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派與儒經

第十節 儒家學派與儒經

　　孔子學無常師，自文武周公之大道以至技藝鄙事，都留心學習。他的學習態度是“多聞闕疑”（《論語•為政篇》），“毋意（不任私意）、毋必（不武斷）、毋固（不固執）、毋我（不自以為是）”（《子罕篇》），虛心向別人學習。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他的學習方法是以學為主，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篇》）。學要與思相配合，他說“學而不思則罔（迷惑無心得），思而不學則殆（精神疲憊）”（《為政篇》）。學又與問相配合，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他的弟子也能夠“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泰伯篇》）。學又必須習，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篇》）。所學要與所行相符合，他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篇》），“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篇》）。要多做事少說話，他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於行”（《裏仁篇》）。學要從博返約，一以貫之（有條理有本末）。學要擇善而從，有過即改，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論語•述而篇》），“過則勿憚改”（《子罕篇》），“過而不改，是謂過（真錯誤）矣”（《衛靈公篇》）。孔子說自己“學而不厭”，並非生而知之，確是事實。

　　孔子對自己是“學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對別人是“誨人不倦”（《述而篇》），毫無保留，所以成為歷史上最大的教育家。據說孔門弟子先後有三千人，高材異能以顏淵為首的門徒有七十二人（一說七十七人）。七十二人多數是魯國人，也有衛、吳、陳、齊、宋、楚、晉、秦等國人。按地區說，孔子學說幾乎傳播到當時中國的全部。按年齡說，七十二人中子路比孔子小九歲，年齡最大，其餘有的小三四十歲，有的小五十餘歲。孔子死後，有親身傳授的弟子如子貢為魯、衛相，有再傳弟子如子夏的門人為魏文侯師，很多人取得尊顯地位，有利於儒家學派的發揚和鞏固。

　　孔子是第一個創設規模很大的私立學校的教育家。這個學校有孔子講學的“堂”，有弟子居住的“內”。送一束幹肉以上的禮物，孔子就認他作弟子。孔子周遊列國，弟子從行服役並隨時學習。孔子給弟子們講學，弟子們發問，孔子按各人的特點給與解答。某些弟子還被薦舉去做官。孔子教人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善於言語的有宰我、子貢；長於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長文學的有子游、子夏。文學指孔子所傳授的經學，對後來儒學的流傳，發生作用最大。

　　商朝已有史官，掌管典冊。周朝和各諸侯國史官記言記事，積累大量典籍，一切有關文化的記載，都歸史官掌管，子孫世代傳習，供少數貴族的諮詢與使用。從《左傳》、《國語》、《墨子》等書所引故書看來，東周時期原有很多書籍，特別是各國史記，墨子稱為《百國春秋》，數量是不小的。不過這些書未曾流傳，能看到的人極少。

　　孔子非常博學，收集魯、周、宋、杞等故國的文獻，整理出《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教本來，講授給弟子們。這些教本寫在二尺四寸長的竹簡上被尊稱為經，孔子和其他諸儒解釋經義的文字寫在較短的竹簡或木版上稱為傳。有了儒家經傳，隨著儒家學派的盛行，六經以外的書籍逐漸亡佚。

　　整理六經有三個準繩：一個是“述而不作”，保持原來的文辭；一個是“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篇》），刪去蕪雜妄誕的篇章；一個是“攻（治）乎異端（雜學），斯害也已”（《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議論。所以六經從形式上說是敍述舊文，從整理的準繩和經義的闡明說是創作新意，述與作是不可分的一件事。自孔子訂定六經，儒家學派有一定教本，雖然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基本上不曾超越六經別有什麼新創的學說。

　　儒家經學在孔子以後，發生了對整個封建時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導力量，中國封建制度的鞏固與延長，儒學起著極其嚴重的作用。要瞭解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首先要研究儒學的經傳。

　　《周易》《周易》是許多占卜書中的一種。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音搖yáo），上三爻叫做上卦，下三爻叫做下卦，合成一卦。爻分陽爻（“—”）陰爻（“- -”），陽爻在單位（一、三、五），陰爻在耦位（二、四、六，陰陽爻都自下向上數），叫做當位，反之叫做不當位。如《既濟卦》，陽爻陰爻都當位，《未濟卦》都不當位。按照爻的當位不當位等複雜關係，看出輕重不等的吉凶。每一卦有卦辭，說明本卦的性質，每一爻有爻辭，說明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質。卦辭爻辭文字極簡單而又隱晦難懂，蔔人筮人可以作多樣解釋來宣告吉凶。孔子曾用大功夫鑽研卦辭爻辭，作為儒家的哲學思想傳授給弟子。孔子講說的記錄及後來傳《易》大師的補充，總稱為《易傳》或稱《十翼》。《易傳》有《彖（音tuàn）辭》，用較多（比卦辭）語句斷定一卦的大意。有《象辭》，其中依據一卦大意指出人應如何行動的簡明語句，稱為《大象》，解釋爻辭的語句稱為《象辭》。有《系辭》，總論全部《易》理，敍述孔子哲學的基本觀點。有《文言》，專論乾、坤兩卦。其餘有《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不含什麼重要意義。

　　《系辭》主要說明“變化之道”。觀察天地、日月、四時、晝夜、寒暑、男女等自然界現象，知道一切都在變化，變化的發生是在於陽、剛、動與陰、柔、靜兩種相反的性質在“相摩”“相推”，主動的力量是陽、剛、動。這一看法應用到人事上是“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創造新器物），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動的目的在得利，得利是吉，失利是凶。“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合理、不合理）遷”，就是說，吉（得）凶（失）並非固定不變。“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才能身安而國家可保，如果忘了危、亡、亂，安、存、治就會變成危、亡、亂。情在於人為，因之吉凶在人不在鬼神，“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卜筮的唯一作用是向鬼神問吉凶，吉凶既在人為，鬼神的權力便大大縮小，也就大大減輕了《易》原來的神秘性。孔子把主要與“鬼謀”（向鬼神問吉凶）的《易》改變為主要與“人謀”（人自造吉凶）的《易》，是思想上的一個進步。

　　《系辭》形容每卦的變化說“變動不居（固定），周流六虛（一卦六位），上下無常，剛（陽爻）柔（陰爻）相易，不可為典要（定準），唯變所適（適合時宜）”。六十四卦代表天地間萬事萬物，每一卦都在變化，也就是萬事萬物都在變化。這種看法自然是有理由的。不過變化以外，它還設立一個不可變的大範圍，一切變化都不能超出這個大範圍。《系辭》首先規定“天尊地卑，乾（陽）坤（陰）定矣。卑高以（既）陳，貴賤位（地位分明）矣”。尊者一定在上，卑者一定在下，士可以做大夫，大夫可以做國君，亡國亡家的國君大夫可以做庶人，但貴和賤的名分絕對不可變。儒家講禮，凡制度、名號、器械、正朔等等都可以變，但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封建等級制度決不可變，這和《系辭》思想完全一致。

　　《系辭》說變化的發生不是由於陽與陰的鬥爭而是由於陽與陰的和諧，不是向前發展，而是“終而複始”的迴圈、重複。天與地相附著，男（雄）與女（雌）相交媾，化生出萬物來。日與月相互來去成晝夜，寒與暑相互交替成年歲。去的是暫屈，來的是暫伸，一屈一伸相互感動生出利益來。儒家學說代表士階層的思想，士的利益在於向貴族求祿，在於教庶民出力服事長上，反對鬥爭是很自然的，這和中庸思想完全一致。

　　《周易》，特別是《系辭》，包含著自發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是裝在形而上學的框子裏的辯證法。這是孔子哲學的根本所在，後來儒家學派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王充，都不曾超越過這個思想界限。

　　《尚書》《尚書》是歷代政治論文集。孔子選史官所藏曆代重要典誥，上起《堯典》，下訖《秦誓》，相傳共有百篇，事實上有些篇（如《禹貢》）是後儒補充進去的，原訂篇數，無可稽考。秦焚書後，存留僅二十九篇。《尚書》有兩大作用：第一，建立起虞、夏、商、周的歷史正統觀（統一的重心）；第二，保存商週二代的重要史料，特別是西周初期《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等文篇的保存，可以推見商週二代的政治情況。這些文篇與西周初期的詩篇《周頌》、《豳風》、《周南》、《召南》配合起來，也可以推見西周社會的生產關係與意識形態。《禹貢篇》是戰國時人所作，敍述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山脈、河流、藪（音叟sǒu）澤、土壤、物產、田等（分上上至下下九等）、貢賦、交通、落後種族居住地，文字簡要，系統分明，總結了上古至秦華族勢力已入四川（梁州）未越五嶺時期的地理知識，確是極可寶貴的古地理志。《禹貢》託名禹平治水土的記錄，選入《尚書》，被尊為經典，造成中國政治自來是統一、疆域自來是廣大的信念，意義極為重大。

　　《詩》《詩》是兩周詩歌的名篇選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稱為三百篇。按音樂性質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據古文經學家說，《周南》、《召南》為《風》詩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頌》《豳風》作於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於西周時期，多數是宣王、幽王時詩。《國風》多數是東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時所作。《風》詩是地方音樂，詩篇多采自民間，富於生活的描寫，文學價值最高，為後世創造性文學的源泉。《大、小雅》詩是西方音樂，文學價值不及《國風》，但不失為敍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詩史。《周頌》是周天子宗廟祭祀的詩篇，音樂節奏極緩，甚至詩句可不用韻。這種感人不深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最古詩篇，因孔子選詩而得保存。《魯頌》、《商頌》都是東周時人所作。據今文經學家說，《商頌》作者是宋貴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頌》追述商朝盛世事，應有所本，與《尚書》中《商書》同為重要的商朝史料。

　　《禮》周朝尚文，長時期積累起繁富的禮制。孔子選取士必須學習的禮制十七篇，稱為《禮》或《士禮》、《儀禮》。十七篇中《喪服篇》最為重要，子夏特為作傳。封建制度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精神，《喪服篇》表現得最具體最清楚。《周禮》當是戰國儒者採集重要國家如周魯宋等國官制，再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減排比造成一部有條理的官制彙編。說是周公所制，固不可信，但斥為儒者憑空偽造，全無依據，也不合情理。《周禮》不是全偽也不是全真，在乎審慎的選擇。西漢傳禮儒生戴德、戴聖，博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講禮的文字，戴德選取八十五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選取四十九篇，稱為《小戴禮記》，簡稱《禮記》。《周禮》、《儀禮》、《禮記》合稱《三禮》，稽考儒家思想與戰國以前制度器物，《三禮》是重要的典籍。

　　《樂》《樂經》亡佚。一說，《周禮•大司樂章》就是儒家所傳的《樂經》。《禮記》有《樂記》一篇，記載儒家對樂理的討論。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廣要道》章）儒家以樂配禮，重視音樂的作用，是他們的見到處，想用古樂來移風易俗，是他們的迂腐處。六經中《樂經》先亡，因為古樂使人“唯恐臥”，新樂使人“不知倦”（《樂記》），新樂便自然要代替舊樂。

　　《春秋》《春秋》是一部編年體的歷史。編年史起源當在西周共和時期。東周文化較高的諸侯國都有史官記事，如晉史名為《乘》，楚史名為《檮杌（音陶兀táo Wù）》，魯史名為《春秋》。史官世代承襲，依據一定書法，忠實地執行職務。某些良史甚至殺身殉書法。前五四八年（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大夫崔杼殺齊君，太史依書法當朝官們寫“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殺太史。太史兩個兄弟繼續寫同一句話，都被崔杼殺死。最後一個兄弟還寫那一句話，崔杼不敢再殺。南史氏聽說太史兄弟被殺盡了，拿著竹簡去寫，半路上知道已經寫成，才回家去。中國歷史自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起，一年不斷地編年記事，史官的貢獻是巨大的。孔子用魯史官所記《春秋》，上起隱西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齊書法（《左傳》載五十凡例，當即史官共守的書法），成為儒家經典的《春秋》（原來的《春秋》稱為《不修春秋》）。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有褒有貶，要使亂臣賊子懼。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為最高標準，封建等級制度的精神充分表現在《春秋》書法裏。

　　《春秋》文字簡單，意義隱晦。如魯惠公死，子隱公不依繼承法立為魯君，《春秋》寫“元年春王正月”，不說隱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魯君。又如寫“齊崔杼弑其君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意思是崔杼犯了弑君罪。又如寫“莒人弑其君密州”（《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意思是密州為莒國人所共棄。《春秋》如果當作歷史來看，作用實在有限。相傳與孔子同時的魯國太史左丘明，采各國史記作《左氏傳》，用事實說明《春秋》書法。桓譚（東漢初年人）《新論》說得好，“《左氏傳》和《春秋經》，好比衣服有表面有裏面，不可缺一。如果有經沒有傳，即使聖人關著門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來。”不管左丘明是東周時人或戰國時人，《左氏傳》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反正《左氏傳》這部書保存了大量古史料，給中國史家創立模範，在史學史上有極高的地位。

　　解釋《春秋經》的還有《公羊傳》、《谷梁傳》兩家。兩家都是口說，到西漢才寫成文字。《公羊》學盛行於西漢，政治上有很高地位。《公羊》家自以為傳孔子的微言大義，但和《左傳》比起來，《公羊傳》顯然是空言說經，甚至有些是穿鑿附會。《谷梁傳》也是空言說經，態度卻比《公羊傳》謹慎些。

　　《論語》 孔子對答弟子和非弟子的發問，弟子們記錄下來。孔子死後，弟子們（一說是仲弓、子夏等）集合成書，號稱《論語》。傳記中多引孔子語，大抵《論語》所載的孔子語比較近真。

　　以上所述幾部經典，流傳到現在，已經二千多年，經學本身起了多次變化並產生了各種派別。每一變化和派別，都或大或小地影響到文化的各個方面。所以不瞭解經學和儒家派別，很難瞭解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