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安江左

　　偏安江左：東晉覆亡真相

　　 東晉自西元316年司馬睿稱帝開始，到420年晉恭帝司馬德文遜位止，共歷11個皇帝，104年。縱觀東晉的歷史，可以用“皇帝垂拱，士族當權”來概括。東晉末年，社會動蕩加劇，時局瞬息萬變，士族已無法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而居帝位。此時，已經走到歷史前臺的庶族代表人物劉裕則毫不留情地拋棄了司馬氏，改變了門閥政治的格局，重建起皇權政治的統治秩序。

　　

　　 共治天下


　　 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生於西元276年。正當八王混戰、匈奴、羯起兵反西晉，黃河流域陷入大混亂的時候，長江流域則是比較安定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眾開始渡江避亂。307年，晉懷帝任命瑯琊王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鎮建康。北方士族爭相來奔。司馬睿先稱晉王，西晉滅亡後，於318年3月，正式稱帝。司馬睿為元皇帝又稱元帝，在位五年病逝。由於司馬睿是江左開國的第一個皇帝，歷史上便稱之為東晉。

　　 司馬睿向來缺少才智，又是晉室疏屬，之所以能重建晉室，主要得益於北方士族王導的全力扶持。王導（276—339年），是中原著名的高級士族，東晉朝的實際創立者，自比為春秋時的名相管仲有雄才大略，時人都稱他具“將相之才”。從司馬睿到江南創立基業開始，王導、王敦等王氏家族就竭盡全力，輔佐司馬睿。起初多數南渡人物對晉室心存疑慮，甚至失望悲觀。例如，有一次諸名士在江邊一個亭上飲宴，周嘆氣說，風景殊好，而山河殊異。名士們都哭起來，王導正色道，大家正應該出力輔佐王室，恢復中原，何至於窮困喪氣到相對哭泣!名士們聽了都停止哭泣。這批流亡士族在王導的率領下逐漸趨於穩定。司馬睿深知晉室復興，倚賴於王導。他稱王導為“仲父”，還將他比作輔佐劉邦建立漢朝的蕭何。司馬睿在即位稱帝時，姿態非常謙恭，他三四次請王導禦床同坐受賀。王導再三推辭說：“如果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司馬睿這才坐到了皇帝的寶座上。

　　 王導雖然推辭了與皇帝同坐禦床，但司馬睿此舉卻震動了滿朝文武。從此，王導在東晉政權中就有著特殊的地位：王導位至宰輔，掌握著中央的行政大權，從兄王敦手握重兵，鎮守荊州，直接在地方上指揮軍隊，負責征討叛賊逆匪。整個王氏家族，都擔任要職。當時，人們習慣把司馬氏家族稱為“馬氏”，把王氏家族稱為“王氏”，王家和司馬氏幾乎達到了“平起平坐” 的地步，於是民間就流傳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實際上是司馬氏勢力不抵王氏勢力。作為一個開國之君，竟要請一個大臣同坐受賀，可以想見司馬氏的微弱。此後東晉政權的存在，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為幾個大姓間常常保持勢力的均衡，共同推戴司馬氏作為象徵來維持這種平衡而已。

　　 “王馬共天下”顯示了東晉政權的政治特點，終東晉一朝，士族權臣幾經更易，但“主弱臣強”依舊。在瑯琊王氏以後又出現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呈現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司馬睿只想做個偏安皇帝，王導也只是想建立一個以王氏為主導的小朝廷，他們的目光專注於江東內部的權利分配上，不做北伐的準備，甚至還反對北伐。誰主張北伐，誰就遭排斥。大臣周嵩曾上書勸晉元帝要整軍備武，收復失地，險些喪命。士族熊遠要求朝廷改正過失，說不能遣軍北伐是一失；朝廷中人忘記國恥，耽於遊戲酒食是二失，結果丟了京官外放為地方官。至於堅決主張北伐的祖逖，下場也好不到哪去。由於元帝擔心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威望，威脅自己的統治，從不給予支援。因此只給祖逖一千人糧餉，三千匹布，任豫州刺史，讓他自募兵員，自造武器。祖逖軍紀嚴明，深得廣大民眾的擁護，屢次大敗石勒軍，收復了黃河以南全部失地。正當祖逖準備渡河，收復失地時，晉元帝卻派戴淵為征西將軍，以致收復的失地又盡數丟掉。而此時朝廷中權臣王敦與晉元帝公開對抗，內亂勢必爆發。321年，祖逖感到前途無望，憂憤而死。

　　 東晉建立不久，南渡士族內部出現了尖銳矛盾。322年，終於爆發了王敦之亂。王敦(266—324年)，字處仲，是王導的從父兄，晉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的丈夫。王敦性情很殘忍。當年權臣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王愷曾經設宴會，讓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聲韻，就被王愷打死了。當時王導、王敦都在座，諸客大驚失色，只有王敦神色自若。司馬睿稱帝後，王敦官任征東大將軍、侍中、大將軍、江州牧等職。他鎮守荊州，手握重兵，威權顯赫。司馬睿擔心王氏權勢太重，威脅他的統治，想削弱王氏勢力，就任用北方大族劉隗、刁協等為心腹大臣，暗中做軍事部署，以平衡王導的權勢。王導被疏遠，對此，王敦大為不滿，他上書元帝為王導申訴說：“當初陛下說過：‘我與王敦和王導是管仲、鮑叔之交’，這話至今銘記在心，我想這話不會一朝而盡吧?”王敦言辭咄咄逼人，王導覺得不妥，就將奏書密封後退還了王敦。王敦卻很不識趣，再次上奏。

　　 御史中丞劉隗看到王敦威權太盛，無法控制，就勸元帝派心腹鎮守重要州郡，以防王敦為患。王敦得知此事後十分氣憤，致書劉隗恐嚇說：“只有天下安泰，帝業才能興隆。否則，天下就沒希望了。”劉隗答書說：“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我的志向是竭盡全力效忠王室。”王敦由此嫉恨在心。另外，尚書令刁協因不肯與當時門閥世族相沉浮，不滿他們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對優遊無事、貪污腐化、朋黨比姦、趨炎附勢的風氣深惡痛絕。所以也遭王氏嫉恨。

　　 王敦本來是個野心家，乘機以反對劉隗刁協、替王導訴冤為藉口，陰謀篡權。祖逖死後，王敦更無忌憚。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假借“清君側”的名義，在武昌舉兵，上表討伐劉隗、刁協等。由於建康沒有較強軍事力量的支援，手握重兵的王敦輕而易舉地進入了石頭城，兵臨建康城下，放縱兵士劫掠。

　　 被圍困的皇宮大殿中，宿衛早已四處逃散，只有兩位侍中還在元帝身邊。元帝脫下戎裝，穿上朝服，無可奈何地感嘆：“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表明，我自還瑯琊，何至於如此擾亂百姓呢?”最後，元帝派人告知王敦：“你如果不忘本朝，就此息兵，那麼天下還可以共安。如果不肯罷手，我當返歸瑯邪，自避賢路。”簡直要把帝位拱手讓給王敦了。當年十一月，晉元帝司馬睿憂憤而死。太子司馬紹繼立，是為晉明帝。

　　 司馬紹是元帝長子，他聰明機智，神武明略，深孚眾望。王敦感覺有必要對明帝加以抑制。太寧二年（324年）七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先發制人，準備以弱敵眾。明帝因擔心眾人懼怕王敦，便假稱王敦已死，下詔歷數王敦“以天官假授私屬，將要威脅朝廷，傾危宗社”的種種不義行徑，以討伐其同黨錢鳳的名義，發兵征討王敦。不久，王敦憂憤而死，餘黨全部被消滅，叛亂得以平息。東晉統治集團內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幾個強大士族之間的矛盾。帝室如果安享尊榮，不干涉強大士族的權利，各種勢力相對平衡，政治上則呈現安定局面。反之，則引起士族的強烈反攻。晉元帝任用劉隗刁協，並用南方士族戴淵作將軍，顯然侵犯了王氏勢力，變亂自不能免了。


　　庾氏專權

　　 明帝在平息王敦之亂後，對王氏家族更有戒心，親庾亮、疏王導的意向越來越明顯。太寧三年（325年）閏七月，晉明帝突然病死，其長子、年僅5歲的司馬衍即位，這就是晉成帝。

　　 成帝因年幼不能理政，明帝遺詔命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領軍將軍卞壺等人共同輔政。不久，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庾亮(289—340年)是太后庾氏的親兄，其兄妹二人合力掌控了朝廷大權。王導等人審時度勢，急流勇退，朝中政務全由庾亮一人裁決。東晉的政治格局此後發生了新的變化。

　　 庾、王二人相較而言，王導輔政比較寬和，注意籠絡人心。史書說是“鎮之以靜，群情自安”。就是讓有勢力的大族在相互牽制下，各私其欲，朝廷不加干涉也不抑制。王導常說，人家說我糊塗，將來會有人想念我這糊塗。後來的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庾亮輔政後一改王導的寬政，恃權放肆，用法嚴苛，排斥異己，妄殺大臣，在朝野上下結怨很多。明帝時期所倚重的宗親、南頓王司馬宗對庾亮專橫朝政不滿，被庾亮改任為驃騎將軍。司馬宗失去要職，自然嫉恨庾亮，便和流民蘇峻來往密切，互通書信，意欲將庾亮除掉。庾亮知道後，就想除掉司馬宗。恰這時中丞鐘雅告司馬宗謀反。庾亮乘機下令右衛將軍趙胤率軍逮捕司馬宗，並立即將其殺掉。因司馬宗為王室近支，經常上朝，且滿頭白髮．故成帝稱他為白頭翁。過了些時日，成帝未見司馬宗上朝，便問庾亮：“前日的白頭翁怎麼許久不見了？”庾亮道：“因他有意謀反，我把他殺了。”成帝聽了，氣得流著淚說：“舅舅說誰反，誰就被殺；假如有人說你謀反又如何處置呢?”庾亮平時總以為幼主易欺，遇有異己便私自處置，卻沒有想到一個八歲的小皇帝居然敢跟自己說出這樣的話來！

　　 庾亮自恃有太后撐腰，自己握有兵權，非但沒有收斂，反而加快了打擊異己的步伐。歷陽太守蘇峻，因明帝時討伐王敦有功，威望一向很高，且部下甲杖精銳，對庾亮專擅朝政很是不滿。庾亮就設計奪其兵權，堅持徵詔其入朝為大司農。

　　 蘇峻決定擁兵自守，抗拒詔命。他對朝廷使者說：“既然上面說我要造反，難道還有活路?我寧願在山頭上望監獄，也不能在監獄裏望山頭。過去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行。現在狡免既死，獵犬自然當烹。但我一定要向陰謀者報仇。”

　　 咸和二年（327年），蘇峻聯合豫州刺史祖約等發兵都城，討伐庾亮。蘇峻攻打京城時，順著風勢放火，烈焰沖天，所有宮廟、宮室、官署都化為灰燼。他還縱兵搶掠，侵逼宮女，驅役百官，一時間京都內外哭聲震天。官庫所藏的金銀布匹等物，都被蘇峻洗劫一空。蘇峻自稱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又隨意任命親黨，完全掌握了京城。

　　 此時的成帝則被軟禁在一間倉庫裏，蘇竣每天都到成帝面前放肆胡言。王導擔心會有不測之禍，就試圖護衛成帝出奔，事情不成，被迫攜二子逃走了。成帝的侍從劉超和鐘雅也密謀護衛成帝出奔。不料事情泄漏，蘇峻就派人逮捕劉、鐘二人。成帝當時抱住二人，不讓士兵拉走，並悲泣著說：“還我侍中、右衛。”但來人哪會聽從這位小皇帝的旨意呢?劉、鐘二人最後慘遭殺害。

　　 咸和四年(329年)春，在征西大將軍陶侃和江州刺史溫嶠等人聯兵攻打下，蘇峻、祖約之亂終被平定。蘇峻本非門閥士族，他雖然試圖憑藉際遇，起兵謀利，但螳螂在前，黃雀隨後，最終被門閥士族聯合擊敗。

　　 蘇峻之亂，給東晉王室帶來又一次劇烈變動。叛亂平息之後，京都建康幾成廢墟，民生凋敝，怨氣沸騰。劫後餘生的庾亮為了平息民憤，不得不暫退一步，請求外任以保存實力。鹹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鎮蕪湖，朝中大權又歸王導之手。自從庾亮因蘇峻變亂而引咎外鎮，就把八歲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導看管。庾亮出朝，鎮守蕪湖，是對王導的一步退讓，但只是暫時的。庾亮在外期間力主經營北伐，但他的直接目的不在於進行境外的軍事活動，而在於取得軍政大權，企圖建立起自己的霸業。

　　 庾亮和庾翼兄弟相繼以北伐為名，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域，並一度遣軍入蜀，庾氏的軍事力量逐步增強。庾氏在長江上游經營的成果，並沒有使庾氏門第延綿久長。345年，庾翼臨死，堅持讓自己的兒子繼任，開藩鎮世襲的惡例。朝廷不允許他的請求，派譙郡的桓溫去驅逐庾氏勢力。桓溫驟然在上游興起，代替庾氏。真是驅走一狼，又來一虎。東晉門閥政治的演化，自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皇帝夢碎

　　 東晉立國幾十年，連遭王敦、蘇峻叛亂，元氣大傷。自明帝、成帝之後，又傳位康帝、穆帝、哀帝，五任皇帝四十年中，雖無大的建樹，但朝政總算清靜了許多。興寧三年（365年）3月，哀帝司馬丕因服丹藥中毒而死。會稽王司馬昱便與褚太后商議嗣位之事，因哀帝無子，只好令其弟司馬奕即位，這就是東晉第六任皇帝，即晉廢帝。廢帝司馬奕即位後，內有會稽王司馬昱處理政事，外有大司馬桓溫統帥軍務，廢帝便成了一個有位無權的木偶皇帝。桓溫(312—373年)是晉明帝的女婿，與庾翼關係密切。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北伐時，就以桓溫為前鋒官。庾翼死後，桓溫任荊州刺史，積極發展自己的軍事勢力。桓溫繼承了庾氏兄弟長期經營的成果，擁有荊、梁等八州的廣大地區，又有以徐寧為刺史的江州作為與長江下游豫、揚之間的緩衝地帶，勢力急劇膨脹。此時的桓溫，希望通過建功立業以增強自己的名望與實力，在東晉朝廷中取得較高的政治地位。

　　 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他上表伐蜀。當時蜀漢皇帝李勢驕奢淫逸，不理國事，朝中矛盾重重，被諸強滅掉只是時間問題。桓溫立志伐蜀，不等朝廷詔準，就率兵直指成都。第二年三月，桓溫攻克了成都，李勢投降，蜀漢滅亡。

　　 桓溫的威名日盛，野心也日趨膨脹，他所統轄的八州所有人力物資都不聽從國家調用，甚而逐漸產生了自立為帝的想法。他希望通過立功於河朔，可以接受九錫殊禮。他曾經躺在床上對親信說：“如果寂然無為，將會被漢文帝、漢景帝所嘲笑的。”眾人聽出他有野心，都不敢對答。他又撫枕起身說：“雖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穆帝覺察到桓溫存有謀反之心，故對其北伐，雖不敢竭力反對，但也不加支援，甚至從中多方阻撓。他任用虛名甚大的清談家殷浩參與朝政，專與桓溫作對，使得桓溫的三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損害了他的實力和威望。哀帝時期，桓溫建議遷都洛陽以求控制皇室，遭到哀帝和眾大臣的一致反對。桓溫遂決定採取進一步奪權的行動，伺機發動宮廷政變。西元371年，他將司馬奕趕出皇宮，將其先降為東海王，再降為海西公，並另立司馬昱為帝，是為簡文帝。

　　 桓溫廢立的本意是想要晉文帝禪位於自己，或者由自己入朝攝政。簡文帝司馬昱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知！司馬昱時常感到自己這個皇帝當得太窩囊了，心鬱成疾，結果只當了8個月的皇帝，便於次年7月病死了，時年52歲。簡文帝在彌留之際，急立其子司馬曜為太子，即孝武帝，又封另一個兒子司馬道子為瑯琊王，並遺詔桓溫輔政。

　　 桓溫原以為簡文帝臨終會禪位給自己，不料仍然只是輔政之責。他憤恨成疾，遂催促朝廷加自己九錫之禮，為禪讓做準備。大臣謝安等人見他病入膏肓，便故意拖延。此後不久，桓溫就病死了。

　　 桓溫苦心追求多年的皇帝美夢最終還是破滅了。實際上，他控制了東晉政權，真正阻礙他登上皇位的是來自在朝的太原王氏、陳郡謝氏兩大家族，他們以非武裝的政治鬥爭，在關鍵時刻給桓溫掣肘，使桓溫窮於應付。他們憑藉在朝中擁有的潛在力量，扼殺了桓溫的野心，維護了東晉司馬氏的帝位，保證了門閥士族的政治利益。

　　 自桓溫廢海西公而立簡文帝，再到桓溫之死，其間時間不過一年半。這一年半，是激烈的權力之爭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晉室命懸一線的一年半。這一年半，皇權處於最低點。皇位的一廢一立，全憑桓溫一言定局，被廢的海西公無可奈何，被立的簡文帝也無可奈何。簡文帝手詔有言：“……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意即由桓溫任意選擇皇帝，包括桓溫自帝。所以簡文遺詔中有“君自取之”之語，是不足為奇的。皇權降至最低點，門閥士族的權力卻急劇膨脹。桓溫篡晉積謀甚久，終未成功，完全是由幾家門閥士族作梗。他們在內外軍權全歸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況下，憑藉社會、政治影響，勉力抵拒，挫敗了桓溫，扭轉了形勢，從而使東晉王朝延長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也使司馬氏與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長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東晉士族歷來反對他們中的任何一家獨攬政權，取代司馬皇室地位。但是在關鍵時刻士族純粹以其聯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軍權，並戰而勝之，這還是第一次。司馬氏皇權不興的局面被打破，這首先歸結於陳郡謝氏謝安在政壇發揮的作用。



　　 主相之爭


　　 謝安(320—385年)，字安石，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東的北方世家大族。謝安少年時代就善於清談，享有盛名。謝氏門戶地位突出，始於簡文、孝武之際。當時士族王、謝並稱。桓溫死後，謝安任尚書仆射，與中書令王坦之共輔幼主——孝武帝司馬曜。他採取“鎮以和靖，禦以長算”的策略，實行德政，寬宥小事，使文武大臣都聽從朝命。人們將他比作王導。東晉朝內部出現前所未有的和睦氣象，這也和謝安完全繼承王導力求大族間勢力平衡的做法分不開的。謝氏威望在朝中日益增高，於淝水戰後達到最高點。前秦在帝王苻堅時，國力強盛，他率眾百萬大軍來取東晉。謝安被任命為征討大都督，坐鎮指揮抗擊前秦的軍隊。謝安利用前秦軍壓境，朝廷徵召可以鎮禦北方的軍事人才的機會，舉兄謝奕之子謝玄為兗州刺史。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謝玄又兼王蘊所領徐州，徐、兗復為一鎮。謝玄的北府兵就是在這裡組建的，有了這支北府兵，謝安在建康執政才有所憑藉。謝玄組織的北府兵，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屬於北府，後來分散開來的處於獨立、半獨立狀態的江淮老將和流民武裝（江淮老將也出於流民武裝），再徵發一部分南逃的流民充實而成。謝玄賴以指揮和聯絡的人，是謝氏豫州舊將劉建之子劉牢之。

　　 淝水之戰一役，東晉的北府兵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奇跡，留下了“草木皆兵”的經典故事。淝水一戰既勝，謝玄火速派人送來了捷報，這時的謝安正在深山別墅裏和客人下圍棋，等待戰鬥的消息！他看完了捷報，就隨手放到床上，不露喜色，繼續下棋。客人問起戰況如何，謝安才平淡地說了一句：“小兒輩已經破賊！”等到下完棋，回到內室時，謝安再也無法控制內心的激動，過門檻時竟絆了腳，連木屐的齒都折斷了。由此可以看出謝安是多麼善於矯飾情感，穩定人心了！

　　 淝水之戰後，來自北方的威脅暫時解除了。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鬥爭繼續上演。當時，“清談玄學”盛行一時，官僚士族的貪污營私和為非作歹，對現實的政治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的士族，都過著奢侈的生活。所以，淝水之戰後，東晉的社會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都更加複雜化和尖銳化了。這突出的表現在主相之爭方面。門閥士族與皇室之間原本關係微妙，司馬氏與謝氏的矛盾在淝水之戰前夕以司馬道子與謝安共錄尚書事時就已出現。淝水戰後謝安功高不賞，附於司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國寶，又以“讒諛之計”行於孝武帝與謝安之間，遂成嫌隙，以至謝安被排擠出建康，不得不於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請北征，並於次年四月出居廣陵，當年八月病死。

　　 謝安死後，朝政全歸司馬道子。司馬道子遂得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謝玄也在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退就會稽內史職，第二年正月死。到安帝隆安四年（400年），謝琰戰敗被殺，謝氏門戶力量更衰。此後的謝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門人物一樣，都不得不陸續投靠出自北府將的劉裕或劉毅，不能再獨樹一幟。

　　 淝水之戰以後，士族腐朽，正是孝武帝伸張皇權的大好時機。他一改簡文帝清談治世之風，講《孝經》，覽典籍，延儒士，謀求振興皇權。此時的皇權振興，主要依靠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司馬道子錄尚書事，以相權輔佐皇權，這種輔政體制就與前此居位的某幾家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東晉朝廷由此又呈現出一種不同於門閥政治的政治格局。



　　桓玄稱帝

　　 孝武帝死後，安帝司馬德宗即位，司馬德宗是一個白癡，一切聽從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的擺布。司馬道子終日沉湎酒色，真正是昏君亂臣當朝。此時，門閥士族的代表人物，則是原為孝武帝親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居長江上游的桓玄。隆安二年（398年），太原王氏中居京口重鎮的王恭等起兵聲討司馬道子父子，但王恭的兵力仰賴於並非門閥士族的劉牢之，最終失敗被殺。這時桓玄封鎖長江，朝廷僅能控制東方各郡即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吳興、義興八郡。隨著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日益加劇，各政治勢力之間已演變成自相殘殺。司馬元顯首先發難，進攻割據長江中游的桓玄。桓玄列舉元顯父子的罪狀，起兵討伐元顯父子。他們順流東下，收買了北府兵將領劉牢之，攻入建康，殺死司馬元顯父子，掌握了朝廷大僅。隨後，桓玄又剪除了劉牢之，將東晉王室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桓玄是桓溫之子。桓溫在世時，就有當皇帝的野心，只是由於王、謝等士族的阻撓，才未能如願。桓玄也早就萌生了篡位的野心。在設計除掉司馬道子父子之後，他認為篡權的障礙已經掃除，便在元興二年（403年）2月受封為大將軍，9月又自稱相國、封楚王、加九錫、領十郡。12月，桓玄逼晉安帝司馬德宗退位，廢安帝司馬德宗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馬德文由瑯琊王降為石陽王。自己稱帝登基，國號楚。東晉朝是王謝庾桓四大家族勢力平衡下的產物，王謝庾三族相繼衰落，桓氏成為唯一的家族，狂妄自大的桓玄便輕而易舉的消滅了東晉朝。

　　 桓玄稱帝後，驕奢淫逸，遊獵無度，政局動蕩。404年4月，北府兵將領劉裕等乘機起兵，殺入建康。桓玄抵擋不住，便挾持安帝和瑯琊王西逃荊州。劉裕追擊荊州，桓玄大敗，舍下安帝，繼續西逃。途中，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俘獲後殺死，時年38歲，謚號武悼皇帝。桓玄所建立的楚國，宣告滅亡，只存在4個月。從桓玄興師入都到後來廢晉立楚，門閥士族贊同其消滅司馬道子父子勢力，但不敢公然反對其篡晉，反映門閥士族業已虛弱，喪失了左右政局的能力。真正有能力顛覆桓玄的，卻是並非士族高門出身的北府將劉裕。桓玄死後，劉裕迎安帝重新回到建康，繼續做他的白癡皇帝。劉裕驅逐了桓玄，成為東晉門閥政治的一次迴光返照。昔日在朝中舉足輕重的門閥士族，現在大都已無所作為。相應地，東晉皇室由庶族劉裕恢復以後，重建士族與司馬氏共治的門閥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過，劉裕以庶族之身收拾殘局雖易，代晉建宋卻並非可以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相當長的準備和積累。
　

　　 劉宋代晉


　　 劉裕，字德興，小名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蘇徐州)，出身寒門。年輕的時候，種過地，砍過柴，捕過魚，還做過小買賣，受過“京口之蠹”刁家大姓的欺侮。有一次他和刁家人賭博，輸了還不起賭債，被刁逵縛在馬樁上。困難時常常到岳父家裏去混飯吃，受人奚落。後來他追隨劉牢之，勇悍善戰，屢立大功，成為北府兵中的名將。元興二年（403年），桓玄取代司馬氏做了皇帝，只不過一百天就被劉裕打倒了。劉裕滅桓氏後，要取消司馬皇帝的名號，還必須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劉裕為了滅晉而進行大規模的北伐。自西元410年至417年間，劉裕北伐，消滅了南燕、割據四川的譙縱和後秦等政權，奪取了北方廣大地域和長安、洛陽兩大古都。劉裕因戰功赫赫，被晉安帝封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徐州和青州二州刺史，後又加任兗州刺史、揚州刺史，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

　　 庶族代表人物劉裕的迅速崛起讓我們看到：在統治階層發生變化的時刻，擁有一支堅強的軍隊是十分重要的。回顧東晉之初，門閥政治尚不穩定，王敦、蘇峻叛亂相仍。由於建康沒有較強軍事力量的支援，叛亂者動輒兵臨都城，威脅東晉朝廷的存在，而且擾及三吳地區。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北府重鎮得以建立。廣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斷南下的北方流民和他們之中的流亡統帥，是北府兵的主力。東晉初期，北府兵的作用是支援建康朝廷的門閥政治，維持幾家當權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潛在的軍事叛亂，穩定東晉政局。後來，謝玄重新組建北府兵，由劉牢之實際統領，開展了包括淝水之戰和淝水戰後的北伐戰爭等重大軍事活動。王恭死後，劉牢之代王恭為北府統帥。北府重鎮第一次落到非將門出身的下層士族之手。北府兵開始經歷由門閥士族軍隊向庶族軍隊的轉變。

　　 元興三年（404年），劉裕在京口重組北府勢力，此時的北府兵已完全成為庶族的武裝。它摧毀了以桓玄篡晉形式出現的門閥士族統治；它鎮壓了由另一些庶族孫恩等領導的農民反抗鬥爭；它又取得了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勝利。北府兵已經建立了穩固的社會基礎，他們活動於建康附近，打散了還可重建，所以在劉牢之之後，劉裕能夠迅速捲土重來，並成為他驅逐桓玄，鎮壓盧循，進行北伐和廢晉立宋的主要力量。庶族代替門閥士族的統治地位，終將帶來朝代更替（“易姓”）、政制易形（“易制”）。易制才能保證易姓的成功。所謂易制，就是劉裕把東晉孝武帝試圖恢復而未成功的皇權政治真正付諸實踐。

　　 此時，年過60的劉裕自知時日不多，為了在有生之年實現皇帝夢，他便想伺機害死安帝。安帝的弟弟司馬德文很機敏聰慧，他看到劉裕舉止反常，心懷鬼胎，擔心安帝被害，便日夜守在安帝的身邊。就是安帝的飲食，也是自己嘗了之後再給安帝。劉裕無機可乘，焦急萬分。誰知在義熙十四年（418年）12月17日，瑯琊王司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醫治。瑯琊王剛一離開，劉裕便指使心腹，派中書侍郎王韶之迅速入宮行動。王韶之急忙入宮，指揮內侍用布條做結，套在安帝的頸上，將其生生勒死。安帝死時，年37歲，在位22年。安帝死後，劉裕令人假作遺詔，推瑯琊王司馬德文嗣位，是為恭帝。司馬德文明知道其兄為劉裕所害，但朝中儘是劉裕爪牙，自己無一親信，無法追究，只有忍氣吞聲。司馬德文即位，改元元熙。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恭帝在劉裕心腹的逼迫下，為表彰劉裕推立有功，下詔封劉裕為宋王。

　　 劉裕本希望晉恭帝司馬德文能以禪位的形式把帝位傳給自己，誰知一年過去了，恭帝仍毫無讓位之意。於是，他派人散佈風聲，說宋王功勞那麼大，晉室皇帝又那麼沒本事，還不如讓宋王當皇帝。這風聲越傳越廣，先是下頭人傳，後來朝中大臣也這麼說，好像晉恭帝理所當然就應該把皇位讓出來似的。

　　 不久，劉裕的親信傅亮便按預先和宋王商量好的辦法，勸恭帝禪位，並草擬詔書，請恭帝再親手抄一遍。晉恭帝只能拿起御筆照抄。他一邊抄，一邊對左右侍從說：“桓玄作亂的時候，晉室已失掉天下，後賴劉公討伐桓玄，才又使晉朝延續了二十年。今日禪位給他，是我甘心所願。”420年6月，恭帝司馬德文讓位，又重新回到瑯琊王府第，後又被封為零陵王。14日，宋王劉裕即帝位。至此，晉室滅亡，劉宋開國。

　　 東晉最典型的政治特色是門閥政治。著名學者田餘慶先生認為，“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他說：“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以上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反之，這三個條件中任何一個條件變化，都會導致江左門閥政治的相應變化。”他指出：“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換言之，一旦皇權、士族和流民三方力量的發展被打破，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勢必終結。東晉滅亡和劉宋開國就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