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悲歌

　　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唐朝建立於618年，亡於907年，共290年。歷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與睿宗之間曾有武周政權。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唐朝還積極發展對外關係，使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但如此強大的帝國也難逃衰落、滅亡的結局，是什麼原因呢？自唐亡以後，人們就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那麼，今天讓我們從現代人的角度，重新審視唐朝的滅亡，以探尋其滅亡的真相。

　　

　　 盛世氣象

　　

　　 唐朝的建立者李淵（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貴族。隋大業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亂的局面，起兵西入長安，立楊侑為帝，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自己獨掌大權。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部將宇文化及縊殺。五月，李淵逼迫楊侑禪位，自己稱帝建國，國號“唐”，李淵就是唐高祖。唐朝建立時，天下依然是群雄並爭，戰亂不止。所以唐高祖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亂，統一全國。在高祖在位的九年裏，甚至到了太宗貞觀初年，唐朝還主要以平叛為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在唐初十年裏，唐高祖、太宗先後剿滅西北的薛舉、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軌、山西的劉武周、黃河流域的竇建德、河北的劉黑闥、江淮的輔公、北部的梁師都、黃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後裔蕭銑、嶺南的馮盎、招降幽州的羅藝等，全國始告統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當作一面鏡子，隋朝的迅速興亡，給他留下深刻的教訓，尤其是農民大起義，使他充分認識了民眾所蘊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眾，即使像隋煬帝那樣集全部威權於一身的帝王，也難逃亡國身死的命運。他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對大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剝削民眾來奉養國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為此，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開創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號，太宗在其統治時期，社會出現了太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史書中對“貞觀之治”是這樣描述的：“貞觀初年，全國人口不到三百萬戶，一匹絹能換一斗米。到了貞觀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錢，牛馬滿山坡，人出行幾千里都不需買糧食，周邊少數民族歸附者有120萬人。這一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只有29人，社會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景象。這種繁榮穩定局面的出現，是與太宗李世民的統治有方分不開的。他的具體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賢能、善於納諫。太宗任命房玄齡、杜如晦等德才兼備之人出任宰相，同時，虛心接受以魏徵為代表的大臣對自己提出的意見。重視吏治，注重官員的選拔與管理，嚴懲貪官污吏。在經濟上，繼續推行均田制，大力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在軍事上，打敗強敵突厥，解除北方的後顧之憂。與此同時，太宗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稱僚人反叛，請發兵進攻，他不許出兵，說：“僚人居深山，時出掠搶，相沿成習，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對待，自然相安無事，那可輕動干戈，殺害他們。”唐太宗對待少數民族寬厚持平，因此，少數民族紛紛來朝，並尊太宗為“天可汗”。唐太宗對自己的成功總結了五條經驗：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強的人；二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三是尊敬賢能之人，憐憫不肖之人；四是不厭惡正直的人；五是沒有狹隘的華夷觀念。太宗對自己的概括，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對於一名權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夠做到這些相當難能可貴。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了“貞觀之治”出現的必然性。太宗之後的高宗、武后統治時期，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為“開元盛世”的出現打下堅實的基礎。

　　 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後，繼續按其父親的治國之道行政，後來由於身體原因，皇后武則天（624—705年）開始輔助高宗處理朝政，並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由於武則天在高宗病逝後，先後廢立中宗、睿宗，並於690年，改國號為“周”，自立為皇帝，歷史上對武則天頗多微詞，傳統史家批判她篡奪李唐政權的行為，並認為武氏任用酷吏，實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興土木，耗費民力等等，將她貶得一無是處。這些言論並非空穴來風。比如，武后確實賞識並重用過酷吏周興、來俊臣等人，也確實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給社會造成一些消極影響。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武則天執政時期，社會並沒有出現停滯、倒退，相反，是繼續向前發展的。從這一點上看，她的統治是值得肯定的。為維護統治，武則天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發展科舉制，武則天親自策問貢舉人，舉行殿試，增開武舉。她還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訪人才，並不經考試直接任用。她還加大對官員和軍隊的監督，具體方法就是賦予肅政臺（即禦史臺）更大的權力，使他們對文武百官、各地軍隊有較為獨立的監督權力，便於朝廷對官員和軍隊的管理。她繼續推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使經濟持續發展，人口由380萬戶增長到615萬戶。高宗、武后的統治，推動了唐朝的進一步發展，為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705年，武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宮殺掉亂政的張易之、張昌宗等，擁立唐中宗李顯即位，恢復唐國號和一切唐舊制。但中宗並不信任這些舊臣，專寵韋皇后及安樂公主。韋皇后欲效武則天故事，準備臨朝稱制，但除了暴行之外，並無武則天的政治才能。她們毒殺唐中宗後，李隆基發動羽林軍攻入宮中，盡殺韋后黨徒，連幼兒都殺死。李隆基（685—762年）後來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他就是唐玄宗。由於他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國家出現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稱“開元盛世”。開元年間，玄宗善用賢人，任用姚崇、宋、張嘉貞、韓休、張九齡為相，這些人各有所長，有的忠言直諫，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於吏治，對玄宗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實施，都起到了參謀與協助的作用。玄宗反對浪費、精簡機構、節約開支；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官的選拔與監督。在經濟上，玄宗主張興修水利，在邊境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屯田，發展生產。此外，玄宗在邊疆地區設置大的軍區，加強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並以此保證中原與西域、中亞地區的道路暢通。由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開元時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開元20年，全國民戶數量為780萬戶，人口4500萬，比唐初戶數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則天來，會發現唐玄宗身上有許多缺點。唐太宗經常以“守成難”“慎終如始”警戒自己；武則天執持政柄，權不下移。玄宗卻恰恰相反，在開創盛世局面以後，便不思進取，產生了驕傲自滿和怠政的情緒，驕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從天寶年間起，在朝中開始重用李林甫、楊國忠一類的奸臣，在外則賦予胡人安祿山以較大的權力。李、楊二人在朝中打擊異己、陷害忠良、賄賂公行，使朝政日趨腐敗，安祿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買馬，集結力量，企圖自立。而唐玄宗卻視而不見，仍沉浸在開元盛世的自豪與滿足之中。在內有奸臣當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勢下，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安史之亂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是一場嚴重的社會動亂，這場動亂幾乎摧毀了李唐政權，給社會、經濟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安史之亂成為唐代歷史的轉捩點，亂前是唐朝的鼎盛時期，亂後的唐朝則進入了衰落階段，並最終走向了滅亡。安史之亂中“安”、“史”指的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他們都是少數民族將領，又都是唐朝的節度使。節度使最早設置於唐睿宗（662—716年）景雲二年，目的是以固定的軍區設置來加強唐朝的防禦力量。到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已經形成平盧、範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劍南、嶺南等十個節度使，又稱為“十鎮”。節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鎮內軍需調度和營田事務的權力，後來逐漸集軍事、民事、財權於一身，並兼管地方事務，權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鎮節度使，並將大部分兵力佈置在節度使地區。當時全國兵員總數為57萬，而邊兵竟有49萬之多，中央兵力空虛，地方武力坐大，給節度使發動叛亂創造了條件。

　　 安祿山正是利用當時的形勢，發動了叛亂。安祿山是居住在今天遼寧朝陽的胡人，據說他的祖先是從今伊朗遷移而來。安祿山通多門民族語言，年輕時在邊境市場充當突厥與唐朝互市的仲介人。後來得到幽州節度使張守的賞識，被認作養子。安祿山賄賂使臣，獻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斷加官晉爵。到天寶十年（751年），安祿山已成為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掌握了今河北、遼寧西部、山西一帶的軍事、民政及財政大權，具備了稱霸一方的實力。而在安祿山起兵之前，他卻絲毫沒有被玄宗懷疑，得益於安祿山將朝廷內部，玄宗身邊的情況早已摸清楚，並進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見他那肥碩的肚子，便笑著問：“你這肚子裏都裝什麼了，這麼大？”安祿山答道：“除了一顆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沒有別的東西了！”安祿山得知玄宗與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現出對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祿山與太子見禮，他卻不拜，還裝傻說：“臣是胡人，朝廷裏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這太子是什麼官啊？”玄宗跟他說：“這是儲君，未來的皇帝。”安祿山竟然答道：“臣頭腦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還有什麼儲君？”為了進一步顯示忠心，安祿山竟請比自己小16歲的楊貴妃認自己作養子。這樣一來，玄宗對他就絲毫沒有了戒心。即使天寶十四年（755年），安祿山已露出了叛亂的馬腳 ，但自信的玄宗還表示：“祿山對我推心置腹，肯定不會謀反！”安祿山在安撫玄宗的同時，卻在馬不停蹄地做叛亂準備。他大規模修築城池，豢養同羅、奚、契丹降人8000名，組成自己的親兵衛隊，大量購買馬匹，囤積糧草，購置武器。天寶十四年2月，他獲准在自己的轄區裏以32名蕃將代替漢將，至此，安祿山的準備工作就緒了。由於安祿山與宰相楊國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發制人，遂於同年以討楊國忠為名，發動了叛亂。這場叛亂，唐朝政府沒有絲毫準備，所以安祿山進軍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佔了東都洛陽，並向長安進發。此時的唐朝中央，亂作一團，京城周圍兵力很少，調動軍隊就花了許多時日，又急調大將火速回京護駕。唐軍初戰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將都因戰敗被殺。皇帝的御駕親徵也沒有成行。而這時的戰爭出現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祿山於天寶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陽稱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戰爭的節奏，給唐軍在潼關一線集結兵力創造了條件。在接下去的半年裏，雙方一直在爭奪潼關。因為潼關是進入長安的大門，潼關失守，長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祿山的軍隊還是攻佔了潼關。於是，唐玄宗不得不攜帶文武百官、後宮、宦官等，於6月13日逃離了長安。之後的歷史，對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來從未遇到的困境。6月14日，當玄宗一行到達馬嵬驛時，隨行部隊發生了嘩變。軍隊將士認為此次叛亂全都是由楊國忠而起。當大家看到楊國忠與吐蕃使臣談話的時候，就有人喊：“楊國忠與蕃人謀反啦！”眾軍士怒火中燒，將楊國忠斬首。而這時大家又在想，楊國忠能權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們想到了楊國忠的妹妹——楊貴妃。憤怒的士兵認為唐玄宗之所以廢弛朝政、貪於享樂，楊國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亂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楊貴妃。因此，將士們群情激奮、山呼海嘯，要求唐玄宗處死楊貴妃。這讓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難在江山與美人中間作出取捨，但玄宗最後捨棄了美人，將楊貴妃縊死。這才平息了嘩變，使大隊人馬最終得以到達成都。而就在此時，另一件事也讓老皇帝非常吃驚，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於寧夏靈武即位，是為肅宗，尊玄宗為太上皇。這是公開的奪權行為，可對於出逃在外、無計可施的玄宗來講，他只能聽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他於762年憂鬱地病逝於長安宮中。

　　 在唐朝內部發生權力更疊的同時，安祿山集團內部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將史思明又將安慶緒殺死，自稱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義殺死。叛軍內部出現的內訌，為唐軍平叛創造了有利條件。肅宗即位後，一邊任命大將郭子儀、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復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從河西、北庭、安西節度使處調兵增援。此外，肅宗還向回紇、于闐、西域等少數民族政權借兵，參加戰鬥。在叛軍的控制區，如河北等地，由於叛軍的殘暴統治，百姓自發組織起來，反抗安、史的統治。在唐官軍和地方百姓的雙重打擊下，寶應元年（762年），安史叛軍已經窮途末路。當年正月，史朝義逃往範陽，守將不予接納，遂自殺。歷時七年的安史之亂得以平定。

　　安史之亂，唐朝幾乎動員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國力，自此以後，唐朝的國力再沒有恢復到天寶年間的水準。戰爭期間，百姓飽受戰爭之苦，流離失所，經濟損失嚴重，土地大量荒蕪。東都洛陽遭到毀滅性破壞，城中居民被屠殺殆盡，建築多毀於戰火。回紇等少數民族軍隊在助剿的同時，也大肆搶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難。肅宗在借兵之時就與回紇統治者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員歸唐朝，金銀財寶、老百姓皆歸回紇。”這使得回紇的搶掠更加有恃無恐。安史之亂最大的消極影響就是造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藩鎮割據長期存在於唐朝後期，節度使擁兵自重，互相攻擊，使得中國長期處於戰亂之中，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導致唐朝一步步走向滅亡。



　　朋黨之爭

　　 封建士大夫之間的黨爭，是中國古代官場的頑癥、痼疾。唐朝也存在著朋黨之爭，唐後期的黨爭成為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對唐朝的衰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朋黨的劃分，與人的思想、地位、學識、性格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有關。朋黨中的成員之間多是親屬、師生、朋友的關係。這樣造成後果就是，各個朋黨在相爭之時，不會考慮對方在所討論的事情、所提出的觀點或解決的方法是否正確。而是一味的否定對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講原則。這對一個國家而言，百害而無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黨之爭就是“牛李黨爭”，這場黨爭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使本已不和諧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幾分混亂。

　　 “牛李黨爭”中“牛”指的是牛黨首領牛僧孺、李宗閔；“李”指的是李黨首領李德裕。“牛李黨爭”緣起於一場科舉考試。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舉行科舉考試。牛僧孺、皇甫、李宗閔三人在答題中對時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評為上第。這觸怒了時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後來李黨首領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就在憲宗面前陳訴，說翰林學士裴、王涯在審查考卷時有徇私舞弊的行為。憲宗聞聽，勃然大怒，將裴、王、楊、韋四人免職貶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獲重用，被外放充當藩鎮的幕僚。事後很多人為牛僧孺等鳴不平，指責李吉甫嫉賢妒能。於是憲宗於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節度使，啟用被貶職的裴出任宰相。這樣，兩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現了初步對立的局面，但這時還屬於“牛李黨爭”的形成時期。在之後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兩黨勢力互有進退，一黨在朝執政，就將另一黨貶至朝外。

　　 政治主張不同，是“牛李黨爭”的一大特點。牛黨主張維護以進士科取士，而李黨對科舉制不滿，要求改革選舉制度；李黨力主削弱藩鎮勢力，恢復中央權威，而牛黨則反對用兵藩鎮，主張採取妥協政策；李黨主張精簡國家機構，而牛黨卻極力反對。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到黨爭的不講原則性。精簡國家機構，利國利民，有何不可？牛黨明知是正確的，但這主張是李黨所提，不管有無可取之處，一概否定。有個例子，更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鎮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請朝廷收復吐蕃佔領的維州，當時形勢對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為相的牛僧孺卻堅決反對。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黨的杜收復了維州，而在朝執政的牛黨人物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可見，黨爭的實質就是對人不對事。哪怕是完全正確的事，只要是對方提出來的，就要堅決否定。這哪是在為朝廷著想，為億萬蒼生著想呢？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毫無原則的義氣之爭。“牛李黨爭”，以宣宗朝牛黨當政而最終結束。

　　 朋黨之爭，是繼南衙北司之爭後的另一場統治階級內耗的爭鬥，而且曠日持久，朝野震驚，破壞了正常的議政、施政程式，擾亂了皇帝大政方針的制定。加之，各黨為了自己的利益，內連閹宦，外結藩鎮，使三股勢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們只知互相傾軋，置國家的前途於不顧，這樣的國家豈能不亡？

　　

　　 唐末變亂

　　

　　 唐朝後期，由於中央與藩鎮、藩鎮與藩鎮之間連年戰爭，不斷向百姓增加賦稅、徭役，掌權的宦官更加有恃無恐地欺壓百姓，強佔土地，勒索錢財，引起人民的極大不滿，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時期，連年的天災，使得糧食產量銳減，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斷的加派賦役，於是，唐朝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唐末農民起義爆發了。起義的領導者是王仙芝與黃巢。

　　 起義爆發於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黃巢先後起義，後協同作戰，活動範圍主要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一帶。不久，王、黃又分兵作戰。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戰死，其眾投奔黃巢，黃巢成為起義軍的最高領導人。此時，黃巢決定東攻洛陽，而唐朝派來大軍，打消了黃巢的計劃。之後，黃巢率軍轉戰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發展、壯大農民起義軍。廣明元年（880年）7月，黃巢利用淮南節度使高駢與中央相猜忌並畏懼起義軍的形勢，迅速北渡長江，於同年佔領東都洛陽，12月攻入長安，唐僖宗逃往成都。12月13日，黃巢即位於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將原有唐朝官員三品以上全部革職，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黃巢嚴懲皇族，唐宗室留在長安者全部被處死，富豪的財產被沒收，分給百姓使用。但黃巢沒有追擊逃跑的僖宗，也沒有將中央禁軍全部殲滅，同時大齊政權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經濟基礎。中和二年（882年），起義軍將領朱溫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於唐朝，這就大大增強了唐朝的軍事實力。唐軍開始了反撲。起義軍於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長安，向東撤退。之後，起義軍與唐軍的幾次作戰，均告失利，損失慘重。在朱溫、李克用等軍隊的包圍阻擊下，黃巢最終退至今山東萊蕪境內，於中和四年（884年）6月，戰敗自殺。至此由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戰爭至此結束。

　　 這次農民戰爭，給垂死掙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擊，唐朝的統治瓦解了。叛變投降的朱溫，成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復三年（903年），朱溫將內侍省數百名宦官全部殺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專權局面結束。天四年（907年），朱溫廢唐哀帝而自立，改國號梁，定都開封。唐朝滅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寶年間以後的150多年裏，一直處於動蕩之中。政權得以如此長時間的維持，有賴於唐朝前期君主的勵精圖治所打下的堅實基礎，也有賴於後期有作為君主的亡羊補牢。唐朝的衰落源於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的滅亡是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藩鎮長期割據，與中央對抗，嚴重削弱了中央集權的力量；宦官專權，使皇帝大權旁落，嚴重破壞了國家正常的統治秩序；朋黨之爭，瓦解了統治集團的力量，嚴重動搖了唐朝統治的階級基礎。政權日趨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日趨悲慘，最終導致了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爆發。在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唐朝統治徹底崩潰，統治中國290年的大唐帝國壽終正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