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情況

第二節 經濟情況


　　東周、戰國的兼併戰爭，實質上是領主與新興地主爭奪政權的鬥爭。戰國時期，地主階級在秦國取得完全勝利，在山東六國也取得勝利，但還不能完全壓倒領主。由於領主政權的破壞和削弱，剝削方式改變了，束縛在宗族裏面的大量農奴，比東周後期更進一步獲得了解脫的機會，農奴大體變為農民了。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在這個變化下，戰國社會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氣象。

　　戰國社會的繁榮氣象，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一 人口大增

　　《戰國策•趙策》載趙奢（戰國後期人）說“古代海內分為萬國，城大不超過三百丈，人多不超過三千家。……現在一千丈的城，一萬家的邑到處可以看到”。戰國時大城市齊國都城臨淄有戶七萬，韓國宜陽縣城方八裏，可駐兵十萬，趙奢所說古代，不必拘泥在何時，說戰國時一萬家的中等城邑很常見是可信的。東周前期大夫采邑不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人口最多不過千室。諸侯國都三百雉（城牆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三倍於大采邑，人口三千家，也是大采邑的三倍。前六六○年，衛國被狄人攻破，衛國民人被俘或逃散，遺民僅得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河南輝縣）、滕（山東滕縣）兩地民眾也只有五千人。經二十餘年的休養生息，人口增加十倍。衛是與魯並稱、大而不強的諸侯國，人口如此稀少，其他國家相差當不會很多。人稀自然地曠，秦穆公襲鄭，路遇鄭商人弦高，才被發覺。杞國本在今河南杞縣，後來遷到今山東昌樂縣，又遷安丘縣。鄭宋邊境，有大塊空地，兩國相約不許奪取。這都說明當時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廢不能開墾。東周前期的情形很象趙奢所說的古代。東周後期人口已漸增加，戰國時人口大增。豐富的人力與農業手工業工具和技術的改進相配合，生產力大大提高了。


　　二 鐵制工具的廣泛使用

　　東周時鐵稱惡金，只能用作農業工具。戰國時鐵的用途推廣，農業工具如耜、銚（音姚yáo）、鐮、鎒（音耨nòu）、銍等，木工工具如斧、鋸、鑽、鑿等，女工工具如刀、錐、針等，都用鐵製造。農業手工業工具用鐵而外，沒有鋒刃的戰爭用具也開始用鐵，如鐵甲、鐵杖、鐵殳等。某些地區又發明煉鋼術。《禹貢》梁州（四川）貢品有鐵、有鏤，鏤是可以刻鏤器物的鋼鐵。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所記，吳越是最先發明煉鋼的地方。鑄鐵劍成功的人，在越有歐冶子，在吳有幹將和幹將妻莫邪（音爺yé）。歐冶子幹將是同學，都能鑄寶劍。據說他們的老師曾因鑄劍不成，夫妻二人投身冶爐中，劍才鑄成。弟子們改用發爪投爐中，也鑄成了劍。這裏含有神話成分，劍師投身冶爐中，未必真實。當時的冶煉技術，不可能從生鐵煉成鋼，所謂鑄，當是造青銅劍稱鑄，造鐵劍也通稱為鑄，實際是在熟鐵上加一些含炭的物質，經過淬（增加硬度）鍛（擠出雜質）等工，造成鐵刀劍。熟鐵里加一點炭質可以成鋼（含炭百分之一點七到百分之○點二五，都是鋼，含炭百分之一點七以上是生鐵，含炭百分之○點二五以下是熟鐵），最早的煉鋼術從無意中獲得了。此後逐漸改善，並傳到楚國。楚國宛地出鋼鐵，所制的矛很銳利。秦昭王曾誇獎楚國鐵劍的鋒利（長沙楚墓中已發見鐵劍一柄，長約七七公分，寬約四公分）。韓國出寶劍最多，河南西平縣有冶爐城，有棠谿村，都是韓國著名的鑄劍處。西平有龍淵水，淬刀劍特別堅利，稱為龍淵之劍。制青銅刀劍不須用水淬，要用水淬一定是鋼鐵。戰國以來有一種髡刑，把罪人鬚髮剃光。《韓非子•顯學篇》說，嬰兒不剃頭要肚痛。罪人頭面也許可用青銅刀硬刮，剃嬰兒頭應該用鋼刀。東周時嬰兒生三月才剪發，足見還沒有剃刀。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郡地方，白天落下一塊星石來，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個字。隕石含鐵質，隕石上刻字，非好鋼不可。秦始皇統一後，遊行全國，到處刻石紀功，刻石工具也應是鋼制。戰國時某些地區已能制鋼，無可置疑，不過鐵還不能代替青銅在武器製造上的地位。《管子•地數篇》說，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此句據《史記•貨殖列傳正義》補），其中出銅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鐵的山三千六百零九。這裏所說山數未必真確，鐵產量多於銅產量，鐵用途廣於銅用途，則是事實。又說，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上有陵石，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石，下有鐵。戰國時期，已有這些採礦知識，足見礦業頗為發達。


　　三 農業進步

　　孟子反對當時最普遍的三件事，說好戰的人該受頭等刑，講合縱連橫的人該受二等刑，辟草萊（開闢草荒）任土地（無限制佔有耕地）的人該受三等刑。從孟子主張行均分田地的井田制與反對任便佔有耕地看來，戰國時土地確是大量開墾出來了，同時地主與少地失地農民間的區分也極為顯著了。不過草萊地變為耕稼地，無論土地為誰所有，總是一個進步。

　　東周已有牛耕，戰國時似頗推廣，這與地主富農從宗族制度中分化出來並逐漸發展是一致的。商鞅改長六寸四分（營造尺）的周尺為長七寸二分的秦尺。又改一百方步的周畝為二百四十方步的秦畝。田畝面積的擴大，用意在提倡牛耕，也就是獎勵地主富農經濟，因為地主富農才有養牛的財力。放大畝的面積，又可省去田間若干封疆田洫。商鞅第二次變法，開阡陌、改田制後， “初為賦”，當是按新畝制制訂賦稅法。山東六國仍用周畝，想見牛耕不象在秦國那樣被提倡。《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十二月）“命農（《呂氏春秋》作司農）計 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這又說明不論秦和山東六國的普通農民仍用耦耕法。

　　孟子說到深耕和糞田，荀子更屢言肥料的功用。荀子說多糞肥田，又說五穀一歲再獲。《周禮•草人》分土壤為九類，用九種動物骨煮汁拌穀物種子，種在一定的土壤上，稱為“糞種”。《周禮•薙氏》、《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六月），都說燒草取灰或漚草使腐用作肥料。深耕、施肥、糞種、一年再獲，顯然是戰國時農業技術上的進步。孟子說省刑罰，薄稅斂，農民才能深耕。《荀子•富國篇》說“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產加倍；民貧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產減半”。事實上遭受刑罰稅斂的迫害，最嚴重的是普通農民，深耕肥田的只能是地主和富農。

　　古史稱禹、益時起，即知利用河渠溝洫和井灌溉農田、園圃。東周時漸見正式記載，特別是楚相孫叔敖創建芍陂（在安徽壽縣）灌田，規模最大。入戰國後，灌田更被重視，《周禮•稻人》敍述灌溉法，想見戰國時對水利的講求。著名水利工程如魏文侯時西門豹、襄王時史起引漳水灌溉鄴田，秦始皇初年，用韓國水工（水利專家）鄭國創建鄭國渠，灌田四萬餘頃。戰國時治水有專門名家，能施行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是古代文化的一個重大成就。東周對園圃種蔬菜已成專業。園圃用井水灌溉，先前是鑿隧道通井中，人抱甕入井汲水。戰國用桔槔汲水，代替極拙劣的抱甕灌溉法。

　　戰國時期無疑是一個農業躍進的時期，基本原因在於戰國時土地私人所有制已經確立，這在當時是進步的制度，因而對農業起著推動的作用。


　　四 手工業發達

　　東周時魯齊兩國手工業在各諸侯國中最為著稱。戰國時山東各國手工業更見發展。如《周禮•考工記》敍述木工分七部，金工分六部，皮革工分五部，設色工分五部，刮磨工分五部，陶工分兩部。《考工記》文有殘缺，但就現存文字看來，可以想見分工的細密及技術的講究。《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三月），命百工審查五庫器材的品質，其中有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等物，這些正是金工、皮革工、設色工、刮磨工所用的原料。金（青銅）工造重要器物主要是造武器。《考工記》敍述制青銅法，分青銅為六種：第一種銅五分錫一分，可造鐘鼎，第二種銅四錫一可造斧斤，第三種銅三錫一可造戈戟，第四種銅二錫一可造刀劍，第五種銅三錫二可造削刀及田獵所用箭鏃，第六種銅錫各半可造鏡及燧（日光下取火的鏡）。上述各工都是官府手工業，戰國時戰爭規模巨大，一次戰爭雙方兵士多至數十萬或百萬。官府製造大量兵器及軍用品，需要很多的工人（工業奴隸）與很大的工作場所，民用器物不得不讓民間百工自由製造，自由交易。東周後期本已存在著“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間手工業者，到戰國愈益發達起來。孟子說農與百工間紛紛交易，相互依賴，不可或缺，特別是陶工、冶鐵工、木工、車工對農業生產的關係更是密切。民間百工一般是小規模製造，製成物品後，即在肆（攤）上出賣，小手工業者兼作小商人。戰國時鐵耕盛行，冶鐵業中出現大富豪。如邯鄲郭縱，富敵國王；趙國卓氏，冶鐵致富；魏國孔氏、魯國丙氏冶鐵起家，致富巨萬。冶鐵成為民間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其經濟上地位超過官府手工業的金工部門。


　　五 商業興盛

　　東周時期有官府商業與私人商業的區別。範蠡、端木賜是著名的大商人。戰國時，私人商業更盛。大鹽商猗頓富比王公，名馳天下。周人白圭講致富術，要旨在於掌握時機，精確運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史記•貨殖列傳》）的法則，白圭被尊為商賈的祖師。戰國時大都邑如齊都臨淄、趙都邯鄲、以及大樑（開封）、洛陽都是著名大商業城市。中等都邑有市，稱為“有市之邑”，如韓國的上黨，其中七十邑有市。小邑也多有小市。《周易•系辭》所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會天下的貨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指這種趕集式的小市。《韓非子•亡征篇》說“商賈的錢財存放國外，可以亡國”，足見商業中更重要的是私人商業。戰國時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已經確立，大量農民因土地被兼併失去本業或不勝地主商人的剝削，自願放棄本業，群向工商業求生計，所謂“從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貨殖列傳》），所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經商）之利百倍”（《戰國策•秦策》），都說明經商致富為當時一般人所願望和追求的。周國人風俗，不愛做官吏，專心做工商，求十分之二的利息。魯國人喜歡講儒學，後來風俗改變，經商謀利比周人更迫切。周魯人如此，別國人也未必不如此。商鞅重農抑商政策，不僅不能行施于山東六國，即在秦國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趨勢，到戰國末年，大商人呂不韋終於參加了秦國的政權。

　　《荀子•王制篇》形容當時貨物流通的情形說，北方的走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顏料，東方的海魚海鹽，西方的皮革毛織品犛牛尾，中國市場上都能買到。住在澤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產，農民不動刀斧不陶不冶可以得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種可以得到糧食。荀子看到通商的重要，主張“四海之內若一家”（《王制篇》），中外交易，互相救助，都可以得到安樂。戰國商業的發達，給學術上的大一統思想以影響，也給秦漢統一並向外擴展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條件。但這裏必須注意，自戰國以後長期封建社會裏，商業雖在逐步的發展，對整個封建經濟卻並不起決定的作用。企圖用所謂“商業資本主義”來曲解歷史，是必須予以駁斥的。

　　《禹貢》揚州荊州貢物有金三品，即金、銀、銅三種。墨子弟子耕柱到楚國做官，得十金送墨子。楚王答張儀說，楚國出產黃金珠璣犀象。黃金白銀用作貴重貨幣，當從東周後期楚國開始，至戰國隨著商業的發達，黃金成為通行的貨幣。現存古貨幣有“郢爰”，形似小餅，稱為餅子金或餅金。餅金有黃金餅，也有銀餅。北方別有稱鎰的黃金貨幣。金銀幣以外，又有銅幣，分貝形、刀形、錢（耕器）形、圓形四種。銅幣輕重不等，鑄錢地區也極紛雜，想見當時商賈可以私鑄，官府並不禁止。商賈獲得鑄錢權，又增加了一個牟利致富的大門徑。

　　戰國比東周生產力有更大的發展，因而社會各階級也有更多的變化。


　　一 統治階級

　　領主秦相自商鞅後，有公孫衍、張儀、甘茂、樗裏子、魏冉、范睢、蔡澤以至呂不韋、李斯等人。除了樗裏子是秦宗室，其餘全是異姓客卿，這說明秦國貴族領主失去了政治上特權。山東諸國有異姓客卿也有貴戚之卿。國王有大事，得和貴戚之卿商量，有大過不聽諫，貴戚之卿有權廢國王。山東大領主如齊國孟嘗君田文，私招天下俠客遊民六萬余家到自己的封邑薛，齊王不敢干涉。趙國平原君趙勝，家有大量土地，管事人多至九人，不肯出田租給趙王。韓非子說，士卒依靠權勢人家，逃避徭役，人數上萬。這說明六國殘留著領主勢力，政治和經濟都落後于秦國。

　　地主韓非子說趙襄子時候（春秋末期），住宅園圃已經自由買賣。戰國時土地所有權的取得，主要是用買賣的形式，有錢的人就可以享受地主的樂趣。蘇秦說，“我如果有洛陽負郭（近城市）田二頃，我還會出門求富貴掛六國相印麼！”二頃田的地主就什麼都不想幹了，地主生活的優裕可以想見。地主階級中有將相官吏擁有田宅的地主，如趙將趙括得錢就買田宅，秦將王翦請秦王賜田宅，留給子孫做產業；有地主兼營商業，如有棗樹一千株，栗樹一千株，漆樹一千畝，桑麻一千畝等所謂素封的地主；有農民上升的地主，如《呂氏春秋•孝行覽》、《淮南子•人間訓》所說，孔子的馬吃路旁禾稼，被耕者扣留。馬夫對耕者說，你耕地東到東海，西到西海，我的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耕者大喜，把馬送還。這個故事說明有的農民可能上升為地主。地主階級在朝廷上有參與政治權，在農村中有各種享受。荀子說，鄉間輕薄子服裝美麗，態度妖冶，專門引誘婦女，這就是地主富農家子弟享受的一種。地主階級的興起，對破壞領主制度說來，是一種進步，但土地在買賣形式的兼併下，農民失去耕地也愈益加劇。

　　士 士，除了代表農與工肆之人的墨家，大都是地主階級參加政治活動的代表。春秋時期諸侯卿大夫養士的風氣已經開始，到戰國，山東各國國王將相爭著養士，士成為社會上最活躍的一種人。

　　宗族制度破壞後，國王和貴族勢力削弱了，他們迫切需要大量擁護者，不得不向地主階級的士求助。戰國初年，魏太子擊（武侯）路遇文侯的老師田子方，太子趕快下車拜謁，子方昂然不答禮。太子問，“富貴該驕傲，還是貧賤該驕傲？”子方說，“自然貧賤該驕傲。諸侯驕傲要失國，大夫驕傲要失官。貧賤的士主張不合，議論不用，立即跑到別國去，好比丟掉一隻草鞋子，你怎麼拿富貴來比貧賤！”（《史記•魏世家》）田子方這些話，說明領主依賴士來鞏固統治地位，士也依賴領主來取得富貴，雙方有密切的關係。

　　領主地位愈來愈危殆，養士風氣也愈來愈盛行。戰國末年領主卑躬屈節招天下士，惟恐士不來附己。當時著名養客的貴族有孟嘗君、平原君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四人養士各在三千人以上。孟嘗君與賓客吃同樣的飯，並贈送禮物給賓客的親戚。平原君散家中財物供養賓客。信陵君待士更謙恭，搜求隱士無所不到，在四人中聲譽最高。春申君門下上等客都著珠履。別一著名養客者燕太子丹，要討刺客荊軻的喜歡，尊荊軻為上卿。最好的房舍，最好的飲食和車馬，都送給荊軻享用。太子丹還天天到荊軻那裏問安，惟恐荊軻不滿意。太子丹把燕國的命運寄託在可恥的刺客身上，是養客者中間最下等的一個。這些領主們，儘量吸取勞動群眾的血汗，來求得士的滿意，企圖得到士的助力，維持自己的地位，這正好說明領主統治已經走到了末路。

　　士大體分為四類：一類是學士，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書立說，反映當時社會各階級的思想，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這一類人聲名大，待遇優，如儒家大師孟子，後車數十乘，侍從數百人，往來各國間，憑他的聲名，所到國家，國君們都得饋贈黃金，供給衣食，聽取孟子的議論。一類是策士，即所謂縱橫家。這一類人長於政論，富有才能，憑口舌辯說，得大官取富貴。《戰國策》專記載策士的議論，蘇秦張儀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一類是方士或術士，這一類人可分兩等，一等是天文、曆算、地理、醫藥、農業、技藝等學科的專門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貢獻；一等是陰陽、蔔筮、占夢、神仙、房中術等騙取衣食的遊客。最下一類是食客，這一類人數量最大，流品最雜，其中包括雞鳴、狗盜、任俠（惡霸）、奸人、罪犯、賭徒、屠夫、刺客等等無賴凶人，通過貴族將相來吸食勞動人民的血汗。田文曾路過趙國，趙人聞名，聚立路旁看他，笑道“原來只是一個短小男子”。田文發怒，他的食客下車斬殺觀眾數百人，索性把一縣人都殺死才走路。後來田文失位，食客都跑散了，田文復位，食客又回來。所謂食客，就是這樣野蠻的貴族走狗。四類士身分不同，他們活動的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鞏固統治者的地位。
　　大商賈戰國時富商大賈與士一樣，也成為社會上最活躍的一種人。孟子主張對工商業什一而稅，去關市之征。他的主張沒有一個國君能採用。他斥大商賈為賤丈夫，但賤丈夫仍為王公貴族所尊重。大商賈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作政治活動的商賈，呂不韋是這一類人的顯著代表。一類是兼營農業畜牧業的商賈。一類是兼營大手工業的商賈，《史記•貨殖列傳》所舉巨富，多屬這一類。大商賈所使用的人，一種是夥計，如洛陽貧民到富商家學商業，替富商貿易，走遍天下各都市，更多的一種，是大商賈憑藉財勢，用高利貸、價買、擄掠等方式，壓迫窮人作奴隸，從事商業、農業、手工業勞動，因之大商賈實際是封建社會裏存在著的奴隸主，是最落後的一個階層。秦始皇初年，呂不韋為秦相國，封河南洛陽十萬戶。呂不韋在政治上得勢後，表現出大商賈發展的方向。呂不韋並不滿足於十萬戶的封建性租稅，他佔有奴隸一萬人，驅使他們從事各種勞動，壟斷洛陽工商業。

　　戰國時期的統治階級，是由衰落的領主階級和新起的地主階級（包括士和大商賈）構成的。

　　二 被統治階級

　　農民農民是人口中占最大數量、生產中占主要地位的一個大階級。孟子說“無君子（統治者）莫治野人（農民），無野人莫養君子”。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造出農民應該受治的理論，正好說明統治階級只有依靠農民才能得到生存。荀子主張“省（減少）工賈，眾（加增）農夫”（《荀子•君道篇》），以為“工商眾則國貧”（《富國篇》），加增農業生產者是國富的根本，這也說明農民是主要生產者。戰國初，魏文侯用李悝行“盡地力之教”。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辟草萊，任土地，允許土地自由兼併。李悝又創立一種平糴法來減輕兼併對農民的迫害。這個方法是國家遇豐年，平價買入農家餘粟，凶年則平價賣出積粟，使農民得繼續生產免於流亡。照李悝的計算，農夫一家五口，耕田百畝，平均每畝收一石半（約合今三鬥），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十分之一的租稅十五石，餘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平均食一石半，五人一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賣錢三十，得錢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賽會用錢三百，余錢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錢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加上婦女紡織，全家收入大體相抵。）如遇天災和疾病、喪葬、臨時賦斂等意外費用，便入不敷出。事實上，公田制廢棄後，農民不是都有田百畝，少地農民生活自然更窮困，有百畝田的農民，負擔也極沉重，很難出入相抵，李悝平糴法多少起著保護農民的作用，是有進步意義的一種措施，因為比商人地主任意操縱，到底是好一些。

　　上述農民生活情況，各國大體相似。商人、地主乘農民困急，放高利貸，因而取得粟米、土地與奴婢。弱賴對秦王說，商人不耕作，卻有積粟，是有其實而無其名；農夫終年勞苦，家無積粟，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可見農民的收穫物、田宅與一家人，都是商人、地主榨取的對象。

　　農民遭受殘酷的剝削，竭力求謀生存：有的節衣縮食，生活費用減到最低程度；有的放棄本業，轉入工商業；有的離鄉背井，散至四方謀生。一般失去耕地的農民，有的在商店當傭工，有的為人灌園，有的充當雇農。韓非子說雇農出賣勞力替人耕作，主人給他衣食工錢，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流浪到都市上，充當臨時雇工的，人數也不少。如荀子說，雇市上傭工打仗；韓非子說，雇傭工開溝渠。農民用這些方法都不能維持生活時，有的只得餓死在溝壑裏，有的只得賣身為奴隸。

　　有了農民階級，自然要分化出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各個階層。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它們都是封建主義性質的，決不能說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已經存在著農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了。因為農民階級本身並無發展的前途，在封建社會裏，農民只能希望自己變成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才能希望自己變成資本家，富農也就成為農村資產階級。同樣，在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裏，除了富農，農民也可以變成工人階級。由於農民階級的特性，所以無須懷疑封建社會裏是否存在著富農。

　　魏國有溫囿（果園或菜園），每年收租八十金，後來租給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小國君可以向大國租園子，農民向地主租耕地，自然更是常事。孟子荀子都說，一個農夫應該有五畝宅地，百畝耕地。孟子又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篇》）。農民失去耕地或耕地不滿百畝，不能養活一家人，是當時普遍的現象，所以孟子主張行井田制度，給農民一百畝恆產，使束縛在土地上“死徙無出鄉”（《滕文公篇》），這樣，封建統治才能鞏固。

　　工商戰國時民間小工商業比東周更見發達，在山東各國，當有相當大的人口從事小工商業。這種人自己製造器物，自己設肆出賣，如韓非子所說，車匠希望人富貴，棺匠希望人死喪。韓非子又說，工匠造惡劣器械，騙農民的錢。荀子主張禁止工匠在家裏製造器具。這都說明自由經營的小工商業，在生產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是農民生產的主要配合者。

　　奴隸奴隸也有相當數量，來源是俘虜、罪人和貧民。《周禮》質人掌管市上買賣貨物的契券，所謂貨物，指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人民當作一種貨物來買賣，自然是奴隸或農奴。《周禮》司厲掌管懲治盜賊，罰盜賊為奴，稱為罪隸。《禮記•曲禮》有獻民虜禮，民虜就是奴隸。官府和富貴人家用奴隸供役使，但多數用在手工業生產上。官府手工業的大官稱工師，管理百工，督促手工業奴隸工作的人稱監工。孟冬月（十月）國君考驗製成的器物，器物上刻有工人姓名，如製作不良，要追究治罪。季秋月（九月）百工停工一月，其餘不得休息。官府手工業造貴族用和軍用器物，對人民生活沒有益處。大商賈利用奴隸勞動，經營採礦冶鐵等業，這種奴隸勞動，對農民和小工商業者起了配合的作用。《韓非子•喻老篇》說“好年景，臧獲（奴隸）耕種的田也能豐收”，足見奴隸也用在農業上，不過耕種得不好。

　　戰國時，構成封建社會的階級，主要的不是領主和農奴而是地主與農民了，但山東各國的領主在政治上仍占統治地位。秦與六國間進行長期的激烈戰爭，說明完全地主政權與半地主半領主政權間的鬥爭是當時主要的鬥爭。地主與農民間的階級鬥爭，在這種情勢下還不到激化的程度。秦統一全國後，地主成為農民面前唯一的大敵對階級，從陳勝吳廣開始，歷史上不斷地發生農民反抗地主壓迫的大小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