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倉皇

　　歧路倉皇：金朝覆亡真相

　　 金完顏氏，起自太祖完顏 （阿骨打）收國元年（1115年），終於哀宗完顏守緒（寧甲速）天興三年（1234年）。在整個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這120年的歷史，雖是暫短的一段，但它確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時期。其所以重要，不外乎這樣幾點：第一，它是由遠在東北邊疆白山黑水間的女真族建立起來的一個王朝，因而歷史賦予這個王朝的統治以許多特點，並從中可以看出由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樣發生演化的。第二，它是在南北朝之後又一次出現的南北長期對峙的政權，它更加充分地反映出南北對峙階段歷史發展的諸特點。第三，它是在先後滅掉遼和北宋兩個都比自己先進的王朝之後發展起來的，這就使這個王朝背後的歷史更為錯綜複雜。最後，金王朝也沒有能逃脫“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規律，走過了一個發展——興盛——衰亡的歷史進程，與其他王朝一樣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和經驗。


　　 吞滅遼宋


　　 居住在今天東北地區的女真族，屬於通古斯語系。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時期的肅慎當屬其遠祖，《三國志》所謂的挹婁，北魏所謂的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 ，蓋其地也。貞觀年間，唐太宗徵高麗，佐之，“戰甚力”。五代時始稱女真，居住在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江之北謂之生女真，皆臣服於契丹，後避契丹諱，更名為女直。

　　 生女真分為很多部落，最初，以“完顏”為號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龍江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的完顏部最為強大。後來建立金朝的就是這一部。生女真地區氣候寒冷，山多林密，嚴酷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他們艱苦卓絕、英勇善戰的性格。其俗皆編發，項間綴以豬牙為飾物，頭上插雉尾，經濟生活大體正處在半農半牧階段，所以當時生女真社會的生產力水準不過相當於中原西周時代或更早時候。女真社會發展一直比較緩慢，到遼末時雖然已有剩餘產品，但人們仍然是物物交換以通有無。自函普成為女真之完顏部首領以後，社會發展的步伐開始加快。財產私有化的程度逐漸提高，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社會的分化，部族首領正在逐漸變成統治者。但是直到金立國之初，統治者與一般成員的社會地位大體是平等的，他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招其君同食”。完顏阿骨打是女真族傑出的領袖，他適應了女真族社會發展和反遼鬥爭的需要，建立了金王朝。阿骨打的青年時代，正是女真族由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化的時期，也是統一的女真民族初步形成的時期。劾裏缽（金世祖）共13子，阿骨打是其次子。阿骨打兄烏雅束（康宗），1113年12月死，由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對金初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稱謂）。阿骨打自幼“力兼數輩，舉止端正”，“好弓矢”，“善射”，23歲“被短甲，免胄，不介馬，行圍號令諸軍”。世祖、肅宗、穆宗、康宗時期的許多重大的變革和規定，都出自阿骨打的建議。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後，為了反抗和擺脫遼朝對本族的奴役、尋求發展的途徑，開始了建立國家政權的嘗試。

　　 1113年，阿骨打出兵射死遼將耶律謝三。在吳乞買等女真大貴族的支援下，阿骨打於5年農曆元旦稱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迎來女真族發展的新時代。建國前後，阿骨打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以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在中央，他把部落聯盟的最高軍事首領改稱皇帝，確定了皇帝在全國最高的統治地位。他把都勃堇、國相、勃堇發展為中央統治的最高權力機構——勃極烈制，把氏族制時的古老的貴族議事機構改造成為新的統治機構。在地方，阿骨打改“猛安謀克”制為地方行政組織。猛安謀克原是一種軍事組織，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的第二年，便命令各個部落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設官吏管轄。把領兵的千夫長、百夫長改革為受封的地方領土、領戶之長，這是對舊氏族制的一個重大改革。在社會生活方面，阿骨打還改變女真族的舊習俗，禁止同姓為婚，這是女真族宗族觀念和人倫觀發展支配的結果，可以認為是發展本民族的一項有利措施，也是對氏族血緣支配關係的沉重打擊。建國後，阿骨打還命令歡都之子完顏希尹創造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根據漢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寫女真語言而製成的。女真字成為全國通行的官方文字。

　　 阿骨打立國後的第一個政治目的是要擺脫遼朝的壓迫。他首選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為攻擊目標。當年9月，金軍以破竹之勢，佔領黃龍府。遼天祚帝親率號稱70萬大軍，前去抗擊阿骨打的二萬精軍，金軍大勝。遼朝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

　　 6年，金軍攻佔遼的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以後的幾年，相繼攻佔遼的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到1122年，金軍攻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1123年，完顏阿骨打去世，弟吳乞買繼位，為金太宗。

　　 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遼天祚帝在應州被金將婁室擒獲，曾經強盛一時的遼王朝壽終正寢。隨著遼的滅亡，金和宋的矛盾逐漸上升。早在年宋徽宗派童貫出使遼朝時，童貫帶回燕人李良嗣（原名馬植，童貫為其改名）。此人自稱有滅遼的良策，深得童貫的歡心，但此人品行甚差。李良嗣向宋徽宗建議，宋金聯合攻打實力尚很強大的遼國。雙方遂於1118年簽下“海上之盟”，合力滅遼。這場交易，北宋沒有撈到什麼好處，金朝則獲得大批的戰利品、每年大量的“歲幣”以及廣大的土地。

　　 金一天天強大起來，而北宋卻進入了衰亡的時期。在宋金聯合攻遼的過程中，金人也看出了宋王朝的腐敗與懦弱。在滅遼的當年月，便大舉攻宋。金軍分兩路南下，東路由完顏宗望率領，從平州出發，佔檀州、薊州等地，守將聞風而降。金人長驅直下，渡黃河，直逼開封。西路軍由完顏宗翰率領，從雲中出發，攻太原，同時派人去見在太原的童貫，要求宋朝割河東、河北地區，宋金以大河為界。西路的金軍在太原城下受阻。金人南下的消息傳到開封，北宋朝內一片混亂。宋徽宗趕緊傳位給他的兒子趙桓，是為宋欽宗；第二年改元靖康。宗翰率領的西路軍攻下太原，不久全軍會師於東京城下，並攻陷開封城。金軍在開封城內大肆搜刮擄掠，宋徽宗和宋欽宗也做了俘虜。靖康二年（27年），金人虜徽、欽二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和大量的金銀財寶北歸。史稱“靖康之難”。


　　世章之治

　　 金太宗消滅北宋後，即著手渡江對南宋的戰爭，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宋金對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自熙宗、海陵王到世宗、章宗的統治時期，金朝基本處在一個向上發展的階段。

　　 1135年，金太宗死，繼位的是熙宗，時年16歲。熙宗在官制方面作了許多重大改革。他廢除了舊的勃極烈等輔政制度，採用了遼宋的漢官制度。

　　 1138年，又實行“天眷新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實行“漢化”政策，推行漢官制度，如原來的各種官職按新的制度進行換授；按功勳授予女真貴族以不同的勳爵和封國；進一步加強了相權；制定典章禮儀；在上京會寧府營建宮殿。

　　 1141年，金宋雙方訂立了“紹興和議”，以淮水和大散關（今陜西寶雞縣南）為宋金的分界線，金朝的統治領域基本確定下來。熙宗晚年，統治層內部鬥爭漸趨尖銳，互相殘殺，山東境內的人民起義此起彼伏。

　　 1149年，完顏亮殺熙宗，奪帝位，是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後，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以鞏固皇權。

　　 1153年，他把都城遷到燕京，並營建都城，是為中都；原來的汴京，改為南京（1161年，開封又改為金的首都）。

　　 1161年9月，完顏亮進攻南宋，並於當月渡過淮水。然而，海陵王的連年徵發，導致金軍內部不穩，士兵叛逃，軍心大亂。金軍在採石磯（今安徽馬鞍山）一戰大敗，海陵王退至揚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殺。

　　 1161年10月，完顏雍即位，是為金世宗。金世宗有很好的漢文化素養，注意學習儒學典籍，吸收歷代帝王的統治經驗，崇尚仁政王道。即位以後，他採取措施，很快穩定了統治。他任用海陵王時的臣僚，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對穩定；爭取女真貴族的支援；成功地鎮壓了漢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的起義；並吸收漢人、契丹人以及其他各族的上層人士參政議政。宋金關係方面，65年，雙方訂立“隆興和議”，換來了40年相對穩定的局面。金世宗時期，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內政的整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方面。他對前代的制度作了一些增損，宰相增設平章政事二人，進一步加強了皇權統治。在經濟上，世宗積極恢復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農民的負擔，招收流亡，開墾土地。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他躬自節儉，不尚奢華，嚴於律己、管束王公大臣。元人王惲曾經提起這樣的一件事：當時，有諸王要求朝廷提供額外的封賞，世宗對他們說：“你們這些人怎麼如此貪婪啊，你們豈不知道國家庫府中的財產就是百姓的財產，我只不過是代百姓保管罷了，豈敢枉自花費呢？”正是由於金世宗能夠比較正確地認識統治者和老百姓的關係，不隨便動用國庫的資財，所以在他統治期間稅收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到數年，國庫充實，民間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世宗即位時，全國有300多萬戶，20年後增至670多萬。大定年間，政局穩定，財政充足，世宗因此享有“小堯舜”之稱。

　　 1189年，世宗完顏雍病故，皇太孫完顏繼位，是為金章宗。章宗在位期間繼承了世宗的統治政策，繼續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學習漢族文化，鼓勵女真族和漢族之間通婚，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宋金之間的相對和平狀態也得以維持，北方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世宗、章宗時期是金朝的興盛時期，在歷史上被稱為“大定明昌之治”，為當時和後世人們所艷稱。金代著名學者元好問稱，“（南湖先生）歷大定、明昌、泰和，優遊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金朝著名的藝術家趙秉文稱讚“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比起金末的喪亂，大定明昌時期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太平盛世。

　　

　　 金蒙交惡

　　

　　 章宗時期雖然號稱極盛，但是諸多問題已經顯現，盛極而衰已露出了苗頭。章孝太子（即章宗之父）聰明過人，極好讀書，他想要傚法北魏的孝文帝，改變金人的夷狄風俗，施行中原的禮樂。然而天不隨願，章孝太子還沒有繼承大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顏聰慧好學，有其父的風采，他喜好文學，崇尚儒雅，因此一時名士層出不窮，執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學問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燦然，金朝發展到了極盛的頂點。當然，在文字華麗辭章的背後，不難發現，講修明經之術的目的在於“保國保民”，以圖使統治“國祚長久”。但是，章宗治世之下的社會卻充斥著消極因素。他極好浮誇奢侈，到處修建宮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預政事。大臣們只能奉承媚上，圖一時安樂，不敢逆其所好。這就是章宗之後大安、貞時期金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章宗時，“外戚小人多預政”，指的是李元妃一家。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查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經病故了。即位後，追封為欽懷皇后。章帝繼位後，一直沒有立妃。在看中了李氏之後，章宗就要立她為皇后。李氏出身微賤，因此大臣們一致反對章宗的這一決定，監察禦史宗端修、右拾遺路鋒、翰林修撰趙秉文、禦史中丞張公著等都因此丟了官。李氏雖然未能立為皇后，只進封為元妃，但是她的兄弟喜兒、帖弟依仗她的權勢干預朝政，官至極位，就連他家的私奴也仗勢欺人，眾大臣敢怒而不敢言。監察禦史宗端修，“喜名節”，進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預朝政，令其憤憤然，故上書要求皇帝“遠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誰，特命喜兒傳詔，讓他說出姓名來。端修面告喜兒：“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是章宗賜給李喜兒的名字。端修直截了當地斥責他為“小人”，他亦不敢隱瞞，據實上奏，章宗雖也責備了喜兒兄弟，但還是離不開他們。監察禦史張公著，更是把矛頭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書竟有“妾上僭政，夫人失位”這樣頗有刺激性的話。外戚宦官干政在東漢以來的漢族皇室從未絕跡，金王朝在學習中原王朝先進文化和制度的同時，也沾染上了這一惡習。

　　 就在金王朝走向衰落的時候，北方草原上又興起了一個新的少數民族——蒙古族。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時稱為“蒙兀室韋”，居於額爾古納河流域。遼金時期，他們廣泛分佈在北方大草原上，從事遊牧、狩獵，性勇悍。金立國之初，就不斷遭受蒙古族人的襲擾。天會十三年（1135年），蒙古族內部發生叛亂，金主完顏派遣金朝貴族宋王宗乘機打擊，暫時緩解了北邊的壓力。

　　 1143年四月，完顏試圖再一次利用蒙古人的叛亂之機出兵，卻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就在於金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金朝貴族魯王完顏昌早先因罪被誅，他的兒子薩罕圖郎君率領其父的部人叛逃蒙古，蒙古人的勢力由此不斷強盛，直取金朝的20多個團寨，金人大敗。金只好轉而與蒙古謀和，每年送給蒙古大批的牛、羊、米、豆、棉和絹等物品以換取和平，但此舉的效果並不明顯。金朝為了免受蒙古的侵擾，不斷在北方修建界壕和邊堡，屯重兵防守。金對蒙古只能窮於應付。大定年間，北方就流傳著這樣的民謠：“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出去”，反映了金朝的無奈。

　　 1208年，章宗死，衛紹王完顏永濟（原名允濟，世宗第七子，後避章宗父允恭諱改稱永濟）繼位。章宗安排衛衛紹王繼立，自有他的如意算盤。原來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5月未滿周歲就夭折之後，章宗就一直為繼嗣不立而憂慮，特別是由於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1208年，后妃賈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時章宗已經病入膏肓了。當年11月，他臨終之前，賈氏和范氏都還未屆產期，於是就由元妃李氏與其兄李新喜會同宰相完顏匡商量，策立衛紹王永濟為皇位繼承人。很顯然，章宗立永濟，不過是讓他暫時看守皇位，他在遺詔中實際上是用《禮記》中“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的原則，否定了金太祖的“傳授至公之意”。一旦賈氏和范氏生下“龍子”，則皇位仍屬於章宗一係。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盤很快即告落空。衛紹王雖然才識平庸，但當上皇帝之後，也如章宗一樣，千方百計要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後代。為此，設法不讓賈氏和范氏腹中的胎兒出世，就成了他的當務之急。早在章宗駕崩之前，衛紹王就利用機會選擇了兩個妖妄之人“護視”賈氏和范氏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果然，他繼位僅僅兩個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8月，即宣佈賈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問題。賈氏產期已過，仍不見動靜；范氏則胎氣有損，經用藥調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願意削發為尼。這明明是衛紹王暗中搗的鬼。在這一事件中，被犧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當初章宗臨終時，完顏匡是和元妃一起受遺詔擁立衛紹王的，然而他卻想獨專定策之功，於是開始謀劃除掉李氏。他編造謊言說，當初，賈氏嘔吐，且腹中有積塊，其實是患病，卻被李氏說成是妊娠反應。李氏乘機與其母兄計議，令賈氏詐稱有孕，以便臨產時，取李家兒冒充，以為皇嗣。這種謊話的確是過於離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換柱之計，賈氏又怎敢與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衛紹王最終還是把李氏一家和賈氏殺了。在除掉了心腹之患之後，衛紹王於大安二年（1210年）8月立自己的兒子胙王完顏恪為皇太子。就在金王朝變亂不斷的時候，蒙古族人已羽翼豐滿。金泰和六年（1206年），鐵木真統一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稱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貢於金，並曾見到過衛紹王永濟。金章宗死後，成吉思汗聽說永濟繼位，極端蔑視，聲稱：“我以前以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派來的使者，然而怎麼能有這樣的庸懦之輩呢？”成吉思汗兵勢日焰，金朝勢危，欲絕地反擊。大安三年春，蒙古入貢，衛紹王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蒙古人進場之時襲殺之。然而金的“軍”中有去給蒙古人報信的，蒙古人開始還將信將疑，然而報信者不斷，蒙古人遣人窺之，才相信這是真的，於是遷延不進。“軍”是契丹及北方其他部族的武裝力量，雖然受制於金朝，卻與女真統治者離心離德，此時更明確傾向於新興的蒙古貴族。衛紹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計劃未能實現，成吉思汗不僅不再向金進貢，而且對金先發制人。在蒙軍強大攻勢面前，衛紹王束手無策，只知與臣下相對哭泣。當蒙軍逼近中都時，金軍經不起連續攻擊，只得乞和。

　　 就在蒙古大軍不斷地向金髮動攻擊的時候，金王朝內部再次發生政變。1213年，金貴族胡沙虎在宮廷政變中殺死了衛紹王。金世宗之孫，金章宗的庶兄完顏繼位，是為金宣宗。本已朝政凋敝的金王朝，經過這一番折騰，更是打不起精神來了。



　　歧路倉皇

　　 衛紹王被殺，徒單鎰向胡沙虎建議，立為皇帝，理由是此人為章宗之兄、完顏永恭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這一建議。當時，完顏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陽），胡沙虎派人將其迎到中都。至寧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於大安殿。胡沙虎雖然早已罪惡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當成靠山，以他為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為澤王，其子弟數人也都身居要職。胡沙虎弒君，宣宗從極端狹隘的自私立場出發，對此人不但不懲治，反而加以袒護，結果是鼓勵了其他野心家鋌而走險。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軍進逼京西重地紫荊關，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際，金軍內部又發生了變亂。胡沙虎的部將術虎高琪因為戰敗懼罪被殺，先發制人率領軍包圍胡沙虎的官邸，闖入臥室內將其殺死。然後退到應天門待罪。由於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於他，而是將那些當初跟隨胡沙虎弒逆之人一起殺掉，從而結束了這場危機。胡沙虎本來罪不容誅，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誅之，於是又有術虎高琪的擅殺事件，這實際上是胡沙虎弒衛紹王事件的繼續。對此，宣宗也無可奈何，只得糊裏糊塗地赦免了高琪，這表明他已無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變成了術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軍隊自章宗末年大規模入境滋擾，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喪失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貞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餘郡，並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懼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與蒙古講和上，將領們也都畏縮不敢出戰，藉口是“恐壞和事”。然而，越是這樣，蒙古越是不肯與之講和。當時大臣張行信對宣宗說：“自從崇慶以來，皆是因為和議耽誤了大事，如果我們時時肯和蒙古一戰，能夠挫敗蒙古人的鋒芒，那麼即使和議也是能夠長久的。”此時金朝的軍官，再也不是當年英勇善戰的猛安謀克了，張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脫離實際的。

　　 金宣宗畏敵如虎，竟又希望憑空出現奇跡，在蒙古軍兵臨城下時，他在東華門設“招賢所”，內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於是，一些無知無識者，都競相到這一機構胡言亂語。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說大話，聲稱“諸葛亮為不知兵”。侍禦史完顏寓竟然對這種狂言信以為真，以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軍事家，趕忙推薦給朝廷。於是這個招搖撞騙的小人竟被委以軍都統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無賴充當士兵，教閱進、退、跳、擲之村術，無非兒戲。其陣法曰“古今相對”，並將這四個字大書於旗上。又做黃布袍、緇巾各36件、牛頭響環64枚，聲稱用這些“法物”即可嚇跑敵人。謊言終究變不成事實，他們出城之後，並不敢與蒙古人對陣，而是殺害一些無辜的樵採百姓以充“斬獲”，並向朝廷邀功請賞。其實，王守信的“古今相對”陣法，實屬荒誕不經。然而，金朝統治者卻深信不疑，這表明金的統治已是窮途末路，他們無計可施時撈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王守信這樣的地痞無賴之人。但是，騙術最終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暉向成吉思汗乞和，並獻上衛紹王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馬3000匹，雙方暫時達成妥協。議和之後，成吉思汗由承暉護送，退出居庸關。

　　 雖然成吉思汗從中都郊外撤走，但山東、河北多數州縣仍在蒙古軍隊的佔領之下，河東許多州縣經戰爭破壞，已殘破不堪。此時的中都已經成為一座孤城，內乏糧餉，外無救援。金宣宗於是詔告天下，放棄中都，南遷汴京，以躲避蒙古大軍的打擊。宣宗南遷後讓皇太子留守，並命右丞相兼都元帥承暉留守中都。6月間，在宣宗尚未到達南京之時，駐守中都以南的軍發生了嘩變，投降蒙古。蒙古軍再次南下，並在軍的配合下，對中都加緊圍攻。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開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南遷之後，金朝君臣上下醉生夢死，只求茍安。每當蒙古大軍壓境之時，君臣惟有相對而泣，在大殿之上長吁短嘆；而當蒙古軍退兵之後，則又開始飲酒作樂。宰相們研討時政，無非是做做樣子，凡是遇到要害的問題，就宣佈下次再議，每次均如法炮製。他們就是這樣因循茍且，直至國家滅亡。宣宗也並不比他的大臣們更關心金王朝的命運和前途，關心的只是如何繼續過他奢華的生活。他曾經讓人偷偷給他做一件大紅半身繡衣，並且告誡說，千萬不要讓敢於直言的監察禦史陳規知道。當繡衣做成並給他送去時，他又問陳規是否知道此事，來人連忙解釋說，凡是宮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傳播，何況皇帝又親自叮囑過。宣宗聽罷，算是松了一口氣，說：“如要讓陳規知道了，必然會因為奢華規諫我，我實在是害怕他的話啊。”已經到了危亡的關頭，這位君主還在為一件繡衣煞費苦心，昏庸之極，可見一斑。興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遷怒於術虎高琪，藉故殺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膏肓，並沒有迴光返照的跡象，金王朝滅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就在此時，金王朝再一次出現了皇位危機。得寵的貴妃龐氏之子完顏守純和後來被立為皇后的王氏之養子太子守緒爭奪王位。元光二年（1223年）12月，宣宗病故。他臨終的前一天晚上，近臣都已經出宮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資明夫人鄭氏陪伴著這位行將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鄭氏可靠，便將後事託付給她，讓她“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罷氣絕身亡。鄭氏果然不負重托，沉著機智地應付了前來看望宣宗的龐貴妃，金哀宗完顏守緒才得以順利繼位。

　　 哀宗繼位後，因成吉思汗尚未結束西北的戰事，無暇顧此，金朝又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金室在汴京支撐了九年，後因為蒙古軍攻城益急，被迫出走歸德（今河南商丘）。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勵精圖治的表現，但是很快就變得如同其父一樣的消沉和腐敗了，老百姓對金朝的統治已徹底喪失了信心。正大元年正月的一天，開封城內狂風大作，端門門樓上的瓦片都被風吹落了，當時有一男子身著麻衣對著承天門又哭又笑。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瘋瘋癲癲，他回答說:“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金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了。

　　 正大四年（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於進軍西夏都城的途中。當時西夏都城已被圍困多時，城內糧盡援絕，不久西夏國王出降，蒙古滅夏的戰爭宣告勝利。這時，他們就有可能全力以赴展開滅金戰爭了。1229年，窩闊臺即汗位。兩年後，元軍即發起了對金朝的總攻擊。1232年初，蒙古軍和金軍在鈞州三峰山展開了大決戰，金軍大敗。曾經屢建戰功的完顏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金軍主力至此已經喪失殆盡。3月，蒙古大軍攻克中京洛陽，並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親王為質向蒙古人乞和，遭到了拒絕。這時，汴京城內又發生了疫情。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經別無他法了。12月初，哀宗逃出汴京，渡河準備取衛州（今河南衛輝）。攻之不克，又遇蒙古軍自河南追來，金軍慘敗。最後，哀宗夜棄六軍，渡河折回河南，帶著身邊的六七個人逃到歸德。

　　 天興二年（1233年）6月，哀宗從歸德啟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從人員徒步在泥濘中跋涉，沒有糧食，只能採摘青棗充饑，一路上忍饑挨餓，備嘗艱苦。次日抵達亳州。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見皇帝儀衛不過是以青黃旗兩面為前導，黃傘擁後，從者不過二三百，馬不過50餘匹。哀宗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進抵亳州南60里，在雙溝寺避雨。哀宗舉目四望，只見遍地荒涼，不復人跡，於是哀嘆道“生靈盡矣。”當月底，哀宗抵達蔡州。當時由於宋、蒙聯合攻金的談判一時尚無結果，所以哀宗到達蔡州初期，情況比較平靜。城內又有了商販，人們以為皇帝到來，又可以過上太平日子了，他們把儲存了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來，一下子喝了個凈光。哀宗也忘記了是在逃難之中，剛在蔡州安頓下來，就大興土木，修建“見山亭”，以為遊憩之所。然而，外面的嚴酷現實，很快就使蔡州城裏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夢破滅了。8月，宋、蒙雙方達成了協議。不久，宋軍和蒙軍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發動進攻，徹底打破了哀宗聯宋抗蒙的夢想。9月間，蔡州城內的糧荒已經異常嚴重了。12月，宋、蒙雙方的軍隊對蔡州城展開猛烈的攻擊。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詔傳位給總帥完顏承麟，希望他能衝殺出去，再圖恢復大金帝業。承麟當即宣告即位。此時，宋、蒙大軍已經衝入城內，哀宗自縊身亡，承麟猶率部進行巷戰，最後為亂兵所殺。金王朝在悽慘的境地中最終滅亡了。

　　 追尋金朝興亡的發展軌跡，我們不難發現它經歷了一條與遼朝興亡大體相似的道路。他們之所以興起之初可以與大宋政權分庭抗爭，屢佔上風，憑籍的是他們極具戰爭力的軍政組織。遼有“斡魯朵”和族軍，金有“猛安謀克”，他們都實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勵精圖治的帝王指揮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當他們功成名就、建立一個以漢族文化為主導、帝王專制的傳統農耕政權之後，隨著原來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急劇變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漸凸顯出來了。

　　 這首先表現在其原來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適應性。金朝的猛安謀克軍的戰鬥力持續下降，即使統治者施以豐厚的兵餉也無法遏止。其次，在處理作為統治者階層、即少數民族的女真族，與作為被統治者階級、即主體民族的漢民族的關係問題上，沒有能夠找到一條合適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關以北的廣闊的漢族傳統聚居區之後，為統治中原，將百萬以上的女真人徙置於黃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犧牲漢人利益的辦法去救濟女真人的。然而，此舉既沒有解決農耕經濟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貧困的問題，反而導致漢人刻骨的痛恨。他們不僅搶佔漢族最富庶的耕地，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軍事開支，又不斷加重漢族的賦役。女真人與漢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重者，人視之以為血仇骨怨，必報而後已”。第三，河患也是促進金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時，河患氾濫成災，連年不斷。更為不幸的是，黃河似乎也與女真人作對似的，自從金室南遷後，黃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東南。河患的範圍非常廣泛。河患進一步加劇了統治階層與漢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從未停息。

　　 金朝以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時，卻遇到內外矛盾。金朝對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麗等政權的牽制，稍有閃失，就會被顛覆；在內，在安置女真族和處理漢族關係問題上，產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這些矛盾始終存在，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統治階級內部血腥的權利鬥爭，又在腐蝕著政權的大廈，面對著強勁的蒙古旋風，它的滅亡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