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皇北顧

　　倉皇北顧：元朝覆亡真相

　　 西元1206年，在燕京（北平）1200公里外的斡難河上游，尚屬金帝國的藩屬蒙古民族諸部落，正舉行一個重要的集會。在這次集會上，孛兒只斤部落44歲的酋長鐵木真被推舉為大可汗，號稱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正式誕生。此後的60多年間，蒙古帝國共發動5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鐵蹄踏遍歐亞大陸面積約300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建立了一個規模空前的龐大帝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兩次南征，先後滅金和南宋，於1279年徹底終結唐以來的分裂局面，使四分五裂的中國再次實現了大統一。元朝自1271年建國至1368年滅亡，歷時97年，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的，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主的政權。這個朝代，地域廣博，軍事嚴整，在經濟、漢文學和科技等方面都創造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大而繁盛的帝國，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就轟然倒塌，消失在歷史的浪潮裏。它的覆滅是每一個王朝的必然，還是異族統治者的宿命？也許只有在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才會找到我們想要的答案！

　　

　　 悄然而逝

　　

　　 元帝國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姓孛兒只斤，名鐵木真，是古代蒙古族的傑出領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出色的軍事家之一。《元史·太祖》讚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更賦予他“一代天驕”的稱號。

　　 鐵木真於1162年出生在蒙古孛兒只斤氏的一個貴族家庭。這個時期的蒙古草原，部族林立，各部族之間征伐不已。鐵木真九歲時，其父也速該被塔塔兒人用毒酒害死，他所在的部落便逐漸衰落下去。

　　 1175年，14歲的鐵木真一家人被迫遷居青海子居住。他在克烈部的王罕幫助下，勢力逐漸強大。成年的鐵木真被部將推舉為乞顏部落的“汗”。

　　 1196年，鐵木真聯合王罕和金朝的力量，打敗了塔塔兒部，並於6年後消滅了這個古老的部族。塔塔兒部的滅亡，不僅使鐵木真報了殺父之仇，還使他統一了蒙古東部。同時，金朝還授予鐵木真“扎兀惕忽星”（諸部統領）的稱號，使他成為蒙古部名正言順的首領。

　　 東部統一之後，鐵木真把目光投向了西部蒙古各部。在消滅掉強大的克烈部之後，鐵木真又陸續消滅了爾蠻部等蒙古諸部，於1206年統一了蒙古高原。同年，44歲的鐵木真被蒙古貴族們一致推舉為全蒙古的大汗，成為蒙古曆史上第一個建立統一政權的君主。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在當時還是一個軍事行政的聯合體，為了鞏固統一，加強統治，成吉思汗開始逐步建立政治軍事經濟制度。他打破了蒙古族原來的氏族組織，按照十進位的方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統一劃分為十戶、百戶、千戶、萬戶，並相應設立了十戶長、百戶長、千戶長、萬戶長。這些領主均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並按其等級高低領有一塊大小不等的封地和數量不等的封戶。在其領地內的牧民男子都是戰士，平時放牧，打仗時則隨領主出征。此外，成吉思汗還創立了“怯薛制”，即挑選貴族子弟和自由民中“有技能、身體健全者”組成一支萬人軍隊輪流入宮宿衛，“怯薛”在漢語中的意思是“番直宿衛”。這是蒙古軍的精銳，也是對地方加強控制的主要武裝力量。

　　 蒙古族最初是沒有文字的，早期的命令，也都是“刻指以記之”。攻滅乃蠻部落之後，他命被俘的乃蠻掌印官維吾爾人塔塔統阿教蒙古貴族子弟讀寫。從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裏克”（訓言）就是用這種文字紀錄下來的。“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重視法律的成果，建國後，他下令把許多習慣法固定下來，編成法典，即“大札撒”。他還把自己發表的訓話和命令編為《訓言》，也具有法律效力。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蒙古汗國由蒙昧的狀態逐漸步入文明社會，鞏固了蒙古各部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以後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元帝國的建立開創了有利的局面。國力的昌盛和軍事的強大，使成吉思汗不再滿足於蒙古各族內部的統一。他的目光穿過蒼茫遼闊的高原，落在了高原之南、甚至更遠的地方，那裏有党項族所建的西夏、女真族創建的金朝，以及趙氏宋朝。

　　 相對於強勢的金朝和宋朝而言，西夏王朝顯得最為弱小。因此，早在蒙古帝國建立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就發動了對西夏的第一次征伐，但這只不過是一次試探性的戰爭，其目的是觀察一下西夏的反應和軍事實力。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納貢為由開始了第二次征討，此次戰爭歷時數月，後因夏日酷熱而草草結束。短短兩年之後，經過一年多練兵備戰的蒙古軍團第三次派兵進攻西夏。這一次有備而來的蒙古軍隊迅速擊敗了西夏，包圍了西夏京城中興府，由於西夏的拼死抵抗，蒙軍始終沒能攻下該城。但城裏的情況也危急萬分，西夏襄宗走投無路，不得已獻女求和，蒙軍掠奪了大量的財物滿載而歸。這次戰爭之後 ，西夏對蒙古政權已經構不成太大的威脅，也為其日後攻打金國奠定了基礎。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權，1250年以後，開始走向沒落，但仍不失為一個強悍的。1211年，成吉思汗以為曾被金國殺死的酋長俺巴孩報仇為名，向金髮動攻擊。蒙古軍隊一路挺進，節節勝利，於1212年攻破宣德州、興德諸要塞；第二年秋，雙方激戰於懷來，金軍大敗，蒙軍趁勝圍攻金國中都。1215年五月，蒙軍佔領中都，次年，金主求和，需要休養士卒的成吉思汗暫時同意講和。

　　 1219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花剌子模王國首都尋思幹在強大的蒙軍攻擊下迅速淪陷，國王出逃，不久病死在黑海的一個小島上。這次西征歷時八年，於1225年結束。成吉思汗把花剌子模故地封給了他的次子建立了察合臺汗國。花剌子模王國的滅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備受鼓舞，信心大增。此後，蒙古帝國又進行了兩次西征，並先後建立了欽察汗國、窩闊臺汗國和伊爾汗國。一度使蒙古帝國的領土橫跨歐亞大陸。成吉思汗的威名也震撼了全世界，當時著名的學者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書中曾稱他為“世界最偉大的征服者”。西征回軍後的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向西夏王朝攻擊，這一次，他誓將西夏滅亡。但此時的成吉思汗舊傷未愈，又添熱病，不久便在六盤山逝世。臨終他留下三條遺囑，其中一條就是如何滅西夏的。遵照這一遺言，臣子們對成吉思汗的死亡，不發喪，不舉哀。西夏人以為成吉思汗未死，於抵抗無效後舉國投降。至此，西夏王朝退出了歷史舞臺。死後的成吉思汗被蒙古士兵護送回蒙古故鄉將其秘密安葬，沒有陵墓，沒有寺廟，沒有金字塔，甚至沒有一塊用來標示其長眠之地的墓碑，成吉思汗就這樣悄悄地消失了，消失在他所來自的遼闊的蒙古山水間，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但是，他的精神和遺願並未就此消逝，他所建立的廣闊的蒙古帝國把蒙古社會送進了先進的文明世界中；他改革國家體制，創建完整的政治軍事制度，壯大蒙古帝國的勢力，為以後的空前大一統局面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正是有了他的東征西戰，擴展疆土，才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元帝國！



　　盛衰興亡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古帝國大汗忽必烈漸次佔領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國等四國遼闊的疆地，組成龐大的元帝國，我們稱之為元朝。在中華帝國傳統的管轄區域內，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權了。隨著1234年蒙古與南宋“聯合”滅掉了金，元與宋政權的正面衝突已進入最後的白熱化階段。1257年，當時的大汗蒙哥正式發動了對南宋的全面軍事進攻，遭到了實力猶存的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蒙哥也於1259年7月死於軍中。急於爭奪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訊後，即於次年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宣佈自己即汗位，並於西元1264年擊敗了同樣稱汗的弟弟阿裏不哥，奪得了最高統治權。忽必烈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後，即於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經過五年艱苦卓絕地戰爭，才佔領襄陽；又於1276年圍困臨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謝太后開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陸秀夫背著末帝趙投海自殺，南宋王朝徹底終結，元朝最終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元帝國建立和統一的歷史就是一部血與火的戰爭史。從最初的部落之爭到蒙古帝國四處征戰，從元朝的建立到最後的滅亡，無不處在南征北戰的烽火中。元朝統一天下後，對軍製作了一些改革，加強對軍隊的控制與管理。忽必烈實行軍民異籍、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政。雖然軍職世襲的舊制被保留下來，但軍隊的調遣、軍官的任命，都由樞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等等。元初採取了一系列漢化政策，以期維持其長治久安的局面。所謂漢法，不僅是指中國傳統的統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它是與保守落後的蒙古“舊俗”相對應而言的。為貫徹漢法，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元朝將整個區域劃分為十一個行政地區。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樞密院掌管軍事，禦史臺負責監察。在地方上設行中書省，各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設路、府、州、縣。這一制度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

　　 推行漢法，還包括保護和發展農耕經濟。西夏、遼、金、宋與蒙古族政權之間二、三百年的戰火，使北方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在中原和江南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也逐步認識到，應該放棄其落後的遊牧經濟，採用“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他們在大力提倡墾殖的同時，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同時，元朝還採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遷徙民戶充實內地和西北地區，興修水利，清理豪強侵佔的土地和民戶，釋放部分奴隸從事農業生產，等等。由於這些政策的貫徹實施，元朝各地的農業生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這一期間，水利灌溉業發達，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全國的三分之一強。

　　 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帶動了都市的繁榮。元朝的海運空前的興盛，杭州、廣州、泉州、溫州都設有貿易船舶管理機構，管理中外船舶貨運和產品銷售，逐步發展成為繁華的大都市。著名的義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是這樣描寫當時盛況的：“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相當廣闊，船舶和馬車載著生活日用品，不停的來往街道上和運河上。估計杭州所有的橋，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內有十個巨大的廣場和市場，街道兩旁的商店，不計其數，每一個廣場的長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裏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個市場在這三天交易的日子裏，總有四五萬人參加。”元朝的開放和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元帝國地域的廣大和發達的海內外交通與貿易無法掩蓋其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台灣著名學者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有如此的描述：“馬可波羅所見的杭州市廛，是中國都市的外貌；馬致遠筆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階層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接受亡國奴的待遇。”為了維護其作為統治者階層的需要，元朝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採取了民族壓迫政策。它把當時全國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為高貴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亞細亞人，因他們多數信奉回教，因此也稱之為回回，又因為他們當亡國奴較早，頗得元統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是金朝時所屬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屬的漢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漢人最受歧視，因為在蒙古人的眼中，漢人除了供給他們固定的田賦外，別無他用。比如，在法律上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能還手；漢人殺蒙古人者償命，殺色目人者罰黃金四十巴裏失（一巴裏失約折銀幣二兩），而他們殺死漢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費即可。此外，元政府將每二十家編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擔任，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隸，其衣服飲食，甲主可隨意索取，女子財產，也可隨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漢人不能打獵、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會拜神、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趕集趕場，甚至夜間走路被禁止。另外，元朝實行職業、戶籍分等制，把全國廣大百姓分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級。在他們眼中，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淪落到連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隨著蒙古族統治者漢化程度的加深，他們愈發明白耕地對於國家、對百姓和對於等級社會的價值和意義。但是，他們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如何解決廣大百姓的耕地問題上，而是想著如何利用特權兼併土地、加重對農業的剝削上。元朝土地的絕大部分由貴族官僚、寺院、地主佔有，他們憑藉政治上的強勢，利用經濟和超經濟的巧取豪奪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行公開和隱蔽的搜刮和掠奪，許多小地主和普通農民喪失土地淪為佃戶。官田的租額不斷增加，佃戶繳納不起，流亡的、餓死的情況時有發生。租種私田的佃戶，要向地主交納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額地租。此外，地主對佃戶還可隨意課派，若佃戶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則淪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貧苦大眾身上，每當國家有大規模的征伐時，就下令各千戶簽發兵員。元朝時期，戰爭頻仍，廣大百姓在戰爭中死亡，土地荒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時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係焉”。元朝統治者不實行“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的經濟政策，不實行獎勵墾荒、屯田，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等等措施，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結果亡了國。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較為原始和落後的。廣大群眾在受到沉重的經濟剝削和壓迫之外，還要受到蒙古貴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這一時期貴族和官員的貪污腐敗，在歷史上也屬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臺時，曾想將帝國的賦稅以140萬兩銀幣包給商人劉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極力反對才算作罷。但此後當有人出價至220萬兩時，抵制不住誘惑的窩闊臺終於包給了他。此後，每一個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剝削，強加賦稅，苛重的賦稅重擔又落到了每一個漢人的身上。

　　 元統治者的暴政中“頗具特色”的是賦予“喇嘛”、“番僧”等無上的特權。元朝以喇嘛教為國教，僧侶不僅享有法律特權，甚至還干預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為國師和帝師，由他掌管全國宗教事務及藏族地區政務，其法旨在西北地區（今西藏、青海一帶）與皇帝詔敕並行。元朝的許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師，帝師的弟子被封為國師、國公等，他們都是當時社會的特權階層。元朝的寺廟是一種享有特權的經濟實體，它們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其土地的主要來源之一是皇帝“賜田”。元朝法律嚴格保護僧侶財產所有權，許多寺廟有皇帝頒賜的“護持”詔書，僧尼憑此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正是享有這些特權，所以番僧們經常為所欲為，在許多地方成為麻煩的製造者。像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駐紮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許多墳墓，全都發掘，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並且至少有50萬戶農民（約250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對喇嘛教尤其狂熱。1308年，海山下詔說：“凡毆打喇嘛的，砍斷他的手。凡詭罵喇嘛的，割掉他的舌頭。”他們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錢買東西，都是徑行奪取。元統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後性和反動性，帶給廣大百姓經濟生活的困頓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壓抑進一步加劇。他們只有揭竿而起，反對暴政。這種抗爭從元朝建國開始直至最後，始終與蒙古人的統治相伴，至元朝末年達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統治的不足百年裏，各種反抗鬥爭不絕史書，據記載，江南地區就有200餘起。隨著蒙古貴族統治的延續，賦稅和徭役雙重剝削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社會經濟衰敗，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人禍加於天災，毫無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舉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這一年，在戰火和災害雙重襲擊下的山東、河北地區，就發生了300餘起農民反抗事件。1345年，黃河又在今河南開封東北四十公里處決口，大部分的村莊、田地和農民被水淹沒。數十萬饑民涌向街頭，迅速演變成為反抗元朝統治者的有生力量。與此的元朝最高統治階層依然只顧撈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統治集團內部的奪權鬥爭更趨慘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間，元朝先後歷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明宗、寧宗至元順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見皇權爭奪之激烈程度。

　　 元朝統治者的驕奢侈靡在後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對貴族大臣們肆意賞賜，金銀鈔幣動輒數百萬以上，田地也愈千頃。如元順帝賜丞相伯顏土地，一次就達五千頃。在元朝統治者的“帶領”下，賣官買官，高下有價。賄賂公行，蔚然成風。各級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貪污勒索，如有撒花錢、生日錢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敗，無一復加。各種矛盾匯集在一起，註定了元王朝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而直接敲響元帝國滅亡喪鐘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復黃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黃河年久失修，經常決口氾濫，元政府徵發北方13路民伕15萬人治理黃河，派遣2萬軍隊監工。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門徒劉福通等人乘機進行宣傳鼓動，發動服役的民伕，準備舉行大規模起義。他們提出“復宋”口號，併發布檄文，抨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不公平現象，號召廣大人民群眾推翻元朝的黑暗統治。不幸消息洩露，官府派兵搜捕，韓山童被俘犧牲。劉福通率領部眾，苦戰突圍，於五月攻佔穎州（今安徽阜陽），正式點燃了元末農民起義的烈火。各地農民紛起響應，很快就涌現出無數支起義隊伍。其中，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因頭裹紅巾，被稱為“紅軍”、“紅巾軍”，以劉福通為首的一支稱為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淮一帶；以徐壽輝、彭瑩玉為首的一支稱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漢一帶。另有不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主要有起兵於慶元（今浙江寧波）的方國珍起義軍和起兵於高郵（今屬江蘇）的張士誠起義軍。這些起義軍各自為戰而又相互呼應，共同對元朝的腐朽統治發起了猛烈的衝擊。

　　 1352年，徐壽輝軍攻克江南重鎮杭州路。與此同時，徐州的起義軍也佔領了徐州及周圍地區，切斷了元朝賴以南北聯繫的交通主動脈。起義軍的勝利使元廷極為震驚，遂派大將脫脫率大軍南下，向起義軍發動全面反撲。在元軍的強大攻勢下，起義軍連連敗退，徐壽輝部被迫退出長江中下游，劉福通部活動的區域也越來越小。各路義軍的鬥爭轉入低潮。然而，此時的元順帝聽信讒言，罷免了脫脫的軍事指揮權，元軍軍心渙散。另一起義軍將領張士誠趁勢奪取淮東地區，進而渡過長江，佔領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義軍也借機，主動出擊。徐壽輝部重新佔領湖廣、江西大部；郭子興部攻佔集慶等地，佔領江東和浙東大部。經三年激戰，元軍主力遭受重創，其軍事優勢逐步喪失。1353年2月，劉福通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建都亳州，國號大宋，改元龍鳳。一時之間，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政權的領導。此後，劉福通為擴大戰果、分散元軍對大宋政權的壓力，遣軍三路北伐。1358年，劉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諸地，從根本上動搖了元朝根基。



　　 帝國日落

　　 劉福通起義的第二年，定遠（今屬安徽）土豪郭子興在濠州（今安徽鳳陽）起兵，組織紅巾軍，屬北方紅巾軍系統。就在這一年，出身於漢族貧苦農民的窮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興隊伍，當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參加起義後，朱元璋因足智多謀，英勇善戰，被郭子興收為親兵，授予最低一級的軍銜九夫長，不久又將養女馬氏嫁與他為妻。後來，他回鄉募兵700人，又陸續收編附近一些地主武裝，嚴加訓練，培養了一批心腹骨幹和一支數萬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興的器重，很快升任鎮撫、總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縣），又升為總兵官。不久，郭子興病死，北方紅巾軍所建大宋政權的小明王韓林兒任命郭子興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妻弟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副元帥，由朱元璋執掌該部實權。當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過長江、攻佔採石，太平（今安徽當涂）。次年三月攻佔集慶路（今江蘇南京），改名為應天府，然後攻佔鎮江、寧國（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縣）、揚州等地，鞏固了自己的陣地。郭、張均死於集慶之役，朱元璋便成為這支隊伍的最高統帥。宋政權下令在應天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授他為行省平章。當劉福通率軍三路出兵攻打矇古之時，朱元璋借機在南方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先後派兵攻佔了鎮江、廣德、長興、江陰等地，使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展和鞏固。1360年，徐壽輝被陳友諒殺死，陳友諒自立為帝，改元大義，國號為漢。不久，陳友諒即率軍南下攻打應天，結果慘敗。1364年，朱元璋採用火攻之法，陳友諒兵敗身亡，其大漢政權隨之滅亡。此後，朱元璋又攻佔襄陽等漢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長江中游地帶。為穩定江漢局勢，朱元璋轉兵東攻張士誠，此時，已投降元朝的張士誠將韓林兒和劉福通趕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請求遷都為名，派軍隊將韓林兒迎往應天。行至瓜步鎮（今江蘇六合），奉迎的軍隊將韓林兒沉入長江溺死，韓宋政權就此滅亡。至此，朱元璋已經初步顯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作為他的鬥爭口號。此時元朝的最高統治者階層卻陷入荒淫無序的狀態，毫無復興的希望。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是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他在位期間，元朝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加劇，各地民變風起雲湧。面對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卻荒於政事，只顧飲酒作樂。就在朱元璋大舉北上，準備滅元之時，元統治集團內部再次發生了內亂。早在1359，皇太子愛猷識裏達臘見政局動蕩，順帝聽任朝臣傾軋，就打算聯合當時丞相太平逼順帝遜位，遭到太平嚴詞拒絕，皇太子又中傷太平，逼其辭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勢下，順帝被迫罷免太平，但由於大臣們的堅決反對，皇太子的陰謀未能得逞。此後不久，元朝內部的鬥爭更甚，各皇子之間以及順帝與朝臣、皇子的戰爭不斷。

　　 擊滅張士誠後，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計劃。他以部分兵力，向浙東、福建、兩廣和四川進軍，消滅南方的割據勢力，主要兵力則用於北伐，與元政權進行最後的決戰。此時，元政權雖然依靠地主武裝把北方紅巾軍鎮壓下去，但它的統治基礎卻在各支起義軍特別是北方紅巾軍的沉重打擊下趨於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達、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幾個月，即下山東、取汴梁、克潼關，對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麵包圍之勢。元順帝驚恐萬分，慌忙帶著后妃、太子北逃。

　　 1368年正月，在徐達率北伐軍平定山東的凱旋聲中，朱元璋在應天就皇帝位，定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一個新的王朝，就此誕生了。2月，徐達回師河南，兵峰直指汴梁、洛陽，直到此時，元朝內部的混戰仍在繼續。閏七月二十八日，徐達率軍攻陷通州。據《庚申外史》載，一部分大臣再三勸說順帝死守京城，以待援軍。他不同意，說夜間觀測天象，大元氣數已盡，當讓位於朱元璋。當晚，元順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8月，徐達率兵進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統治被推翻。

　　 逃往漠北的元順帝屯兵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朱元璋曾遣使遺書，對其曉以利害，目的在於招降。順帝作《答明主》一詩，令使者帶給朱元璋。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

　　 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

　　 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這首詩的文采如何暫且不論，但卻寫的不卑不亢，自認元朝氣數已盡，又自詡大元的皇恩浩蕩；既高興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轉表達了自己禪讓的誠意。這種態度恐怕在歷代帝王之中，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吧！只是不知叱吒風雲、縱橫一世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看到後世兒孫的如此場景，是該哀其不爭，還是該對這種“廣闊胸襟”，“謙謙君子之風”而感到一絲自豪呢？

　　 逃到草原上的這位頗具豪氣的元順帝在明軍接連不斷的打擊下，惶惶不可終日。1370年5月23日，他懷著悲憤和鬱悶，在沙拉木倫河畔的應昌去世。元順帝的兒子愛猷識裏達臘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後，便在哈拉和林繼位，他將殘元政權又維持了八年，並厲兵秣馬盼望著有朝一日重登中國皇位。1378年，愛猷識裏達臘懷著滿腔遺憾去世，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繼位。1388年，藍玉率領10萬大軍在合勒卡河和克魯倫河之間、貝爾湖南岸大敗脫古思的軍隊，殘元諸王、平章以下官員三千多人及軍士七萬餘人被俘，脫古思帖木兒逃走後被其部將縊殺。殘元的主力基本被消滅。1402年，鬼力赤者殺掉坤帖木兒自立為可汗，除去“元”的國號，改稱韃靼，北元滅亡。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一千古至理名言，在元朝再次得到印證。天下統一以後，統治者應當調整統治階層內部利益關係，肅清吏治，精誠團結，勵精圖治；應當與民休養，發展生產，省刑罰，恤民力，創造寬鬆的社會環境。然而，元廷官員雖然深知漢文化傳統在治理國家中的重大作用，卻不得其要領，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民族制度等許多方面都呈現其落後性和原始性。阻礙歷史的發展，只能被歷史所拋棄。這就是無情的歷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