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日落

　　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有清一代的歷史，即使我們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國”在關外的那些歲月算在其中的話，從1644年順治帝登基至1911年宣統帝退位，也已整整268個年頭。200多年間，一個由來自長城外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強盛時期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國土與國力，成就了滿漢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國。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東擴，擴展了中華帝國的生存空間；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華的概念由此形成，中華民族後世走向復興的基礎由此而奠定。在它的歷史上，沒有外戚專權、沒有宦官亂政、沒有藩鎮割據。在這個王朝下，滿族統治者致力於同漢族的融合，滿漢逐漸融合為一體；在這個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處，共存共榮，而漢族文化始終處於核心地位。滿族文化融入中華文化的積極態度，令人稱道。然而這樣一個對大中華的形成做出過巨大貢獻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時候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從繁榮昌盛走向衰敗落後，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在它的統治時期，整個中華民族有近一個世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機。恰如李鴻章所言，清王朝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清朝覆亡的歷史既是一部中華帝國逐漸淪落的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中華各族人民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改革史和鬥爭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歷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卻有著其特殊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它時時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的覆轍。

　　

　　 盛世陰影


　　 話說明朝末年，皇帝無能，朝綱不振；奸臣當道，社會荒亂；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眼見社會風暴就要來臨。而位於明王朝廣袤領土東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卻逐漸發展起來。明朝建立之初，其統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內部，漢族先進的文化日益影響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傳統的半漁獵、半遊牧的生活方式逐漸得到改變，漢族穩定的農耕經濟受到女真人的青睞。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東海。其中建州女真緊鄰漢族聚居區，受漢族文化影響尤其深遠。清王室愛新覺羅家族隸屬建州女真貴族斡朵芮氏，其祖父、父親是建州女真貴族，受明朝冊封為建州左衛的官職。清太祖努爾哈赤年輕時時常往返於女真、漢兩地，熟悉漢文化。

　　 史書說努爾哈赤白手起家，憑其先祖遺留下來的13副鎧甲開始奮鬥。也有史書記載是努爾哈赤襲封了祖職而起家的。努爾哈赤25歲時，其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同時死於明軍攻城的炮火。在當時的建州女真中，數王杲實力最強。他曾帶兵襲遼陽，殺死明朝官員。明廷發兵俘王杲，押解北京處死。王杲死後，其子阿臺屢襲明軍。明將李成梁兵圍阿臺藏身的古勒城。阿臺的妻子與努爾哈赤是堂兄妹，覺昌安為使孫女免於戰亂，便與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入城勸說阿臺投降。不料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暗通明朝，趁亂喊道：“李太師有令，誰殺死阿臺，誰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亂，明軍趁機攻城。努爾哈赤的祖、父死於戰火。努爾哈赤悲痛欲絕，他質問明官員：“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當報。”明朝官員只有連表歉意，送還覺昌安父子遺體，又賞給努爾哈赤30匹馬，並封努爾哈赤為指揮使。努爾哈赤不敢與明朝對抗，便遷怒於尼堪外蘭。三個月後，努爾哈赤以報父仇為名，率領百餘人的隊伍，向圖倫城發起進攻。從此，拉開了統一女真各部、爭奪明朝天下的序幕。努爾哈赤經過12次大的戰役，先是統一了女真各部，繼而統一了東北全境。並於1616年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建立統一國家，號“大金國”，年號“天命”。從此，大金國與明朝爭雄天下，戰爭中屢屢打敗明軍。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極即位，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改女真為滿洲。

　　 後金政權經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兩代60年的東征西討，創制立典，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南面的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已經趨於沒落。清軍入關，統一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軍入京後，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嚴懲明朝的皇親國戚、貪官污吏，大肆抄沒家產，充作軍餉。吳襄也在抄沒之列，當李自成得知吳襄乃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之父時，便讓吳襄寫信，勸降吳三桂。吳三桂猶豫不決，決定先帶兵入京視情況而定。在路上，碰到從北京逃出來的人，吳三桂一打聽，得知父親吳襄被抓，家產被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據為己有，不禁衝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關，令全軍將士白盔白甲，誓言為君父報仇。李自成聞報，立即親自帶領二十萬大軍往攻山海關。吳三桂連忙寫信給關外的清軍，請求清兵入關“救助”。此時清朝輔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爾袞，早有問鼎中原之志，一接來書，大喜過望。多爾袞讓吳三桂打先鋒，自己帶領十幾萬清兵埋伏起來。瞅準時機發動突然襲擊，李自成軍以疲憊之師，猝不及防遂敗下陣來。多爾袞於是帶領清兵順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權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大轉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關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圖以強權維持其對漢族的統治。一方面制定法律，強迫漢族承認滿洲禮俗、服從滿洲貴族的統治。如頒布“剃髮”令，強迫漢族剃髮結辮，而抵抗者格殺勿論，有“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之稱。用恐怖統治強迫漢族認同滿洲文化，傷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對那些被滿洲貴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漢族民眾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另一方面侵奪漢族財產。用“圈地”的形式，廣佔漢族土地，並且針對漢族富庶的江南地區展開掠奪，重點打擊漢族的豪強勢力。這些強權和恐怖的民族壓迫政策極大地傷害了漢族人的感情，也使新興的滿洲政權處境艱難。如果失去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援，滿洲政權是難以立足的。這種處境促使統治者改變統治手段，這種轉變發生在康熙皇帝時期。

　　 康熙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時間長達61年。這一時期，清政權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亂，統一台灣；安撫蒙古、西藏，大體完成全國統一。同時，康熙注意發展社會經濟，勸課農桑，興修水利，輕徭薄賦，修復由於戰爭造成的損壞。另一方面，清廷加強籠絡漢族知識分子。開科舉，設史館，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援。因而使清政權在漢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認同，逐漸鞏固其統治。

　　 康熙的繼任者雍正、乾隆都繼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餘年，佔了清代一半的時間；在130多年的時間裏能夠保持社會持續發展，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段時間也隱含了各種消極因素，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

　　清廷不僅用漢文化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同時也借漢文化清理漢族知識分子，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獄”。凡有涉及民族偏見的字眼、詞句都可能給作者帶來殺身之禍。清朝統治者對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則招撫，一則對反滿排滿思想和活動採取嚴酷的鎮壓手段，甚至濫殺無辜。康、雍、乾三朝，文禍極盛，文網如絲見於記載的文字獄案件即有百起之多。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個文人莊廷龍刻印了朱國楨編寫的《明史》，又請人增添了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東北女真族的內容，被人告發。時莊廷龍已死，康熙竟下令開棺戮屍。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被殺害72人，充軍邊塞的達幾百人。

　　 康熙五十年（17年），又有人告發，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裏，竟然有對前明政權表示同情的文字。於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進大牢，判了死刑，並且株連無辜有200多人。雍正時期，有一次，翰林徐駿在奏章裏，錯把“陛”字寫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駿革職。在等待判決的日子裏，又有人告發，在徐駿的詩集裏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句，便牽強附會地說“清風”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駿犯了誹謗朝廷罪，立即處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題有“維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綱上線，認為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頭。遂把查嗣庭打進了監獄，判了死刑。像這樣荒唐的案例舉不勝舉，其中絕大部分文字獄，完全是牽強附會，挑剔文字過錯，一句詩、一個字惹來殺身之禍，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嚴重禁錮了知識階級的思想。清初文字獄是朝廷為了維護滿族皇權和貴族在全國的優越統治地位，而對任何反滿思想和活動的嚴厲鎮壓。他們在對一種民族偏見的抗拒中，矯枉過正，陷入了泥淖。同時又對這种先進文化產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這種潛意識又表現在鴉片戰爭之後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絕改良。“文字獄”不僅砍掉許多會思考的頭顱，也使知識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學術風氣轉向保守。

　　 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後，在文化上不僅利用其漢文化的先進性作為統治手段，同時滿洲人也由於全面進入農耕區而改變了生活習俗，在客觀上瓦解了滿洲人原來的氏族制。滿洲人在戰爭過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開始頹廢，這種兵農合一的基層政治組織形式曾經是滿洲人馳騁戰場的強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這種文化上的保守趨勢外，龐大的國家機器已經顯示出越來越多的裂縫。乾隆在位後期，為了標榜其功績，拼湊“十全武功”裝點盛世門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虛名，浪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更加嚴重的是，吏治腐敗日趨嚴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風，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軍隊也開始腐化，武備廢弛。不論八旗還是綠營，都不勤操練，荒於武事，戰鬥力嚴重下降。長時期浸淫於“歌舞昇平”的虛假繁榮中，使統治者對朝政的每況愈下放鬆了警惕。

　　 另外，漢族在歷史上的先進性，使滿洲對漢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漢文化之後產生了一種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滿的泥淖之中。而這時的漢文化由於政治的強勢力量而被強化為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由此形成了清廷閉關鎖國政策的文化根源，滿足於“天朝王國”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時西方世界卻發生了劃時代的巨大歷史變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經潛伏起了巨大的社會危機。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英國紡織工哈格裏夫斯發明了新式紡車珍妮紡紗機；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萊特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機；而後，美國富爾頓發明了輪船，英國史蒂芬遜發明了蒸汽機車。這種新的生產力的革命，無疑推動了西方社會突飛猛進的前進步伐，從而在全世界尋找資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發了獨立戰爭，八年後，美國獨立，並通過《人權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蘭西爆發革命，三級會議通過併發表了《人權宣言》，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這些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是人類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誕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俄國莫斯科大學建立，美國科學院成立，德國出現第一位女醫學博士。這些人類新文明的曙光勢必劃破長空照亮人類的未來。

　　 而此時的乾隆皇帝呢，卻沉浸在中華古老文明的夕陽餘暉之中，渾然不知日之將暮，寒鴉淒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會試，各省上報80歲以上參加會試者1116人，實際參加會試並三場完竣者92人。乾隆聽報後非常高興，對這些老人大加賞賜，借興教尊老之名，極力粉飾他的太平盛世。而早在康熙時期（1684年），就已經開放了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與外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了海關，實行禁海政策，只許外商在廣州交易。康熙努力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乾隆卻視為異端邪說。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子天朝意識。當初乾隆反感儒家的“華夷有別”、“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見意識，大興文字獄，如今這些觀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華的外衣下，內部已開始腐爛了。可以說，對落後文明的抱殘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城下之盟

　　 當中國歷史的腳步踏入19世紀時，大清國就如同一個龍鐘的老人，在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之後，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慶、道光統治時期，所謂“歌舞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業已如夢幻般消失得無影無蹤。各種社會矛盾卻像火山噴發般涌現出來，統治階級的腐化加劇，社會危機更加嚴重，清王朝的統治開始走下坡路。由所謂的盛期進入完全的衰敗期，而歐美等西方國家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入殖民擴張和殖民掠奪時代。然而，昧於世界大勢的清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卻繼續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固守著傳統的“天朝王國”。這種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態，試圖一廂情願地幻想構築起一道隔絕中外的“防線”，使中國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本來，外國人跟中國的交往主要是為了獲得與中國的貿易權，而那時的清王朝卻拒絕這種交易，並且由於在文化認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禮俗而關起了大門。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關起的大門不久就為英國的堅船利炮所轟開。18世紀中葉，英國在西方各國的對華貿易中居於首位。但是西方工業商品的“重炮”摧毀不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英國人只能用銀元從中國買到茶葉等物，自己的工業品卻銷售不出去，貿易逆差困擾著英國人。這種貿易狀況，與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需要是尖銳對立的。於是，英國侵略者就採取海盜式的強取掠奪的手段，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

　　 鴉片走私到中國，給中國社會、清政府及廣大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禍患。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的損害，社會生產力急劇下降。鴉片一到中國，首先被文武官員們接受。這些官員吸食成癮，再也無心處理政務、軍務。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緊張的財政更加拮據，吏治更加腐敗，軍隊戰鬥力極度削弱。為了滿足其私欲，就更加瘋狂地盤剝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貧困。同時，由於鴉片的大量輸入，國內的白銀如水一樣大量外流。

　　 罪惡的鴉片貿易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災難，以致國內要求禁煙的呼聲日益高漲。道光帝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禁煙已是舉國共識。於是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1839年林則徐抵達廣州後，整頓海防、收繳鴉片、緝拿煙販。當時，英國商人根本無視中國政府的主權。廣東民眾群情激憤，很多人來到英國使館前，要求公使義律交出逃到使館的大鴉片販子顛地，群眾以棍棒和磚石為武器，擲向英使館。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在當地群眾的支援下，終於迫使英美煙商交出鴉片0多萬公斤，從6月3日到25日，虎門海灘燃起熊熊大火，所繳鴉片全部當眾銷毀。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

　　 收繳和銷毀鴉片的消息傳到英國，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及鴉片貿易集團立刻發出了一片戰爭喧囂。英國政府為保護一本萬利的鴉片貿易，並借機進行對外擴張，對中國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1840年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了發動侵華戰爭的決議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裝汽船、28艘運輸船、540門大炮、士兵萬人組成的“東方遠征軍”陸續到達廣東海面，對廣州實行封鎖。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戰爭取決於領導者的意志，清廷並沒有堅持強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軍隊本身戰鬥力的低下，很快就敗下陣來。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軍炮艦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稱臣，被迫與英國締結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喪權辱國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後，又被迫與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樣，西方侵略者不僅勒索了中國的鉅額賠款，強佔了香港，迫使清政府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而且還取得了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醫院、傳教自由等許多特權。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打開，政治和經濟都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從此江河日下，頓失顏色，清政權逐漸由主權獨立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日益受制於西方列強。

　　 十幾年後，西方資產階級又為擴大與中國的商品貿易，急於打開更多的貿易口岸。於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援下聯合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軍隊再次慘敗，統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協退讓。被迫與英法美俄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以換來一時的安寧。然而，英法政府遠不滿於《天津條約》中攫取的種種特權，得寸進尺，以“換約”為名，於1859繼續北上，先後佔領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軍逼至通州。英法聯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北京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甚至焚燬了當時聞名於世的“萬園之園”——圓明園。可悲的是，無能的咸豐皇帝嚇破了膽，帶著后妃和一些親王、官員慌忙逃往熱河。

　　 面對侵略，清政府愈發無能，國門洞開而又無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經撕開，列強便紛至遝來爭著分一杯美羹。貪婪的沙皇俄國自19世紀開始便不斷地佔領我國東北和西北的領土。它乘兩次鴉片戰爭之機，趁火打劫，先後以武力脅迫清政府與其簽訂了《璦琿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短短幾十年中侵佔了我國1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成為掠奪中國領土的“東方惡魔”。

　　 19世紀末，世界主要列強迅速發展壯大。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起來，其資本主義又與封建經濟的殘餘及天皇制國家機構交錯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國家舞臺就帶有強烈的軍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覬覦北韓之心，並以北韓為跳板，向中國的領土擴張。在中法戰爭爆發後，日本以為有機可乘，策劃北韓親日派官員發動政變。之後，日本獲得了同中國對等的在北韓駐兵的權利。1894年，日本乘北韓爆發“東學黨起義”之機，出兵北韓。對出兵援助北韓鎮壓起義的清軍不宣而戰，發動了突然襲擊，中日“甲午之戰”正式爆發。

　　 面對日本大規模的侵華威脅，清政府反應遲鈍，措施不力，內部統治集團“帝黨”和“後黨”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勢力強盛，權臣李鴻章認為敵強我弱，應該“避戰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強出面“調停”。他奔走於俄、英公使之間，也曾求救於德、法、美三國，但都無功而返。顯然外國侵略者無心幫助中國，而是聯合起來侵略中國。這種消極抵抗的行徑，把清軍推向被動和危險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於準備自己60壽辰的慶典，一心力保和局，茍安現狀。她在甲午戰爭期間置敵兵壓境於不顧，當京師士大夫中有人奏請“停止慶典尋常工程時”，她竟揚言“今日令我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

　　 結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戰期間處處妥協退讓，延誤戰機，致使清廷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也全軍覆滅。未等戰爭勝敗定局前，反動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進行求和投降活動。1895年，李鴻章同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賠款割地，中國人向歷來臣服自己的東瀛島國投降！喪盡了民族尊嚴。《馬關條約》簽訂後，帝國主義列強以大量輸出資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強大量借款，從而加深了清政府對列強財政的依賴，喪失了更多的主權和權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鴉片戰爭後不斷向中國傾銷商品，逐步破壞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傳統手工業。鴉片輸入的劇增又引起了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問題。清政府為了支付軍費和賠款，加重了對百姓的搜刮，廣大人民的負擔更趨沉重。地主、官僚、貴族趁火打劫，加劇了土地的兼併。天災加於人禍，大批國人陷於失業、破產、饑餓、死亡的困境。


　　辛酉政變

　　 鴉片戰爭的疾風，揭開了中國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內憂外患的時局並不能喚醒腐朽的清統治者。國勢傾頹，列強環列四周，清統治者並沒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第二年，清朝宮廷內部就發生了為爭奪清朝最高統治權的政變。咸豐皇帝於1861年8月病逝，遺詔年方六歲的兒子載淳繼位，是為同治帝。同時任命親信怡親王載恒、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讚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個權力慾望極重的人，她與恭親王奕相勾結，在1861年密謀發動了“辛酉政變”，剷除了肅順等八大臣，奪取了最高統治權。慈禧從1861年後垂簾聽政，統治中國長達48年之久，開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敗的歷史時期。辛酉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它決定了中國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運。其中最令中國人痛心的是，辛酉政變後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開始的，為什麼日本的維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為一個和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國，而中國卻失敗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變及由此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一個女人——慈禧。慈禧姓葉赫那拉氏，屬女真的葉赫部落。葉赫部落是清軍入關前，在東北被滅掉的最後一個部落。其部落首領布揚古臨死時曾憤恨地說：“即是僅剩一個女子，也是滅亡滿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訓，不準選葉赫氏女子入宮。

　　 慈禧18歲時雖被選入皇宮，因為是葉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豐皇帝在圓明園的花叢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叢深處，嬌聲嬌氣地唱起歌來，以吸引咸豐的注意。咸豐帝見她長得標致，就封她為蘭貴人。那拉氏為人機靈，深得帝心，又被封為懿嬪，後生下皇子載淳，即後來的同治帝。咸豐帝雖然嬪妃很多，卻沒有一個生兒子的。咸豐帝馬上封那拉氏為懿妃，進而加封懿貴妃，恩寵冠絕後宮，並常和她議論國事。由於長期參與國事，那拉氏漸漸對皇權產生了極大的慾望。而恰在此時，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逃到承德避暑山莊，不久就病死了。咸豐死後，朝廷主要分為三股政治勢力：一是顧命八大臣勢力，即咸豐臨終時指定的輔助皇太子載淳治政的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勢力，就是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皇室親王集團；三是帝後勢力，也就是兩宮皇太后。從咸豐斷氣之日起，三股勢力便開始了較量。八大臣擁立載淳繼位，改年號“祺祥”。皇后鈕祜祿氏被尊為“母后皇太后”，懿貴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為“聖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簾聽政，肅順等八大臣卻不讓她干預朝政。矛盾異常尖銳，甚至在朝堂上公開爭吵。那拉氏氣得兩手發顫，指著八大臣說不出話來，連懷中的小皇帝也嚇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式表面上不露聲色，卻一反常態地對祜祿氏親熱起來。對她說：“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們處置掉，咱們就處處受制。”鈕祜祿氏說：“咱們沒有兵權，怎麼能把八大臣處置掉呢？”在徵得東宮皇太后同意後，那拉氏說：“這個不用你發愁，我已經秘密派心腹太監去請恭親王了。”

　　 當肅順等見到恭親王出現在避暑山莊時，全都大吃一驚，他們責問恭親王奕說：“六王爺不留守京師，擅離職守，其意如何？”恭親王說：“本王爺接到兩宮皇太后懿旨，令我前來哭靈，以盡手足之情，難道有什麼不妥嗎？”奕訢第一天哭靈，第二天便要覲見兩宮太后。肅順等人竭力阻攔，但奕訢振振有詞地說：“怎麼，皇兄駕崩，皇嫂異常悲苦，我去勸慰一下，總可以吧！況民間婚喪，人倫猶在，難道皇家就不講人倫之道了嗎？”

　　 正說話間，一太監走來叫道：“兩宮皇太后已等候恭親王多時，請六王爺即刻進見。”肅順等人只好躲在一邊，於是恭親王在行宮見了兩宮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辦法。奕訢在熱河滯留了兩天，儘量在肅順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顧命大臣。然後返回京師作部署。

　　 奕訢回京後，又把掌握兵權的勝保拉攏過來，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圍的軍隊。佈置就緒後，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動身，護送咸豐靈柩回京。她對八大臣說：“我們兩位太后和皇上由載垣、端華等七人陪著，從小路先走。肅順帶領軍隊護送靈柩，由大路走，我們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計，就照辦了。其實，那拉氏這樣做，是為了把載垣、端華等七人和肅順分開，以便各個擊破。那拉氏一行間道急行，比肅順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親王已做好了政變的準備。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義發佈聖旨，宣佈解除八大臣的職務，將載垣、端華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衛去捉拿遠在途中的肅順。肅順護送靈柩走到密雲縣，天色已晚。他剛剛入睡，逮捕他的侍衛就闖進營帳，把他從被窩里拉出來綁了。這一年適逢舊曆辛酉年，以故叫“辛酉政變”。處置了八大臣後，那拉氏和奕訢便安排載淳登基，廢“祺祥”年號，改第二年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裝謙卑地說：宋朝有皇太后垂簾聽政先例，我不敢獨自臨朝聽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聽政吧！年號“同治”，就是我們倆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辛酉政變，表現了慈禧和奕訢的權謀智慧，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否定了“讚襄政務”大臣，而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此時，內有“太平天國”運動，外有英法聯軍的入侵，社會異常動蕩，民族危機沉重，清王朝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為了政權的穩固，在奕訢集團的主持下開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選派留學生、開礦山、修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現代化的舉措。但是，這一新政的效果卻與人們的期望大相徑庭，沒有能使中國走出困境，主要在於慈禧的阻撓。慈禧看起來具有一般女子沒有的謀略和手腕，但實際上一點也不具備治國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幾乎都化為了權術，用盡心機只是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權力。為此，她讓政治觀點相反，甚至尖銳對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牽制，內耗不斷，造成了整個國家的停滯不前。這也是同治新政不能比於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大原因。



　　風雨飄搖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為了支付鉅額賠款，統治階級只好把債務轉嫁到農民身上，拼命搜刮民財。廣大農民本就貧困，受盡官紳地主的壓榨，加之突如其來的債務，生活更是難以為繼。求得活路的唯一途徑，就只剩下反抗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爆發了，這就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幾次應試不第，厭倦八股考試。他目睹了鴉片戰爭前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清廷的腐敗無能，決心放棄功名，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一天，他在廣州街頭遇到了一位身穿漢裝的西方傳教士，並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傳道書《勸世良言》，這本書，從此改變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他把一桶乾淨的水澆到自己頭上，表示改頭換面，與舊世界決裂。從此狂熱布道，發展會眾。他的同學馮雲山，族弟洪仁都加入到信教的行列。他們把擺在家裏的孔孟牌位砸碎，把儒家典籍付之一炬，此舉遭到當地鄉紳的圍攻。無奈之下，他們到廣西傳教，並創立“拜上帝會”。此後，洪秀全回廣東花縣開始為期二年的著述，他把原始基督教教義與中國農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對壓迫、剝削等理想結合起來。他宣傳天下人不分貧富貴賤，都是天父的子女的宗教理念，號召人民起來造反，通過武裝鬥爭建立起“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日，洪秀全組成太平軍，領導“拜上帝會”，在廣西金田村宣佈正式起義。太平軍在攻下永安後頒行天歷，制定各種制度，其政權的雛形基本具備。1852年太平軍在永安突破了清軍重重包圍，長驅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於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個與清政府對峙十餘年的農民政權。此後，太平天國進行了北伐、西征和東征，並建立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關，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太平天國的政權也因此得到鞏固。

　　 然而就在太平天國呈現出一派興旺繁榮的景象，形勢十分有利之時，農民階級的小農意識卻惡性膨脹起來，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益明顯。這時，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的實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統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萬歲”。1856年8月22日，楊秀清有恃無恐，竟派人將洪秀全召到東王府，盛氣淩人地以“天父”的口氣對洪秀全說：“爾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大功，何只稱九千歲？”洪秀全被迫無奈之下，封楊秀清萬歲。心裏卻對楊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韋昌輝和在丹陽的秦日綱入京誅殺楊秀清。雙方所部在天京城內展開了激戰，楊秀清所部的兩萬多人被韋昌輝消滅。翼王石達開聞訊後急從湖北趕回，責韋昌輝濫殺無辜。韋派人去殺石達開，石達開嚇得趕緊連夜逃走。直到11月，洪秀全為形勢所迫，不得不下令殺了韋昌輝和秦日綱，召石達開回京輔政。但不久，又對石達開心生猜疑，封自己的兩個無能兄長為王以牽制石達開。1857年6月，石達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帶領十多萬太平軍的精銳之師出走。從此，太平天國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精銳力量慘遭破壞。這場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劇使得太平天國元氣大傷，軍心動搖，人心渙散。軍民都發生了信仰危機，太平天國從此逐漸走向衰落。

　　 太平天國雖然不斷地給清軍以沉重的打擊，但太平軍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成了清廷對付太平軍的主力。曾國藩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仿傚戚繼光的練兵方法，以儒生知識分子為營官，以同鄉和封建情誼作為維繫湘軍的紐帶，堅持同省同縣的地域標準，對士兵進行了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擾民、嫖、賭、抽的軍紀教育，進行技擊、槍法和陣勢的軍事訓練。以後又出現了同樣性質的李鴻章率領的“淮軍”。這兩支漢人的武裝成為太平軍的勁敵。同時，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等列強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開始正式與清廷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這使太平天國面臨著更為複雜和險惡的形勢。

　　 1864年，天京陷落，標誌著太平天國運動的徹底失敗。這一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持續十幾年，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沉重打擊了清朝階級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迫使腐敗無能的最高統治者，不得不倡辦地方團練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其結果是中央集權勢力的縮小和地方名流勢力的擴張，間接促使地方政權相對於中央統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傳統國家統治秩序的崩潰。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和激勵下，全國各地的反清鬥爭，此起彼伏，給清廷的統治以沉重的打擊。之後，各帝國主義的列強更是步步緊逼，進一步從政治、經濟、文化上侵略中國，此時的中國真是風雨如晦，危如累卵，而中國東南地方督撫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李鴻章等則拒絕執行對帝宣戰的上諭，反倒與帝國主義加緊勾結，宣佈參加“東南互保”以維護自己統轄區的地方安全和列強在華利益，體現出晚清地方自立的傾向，清朝的中央集權的統治已分崩離析了。



　　救亡圖存

　　 清統治者不甘就此沉淪，它掙扎著維新自救，結果卻徒勞無益。內憂外患的時局首先喚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識之士。他們以匡濟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機為己任，講求“經世致用”的傳統，注意研究現實問題，主張向西方學習，倡言改革，以達到強國禦辱的目的。他們睜開沉睡的眼睛，“開眼看世界”，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國圖志》一書中明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經世派”的改革呼聲並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但這種流風遺響，卻是整個晚清改革的濫觴。他們敢於議政和倡言改革的風氣對稍後崛起的洋務派人士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洋務派”是清朝統治集團中一批頗有識見之人，他們繼承“經世派”“師夷長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洋務思想。主張向西方學習，“求強”“求富”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興洋務以自救，不僅受到保守勢力的阻撓，也受到西方國家的種種扼制，洋務運動終淪為官僚資本的附庸，沒有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然，洋務運動是中國人學習西方、尋求自強的一步，對促進社會的進步仍然功不可沒。

　　 在洋務運動蓬勃開展之時，隨著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隨之崛起。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他們中的許多人接觸過西方的學術和文化，受過較多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熏陶和影響。他們的經歷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們成為“西學”的積極傳播者。同時，他們又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具有相當堅定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識。他們已經意識到，洋務派的“師夷長技”思想只是承襲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落後問題。他們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欲使中國富強起來，必須向學習西方，對中國進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對專制統治，同西方國家進行“商戰”，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等。這裡所說的“西學”已不單指西方的器物之學，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內容。

　　 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以資產階級維新派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這股新的社會思潮的倡導者和鼓吹者向著專制制度展開了猛烈的衝擊。他們認為只有變法維新，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國富強起來，才能挽救中國被瓜分的危機。維新變法思想的醞釀和傳播，很快形成了一種政治運動，終於在1898年發生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這次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者是康有為。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正趕上甲午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時。消息傳來，立刻引起各階層人士的憤怒和反對。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在康有為的號召下聯名上書清廷，痛陳形勢的危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等主張。這份“公車上書”雖然由於頑固派舊官僚的阻撓而沒有被送至光緒帝手中，但其內容很快傳播開來，轟動京城。維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創辦報刊、組織學會、開辦學堂，大力宣傳新思想，製造變法輿論，訓練變法人才，維新變法運動日益高漲。就在“公車上書”的第二天，會試發榜，康有為考中進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職，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維新思想。不久，康有為又用進士名義，第三次給光緒帝上書。這一次，光緒帝看到了，他讀後非常讚賞康有為的主張。光緒帝親政6年來，耳聞目睹的內政外交，皆是一本失敗的記錄。他從康有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興大清王朝的一線希望，為保大清社稷，非實行新政不可，光緒帝決心向慈禧攤牌了。

　　 他來到頤和園樂壽堂，向慈禧跪地請安後，將公車上書的內容大致說了一遍，然後陳述了自己醞釀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並未訓斥，也未阻撓。於是光緒皇帝在維新派官僚、知識分子的策劃鼓動下，於1898年6月11日頒定《明定國是詔》，宣佈維新變法。

　　 變法剛開始時，慈禧並不反對，她對光緒說：“變法也是要緊的，但勿違祖制，勿損滿洲權勢，方準施行。”但隨著變法的深入，觸動了一些守舊派的利益，於是反對的聲音四起。禦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彈劾光緒帝“倒行逆施“的記錄文字，又上書彈劾維新人物。光緒帝閱過奏章，怒不可遏，將其革職。皇帝的態度對守舊大臣是當頭悶棒，便轉向慈禧求助。他們聯合起來，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隸總督榮祿訴苦。

　　 榮祿也十分明白，一旦維新派羽翼豐滿，光緒掌握實權，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過文悌散佈“皇上病重”的謠言，又串通李蓮英唆使太監到茶樓酒肆哄傳“皇上與維新派陰謀加害慈禧太后”的謠言等，這些謠言很快傳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榮祿就頻繁出現在頤和園，向慈禧報告新政的流弊以及眾大臣的意見。慈禧聽後臉色氣得發青，說：“看來這個皇帝是不能讓他當了。”慈禧太后同頑固派官僚榮祿密謀策劃，決定乘天津閱兵之機進行兵變，廢除變法。他們利用袁世凱於9月21日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於瀛臺。光緒帝壯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著蒼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長嘆：“吾不如漢獻帝也！”他從宣佈變法到變法失敗，前後只有103天，因故又稱為“百日維新”。慈禧重新走上前臺，立即下令緝拿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人物。

　　 光緒帝在風聲鶴唳的時候,猶不忘記與他休戚與共的維新派人物。他在去瀛臺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為等維新派逃匿。康有為接到密旨後，立即從天津搭一艘英商輪船去上海，後轉香港；梁啟超接到密旨後急赴日本大使館避難，後伺機逃到日本橫濱；譚嗣同接獲密旨後視死如歸，慨然說：“各國變法，沒有不流血的。”他決心以自己的鮮血來喚醒國人。1898年9月28日，清壬殺害了譚嗣同以及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維新派人士，史稱“戊戌六君子”。

　　 戊戌變法的失敗，把人們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來強國的最後一絲夢想徹底擊滅了。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更趨激烈，錯過了最後一次變革維新的機會，同時也喪失了選擇發展道路的機會。清廷拒絕維新，其結果只能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



　　辛亥革命

　　 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迅速覺醒，展開了以推翻清王朝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

　　 它的最早發起者和主要領導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在學生時代便非常關心國家大事。1884年中法戰爭後，嚴重的民族危機使他產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他趕赴檀香山，聯合華僑人士20餘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並於19世紀末先後發動了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在起義失敗後，他被迫流亡國外。其間，他繼續考察歐美社會，在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為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東奔西走，不遺餘力。

　　 《辛丑條約》的訂立，使許多進步的中國人對帝國主義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反動本質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朝廷再也不寄希望了，他們出版了許多民主革命思想的報紙和刊物。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國內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革命團體。其中影響較大的團體有1903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光復會”；1904年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在長沙建立的“華興會”。另外，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劉敬安、張難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學補習所，後來又成立“日知會”，暗中從事革命活動。在革命黨人的宣傳鼓動下，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在清朝新軍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1905年，在孫中山的倡議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同盟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這個政治綱領後來被孫中山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從此，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開始武裝暴動和革命理論的宣傳。

　　 在湖北，革命黨人組織了兩個較大的秘密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這兩個革命團體中的許多骨幹分子，都參加到清朝在湖北的新軍中去，在新軍裏面秘密傳播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並向農民進行反清革命宣傳。當時武漢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五六千人，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1911年9月24日組織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社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舉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繫，策動響應。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不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訊趕來。孫武逃匿到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書信等全被搜去。10月10日，設在武昌的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蔣翊武逃脫。清軍宣佈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單搜捕革命黨人，武昌的革命形勢危急，起義活動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眼看起義就要流產。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覺悟士兵，很快從慌亂中鎮靜下來，自行聯繫，按既定目標堅決發動了起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武昌起義爆發了。他們打死了鎮壓起義的軍官，衝往楚望臺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一舉佔領了楚望臺。其他各營的士兵和軍事學堂的學生紛紛起義，齊集楚望臺，推舉原日知會會員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士兵奮不顧身，通宵血戰，佔領了總督衙門。起義軍一夜之間佔領了武昌城，取得了起義的勝利。

　　 11日晚和12日晨，漢陽、漢口的新軍也相繼起義，武漢三鎮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制。此後，湖北軍政府宣告成立，推舉黎元洪為都督，廢除宣統年號。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匯合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到11月初，全國大部分省份都已經宣告獨立，反動的清王朝已土崩瓦解，名存實亡了。1912年1月1日，各省代表舉行南方會議，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改西元紀年。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成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民國正式誕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長達260多年的清朝統治，從而結束了統治中國長達3000多年的專制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國的歷史，由此翻開新的一頁。掩卷之餘，不免遐思。中國歷代王朝都實行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相沿未曾改過。王朝的興起和衰亡可說是成於斯毀於斯。古語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傳統的中國始終沒有跳出這種王朝更替的泥淖。應當悲嘆？應當讚嘆？也許不該給制度太多的目光，制度始終由人來實現。滿洲人的興起和清朝的衰亡給出的注腳很有說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