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商制度與文化思想
經地下發掘，證明商社會裏確實存在著極為明顯的兩個階級，這是絕對不容否認的事實。既有階級，也就有國家，周人稱商為大邦、大國，商無疑是一個國家的稱號。
甲骨文國字寫作 
夏是國家機構逐漸形成的朝代，商是國家機構已經形成的朝代， 它們有政治制度，所謂夏禮殷禮，到春秋時孔子還能講述。《論語·為政篇》載孔子說，殷禮是沿襲夏禮的，周禮是沿襲殷禮的，只是有的改革了，有的增添了。 《八佾篇》又載他說，我能講夏禮，也能講殷禮，可惜文字記載和故老口說太缺乏，無法證明講得對不對。孔子比較夏商周制度，說周朝制度最文明，願意從周制。 從孔子的話看來，周制比夏商進步，但也沿襲夏商制，並非全出新創。例如：
王位繼承制 夏帝和商先公都是父子相繼（兄弟相繼是例外）。商湯子大丁早死，孫大甲年幼，大丁弟外丙、中壬相繼立，創繼統法的變例。中壬死後，王位仍歸大丁子大甲。湯 以後王位兄弟相繼凡十四人，其中弟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凡六次，還位給長兄的兒子凡三次（《史記·殷本紀》說祖乙是河亶甲子，王國維說祖乙是中丁子，茲取王 說）。還位給次兄的兒子一次也沒有。這些事實，不能斷定商朝繼統法以弟繼為主，而以子繼為輔，相反，商朝繼統法是以長子繼為主，以弟繼為輔。不然的話，中 壬死後，伊尹為什麼立湯長子大丁的兒子大甲。大庚傳自己的兒子小甲，破還位長兄子的例，大戊傳自己的兒子中丁，又破一次例，這是在王位的弟，憑藉權力自私 其子，不還給長兄的兒子。兩次破例特別是第二次破例，當然要引起長兄子的不滿，所以《史記·殷本紀》說，中丁以後，廢嫡而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殷 有九世之亂。中丁到武乙凡九世，九世之亂就是長兄的兒子和弟的兒子爭位之亂。自武乙至紂凡四世，廢除了兄終弟繼制，確定傳子制。周代傳子制度，應是承襲商 制而更加嚴格。
嫡庶制 如果說商朝以前無嫡庶之制，那末，夏帝和商先公世系，不是虛構便是他們都只生一個兒子（僅帝泄、冥有二子），這是講不通的。商王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實際是 多妻制，自湯至紂三十王，從無一人生過五個兒子（僅祖丁有四子），這也是講不通的。正因為商有嫡庶的區別，嫡子繼承王位，庶子不得繼承（多妻制的嫡妻生子 不多並非怪事），所以有兄弟最多不過四人的現象。周制嫡長子代代相傳，比殷制更加嚴密。
同姓通婚制 商朝同姓在一定限制以外，可以通婚姻，周制凡同姓，不管如何疏遠，就是相隔許多代也不得通婚。“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是長時期積 累起來的經驗，不能看作殷人不知道，周初人才突然發見。而且周人同姓不婚制，主要還在聯異姓為甥舅，政治意義大於生育意義。說周以前“無女姓之制”（王國 維《殷周制度論》），理由似不夠充足；說男女之別，周較前代為嚴，則是事實。
分封制 商王嫡子有王位繼承權，某些庶子則有分封權。商末有微子、箕子，相傳微、箕是二國名。《史記·殷本紀》說“商子孫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 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世本》有時氏、蕭氏、黎氏。周初大封兄弟和同姓國，是商分封制的擴大，並非新創。同姓或異姓國中，有侯爵國，如侯虎、侯 喜、侯光、侯來甲及攸侯、犬侯、周侯、杞侯、亞侯等；有伯爵國，如兒（同郳ní）伯、 
周朝廢除商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作祭品制，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在奴隸社會裏，奴隸被當作牲畜一樣來屠殺，周朝廢除這種制度，表示人和牲畜有區別了。
在階級剝削的基礎上，商朝文化比夏朝有極顯著的進步，庶民 （下層百姓與萬民）勞動，培養出擁有較高知識的人物巫和史。巫史都代表鬼神發言，指導國家政治和國王行動。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巫能歌舞音樂與醫治疾 病，代鬼神發言主要用筮法。史能記人事、觀天象與熟悉舊典，代鬼神發言主要用蔔（龜）法。國王事無大小，都得請鬼神指導，也就是必須得到巫史指導才能行 動。《尚書·洪范篇》，據說是周史官記錄箕子所說殷政治文化的綱要，大體可信。《洪範篇》說“你（國王）有大疑難的事，自己先想一想，再和卿士（高級貴 族）商量，和庶民商量，和蔔筮商量。”蔔筮在商量中的重要，可從下表看出來：
龜筮一致贊同，即使王和其他一種人反對，事情仍吉可行。龜和筮意見不一致，就不可對外行動。龜筮一致反對，即使王、卿士、庶民都贊同，也不可行動，龜筮有 決定行動的權力，說明巫史知識高於一般人，為人所信服。中國古代文化，包括文學、音樂、藝術、醫藥、文字、天文、曆法、歷史等學科，在商朝都奠定了初基， 例如與農業關係最密切的曆法，商朝已知道四分曆並知道加入閏月（十三月），知道推測冬至點，以醜月（陰曆十二月）為歲首，雖然還不能測定冬至點真實所在月 （子月），比夏曆建寅，是有所改進了。依據曆法所達到的水準，可以推想其他學科的一般水準，大體上是相適應的。這個文化的代表人主要是巫和史，創造這個文 化的主要是奴隸勞動。
奴隸勞動又培養出一群掌握專門技術的百工。百工是百姓中佔有 手工業奴隸的奴隸主，他們世代相傳，積累起手工業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為當時各侯國所望塵莫及。殷墟出土的司（祠）母戊鼎，重約八七五公斤，帶耳高一百三
在奴隸社會裏，奴隸被奴隸主看作一種財物，絲毫沒有人的意義 （二裏岡發掘證明，人骨與獸骨同作制器原料），奴隸主則是握有莫大威權的人。他們威權的來源是天命，天命的表現是鬼神的啟示。殷墟卜骨數以萬計，事無大 小，都要請問鬼神，與周朝顯然不同。這是因為西周已經進入封建制度社會，農奴被封建主看作一種賤人，雖是賤人，到底算是人了。對人的統治，應以政治為主， 鬼神為輔，屬於西周部分的《尚書》和《詩經》都證明了這一點。商朝是對物的統治，而所謂物實際是有知識的人，把人說成物，除了假借天命鬼神，不可能有其他 理由。商統治者遇事必蔔，表示自己的行動都是符合天命神意的，萬民不服從天命神意，那就該殺了。商朝特別崇拜鬼神，祭祀祖先的次數極為頻繁，所用犧牲甚多，顯而易見，這種宗教的虔誠，裏面包含著殘酷的階級壓迫。
奴隸死亡率無疑是很高的，奴隸主必須補充他們的奴隸。取得奴 隸的方法，大致是（一）對外作戰，捕捉俘虜。商時戰爭頻繁，見於卜辭。殉葬用的人有時多至千百人，足見俘虜易得，奴隸來源旺，多殺不足惜。（二）對內用 刑。商刑法嚴重，一人受罰，妻子為奴。（三）大奴隸主吞併小奴隸主，如紂王憑藉勢力大，吸收大量逃亡奴隸。在這種情況下，形成商人求富的思想。《洪範》講 五福，富居第二位；講六極（惡），貧居第四位。講貧富不講貴賤，不同于周人尊禮（分別貴賤）的思想。《禮記·祭義篇》說“殷人貴富”，《表記篇》說“殷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禮屬人事），先罰而後賞（重刑罰），尊而不親，其民之弊，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這就是說，商朝統治階級以增加自己的財物 為急務，只要取得財物，不顧什麼廉恥。所謂財物，主要的自然是奴隸。
照現有《尚書》中的《商書》和地下史料說來，商是中國用文字傳下來的歷史的開始。
簡短的結論
由於生產力的進步，由於俘虜的增加，私有財產制度逐漸發展了。達到一定的限度，私有制度就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現，夏後啟廢“禪讓”為帝位世襲，正是這種表現。
帝位世襲比“禪讓”是一種含有進步意義的新制度。凡是一種制 度當它是新的時候，總要遭到各種形式的阻礙。有扈氏反對帝位世襲，羿奪夏帝位，寒浞篡羿位，實際上都是社會衰朽力量的表現。夏後氏與有扈氏、夷羿、寒浞間 長期戰鬥，正是新制度與社會衰朽力量間的鬥爭。新制度經過鬥爭，必然要取得勝利，因為正在發展著的力量是無可遏止的，少康中興就是新制度取得了勝利。
私有制度在夏朝繼續發展著，公社制度也愈益瓦解著，國家組織逐漸形成起來，雖然只是一個雛形，但在歷史上卻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正式朝代從夏朝算起。
東方新起的商，生產力比夏進步，利用夏桀國內的階級矛盾，武力滅夏，建立起一個商王國。
這個王國建立在奴隸制度上面，它有政治機構，有官吏，有刑法，有牢獄，有軍隊，有強烈的宗教迷信，有濃厚的求富思想。奴隸主階級驅迫奴隸從事勞動生產，自己憑藉武力享受著奢侈放蕩的富裕生活。
奴隸勞動產生了相當高度的古代文化，特別在手工業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周朝封建文化的一部分，繼承商百工技術的優秀傳統，才得到發展。
因為商朝生產力並不很高，不能促使生產關係起劇烈的變化，對舊傳公社制度，破壞是有限度的，奴隸制度並不能衝破原始公社的外殼。
商社會內部發展著尖銳的階級鬥爭（《尚書·西伯戡黎篇、微子 篇》，《詩·大雅·蕩篇》記商內部情形）。一方面是奴隸主進行殘酷的剝削，過著極端腐化的生活，一方面是有家室的老奴隸要求轉化為農民，過著小私有經濟的 生活。到紂王時，革命危機成熟了，周武王伐紂，促成了這個革命的爆發，其表現是紂兵在陣上起義（有家室的老奴隸可以當兵，有實例可證）。
有自由民身分的小人，也是封建制度的有力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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