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的創造

第八節 古代文化的創造

　　中國文化的起源，就地下發掘說來，可以上溯到幾十萬年，就書籍記載說來，一般從夏商說起，也就是從私有財產制度開始確立的時候說起。不過夏商二代，尤其是盤庚遷殷以前，缺乏可信的史料，無法確知當時的真相，只能在先秦傳說裏，約略推見些稀疏的影子。

　　《禮記•表記篇》載孔子說，夏代尊命（天命），畏敬鬼神但不親近，待人寬厚，少用刑罰。夏俗一般是蠢愚樸野不文飾。殷代尊神，教人服事鬼神，重用刑罰，輕視禮教。殷俗一般是掠奪不止，求勝無恥。周代尊禮，畏敬鬼神但不親近，待人寬厚，用等級高低作賞罰。周俗一般是好利而能巧取，文飾而不知慚愧，作惡而能隱蔽。可以相信孔子這個比較是有事實依據的。夏朝社會在氏族制度基礎上開始劃分了階級，這對單純的氏族制度說來，顯然是一個進步。當時階級矛盾還比較和緩，統治者還不需要著重利用鬼神和刑罰來維持自己的權力。在那樣的社會裏，自然只能產生低級的文化，即尊命文化。商朝進入奴隸制社會，統治者需要借重神（包括天、命、鬼）與刑來壓迫大量奴隸。在那樣的社會裏，鬥爭發展了，因而產生了較高度的文化，即尊神文化。西周進入封建制度社會，按照尊卑、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等差別，制定出表現等級制度的禮。每一等人各有一定的義務和權利。尊貴人權利大、義務小，卑賤人義務大、權利小。在當時含有進步意義的初期封建社會裏，禮可以鞏固統治者的地位，作用比鬼神刑罰更大。這種尊禮文化，高出於夏人對自然界完全無能的尊命文化，也高出於商人假借鬼神、貪暴無恥的尊神文化，因為尊禮文化多少承認被統治者有些卑賤人的權利，雖然這種權利是極其微小的。

　　在勞動人民沒有成為自己的社會關係底主人翁以前，也就是說，當各種剝削階級統治著社會的時候，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都是與人們對立的，例如種地的人不得飽，織布的人不得暖，好象有一種外來的統治於人們之上的自然規律。這樣，代表剝削階級意志的天、命、鬼、神通過宗教、哲學、禮制等形式，有力地幫助了統治地位的鞏固。尊禮文化當然不是說不尊神了，只是說勞動民眾在周代開始被統治者承認為人，人與神的關係因而有可能作多樣的新解釋，到東周時期多樣的新解釋就發生了。

　　社會逐步向前發展，新起的社會制度必然要破壞舊有的社會制度，但破壞程度各民族歷史並不一致。中國古代社會也經歷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不過它們對氏族制度的破壞是逐漸的，緩慢的。西周宗族制度，就是封建制度與氏族制度相結合的一種制度。到東周時期才發生了比較劇烈的破壞。

　　東周大小宗族間展開了長期的兼併戰爭，許多國家和采邑滅亡了，原來的經濟基礎變化了。在戰爭中某些統治者繼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體會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卻是負擔賦稅兵役的庶民。由於對祀與戎兩件大事有了新的認識，因而東周在西周進步的但是簡單的文化基礎上表現出偉大的創造性，產生卓越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思想家。他們的著作與遺留的言論，極為豐富，給後來的封建文化開闢了大路，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東周思想家繼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雖然還不敢也不能直截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它們已被明確地放在民的附屬地位。這裏所謂民，有時包括統治階級中人在內，不過這並不重要。因為只要認識民為主體，神是附屬，就是思想上的一個大貢獻。兩周以後，宗教在華族裏，即使有時盛行，卻不曾獲得絕對支配的權威，給社會進化以巨大障礙，東周思想家對神的解釋，是起了作用的，他們的解釋是可以珍視的。

　　隨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桓公六年）虢史嚚（音銀yín）說，“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莊公三十二年）

　　虞宮之奇說，“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僖公五年）

　　宋司馬子魚說，“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

　　鄭子駟子展說，“要盟（被迫盟誓）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明神不蠲（不贊成）要盟，背之可也。”（襄公九年）

　　“衛獻公使祝宗告亡（失國），且告無罪。定薑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襄公十四年）對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為神，神一定是“聰明正直” 不害民的。害民的是妖、厲、怪，不得稱為神。神大體分三類：一類是自然物，如天、日、月、星、辰、名山、大川（山川能出雲下雨），下至貓（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一類是有關日常生活的物，如霤（堂屋）、門、行（道路）、戶、灶。一類是曾為民創立新法，抵禦大災大難，勤民事勞苦身死，用武力驅殺暴君的古人，如神農、周棄（稷神）、後土（社神）、帝嚳（觀天象造曆）、堯（行善政，讓天下）、舜（勤勞死在山野）、鯀（治洪水死）、禹（治平水土）、黃帝、顓頊（教民創造財富）、契（教育）、冥（治黃河死）、湯（伐夏桀除虐政）、文王（文治）、武王（伐商紂，去民禍）等人，都是有大功於民，所以得列在祀典。凡被尊為神的人、物，只是因為曾經立了大功或對人有利益，才受到人的愛戴和報謝，不是因為怕他們有什麼暴力淫威，也不一定信他們真有精靈存在著，向他們獻媚。即使獻媚，也不能有所得，“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禮記•曲禮》）。無功的古人稱為鬼，只許他自己的子孫祭祀，不該祭他的人祭他，叫做“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篇》）。先有人事而後有鬼神，不是先有鬼神而後有人事，神“依人而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不是人依神而行，這就是東周思想家的鬼神觀。

　　周內史叔興說，“吉凶由人。”（僖公十六年）

　　魯閔子馬說，“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襄公二十三年）

　　吉凶禍福在於人事好壞不在鬼神的威靈，鬼神的作用實際上被否定了。最高的神是天或稱皇天上帝，表現天意的是命。《孟子•萬章篇》引《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不論周武王是否說了這些話，至少《泰誓篇》的作者確有這種思想。周公說“惟命不于常”，《禮記•大學篇》解釋說“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的得失由於政治的善不善，也就是得民心還是失民心。兩周思想家認為天也是依人而行的，天命就是民生和民意，天本身並無獨立的意志。

　　《皋陶謨》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堯典》疑是東周史官所作，《皋陶謨》疑出同時）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天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文公十三年）

　　周劉康公說，“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成公十三年）

　　晉師曠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君）肆於民上，以從（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

　　鄭裨諶（音沉chén）說，“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襄公二十九年）

　　魯穆叔引《大誓》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公三十一年）

　　天命鬼神地位的後退，主要由於庶民力量被某些統治者所認識，別一原因則是科學性知識在東周時期有顯著的進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現象授時的知識。

　　農業必須與曆法相配合，曆法進步也就是農業在進步。《夏小正》相傳是夏朝曆法，可信其中一部分確從夏朝流傳下來。《夏小正》依據草木鳥獸等天然現象定季節，含立春的一月（即所謂建寅）成為孟春正月。天象主要觀測北斗的運行，因為北斗在紀元前二三千年間，位置極近北極點，整夜出現在地平線上，便於觀測。 “正月斗柄懸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確是夏朝的天象。夏朝後期發明干支，也是曆法的一個進步。殷朝曆學家已經體驗到太陽曆一歲的開始，在立春月以前，歲首提早一個月（即所謂建醜），改十二月為正月。又創閏月法，調節節氣。周朝曆學家用土圭測日影長短，又觀測黃道赤道附近的星座，區分為二十八宿，由此得知冬至點在十一月，改十一月為歲首正月（即所謂建子）。又發現歲星（木星）十二年一周天（實際是一一•八六年一周天），因而有歲星紀年法。西周後期推得日月之交會點，因而廢胐（音匪fěi新月初見的一天）用朔。這些曆法上的成就，都比商朝進步，不過所謂冬至點、日月交會點絕非精確。到春秋魯宣公以後，冬至才確定在子月（周正月、夏十一月），朔日也大體不誤，同時十九年間置七個閏月也相當整齊，節氣得以比較正確地用於農業。東周時期天文曆學的顯著進步，有助於人對自然界的認識。觀象以外，良醫用藥治病，戰爭勝敗依靠人力計謀，不依靠鬼神吉凶（孫子《九地篇》“禁祥去疑”），也都使人從經驗中逐漸感到天命鬼神的虛幻。

　　東周兼併戰爭盛行，某些統治者看到許多勝敗興亡的事實，積累起豐富的政治經驗。他們懂得沒有民不可以戰守：

　　楚鬬廉說，“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桓公十一年）

　　晉士 （音委Wěi）說，“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助）？”（莊公二十七年）

　　晉欒武子要伐楚，韓獻子說，“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成公十五年）

　　鄭子產斷定陳國必亡，說，“陳……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能無亡乎？”（襄公三十年）

　　他們也懂得民是立國的根本：

　　陳逢滑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國）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哀西元年）

　　因為民是國本，所以君失民心，君就要失國，大夫得民心，大夫就可以得國。魯昭公被季氏驅逐出國，死在國外，晉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 史墨說，“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谷為陵’，三後之姓（虞夏商子孫）於今為庶（庶民），主（簡子）所知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宗族制度的宗子，是當作始祖的繼體（替身）而存在的。國君是一國的宗子，地位尊嚴，不可侵犯。史墨敢於說“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正反映東周後期宗族制度沒落，強有力的大夫開始企圖得國的情況。他們既然否認了國君是始祖（始封人）的替身，那末，君與國不是一體，國應高於君。因此，當時也存在著這樣的一種思想，即民不是君的私屬，臣也不是君的私屬，民、君、臣都屬於國家。齊國大夫崔杼殺齊君，晏嬰不肯從齊君死，說，“君民者豈以陵（虐）民，社稷（國家）是主（負責行國政）；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祿養），社稷是養（為國家所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失位出亡），則亡之；若為己（國君個人）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音溺nì），誰敢任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這裏區別君與社稷、臣與君的關係，到了各強國為統一中國而戰爭的戰國時期，進一步便得出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篇》）的名論。

　　要立國必須得民，要得民必須講求政事，東周時期各國多有政治家，最著名的是齊國管仲和鄭國子產。

　　齊桓公創霸業，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傳說齊自太公立國，即重視通商和手工業。管仲出身商賈，相桓公，分全國為士鄉（即農鄉）與工商鄉。優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專業。士鄉廢公田制，優待甲士，有田不自耕，專練武藝。這種改革西周以來舊制度促使社會加速分化的措施，應是管仲最大的功績。

　　鄭地處晉楚兩大霸國間，為兩國所必爭。鄭國狹小，力不能自立，要避免滅亡，不得不講求內政外交的善策。《左傳》宣公十四年所謂“鄭昭（明）宋聾”（宋國愚蠢），說明鄭是一個機智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產生法、縱橫兩家，子產是這兩家的創始人。

　　子產執國政二十餘年（前五四三年——魯襄公三十年至前五二二年——魯昭公二十年），發揮了高度的政治才能。《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他的話說，“政事和農事一樣，要經常用心思考，既想這一件事如何開始，也想這一件事如何結束，按照預定步驟，切實去實行。行動不要超越已經思考過的範圍，好比農夫耕作不要超越自己的田邊，這樣，錯誤就少了。”據《左傳》所記，子產在政治上不曾遭受過失敗，因為他每一行動都事先經過思考。

　　子產曾改革軍賦制度，很多城裏人毒罵他。他說，“不妨。只要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我知道，行善政不要中途改變法度，堅持才有成功。人心不可放縱，法度不可改變，……我下決心不改變了。”（《左傳》昭公四年）他治國主張行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人；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左傳》昭公二十年）。他所謂猛政，就是把嚴厲的刑法公佈出來，讓人不敢犯。前五三六年（魯昭公六年）子產在金屬鼎上鑄刑書，遭到守舊派的反對。晉國大夫叔向寄信勸告子產說，“法律一經公佈，人們知道如何避免刑罰，不怕長上了。是非專憑刑書，長上怎樣行政呢？”子產回答說，“我為的救世呵！”鄭國重商業，貴族利用隨意輕重的刑罰壓迫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對鄭國說來，是很不利的。子產公佈法律，多少有些限制貴族權力的作用。過了二十多年，晉國也鑄刑鼎，公佈范宣子所作的刑書。孔子在這件事上代表貴族的保守觀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他的話說，晉國要亡了。晉國不守唐叔和晉文公的舊法，造作刑鼎，民只看鼎上條文不看貴人面孔了。貴人還能做什麼！貴賤沒有次序，怎麼立國呢！叔向、孔子想要法律神秘化，獨掌在貴族手中，使庶民莫測，不敢輕試。子產首創刑鼎，削減貴族特權，確是一個進步的措施。子產以後，鄭國又有鄧析，造新刑法，寫在竹簡上，號稱竹刑，為鄭國所行施。戰國時韓國有著名法家申不害、韓非（韓滅鄭後，鄭韓合一），因為鄭國社會在東周時期變化最大，法家學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興地主利益的學派，鄭國成為法家學派的中心產地，不是偶然的，而子產則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

　　鄭國參與諸侯盟會，言辭極其慎重。《論語 •憲問篇》載孔子說子產準備言辭的過程，首先是裨諶起草，其次是世叔討論，其次是子羽修飾，最後由子產潤色訂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孔子讚歎子產的慎辭，說“古人說過，‘言語為的充分表達意思，文飾為的充分表達言語’，不說話誰知道他的意思，說話沒有文飾，不能傳到遠處，子產的文辭傳播遠近，因為他經過慎重的準備”。戰國時縱橫家掉三寸舌在政治上非常活躍，子產是縱橫家的最初創始人。

　　東周時期戰爭頻繁，出現了許多軍事家，又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如“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傳》莊公十年），如“允當則歸”（保存餘力）、“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僖公二十八年），“亡（將亡）者侮之，亂者取之”（襄公十四年），“夫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襄公二十七年），“小國無罪，恃（有恃無恐）實其罪”（昭西元年），“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昭公十四年），“小國忘守則危。……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昭公十八年），“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敵）衰”，“用少（兵少）莫如齊（齊心）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左傳》昭公二十一年），這些都是軍事規律，記載這些規律的書叫做軍志，當時統治階級中人，經常作戰，都熟習軍志。吳王闔閭（前五一四年至前四九六年）的將軍齊國人孫武，總結軍事經驗，著兵法十三篇，成為軍事學的經典。十三篇中包含著豐富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的因素，與《老子》五千言同為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

　　鄭國子產創法家，齊國孫武創兵家，魯國孔丘創儒家，宋大夫墨翟創墨家，重要學派除了道家，東周後半期都創始了。基本原因就在於東周社會由於兼併戰爭而發生大變化，宗族制度在破壞，家族制度在興起。在興起的經濟基礎上，反映出創造性的學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