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武衰

　　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西元1127年四月初一日，是春末夏初北方最宜人的季節，阡陌縱橫，綠浪翻滾。偶爾的叫天子從草間直衝入雲霄。山河秀麗，引無數英雄縱橫馳騁。在這片北中國遼闊的平原上，此刻卻行進著一支長長的隊伍，雖華服玉衣，卻是疲憊不堪，一個個面露驚恐之色。有誰會想到，組成這支隊伍的，卻是大宋王朝的兩個皇帝——當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趙佶和他的大兒子、只當了一年多皇帝的宋欽宗趙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還有數不盡的用大車裝載的金銀寶貨、文玩古物、儀仗圖籍。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幾代皇帝曾經夢想踏上的土地——燕雲十六州。只是這次行軍的性質卻與他們祖先的夢想完全不一樣。北宋初年的皇帝們夢想著作為征服者踏上這片土地，而他們，卻成了異族的囚徒，這片土地也最終成為亡國之君的棲息地。這一年，北宋覆滅，南宋在風雨飄搖中宣告誕生。在這興亡之間，已距離一代明主宋太祖趙匡胤開創的大宋王朝，過去了整整167年。夢想是怎樣失去的？曾經的豪情又是怎樣沉淪的？一個經濟文化異常繁榮的世界大國為什麼會被百年的風雨侵蝕而轟然倒下？讓我們倒轉時光，從後周大將趙匡胤披上龍袍的時候開始去尋找答案吧！

　　

　　 出師未捷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開封城的皇宮裏洋溢著新年的喜慶氣氛。這時，從北方邊陲的鎮、定二州傳來緊急軍情，報告北漢勾結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輕的太后驚慌失措，倉促派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統帥禁軍前去抵禦。一場改朝換代的陰謀開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軍出征，當晚駐紮於開封東北的陳橋驛。趙匡胤、他的弟弟趙匡義和親信趙普導演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輕易地奪取了後周政權。趙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為國號，定都開封，封後周小皇帝柴宗訓為鄭王。雄心勃勃的趙匡胤決心完成生命中輝煌的三部曲，以便讓後人把自己的名字與歷史上漢武帝、唐太宗等偉大君主銘刻在一起。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後周地區；第二步，統一全國，主要是歷史上的漢族聚居地區；三，奪回燕雲（又稱幽雲）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萬世基業。

　　 在北宋取代後周的過程中，趙匡胤特別注意嚴肅軍紀。開封城中沒有發生以往改朝換代時出現的那種燒殺搶掠的混亂局面，各級官員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職，社會形勢比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經濟上，趙匡胤繼續推行後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勵墾荒、減輕租稅、興修水利，起到了穩定人心，穩固統治的作用。軍事上，陳橋兵變發生前夕，趙匡胤就命令大將韓令坤、慕容延釗等人分兵控制了黃河以北各路戰略要地。接下來的半年，趙匡胤又親率大軍先後平定了後周境內兩個力量較強的藩鎮李筠和李重進的叛亂，使得一些勢力較小，又對趙匡胤不滿的地方藩鎮更感到無力與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這樣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後周統治區已基本上穩定了局勢。接下來，趙匡胤就開始考慮如何完成後周世宗統一中國的事業。

　　 這個時候在宋的周邊，北有勁敵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漢，東南有南唐、吳越，南方有荊南、南漢，西南有後蜀等地方割據政權。這樣的形勢，使趙匡胤深深感覺到臥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趙匡胤和晉王趙光義走訪宰相趙普共商國策。趙普聽了宋太祖試探他的話“欲收太原”之後，沉吟良久然後說，先打太原等於直接面對契丹的威脅，不如先削平南方諸國之後再攻打北漢，到那時北漢這樣的彈丸小國，還能逃到哪去？聽了趙普的分析，趙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個先消滅南方割據勢力，後消滅北漢的統一戰爭方略就這樣確定了。

　　 按照這個方略，趙匡胤從西元963年開始，用了13年的時間，先後滅掉了荊南、湖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其中南唐是比較強大的一個，為求自保，長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西元974年，趙匡胤為製造進攻南唐的藉口，要南唐後主李煜親自到開封朝拜。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辭不就，趙匡胤遂派大將曹彬率10萬大軍進攻南唐。李煜在被圍睏了近一年後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趙匡胤在斧聲燭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趙光義登基，是為宋太宗。趙光義繼承了趙匡胤的未竟事業，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割據福建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歸附。979年初，他親率大軍北征北漢，並擊敗了契丹的援兵，北漢國主劉繼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亂以來200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了。北宋的統一，結束了五代時期混亂爭鬥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區進入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時期，百姓從頻繁的戰火中解脫出來，開始正常的生產生活，為南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是趙匡胤兄弟對歷史做出的貢獻。

　　 完成了趙匡胤的第二步宏願，趙光義開始積極籌備對契丹的戰爭。契丹是居住在我國東北的少數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西元907年，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就在統一契丹各部後，建立了政權。阿保機死後，耶律德光繼立，改國號為遼。在阿保機建立政權日益強大時，就常常向南侵擾五代的北部邊境。936年，後唐節度使石敬瑭為代後唐自立，以割讓燕雲十六州及約為父子之國為條件引契丹為援。燕雲十六州的割讓，使長城以南一直到當時的國都開封，八百公里的遼闊平原，沒有任何一個險關要地能夠阻擋遊牧民族的騎兵大兵團的衝擊，從此中原王朝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鬥爭中處於無險可守的被動地位。

　　 北宋剛剛建立時，總兵力不到20萬人，以步兵為主；財政狀況不算太好，“帑藏空虛”，難以支撐大規模軍事行動。遼國軍隊總數為30萬人，以騎兵為主。雙方力量對比，顯然是宋弱遼強。為此，趙匡胤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封椿庫”，其職能就是將每年的財政盈餘不準挪作別用，全部存儲起來，作為收復燕雲的專項資金，由趙匡胤本人親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錢是攢了不少，英雄卻已不在。直到北漢投降後，在統一戰爭中經歷了洗禮的北宋軍隊總數達到了將近40萬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積蓄也足以保證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後勤供應。趙光義於是組織了兩次大規模北伐，試圖收復燕雲，但都以全軍覆沒的慘敗告終。979年，趙光義以剛剛平定北漢的疲憊之師在毫無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進攻幽州。高粱河一戰，宋軍大敗，趙光義腿部受傷，坐在一輛驢車上狂奔，方才逃脫了性命。986年，一心想報仇雪恨的趙光義不顧糧草、軍械缺乏等不利條件，再次盲目開戰，結果又招致了失敗。其中陳家谷一戰，號稱“楊無敵”的北宋名將楊業被俘後壯烈殉國，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楊家將”故事。遼軍在再次挫敗宋軍的進攻後，轉而採取攻勢。1004年，雙方再戰於澶州，宋真宗在佔有優勢的情勢下決意議和。十二月，宋遼講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承認邊界現狀，宋每年給予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就是“澶淵之盟”。

　　 自此以後，宋遼關係趨於緩和。趙匡胤的後人們失去了“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的豪情和霸氣，不但沒能繼承他的宏願，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臥榻之側”，留下了一個無法驅趕的噩夢——極其無奈地接受了相繼與遼、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權同床共枕的尷尬局面。這個噩夢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國策。直到100多年後，隨著遼國的滅亡，這個噩夢醒了，整個大宋帝國卻也到了脆弱得難以承受任何風吹雨打的地步。


　　變革圖強

　　 對遼戰爭的軟弱無力，似乎使北宋的統治者患上了對戰爭的某種恐懼症，刺激他們重新思考國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時對大臣們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表明宋太宗對於內外之防，孰輕孰重，已經做出了新的判斷。澶淵之盟的簽訂則標誌著大宋皇帝放棄了太祖皇帝的萬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積極擴張轉為集中精力鞏固國內的統治。趙匡胤曾經在951年參與擁立後漢節度使郭威建立後周的政治活動，10年之後自己也被下屬擁立，黃袍加身。如何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趙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趙普商議：“從唐朝以來五十多年，當皇帝的換了八個姓，戰亂不斷，民不聊生，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戰亂，制定國運長久的方針，應當怎麼做呢？”趙普回答道：“這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罷了。現在要想解決它，也沒什麼別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鎮權力，控制他們的財政權，剝奪他們的兵權，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趙匡胤表示贊同。這次談話後不久，趙匡胤就導演了一齣成為千古佳話的“杯酒釋兵權”，用贖買的辦法，把大將們統統請回了家。如何確保皇權的穩固，成為北宋封建政權的第一要略。

　　 為了加強皇權，宋初統治者設置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把行政司法權、軍權和財政權分離，相互牽制。在中央，中書省掌行政司法權，樞密院掌軍權，三司使掌財政權，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宰相體制。地方設三級行政區劃，第一級為“路”，相當於現在的省。在一路內分設了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轉運使司，分別負責軍事、司法、賑災專賣和財賦，互不統屬，直接對中央負責，以達到分權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級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設通判等官職以牽制。北宋統治者還經常設置一些臨時機構和臨時職務，把各種常設職務和相關事務相分離，形成有職無權、職事分離的情況。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項重大決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牽制，不能獨斷專行。然而，分權必然導致機構臃腫，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潛伏著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而眾多官員的相互推諉也使行政效率相應低下，甚至到了影響中央的決策執行，以及下情不能順利上達的地步。

　　 在加強皇權的措施中，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把軍事方面的分權、集權措施放在整個國策的最核心地位。在軍事部署上，中央與地方駐兵各半，使“內外相制”，降低兵變成功的可能。同時實行“守內虛外”，在京城周圍屯駐數十萬甲兵，以防內患，而在與遼、西夏的邊境則實行消極防禦。對於軍隊的招募和常備軍的維持，趙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兩招，他說：“荒年人民會叛亂，軍隊不會叛亂；萬一豐年變亂，軍隊會叛亂，人民卻不會叛亂。” 招募饑民入伍，用軍隊紀律加以束縛，使其不能鋌而走險，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矛盾，但結果是軍隊數量大幅度增長，戰鬥力卻大幅度下降，且為新的財政危機埋下了隱患，社會矛盾在實質上並未得到緩和。中央禁軍則實行三年一輪換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防止兵將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預軍隊的作戰指揮權，將領臨戰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戰場上不但要巴結奉承皇帝派來的監軍（通常都是宦官），甚至連打仗都要按照戰前皇帝下發的陣圖排兵布陣。上述做法雖然使北宋發生第二次“黃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對外戰爭勝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邊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導致冗費。為了加強皇權而增加的開支，從宋初開始就呈現出鏈式增長的趨勢。到北宋中期，大約4000萬的人口養了200多萬軍隊，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過：“一直以來全國的財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軍隊身上了。”不僅是軍隊，冗官也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支出。以科舉制為例，北宋有兩大變化，一是舉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選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職；二是擴大錄取名額，甚至規定按考生總額十比一的比率加以錄取，並成為定制。吃皇糧的官員隊伍迅速壯大。宋朝皇帝的統治基礎擴大了，腰包卻也癟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沒有同樣巨大的收入支援，財政就會緊張。而在以農業立國的古代社會，自作聰明的趙匡胤卻制定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他白日夢般地幻想著富戶佔有大量土地其實是為國家守財，有人民起義或邊患邊境擾動，大地主們為了維護統治，會自發地向朝廷提供財物。事實證明，這種犧牲人民利益以鞏固統治的片面做法與每一個統一王朝初年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馳，換來的只能階級矛盾激化。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併帶來的繁重剝削壓迫導致人民不斷反抗，直接威脅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劇減使得賦稅收入隨之劇減，龐大的官俸、軍費及皇室奢侈的排場難以維持的情況。增加稅額，加重對農民的剝削雖然可以暫時緩和矛盾，但只是治標不治本，而且會使階級關係更加惡化。舊有的統治手段迫切需要改變。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針對當時的社會危機，從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個方面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頓吏治，因此舉觸犯了官僚、權貴等既得利益集團，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反對者製造各種謠言，對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員進行惡意中傷。新政實行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離開朝廷擔任外官，新政的各項法令也相繼取消。

　　 慶曆新政的失敗不僅沒有使北宋的最高統治者對變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於慶曆新政失敗後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使新的變法改革活動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為參知政事，再次高舉起變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是針對北宋統治危機所進行的較全面的改革，試圖全面改革，挽救統治危機，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為了給自己的變法製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註釋，同當時流行的理學思想鬥爭，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熙寧變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財務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最終結果仍然是失敗了。新法的實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的剝削受到一定限制，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這些人攛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施加壓力，迫使宋神宗兩次把王安石罷相。

　　 但是與其說王安石變法斷送於守舊派之手，毋寧說變法斷送於王安石自己之手。誠然，王安石變法的經濟措施，都是相當高明的。正如黃仁宇的評論：“令人驚異的是，在我們之前900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裏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但是王安石的失誤之處恰恰在於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記了他的根本目標。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解決財政困難只是鞏固統治的必要條件。但由於宋神宗在守舊派壓力下的決心動搖，王安石亟須拿出成績來顯示變法的正確性，穩定改革派的軍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為了增加稅收而增加稅收。王安石變法中對人民有益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的落實程度，遠遠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輸法等能馬上來錢的政策落實得堅決。王安石還高興地吹噓自己的新法一齣，國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視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僅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貸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為國家的壟斷導致的市場蕭條而破產。變法十幾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財政困難，但是階級矛盾卻更為尖銳了。

　　 用人不當也成為王安石變法被後人詬病的軟肋。變法的順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變法內容，又具有實際辦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養，需要一定的時間。急功近利的目標，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標準選拔人才，結果選拔出了一些利用變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分子，甚至企圖利用變法名義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從而給哲宗、徽宗兩朝留下的另一個惡劣政治遺產——黨爭。宋神宗死後，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以司馬光為相，新法被全盤廢除，把新黨驅逐出朝廷。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以章為首的新黨，又開始了對守舊人士的殘酷迫害。北宋的朝廷從此陷入黨爭的泥沼，不能自拔。從此，整個國家完全進入了失去理想主義、政治道德淪喪的時代，沐猴而冠的腐敗分子高坐於廟堂之上，虎視眈眈的敵國陳兵於邊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權喪失了自我拯救的機會和能力。



　　實亡宣和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讓北宋統治者錯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機會。哲宗朝起用的所謂新黨，已經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樣真正具有理想主義的正直廉潔的改革家。曾經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援者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等人，最終都淪為聲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顏無恥如鄧綰者，還在人們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你愛罵就罵吧，反正我官當得舒服就行。官場上的倫理道德淪喪一至於此矣！沒有操守的官場是一個爛掉的官場，亡國的跡象已經出現，挽救危亡的機會已經錯失，總有一個皇帝要成為亡國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與整個國家一起埋葬。於北宋而言，這樣一個角色是由中國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藝術家氣質、繪畫成就至今得到盛譽的宋徽宗趙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話：“明實亡於萬曆。”同樣，總結北宋歷史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北宋實亡於宣和（宋徽宗最後一個年號）。”宋徽宗趙佶生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據說宋神宗有一天在觀看一幅南唐後主李煜的畫像時，對這位亡國之君的風度大為讚賞，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據說在他出生時，他的父親神宗曾經夢見李煜前來謁見。這使此時的人們普遍相信趙佶是由李煜轉世託生的。並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只為是李煜轉世託生，所以趙佶斷送了趙匡胤開創的北宋江山，就是為李煜報了亡國之仇。當然，剛剛誕生不久的趙佶，顯然還不具備犯斷送江山這樣“卓越”的能力，因為按照北宋的皇位繼承制度，作為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的趙佶，他離皇帝的寶座是相當的遙遠！

　　 當趙佶知道自己不能夠以政治成名的時候，他便依著自己的興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藝術事業上來。假如沒有以後的風雲際會，他極可能會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甚至可能用“偉大”這個詞來形容的藝術家。至少在中國書法史和中國美術史上，他都會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他獨創的瘦金體書法挺拔秀麗、飄逸犀利，800多年來，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除了極富個人特色的瘦金體，他的楷書和草書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楷書作品《芳依翠萼詩帖》被後世評論家稱為“神品”，他的《草書千字文》被人拿來與盛唐時期的草聖張旭與懷素和尚相提並論。在繪畫領域，趙佶更是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大畫家之列。他的作品講求意境，繪畫技巧堪稱登峰造極。據說，龍德宮建成後，趙佶召來各路名家作畫。欣賞過其他作品後，趙佶無一句誇讚之辭，卻偏偏對一位名氣不大的年輕畫家所畫的斜枝月季大加讚賞，並特別賜給他當時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緋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趙佶指出：月季花四時朝暮的花葉均不相同，極其難畫；而此人畫的是春天正午時分的月季，一絲不差，所以重賞。眾人無不嘆服。從這個故事，我們可見趙佶對待藝術的基本態度和觀點。

　　 正當趙佶認為自己將會作為一個偉大藝術家留名青史的時候，上蒼卻給了他一個轉機——他年僅23歲的哥哥宋哲宗趙煦因為荒淫縱欲而在沒有子嗣，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死掉了。皇位由誰來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宮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進行“朝議”來決定。由於缺乏確切史料，我們今天還不知道在這場權力鬥爭中趙佶本人或者其下屬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朝議”時向太后似乎認準了趙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壽之相，堅決主張由趙佶繼位。而當時的宰相章惇認為：趙佶太輕佻，不適合君臨天下。但章惇的意見，遭到了與會的其他大臣的反對。於是，“行為輕佻”的趙佶，變成了後來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實證明，後來被稱為大奸臣的章惇看得非常準確。

　　 通常情況下，像宋徽宗這樣真正的藝術家（其藝術成就表明他絕不是一般的美術愛好者）一般都會擁有風流浪漫的氣質，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視傳統價值觀念和世俗行為規範的因素。他們喜歡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為人處事容易情緒化，具有極為濃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當一個情緒化的藝術家長出了沒有人可以約束的權力翅膀，這種錯位導致的是一齣悲劇。號稱“極盛”的北宋王朝儘管百弊叢生，但畢竟還能茍延殘喘，這種局面之所以急轉直下，北宋迅疾覆滅，不能不說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藝術家兩個角色上的錯位，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趙佶的藝術家身份，使一些投機分子找到了終南捷徑，他們紛紛亮出各式各樣的書畫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晉爵，其中收穫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書法造詣很高，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為北宋四大家。據說有一次，蔡京曾經在兩個下級官吏的扇子上，為他們題了兩句杜甫的詩。沒想到幾天之後，這兩個傢夥忽然闊綽起來。一問之下才知道，蔡京題過的扇子，被當時還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趙佶花兩萬錢買走了。由此可見，這位本身就是書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愛蔡京的作品。

　　 在新舊黨爭中蔡京被貶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還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經扶搖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相當於大宋帝國的副宰相了。這段令人眼花繚亂的戲劇性變化，固然是朝廷政治鬥爭的結果，但是蔡京的藝術才華也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書法，宋徽宗還酷愛各種稀奇古怪的石頭。為了搜索奇石，宋徽宗下令在蘇州增設應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主持，專門在江浙一帶為他蒐羅珍奇物品與奇花異石。當時，管成批運送的貨物叫“綱”，向京都運送奇花異石的船每十艘編為一綱，於是就稱之為“花石綱”。起初，這種花石貢品的品種並不多，數量也有限，徵集區域只是在東南地區。後來，宋徽宗對這些貢品大為讚賞，進貢者紛紛加官晉爵，恩寵有加。在功名利祿的刺激下，“花石綱”迅速演變成全國騷亂的大行動。為了搜尋出奇制勝的奇花異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僅運送“花石綱”的運費要從當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時像這樣的“御用之物”又為官吏們敲詐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機會。史書記載，“花石綱”掠奪前後持續了20多年，“為此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形成了一場真正的災難。宣和二年，在受花石綱禍害最深的浙江東南一帶，發生了方臘領導的大起義，幾個月之內，就將東南地區席捲進去，並有近百萬民眾群起響應，波及人口大約至少在數百萬以上。而最初負責此事的朱，因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晉爵，爬到了能與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與童貫、朱勔、梁師成、李彥等四人，都是靠給宋徽宗逢迎拍馬得到位極人臣的地位，時人稱之為“六賊”。他們好皇帝所好，在宮中開市。令宮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兒，逗樂取笑。王黼更是引誘徽宗微服出遊，夜宿娼門。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墻出宮。宮垣高聳，徽宗一時下不來，呼王黼做墊腳石，笑著說：“王安石（一說司馬光），背聳過來。”王黼介面:“神宗皇帝，腳伸下來。”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變法，大宋朝呈中興之像，卻遭徽宗君臣笑謔，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他們操縱朝政，公開出賣官爵，明碼標價，所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員名額增加了十倍，官俸開支也相應的增加了三倍。李彥還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搶奪民田，強迫自耕農充當佃農，向政府交租。他們除了幫助宋徽宗斂財，還利用職權填滿了自己的腰包。朱勔借在蘇州主持應奉局之便，霸佔民田達30萬畝。蔡京霸佔的更多，超過了50萬畝。幾個厚顏無恥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祐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離亡國更近一步了。


　　靖康之難

　　 正當北宋國內政局進一步惡化的時候，12世紀初，居住在我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崛起於遼國的內部。這時的遼國統治已極為腐敗，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認為：金的崛起，削弱了遼的實力，給宋提供了一個“恢復燕雲”的機會。宋徽宗過於相信自己的實力了，他不但沒有選擇更好的坐山觀虎鬥的策略，反而與金訂立夾攻遼的“海上之盟”，雙方約定：金出兵攻遼中都，宋出兵攻燕京；滅遼之後，燕雲諸州歸宋，宋則將原來向遼交納的銀、絹照數給金。

　　 宋徽宗做著馬上能夠實現太祖都沒能完成的偉大事業的迷夢，無奈宋朝軍事的虛弱卻讓他大為丟臉。此時的宋軍已是腐敗不堪，在童貫的率領之下，連敗於遼國的殘兵敗將之手。最後，還是金兵攻下燕雲數州，搶掠一空後還要北宋政府再交納一筆“代役錢”才能贖回。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敗無能，宣和七年（1125年），金滅遼之後，兵不卸甲，馬不停蹄，要繼續滅宋。宋徽宗才驅一狼，又引一虎，急忙傳位於太子趙桓，自己逃往南方。趙桓即位，改元靖康，這就是北宋亡國之君宋欽宗。宋欽宗登基伊始，下令處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領袖李綱指揮軍隊，一時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東京保衛戰的勝利。宋欽宗見形勢大好，認為禍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攛掇下，把李綱貶到外地。靖康元年（1126年）冬，當金兵再次兵臨開封城下的時候，北宋雖有良將忠臣，但不能為所用。腐敗的北宋統治者竟然聽信市井無賴的吹噓，在上演了一齣7779個“神兵”守東京的鬧劇後，東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個月後，金軍押著被俘的宋徽宗、宋欽宗兩個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滿載著搜刮去的財物，回到北方去。從趙匡胤稱帝開始的北宋王朝在統治了167年之後，宣告滅亡。

　　 自從錢穆先生提出宋代“積貧積弱”之說以來，人們幾乎都將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點。但多年來的歷史研究表明，拋開南宋不談，僅北宋經濟就比很多朝代發達，財政收入更是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和銀行信用。四大發明中活字印刷術的出現也在北宋，火藥和火器在北宋時開始大規模使用，指南針在北宋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現，開封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四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富庶的朝代就這樣被輕易地滅掉了，從此被扣上“積貧積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於北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一種“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情結從趙匡胤以來就一直左右著北宋九帝的治國方略。為了分散大臣之權，集中皇帝之權，北宋統治者人為地製造了一個效率低下、流弊叢生的制度，給各種腐敗墮落的行為提供了溫床，導致了軍隊戰鬥力低下，決策失誤，執行時相互推諉，行政效率低下，雖“富”而不“強”。這是北宋亡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