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墻之亂

　　蕭墻之亂：東漢覆亡真相

　　 歷史，就是一場一場的鬧劇。經過西漢末年風風雨雨的王莽改制、農民起義之後，洛陽城上又重新飄揚著大漢的旗幟。歷史好像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劉家的人，又擠滿了這新的都城，擠滿了這新的朝廷。而“茍延殘喘”的農民，放下了他們的武器，垂頭喪氣地走回了自己的故鄉，重新拿起了生銹已久的鋤頭，走向荒蕪的田野。當他們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時候，回憶昔日的場景，真像是一場噩夢。一場噩夢還沒有醒過來，新的噩夢又縈繞在農民心裏。不堪重負的農民，在南陽的這個豪強地主還沒有坐穩皇帝位子的時候，就開始了新的反抗鬥爭。

　　

　　 光武更新


　　 光武帝劉秀初定天下，中國復歸於統一，但長期積累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很好地解決。前朝的遺留的土地問題，哀、平二帝時，已相當嚴重；王莽的新朝，因為沒能解決這一問題，終被推翻；新市、平林軍和赤眉軍先後建立政權，但也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先後覆滅。至東漢初年，土地問題依然是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漢光武帝劉秀本人是個大豪強，他所依靠的統治集團就是一個以南陽豪強為基礎的豪強集團。這個集團一開始就顯示出嚴重的兼併性和割據性，因此東漢前期，作為中央集權體現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礙豪強利益的限度內對他們行使著有限的控制。

　　 為了鞏固東漢政權，為了恢復農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國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為了核實田賦的徵收，檢舉有田而不納稅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沒收大地主、大商人手裏一些土地，分配給無地的士兵和貧苦農民。這一政策，顯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強烈反對，特別是洛陽附近的新貴和南陽的皇親國戚。地方官員自然得罪不起這些豪強，只好袒護他們，把負擔轉嫁給中小地主和貧苦農民身上。

　　 度田不實，中小地主和貧苦農民不滿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見。於是，生活基礎最差、抗風險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貧苦農民發生了普遍的叛亂，地方豪強大族也趁機加入。這次叛亂遍及全國大部分地區，曾是西漢農民起義軍發源地的山東、河北、蘇北等地，反抗尤為劇烈。光武帝劉秀髮現問題，果斷解決。當然，他同州郡官一樣，也不敢查問豪強。他嚴查了大司徒歐陽歙任汝南太守時貪贓一千餘萬錢、查田不實的罪行，並以同樣罪名處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餘人，表示出對貪贓枉法官員懲處的決心；同時，他採用分化農民起義軍的方法，平息了農民起義。從此以後，東漢王朝向豪強勢力完全屈服，不再檢查墾田與戶口的實數。

　　 像度田這樣的調整土地分配關係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隱瞞和反隱瞞兩種傾向的鬥爭現象也長期存在。但像東漢初年引起的大規模起義者，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它說明在東漢初期，豪強地主的勢力特別強大，他們有與東漢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爭奪人口和土地問題上，中央與豪強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從一開始，東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就是不穩固的，這為以後中國的大分裂埋下了禍根。雖然社會矛盾問題重重，東漢政權還是能夠保持基本穩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亂之後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拋荒，農民有田可種，暫時緩解了土地兼併的矛盾。名義上，光武帝統一了全國。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到處都是孤兒、寡婦和殘疾人等。人口數量和品質比西漢全盛時期已相去甚遠。

　　 自西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連續頒布釋放奴婢和禁止傷害奴婢的詔令。這些詔令的實行，一方面是與地方豪強爭奪人口，另一方面體現出奴婢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縛，重新回到土地上去。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但後來，豪強地主蓄養奴婢的情況又有所抬頭，在許多地方，奴婢的人數有增無減。除關注土地和奴婢問題外，光武帝還採取了安定社會、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強對官吏的法律監督、限制外戚勢力、削弱“三公”的權力、提高尚書令的權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經營之下，東漢社會呈現少有的繁榮與安寧，史稱為“光武中興”。


　　內外傾軋

　　 光武帝之後，明帝、章帝繼續執行光武帝時期的政策，東漢社會保持著相對的穩定與緩慢的發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後，是地主貴族的無窮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艱辛。到漢和帝時期，隨著皇帝的怠政和豪強地主勢力的擴張，許多社會矛盾逐漸暴露出來，開始走向了下坡路。

　　 和帝和安帝時代，社會矛盾開始激化，歷經漢順帝、桓帝，以至到靈帝時，東漢王朝就像一個濃血淋漓、滿身爛瘡的病人，已經病入膏肓。對東漢政權運行的特點及存在的問題，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先生在《秦漢史》一書中有極其精闢入理的分析：“具體的史實，就是在東漢社會後期，往往都是母后稱制，外戚專權，宦官禍國。但這只是東漢政權腐敗的表現，並不是腐敗的原因。因為在東漢社會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這些人並沒有把持政權，並沒有成為政壇上的要人，這是因為當時的政權還沒有腐敗。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母后稱制，就意味著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歷史舞臺，就表明了一個政權已經落在了皇帝的親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謂英明的帝王的消失，並不是指在一個皇朝內部，無緣無故的生出了許多的傻子或者白癡，而是在選定皇位的繼承人的時候，有意的選定這些人做皇帝。因為只有這樣，在皇帝的背後，才可以安穩的做一個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夠坐在皇帝的背後，外戚才會由於裙帶關係得勢，從而專權，同時那些皇宮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為皇帝唯一可依賴，並利用與外戚對抗的力量”（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頁）。

　　 東漢後期，是多災多難的風雨飄搖時期。歷史舞臺上，輪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亂，演繹著外戚與宦官爭權的一幕幕血雨腥風的鬥爭，其間又夾雜著農民生死存亡的掙扎和隨之而來的起義。東漢後期的政治，在統治階級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兩大集團附帶著一個官僚集團的活動、衝突和變化。這三個集團在東漢前期先後發展起來。光武帝、明帝時皇權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還不敢公然橫行做惡。至章帝時改變光武、明帝的“嚴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寬厚優待，開始作起惡來。

　　 章帝死，和帝（十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竇憲總攬大權，是事實上的漢皇帝了。竇家大批徒黨都得到升遷，最小的也是個縣令。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給竇憲送禮報恩。竇家又豢養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滿。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將竇憲及其徒黨悉數下獄治罪。鄭眾因功封侯，宦官從此參與朝政。東漢政治更進入黑暗時期。和帝死，安帝繼位，皇太后鄧氏輔政，鄧氏家族開始執掌實權。鄧騭、鄧悝、鄧弘、鄧閭皆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時，鄧太后從竇家的失敗裏取得了一些經驗，並用外戚與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變態的外戚和宦官。他們關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將傾之大廈，而是皇帝的臉色，賄賂的數量和怎樣享受、怎樣魚肉百姓，等等。安帝時，太子因閻皇后進讒言，被貶為濟陰王。安帝死，閻皇后就和其兄閻顯商議，擁立幼小的北鄉侯為少帝，閻太后臨朝，閻顯輔政，盡殺安帝寵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長，少帝病死，宦官孫程等19人發動宮廷政變，殺掉閻顯及其同黨，擁立濟陰王為順帝。孫程等人因為擁立有功而相繼被封為侯，宦官勢力又大進一步。當時有人把他們比喻為西漢的開國功臣韓信、彭越，期盼重揚大漢雄風。但是，他們同樣是一群狗仗人勢的奴才，壓榨百姓，魚肉鄉里。

　　 陽嘉四年（135年），漢順帝任命皇后的父親梁商為大將軍執政。梁商死後，其子梁冀繼任大將軍執政。梁冀，一個不學無術的花花公子，一個無才無德的紈絝子弟，卻世襲了大將軍執政的高位，這又比西漢末年王氏家族的專權好到哪去呢？三年後，順帝死，年僅兩歲的衝帝繼位，於是梁太后臨朝聽政，其兄梁冀掌握實權。一年後，衝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謀迎立年僅八歲的質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歲的質帝，年幼而聰明，他已經認出梁冀是一個“跋扈將軍”。不到一年，質帝就一命嗚呼了。當然，這是“跋扈將軍”所精心導演的一場把戲。接著，梁太后和梁冀又擁立他們正準備選為妹夫的蠡吾侯，是為桓帝。桓帝繼位後，就娶了梁冀的另一個妹妹為皇后。

　　 梁冀權勢熏天，遠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職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見謝恩，然後才敢去官衙報到。吳樹任縣令時，曾拒絕梁冀的囑託，秉公執法，誅殺了轄境內貪殘害民的梁氏賓客。梁冀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機會終於來了。吳樹升任荊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辭行時，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齣門就死在了車上。梁冀在政治上無法無天，在生活上奢華無度。各地貢獻皇帝的珍異貢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給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宮一樣富麗堂皇，又在都城附近開闢獵場，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邊設置兔苑養兔，周圍綿延數十里，徵發吏役修建了幾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裏，梁氏一門前後有七人封侯，婦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將軍執政，三位皇后，六位貴人，把外戚專權表演到極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嗚呼，這預示著梁冀的末日已為期不遠。漢桓帝把握時機，利用上廁所之際悄悄與宦官唐衡商議，尋求顛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漢桓帝和宦官單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聯手，共同剷除了梁冀和梁氏徒黨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數十人，斥逐次等徒黨三百餘人，朝官幾乎空了。沒收了梁冀及其徒黨的家產，變賣所得，竟相當於東漢政府半年的租稅收入。誅殺了梁冀，單超等五人自然成為有功之臣，他們獲得多方讚譽，得到各種各樣的獎賞。單超被封為新豐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萬戶，侯覽、趙忠等八人被封為鄉侯，他們的宗族親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這些人開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魚肉百姓，同盜賊決無差別。侯覽的哥哥侯參出任益州刺史時，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對轄區內家財富足的人誣陷罪名，抓來殺掉，然後沒收其財產，裝入自己的腰包。這些做法，遭到太尉楊秉的彈劾，在被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殺。徐璜的侄兒徐宣求婚於李家，被拒絕後，他就率領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搶走，用箭射死，把屍體埋於縣衙內。當徐宣的暴行受到黃浮懲處的時候，徐璜卻找漢桓帝告狀，黃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後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間，宦官勢力幾乎達到獨霸政權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歲的漢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稱制，其父竇武以大將軍輔政。竇武聯合太尉陳蕃等人，密謀誅殺宦官。竇太后卻認為，宦官乃東漢舊制，不必棄而不用。在竇太后猶豫之時，宦官先發制人，發動宮廷政變，軟禁竇太后，殺竇武、陳蕃等人。竇氏家族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朝政歸於宦官。漢靈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說“張常侍是我的父親，趙常侍是我的母親”。到黃巾大起義爆發的時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爭權。綜觀以上史實，無論是外戚掌權，還是宦官掌權，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亂。外戚與宦官的爭奪，事實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廝咬之間，擾亂了東漢政局，把漢朝拖向絕境。


　　黨錮之禍

　　 宦官和外戚把持著選拔官吏的大權，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門路。當時，民間有這麼一種說法：當選才學優秀的卻沒有文化，當選品德高尚的竟不供養父母，當選清貧純潔的反比污泥穢濁，當選勇猛有帥才的竟膽小如雞。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下，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東漢王朝瀕臨危境，一些有識之士深為憂慮。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前途同樣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政局提出尖銳的批評，對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官紳則加以表揚，士人階層逐漸形成“清議”之風——太學生及名士們通過清議表達他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熱情。

　　 在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一批不畏強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懲治不法的宦官權貴，李膺、陳蕃、王暢等“黨人”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評議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範圍的政治團體。宦官和他的徒黨無論在宮內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桓帝初年，司隸校尉李膺親自帶人到大宦官張讓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惡極的張朔抓獲，繩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對宦官勢力的打擊，遭遇宦官集團的瘋狂反撲，官僚士大夫、太學生與宦官集團的矛盾迅速激化，並最終釀成“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166年，有個名叫張成的方術士，與宦官往來密切，甚至連漢桓帝也曾經召他去講學。據說他推算到將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兒子殺人。李膺得知後，立即派人將他的兒子抓捕歸案。這時，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應該將罪人釋放，可是張成平素結交宦官，作惡多端。李膺便不顧赦令，毅然將他的兒子處死，遭到宦官集團的誣陷，並進行瘋狂報復。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為黨人，下獄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脫的人亦受到通緝。這種伎倆，遭到了許多正義官僚的斥責和抵制。太尉陳蕃極力反對迫害黨人，他拒絕審理李膺等人，堅決不在判處李膺的公文上簽字，因而被罷免。與此同時，大將軍竇武雖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對迫害黨人，並以辭職相威脅，李膺等人也在獄中展開積極的鬥爭。宦官雖然政治上有很大權力，但社會地位極低，精神上卻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獲得士人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因此，當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親眷時，宦官們害怕受到牽連，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竇武的從中出面勸說，桓帝被迫赦免黨人，但規定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黨人的聲望在全國空前高漲，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託到黨人身上，並且以和黨人結交為榮。像竇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的樣子來接近黨人。雖然黨人的名單還沒有被官府登記在案，而全國各地卻給黨人貫以各種稱號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友”等等。這些人互相激勵，反抗宦官的呼聲再度高漲。168年，桓帝死，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竇武掌朝政，竇武與陳蕃李膺合謀，欲除宦官之禍，不幸事泄。宦官殺竇武陳蕃，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覽在山陽郡的家屬依仗權勢，橫行鄉里，殘害百姓。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便向朝廷告發，要求處置侯覽。侯覽則指使人告發張儉等結黨營私，並且無限上綱上線，擴大打擊面。靈帝依靠宦官，再次大興黨獄，李膺、杜密、範滂等一百多人慘死在獄中，禁錮六七百人。黨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全部免官禁錮，唯有張儉巧妙的躲過了宦官的追捕。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對士人的打擊是慘重的，內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佔據了。

　　 黨錮之禍延續了近二十年，直到黃巾起義爆發。當時宦官們害怕黃巾起義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願做內應，有些則召還做地方官的子弟和黨徒，準備退讓。漢靈帝很孤獨，質問宦官們，你們都說黨人該殺該禁錮，但關鍵時刻還是這些黨人為國家出力，而你們卻和黃巾軍通情，其實該殺的是你們。於是，下詔解除黨錮。黨錮之禍，使東漢社會損失了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致使朝政腐敗，社會毫無生機和活力。黨錮之禍宣告了東漢社會已經病入膏肓。飽受宦官高壓的士族階級因此又得了勢，借鎮壓黃巾起義的機會，紛紛組織武裝，等待割據稱雄時代的到來。

　　

　　 黃天當立


　　 靈帝繼位時，年僅十二歲，在一批姦佞小人的影響下，一心求財，花樣翻新。他把國家的財政收入大量轉為皇傢俬產，由宦官專門替他保管。他在河間老家買田地修住宅，似乎準備在萬一當不成皇帝時，還可以回去作個土財主，真是貪婪、可恨、愚蠢、可憐。178年，靈帝又公開張榜出賣官爵，郡守級官員二千萬錢，縣令級官員四百萬錢，關內侯五百萬錢，如果按照資歷應當升遷的，就出半價或三分之一。家資富裕的先交錢，交不起的還允許賒欠，到任後加倍交納。對於國家最高級官吏三公九卿，靈帝大概覺得不便公開標價出賣，便通過左右親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實上也有價錢，公千萬錢，卿五百萬錢。這些官吏的品級更高而價格卻不高，主要是因為中央官吏實際搜刮的門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價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財產隨時加減。如名士崔烈半價買得一個司徒做，宦官曹騰（桓帝宦官）的養子曹嵩（曹操父）家極富饒，買太尉出錢一萬萬，比定價貴十倍。買官賣官後來竟發展到所有的官吏升遷調動，都要先講好價錢才去上任。往往是，一個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個月內甚至替換好幾次。官怕損失本錢又要大獲利錢，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緩。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饑不敢食”，賤價賣出自己僅有的一點穀物，讓新官一到就得錢，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貪贓枉法，請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強迫派去。比如，當時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別減價，只收他三百萬錢。得到詔書後，司馬直很不痛快，他不願意做這種事情。於是，他想以請假為名，不去上任，但卻得不到批准。沒有辦法，他只好勉強答應。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氣憤。於是他上書皇帝，在援經據典、抨擊時弊後，服毒自殺。

　　 靈帝時，宦官的權勢達到頂峰已如前述。在黨錮之禍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節等人。這群殘廢之人，大都沒有什麼遠見卓識，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傢夥，他們一旦得勢，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飽私囊，只知道殘害百姓，只知道阿諛奉承。在這幫奴才統治之下，社會一片黑暗。不僅如此，他們看到太學的學生不可靠，一律禁錮不用，而是另設鴻都門學，培養自己的走狗。另外，他們又竊取兵權，組織武裝。從訓練爪牙、訓練武裝來說，靈帝時期的宦官已經比他們的前輩高明了許多。也因為如此，當時的東漢已經成為匪類的天下；當時的洛陽，已經成為匪類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變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斂財富的高手。廣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過著如牛如馬一樣悲慘、下賤的生活，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據史載，在河內、河南這兩個地區，發生了婦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現象。黃巾軍大起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

　　 黃巾大起義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準備的農民起義，這是它與秦末農民起義最大的不同。起義的另一鮮明特點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發動組織群眾。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約產生在東漢中期。從現存的《太平經》的內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揚宗教唯心主義思想和階級調和理論，中間還夾雜了一些陰陽五行思想和巫術雜語。這些都對封建統治有利，因而傳播太平道被統治者認為是合法的。不過，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揚平等觀念和對封建統治者無限制橫徵暴斂的指責，對勞動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這使得在無邊苦海中飽受煎熬的農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託。傑出的農民起義領袖張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積極思想成分，發動組織群眾，從而促成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

　　 張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鄉西）人。他與弟弟張寶、張梁通過傳播太平道，向廣大群眾做了長期的思想動員和組織訓練。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傳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體辦法是，讓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傾吐內心的煩惱，以消除鬱悶，解除痛苦；然後喝經過畫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藥的神水。張角用這種近乎神秘的巫醫結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許多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張角治病靈驗的消息越傳越廣，越傳越神，人們就從四面八方紛紛投奔張角。

　　 當然，我們要明白，任何時代的農民暴動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來，也不能用幾句咒語咒出來，只有饑餓和殺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喚出來。同樣，黃巾大起義也不是張角用魔術煽動起來的。如果沒有饑餓的流民，如果沒有殺人的政治，那麼張角的符水和咒語統統都不會起任何作用。事實是，在張角組織太平教之前，即在東漢社會後期，許多地方的農民都開始了暴動。當然這個時候的暴動都是零散的，他們各不相屬，各自為政，沒有形成太大的氣候。張角明白，沒有組織的農民暴動註定要被政府絞殺。因而，他派出八個得力助手，以傳教為名，組織發動百姓。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張角把入教的群體進行統一編制，分為三十六方，聽從他的統一指揮。

　　 張角認為起義的時機逐漸成熟，就宣佈了起義的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蒼天”，指的是東漢政權；“黃天”，指的是農民政權；“甲子”，指的是當年的三月初五。張角巧妙地利用民間曆法，在起義口號中，不但隱含了起義的時間和目的，而且比較隱晦，就連東漢政府聽到之後，都沒有起疑心。接著，張角到處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墻壁上，書寫上“甲子”兩個字。為了更加穩妥起見，組織者之一馬元義又常常去都城探聽官府的動靜，並且收買了宦官徐奉等人，讓他們與農民起義軍裏應外合，攻打官府。萬事具備，只欠東風——甲子這一天的到來。但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農民起義內部卻出現了一個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義的日期、一些教眾的姓名和裏應外合的全部秘密，作為投降的禮物，全部報告給官府。於是，官府把馬元義、宮廷的衛士等張角的同黨，約有1000多人捕殺。張角當即立斷，迅速採取措施。在燈光之下，他一連寫了36封檄文，派人快馬加鞭地送到各個分部，約定於檄文到達之日立即起義。太陽出來了。巨鹿的上空，飄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寫著“天公將軍”（張角），一面寫著“地公將軍”（張寶），一面寫著“人公將軍”（張梁）。號角吹起，殺聲震天，黃巾大起義爆發了，並迅速推向全國。這個消息傳到洛陽，京師震動，統治階級慌了手腳，迅速調集五校、三河的騎士，募集新兵四萬餘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鎮壓農民軍。朱的官軍剛剛進至穎川境內，就被波才的軍隊殺得大敗，急忙撤退到長社（今河南嵩縣東北）與皇甫嵩的軍隊會合。由於農民起義軍缺乏作戰經驗，把軍隊扎到草叢中，被皇甫嵩縱火燒了營地。朱乘機強攻，波才的軍隊招架不住，轉勝為敗。皇甫嵩率軍乘勝向汝南出發；朱的大軍揮師南陽，他們一路屠殺了農民軍十餘萬人。同時，盧植、董卓帶領官軍，直接撲向張角的黃巾軍，圍困巨鹿城達數月之久，始終未能攻破城池。其間，張角不幸病逝，黃巾軍由張梁率領，與官軍繼續對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終告破，張梁戰死。不久，張寶也被他們聯合鎮壓，無數農民軍慘遭屠殺。黃巾軍的主力雖然被消滅了，但是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並沒有被撲滅，許多地區的黃巾軍依舊在堅持鬥爭，有冀州黑山軍、西河白波軍、青徐黃巾軍、益州黃巾軍、漢中起義軍等等。從張角領導發動的黃巾大起義，到後期持續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東漢皇朝的統治，橫掃了世家大族。黃巾大起義組織嚴密，口號統一，有明確的政治綱領。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創舉，為以後的農民起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後，並沒有帶來東漢政權的鞏固，倒使地方軍閥割據勢力逐漸坐大，軍閥與外戚、宦官展開權力爭奪，皇室倒成為名存實亡的空架子。189年，漢靈帝死後，其子劉辯繼位，是為漢少帝，何太后與其兄何進掌權。此時，宦官的勢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擔任上軍都尉的宦官蹇碩控制著朝廷重兵，其權勢在何進之上。何進非常憎恨宦官，在中軍都尉袁紹的幫助下，除掉了蹇碩。趁此時機，他還想誅殺所有的宦官。可是事與願違，想誅殺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殺。聽到這個消息，袁紹立即率領軍隊攻進皇宮，將兩千餘名宦官，殺得一個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陽，逐走袁紹，廢少帝，殺何太后，立漢獻帝。東漢中期以來禍國殃民的外戚與宦官的鬥爭，雖然以雙方的同歸於盡告一段落，但東漢的象徵中央集權的朝廷實際上已經消滅，豪強們便公開進行著瘋狂的武裝混戰，割據一方，黑暗的東漢後期開始轉入了社會空前大破壞的分裂期。


　　鼎足三國


　　 董卓引兵洛陽，逐走袁紹，廢漢少帝劉辯，殺何太后，立漢獻帝劉協。在朝廷上，董卓專橫跋扈，為所欲為，完全不顧群臣的意見，眾大臣敢怒不敢言。他放縱軍隊，燒殺搶掠，姦淫婦女，無惡不作。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憤慨。各地州牧郡守遂共同擁立袁紹為盟主，各擁兵數萬人，結成關東同盟軍，從北、東、西三個方向對洛陽形成包圍之勢。面對同盟軍的威脅，董卓感到洛陽難以繼續維持，便決定遷都長安，並強迫洛陽的幾十萬百姓一同西遷。遷都長安以後，董卓依然不思悔過，一意孤行，引起大臣的強烈不滿。192年，王允收買呂布，殺死董卓，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董卓死後，部下開始了新的權力爭奪。曹操就是在這場群雄逐鹿和兼併戰爭中脫穎而出的。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縣人，父親曹嵩是漢末大宦官曹騰的養子。在討伐董卓的盟軍之中，就有曹操所帶領的五千人的軍隊。盟軍解體後，曹操因與袁紹不合，領兵到濮陽地區發展自己的勢力。192年，曹操收編了活動在這一帶的黃巾軍和一些豪強地主的武裝，實力大增。接著，他又掃除了東面陶謙的威脅，穩定了兗州的統治。196年，兩件大事改變了曹操的命運。第一件就是迎接漢獻帝到許昌，曹操開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生涯。第二件他在軍中推行屯田制以解決軍糧問題。在當時的軍閥混戰中，軍糧已經成為困擾各路大軍的頭等大事，不少割據勢力，不是被敵人打敗，而是因糧食短缺而不攻自破。對此，曹操深有體會，他以軍事為手段，將流民編制起來，耕種無主荒地，收穫物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做己用。這樣，即解決了流民問題，又解決了糧食問題，可謂一舉兩得。從196到199這幾年裏，曹操的勢力獲得迅猛的發展。此時曹操的主要對手，西面有張秀，南面有袁術，東面有呂布。他採取先弱後強、各個擊破的方針，首先接受了張秀的投降，接著征討袁術，最後消滅了呂布。在官渡之戰中，曹操以少勝多，擊敗袁紹，統一了北方。

　　 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另外一個英雄就是劉備。劉備，字玄德，諑郡涿縣人，西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劉備早年喪父，家境貧寒，與母親一起艱難度日。黃巾大起義爆發後，劉備率部追隨官軍參與鎮壓起義。軍閥混戰中，劉備先後依附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始終沒有固定的地盤，沒有能夠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也沒有明確的作戰思想和目的，只是在混戰中四處流亡，朝秦暮楚，地盤多次得而復失，軍隊多次聚而復散，但他始終不甘心寄人籬下，始終夢想有朝一日能夠建立自己的功業。他的這一願意終於因為有了諸葛亮而得以實現。孫堅，吳郡富春人。黃巾起義爆發後，孫堅追隨劊子手朱鎮壓農民軍。在討伐董卓的盟軍之中，孫堅是最堅決的擁護者。後來，袁術派孫堅攻打劉表，被劉表部將所殺。孫堅之後，他的十餘歲長子孫策，廣泛結交豪傑，繼承了他的事業。在袁術的手下，懷有一腔抱負的孫策卻沒有得到重用，因而開始有了離心傾向。佔領江東之後，在眾豪傑的支援下，孫策宣佈正式脫離袁術的控制，擁護漢獻帝，事實上也就是擁護曹操。在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之時，曹操為了避免孫策乘機渡江北上，主動與他聯姻，加以籠絡，因而成為官渡之戰的大贏家。此時，正當孫策想要施展宏圖抱負的時候，被刺客暗殺。臨死前，他一再囑託親信，好好輔佐弟弟孫權。孫權，字仲謀，孫堅次子。此後，他在江東地區建立了完善的統治機構，平定山越，消除了江東內部的不安定因素，穩定了大後方。

　　 曹操基本統一北方之後，開始統一南方的征戰，要統一江南，就必須先控制荊州進而鞏固江東，以完成對江南的統一。這也是孫策、孫權的既定方針。同時的劉備投奔劉表後，利用荊州之地招募丁壯，補充軍隊，拉攏當地豪強，勢力也逐漸壯大起來。於是，荊州成為曹、孫、劉三方爭奪的焦點。208年秋，曹操率領20萬大軍，號稱80萬，南征荊州。8月，劉表病死，沒有主見、軟弱的劉琮襲職，在曹操大軍壓境之時，在部下的慫恿下，他立即投降了曹操。聽到這個消息，劉備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曹軍，於是率領自己的軍隊，南下逃跑。為了各自的生存，為了阻擋曹操統一全國，劉備和孫權聯合起來。於是，在赤壁，20萬曹軍和五萬孫劉聯軍上演了我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赤壁之戰。赤壁之戰，使得曹操一舉統一江南的夢想破滅，被迫退回長江以北地區，長江成為三國鼎立的天然屏障。孫權偏安江南，劉備割據西蜀，成三足鼎立之勢，中國歷史進入了“三國時代”。它們各自發展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表面上承認漢獻帝是天下共主，實際上是三個獨立的王國，東漢王朝就在三國鼎立的局面下壽終正寢了。220年，曹丕稱帝，國號魏，廢漢獻帝，東漢王朝正式滅亡。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229年，孫權稱帝，國號吳，三國鼎立最終完成。

在東漢前期，作為中央集權體現者的朝廷，對豪強勢力還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力。漢和帝時，朝廷向豪強讓步，廢除鹽鐵專賣，下層豪強的財力大為增加，他們要求分享權利。他們分別在朝廷中尋找代理人，來實行對朝廷的控制。這樣，外戚與宦官兩個集團，為爭奪對朝廷的控制權而展開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東漢未年，以兩敗俱傷而告結束。豪強武裝鎮壓了黃巾軍，同時也對中央集權的依附越來越弱，進行瘋狂地大混戰。向來是經濟文化中心的黃河流域，遭受毀滅性的破壞，戶口驟減，十不存一。曹操的詩寫道：“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十室不餘一，念之斷人腸。”東漢末年的戰亂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壞，是東漢二百年豪強統治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