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

《漢書》，又名《前漢書》，中國古代歷史著作。東漢班固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改「書」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刪去「世家」。全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上自漢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歷史。《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紀史的方式自《漢書》以後，都仿照它的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

自班彪起即以著《漢書》為己任，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漢書》的主要部分。漢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東觀藏書閣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漢書前後歷經四人之手完成，歷時四十多年。注疏漢書者有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


寫作動機

班彪鑒於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止於武帝太初時間，太初以後便闕而不錄。後揚雄、劉歆等雖為綴續，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繼＜史記＞，班彪乃發憤繼續前史，終作成「後傳」(列傳)六十五篇。同時班固以班彪所續前史未詳，遂本其父所作，潛精研究，續成其書。

班固亦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漢書敘傳＞中，班固曾述其撰書之旨謂：「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漢書＞以頌漢朝之功德。


體例及內容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以西漢一朝為主，上起漢高祖元年，下終王莽，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至唐代顏師古以〈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漢書〉中所載漢武帝以前之紀、傳，多用〈史記〉舊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則為新撰。〈漢書〉體例因大多沿〈史記〉，故「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

〈漢書〉所記內容，以西漢一代為主，尤其是「紀」和「列傳」，祇記西漢的歷史人物，但「表」和「志」的內容，則上自遠古，下至於秦，其他也有許多涉及西漢以前的歷史，現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主要是記述西漢一朝十二帝王的興廢。「紀」是以編年體方法記事。第一篇是「高祖紀」，最後一篇是「平帝紀」。由於班固不承認王莽之政權，所以王莽不列入帝紀而改置於列傳中。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表而新增漢武帝以後之沿革。前六篇的記載包括漢初同姓諸侯之〈諸侯王表〉，異姓諸王之〈異姓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後二篇為〈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物表＞，其中＜古令人物表＞一門，班固把歷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分為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之官制。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志」即〈史記〉的「書」，〈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漢書〉將並〈史記〉「禮書」、「樂書」併為「禮樂志」;「律書」、「曆書」併為「律曆志」；改「天官書」為「天文志」;「封禪書」為「郊祀志」;「河渠書」為「溝洫志」;「平準書」為「食貨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藝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詳述戰國、秦、漢之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及高門大族與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說而編成。〈天文志〉則保存上古至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月蝕等天文資料。〈刑法志〉則概述上古至漢之刑法及點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之惡果。〈食貨志〉則詳述上古至漢之經濟發展。〈溝洫志〉則言上古至漢之水利工程，並言治河之策。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敘假述西漢一代事蹟。

至於〈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亦以時代之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標題。〈漢書〉列傳於文學之士的傳中，多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文字，如〈賈誼傳〉載〈治安策〉;〈公孫弘傳〉載〈賢良策〉等，此皆〈史記〉沒有收錄的。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循吏〉、〈游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傳〉、〈皇后列傳〉、〈宗室列傳〉，此亦為〈史記〉所沒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兩粵朝鮮〉、〈西域〉等三傳。「列傳」最後一篇是〈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又「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列傳」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


史學地位

〈漢書〉內容充實，資料學富，編排極富條理，〈漢書〉能流傳至今亦非偶然倖致，而是「潛精積思二十餘年」之成果，故其在中國史學上自有不可取代之地位，茲分析如下：

首先，〈漢書〉創立了紀傳體斷代史的楷模。由於〈漢書〉的體例包括有帝紀、表、志及列傳等，體例完整，又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開創了斷代成書的先例，成為紀傳體斷代史的典範，在中國二十五史中，大多屬於此體。此外，班固又廢〈史記〉「世家」以入「列傳」，改「書」為「志」，又稱其書之大題為〈漢書〉，皆為後世史家所本。以後正史多稱為「書」，如〈後漢書〉、〈唐書〉等。凡此種種改易，幾成後世正史一成不變之規。

從不同角度……你會有新發現 其次，〈漢書〉確立並擴大了書志的範圍。〈漢書〉不僅改「書」為「志」，而且多有補充擴大，如新增了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此「十志」價值甚高，對後世的貢獻影響甚大。其中〈食貨志〉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珍貴資料，而後來正史多有〈食貨志〉;〈溝洫志〉是記述水利灌溉、治水患、開河渠等珍貴資料；而〈漢書〉新創的〈藝文志〉成為中國目錄學史現存一部最早作品，不少古代書籍，仍可在〈藝文志〉中見到；而〈地理志〉則成為研究中國地理的重要參考資料。同時，〈漢書〉又把〈史記〉的〈大宛列傳〉擴充為〈西域傳，又把〈史記〉匈奴、南越、 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列傳合併成〈匈奴傳〉，增加了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不但為研究古代中國各民族歷史最珍貴資料，亦是研究古代東亞和中亞各國之最寶貴文獻。

此外，〈漢書〉所用材料，內容充實。關於漢武帝以前之事蹟，班固多採用＜史記＞文字，但亦有所增補，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至於漢武帝以後的史料，主要由班彪的「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為依據，又博採＜七略＞及劉歆、揚雄等人的論著，資料博洽，記載詳備，對後人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極寶貴的史料。

另外，〈漢書〉實增補〈史記〉材料的不足。由於班固生於司馬遷後百多年，有不少新史料的出現，故有〈史記〉無傳而〈漢書〉為之增立者，〈漢書〉亦有增補〈史記〉「世 家」、「列傳」的事蹟，使後人對西漢歷史事件獲得更全面之了解。〈漢書〉亦有根據新史料更正〈史記〉錯謬之處，如韓信擊豹一事，〈史記〉記是在漢三年，〈漢書〉則更正為漢二年。

最後，〈漢書〉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班固在書中能利用豐富材料，通過選擇提煉對人物作栩栩如生之刻劃。由於班固本人又是辭賦名家，書中不免多用華麗之辭藻，文字近於駢偶，故〈漢書〉實已開六朝駢儷之風。

總而言之，班固是斷代史的創造者，也是改善紀傳體史書體例的成功者，而〈漢書〉不僅於正史體例和史書體制，方面有極大成就，即其於史料和外國史等亦貢獻甚大。


評價

中華書局1962年版漢書扉頁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

晉人張輔論班固、司馬遷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1]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批評的激烈，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

另外鄭樵《通志》裡還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因為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已近乎人身攻擊，有失學者風度。

清人章學誠說：「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2]


注釋
(1) 新《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2) 章學誠，《書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