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劉知幾《史通》及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貢獻。

<<史通>>和<<文史通義>>是中國史學上出色的史評體史書。兩書從理論和方法上闡述史書編纂體裁和體例;又對中國的史著體例作出批評及分析，並向當代及後世史家提出史書編修的各種要訣及準則，對中國史學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是由於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首先，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唐代以前的史學成就作一全面而詳細的史學總結。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置史官及官修史書的經驗及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在這些有關史學各方面的總結中，都分別論述其情況，指出其得失利害，以供後人閱讀和研究歷史及從事歷史著作的參考取資，對于促進史學的發展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第二，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揭發並斥責了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古代專制社會中，能真實記錄史實的人不多。尤其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多次改換朝代的局面，使歷史學家往往各為其所依附的政權服務，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篾詆譏。劉知幾提倡直書、責錄，並揭發和嚴厲責斥了歪曲、捏造歷史的人。

第三，他在書中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以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了質疑和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影響至宋的懷疑風氣及清的考據學。

第四，他在書中對歷史編纂提出許多重要建議，為後世修史者所依隨。例如在內容方面，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第五，他在書中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篇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劉氐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第六，他在書中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第七，他在書中開闢史評的道路。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的史通，後來才有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謬。直到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文史通義>>的作者是清代的章學誠。<<史通>>以後，史學評論著作漸多，但大多針對某種史著，或屬單篇評論，直至章學誠，才可以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中國的史評體才可以確立地位。現述章氏在中國史學上的貢獻。

首先，他在文史通義一書中提出反考據潮流，從而矯正考據學風的流弊。他生當考據學盛行的乾嘉時代。他雖然肯定考據的作用，但也明白考據的流弊，認為考據家只作煩瑣考證，並不發揮書中義理，沒有通識、厚古薄今、脫離現實，因而提出「六經皆史」和「學問所以經世」的口號，同時又指出寫史詳近略遠的原則。他這種反考據潮流的革新精神，把學者從考據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走向新的境界，可以說是開拓史學經世的道路。

第二，他在文史通義中劃清了中國的史學體裁。歷來學者多從形式區分史籍，較少從內容及功能來分析。直至唐代，劉知幾才把史書分為史注(史料整理)及撰述(史學的著作)。章氏將前者稱為「記注」，編撰者只有功力高下之分，例如南宋王應麟的<<玉海>>就只是一種大料匯編;後者為「撰述」，內含作者的觀點創見，以能否成一家之言，作為判別高下的標準。這種分類，即是後來西方史籍之分類，可見章氏理論之先見。

第三，他提高了史學的地位。漢代以來，經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高踞首位，尊經是天經地義的事，史學的地位是比較次要的。然而，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指出「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說明六經亦是史之一部分。從此，大大提高了史學的地位。

第四，他在書中提出要擴大史料搜集範圍。他指出經金及譜傳典、方志、圖譜、詩歌、簿狀等都屬於史料的範圍，甚至戶口冊、流水帳之類的東西，也是珍貴的材料。他的主張，不但擴充史學研究的範圍，也擴大了史料搜集的層面，拓闊了史家的視野，對史學發展有重要貢獻。

第五，他提出要改革紀傳體史書。他認為紀傳體史書已不符時代要求。他建議集合各種體例的優點，編寫圖文並茂，綱舉目張的史書，為後世新史學的編纂開創先河。

第六，他提出了史家的標準，從此成為史家道德標準的模範。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才、學、識三長，中章學誠加上一個「史德」，作為一個良史必備的條件。所謂史德，就是著史者之心術，章氏要求史家要客觀地觀察事物，不滲入主觀偏見，更不可歪曲事實，要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從此，大家都接受了一個良史應具備才、學、識、德四長。

第七，他在書中對卷帙浩繁的舊史，提出整理的法。他建議編輯編年史和紀傳史的<<史學別錄>>，一如現在所用的「索引」，後人依這個方案發展，成為今天的各種目錄及索引。此外，對於紀傳體史書徵引的書籍及史料，章氏亦提出整理方法，他提出「因事命篇，」「人名事類別為編表」、「天象、地形、輿服、儀器，別繪為圖」。後世學者，特別注意圖表的運用，如清末楊守敬的<<水經注圖>>，可說是受他的影響。

最後，他在書中提倡編寫方志，建立了方志編修的系統。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強調地方志的編修，提出「志屬信史」的口號，認為方志是編寫國史的重要資料，價值應與正史等同。他曾主修多種方志，寫過多篇論述方志的論文，對修志、評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對當時方志存在的問題，提出一系列的創見，如指出編修方，必須嚴謹考據方物地名，又主張倣效正史、典志和<<文選>>編寫志，掌故、文徵等「三書」，從而建立方志學的理論體系。

總之，兩位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使中國史學的發展趨於完善，後學者，莫不以二人之史學理論為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