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所創儒家學說

第九節 孔子及其所創儒家學說

　　東周時期產生許多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在軍事家中首推孫武，在思想家、政治家中首推孔子和墨子。他們都生在東周後半期，他們的學說都發生大作用，特別是孔子，當他活著的時候，就有人尊奉他為“聖人”。此後整個封建時代裏，孔子學說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隨時變化，總是處於顯學獨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學派或宗教推倒它。孔子確是封建社會集大成的“聖人”，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偉大代表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曲阜人。先世是宋國貴族，曾祖父逃難到魯國。父叔梁紇（音合hé），曾做魯陬（音鄒zōu）邑（山東泗水縣東南）宰。宋是商朝的後代，魯是周公的舊封，春秋時列國都到宋、魯“觀禮”，因為它們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舊國。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和宋、魯兩國主要是魯國有密切的關係。

　　孔子生於前五五二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卒於前四七九年（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歲。這正當東周後半期，公室卑弱，大夫兼併，宗族制度在瓦解，家庭制度在興起，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時候。當時處在社會中間的士階層，上有貴族大夫，下有庶民工商，能上達但不能順利上達，怕下降但可能失職下降。士在軍事上任作戰骨幹，政治上任中下級官吏，文化上學得古今知識，經濟上擁有私有田宅產業，社會地位重要而不高，想取得官職，必須依附把持國政的世卿貴族。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論語 •微子篇》），恥惡衣惡食，認定耕種要挨餓，學道可得祿（《論語•衛靈公篇》“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看不起老農老圃的勞苦生產，唯一希望是做官食祿。但士在未出仕時，生活接近庶民或過著庶民的生活，還能看到民間的疾苦，懂得“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篇》）、“百姓足，君（國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篇》）、“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禮記•大學篇》）一類治國安民的道理。士是統治階級的最下一層，當他求仕幹祿向上看時，表現出迎合上層貴族利益的保守思想，當他窮困不得志向下看時，表現出同情庶民的進步思想。士看上時多，看下時少，因此士階層思想保守性多於進步性，妥協性多於反抗性。孔子學說就是士階層思想的結晶。

　　士階層思想偏上而地位近下，對上妥協，對下也要有些妥協，這樣，中庸就成為最適合的哲學思想。孔子學說全部貫注著“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他讚歎中庸是至高極難的一種美德，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少有）久矣！”（《論語•雍也篇》）中庸應用在人倫上，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中庸應用在政治上，是“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禮記•緇（音資zī衣篇》）。中庸應用在行為上，是“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篇》），“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篇》）。中庸應用在教育上，是“求（冉求）也退（性好謙退），故進之；由（子路）也兼人（性好勝人），故退之”（《論語•先進篇》）。一切都得合於中庸之道，而中道所在，要依據情況隨時移動。移動求中道稱為權（秤錘），權總是偏在尊者貴者親者一方面。孟子闡發權的作用，《盡心篇》裏說“楊朱主張為我，如果拔他身上一根毛對天下人有利，他是不幹的；墨翟主張兼愛，如果把自己身體磨成粉末對天下人有利，他是願意幹的。子莫（魯人）主張執中。執中近於中庸之道了，但中一定要有權，按照事情輕重來得到中，如果執中而不變，那是偏、不是中。執著一偏便失去中庸之道”。《禮記•仲尼燕居篇》載子貢問孔子“中到底是什麼？”孔子說“禮呵禮！禮是所以制中的”。尊者貴者規定了禮，合乎禮就是合乎中。尊者貴者不能對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都規定出一個禮，而處理事情又必須有一個中，孔子和儒家大師處理或議論這些事情的所謂中，弟子記錄下來都成了禮或理（說明禮的意義就是理）。孔子活著的時候，齊國晏嬰說他禮節繁盛，幾輩子也學不完他的禮。孔子死後，儒家大師各說他們認為得中的禮或理。儒家代貴者尊者制禮並講理，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因此，孟子以前，儒學實際就是禮學，遭受墨家猛烈攻擊的也就是這個禮學。

　　中庸思想是士階層妥協性的表現。理論上中道雖然偏在貴者尊者方面，對卑者賤者的利益卻還要兼顧，但事實上貴者尊者並不實行自己應負的責任，而卑者賤者總負著片面的過度的義務。這樣，中庸之道講不通了。凡講不通的事情，都歸到天命。高遠莫測的叫做天，無可奈何的叫做命。得罪了天，祈禱是無用的。君子畏天命，不畏天命的是小人。孔子五十歲才懂得天命，就是說懂得天命一切都能講通了。孔子不很談天道與天命，戰國時，唯心的仁義學派大師子思孟子才開始發揮天命和五行學說，唯物的禮樂學派大師荀子把天看作只是自然存在的無知之物，根本否認有天命。

　　孔子也用中庸思想來看人與鬼神的關係。他不談神怪，也不明確否認神怪。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篇》）。這種對鬼神的不可知論，實質上掩藏著唯物論的因素。墨家有鬼，道家無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無鬼論，也可以引申出有鬼論。在和有鬼論作鬥爭的時候，儒家常常是無鬼論者。中國歷史上曾經有各式各樣的宗教侵入中國，儘管它們在某一時期得到盛行，但總不能生根長存。從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並無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來自儒家學說，固然它本身也含有封建禮教的毒汁，兩毒比較，宗教毒當然更重。因為儒學毒根一般生在統治階級的土壤上，而統治階級是可以消滅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在被壓迫階級裏，要拔生長在廣大勞苦群眾裏的毒根，費力很大，收效緩慢。漢族受宗教毒較輕，不能不歸功於儒家學說的鬼神不可知論。

　　士階層在當時是新興地主階級也是新興家族制度的有力代表，它對宗族制度有一定的反抗性，不過這只是一些微弱的反抗性。孔子曾為魯國大司寇，要加強魯君的權力，拆毀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三家的都城。孟孫氏拒絕毀城，孔子攻打不下，也就妥協了。佛肸（音必希bì xī）據中牟反抗晉大夫趙簡子，請孔子去幫助，孔子要去，被弟子子路勸阻。孔子修《春秋》，寄託他的政治思想。按《春秋》書法，凡暴君被殺，概稱某國人弑其君某某，表示國人皆曰可殺的意思，但仍稱弑不稱殺，表示到底是以下犯上。孔子所反映的士階層的反抗性就是這麼一點。

　　孔子創儒家學說，主要內容是禮樂與仁義（《論語》說義比說仁少，說禮實際即說義）兩大部分。“道（導）之（民）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篇》），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義，禮指一切統治階級規定的秩序。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的根本，依據這些固定不可變的根本，制出無數禮文，用以區別人與人相互間複雜的關係，確定每一個人應受的約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單要求人守禮，孔子認為不合中庸之道，必須用樂來配禮。樂是從感情上求得人與人相互間的妥協中和，使各安本分。禮用以辨異，分別貴賤的等級；樂用以求同，緩和上下的矛盾。禮使人尊敬，樂要人親愛。禮嚴肅形于外，樂和順存於內。禮有樂作配，禮的作用更增強了。

　　單有禮樂，沒有道德作根本，還不夠適合政治上的需要。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篇》）就是說，沒有仁作思想基礎，禮樂是空虛的。“仁者人也”（《禮記•中庸篇》），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愛或同情心。愛或同情心不可流為兼愛，必須有等次。等次稱為義。“義者宜也”（同上），義的意義是適宜、合禮，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權。愛父母叫做孝，愛兄長叫做悌，愛君上叫做忠，按照尊卑、貴賤、親疏、長幼、男女等差別，表現出各種輕重不等的愛或同情，與禮相適應。所以說“仁近于樂，義近於禮”（《禮記•樂記篇》），在外的是禮樂，在內的是仁義。講來講去實際只是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服從統治階級的禮。孔門第一大弟子顏淵問什麼是仁，孔子答稱“克己複（合）禮為仁”，具體做法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篇》）。一句話，不合禮就不合做人的道理。

　　據說，孔子很少講仁，但《論語》記載講仁的話，卻在一百條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講的。不過孔子雖然講了很多條的仁，一般是講士的修身法。孔子講仁的真正要義在孝，他的弟子有若說，“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人）之本歟！”（《論語•學而篇》）子弟敬愛父兄，本出於心理的自然，在封建社會的家族制度裏，孝悌應是一種基本道德，也是為庶民所樂於接受的一種道德，但在儒家看來，提倡孝悌，在於防止犯上作亂，不問那個“犯”和“亂”是否合理。毛主席《實踐論》裏說“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①，確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學說妥協性多於反抗性，也就很自然的保守性多於進步性。孔子反對橫徵暴斂，認為“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篇》）。《論語•先進篇》載他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斂，孔子很憤怒，說“這不是我的學生，弟子們敲著鼓攻擊他罷！”這是孔子出於真情的愛民精神。他主張舉賢才，慎刑罰，薄賦斂，重教化，斥責那些為政者，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預先告人準備）視成（立等成功）謂之暴，慢令（自己無信）致期（要民從令）謂之賊”（《論語•堯曰篇》），這都是孔子學說的進步面。不過孔子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人，可以使由（服從）之，不可使知之，這又說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

　　孔子主張大一統，要求天子治天下，諸侯治本國。他崇拜輔相成王制禮作樂的周公旦。他想復興周道，保持並加強周天子和各國諸侯的權力，舉賢士大儒作輔相。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齊晉等霸主）。……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論語•季氏篇》）。孔子生在東周，還只好寄統一的希望于名義上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雖不可能成為事實，但中央集權的統一思想，開始萌芽，實含有進步的意義。因為孔子要用禮樂仁義來求得統一，對戰爭取反對態度（《孟子•盡心篇》所謂“春秋無義戰”），不瞭解兼併戰爭客觀上正是破壞諸侯割據的舊秩序，走向大一統的必經路程。“仍舊貫（守禮制），何必改作”（《論語•先進篇》），就是孔子保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現。

　　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效法）文武”（《禮記•中庸篇》）的復古主義者，但又是善於用權、“無可無不可”的“聖之時者”（《孟子•萬章篇》），孔子學說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學派總能適合整個封建時代各個時期的統治階級的需求，從孔子學說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來。孔子和儒家學說無可置辯的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

　　封建領主和新起的地主都屬於封建地主階級，本質是一致的。由於他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有些區別，因而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有些區別，但這些區別並不損害他們的一致性。而且在孔子時，新起的地主還不是一個成熟的階級，它還沒有脫離領主、自己掌握政權的勢力。孔子學說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時又主張維持領主統治，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當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著過去了，但孔子對古代文化的偉大貢獻和他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並未失去。因為他刪訂六經，保存了三代舊典；因為他創造儒學，形成了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學說的某些部分，表現了漢民族在文化特點上的某些精神形態（如《論語•衛靈公篇》所說“有教無類”）；他的學說，也影響了中國境內外非漢族的各族，在漢族與各族間起著精神聯繫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個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學習、在思想，在溫故知新，在誨人不倦。他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特別是教育和行為方面的經驗。比較原始可信的《論語》書中，記錄著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學而時習之”，就是最好的學習公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學格言。至於他那種繁富的學說，“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對我們是有益的，他給中國人民留下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國人民必須珍重這一份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