餘官員作宰相，都給同中書門下三品名號，或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名號（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號），成為定例。作三師、三公、中書令的人不是常有，得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平章事等名號，皇帝得在較多的官員中選相，用人權加強了。

　　科舉——唐取士制度，大體沿襲隋制。士的來源主要是從學校來的生徒和從州縣來的鄉貢。學校分六種：國子學收高級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孫，名額三百人。太學收中級官（五品以上）子孫，名額五百人。四門學收低級官（七品以上）的兒子和普通民家的聰明子弟，名額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學，名額五十人；書（寫字）學、算學，名額各三十人。這三學學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學統稱為國子監，設祭酒一人為監長。京都、都督府、州、縣各設地方學校，學生名額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縣）。此外又有門下省的弘文館（名額三十人），東宮（太子宮）的崇文館（名額二十人），專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親屬及宰相高級官的兒子。顯然，這些學校是為貴族和官員子弟設立的，所謂民家子也無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學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資格的限制。看來，無論國子監（律、書、算三個專學除外）和地方學校，不會有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學年齡是十四歲至十九歲。學習的功課是大經（《禮記》、《春秋左氏傳》）中經（《毛詩》、《周禮》、《儀禮》）小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谷梁傳》）和共同必修的《孝經》、《論語》。學習的年限是《孝經》、《論語》共一年，《尚書》、《公羊傳》、《谷梁傳》各一年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傳》各三年。卒業的標準是通二經（大經小經各一種，或中經二種）、通三經（大經中經小經各一種）、通四經（大經二種，中經小經各一種）。學校的考試是讀和講。讀，要求生徒熟記經文，博士（教師）掩蔽經書前後兩邊，中間只留一行，又用紙帖一行中的三個字，使生徒讀出被帖的三個字。這種考試法，叫做帖經。六三○年，唐太宗使顏師古考定“五經”（《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經文。六三三年，頒行新定五經，自此經文有定本。講，要求生徒通經義，博士口問經義若干條，生徒按條答復。唐太宗使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疏》，六四二年成書，稱為《正義》。六五三年，唐高宗頒行《五經正義》於全國，自此經義有定準。學生考試及格，由國子監貢到尚書省，受吏部考試。

　　隋輕蔑儒學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設立京師和地方學校，收攬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學，對群臣說，“我只喜愛堯、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鳥有翼，魚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暫時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學官，經常到國子監聽講學。生徒能通一大經以上都給官做。添築學舍一千二百間，添加名額滿二千二百六十員。各地學生相率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以及高昌、吐蕃等國也派遣貴族子弟來入國學，生徒多至八千餘人，學校可稱極盛。用這種讀和講的方法，使學生只能記憶經文和《正義》，不再考求異說，比起南北朝，唐儒學可稱極衰。

　　鄉貢是在家自學的士人。學業有成，自向州縣求舉，經考試及格，由州貢到尚書省，受吏部考試。

　　學生和鄉貢都受吏部考試（唐玄宗時改由禮部考試），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經、進士兩科，尤為重要，名臣多從這兩科出身。明經主要考帖經，進士主要考詩賦。考試及格稱為及第。詩賦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經，思想較為自由；又齊、梁、陳、隋以來，詩賦對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習，文士多願應進士科，表現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進士科特盛，名人多從進士科出身。及第人數，一般是進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經十人中取一二，難易懸

　　
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因此朝野都重進士、輕明經。

　　唐太宗以後，唐朝考試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應考的人愈來愈多，考試的方法也愈來愈苛，及第的困難也愈來愈增加。科舉作為一種取士的制度，從隋朝開始，到唐太宗時才固定下來。

　　氏族——三國時，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執掌用人權，從此形成把持政權的士族制度。東晉、南朝，特重家譜，朝廷設立譜局，用人必須查考譜籍。北方士人避亂過江，稱為僑姓，其中王、謝、袁、蕭為大姓；東南土著士族，稱為吳姓，其中朱、張、顧、陸為大姓。北方山東士族稱為郡姓，其中王、崔、盧、李、鄭為大姓；關中也稱郡姓，其中韋、裴、柳、薛、楊、杜為大姓。又有所謂虜（鮮卑）姓，其中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為大姓。以上諸大姓，有些是曆世相沿的舊姓，有些是後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蕭，北方的宇文），也有原來是大姓，後世衰微不顯，也有新起的大姓，不為士族社會所公認。士族門第大抵由祖先有聲望、代代保持富貴、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習禮教的形式和表現異于常人的風尚（如王、謝家子弟手執麈尾）、能談論（儒、佛、玄）、有文章（詩賦）等各種因素構成的。既成以後，高門大姓在社會上保有一種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級士族出身的富貴人，也會感到自卑，不敢和他們比門第。隋文帝廢中正官，不承認士族的社會地位，有意消滅魏、晉以來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論氏族，說“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權），人（士人）之行不本鄉黨（不設州郡中正官），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故亡”。隋朝亡國，當然與廢中正官無關，但士族不滿隋朝，也是事實。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門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譽職，用人實權仍在吏部。這是對士族的讓步，但不是恢復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為主體的新士族集團，以便於李氏的長遠統治。同時南方北方士族，山東、關中士族，漢、鮮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國士族家譜，依據史書，辨別真假，考正世系，推進忠賢，貶退奸逆，分清高低，定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書成，列崔民幹為第一等（上之上），足見門第觀念確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為然，說，“我和山東崔、盧、李、鄭並無嫌怨，只因他們早已衰微，沒有人得做大官，卻還自負門第，嫁娶要多索錢財，棄廉忘恥，不知世人為什麼看重他們。從前高齊只據河北，梁、陳偏在江南，雖然也有些人物，實在算不得什麼，可是世俗相沿，至今還以崔、盧、王、謝為貴。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業顯著，或德行可稱，或學術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為什麼要和那些衰落戶結親，多送錢帛還是被輕蔑，自討沒趣，難道你們看不起我的官爵麼？”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論數世以前，要憑現今官爵高低定等級。高士廉等經唐太宗斥責，才改定以皇族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幹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幹當時作黃門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級官員，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該列第三等，由於皇族已列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堅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規定他們的等級，使取得士族地位。關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東士族，《氏族志》承認他們的門第，使和山東士族平列。南朝滅亡後，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輕視，《氏族志》恢復他們的舊聲望，使正式列為士族。當時奉命修《氏族志》的四個人，高士廉是山東士族（勃海高氏），韋挺是關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5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門第，按照唐朝的新情況，重新排列，造成一個以宗室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關中士族為重要輔佐，山東和南方士族為次等輔佐的新統治集團，這是符合唐朝以關中為根本，統一全中國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這個新集團，諸王和公主，都與當朝勳貴名臣家通婚，不取山東舊族。國子監各級學校按官品招收生徒。鄉貢要經過州縣官和當地耆艾（老搢紳）的承認，再由戶部審閱，才送吏部考試，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難得參加鄉貢，更難得被錄取及第。《新唐書》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見唐朝還是很重門望。不過，科舉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進不專憑門第高低；統一時期的全國氏族代替了分裂時期的小國士族，人才來源也比較寬廣，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晉南北朝來，算是有一些改進。

　　自唐高宗時起，《氏族志》有幾次改動，但基本上不離以品位高低定等級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號稱寬平。隋煬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廢除隋煬帝法令，大得民眾的擁護。房玄齡等定《唐律》五百條，凡十二篇，分刑名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絞、斬），比隋律減斬刑九十二條，減流為徒七十一條，其餘刪煩除細，改重就輕，為數頗多，但大體上仍依據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六三七年，唐太宗頒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今存《唐律疏議》三十卷，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重要的律書。

　　地方行政單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單位有州、郡、縣三級，隋文帝改為州、縣兩級，隋煬帝改州稱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表示恢復開皇舊制。隋末群雄割據，各擁大小土地，唐興，相率來降。唐高祖多立州縣名目來安置這些割據者。州縣數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並省；又按山河形勢，分全國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共十道。每道不設長官，有時派遣大臣為黜陟大使，分巡諸道。貞觀時期對外擴張，六四○年，全國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兩府）三百六十，縣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東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為山南東道、山南西道，江南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設採訪使一員，職權如漢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時開始固定，此後只是在這個體制上有些變動。

　　府兵——府兵是周、隋舊制，唐府兵大體沿襲隋制。唐太宗分全國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關內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數據《新唐書•兵志》說）。關內外諸府統歸中央十二衛統率，一小部分歸東宮六率統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統兵官每府設折沖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備甲仗糧食和衣裝，存入官庫，行軍時領取應用。兵士應徵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遠近給番。據《唐六典》說，五百里內五番，五百裏外七番，一千裏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個月）。二千裏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兩個月）。《新唐書•兵志》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兩說，姑不論何說近似，給番的本意，在於各地合兵役年齡的男丁，距離京師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當兵的次數愈多，距離愈遠，次數愈少，這是兩說一致的。

　　十二衛和邊防重鎮需要精壯和可信賴的兵士。十二衛是皇帝的禁軍（衛兵），兵士從各衛所轄各府中抽調。邊防重鎮需要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從各府抽調兵士。兵部給番就是指抽調的兵士說的。假如一個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調資格的人，五番即五個月內輪流抽調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脫離生產，到十二衛或邊鎮去當兵。七番即七個月內輪流抽調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個月內每月抽出十六七人。這樣的抽兵法，對生產的影響不大，又有全國保衛朝廷和防守邊鎮的意義，民眾服兵役的勞苦也比較均平，所以在貞觀時期，府兵制是一種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點在於國家出動大兵力時，調集須較多時日，超過役期要免租調，也減少國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廢農事，損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為一種臨時措施，補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麗，曾用募兵制，對群臣說，“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當時水陸兩軍，總數在十萬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將薛仁貴就是這次應募從軍的一人。募兵比

　　
府兵容易集合成軍，到後來，募兵制終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貞觀時期制定。這些制度基本上沿襲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適合於當時統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創一種宗室勳貴世襲州刺史的反動制度。他令群臣議封建諸侯，魏征等都說封建害民，不如州縣制有利。唐太宗不聽。六三一年，決定實行世襲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孫世襲，又令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世襲州刺史。諫官多上書諫阻，以為非久安之道；長孫無忌等也不願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詔停止世襲刺史制，對長孫無忌等說，“我原想你們的子孫輔助我的子孫，共同保有土地，永久傳下去；你們既然不願意，我也不能勉強你們了。”

　　貞觀時期確實做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達到空前的盛況，唐太宗也就成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於功業的巨大成就，他的驕矜心和享樂心逐漸在滋長，不過，他始終不敢放棄隋朝這面鏡子，經常以“慎終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麗，幾乎走隋煬帝的舊路，其餘行動一般都取得勝利的後果。他曾問侍臣們說，“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內，卻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們大，這是什麼緣故。你們不要有顧慮，直說自己的見解。”侍臣們歌頌功德，說的都是諛言。他說，“你們說得不對。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條：第一，從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見到別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個人做事，不能樣樣都會，我用人總是用他的長處，避免用他的短處；第三，人主升進賢良的人，喜愛得要抱到懷裏來，黜退犯錯誤的人，厭惡得要推到溝裏去，我敬重賢良，原諒犯錯誤，使他們都得到適當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殺暗殺，歷朝都有。我即位以來，褒獎正直，從沒有黜責過一人；第五，從古以來，都是貴中華，賤夷、狄，我獨不取這種偏見，同等看待漢族和非漢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來親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為實行了這五條。”他總結取勝的原因，得出這五個要點，應該說是符合事實的。

　　唐太宗總結歷史上各朝特別是隋朝的統治經驗，作《帝範》十二篇，傳授給繼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他對唐高宗說，“修身治國，都說在這本書裏。我死時用不著再說別的話了。”又說，“你應當學古代聖王。象我這樣，做過不少煩勞民眾的事，說不上盡善盡美，是不足為法的。我功大過小，所以還能保持大業。你沒有我的功勞卻承受我的富貴，竭力學好，也只能得個平安；如果驕懶奢侈，那就連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個國家，成功很艱難，破敗卻很容易；要保持一個帝位，失去很容易，穩固卻很艱難。你得愛惜呵！你得謹慎呵！”人難得有自知之明，何況是功成業就的帝王，唐太宗列舉自己的過失誥戒唐高宗，可謂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 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則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長孫皇后的兒子，得母舅長孫無忌的助力，才被選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遵守貞觀遺規，執掌朝政。六五四年，他從尼寺裏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則天入宮，大加寵愛。六五五年，他廢皇后王氏，立武則天為皇后。

　　唐高宗臨朝，臣下來奏事，不會作判斷，要宰相提出意見，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這種昏懦的性格，勢必扶植起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勢力，引導國家走上從亂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權執掌在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貞觀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後，剛強機智的政治家武則天已經參預朝政，六六○年以後，政權全歸武則天。因之，他雖然是個亡國的昏君，但腐朽勢力並沒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長起來，也沒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眾的禍亂。貞觀時期所取得的成就——統一和強盛，在武則天統治的半個世紀裏，得到切實的鞏固，這是她對歷史的貢獻。

　　武則天通文史，多權謀，自然是取得政權的一些條件，但突破太后臨朝稱制的慣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卻是歷史上唯一的創舉。她能這樣做，是和當時社會習俗有關聯的。《顏氏家訓•治家篇》說，“鄴下風俗，專由婦人主持門戶，訴訟爭曲直，請托工逢迎，坐著車子滿街走，帶著禮物送官府，代兒子求官，替丈夫叫屈，這是鮮卑的遺風吧！”又說，“南方貧士，都講究場面，車馬衣服一定要整齊，寧可讓妻子在家饑寒。北方人士，多靠婦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貴重的首飾，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馬老奴供使用。夫婦之間，你我相呼，不講婦人敬夫的禮節。”大抵北方受鮮卑統治的影響，禮法束縛比較微弱，婦人有發揮才能的較多機會，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武則天就是從這種風氣裏產生出來的傑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則天作皇后以後的一些重要措施：

　　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長孫無忌自殺，黜斥長孫無忌一派的官員二十余人，朝政開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託處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無權，行動不自在，密謀廢皇后，被皇后制止。從此政權更進一步地歸皇后掌握，群臣並稱帝后為二聖。唐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武則天生四子，李弘是長子），武則天用毒酒殺死李弘，立次子李賢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賢監國，李賢處理政務，頗稱能幹，又招集著名學者注范曄《後漢書》（後漢政權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賢注《後漢書》，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聲望。六八○年，武則天廢李賢為庶人，立第三子李顯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總想傳位給比較有才能的兒子，李弘、李賢相繼被殺逐，束手無策了。六八二年，李顯生子李重潤，唐高宗特立這個初生嬰兒為皇太孫，破例給太孫開府置師、傅等官屬，希望太子、太孫名義既定，有官屬擁護，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則天以皇太后名義臨朝稱制。六八四年，武則天廢唐中宗為廬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為皇帝。六八四年，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書省改稱為文昌台，左、右僕射為左、右相；門下省改稱鸞台，侍中為納言；中書省改稱鳳閣，中書令為內史。宰相稱同鳳閣鸞台三品。禦史台分為左肅政、右肅政兩台，左台糾察朝廷，右台糾察郡縣。百官改名，是女皇帝準備登位元的一種步驟。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獻《大雲經》四卷，說武則天是彌勒佛下生，當代唐作天子。武則天頒佈《大雲經》，令諸州都建大雲寺。接著唐睿宗等六萬餘人上表請改國號，武則天算是順從眾議，宣佈改唐為周，立稱號為聖神皇帝。她經過三十六年的經營，終於得到皇帝的稱號。

　　武則天一面用謀略奪取唐朝的政權，一面用政治維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現在堅執刑賞大權，用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業等人先後起兵反抗武則天，都被擊敗。武則天厲行殘酷的鎮壓來防止唐臣的繼續反抗。她在朝堂放四個銅匭（音軌guǐ），其中一個收受告密文書。有些告密人，她還親自召見。擢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人，專辦謀反密件。來俊臣撰《羅織經》一卷，教黨徒按經文佈置，被告人就無法自辯。他們造多種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寧願承認謀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麼時候。她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為首的二十三個酷吏，先後殺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以下官不計其數。索元禮、周興、來俊臣所殺各數千人，來俊臣所破千余家，其餘諸人所殺人數多少不等。酷吏濫殺無辜，到了群情過度緊張的時候，她也陸續殺一些酷吏來緩和形勢，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達到稱帝的目的，次年，殺索元禮，流放周興到嶺南，表示濫殺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殺來俊臣。仇家爭咬來俊臣屍體的肉，立刻咬盡，挖出眼珠，剝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漿。她看到群情憤激，隨即下制書，曆舉來俊臣的罪惡，並且加以滅族罪，說是“以雪蒼生之憤”。實際上酷吏都是稟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親近人——武則天的愛女太平公主，多有權謀，參與密議，但畏武則天的嚴厲，常自檢點，不敢犯法。武則天稱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則天異母兄的兒子，親屬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台三品，在宰相中權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權太重，恐養成篡奪帝位的危險。武則天說“我沒有想到這裏”，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職。武承嗣也詆毀李昭德。武則天說，“我任用李昭德，才覺安心，他替我分勞，你怎能和他比較。”僧懷義是武則天的內寵，恃勢驕橫，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親貴都象奴隸尊主那樣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蘇良嗣在朝堂遇見僧懷義，蘇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數十。僧懷義見武則天訴苦，她說，你應該出入北門，南牙（尚書省等官府在宮南）是宰相往來的地方，你不要觸犯他們。後來殺僧懷義，用張易之、張昌宗作內寵，二張權勢顯赫無比，遭到朝臣們的猛烈攻擊。武則天雖然保護二張，但也下敕書說，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著到肅政台受審，張昌宗被罰銅二十斤，表示重視朝臣們的公憤。她控制這些親近人，不給他們行政上的重權，因此，成群的齷齪小人，作惡還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損壞當時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則天招來大批想做官的人，給他們官做，藉以收攬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舉。六八五年，令內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舉薦請求升官或作官。（二）試官。六九○年，令存撫使十人分巡十道，薦舉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則天親自引見，一律讓這些被舉的人試作某官，稱為試官。（三）員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設員外官數千餘人，都是權貴家的親戚，同正官一樣受俸祿。（四）殿試貢士。舊制，貢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試官作弊。武則天以為應該信任考試官，廢糊名制，實際是要從寬取士。六九○年，武則天在洛成殿考試貢士，表示皇帝親自錄取，貢士應該感皇帝的大恩，從此貢士有殿試。（五）武舉。七○二年，初設武舉，招收有武藝的人。武則天廣開仕途，放手給人官職，同時又用嚴刑來控制仕途，發現不稱職的官，便革免或殺戮。每任用一官，戶婢（管宮中門戶的官婢）私下說，死鬼又來了。不多時，這個官果然被殺甚至滅族。劉知幾上表論當時官員的冗雜，其中一條說，賜勳階太濫，每逢集會，緋服（緋音飛fé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條說，取士太寬，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礫一般賤，應該大加淘汰。又一條說，地方官調動太快，忽往忽來，好比蓬轉萍流，誰也不作長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殺刺史、郎將以下官不計其數，可是做官的人還是象劉知幾所說的那樣多，如此冒死貪競，被殺實是咎由自取。《通鑒》說“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綱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武則天設下這樣一個誘人的陷阱，讓愛做官的人紛紛跳進去尋死，用心也實在太險惡了。

　　選拔才能——《通鑒》說武則天“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禦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通鑒》這個評語是愜當的。武則天的長處，就在於善於選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統治時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幾乎不比貞觀時少，她能聽諫，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風度。鯁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懷疑為謀反者，她能從酷吏、親近人的陷害中保全這些鯁直人。她前後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儉、狄仁傑、姚崇、張柬之等，邊將如唐休璟、婁師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時人選。這些人用作將相，使得國家能夠保持正常狀態，免於內亂外患。她經常留心人才，如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難事不能解決，請當地一個免了職的小官張嘉貞辦理。張循憲回朝，保薦張嘉貞。她召見張嘉貞，任用為監察禦史。禦史中丞宋璟性剛直，力爭要殺張昌宗，她不得已令張昌宗到肅政台受審。宋璟正在審問，宮中出特敕赦免。宋璟發怒道，恨不一來就打碎這小子的腦袋！她聽說，叫張昌宗到宋璟處謝罪，宋璟拒絕不見。她知道宋璟剛直，二張進讒言她都不聽。憑她的明察善斷，朝廷上有一批願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為成功的皇帝。

　　武則天從前在唐太宗宮中時，唐太宗有一匹壯馬名叫獅子驄，非常暴烈，沒有人能制服它。武則天對唐太宗說，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鐵鞭，二鐵■ （音抓zhuā），三匕首。用鐵鞭打它，不服，用鐵■打它的頭，再不服，用匕首割斷它的喉。唐太宗很稱讚她的氣概。她用制壯馬的方法駕禦群臣，造成歷時半個世紀強有力的專制統治，對國家統一的進一步鞏固，和社

　　
會安寧的長時期保持，是有貢獻的。

　　因為武則天是女皇帝，在繼承問題上，不得不陷於難以解決的困境。她變李姓的唐朝為武姓的周朝，當然想傳位給武姓的人，但朝臣們毫不猶豫地公認國家是李姓的國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沒有人認真看待武姓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繼承人，朝臣們卻都要求傳位給皇太后的兒子。武則天到六九八年，才決定立唐中宗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號，封為相王。武承嗣因此氣憤病死。七○五年，武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宮殺張易之、張昌宗等，擁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復唐國號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歲的武則天就在這一年死去，遺制說，“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來當先妣。

　　

　　第三次 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則天本人剛退下舞臺，唐中宗、韋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韋皇后只有暴行，並無武則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來形式頗相似，結果卻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張柬之等唐舊臣擁護下，恢復唐朝，但是，他並不信任這些唐舊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韋皇后。韋皇后和武三思勾結，形成武、韋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團。這個集團驅逐張柬之等出朝廷，獨佔了全部政權。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約集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殺李重俊。韋皇后藉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謀者，驅逐宰相魏元忠，又謀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願牽連到他們，二人算是免了禍。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準備消滅韋、武集團。

　　韋皇后等殺李重俊後，覺得事情很順手，愈益肆無忌憚。她們大賣官職，不論什麼人，只要出錢若干萬就給官做。這種官當時稱為“斜封官”，有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數多至數千人。出錢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選，一年有數萬人。出錢三萬得度為僧尼。員外官比正官多數倍，都坐享俸祿。唐初食實封的功臣，不過三二十家，這時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餘，國家分六十余萬丁來供養這批封家。充當封戶的民戶，比充當兵役還要困苦。封戶散佈在五十四個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眾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個地方小官燕欽融上書指責韋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唐中宗召燕欽融當面詰問。韋家徒党喝令衛士打殺燕欽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難受。韋皇后恐慌起來，安樂公主想韋皇后臨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謀毒殺唐中宗。韋皇后令韋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統兵士五萬人，照武則天故事，準備臨朝稱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別駕（四品官），在潞州（治上黨，山西長治）募集一批人，罷官回京師，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別在羽林軍中號稱“萬騎”的隊伍中結識他們的雄豪，等待時機到來。唐中宗被殺，李隆基發動羽林軍，攻入宮中，殺韋皇后、安樂公主、武延秀等，接著大舉殺逐韋、武集團中人，韋家連幼兒都殺死，武家只剩下少數人，韋家派全部消滅，武家派基本消滅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復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韋皇后重演故事以慘敗告終，緊接著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臺。

　　唐睿宗也是一個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總要問有沒有同太平商量過，也要問有沒有同太子商量過。這種昏懦表現，勢必助長太平公主的專橫，也自然要引起公主與太子間的衝突。太平公主專力謀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來把持朝政，七個宰相中，五個是她的私人，其餘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當時政事昏暗，與唐中宗時無異。七一二年，唐睿宗讓位給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稱太上皇。太平公主準備用羽林兵入宮殺唐玄宗。七一三年（開元元年），唐玄宗殺太平公主及重要徒黨數十人，其餘徒黨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權才切實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開元年間，是勵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則天來，就顯出他是弱點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經常以“守成難”、“慎終如始”警戒自己，武則天執持政柄，權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勵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後，便精疲力盡，驕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開元時期才達到極盛的頂點，也就在這個時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寶時期的亂源。唐太宗曾說，“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開元時期正是從治安轉向危亡的過程，唐玄宗的驕侈心又正是這個轉向的關鍵。

　　從七一三年（開元元年）至七三六年（開元二十四年），唐玄宗為求國內的安寧，曾表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現在用人和納諫上。他所用宰相，先後有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等人，這些人各有所長，都能直言諫諍，補救缺政。例如韓休與蕭嵩同作宰相，韓休正直，見唐玄宗有過差，即上書指陳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鏡子，默默不樂。左右人說，韓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時瘦了，為什麼還要用他。唐玄宗說，“我雖然瘦了些，天下人卻一定肥了。蕭嵩來奏事，一味順從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總不敢放心。韓休常常力爭，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穩。”我用韓休，是為國家，不是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納諫的重大意義，這是取得開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納諫非常勉強，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罷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連勉強納諫也不能了。當時，宰相張九齡遇事力爭，他很不耐煩，發怒問張九齡：事情都得照你辦才行麼？他在位年久，驕侈心壓倒求治心，想要一個順從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縱情享樂，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為相，位在張九齡下）因此被用來代替張九齡。能否納諫是封建時代區別明君與昏君的標準，帝王愈是能虛心兼聽，擇善而從，朝廷的權力也就愈益堅強。反之，帝王獨斷獨行，形式上權力似乎無限大，實際是墮入奸佞人的術中，權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專大權，告誡諫官們說，“現在明主在上，群臣專心順從就成，用不著多說話。你們見過朝會時儀仗隊裏的馬匹麼？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聲便斥去不再用，後悔那裏還來得及！”諫諍的路被李林甫斷絕，開元之治轉向天寶之亂了。

　　開元年間，經濟繁榮，國威遠揚，是唐朝的黃金時代，事蹟將在別節敍述。下面列舉新創的制度，在當時並不顯出重要意義，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後期，都發生巨大的影響，這裏需要作一些簡略的敍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麗，開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則天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實際上已經廢壞，偶有戰事，就得臨時招募。六六四年，劉仁軌經略高麗，上書論兵事說，往年朝廷募兵，百姓爭著應募，甚至請求自備衣糧，隨軍出征，稱為“義征”。現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顯慶五年（唐高宗年號，六六○年）以來，官府不關心從軍者的困苦，又前方將帥為鼓勵士卒力戰，優給勳賞，回到本籍，州縣官為保持賦稅額，否認已得的勳賞。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賄得免，貧家連老弱人也要被徵發。照劉仁軌所說，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為防禦吐蕃，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為防禦契丹，武則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隸當兵。六九八年，武則天募兵防禦突厥，月餘還不得一千人，後來聽說太子（唐中宗）作元帥，應募人雲集，不久就得五萬人。這些事例說明府兵制、臨時募兵制都不能適應國家的軍事需要，如果突然發生戰爭，唐朝是沒有兵備的國家，一蹴而倒的危險是存在的。

　　唐玄宗對京師宿衛兵和邊境戍兵進行了改革。

　　京師宿衛兵士逃亡略盡，府兵制事實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採納宰相張說的建議，召募壯士充宿衛。七二三年，在京師及附近諸州選府兵和白丁十二萬人，號稱長從宿衛。七二五年，改名為彍騎（彍音擴kuò），分屬十二衛。天寶年間，彍騎又只存兵額和官吏，與改兵制以前一樣，京師並無宿衛兵。

　　邊鎮戍兵經常有六十余萬人。戍兵被鎮將當作奴僕來經營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張說建議減二十余萬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壯充邊鎮戍兵，號稱長徵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額，原有戍兵一概放還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農的一種兵制。平時，府兵大部分人從事農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師宿衛或戍邊。戰時，朝廷任命將帥率兵出戰，戰事結束，兵散歸府，將帥歸朝，將帥不可能擁兵養成自己的勢力。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行府兵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自從唐玄宗改府兵制為募乓制，兵農分離，兵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特別是邊鎮設長徵兵，野心將帥與職業兵士相結合，禍亂的發生就難免了。

　　設節度使——唐睿宗時，已有節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唐玄宗開元年間，有河西、隴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寶元年改稱范陽）、劍南、朔方、天兵（天兵後改稱太原以北，又改稱河東）、安西、北庭等節度使。宰相往往出任節度使，節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節度使領若干州，在一個地區內是最高的軍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當時邊境外並無強敵，唐玄宗設這樣的官，目的是在對外侵略，結果卻沉重地打擊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開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經看出唐玄宗喜武功，為了防止邊將生事邀功，賞賜特加謹慎。事實正如宋璟的預料一樣，唐玄宗終於在驕侈心驅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節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禍亂。

　　信任宦官——唐中宗時宦官開始用事，人數多至千餘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後，人數漸增至三千餘，穿紫衣（三品以上）緋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餘人，有些得三品將軍職位。楊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楊思勖屢率兵出擊南方少數族人，殺戮極慘，曾一次斬六萬級。唐玄宗給他輔國大將軍（正二品）稱號，後來又加驃騎大將軍（從一品）稱號，封虢國公。唐舊制，宦官品級最高不得登三品，楊思勖竟得從一品，並封國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宮中侍衛，比楊思勖更得寵信，開元末年，外間進奏文表，都得先經高力士閱看，小事便直接處理，大事才告訴唐玄宗。唐玄宗說，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穩。意思是說，高力士替我辦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樂。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人取得將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門；經他吹噓取得較小官職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楊思勖、高力士以外，還有許多得寵的宦官，有的監軍，有的出使。唐舊制，大軍出戰，朝廷派遣禦史監軍。武則天廢監軍制，說，將帥應有權處理軍事，禦史監軍，軍中事不論大小，都要受監軍干涉，怎能要求將帥立功。唐玄宗恢復監軍制，派宦官監軍，權力超過節度使。出使到諸州，沿路地方官盡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賄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還很多，當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財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揮，宦官是唐玄宗權力的化身，高力士是這些化身的指揮者。太子（唐肅宗）呼高力士為二兄，諸王、公主呼為阿翁，駙馬輩呼為阿爺，高力士擁有極大權勢可以想見。高力士資產殷富，非王侯貴族所能比擬，其餘宦官也各有大財產，京城內外邸第田園，幾乎一半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閹入宮，沒有家族和親戚，唐玄宗以為這種孤身的宮廷奴隸是最忠實可靠的，也是最能順從意旨的，付託權力給這種人，不會有什麼危險。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認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這個士族階層來行施唐的統治權。唐玄宗在士族階層外，扶植起宦官階層作為行施統治權的核心，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個變動。士族中人有統治階級的鯁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則是完全腐朽派，自從宦官成為核心勢力，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相互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複雜，到唐朝後期，宦官操縱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順從他們的支配。

　　禁閉諸王——諸王是最有可能奪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諸王資格發動禁衛軍，滅韋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又使一些親信宦官為三品將軍，掌握禁衛軍。他嚴禁諸王不得與群臣交結。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不得往來相見。宰相張說曾秘密到皇弟岐王私宅，被姚崇告發，張說貶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極優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職事。皇子為王的先後共十六人，在宮城旁各住一宅，號稱十王宅，也稱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侍讀官定時入宅教書，王府其餘官屬一概不許和諸王見面。後來皇孫漸多，又設百孫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東宮，經常隨從皇帝，居住別院，實際上也是受宦官監視。唐玄宗對諸王懷著猜忌心，用宦官來監視他們的行動，諸王和太子的禍福安危，決定于宦官的愛憎，因之宦官是監視者又是保護者，太子或諸王得登帝位，總有一些宦官以擁戴有功執掌大權。到唐朝後期，皇帝的廢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權消滅，唐朝也就滅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閉諸王造成了唐朝後期的禍亂。

　　唐朝前期從唐高祖開國到唐玄宗開元年間，統治階級內部腐朽傾向和進步傾向經過三次衝突，每次衝突都限於宮廷方面，對政治全局牽涉不大，進步傾向統治的時間又遠比腐朽傾向統治為長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會從恢復到發展的強盛時期，代表進步傾向的唐太宗、武則天和開元年間的唐玄宗，雖然程度不同，對這段歷史卻都有貢獻。同時，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政治上的腐朽傾向總是要得勢的，武則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則天，也就是說，腐朽傾向愈來愈增長了。自開元末年起，腐朽傾向壓倒了進步傾向，因而唐朝前期轉入中期，統一與和平的唐朝變成分裂與戰亂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