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簡介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1]，「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3]，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鑒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4]，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5]，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南宋洪邁考證：

“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6] ”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作為全書的骨幹，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重視戰爭之描寫，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

另外《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1084），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盡廢新法。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宏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內容
《周紀》，五卷。
《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八卷。
《漢紀》，六十卷。
《魏紀》，十卷。
《晉紀》，四十卷。
《宋紀》，十六卷。
《齊紀》，十卷。
《梁紀》，二十二卷。
《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隋紀》，八卷。
《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後梁紀》，六卷。
《後唐紀》，八卷。
《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
《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清代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7][8]，《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9]。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爲《柏楊版資治通鑑》，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鑒》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鑒》，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10]。


注釋

1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2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嶢、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3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經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漢至隋是劉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國訖南北朝劉恕任之，辨見陳漢章書《全謝山分修通鑒諸子考後》。

4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5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庫館臣以「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張須考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為276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陳光崇認定為359種是迄今統計數目最多的一說（《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鐸認定為339種，周徵松認定為356種。

6 《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第十一·冊府元龜》

7 《通鑒》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鑒》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通鑒》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8 《通鑒》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的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9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載：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10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亂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