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文化

第五節 隋朝的文化


　　隋朝是在長江、黃河兩大流域合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朝代。由於長江流域有相當發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補充，出現比南北朝較高的文化，隋朝雖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卻是值得重視的。

　　

　　一 佛 道 儒 三 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漢族士人傳統的禮教，佛、道與儒性質有別，但統治階級利用佛、道、儒從各個方面來影響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義，因之，自南北朝以來，統稱為三教。

　　

　　甲 佛 教

　　

　　周武帝滅佛後，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執周政，進一步恢復佛、道二教，令舊時沙門、道士重新入寺觀傳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並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佛教因此大行。他為京師和大都邑的佛寺，寫經四十六藏，凡十三萬卷，修治舊經四百部。民間流通的佛經，比儒經多數十百倍。隋煬帝修治舊經六百十二藏，二萬九千餘部。又置翻經館，連隋文帝時所譯，共譯經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兩朝，達到極盛階段，隋是這一階段的開始。關於隋朝的佛教哲學和藝術，將和唐朝佛教合併敍述，這裏只說佛書翻譯從初期到成熟期的經過。

　　通過佛書的翻譯，天竺和其他諸佛教國的大部分著作，介紹到中國來了，這就大大豐富了中國的思想界。沒有東漢以後大量佛書的輸入，就不會有隋、唐以後內容革新的中國哲學。大抵東漢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時期。在這一時期裏，佛教徒的貢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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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翻譯經典，其次才是闡發義理。隋、唐兩朝是佛教的融化時期。在這一時期裏，佛教徒的貢獻主要是創立宗派（學派），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哲學，翻譯退居次要地位。顯然，翻譯西方各種不同學說的經典，正為中國佛教創立宗派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翻譯品質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譯經驗的長期積累相聯繫的。在初期，採取直譯法；在成熟期，採取意譯法。隋時釋彥琮總結了翻譯經驗，明確地指出翻譯的基本規律，直到今天，看來還是值得譯家重視的規律。

　　

　　直 譯 派

　　

　　中國最早譯出的佛經，據佛教徒傳說是攝摩騰、竺法蘭（二人都是中天竺人，東漢初到中國）共譯的《四十二章經》一卷。《四十二章經》約二千餘字，仿《論語》體裁，用典雅的文辭總攝佛學要旨，當是佛教徒的一種著述，託名翻譯，並非實有原本。

　　外國僧人來中國，首先要學漢人語言，這已是很難的事，學漢人文字當然更困難。因此，開始傳教，只能口說一些大意，不能譯成文字。後來佛教信徒漸多，有人學習外國語言，這樣，譯經成為可能了。漢桓帝時，安清（字世高，安息國人）來洛陽，前後二十多年，譯出三十餘部經。譯法是安清口說，漢人嚴浮調筆錄。譯家稱安清譯本“辯而不華，質而不野，為群譯之首”。與安清同時有支讖（月支國人），也在洛陽譯經。支讖口說，漢人孟福筆錄，所出經十部，被稱為深得本旨，不加文飾。安清、支讖是中國最早的譯經家，嚴浮調、孟福是中國最早的譯經助手。他們首創了棄文存質（本旨），保存經意，照原本直譯的方法，因而為後來譯家所遵守，一人口說，一人筆錄，也成為譯經的定式。

　　三國時期，孫吳興佛教，支謙、康僧會在吳國譯經，力求漢化，文辭美巧，固然糾正了前人出經的樸質，但也失去了譯書務求信實的原則。一般譯經家仍認直譯為正體。西晉初，竺法護精通漢語（支法護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從外國僧竺高座學佛，改姓竺），隨師至西域，通外國語言三十六種，搜集大批經本歸國，在長安譯出經典一百數十部。竺法護口說，弟子聶承遠等人筆錄，雖然譯文還是“不辯妙婉顯”，比先前不甚通漢語的胡僧所譯，卻已有顯著的改進。

　　石勒、石虎信奉佛圖澄，佛教在後趙境內大行。佛圖澄的弟子釋道安，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人物。釋道安注釋安清所譯的禪學，精研支讖所譯的般若學，表揚竺法護所譯的大乘學，實是東漢以來最大的佛教學者，晚年居長安，大為苻堅所尊信。他和秘書郎趙整極力提倡譯經，因而長安成為譯經的中心地。

　　趙整聘請中外名僧，協力分工，較有組織地進行翻譯工作。例如譯《阿毗曇毗婆沙經》，請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誦經文，曇摩難提（西域人）筆錄為梵文，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精通漢語）宣譯（譯成漢語），智敏（漢人）筆錄為漢文。又如譯《婆須密經》，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誦梵本，竺佛念（漢人）宣譯，惠嵩筆錄。口說與筆錄之間增加宣譯人，是譯事的一個進步。譯出諸經，釋道安親為校定，並作序說明譯經緣起，態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譯派主張譯人只須變梵語為漢語，不得有所改易。趙整戒譯人說，因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譯，如果遺失原有意義，譯人該負責任。凡是趙整指導的譯本，不許有多餘的話，也不許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譯。釋道安也說，凡是流暢不煩的譯本，都是摻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張，比趙整的完全直譯，已有不小的變通。“五失本”（翻譯時喪失梵文本來面目，有五種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語倒置，譯時必須改從漢文法；（2）梵經朴質，漢文華美（魏、晉以來，正是駢體文盛行時期），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潤飾；（3）梵經同一意義，往往反復至三四次，不嫌煩雜，譯時不得不刪削；（4）梵語結束處，要把前語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譯時不得不刪去；（5）梵文說一事，話已說完，將說別一事，又把已說的事，重說一遍，才說到別一事，譯時必須刪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現代語翻古代語，難得愜當；（2）古聖精微的哲理，後世淺學難得契合；（3）阿難等出經，非常審慎，後人隨意翻譯，難得正確。“五失本”是要求譯文比較接近于漢文的規格，“三不易”是要求譯人盡可能忠實於譯事，在釋道安指導下，直譯法已達到止境。舊譯經典，文句難懂，所謂“每至滯句，首尾隱沒”，就是遇到難懂的文句，前後意義便不能貫穿。釋道安為此費了“尋文比句”的功夫，前後比較，以求意義所在。他親自校定的譯本，自然比舊譯有所改善，可是，釋道安死後，在洛陽譯經的釋法和說：釋道安所出經、律，凡一百多萬字，都違失本旨，文不合實，原因是外國僧人漢語欠好，說話總嫌模糊。其實趙整、釋道安主持譯事，宣譯人都精通漢語，所謂說話模糊，原因不在漢語欠好而在於直譯。漢、梵語言，相隔甚遠，強使漢語切合梵語，勢必發生格礙。要糾正這個弊病，只能放棄直譯法，改用意譯法。

　　

　　意 譯 派

　　

　　龜茲國人鳩摩羅什，父天竺人，母龜茲人，七歲出家學小乘經，十二歲以後，改學大乘經，遊歷諸國，訪求名師，博學多聞，幼年便成西域諸佛教國公認的大師。三八四年，苻堅遣大將呂光滅龜茲國，鳩摩羅什時年四十一歲，隨呂光軍東來。三八五年，呂光據涼州立後涼國。鳩摩羅什留涼州十七年，學漢語言文字。四○一年，後秦姚興滅後涼，迎鳩摩羅什到長安，尊為國師，使在國立譯場逍遙園大興譯事。

　　鳩摩羅什本身具備著佛學精湛、擅長漢文兩個基本條件，又得姚興的尊信和釋道安門下眾多名僧的輔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經翻譯事業，大大前進了一步。鳩摩羅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義上創立意譯派的，與支謙、康僧會那種放棄信實原則的意譯性質不同。他深知翻譯事業的艱難，與僧叡（同睿ruì）論西方辭體時說，天竺辭體華美，佛經中偈頌，都是合音樂的歌辭。但譯梵為漢，美處全失，雖保存大意，辭體卻很不相類，好比嚼飯給別人吃，不只是無味，乃是使人嘔吐噁心。他對譯事有這樣的理解，因此，在長安十餘年專力翻譯，務求精切，以補救翻譯的根本弱點。他臨死時發誓說，如果譯文不失大義，死後焚身，舌不壞爛。可見他譯經的態度非常忠實和嚴謹。

　　鳩摩羅什譯經，手執梵本，口宣漢言，宣出的義旨，要經過義證，就是要經過名僧數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詳細討論，才寫成初稿。譯本用字也極為審慎，胡本（西域諸國文）有誤，用梵本校正；漢言有疑，用訓詁定字。全書譯成，還要經過總勘，就是要複校全書，確實首尾通暢，才作為定本。鳩摩羅什譯出諸經及諸論凡三百餘卷，一說譯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晉書• 載記》說“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羅什以前譯本，稱舊經或古經）。後世流通的經典，大抵是東晉以後和隋、唐譯本，鳩摩羅什創意譯派，對中國佛教文化的貢獻是巨大的。

　　自鳩摩羅什創意譯派，譯經事業達到成熟階段。繼起的著名譯家，遵循成規，益求精進，到隋、唐，譯事的成熟程度和譯場的精密組織都達到高峰。

　　鳩摩羅什以後，東晉和南北朝著名譯家有：

　　晉法顯——三九九年，法顯為求戒律，自長安出發，經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師子國，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歸國，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東益都縣）。四一三年，到建康。法顯譯出戒律七部，又敍述遊歷三十余國的行程和見聞，成《佛國記》一卷。

　　宋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廣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荊州兩地，譯出經典一百餘卷。

　　梁、陳時真諦——扶南國人。在廣州、建康等地譯出經論二百餘卷，開法相唯識學的門徑。真諦帶來大量經本，譯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涼曇無讖——中天竺人。沮渠蒙遜興佛教，四二一年前後，曇無讖在北涼譯出大乘經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譯出經論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稱為“譯經之元匠”。

　　以上列諸人為代表的眾多譯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譯經流派不同，但在翻譯體制上採用意譯法卻是一致的，鳩摩羅什創始的功績於此可見。隋時釋彥琮作《辯正論》，主張譯經必須依據梵本，說梵本雖然也有錯誤，但比西域諸國所傳本還是可靠些（“語梵雖訛，比胡猶別”）。他推崇釋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見解，認為“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辯正論》批評譯人得失，總結翻譯經驗，提出“八備”，就是說，具備下列八個條件，才能做好翻譯工作。八備是：

　　（一）誠心愛佛法，立志幫助別人，不怕費時長久（“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

　　（二）品行端正，忠實可信，不惹旁人譏疑（“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

　　（三）博覽經典，通達義旨，不存在暗昧疑難的問題（“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

　　（四）涉獵中國經史，兼擅文學，不要過於疏拙（“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

　　（五）度量寬和，虛心求益，不可武斷固執（“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

　　（六）深愛道術，淡于名利，不想出風頭（“耽於道術，澹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習正確的翻譯法，不失梵本所載的義理（“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

　　（八）兼通中國訓詁之學，不使譯本文字欠準確（“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

　　釋彥琮擅長梵文，自稱為通梵沙門，住京師大興善寺，掌管翻譯，前後譯經二十三部，一百餘卷，被稱為翻經大德彥琮法師。《辯正論》所指八備，確是經驗的總括，並非出於苛求，也說明作為一個勝任的翻譯家，如何難能而可貴。

　　

　　乙 道 教

　　

　　儘管道教在爭地位高低時反對佛教，但統治階級對宗教信仰，基本上是採取調和態度的，不僅道、佛兩個宗教可以調和，而且宗教與儒學也可以調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贊成梁武帝重佛輕道，在所作《茅山長沙館碑》裏卻說“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齊名士張融遺囑，要家人給他左手拿《孝經》、《老子》，右手拿《小品法華經》。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遺囑要屍體著道士冠服，上面覆蓋大袈裟；明器有車馬（漢人舊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門中作法事，道人在左邊，道士在右邊。他們要求的飾終儀式，正反映對三教的調和思想。隋文帝依據這種傳統思想，表示三教並重，實際是重佛輕道尤輕儒。隋煬帝居東、西兩都或出遊，總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隨從，稱為四道場。他想從道士得到長生藥，令道士潘誕煉金丹，六年不成。他責問潘誕。潘誕說，要有童男女膽汁骨髓各三斛六鬥，可以煉成。他聽了發怒，殺潘誕。隋煬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兇暴，信道教求長生，自然會遇到這些妖道。

　　

　　丙 儒 學

　　

　　《隋書•儒林傳》論儒學的衰落，說，漢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漢、魏）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保守）于所習（儒學）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儒林傳》所謂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是指南北朝以來儒學的一般情形，隋朝尤為突出。南北朝儒學流派不同，說經各有義例。開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國子學保薦學生四五百人，考試經義，準備選取一些人做官。應考諸生所據經說，有南有北，博士無法評定高低，好久不得解決。此後，大概不再舉行考試，儒生的出路幾乎斷絕。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經正義》，南北經說才歸統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條明經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劉焯、劉炫二人。劉炫乘隋文帝購求書籍的機會，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騙取賞物。劉焯也因計較束脩，聲名不佳。《儒林傳》所謂巨儒必鄙俗，二劉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遠。六○○年，隋文帝嚴禁毀壞偷盜佛、道兩教的神像，表示對兩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藉口學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詔書廢除京師和郡縣的大小學校，只保存京師國子學（不久，改稱為太學）一處，學生名額限七十人。劉炫上書切諫，隋文帝不聽。就在下詔書的一天，頒舍利于諸州，前後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這樣公開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煬帝恢復學校，但並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劉炫門下生徒很多參加農民起義軍（劉炫河間人，竇建德在河間一帶活動，儒生當是參加竇建德軍），足以說明儒生與朝廷的關係。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學，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個宗教反別一個宗教來，得到的結果更壞。這給唐朝提供了新經驗，知道三教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同時並存，各有它的用處，想反掉任何一個都對朝廷不利。

　　

　　二 文 學、史 學

　　

　　南北文風不同，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方文學講究質樸切實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學已在北方流行，曆齊、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遷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學為標準，統一了整個文學部門。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詔書，要“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一個州刺史因表文華豔，被革官治罪。李諤上書請正文體，說州縣選取吏職，保舉人才，只憑所作詩文是否美麗，不管道德和儒學，這都是從江南傳來的弊俗，必須嚴令禁止。隋文帝、李諤想提倡北方文風來阻遏南朝文學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煬帝時，設進士科，朝廷也憑文才秀美來取士，詩賦成為正式的利祿之路。

　　隋煬帝醉心于南朝的豪華，“三幸江都”，“好為吳語”。“貴於清綺”、“宜於詠歌”的南朝文學，正合他的口味。隋煬帝是一個文學家，每作詩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評議，修改再三，才發表出來，可見他是南朝文學有力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總數不過十餘人，其中並無特出的作者。這是因為南朝新體文學（主要是律詩）的創造時期在梁朝，陳因襲梁文體，缺乏創造性，隋又因襲陳文體，更著重在模擬。除了隋煬帝的《江都宮樂歌》，是完成律體詩中七律一體的創作，餘人所作詩文，無非是梁、陳的餘波，說不上有什麼新成就。

　　
隋煬帝提倡的作用，在於確定南朝文學的正統地位，使唐文學順著這個潮流得到大發展。

　　杜正藏著《文章體式》一書，有助於學習南朝文學，大為後進文士所寶貴，號為“文軌”。高麗、百濟也學習杜書，稱為《杜家新書》。南朝文學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國，影響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發展前途，南朝新體文學正是這樣的一個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間私撰國史，評論人物。《史記》以下，史書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夠傳世的，品質總比較優良。但也有短處，就是私家受條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書。只有紀傳沒有志書，不能說是完整的國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後，歷朝國史都改為官修。官修史固然難免考訂較疏，隱諱較多等弊病，但也有長處。從唐朝起，朝廷照例立史館為前朝修史。史館有大臣任監修，所選史官都是一時名手，搜集參考文書也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夠保證完成，並按各種應有的體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說，西漢以後修史是私人自發的事業，那末，隋以後成為朝廷有組織的事業了。

　　

　　三 幾門有成績的學問

　　

　　有關學術的若干部門，因南北統一，得以推進一步。音韻學、目錄學的成就尤為卓越，與南北朝相比，隋朝顯然進入了較高的階段。

　　

　　音 韻 學

　　

　　音韻學開始于東漢末年，當時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學理的啟示，創反切法來注字音。孫炎作《爾雅音義》，用反切注音，一般認孫炎為反切的創始人。此後愈益流行，雙聲疊韻的研究也隨著前進。三國時魏李登作《聲類》十卷，分眾字為宮、商、角、徵、羽五聲，不分立韻部。西晉呂靜作《韻集》五卷，按宮、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韻部。東晉以後，南北文士（主要是南朝文士）由於文學上應用聲律，深研音韻之學，屬於這一類的著作，自《聲類》、《韻集》以下多至數十種，其中周顒《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最為著稱。《顏氏家訓•音辭篇》所說“音韻鋒出”，就是指這一類著作。《音辭篇》說：“這些音韻書，都雜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應該用帝王都邑地的語言參校地方語言，再考核古今語言的變遷，訂定標準語言，來保存正音，排除土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陽，語音比較近正，也各有缺點。南方語音清切，但病在浮淺，辭多鄙俗；北方語音質直，辭多古語，但病在重濁。大抵南方語言士大夫說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先，西晉末從洛陽一帶遷去），北方語言普通民眾說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和民眾互換服裝，聽他們說幾句話就可以分別出來，隔著牆聽北方士大夫和民眾講話，聽一天也難得分清。還有一種弊病，就是南方語言夾雜吳、越土音，北方語言夾雜非漢族人語言。”顏之推非常重視正音，他說，“我家兒女，從幼年起，便教他們學正確的語音，說錯一個字，是我的責任。一事一物，該怎樣說，不經過查考，我不敢隨意說。”顏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語音的得失，對校正語音，採取如此認真的態度，他在音韻學上能夠作出重大的貢獻，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等八人和陸詞（字法言）討論音韻學，大家都認為四方聲調分歧很大，“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呂靜以下諸家韻書，定韻缺乏標準，各有錯誤。南方文士用韻與北方又有不同。陸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古今的同異，多數由顏之推、蕭該作決定。陸法言記錄諸人議論的要旨，再經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製成《切韻》五卷。長孫訥言說“此制酌古沿今，無以加也。”這句話可以作《切韻》的定評。

　　《切韻》是綜合古今南北多種語音、吸收前人韻書所有長處的一部巨著。自從《切韻》行世，前人所作韻書陸續亡佚，後人無論考古音、作詩文，必須奉《切韻》為典範。唐孫愐（音免mi3n）的《唐韻》，北宋陳彭年的《廣韻》以及其他韻書，都是源出於《切韻》而有所因革。《廣韻》後出，比《切韻》《唐韻》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韻》和《唐韻》，但《切韻》為音韻學奠定基礎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在秦朝，小篆統一了文字的形體，在隋朝，《切韻》統一了書面的聲韻，對國家的統一事業，都是一種重大的貢獻。漢族文字語言在歷史上曾經經歷過兩次大進步，到現時，正在準備實現第三次大進步。那就是積極推行普通話和逐漸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這對統一事

　　
業的貢獻，當然將以不可比擬的高度，超越歷史上的兩次大進步。

　　

　　目 錄 學

　　

　　西漢以後書籍分類，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兩種分類法。《隋書•經籍志》採用四分法，分群書為經、史、子、集四大類，直到清朝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例相沿不變。

　　六分法——西漢劉歆作《七略》，分群書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略（類），另一略稱為《輯略》，是六略的總敘和總目，列在六略的前面。東漢班固依據《七略》作《漢書•藝文志》，也分群書為六略，共有書三萬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國時魏鄭默撰《中經》。西晉荀勗（音序xù）依據《中經》更撰《新簿》，分群書為四部：（一）甲部（六藝及小學諸書）；（二）乙部（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丙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部（詩賦、圖贊、汲塚書）。四部共有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經書簿，不在四部之內。

　　南朝，宋謝靈運撰《四部目錄》，共有書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齊王亮、謝胐（音斐f7i）撰《四部書目》，共有書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任昉、殷鈞撰《四部書目錄》。梁武帝聚書文德殿，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令劉孝標撰《文德殿四部目錄》，又令暅（音宣xu1n）別撰《術數書目錄》，統稱為《五部目錄》。

　　七分法——宋王儉撰《七志》：（一）《經典志》（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諸子志》（古今諸子）；（三）《文翰志》（詩賦）；（四）《軍書志》（兵書）；（五）《陰陽志》（陰陽圖緯）；（六）《術藝志》（方技）；（七）《圖譜志》（地域及圖書）。另附道、佛兩教書，連《七志》共合九條。

　　梁阮孝緒撰《七錄》：（一）《經典錄》（六藝）；（二）《記傳錄》（史傳）；（三）《子兵錄》（子書、兵書）；（四）《文集錄》（詩賦）；（五）《技術錄》（術數）；（六）《佛錄》；（七）《道錄》。

　　西漢史書有限，可以附見《六藝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春秋》）。戰國以來，兵書、術數、方技三類多有專家著述，篇數不少，自立一略，也還符合實情。《七略•藝文志》分群書為六大類，在當時是適宜的。東漢以後，史書數量大增，兵書、術數、方技和西漢以前對比，兵書少有新著，舊著又多亡佚，術數方技書多是鄙悖淺說，不值得紀錄。《新簿》分群書為四部，使史書獨立城丙部，術數（包括方技）歸併在乙部，從實際應用來看，四分法顯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晉時佛教譯書不過千卷，佛徒還沒有撰造專門目錄，《新簿》使佛書附見在四部的後面，不失為一種適時的處置。《七志》拘泥於《七略》的七字，勉強湊成七大類，史書已自成大類，又勉強併入《經典志》，可謂太不知變通。佛經目錄自東晉釋道安撰《綜理眾經目錄》，此後僧徒相繼撰造，僧叡有《二秦眾經目錄》，竺道祖有《眾經錄》。《眾經錄》分魏、吳、晉、河西四錄，尤為詳備。道經目錄宋文帝時有道士陸修靜撰造《靈寶經目》。陸修靜答宋明帝說，“道家經書並藥方、咒、符、圖等，總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隱在天宮”。王儉比竺道祖後數十年，與陸修靜是同時人。新出佛經要補的不多，道經無須補，《七志》外附道、佛二條是多餘的。以後佛徒撰造佛經目錄，有未詳作者（當是宋時人）的《眾經別錄》，有釋僧祏（齊、梁時人）的《出三藏記集》，有釋寶唱的《梁世眾經目錄》，其中《出三藏記集》尤為精善。七錄正式列佛、道為兩錄，又沿襲祖暅所撰術數部保存《技術》一錄，湊成七的數目，實在是無義可取。刪去這多餘的三錄，剩下經、史、子、集四錄，恰恰與荀勗的四部相合。《隋書•經籍志》說《七錄》“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就是指《七錄》經史順列，比《新簿》乙丙倒置，顯得較合于漢族傳統學術的發展途徑。自荀勗分四部，阮孝緒定次序，《隋書•經籍志》才確定經、史、子、集的分類法。

　　周武帝積累書籍滿一萬卷，滅齊得新書五千卷。五八三年，隋文帝採納牛弘的建議，訪求遺書，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完畢，原書歸還本主，因此搜得不少異書。滅陳又得一批江南圖書。分散的書籍，集中在朝廷，共有書三萬七千餘卷，合重複本共有八萬卷。隋文帝使人總集編次，稱為古本。選工書之士，補續殘缺，寫出副本，與正本同藏宮中。隋煬帝寫副本，藏在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東廂藏甲乙，西廂藏丙丁。殿后起二台，東為妙楷台，藏魏以來書家手跡；西為寶台，藏古畫。又在內道場集佛、道經。隋文帝時，佛經已有法經等所撰《大隋眾經目錄》，費長房所撰《歷代三寶記》，釋彥琮所撰《隋仁壽年內典錄》。隋煬帝時，內道場僧人智果撰《眾經目錄》，道士撰《道經目錄》。隋收集南、北兩朝所有書籍，統一編目，唐魏征撰《隋書•經籍志》，依據隋觀文殿書目（當即《隋書•經籍志•史部 •簿錄篇》所記《隋大業正禦書目錄》九卷），略有刪補，與班固依據《七略》撰《漢書•藝文志》同一事例。《漢書•藝文志》是秦、漢以前著述的總錄，《隋書 •經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總錄，在目錄學上，漢、隋兩志都有重大的貢獻。

　　

　　天 文 曆 數 學

　　

　　北魏末年，張子信避葛榮兵亂，隱居海島，用圓儀測天，曆三十年，始悟日行有盈縮（快慢）。冬至前後，地距日最近，行最快，看來好象日行最快。夏至前後，地距日最遠，行最慢，看來好象日行最慢。初步發現了日行盈縮的規律。名儒劉焯始立盈縮■差法。六○○年，劉焯造《皇極曆》，推日行盈縮，黃道月道損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諸曆精密。定朔法、定氣法也是劉焯的創見。《皇極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對天文歷數學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時，李淳風依據《皇極曆》造《麟德曆》，被推為古代名曆之一。

　　耿詢有巧思，隋文帝時，創意造渾天儀，用水轉運，與天象密合。又作精巧刻漏，可在馬上使用。

　　

　　醫 學

　　

　　南朝士人重視醫學，往往世代相傳，名醫輩出，許智藏就是為隋煬帝治病的南方著名世醫。《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有書二百五十六部，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譯出天竺和西域的醫方書，也有十餘種。隋統一後，南北醫師交往，醫書流通，有利於醫學的推進。

　　

　　簡短的結論

　　

　　在黃河流域，自十六國以來，各族與漢族進行劇烈的痛苦的融合運動，到隋朝完成了這個運動，全社會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長江流域，自東晉以來，為抵禦北方落後族的南侵而建立起來的漢族政權，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民眾不再支持腐朽的陳政權。隋文帝在這種形勢下，順利地建立起統一南北的隋朝。

　　在黃河流域，因融合運動的逐步完成，經濟上的破壞也逐漸減輕而轉向恢復。在長江流域，經過將近三百年的開發，經濟上升到黃河流域的水準，並且還在繼續上升。隋文帝統一兩大流域，憑藉廣大的經濟基地，建立起繁榮程度超過兩漢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結束前一個歷史階段，開始一個新歷史階段的重要朝代。它們創立的制度，都對以後的朝代主要是對本歷史階段內的各朝代有嚴重影響。

　　隋文帝是歷史上少有的節儉皇帝。因為節儉，剝削比較減輕，民眾得以安居從事生產，開皇年間，戶口和財產都有巨大的增進。隋煬帝置興洛、回洛兩大倉，正說明隋文帝時財富的積累何等雄厚。

　　隋煬帝是歷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為奢侈，民眾被剝削到無法生存的地步。民歡只有起義推翻隋統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農民起義的規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勝任的起義領袖。起義付出極大的代價，嚴重地打擊了隋統治，但起義的果實，不得不歸於北周舊貴族李淵所建立的唐朝。起義農民是推倒舊政權的根本力量，但必須再加上領導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義的勝利。這個領導力量首先要有推倒舊政權的決心，高舉起義的旗幟，表現出鮮明的行動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廣大民眾認為（自然是毫不明確地認為）它是統一與安寧的希望所寄託的政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政治上軍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勢，收攬人心。李密、竇建德起初是農民領袖，後來起義旗幟愈舉愈低，不可能獲得勝利。唐朝廷雖然是貴族官僚集團，但人們認為它是未來的統一者，各州郡紛紛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員很少投降別人，正好說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農民起義軍既然缺乏足以取勝的領導人，而唐朝恰恰具備著取勝的條件，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果實歸於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統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陸法言《切韻》，《隋書•經籍志》，都是極有價值的著述。

　　統治階級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眾，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養在尼智仙的尼寺裏，十三歲才還家。周武帝滅佛，智仙隱藏在楊家，預言隋文帝日後會做皇帝，重興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對群臣宣稱“我興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學，為石虎、梁武帝、齊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為，佛教在短期間內竟成為國教。佛教原有向極盛階段發展的趨勢，經這一提倡，從隋朝起，佛教開始了極盛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