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紀事本末

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為「紀事本末體」的史書，全書42卷，以事件的始末為主線，把《資治通鑑》294卷分散的史事集中起來，歸納為239個標題，另外附錄66事，總載305件史事。內容由「三家分晉」至「周世宗征淮南」為段限，共1360多年的歷史。而且為方便閱讀，分為戰國至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他本無著書之意，惟讀《通鑒》時，感到每件史事分散開，首尾難以稽考，為方便研讀，便「因司馬光《資治通鑒》，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因此，南宋孝宗幹道九年（1176年）成書於嚴州郡學。

此書與《通鑒》一樣，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雖主要是抄錄原文，但他所加的239個標題，採用了「平」、「據」、「滅」、「叛」、「亂」、「篡」等各式的褒貶詞彙，充分表現他持著濃厚的正統觀念。如兩漢時，以劉氏為正統，褒揚漢室，力貶對漢室不利的事。

他只希望重整《通鑒》的結構，及方便讀者檢索和閱讀，並不打算改動原文。因此，此書的內容都是抄錄《通鑒》原文，他只是加上標題，不擅加一字。

由於《通鑒》記「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此書與其為本，所以內容也自然以政治和軍事為主，其它事一概不錄。在239個標題中，絕大部分是關於政治和軍事，關於經濟的則只有唐的《奸臣聚斂》和《兩稅之弊》，文化方面更是完全欠缺。

此書重視亂世歷史，如兩漢時只有43個標題，但魏晉時竟有103個標題，幾乎占全書正目數量的一半，可見他側重分裂時期歷史的意向。而以朝代論，則注意「興」、「衰」史。因此，此書中各朝代的份量都是「兩頭大，中間小」，與《通鑒》「窮探治亂之跡」的宗旨一致。


評價

《通鑒紀事本末》史學地位崇高。他編此書，旨在使君主易於閱讀，發揮司馬光《通鑒》「有資於治道」的精神，同時代的呂祖謙亦稱他﹕「掇其體之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易。」因此，宋孝宗閱讀後，也賜給太子及統帥，更贊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於重大事件有明確的標題，又依時間先後敘述，內容扼要，免去紀傳體的重複及編年體的支離破碎，省去讀者檢索的時間，對史料的整輯排比更有不少功勞。因此，此體裁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而三，成為後世史家不可偏廢的成法。

朱熹稱此書﹕「其部居門，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而《四庫全書總目》更言︰「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前古之所未有也。」梁啟超縱使不欣賞他，但卻言「善抄書者，可以為史學」。因此，他的史學地位，不在於發現新史料，也不在史識的高明，而在開創新的編寫史著方法。

自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後，後人不斷仿作。在南宋至明清為止，比較著名又流傳後世的紀事本末史著就不下幾十部，成為一個獨立的史學體系，期間更發展為「朝代紀事本末」與「專史紀事本末」兩類。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和清來保《平定金川方略》皆為兩者的例子。

但紀事本末也有不少缺點。錢穆指出：

“ 他的書實不很好，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一部《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兩百三十八題。我們只看此兩百三十八題，便知此書有很大問題在裡面。如看第一卷：「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傑亡秦」三題，第一題是因《通鑑》開始是東周天子承認三晉為諸侯，溫公認為一大事，故紀事本末亦以此開始。但下面好許多戰國史極重要，而他都闕了。不知三家分晉乃所以開出此下戰國之新局，而歷史重要是在演變到戰國史之後。他書不詳戰國，接下就是秦併六國了，則不免把全部戰國史都忽略了。有了一頭，有了一尾，沒有中段。 ”

總結，此書的面世，是中國歷史編纂上的創舉，開創了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的紀事本末體。因此，此書有著重要的史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