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幕垂落，歷史驚變成絕唱。
晚霞散盡，王朝興替化輓歌。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忘記歷史等於背叛過去，歷史的記憶總是深深地鐫刻在歲月的豐碑之上，警示和滋養著後世的人們。
這是一本選題新穎、視角獨特、文字優美的普及性通俗歷史讀物。本書選擇了中國歷史上有代表性的二十個王朝，從宏觀到微觀，針對王朝覆亡這一特定歷史時段，揭秘出歷史背後的故事，形象地再現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民俗和社會道德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危機，通過權威性解剖，從而找出隱藏在歲月深處的歷史規律。本書選題由青年作家、出版策劃人海默先生策劃，由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彭勇先生領銜主編，並擔任前言和明朝部分的撰寫工作。參加本書撰寫工作的還有範麗敏（參撰夏、商、周、秦、西漢部分）、李鳳霞（參撰東漢部分）、秦保華（參撰西晉、北魏部分）、謝凝（參撰東晉部分）、張宜婷（參撰隋、唐部分）、張龍（參撰隋、唐部分）、王濤（參撰南唐部分）、徐丹（參撰北宋部分）、段洪濤（參撰西夏部分）、王海軍（參撰遼朝部分）、韓棣堯（參撰金朝部分）、劉蔚（參撰南宋部分）、陳錚（參撰元朝部分）、楊琰（參撰清史部分）等十四位歷史學者，在此一併致謝！同時向他們嚴謹的治學精神和辛勤的勞動致敬！
本書盡可能遵循歷史研究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以客觀、嚴謹和公正的態度去分析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部分學界前輩和同仁的文章和專著，盡可能採納廣為接受的史學觀點，並吸收了史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限於體例，未能一一明示，在此向他們表示衷心地感謝。本書的圖片由大漢圖片庫提供，少量圖片未能及時與著作權擁有者取得聯繫，望作者見書後與出版社聯繫，以便支付國家規定標準稿酬。另外，責任編輯姚勁華先生為本書的編輯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青年作家楊府先生對全書的文字進行了潤色和修訂，在此一併致謝！
本書編委會
2006.10
2007年4月13日星期五
天朝日落
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有清一代的歷史，即使我們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國”在關外的那些歲月算在其中的話，從1644年順治帝登基至1911年宣統帝退位，也已整整268個年頭。200多年間，一個由來自長城外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強盛時期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國土與國力，成就了滿漢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國。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東擴，擴展了中華帝國的生存空間；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華的概念由此形成，中華民族後世走向復興的基礎由此而奠定。在它的歷史上，沒有外戚專權、沒有宦官亂政、沒有藩鎮割據。在這個王朝下，滿族統治者致力於同漢族的融合，滿漢逐漸融合為一體；在這個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處，共存共榮，而漢族文化始終處於核心地位。滿族文化融入中華文化的積極態度，令人稱道。然而這樣一個對大中華的形成做出過巨大貢獻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時候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從繁榮昌盛走向衰敗落後，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在它的統治時期，整個中華民族有近一個世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機。恰如李鴻章所言，清王朝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清朝覆亡的歷史既是一部中華帝國逐漸淪落的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中華各族人民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改革史和鬥爭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歷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卻有著其特殊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它時時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的覆轍。
盛世陰影
話說明朝末年，皇帝無能，朝綱不振；奸臣當道，社會荒亂；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眼見社會風暴就要來臨。而位於明王朝廣袤領土東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卻逐漸發展起來。明朝建立之初，其統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內部，漢族先進的文化日益影響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傳統的半漁獵、半遊牧的生活方式逐漸得到改變，漢族穩定的農耕經濟受到女真人的青睞。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東海。其中建州女真緊鄰漢族聚居區，受漢族文化影響尤其深遠。清王室愛新覺羅家族隸屬建州女真貴族斡朵芮氏，其祖父、父親是建州女真貴族，受明朝冊封為建州左衛的官職。清太祖努爾哈赤年輕時時常往返於女真、漢兩地，熟悉漢文化。
史書說努爾哈赤白手起家，憑其先祖遺留下來的13副鎧甲開始奮鬥。也有史書記載是努爾哈赤襲封了祖職而起家的。努爾哈赤25歲時，其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同時死於明軍攻城的炮火。在當時的建州女真中，數王杲實力最強。他曾帶兵襲遼陽，殺死明朝官員。明廷發兵俘王杲，押解北京處死。王杲死後，其子阿臺屢襲明軍。明將李成梁兵圍阿臺藏身的古勒城。阿臺的妻子與努爾哈赤是堂兄妹，覺昌安為使孫女免於戰亂，便與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入城勸說阿臺投降。不料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暗通明朝，趁亂喊道：“李太師有令，誰殺死阿臺，誰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亂，明軍趁機攻城。努爾哈赤的祖、父死於戰火。努爾哈赤悲痛欲絕，他質問明官員：“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當報。”明朝官員只有連表歉意，送還覺昌安父子遺體，又賞給努爾哈赤30匹馬，並封努爾哈赤為指揮使。努爾哈赤不敢與明朝對抗，便遷怒於尼堪外蘭。三個月後，努爾哈赤以報父仇為名，率領百餘人的隊伍，向圖倫城發起進攻。從此，拉開了統一女真各部、爭奪明朝天下的序幕。努爾哈赤經過12次大的戰役，先是統一了女真各部，繼而統一了東北全境。並於1616年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建立統一國家，號“大金國”，年號“天命”。從此，大金國與明朝爭雄天下，戰爭中屢屢打敗明軍。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極即位，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改女真為滿洲。
後金政權經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兩代60年的東征西討，創制立典，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南面的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已經趨於沒落。清軍入關，統一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軍入京後，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嚴懲明朝的皇親國戚、貪官污吏，大肆抄沒家產，充作軍餉。吳襄也在抄沒之列，當李自成得知吳襄乃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之父時，便讓吳襄寫信，勸降吳三桂。吳三桂猶豫不決，決定先帶兵入京視情況而定。在路上，碰到從北京逃出來的人，吳三桂一打聽，得知父親吳襄被抓，家產被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據為己有，不禁衝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關，令全軍將士白盔白甲，誓言為君父報仇。李自成聞報，立即親自帶領二十萬大軍往攻山海關。吳三桂連忙寫信給關外的清軍，請求清兵入關“救助”。此時清朝輔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爾袞，早有問鼎中原之志，一接來書，大喜過望。多爾袞讓吳三桂打先鋒，自己帶領十幾萬清兵埋伏起來。瞅準時機發動突然襲擊，李自成軍以疲憊之師，猝不及防遂敗下陣來。多爾袞於是帶領清兵順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權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大轉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關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圖以強權維持其對漢族的統治。一方面制定法律，強迫漢族承認滿洲禮俗、服從滿洲貴族的統治。如頒布“剃髮”令，強迫漢族剃髮結辮，而抵抗者格殺勿論，有“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之稱。用恐怖統治強迫漢族認同滿洲文化，傷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對那些被滿洲貴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漢族民眾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另一方面侵奪漢族財產。用“圈地”的形式，廣佔漢族土地，並且針對漢族富庶的江南地區展開掠奪，重點打擊漢族的豪強勢力。這些強權和恐怖的民族壓迫政策極大地傷害了漢族人的感情，也使新興的滿洲政權處境艱難。如果失去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援，滿洲政權是難以立足的。這種處境促使統治者改變統治手段，這種轉變發生在康熙皇帝時期。
康熙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時間長達61年。這一時期，清政權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亂，統一台灣；安撫蒙古、西藏，大體完成全國統一。同時，康熙注意發展社會經濟，勸課農桑，興修水利，輕徭薄賦，修復由於戰爭造成的損壞。另一方面，清廷加強籠絡漢族知識分子。開科舉，設史館，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援。因而使清政權在漢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認同，逐漸鞏固其統治。
康熙的繼任者雍正、乾隆都繼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餘年，佔了清代一半的時間；在130多年的時間裏能夠保持社會持續發展，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段時間也隱含了各種消極因素，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
清廷不僅用漢文化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同時也借漢文化清理漢族知識分子，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獄”。凡有涉及民族偏見的字眼、詞句都可能給作者帶來殺身之禍。清朝統治者對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則招撫，一則對反滿排滿思想和活動採取嚴酷的鎮壓手段，甚至濫殺無辜。康、雍、乾三朝，文禍極盛，文網如絲見於記載的文字獄案件即有百起之多。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個文人莊廷龍刻印了朱國楨編寫的《明史》，又請人增添了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東北女真族的內容，被人告發。時莊廷龍已死，康熙竟下令開棺戮屍。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被殺害72人，充軍邊塞的達幾百人。
康熙五十年（17年），又有人告發，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裏，竟然有對前明政權表示同情的文字。於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進大牢，判了死刑，並且株連無辜有200多人。雍正時期，有一次，翰林徐駿在奏章裏，錯把“陛”字寫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駿革職。在等待判決的日子裏，又有人告發，在徐駿的詩集裏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句，便牽強附會地說“清風”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駿犯了誹謗朝廷罪，立即處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題有“維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綱上線，認為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頭。遂把查嗣庭打進了監獄，判了死刑。像這樣荒唐的案例舉不勝舉，其中絕大部分文字獄，完全是牽強附會，挑剔文字過錯，一句詩、一個字惹來殺身之禍，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嚴重禁錮了知識階級的思想。清初文字獄是朝廷為了維護滿族皇權和貴族在全國的優越統治地位，而對任何反滿思想和活動的嚴厲鎮壓。他們在對一種民族偏見的抗拒中，矯枉過正，陷入了泥淖。同時又對這种先進文化產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這種潛意識又表現在鴉片戰爭之後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絕改良。“文字獄”不僅砍掉許多會思考的頭顱，也使知識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學術風氣轉向保守。
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後，在文化上不僅利用其漢文化的先進性作為統治手段，同時滿洲人也由於全面進入農耕區而改變了生活習俗，在客觀上瓦解了滿洲人原來的氏族制。滿洲人在戰爭過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開始頹廢，這種兵農合一的基層政治組織形式曾經是滿洲人馳騁戰場的強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這種文化上的保守趨勢外，龐大的國家機器已經顯示出越來越多的裂縫。乾隆在位後期，為了標榜其功績，拼湊“十全武功”裝點盛世門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虛名，浪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更加嚴重的是，吏治腐敗日趨嚴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風，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軍隊也開始腐化，武備廢弛。不論八旗還是綠營，都不勤操練，荒於武事，戰鬥力嚴重下降。長時期浸淫於“歌舞昇平”的虛假繁榮中，使統治者對朝政的每況愈下放鬆了警惕。
另外，漢族在歷史上的先進性，使滿洲對漢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漢文化之後產生了一種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滿的泥淖之中。而這時的漢文化由於政治的強勢力量而被強化為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由此形成了清廷閉關鎖國政策的文化根源，滿足於“天朝王國”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時西方世界卻發生了劃時代的巨大歷史變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經潛伏起了巨大的社會危機。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英國紡織工哈格裏夫斯發明了新式紡車珍妮紡紗機；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萊特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機；而後，美國富爾頓發明了輪船，英國史蒂芬遜發明了蒸汽機車。這種新的生產力的革命，無疑推動了西方社會突飛猛進的前進步伐，從而在全世界尋找資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發了獨立戰爭，八年後，美國獨立，並通過《人權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蘭西爆發革命，三級會議通過併發表了《人權宣言》，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這些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是人類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誕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俄國莫斯科大學建立，美國科學院成立，德國出現第一位女醫學博士。這些人類新文明的曙光勢必劃破長空照亮人類的未來。
而此時的乾隆皇帝呢，卻沉浸在中華古老文明的夕陽餘暉之中，渾然不知日之將暮，寒鴉淒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會試，各省上報80歲以上參加會試者1116人，實際參加會試並三場完竣者92人。乾隆聽報後非常高興，對這些老人大加賞賜，借興教尊老之名，極力粉飾他的太平盛世。而早在康熙時期（1684年），就已經開放了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與外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了海關，實行禁海政策，只許外商在廣州交易。康熙努力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乾隆卻視為異端邪說。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子天朝意識。當初乾隆反感儒家的“華夷有別”、“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見意識，大興文字獄，如今這些觀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華的外衣下，內部已開始腐爛了。可以說，對落後文明的抱殘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城下之盟
當中國歷史的腳步踏入19世紀時，大清國就如同一個龍鐘的老人，在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之後，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慶、道光統治時期，所謂“歌舞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業已如夢幻般消失得無影無蹤。各種社會矛盾卻像火山噴發般涌現出來，統治階級的腐化加劇，社會危機更加嚴重，清王朝的統治開始走下坡路。由所謂的盛期進入完全的衰敗期，而歐美等西方國家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入殖民擴張和殖民掠奪時代。然而，昧於世界大勢的清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卻繼續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固守著傳統的“天朝王國”。這種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態，試圖一廂情願地幻想構築起一道隔絕中外的“防線”，使中國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本來，外國人跟中國的交往主要是為了獲得與中國的貿易權，而那時的清王朝卻拒絕這種交易，並且由於在文化認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禮俗而關起了大門。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關起的大門不久就為英國的堅船利炮所轟開。18世紀中葉，英國在西方各國的對華貿易中居於首位。但是西方工業商品的“重炮”摧毀不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英國人只能用銀元從中國買到茶葉等物，自己的工業品卻銷售不出去，貿易逆差困擾著英國人。這種貿易狀況，與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需要是尖銳對立的。於是，英國侵略者就採取海盜式的強取掠奪的手段，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
鴉片走私到中國，給中國社會、清政府及廣大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禍患。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的損害，社會生產力急劇下降。鴉片一到中國，首先被文武官員們接受。這些官員吸食成癮，再也無心處理政務、軍務。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緊張的財政更加拮據，吏治更加腐敗，軍隊戰鬥力極度削弱。為了滿足其私欲，就更加瘋狂地盤剝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貧困。同時，由於鴉片的大量輸入，國內的白銀如水一樣大量外流。
罪惡的鴉片貿易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災難，以致國內要求禁煙的呼聲日益高漲。道光帝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禁煙已是舉國共識。於是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1839年林則徐抵達廣州後，整頓海防、收繳鴉片、緝拿煙販。當時，英國商人根本無視中國政府的主權。廣東民眾群情激憤，很多人來到英國使館前，要求公使義律交出逃到使館的大鴉片販子顛地，群眾以棍棒和磚石為武器，擲向英使館。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在當地群眾的支援下，終於迫使英美煙商交出鴉片0多萬公斤，從6月3日到25日，虎門海灘燃起熊熊大火，所繳鴉片全部當眾銷毀。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
收繳和銷毀鴉片的消息傳到英國，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及鴉片貿易集團立刻發出了一片戰爭喧囂。英國政府為保護一本萬利的鴉片貿易，並借機進行對外擴張，對中國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1840年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了發動侵華戰爭的決議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裝汽船、28艘運輸船、540門大炮、士兵萬人組成的“東方遠征軍”陸續到達廣東海面，對廣州實行封鎖。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戰爭取決於領導者的意志，清廷並沒有堅持強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軍隊本身戰鬥力的低下，很快就敗下陣來。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軍炮艦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稱臣，被迫與英國締結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喪權辱國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後，又被迫與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樣，西方侵略者不僅勒索了中國的鉅額賠款，強佔了香港，迫使清政府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而且還取得了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醫院、傳教自由等許多特權。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打開，政治和經濟都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從此江河日下，頓失顏色，清政權逐漸由主權獨立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日益受制於西方列強。
十幾年後，西方資產階級又為擴大與中國的商品貿易，急於打開更多的貿易口岸。於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援下聯合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軍隊再次慘敗，統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協退讓。被迫與英法美俄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以換來一時的安寧。然而，英法政府遠不滿於《天津條約》中攫取的種種特權，得寸進尺，以“換約”為名，於1859繼續北上，先後佔領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軍逼至通州。英法聯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北京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甚至焚燬了當時聞名於世的“萬園之園”——圓明園。可悲的是，無能的咸豐皇帝嚇破了膽，帶著后妃和一些親王、官員慌忙逃往熱河。
面對侵略，清政府愈發無能，國門洞開而又無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經撕開，列強便紛至遝來爭著分一杯美羹。貪婪的沙皇俄國自19世紀開始便不斷地佔領我國東北和西北的領土。它乘兩次鴉片戰爭之機，趁火打劫，先後以武力脅迫清政府與其簽訂了《璦琿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短短幾十年中侵佔了我國1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成為掠奪中國領土的“東方惡魔”。
19世紀末，世界主要列強迅速發展壯大。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起來，其資本主義又與封建經濟的殘餘及天皇制國家機構交錯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國家舞臺就帶有強烈的軍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覬覦北韓之心，並以北韓為跳板，向中國的領土擴張。在中法戰爭爆發後，日本以為有機可乘，策劃北韓親日派官員發動政變。之後，日本獲得了同中國對等的在北韓駐兵的權利。1894年，日本乘北韓爆發“東學黨起義”之機，出兵北韓。對出兵援助北韓鎮壓起義的清軍不宣而戰，發動了突然襲擊，中日“甲午之戰”正式爆發。
面對日本大規模的侵華威脅，清政府反應遲鈍，措施不力，內部統治集團“帝黨”和“後黨”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勢力強盛，權臣李鴻章認為敵強我弱，應該“避戰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強出面“調停”。他奔走於俄、英公使之間，也曾求救於德、法、美三國，但都無功而返。顯然外國侵略者無心幫助中國，而是聯合起來侵略中國。這種消極抵抗的行徑，把清軍推向被動和危險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於準備自己60壽辰的慶典，一心力保和局，茍安現狀。她在甲午戰爭期間置敵兵壓境於不顧，當京師士大夫中有人奏請“停止慶典尋常工程時”，她竟揚言“今日令我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
結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戰期間處處妥協退讓，延誤戰機，致使清廷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也全軍覆滅。未等戰爭勝敗定局前，反動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進行求和投降活動。1895年，李鴻章同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賠款割地，中國人向歷來臣服自己的東瀛島國投降！喪盡了民族尊嚴。《馬關條約》簽訂後，帝國主義列強以大量輸出資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強大量借款，從而加深了清政府對列強財政的依賴，喪失了更多的主權和權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鴉片戰爭後不斷向中國傾銷商品，逐步破壞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傳統手工業。鴉片輸入的劇增又引起了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問題。清政府為了支付軍費和賠款，加重了對百姓的搜刮，廣大人民的負擔更趨沉重。地主、官僚、貴族趁火打劫，加劇了土地的兼併。天災加於人禍，大批國人陷於失業、破產、饑餓、死亡的困境。
辛酉政變
鴉片戰爭的疾風，揭開了中國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內憂外患的時局並不能喚醒腐朽的清統治者。國勢傾頹，列強環列四周，清統治者並沒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第二年，清朝宮廷內部就發生了為爭奪清朝最高統治權的政變。咸豐皇帝於1861年8月病逝，遺詔年方六歲的兒子載淳繼位，是為同治帝。同時任命親信怡親王載恒、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讚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個權力慾望極重的人，她與恭親王奕相勾結，在1861年密謀發動了“辛酉政變”，剷除了肅順等八大臣，奪取了最高統治權。慈禧從1861年後垂簾聽政，統治中國長達48年之久，開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敗的歷史時期。辛酉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它決定了中國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運。其中最令中國人痛心的是，辛酉政變後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開始的，為什麼日本的維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為一個和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國，而中國卻失敗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變及由此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一個女人——慈禧。慈禧姓葉赫那拉氏，屬女真的葉赫部落。葉赫部落是清軍入關前，在東北被滅掉的最後一個部落。其部落首領布揚古臨死時曾憤恨地說：“即是僅剩一個女子，也是滅亡滿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訓，不準選葉赫氏女子入宮。
慈禧18歲時雖被選入皇宮，因為是葉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豐皇帝在圓明園的花叢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叢深處，嬌聲嬌氣地唱起歌來，以吸引咸豐的注意。咸豐帝見她長得標致，就封她為蘭貴人。那拉氏為人機靈，深得帝心，又被封為懿嬪，後生下皇子載淳，即後來的同治帝。咸豐帝雖然嬪妃很多，卻沒有一個生兒子的。咸豐帝馬上封那拉氏為懿妃，進而加封懿貴妃，恩寵冠絕後宮，並常和她議論國事。由於長期參與國事，那拉氏漸漸對皇權產生了極大的慾望。而恰在此時，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逃到承德避暑山莊，不久就病死了。咸豐死後，朝廷主要分為三股政治勢力：一是顧命八大臣勢力，即咸豐臨終時指定的輔助皇太子載淳治政的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勢力，就是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皇室親王集團；三是帝後勢力，也就是兩宮皇太后。從咸豐斷氣之日起，三股勢力便開始了較量。八大臣擁立載淳繼位，改年號“祺祥”。皇后鈕祜祿氏被尊為“母后皇太后”，懿貴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為“聖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簾聽政，肅順等八大臣卻不讓她干預朝政。矛盾異常尖銳，甚至在朝堂上公開爭吵。那拉氏氣得兩手發顫，指著八大臣說不出話來，連懷中的小皇帝也嚇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式表面上不露聲色，卻一反常態地對祜祿氏親熱起來。對她說：“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們處置掉，咱們就處處受制。”鈕祜祿氏說：“咱們沒有兵權，怎麼能把八大臣處置掉呢？”在徵得東宮皇太后同意後，那拉氏說：“這個不用你發愁，我已經秘密派心腹太監去請恭親王了。”
當肅順等見到恭親王出現在避暑山莊時，全都大吃一驚，他們責問恭親王奕說：“六王爺不留守京師，擅離職守，其意如何？”恭親王說：“本王爺接到兩宮皇太后懿旨，令我前來哭靈，以盡手足之情，難道有什麼不妥嗎？”奕訢第一天哭靈，第二天便要覲見兩宮太后。肅順等人竭力阻攔，但奕訢振振有詞地說：“怎麼，皇兄駕崩，皇嫂異常悲苦，我去勸慰一下，總可以吧！況民間婚喪，人倫猶在，難道皇家就不講人倫之道了嗎？”
正說話間，一太監走來叫道：“兩宮皇太后已等候恭親王多時，請六王爺即刻進見。”肅順等人只好躲在一邊，於是恭親王在行宮見了兩宮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辦法。奕訢在熱河滯留了兩天，儘量在肅順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顧命大臣。然後返回京師作部署。
奕訢回京後，又把掌握兵權的勝保拉攏過來，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圍的軍隊。佈置就緒後，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動身，護送咸豐靈柩回京。她對八大臣說：“我們兩位太后和皇上由載垣、端華等七人陪著，從小路先走。肅順帶領軍隊護送靈柩，由大路走，我們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計，就照辦了。其實，那拉氏這樣做，是為了把載垣、端華等七人和肅順分開，以便各個擊破。那拉氏一行間道急行，比肅順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親王已做好了政變的準備。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義發佈聖旨，宣佈解除八大臣的職務，將載垣、端華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衛去捉拿遠在途中的肅順。肅順護送靈柩走到密雲縣，天色已晚。他剛剛入睡，逮捕他的侍衛就闖進營帳，把他從被窩里拉出來綁了。這一年適逢舊曆辛酉年，以故叫“辛酉政變”。處置了八大臣後，那拉氏和奕訢便安排載淳登基，廢“祺祥”年號，改第二年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裝謙卑地說：宋朝有皇太后垂簾聽政先例，我不敢獨自臨朝聽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聽政吧！年號“同治”，就是我們倆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辛酉政變，表現了慈禧和奕訢的權謀智慧，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否定了“讚襄政務”大臣，而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此時，內有“太平天國”運動，外有英法聯軍的入侵，社會異常動蕩，民族危機沉重，清王朝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為了政權的穩固，在奕訢集團的主持下開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選派留學生、開礦山、修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現代化的舉措。但是，這一新政的效果卻與人們的期望大相徑庭，沒有能使中國走出困境，主要在於慈禧的阻撓。慈禧看起來具有一般女子沒有的謀略和手腕，但實際上一點也不具備治國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幾乎都化為了權術，用盡心機只是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權力。為此，她讓政治觀點相反，甚至尖銳對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牽制，內耗不斷，造成了整個國家的停滯不前。這也是同治新政不能比於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大原因。
風雨飄搖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為了支付鉅額賠款，統治階級只好把債務轉嫁到農民身上，拼命搜刮民財。廣大農民本就貧困，受盡官紳地主的壓榨，加之突如其來的債務，生活更是難以為繼。求得活路的唯一途徑，就只剩下反抗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爆發了，這就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幾次應試不第，厭倦八股考試。他目睹了鴉片戰爭前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清廷的腐敗無能，決心放棄功名，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一天，他在廣州街頭遇到了一位身穿漢裝的西方傳教士，並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傳道書《勸世良言》，這本書，從此改變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他把一桶乾淨的水澆到自己頭上，表示改頭換面，與舊世界決裂。從此狂熱布道，發展會眾。他的同學馮雲山，族弟洪仁都加入到信教的行列。他們把擺在家裏的孔孟牌位砸碎，把儒家典籍付之一炬，此舉遭到當地鄉紳的圍攻。無奈之下，他們到廣西傳教，並創立“拜上帝會”。此後，洪秀全回廣東花縣開始為期二年的著述，他把原始基督教教義與中國農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對壓迫、剝削等理想結合起來。他宣傳天下人不分貧富貴賤，都是天父的子女的宗教理念，號召人民起來造反，通過武裝鬥爭建立起“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日，洪秀全組成太平軍，領導“拜上帝會”，在廣西金田村宣佈正式起義。太平軍在攻下永安後頒行天歷，制定各種制度，其政權的雛形基本具備。1852年太平軍在永安突破了清軍重重包圍，長驅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於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個與清政府對峙十餘年的農民政權。此後，太平天國進行了北伐、西征和東征，並建立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關，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太平天國的政權也因此得到鞏固。
然而就在太平天國呈現出一派興旺繁榮的景象，形勢十分有利之時，農民階級的小農意識卻惡性膨脹起來，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益明顯。這時，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的實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統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萬歲”。1856年8月22日，楊秀清有恃無恐，竟派人將洪秀全召到東王府，盛氣淩人地以“天父”的口氣對洪秀全說：“爾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大功，何只稱九千歲？”洪秀全被迫無奈之下，封楊秀清萬歲。心裏卻對楊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韋昌輝和在丹陽的秦日綱入京誅殺楊秀清。雙方所部在天京城內展開了激戰，楊秀清所部的兩萬多人被韋昌輝消滅。翼王石達開聞訊後急從湖北趕回，責韋昌輝濫殺無辜。韋派人去殺石達開，石達開嚇得趕緊連夜逃走。直到11月，洪秀全為形勢所迫，不得不下令殺了韋昌輝和秦日綱，召石達開回京輔政。但不久，又對石達開心生猜疑，封自己的兩個無能兄長為王以牽制石達開。1857年6月，石達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帶領十多萬太平軍的精銳之師出走。從此，太平天國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精銳力量慘遭破壞。這場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劇使得太平天國元氣大傷，軍心動搖，人心渙散。軍民都發生了信仰危機，太平天國從此逐漸走向衰落。
太平天國雖然不斷地給清軍以沉重的打擊，但太平軍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成了清廷對付太平軍的主力。曾國藩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仿傚戚繼光的練兵方法，以儒生知識分子為營官，以同鄉和封建情誼作為維繫湘軍的紐帶，堅持同省同縣的地域標準，對士兵進行了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擾民、嫖、賭、抽的軍紀教育，進行技擊、槍法和陣勢的軍事訓練。以後又出現了同樣性質的李鴻章率領的“淮軍”。這兩支漢人的武裝成為太平軍的勁敵。同時，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等列強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開始正式與清廷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這使太平天國面臨著更為複雜和險惡的形勢。
1864年，天京陷落，標誌著太平天國運動的徹底失敗。這一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持續十幾年，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沉重打擊了清朝階級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迫使腐敗無能的最高統治者，不得不倡辦地方團練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其結果是中央集權勢力的縮小和地方名流勢力的擴張，間接促使地方政權相對於中央統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傳統國家統治秩序的崩潰。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和激勵下，全國各地的反清鬥爭，此起彼伏，給清廷的統治以沉重的打擊。之後，各帝國主義的列強更是步步緊逼，進一步從政治、經濟、文化上侵略中國，此時的中國真是風雨如晦，危如累卵，而中國東南地方督撫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李鴻章等則拒絕執行對帝宣戰的上諭，反倒與帝國主義加緊勾結，宣佈參加“東南互保”以維護自己統轄區的地方安全和列強在華利益，體現出晚清地方自立的傾向，清朝的中央集權的統治已分崩離析了。
救亡圖存
清統治者不甘就此沉淪，它掙扎著維新自救，結果卻徒勞無益。內憂外患的時局首先喚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識之士。他們以匡濟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機為己任，講求“經世致用”的傳統，注意研究現實問題，主張向西方學習，倡言改革，以達到強國禦辱的目的。他們睜開沉睡的眼睛，“開眼看世界”，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國圖志》一書中明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經世派”的改革呼聲並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但這種流風遺響，卻是整個晚清改革的濫觴。他們敢於議政和倡言改革的風氣對稍後崛起的洋務派人士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洋務派”是清朝統治集團中一批頗有識見之人，他們繼承“經世派”“師夷長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洋務思想。主張向西方學習，“求強”“求富”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興洋務以自救，不僅受到保守勢力的阻撓，也受到西方國家的種種扼制，洋務運動終淪為官僚資本的附庸，沒有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然，洋務運動是中國人學習西方、尋求自強的一步，對促進社會的進步仍然功不可沒。
在洋務運動蓬勃開展之時，隨著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隨之崛起。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他們中的許多人接觸過西方的學術和文化，受過較多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熏陶和影響。他們的經歷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們成為“西學”的積極傳播者。同時，他們又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具有相當堅定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識。他們已經意識到，洋務派的“師夷長技”思想只是承襲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落後問題。他們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欲使中國富強起來，必須向學習西方，對中國進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對專制統治，同西方國家進行“商戰”，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等。這裡所說的“西學”已不單指西方的器物之學，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內容。
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以資產階級維新派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這股新的社會思潮的倡導者和鼓吹者向著專制制度展開了猛烈的衝擊。他們認為只有變法維新，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國富強起來，才能挽救中國被瓜分的危機。維新變法思想的醞釀和傳播，很快形成了一種政治運動，終於在1898年發生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這次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者是康有為。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正趕上甲午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時。消息傳來，立刻引起各階層人士的憤怒和反對。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在康有為的號召下聯名上書清廷，痛陳形勢的危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等主張。這份“公車上書”雖然由於頑固派舊官僚的阻撓而沒有被送至光緒帝手中，但其內容很快傳播開來，轟動京城。維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創辦報刊、組織學會、開辦學堂，大力宣傳新思想，製造變法輿論，訓練變法人才，維新變法運動日益高漲。就在“公車上書”的第二天，會試發榜，康有為考中進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職，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維新思想。不久，康有為又用進士名義，第三次給光緒帝上書。這一次，光緒帝看到了，他讀後非常讚賞康有為的主張。光緒帝親政6年來，耳聞目睹的內政外交，皆是一本失敗的記錄。他從康有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興大清王朝的一線希望，為保大清社稷，非實行新政不可，光緒帝決心向慈禧攤牌了。
他來到頤和園樂壽堂，向慈禧跪地請安後，將公車上書的內容大致說了一遍，然後陳述了自己醞釀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並未訓斥，也未阻撓。於是光緒皇帝在維新派官僚、知識分子的策劃鼓動下，於1898年6月11日頒定《明定國是詔》，宣佈維新變法。
變法剛開始時，慈禧並不反對，她對光緒說：“變法也是要緊的，但勿違祖制，勿損滿洲權勢，方準施行。”但隨著變法的深入，觸動了一些守舊派的利益，於是反對的聲音四起。禦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彈劾光緒帝“倒行逆施“的記錄文字，又上書彈劾維新人物。光緒帝閱過奏章，怒不可遏，將其革職。皇帝的態度對守舊大臣是當頭悶棒，便轉向慈禧求助。他們聯合起來，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隸總督榮祿訴苦。
榮祿也十分明白，一旦維新派羽翼豐滿，光緒掌握實權，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過文悌散佈“皇上病重”的謠言，又串通李蓮英唆使太監到茶樓酒肆哄傳“皇上與維新派陰謀加害慈禧太后”的謠言等，這些謠言很快傳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榮祿就頻繁出現在頤和園，向慈禧報告新政的流弊以及眾大臣的意見。慈禧聽後臉色氣得發青，說：“看來這個皇帝是不能讓他當了。”慈禧太后同頑固派官僚榮祿密謀策劃，決定乘天津閱兵之機進行兵變，廢除變法。他們利用袁世凱於9月21日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於瀛臺。光緒帝壯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著蒼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長嘆：“吾不如漢獻帝也！”他從宣佈變法到變法失敗，前後只有103天，因故又稱為“百日維新”。慈禧重新走上前臺，立即下令緝拿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人物。
光緒帝在風聲鶴唳的時候,猶不忘記與他休戚與共的維新派人物。他在去瀛臺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為等維新派逃匿。康有為接到密旨後，立即從天津搭一艘英商輪船去上海，後轉香港；梁啟超接到密旨後急赴日本大使館避難，後伺機逃到日本橫濱；譚嗣同接獲密旨後視死如歸，慨然說：“各國變法，沒有不流血的。”他決心以自己的鮮血來喚醒國人。1898年9月28日，清壬殺害了譚嗣同以及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維新派人士，史稱“戊戌六君子”。
戊戌變法的失敗，把人們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來強國的最後一絲夢想徹底擊滅了。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更趨激烈，錯過了最後一次變革維新的機會，同時也喪失了選擇發展道路的機會。清廷拒絕維新，其結果只能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
辛亥革命
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迅速覺醒，展開了以推翻清王朝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
它的最早發起者和主要領導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在學生時代便非常關心國家大事。1884年中法戰爭後，嚴重的民族危機使他產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他趕赴檀香山，聯合華僑人士20餘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並於19世紀末先後發動了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在起義失敗後，他被迫流亡國外。其間，他繼續考察歐美社會，在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為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東奔西走，不遺餘力。
《辛丑條約》的訂立，使許多進步的中國人對帝國主義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反動本質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朝廷再也不寄希望了，他們出版了許多民主革命思想的報紙和刊物。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國內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革命團體。其中影響較大的團體有1903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光復會”；1904年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在長沙建立的“華興會”。另外，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劉敬安、張難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學補習所，後來又成立“日知會”，暗中從事革命活動。在革命黨人的宣傳鼓動下，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在清朝新軍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1905年，在孫中山的倡議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同盟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這個政治綱領後來被孫中山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從此，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開始武裝暴動和革命理論的宣傳。
在湖北，革命黨人組織了兩個較大的秘密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這兩個革命團體中的許多骨幹分子，都參加到清朝在湖北的新軍中去，在新軍裏面秘密傳播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並向農民進行反清革命宣傳。當時武漢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五六千人，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1911年9月24日組織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社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舉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繫，策動響應。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不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訊趕來。孫武逃匿到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書信等全被搜去。10月10日，設在武昌的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蔣翊武逃脫。清軍宣佈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單搜捕革命黨人，武昌的革命形勢危急，起義活動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眼看起義就要流產。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覺悟士兵，很快從慌亂中鎮靜下來，自行聯繫，按既定目標堅決發動了起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武昌起義爆發了。他們打死了鎮壓起義的軍官，衝往楚望臺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一舉佔領了楚望臺。其他各營的士兵和軍事學堂的學生紛紛起義，齊集楚望臺，推舉原日知會會員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士兵奮不顧身，通宵血戰，佔領了總督衙門。起義軍一夜之間佔領了武昌城，取得了起義的勝利。
11日晚和12日晨，漢陽、漢口的新軍也相繼起義，武漢三鎮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制。此後，湖北軍政府宣告成立，推舉黎元洪為都督，廢除宣統年號。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匯合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到11月初，全國大部分省份都已經宣告獨立，反動的清王朝已土崩瓦解，名存實亡了。1912年1月1日，各省代表舉行南方會議，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改西元紀年。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成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民國正式誕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長達260多年的清朝統治，從而結束了統治中國長達3000多年的專制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國的歷史，由此翻開新的一頁。掩卷之餘，不免遐思。中國歷代王朝都實行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相沿未曾改過。王朝的興起和衰亡可說是成於斯毀於斯。古語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傳統的中國始終沒有跳出這種王朝更替的泥淖。應當悲嘆？應當讚嘆？也許不該給制度太多的目光，制度始終由人來實現。滿洲人的興起和清朝的衰亡給出的注腳很有說服力了。
有清一代的歷史，即使我們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國”在關外的那些歲月算在其中的話，從1644年順治帝登基至1911年宣統帝退位，也已整整268個年頭。200多年間，一個由來自長城外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強盛時期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國土與國力，成就了滿漢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國。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東擴，擴展了中華帝國的生存空間；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華的概念由此形成，中華民族後世走向復興的基礎由此而奠定。在它的歷史上，沒有外戚專權、沒有宦官亂政、沒有藩鎮割據。在這個王朝下，滿族統治者致力於同漢族的融合，滿漢逐漸融合為一體；在這個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處，共存共榮，而漢族文化始終處於核心地位。滿族文化融入中華文化的積極態度，令人稱道。然而這樣一個對大中華的形成做出過巨大貢獻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時候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從繁榮昌盛走向衰敗落後，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在它的統治時期，整個中華民族有近一個世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機。恰如李鴻章所言，清王朝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清朝覆亡的歷史既是一部中華帝國逐漸淪落的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中華各族人民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改革史和鬥爭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歷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卻有著其特殊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它時時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的覆轍。
盛世陰影
話說明朝末年，皇帝無能，朝綱不振；奸臣當道，社會荒亂；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眼見社會風暴就要來臨。而位於明王朝廣袤領土東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卻逐漸發展起來。明朝建立之初，其統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內部，漢族先進的文化日益影響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傳統的半漁獵、半遊牧的生活方式逐漸得到改變，漢族穩定的農耕經濟受到女真人的青睞。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東海。其中建州女真緊鄰漢族聚居區，受漢族文化影響尤其深遠。清王室愛新覺羅家族隸屬建州女真貴族斡朵芮氏，其祖父、父親是建州女真貴族，受明朝冊封為建州左衛的官職。清太祖努爾哈赤年輕時時常往返於女真、漢兩地，熟悉漢文化。
史書說努爾哈赤白手起家，憑其先祖遺留下來的13副鎧甲開始奮鬥。也有史書記載是努爾哈赤襲封了祖職而起家的。努爾哈赤25歲時，其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同時死於明軍攻城的炮火。在當時的建州女真中，數王杲實力最強。他曾帶兵襲遼陽，殺死明朝官員。明廷發兵俘王杲，押解北京處死。王杲死後，其子阿臺屢襲明軍。明將李成梁兵圍阿臺藏身的古勒城。阿臺的妻子與努爾哈赤是堂兄妹，覺昌安為使孫女免於戰亂，便與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入城勸說阿臺投降。不料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暗通明朝，趁亂喊道：“李太師有令，誰殺死阿臺，誰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亂，明軍趁機攻城。努爾哈赤的祖、父死於戰火。努爾哈赤悲痛欲絕，他質問明官員：“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當報。”明朝官員只有連表歉意，送還覺昌安父子遺體，又賞給努爾哈赤30匹馬，並封努爾哈赤為指揮使。努爾哈赤不敢與明朝對抗，便遷怒於尼堪外蘭。三個月後，努爾哈赤以報父仇為名，率領百餘人的隊伍，向圖倫城發起進攻。從此，拉開了統一女真各部、爭奪明朝天下的序幕。努爾哈赤經過12次大的戰役，先是統一了女真各部，繼而統一了東北全境。並於1616年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建立統一國家，號“大金國”，年號“天命”。從此，大金國與明朝爭雄天下，戰爭中屢屢打敗明軍。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極即位，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改女真為滿洲。
後金政權經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兩代60年的東征西討，創制立典，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南面的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已經趨於沒落。清軍入關，統一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軍入京後，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嚴懲明朝的皇親國戚、貪官污吏，大肆抄沒家產，充作軍餉。吳襄也在抄沒之列，當李自成得知吳襄乃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之父時，便讓吳襄寫信，勸降吳三桂。吳三桂猶豫不決，決定先帶兵入京視情況而定。在路上，碰到從北京逃出來的人，吳三桂一打聽，得知父親吳襄被抓，家產被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據為己有，不禁衝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關，令全軍將士白盔白甲，誓言為君父報仇。李自成聞報，立即親自帶領二十萬大軍往攻山海關。吳三桂連忙寫信給關外的清軍，請求清兵入關“救助”。此時清朝輔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爾袞，早有問鼎中原之志，一接來書，大喜過望。多爾袞讓吳三桂打先鋒，自己帶領十幾萬清兵埋伏起來。瞅準時機發動突然襲擊，李自成軍以疲憊之師，猝不及防遂敗下陣來。多爾袞於是帶領清兵順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權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大轉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關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圖以強權維持其對漢族的統治。一方面制定法律，強迫漢族承認滿洲禮俗、服從滿洲貴族的統治。如頒布“剃髮”令，強迫漢族剃髮結辮，而抵抗者格殺勿論，有“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之稱。用恐怖統治強迫漢族認同滿洲文化，傷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對那些被滿洲貴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漢族民眾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另一方面侵奪漢族財產。用“圈地”的形式，廣佔漢族土地，並且針對漢族富庶的江南地區展開掠奪，重點打擊漢族的豪強勢力。這些強權和恐怖的民族壓迫政策極大地傷害了漢族人的感情，也使新興的滿洲政權處境艱難。如果失去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援，滿洲政權是難以立足的。這種處境促使統治者改變統治手段，這種轉變發生在康熙皇帝時期。
康熙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時間長達61年。這一時期，清政權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亂，統一台灣；安撫蒙古、西藏，大體完成全國統一。同時，康熙注意發展社會經濟，勸課農桑，興修水利，輕徭薄賦，修復由於戰爭造成的損壞。另一方面，清廷加強籠絡漢族知識分子。開科舉，設史館，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援。因而使清政權在漢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認同，逐漸鞏固其統治。
康熙的繼任者雍正、乾隆都繼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餘年，佔了清代一半的時間；在130多年的時間裏能夠保持社會持續發展，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段時間也隱含了各種消極因素，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
清廷不僅用漢文化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同時也借漢文化清理漢族知識分子，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獄”。凡有涉及民族偏見的字眼、詞句都可能給作者帶來殺身之禍。清朝統治者對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則招撫，一則對反滿排滿思想和活動採取嚴酷的鎮壓手段，甚至濫殺無辜。康、雍、乾三朝，文禍極盛，文網如絲見於記載的文字獄案件即有百起之多。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個文人莊廷龍刻印了朱國楨編寫的《明史》，又請人增添了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東北女真族的內容，被人告發。時莊廷龍已死，康熙竟下令開棺戮屍。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被殺害72人，充軍邊塞的達幾百人。
康熙五十年（17年），又有人告發，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裏，竟然有對前明政權表示同情的文字。於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進大牢，判了死刑，並且株連無辜有200多人。雍正時期，有一次，翰林徐駿在奏章裏，錯把“陛”字寫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駿革職。在等待判決的日子裏，又有人告發，在徐駿的詩集裏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句，便牽強附會地說“清風”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駿犯了誹謗朝廷罪，立即處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題有“維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綱上線，認為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頭。遂把查嗣庭打進了監獄，判了死刑。像這樣荒唐的案例舉不勝舉，其中絕大部分文字獄，完全是牽強附會，挑剔文字過錯，一句詩、一個字惹來殺身之禍，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嚴重禁錮了知識階級的思想。清初文字獄是朝廷為了維護滿族皇權和貴族在全國的優越統治地位，而對任何反滿思想和活動的嚴厲鎮壓。他們在對一種民族偏見的抗拒中，矯枉過正，陷入了泥淖。同時又對這种先進文化產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這種潛意識又表現在鴉片戰爭之後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絕改良。“文字獄”不僅砍掉許多會思考的頭顱，也使知識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學術風氣轉向保守。
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後，在文化上不僅利用其漢文化的先進性作為統治手段，同時滿洲人也由於全面進入農耕區而改變了生活習俗，在客觀上瓦解了滿洲人原來的氏族制。滿洲人在戰爭過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開始頹廢，這種兵農合一的基層政治組織形式曾經是滿洲人馳騁戰場的強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這種文化上的保守趨勢外，龐大的國家機器已經顯示出越來越多的裂縫。乾隆在位後期，為了標榜其功績，拼湊“十全武功”裝點盛世門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虛名，浪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更加嚴重的是，吏治腐敗日趨嚴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風，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軍隊也開始腐化，武備廢弛。不論八旗還是綠營，都不勤操練，荒於武事，戰鬥力嚴重下降。長時期浸淫於“歌舞昇平”的虛假繁榮中，使統治者對朝政的每況愈下放鬆了警惕。
另外，漢族在歷史上的先進性，使滿洲對漢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漢文化之後產生了一種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滿的泥淖之中。而這時的漢文化由於政治的強勢力量而被強化為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由此形成了清廷閉關鎖國政策的文化根源，滿足於“天朝王國”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時西方世界卻發生了劃時代的巨大歷史變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經潛伏起了巨大的社會危機。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英國紡織工哈格裏夫斯發明了新式紡車珍妮紡紗機；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萊特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機；而後，美國富爾頓發明了輪船，英國史蒂芬遜發明了蒸汽機車。這種新的生產力的革命，無疑推動了西方社會突飛猛進的前進步伐，從而在全世界尋找資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發了獨立戰爭，八年後，美國獨立，並通過《人權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蘭西爆發革命，三級會議通過併發表了《人權宣言》，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這些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是人類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誕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俄國莫斯科大學建立，美國科學院成立，德國出現第一位女醫學博士。這些人類新文明的曙光勢必劃破長空照亮人類的未來。
而此時的乾隆皇帝呢，卻沉浸在中華古老文明的夕陽餘暉之中，渾然不知日之將暮，寒鴉淒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會試，各省上報80歲以上參加會試者1116人，實際參加會試並三場完竣者92人。乾隆聽報後非常高興，對這些老人大加賞賜，借興教尊老之名，極力粉飾他的太平盛世。而早在康熙時期（1684年），就已經開放了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與外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了海關，實行禁海政策，只許外商在廣州交易。康熙努力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乾隆卻視為異端邪說。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子天朝意識。當初乾隆反感儒家的“華夷有別”、“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見意識，大興文字獄，如今這些觀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華的外衣下，內部已開始腐爛了。可以說，對落後文明的抱殘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城下之盟
當中國歷史的腳步踏入19世紀時，大清國就如同一個龍鐘的老人，在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之後，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慶、道光統治時期，所謂“歌舞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業已如夢幻般消失得無影無蹤。各種社會矛盾卻像火山噴發般涌現出來，統治階級的腐化加劇，社會危機更加嚴重，清王朝的統治開始走下坡路。由所謂的盛期進入完全的衰敗期，而歐美等西方國家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入殖民擴張和殖民掠奪時代。然而，昧於世界大勢的清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卻繼續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固守著傳統的“天朝王國”。這種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態，試圖一廂情願地幻想構築起一道隔絕中外的“防線”，使中國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本來，外國人跟中國的交往主要是為了獲得與中國的貿易權，而那時的清王朝卻拒絕這種交易，並且由於在文化認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禮俗而關起了大門。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關起的大門不久就為英國的堅船利炮所轟開。18世紀中葉，英國在西方各國的對華貿易中居於首位。但是西方工業商品的“重炮”摧毀不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英國人只能用銀元從中國買到茶葉等物，自己的工業品卻銷售不出去，貿易逆差困擾著英國人。這種貿易狀況，與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需要是尖銳對立的。於是，英國侵略者就採取海盜式的強取掠奪的手段，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
鴉片走私到中國，給中國社會、清政府及廣大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禍患。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的損害，社會生產力急劇下降。鴉片一到中國，首先被文武官員們接受。這些官員吸食成癮，再也無心處理政務、軍務。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緊張的財政更加拮據，吏治更加腐敗，軍隊戰鬥力極度削弱。為了滿足其私欲，就更加瘋狂地盤剝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貧困。同時，由於鴉片的大量輸入，國內的白銀如水一樣大量外流。
罪惡的鴉片貿易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災難，以致國內要求禁煙的呼聲日益高漲。道光帝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禁煙已是舉國共識。於是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1839年林則徐抵達廣州後，整頓海防、收繳鴉片、緝拿煙販。當時，英國商人根本無視中國政府的主權。廣東民眾群情激憤，很多人來到英國使館前，要求公使義律交出逃到使館的大鴉片販子顛地，群眾以棍棒和磚石為武器，擲向英使館。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在當地群眾的支援下，終於迫使英美煙商交出鴉片0多萬公斤，從6月3日到25日，虎門海灘燃起熊熊大火，所繳鴉片全部當眾銷毀。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
收繳和銷毀鴉片的消息傳到英國，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及鴉片貿易集團立刻發出了一片戰爭喧囂。英國政府為保護一本萬利的鴉片貿易，並借機進行對外擴張，對中國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1840年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了發動侵華戰爭的決議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裝汽船、28艘運輸船、540門大炮、士兵萬人組成的“東方遠征軍”陸續到達廣東海面，對廣州實行封鎖。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戰爭取決於領導者的意志，清廷並沒有堅持強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軍隊本身戰鬥力的低下，很快就敗下陣來。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軍炮艦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稱臣，被迫與英國締結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喪權辱國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後，又被迫與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樣，西方侵略者不僅勒索了中國的鉅額賠款，強佔了香港，迫使清政府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而且還取得了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醫院、傳教自由等許多特權。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打開，政治和經濟都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從此江河日下，頓失顏色，清政權逐漸由主權獨立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日益受制於西方列強。
十幾年後，西方資產階級又為擴大與中國的商品貿易，急於打開更多的貿易口岸。於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援下聯合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軍隊再次慘敗，統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協退讓。被迫與英法美俄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以換來一時的安寧。然而，英法政府遠不滿於《天津條約》中攫取的種種特權，得寸進尺，以“換約”為名，於1859繼續北上，先後佔領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軍逼至通州。英法聯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北京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甚至焚燬了當時聞名於世的“萬園之園”——圓明園。可悲的是，無能的咸豐皇帝嚇破了膽，帶著后妃和一些親王、官員慌忙逃往熱河。
面對侵略，清政府愈發無能，國門洞開而又無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經撕開，列強便紛至遝來爭著分一杯美羹。貪婪的沙皇俄國自19世紀開始便不斷地佔領我國東北和西北的領土。它乘兩次鴉片戰爭之機，趁火打劫，先後以武力脅迫清政府與其簽訂了《璦琿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短短幾十年中侵佔了我國1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成為掠奪中國領土的“東方惡魔”。
19世紀末，世界主要列強迅速發展壯大。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起來，其資本主義又與封建經濟的殘餘及天皇制國家機構交錯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國家舞臺就帶有強烈的軍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覬覦北韓之心，並以北韓為跳板，向中國的領土擴張。在中法戰爭爆發後，日本以為有機可乘，策劃北韓親日派官員發動政變。之後，日本獲得了同中國對等的在北韓駐兵的權利。1894年，日本乘北韓爆發“東學黨起義”之機，出兵北韓。對出兵援助北韓鎮壓起義的清軍不宣而戰，發動了突然襲擊，中日“甲午之戰”正式爆發。
面對日本大規模的侵華威脅，清政府反應遲鈍，措施不力，內部統治集團“帝黨”和“後黨”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勢力強盛，權臣李鴻章認為敵強我弱，應該“避戰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強出面“調停”。他奔走於俄、英公使之間，也曾求救於德、法、美三國，但都無功而返。顯然外國侵略者無心幫助中國，而是聯合起來侵略中國。這種消極抵抗的行徑，把清軍推向被動和危險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於準備自己60壽辰的慶典，一心力保和局，茍安現狀。她在甲午戰爭期間置敵兵壓境於不顧，當京師士大夫中有人奏請“停止慶典尋常工程時”，她竟揚言“今日令我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
結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戰期間處處妥協退讓，延誤戰機，致使清廷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也全軍覆滅。未等戰爭勝敗定局前，反動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進行求和投降活動。1895年，李鴻章同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賠款割地，中國人向歷來臣服自己的東瀛島國投降！喪盡了民族尊嚴。《馬關條約》簽訂後，帝國主義列強以大量輸出資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強大量借款，從而加深了清政府對列強財政的依賴，喪失了更多的主權和權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鴉片戰爭後不斷向中國傾銷商品，逐步破壞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傳統手工業。鴉片輸入的劇增又引起了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問題。清政府為了支付軍費和賠款，加重了對百姓的搜刮，廣大人民的負擔更趨沉重。地主、官僚、貴族趁火打劫，加劇了土地的兼併。天災加於人禍，大批國人陷於失業、破產、饑餓、死亡的困境。
辛酉政變
鴉片戰爭的疾風，揭開了中國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內憂外患的時局並不能喚醒腐朽的清統治者。國勢傾頹，列強環列四周，清統治者並沒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第二年，清朝宮廷內部就發生了為爭奪清朝最高統治權的政變。咸豐皇帝於1861年8月病逝，遺詔年方六歲的兒子載淳繼位，是為同治帝。同時任命親信怡親王載恒、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讚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個權力慾望極重的人，她與恭親王奕相勾結，在1861年密謀發動了“辛酉政變”，剷除了肅順等八大臣，奪取了最高統治權。慈禧從1861年後垂簾聽政，統治中國長達48年之久，開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敗的歷史時期。辛酉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它決定了中國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運。其中最令中國人痛心的是，辛酉政變後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開始的，為什麼日本的維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為一個和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國，而中國卻失敗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變及由此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一個女人——慈禧。慈禧姓葉赫那拉氏，屬女真的葉赫部落。葉赫部落是清軍入關前，在東北被滅掉的最後一個部落。其部落首領布揚古臨死時曾憤恨地說：“即是僅剩一個女子，也是滅亡滿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訓，不準選葉赫氏女子入宮。
慈禧18歲時雖被選入皇宮，因為是葉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豐皇帝在圓明園的花叢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叢深處，嬌聲嬌氣地唱起歌來，以吸引咸豐的注意。咸豐帝見她長得標致，就封她為蘭貴人。那拉氏為人機靈，深得帝心，又被封為懿嬪，後生下皇子載淳，即後來的同治帝。咸豐帝雖然嬪妃很多，卻沒有一個生兒子的。咸豐帝馬上封那拉氏為懿妃，進而加封懿貴妃，恩寵冠絕後宮，並常和她議論國事。由於長期參與國事，那拉氏漸漸對皇權產生了極大的慾望。而恰在此時，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逃到承德避暑山莊，不久就病死了。咸豐死後，朝廷主要分為三股政治勢力：一是顧命八大臣勢力，即咸豐臨終時指定的輔助皇太子載淳治政的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勢力，就是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皇室親王集團；三是帝後勢力，也就是兩宮皇太后。從咸豐斷氣之日起，三股勢力便開始了較量。八大臣擁立載淳繼位，改年號“祺祥”。皇后鈕祜祿氏被尊為“母后皇太后”，懿貴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為“聖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簾聽政，肅順等八大臣卻不讓她干預朝政。矛盾異常尖銳，甚至在朝堂上公開爭吵。那拉氏氣得兩手發顫，指著八大臣說不出話來，連懷中的小皇帝也嚇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式表面上不露聲色，卻一反常態地對祜祿氏親熱起來。對她說：“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們處置掉，咱們就處處受制。”鈕祜祿氏說：“咱們沒有兵權，怎麼能把八大臣處置掉呢？”在徵得東宮皇太后同意後，那拉氏說：“這個不用你發愁，我已經秘密派心腹太監去請恭親王了。”
當肅順等見到恭親王出現在避暑山莊時，全都大吃一驚，他們責問恭親王奕說：“六王爺不留守京師，擅離職守，其意如何？”恭親王說：“本王爺接到兩宮皇太后懿旨，令我前來哭靈，以盡手足之情，難道有什麼不妥嗎？”奕訢第一天哭靈，第二天便要覲見兩宮太后。肅順等人竭力阻攔，但奕訢振振有詞地說：“怎麼，皇兄駕崩，皇嫂異常悲苦，我去勸慰一下，總可以吧！況民間婚喪，人倫猶在，難道皇家就不講人倫之道了嗎？”
正說話間，一太監走來叫道：“兩宮皇太后已等候恭親王多時，請六王爺即刻進見。”肅順等人只好躲在一邊，於是恭親王在行宮見了兩宮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辦法。奕訢在熱河滯留了兩天，儘量在肅順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顧命大臣。然後返回京師作部署。
奕訢回京後，又把掌握兵權的勝保拉攏過來，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圍的軍隊。佈置就緒後，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動身，護送咸豐靈柩回京。她對八大臣說：“我們兩位太后和皇上由載垣、端華等七人陪著，從小路先走。肅順帶領軍隊護送靈柩，由大路走，我們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計，就照辦了。其實，那拉氏這樣做，是為了把載垣、端華等七人和肅順分開，以便各個擊破。那拉氏一行間道急行，比肅順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親王已做好了政變的準備。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義發佈聖旨，宣佈解除八大臣的職務，將載垣、端華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衛去捉拿遠在途中的肅順。肅順護送靈柩走到密雲縣，天色已晚。他剛剛入睡，逮捕他的侍衛就闖進營帳，把他從被窩里拉出來綁了。這一年適逢舊曆辛酉年，以故叫“辛酉政變”。處置了八大臣後，那拉氏和奕訢便安排載淳登基，廢“祺祥”年號，改第二年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裝謙卑地說：宋朝有皇太后垂簾聽政先例，我不敢獨自臨朝聽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聽政吧！年號“同治”，就是我們倆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辛酉政變，表現了慈禧和奕訢的權謀智慧，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否定了“讚襄政務”大臣，而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此時，內有“太平天國”運動，外有英法聯軍的入侵，社會異常動蕩，民族危機沉重，清王朝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為了政權的穩固，在奕訢集團的主持下開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選派留學生、開礦山、修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現代化的舉措。但是，這一新政的效果卻與人們的期望大相徑庭，沒有能使中國走出困境，主要在於慈禧的阻撓。慈禧看起來具有一般女子沒有的謀略和手腕，但實際上一點也不具備治國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幾乎都化為了權術，用盡心機只是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權力。為此，她讓政治觀點相反，甚至尖銳對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牽制，內耗不斷，造成了整個國家的停滯不前。這也是同治新政不能比於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大原因。
風雨飄搖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為了支付鉅額賠款，統治階級只好把債務轉嫁到農民身上，拼命搜刮民財。廣大農民本就貧困，受盡官紳地主的壓榨，加之突如其來的債務，生活更是難以為繼。求得活路的唯一途徑，就只剩下反抗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爆發了，這就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幾次應試不第，厭倦八股考試。他目睹了鴉片戰爭前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清廷的腐敗無能，決心放棄功名，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一天，他在廣州街頭遇到了一位身穿漢裝的西方傳教士，並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傳道書《勸世良言》，這本書，從此改變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他把一桶乾淨的水澆到自己頭上，表示改頭換面，與舊世界決裂。從此狂熱布道，發展會眾。他的同學馮雲山，族弟洪仁都加入到信教的行列。他們把擺在家裏的孔孟牌位砸碎，把儒家典籍付之一炬，此舉遭到當地鄉紳的圍攻。無奈之下，他們到廣西傳教，並創立“拜上帝會”。此後，洪秀全回廣東花縣開始為期二年的著述，他把原始基督教教義與中國農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對壓迫、剝削等理想結合起來。他宣傳天下人不分貧富貴賤，都是天父的子女的宗教理念，號召人民起來造反，通過武裝鬥爭建立起“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日，洪秀全組成太平軍，領導“拜上帝會”，在廣西金田村宣佈正式起義。太平軍在攻下永安後頒行天歷，制定各種制度，其政權的雛形基本具備。1852年太平軍在永安突破了清軍重重包圍，長驅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於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個與清政府對峙十餘年的農民政權。此後，太平天國進行了北伐、西征和東征，並建立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關，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太平天國的政權也因此得到鞏固。
然而就在太平天國呈現出一派興旺繁榮的景象，形勢十分有利之時，農民階級的小農意識卻惡性膨脹起來，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益明顯。這時，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的實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統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萬歲”。1856年8月22日，楊秀清有恃無恐，竟派人將洪秀全召到東王府，盛氣淩人地以“天父”的口氣對洪秀全說：“爾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大功，何只稱九千歲？”洪秀全被迫無奈之下，封楊秀清萬歲。心裏卻對楊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韋昌輝和在丹陽的秦日綱入京誅殺楊秀清。雙方所部在天京城內展開了激戰，楊秀清所部的兩萬多人被韋昌輝消滅。翼王石達開聞訊後急從湖北趕回，責韋昌輝濫殺無辜。韋派人去殺石達開，石達開嚇得趕緊連夜逃走。直到11月，洪秀全為形勢所迫，不得不下令殺了韋昌輝和秦日綱，召石達開回京輔政。但不久，又對石達開心生猜疑，封自己的兩個無能兄長為王以牽制石達開。1857年6月，石達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帶領十多萬太平軍的精銳之師出走。從此，太平天國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精銳力量慘遭破壞。這場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劇使得太平天國元氣大傷，軍心動搖，人心渙散。軍民都發生了信仰危機，太平天國從此逐漸走向衰落。
太平天國雖然不斷地給清軍以沉重的打擊，但太平軍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成了清廷對付太平軍的主力。曾國藩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仿傚戚繼光的練兵方法，以儒生知識分子為營官，以同鄉和封建情誼作為維繫湘軍的紐帶，堅持同省同縣的地域標準，對士兵進行了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擾民、嫖、賭、抽的軍紀教育，進行技擊、槍法和陣勢的軍事訓練。以後又出現了同樣性質的李鴻章率領的“淮軍”。這兩支漢人的武裝成為太平軍的勁敵。同時，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等列強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開始正式與清廷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這使太平天國面臨著更為複雜和險惡的形勢。
1864年，天京陷落，標誌著太平天國運動的徹底失敗。這一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持續十幾年，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沉重打擊了清朝階級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迫使腐敗無能的最高統治者，不得不倡辦地方團練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其結果是中央集權勢力的縮小和地方名流勢力的擴張，間接促使地方政權相對於中央統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傳統國家統治秩序的崩潰。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和激勵下，全國各地的反清鬥爭，此起彼伏，給清廷的統治以沉重的打擊。之後，各帝國主義的列強更是步步緊逼，進一步從政治、經濟、文化上侵略中國，此時的中國真是風雨如晦，危如累卵，而中國東南地方督撫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李鴻章等則拒絕執行對帝宣戰的上諭，反倒與帝國主義加緊勾結，宣佈參加“東南互保”以維護自己統轄區的地方安全和列強在華利益，體現出晚清地方自立的傾向，清朝的中央集權的統治已分崩離析了。
救亡圖存
清統治者不甘就此沉淪，它掙扎著維新自救，結果卻徒勞無益。內憂外患的時局首先喚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識之士。他們以匡濟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機為己任，講求“經世致用”的傳統，注意研究現實問題，主張向西方學習，倡言改革，以達到強國禦辱的目的。他們睜開沉睡的眼睛，“開眼看世界”，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國圖志》一書中明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經世派”的改革呼聲並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但這種流風遺響，卻是整個晚清改革的濫觴。他們敢於議政和倡言改革的風氣對稍後崛起的洋務派人士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洋務派”是清朝統治集團中一批頗有識見之人，他們繼承“經世派”“師夷長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洋務思想。主張向西方學習，“求強”“求富”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興洋務以自救，不僅受到保守勢力的阻撓，也受到西方國家的種種扼制，洋務運動終淪為官僚資本的附庸，沒有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當然，洋務運動是中國人學習西方、尋求自強的一步，對促進社會的進步仍然功不可沒。
在洋務運動蓬勃開展之時，隨著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隨之崛起。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他們中的許多人接觸過西方的學術和文化，受過較多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熏陶和影響。他們的經歷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們成為“西學”的積極傳播者。同時，他們又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具有相當堅定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識。他們已經意識到，洋務派的“師夷長技”思想只是承襲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落後問題。他們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欲使中國富強起來，必須向學習西方，對中國進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對專制統治，同西方國家進行“商戰”，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等。這裡所說的“西學”已不單指西方的器物之學，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內容。
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以資產階級維新派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這股新的社會思潮的倡導者和鼓吹者向著專制制度展開了猛烈的衝擊。他們認為只有變法維新，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國富強起來，才能挽救中國被瓜分的危機。維新變法思想的醞釀和傳播，很快形成了一種政治運動，終於在1898年發生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這次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者是康有為。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正趕上甲午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時。消息傳來，立刻引起各階層人士的憤怒和反對。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在康有為的號召下聯名上書清廷，痛陳形勢的危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等主張。這份“公車上書”雖然由於頑固派舊官僚的阻撓而沒有被送至光緒帝手中，但其內容很快傳播開來，轟動京城。維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創辦報刊、組織學會、開辦學堂，大力宣傳新思想，製造變法輿論，訓練變法人才，維新變法運動日益高漲。就在“公車上書”的第二天，會試發榜，康有為考中進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職，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維新思想。不久，康有為又用進士名義，第三次給光緒帝上書。這一次，光緒帝看到了，他讀後非常讚賞康有為的主張。光緒帝親政6年來，耳聞目睹的內政外交，皆是一本失敗的記錄。他從康有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興大清王朝的一線希望，為保大清社稷，非實行新政不可，光緒帝決心向慈禧攤牌了。
他來到頤和園樂壽堂，向慈禧跪地請安後，將公車上書的內容大致說了一遍，然後陳述了自己醞釀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並未訓斥，也未阻撓。於是光緒皇帝在維新派官僚、知識分子的策劃鼓動下，於1898年6月11日頒定《明定國是詔》，宣佈維新變法。
變法剛開始時，慈禧並不反對，她對光緒說：“變法也是要緊的，但勿違祖制，勿損滿洲權勢，方準施行。”但隨著變法的深入，觸動了一些守舊派的利益，於是反對的聲音四起。禦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彈劾光緒帝“倒行逆施“的記錄文字，又上書彈劾維新人物。光緒帝閱過奏章，怒不可遏，將其革職。皇帝的態度對守舊大臣是當頭悶棒，便轉向慈禧求助。他們聯合起來，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隸總督榮祿訴苦。
榮祿也十分明白，一旦維新派羽翼豐滿，光緒掌握實權，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過文悌散佈“皇上病重”的謠言，又串通李蓮英唆使太監到茶樓酒肆哄傳“皇上與維新派陰謀加害慈禧太后”的謠言等，這些謠言很快傳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榮祿就頻繁出現在頤和園，向慈禧報告新政的流弊以及眾大臣的意見。慈禧聽後臉色氣得發青，說：“看來這個皇帝是不能讓他當了。”慈禧太后同頑固派官僚榮祿密謀策劃，決定乘天津閱兵之機進行兵變，廢除變法。他們利用袁世凱於9月21日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於瀛臺。光緒帝壯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著蒼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長嘆：“吾不如漢獻帝也！”他從宣佈變法到變法失敗，前後只有103天，因故又稱為“百日維新”。慈禧重新走上前臺，立即下令緝拿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人物。
光緒帝在風聲鶴唳的時候,猶不忘記與他休戚與共的維新派人物。他在去瀛臺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為等維新派逃匿。康有為接到密旨後，立即從天津搭一艘英商輪船去上海，後轉香港；梁啟超接到密旨後急赴日本大使館避難，後伺機逃到日本橫濱；譚嗣同接獲密旨後視死如歸，慨然說：“各國變法，沒有不流血的。”他決心以自己的鮮血來喚醒國人。1898年9月28日，清壬殺害了譚嗣同以及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維新派人士，史稱“戊戌六君子”。
戊戌變法的失敗，把人們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來強國的最後一絲夢想徹底擊滅了。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更趨激烈，錯過了最後一次變革維新的機會，同時也喪失了選擇發展道路的機會。清廷拒絕維新，其結果只能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
辛亥革命
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迅速覺醒，展開了以推翻清王朝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
它的最早發起者和主要領導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在學生時代便非常關心國家大事。1884年中法戰爭後，嚴重的民族危機使他產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他趕赴檀香山，聯合華僑人士20餘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並於19世紀末先後發動了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在起義失敗後，他被迫流亡國外。其間，他繼續考察歐美社會，在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為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東奔西走，不遺餘力。
《辛丑條約》的訂立，使許多進步的中國人對帝國主義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反動本質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朝廷再也不寄希望了，他們出版了許多民主革命思想的報紙和刊物。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國內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革命團體。其中影響較大的團體有1903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光復會”；1904年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在長沙建立的“華興會”。另外，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劉敬安、張難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學補習所，後來又成立“日知會”，暗中從事革命活動。在革命黨人的宣傳鼓動下，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在清朝新軍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1905年，在孫中山的倡議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同盟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這個政治綱領後來被孫中山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從此，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開始武裝暴動和革命理論的宣傳。
在湖北，革命黨人組織了兩個較大的秘密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這兩個革命團體中的許多骨幹分子，都參加到清朝在湖北的新軍中去，在新軍裏面秘密傳播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並向農民進行反清革命宣傳。當時武漢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五六千人，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1911年9月24日組織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社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舉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繫，策動響應。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不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訊趕來。孫武逃匿到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書信等全被搜去。10月10日，設在武昌的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蔣翊武逃脫。清軍宣佈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單搜捕革命黨人，武昌的革命形勢危急，起義活動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眼看起義就要流產。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覺悟士兵，很快從慌亂中鎮靜下來，自行聯繫，按既定目標堅決發動了起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武昌起義爆發了。他們打死了鎮壓起義的軍官，衝往楚望臺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一舉佔領了楚望臺。其他各營的士兵和軍事學堂的學生紛紛起義，齊集楚望臺，推舉原日知會會員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士兵奮不顧身，通宵血戰，佔領了總督衙門。起義軍一夜之間佔領了武昌城，取得了起義的勝利。
11日晚和12日晨，漢陽、漢口的新軍也相繼起義，武漢三鎮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制。此後，湖北軍政府宣告成立，推舉黎元洪為都督，廢除宣統年號。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匯合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到11月初，全國大部分省份都已經宣告獨立，反動的清王朝已土崩瓦解，名存實亡了。1912年1月1日，各省代表舉行南方會議，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改西元紀年。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成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民國正式誕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長達260多年的清朝統治，從而結束了統治中國長達3000多年的專制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國的歷史，由此翻開新的一頁。掩卷之餘，不免遐思。中國歷代王朝都實行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相沿未曾改過。王朝的興起和衰亡可說是成於斯毀於斯。古語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傳統的中國始終沒有跳出這種王朝更替的泥淖。應當悲嘆？應當讚嘆？也許不該給制度太多的目光，制度始終由人來實現。滿洲人的興起和清朝的衰亡給出的注腳很有說服力了。
煤山孤魂
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
西元1644年3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勝門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眾簟食壺漿，夾道歡迎一支浩浩蕩蕩的義軍進城。走在隊伍前面的一位騎著高大的烏龍駒，身著藍布箭衣，頭戴白色氈笠。意氣風發，英武絕倫。他，就是出身驛卒的農民起義軍將領、推翻明朝、建立大順政權的闖王李自成。這一天陽光晴和，鳥鳴鶯啼。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紫禁城後的煤山一角陰鬱的樹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愁容慘澹，一會兒仰天長嘆，淚流滿面；一會兒拊膺頓足，以頭觸地。當第二天人們找到他時，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屍體。他已經不知何時在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身亡了。至此，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明王朝，在享國270年之後，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積重難返，在如暴風驟雨般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壽終正寢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從小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歲時，家鄉發生旱災、蝗災和瘟疫，他的父親、長兄、侄兒和母親先後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裏當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災荒缺糧而關閉，朱元璋只好帶上一個木魚和一隻瓦，外出遊方化緣。後終因走投無路，到濠州投奔到農民義軍郭子興的隊伍。由於他刻苦學習武藝，有勇有謀，顯示出很高的軍事才能，深得郭子興的讚賞，遂把養女嫁給他為妻。郭子興去世後，他逐步掌握了軍隊大權，並一步步成為最高統帥。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謀遠慮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於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貧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國，期盼朱家王朝能夠萬世長存。他改革軍政制度，集行政、軍事、司法、監察等大權於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處理政務，接見大臣，批閱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業業，一心想著如何鞏固統治。每日黃昏，他便令專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鐸，高聲叫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朱元璋嚴厲整肅吏治，認為：“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寬貸！”官吏貪贓枉法者，一概發配到邊地充軍。官吏貪污獲贓60兩以上者，處以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各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叫皮場廟。貪官在此砍下頭顱，挂到旗竿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座旁邊，以警告繼任的官員。朱元璋還借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興黨獄，除掉一批結黨營私、貪污受賄的官員們。由於採取了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敗的現象逐漸得到扭轉，“一時守法畏法”，“吏治煥然丕變矣”。
朱元璋下決心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他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小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戰爭中拋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墾成熟的就成為耕墾者的產業，如果原來的田主回來，由官府另外撥給同等數量的荒地作為補償。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設，全國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開國僅僅24年（1392年），全國耕地面積達到850餘萬頃，比北宋耕地數字最高的1021年（開禧五年）的524餘萬頃增加了300餘萬頃；政府的稅糧收入達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稅糧收入增加了近兩倍；全國人口共有10652870戶，60545812人，比《元史》所載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國最高的人口數字，增加了195萬戶，700萬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傳於江西的民謠，描述當時經濟發達、社會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朱元璋之後，雄才偉略的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朱允手裏奪得帝位，成為明帝國最有開拓性的帝王。他上臺以後，勵精圖治，開拓進取。他建立內閣，肅清吏治；他鼓勵墾田養植，發展經濟；他治理惠通河，遷都北京；他經營邊疆，派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以後，僅永樂年間共有60多個國家的國王或使臣200餘次訪問中國。中國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數也日益增多，不少人僑居海外，對南洋的開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鄭和下西洋，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為當時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國家。
明成祖為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積極開展對敵對的蒙古族政權的打擊。他六掃虜庭，五次親徵，然終未能如願，於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熾繼位，是為仁宗，年號洪熙。十個月後，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們對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業採取守成之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採取蠲免賦役、恤貧賑災、墾荒屯田、興修水利等措施，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明初70年，國勢臻於全盛，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響。這是繼西漢文景、漢武之治和唐代貞觀、開元之治之後的又一個盛世。史稱“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堪稱盛世。
萬曆衰敗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間，不斷興師動眾，大興土木。他治理吳淞江、運河和黃河，營造長陵、北京城和武當山宮觀，攻打矇古和安南，並屢次派鄭和下西洋，耗費驚人。仁、宣繼位後，政策趨於內斂保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中斷與西洋各地的聯繫，中國的帆船從此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從而退出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市場；在邊疆，採取收縮政策，無原則地息事休兵，不僅罷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對蒙古奉行單純防禦的策略，屢棄軍事重鎮；重用宦官，為明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罰，客觀上對外戚、權貴和官僚的貪殘不法起到保護和縱容的作用。宗室、勳戚、官僚恃勢弄權、兼併土地，以致百姓破產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僅九歲的明英宗繼位時，明帝國的統治危機已潛滋暗長，時隱時現。1442年（正統七年），宦官王振專權，標誌著明朝的歷史開始由前期轉入中期。各種社會矛盾便急劇惡化，相繼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變”，明前期的太平和繁榮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
自王振專權始到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去世，通常被認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這一百多年曆史的基本特徵是：大部分時間內帝王失去了勤政進取的作風，宦官擅權，高層官員爭權奪利，普通官員追求浮華的生活，政治日趨腐敗。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創制的許多社會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明王朝的統治，從嘉靖年間開始，許多官員先後提議多項經濟和政治改革。到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則把這場革新運動推向高潮。然而，由於統治階層內部複雜的權力鬥爭，以及皇權運行的專制與獨裁，改革觸動了一大批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也損害了廣大中小地主階層和農民的現實利益。張居正死後不久，即受到抄家懲處，明帝國的改革氣象隨之蕩然無存。
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十歲登基，在首輔張居正和母親慈聖皇太后的輔佐下，初期尚能勤於政事，愛惜民力，節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親政後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於酒色，以酗酒而聞名。有官員說他“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據說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宮女的頭髮，還差點將身邊兩名宦官打死。他本人並不以此為恥，還振振有辭地說，“誰人不飲酒？”活脫脫的酒鬼一個！朱翊鈞又是個好色之徒。他寵愛鄭貴妃，與之朝夕相處，貪圖春宵一刻的快樂。他在後宮多行淫亂，弄來十個小太監，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亂的勾當。為滿足永無止境的淫欲，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20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動火熱症、頭暈目眩，這是他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勤於搜刮，加劇了明末官場的腐敗。官員奏疏多被“留中”，嚴重挫傷了官員參政、議政和行政的積極性。在職官員的考課升遷時停時行，不少官位長久空缺，助長了官場上的因循拖遝之風，為各級官員貪污納賄、欺壓百姓洞開方便之門。明朝的政治環境日趨惡劣，社會矛盾加劇，農民起義、市民暴動、軍兵嘩變、民族矛盾尖銳等問題日顯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禎上臺時，明王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時，就發出了“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感慨！
崇禎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名由檢，又稱思宗或莊烈帝。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異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由檢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為萬曆帝不喜歡他的父親，即後來的光宗朱常洛，遲遲不願意立儲、出閣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後，又因為內廷權力爭鬥，即位僅僅一個月時間，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嗚乎。光宗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歲的由校倉促即位，即天啟皇帝。天啟年間，乙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控制了明朝中樞大部分的文臣武將。他們廣結朋黨，打擊異己勢力，迫害東林黨人。為了廣樹淫威，他們強化特務機關，如錦衣衛和東廠等。舉國上下，政治腐敗、官員昏庸，賄賂公行，財政枯竭。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括為能事。加之這一時期天災不斷，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燃遍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兵變接二連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檢的兄長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無子嗣可立，按兄終弟及的傳位祖制，作為熹宗惟一倖存的弟弟，他幸運地成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時的大明王朝像許多享國日久的王朝一樣，在腐敗、貪污、賄賂公行以及流民起義的內憂和外部強大的壓力下勉強支撐著。可以說，自始至終，巨大的壓力沒有片刻離開過他的肩頭。
不可否認，崇禎是一位意欲有所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禎皇帝也曾以中興為己任，力挽將傾之大廈。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剪除長期把持朝政、氣焰囂張的魏忠賢集團。最初，朱由檢表面上對魏忠賢及客氏優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賢也在試探新君，九月初，他請求辭去東廠職務、回家養病。朱由檢把他褒揚一番，“溫旨慰留”。但對地方官員請求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奏疏，卻不置可否，既不責怪，也不批准。魏忠賢只好主動上疏辭建生祠，朱由檢又把他表揚了一通，既保留了原來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賢集團穩住。朱由檢行動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與魏忠賢沆瀣一氣的客氏非常客氣地“請”出皇宮，以剪除魏忠賢的權力後盾和政治幫手。接著，朱由檢更換了內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時的親信調入宮中，把內廷控制在自己手裏。這一舉措，向人們發出了魏忠賢即將失勢的信號。原來依附於魏忠賢的一些官員開始倒戈。曾為魏忠賢賣命的禦史楊維垣首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第一幫兇崔呈秀，措詞雖不激烈，也沒有涉及到魏忠賢，但卻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矚目，人們都在關注著年輕新君的態度。朱由檢沉著應對，既不批評楊維垣，也不對崔呈秀過分指責，只是說“不得苛求”。這種態度顯然是在鼓勵官員們繼續對其進行彈劾。三天以後，楊維垣再次上書彈劾，說崔呈秀“貪淫橫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辯解，一面循例請求罷免。朱由檢先是讓他聽候處置，過幾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懲罰。幾天之後，朱由檢再以“罪狀明悉”為由，罷免了他的一切職務。
看見崔呈秀失勢，見風使舵的官員們便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抨擊最為猛烈的是江蘇海鹽貢生錢嘉徵，他數列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並帝、蔑後、弄兵、無君、無聖、克剝藩封、濫爵、民、掩邊功、通關節等。魏忠賢得知消息後找到朱由檢，他痛哭流涕，連呼冤枉。朱由校讓內侍官給他誦讀錢嘉徵的奏章，魏忠賢聽得魂飛魄散，請求辭職養病，以圖保全自己的地位與財富。朱由檢批准了他的請求，命他回家“調養身體”。此後，朱由檢迅速調整宦官的職權，命令王體乾掌管東廠印、高時明掌管司禮監司，改調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安東侯魏良棟為指揮同知，控制了內廷局勢。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朱由檢發佈告說，魏忠賢“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將他貶謫到中都鳳陽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貶至浣衣局。天啟七年11月6日，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賢自縊在阜城的一家客店裏。這一天，離熹宗去世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崇禎元年，朱由檢下令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
接著，朱由檢對依附魏忠賢集團的文武官員進行了大清洗，有的處死，有的下獄，有的罷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職等。魏忠賢閹黨集團被徹底剷除，一時朝野整肅。
回天乏術
在剷除魏忠賢閹黨勢力之後，崇禎帝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圖重振朝綱，整飭邊防，實現明朝的中興。崇禎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於明帝國積重難返，很多問題並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為並不意味著就能有所為。再加上他本人面對驚濤駭浪、內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錯誤，在治國的策略上出現了重大的決策失誤，導致最終敗亡。
他試圖嚴禁宦官干預朝政，卻重蹈覆轍。天啟7年11月，崇禎帝下令罷除了各邊鎮太監。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以防內臣與廷臣結黨營私。然而，瞬息萬變的時局，很快讓朱由檢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崇禎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檢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12月派司禮監太監沈良佐等提督九門和皇城門、李鳳翔提督京營。崇禎六年四月，派司禮監太監張其鑒、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監管糧倉。崇禎九年6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參與司法監察，十二年，命司禮監太監崔琳參與兩浙地區的鹽課及各項賦役事務。到崇禎十四年八月，他甚至親臨太學，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於太學”。宦官勢力除在崇禎即位之初短暫的受挫外，在崇禎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參與明王朝的軍政事務。宦官行使監察之權干預政事，在明代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激化了宦官與文官武將的矛盾，影響了各級官員行政的積極性。《明史》對此評價說：監軍的宦官們侵佔軍餉，握有精兵，不是用來打仗，而是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貪生怕死，往往臨陣逃脫，諸位大臣恥與為伍。
他力圖在官員隊伍中樹立正氣、打擊朋黨，卻事與願違。崇禎二年，朱由檢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復東林黨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把他們比喻為屈原、岳飛，鼓勵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與獻身精神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隨著宦官勢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後期黨爭已經成為一種病垢陋習，複雜的派系黨爭以新的面目呈現出來。崇禎一朝，官員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日甚一日。朱由檢曾慨然長嘆道：“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
他一邊破格用人，一邊濫殺將帥。明代選官取士，率重科舉，逐漸形成了“非科舉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定制。但朱由檢認為，那些自幼飽讀科舉學業的進士縱有滿腹經綸，往往與現實需要脫離太遠。他不拘於考課升遷的定例，注重實際才幹。親自從地方官中考取錄用官吏，破格選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縣、推官進入翰林院。如崇禎二年，後金兵臨城下，翰林庶吉士劉之綸上疏直言禦敵之策，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崇禎三年，僅僅職任教諭的宋一鶴，因率軍有方，先是被提升為兵部員外郎，再升為天津兵備僉事，又以平賊有功，升右僉都禦史，至巡撫湖廣。崇禎九年後，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談闊論或禦敵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陳新甲，萬曆時舉人，崇禎中因戰功升右僉都禦史，巡撫宣府，出入邊關，後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直至兵部尚書。為了網羅更多的人才，朱由檢還准許宗室子弟應試授官，重申“保舉”之制。在軍事征戰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許高級官員因戰事或組織管理軍兵的需要，發放一些臨時的任命狀，代行管理之責，然後根據札委官的表現，以決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時，朱由檢對文臣武將的要求又極為苛刻。他實行“錯一事則罷一官，丟一城則殺一將”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將地位多麼顯赫，不論是否曾經立過多大的赫赫戰功，只要出現差錯就立即處死。崇禎一朝，共誅殺總督7位、巡撫人，包括三邊總督鄭崇儉、薊遼總督袁崇煥、南畿總督熊文燦和畏罪自殺的楊嗣昌等。
面對貪風熾盛的腐敗現象，崇禎帝也曾痛下決心，整肅朝綱。崇禎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禦史等監察官們切實負起責任，認真糾察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實際上，他確實又拿不出懲治貪污的有效辦法，百官仍然肆無忌憚地貪污納賄。李自成進北京時，農民軍實行追贓助餉的政策，動用嚴法酷刑，數以千萬計的銀兩從皇親國戚和貪官肥將的嘴裏吐了出來，亦可見明末官員貪污數量之龐大。
崇禎帝反對空談，倡導經世濟民之學。他對科學技術——特別是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認為西學可用以拯救時弊，強兵救國。因此，他不僅自己了解、學習，還鼓勵大臣們學習傳播。徐光啟、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學習西學的佼佼者。崇禎帝對西方天主教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吸收一些傳教士為朝廷服務。這些舉措，雖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卻也促進了明末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繁榮，算是辦了一件好事。儘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於大明帝國經過200多年的運行，政治腐敗、經濟衰微、軍事羸弱，已積重難返。加上崇禎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無力回天。在農民義軍和滿清貴族的雙重打擊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行駛在黑風惡浪的航道上，只能漸漸沉淪下去。
鐵騎入關
長城，明人稱之為“邊墻”，主要是為防備蒙古族內侵而修築的。但大明的皇帝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屢次破墻入關，進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雖然是少數民族，卻不是重點防範的蒙古族，而是疏於防範的女真人，即稍後的滿洲人。英宗正統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東北的直接管轄機構——奴爾幹都司，除在遼東地區直接派駐漢軍鎮守外，東北其他地區主要委派本地少數民族首領代為管理。到萬曆年間，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建州女真部逐步發展強大起來。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政權，公開與明朝為敵，開始了統一東北、稱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調了大批精兵強將十餘萬，企圖消滅後金軍，卻在薩爾滸一戰大敗而歸。遼東戰事日益凸顯，成為朝野重點關注的問題。天啟年間，努爾哈赤及其兒子皇太極基本上完成了對東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北韓，迫使蒙古族各部歸順女真族。
明朝對後金的來犯採取禦守為主的策略。天啟六年（1626年），鎮守寧遠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以少勝多，擊退了來勢洶洶的後金軍隊，努爾哈赤身負重傷，不久即病死於瀋陽。袁崇煥乘機加固城防，並在隨後的戰爭中打退了皇太極的進攻，使一向頹廢的明王朝精神為之一振。朱由檢即位後，便把復興遼東的希望寄託在袁崇煥的身上，提升他為兵部尚書、右都督史總督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執掌遼東的軍事大權。崇禎帝問袁崇煥：“遼東軍兵受到侵擾已經十年有餘，不知愛卿有何退兵復遼良策？”袁崇煥說：“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援下，五年之內，整個遼東全境定可收復！”朱由檢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復遼東，無論是物質、還是名譽獎勵，我都毫不吝惜。”給事中許譽卿聽了袁崇煥的海口，心存疑惑，問他：“五年收復遼東，您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煥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對遼東戰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諾五年復遼，其實就是為了安慰安慰他罷了。”許譽卿聽後，大驚失色。袁崇煥的輕率與朱由檢的急迫心理，給後來袁崇煥悲劇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春風得意的袁崇煥回到遼東，自然也不敢掉以輕心，凡經略事皆雷厲風行。他加強兵備、整飭邊防。為統一軍權，他設計誅殺了擁兵自重的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此舉遭到許多大臣的非議，也使朱由檢對他產生了猜疑和不滿。後金方面，皇太極汲取了此前慘敗的教訓，在“議和”的幌子下，加緊兵力的調整和部署。於崇禎二年11月一舉攻下遵化，威逼京師。袁崇煥進行了有效的人員調動和果斷的佈置，率師回防京師，解除了險情。皇太極深感不除袁崇煥，就無法將反明大業推向深入，遂決定設計把他除掉。皇太極在率軍圍困京師的時候，曾俘虜了兩個太監，一個叫楊春，一個叫王成德。設下拙劣的反間計，再將他們放跑。兩個太監逃回宮裏，向朱由檢報告說：“皇太極的軍隊之所以能成功入關直逼京師，是袁宗煥放縱所致，後來皇太極主動撤回關內，也是與袁崇煥密謀的欲擒故縱之計，而此前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也是為了削弱明軍在遼東的防禦能力。袁崇煥已經向後金投降了！” 崇禎帝竟信以為真，非常震驚，他思前想後，於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煥，並處以磔刑，製造了明末親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獄。崇禎帝自毀長城，無疑使士庶寒心，軍心離散，離亡國也就不遠了。鎮守遼東的一大批將領多心存疑慮，結命自保，無心死力禦敵；或在後金的威逼利誘下，舉城投降。後金鐵騎繼崇禎二年入關後，分別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繼突破長城邊塞，進入京畿甚至更遠的山東地區，兵鋒所向，如入無人之境，大肆燒殺搶掠。明軍畏之如虎，只敢在後面遠遠地追擊。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改後金國號為清，改女真為滿洲，加緊了消滅明王朝的步伐。崇禎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關內滯留5個月，縱橫兩千餘裏，歷經57戰，攻陷城池70餘座。
崇禎十二年10月，朱由檢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禦史總督薊遼軍務，期望憑籍洪承疇之力能加強對遼東的防禦、“滅寇雪恥”。崇禎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圍困錦州城，洪承疇分析了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情況的優劣，主張“守而兼戰”、“且戰且守”，以穩紮穩打的方式去援救錦州守將祖大壽及其部屬。但兵部尚書陳新甲卻唆使崇禎帝下密詔，催促洪承疇急速出兵、速戰速決。雙方展開了殊死搏鬥，傷亡慘重。明軍一度在乳峰山爭奪戰中屢敗清軍，爭取到戰爭的主動權，致使皇太極“憂憤嘔血”。但是明軍的短暫勝利，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朝廷的錯誤決策所帶來的被動局面。清軍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將主力推進到塔山、杏山之間，將明軍團團圍困在松山，切斷了明軍與後方的聯繫，使之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明軍堅守長達八個月之久，仍然見不到援軍。1642年初，彈盡糧絕的明軍人心大散，松山副將決定投降，引清軍入城，洪承疇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關外的八處鎮守據點被清兵奪走大半，寧錦防線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
無計可施、無兵可用的崇禎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軍議和，但清軍提出的苛刻條件徹底打碎了他的美夢。更讓他無法容忍的是，礙於體統與臉面進行的秘密和談，竟然被洩露出去。惱羞成怒的崇禎帝殺掉陳新甲以挽回顏面。談判既已無果而終，清軍又屢屢內侵，肆意深入內地劫掠財物，歷時長達7個月，俘獲人口近37萬，牲畜32萬頭，金銀珠寶無算。崇禎帝與廷臣相顧無語，他所能做的就是繼續追究戰敗者的“責任”，包括總督趙光卞、範志完，還有巡撫、總兵、副將等多人都被斬首。
崇禎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極暴病而亡，清最高統治者內部因爭奪皇位，暫時停止了對明朝的進攻。而此時，農民起義軍的烽火已經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並一步步進逼北京。清朝當國的多爾袞在一批漢族降官的建議下採取了靜觀其變、伺機而動的策略，為入主中原作最後的準備。
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個中國都爆發了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
萬曆末年至天啟年間的五六年間，陜西地區幾乎無年不災，災害類型包括旱、蝗、風、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禎初年，陜西延安地區連續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採食山間蓬草，稍後剝食樹皮，最後只能吃山間一種名叫“青葉”的石頭，不數日便腹脹而死。每天都有兒童餓死，每天都有兒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數個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數百，許多大坑都被塞得滿滿的。此情此景，官府不僅不予以賑災蠲免，反而束於功令，賦稅之外又加“遼餉”，地方官趁機勒逼，嚴加催科。百姓“轉相逃則轉相為盜”、“安得不相率而為盜者乎”？萬曆末年，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繪《饑民圖》伏闕上疏，其序略雲：“見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豬狗，不少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崇禎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間，河南連年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殘，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禎九年以後，山西保德州幾乎無歲不荒，“至十三年，鬥米八錢，人相食，盜賊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導致更多的自然災害，如蝗災和鼠疫的爆發。蝗災最初出現在陜西的渭河兩岸，然後陸續向關中、河南、淮河、長江一帶發展。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除江漢平原一帶災害較輕外，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個華北平原成為蝗災的重災區。鼠疫也流行開來。崇禎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興縣出現，“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此後，鼠疫迅速從北向南漫延。北直隸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河南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甚至出現了“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的悲劇情形。
由於旱、蝗、鼠疫等自然災害的交相出現，百姓死亡甚眾。據估計，萬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區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達700萬人之多。而崇禎年間北直隸的疫區內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禎初年的1095萬人下降至730萬人；山西人口由崇禎三年的1024萬降至620萬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餘萬人。陜西、山東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數百萬以上。倖存下來的災民為求生存，初則三五成群，後則數十百千人聚結一起，組成了一股股“盜賊”、“土寇”、“流民”或“流賊”等。他們如涓涓細流，逐漸匯成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組合成為一支又一支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成為滅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災既已發生，人禍也接踵而來。地方官員們擔心本地出現民變會影響到自己的政績和升遷，不如實上報，盡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不顧百姓死活，不去設法救濟安置，反而繼續催逼稅賦錢糧，追索歷年積欠，引發百姓更大規模的逃亡。由於明政府規定：一戶逃稅，同裏甲的農戶要受到連累、代納逃戶的賦役，如此只會引起百姓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陜西“流賊”作亂的奏報越來越多，言辭越來越激烈，原陜西三邊總督服毒自殺。崇禎帝任命左副都禦史楊鶴為陜西三邊總督，負責陜西等西北地區的“剿匪”事務。然而，朱由檢在“剿”和“撫”的態度問題上卻舉棋不定，他的基本態度是“息事寧人”，只要能把叛亂平息下去，就萬事大吉。楊鶴說，招撫賑濟和解決農民複業最為緊要。他認為：只有解決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才有可能徹底平息動亂；如果一味鎮壓，雖可以彈壓一時，卻無法恢復社會生產，參加起義的農民只會更多，後患更加嚴重。聽了楊鶴頭頭是道的招撫言論，崇禎帝同意了招撫計劃，並派禦史吳帶帑銀十萬兩到陜西放賑，“招撫流盜”。招撫工作最終失敗。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明政府在當時條件下無法解決農民生存的根本問題，發放的少許賑恤銀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時又拿不出更多的錢糧解救饑民。為了生存，饑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禎四年的招撫既已失敗，崇禎帝轉而使用剿殺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綏巡撫洪承疇任陜西三邊總督，全力鎮壓在山西和陜西的農民軍。洪承疇有謀有勇，對陜西軍民情況頗為熟悉，他率領陜西、甘肅、寧夏等地兵馬，四面出擊。到崇禎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陜西境內的幾支比較強大的義軍均被鎮壓下去。剩餘的農民軍採用了更為靈活的遊擊戰術，千里躍進，聲東擊西，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農民軍突入防守空虛的明中都鳳陽城，縱火焚燬了朱元璋的“龍興之地”，皇陵享殿、龍興寺等都盡數被焚，義軍還打出了“古元真龍皇帝”的大旗來歡慶勝利。
農民軍的勝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極度震驚，崇禎帝身著素色布袍，親自到太廟告祭祖宗之靈，下罪己之詔。同時，展開了對農民軍更大規模的鎮壓，崇禎帝籌措白銀百萬兩充作軍費，調洪承疇的陜西兵出關，與中原各省的軍兵會合，限期六個月消滅農民軍。為配合行動，崇禎帝又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統籌全國軍務。楊嗣昌認為，“安內方可攘外”，主張先全力剿滅農民軍，再全力對付關外的滿清貴族。為此，他提出了鎮壓農民軍的“四正六隅十張網”的軍事部署。具體而言，就是以陜西、河南、陜西和鳳陽等四個農民軍活動主要區域為“四正”，責成地方巡撫專責防守，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等六個地區為“六隅”，設六個巡撫，以防止起義軍進入各自的管轄地區，必要時參加聯合協剿。“四正”和“六隅”結成“十張網”，猶如佈下的天羅地網，企圖一舉全殲農民軍。為配合這一宏大計劃，他提出增兵增餉建議，加派“剿餉”，計280餘萬兩。此舉無異於飲鴆止渴，雖然楊嗣昌的剿殺計劃在短時間內確實發揮了“強心劑”的作用，農民軍嚴重受挫，一部分軍隊在高壓之下主動投降明軍。李自成軍隊的人數銳減，生存極其困難，而張獻忠、羅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撫”。然而，複雜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尖銳，大批災民補充到農民軍隊伍裏去。他們英勇無畏，抱著赴死的決心，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了。崇禎十四年新年剛過，李自成義軍就攻克了洛陽、殺死福王。將沒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糧食與錢物分給貧困的百姓，並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受到饑民的熱烈歡迎。此後的一段時間，李自成農民軍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開封，轉戰於河南各地，基本消滅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與此同時，張獻忠也在湖廣谷城重舉義旗，轉戰豫皖，進軍湖廣、江西等地，在崇禎十六年五月佔領武昌後，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權。
面對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無策，崇禎帝內心早已方寸大亂，眾大臣也深知現在的農民軍已經難以消滅，沒有人願意擔當統帥三軍的重任。大家猶如熱鍋上的螞蟻，難度時艱。兵部尚書楊嗣昌畏罪自殺，明朝再無“中興大將”可用。崇禎帝哀嘆說，“嗣昌死後，再也沒有堪任的督師了”。崇禎十六年，崇禎帝欽點吳督師，前去鎮壓農民軍，吳卻提出種種苛刻的條件。崇禎帝大怒，下令將吳充軍，改由孫傳庭督師。孫傳庭率領明王朝僅有的兵軍進入陜西，旋即被李自成消滅。此後，崇禎手裏基本上沒有可以調動的軍隊了。
隨著李自成農民軍隊伍的日益壯大，其革命目標也日漸明確。崇禎十五年冬，他們開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為建立對全國的統治做準備。崇禎十六年初，起義軍在攻下襄陽後，改名為襄京，建立中央機構，並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接著，李自成開始部署進攻北京的計劃。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軍所向披靡，幾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順軍抵達居庸關。17日，東路軍抵達京郊高碑店，西路軍抵達西直門外。北京城裏只剩下五、六萬羸弱不堪的軍兵和數千太監“凈軍”，他們也無心戀戰，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時分，農民軍發起了攻打彰義門、西直門的總攻。18日，農民軍提出如果崇禎帝“遜位”，可以保他一條活命。崇禎帝企圖通過談判拖延時間，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來，農民將領看穿了他的意圖，於當天深夜發動總攻。崇禎帝慌亂中安排三個兒子喬裝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樣子，希望他們混出京城，去聯絡南方明朝官軍，捲土重來。絕望中的他回到後宮，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過來，讓宦官給他倒酒，一口氣喝了幾十杯，猛地揮劍砍向袁妃，將她刺死。周皇后轉身回到宮內，自縊身亡。然後，他提劍四顧，歇斯底里地在後宮四處奔走，看到了長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憤地說：“你為什麼要生在我的家裏？”揮劍就刺。長平公平下意識揮臂遮擋，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著，他又刺傷或刺殺了幾個小宮女和嬪妃。最後，他發瘋似地親自到前殿敲鐘，企圖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對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準備，無人前來。19日淩晨，太監王相堯在宣德門投降，劉宗敏率領農民軍浩浩蕩蕩由此開進北京城。在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在朝陽門的朱純臣相繼打開城門投降，農民軍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徹底絕望的朱由檢，與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萬壽皇亭，赤足輕衣，自縊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寫著：“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真是可悲可嘆！一天后，人們在煤山一角發現了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屍體，早已變得又冷又僵。農民軍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宮廷，停在東華門外示眾。4月初，又派人將他的屍體草草掩埋於昌平縣的田貴妃墓中，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滅亡，對於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而言，是一場悲劇。崇禎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國多災多難的17年。此時的明朝內憂外患嚴重，如風中之燭，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而又不得不開闢了兩個戰場，同時與農民軍和清軍作戰。依據明朝當時的實際情況，幾無成功的可能。與後金爭鋒，兵餉不足，只能加緊勒逼民眾，民眾愈加不滿，反抗愈烈。事實上，明王朝的崩潰就是國內矛盾完全激化的結果。試想，一個巨人，當他的內部只剩下空架子時，外部即使輕輕地吹來一陣微風，也會讓他轟然倒地。而崇禎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淺、剛愎自用、心胸狹窄、貪財如命。他功利性過強、馭臣無術，最後只落個無將無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潰。崇禎帝在歷史上，是一個存在頗多爭議的帝王。他誅殺閹黨、整理朝綱，氣象為之一新，卻又惟內臣是信、肆意殺戮文武將官，最後直落個孤家寡人的悲慘結局；面對烽煙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殫精竭慮，調兵遣將，用盡渾身解數，仍無法扶正將傾之大廈；面對空饋的國庫，他肆意加派，搜括糧錢，仍然無法支付官軍俸祿。他又是一個生活節儉的“守財奴”，寧喪江山，不願捨棄內帑貲財。作為喪國之君，他自知無顏面對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絕於世，其死亡之悲壯，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後的200年間，他一直倍受人們的憐憫。
明朝的滅亡、清朝的建立，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國王朝數次更替中之一環。但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此時已處於傳統社會的末世，中國在世界上由先進轉為落後大致發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這300年間。清軍入關時的口號是“為崇禎帝復仇”和“吊民伐罪”，入關之初也採取了安撫社會的積極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統治者卻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謂“以夷變華”的五大惡政，並製造“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慘絕人寰的暴行。清朝的專制與歧視政策帶來社會經濟的極大混亂，也引起了全國性的“反清復明”的巨大浪潮。同時，清朝繼承了明朝初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對晚明出現的“近代化”思想實行嚴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閉性、反動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謂的“文治達到了極盛”時，思想禁錮也發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國六、七十年後，才迎來了所謂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100多年裏，同西方社會發展水準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5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的是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嘆！
西元1644年3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勝門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眾簟食壺漿，夾道歡迎一支浩浩蕩蕩的義軍進城。走在隊伍前面的一位騎著高大的烏龍駒，身著藍布箭衣，頭戴白色氈笠。意氣風發，英武絕倫。他，就是出身驛卒的農民起義軍將領、推翻明朝、建立大順政權的闖王李自成。這一天陽光晴和，鳥鳴鶯啼。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紫禁城後的煤山一角陰鬱的樹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愁容慘澹，一會兒仰天長嘆，淚流滿面；一會兒拊膺頓足，以頭觸地。當第二天人們找到他時，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屍體。他已經不知何時在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身亡了。至此，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明王朝，在享國270年之後，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積重難返，在如暴風驟雨般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壽終正寢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從小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歲時，家鄉發生旱災、蝗災和瘟疫，他的父親、長兄、侄兒和母親先後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裏當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災荒缺糧而關閉，朱元璋只好帶上一個木魚和一隻瓦，外出遊方化緣。後終因走投無路，到濠州投奔到農民義軍郭子興的隊伍。由於他刻苦學習武藝，有勇有謀，顯示出很高的軍事才能，深得郭子興的讚賞，遂把養女嫁給他為妻。郭子興去世後，他逐步掌握了軍隊大權，並一步步成為最高統帥。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謀遠慮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於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貧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國，期盼朱家王朝能夠萬世長存。他改革軍政制度，集行政、軍事、司法、監察等大權於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處理政務，接見大臣，批閱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業業，一心想著如何鞏固統治。每日黃昏，他便令專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鐸，高聲叫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朱元璋嚴厲整肅吏治，認為：“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寬貸！”官吏貪贓枉法者，一概發配到邊地充軍。官吏貪污獲贓60兩以上者，處以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各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叫皮場廟。貪官在此砍下頭顱，挂到旗竿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座旁邊，以警告繼任的官員。朱元璋還借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興黨獄，除掉一批結黨營私、貪污受賄的官員們。由於採取了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敗的現象逐漸得到扭轉，“一時守法畏法”，“吏治煥然丕變矣”。
朱元璋下決心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他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小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戰爭中拋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墾成熟的就成為耕墾者的產業，如果原來的田主回來，由官府另外撥給同等數量的荒地作為補償。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設，全國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開國僅僅24年（1392年），全國耕地面積達到850餘萬頃，比北宋耕地數字最高的1021年（開禧五年）的524餘萬頃增加了300餘萬頃；政府的稅糧收入達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稅糧收入增加了近兩倍；全國人口共有10652870戶，60545812人，比《元史》所載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國最高的人口數字，增加了195萬戶，700萬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傳於江西的民謠，描述當時經濟發達、社會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朱元璋之後，雄才偉略的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朱允手裏奪得帝位，成為明帝國最有開拓性的帝王。他上臺以後，勵精圖治，開拓進取。他建立內閣，肅清吏治；他鼓勵墾田養植，發展經濟；他治理惠通河，遷都北京；他經營邊疆，派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以後，僅永樂年間共有60多個國家的國王或使臣200餘次訪問中國。中國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數也日益增多，不少人僑居海外，對南洋的開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鄭和下西洋，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為當時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國家。
明成祖為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積極開展對敵對的蒙古族政權的打擊。他六掃虜庭，五次親徵，然終未能如願，於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熾繼位，是為仁宗，年號洪熙。十個月後，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們對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業採取守成之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採取蠲免賦役、恤貧賑災、墾荒屯田、興修水利等措施，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明初70年，國勢臻於全盛，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響。這是繼西漢文景、漢武之治和唐代貞觀、開元之治之後的又一個盛世。史稱“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堪稱盛世。
萬曆衰敗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間，不斷興師動眾，大興土木。他治理吳淞江、運河和黃河，營造長陵、北京城和武當山宮觀，攻打矇古和安南，並屢次派鄭和下西洋，耗費驚人。仁、宣繼位後，政策趨於內斂保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中斷與西洋各地的聯繫，中國的帆船從此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從而退出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市場；在邊疆，採取收縮政策，無原則地息事休兵，不僅罷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對蒙古奉行單純防禦的策略，屢棄軍事重鎮；重用宦官，為明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罰，客觀上對外戚、權貴和官僚的貪殘不法起到保護和縱容的作用。宗室、勳戚、官僚恃勢弄權、兼併土地，以致百姓破產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僅九歲的明英宗繼位時，明帝國的統治危機已潛滋暗長，時隱時現。1442年（正統七年），宦官王振專權，標誌著明朝的歷史開始由前期轉入中期。各種社會矛盾便急劇惡化，相繼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變”，明前期的太平和繁榮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
自王振專權始到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去世，通常被認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這一百多年曆史的基本特徵是：大部分時間內帝王失去了勤政進取的作風，宦官擅權，高層官員爭權奪利，普通官員追求浮華的生活，政治日趨腐敗。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創制的許多社會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明王朝的統治，從嘉靖年間開始，許多官員先後提議多項經濟和政治改革。到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則把這場革新運動推向高潮。然而，由於統治階層內部複雜的權力鬥爭，以及皇權運行的專制與獨裁，改革觸動了一大批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也損害了廣大中小地主階層和農民的現實利益。張居正死後不久，即受到抄家懲處，明帝國的改革氣象隨之蕩然無存。
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十歲登基，在首輔張居正和母親慈聖皇太后的輔佐下，初期尚能勤於政事，愛惜民力，節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親政後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於酒色，以酗酒而聞名。有官員說他“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據說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宮女的頭髮，還差點將身邊兩名宦官打死。他本人並不以此為恥，還振振有辭地說，“誰人不飲酒？”活脫脫的酒鬼一個！朱翊鈞又是個好色之徒。他寵愛鄭貴妃，與之朝夕相處，貪圖春宵一刻的快樂。他在後宮多行淫亂，弄來十個小太監，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亂的勾當。為滿足永無止境的淫欲，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20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動火熱症、頭暈目眩，這是他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勤於搜刮，加劇了明末官場的腐敗。官員奏疏多被“留中”，嚴重挫傷了官員參政、議政和行政的積極性。在職官員的考課升遷時停時行，不少官位長久空缺，助長了官場上的因循拖遝之風，為各級官員貪污納賄、欺壓百姓洞開方便之門。明朝的政治環境日趨惡劣，社會矛盾加劇，農民起義、市民暴動、軍兵嘩變、民族矛盾尖銳等問題日顯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禎上臺時，明王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時，就發出了“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感慨！
崇禎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名由檢，又稱思宗或莊烈帝。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異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由檢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為萬曆帝不喜歡他的父親，即後來的光宗朱常洛，遲遲不願意立儲、出閣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後，又因為內廷權力爭鬥，即位僅僅一個月時間，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嗚乎。光宗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歲的由校倉促即位，即天啟皇帝。天啟年間，乙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控制了明朝中樞大部分的文臣武將。他們廣結朋黨，打擊異己勢力，迫害東林黨人。為了廣樹淫威，他們強化特務機關，如錦衣衛和東廠等。舉國上下，政治腐敗、官員昏庸，賄賂公行，財政枯竭。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括為能事。加之這一時期天災不斷，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燃遍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兵變接二連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檢的兄長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無子嗣可立，按兄終弟及的傳位祖制，作為熹宗惟一倖存的弟弟，他幸運地成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時的大明王朝像許多享國日久的王朝一樣，在腐敗、貪污、賄賂公行以及流民起義的內憂和外部強大的壓力下勉強支撐著。可以說，自始至終，巨大的壓力沒有片刻離開過他的肩頭。
不可否認，崇禎是一位意欲有所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禎皇帝也曾以中興為己任，力挽將傾之大廈。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剪除長期把持朝政、氣焰囂張的魏忠賢集團。最初，朱由檢表面上對魏忠賢及客氏優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賢也在試探新君，九月初，他請求辭去東廠職務、回家養病。朱由檢把他褒揚一番，“溫旨慰留”。但對地方官員請求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奏疏，卻不置可否，既不責怪，也不批准。魏忠賢只好主動上疏辭建生祠，朱由檢又把他表揚了一通，既保留了原來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賢集團穩住。朱由檢行動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與魏忠賢沆瀣一氣的客氏非常客氣地“請”出皇宮，以剪除魏忠賢的權力後盾和政治幫手。接著，朱由檢更換了內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時的親信調入宮中，把內廷控制在自己手裏。這一舉措，向人們發出了魏忠賢即將失勢的信號。原來依附於魏忠賢的一些官員開始倒戈。曾為魏忠賢賣命的禦史楊維垣首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第一幫兇崔呈秀，措詞雖不激烈，也沒有涉及到魏忠賢，但卻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矚目，人們都在關注著年輕新君的態度。朱由檢沉著應對，既不批評楊維垣，也不對崔呈秀過分指責，只是說“不得苛求”。這種態度顯然是在鼓勵官員們繼續對其進行彈劾。三天以後，楊維垣再次上書彈劾，說崔呈秀“貪淫橫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辯解，一面循例請求罷免。朱由檢先是讓他聽候處置，過幾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懲罰。幾天之後，朱由檢再以“罪狀明悉”為由，罷免了他的一切職務。
看見崔呈秀失勢，見風使舵的官員們便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抨擊最為猛烈的是江蘇海鹽貢生錢嘉徵，他數列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並帝、蔑後、弄兵、無君、無聖、克剝藩封、濫爵、民、掩邊功、通關節等。魏忠賢得知消息後找到朱由檢，他痛哭流涕，連呼冤枉。朱由校讓內侍官給他誦讀錢嘉徵的奏章，魏忠賢聽得魂飛魄散，請求辭職養病，以圖保全自己的地位與財富。朱由檢批准了他的請求，命他回家“調養身體”。此後，朱由檢迅速調整宦官的職權，命令王體乾掌管東廠印、高時明掌管司禮監司，改調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安東侯魏良棟為指揮同知，控制了內廷局勢。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朱由檢發佈告說，魏忠賢“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將他貶謫到中都鳳陽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貶至浣衣局。天啟七年11月6日，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賢自縊在阜城的一家客店裏。這一天，離熹宗去世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崇禎元年，朱由檢下令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
接著，朱由檢對依附魏忠賢集團的文武官員進行了大清洗，有的處死，有的下獄，有的罷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職等。魏忠賢閹黨集團被徹底剷除，一時朝野整肅。
回天乏術
在剷除魏忠賢閹黨勢力之後，崇禎帝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圖重振朝綱，整飭邊防，實現明朝的中興。崇禎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於明帝國積重難返，很多問題並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為並不意味著就能有所為。再加上他本人面對驚濤駭浪、內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錯誤，在治國的策略上出現了重大的決策失誤，導致最終敗亡。
他試圖嚴禁宦官干預朝政，卻重蹈覆轍。天啟7年11月，崇禎帝下令罷除了各邊鎮太監。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以防內臣與廷臣結黨營私。然而，瞬息萬變的時局，很快讓朱由檢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崇禎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檢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12月派司禮監太監沈良佐等提督九門和皇城門、李鳳翔提督京營。崇禎六年四月，派司禮監太監張其鑒、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監管糧倉。崇禎九年6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參與司法監察，十二年，命司禮監太監崔琳參與兩浙地區的鹽課及各項賦役事務。到崇禎十四年八月，他甚至親臨太學，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於太學”。宦官勢力除在崇禎即位之初短暫的受挫外，在崇禎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參與明王朝的軍政事務。宦官行使監察之權干預政事，在明代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激化了宦官與文官武將的矛盾，影響了各級官員行政的積極性。《明史》對此評價說：監軍的宦官們侵佔軍餉，握有精兵，不是用來打仗，而是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貪生怕死，往往臨陣逃脫，諸位大臣恥與為伍。
他力圖在官員隊伍中樹立正氣、打擊朋黨，卻事與願違。崇禎二年，朱由檢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復東林黨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把他們比喻為屈原、岳飛，鼓勵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與獻身精神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隨著宦官勢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後期黨爭已經成為一種病垢陋習，複雜的派系黨爭以新的面目呈現出來。崇禎一朝，官員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日甚一日。朱由檢曾慨然長嘆道：“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
他一邊破格用人，一邊濫殺將帥。明代選官取士，率重科舉，逐漸形成了“非科舉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定制。但朱由檢認為，那些自幼飽讀科舉學業的進士縱有滿腹經綸，往往與現實需要脫離太遠。他不拘於考課升遷的定例，注重實際才幹。親自從地方官中考取錄用官吏，破格選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縣、推官進入翰林院。如崇禎二年，後金兵臨城下，翰林庶吉士劉之綸上疏直言禦敵之策，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崇禎三年，僅僅職任教諭的宋一鶴，因率軍有方，先是被提升為兵部員外郎，再升為天津兵備僉事，又以平賊有功，升右僉都禦史，至巡撫湖廣。崇禎九年後，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談闊論或禦敵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陳新甲，萬曆時舉人，崇禎中因戰功升右僉都禦史，巡撫宣府，出入邊關，後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直至兵部尚書。為了網羅更多的人才，朱由檢還准許宗室子弟應試授官，重申“保舉”之制。在軍事征戰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許高級官員因戰事或組織管理軍兵的需要，發放一些臨時的任命狀，代行管理之責，然後根據札委官的表現，以決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時，朱由檢對文臣武將的要求又極為苛刻。他實行“錯一事則罷一官，丟一城則殺一將”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將地位多麼顯赫，不論是否曾經立過多大的赫赫戰功，只要出現差錯就立即處死。崇禎一朝，共誅殺總督7位、巡撫人，包括三邊總督鄭崇儉、薊遼總督袁崇煥、南畿總督熊文燦和畏罪自殺的楊嗣昌等。
面對貪風熾盛的腐敗現象，崇禎帝也曾痛下決心，整肅朝綱。崇禎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禦史等監察官們切實負起責任，認真糾察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實際上，他確實又拿不出懲治貪污的有效辦法，百官仍然肆無忌憚地貪污納賄。李自成進北京時，農民軍實行追贓助餉的政策，動用嚴法酷刑，數以千萬計的銀兩從皇親國戚和貪官肥將的嘴裏吐了出來，亦可見明末官員貪污數量之龐大。
崇禎帝反對空談，倡導經世濟民之學。他對科學技術——特別是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認為西學可用以拯救時弊，強兵救國。因此，他不僅自己了解、學習，還鼓勵大臣們學習傳播。徐光啟、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學習西學的佼佼者。崇禎帝對西方天主教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吸收一些傳教士為朝廷服務。這些舉措，雖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卻也促進了明末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繁榮，算是辦了一件好事。儘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於大明帝國經過200多年的運行，政治腐敗、經濟衰微、軍事羸弱，已積重難返。加上崇禎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無力回天。在農民義軍和滿清貴族的雙重打擊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行駛在黑風惡浪的航道上，只能漸漸沉淪下去。
鐵騎入關
長城，明人稱之為“邊墻”，主要是為防備蒙古族內侵而修築的。但大明的皇帝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屢次破墻入關，進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雖然是少數民族，卻不是重點防範的蒙古族，而是疏於防範的女真人，即稍後的滿洲人。英宗正統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東北的直接管轄機構——奴爾幹都司，除在遼東地區直接派駐漢軍鎮守外，東北其他地區主要委派本地少數民族首領代為管理。到萬曆年間，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建州女真部逐步發展強大起來。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政權，公開與明朝為敵，開始了統一東北、稱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調了大批精兵強將十餘萬，企圖消滅後金軍，卻在薩爾滸一戰大敗而歸。遼東戰事日益凸顯，成為朝野重點關注的問題。天啟年間，努爾哈赤及其兒子皇太極基本上完成了對東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北韓，迫使蒙古族各部歸順女真族。
明朝對後金的來犯採取禦守為主的策略。天啟六年（1626年），鎮守寧遠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以少勝多，擊退了來勢洶洶的後金軍隊，努爾哈赤身負重傷，不久即病死於瀋陽。袁崇煥乘機加固城防，並在隨後的戰爭中打退了皇太極的進攻，使一向頹廢的明王朝精神為之一振。朱由檢即位後，便把復興遼東的希望寄託在袁崇煥的身上，提升他為兵部尚書、右都督史總督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執掌遼東的軍事大權。崇禎帝問袁崇煥：“遼東軍兵受到侵擾已經十年有餘，不知愛卿有何退兵復遼良策？”袁崇煥說：“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援下，五年之內，整個遼東全境定可收復！”朱由檢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復遼東，無論是物質、還是名譽獎勵，我都毫不吝惜。”給事中許譽卿聽了袁崇煥的海口，心存疑惑，問他：“五年收復遼東，您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煥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對遼東戰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諾五年復遼，其實就是為了安慰安慰他罷了。”許譽卿聽後，大驚失色。袁崇煥的輕率與朱由檢的急迫心理，給後來袁崇煥悲劇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春風得意的袁崇煥回到遼東，自然也不敢掉以輕心，凡經略事皆雷厲風行。他加強兵備、整飭邊防。為統一軍權，他設計誅殺了擁兵自重的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此舉遭到許多大臣的非議，也使朱由檢對他產生了猜疑和不滿。後金方面，皇太極汲取了此前慘敗的教訓，在“議和”的幌子下，加緊兵力的調整和部署。於崇禎二年11月一舉攻下遵化，威逼京師。袁崇煥進行了有效的人員調動和果斷的佈置，率師回防京師，解除了險情。皇太極深感不除袁崇煥，就無法將反明大業推向深入，遂決定設計把他除掉。皇太極在率軍圍困京師的時候，曾俘虜了兩個太監，一個叫楊春，一個叫王成德。設下拙劣的反間計，再將他們放跑。兩個太監逃回宮裏，向朱由檢報告說：“皇太極的軍隊之所以能成功入關直逼京師，是袁宗煥放縱所致，後來皇太極主動撤回關內，也是與袁崇煥密謀的欲擒故縱之計，而此前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也是為了削弱明軍在遼東的防禦能力。袁崇煥已經向後金投降了！” 崇禎帝竟信以為真，非常震驚，他思前想後，於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煥，並處以磔刑，製造了明末親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獄。崇禎帝自毀長城，無疑使士庶寒心，軍心離散，離亡國也就不遠了。鎮守遼東的一大批將領多心存疑慮，結命自保，無心死力禦敵；或在後金的威逼利誘下，舉城投降。後金鐵騎繼崇禎二年入關後，分別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繼突破長城邊塞，進入京畿甚至更遠的山東地區，兵鋒所向，如入無人之境，大肆燒殺搶掠。明軍畏之如虎，只敢在後面遠遠地追擊。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改後金國號為清，改女真為滿洲，加緊了消滅明王朝的步伐。崇禎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關內滯留5個月，縱橫兩千餘裏，歷經57戰，攻陷城池70餘座。
崇禎十二年10月，朱由檢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禦史總督薊遼軍務，期望憑籍洪承疇之力能加強對遼東的防禦、“滅寇雪恥”。崇禎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圍困錦州城，洪承疇分析了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情況的優劣，主張“守而兼戰”、“且戰且守”，以穩紮穩打的方式去援救錦州守將祖大壽及其部屬。但兵部尚書陳新甲卻唆使崇禎帝下密詔，催促洪承疇急速出兵、速戰速決。雙方展開了殊死搏鬥，傷亡慘重。明軍一度在乳峰山爭奪戰中屢敗清軍，爭取到戰爭的主動權，致使皇太極“憂憤嘔血”。但是明軍的短暫勝利，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朝廷的錯誤決策所帶來的被動局面。清軍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將主力推進到塔山、杏山之間，將明軍團團圍困在松山，切斷了明軍與後方的聯繫，使之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明軍堅守長達八個月之久，仍然見不到援軍。1642年初，彈盡糧絕的明軍人心大散，松山副將決定投降，引清軍入城，洪承疇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關外的八處鎮守據點被清兵奪走大半，寧錦防線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
無計可施、無兵可用的崇禎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軍議和，但清軍提出的苛刻條件徹底打碎了他的美夢。更讓他無法容忍的是，礙於體統與臉面進行的秘密和談，竟然被洩露出去。惱羞成怒的崇禎帝殺掉陳新甲以挽回顏面。談判既已無果而終，清軍又屢屢內侵，肆意深入內地劫掠財物，歷時長達7個月，俘獲人口近37萬，牲畜32萬頭，金銀珠寶無算。崇禎帝與廷臣相顧無語，他所能做的就是繼續追究戰敗者的“責任”，包括總督趙光卞、範志完，還有巡撫、總兵、副將等多人都被斬首。
崇禎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極暴病而亡，清最高統治者內部因爭奪皇位，暫時停止了對明朝的進攻。而此時，農民起義軍的烽火已經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並一步步進逼北京。清朝當國的多爾袞在一批漢族降官的建議下採取了靜觀其變、伺機而動的策略，為入主中原作最後的準備。
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個中國都爆發了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
萬曆末年至天啟年間的五六年間，陜西地區幾乎無年不災，災害類型包括旱、蝗、風、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禎初年，陜西延安地區連續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採食山間蓬草，稍後剝食樹皮，最後只能吃山間一種名叫“青葉”的石頭，不數日便腹脹而死。每天都有兒童餓死，每天都有兒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數個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數百，許多大坑都被塞得滿滿的。此情此景，官府不僅不予以賑災蠲免，反而束於功令，賦稅之外又加“遼餉”，地方官趁機勒逼，嚴加催科。百姓“轉相逃則轉相為盜”、“安得不相率而為盜者乎”？萬曆末年，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繪《饑民圖》伏闕上疏，其序略雲：“見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豬狗，不少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崇禎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間，河南連年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殘，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禎九年以後，山西保德州幾乎無歲不荒，“至十三年，鬥米八錢，人相食，盜賊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導致更多的自然災害，如蝗災和鼠疫的爆發。蝗災最初出現在陜西的渭河兩岸，然後陸續向關中、河南、淮河、長江一帶發展。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除江漢平原一帶災害較輕外，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個華北平原成為蝗災的重災區。鼠疫也流行開來。崇禎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興縣出現，“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此後，鼠疫迅速從北向南漫延。北直隸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河南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甚至出現了“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的悲劇情形。
由於旱、蝗、鼠疫等自然災害的交相出現，百姓死亡甚眾。據估計，萬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區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達700萬人之多。而崇禎年間北直隸的疫區內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禎初年的1095萬人下降至730萬人；山西人口由崇禎三年的1024萬降至620萬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餘萬人。陜西、山東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數百萬以上。倖存下來的災民為求生存，初則三五成群，後則數十百千人聚結一起，組成了一股股“盜賊”、“土寇”、“流民”或“流賊”等。他們如涓涓細流，逐漸匯成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組合成為一支又一支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成為滅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災既已發生，人禍也接踵而來。地方官員們擔心本地出現民變會影響到自己的政績和升遷，不如實上報，盡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不顧百姓死活，不去設法救濟安置，反而繼續催逼稅賦錢糧，追索歷年積欠，引發百姓更大規模的逃亡。由於明政府規定：一戶逃稅，同裏甲的農戶要受到連累、代納逃戶的賦役，如此只會引起百姓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陜西“流賊”作亂的奏報越來越多，言辭越來越激烈，原陜西三邊總督服毒自殺。崇禎帝任命左副都禦史楊鶴為陜西三邊總督，負責陜西等西北地區的“剿匪”事務。然而，朱由檢在“剿”和“撫”的態度問題上卻舉棋不定，他的基本態度是“息事寧人”，只要能把叛亂平息下去，就萬事大吉。楊鶴說，招撫賑濟和解決農民複業最為緊要。他認為：只有解決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才有可能徹底平息動亂；如果一味鎮壓，雖可以彈壓一時，卻無法恢復社會生產，參加起義的農民只會更多，後患更加嚴重。聽了楊鶴頭頭是道的招撫言論，崇禎帝同意了招撫計劃，並派禦史吳帶帑銀十萬兩到陜西放賑，“招撫流盜”。招撫工作最終失敗。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明政府在當時條件下無法解決農民生存的根本問題，發放的少許賑恤銀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時又拿不出更多的錢糧解救饑民。為了生存，饑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禎四年的招撫既已失敗，崇禎帝轉而使用剿殺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綏巡撫洪承疇任陜西三邊總督，全力鎮壓在山西和陜西的農民軍。洪承疇有謀有勇，對陜西軍民情況頗為熟悉，他率領陜西、甘肅、寧夏等地兵馬，四面出擊。到崇禎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陜西境內的幾支比較強大的義軍均被鎮壓下去。剩餘的農民軍採用了更為靈活的遊擊戰術，千里躍進，聲東擊西，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農民軍突入防守空虛的明中都鳳陽城，縱火焚燬了朱元璋的“龍興之地”，皇陵享殿、龍興寺等都盡數被焚，義軍還打出了“古元真龍皇帝”的大旗來歡慶勝利。
農民軍的勝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極度震驚，崇禎帝身著素色布袍，親自到太廟告祭祖宗之靈，下罪己之詔。同時，展開了對農民軍更大規模的鎮壓，崇禎帝籌措白銀百萬兩充作軍費，調洪承疇的陜西兵出關，與中原各省的軍兵會合，限期六個月消滅農民軍。為配合行動，崇禎帝又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統籌全國軍務。楊嗣昌認為，“安內方可攘外”，主張先全力剿滅農民軍，再全力對付關外的滿清貴族。為此，他提出了鎮壓農民軍的“四正六隅十張網”的軍事部署。具體而言，就是以陜西、河南、陜西和鳳陽等四個農民軍活動主要區域為“四正”，責成地方巡撫專責防守，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等六個地區為“六隅”，設六個巡撫，以防止起義軍進入各自的管轄地區，必要時參加聯合協剿。“四正”和“六隅”結成“十張網”，猶如佈下的天羅地網，企圖一舉全殲農民軍。為配合這一宏大計劃，他提出增兵增餉建議，加派“剿餉”，計280餘萬兩。此舉無異於飲鴆止渴，雖然楊嗣昌的剿殺計劃在短時間內確實發揮了“強心劑”的作用，農民軍嚴重受挫，一部分軍隊在高壓之下主動投降明軍。李自成軍隊的人數銳減，生存極其困難，而張獻忠、羅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撫”。然而，複雜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尖銳，大批災民補充到農民軍隊伍裏去。他們英勇無畏，抱著赴死的決心，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了。崇禎十四年新年剛過，李自成義軍就攻克了洛陽、殺死福王。將沒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糧食與錢物分給貧困的百姓，並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受到饑民的熱烈歡迎。此後的一段時間，李自成農民軍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開封，轉戰於河南各地，基本消滅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與此同時，張獻忠也在湖廣谷城重舉義旗，轉戰豫皖，進軍湖廣、江西等地，在崇禎十六年五月佔領武昌後，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權。
面對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無策，崇禎帝內心早已方寸大亂，眾大臣也深知現在的農民軍已經難以消滅，沒有人願意擔當統帥三軍的重任。大家猶如熱鍋上的螞蟻，難度時艱。兵部尚書楊嗣昌畏罪自殺，明朝再無“中興大將”可用。崇禎帝哀嘆說，“嗣昌死後，再也沒有堪任的督師了”。崇禎十六年，崇禎帝欽點吳督師，前去鎮壓農民軍，吳卻提出種種苛刻的條件。崇禎帝大怒，下令將吳充軍，改由孫傳庭督師。孫傳庭率領明王朝僅有的兵軍進入陜西，旋即被李自成消滅。此後，崇禎手裏基本上沒有可以調動的軍隊了。
隨著李自成農民軍隊伍的日益壯大，其革命目標也日漸明確。崇禎十五年冬，他們開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為建立對全國的統治做準備。崇禎十六年初，起義軍在攻下襄陽後，改名為襄京，建立中央機構，並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接著，李自成開始部署進攻北京的計劃。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軍所向披靡，幾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順軍抵達居庸關。17日，東路軍抵達京郊高碑店，西路軍抵達西直門外。北京城裏只剩下五、六萬羸弱不堪的軍兵和數千太監“凈軍”，他們也無心戀戰，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時分，農民軍發起了攻打彰義門、西直門的總攻。18日，農民軍提出如果崇禎帝“遜位”，可以保他一條活命。崇禎帝企圖通過談判拖延時間，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來，農民將領看穿了他的意圖，於當天深夜發動總攻。崇禎帝慌亂中安排三個兒子喬裝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樣子，希望他們混出京城，去聯絡南方明朝官軍，捲土重來。絕望中的他回到後宮，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過來，讓宦官給他倒酒，一口氣喝了幾十杯，猛地揮劍砍向袁妃，將她刺死。周皇后轉身回到宮內，自縊身亡。然後，他提劍四顧，歇斯底里地在後宮四處奔走，看到了長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憤地說：“你為什麼要生在我的家裏？”揮劍就刺。長平公平下意識揮臂遮擋，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著，他又刺傷或刺殺了幾個小宮女和嬪妃。最後，他發瘋似地親自到前殿敲鐘，企圖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對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準備，無人前來。19日淩晨，太監王相堯在宣德門投降，劉宗敏率領農民軍浩浩蕩蕩由此開進北京城。在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在朝陽門的朱純臣相繼打開城門投降，農民軍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徹底絕望的朱由檢，與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萬壽皇亭，赤足輕衣，自縊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寫著：“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真是可悲可嘆！一天后，人們在煤山一角發現了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屍體，早已變得又冷又僵。農民軍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宮廷，停在東華門外示眾。4月初，又派人將他的屍體草草掩埋於昌平縣的田貴妃墓中，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滅亡，對於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而言，是一場悲劇。崇禎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國多災多難的17年。此時的明朝內憂外患嚴重，如風中之燭，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而又不得不開闢了兩個戰場，同時與農民軍和清軍作戰。依據明朝當時的實際情況，幾無成功的可能。與後金爭鋒，兵餉不足，只能加緊勒逼民眾，民眾愈加不滿，反抗愈烈。事實上，明王朝的崩潰就是國內矛盾完全激化的結果。試想，一個巨人，當他的內部只剩下空架子時，外部即使輕輕地吹來一陣微風，也會讓他轟然倒地。而崇禎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淺、剛愎自用、心胸狹窄、貪財如命。他功利性過強、馭臣無術，最後只落個無將無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潰。崇禎帝在歷史上，是一個存在頗多爭議的帝王。他誅殺閹黨、整理朝綱，氣象為之一新，卻又惟內臣是信、肆意殺戮文武將官，最後直落個孤家寡人的悲慘結局；面對烽煙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殫精竭慮，調兵遣將，用盡渾身解數，仍無法扶正將傾之大廈；面對空饋的國庫，他肆意加派，搜括糧錢，仍然無法支付官軍俸祿。他又是一個生活節儉的“守財奴”，寧喪江山，不願捨棄內帑貲財。作為喪國之君，他自知無顏面對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絕於世，其死亡之悲壯，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後的200年間，他一直倍受人們的憐憫。
明朝的滅亡、清朝的建立，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國王朝數次更替中之一環。但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此時已處於傳統社會的末世，中國在世界上由先進轉為落後大致發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這300年間。清軍入關時的口號是“為崇禎帝復仇”和“吊民伐罪”，入關之初也採取了安撫社會的積極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統治者卻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謂“以夷變華”的五大惡政，並製造“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慘絕人寰的暴行。清朝的專制與歧視政策帶來社會經濟的極大混亂，也引起了全國性的“反清復明”的巨大浪潮。同時，清朝繼承了明朝初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對晚明出現的“近代化”思想實行嚴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閉性、反動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謂的“文治達到了極盛”時，思想禁錮也發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國六、七十年後，才迎來了所謂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100多年裏，同西方社會發展水準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5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的是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嘆！
倉皇北顧
倉皇北顧：元朝覆亡真相
西元1206年，在燕京（北平）1200公里外的斡難河上游，尚屬金帝國的藩屬蒙古民族諸部落，正舉行一個重要的集會。在這次集會上，孛兒只斤部落44歲的酋長鐵木真被推舉為大可汗，號稱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正式誕生。此後的60多年間，蒙古帝國共發動5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鐵蹄踏遍歐亞大陸面積約300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建立了一個規模空前的龐大帝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兩次南征，先後滅金和南宋，於1279年徹底終結唐以來的分裂局面，使四分五裂的中國再次實現了大統一。元朝自1271年建國至1368年滅亡，歷時97年，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的，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主的政權。這個朝代，地域廣博，軍事嚴整，在經濟、漢文學和科技等方面都創造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大而繁盛的帝國，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就轟然倒塌，消失在歷史的浪潮裏。它的覆滅是每一個王朝的必然，還是異族統治者的宿命？也許只有在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才會找到我們想要的答案！
悄然而逝
元帝國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姓孛兒只斤，名鐵木真，是古代蒙古族的傑出領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出色的軍事家之一。《元史·太祖》讚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更賦予他“一代天驕”的稱號。
鐵木真於1162年出生在蒙古孛兒只斤氏的一個貴族家庭。這個時期的蒙古草原，部族林立，各部族之間征伐不已。鐵木真九歲時，其父也速該被塔塔兒人用毒酒害死，他所在的部落便逐漸衰落下去。
1175年，14歲的鐵木真一家人被迫遷居青海子居住。他在克烈部的王罕幫助下，勢力逐漸強大。成年的鐵木真被部將推舉為乞顏部落的“汗”。
1196年，鐵木真聯合王罕和金朝的力量，打敗了塔塔兒部，並於6年後消滅了這個古老的部族。塔塔兒部的滅亡，不僅使鐵木真報了殺父之仇，還使他統一了蒙古東部。同時，金朝還授予鐵木真“扎兀惕忽星”（諸部統領）的稱號，使他成為蒙古部名正言順的首領。
東部統一之後，鐵木真把目光投向了西部蒙古各部。在消滅掉強大的克烈部之後，鐵木真又陸續消滅了爾蠻部等蒙古諸部，於1206年統一了蒙古高原。同年，44歲的鐵木真被蒙古貴族們一致推舉為全蒙古的大汗，成為蒙古曆史上第一個建立統一政權的君主。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在當時還是一個軍事行政的聯合體，為了鞏固統一，加強統治，成吉思汗開始逐步建立政治軍事經濟制度。他打破了蒙古族原來的氏族組織，按照十進位的方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統一劃分為十戶、百戶、千戶、萬戶，並相應設立了十戶長、百戶長、千戶長、萬戶長。這些領主均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並按其等級高低領有一塊大小不等的封地和數量不等的封戶。在其領地內的牧民男子都是戰士，平時放牧，打仗時則隨領主出征。此外，成吉思汗還創立了“怯薛制”，即挑選貴族子弟和自由民中“有技能、身體健全者”組成一支萬人軍隊輪流入宮宿衛，“怯薛”在漢語中的意思是“番直宿衛”。這是蒙古軍的精銳，也是對地方加強控制的主要武裝力量。
蒙古族最初是沒有文字的，早期的命令，也都是“刻指以記之”。攻滅乃蠻部落之後，他命被俘的乃蠻掌印官維吾爾人塔塔統阿教蒙古貴族子弟讀寫。從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裏克”（訓言）就是用這種文字紀錄下來的。“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重視法律的成果，建國後，他下令把許多習慣法固定下來，編成法典，即“大札撒”。他還把自己發表的訓話和命令編為《訓言》，也具有法律效力。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蒙古汗國由蒙昧的狀態逐漸步入文明社會，鞏固了蒙古各部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以後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元帝國的建立開創了有利的局面。國力的昌盛和軍事的強大，使成吉思汗不再滿足於蒙古各族內部的統一。他的目光穿過蒼茫遼闊的高原，落在了高原之南、甚至更遠的地方，那裏有党項族所建的西夏、女真族創建的金朝，以及趙氏宋朝。
相對於強勢的金朝和宋朝而言，西夏王朝顯得最為弱小。因此，早在蒙古帝國建立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就發動了對西夏的第一次征伐，但這只不過是一次試探性的戰爭，其目的是觀察一下西夏的反應和軍事實力。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納貢為由開始了第二次征討，此次戰爭歷時數月，後因夏日酷熱而草草結束。短短兩年之後，經過一年多練兵備戰的蒙古軍團第三次派兵進攻西夏。這一次有備而來的蒙古軍隊迅速擊敗了西夏，包圍了西夏京城中興府，由於西夏的拼死抵抗，蒙軍始終沒能攻下該城。但城裏的情況也危急萬分，西夏襄宗走投無路，不得已獻女求和，蒙軍掠奪了大量的財物滿載而歸。這次戰爭之後 ，西夏對蒙古政權已經構不成太大的威脅，也為其日後攻打金國奠定了基礎。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權，1250年以後，開始走向沒落，但仍不失為一個強悍的。1211年，成吉思汗以為曾被金國殺死的酋長俺巴孩報仇為名，向金髮動攻擊。蒙古軍隊一路挺進，節節勝利，於1212年攻破宣德州、興德諸要塞；第二年秋，雙方激戰於懷來，金軍大敗，蒙軍趁勝圍攻金國中都。1215年五月，蒙軍佔領中都，次年，金主求和，需要休養士卒的成吉思汗暫時同意講和。
1219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花剌子模王國首都尋思幹在強大的蒙軍攻擊下迅速淪陷，國王出逃，不久病死在黑海的一個小島上。這次西征歷時八年，於1225年結束。成吉思汗把花剌子模故地封給了他的次子建立了察合臺汗國。花剌子模王國的滅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備受鼓舞，信心大增。此後，蒙古帝國又進行了兩次西征，並先後建立了欽察汗國、窩闊臺汗國和伊爾汗國。一度使蒙古帝國的領土橫跨歐亞大陸。成吉思汗的威名也震撼了全世界，當時著名的學者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書中曾稱他為“世界最偉大的征服者”。西征回軍後的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向西夏王朝攻擊，這一次，他誓將西夏滅亡。但此時的成吉思汗舊傷未愈，又添熱病，不久便在六盤山逝世。臨終他留下三條遺囑，其中一條就是如何滅西夏的。遵照這一遺言，臣子們對成吉思汗的死亡，不發喪，不舉哀。西夏人以為成吉思汗未死，於抵抗無效後舉國投降。至此，西夏王朝退出了歷史舞臺。死後的成吉思汗被蒙古士兵護送回蒙古故鄉將其秘密安葬，沒有陵墓，沒有寺廟，沒有金字塔，甚至沒有一塊用來標示其長眠之地的墓碑，成吉思汗就這樣悄悄地消失了，消失在他所來自的遼闊的蒙古山水間，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但是，他的精神和遺願並未就此消逝，他所建立的廣闊的蒙古帝國把蒙古社會送進了先進的文明世界中；他改革國家體制，創建完整的政治軍事制度，壯大蒙古帝國的勢力，為以後的空前大一統局面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正是有了他的東征西戰，擴展疆土，才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元帝國！
盛衰興亡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古帝國大汗忽必烈漸次佔領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國等四國遼闊的疆地，組成龐大的元帝國，我們稱之為元朝。在中華帝國傳統的管轄區域內，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權了。隨著1234年蒙古與南宋“聯合”滅掉了金，元與宋政權的正面衝突已進入最後的白熱化階段。1257年，當時的大汗蒙哥正式發動了對南宋的全面軍事進攻，遭到了實力猶存的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蒙哥也於1259年7月死於軍中。急於爭奪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訊後，即於次年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宣佈自己即汗位，並於西元1264年擊敗了同樣稱汗的弟弟阿裏不哥，奪得了最高統治權。忽必烈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後，即於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經過五年艱苦卓絕地戰爭，才佔領襄陽；又於1276年圍困臨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謝太后開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陸秀夫背著末帝趙投海自殺，南宋王朝徹底終結，元朝最終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元帝國建立和統一的歷史就是一部血與火的戰爭史。從最初的部落之爭到蒙古帝國四處征戰，從元朝的建立到最後的滅亡，無不處在南征北戰的烽火中。元朝統一天下後，對軍製作了一些改革，加強對軍隊的控制與管理。忽必烈實行軍民異籍、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政。雖然軍職世襲的舊制被保留下來，但軍隊的調遣、軍官的任命，都由樞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等等。元初採取了一系列漢化政策，以期維持其長治久安的局面。所謂漢法，不僅是指中國傳統的統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它是與保守落後的蒙古“舊俗”相對應而言的。為貫徹漢法，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元朝將整個區域劃分為十一個行政地區。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樞密院掌管軍事，禦史臺負責監察。在地方上設行中書省，各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設路、府、州、縣。這一制度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
推行漢法，還包括保護和發展農耕經濟。西夏、遼、金、宋與蒙古族政權之間二、三百年的戰火，使北方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在中原和江南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也逐步認識到，應該放棄其落後的遊牧經濟，採用“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他們在大力提倡墾殖的同時，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同時，元朝還採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遷徙民戶充實內地和西北地區，興修水利，清理豪強侵佔的土地和民戶，釋放部分奴隸從事農業生產，等等。由於這些政策的貫徹實施，元朝各地的農業生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這一期間，水利灌溉業發達，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全國的三分之一強。
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帶動了都市的繁榮。元朝的海運空前的興盛，杭州、廣州、泉州、溫州都設有貿易船舶管理機構，管理中外船舶貨運和產品銷售，逐步發展成為繁華的大都市。著名的義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是這樣描寫當時盛況的：“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相當廣闊，船舶和馬車載著生活日用品，不停的來往街道上和運河上。估計杭州所有的橋，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內有十個巨大的廣場和市場，街道兩旁的商店，不計其數，每一個廣場的長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裏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個市場在這三天交易的日子裏，總有四五萬人參加。”元朝的開放和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元帝國地域的廣大和發達的海內外交通與貿易無法掩蓋其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台灣著名學者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有如此的描述：“馬可波羅所見的杭州市廛，是中國都市的外貌；馬致遠筆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階層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接受亡國奴的待遇。”為了維護其作為統治者階層的需要，元朝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採取了民族壓迫政策。它把當時全國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為高貴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亞細亞人，因他們多數信奉回教，因此也稱之為回回，又因為他們當亡國奴較早，頗得元統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是金朝時所屬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屬的漢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漢人最受歧視，因為在蒙古人的眼中，漢人除了供給他們固定的田賦外，別無他用。比如，在法律上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能還手；漢人殺蒙古人者償命，殺色目人者罰黃金四十巴裏失（一巴裏失約折銀幣二兩），而他們殺死漢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費即可。此外，元政府將每二十家編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擔任，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隸，其衣服飲食，甲主可隨意索取，女子財產，也可隨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漢人不能打獵、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會拜神、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趕集趕場，甚至夜間走路被禁止。另外，元朝實行職業、戶籍分等制，把全國廣大百姓分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級。在他們眼中，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淪落到連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隨著蒙古族統治者漢化程度的加深，他們愈發明白耕地對於國家、對百姓和對於等級社會的價值和意義。但是，他們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如何解決廣大百姓的耕地問題上，而是想著如何利用特權兼併土地、加重對農業的剝削上。元朝土地的絕大部分由貴族官僚、寺院、地主佔有，他們憑藉政治上的強勢，利用經濟和超經濟的巧取豪奪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行公開和隱蔽的搜刮和掠奪，許多小地主和普通農民喪失土地淪為佃戶。官田的租額不斷增加，佃戶繳納不起，流亡的、餓死的情況時有發生。租種私田的佃戶，要向地主交納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額地租。此外，地主對佃戶還可隨意課派，若佃戶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則淪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貧苦大眾身上，每當國家有大規模的征伐時，就下令各千戶簽發兵員。元朝時期，戰爭頻仍，廣大百姓在戰爭中死亡，土地荒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時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係焉”。元朝統治者不實行“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的經濟政策，不實行獎勵墾荒、屯田，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等等措施，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結果亡了國。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較為原始和落後的。廣大群眾在受到沉重的經濟剝削和壓迫之外，還要受到蒙古貴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這一時期貴族和官員的貪污腐敗，在歷史上也屬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臺時，曾想將帝國的賦稅以140萬兩銀幣包給商人劉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極力反對才算作罷。但此後當有人出價至220萬兩時，抵制不住誘惑的窩闊臺終於包給了他。此後，每一個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剝削，強加賦稅，苛重的賦稅重擔又落到了每一個漢人的身上。
元統治者的暴政中“頗具特色”的是賦予“喇嘛”、“番僧”等無上的特權。元朝以喇嘛教為國教，僧侶不僅享有法律特權，甚至還干預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為國師和帝師，由他掌管全國宗教事務及藏族地區政務，其法旨在西北地區（今西藏、青海一帶）與皇帝詔敕並行。元朝的許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師，帝師的弟子被封為國師、國公等，他們都是當時社會的特權階層。元朝的寺廟是一種享有特權的經濟實體，它們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其土地的主要來源之一是皇帝“賜田”。元朝法律嚴格保護僧侶財產所有權，許多寺廟有皇帝頒賜的“護持”詔書，僧尼憑此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正是享有這些特權，所以番僧們經常為所欲為，在許多地方成為麻煩的製造者。像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駐紮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許多墳墓，全都發掘，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並且至少有50萬戶農民（約250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對喇嘛教尤其狂熱。1308年，海山下詔說：“凡毆打喇嘛的，砍斷他的手。凡詭罵喇嘛的，割掉他的舌頭。”他們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錢買東西，都是徑行奪取。元統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後性和反動性，帶給廣大百姓經濟生活的困頓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壓抑進一步加劇。他們只有揭竿而起，反對暴政。這種抗爭從元朝建國開始直至最後，始終與蒙古人的統治相伴，至元朝末年達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統治的不足百年裏，各種反抗鬥爭不絕史書，據記載，江南地區就有200餘起。隨著蒙古貴族統治的延續，賦稅和徭役雙重剝削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社會經濟衰敗，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人禍加於天災，毫無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舉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這一年，在戰火和災害雙重襲擊下的山東、河北地區，就發生了300餘起農民反抗事件。1345年，黃河又在今河南開封東北四十公里處決口，大部分的村莊、田地和農民被水淹沒。數十萬饑民涌向街頭，迅速演變成為反抗元朝統治者的有生力量。與此的元朝最高統治階層依然只顧撈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統治集團內部的奪權鬥爭更趨慘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間，元朝先後歷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明宗、寧宗至元順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見皇權爭奪之激烈程度。
元朝統治者的驕奢侈靡在後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對貴族大臣們肆意賞賜，金銀鈔幣動輒數百萬以上，田地也愈千頃。如元順帝賜丞相伯顏土地，一次就達五千頃。在元朝統治者的“帶領”下，賣官買官，高下有價。賄賂公行，蔚然成風。各級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貪污勒索，如有撒花錢、生日錢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敗，無一復加。各種矛盾匯集在一起，註定了元王朝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而直接敲響元帝國滅亡喪鐘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復黃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黃河年久失修，經常決口氾濫，元政府徵發北方13路民伕15萬人治理黃河，派遣2萬軍隊監工。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門徒劉福通等人乘機進行宣傳鼓動，發動服役的民伕，準備舉行大規模起義。他們提出“復宋”口號，併發布檄文，抨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不公平現象，號召廣大人民群眾推翻元朝的黑暗統治。不幸消息洩露，官府派兵搜捕，韓山童被俘犧牲。劉福通率領部眾，苦戰突圍，於五月攻佔穎州（今安徽阜陽），正式點燃了元末農民起義的烈火。各地農民紛起響應，很快就涌現出無數支起義隊伍。其中，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因頭裹紅巾，被稱為“紅軍”、“紅巾軍”，以劉福通為首的一支稱為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淮一帶；以徐壽輝、彭瑩玉為首的一支稱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漢一帶。另有不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主要有起兵於慶元（今浙江寧波）的方國珍起義軍和起兵於高郵（今屬江蘇）的張士誠起義軍。這些起義軍各自為戰而又相互呼應，共同對元朝的腐朽統治發起了猛烈的衝擊。
1352年，徐壽輝軍攻克江南重鎮杭州路。與此同時，徐州的起義軍也佔領了徐州及周圍地區，切斷了元朝賴以南北聯繫的交通主動脈。起義軍的勝利使元廷極為震驚，遂派大將脫脫率大軍南下，向起義軍發動全面反撲。在元軍的強大攻勢下，起義軍連連敗退，徐壽輝部被迫退出長江中下游，劉福通部活動的區域也越來越小。各路義軍的鬥爭轉入低潮。然而，此時的元順帝聽信讒言，罷免了脫脫的軍事指揮權，元軍軍心渙散。另一起義軍將領張士誠趁勢奪取淮東地區，進而渡過長江，佔領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義軍也借機，主動出擊。徐壽輝部重新佔領湖廣、江西大部；郭子興部攻佔集慶等地，佔領江東和浙東大部。經三年激戰，元軍主力遭受重創，其軍事優勢逐步喪失。1353年2月，劉福通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建都亳州，國號大宋，改元龍鳳。一時之間，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政權的領導。此後，劉福通為擴大戰果、分散元軍對大宋政權的壓力，遣軍三路北伐。1358年，劉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諸地，從根本上動搖了元朝根基。
帝國日落
劉福通起義的第二年，定遠（今屬安徽）土豪郭子興在濠州（今安徽鳳陽）起兵，組織紅巾軍，屬北方紅巾軍系統。就在這一年，出身於漢族貧苦農民的窮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興隊伍，當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參加起義後，朱元璋因足智多謀，英勇善戰，被郭子興收為親兵，授予最低一級的軍銜九夫長，不久又將養女馬氏嫁與他為妻。後來，他回鄉募兵700人，又陸續收編附近一些地主武裝，嚴加訓練，培養了一批心腹骨幹和一支數萬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興的器重，很快升任鎮撫、總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縣），又升為總兵官。不久，郭子興病死，北方紅巾軍所建大宋政權的小明王韓林兒任命郭子興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妻弟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副元帥，由朱元璋執掌該部實權。當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過長江、攻佔採石，太平（今安徽當涂）。次年三月攻佔集慶路（今江蘇南京），改名為應天府，然後攻佔鎮江、寧國（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縣）、揚州等地，鞏固了自己的陣地。郭、張均死於集慶之役，朱元璋便成為這支隊伍的最高統帥。宋政權下令在應天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授他為行省平章。當劉福通率軍三路出兵攻打矇古之時，朱元璋借機在南方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先後派兵攻佔了鎮江、廣德、長興、江陰等地，使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展和鞏固。1360年，徐壽輝被陳友諒殺死，陳友諒自立為帝，改元大義，國號為漢。不久，陳友諒即率軍南下攻打應天，結果慘敗。1364年，朱元璋採用火攻之法，陳友諒兵敗身亡，其大漢政權隨之滅亡。此後，朱元璋又攻佔襄陽等漢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長江中游地帶。為穩定江漢局勢，朱元璋轉兵東攻張士誠，此時，已投降元朝的張士誠將韓林兒和劉福通趕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請求遷都為名，派軍隊將韓林兒迎往應天。行至瓜步鎮（今江蘇六合），奉迎的軍隊將韓林兒沉入長江溺死，韓宋政權就此滅亡。至此，朱元璋已經初步顯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作為他的鬥爭口號。此時元朝的最高統治者階層卻陷入荒淫無序的狀態，毫無復興的希望。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是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他在位期間，元朝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加劇，各地民變風起雲湧。面對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卻荒於政事，只顧飲酒作樂。就在朱元璋大舉北上，準備滅元之時，元統治集團內部再次發生了內亂。早在1359，皇太子愛猷識裏達臘見政局動蕩，順帝聽任朝臣傾軋，就打算聯合當時丞相太平逼順帝遜位，遭到太平嚴詞拒絕，皇太子又中傷太平，逼其辭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勢下，順帝被迫罷免太平，但由於大臣們的堅決反對，皇太子的陰謀未能得逞。此後不久，元朝內部的鬥爭更甚，各皇子之間以及順帝與朝臣、皇子的戰爭不斷。
擊滅張士誠後，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計劃。他以部分兵力，向浙東、福建、兩廣和四川進軍，消滅南方的割據勢力，主要兵力則用於北伐，與元政權進行最後的決戰。此時，元政權雖然依靠地主武裝把北方紅巾軍鎮壓下去，但它的統治基礎卻在各支起義軍特別是北方紅巾軍的沉重打擊下趨於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達、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幾個月，即下山東、取汴梁、克潼關，對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麵包圍之勢。元順帝驚恐萬分，慌忙帶著后妃、太子北逃。
1368年正月，在徐達率北伐軍平定山東的凱旋聲中，朱元璋在應天就皇帝位，定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一個新的王朝，就此誕生了。2月，徐達回師河南，兵峰直指汴梁、洛陽，直到此時，元朝內部的混戰仍在繼續。閏七月二十八日，徐達率軍攻陷通州。據《庚申外史》載，一部分大臣再三勸說順帝死守京城，以待援軍。他不同意，說夜間觀測天象，大元氣數已盡，當讓位於朱元璋。當晚，元順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8月，徐達率兵進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統治被推翻。
逃往漠北的元順帝屯兵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朱元璋曾遣使遺書，對其曉以利害，目的在於招降。順帝作《答明主》一詩，令使者帶給朱元璋。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
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
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這首詩的文采如何暫且不論，但卻寫的不卑不亢，自認元朝氣數已盡，又自詡大元的皇恩浩蕩；既高興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轉表達了自己禪讓的誠意。這種態度恐怕在歷代帝王之中，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吧！只是不知叱吒風雲、縱橫一世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看到後世兒孫的如此場景，是該哀其不爭，還是該對這種“廣闊胸襟”，“謙謙君子之風”而感到一絲自豪呢？
逃到草原上的這位頗具豪氣的元順帝在明軍接連不斷的打擊下，惶惶不可終日。1370年5月23日，他懷著悲憤和鬱悶，在沙拉木倫河畔的應昌去世。元順帝的兒子愛猷識裏達臘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後，便在哈拉和林繼位，他將殘元政權又維持了八年，並厲兵秣馬盼望著有朝一日重登中國皇位。1378年，愛猷識裏達臘懷著滿腔遺憾去世，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繼位。1388年，藍玉率領10萬大軍在合勒卡河和克魯倫河之間、貝爾湖南岸大敗脫古思的軍隊，殘元諸王、平章以下官員三千多人及軍士七萬餘人被俘，脫古思帖木兒逃走後被其部將縊殺。殘元的主力基本被消滅。1402年，鬼力赤者殺掉坤帖木兒自立為可汗，除去“元”的國號，改稱韃靼，北元滅亡。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一千古至理名言，在元朝再次得到印證。天下統一以後，統治者應當調整統治階層內部利益關係，肅清吏治，精誠團結，勵精圖治；應當與民休養，發展生產，省刑罰，恤民力，創造寬鬆的社會環境。然而，元廷官員雖然深知漢文化傳統在治理國家中的重大作用，卻不得其要領，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民族制度等許多方面都呈現其落後性和原始性。阻礙歷史的發展，只能被歷史所拋棄。這就是無情的歷史規律。
西元1206年，在燕京（北平）1200公里外的斡難河上游，尚屬金帝國的藩屬蒙古民族諸部落，正舉行一個重要的集會。在這次集會上，孛兒只斤部落44歲的酋長鐵木真被推舉為大可汗，號稱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正式誕生。此後的60多年間，蒙古帝國共發動5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鐵蹄踏遍歐亞大陸面積約300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建立了一個規模空前的龐大帝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兩次南征，先後滅金和南宋，於1279年徹底終結唐以來的分裂局面，使四分五裂的中國再次實現了大統一。元朝自1271年建國至1368年滅亡，歷時97年，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的，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主的政權。這個朝代，地域廣博，軍事嚴整，在經濟、漢文學和科技等方面都創造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大而繁盛的帝國，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就轟然倒塌，消失在歷史的浪潮裏。它的覆滅是每一個王朝的必然，還是異族統治者的宿命？也許只有在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才會找到我們想要的答案！
悄然而逝
元帝國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姓孛兒只斤，名鐵木真，是古代蒙古族的傑出領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出色的軍事家之一。《元史·太祖》讚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更賦予他“一代天驕”的稱號。
鐵木真於1162年出生在蒙古孛兒只斤氏的一個貴族家庭。這個時期的蒙古草原，部族林立，各部族之間征伐不已。鐵木真九歲時，其父也速該被塔塔兒人用毒酒害死，他所在的部落便逐漸衰落下去。
1175年，14歲的鐵木真一家人被迫遷居青海子居住。他在克烈部的王罕幫助下，勢力逐漸強大。成年的鐵木真被部將推舉為乞顏部落的“汗”。
1196年，鐵木真聯合王罕和金朝的力量，打敗了塔塔兒部，並於6年後消滅了這個古老的部族。塔塔兒部的滅亡，不僅使鐵木真報了殺父之仇，還使他統一了蒙古東部。同時，金朝還授予鐵木真“扎兀惕忽星”（諸部統領）的稱號，使他成為蒙古部名正言順的首領。
東部統一之後，鐵木真把目光投向了西部蒙古各部。在消滅掉強大的克烈部之後，鐵木真又陸續消滅了爾蠻部等蒙古諸部，於1206年統一了蒙古高原。同年，44歲的鐵木真被蒙古貴族們一致推舉為全蒙古的大汗，成為蒙古曆史上第一個建立統一政權的君主。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在當時還是一個軍事行政的聯合體，為了鞏固統一，加強統治，成吉思汗開始逐步建立政治軍事經濟制度。他打破了蒙古族原來的氏族組織，按照十進位的方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統一劃分為十戶、百戶、千戶、萬戶，並相應設立了十戶長、百戶長、千戶長、萬戶長。這些領主均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並按其等級高低領有一塊大小不等的封地和數量不等的封戶。在其領地內的牧民男子都是戰士，平時放牧，打仗時則隨領主出征。此外，成吉思汗還創立了“怯薛制”，即挑選貴族子弟和自由民中“有技能、身體健全者”組成一支萬人軍隊輪流入宮宿衛，“怯薛”在漢語中的意思是“番直宿衛”。這是蒙古軍的精銳，也是對地方加強控制的主要武裝力量。
蒙古族最初是沒有文字的，早期的命令，也都是“刻指以記之”。攻滅乃蠻部落之後，他命被俘的乃蠻掌印官維吾爾人塔塔統阿教蒙古貴族子弟讀寫。從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裏克”（訓言）就是用這種文字紀錄下來的。“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重視法律的成果，建國後，他下令把許多習慣法固定下來，編成法典，即“大札撒”。他還把自己發表的訓話和命令編為《訓言》，也具有法律效力。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蒙古汗國由蒙昧的狀態逐漸步入文明社會，鞏固了蒙古各部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以後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元帝國的建立開創了有利的局面。國力的昌盛和軍事的強大，使成吉思汗不再滿足於蒙古各族內部的統一。他的目光穿過蒼茫遼闊的高原，落在了高原之南、甚至更遠的地方，那裏有党項族所建的西夏、女真族創建的金朝，以及趙氏宋朝。
相對於強勢的金朝和宋朝而言，西夏王朝顯得最為弱小。因此，早在蒙古帝國建立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就發動了對西夏的第一次征伐，但這只不過是一次試探性的戰爭，其目的是觀察一下西夏的反應和軍事實力。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納貢為由開始了第二次征討，此次戰爭歷時數月，後因夏日酷熱而草草結束。短短兩年之後，經過一年多練兵備戰的蒙古軍團第三次派兵進攻西夏。這一次有備而來的蒙古軍隊迅速擊敗了西夏，包圍了西夏京城中興府，由於西夏的拼死抵抗，蒙軍始終沒能攻下該城。但城裏的情況也危急萬分，西夏襄宗走投無路，不得已獻女求和，蒙軍掠奪了大量的財物滿載而歸。這次戰爭之後 ，西夏對蒙古政權已經構不成太大的威脅，也為其日後攻打金國奠定了基礎。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權，1250年以後，開始走向沒落，但仍不失為一個強悍的。1211年，成吉思汗以為曾被金國殺死的酋長俺巴孩報仇為名，向金髮動攻擊。蒙古軍隊一路挺進，節節勝利，於1212年攻破宣德州、興德諸要塞；第二年秋，雙方激戰於懷來，金軍大敗，蒙軍趁勝圍攻金國中都。1215年五月，蒙軍佔領中都，次年，金主求和，需要休養士卒的成吉思汗暫時同意講和。
1219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花剌子模王國首都尋思幹在強大的蒙軍攻擊下迅速淪陷，國王出逃，不久病死在黑海的一個小島上。這次西征歷時八年，於1225年結束。成吉思汗把花剌子模故地封給了他的次子建立了察合臺汗國。花剌子模王國的滅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備受鼓舞，信心大增。此後，蒙古帝國又進行了兩次西征，並先後建立了欽察汗國、窩闊臺汗國和伊爾汗國。一度使蒙古帝國的領土橫跨歐亞大陸。成吉思汗的威名也震撼了全世界，當時著名的學者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書中曾稱他為“世界最偉大的征服者”。西征回軍後的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向西夏王朝攻擊，這一次，他誓將西夏滅亡。但此時的成吉思汗舊傷未愈，又添熱病，不久便在六盤山逝世。臨終他留下三條遺囑，其中一條就是如何滅西夏的。遵照這一遺言，臣子們對成吉思汗的死亡，不發喪，不舉哀。西夏人以為成吉思汗未死，於抵抗無效後舉國投降。至此，西夏王朝退出了歷史舞臺。死後的成吉思汗被蒙古士兵護送回蒙古故鄉將其秘密安葬，沒有陵墓，沒有寺廟，沒有金字塔，甚至沒有一塊用來標示其長眠之地的墓碑，成吉思汗就這樣悄悄地消失了，消失在他所來自的遼闊的蒙古山水間，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但是，他的精神和遺願並未就此消逝，他所建立的廣闊的蒙古帝國把蒙古社會送進了先進的文明世界中；他改革國家體制，創建完整的政治軍事制度，壯大蒙古帝國的勢力，為以後的空前大一統局面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正是有了他的東征西戰，擴展疆土，才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元帝國！
盛衰興亡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古帝國大汗忽必烈漸次佔領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國等四國遼闊的疆地，組成龐大的元帝國，我們稱之為元朝。在中華帝國傳統的管轄區域內，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權了。隨著1234年蒙古與南宋“聯合”滅掉了金，元與宋政權的正面衝突已進入最後的白熱化階段。1257年，當時的大汗蒙哥正式發動了對南宋的全面軍事進攻，遭到了實力猶存的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蒙哥也於1259年7月死於軍中。急於爭奪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訊後，即於次年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宣佈自己即汗位，並於西元1264年擊敗了同樣稱汗的弟弟阿裏不哥，奪得了最高統治權。忽必烈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後，即於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經過五年艱苦卓絕地戰爭，才佔領襄陽；又於1276年圍困臨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謝太后開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陸秀夫背著末帝趙投海自殺，南宋王朝徹底終結，元朝最終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元帝國建立和統一的歷史就是一部血與火的戰爭史。從最初的部落之爭到蒙古帝國四處征戰，從元朝的建立到最後的滅亡，無不處在南征北戰的烽火中。元朝統一天下後，對軍製作了一些改革，加強對軍隊的控制與管理。忽必烈實行軍民異籍、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政。雖然軍職世襲的舊制被保留下來，但軍隊的調遣、軍官的任命，都由樞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等等。元初採取了一系列漢化政策，以期維持其長治久安的局面。所謂漢法，不僅是指中國傳統的統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它是與保守落後的蒙古“舊俗”相對應而言的。為貫徹漢法，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元朝將整個區域劃分為十一個行政地區。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樞密院掌管軍事，禦史臺負責監察。在地方上設行中書省，各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設路、府、州、縣。這一制度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
推行漢法，還包括保護和發展農耕經濟。西夏、遼、金、宋與蒙古族政權之間二、三百年的戰火，使北方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在中原和江南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也逐步認識到，應該放棄其落後的遊牧經濟，採用“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他們在大力提倡墾殖的同時，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同時，元朝還採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遷徙民戶充實內地和西北地區，興修水利，清理豪強侵佔的土地和民戶，釋放部分奴隸從事農業生產，等等。由於這些政策的貫徹實施，元朝各地的農業生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這一期間，水利灌溉業發達，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全國的三分之一強。
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帶動了都市的繁榮。元朝的海運空前的興盛，杭州、廣州、泉州、溫州都設有貿易船舶管理機構，管理中外船舶貨運和產品銷售，逐步發展成為繁華的大都市。著名的義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是這樣描寫當時盛況的：“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相當廣闊，船舶和馬車載著生活日用品，不停的來往街道上和運河上。估計杭州所有的橋，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內有十個巨大的廣場和市場，街道兩旁的商店，不計其數，每一個廣場的長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裏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個市場在這三天交易的日子裏，總有四五萬人參加。”元朝的開放和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元帝國地域的廣大和發達的海內外交通與貿易無法掩蓋其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台灣著名學者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有如此的描述：“馬可波羅所見的杭州市廛，是中國都市的外貌；馬致遠筆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階層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接受亡國奴的待遇。”為了維護其作為統治者階層的需要，元朝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採取了民族壓迫政策。它把當時全國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為高貴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亞細亞人，因他們多數信奉回教，因此也稱之為回回，又因為他們當亡國奴較早，頗得元統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是金朝時所屬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屬的漢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漢人最受歧視，因為在蒙古人的眼中，漢人除了供給他們固定的田賦外，別無他用。比如，在法律上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能還手；漢人殺蒙古人者償命，殺色目人者罰黃金四十巴裏失（一巴裏失約折銀幣二兩），而他們殺死漢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費即可。此外，元政府將每二十家編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擔任，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隸，其衣服飲食，甲主可隨意索取，女子財產，也可隨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漢人不能打獵、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會拜神、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趕集趕場，甚至夜間走路被禁止。另外，元朝實行職業、戶籍分等制，把全國廣大百姓分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級。在他們眼中，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淪落到連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隨著蒙古族統治者漢化程度的加深，他們愈發明白耕地對於國家、對百姓和對於等級社會的價值和意義。但是，他們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如何解決廣大百姓的耕地問題上，而是想著如何利用特權兼併土地、加重對農業的剝削上。元朝土地的絕大部分由貴族官僚、寺院、地主佔有，他們憑藉政治上的強勢，利用經濟和超經濟的巧取豪奪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行公開和隱蔽的搜刮和掠奪，許多小地主和普通農民喪失土地淪為佃戶。官田的租額不斷增加，佃戶繳納不起，流亡的、餓死的情況時有發生。租種私田的佃戶，要向地主交納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額地租。此外，地主對佃戶還可隨意課派，若佃戶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則淪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貧苦大眾身上，每當國家有大規模的征伐時，就下令各千戶簽發兵員。元朝時期，戰爭頻仍，廣大百姓在戰爭中死亡，土地荒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時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係焉”。元朝統治者不實行“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的經濟政策，不實行獎勵墾荒、屯田，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等等措施，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結果亡了國。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較為原始和落後的。廣大群眾在受到沉重的經濟剝削和壓迫之外，還要受到蒙古貴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這一時期貴族和官員的貪污腐敗，在歷史上也屬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臺時，曾想將帝國的賦稅以140萬兩銀幣包給商人劉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極力反對才算作罷。但此後當有人出價至220萬兩時，抵制不住誘惑的窩闊臺終於包給了他。此後，每一個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剝削，強加賦稅，苛重的賦稅重擔又落到了每一個漢人的身上。
元統治者的暴政中“頗具特色”的是賦予“喇嘛”、“番僧”等無上的特權。元朝以喇嘛教為國教，僧侶不僅享有法律特權，甚至還干預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為國師和帝師，由他掌管全國宗教事務及藏族地區政務，其法旨在西北地區（今西藏、青海一帶）與皇帝詔敕並行。元朝的許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師，帝師的弟子被封為國師、國公等，他們都是當時社會的特權階層。元朝的寺廟是一種享有特權的經濟實體，它們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其土地的主要來源之一是皇帝“賜田”。元朝法律嚴格保護僧侶財產所有權，許多寺廟有皇帝頒賜的“護持”詔書，僧尼憑此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正是享有這些特權，所以番僧們經常為所欲為，在許多地方成為麻煩的製造者。像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駐紮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許多墳墓，全都發掘，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並且至少有50萬戶農民（約250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對喇嘛教尤其狂熱。1308年，海山下詔說：“凡毆打喇嘛的，砍斷他的手。凡詭罵喇嘛的，割掉他的舌頭。”他們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錢買東西，都是徑行奪取。元統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後性和反動性，帶給廣大百姓經濟生活的困頓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壓抑進一步加劇。他們只有揭竿而起，反對暴政。這種抗爭從元朝建國開始直至最後，始終與蒙古人的統治相伴，至元朝末年達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統治的不足百年裏，各種反抗鬥爭不絕史書，據記載，江南地區就有200餘起。隨著蒙古貴族統治的延續，賦稅和徭役雙重剝削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社會經濟衰敗，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人禍加於天災，毫無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舉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這一年，在戰火和災害雙重襲擊下的山東、河北地區，就發生了300餘起農民反抗事件。1345年，黃河又在今河南開封東北四十公里處決口，大部分的村莊、田地和農民被水淹沒。數十萬饑民涌向街頭，迅速演變成為反抗元朝統治者的有生力量。與此的元朝最高統治階層依然只顧撈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統治集團內部的奪權鬥爭更趨慘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間，元朝先後歷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明宗、寧宗至元順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見皇權爭奪之激烈程度。
元朝統治者的驕奢侈靡在後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對貴族大臣們肆意賞賜，金銀鈔幣動輒數百萬以上，田地也愈千頃。如元順帝賜丞相伯顏土地，一次就達五千頃。在元朝統治者的“帶領”下，賣官買官，高下有價。賄賂公行，蔚然成風。各級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貪污勒索，如有撒花錢、生日錢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敗，無一復加。各種矛盾匯集在一起，註定了元王朝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而直接敲響元帝國滅亡喪鐘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復黃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黃河年久失修，經常決口氾濫，元政府徵發北方13路民伕15萬人治理黃河，派遣2萬軍隊監工。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門徒劉福通等人乘機進行宣傳鼓動，發動服役的民伕，準備舉行大規模起義。他們提出“復宋”口號，併發布檄文，抨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不公平現象，號召廣大人民群眾推翻元朝的黑暗統治。不幸消息洩露，官府派兵搜捕，韓山童被俘犧牲。劉福通率領部眾，苦戰突圍，於五月攻佔穎州（今安徽阜陽），正式點燃了元末農民起義的烈火。各地農民紛起響應，很快就涌現出無數支起義隊伍。其中，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因頭裹紅巾，被稱為“紅軍”、“紅巾軍”，以劉福通為首的一支稱為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淮一帶；以徐壽輝、彭瑩玉為首的一支稱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漢一帶。另有不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主要有起兵於慶元（今浙江寧波）的方國珍起義軍和起兵於高郵（今屬江蘇）的張士誠起義軍。這些起義軍各自為戰而又相互呼應，共同對元朝的腐朽統治發起了猛烈的衝擊。
1352年，徐壽輝軍攻克江南重鎮杭州路。與此同時，徐州的起義軍也佔領了徐州及周圍地區，切斷了元朝賴以南北聯繫的交通主動脈。起義軍的勝利使元廷極為震驚，遂派大將脫脫率大軍南下，向起義軍發動全面反撲。在元軍的強大攻勢下，起義軍連連敗退，徐壽輝部被迫退出長江中下游，劉福通部活動的區域也越來越小。各路義軍的鬥爭轉入低潮。然而，此時的元順帝聽信讒言，罷免了脫脫的軍事指揮權，元軍軍心渙散。另一起義軍將領張士誠趁勢奪取淮東地區，進而渡過長江，佔領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義軍也借機，主動出擊。徐壽輝部重新佔領湖廣、江西大部；郭子興部攻佔集慶等地，佔領江東和浙東大部。經三年激戰，元軍主力遭受重創，其軍事優勢逐步喪失。1353年2月，劉福通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建都亳州，國號大宋，改元龍鳳。一時之間，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政權的領導。此後，劉福通為擴大戰果、分散元軍對大宋政權的壓力，遣軍三路北伐。1358年，劉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諸地，從根本上動搖了元朝根基。
帝國日落
劉福通起義的第二年，定遠（今屬安徽）土豪郭子興在濠州（今安徽鳳陽）起兵，組織紅巾軍，屬北方紅巾軍系統。就在這一年，出身於漢族貧苦農民的窮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興隊伍，當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參加起義後，朱元璋因足智多謀，英勇善戰，被郭子興收為親兵，授予最低一級的軍銜九夫長，不久又將養女馬氏嫁與他為妻。後來，他回鄉募兵700人，又陸續收編附近一些地主武裝，嚴加訓練，培養了一批心腹骨幹和一支數萬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興的器重，很快升任鎮撫、總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縣），又升為總兵官。不久，郭子興病死，北方紅巾軍所建大宋政權的小明王韓林兒任命郭子興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妻弟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副元帥，由朱元璋執掌該部實權。當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過長江、攻佔採石，太平（今安徽當涂）。次年三月攻佔集慶路（今江蘇南京），改名為應天府，然後攻佔鎮江、寧國（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縣）、揚州等地，鞏固了自己的陣地。郭、張均死於集慶之役，朱元璋便成為這支隊伍的最高統帥。宋政權下令在應天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授他為行省平章。當劉福通率軍三路出兵攻打矇古之時，朱元璋借機在南方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先後派兵攻佔了鎮江、廣德、長興、江陰等地，使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展和鞏固。1360年，徐壽輝被陳友諒殺死，陳友諒自立為帝，改元大義，國號為漢。不久，陳友諒即率軍南下攻打應天，結果慘敗。1364年，朱元璋採用火攻之法，陳友諒兵敗身亡，其大漢政權隨之滅亡。此後，朱元璋又攻佔襄陽等漢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長江中游地帶。為穩定江漢局勢，朱元璋轉兵東攻張士誠，此時，已投降元朝的張士誠將韓林兒和劉福通趕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請求遷都為名，派軍隊將韓林兒迎往應天。行至瓜步鎮（今江蘇六合），奉迎的軍隊將韓林兒沉入長江溺死，韓宋政權就此滅亡。至此，朱元璋已經初步顯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作為他的鬥爭口號。此時元朝的最高統治者階層卻陷入荒淫無序的狀態，毫無復興的希望。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是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他在位期間，元朝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加劇，各地民變風起雲湧。面對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卻荒於政事，只顧飲酒作樂。就在朱元璋大舉北上，準備滅元之時，元統治集團內部再次發生了內亂。早在1359，皇太子愛猷識裏達臘見政局動蕩，順帝聽任朝臣傾軋，就打算聯合當時丞相太平逼順帝遜位，遭到太平嚴詞拒絕，皇太子又中傷太平，逼其辭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勢下，順帝被迫罷免太平，但由於大臣們的堅決反對，皇太子的陰謀未能得逞。此後不久，元朝內部的鬥爭更甚，各皇子之間以及順帝與朝臣、皇子的戰爭不斷。
擊滅張士誠後，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計劃。他以部分兵力，向浙東、福建、兩廣和四川進軍，消滅南方的割據勢力，主要兵力則用於北伐，與元政權進行最後的決戰。此時，元政權雖然依靠地主武裝把北方紅巾軍鎮壓下去，但它的統治基礎卻在各支起義軍特別是北方紅巾軍的沉重打擊下趨於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達、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幾個月，即下山東、取汴梁、克潼關，對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麵包圍之勢。元順帝驚恐萬分，慌忙帶著后妃、太子北逃。
1368年正月，在徐達率北伐軍平定山東的凱旋聲中，朱元璋在應天就皇帝位，定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一個新的王朝，就此誕生了。2月，徐達回師河南，兵峰直指汴梁、洛陽，直到此時，元朝內部的混戰仍在繼續。閏七月二十八日，徐達率軍攻陷通州。據《庚申外史》載，一部分大臣再三勸說順帝死守京城，以待援軍。他不同意，說夜間觀測天象，大元氣數已盡，當讓位於朱元璋。當晚，元順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8月，徐達率兵進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統治被推翻。
逃往漠北的元順帝屯兵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朱元璋曾遣使遺書，對其曉以利害，目的在於招降。順帝作《答明主》一詩，令使者帶給朱元璋。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
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
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這首詩的文采如何暫且不論，但卻寫的不卑不亢，自認元朝氣數已盡，又自詡大元的皇恩浩蕩；既高興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轉表達了自己禪讓的誠意。這種態度恐怕在歷代帝王之中，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吧！只是不知叱吒風雲、縱橫一世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看到後世兒孫的如此場景，是該哀其不爭，還是該對這種“廣闊胸襟”，“謙謙君子之風”而感到一絲自豪呢？
逃到草原上的這位頗具豪氣的元順帝在明軍接連不斷的打擊下，惶惶不可終日。1370年5月23日，他懷著悲憤和鬱悶，在沙拉木倫河畔的應昌去世。元順帝的兒子愛猷識裏達臘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後，便在哈拉和林繼位，他將殘元政權又維持了八年，並厲兵秣馬盼望著有朝一日重登中國皇位。1378年，愛猷識裏達臘懷著滿腔遺憾去世，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繼位。1388年，藍玉率領10萬大軍在合勒卡河和克魯倫河之間、貝爾湖南岸大敗脫古思的軍隊，殘元諸王、平章以下官員三千多人及軍士七萬餘人被俘，脫古思帖木兒逃走後被其部將縊殺。殘元的主力基本被消滅。1402年，鬼力赤者殺掉坤帖木兒自立為可汗，除去“元”的國號，改稱韃靼，北元滅亡。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一千古至理名言，在元朝再次得到印證。天下統一以後，統治者應當調整統治階層內部利益關係，肅清吏治，精誠團結，勵精圖治；應當與民休養，發展生產，省刑罰，恤民力，創造寬鬆的社會環境。然而，元廷官員雖然深知漢文化傳統在治理國家中的重大作用，卻不得其要領，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民族制度等許多方面都呈現其落後性和原始性。阻礙歷史的發展，只能被歷史所拋棄。這就是無情的歷史規律。
南逃無路
南逃無路：南宋覆亡真相
南宋（1127～1279年）是北宋趙氏王朝的繼續，始於高宗趙構，終於衛王趙昺，共9帝。南宋偏安一隅，國運不昌，帝王懦弱。從趙構開始，皇帝大都沒有太大作為，奸臣當道，堪稱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王朝之一。它著力經營長江以南廣大地區，使我國南方社會經濟持續向前發展，呈現出高度繁榮。但在軍事上卻一直讓步於北方強敵，最終為蒙元所滅。
茍且偷安
“靖康之變”後，留守在相州（今河南安陽）的康王趙構逃到了南京（今河南商丘），1127年5月，趙構在南京即位，改元建炎，他就是宋高宗。高宗王朝後來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偏安南方，與定都開封的北宋相區別，故史稱為南宋。高宗即位後，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把“主戰派”大臣李綱召回朝廷，擔任宰相。然而，這只是高宗收買人心的措施，他很擔心抗金戰爭勝利後，宋欽宗會回來和他爭奪皇位，並不太想與金朝兵戎相見，於是又任命了一大批“主降派”的官僚居於要職。因此，從南宋建立初期，抗金鬥爭中主戰派與主降派之間的激烈鬥爭就開始了。
李綱擔任宰相後，提出了許多抗金的主張，還極力在宋高宗面前推薦大臣宗澤。宗澤是一位堅決抗金的將領。金兵第二次攻打東京開封的時候，就是宗澤領兵抗擊金兵，一連打了13次勝仗。宋高宗對宗澤的勇敢早有耳聞，這次聽了李綱的推薦，就派宗澤去開封府做知府。這時候，金兵雖然已經從開封撤出，但開封城經過兩次大戰，人心惶惶，秩序混亂。宗澤在軍民中很有威望。他一到開封，就整頓城中治安，嚴懲搶劫的罪犯，開封的秩序漸漸安定下來。同時他還積極聯絡各地民眾組織起來的義軍。河北義軍聽到宗澤的威名，都自願接受他的指揮。這樣一來，開封城中人心安定，存糧充足，物價穩定，重新恢復了大戰前的局面。但是，就在宗澤準備北上恢復中原時，宋高宗和投降派卻嫌南京不安全，想把都城遷移到更南的地方。李綱因反對南逃，被撤了職。
不久，金兵分路大舉進攻。金太宗派大將兀術（宗弼，阿骨打之子）向開封進攻，宗澤率部成功地擊退了兀術的進攻。金軍對宗澤又害怕又欽佩，長時期沒敢再揮師南下。宗澤認為高宗應該回開封領導軍民收復中原，於是上了二十幾道奏章，都石沉大海，毫無音信。這時的宗澤已經是70歲的老人，一氣之下臥病不起，臨終前還呼喊“過河！過河！過河！”宗澤去世後不久，團聚在開封附近的各地義軍既受到南宋政府的猜忌，又遭到金兵的鎮壓，抗戰力量大大削弱，中原地區又全部落入金人手中。建炎三年（1129年）初，金兵分路渡河南下，宋高宗等人從揚州倉皇逃往杭州。10月，金將兀術領兵10萬分兩路渡河，長驅直入。宋高宗又從臨安逃往紹興、明州，當金兵追蹤而來時，高宗又從明州乘海船逃往溫州。金兵下海追趕三百里，遇大風雨被南宋水師打敗，才引兵撤退。這次戰事使大江南北許多繁華城市和附近農村遭到嚴重破壞，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與此同時，江南江北許多地區的人民積極抗擊金兵，金兵進攻揚州時，張榮領導的梁山泊水軍從清河南下在江蘇淮安堅持抗金，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南宋官軍中也不乏堅決抵抗的金軍將領，他們英勇善戰，不屈不撓。建炎四年（1130年）3月，金將兀術率15萬金兵到達鎮江黃天蕩附近時，抗金名將韓世忠率軍攔擊。當時韓世忠手下只有宋軍8000人，雙方兵力懸殊。激戰時，韓夫人梁紅玉親自擊鼓助威，雙方相持48天，金軍終於撤兵。兀術擺脫了韓世忠的阻擊後，帶兵轉道建康才撤回北方。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抗金名將岳飛軍隊的頑強阻擊，被殺得潰不成軍，狼狽撤回。
這一時期抗金的主力是岳飛及其岳家軍。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人，從小刻苦讀書，尤其愛讀兵法，他還力大過人，十幾歲的時候就能拉開300斤的大弓，後來又學得一手百發百中的好箭法。傳說岳飛離家抗金前夕，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這成為岳飛終生遵奉的信條。先前，都城開封被金軍圍困時，岳飛曾隨宗澤前去救援，多次打敗金軍，受到宗澤的賞識，稱讚他“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南宋建立後，岳飛上書高宗，要求收復失地，被革職。岳飛遂改投河北都統張所，在太行山一帶抗擊金軍，屢建戰功。後復歸東京留守宗澤，宗澤死後，岳飛繼續留守開封。高宗被迫流亡海上以後，岳飛孤軍堅持敵後作戰。他先在廣德（今安徽廣德）攻擊金軍，六戰六捷。又在金軍進攻常州時，率部馳援，四戰四勝。這次趁兀術北撤的時候，他跟韓世忠配合，沉重打擊了金軍的氣勢。次年，岳飛又與韓世忠配合，在建康城南牛頭山設伏，大破金兀術，收復建康，金軍被迫北撤。從此，岳飛威名傳遍大江南北，聲震河朔。同年，岳飛升任通州鎮撫使兼知泰州，擁有人馬萬餘，建立起一支紀律嚴明、作戰驍勇的抗金勁旅“岳家軍”。
紹興三年（1133年），岳飛剿滅李成、張用等“軍賊遊寇”。次年4月，岳飛揮師北上，擊破金傀儡偽齊軍，收復襄陽、信陽等六郡。紹興四年（1134年），32歲的岳飛升任清遠軍節度使。次年，岳飛率軍鎮壓了洞庭湖地區的楊麼起義軍，從中收編了五、六萬精兵，“岳家軍”實力大增。由於“岳家軍”英勇善戰，很快成為一支抗金的主力部隊，成為和劉光世、韓世忠、張俊齊名的抗戰派將領。
紹興六年（1136年），岳飛再次出師北伐，一路攻城奪地，由於是孤軍深入，不得不撤兵。此次北伐，岳飛壯志盈懷，寫下了千古絕唱《滿江紅》：怒髮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
壯志饑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紹興七年（1137年），岳飛再升為太尉。他屢次建議高宗動用全國之力，興師北伐，收復中原，但都為高宗所拒絕。九年（1139年），金國政變，金兀術掌握大權，次年，金兀術兵分四路南下進攻南宋。岳飛率領岳家軍深入河南地區，先後收復潁昌(今河南許昌)、鄭州、洛陽等地。岳飛把主力駐紮在潁昌，自己親自率領騎兵駐守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兀術聽到岳飛出兵，鼓足勇氣率15000餘騎精兵，來到郾城北面。金軍以身披重鎧甲，頭戴鐵兜的精銳“鐵塔兵”列在正面，以號稱“拐子馬”的騎兵布列兩側。岳飛面對強敵毫不畏懼，派兒子岳雲為先鋒，命令岳雲只許勝，不許敗。岳飛看準金軍的弱點，命將士預備好長砍刀、大斧，等金軍衝來，彎腰下砍馬腿，上砍敵兵。激戰持續到天黑，殺得金兵屍橫遍野。兀術不禁哀嘆：“自起兵以來，全仗拐子馬取勝，不料今日遭此重創。”此後兀術連戰連敗，岳飛率兵乘勝追擊，一直打到東京附近的朱仙鎮。金軍深感岳家軍的厲害，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感嘆。
岳飛等主戰派遂加緊了打擊金軍、收復中原失地的進程。他在朱仙鎮招兵買馬，聯絡河北義軍，積極準備渡過黃河收復失地，他激動地對諸將說“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耳！”然而“已把杭州做汴州”的高宗和奸相秦檜卻不願意收復中原失地，他們一心求和，連發12道金字牌，命令岳飛退兵。岳飛抑制不住內心的悲憤，仰天長嘆：“十年之功，毀於一旦！”他壯志難酬，只好揮淚班師。岳飛回到臨安後，即被解除兵權。紹興十一年（1141年）8月，高宗和秦檜派人向金求和，金兀術要求“必先殺岳飛，方可議和”。秦檜乃誣岳飛謀反，將其下獄。當年12月，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毒死於臨安風波亭，是年岳飛僅39歲。其子岳雲及部將張憲也同時被害。
宋金雙方達成了“和約”：第一、宋向金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第二、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陜西寶雞西南)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縣)二州及商(今陜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第三、宋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紹興和議”確定了宋金之間政治上的不平等關係，結束了長達十餘年的戰爭狀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帝王無能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禪位，36歲的孝宗趙即位。孝宗頗欲有番作為，他給岳飛平反，又將秦檜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先後起用了張浚、虞允文等主戰派大臣，力圖恢復中原。然而，面對高宗的處處牽制、主和派的極力阻撓，孝宗深感力不從心，中興大業最終不得不付之東流。其後的帝王們大多滿足於安逸的生活，滿足於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實，北復中原的大計漸漸歸於沉寂。
孝宗之後，其子光宗趙繼立，光宗似乎智力上有些障礙，加上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光宗整日抑鬱不樂，他在位十五年，毫無建樹。
光宗之後，寧宗趙擴亦是一位毫無作為的皇帝。他即位時竟發生了戲劇性一幕，當太皇太后吳氏命趙擴穿戴黃袍登基時，趙擴居然嚇得極力掙脫，口中還大聲地喊道：“兒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只好強行與他披上黃袍，登上皇位。寧宗即位後，毫無主見，任人擺布。寧宗朝，外戚韓胄把持朝政，此人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歷史上稱為“慶元黨禁”。慶元黨禁很不得人心，韓胄為了挽回人心，決定北伐金國，建立不世之功業。於是他起用辛棄疾、葉適等主戰派，從開禧二年（1206年）開始北伐。戰爭初期，宋軍收復了一些地方，但是在金軍的反攻下，很快趨於失敗。投降派史彌遠勾結楊皇后，乘機反撲，打擊主戰派。他們槌殺韓胄，割下他的腦袋獻給金朝，乞求和議，宋金達成“嘉定和議”。史彌遠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把持宋寧宗趙擴一朝達17年之久。史彌遠對金採取屈服妥協的政策，對南宋人民則瘋狂掠奪。他的擅權極大地損害了南宋統治的根基，南宋政治從此更加敗壞。
孝宗至寧宗三朝共統治南宋60多年，北伐大業一誤再誤，在此期間，金國統治也日益腐朽，然而興起於蒙古高原的蒙古汗國氣勢正旺。蒙古鐵騎不僅滅了西遼，圍攻西夏，而且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完成了對中亞的征伐。嘉定十七年（1224年），寧宗病死，史彌遠立趙昀為皇帝，這就是宋理宗。寧宗時，在選立太子問題上，史彌遠為保持自己擅權的地位，玩弄手段廢掉皇弟沂王之子貴和，從越州找到了另一宗室子趙與莒，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全力扶植。寧宗死後，他馬上矯詔擁立貴誠，改名昀，繼續擅權理宗一朝。史彌遠兩朝擅權長達26年之久，權傾朝野，把國家一步步拖向絕境。他以宣繒、薛極為肺腑，王愈為耳目，盛章、李知孝為鷹犬，馮為爪牙，專擅朝政，權傾內外。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依附史彌遠，人謂之為“四木”；李知孝與梁成大、莫澤，為史彌遠排斥異己，不遺餘力，人謂之為“三兇”。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官員因為反對他的專權，皆遭竄逐。史彌遠等人，對金一貫採取屈服妥協的政策，對南宋人民則瘋狂掠奪。他招權納賄，貪污公行。還大量印造新紙幣，不再以金、銀、銅錢兌換，而只以新幣兌換舊幣，並且把舊幣折價一半。致使紙幣充斥，幣值跌落，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史彌遠一直得到宋寧宗、理宗的信任，封官加爵不已，甚至到紹定六年(1233年)病死，還被追封為衛王，謚忠獻。
理宗當政，“淵默十年無為”。理宗親政後，大力倡導理學，企圖借理學力量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一時間理學思想瀰漫朝野。官員一面誇誇其談，空講仁義道德，一面欺世盜名，魚肉百姓。此外，理宗沉溺美色，怠於政事。也正是理宗情色之好，導致另一位奸相權臣爬上權力的巔峰，實際上為南宋的命運提前劃上了句號。這一權臣就是賈似道。
姦佞喪國
賈似道，台州(今浙江臨海)人，他尚年幼時，父親賈涉在淮東制置使任上突然病逝。因為家道中落，又無人管教，賈似道漸漸不務正業，經常酗酒賭博，沾染了一身惡習。賈似道的命運發生轉變是因為同父異母姐姐賈氏被選入宮中。賈氏長得漂亮，深得理宗的憐愛，進宮不久就被冊封為貴妃。賈似道籍此裙帶關係，被相繼提拔為籍田令、太常丞、軍器監、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習氣的賈似道，在京城臨安有恃無恐，行為放蕩不羈。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裏鬼混，夜間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遊玩。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見湖上星火點點，就對左右說：“這必定是似道。”次日前去詢問，果然不錯。雖然無才無德，因是貴戚的關係，加上他善於使弄權術，所以賈似道連年陞官、步步高升。寶五年(1257年)，他一路遷升為知樞密院事兼任兩淮安撫大使。賈似道平步青雲之時，也正是北方蒙古貴族橫掃天下之際。南宋政權的弱不禁風，盡收蒙古貴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對蒙古大軍所向披靡的戰鬥力並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國新亡之機，在沒有充足準備下，突然派軍隊北上，企圖收回蒙古軍佔領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結果在洛陽遭到蒙古軍的襲擊。這次軍事行動導致了嚴重後果，它激化了南宋與蒙古國的矛盾。
寶祐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調動三路大軍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親率大軍圍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頭直指南宋都城臨安。理宗萬分慌張，派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屯兵漢陽(今湖北漢陽)，以援鄂州，賈似道本不學無術，他看到蒙古鐵騎驍勇善戰，鄂州岌岌可危。萬分驚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忽必烈原本不想議和，這時突然得到蒙哥前線病逝的消息，為了趕回蒙古去爭奪汗位，他就順水推舟答應了議和條件，率軍撤回北方去了。
賈似道見蒙古軍主力已經撤走，就出動大軍攔殺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臨安，以做邀賞之功。他把私自訂立和約的事瞞得嚴嚴實實，到處吹噓自己取得大勝。宋理宗聽信了賈似道的謊話，認為賈似道立了大功，誇耀一番之後，又晉陞他為少師，封衛國公，視之為“股肱之臣”。為了標榜所謂的豐功偉績，賈似道甚至指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寫文章，名曰《福華編》，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頌德，肉麻至極。蒙古政權上層因忙於內部事務的處理，放緩了打擊南宋的腳步，南宋得以暫時的茍延殘喘。然而，南宋朝廷並沒有抓緊這難得的時機緩解矛盾、增強國力。相反，卻由於賈似道的橫行霸道進一步加快了滅亡的進程。
賈似道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異己，殘害抗戰將領。他網織罪名殺害了左丞相吳潛，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領導釣魚城抗戰、讓忽必烈大軍束手無策的王堅，也被賈似道解除兵權，以至於鬱悶而死。賈似道還通過實行所謂“打演算法”，把在抗戰中支取官物用作軍需的將領一概治罪。至此，賈似道羽翼豐滿，權傾朝野，把持朝綱長達15年時間。賈似道專權後，對人民的剝削愈益苛重，致使社會經濟更為蕭條。賈似道以南宋政府財政困難，軍糧不足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實行買“公田法”。其辦法是：按官品規定佔田限額，兩浙、江西等地官戶如果超出限額，在超額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買回，作為公田出租，然後收公田租以充軍糧。“公田法”本與農民關係不大，但是許多官吏以買田邀功，常將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虛報為一石，官府據此規定重額官租，強迫農民交納，這使得農民負擔大大加重。同時，有權勢的官僚大地主雖然家有餘田，但拒不出賣，地方官為了完成買田數額，就強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農賣田。“公田法”推行以後，許多人家破產失業，南宋王朝與中小地主以及自耕農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又在各地實行所謂“經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間土地，分毫必計地向民間搜括田稅地租。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地方政府動輒虛加貧弱農戶的租稅。無疑，“經界推排法”又成為一禍國殃民之舉。
賈似道不僅通過“買公田”、“經界推排法”之類的手段從民間搜刮財富，而且連年濫印紙幣，造成貨幣極度貶值，物價飛漲。城市工商業、農業直至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力迅速衰微。大臣黃震上書指出國家面臨四個弊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被連貶三級，朝中難聞正直的聲音。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終因嗜欲過度而病死，皇太子趙在賈似道扶持下繼位，是為度宗。度宗孱弱無能，亦是一位貪戀女色之徒，朝中大小事務依然託付給賈似道，稱賈似道為“師臣”。賈似道為了考驗度宗對他的信任度，也為了在新君面前樹立威信，便在辦理完理宗喪事後，棄官回到紹興私宅，之後指使人謊報蒙古兵犯境。度宗和謝太后聞報大驚，手詔請賈似道出來主政，並特拜他為太師、封魏國公，賈似道這才出來“為國視事”。賈似道經常巧設陰謀，置度宗於股掌之上。鹹淳三年(1267年)，他向度宗提出要歸家休養，度宗每天四、五次派侍從官去傳旨挽留，又每天十多次派人送去各種賞賜。被派去的人唯恐賈似道離京，竟每夜躺在賈府門外守著。度宗又在靠近西湖的葛嶺，賜給賈似道第宅一所，把他送到那裏去休養。從此，賈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也不去公堂理事，一切公文都由人送到他家中簽署，朝中其他幾位宰相只是挂名而已。當時人們形容這種情況說：“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指賈似道)。” 此後，度宗又給他十日一朝的特權，而且每次退朝，度宗總要離座目送他走出殿廷，才敢坐下。
雖然賈似道深居豪宅，朝廷內外一切政事，如果他不同意，任何人也不敢辦理。誰要是使他稍不滿意，輕則斥責，重則削去官職，終身不用。一些企圖向上爬的官吏，紛紛向他行賄。這樣一來，賈似道斂財無數，南宋的貪污之風也隨之大盛。
在賈似道不斷向度宗要官要權之時，蒙古軍正大舉南下，南宋危機十分深重。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北返蒙古奪得汗位之後，他迅速穩定了內部，不久即又派兵佔領南宋四川地區，並沿漢江南下，於鹹淳四年(1268)包圍襄陽，次年又圍樊城，直逼南宋的腹地。咸淳六年(1270年)，正當襄、樊被圍，南宋前線形勢十分危急之際，賈似道卻悠閒地躺在葛嶺私宅中，過著極端荒淫的生活。他掠取許多美貌的妓女、尼姑為妾，日夜淫樂。他喜歡鬥蟋蟀，而且還著《蟋蟀經》，描述他養蟋蟀、鬥蟋蟀的經驗。賈似道還特別愛好奇玩珍寶，廣為蒐羅。他聽說已故兵部尚書餘階有玉帶殉葬，竟掘墳取來。
賈似道在葛嶺恣意淫樂，整日不上朝，如果有人提及邊防之事，他即加貶斥。有一天，度宗問他：“襄陽被圍已三年，怎麼辦？”他扯謊道：“北兵已退，陛下從何處聽得此言？”度宗告訴他是聽一個宮女講的，他就立即處死了那個宮女。自此，不管前線情況多麼吃緊，誰也不敢透露半點真實消息。
咸淳七年(1271年)月，忽必烈定國號為元，加緊了統一中國的進程。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軍攻破。襄陽被圍五年，糧盡援絕，城中軍民拆屋當柴燒，縫紙幣做衣穿，守將呂文煥孤立無援，於是獻襄陽城投降元朝。襄陽之戰對元宋雙方都具有重要意義。勝利的一方發現南宋朝廷的腐朽沒落已經不可救藥，從中看到滅宋的希望，而失敗的一方不僅沿長江一線及以南的防守從此處於極其被動的勢態，而且民心士氣大受挫折，南宋王朝滅亡的喪鐘已經清晰可聞。
咸淳十年，賈似道的母親去世，值此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賈似道不僅不組織抗元，反而乘機大擺排場，炫耀自己的權位。度宗親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親國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設祭。有的祭臺搭到數丈高，為裝祭品，還跌死了好幾個人。賈似道回台州治喪，動用皇帝的儀仗送葬，山陵的規模甚至超過度宗的壽墳。下葬那天，整日大雨，山洪猛漲，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連動也不敢動一下。
此後不幾天，度宗因酒色過度，突然死掉了。賈似道又立年僅四歲的趙顯當皇帝，繼續操縱著南宋大權。
元軍佔領襄陽後，又於當年攻下鄂州。京城太學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賈似道親自督師抗元。賈似道迫不得已，只好在臨安設立都督府，但他遲遲不敢與元軍對決。直到德元年(1275年)正月鄂州失陷以後，他才抽調各路精兵13萬，從水路出發。他帶了大批輜重，船隻首尾相接達百餘裏。途經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他的座船因過於龐大，在攔河壩上擱淺，水軍只得為他換船繼續前進。隊伍開到蕪湖（今安徽蕪湖），賈似道就迫不及待地與元朝聯繫議和，他從蕪湖放回元朝俘虜，並送荔枝、黃柑給元朝丞相伯顏，同時派使者去元軍大營，請求稱臣送歲幣。伯顏拒絕議和，並繼續進兵至安慶(今安徽安慶)、池州(今安徽貴池)、丁家洲（今安徽銅陵東北長江中）一戰，宋軍前鋒毫無鬥志，不戰而走，後方督戰的賈似道也驚慌逃竄。此一役，宋軍主力大部分被殲，士氣喪失殆盡。
賈似道兵敗之後，元軍主力順長江東下，很快逼近臨安，趙宋王朝已處在滅亡的前夕。賈似道喪師辱國，朝野震動，群情激憤，太學生及臺諫、侍從官紛紛上疏請殺賈似道，太后謝道清不許，只削降他三級官職，命他回紹興私宅去給他母親守喪。賈似道到了紹興，紹興的地方官關起城門來不讓他進去，於是朝廷改命賈似道去婺州(今浙江金華)居住，婺州群眾聽說賈似道來，就貼出通告，把他趕走。可見賈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在朝臣的強烈要求下，謝太后只得將賈似道貶為高州(今廣東高州東北)團練使，並派人監押。紹興府有個小吏鄭虎臣，因受過賈似道迫害，為了報仇，他主動要求擔任押送官。鄭虎臣一路上羞辱賈似道，不時找機會欲置賈似道於死地。走到漳州，鄭虎臣橫下心來，在賈似道如廁時結果了他的性命。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顏率領的元軍雲集臨安城下，謝太后欲戰不勝、南渡無法脫身，她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元軍接洽。然而，文天祥前往元營和談時卻被伯顏扣留。謝太后無奈，只得向伯顏奉上傳國寶璽和降表，開城投降。南宋主體政權已經滅亡。此后帝王官宦走向了長達三年的逃亡之路。
度宗死後，他的三個兒子嘉國公趙顯、益王趙、衛王趙，相繼被朝臣擁立為帝。弟兄三人即位時最大的不過八歲，在位時間最長的也只有三年。其中，度宗之後繼位的恭帝趙顯，在位2年，被元軍俘獲後送西藏為僧，又被冤殺；恭帝被元擄住後，大臣陸秀夫等擁立趙為帝，在位3年，在元軍追擊中受驚而死，終年11歲，葬於永福陵（今廣東省新會縣南）；末帝趙在位2年，在元軍追擊下，由大臣陸秀夫背著投海而亡，終年9歲，時為1279年。宋室在南方153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南宋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留給後人更多的是茍且、軟弱和無可奈何！分析南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會發現，南宋並不是一個不堪一擊、積貧積弱的王朝。宋朝在行政制度、經濟運行和火藥火器技術的研究等方面都超過漢唐。南宋朝廷以雄厚的江南經濟做後盾，推行“以金錢換和平”的外交策略，似乎也無可厚非。不幸的是，兩宋政權一直處於諸多勃興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夾擊和圍攻之中，窮於應付戰局，實屬無奈！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族在十至十三世紀相繼崛起，其勢難以敵當，也在情理之中。兩宋朝廷本無意消滅這些敵對政權，攻擊力雖不甚銳利，但抵禦來犯之敵的能力尚且有餘，在面對蒙古族大軍的時候尤其如此。從1206年開始，蒙古族大軍幾乎是以排山倒海之勢相繼滅金、滅西夏、滅花拉子模、滅俄羅斯諸公國、敗波蘭等東歐國家，獨獨在吞併南宋的戰爭中，無論是出動的兵力，還是相持的時間（從1235年舉兵伐宋，到1279年徹底摧毀宋王室，歷時近半個世紀之久），損失之慘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在於統治者上層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朝政上吏治腐敗，使得民不聊生。加之在外交措施方面失當（南宋與蒙古結盟滅掉金朝，頓失防禦屏障，並將自己的實力暴露於蒙古貴族面前，實屬重大失策），導致內外交困所致。像賈似道在政治腐敗、國運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個浪蕩子弟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樞密使的高位，充分體現了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沒落。在元軍大舉攻宋的時候，作為前線指揮，他一面封鎖軍情，一面向敵人稱臣請降，這種兩面派的作風是無法長久的。君臣上下，不思進取，既沒有北定中原的雄心，也沒有積極防禦的打算，只是一味搜括民脂民膏，貪戀奢華的生活，所謂“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形象的寫照。南宋後期的政治可用皇權旁落、大臣擅權、皇后干政、朝政混亂和民怨沸騰來概括。如此以來，國家豈有不滅亡之理？！所以，當南宋統治者選擇了逃避甚至是投降政策時，實際上就意味著選擇了一條註定滅亡的道路！
南宋（1127～1279年）是北宋趙氏王朝的繼續，始於高宗趙構，終於衛王趙昺，共9帝。南宋偏安一隅，國運不昌，帝王懦弱。從趙構開始，皇帝大都沒有太大作為，奸臣當道，堪稱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王朝之一。它著力經營長江以南廣大地區，使我國南方社會經濟持續向前發展，呈現出高度繁榮。但在軍事上卻一直讓步於北方強敵，最終為蒙元所滅。
茍且偷安
“靖康之變”後，留守在相州（今河南安陽）的康王趙構逃到了南京（今河南商丘），1127年5月，趙構在南京即位，改元建炎，他就是宋高宗。高宗王朝後來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偏安南方，與定都開封的北宋相區別，故史稱為南宋。高宗即位後，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把“主戰派”大臣李綱召回朝廷，擔任宰相。然而，這只是高宗收買人心的措施，他很擔心抗金戰爭勝利後，宋欽宗會回來和他爭奪皇位，並不太想與金朝兵戎相見，於是又任命了一大批“主降派”的官僚居於要職。因此，從南宋建立初期，抗金鬥爭中主戰派與主降派之間的激烈鬥爭就開始了。
李綱擔任宰相後，提出了許多抗金的主張，還極力在宋高宗面前推薦大臣宗澤。宗澤是一位堅決抗金的將領。金兵第二次攻打東京開封的時候，就是宗澤領兵抗擊金兵，一連打了13次勝仗。宋高宗對宗澤的勇敢早有耳聞，這次聽了李綱的推薦，就派宗澤去開封府做知府。這時候，金兵雖然已經從開封撤出，但開封城經過兩次大戰，人心惶惶，秩序混亂。宗澤在軍民中很有威望。他一到開封，就整頓城中治安，嚴懲搶劫的罪犯，開封的秩序漸漸安定下來。同時他還積極聯絡各地民眾組織起來的義軍。河北義軍聽到宗澤的威名，都自願接受他的指揮。這樣一來，開封城中人心安定，存糧充足，物價穩定，重新恢復了大戰前的局面。但是，就在宗澤準備北上恢復中原時，宋高宗和投降派卻嫌南京不安全，想把都城遷移到更南的地方。李綱因反對南逃，被撤了職。
不久，金兵分路大舉進攻。金太宗派大將兀術（宗弼，阿骨打之子）向開封進攻，宗澤率部成功地擊退了兀術的進攻。金軍對宗澤又害怕又欽佩，長時期沒敢再揮師南下。宗澤認為高宗應該回開封領導軍民收復中原，於是上了二十幾道奏章，都石沉大海，毫無音信。這時的宗澤已經是70歲的老人，一氣之下臥病不起，臨終前還呼喊“過河！過河！過河！”宗澤去世後不久，團聚在開封附近的各地義軍既受到南宋政府的猜忌，又遭到金兵的鎮壓，抗戰力量大大削弱，中原地區又全部落入金人手中。建炎三年（1129年）初，金兵分路渡河南下，宋高宗等人從揚州倉皇逃往杭州。10月，金將兀術領兵10萬分兩路渡河，長驅直入。宋高宗又從臨安逃往紹興、明州，當金兵追蹤而來時，高宗又從明州乘海船逃往溫州。金兵下海追趕三百里，遇大風雨被南宋水師打敗，才引兵撤退。這次戰事使大江南北許多繁華城市和附近農村遭到嚴重破壞，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與此同時，江南江北許多地區的人民積極抗擊金兵，金兵進攻揚州時，張榮領導的梁山泊水軍從清河南下在江蘇淮安堅持抗金，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南宋官軍中也不乏堅決抵抗的金軍將領，他們英勇善戰，不屈不撓。建炎四年（1130年）3月，金將兀術率15萬金兵到達鎮江黃天蕩附近時，抗金名將韓世忠率軍攔擊。當時韓世忠手下只有宋軍8000人，雙方兵力懸殊。激戰時，韓夫人梁紅玉親自擊鼓助威，雙方相持48天，金軍終於撤兵。兀術擺脫了韓世忠的阻擊後，帶兵轉道建康才撤回北方。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抗金名將岳飛軍隊的頑強阻擊，被殺得潰不成軍，狼狽撤回。
這一時期抗金的主力是岳飛及其岳家軍。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人，從小刻苦讀書，尤其愛讀兵法，他還力大過人，十幾歲的時候就能拉開300斤的大弓，後來又學得一手百發百中的好箭法。傳說岳飛離家抗金前夕，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這成為岳飛終生遵奉的信條。先前，都城開封被金軍圍困時，岳飛曾隨宗澤前去救援，多次打敗金軍，受到宗澤的賞識，稱讚他“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南宋建立後，岳飛上書高宗，要求收復失地，被革職。岳飛遂改投河北都統張所，在太行山一帶抗擊金軍，屢建戰功。後復歸東京留守宗澤，宗澤死後，岳飛繼續留守開封。高宗被迫流亡海上以後，岳飛孤軍堅持敵後作戰。他先在廣德（今安徽廣德）攻擊金軍，六戰六捷。又在金軍進攻常州時，率部馳援，四戰四勝。這次趁兀術北撤的時候，他跟韓世忠配合，沉重打擊了金軍的氣勢。次年，岳飛又與韓世忠配合，在建康城南牛頭山設伏，大破金兀術，收復建康，金軍被迫北撤。從此，岳飛威名傳遍大江南北，聲震河朔。同年，岳飛升任通州鎮撫使兼知泰州，擁有人馬萬餘，建立起一支紀律嚴明、作戰驍勇的抗金勁旅“岳家軍”。
紹興三年（1133年），岳飛剿滅李成、張用等“軍賊遊寇”。次年4月，岳飛揮師北上，擊破金傀儡偽齊軍，收復襄陽、信陽等六郡。紹興四年（1134年），32歲的岳飛升任清遠軍節度使。次年，岳飛率軍鎮壓了洞庭湖地區的楊麼起義軍，從中收編了五、六萬精兵，“岳家軍”實力大增。由於“岳家軍”英勇善戰，很快成為一支抗金的主力部隊，成為和劉光世、韓世忠、張俊齊名的抗戰派將領。
紹興六年（1136年），岳飛再次出師北伐，一路攻城奪地，由於是孤軍深入，不得不撤兵。此次北伐，岳飛壯志盈懷，寫下了千古絕唱《滿江紅》：怒髮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
壯志饑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紹興七年（1137年），岳飛再升為太尉。他屢次建議高宗動用全國之力，興師北伐，收復中原，但都為高宗所拒絕。九年（1139年），金國政變，金兀術掌握大權，次年，金兀術兵分四路南下進攻南宋。岳飛率領岳家軍深入河南地區，先後收復潁昌(今河南許昌)、鄭州、洛陽等地。岳飛把主力駐紮在潁昌，自己親自率領騎兵駐守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兀術聽到岳飛出兵，鼓足勇氣率15000餘騎精兵，來到郾城北面。金軍以身披重鎧甲，頭戴鐵兜的精銳“鐵塔兵”列在正面，以號稱“拐子馬”的騎兵布列兩側。岳飛面對強敵毫不畏懼，派兒子岳雲為先鋒，命令岳雲只許勝，不許敗。岳飛看準金軍的弱點，命將士預備好長砍刀、大斧，等金軍衝來，彎腰下砍馬腿，上砍敵兵。激戰持續到天黑，殺得金兵屍橫遍野。兀術不禁哀嘆：“自起兵以來，全仗拐子馬取勝，不料今日遭此重創。”此後兀術連戰連敗，岳飛率兵乘勝追擊，一直打到東京附近的朱仙鎮。金軍深感岳家軍的厲害，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感嘆。
岳飛等主戰派遂加緊了打擊金軍、收復中原失地的進程。他在朱仙鎮招兵買馬，聯絡河北義軍，積極準備渡過黃河收復失地，他激動地對諸將說“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耳！”然而“已把杭州做汴州”的高宗和奸相秦檜卻不願意收復中原失地，他們一心求和，連發12道金字牌，命令岳飛退兵。岳飛抑制不住內心的悲憤，仰天長嘆：“十年之功，毀於一旦！”他壯志難酬，只好揮淚班師。岳飛回到臨安後，即被解除兵權。紹興十一年（1141年）8月，高宗和秦檜派人向金求和，金兀術要求“必先殺岳飛，方可議和”。秦檜乃誣岳飛謀反，將其下獄。當年12月，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毒死於臨安風波亭，是年岳飛僅39歲。其子岳雲及部將張憲也同時被害。
宋金雙方達成了“和約”：第一、宋向金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第二、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陜西寶雞西南)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縣)二州及商(今陜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第三、宋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紹興和議”確定了宋金之間政治上的不平等關係，結束了長達十餘年的戰爭狀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帝王無能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禪位，36歲的孝宗趙即位。孝宗頗欲有番作為，他給岳飛平反，又將秦檜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先後起用了張浚、虞允文等主戰派大臣，力圖恢復中原。然而，面對高宗的處處牽制、主和派的極力阻撓，孝宗深感力不從心，中興大業最終不得不付之東流。其後的帝王們大多滿足於安逸的生活，滿足於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實，北復中原的大計漸漸歸於沉寂。
孝宗之後，其子光宗趙繼立，光宗似乎智力上有些障礙，加上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光宗整日抑鬱不樂，他在位十五年，毫無建樹。
光宗之後，寧宗趙擴亦是一位毫無作為的皇帝。他即位時竟發生了戲劇性一幕，當太皇太后吳氏命趙擴穿戴黃袍登基時，趙擴居然嚇得極力掙脫，口中還大聲地喊道：“兒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只好強行與他披上黃袍，登上皇位。寧宗即位後，毫無主見，任人擺布。寧宗朝，外戚韓胄把持朝政，此人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歷史上稱為“慶元黨禁”。慶元黨禁很不得人心，韓胄為了挽回人心，決定北伐金國，建立不世之功業。於是他起用辛棄疾、葉適等主戰派，從開禧二年（1206年）開始北伐。戰爭初期，宋軍收復了一些地方，但是在金軍的反攻下，很快趨於失敗。投降派史彌遠勾結楊皇后，乘機反撲，打擊主戰派。他們槌殺韓胄，割下他的腦袋獻給金朝，乞求和議，宋金達成“嘉定和議”。史彌遠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把持宋寧宗趙擴一朝達17年之久。史彌遠對金採取屈服妥協的政策，對南宋人民則瘋狂掠奪。他的擅權極大地損害了南宋統治的根基，南宋政治從此更加敗壞。
孝宗至寧宗三朝共統治南宋60多年，北伐大業一誤再誤，在此期間，金國統治也日益腐朽，然而興起於蒙古高原的蒙古汗國氣勢正旺。蒙古鐵騎不僅滅了西遼，圍攻西夏，而且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完成了對中亞的征伐。嘉定十七年（1224年），寧宗病死，史彌遠立趙昀為皇帝，這就是宋理宗。寧宗時，在選立太子問題上，史彌遠為保持自己擅權的地位，玩弄手段廢掉皇弟沂王之子貴和，從越州找到了另一宗室子趙與莒，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全力扶植。寧宗死後，他馬上矯詔擁立貴誠，改名昀，繼續擅權理宗一朝。史彌遠兩朝擅權長達26年之久，權傾朝野，把國家一步步拖向絕境。他以宣繒、薛極為肺腑，王愈為耳目，盛章、李知孝為鷹犬，馮為爪牙，專擅朝政，權傾內外。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依附史彌遠，人謂之為“四木”；李知孝與梁成大、莫澤，為史彌遠排斥異己，不遺餘力，人謂之為“三兇”。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官員因為反對他的專權，皆遭竄逐。史彌遠等人，對金一貫採取屈服妥協的政策，對南宋人民則瘋狂掠奪。他招權納賄，貪污公行。還大量印造新紙幣，不再以金、銀、銅錢兌換，而只以新幣兌換舊幣，並且把舊幣折價一半。致使紙幣充斥，幣值跌落，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史彌遠一直得到宋寧宗、理宗的信任，封官加爵不已，甚至到紹定六年(1233年)病死，還被追封為衛王，謚忠獻。
理宗當政，“淵默十年無為”。理宗親政後，大力倡導理學，企圖借理學力量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一時間理學思想瀰漫朝野。官員一面誇誇其談，空講仁義道德，一面欺世盜名，魚肉百姓。此外，理宗沉溺美色，怠於政事。也正是理宗情色之好，導致另一位奸相權臣爬上權力的巔峰，實際上為南宋的命運提前劃上了句號。這一權臣就是賈似道。
姦佞喪國
賈似道，台州(今浙江臨海)人，他尚年幼時，父親賈涉在淮東制置使任上突然病逝。因為家道中落，又無人管教，賈似道漸漸不務正業，經常酗酒賭博，沾染了一身惡習。賈似道的命運發生轉變是因為同父異母姐姐賈氏被選入宮中。賈氏長得漂亮，深得理宗的憐愛，進宮不久就被冊封為貴妃。賈似道籍此裙帶關係，被相繼提拔為籍田令、太常丞、軍器監、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習氣的賈似道，在京城臨安有恃無恐，行為放蕩不羈。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裏鬼混，夜間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遊玩。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見湖上星火點點，就對左右說：“這必定是似道。”次日前去詢問，果然不錯。雖然無才無德，因是貴戚的關係，加上他善於使弄權術，所以賈似道連年陞官、步步高升。寶五年(1257年)，他一路遷升為知樞密院事兼任兩淮安撫大使。賈似道平步青雲之時，也正是北方蒙古貴族橫掃天下之際。南宋政權的弱不禁風，盡收蒙古貴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對蒙古大軍所向披靡的戰鬥力並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國新亡之機，在沒有充足準備下，突然派軍隊北上，企圖收回蒙古軍佔領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結果在洛陽遭到蒙古軍的襲擊。這次軍事行動導致了嚴重後果，它激化了南宋與蒙古國的矛盾。
寶祐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調動三路大軍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親率大軍圍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頭直指南宋都城臨安。理宗萬分慌張，派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屯兵漢陽(今湖北漢陽)，以援鄂州，賈似道本不學無術，他看到蒙古鐵騎驍勇善戰，鄂州岌岌可危。萬分驚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忽必烈原本不想議和，這時突然得到蒙哥前線病逝的消息，為了趕回蒙古去爭奪汗位，他就順水推舟答應了議和條件，率軍撤回北方去了。
賈似道見蒙古軍主力已經撤走，就出動大軍攔殺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臨安，以做邀賞之功。他把私自訂立和約的事瞞得嚴嚴實實，到處吹噓自己取得大勝。宋理宗聽信了賈似道的謊話，認為賈似道立了大功，誇耀一番之後，又晉陞他為少師，封衛國公，視之為“股肱之臣”。為了標榜所謂的豐功偉績，賈似道甚至指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寫文章，名曰《福華編》，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頌德，肉麻至極。蒙古政權上層因忙於內部事務的處理，放緩了打擊南宋的腳步，南宋得以暫時的茍延殘喘。然而，南宋朝廷並沒有抓緊這難得的時機緩解矛盾、增強國力。相反，卻由於賈似道的橫行霸道進一步加快了滅亡的進程。
賈似道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異己，殘害抗戰將領。他網織罪名殺害了左丞相吳潛，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領導釣魚城抗戰、讓忽必烈大軍束手無策的王堅，也被賈似道解除兵權，以至於鬱悶而死。賈似道還通過實行所謂“打演算法”，把在抗戰中支取官物用作軍需的將領一概治罪。至此，賈似道羽翼豐滿，權傾朝野，把持朝綱長達15年時間。賈似道專權後，對人民的剝削愈益苛重，致使社會經濟更為蕭條。賈似道以南宋政府財政困難，軍糧不足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實行買“公田法”。其辦法是：按官品規定佔田限額，兩浙、江西等地官戶如果超出限額，在超額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買回，作為公田出租，然後收公田租以充軍糧。“公田法”本與農民關係不大，但是許多官吏以買田邀功，常將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虛報為一石，官府據此規定重額官租，強迫農民交納，這使得農民負擔大大加重。同時，有權勢的官僚大地主雖然家有餘田，但拒不出賣，地方官為了完成買田數額，就強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農賣田。“公田法”推行以後，許多人家破產失業，南宋王朝與中小地主以及自耕農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又在各地實行所謂“經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間土地，分毫必計地向民間搜括田稅地租。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地方政府動輒虛加貧弱農戶的租稅。無疑，“經界推排法”又成為一禍國殃民之舉。
賈似道不僅通過“買公田”、“經界推排法”之類的手段從民間搜刮財富，而且連年濫印紙幣，造成貨幣極度貶值，物價飛漲。城市工商業、農業直至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力迅速衰微。大臣黃震上書指出國家面臨四個弊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被連貶三級，朝中難聞正直的聲音。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終因嗜欲過度而病死，皇太子趙在賈似道扶持下繼位，是為度宗。度宗孱弱無能，亦是一位貪戀女色之徒，朝中大小事務依然託付給賈似道，稱賈似道為“師臣”。賈似道為了考驗度宗對他的信任度，也為了在新君面前樹立威信，便在辦理完理宗喪事後，棄官回到紹興私宅，之後指使人謊報蒙古兵犯境。度宗和謝太后聞報大驚，手詔請賈似道出來主政，並特拜他為太師、封魏國公，賈似道這才出來“為國視事”。賈似道經常巧設陰謀，置度宗於股掌之上。鹹淳三年(1267年)，他向度宗提出要歸家休養，度宗每天四、五次派侍從官去傳旨挽留，又每天十多次派人送去各種賞賜。被派去的人唯恐賈似道離京，竟每夜躺在賈府門外守著。度宗又在靠近西湖的葛嶺，賜給賈似道第宅一所，把他送到那裏去休養。從此，賈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也不去公堂理事，一切公文都由人送到他家中簽署，朝中其他幾位宰相只是挂名而已。當時人們形容這種情況說：“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指賈似道)。” 此後，度宗又給他十日一朝的特權，而且每次退朝，度宗總要離座目送他走出殿廷，才敢坐下。
雖然賈似道深居豪宅，朝廷內外一切政事，如果他不同意，任何人也不敢辦理。誰要是使他稍不滿意，輕則斥責，重則削去官職，終身不用。一些企圖向上爬的官吏，紛紛向他行賄。這樣一來，賈似道斂財無數，南宋的貪污之風也隨之大盛。
在賈似道不斷向度宗要官要權之時，蒙古軍正大舉南下，南宋危機十分深重。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北返蒙古奪得汗位之後，他迅速穩定了內部，不久即又派兵佔領南宋四川地區，並沿漢江南下，於鹹淳四年(1268)包圍襄陽，次年又圍樊城，直逼南宋的腹地。咸淳六年(1270年)，正當襄、樊被圍，南宋前線形勢十分危急之際，賈似道卻悠閒地躺在葛嶺私宅中，過著極端荒淫的生活。他掠取許多美貌的妓女、尼姑為妾，日夜淫樂。他喜歡鬥蟋蟀，而且還著《蟋蟀經》，描述他養蟋蟀、鬥蟋蟀的經驗。賈似道還特別愛好奇玩珍寶，廣為蒐羅。他聽說已故兵部尚書餘階有玉帶殉葬，竟掘墳取來。
賈似道在葛嶺恣意淫樂，整日不上朝，如果有人提及邊防之事，他即加貶斥。有一天，度宗問他：“襄陽被圍已三年，怎麼辦？”他扯謊道：“北兵已退，陛下從何處聽得此言？”度宗告訴他是聽一個宮女講的，他就立即處死了那個宮女。自此，不管前線情況多麼吃緊，誰也不敢透露半點真實消息。
咸淳七年(1271年)月，忽必烈定國號為元，加緊了統一中國的進程。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軍攻破。襄陽被圍五年，糧盡援絕，城中軍民拆屋當柴燒，縫紙幣做衣穿，守將呂文煥孤立無援，於是獻襄陽城投降元朝。襄陽之戰對元宋雙方都具有重要意義。勝利的一方發現南宋朝廷的腐朽沒落已經不可救藥，從中看到滅宋的希望，而失敗的一方不僅沿長江一線及以南的防守從此處於極其被動的勢態，而且民心士氣大受挫折，南宋王朝滅亡的喪鐘已經清晰可聞。
咸淳十年，賈似道的母親去世，值此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賈似道不僅不組織抗元，反而乘機大擺排場，炫耀自己的權位。度宗親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親國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設祭。有的祭臺搭到數丈高，為裝祭品，還跌死了好幾個人。賈似道回台州治喪，動用皇帝的儀仗送葬，山陵的規模甚至超過度宗的壽墳。下葬那天，整日大雨，山洪猛漲，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連動也不敢動一下。
此後不幾天，度宗因酒色過度，突然死掉了。賈似道又立年僅四歲的趙顯當皇帝，繼續操縱著南宋大權。
元軍佔領襄陽後，又於當年攻下鄂州。京城太學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賈似道親自督師抗元。賈似道迫不得已，只好在臨安設立都督府，但他遲遲不敢與元軍對決。直到德元年(1275年)正月鄂州失陷以後，他才抽調各路精兵13萬，從水路出發。他帶了大批輜重，船隻首尾相接達百餘裏。途經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他的座船因過於龐大，在攔河壩上擱淺，水軍只得為他換船繼續前進。隊伍開到蕪湖（今安徽蕪湖），賈似道就迫不及待地與元朝聯繫議和，他從蕪湖放回元朝俘虜，並送荔枝、黃柑給元朝丞相伯顏，同時派使者去元軍大營，請求稱臣送歲幣。伯顏拒絕議和，並繼續進兵至安慶(今安徽安慶)、池州(今安徽貴池)、丁家洲（今安徽銅陵東北長江中）一戰，宋軍前鋒毫無鬥志，不戰而走，後方督戰的賈似道也驚慌逃竄。此一役，宋軍主力大部分被殲，士氣喪失殆盡。
賈似道兵敗之後，元軍主力順長江東下，很快逼近臨安，趙宋王朝已處在滅亡的前夕。賈似道喪師辱國，朝野震動，群情激憤，太學生及臺諫、侍從官紛紛上疏請殺賈似道，太后謝道清不許，只削降他三級官職，命他回紹興私宅去給他母親守喪。賈似道到了紹興，紹興的地方官關起城門來不讓他進去，於是朝廷改命賈似道去婺州(今浙江金華)居住，婺州群眾聽說賈似道來，就貼出通告，把他趕走。可見賈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在朝臣的強烈要求下，謝太后只得將賈似道貶為高州(今廣東高州東北)團練使，並派人監押。紹興府有個小吏鄭虎臣，因受過賈似道迫害，為了報仇，他主動要求擔任押送官。鄭虎臣一路上羞辱賈似道，不時找機會欲置賈似道於死地。走到漳州，鄭虎臣橫下心來，在賈似道如廁時結果了他的性命。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顏率領的元軍雲集臨安城下，謝太后欲戰不勝、南渡無法脫身，她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元軍接洽。然而，文天祥前往元營和談時卻被伯顏扣留。謝太后無奈，只得向伯顏奉上傳國寶璽和降表，開城投降。南宋主體政權已經滅亡。此后帝王官宦走向了長達三年的逃亡之路。
度宗死後，他的三個兒子嘉國公趙顯、益王趙、衛王趙，相繼被朝臣擁立為帝。弟兄三人即位時最大的不過八歲，在位時間最長的也只有三年。其中，度宗之後繼位的恭帝趙顯，在位2年，被元軍俘獲後送西藏為僧，又被冤殺；恭帝被元擄住後，大臣陸秀夫等擁立趙為帝，在位3年，在元軍追擊中受驚而死，終年11歲，葬於永福陵（今廣東省新會縣南）；末帝趙在位2年，在元軍追擊下，由大臣陸秀夫背著投海而亡，終年9歲，時為1279年。宋室在南方153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南宋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留給後人更多的是茍且、軟弱和無可奈何！分析南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會發現，南宋並不是一個不堪一擊、積貧積弱的王朝。宋朝在行政制度、經濟運行和火藥火器技術的研究等方面都超過漢唐。南宋朝廷以雄厚的江南經濟做後盾，推行“以金錢換和平”的外交策略，似乎也無可厚非。不幸的是，兩宋政權一直處於諸多勃興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夾擊和圍攻之中，窮於應付戰局，實屬無奈！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族在十至十三世紀相繼崛起，其勢難以敵當，也在情理之中。兩宋朝廷本無意消滅這些敵對政權，攻擊力雖不甚銳利，但抵禦來犯之敵的能力尚且有餘，在面對蒙古族大軍的時候尤其如此。從1206年開始，蒙古族大軍幾乎是以排山倒海之勢相繼滅金、滅西夏、滅花拉子模、滅俄羅斯諸公國、敗波蘭等東歐國家，獨獨在吞併南宋的戰爭中，無論是出動的兵力，還是相持的時間（從1235年舉兵伐宋，到1279年徹底摧毀宋王室，歷時近半個世紀之久），損失之慘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在於統治者上層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朝政上吏治腐敗，使得民不聊生。加之在外交措施方面失當（南宋與蒙古結盟滅掉金朝，頓失防禦屏障，並將自己的實力暴露於蒙古貴族面前，實屬重大失策），導致內外交困所致。像賈似道在政治腐敗、國運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個浪蕩子弟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樞密使的高位，充分體現了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沒落。在元軍大舉攻宋的時候，作為前線指揮，他一面封鎖軍情，一面向敵人稱臣請降，這種兩面派的作風是無法長久的。君臣上下，不思進取，既沒有北定中原的雄心，也沒有積極防禦的打算，只是一味搜括民脂民膏，貪戀奢華的生活，所謂“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形象的寫照。南宋後期的政治可用皇權旁落、大臣擅權、皇后干政、朝政混亂和民怨沸騰來概括。如此以來，國家豈有不滅亡之理？！所以，當南宋統治者選擇了逃避甚至是投降政策時，實際上就意味著選擇了一條註定滅亡的道路！
歧路倉皇
歧路倉皇：金朝覆亡真相
金完顏氏，起自太祖完顏 （阿骨打）收國元年（1115年），終於哀宗完顏守緒（寧甲速）天興三年（1234年）。在整個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這120年的歷史，雖是暫短的一段，但它確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時期。其所以重要，不外乎這樣幾點：第一，它是由遠在東北邊疆白山黑水間的女真族建立起來的一個王朝，因而歷史賦予這個王朝的統治以許多特點，並從中可以看出由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樣發生演化的。第二，它是在南北朝之後又一次出現的南北長期對峙的政權，它更加充分地反映出南北對峙階段歷史發展的諸特點。第三，它是在先後滅掉遼和北宋兩個都比自己先進的王朝之後發展起來的，這就使這個王朝背後的歷史更為錯綜複雜。最後，金王朝也沒有能逃脫“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規律，走過了一個發展——興盛——衰亡的歷史進程，與其他王朝一樣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和經驗。
吞滅遼宋
居住在今天東北地區的女真族，屬於通古斯語系。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時期的肅慎當屬其遠祖，《三國志》所謂的挹婁，北魏所謂的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 ，蓋其地也。貞觀年間，唐太宗徵高麗，佐之，“戰甚力”。五代時始稱女真，居住在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江之北謂之生女真，皆臣服於契丹，後避契丹諱，更名為女直。
生女真分為很多部落，最初，以“完顏”為號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龍江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的完顏部最為強大。後來建立金朝的就是這一部。生女真地區氣候寒冷，山多林密，嚴酷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他們艱苦卓絕、英勇善戰的性格。其俗皆編發，項間綴以豬牙為飾物，頭上插雉尾，經濟生活大體正處在半農半牧階段，所以當時生女真社會的生產力水準不過相當於中原西周時代或更早時候。女真社會發展一直比較緩慢，到遼末時雖然已有剩餘產品，但人們仍然是物物交換以通有無。自函普成為女真之完顏部首領以後，社會發展的步伐開始加快。財產私有化的程度逐漸提高，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社會的分化，部族首領正在逐漸變成統治者。但是直到金立國之初，統治者與一般成員的社會地位大體是平等的，他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招其君同食”。完顏阿骨打是女真族傑出的領袖，他適應了女真族社會發展和反遼鬥爭的需要，建立了金王朝。阿骨打的青年時代，正是女真族由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化的時期，也是統一的女真民族初步形成的時期。劾裏缽（金世祖）共13子，阿骨打是其次子。阿骨打兄烏雅束（康宗），1113年12月死，由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對金初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稱謂）。阿骨打自幼“力兼數輩，舉止端正”，“好弓矢”，“善射”，23歲“被短甲，免胄，不介馬，行圍號令諸軍”。世祖、肅宗、穆宗、康宗時期的許多重大的變革和規定，都出自阿骨打的建議。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後，為了反抗和擺脫遼朝對本族的奴役、尋求發展的途徑，開始了建立國家政權的嘗試。
1113年，阿骨打出兵射死遼將耶律謝三。在吳乞買等女真大貴族的支援下，阿骨打於5年農曆元旦稱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迎來女真族發展的新時代。建國前後，阿骨打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以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在中央，他把部落聯盟的最高軍事首領改稱皇帝，確定了皇帝在全國最高的統治地位。他把都勃堇、國相、勃堇發展為中央統治的最高權力機構——勃極烈制，把氏族制時的古老的貴族議事機構改造成為新的統治機構。在地方，阿骨打改“猛安謀克”制為地方行政組織。猛安謀克原是一種軍事組織，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的第二年，便命令各個部落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設官吏管轄。把領兵的千夫長、百夫長改革為受封的地方領土、領戶之長，這是對舊氏族制的一個重大改革。在社會生活方面，阿骨打還改變女真族的舊習俗，禁止同姓為婚，這是女真族宗族觀念和人倫觀發展支配的結果，可以認為是發展本民族的一項有利措施，也是對氏族血緣支配關係的沉重打擊。建國後，阿骨打還命令歡都之子完顏希尹創造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根據漢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寫女真語言而製成的。女真字成為全國通行的官方文字。
阿骨打立國後的第一個政治目的是要擺脫遼朝的壓迫。他首選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為攻擊目標。當年9月，金軍以破竹之勢，佔領黃龍府。遼天祚帝親率號稱70萬大軍，前去抗擊阿骨打的二萬精軍，金軍大勝。遼朝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
6年，金軍攻佔遼的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以後的幾年，相繼攻佔遼的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到1122年，金軍攻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1123年，完顏阿骨打去世，弟吳乞買繼位，為金太宗。
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遼天祚帝在應州被金將婁室擒獲，曾經強盛一時的遼王朝壽終正寢。隨著遼的滅亡，金和宋的矛盾逐漸上升。早在年宋徽宗派童貫出使遼朝時，童貫帶回燕人李良嗣（原名馬植，童貫為其改名）。此人自稱有滅遼的良策，深得童貫的歡心，但此人品行甚差。李良嗣向宋徽宗建議，宋金聯合攻打實力尚很強大的遼國。雙方遂於1118年簽下“海上之盟”，合力滅遼。這場交易，北宋沒有撈到什麼好處，金朝則獲得大批的戰利品、每年大量的“歲幣”以及廣大的土地。
金一天天強大起來，而北宋卻進入了衰亡的時期。在宋金聯合攻遼的過程中，金人也看出了宋王朝的腐敗與懦弱。在滅遼的當年月，便大舉攻宋。金軍分兩路南下，東路由完顏宗望率領，從平州出發，佔檀州、薊州等地，守將聞風而降。金人長驅直下，渡黃河，直逼開封。西路軍由完顏宗翰率領，從雲中出發，攻太原，同時派人去見在太原的童貫，要求宋朝割河東、河北地區，宋金以大河為界。西路的金軍在太原城下受阻。金人南下的消息傳到開封，北宋朝內一片混亂。宋徽宗趕緊傳位給他的兒子趙桓，是為宋欽宗；第二年改元靖康。宗翰率領的西路軍攻下太原，不久全軍會師於東京城下，並攻陷開封城。金軍在開封城內大肆搜刮擄掠，宋徽宗和宋欽宗也做了俘虜。靖康二年（27年），金人虜徽、欽二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和大量的金銀財寶北歸。史稱“靖康之難”。
世章之治
金太宗消滅北宋後，即著手渡江對南宋的戰爭，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宋金對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自熙宗、海陵王到世宗、章宗的統治時期，金朝基本處在一個向上發展的階段。
1135年，金太宗死，繼位的是熙宗，時年16歲。熙宗在官制方面作了許多重大改革。他廢除了舊的勃極烈等輔政制度，採用了遼宋的漢官制度。
1138年，又實行“天眷新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實行“漢化”政策，推行漢官制度，如原來的各種官職按新的制度進行換授；按功勳授予女真貴族以不同的勳爵和封國；進一步加強了相權；制定典章禮儀；在上京會寧府營建宮殿。
1141年，金宋雙方訂立了“紹興和議”，以淮水和大散關（今陜西寶雞縣南）為宋金的分界線，金朝的統治領域基本確定下來。熙宗晚年，統治層內部鬥爭漸趨尖銳，互相殘殺，山東境內的人民起義此起彼伏。
1149年，完顏亮殺熙宗，奪帝位，是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後，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以鞏固皇權。
1153年，他把都城遷到燕京，並營建都城，是為中都；原來的汴京，改為南京（1161年，開封又改為金的首都）。
1161年9月，完顏亮進攻南宋，並於當月渡過淮水。然而，海陵王的連年徵發，導致金軍內部不穩，士兵叛逃，軍心大亂。金軍在採石磯（今安徽馬鞍山）一戰大敗，海陵王退至揚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殺。
1161年10月，完顏雍即位，是為金世宗。金世宗有很好的漢文化素養，注意學習儒學典籍，吸收歷代帝王的統治經驗，崇尚仁政王道。即位以後，他採取措施，很快穩定了統治。他任用海陵王時的臣僚，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對穩定；爭取女真貴族的支援；成功地鎮壓了漢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的起義；並吸收漢人、契丹人以及其他各族的上層人士參政議政。宋金關係方面，65年，雙方訂立“隆興和議”，換來了40年相對穩定的局面。金世宗時期，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內政的整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方面。他對前代的制度作了一些增損，宰相增設平章政事二人，進一步加強了皇權統治。在經濟上，世宗積極恢復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農民的負擔，招收流亡，開墾土地。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他躬自節儉，不尚奢華，嚴於律己、管束王公大臣。元人王惲曾經提起這樣的一件事：當時，有諸王要求朝廷提供額外的封賞，世宗對他們說：“你們這些人怎麼如此貪婪啊，你們豈不知道國家庫府中的財產就是百姓的財產，我只不過是代百姓保管罷了，豈敢枉自花費呢？”正是由於金世宗能夠比較正確地認識統治者和老百姓的關係，不隨便動用國庫的資財，所以在他統治期間稅收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到數年，國庫充實，民間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世宗即位時，全國有300多萬戶，20年後增至670多萬。大定年間，政局穩定，財政充足，世宗因此享有“小堯舜”之稱。
1189年，世宗完顏雍病故，皇太孫完顏繼位，是為金章宗。章宗在位期間繼承了世宗的統治政策，繼續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學習漢族文化，鼓勵女真族和漢族之間通婚，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宋金之間的相對和平狀態也得以維持，北方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世宗、章宗時期是金朝的興盛時期，在歷史上被稱為“大定明昌之治”，為當時和後世人們所艷稱。金代著名學者元好問稱，“（南湖先生）歷大定、明昌、泰和，優遊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金朝著名的藝術家趙秉文稱讚“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比起金末的喪亂，大定明昌時期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太平盛世。
金蒙交惡
章宗時期雖然號稱極盛，但是諸多問題已經顯現，盛極而衰已露出了苗頭。章孝太子（即章宗之父）聰明過人，極好讀書，他想要傚法北魏的孝文帝，改變金人的夷狄風俗，施行中原的禮樂。然而天不隨願，章孝太子還沒有繼承大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顏聰慧好學，有其父的風采，他喜好文學，崇尚儒雅，因此一時名士層出不窮，執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學問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燦然，金朝發展到了極盛的頂點。當然，在文字華麗辭章的背後，不難發現，講修明經之術的目的在於“保國保民”，以圖使統治“國祚長久”。但是，章宗治世之下的社會卻充斥著消極因素。他極好浮誇奢侈，到處修建宮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預政事。大臣們只能奉承媚上，圖一時安樂，不敢逆其所好。這就是章宗之後大安、貞時期金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章宗時，“外戚小人多預政”，指的是李元妃一家。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查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經病故了。即位後，追封為欽懷皇后。章帝繼位後，一直沒有立妃。在看中了李氏之後，章宗就要立她為皇后。李氏出身微賤，因此大臣們一致反對章宗的這一決定，監察禦史宗端修、右拾遺路鋒、翰林修撰趙秉文、禦史中丞張公著等都因此丟了官。李氏雖然未能立為皇后，只進封為元妃，但是她的兄弟喜兒、帖弟依仗她的權勢干預朝政，官至極位，就連他家的私奴也仗勢欺人，眾大臣敢怒而不敢言。監察禦史宗端修，“喜名節”，進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預朝政，令其憤憤然，故上書要求皇帝“遠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誰，特命喜兒傳詔，讓他說出姓名來。端修面告喜兒：“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是章宗賜給李喜兒的名字。端修直截了當地斥責他為“小人”，他亦不敢隱瞞，據實上奏，章宗雖也責備了喜兒兄弟，但還是離不開他們。監察禦史張公著，更是把矛頭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書竟有“妾上僭政，夫人失位”這樣頗有刺激性的話。外戚宦官干政在東漢以來的漢族皇室從未絕跡，金王朝在學習中原王朝先進文化和制度的同時，也沾染上了這一惡習。
就在金王朝走向衰落的時候，北方草原上又興起了一個新的少數民族——蒙古族。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時稱為“蒙兀室韋”，居於額爾古納河流域。遼金時期，他們廣泛分佈在北方大草原上，從事遊牧、狩獵，性勇悍。金立國之初，就不斷遭受蒙古族人的襲擾。天會十三年（1135年），蒙古族內部發生叛亂，金主完顏派遣金朝貴族宋王宗乘機打擊，暫時緩解了北邊的壓力。
1143年四月，完顏試圖再一次利用蒙古人的叛亂之機出兵，卻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就在於金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金朝貴族魯王完顏昌早先因罪被誅，他的兒子薩罕圖郎君率領其父的部人叛逃蒙古，蒙古人的勢力由此不斷強盛，直取金朝的20多個團寨，金人大敗。金只好轉而與蒙古謀和，每年送給蒙古大批的牛、羊、米、豆、棉和絹等物品以換取和平，但此舉的效果並不明顯。金朝為了免受蒙古的侵擾，不斷在北方修建界壕和邊堡，屯重兵防守。金對蒙古只能窮於應付。大定年間，北方就流傳著這樣的民謠：“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出去”，反映了金朝的無奈。
1208年，章宗死，衛紹王完顏永濟（原名允濟，世宗第七子，後避章宗父允恭諱改稱永濟）繼位。章宗安排衛衛紹王繼立，自有他的如意算盤。原來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5月未滿周歲就夭折之後，章宗就一直為繼嗣不立而憂慮，特別是由於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1208年，后妃賈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時章宗已經病入膏肓了。當年11月，他臨終之前，賈氏和范氏都還未屆產期，於是就由元妃李氏與其兄李新喜會同宰相完顏匡商量，策立衛紹王永濟為皇位繼承人。很顯然，章宗立永濟，不過是讓他暫時看守皇位，他在遺詔中實際上是用《禮記》中“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的原則，否定了金太祖的“傳授至公之意”。一旦賈氏和范氏生下“龍子”，則皇位仍屬於章宗一係。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盤很快即告落空。衛紹王雖然才識平庸，但當上皇帝之後，也如章宗一樣，千方百計要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後代。為此，設法不讓賈氏和范氏腹中的胎兒出世，就成了他的當務之急。早在章宗駕崩之前，衛紹王就利用機會選擇了兩個妖妄之人“護視”賈氏和范氏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果然，他繼位僅僅兩個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8月，即宣佈賈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問題。賈氏產期已過，仍不見動靜；范氏則胎氣有損，經用藥調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願意削發為尼。這明明是衛紹王暗中搗的鬼。在這一事件中，被犧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當初章宗臨終時，完顏匡是和元妃一起受遺詔擁立衛紹王的，然而他卻想獨專定策之功，於是開始謀劃除掉李氏。他編造謊言說，當初，賈氏嘔吐，且腹中有積塊，其實是患病，卻被李氏說成是妊娠反應。李氏乘機與其母兄計議，令賈氏詐稱有孕，以便臨產時，取李家兒冒充，以為皇嗣。這種謊話的確是過於離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換柱之計，賈氏又怎敢與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衛紹王最終還是把李氏一家和賈氏殺了。在除掉了心腹之患之後，衛紹王於大安二年（1210年）8月立自己的兒子胙王完顏恪為皇太子。就在金王朝變亂不斷的時候，蒙古族人已羽翼豐滿。金泰和六年（1206年），鐵木真統一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稱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貢於金，並曾見到過衛紹王永濟。金章宗死後，成吉思汗聽說永濟繼位，極端蔑視，聲稱：“我以前以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派來的使者，然而怎麼能有這樣的庸懦之輩呢？”成吉思汗兵勢日焰，金朝勢危，欲絕地反擊。大安三年春，蒙古入貢，衛紹王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蒙古人進場之時襲殺之。然而金的“軍”中有去給蒙古人報信的，蒙古人開始還將信將疑，然而報信者不斷，蒙古人遣人窺之，才相信這是真的，於是遷延不進。“軍”是契丹及北方其他部族的武裝力量，雖然受制於金朝，卻與女真統治者離心離德，此時更明確傾向於新興的蒙古貴族。衛紹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計劃未能實現，成吉思汗不僅不再向金進貢，而且對金先發制人。在蒙軍強大攻勢面前，衛紹王束手無策，只知與臣下相對哭泣。當蒙軍逼近中都時，金軍經不起連續攻擊，只得乞和。
就在蒙古大軍不斷地向金髮動攻擊的時候，金王朝內部再次發生政變。1213年，金貴族胡沙虎在宮廷政變中殺死了衛紹王。金世宗之孫，金章宗的庶兄完顏繼位，是為金宣宗。本已朝政凋敝的金王朝，經過這一番折騰，更是打不起精神來了。
歧路倉皇
衛紹王被殺，徒單鎰向胡沙虎建議，立為皇帝，理由是此人為章宗之兄、完顏永恭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這一建議。當時，完顏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陽），胡沙虎派人將其迎到中都。至寧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於大安殿。胡沙虎雖然早已罪惡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當成靠山，以他為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為澤王，其子弟數人也都身居要職。胡沙虎弒君，宣宗從極端狹隘的自私立場出發，對此人不但不懲治，反而加以袒護，結果是鼓勵了其他野心家鋌而走險。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軍進逼京西重地紫荊關，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際，金軍內部又發生了變亂。胡沙虎的部將術虎高琪因為戰敗懼罪被殺，先發制人率領軍包圍胡沙虎的官邸，闖入臥室內將其殺死。然後退到應天門待罪。由於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於他，而是將那些當初跟隨胡沙虎弒逆之人一起殺掉，從而結束了這場危機。胡沙虎本來罪不容誅，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誅之，於是又有術虎高琪的擅殺事件，這實際上是胡沙虎弒衛紹王事件的繼續。對此，宣宗也無可奈何，只得糊裏糊塗地赦免了高琪，這表明他已無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變成了術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軍隊自章宗末年大規模入境滋擾，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喪失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貞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餘郡，並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懼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與蒙古講和上，將領們也都畏縮不敢出戰，藉口是“恐壞和事”。然而，越是這樣，蒙古越是不肯與之講和。當時大臣張行信對宣宗說：“自從崇慶以來，皆是因為和議耽誤了大事，如果我們時時肯和蒙古一戰，能夠挫敗蒙古人的鋒芒，那麼即使和議也是能夠長久的。”此時金朝的軍官，再也不是當年英勇善戰的猛安謀克了，張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脫離實際的。
金宣宗畏敵如虎，竟又希望憑空出現奇跡，在蒙古軍兵臨城下時，他在東華門設“招賢所”，內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於是，一些無知無識者，都競相到這一機構胡言亂語。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說大話，聲稱“諸葛亮為不知兵”。侍禦史完顏寓竟然對這種狂言信以為真，以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軍事家，趕忙推薦給朝廷。於是這個招搖撞騙的小人竟被委以軍都統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無賴充當士兵，教閱進、退、跳、擲之村術，無非兒戲。其陣法曰“古今相對”，並將這四個字大書於旗上。又做黃布袍、緇巾各36件、牛頭響環64枚，聲稱用這些“法物”即可嚇跑敵人。謊言終究變不成事實，他們出城之後，並不敢與蒙古人對陣，而是殺害一些無辜的樵採百姓以充“斬獲”，並向朝廷邀功請賞。其實，王守信的“古今相對”陣法，實屬荒誕不經。然而，金朝統治者卻深信不疑，這表明金的統治已是窮途末路，他們無計可施時撈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王守信這樣的地痞無賴之人。但是，騙術最終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暉向成吉思汗乞和，並獻上衛紹王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馬3000匹，雙方暫時達成妥協。議和之後，成吉思汗由承暉護送，退出居庸關。
雖然成吉思汗從中都郊外撤走，但山東、河北多數州縣仍在蒙古軍隊的佔領之下，河東許多州縣經戰爭破壞，已殘破不堪。此時的中都已經成為一座孤城，內乏糧餉，外無救援。金宣宗於是詔告天下，放棄中都，南遷汴京，以躲避蒙古大軍的打擊。宣宗南遷後讓皇太子留守，並命右丞相兼都元帥承暉留守中都。6月間，在宣宗尚未到達南京之時，駐守中都以南的軍發生了嘩變，投降蒙古。蒙古軍再次南下，並在軍的配合下，對中都加緊圍攻。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開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南遷之後，金朝君臣上下醉生夢死，只求茍安。每當蒙古大軍壓境之時，君臣惟有相對而泣，在大殿之上長吁短嘆；而當蒙古軍退兵之後，則又開始飲酒作樂。宰相們研討時政，無非是做做樣子，凡是遇到要害的問題，就宣佈下次再議，每次均如法炮製。他們就是這樣因循茍且，直至國家滅亡。宣宗也並不比他的大臣們更關心金王朝的命運和前途，關心的只是如何繼續過他奢華的生活。他曾經讓人偷偷給他做一件大紅半身繡衣，並且告誡說，千萬不要讓敢於直言的監察禦史陳規知道。當繡衣做成並給他送去時，他又問陳規是否知道此事，來人連忙解釋說，凡是宮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傳播，何況皇帝又親自叮囑過。宣宗聽罷，算是松了一口氣，說：“如要讓陳規知道了，必然會因為奢華規諫我，我實在是害怕他的話啊。”已經到了危亡的關頭，這位君主還在為一件繡衣煞費苦心，昏庸之極，可見一斑。興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遷怒於術虎高琪，藉故殺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膏肓，並沒有迴光返照的跡象，金王朝滅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就在此時，金王朝再一次出現了皇位危機。得寵的貴妃龐氏之子完顏守純和後來被立為皇后的王氏之養子太子守緒爭奪王位。元光二年（1223年）12月，宣宗病故。他臨終的前一天晚上，近臣都已經出宮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資明夫人鄭氏陪伴著這位行將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鄭氏可靠，便將後事託付給她，讓她“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罷氣絕身亡。鄭氏果然不負重托，沉著機智地應付了前來看望宣宗的龐貴妃，金哀宗完顏守緒才得以順利繼位。
哀宗繼位後，因成吉思汗尚未結束西北的戰事，無暇顧此，金朝又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金室在汴京支撐了九年，後因為蒙古軍攻城益急，被迫出走歸德（今河南商丘）。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勵精圖治的表現，但是很快就變得如同其父一樣的消沉和腐敗了，老百姓對金朝的統治已徹底喪失了信心。正大元年正月的一天，開封城內狂風大作，端門門樓上的瓦片都被風吹落了，當時有一男子身著麻衣對著承天門又哭又笑。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瘋瘋癲癲，他回答說:“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金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了。
正大四年（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於進軍西夏都城的途中。當時西夏都城已被圍困多時，城內糧盡援絕，不久西夏國王出降，蒙古滅夏的戰爭宣告勝利。這時，他們就有可能全力以赴展開滅金戰爭了。1229年，窩闊臺即汗位。兩年後，元軍即發起了對金朝的總攻擊。1232年初，蒙古軍和金軍在鈞州三峰山展開了大決戰，金軍大敗。曾經屢建戰功的完顏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金軍主力至此已經喪失殆盡。3月，蒙古大軍攻克中京洛陽，並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親王為質向蒙古人乞和，遭到了拒絕。這時，汴京城內又發生了疫情。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經別無他法了。12月初，哀宗逃出汴京，渡河準備取衛州（今河南衛輝）。攻之不克，又遇蒙古軍自河南追來，金軍慘敗。最後，哀宗夜棄六軍，渡河折回河南，帶著身邊的六七個人逃到歸德。
天興二年（1233年）6月，哀宗從歸德啟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從人員徒步在泥濘中跋涉，沒有糧食，只能採摘青棗充饑，一路上忍饑挨餓，備嘗艱苦。次日抵達亳州。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見皇帝儀衛不過是以青黃旗兩面為前導，黃傘擁後，從者不過二三百，馬不過50餘匹。哀宗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進抵亳州南60里，在雙溝寺避雨。哀宗舉目四望，只見遍地荒涼，不復人跡，於是哀嘆道“生靈盡矣。”當月底，哀宗抵達蔡州。當時由於宋、蒙聯合攻金的談判一時尚無結果，所以哀宗到達蔡州初期，情況比較平靜。城內又有了商販，人們以為皇帝到來，又可以過上太平日子了，他們把儲存了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來，一下子喝了個凈光。哀宗也忘記了是在逃難之中，剛在蔡州安頓下來，就大興土木，修建“見山亭”，以為遊憩之所。然而，外面的嚴酷現實，很快就使蔡州城裏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夢破滅了。8月，宋、蒙雙方達成了協議。不久，宋軍和蒙軍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發動進攻，徹底打破了哀宗聯宋抗蒙的夢想。9月間，蔡州城內的糧荒已經異常嚴重了。12月，宋、蒙雙方的軍隊對蔡州城展開猛烈的攻擊。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詔傳位給總帥完顏承麟，希望他能衝殺出去，再圖恢復大金帝業。承麟當即宣告即位。此時，宋、蒙大軍已經衝入城內，哀宗自縊身亡，承麟猶率部進行巷戰，最後為亂兵所殺。金王朝在悽慘的境地中最終滅亡了。
追尋金朝興亡的發展軌跡，我們不難發現它經歷了一條與遼朝興亡大體相似的道路。他們之所以興起之初可以與大宋政權分庭抗爭，屢佔上風，憑籍的是他們極具戰爭力的軍政組織。遼有“斡魯朵”和族軍，金有“猛安謀克”，他們都實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勵精圖治的帝王指揮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當他們功成名就、建立一個以漢族文化為主導、帝王專制的傳統農耕政權之後，隨著原來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急劇變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漸凸顯出來了。
這首先表現在其原來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適應性。金朝的猛安謀克軍的戰鬥力持續下降，即使統治者施以豐厚的兵餉也無法遏止。其次，在處理作為統治者階層、即少數民族的女真族，與作為被統治者階級、即主體民族的漢民族的關係問題上，沒有能夠找到一條合適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關以北的廣闊的漢族傳統聚居區之後，為統治中原，將百萬以上的女真人徙置於黃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犧牲漢人利益的辦法去救濟女真人的。然而，此舉既沒有解決農耕經濟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貧困的問題，反而導致漢人刻骨的痛恨。他們不僅搶佔漢族最富庶的耕地，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軍事開支，又不斷加重漢族的賦役。女真人與漢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重者，人視之以為血仇骨怨，必報而後已”。第三，河患也是促進金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時，河患氾濫成災，連年不斷。更為不幸的是，黃河似乎也與女真人作對似的，自從金室南遷後，黃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東南。河患的範圍非常廣泛。河患進一步加劇了統治階層與漢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從未停息。
金朝以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時，卻遇到內外矛盾。金朝對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麗等政權的牽制，稍有閃失，就會被顛覆；在內，在安置女真族和處理漢族關係問題上，產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這些矛盾始終存在，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統治階級內部血腥的權利鬥爭，又在腐蝕著政權的大廈，面對著強勁的蒙古旋風，它的滅亡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金完顏氏，起自太祖完顏 （阿骨打）收國元年（1115年），終於哀宗完顏守緒（寧甲速）天興三年（1234年）。在整個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這120年的歷史，雖是暫短的一段，但它確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時期。其所以重要，不外乎這樣幾點：第一，它是由遠在東北邊疆白山黑水間的女真族建立起來的一個王朝，因而歷史賦予這個王朝的統治以許多特點，並從中可以看出由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樣發生演化的。第二，它是在南北朝之後又一次出現的南北長期對峙的政權，它更加充分地反映出南北對峙階段歷史發展的諸特點。第三，它是在先後滅掉遼和北宋兩個都比自己先進的王朝之後發展起來的，這就使這個王朝背後的歷史更為錯綜複雜。最後，金王朝也沒有能逃脫“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規律，走過了一個發展——興盛——衰亡的歷史進程，與其他王朝一樣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和經驗。
吞滅遼宋
居住在今天東北地區的女真族，屬於通古斯語系。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時期的肅慎當屬其遠祖，《三國志》所謂的挹婁，北魏所謂的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 ，蓋其地也。貞觀年間，唐太宗徵高麗，佐之，“戰甚力”。五代時始稱女真，居住在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江之北謂之生女真，皆臣服於契丹，後避契丹諱，更名為女直。
生女真分為很多部落，最初，以“完顏”為號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龍江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的完顏部最為強大。後來建立金朝的就是這一部。生女真地區氣候寒冷，山多林密，嚴酷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他們艱苦卓絕、英勇善戰的性格。其俗皆編發，項間綴以豬牙為飾物，頭上插雉尾，經濟生活大體正處在半農半牧階段，所以當時生女真社會的生產力水準不過相當於中原西周時代或更早時候。女真社會發展一直比較緩慢，到遼末時雖然已有剩餘產品，但人們仍然是物物交換以通有無。自函普成為女真之完顏部首領以後，社會發展的步伐開始加快。財產私有化的程度逐漸提高，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社會的分化，部族首領正在逐漸變成統治者。但是直到金立國之初，統治者與一般成員的社會地位大體是平等的，他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招其君同食”。完顏阿骨打是女真族傑出的領袖，他適應了女真族社會發展和反遼鬥爭的需要，建立了金王朝。阿骨打的青年時代，正是女真族由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化的時期，也是統一的女真民族初步形成的時期。劾裏缽（金世祖）共13子，阿骨打是其次子。阿骨打兄烏雅束（康宗），1113年12月死，由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對金初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稱謂）。阿骨打自幼“力兼數輩，舉止端正”，“好弓矢”，“善射”，23歲“被短甲，免胄，不介馬，行圍號令諸軍”。世祖、肅宗、穆宗、康宗時期的許多重大的變革和規定，都出自阿骨打的建議。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後，為了反抗和擺脫遼朝對本族的奴役、尋求發展的途徑，開始了建立國家政權的嘗試。
1113年，阿骨打出兵射死遼將耶律謝三。在吳乞買等女真大貴族的支援下，阿骨打於5年農曆元旦稱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迎來女真族發展的新時代。建國前後，阿骨打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以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在中央，他把部落聯盟的最高軍事首領改稱皇帝，確定了皇帝在全國最高的統治地位。他把都勃堇、國相、勃堇發展為中央統治的最高權力機構——勃極烈制，把氏族制時的古老的貴族議事機構改造成為新的統治機構。在地方，阿骨打改“猛安謀克”制為地方行政組織。猛安謀克原是一種軍事組織，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的第二年，便命令各個部落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設官吏管轄。把領兵的千夫長、百夫長改革為受封的地方領土、領戶之長，這是對舊氏族制的一個重大改革。在社會生活方面，阿骨打還改變女真族的舊習俗，禁止同姓為婚，這是女真族宗族觀念和人倫觀發展支配的結果，可以認為是發展本民族的一項有利措施，也是對氏族血緣支配關係的沉重打擊。建國後，阿骨打還命令歡都之子完顏希尹創造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根據漢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寫女真語言而製成的。女真字成為全國通行的官方文字。
阿骨打立國後的第一個政治目的是要擺脫遼朝的壓迫。他首選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為攻擊目標。當年9月，金軍以破竹之勢，佔領黃龍府。遼天祚帝親率號稱70萬大軍，前去抗擊阿骨打的二萬精軍，金軍大勝。遼朝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
6年，金軍攻佔遼的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以後的幾年，相繼攻佔遼的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到1122年，金軍攻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1123年，完顏阿骨打去世，弟吳乞買繼位，為金太宗。
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遼天祚帝在應州被金將婁室擒獲，曾經強盛一時的遼王朝壽終正寢。隨著遼的滅亡，金和宋的矛盾逐漸上升。早在年宋徽宗派童貫出使遼朝時，童貫帶回燕人李良嗣（原名馬植，童貫為其改名）。此人自稱有滅遼的良策，深得童貫的歡心，但此人品行甚差。李良嗣向宋徽宗建議，宋金聯合攻打實力尚很強大的遼國。雙方遂於1118年簽下“海上之盟”，合力滅遼。這場交易，北宋沒有撈到什麼好處，金朝則獲得大批的戰利品、每年大量的“歲幣”以及廣大的土地。
金一天天強大起來，而北宋卻進入了衰亡的時期。在宋金聯合攻遼的過程中，金人也看出了宋王朝的腐敗與懦弱。在滅遼的當年月，便大舉攻宋。金軍分兩路南下，東路由完顏宗望率領，從平州出發，佔檀州、薊州等地，守將聞風而降。金人長驅直下，渡黃河，直逼開封。西路軍由完顏宗翰率領，從雲中出發，攻太原，同時派人去見在太原的童貫，要求宋朝割河東、河北地區，宋金以大河為界。西路的金軍在太原城下受阻。金人南下的消息傳到開封，北宋朝內一片混亂。宋徽宗趕緊傳位給他的兒子趙桓，是為宋欽宗；第二年改元靖康。宗翰率領的西路軍攻下太原，不久全軍會師於東京城下，並攻陷開封城。金軍在開封城內大肆搜刮擄掠，宋徽宗和宋欽宗也做了俘虜。靖康二年（27年），金人虜徽、欽二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和大量的金銀財寶北歸。史稱“靖康之難”。
世章之治
金太宗消滅北宋後，即著手渡江對南宋的戰爭，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宋金對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自熙宗、海陵王到世宗、章宗的統治時期，金朝基本處在一個向上發展的階段。
1135年，金太宗死，繼位的是熙宗，時年16歲。熙宗在官制方面作了許多重大改革。他廢除了舊的勃極烈等輔政制度，採用了遼宋的漢官制度。
1138年，又實行“天眷新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實行“漢化”政策，推行漢官制度，如原來的各種官職按新的制度進行換授；按功勳授予女真貴族以不同的勳爵和封國；進一步加強了相權；制定典章禮儀；在上京會寧府營建宮殿。
1141年，金宋雙方訂立了“紹興和議”，以淮水和大散關（今陜西寶雞縣南）為宋金的分界線，金朝的統治領域基本確定下來。熙宗晚年，統治層內部鬥爭漸趨尖銳，互相殘殺，山東境內的人民起義此起彼伏。
1149年，完顏亮殺熙宗，奪帝位，是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後，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以鞏固皇權。
1153年，他把都城遷到燕京，並營建都城，是為中都；原來的汴京，改為南京（1161年，開封又改為金的首都）。
1161年9月，完顏亮進攻南宋，並於當月渡過淮水。然而，海陵王的連年徵發，導致金軍內部不穩，士兵叛逃，軍心大亂。金軍在採石磯（今安徽馬鞍山）一戰大敗，海陵王退至揚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殺。
1161年10月，完顏雍即位，是為金世宗。金世宗有很好的漢文化素養，注意學習儒學典籍，吸收歷代帝王的統治經驗，崇尚仁政王道。即位以後，他採取措施，很快穩定了統治。他任用海陵王時的臣僚，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對穩定；爭取女真貴族的支援；成功地鎮壓了漢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的起義；並吸收漢人、契丹人以及其他各族的上層人士參政議政。宋金關係方面，65年，雙方訂立“隆興和議”，換來了40年相對穩定的局面。金世宗時期，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內政的整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方面。他對前代的制度作了一些增損，宰相增設平章政事二人，進一步加強了皇權統治。在經濟上，世宗積極恢復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農民的負擔，招收流亡，開墾土地。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他躬自節儉，不尚奢華，嚴於律己、管束王公大臣。元人王惲曾經提起這樣的一件事：當時，有諸王要求朝廷提供額外的封賞，世宗對他們說：“你們這些人怎麼如此貪婪啊，你們豈不知道國家庫府中的財產就是百姓的財產，我只不過是代百姓保管罷了，豈敢枉自花費呢？”正是由於金世宗能夠比較正確地認識統治者和老百姓的關係，不隨便動用國庫的資財，所以在他統治期間稅收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到數年，國庫充實，民間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世宗即位時，全國有300多萬戶，20年後增至670多萬。大定年間，政局穩定，財政充足，世宗因此享有“小堯舜”之稱。
1189年，世宗完顏雍病故，皇太孫完顏繼位，是為金章宗。章宗在位期間繼承了世宗的統治政策，繼續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學習漢族文化，鼓勵女真族和漢族之間通婚，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宋金之間的相對和平狀態也得以維持，北方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世宗、章宗時期是金朝的興盛時期，在歷史上被稱為“大定明昌之治”，為當時和後世人們所艷稱。金代著名學者元好問稱，“（南湖先生）歷大定、明昌、泰和，優遊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金朝著名的藝術家趙秉文稱讚“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比起金末的喪亂，大定明昌時期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太平盛世。
金蒙交惡
章宗時期雖然號稱極盛，但是諸多問題已經顯現，盛極而衰已露出了苗頭。章孝太子（即章宗之父）聰明過人，極好讀書，他想要傚法北魏的孝文帝，改變金人的夷狄風俗，施行中原的禮樂。然而天不隨願，章孝太子還沒有繼承大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顏聰慧好學，有其父的風采，他喜好文學，崇尚儒雅，因此一時名士層出不窮，執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學問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燦然，金朝發展到了極盛的頂點。當然，在文字華麗辭章的背後，不難發現，講修明經之術的目的在於“保國保民”，以圖使統治“國祚長久”。但是，章宗治世之下的社會卻充斥著消極因素。他極好浮誇奢侈，到處修建宮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預政事。大臣們只能奉承媚上，圖一時安樂，不敢逆其所好。這就是章宗之後大安、貞時期金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章宗時，“外戚小人多預政”，指的是李元妃一家。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查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經病故了。即位後，追封為欽懷皇后。章帝繼位後，一直沒有立妃。在看中了李氏之後，章宗就要立她為皇后。李氏出身微賤，因此大臣們一致反對章宗的這一決定，監察禦史宗端修、右拾遺路鋒、翰林修撰趙秉文、禦史中丞張公著等都因此丟了官。李氏雖然未能立為皇后，只進封為元妃，但是她的兄弟喜兒、帖弟依仗她的權勢干預朝政，官至極位，就連他家的私奴也仗勢欺人，眾大臣敢怒而不敢言。監察禦史宗端修，“喜名節”，進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預朝政，令其憤憤然，故上書要求皇帝“遠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誰，特命喜兒傳詔，讓他說出姓名來。端修面告喜兒：“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是章宗賜給李喜兒的名字。端修直截了當地斥責他為“小人”，他亦不敢隱瞞，據實上奏，章宗雖也責備了喜兒兄弟，但還是離不開他們。監察禦史張公著，更是把矛頭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書竟有“妾上僭政，夫人失位”這樣頗有刺激性的話。外戚宦官干政在東漢以來的漢族皇室從未絕跡，金王朝在學習中原王朝先進文化和制度的同時，也沾染上了這一惡習。
就在金王朝走向衰落的時候，北方草原上又興起了一個新的少數民族——蒙古族。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時稱為“蒙兀室韋”，居於額爾古納河流域。遼金時期，他們廣泛分佈在北方大草原上，從事遊牧、狩獵，性勇悍。金立國之初，就不斷遭受蒙古族人的襲擾。天會十三年（1135年），蒙古族內部發生叛亂，金主完顏派遣金朝貴族宋王宗乘機打擊，暫時緩解了北邊的壓力。
1143年四月，完顏試圖再一次利用蒙古人的叛亂之機出兵，卻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就在於金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金朝貴族魯王完顏昌早先因罪被誅，他的兒子薩罕圖郎君率領其父的部人叛逃蒙古，蒙古人的勢力由此不斷強盛，直取金朝的20多個團寨，金人大敗。金只好轉而與蒙古謀和，每年送給蒙古大批的牛、羊、米、豆、棉和絹等物品以換取和平，但此舉的效果並不明顯。金朝為了免受蒙古的侵擾，不斷在北方修建界壕和邊堡，屯重兵防守。金對蒙古只能窮於應付。大定年間，北方就流傳著這樣的民謠：“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出去”，反映了金朝的無奈。
1208年，章宗死，衛紹王完顏永濟（原名允濟，世宗第七子，後避章宗父允恭諱改稱永濟）繼位。章宗安排衛衛紹王繼立，自有他的如意算盤。原來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5月未滿周歲就夭折之後，章宗就一直為繼嗣不立而憂慮，特別是由於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1208年，后妃賈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時章宗已經病入膏肓了。當年11月，他臨終之前，賈氏和范氏都還未屆產期，於是就由元妃李氏與其兄李新喜會同宰相完顏匡商量，策立衛紹王永濟為皇位繼承人。很顯然，章宗立永濟，不過是讓他暫時看守皇位，他在遺詔中實際上是用《禮記》中“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的原則，否定了金太祖的“傳授至公之意”。一旦賈氏和范氏生下“龍子”，則皇位仍屬於章宗一係。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盤很快即告落空。衛紹王雖然才識平庸，但當上皇帝之後，也如章宗一樣，千方百計要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後代。為此，設法不讓賈氏和范氏腹中的胎兒出世，就成了他的當務之急。早在章宗駕崩之前，衛紹王就利用機會選擇了兩個妖妄之人“護視”賈氏和范氏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果然，他繼位僅僅兩個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8月，即宣佈賈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問題。賈氏產期已過，仍不見動靜；范氏則胎氣有損，經用藥調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願意削發為尼。這明明是衛紹王暗中搗的鬼。在這一事件中，被犧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當初章宗臨終時，完顏匡是和元妃一起受遺詔擁立衛紹王的，然而他卻想獨專定策之功，於是開始謀劃除掉李氏。他編造謊言說，當初，賈氏嘔吐，且腹中有積塊，其實是患病，卻被李氏說成是妊娠反應。李氏乘機與其母兄計議，令賈氏詐稱有孕，以便臨產時，取李家兒冒充，以為皇嗣。這種謊話的確是過於離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換柱之計，賈氏又怎敢與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衛紹王最終還是把李氏一家和賈氏殺了。在除掉了心腹之患之後，衛紹王於大安二年（1210年）8月立自己的兒子胙王完顏恪為皇太子。就在金王朝變亂不斷的時候，蒙古族人已羽翼豐滿。金泰和六年（1206年），鐵木真統一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稱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貢於金，並曾見到過衛紹王永濟。金章宗死後，成吉思汗聽說永濟繼位，極端蔑視，聲稱：“我以前以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派來的使者，然而怎麼能有這樣的庸懦之輩呢？”成吉思汗兵勢日焰，金朝勢危，欲絕地反擊。大安三年春，蒙古入貢，衛紹王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蒙古人進場之時襲殺之。然而金的“軍”中有去給蒙古人報信的，蒙古人開始還將信將疑，然而報信者不斷，蒙古人遣人窺之，才相信這是真的，於是遷延不進。“軍”是契丹及北方其他部族的武裝力量，雖然受制於金朝，卻與女真統治者離心離德，此時更明確傾向於新興的蒙古貴族。衛紹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計劃未能實現，成吉思汗不僅不再向金進貢，而且對金先發制人。在蒙軍強大攻勢面前，衛紹王束手無策，只知與臣下相對哭泣。當蒙軍逼近中都時，金軍經不起連續攻擊，只得乞和。
就在蒙古大軍不斷地向金髮動攻擊的時候，金王朝內部再次發生政變。1213年，金貴族胡沙虎在宮廷政變中殺死了衛紹王。金世宗之孫，金章宗的庶兄完顏繼位，是為金宣宗。本已朝政凋敝的金王朝，經過這一番折騰，更是打不起精神來了。
歧路倉皇
衛紹王被殺，徒單鎰向胡沙虎建議，立為皇帝，理由是此人為章宗之兄、完顏永恭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這一建議。當時，完顏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陽），胡沙虎派人將其迎到中都。至寧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於大安殿。胡沙虎雖然早已罪惡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當成靠山，以他為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為澤王，其子弟數人也都身居要職。胡沙虎弒君，宣宗從極端狹隘的自私立場出發，對此人不但不懲治，反而加以袒護，結果是鼓勵了其他野心家鋌而走險。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軍進逼京西重地紫荊關，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際，金軍內部又發生了變亂。胡沙虎的部將術虎高琪因為戰敗懼罪被殺，先發制人率領軍包圍胡沙虎的官邸，闖入臥室內將其殺死。然後退到應天門待罪。由於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於他，而是將那些當初跟隨胡沙虎弒逆之人一起殺掉，從而結束了這場危機。胡沙虎本來罪不容誅，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誅之，於是又有術虎高琪的擅殺事件，這實際上是胡沙虎弒衛紹王事件的繼續。對此，宣宗也無可奈何，只得糊裏糊塗地赦免了高琪，這表明他已無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變成了術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軍隊自章宗末年大規模入境滋擾，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喪失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貞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餘郡，並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懼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與蒙古講和上，將領們也都畏縮不敢出戰，藉口是“恐壞和事”。然而，越是這樣，蒙古越是不肯與之講和。當時大臣張行信對宣宗說：“自從崇慶以來，皆是因為和議耽誤了大事，如果我們時時肯和蒙古一戰，能夠挫敗蒙古人的鋒芒，那麼即使和議也是能夠長久的。”此時金朝的軍官，再也不是當年英勇善戰的猛安謀克了，張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脫離實際的。
金宣宗畏敵如虎，竟又希望憑空出現奇跡，在蒙古軍兵臨城下時，他在東華門設“招賢所”，內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於是，一些無知無識者，都競相到這一機構胡言亂語。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說大話，聲稱“諸葛亮為不知兵”。侍禦史完顏寓竟然對這種狂言信以為真，以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軍事家，趕忙推薦給朝廷。於是這個招搖撞騙的小人竟被委以軍都統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無賴充當士兵，教閱進、退、跳、擲之村術，無非兒戲。其陣法曰“古今相對”，並將這四個字大書於旗上。又做黃布袍、緇巾各36件、牛頭響環64枚，聲稱用這些“法物”即可嚇跑敵人。謊言終究變不成事實，他們出城之後，並不敢與蒙古人對陣，而是殺害一些無辜的樵採百姓以充“斬獲”，並向朝廷邀功請賞。其實，王守信的“古今相對”陣法，實屬荒誕不經。然而，金朝統治者卻深信不疑，這表明金的統治已是窮途末路，他們無計可施時撈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王守信這樣的地痞無賴之人。但是，騙術最終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暉向成吉思汗乞和，並獻上衛紹王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馬3000匹，雙方暫時達成妥協。議和之後，成吉思汗由承暉護送，退出居庸關。
雖然成吉思汗從中都郊外撤走，但山東、河北多數州縣仍在蒙古軍隊的佔領之下，河東許多州縣經戰爭破壞，已殘破不堪。此時的中都已經成為一座孤城，內乏糧餉，外無救援。金宣宗於是詔告天下，放棄中都，南遷汴京，以躲避蒙古大軍的打擊。宣宗南遷後讓皇太子留守，並命右丞相兼都元帥承暉留守中都。6月間，在宣宗尚未到達南京之時，駐守中都以南的軍發生了嘩變，投降蒙古。蒙古軍再次南下，並在軍的配合下，對中都加緊圍攻。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開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南遷之後，金朝君臣上下醉生夢死，只求茍安。每當蒙古大軍壓境之時，君臣惟有相對而泣，在大殿之上長吁短嘆；而當蒙古軍退兵之後，則又開始飲酒作樂。宰相們研討時政，無非是做做樣子，凡是遇到要害的問題，就宣佈下次再議，每次均如法炮製。他們就是這樣因循茍且，直至國家滅亡。宣宗也並不比他的大臣們更關心金王朝的命運和前途，關心的只是如何繼續過他奢華的生活。他曾經讓人偷偷給他做一件大紅半身繡衣，並且告誡說，千萬不要讓敢於直言的監察禦史陳規知道。當繡衣做成並給他送去時，他又問陳規是否知道此事，來人連忙解釋說，凡是宮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傳播，何況皇帝又親自叮囑過。宣宗聽罷，算是松了一口氣，說：“如要讓陳規知道了，必然會因為奢華規諫我，我實在是害怕他的話啊。”已經到了危亡的關頭，這位君主還在為一件繡衣煞費苦心，昏庸之極，可見一斑。興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遷怒於術虎高琪，藉故殺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膏肓，並沒有迴光返照的跡象，金王朝滅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就在此時，金王朝再一次出現了皇位危機。得寵的貴妃龐氏之子完顏守純和後來被立為皇后的王氏之養子太子守緒爭奪王位。元光二年（1223年）12月，宣宗病故。他臨終的前一天晚上，近臣都已經出宮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資明夫人鄭氏陪伴著這位行將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鄭氏可靠，便將後事託付給她，讓她“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罷氣絕身亡。鄭氏果然不負重托，沉著機智地應付了前來看望宣宗的龐貴妃，金哀宗完顏守緒才得以順利繼位。
哀宗繼位後，因成吉思汗尚未結束西北的戰事，無暇顧此，金朝又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金室在汴京支撐了九年，後因為蒙古軍攻城益急，被迫出走歸德（今河南商丘）。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勵精圖治的表現，但是很快就變得如同其父一樣的消沉和腐敗了，老百姓對金朝的統治已徹底喪失了信心。正大元年正月的一天，開封城內狂風大作，端門門樓上的瓦片都被風吹落了，當時有一男子身著麻衣對著承天門又哭又笑。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瘋瘋癲癲，他回答說:“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金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了。
正大四年（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於進軍西夏都城的途中。當時西夏都城已被圍困多時，城內糧盡援絕，不久西夏國王出降，蒙古滅夏的戰爭宣告勝利。這時，他們就有可能全力以赴展開滅金戰爭了。1229年，窩闊臺即汗位。兩年後，元軍即發起了對金朝的總攻擊。1232年初，蒙古軍和金軍在鈞州三峰山展開了大決戰，金軍大敗。曾經屢建戰功的完顏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金軍主力至此已經喪失殆盡。3月，蒙古大軍攻克中京洛陽，並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親王為質向蒙古人乞和，遭到了拒絕。這時，汴京城內又發生了疫情。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經別無他法了。12月初，哀宗逃出汴京，渡河準備取衛州（今河南衛輝）。攻之不克，又遇蒙古軍自河南追來，金軍慘敗。最後，哀宗夜棄六軍，渡河折回河南，帶著身邊的六七個人逃到歸德。
天興二年（1233年）6月，哀宗從歸德啟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從人員徒步在泥濘中跋涉，沒有糧食，只能採摘青棗充饑，一路上忍饑挨餓，備嘗艱苦。次日抵達亳州。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見皇帝儀衛不過是以青黃旗兩面為前導，黃傘擁後，從者不過二三百，馬不過50餘匹。哀宗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進抵亳州南60里，在雙溝寺避雨。哀宗舉目四望，只見遍地荒涼，不復人跡，於是哀嘆道“生靈盡矣。”當月底，哀宗抵達蔡州。當時由於宋、蒙聯合攻金的談判一時尚無結果，所以哀宗到達蔡州初期，情況比較平靜。城內又有了商販，人們以為皇帝到來，又可以過上太平日子了，他們把儲存了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來，一下子喝了個凈光。哀宗也忘記了是在逃難之中，剛在蔡州安頓下來，就大興土木，修建“見山亭”，以為遊憩之所。然而，外面的嚴酷現實，很快就使蔡州城裏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夢破滅了。8月，宋、蒙雙方達成了協議。不久，宋軍和蒙軍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發動進攻，徹底打破了哀宗聯宋抗蒙的夢想。9月間，蔡州城內的糧荒已經異常嚴重了。12月，宋、蒙雙方的軍隊對蔡州城展開猛烈的攻擊。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詔傳位給總帥完顏承麟，希望他能衝殺出去，再圖恢復大金帝業。承麟當即宣告即位。此時，宋、蒙大軍已經衝入城內，哀宗自縊身亡，承麟猶率部進行巷戰，最後為亂兵所殺。金王朝在悽慘的境地中最終滅亡了。
追尋金朝興亡的發展軌跡，我們不難發現它經歷了一條與遼朝興亡大體相似的道路。他們之所以興起之初可以與大宋政權分庭抗爭，屢佔上風，憑籍的是他們極具戰爭力的軍政組織。遼有“斡魯朵”和族軍，金有“猛安謀克”，他們都實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勵精圖治的帝王指揮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當他們功成名就、建立一個以漢族文化為主導、帝王專制的傳統農耕政權之後，隨著原來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急劇變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漸凸顯出來了。
這首先表現在其原來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適應性。金朝的猛安謀克軍的戰鬥力持續下降，即使統治者施以豐厚的兵餉也無法遏止。其次，在處理作為統治者階層、即少數民族的女真族，與作為被統治者階級、即主體民族的漢民族的關係問題上，沒有能夠找到一條合適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關以北的廣闊的漢族傳統聚居區之後，為統治中原，將百萬以上的女真人徙置於黃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犧牲漢人利益的辦法去救濟女真人的。然而，此舉既沒有解決農耕經濟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貧困的問題，反而導致漢人刻骨的痛恨。他們不僅搶佔漢族最富庶的耕地，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軍事開支，又不斷加重漢族的賦役。女真人與漢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重者，人視之以為血仇骨怨，必報而後已”。第三，河患也是促進金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時，河患氾濫成災，連年不斷。更為不幸的是，黃河似乎也與女真人作對似的，自從金室南遷後，黃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東南。河患的範圍非常廣泛。河患進一步加劇了統治階層與漢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從未停息。
金朝以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時，卻遇到內外矛盾。金朝對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麗等政權的牽制，稍有閃失，就會被顛覆；在內，在安置女真族和處理漢族關係問題上，產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這些矛盾始終存在，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統治階級內部血腥的權利鬥爭，又在腐蝕著政權的大廈，面對著強勁的蒙古旋風，它的滅亡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蒙古彎刀
蒙古彎刀：西夏覆亡真相
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不乏英明的君主。像西夏這樣政治經濟甚至文化都強盛一時的民族國家，在立國幾個世紀以後，忽然於一夜之間，國破族滅，神秘地消失了。歷來讀史者，莫不扼腕長嘆！西夏是西元11世紀至13世紀以党項族為主體，包括部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封建政權。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擁有今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陜西北部和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王朝先後有10位帝王登基。如果從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權算起，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滅亡止，夏王國曾有347年的悠久歷史；如果從1038年元昊稱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也有189年的歷史。在漫長歲月裏，西夏先後與北宋、遼鼎立，和南宋、金對峙。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盛一時的民族政權，在其滅亡後的數百年裏，它的神秘失蹤就像一陣風一樣拂過水面，人們竟難以在歷史的冊頁裏尋覓到它的漣漪……
西夏王朝何以能自立成國？是什麼力量使它在周邊政權林立及朝代更替中立於不敗之地？又是什麼力量使頑強的党項民族和他們輝煌一時的燦爛文化悄無聲息地湮滅於歷史的長河？讓我們穿過時光隧道，回到“党項時代”，去追尋西夏獵獵招展的旌旗……
逶迤雄心
党項族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之一，屬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項羌”的稱謂。據載，羌族發源於“賜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一帶。漢代時，羌族大量內遷至河隴及關中一帶。此時的党項族過著不知稼穡、草木記歲的原始遊牧部落生活。他們以部落為劃分單位，以姓氏作為部落名稱，逐漸形成了著名的党項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盛。此外還有黑党項、雪山党項等部落。
隋朝時，部分党項羌開始內附，追隨中原政權。唐朝時，經過兩次內遷，党項逐漸集中到甘肅東部、陜西北部一帶，包括靈州、慶州、夏州、銀州、綏州、延州、勝州等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為主。他們與室韋、內遷的土谷渾及漢族雜居相處。經濟以畜牧業為主，“党項馬”在當時名噪一時。唐中央多在党項民族聚集地設立羈縻州進行管理，有功的党項部落酋長被任命為州刺史或其他官職。
唐末黃巢起義時，唐僖宗傳檄天下勤王。党項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聯合其他力量共同擊敗起義軍。戰鬥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戰死。唐僖宗賜拓跋思恭為“定難軍節度使”，後被封為夏國公，賜姓李。至此，党項拓跋氏集團有了領地，轄境包括夏、銀(今陜西榆林東南)、綏(今綏德)、宥(今靖邊東)、靜(今米脂東)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權，成為名副其實的藩鎮之一。拓跋氏集團隨後不斷擴充自己的軍事勢力。唐朝末年，拓跋氏成為雄踞一方的實力派藩鎮。在五代的更替和戰亂中，拓跋氏集團儼然成一獨立王國，逐一依附、臣服於中原政權，連續被詔封，數次被恩賜，多次度過政權危機，使夏州政權得以逐步壯大。960年，後周將領趙匡胤發動軍事政變，在汴京（今開封）稱帝，史稱北宋。北宋立國之初即著手消滅地方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其勢不可擋。夏州政權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此時的夏州地方政權雖經營80年（881—960年），但在強大的中原政權面前卻顯得相當孱弱。夏州地方政權在宋朝建立之初採取依附政策，企圖自保自存。但在宋太祖恩威並施的壓力下，李繼捧不得不於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舉族進京，被迫獻出夏州節度使所屬五州之地，並接受宋朝所賜趙姓。夏政權由此失去獨立性。
到李繼遷時，党項族實力逐漸恢復，逐步走向了抗爭的道路。李繼遷，人稱“射虎英雄”，乃當年鎮壓黃巢起義而陣亡的拓跋思忠之後，銀州防禦使李光儼之子。幼年的李繼遷曾因善騎射而聞名。他憑一己之力射死猛虎，在党項族部家喻戶曉，被視為民族英雄。年長之後，居住在銀州的李繼遷得知先人擁有的“五州之地”盡失於宋朝，悲憤異常。與弟弟李繼衝、謀士張浦籌劃了“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聯絡豪右、卷甲重來”的戰略。他成功地逃脫了宋軍的監視，率數十人直奔夏州東北三百餘裏的地斤澤。在那裏舉起反宋大旗，著力進行恢復“故土”的鬥爭。
李繼遷通過姻親關係獲得党項上層人士，諸如野利等大族的支援。故隊伍發展很快，聲勢日益壯大。宋雍熙二年（985年），李繼遷設計攻佔銀州（今陜西米脂）。党項部眾見李繼遷得勝，紛紛歸附，兵勢大振。他先設官授職，確定尊卑等級，並且“預支”一些還被宋朝佔領的州郡的官職分封給各位酋長，使他們各自為之奮戰。他尊崇“漢法”，倣唐、宋官制建置軍事、行政官職。他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如張浦、李仁謙等加入其統治集團。李繼遷逐步確立了領袖地位。
宋雍熙三年（986年），他向契丹遼國稱臣，以圖借遼抗宋。有遼國撐腰，繼遷此後不斷襲擊宋西北邊境。宋鹹平元年（998年），宋真宗繼位。已被西夏騷擾得疲憊不堪的宋朝廷採納趙普“以夷制夷”的建議，任命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並把夏、銀、綏、宥等州領土歸李繼遷管理。李繼遷實現了恢復“故土”的第一步。通過這一事件，李繼遷也感覺到了宋朝統治者的軟弱無能。他已經不肯滿足於“故土”的恢復，為進一步擴張勢力，他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關鍵的靈州。
靈州（今寧夏靈武）位於黃河上游、河套以西，這裡土地肥沃，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水草肥美，農牧兩宜。靈州又位於夏州的西側，倚重賀蘭山，帶引黃河，地位衝要，是唐、宋時代西北邊疆的著名重鎮。在靈州的西面，是我國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當時這一地區主要散居著回鶻部落。靈州的西南，則是吐蕃部落分佈地區。因而，靈州成為漢、回鶻、吐蕃和党項各族爭奪的焦點。經過4年的鬥智鬥勇，反復爭奪，鹹平五年（1002年）初，李繼遷一舉功佔靈州。
攻佔靈州後，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並於次年定都於此，西夏建國迎來了新的時機。在這裡，李繼遷一方面學習漢族先進的農耕技術，使靈州一帶逐漸成為半農半牧區，併發展為西夏政權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又極力向西擴展領土，以期征服吐蕃、回鶻諸部落。鹹平六年（1003年），李繼遷率兵攻佔西涼府（今甘肅武威）。但吐蕃六谷部首領潘羅支設計擊敗李繼遷。繼遷被流矢射中，次年去世，年僅42歲。
李繼遷死後，其子李德明承襲其位。李德明承其父遺訓，“傾心內屬”，以待時機。他對外採取“依遼和宋”方針，同時向遼、宋稱臣，接受兩國封號。與宋達成“景德和約”，雙方朝貢貿易不絕，西夏獲得相對和平的發展環境。李德明在穩定北線和東線之後，著手實施其“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的戰略計劃。經過20多年的戰爭，甘州城、涼州被攻克，吐蕃六部被瓦解。回鶻瓜州王曹賢順也降服稱臣。節節勝利助長了德明稱帝的慾望。他役使數萬民伕在延州西北修建豪華宮室。又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興州。但不幸的是，李德明在完成了其建國稱帝的各項準備後，於宋明道元年（1032年）死去，享年51歲。
獵獵旌旗
歷史發展需要英雄人物，也造就了英雄人物。元昊，就是在党項政權發展的關鍵時刻造就的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主政17年，稱帝11年；沒有死在敵人的刀下，卻死在自己兒子的手中；短暫的一生，卻有著輝煌的歷史。
元昊，字嵬埋，生於宋景德元年（1004年）。其母為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少年元昊，身長五尺有餘，面圓鼻高，豪氣逼人；平時白衣黑冠，騎馬佩弓。百餘騎兵，前呼後擁。他通曉蕃漢語言，研究佛學法典，對兵書手不釋卷、潛心研讀。他志存高遠、雄心勃勃。還是太子時就表現出與其父不同的志向，要其父背宋自立，同宋遼爭霸，走一條獨立發展道路。被否定後，他爭辯道，“穿獸皮衣服，放牧牲畜，這是我們民族的本性。英雄豪傑，就應該稱王圖霸，何必錦衣玉食，文質彬彬？！”
李德明死後，元昊繼承了夏國王位。為達到“為帝圖皇”的目的，他確立了“尚武重法”的戰略方針。他主要從三個方面付出努力：強化刑罰；兵馬為先；以功利之心教化民眾，培養党項族的“虎狼之心”。
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強党項族的民族意識。他恢復西夏姓氏，摒棄原唐、宋政權賜給的李姓、趙姓，改為嵬名氏；自建年號開運（後改為廣運）；下達“禿髮令”，要求部眾三天內必須禿髮，否則殺頭；命令大臣野利仁榮蒐集整理西夏文字，並使之系統化、規範化（後編撰12卷）；設立蕃字院和漢字院，負責對外文書交流；創建蕃學，選拔子弟入學讀書，考試選才；以“忠實為先、戰鬥為務”的原則，改革唐宋縟節繁文，把禮儀的九拜改為三拜，把音樂的五音改為一音。國人如不照此實行，以滅族罪論；在官民服飾上體現等級關係。嚴格規定身份與衣服的樣式、顏色的匹配等，統一社會等級秩序等等。升興州為興慶府，在城內大興土木，擴建宮城，廣營殿宇。
他完善了各項管理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元昊於宋明道二年(1033年)設官分職，遂逐步廢除世襲制。當時其中央中樞機構有五個：中書掌管行政，樞密掌管軍事，三司掌管財政，禦史臺掌管諫察彈劾，開封府(又稱“興慶府”)掌管京城事務，相當於唐、宋的“三省六部”。大慶二年(1037年)，元昊為準備登基，又將各主管機構增至十六司，名稱與前朝相異，與北宋的官制名稱也不盡相同。此外，蕃名官號又增設了昴聶、昴星、阿尼、廠駑等十多個。這樣，就使西夏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了蕃漢合一、兩制並存的格局。元昊還完善軍事制度，以提高軍事作戰能力。元昊在由党項羌組成的“族內兵”之外，另設“族外兵”，族外兵由戰俘中的勇士擔任，供作戰時衝鋒陷陣作先鋒；倣照宋朝軍事建制，在全國劃分為左、右兩廂，並設十二個監軍司，各規定駐地和軍名；增加兵種，如，專門負責宿衛的衛戍軍、專門掠奪人口的擒生軍，炮兵部隊潑喜軍等。對軍隊的駐紮也作了精心的部署。
一切準備就緒後，元昊於夏大慶三年、宋寶元元年（1038年）十月在興慶府登上皇位，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豎起了一代王朝的獵獵旌旗。元昊稱帝後，尊母親衛慕氏為惠慈敦愛皇后，封妻野利氏為憲成皇后，立子寧明為皇太子。元昊稱帝後，又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其統治。首先，進一步調整中央官制，增設尚書省，設尚書令，尚書省下設十六司；其次，確立朝廷禮儀，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朝廷禮儀。如朝賀，規定群臣“常參”為六日，入見起居為“九日”。朝賀時，宰相領班，百官依次排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行為不符合規矩的，要受到處罰。元昊還花重金購買宋朝從宮中跑出來的丫環、宦官，學習參考宋朝的宮廷禮儀和規章制度；第三，培養和網羅人才。為了鞏固統治，元昊大力興辦“蕃學”，培養人才。他還重金招攬社會各界精英，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宋朝知識分子，被宋遺棄的文臣武將。這些措施，對完善元昊的蕃漢聯合統治政權和加速西夏政權的封建化過程具有重要作用。
元昊稱帝後，宋夏戰爭難以避免。元昊稱帝後，上表要求宋朝廷承認其稱帝的合法性，承認其皇帝稱號，但遭到宋朝的嚴詞拒絕。宋朝斷然下詔削奪賜姓官爵，停止互市，並在邊關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元昊首級。朝貢貿易和邊地互市的斷絕，沉重打擊了西夏的經濟，雙方的交惡逐步升級。從天授禮法延祚三年（1040年）到五年（1043年），經過三川口戰役、好水川戰役、定川砦戰役三大戰役，元昊皆大獲全勝。元昊躊躇滿志，得意洋洋。然而，連年征戰，耗費了西夏大量的國力財力，破壞了農業的正常生產和牲畜的徵用，使畜牧業受到打擊；朝貢的停止、榷場的關閉、貿易的斷絕，使得西夏急需的日用品如茶葉、布匹、糧食等物價飛漲，人怨沸騰；作為中原政權的宋朝，雖國力大不如前，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元昊想戰勝宋朝也絕非易事。此時，夏與遼的關係也逐步惡化，西夏希望與北宋停戰議和。經過一年的討價還價，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年）簽訂了宋夏和約，西夏再向宋朝稱臣，雙方又回到原來的朝貢與互市的關係。同年，西夏與遼之間的戰爭爆發。元昊採用誘敵深入之計，在河曲大破遼軍，雙方通過議和，戰事暫停。
夏與宋、遼的關係趨緩，內政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元昊性格多疑、猜忌，濫殺無辜。開運元年（1034年），元昊生母衛慕氏一族的首領山喜密謀殺害元昊篡權。機密泄漏後，元昊一怒之下把他沉到河底淹死了。元昊還把他的生母衛慕氏、妃子衛慕氏，以及和妃子生的兒子一起殘忍地斬殺。大慶二年（1037年），大臣山遇惟亮因與他在處理和宋朝的關係方面持不同意見，也被元昊設計殺害。從此，朝野上下，噤若寒蟬，惟元昊之行是行。晚年的元昊逐漸從一個令人敬仰的英雄墮落成為沉湎酒色、不問政治的荒淫暴君。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年），他在兒子寧令哥的成婚大典上見兒媳婦年輕貌美，楚楚動人，按捺不住，竟然將兒媳婦強行納為小妾！父子從此反目成仇。不僅如此，他還與被其殺害的大臣野利遇乞的妻子沒藏氏勾搭成姦，並被沒藏氏兄妹設計玩弄。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元昊命喪親生兒子之手，兒子也以“軾父”之名被殺害。元昊死時，年僅只有46歲。
血雨腥風
元昊死後，西夏這艘航船駛進了曲曲彎彎的航道：其內部，皇族與外戚的鬥爭、君權與相權的爭奪、“蕃禮”與“漢禮”的較量、党項貴族和漢族官僚的矛盾等從未停息；其外部，與北宋、遼、金、南宋、吐蕃的戰爭如火如荼……元昊死後，權臣沒藏訛龐擁立元昊與沒藏氏所生子諒祚為帝，尊沒藏氏為宣穆惠文皇太后，他自任國相，總攬軍政大權。西夏開始了沒藏氏專權之禍的時期，福聖承道四年（1056年），沒藏氏因與多人通姦，被情夫所殺。沒藏訛龐恐大權旁落，遂將女兒嫁於諒祚為後，自己也由國舅升格為國丈，仍總攬朝政。臣民無不敬畏有加。佑都三年（1059年），已滿12歲的諒祚開始參與國事。他對沒藏訛龐的獨霸朝政、飛揚跋扈、胡作非為頗為不滿。於是設計捕殺沒藏訛龐全家，清除了在朝廷專權達12年（1048-1059年）的沒藏氏家族。
諒祚親政後，迎其情婦梁氏入宮，立為皇后，並任用梁後弟梁乙埋為家相，共理朝政。諒祚是一位稍有作為的皇帝。他在親政當年就解決了夏遼多年存在的邊界爭端問題。他喜好收藏圖書，研習中原文化，倣宋制完備官制體系；上表要求恢復李姓，要求恢復邊界榷場互市。因為他的巧於週旋，與遼、宋、吐蕃的關係大體平穩，西夏也獲得短期的發展。拱化五年（1067年），年輕的諒祚突然身亡，其八歲的長子秉常繼位，梁太后垂簾聽政。梁太后擢升弟弟梁乙埋為國相，重用党項貴族都羅尾集團，逐漸形成以梁太后為首的母黨集團。他們控制朝政後，倒行逆施。首先，她們上表宋廷，要求廢除諒祚時期改行的“漢禮”，恢復“蕃禮”，竟得逞。其次，排斥異己，打擊皇族，提拔親信。元昊的弟弟、都統軍嵬名浪遇，精通兵法，是諒祚時的國相，也難以倖免。大力提拔梁乙埋的親信，加強後黨集團勢力。再次，為提高威信，勒索厚賜，竟然窮兵黷武，向宋朝發動長達十年的戰爭，給雙方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大安二年（1076年），秉常開始親政。他試圖取消“蕃禮”，恢復“漢禮”，此舉影響到梁氏集團的利益。大安六年（1080年），雙方矛盾激化，梁氏集團發動政變，囚禁秉常，導致西夏政局陷入混亂。皇族新黨、秉常親信和各地部族首領擁兵自重，與梁氏集團進行對抗。宋朝主戰派亦“興師問罪”，動用50萬大軍分五路直撲西夏。西夏國內“歲賜”、和市斷絕，經濟混亂，財用匱乏，物價暴漲，官民怨恨，民不聊生，處於混亂之中。迫於壓力，大安九年（1083年），在梁氏集團的操持下，秉常復位。
但梁氏集團惡性不改，一方面以秉常的名義向宋朝遣使稱臣納貢，求得“歲賜”——每年的賞賜，另一方面又尋機在宋朝邊境騷擾、搶掠。大安十一年（1085年）二月，梁乙埋死，梁太后立梁乙埋之子梁乞逋為國相，梁氏姑侄把持朝政。十月，梁太后死去。梁氏集團勢力大減。夏國分管左右廂兵的統帥、皇族仁多保忠公開與梁乞逋對抗，皇族與後族的矛盾再次尖銳。而憂心如焚、自感無用的秉常在這場鬥爭的煎熬中憤而死去。天安禮定元年（1086年），秉常的長子、年僅三歲的乾順帝繼位。由母后梁氏和梁乞逋共同輔政。乾順的母親乃國相梁乞逋的妹妹。因此，夏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個梁氏集團，為區別起見，這個集團稱為“小梁氏”集團。小梁氏集團當政時，夏朝內亂外戰更加劇烈。梁氏集團依仗“一門二後”的國戚關係，控制朝政，打擊舊臣，鞏固勢力。其倒行逆施引起朝野震怒，部族豪酋與之同床異夢，離心離德。
前梁氏集團內部，梁乙埋一生亦步亦趨、俯首聽命其姐梁太后，姐弟一心，“團結合作”。小梁氏兄妹矛盾重重。梁乞逋野心勃勃，不甘於相位，陰謀篡權。他多次假傳聖旨，聚攬兵權，甚至在公開場合指責小梁太后，目中無人，刑賞自專。小梁太后也不是省油的燈，想方設法遏制、削弱他的力量。天佑民安三年（1092年），宋夏環（州）慶（州）戰役，小梁太后親自領兵作戰，冷落梁乞逋。梁乞逋極其不滿，矛盾白熱化，遂加緊篡權活動。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十月，梁乞逋叛亂的跡象愈加明顯。在小梁太后的授意下，大首領嵬名阿吳、仁多保忠等率兵誅殺梁乞逋及其全家。小梁太后從此大權獨攬。梁氏兄妹依然奉行對外戰爭的政策，連年征戰。從大安十一年（1085年）至永安二年（1099年）小梁太后被鴆殺的13年裏，他們對宋發動戰爭前後達五十次以上，有時一年竟達六七次！宋夏戰爭中，夏軍多有危機，多次向遼請求援助，都未成功。小梁太后大為不滿，在對遼表章中言語侮慢以表不滿，引起遼道宗憎惡。永安二年（1099年），遼道宗派使者到夏國鴆殺小梁太后。梁禍始除。
乾順親政後，改變了自元昊以來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國方針，轉而實行“尚文重法”的策略。外交方面，前期採取“依遼抗宋”之策，後期採取“附金侵宋”之計，並採取一系列措施理順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緩和社會矛盾。具體包括：一是加強皇權。他吸取教訓，找藉口剝奪嵬名氏、仁多氏、梁氏等大族的兵權，削奪後黨勢力；分封宗室，鞏固皇權。二是提倡漢學，促進“漢禮”的推廣普及，優先使用漢學培養的人才。在“蕃學”之外，他增設“國學”，以“漢學”培養人才。尊儒崇佛，吟詩作對，並於甘州修建臥佛寺，為母祈福。三是依法治軍，頒行《貞觀玉鏡統》，對軍事制度、軍律軍紀作了務實的說明。四是多次上書遼朝，謝罪求婚，用聯姻的方式鞏固夏遼關係。在對宋關係處理上，乾順帝親政後多次向宋上表謝罪，宋也因此恢復“歲賜”。稍後，則借機通過戰爭、外交等途徑侵佔遼、北宋、南宋領土。正當西夏王朝的發展蒸蒸日上之時，任得敬裂國之禍卻給西夏政權造成惡劣的影響，甚至推向覆亡的邊緣。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州判，乾順破西安州時投降夏國。他為了得到乾順的重用，於元德三年(1137年)四月，將17歲的女兒送給乾順，被提升為靜州防禦使。後任氏立為王后，又擢升他任靜州都統軍。仁孝初即位，任得敬以鎮壓部落起義有功，授翔慶軍都統軍，封西平王。人慶四年（1147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請求入朝議事。因眾大臣的疑忌和反對未果。天盛元年(1149年)七月，任得敬賄賂晉王察哥向仁孝進言而得以入朝為尚書令，後又相繼被提升為中書令、國相。至天盛十二年（1160年）三月，任得敬晉爵為楚王，出入威儀不遜仁孝。對夏王權構成極大的威脅。
其實，早在天盛八年（1156年）任得敬任國相後，他就開始精心佈局，為奪取夏國的王位做準備。任得敬提拔了大量的部族子弟，網羅黨羽，培植勢力。天盛九年（1157年）六月，任得敬以其弟任得聰為殿前太尉，任得恭為興慶尹。以後又以侄任純忠為樞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為南院宣徽使。天盛十二年（1160年）十月，任得敬屢請仁孝廢除學校，廢棄科舉取士，以便任意擢用親信，仁孝不予採納。天盛十七年(1165年)五月，徵發民伕十萬，大築靈州城，在他所駐的翔慶軍司，修建宮殿，企圖把仁孝置於瓜、沙諸州，自己竊據靈、興地區，使夏國一分為二。任得敬還利用仁孝重文輕武、自己領兵二十多年的機會，逐漸掌握了一支強大的軍事武裝，準備實現其篡權的野心。乾元年(1170年)五月，任得敬要挾國主仁孝分國，並欺淩宗親、誅鋤異己。仁孝無力制止，被迫將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分歸任得敬，讓他另立為國。為得到合法承認，任得敬又脅迫仁孝派左樞密使浪訛進忠、翰林學士焦景顏去金國，請求冊封。金世宗出於多方考慮，拒絕了他的冊封要求。八月，任得敬因遭到金國的反對，竟然與南宋秘密聯絡謀約合攻金朝。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派人以密書回報，被夏兵俘獲，任得敬陰謀大白。仁孝在金朝的支援和援助下，誅殺了任得敬，滅任氏黨族，一舉粉碎了任得敬篡權分國的野心。
如風悲歌
西夏正走下坡路的時候，蒙古族在北方遼闊大草原悄然崛起。與西夏民族一樣，蒙古族也是過著遊牧生活，騎馬射箭，居無定所。與西夏不同的是，北方茫茫大草原使得蒙古族的崛起勢頭更加迅猛。崛起的蒙古鐵騎如勁冷的北風，掃向周邊秋葉一樣的國家，殘酷無情，勢不可擋。夏國自然也是其劍鋒所指。西夏王朝與漢族交往的百餘年，也是逐步漢化的百餘年，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間，它雖然取得了封建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但同時也削弱了其尚武剽悍的社會風氣，導致軍隊戰鬥力下降，政治鬆弛，社會尚文、奢靡之風盛行。國家的虛弱，蒙古的入侵，戰略的失誤，皇帝頻繁更替等等，這一切都加速了西夏滅亡的進程，直至其最後煙消雲散……從天慶十二年（1205年）到寶義二年（1227年），前後的23年裏，是西夏逐步被消耗、蠶食和滅亡的23年。這一時期可以分為兩大階段，一是夏金戰爭階段，一是夏蒙戰爭階段。自元德六年（1124年）乾順上表依附金朝到皇建元年（1210年）夏金關係破裂，雙方維持了86年的宗主關係。兩國關係雖偶有衝突，但基本保持著守望相助的友好關係。夏金關係的破裂的導火索源於蒙古族的入侵。皇建元年以前，蒙古兵三侵西夏。在第三次蒙古族入侵西夏的時候，西夏曾遣使赴金求援，但遭金衛紹王拒絕。最後，中興城被水淹浸，夏襄宗不得不與成吉思汗面約和好，獻子女給成吉思汗，才解除危機。夏王氣急敗壞，將失利遷怒於金。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夏國發兵萬餘騎，攻打金葭州（今陜西佳縣境），大肆燒殺搶劫，兩國關係正式破裂。第二年，靠宮廷政變上臺的夏王遵頊又趁蒙軍北面進攻金國之機，攻打金國，擄掠財物，擴張領土。同時，夏國採取“附蒙攻金”的政策，從光定元年（1211年）到光定七年（1217年）的七年間，年年派兵侵入金朝的領域，攻城略地，但總是勝少敗多，不但沒能佔到多大便宜，而且消耗大量的國力，得不償失。在附蒙攻金期間，蒙古貴族不斷向西夏徵兵，西夏不勝其煩，稍加抗拒便引來戰火，中興府幾度告急遵頊開始意識到蒙古軍才是最大威脅。於是，光定八年（1218年）三月遵頊寫信給金朝，想重新和好，恢復邊境貿易，商討聯金抗蒙之計。金宣宗責以遵頊反復無常、毫無信譽，對遵頊的建議不予理睬。遵頊大怒，立即引蒙古軍進攻金國。但被金國接連打敗。遵頊又萌生“聯宋攻金”之意。光定九年（1219年），他兩次派特使到四川，約南宋出兵夾攻金國。南宋利州路安撫使丁復信表示同意，但都未能如約出兵。次年，宋夏相約出兵攻金，夏軍野戰，宋軍攻城。九月，攻金鞏州，大敗，軍士死傷萬計。撤退途中遇金伏擊，遵頊由此恐懼不已。
對金戰爭非但沒有撈到好處，反而再次淪為蒙古貴族的“走狗”。光定十一年，蒙古軍木華黎率部渡過黃河，浩浩蕩蕩進入夏國，河西諸城守將望風披靡，紛紛投降。遵頊不僅不抵抗，而且設宴款待，並撥出五萬人馬供木華黎指揮，隨蒙古軍進攻金國。他又回到了附蒙攻金的老路上了。此後兩年，他積極配合蒙古大軍攻擊金國。自夏國與金國關係破裂的13年裏，大小戰事25場，耗費了兩國的國力，又為蒙古滅亡兩國創造了條件。當兩國都筋疲力盡之時，蒙古大軍發動了全力滅亡西夏的戰事。夏蒙戰爭全面爆發。光定十三年（1223年），剛愎自用、懦弱、反復無常的遵頊也失去了蒙古的信任，在朝中一片怨憤之聲中退位，做了夏國唯一的太上皇。遵頊的次子德旺繼位。德旺轉變附蒙攻金的策略，開始聯金，共同抵抗蒙古族的侵擾。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德旺趁成吉思汗率軍西征之際，遣使聯絡未被蒙古征服的漠北蒙古部落，意圖結為外援，共同抗擊蒙古，以固西夏。五月，成吉思汗從西域回師途中得知西夏有“異圖”，遂率兵由河外攻沙州（今甘肅敦煌）。由於實力不濟，夏獻宗德旺遣使至蒙古軍中請降，許以子為人質，蒙古軍退走，沙州解圍。
蒙古大軍撤走只是暫時的。蒙古找個藉口，於第二年又開始攻城掠地，先後攻陷肅、甘、涼等州。其中最為慘烈的要數攻守靈州的冰河大戰。十一月，成吉思汗大軍直撲中興府的北方重鎮靈州城。靈州乃當年李繼遷的根據地，西夏國的第一都城。末主嵬名遣西夏名將嵬名令公守城。嵬名令公率10萬大軍在靈州城西黃河沿岸層層設防。蒙古大軍圍攻靈州必先渡河。此時，千里黃河，朔風成冰。蒙古軍是一支百戰百勝的虎狼之師，而西夏靈州守軍則是一支精銳的王牌部隊。兩軍在冰封的黃河上布陣列戰。堅硬的冰面上，蒙古騎兵發動多次攻擊。儘管西夏缺乏能與之對抗的騎兵，但此戰關係到整個西夏的生死存亡，因此，西夏軍隊眾志成城、以一當十，奮勇拼殺。蒙古軍隊在草原上可以馳騁自如，但是在光滑的冰面上，騎兵優勢不顯。雙方在冰上的戰鬥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隨著時間的推進，蒙古騎兵的優勢開始顯現。西夏步兵終於支撐不住，陣型開始出現了缺口，最後隊形混亂，兵士潰散，10萬大軍被蒙古軍斬殺殆盡，靈州由此失守。而蒙古人為了這場勝利，也付出了數萬人的代價。此戰對蒙古大軍亦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
中興府之戰是西夏最後的戰爭。乾定四年(1227年)一月，末主李被蒙古軍圍困在中興府內，一籌莫展。右丞相高良惠領兵抵抗，日夜拒守，積勞成疾，最後勞累過度而死。禍不單行，六月，中興府一帶發生強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軍隊圍困達半年之久的中興府糧盡援絕，軍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末主李走投無路，只得派遣使節向成吉思汗請求寬限一個月獻城投降。七月，避暑六盤山的成吉思汗病重。成吉思汗考慮到歷代西夏國主的狡詐反復，恐其死後生變，遺囑死後秘不發喪，待夏主獻城投降時，將他與中興府的軍民全部殺掉。不久，末主李率李仲諤、嵬名令公等投降蒙古。蒙古軍隊帶著末主等行至薩裏川，成吉思汗病死。蒙古軍隊遂遵照成吉思汗的遺囑，將尚在投降途中的末主李等盡數殺死。
蒙古軍隊隨即衝向中興府，屠殺城內西夏軍民，無論老幼，不留遺。毀掉城池、宮殿、文牒，夷滅中興府。後又率軍踏平賀蘭山上的行宮和西夏王陵，企圖將西夏從文化上消滅於無形。建國189年的西夏王朝終於滅亡。西夏亡國時，由於蒙古軍的征服和無情殺戮，多數党項族人舉族而亡，少數党項人被迫四處逃亡，隱名埋姓，改族易服。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党項人，作為自成一體的西夏文化，從此，從歷史的長河中徹底消失了，再也聽不到党項族的任何消息。
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不乏英明的君主。像西夏這樣政治經濟甚至文化都強盛一時的民族國家，在立國幾個世紀以後，忽然於一夜之間，國破族滅，神秘地消失了。歷來讀史者，莫不扼腕長嘆！西夏是西元11世紀至13世紀以党項族為主體，包括部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封建政權。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擁有今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陜西北部和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王朝先後有10位帝王登基。如果從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權算起，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滅亡止，夏王國曾有347年的悠久歷史；如果從1038年元昊稱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也有189年的歷史。在漫長歲月裏，西夏先後與北宋、遼鼎立，和南宋、金對峙。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盛一時的民族政權，在其滅亡後的數百年裏，它的神秘失蹤就像一陣風一樣拂過水面，人們竟難以在歷史的冊頁裏尋覓到它的漣漪……
西夏王朝何以能自立成國？是什麼力量使它在周邊政權林立及朝代更替中立於不敗之地？又是什麼力量使頑強的党項民族和他們輝煌一時的燦爛文化悄無聲息地湮滅於歷史的長河？讓我們穿過時光隧道，回到“党項時代”，去追尋西夏獵獵招展的旌旗……
逶迤雄心
党項族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之一，屬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項羌”的稱謂。據載，羌族發源於“賜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一帶。漢代時，羌族大量內遷至河隴及關中一帶。此時的党項族過著不知稼穡、草木記歲的原始遊牧部落生活。他們以部落為劃分單位，以姓氏作為部落名稱，逐漸形成了著名的党項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盛。此外還有黑党項、雪山党項等部落。
隋朝時，部分党項羌開始內附，追隨中原政權。唐朝時，經過兩次內遷，党項逐漸集中到甘肅東部、陜西北部一帶，包括靈州、慶州、夏州、銀州、綏州、延州、勝州等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為主。他們與室韋、內遷的土谷渾及漢族雜居相處。經濟以畜牧業為主，“党項馬”在當時名噪一時。唐中央多在党項民族聚集地設立羈縻州進行管理，有功的党項部落酋長被任命為州刺史或其他官職。
唐末黃巢起義時，唐僖宗傳檄天下勤王。党項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聯合其他力量共同擊敗起義軍。戰鬥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戰死。唐僖宗賜拓跋思恭為“定難軍節度使”，後被封為夏國公，賜姓李。至此，党項拓跋氏集團有了領地，轄境包括夏、銀(今陜西榆林東南)、綏(今綏德)、宥(今靖邊東)、靜(今米脂東)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權，成為名副其實的藩鎮之一。拓跋氏集團隨後不斷擴充自己的軍事勢力。唐朝末年，拓跋氏成為雄踞一方的實力派藩鎮。在五代的更替和戰亂中，拓跋氏集團儼然成一獨立王國，逐一依附、臣服於中原政權，連續被詔封，數次被恩賜，多次度過政權危機，使夏州政權得以逐步壯大。960年，後周將領趙匡胤發動軍事政變，在汴京（今開封）稱帝，史稱北宋。北宋立國之初即著手消滅地方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其勢不可擋。夏州政權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此時的夏州地方政權雖經營80年（881—960年），但在強大的中原政權面前卻顯得相當孱弱。夏州地方政權在宋朝建立之初採取依附政策，企圖自保自存。但在宋太祖恩威並施的壓力下，李繼捧不得不於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舉族進京，被迫獻出夏州節度使所屬五州之地，並接受宋朝所賜趙姓。夏政權由此失去獨立性。
到李繼遷時，党項族實力逐漸恢復，逐步走向了抗爭的道路。李繼遷，人稱“射虎英雄”，乃當年鎮壓黃巢起義而陣亡的拓跋思忠之後，銀州防禦使李光儼之子。幼年的李繼遷曾因善騎射而聞名。他憑一己之力射死猛虎，在党項族部家喻戶曉，被視為民族英雄。年長之後，居住在銀州的李繼遷得知先人擁有的“五州之地”盡失於宋朝，悲憤異常。與弟弟李繼衝、謀士張浦籌劃了“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聯絡豪右、卷甲重來”的戰略。他成功地逃脫了宋軍的監視，率數十人直奔夏州東北三百餘裏的地斤澤。在那裏舉起反宋大旗，著力進行恢復“故土”的鬥爭。
李繼遷通過姻親關係獲得党項上層人士，諸如野利等大族的支援。故隊伍發展很快，聲勢日益壯大。宋雍熙二年（985年），李繼遷設計攻佔銀州（今陜西米脂）。党項部眾見李繼遷得勝，紛紛歸附，兵勢大振。他先設官授職，確定尊卑等級，並且“預支”一些還被宋朝佔領的州郡的官職分封給各位酋長，使他們各自為之奮戰。他尊崇“漢法”，倣唐、宋官制建置軍事、行政官職。他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如張浦、李仁謙等加入其統治集團。李繼遷逐步確立了領袖地位。
宋雍熙三年（986年），他向契丹遼國稱臣，以圖借遼抗宋。有遼國撐腰，繼遷此後不斷襲擊宋西北邊境。宋鹹平元年（998年），宋真宗繼位。已被西夏騷擾得疲憊不堪的宋朝廷採納趙普“以夷制夷”的建議，任命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並把夏、銀、綏、宥等州領土歸李繼遷管理。李繼遷實現了恢復“故土”的第一步。通過這一事件，李繼遷也感覺到了宋朝統治者的軟弱無能。他已經不肯滿足於“故土”的恢復，為進一步擴張勢力，他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關鍵的靈州。
靈州（今寧夏靈武）位於黃河上游、河套以西，這裡土地肥沃，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水草肥美，農牧兩宜。靈州又位於夏州的西側，倚重賀蘭山，帶引黃河，地位衝要，是唐、宋時代西北邊疆的著名重鎮。在靈州的西面，是我國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當時這一地區主要散居著回鶻部落。靈州的西南，則是吐蕃部落分佈地區。因而，靈州成為漢、回鶻、吐蕃和党項各族爭奪的焦點。經過4年的鬥智鬥勇，反復爭奪，鹹平五年（1002年）初，李繼遷一舉功佔靈州。
攻佔靈州後，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並於次年定都於此，西夏建國迎來了新的時機。在這裡，李繼遷一方面學習漢族先進的農耕技術，使靈州一帶逐漸成為半農半牧區，併發展為西夏政權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又極力向西擴展領土，以期征服吐蕃、回鶻諸部落。鹹平六年（1003年），李繼遷率兵攻佔西涼府（今甘肅武威）。但吐蕃六谷部首領潘羅支設計擊敗李繼遷。繼遷被流矢射中，次年去世，年僅42歲。
李繼遷死後，其子李德明承襲其位。李德明承其父遺訓，“傾心內屬”，以待時機。他對外採取“依遼和宋”方針，同時向遼、宋稱臣，接受兩國封號。與宋達成“景德和約”，雙方朝貢貿易不絕，西夏獲得相對和平的發展環境。李德明在穩定北線和東線之後，著手實施其“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的戰略計劃。經過20多年的戰爭，甘州城、涼州被攻克，吐蕃六部被瓦解。回鶻瓜州王曹賢順也降服稱臣。節節勝利助長了德明稱帝的慾望。他役使數萬民伕在延州西北修建豪華宮室。又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興州。但不幸的是，李德明在完成了其建國稱帝的各項準備後，於宋明道元年（1032年）死去，享年51歲。
獵獵旌旗
歷史發展需要英雄人物，也造就了英雄人物。元昊，就是在党項政權發展的關鍵時刻造就的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主政17年，稱帝11年；沒有死在敵人的刀下，卻死在自己兒子的手中；短暫的一生，卻有著輝煌的歷史。
元昊，字嵬埋，生於宋景德元年（1004年）。其母為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少年元昊，身長五尺有餘，面圓鼻高，豪氣逼人；平時白衣黑冠，騎馬佩弓。百餘騎兵，前呼後擁。他通曉蕃漢語言，研究佛學法典，對兵書手不釋卷、潛心研讀。他志存高遠、雄心勃勃。還是太子時就表現出與其父不同的志向，要其父背宋自立，同宋遼爭霸，走一條獨立發展道路。被否定後，他爭辯道，“穿獸皮衣服，放牧牲畜，這是我們民族的本性。英雄豪傑，就應該稱王圖霸，何必錦衣玉食，文質彬彬？！”
李德明死後，元昊繼承了夏國王位。為達到“為帝圖皇”的目的，他確立了“尚武重法”的戰略方針。他主要從三個方面付出努力：強化刑罰；兵馬為先；以功利之心教化民眾，培養党項族的“虎狼之心”。
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強党項族的民族意識。他恢復西夏姓氏，摒棄原唐、宋政權賜給的李姓、趙姓，改為嵬名氏；自建年號開運（後改為廣運）；下達“禿髮令”，要求部眾三天內必須禿髮，否則殺頭；命令大臣野利仁榮蒐集整理西夏文字，並使之系統化、規範化（後編撰12卷）；設立蕃字院和漢字院，負責對外文書交流；創建蕃學，選拔子弟入學讀書，考試選才；以“忠實為先、戰鬥為務”的原則，改革唐宋縟節繁文，把禮儀的九拜改為三拜，把音樂的五音改為一音。國人如不照此實行，以滅族罪論；在官民服飾上體現等級關係。嚴格規定身份與衣服的樣式、顏色的匹配等，統一社會等級秩序等等。升興州為興慶府，在城內大興土木，擴建宮城，廣營殿宇。
他完善了各項管理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元昊於宋明道二年(1033年)設官分職，遂逐步廢除世襲制。當時其中央中樞機構有五個：中書掌管行政，樞密掌管軍事，三司掌管財政，禦史臺掌管諫察彈劾，開封府(又稱“興慶府”)掌管京城事務，相當於唐、宋的“三省六部”。大慶二年(1037年)，元昊為準備登基，又將各主管機構增至十六司，名稱與前朝相異，與北宋的官制名稱也不盡相同。此外，蕃名官號又增設了昴聶、昴星、阿尼、廠駑等十多個。這樣，就使西夏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了蕃漢合一、兩制並存的格局。元昊還完善軍事制度，以提高軍事作戰能力。元昊在由党項羌組成的“族內兵”之外，另設“族外兵”，族外兵由戰俘中的勇士擔任，供作戰時衝鋒陷陣作先鋒；倣照宋朝軍事建制，在全國劃分為左、右兩廂，並設十二個監軍司，各規定駐地和軍名；增加兵種，如，專門負責宿衛的衛戍軍、專門掠奪人口的擒生軍，炮兵部隊潑喜軍等。對軍隊的駐紮也作了精心的部署。
一切準備就緒後，元昊於夏大慶三年、宋寶元元年（1038年）十月在興慶府登上皇位，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豎起了一代王朝的獵獵旌旗。元昊稱帝後，尊母親衛慕氏為惠慈敦愛皇后，封妻野利氏為憲成皇后，立子寧明為皇太子。元昊稱帝後，又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其統治。首先，進一步調整中央官制，增設尚書省，設尚書令，尚書省下設十六司；其次，確立朝廷禮儀，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朝廷禮儀。如朝賀，規定群臣“常參”為六日，入見起居為“九日”。朝賀時，宰相領班，百官依次排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行為不符合規矩的，要受到處罰。元昊還花重金購買宋朝從宮中跑出來的丫環、宦官，學習參考宋朝的宮廷禮儀和規章制度；第三，培養和網羅人才。為了鞏固統治，元昊大力興辦“蕃學”，培養人才。他還重金招攬社會各界精英，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宋朝知識分子，被宋遺棄的文臣武將。這些措施，對完善元昊的蕃漢聯合統治政權和加速西夏政權的封建化過程具有重要作用。
元昊稱帝後，宋夏戰爭難以避免。元昊稱帝後，上表要求宋朝廷承認其稱帝的合法性，承認其皇帝稱號，但遭到宋朝的嚴詞拒絕。宋朝斷然下詔削奪賜姓官爵，停止互市，並在邊關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元昊首級。朝貢貿易和邊地互市的斷絕，沉重打擊了西夏的經濟，雙方的交惡逐步升級。從天授禮法延祚三年（1040年）到五年（1043年），經過三川口戰役、好水川戰役、定川砦戰役三大戰役，元昊皆大獲全勝。元昊躊躇滿志，得意洋洋。然而，連年征戰，耗費了西夏大量的國力財力，破壞了農業的正常生產和牲畜的徵用，使畜牧業受到打擊；朝貢的停止、榷場的關閉、貿易的斷絕，使得西夏急需的日用品如茶葉、布匹、糧食等物價飛漲，人怨沸騰；作為中原政權的宋朝，雖國力大不如前，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元昊想戰勝宋朝也絕非易事。此時，夏與遼的關係也逐步惡化，西夏希望與北宋停戰議和。經過一年的討價還價，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年）簽訂了宋夏和約，西夏再向宋朝稱臣，雙方又回到原來的朝貢與互市的關係。同年，西夏與遼之間的戰爭爆發。元昊採用誘敵深入之計，在河曲大破遼軍，雙方通過議和，戰事暫停。
夏與宋、遼的關係趨緩，內政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元昊性格多疑、猜忌，濫殺無辜。開運元年（1034年），元昊生母衛慕氏一族的首領山喜密謀殺害元昊篡權。機密泄漏後，元昊一怒之下把他沉到河底淹死了。元昊還把他的生母衛慕氏、妃子衛慕氏，以及和妃子生的兒子一起殘忍地斬殺。大慶二年（1037年），大臣山遇惟亮因與他在處理和宋朝的關係方面持不同意見，也被元昊設計殺害。從此，朝野上下，噤若寒蟬，惟元昊之行是行。晚年的元昊逐漸從一個令人敬仰的英雄墮落成為沉湎酒色、不問政治的荒淫暴君。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年），他在兒子寧令哥的成婚大典上見兒媳婦年輕貌美，楚楚動人，按捺不住，竟然將兒媳婦強行納為小妾！父子從此反目成仇。不僅如此，他還與被其殺害的大臣野利遇乞的妻子沒藏氏勾搭成姦，並被沒藏氏兄妹設計玩弄。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元昊命喪親生兒子之手，兒子也以“軾父”之名被殺害。元昊死時，年僅只有46歲。
血雨腥風
元昊死後，西夏這艘航船駛進了曲曲彎彎的航道：其內部，皇族與外戚的鬥爭、君權與相權的爭奪、“蕃禮”與“漢禮”的較量、党項貴族和漢族官僚的矛盾等從未停息；其外部，與北宋、遼、金、南宋、吐蕃的戰爭如火如荼……元昊死後，權臣沒藏訛龐擁立元昊與沒藏氏所生子諒祚為帝，尊沒藏氏為宣穆惠文皇太后，他自任國相，總攬軍政大權。西夏開始了沒藏氏專權之禍的時期，福聖承道四年（1056年），沒藏氏因與多人通姦，被情夫所殺。沒藏訛龐恐大權旁落，遂將女兒嫁於諒祚為後，自己也由國舅升格為國丈，仍總攬朝政。臣民無不敬畏有加。佑都三年（1059年），已滿12歲的諒祚開始參與國事。他對沒藏訛龐的獨霸朝政、飛揚跋扈、胡作非為頗為不滿。於是設計捕殺沒藏訛龐全家，清除了在朝廷專權達12年（1048-1059年）的沒藏氏家族。
諒祚親政後，迎其情婦梁氏入宮，立為皇后，並任用梁後弟梁乙埋為家相，共理朝政。諒祚是一位稍有作為的皇帝。他在親政當年就解決了夏遼多年存在的邊界爭端問題。他喜好收藏圖書，研習中原文化，倣宋制完備官制體系；上表要求恢復李姓，要求恢復邊界榷場互市。因為他的巧於週旋，與遼、宋、吐蕃的關係大體平穩，西夏也獲得短期的發展。拱化五年（1067年），年輕的諒祚突然身亡，其八歲的長子秉常繼位，梁太后垂簾聽政。梁太后擢升弟弟梁乙埋為國相，重用党項貴族都羅尾集團，逐漸形成以梁太后為首的母黨集團。他們控制朝政後，倒行逆施。首先，她們上表宋廷，要求廢除諒祚時期改行的“漢禮”，恢復“蕃禮”，竟得逞。其次，排斥異己，打擊皇族，提拔親信。元昊的弟弟、都統軍嵬名浪遇，精通兵法，是諒祚時的國相，也難以倖免。大力提拔梁乙埋的親信，加強後黨集團勢力。再次，為提高威信，勒索厚賜，竟然窮兵黷武，向宋朝發動長達十年的戰爭，給雙方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大安二年（1076年），秉常開始親政。他試圖取消“蕃禮”，恢復“漢禮”，此舉影響到梁氏集團的利益。大安六年（1080年），雙方矛盾激化，梁氏集團發動政變，囚禁秉常，導致西夏政局陷入混亂。皇族新黨、秉常親信和各地部族首領擁兵自重，與梁氏集團進行對抗。宋朝主戰派亦“興師問罪”，動用50萬大軍分五路直撲西夏。西夏國內“歲賜”、和市斷絕，經濟混亂，財用匱乏，物價暴漲，官民怨恨，民不聊生，處於混亂之中。迫於壓力，大安九年（1083年），在梁氏集團的操持下，秉常復位。
但梁氏集團惡性不改，一方面以秉常的名義向宋朝遣使稱臣納貢，求得“歲賜”——每年的賞賜，另一方面又尋機在宋朝邊境騷擾、搶掠。大安十一年（1085年）二月，梁乙埋死，梁太后立梁乙埋之子梁乞逋為國相，梁氏姑侄把持朝政。十月，梁太后死去。梁氏集團勢力大減。夏國分管左右廂兵的統帥、皇族仁多保忠公開與梁乞逋對抗，皇族與後族的矛盾再次尖銳。而憂心如焚、自感無用的秉常在這場鬥爭的煎熬中憤而死去。天安禮定元年（1086年），秉常的長子、年僅三歲的乾順帝繼位。由母后梁氏和梁乞逋共同輔政。乾順的母親乃國相梁乞逋的妹妹。因此，夏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個梁氏集團，為區別起見，這個集團稱為“小梁氏”集團。小梁氏集團當政時，夏朝內亂外戰更加劇烈。梁氏集團依仗“一門二後”的國戚關係，控制朝政，打擊舊臣，鞏固勢力。其倒行逆施引起朝野震怒，部族豪酋與之同床異夢，離心離德。
前梁氏集團內部，梁乙埋一生亦步亦趨、俯首聽命其姐梁太后，姐弟一心，“團結合作”。小梁氏兄妹矛盾重重。梁乞逋野心勃勃，不甘於相位，陰謀篡權。他多次假傳聖旨，聚攬兵權，甚至在公開場合指責小梁太后，目中無人，刑賞自專。小梁太后也不是省油的燈，想方設法遏制、削弱他的力量。天佑民安三年（1092年），宋夏環（州）慶（州）戰役，小梁太后親自領兵作戰，冷落梁乞逋。梁乞逋極其不滿，矛盾白熱化，遂加緊篡權活動。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十月，梁乞逋叛亂的跡象愈加明顯。在小梁太后的授意下，大首領嵬名阿吳、仁多保忠等率兵誅殺梁乞逋及其全家。小梁太后從此大權獨攬。梁氏兄妹依然奉行對外戰爭的政策，連年征戰。從大安十一年（1085年）至永安二年（1099年）小梁太后被鴆殺的13年裏，他們對宋發動戰爭前後達五十次以上，有時一年竟達六七次！宋夏戰爭中，夏軍多有危機，多次向遼請求援助，都未成功。小梁太后大為不滿，在對遼表章中言語侮慢以表不滿，引起遼道宗憎惡。永安二年（1099年），遼道宗派使者到夏國鴆殺小梁太后。梁禍始除。
乾順親政後，改變了自元昊以來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國方針，轉而實行“尚文重法”的策略。外交方面，前期採取“依遼抗宋”之策，後期採取“附金侵宋”之計，並採取一系列措施理順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緩和社會矛盾。具體包括：一是加強皇權。他吸取教訓，找藉口剝奪嵬名氏、仁多氏、梁氏等大族的兵權，削奪後黨勢力；分封宗室，鞏固皇權。二是提倡漢學，促進“漢禮”的推廣普及，優先使用漢學培養的人才。在“蕃學”之外，他增設“國學”，以“漢學”培養人才。尊儒崇佛，吟詩作對，並於甘州修建臥佛寺，為母祈福。三是依法治軍，頒行《貞觀玉鏡統》，對軍事制度、軍律軍紀作了務實的說明。四是多次上書遼朝，謝罪求婚，用聯姻的方式鞏固夏遼關係。在對宋關係處理上，乾順帝親政後多次向宋上表謝罪，宋也因此恢復“歲賜”。稍後，則借機通過戰爭、外交等途徑侵佔遼、北宋、南宋領土。正當西夏王朝的發展蒸蒸日上之時，任得敬裂國之禍卻給西夏政權造成惡劣的影響，甚至推向覆亡的邊緣。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州判，乾順破西安州時投降夏國。他為了得到乾順的重用，於元德三年(1137年)四月，將17歲的女兒送給乾順，被提升為靜州防禦使。後任氏立為王后，又擢升他任靜州都統軍。仁孝初即位，任得敬以鎮壓部落起義有功，授翔慶軍都統軍，封西平王。人慶四年（1147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請求入朝議事。因眾大臣的疑忌和反對未果。天盛元年(1149年)七月，任得敬賄賂晉王察哥向仁孝進言而得以入朝為尚書令，後又相繼被提升為中書令、國相。至天盛十二年（1160年）三月，任得敬晉爵為楚王，出入威儀不遜仁孝。對夏王權構成極大的威脅。
其實，早在天盛八年（1156年）任得敬任國相後，他就開始精心佈局，為奪取夏國的王位做準備。任得敬提拔了大量的部族子弟，網羅黨羽，培植勢力。天盛九年（1157年）六月，任得敬以其弟任得聰為殿前太尉，任得恭為興慶尹。以後又以侄任純忠為樞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為南院宣徽使。天盛十二年（1160年）十月，任得敬屢請仁孝廢除學校，廢棄科舉取士，以便任意擢用親信，仁孝不予採納。天盛十七年(1165年)五月，徵發民伕十萬，大築靈州城，在他所駐的翔慶軍司，修建宮殿，企圖把仁孝置於瓜、沙諸州，自己竊據靈、興地區，使夏國一分為二。任得敬還利用仁孝重文輕武、自己領兵二十多年的機會，逐漸掌握了一支強大的軍事武裝，準備實現其篡權的野心。乾元年(1170年)五月，任得敬要挾國主仁孝分國，並欺淩宗親、誅鋤異己。仁孝無力制止，被迫將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分歸任得敬，讓他另立為國。為得到合法承認，任得敬又脅迫仁孝派左樞密使浪訛進忠、翰林學士焦景顏去金國，請求冊封。金世宗出於多方考慮，拒絕了他的冊封要求。八月，任得敬因遭到金國的反對，竟然與南宋秘密聯絡謀約合攻金朝。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派人以密書回報，被夏兵俘獲，任得敬陰謀大白。仁孝在金朝的支援和援助下，誅殺了任得敬，滅任氏黨族，一舉粉碎了任得敬篡權分國的野心。
如風悲歌
西夏正走下坡路的時候，蒙古族在北方遼闊大草原悄然崛起。與西夏民族一樣，蒙古族也是過著遊牧生活，騎馬射箭，居無定所。與西夏不同的是，北方茫茫大草原使得蒙古族的崛起勢頭更加迅猛。崛起的蒙古鐵騎如勁冷的北風，掃向周邊秋葉一樣的國家，殘酷無情，勢不可擋。夏國自然也是其劍鋒所指。西夏王朝與漢族交往的百餘年，也是逐步漢化的百餘年，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間，它雖然取得了封建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但同時也削弱了其尚武剽悍的社會風氣，導致軍隊戰鬥力下降，政治鬆弛，社會尚文、奢靡之風盛行。國家的虛弱，蒙古的入侵，戰略的失誤，皇帝頻繁更替等等，這一切都加速了西夏滅亡的進程，直至其最後煙消雲散……從天慶十二年（1205年）到寶義二年（1227年），前後的23年裏，是西夏逐步被消耗、蠶食和滅亡的23年。這一時期可以分為兩大階段，一是夏金戰爭階段，一是夏蒙戰爭階段。自元德六年（1124年）乾順上表依附金朝到皇建元年（1210年）夏金關係破裂，雙方維持了86年的宗主關係。兩國關係雖偶有衝突，但基本保持著守望相助的友好關係。夏金關係的破裂的導火索源於蒙古族的入侵。皇建元年以前，蒙古兵三侵西夏。在第三次蒙古族入侵西夏的時候，西夏曾遣使赴金求援，但遭金衛紹王拒絕。最後，中興城被水淹浸，夏襄宗不得不與成吉思汗面約和好，獻子女給成吉思汗，才解除危機。夏王氣急敗壞，將失利遷怒於金。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夏國發兵萬餘騎，攻打金葭州（今陜西佳縣境），大肆燒殺搶劫，兩國關係正式破裂。第二年，靠宮廷政變上臺的夏王遵頊又趁蒙軍北面進攻金國之機，攻打金國，擄掠財物，擴張領土。同時，夏國採取“附蒙攻金”的政策，從光定元年（1211年）到光定七年（1217年）的七年間，年年派兵侵入金朝的領域，攻城略地，但總是勝少敗多，不但沒能佔到多大便宜，而且消耗大量的國力，得不償失。在附蒙攻金期間，蒙古貴族不斷向西夏徵兵，西夏不勝其煩，稍加抗拒便引來戰火，中興府幾度告急遵頊開始意識到蒙古軍才是最大威脅。於是，光定八年（1218年）三月遵頊寫信給金朝，想重新和好，恢復邊境貿易，商討聯金抗蒙之計。金宣宗責以遵頊反復無常、毫無信譽，對遵頊的建議不予理睬。遵頊大怒，立即引蒙古軍進攻金國。但被金國接連打敗。遵頊又萌生“聯宋攻金”之意。光定九年（1219年），他兩次派特使到四川，約南宋出兵夾攻金國。南宋利州路安撫使丁復信表示同意，但都未能如約出兵。次年，宋夏相約出兵攻金，夏軍野戰，宋軍攻城。九月，攻金鞏州，大敗，軍士死傷萬計。撤退途中遇金伏擊，遵頊由此恐懼不已。
對金戰爭非但沒有撈到好處，反而再次淪為蒙古貴族的“走狗”。光定十一年，蒙古軍木華黎率部渡過黃河，浩浩蕩蕩進入夏國，河西諸城守將望風披靡，紛紛投降。遵頊不僅不抵抗，而且設宴款待，並撥出五萬人馬供木華黎指揮，隨蒙古軍進攻金國。他又回到了附蒙攻金的老路上了。此後兩年，他積極配合蒙古大軍攻擊金國。自夏國與金國關係破裂的13年裏，大小戰事25場，耗費了兩國的國力，又為蒙古滅亡兩國創造了條件。當兩國都筋疲力盡之時，蒙古大軍發動了全力滅亡西夏的戰事。夏蒙戰爭全面爆發。光定十三年（1223年），剛愎自用、懦弱、反復無常的遵頊也失去了蒙古的信任，在朝中一片怨憤之聲中退位，做了夏國唯一的太上皇。遵頊的次子德旺繼位。德旺轉變附蒙攻金的策略，開始聯金，共同抵抗蒙古族的侵擾。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德旺趁成吉思汗率軍西征之際，遣使聯絡未被蒙古征服的漠北蒙古部落，意圖結為外援，共同抗擊蒙古，以固西夏。五月，成吉思汗從西域回師途中得知西夏有“異圖”，遂率兵由河外攻沙州（今甘肅敦煌）。由於實力不濟，夏獻宗德旺遣使至蒙古軍中請降，許以子為人質，蒙古軍退走，沙州解圍。
蒙古大軍撤走只是暫時的。蒙古找個藉口，於第二年又開始攻城掠地，先後攻陷肅、甘、涼等州。其中最為慘烈的要數攻守靈州的冰河大戰。十一月，成吉思汗大軍直撲中興府的北方重鎮靈州城。靈州乃當年李繼遷的根據地，西夏國的第一都城。末主嵬名遣西夏名將嵬名令公守城。嵬名令公率10萬大軍在靈州城西黃河沿岸層層設防。蒙古大軍圍攻靈州必先渡河。此時，千里黃河，朔風成冰。蒙古軍是一支百戰百勝的虎狼之師，而西夏靈州守軍則是一支精銳的王牌部隊。兩軍在冰封的黃河上布陣列戰。堅硬的冰面上，蒙古騎兵發動多次攻擊。儘管西夏缺乏能與之對抗的騎兵，但此戰關係到整個西夏的生死存亡，因此，西夏軍隊眾志成城、以一當十，奮勇拼殺。蒙古軍隊在草原上可以馳騁自如，但是在光滑的冰面上，騎兵優勢不顯。雙方在冰上的戰鬥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隨著時間的推進，蒙古騎兵的優勢開始顯現。西夏步兵終於支撐不住，陣型開始出現了缺口，最後隊形混亂，兵士潰散，10萬大軍被蒙古軍斬殺殆盡，靈州由此失守。而蒙古人為了這場勝利，也付出了數萬人的代價。此戰對蒙古大軍亦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
中興府之戰是西夏最後的戰爭。乾定四年(1227年)一月，末主李被蒙古軍圍困在中興府內，一籌莫展。右丞相高良惠領兵抵抗，日夜拒守，積勞成疾，最後勞累過度而死。禍不單行，六月，中興府一帶發生強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軍隊圍困達半年之久的中興府糧盡援絕，軍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末主李走投無路，只得派遣使節向成吉思汗請求寬限一個月獻城投降。七月，避暑六盤山的成吉思汗病重。成吉思汗考慮到歷代西夏國主的狡詐反復，恐其死後生變，遺囑死後秘不發喪，待夏主獻城投降時，將他與中興府的軍民全部殺掉。不久，末主李率李仲諤、嵬名令公等投降蒙古。蒙古軍隊帶著末主等行至薩裏川，成吉思汗病死。蒙古軍隊遂遵照成吉思汗的遺囑，將尚在投降途中的末主李等盡數殺死。
蒙古軍隊隨即衝向中興府，屠殺城內西夏軍民，無論老幼，不留遺。毀掉城池、宮殿、文牒，夷滅中興府。後又率軍踏平賀蘭山上的行宮和西夏王陵，企圖將西夏從文化上消滅於無形。建國189年的西夏王朝終於滅亡。西夏亡國時，由於蒙古軍的征服和無情殺戮，多數党項族人舉族而亡，少數党項人被迫四處逃亡，隱名埋姓，改族易服。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党項人，作為自成一體的西夏文化，從此，從歷史的長河中徹底消失了，再也聽不到党項族的任何消息。
文盛武衰
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西元1127年四月初一日，是春末夏初北方最宜人的季節，阡陌縱橫，綠浪翻滾。偶爾的叫天子從草間直衝入雲霄。山河秀麗，引無數英雄縱橫馳騁。在這片北中國遼闊的平原上，此刻卻行進著一支長長的隊伍，雖華服玉衣，卻是疲憊不堪，一個個面露驚恐之色。有誰會想到，組成這支隊伍的，卻是大宋王朝的兩個皇帝——當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趙佶和他的大兒子、只當了一年多皇帝的宋欽宗趙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還有數不盡的用大車裝載的金銀寶貨、文玩古物、儀仗圖籍。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幾代皇帝曾經夢想踏上的土地——燕雲十六州。只是這次行軍的性質卻與他們祖先的夢想完全不一樣。北宋初年的皇帝們夢想著作為征服者踏上這片土地，而他們，卻成了異族的囚徒，這片土地也最終成為亡國之君的棲息地。這一年，北宋覆滅，南宋在風雨飄搖中宣告誕生。在這興亡之間，已距離一代明主宋太祖趙匡胤開創的大宋王朝，過去了整整167年。夢想是怎樣失去的？曾經的豪情又是怎樣沉淪的？一個經濟文化異常繁榮的世界大國為什麼會被百年的風雨侵蝕而轟然倒下？讓我們倒轉時光，從後周大將趙匡胤披上龍袍的時候開始去尋找答案吧！
出師未捷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開封城的皇宮裏洋溢著新年的喜慶氣氛。這時，從北方邊陲的鎮、定二州傳來緊急軍情，報告北漢勾結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輕的太后驚慌失措，倉促派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統帥禁軍前去抵禦。一場改朝換代的陰謀開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軍出征，當晚駐紮於開封東北的陳橋驛。趙匡胤、他的弟弟趙匡義和親信趙普導演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輕易地奪取了後周政權。趙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為國號，定都開封，封後周小皇帝柴宗訓為鄭王。雄心勃勃的趙匡胤決心完成生命中輝煌的三部曲，以便讓後人把自己的名字與歷史上漢武帝、唐太宗等偉大君主銘刻在一起。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後周地區；第二步，統一全國，主要是歷史上的漢族聚居地區；三，奪回燕雲（又稱幽雲）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萬世基業。
在北宋取代後周的過程中，趙匡胤特別注意嚴肅軍紀。開封城中沒有發生以往改朝換代時出現的那種燒殺搶掠的混亂局面，各級官員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職，社會形勢比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經濟上，趙匡胤繼續推行後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勵墾荒、減輕租稅、興修水利，起到了穩定人心，穩固統治的作用。軍事上，陳橋兵變發生前夕，趙匡胤就命令大將韓令坤、慕容延釗等人分兵控制了黃河以北各路戰略要地。接下來的半年，趙匡胤又親率大軍先後平定了後周境內兩個力量較強的藩鎮李筠和李重進的叛亂，使得一些勢力較小，又對趙匡胤不滿的地方藩鎮更感到無力與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這樣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後周統治區已基本上穩定了局勢。接下來，趙匡胤就開始考慮如何完成後周世宗統一中國的事業。
這個時候在宋的周邊，北有勁敵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漢，東南有南唐、吳越，南方有荊南、南漢，西南有後蜀等地方割據政權。這樣的形勢，使趙匡胤深深感覺到臥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趙匡胤和晉王趙光義走訪宰相趙普共商國策。趙普聽了宋太祖試探他的話“欲收太原”之後，沉吟良久然後說，先打太原等於直接面對契丹的威脅，不如先削平南方諸國之後再攻打北漢，到那時北漢這樣的彈丸小國，還能逃到哪去？聽了趙普的分析，趙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個先消滅南方割據勢力，後消滅北漢的統一戰爭方略就這樣確定了。
按照這個方略，趙匡胤從西元963年開始，用了13年的時間，先後滅掉了荊南、湖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其中南唐是比較強大的一個，為求自保，長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西元974年，趙匡胤為製造進攻南唐的藉口，要南唐後主李煜親自到開封朝拜。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辭不就，趙匡胤遂派大將曹彬率10萬大軍進攻南唐。李煜在被圍睏了近一年後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趙匡胤在斧聲燭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趙光義登基，是為宋太宗。趙光義繼承了趙匡胤的未竟事業，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割據福建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歸附。979年初，他親率大軍北征北漢，並擊敗了契丹的援兵，北漢國主劉繼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亂以來200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了。北宋的統一，結束了五代時期混亂爭鬥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區進入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時期，百姓從頻繁的戰火中解脫出來，開始正常的生產生活，為南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是趙匡胤兄弟對歷史做出的貢獻。
完成了趙匡胤的第二步宏願，趙光義開始積極籌備對契丹的戰爭。契丹是居住在我國東北的少數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西元907年，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就在統一契丹各部後，建立了政權。阿保機死後，耶律德光繼立，改國號為遼。在阿保機建立政權日益強大時，就常常向南侵擾五代的北部邊境。936年，後唐節度使石敬瑭為代後唐自立，以割讓燕雲十六州及約為父子之國為條件引契丹為援。燕雲十六州的割讓，使長城以南一直到當時的國都開封，八百公里的遼闊平原，沒有任何一個險關要地能夠阻擋遊牧民族的騎兵大兵團的衝擊，從此中原王朝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鬥爭中處於無險可守的被動地位。
北宋剛剛建立時，總兵力不到20萬人，以步兵為主；財政狀況不算太好，“帑藏空虛”，難以支撐大規模軍事行動。遼國軍隊總數為30萬人，以騎兵為主。雙方力量對比，顯然是宋弱遼強。為此，趙匡胤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封椿庫”，其職能就是將每年的財政盈餘不準挪作別用，全部存儲起來，作為收復燕雲的專項資金，由趙匡胤本人親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錢是攢了不少，英雄卻已不在。直到北漢投降後，在統一戰爭中經歷了洗禮的北宋軍隊總數達到了將近40萬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積蓄也足以保證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後勤供應。趙光義於是組織了兩次大規模北伐，試圖收復燕雲，但都以全軍覆沒的慘敗告終。979年，趙光義以剛剛平定北漢的疲憊之師在毫無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進攻幽州。高粱河一戰，宋軍大敗，趙光義腿部受傷，坐在一輛驢車上狂奔，方才逃脫了性命。986年，一心想報仇雪恨的趙光義不顧糧草、軍械缺乏等不利條件，再次盲目開戰，結果又招致了失敗。其中陳家谷一戰，號稱“楊無敵”的北宋名將楊業被俘後壯烈殉國，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楊家將”故事。遼軍在再次挫敗宋軍的進攻後，轉而採取攻勢。1004年，雙方再戰於澶州，宋真宗在佔有優勢的情勢下決意議和。十二月，宋遼講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承認邊界現狀，宋每年給予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就是“澶淵之盟”。
自此以後，宋遼關係趨於緩和。趙匡胤的後人們失去了“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的豪情和霸氣，不但沒能繼承他的宏願，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臥榻之側”，留下了一個無法驅趕的噩夢——極其無奈地接受了相繼與遼、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權同床共枕的尷尬局面。這個噩夢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國策。直到100多年後，隨著遼國的滅亡，這個噩夢醒了，整個大宋帝國卻也到了脆弱得難以承受任何風吹雨打的地步。
變革圖強
對遼戰爭的軟弱無力，似乎使北宋的統治者患上了對戰爭的某種恐懼症，刺激他們重新思考國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時對大臣們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表明宋太宗對於內外之防，孰輕孰重，已經做出了新的判斷。澶淵之盟的簽訂則標誌著大宋皇帝放棄了太祖皇帝的萬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積極擴張轉為集中精力鞏固國內的統治。趙匡胤曾經在951年參與擁立後漢節度使郭威建立後周的政治活動，10年之後自己也被下屬擁立，黃袍加身。如何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趙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趙普商議：“從唐朝以來五十多年，當皇帝的換了八個姓，戰亂不斷，民不聊生，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戰亂，制定國運長久的方針，應當怎麼做呢？”趙普回答道：“這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罷了。現在要想解決它，也沒什麼別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鎮權力，控制他們的財政權，剝奪他們的兵權，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趙匡胤表示贊同。這次談話後不久，趙匡胤就導演了一齣成為千古佳話的“杯酒釋兵權”，用贖買的辦法，把大將們統統請回了家。如何確保皇權的穩固，成為北宋封建政權的第一要略。
為了加強皇權，宋初統治者設置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把行政司法權、軍權和財政權分離，相互牽制。在中央，中書省掌行政司法權，樞密院掌軍權，三司使掌財政權，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宰相體制。地方設三級行政區劃，第一級為“路”，相當於現在的省。在一路內分設了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轉運使司，分別負責軍事、司法、賑災專賣和財賦，互不統屬，直接對中央負責，以達到分權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級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設通判等官職以牽制。北宋統治者還經常設置一些臨時機構和臨時職務，把各種常設職務和相關事務相分離，形成有職無權、職事分離的情況。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項重大決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牽制，不能獨斷專行。然而，分權必然導致機構臃腫，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潛伏著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而眾多官員的相互推諉也使行政效率相應低下，甚至到了影響中央的決策執行，以及下情不能順利上達的地步。
在加強皇權的措施中，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把軍事方面的分權、集權措施放在整個國策的最核心地位。在軍事部署上，中央與地方駐兵各半，使“內外相制”，降低兵變成功的可能。同時實行“守內虛外”，在京城周圍屯駐數十萬甲兵，以防內患，而在與遼、西夏的邊境則實行消極防禦。對於軍隊的招募和常備軍的維持，趙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兩招，他說：“荒年人民會叛亂，軍隊不會叛亂；萬一豐年變亂，軍隊會叛亂，人民卻不會叛亂。” 招募饑民入伍，用軍隊紀律加以束縛，使其不能鋌而走險，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矛盾，但結果是軍隊數量大幅度增長，戰鬥力卻大幅度下降，且為新的財政危機埋下了隱患，社會矛盾在實質上並未得到緩和。中央禁軍則實行三年一輪換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防止兵將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預軍隊的作戰指揮權，將領臨戰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戰場上不但要巴結奉承皇帝派來的監軍（通常都是宦官），甚至連打仗都要按照戰前皇帝下發的陣圖排兵布陣。上述做法雖然使北宋發生第二次“黃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對外戰爭勝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邊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導致冗費。為了加強皇權而增加的開支，從宋初開始就呈現出鏈式增長的趨勢。到北宋中期，大約4000萬的人口養了200多萬軍隊，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過：“一直以來全國的財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軍隊身上了。”不僅是軍隊，冗官也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支出。以科舉制為例，北宋有兩大變化，一是舉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選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職；二是擴大錄取名額，甚至規定按考生總額十比一的比率加以錄取，並成為定制。吃皇糧的官員隊伍迅速壯大。宋朝皇帝的統治基礎擴大了，腰包卻也癟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沒有同樣巨大的收入支援，財政就會緊張。而在以農業立國的古代社會，自作聰明的趙匡胤卻制定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他白日夢般地幻想著富戶佔有大量土地其實是為國家守財，有人民起義或邊患邊境擾動，大地主們為了維護統治，會自發地向朝廷提供財物。事實證明，這種犧牲人民利益以鞏固統治的片面做法與每一個統一王朝初年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馳，換來的只能階級矛盾激化。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併帶來的繁重剝削壓迫導致人民不斷反抗，直接威脅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劇減使得賦稅收入隨之劇減，龐大的官俸、軍費及皇室奢侈的排場難以維持的情況。增加稅額，加重對農民的剝削雖然可以暫時緩和矛盾，但只是治標不治本，而且會使階級關係更加惡化。舊有的統治手段迫切需要改變。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針對當時的社會危機，從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個方面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頓吏治，因此舉觸犯了官僚、權貴等既得利益集團，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反對者製造各種謠言，對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員進行惡意中傷。新政實行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離開朝廷擔任外官，新政的各項法令也相繼取消。
慶曆新政的失敗不僅沒有使北宋的最高統治者對變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於慶曆新政失敗後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使新的變法改革活動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為參知政事，再次高舉起變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是針對北宋統治危機所進行的較全面的改革，試圖全面改革，挽救統治危機，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為了給自己的變法製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註釋，同當時流行的理學思想鬥爭，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熙寧變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財務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最終結果仍然是失敗了。新法的實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的剝削受到一定限制，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這些人攛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施加壓力，迫使宋神宗兩次把王安石罷相。
但是與其說王安石變法斷送於守舊派之手，毋寧說變法斷送於王安石自己之手。誠然，王安石變法的經濟措施，都是相當高明的。正如黃仁宇的評論：“令人驚異的是，在我們之前900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裏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但是王安石的失誤之處恰恰在於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記了他的根本目標。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解決財政困難只是鞏固統治的必要條件。但由於宋神宗在守舊派壓力下的決心動搖，王安石亟須拿出成績來顯示變法的正確性，穩定改革派的軍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為了增加稅收而增加稅收。王安石變法中對人民有益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的落實程度，遠遠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輸法等能馬上來錢的政策落實得堅決。王安石還高興地吹噓自己的新法一齣，國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視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僅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貸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為國家的壟斷導致的市場蕭條而破產。變法十幾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財政困難，但是階級矛盾卻更為尖銳了。
用人不當也成為王安石變法被後人詬病的軟肋。變法的順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變法內容，又具有實際辦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養，需要一定的時間。急功近利的目標，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標準選拔人才，結果選拔出了一些利用變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分子，甚至企圖利用變法名義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從而給哲宗、徽宗兩朝留下的另一個惡劣政治遺產——黨爭。宋神宗死後，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以司馬光為相，新法被全盤廢除，把新黨驅逐出朝廷。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以章為首的新黨，又開始了對守舊人士的殘酷迫害。北宋的朝廷從此陷入黨爭的泥沼，不能自拔。從此，整個國家完全進入了失去理想主義、政治道德淪喪的時代，沐猴而冠的腐敗分子高坐於廟堂之上，虎視眈眈的敵國陳兵於邊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權喪失了自我拯救的機會和能力。
實亡宣和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讓北宋統治者錯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機會。哲宗朝起用的所謂新黨，已經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樣真正具有理想主義的正直廉潔的改革家。曾經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援者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等人，最終都淪為聲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顏無恥如鄧綰者，還在人們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你愛罵就罵吧，反正我官當得舒服就行。官場上的倫理道德淪喪一至於此矣！沒有操守的官場是一個爛掉的官場，亡國的跡象已經出現，挽救危亡的機會已經錯失，總有一個皇帝要成為亡國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與整個國家一起埋葬。於北宋而言，這樣一個角色是由中國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藝術家氣質、繪畫成就至今得到盛譽的宋徽宗趙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話：“明實亡於萬曆。”同樣，總結北宋歷史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北宋實亡於宣和（宋徽宗最後一個年號）。”宋徽宗趙佶生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據說宋神宗有一天在觀看一幅南唐後主李煜的畫像時，對這位亡國之君的風度大為讚賞，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據說在他出生時，他的父親神宗曾經夢見李煜前來謁見。這使此時的人們普遍相信趙佶是由李煜轉世託生的。並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只為是李煜轉世託生，所以趙佶斷送了趙匡胤開創的北宋江山，就是為李煜報了亡國之仇。當然，剛剛誕生不久的趙佶，顯然還不具備犯斷送江山這樣“卓越”的能力，因為按照北宋的皇位繼承制度，作為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的趙佶，他離皇帝的寶座是相當的遙遠！
當趙佶知道自己不能夠以政治成名的時候，他便依著自己的興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藝術事業上來。假如沒有以後的風雲際會，他極可能會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甚至可能用“偉大”這個詞來形容的藝術家。至少在中國書法史和中國美術史上，他都會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他獨創的瘦金體書法挺拔秀麗、飄逸犀利，800多年來，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除了極富個人特色的瘦金體，他的楷書和草書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楷書作品《芳依翠萼詩帖》被後世評論家稱為“神品”，他的《草書千字文》被人拿來與盛唐時期的草聖張旭與懷素和尚相提並論。在繪畫領域，趙佶更是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大畫家之列。他的作品講求意境，繪畫技巧堪稱登峰造極。據說，龍德宮建成後，趙佶召來各路名家作畫。欣賞過其他作品後，趙佶無一句誇讚之辭，卻偏偏對一位名氣不大的年輕畫家所畫的斜枝月季大加讚賞，並特別賜給他當時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緋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趙佶指出：月季花四時朝暮的花葉均不相同，極其難畫；而此人畫的是春天正午時分的月季，一絲不差，所以重賞。眾人無不嘆服。從這個故事，我們可見趙佶對待藝術的基本態度和觀點。
正當趙佶認為自己將會作為一個偉大藝術家留名青史的時候，上蒼卻給了他一個轉機——他年僅23歲的哥哥宋哲宗趙煦因為荒淫縱欲而在沒有子嗣，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死掉了。皇位由誰來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宮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進行“朝議”來決定。由於缺乏確切史料，我們今天還不知道在這場權力鬥爭中趙佶本人或者其下屬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朝議”時向太后似乎認準了趙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壽之相，堅決主張由趙佶繼位。而當時的宰相章惇認為：趙佶太輕佻，不適合君臨天下。但章惇的意見，遭到了與會的其他大臣的反對。於是，“行為輕佻”的趙佶，變成了後來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實證明，後來被稱為大奸臣的章惇看得非常準確。
通常情況下，像宋徽宗這樣真正的藝術家（其藝術成就表明他絕不是一般的美術愛好者）一般都會擁有風流浪漫的氣質，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視傳統價值觀念和世俗行為規範的因素。他們喜歡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為人處事容易情緒化，具有極為濃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當一個情緒化的藝術家長出了沒有人可以約束的權力翅膀，這種錯位導致的是一齣悲劇。號稱“極盛”的北宋王朝儘管百弊叢生，但畢竟還能茍延殘喘，這種局面之所以急轉直下，北宋迅疾覆滅，不能不說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藝術家兩個角色上的錯位，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趙佶的藝術家身份，使一些投機分子找到了終南捷徑，他們紛紛亮出各式各樣的書畫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晉爵，其中收穫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書法造詣很高，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為北宋四大家。據說有一次，蔡京曾經在兩個下級官吏的扇子上，為他們題了兩句杜甫的詩。沒想到幾天之後，這兩個傢夥忽然闊綽起來。一問之下才知道，蔡京題過的扇子，被當時還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趙佶花兩萬錢買走了。由此可見，這位本身就是書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愛蔡京的作品。
在新舊黨爭中蔡京被貶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還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經扶搖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相當於大宋帝國的副宰相了。這段令人眼花繚亂的戲劇性變化，固然是朝廷政治鬥爭的結果，但是蔡京的藝術才華也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書法，宋徽宗還酷愛各種稀奇古怪的石頭。為了搜索奇石，宋徽宗下令在蘇州增設應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主持，專門在江浙一帶為他蒐羅珍奇物品與奇花異石。當時，管成批運送的貨物叫“綱”，向京都運送奇花異石的船每十艘編為一綱，於是就稱之為“花石綱”。起初，這種花石貢品的品種並不多，數量也有限，徵集區域只是在東南地區。後來，宋徽宗對這些貢品大為讚賞，進貢者紛紛加官晉爵，恩寵有加。在功名利祿的刺激下，“花石綱”迅速演變成全國騷亂的大行動。為了搜尋出奇制勝的奇花異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僅運送“花石綱”的運費要從當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時像這樣的“御用之物”又為官吏們敲詐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機會。史書記載，“花石綱”掠奪前後持續了20多年，“為此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形成了一場真正的災難。宣和二年，在受花石綱禍害最深的浙江東南一帶，發生了方臘領導的大起義，幾個月之內，就將東南地區席捲進去，並有近百萬民眾群起響應，波及人口大約至少在數百萬以上。而最初負責此事的朱，因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晉爵，爬到了能與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與童貫、朱勔、梁師成、李彥等四人，都是靠給宋徽宗逢迎拍馬得到位極人臣的地位，時人稱之為“六賊”。他們好皇帝所好，在宮中開市。令宮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兒，逗樂取笑。王黼更是引誘徽宗微服出遊，夜宿娼門。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墻出宮。宮垣高聳，徽宗一時下不來，呼王黼做墊腳石，笑著說：“王安石（一說司馬光），背聳過來。”王黼介面:“神宗皇帝，腳伸下來。”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變法，大宋朝呈中興之像，卻遭徽宗君臣笑謔，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他們操縱朝政，公開出賣官爵，明碼標價，所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員名額增加了十倍，官俸開支也相應的增加了三倍。李彥還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搶奪民田，強迫自耕農充當佃農，向政府交租。他們除了幫助宋徽宗斂財，還利用職權填滿了自己的腰包。朱勔借在蘇州主持應奉局之便，霸佔民田達30萬畝。蔡京霸佔的更多，超過了50萬畝。幾個厚顏無恥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祐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離亡國更近一步了。
靖康之難
正當北宋國內政局進一步惡化的時候，12世紀初，居住在我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崛起於遼國的內部。這時的遼國統治已極為腐敗，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認為：金的崛起，削弱了遼的實力，給宋提供了一個“恢復燕雲”的機會。宋徽宗過於相信自己的實力了，他不但沒有選擇更好的坐山觀虎鬥的策略，反而與金訂立夾攻遼的“海上之盟”，雙方約定：金出兵攻遼中都，宋出兵攻燕京；滅遼之後，燕雲諸州歸宋，宋則將原來向遼交納的銀、絹照數給金。
宋徽宗做著馬上能夠實現太祖都沒能完成的偉大事業的迷夢，無奈宋朝軍事的虛弱卻讓他大為丟臉。此時的宋軍已是腐敗不堪，在童貫的率領之下，連敗於遼國的殘兵敗將之手。最後，還是金兵攻下燕雲數州，搶掠一空後還要北宋政府再交納一筆“代役錢”才能贖回。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敗無能，宣和七年（1125年），金滅遼之後，兵不卸甲，馬不停蹄，要繼續滅宋。宋徽宗才驅一狼，又引一虎，急忙傳位於太子趙桓，自己逃往南方。趙桓即位，改元靖康，這就是北宋亡國之君宋欽宗。宋欽宗登基伊始，下令處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領袖李綱指揮軍隊，一時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東京保衛戰的勝利。宋欽宗見形勢大好，認為禍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攛掇下，把李綱貶到外地。靖康元年（1126年）冬，當金兵再次兵臨開封城下的時候，北宋雖有良將忠臣，但不能為所用。腐敗的北宋統治者竟然聽信市井無賴的吹噓，在上演了一齣7779個“神兵”守東京的鬧劇後，東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個月後，金軍押著被俘的宋徽宗、宋欽宗兩個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滿載著搜刮去的財物，回到北方去。從趙匡胤稱帝開始的北宋王朝在統治了167年之後，宣告滅亡。
自從錢穆先生提出宋代“積貧積弱”之說以來，人們幾乎都將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點。但多年來的歷史研究表明，拋開南宋不談，僅北宋經濟就比很多朝代發達，財政收入更是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和銀行信用。四大發明中活字印刷術的出現也在北宋，火藥和火器在北宋時開始大規模使用，指南針在北宋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現，開封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四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富庶的朝代就這樣被輕易地滅掉了，從此被扣上“積貧積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於北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一種“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情結從趙匡胤以來就一直左右著北宋九帝的治國方略。為了分散大臣之權，集中皇帝之權，北宋統治者人為地製造了一個效率低下、流弊叢生的制度，給各種腐敗墮落的行為提供了溫床，導致了軍隊戰鬥力低下，決策失誤，執行時相互推諉，行政效率低下，雖“富”而不“強”。這是北宋亡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西元1127年四月初一日，是春末夏初北方最宜人的季節，阡陌縱橫，綠浪翻滾。偶爾的叫天子從草間直衝入雲霄。山河秀麗，引無數英雄縱橫馳騁。在這片北中國遼闊的平原上，此刻卻行進著一支長長的隊伍，雖華服玉衣，卻是疲憊不堪，一個個面露驚恐之色。有誰會想到，組成這支隊伍的，卻是大宋王朝的兩個皇帝——當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趙佶和他的大兒子、只當了一年多皇帝的宋欽宗趙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還有數不盡的用大車裝載的金銀寶貨、文玩古物、儀仗圖籍。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幾代皇帝曾經夢想踏上的土地——燕雲十六州。只是這次行軍的性質卻與他們祖先的夢想完全不一樣。北宋初年的皇帝們夢想著作為征服者踏上這片土地，而他們，卻成了異族的囚徒，這片土地也最終成為亡國之君的棲息地。這一年，北宋覆滅，南宋在風雨飄搖中宣告誕生。在這興亡之間，已距離一代明主宋太祖趙匡胤開創的大宋王朝，過去了整整167年。夢想是怎樣失去的？曾經的豪情又是怎樣沉淪的？一個經濟文化異常繁榮的世界大國為什麼會被百年的風雨侵蝕而轟然倒下？讓我們倒轉時光，從後周大將趙匡胤披上龍袍的時候開始去尋找答案吧！
出師未捷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開封城的皇宮裏洋溢著新年的喜慶氣氛。這時，從北方邊陲的鎮、定二州傳來緊急軍情，報告北漢勾結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輕的太后驚慌失措，倉促派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統帥禁軍前去抵禦。一場改朝換代的陰謀開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軍出征，當晚駐紮於開封東北的陳橋驛。趙匡胤、他的弟弟趙匡義和親信趙普導演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輕易地奪取了後周政權。趙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為國號，定都開封，封後周小皇帝柴宗訓為鄭王。雄心勃勃的趙匡胤決心完成生命中輝煌的三部曲，以便讓後人把自己的名字與歷史上漢武帝、唐太宗等偉大君主銘刻在一起。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後周地區；第二步，統一全國，主要是歷史上的漢族聚居地區；三，奪回燕雲（又稱幽雲）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萬世基業。
在北宋取代後周的過程中，趙匡胤特別注意嚴肅軍紀。開封城中沒有發生以往改朝換代時出現的那種燒殺搶掠的混亂局面，各級官員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職，社會形勢比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經濟上，趙匡胤繼續推行後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勵墾荒、減輕租稅、興修水利，起到了穩定人心，穩固統治的作用。軍事上，陳橋兵變發生前夕，趙匡胤就命令大將韓令坤、慕容延釗等人分兵控制了黃河以北各路戰略要地。接下來的半年，趙匡胤又親率大軍先後平定了後周境內兩個力量較強的藩鎮李筠和李重進的叛亂，使得一些勢力較小，又對趙匡胤不滿的地方藩鎮更感到無力與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這樣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後周統治區已基本上穩定了局勢。接下來，趙匡胤就開始考慮如何完成後周世宗統一中國的事業。
這個時候在宋的周邊，北有勁敵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漢，東南有南唐、吳越，南方有荊南、南漢，西南有後蜀等地方割據政權。這樣的形勢，使趙匡胤深深感覺到臥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趙匡胤和晉王趙光義走訪宰相趙普共商國策。趙普聽了宋太祖試探他的話“欲收太原”之後，沉吟良久然後說，先打太原等於直接面對契丹的威脅，不如先削平南方諸國之後再攻打北漢，到那時北漢這樣的彈丸小國，還能逃到哪去？聽了趙普的分析，趙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個先消滅南方割據勢力，後消滅北漢的統一戰爭方略就這樣確定了。
按照這個方略，趙匡胤從西元963年開始，用了13年的時間，先後滅掉了荊南、湖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其中南唐是比較強大的一個，為求自保，長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西元974年，趙匡胤為製造進攻南唐的藉口，要南唐後主李煜親自到開封朝拜。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辭不就，趙匡胤遂派大將曹彬率10萬大軍進攻南唐。李煜在被圍睏了近一年後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趙匡胤在斧聲燭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趙光義登基，是為宋太宗。趙光義繼承了趙匡胤的未竟事業，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割據福建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歸附。979年初，他親率大軍北征北漢，並擊敗了契丹的援兵，北漢國主劉繼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亂以來200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了。北宋的統一，結束了五代時期混亂爭鬥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區進入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時期，百姓從頻繁的戰火中解脫出來，開始正常的生產生活，為南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是趙匡胤兄弟對歷史做出的貢獻。
完成了趙匡胤的第二步宏願，趙光義開始積極籌備對契丹的戰爭。契丹是居住在我國東北的少數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西元907年，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就在統一契丹各部後，建立了政權。阿保機死後，耶律德光繼立，改國號為遼。在阿保機建立政權日益強大時，就常常向南侵擾五代的北部邊境。936年，後唐節度使石敬瑭為代後唐自立，以割讓燕雲十六州及約為父子之國為條件引契丹為援。燕雲十六州的割讓，使長城以南一直到當時的國都開封，八百公里的遼闊平原，沒有任何一個險關要地能夠阻擋遊牧民族的騎兵大兵團的衝擊，從此中原王朝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鬥爭中處於無險可守的被動地位。
北宋剛剛建立時，總兵力不到20萬人，以步兵為主；財政狀況不算太好，“帑藏空虛”，難以支撐大規模軍事行動。遼國軍隊總數為30萬人，以騎兵為主。雙方力量對比，顯然是宋弱遼強。為此，趙匡胤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封椿庫”，其職能就是將每年的財政盈餘不準挪作別用，全部存儲起來，作為收復燕雲的專項資金，由趙匡胤本人親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錢是攢了不少，英雄卻已不在。直到北漢投降後，在統一戰爭中經歷了洗禮的北宋軍隊總數達到了將近40萬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積蓄也足以保證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後勤供應。趙光義於是組織了兩次大規模北伐，試圖收復燕雲，但都以全軍覆沒的慘敗告終。979年，趙光義以剛剛平定北漢的疲憊之師在毫無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進攻幽州。高粱河一戰，宋軍大敗，趙光義腿部受傷，坐在一輛驢車上狂奔，方才逃脫了性命。986年，一心想報仇雪恨的趙光義不顧糧草、軍械缺乏等不利條件，再次盲目開戰，結果又招致了失敗。其中陳家谷一戰，號稱“楊無敵”的北宋名將楊業被俘後壯烈殉國，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楊家將”故事。遼軍在再次挫敗宋軍的進攻後，轉而採取攻勢。1004年，雙方再戰於澶州，宋真宗在佔有優勢的情勢下決意議和。十二月，宋遼講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承認邊界現狀，宋每年給予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就是“澶淵之盟”。
自此以後，宋遼關係趨於緩和。趙匡胤的後人們失去了“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的豪情和霸氣，不但沒能繼承他的宏願，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臥榻之側”，留下了一個無法驅趕的噩夢——極其無奈地接受了相繼與遼、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權同床共枕的尷尬局面。這個噩夢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國策。直到100多年後，隨著遼國的滅亡，這個噩夢醒了，整個大宋帝國卻也到了脆弱得難以承受任何風吹雨打的地步。
變革圖強
對遼戰爭的軟弱無力，似乎使北宋的統治者患上了對戰爭的某種恐懼症，刺激他們重新思考國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時對大臣們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表明宋太宗對於內外之防，孰輕孰重，已經做出了新的判斷。澶淵之盟的簽訂則標誌著大宋皇帝放棄了太祖皇帝的萬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積極擴張轉為集中精力鞏固國內的統治。趙匡胤曾經在951年參與擁立後漢節度使郭威建立後周的政治活動，10年之後自己也被下屬擁立，黃袍加身。如何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趙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趙普商議：“從唐朝以來五十多年，當皇帝的換了八個姓，戰亂不斷，民不聊生，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戰亂，制定國運長久的方針，應當怎麼做呢？”趙普回答道：“這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罷了。現在要想解決它，也沒什麼別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鎮權力，控制他們的財政權，剝奪他們的兵權，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趙匡胤表示贊同。這次談話後不久，趙匡胤就導演了一齣成為千古佳話的“杯酒釋兵權”，用贖買的辦法，把大將們統統請回了家。如何確保皇權的穩固，成為北宋封建政權的第一要略。
為了加強皇權，宋初統治者設置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把行政司法權、軍權和財政權分離，相互牽制。在中央，中書省掌行政司法權，樞密院掌軍權，三司使掌財政權，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宰相體制。地方設三級行政區劃，第一級為“路”，相當於現在的省。在一路內分設了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轉運使司，分別負責軍事、司法、賑災專賣和財賦，互不統屬，直接對中央負責，以達到分權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級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設通判等官職以牽制。北宋統治者還經常設置一些臨時機構和臨時職務，把各種常設職務和相關事務相分離，形成有職無權、職事分離的情況。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項重大決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牽制，不能獨斷專行。然而，分權必然導致機構臃腫，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潛伏著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而眾多官員的相互推諉也使行政效率相應低下，甚至到了影響中央的決策執行，以及下情不能順利上達的地步。
在加強皇權的措施中，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把軍事方面的分權、集權措施放在整個國策的最核心地位。在軍事部署上，中央與地方駐兵各半，使“內外相制”，降低兵變成功的可能。同時實行“守內虛外”，在京城周圍屯駐數十萬甲兵，以防內患，而在與遼、西夏的邊境則實行消極防禦。對於軍隊的招募和常備軍的維持，趙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兩招，他說：“荒年人民會叛亂，軍隊不會叛亂；萬一豐年變亂，軍隊會叛亂，人民卻不會叛亂。” 招募饑民入伍，用軍隊紀律加以束縛，使其不能鋌而走險，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矛盾，但結果是軍隊數量大幅度增長，戰鬥力卻大幅度下降，且為新的財政危機埋下了隱患，社會矛盾在實質上並未得到緩和。中央禁軍則實行三年一輪換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防止兵將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預軍隊的作戰指揮權，將領臨戰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戰場上不但要巴結奉承皇帝派來的監軍（通常都是宦官），甚至連打仗都要按照戰前皇帝下發的陣圖排兵布陣。上述做法雖然使北宋發生第二次“黃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對外戰爭勝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邊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導致冗費。為了加強皇權而增加的開支，從宋初開始就呈現出鏈式增長的趨勢。到北宋中期，大約4000萬的人口養了200多萬軍隊，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過：“一直以來全國的財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軍隊身上了。”不僅是軍隊，冗官也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支出。以科舉制為例，北宋有兩大變化，一是舉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選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職；二是擴大錄取名額，甚至規定按考生總額十比一的比率加以錄取，並成為定制。吃皇糧的官員隊伍迅速壯大。宋朝皇帝的統治基礎擴大了，腰包卻也癟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沒有同樣巨大的收入支援，財政就會緊張。而在以農業立國的古代社會，自作聰明的趙匡胤卻制定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他白日夢般地幻想著富戶佔有大量土地其實是為國家守財，有人民起義或邊患邊境擾動，大地主們為了維護統治，會自發地向朝廷提供財物。事實證明，這種犧牲人民利益以鞏固統治的片面做法與每一個統一王朝初年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馳，換來的只能階級矛盾激化。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併帶來的繁重剝削壓迫導致人民不斷反抗，直接威脅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劇減使得賦稅收入隨之劇減，龐大的官俸、軍費及皇室奢侈的排場難以維持的情況。增加稅額，加重對農民的剝削雖然可以暫時緩和矛盾，但只是治標不治本，而且會使階級關係更加惡化。舊有的統治手段迫切需要改變。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針對當時的社會危機，從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個方面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頓吏治，因此舉觸犯了官僚、權貴等既得利益集團，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反對者製造各種謠言，對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員進行惡意中傷。新政實行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離開朝廷擔任外官，新政的各項法令也相繼取消。
慶曆新政的失敗不僅沒有使北宋的最高統治者對變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於慶曆新政失敗後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使新的變法改革活動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為參知政事，再次高舉起變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是針對北宋統治危機所進行的較全面的改革，試圖全面改革，挽救統治危機，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為了給自己的變法製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註釋，同當時流行的理學思想鬥爭，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熙寧變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財務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最終結果仍然是失敗了。新法的實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的剝削受到一定限制，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這些人攛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施加壓力，迫使宋神宗兩次把王安石罷相。
但是與其說王安石變法斷送於守舊派之手，毋寧說變法斷送於王安石自己之手。誠然，王安石變法的經濟措施，都是相當高明的。正如黃仁宇的評論：“令人驚異的是，在我們之前900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裏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但是王安石的失誤之處恰恰在於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記了他的根本目標。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解決財政困難只是鞏固統治的必要條件。但由於宋神宗在守舊派壓力下的決心動搖，王安石亟須拿出成績來顯示變法的正確性，穩定改革派的軍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為了增加稅收而增加稅收。王安石變法中對人民有益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的落實程度，遠遠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輸法等能馬上來錢的政策落實得堅決。王安石還高興地吹噓自己的新法一齣，國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視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僅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貸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為國家的壟斷導致的市場蕭條而破產。變法十幾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財政困難，但是階級矛盾卻更為尖銳了。
用人不當也成為王安石變法被後人詬病的軟肋。變法的順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變法內容，又具有實際辦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養，需要一定的時間。急功近利的目標，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標準選拔人才，結果選拔出了一些利用變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分子，甚至企圖利用變法名義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從而給哲宗、徽宗兩朝留下的另一個惡劣政治遺產——黨爭。宋神宗死後，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以司馬光為相，新法被全盤廢除，把新黨驅逐出朝廷。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以章為首的新黨，又開始了對守舊人士的殘酷迫害。北宋的朝廷從此陷入黨爭的泥沼，不能自拔。從此，整個國家完全進入了失去理想主義、政治道德淪喪的時代，沐猴而冠的腐敗分子高坐於廟堂之上，虎視眈眈的敵國陳兵於邊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權喪失了自我拯救的機會和能力。
實亡宣和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讓北宋統治者錯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機會。哲宗朝起用的所謂新黨，已經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樣真正具有理想主義的正直廉潔的改革家。曾經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援者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等人，最終都淪為聲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顏無恥如鄧綰者，還在人們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你愛罵就罵吧，反正我官當得舒服就行。官場上的倫理道德淪喪一至於此矣！沒有操守的官場是一個爛掉的官場，亡國的跡象已經出現，挽救危亡的機會已經錯失，總有一個皇帝要成為亡國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與整個國家一起埋葬。於北宋而言，這樣一個角色是由中國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藝術家氣質、繪畫成就至今得到盛譽的宋徽宗趙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話：“明實亡於萬曆。”同樣，總結北宋歷史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北宋實亡於宣和（宋徽宗最後一個年號）。”宋徽宗趙佶生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據說宋神宗有一天在觀看一幅南唐後主李煜的畫像時，對這位亡國之君的風度大為讚賞，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據說在他出生時，他的父親神宗曾經夢見李煜前來謁見。這使此時的人們普遍相信趙佶是由李煜轉世託生的。並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只為是李煜轉世託生，所以趙佶斷送了趙匡胤開創的北宋江山，就是為李煜報了亡國之仇。當然，剛剛誕生不久的趙佶，顯然還不具備犯斷送江山這樣“卓越”的能力，因為按照北宋的皇位繼承制度，作為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的趙佶，他離皇帝的寶座是相當的遙遠！
當趙佶知道自己不能夠以政治成名的時候，他便依著自己的興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藝術事業上來。假如沒有以後的風雲際會，他極可能會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甚至可能用“偉大”這個詞來形容的藝術家。至少在中國書法史和中國美術史上，他都會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他獨創的瘦金體書法挺拔秀麗、飄逸犀利，800多年來，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除了極富個人特色的瘦金體，他的楷書和草書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楷書作品《芳依翠萼詩帖》被後世評論家稱為“神品”，他的《草書千字文》被人拿來與盛唐時期的草聖張旭與懷素和尚相提並論。在繪畫領域，趙佶更是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大畫家之列。他的作品講求意境，繪畫技巧堪稱登峰造極。據說，龍德宮建成後，趙佶召來各路名家作畫。欣賞過其他作品後，趙佶無一句誇讚之辭，卻偏偏對一位名氣不大的年輕畫家所畫的斜枝月季大加讚賞，並特別賜給他當時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緋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趙佶指出：月季花四時朝暮的花葉均不相同，極其難畫；而此人畫的是春天正午時分的月季，一絲不差，所以重賞。眾人無不嘆服。從這個故事，我們可見趙佶對待藝術的基本態度和觀點。
正當趙佶認為自己將會作為一個偉大藝術家留名青史的時候，上蒼卻給了他一個轉機——他年僅23歲的哥哥宋哲宗趙煦因為荒淫縱欲而在沒有子嗣，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死掉了。皇位由誰來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宮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進行“朝議”來決定。由於缺乏確切史料，我們今天還不知道在這場權力鬥爭中趙佶本人或者其下屬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朝議”時向太后似乎認準了趙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壽之相，堅決主張由趙佶繼位。而當時的宰相章惇認為：趙佶太輕佻，不適合君臨天下。但章惇的意見，遭到了與會的其他大臣的反對。於是，“行為輕佻”的趙佶，變成了後來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實證明，後來被稱為大奸臣的章惇看得非常準確。
通常情況下，像宋徽宗這樣真正的藝術家（其藝術成就表明他絕不是一般的美術愛好者）一般都會擁有風流浪漫的氣質，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視傳統價值觀念和世俗行為規範的因素。他們喜歡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為人處事容易情緒化，具有極為濃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當一個情緒化的藝術家長出了沒有人可以約束的權力翅膀，這種錯位導致的是一齣悲劇。號稱“極盛”的北宋王朝儘管百弊叢生，但畢竟還能茍延殘喘，這種局面之所以急轉直下，北宋迅疾覆滅，不能不說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藝術家兩個角色上的錯位，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趙佶的藝術家身份，使一些投機分子找到了終南捷徑，他們紛紛亮出各式各樣的書畫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晉爵，其中收穫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書法造詣很高，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為北宋四大家。據說有一次，蔡京曾經在兩個下級官吏的扇子上，為他們題了兩句杜甫的詩。沒想到幾天之後，這兩個傢夥忽然闊綽起來。一問之下才知道，蔡京題過的扇子，被當時還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趙佶花兩萬錢買走了。由此可見，這位本身就是書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愛蔡京的作品。
在新舊黨爭中蔡京被貶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還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經扶搖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相當於大宋帝國的副宰相了。這段令人眼花繚亂的戲劇性變化，固然是朝廷政治鬥爭的結果，但是蔡京的藝術才華也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書法，宋徽宗還酷愛各種稀奇古怪的石頭。為了搜索奇石，宋徽宗下令在蘇州增設應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主持，專門在江浙一帶為他蒐羅珍奇物品與奇花異石。當時，管成批運送的貨物叫“綱”，向京都運送奇花異石的船每十艘編為一綱，於是就稱之為“花石綱”。起初，這種花石貢品的品種並不多，數量也有限，徵集區域只是在東南地區。後來，宋徽宗對這些貢品大為讚賞，進貢者紛紛加官晉爵，恩寵有加。在功名利祿的刺激下，“花石綱”迅速演變成全國騷亂的大行動。為了搜尋出奇制勝的奇花異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僅運送“花石綱”的運費要從當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時像這樣的“御用之物”又為官吏們敲詐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機會。史書記載，“花石綱”掠奪前後持續了20多年，“為此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形成了一場真正的災難。宣和二年，在受花石綱禍害最深的浙江東南一帶，發生了方臘領導的大起義，幾個月之內，就將東南地區席捲進去，並有近百萬民眾群起響應，波及人口大約至少在數百萬以上。而最初負責此事的朱，因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晉爵，爬到了能與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與童貫、朱勔、梁師成、李彥等四人，都是靠給宋徽宗逢迎拍馬得到位極人臣的地位，時人稱之為“六賊”。他們好皇帝所好，在宮中開市。令宮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兒，逗樂取笑。王黼更是引誘徽宗微服出遊，夜宿娼門。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墻出宮。宮垣高聳，徽宗一時下不來，呼王黼做墊腳石，笑著說：“王安石（一說司馬光），背聳過來。”王黼介面:“神宗皇帝，腳伸下來。”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變法，大宋朝呈中興之像，卻遭徽宗君臣笑謔，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他們操縱朝政，公開出賣官爵，明碼標價，所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員名額增加了十倍，官俸開支也相應的增加了三倍。李彥還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搶奪民田，強迫自耕農充當佃農，向政府交租。他們除了幫助宋徽宗斂財，還利用職權填滿了自己的腰包。朱勔借在蘇州主持應奉局之便，霸佔民田達30萬畝。蔡京霸佔的更多，超過了50萬畝。幾個厚顏無恥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祐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離亡國更近一步了。
靖康之難
正當北宋國內政局進一步惡化的時候，12世紀初，居住在我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崛起於遼國的內部。這時的遼國統治已極為腐敗，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認為：金的崛起，削弱了遼的實力，給宋提供了一個“恢復燕雲”的機會。宋徽宗過於相信自己的實力了，他不但沒有選擇更好的坐山觀虎鬥的策略，反而與金訂立夾攻遼的“海上之盟”，雙方約定：金出兵攻遼中都，宋出兵攻燕京；滅遼之後，燕雲諸州歸宋，宋則將原來向遼交納的銀、絹照數給金。
宋徽宗做著馬上能夠實現太祖都沒能完成的偉大事業的迷夢，無奈宋朝軍事的虛弱卻讓他大為丟臉。此時的宋軍已是腐敗不堪，在童貫的率領之下，連敗於遼國的殘兵敗將之手。最後，還是金兵攻下燕雲數州，搶掠一空後還要北宋政府再交納一筆“代役錢”才能贖回。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敗無能，宣和七年（1125年），金滅遼之後，兵不卸甲，馬不停蹄，要繼續滅宋。宋徽宗才驅一狼，又引一虎，急忙傳位於太子趙桓，自己逃往南方。趙桓即位，改元靖康，這就是北宋亡國之君宋欽宗。宋欽宗登基伊始，下令處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領袖李綱指揮軍隊，一時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東京保衛戰的勝利。宋欽宗見形勢大好，認為禍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攛掇下，把李綱貶到外地。靖康元年（1126年）冬，當金兵再次兵臨開封城下的時候，北宋雖有良將忠臣，但不能為所用。腐敗的北宋統治者竟然聽信市井無賴的吹噓，在上演了一齣7779個“神兵”守東京的鬧劇後，東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個月後，金軍押著被俘的宋徽宗、宋欽宗兩個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滿載著搜刮去的財物，回到北方去。從趙匡胤稱帝開始的北宋王朝在統治了167年之後，宣告滅亡。
自從錢穆先生提出宋代“積貧積弱”之說以來，人們幾乎都將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點。但多年來的歷史研究表明，拋開南宋不談，僅北宋經濟就比很多朝代發達，財政收入更是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和銀行信用。四大發明中活字印刷術的出現也在北宋，火藥和火器在北宋時開始大規模使用，指南針在北宋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現，開封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四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富庶的朝代就這樣被輕易地滅掉了，從此被扣上“積貧積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於北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一種“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情結從趙匡胤以來就一直左右著北宋九帝的治國方略。為了分散大臣之權，集中皇帝之權，北宋統治者人為地製造了一個效率低下、流弊叢生的制度，給各種腐敗墮落的行為提供了溫床，導致了軍隊戰鬥力低下，決策失誤，執行時相互推諉，行政效率低下，雖“富”而不“強”。這是北宋亡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2007年4月12日星期四
煙消雲散
煙消雲散：遼朝覆亡真相
遼朝與北宋、西夏、金一度並存，四個政權之間的戰爭與和平，一度成為我國中世紀後期歷史的主流，同時也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遼朝自耶律阿保機稱帝，共歷八帝，當國210年。其轄境最廣大時，東起鴨綠江，西抵阿爾泰山，北到貝加爾湖，南至河北、山西北部一帶，地域不可謂不廣，國祚不可謂不久。在其繁榮昌盛之時，周邊的政權如北宋、西夏和金等政權，有的接受冊封，成為遼的附屬；有的每年交納鉅額歲幣，以換取和平，其國勢不可謂不強大。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有如此國運國勢，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並不常見。然而，就是這麼一個非常優秀的民族及其政權，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敗的境地？又是如何退出中國傳統政權主流，最後竟然集體消失在茫茫草原和大漠之中，不能不令人深思......
南征北伐
遼國由古老的契丹族建立，契丹族從哪來，史學界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遼河上游是契丹族人民早期活動的重要地區。關於契丹族的起源，有一個神奇的傳說，契丹族的始祖奇首可汗乘白馬出遊時遇到一位駕青牛車的女子，奇首可汗與該女子相愛，兩人婚後生下八個兒子，據說就是契丹族八部的祖先。唐鹹通十三年（872年）,契丹族傑出的首領耶律阿保機出生在迭剌部的一個新貴族家庭。阿保機成年以後,身體魁梧健壯，武功高強，而且胸懷大志，成為經國濟世的人才。
唐天復元年（901年），剛剛而立之年的阿保機被推舉為迭剌部的“夷離堇”（軍事首長）。他多次率軍出征，擊破室韋、突厥和奚人部落，甚至越過長城南下掠奪河東、代北，俘獲了大量牲畜、人口，大大增強了迭剌部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唐天祐四年（907年），契丹八部一致推舉阿保機作為聯盟的可汗,自擔任可汗之日起，阿保機就積極進行建國稱帝的準備。
909年5月，阿保機的族弟剌葛等人聯合發動叛亂，阿保機果斷採取措施，平息了叛亂。戰爭雖然歷時三年，牽制了阿保機的兵力，打亂了他對外擴張的計劃，但阿保機的首領地位也借此得以鞏固。
916年，阿保機正式稱帝，國號契丹，建元神冊。阿保機稱“天皇帝”，妻子述律氏稱“地皇后”。歷史上契丹的國號曾有幾次變動：947年改稱遼，983年又改為大契丹，1066年改稱大遼，此後不再改號，直到1125年被金所滅。在漢人和與之結盟的中原割據政權的影響下，阿保機已經不甘心只做草原遊牧部落的統治者,他把目光投向了草原地區之外。阿保機稱帝後，加緊向周邊用兵，他龐大的征服計劃是：征服漠北，佔領遼東，臣服高麗，南下幽、薊，將統治範圍推進到黃河以北，建立一個南到黃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國。
神冊二年（917年），駐紮在太原的軍閥李存勖聚力量進攻後梁，徵兵新州（今河北涿鹿），激起軍民不滿，李存勖的部將盧文進舉兵降遼，這為契丹提供了一次絕好的南下機會。阿保機抓住戰機，很快發動了對中原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州、幽州之戰,他指揮契丹兵聯合盧文進合攻新州，擊敗李存勖部將周德威，並圍攻幽州達半年之久。之後阿保機雖在李存勖援軍的強大攻勢下被迫撤軍，但幽州實際被盧文進控制，這為契丹再次南下留置了一個重要通道。
神冊六年（921年）冬，阿保機再度率軍入關，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圍定州（今河北定州），與李存勖大戰於沙河、望都（今河北沙河市和望都縣），攻勢猛烈。只是後來天降大雪，契丹軍馬糧草奇缺，傷亡很大，阿保機才不得已撤兵。兩次用兵失利後，阿保機改變了戰略部署，將進攻方向轉向西北和東北，計劃先征服草原諸遊牧部落，解除來自側翼的威脅，再全力南下爭奪河北、河東。天讚三年（924年），他親率大軍，大舉征伐吐渾、党項、阻卜等部，兵鋒北至烏孤山（今蒙古國肯特山），西達阿爾泰山的廣大地區。次年，阿保機又舉兵東征渤海。渤海是東北地區的一個民族政權，政治和文化都在北方各民族之上，素有“海東盛國”之稱，但當時的國力已經下降。阿保機降服渤海後，改為東丹國，意即東契丹國，由皇太子耶律倍出任東丹王，管理東丹事務。這樣，阿保機將勢力擴大到了渤海沿岸。
遼建國前後，大批漢人進入草原地區，阿保機的統治靈活地兼顧契丹族等遊牧人口與漢族等農業人口，使遼朝成為兼治蕃漢的多元政權。他不僅任命效忠於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控制契丹諸部，還積極網羅漢族的有識之士，如韓延徽、韓知古、康默記等，協助他管理漢人並處理漢民族的諸項事務。
作為一個有遠見卓識的新興遊牧民族的首領，阿保機十分重視本民族的文化建設。他命人參照漢字制定了契丹大字，參照回鶻字創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後來失傳，解放前，考古學者在遼慶陵（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北）出土的“哀冊”上看到了許多奇怪的文字，經過確認，古老的契丹文字重新為世人所認識。阿保機以其卓越的軍事、政治才幹，統一了草原各遊牧民族和北疆大片領土，加速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遊牧、漁獵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天顯元年（926年）七月，阿保機在由渤海國回軍途中，病死於扶餘府（今吉林農安縣）。
在遼太祖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女人不能不提，這就是皇后述律平。述律平不僅多次幫助阿保機統兵作戰，“名震諸夷”，而且還積極為阿保機網羅人才，遼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韓延徽，就是由她舉薦的。遼太祖死後，述律平以皇后身份稱制，掌握了軍國大權。當時有元勳重臣不服管制，述律平以傳統的部族禮儀為由，下令他們為太祖殉葬。漢人趙思溫反駁她：“親近之人莫過於太后，太后為何不以身殉？”述律平毫不遲疑，揮起佩刀，砍下自己的右手，放在太祖棺內，說道：“兒女幼小不可離母，暫不能相從於地下，以手代之。”臣下沒有辦法，只得為太祖殉葬,述律平因此得到“斷腕太后”的稱號。述律平稱制期間，曾遣使與後唐修好,長期遭受戰亂的各族人民有了暫時的安寧。阿保機死後，在述律平的主持下，次子耶律德光繼位為契丹新皇帝，此為遼太宗。耶律德光在20歲的時候就做了契丹兵馬大元帥，跟著阿保機立下赫赫軍功。他繼位之後，促進了契丹族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使遼國逐漸走向強盛。在鞏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後，遼太宗著手將父親阿保機的偉業繼續推進，向南用兵，爭霸中原。這時，後唐大將石敬瑭為了謀求稱帝，向遼太宗求救。石敬瑭在給契丹的文書中，表示願意稱臣於契丹，並答應向耶律德光行父子之禮，而且在事成之後把雁門關以北十六州的土地獻與契丹。等待時機已久的遼太宗喜出望外，趕忙親自出兵相救。在遼軍的幫助下，石敬瑭打敗後唐軍，接受耶律德光的冊封為晉帝，他信守前言，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並約定雙方永為父子之邦。當時石敬瑭45歲，耶律德光只有34歲。
石敬瑭死後，遼太宗為了繼續南進，接連三次發動對後晉的討伐戰爭，直到滅了後晉。會同十年（947年），遼太宗率領大軍進駐後晉的都城開封，他穿上漢族皇帝的裝束，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遼太宗在中原稱帝，完成了他父親阿保機的夙願。隨著遼的統治區域不斷擴大，遼太宗為了更好地治理各民族的事務，他承襲阿保機“因俗而治”的原則，創制了頗具民族特色的北、南兩套完整的官制，即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北面官制，即遼朝契丹族的官制，官吏一律用契丹人，掌握契丹的軍政事務。南面官制，是十十六州等以南的廣大漢族區域的官制，利用漢官管理漢人事務。 遼太宗重視人才，尤其注重選拔有才能的漢族人做官。在援助石敬瑭的戰爭中，遼太宗得到了後唐的翰林學士張礪，他非常高興，讓手下以禮相待。張礪非常感動，此後真心輔佐遼太宗，在攻伐後晉的戰爭中屢屢直言進諫，遼太宗從中獲益匪淺。遼太宗還允準契丹人隨漢族禮俗，可以和漢族人自由通婚，從而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和進一步的融合，也從根本上密切了契丹族與漢族的關係。作為一個草原中走出來的少數民族首領，此舉難能可貴。然而，契丹人入主中原，蠻橫習性一時難以改變。遼兵每到一處，經常騷擾百姓，搶奪糧草，一些漢人充當契丹人走狗，也借機搜刮民財，魚肉百姓，這引起中原人士對遼軍的極大不滿，於是中原地區反抗不斷。遼太宗駐留汴京不足三月，怏怏北返，途中病故於欒城（今河北欒城）。
母子經略
西元10世紀後期，遼國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契丹貴族女性，她就是遼景宗耶律賢的皇后，遼聖宗耶律隆緒的生母蕭綽，也就是我們在戲劇舞臺上經常看到的“蕭太后”。蕭太后和遼聖宗當政時期，遼國歷史進入鼎盛。
遼應歷十九年（969年），遼景宗即位以後，徵召朝臣蕭思溫的女兒蕭綽入宮。蕭綽聰明機智，美麗過人，深受景宗寵愛，進宮不到半年，被冊封為皇后。遼國在景宗的父親世宗和堂叔穆宗治理期間，國勢已日漸衰微。景宗很想將國家扶上中興之路，然而他即位不久，就患上了嚴重的風疾，身體非常虛弱，於是他將權力委於聰慧過人的皇后身上。從此，蕭綽開始代替景宗治理國家，推行全面的改革。在她的努力下，遼國軍事日漸強盛，政治經濟也步入正軌。遼與北宋的對峙也由此拉開了帷幕。
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親自率軍攻打幽州城，蕭太后放權給耶律斜軫與耶律休哥兩位統帥，大敗宋兵於高粱河上。乾亨五年(982年)9月，遼景宗在出獵途中，病卒於雲州（山西大同）焦山行宮。臨終之時他留下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時年，年僅29歲的蕭太后扶持幼子即位，並且很快完成了新朝的軍政權力調整：戰功赫赫的耶律休哥為南京（今北京）留守，總管南面軍事，加強邊防；另一員名將耶律斜軫為北院樞密使，管理內政事務，嚴管契丹貴族。蕭太后當政期間，對遼國陳舊的制度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此時由於契丹族的勢力擴張，與漢族的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尖銳的地步。為此，蕭太后注重調整各民族的法律關係和地位。在遼國原來的法律中,契丹人的地位明顯高過漢人等其他民族。例如：契丹人打死漢人，只須賠償財物牛馬；如果漢人打死契丹人的話，不但本人抵命，親屬還要被沒為奴婢。後來蕭太后規定：只要是遼國子民，無論是契丹族還是漢族，都一律平等對待。蕭太后還致力於緩和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對立。此前遼國的特權階級違犯法律、損害百姓利益，往往能逃過追查。蕭綽嚴格執法，規定即使是主人，也不可以擅殺奴婢，奴婢犯下過失，也必須交由官府審決。皇族貴戚耶律國留將出逃的奴僕擅自殺死，蕭太后知道後便將耶律國留處斬。
在選官用人方面，蕭太后採取了諸多積極的措施。統和六年（988年），蕭綽在遼國實行科舉制度，為平民發揮才幹、躋身上層社會開通了一條道路。蕭綽知人善任，在她的親信重臣中，有一個漢族官員韓德讓。韓德讓的祖父韓知古、父親韓匡嗣先後受到太祖和太宗的重用。蕭綽對韓氏家族格外優遇，韓德讓的忠心和才幹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他不但為太后和幼主想出了一個轄治宗室的絕妙計策，還“領宿衛事”，直接負責太后的安全。除了治理內政，蕭綽還想盡辦法發展遼國的軍事力量。她對將士獎罰分明，遼國軍人一掃從前的頹廢之勢，士氣大振。通過諸多改革，遼國面貌煥然一新。據遼史記載，自變革之後,遼國“國無幸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犯法”，一片興旺的景象。這一時期，由於遼迅速崛起，因此在與北宋的角力中佔得先機，獲取了主動。遼宋之間有一個解不開的死結，這就是後晉皇帝石敬塘割讓給遼國的燕雲十六州。這片土地不但幅員遼闊、經濟發達，而且是交通樞紐、戰略要地。遼國不願退出，宋朝則耿耿於懷，意欲收回。統和四年(986年)，宋太宗遣30萬大軍兵分三路直撲燕雲，向遼國南境發起全線進攻。宋軍初戰連連得手，危急之下,蕭太后率幼帝御駕親徵，她以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氣概，接連大敗三路宋軍，楊家將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北宋名將楊業就在這一次大戰中遇難。遼軍全勝而歸，從此宋軍再也不敢深入遼境。
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蕭綽看到宋朝多次喪師，畏懼怯戰，再度親率20萬大軍揮戈南下。遼師長驅直入，兩個月便抵達與北宋都城開封隔河相望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蕭太后“親禦戎車，指麾三軍”，在澶淵城下襬開陣勢。北宋真宗驚惶失措，在宰相寇準力勸之下，真宗勉強親徵，宋軍大振。此時，遼大將蕭撻覽在察看地形時中伏弩身亡，遼軍士氣受挫。在形勢對宋有利的情況下，蕭太后審時度勢，順勢採取了與宋通好的建議，與宋朝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即宋歲輸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帝尊蕭太后為叔母。宋遼多年芥蒂，終以一紙和約偃旗息鼓，此後宋遼友好往來達120年之久。當一切障礙俱已掃除，政權穩如泰山，國勢蒸蒸日上之時，苦心經營了27年的蕭太后終於放心地把權力交給她的愛子耶律隆緒，即遼聖宗。聖宗即位時，年僅12歲，他刻苦學習，文武兼修。他喜好漢族文化，嚮往漢族的先進文明，他曾親自翻譯了白居易的諷諫集，遍召臣下閱讀。聖宗極為欽佩唐太宗，認為唐太宗是“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親政後，遼聖宗大力選拔人才，知人善任；重用有才幹的漢族官員，在他們的幫助下，進行封建化改革。他還審時度勢，修治法律。他又實行賦稅制度，建立封建性質的生產關係。在他統治期間，遼國逐漸進入封建社會。
蕭太后和遼聖宗勤於政事,在他們母子執政期間，徹底扭轉了遼穆宗以後的中衰局面，使得遼朝進入鼎盛時期。
昏君亂政
遼代歷史上，昏君亂政的事例為數不少。在蕭太后當國和遼聖宗執政之前，遼國就因為幾位國君的昏庸無能險些喪國。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之後，世宗和穆宗相繼統治遼國，由於二人統治腐敗，遼國剛剛出現的強盛勢頭就漸趨衰微。遼世宗耶律阮時代，貴族爭權鬥爭更趨激烈。耶律阮殘酷鎮壓了異己力量，同時重用佞臣耶律察割等人。天祿五年（951年）， 耶律阮召集各部酋長出兵攻打後周，酋長們由於連年征戰，民力耗損，不願意南侵。耶律阮強令他們按期南下， 自己也統率本部人馬到達歸化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晚上駐宿於火神淀。耶律阮設宴招待群臣和各部酋長，喝得酩酊大醉，深夜，耶律察割率人衝入內帳，刀殺了沉睡中的耶律阮。穆宗耶律是在權貴鬥爭中上臺的，遼世宗死後，時為壽安王的耶律殺死耶律察割，登上大寶。遼穆宗在歷史上有“睡王”之稱，常常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然後一睡不起。穆宗在位時期，皇族的反叛奪位事件層出不窮，穆宗均予以血腥鎮壓。遼穆宗嗜殺成性,為了鎮壓反叛者,他設立了許多種毒刑，“或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屍於野”。遼穆宗甚至對近侍吹毛求疵，近侍拿筷子和刀叉慢了些，穆宗就親手將他刺死。野蠻的酷刑和殘殺激起了身邊人的無比憤恨,穆宗的殘暴終於換來殺身之禍。應歷十九年（969年），遼穆宗前往黑山（今內蒙古巴林右旗崗根蘇木境）打獵, 就在他爛醉如泥的時候，近侍和廚子上前將他殺死。之後，蕭太后和遼聖宗母子勵精圖治，一掃遼國的頹廢，使遼國國力達於鼎盛。但是，聖宗長子耶律宗真即位以後，由於他連年征戰，再加上他本人篤信佛教，窮奢極欲，遼國政治從此腐敗，國力急遽衰落。
(1055年)，耶律洪基即位，是為遼道宗。遼道宗在位長達47年之久，他在位期間，遼國政治更加腐敗。遼道宗重用耶律重元等姦佞，自己不理朝政，結果導致“重元叛亂”。此外他還篤信佛教，在位期間曾大修佛寺佛塔，社會風氣日趨消極。遼道宗統治後期，錯誤地製造了“皇后案”和“太子案”，極大地挫傷了遼國的元氣。遼道宗的皇后蕭觀音也出身於“一門出三後，四世出十王”的遼朝蕭家。史載，蕭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她因生下皇太子耶律浚，加之達曉事理，在朝野上下深孚眾望。蕭觀音非常關心朝政,她對遼道宗終日飲酒作樂，不理朝政的行為深感不安。蕭觀音多方進諫，規勸遼道宗以國家社稷為重，遼道宗對蕭觀音的良苦用心不但不領情，反而對她逐漸疏遠。
太子耶律浚長大涉政後對耶律乙辛等奸臣的行為極其不滿，耶律乙辛也把太子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為了廢掉太子，耶律乙辛煞費心機，偶然間他讀到了蕭觀音的《懷古》詩，靈機一動，計上心頭。耶律乙辛向遼道宗密奏蕭皇后和伶官趙惟一有染，並拿出《懷古》一詩，詩中有“宮中只數趙家粧，惟有知情一片月”一句，耶律乙辛誣陷詩中的“趙惟一”三字說明皇后與趙惟一通姦，遼道宗竟然信以為真。這時候,遼國社會流傳一首《十香詞》，詞句非常香艷，據說《十香詞》出自蕭觀音之手。蕭觀音深居宮中，又有詩人的浪漫，寫出這樣的詞句本來無可厚非，耶律乙辛竟誣稱《十香詞》是蕭觀音寫給趙惟一的信物。遼道宗勃然大怒，不聽蕭觀音的苦苦辯解，詔令蕭觀音自盡，年僅36歲的蕭觀音絕望地寫下一首悽慘絕倫的《絕命詞》後自縊而死。蕭觀音死後不久，太子耶律浚也受到耶律乙辛的陷害而死。“皇后案”和“太子案”在遼國激起軒然大波，遼國百姓群起而為蕭觀音母子鳴冤，這兩起冤案使得遼朝統治集團大失人心。之後耶律乙辛還不罷休，大肆誅殺與太子關係密切的朝臣，造成巨大的內耗。遼道宗死後，更為殘暴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上臺，遼朝的滅亡也就成了必然。遼的腐朽統治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滿，尤其是其間被遼統治者壓迫的女真族開始興起，最終成為遼的掘墓人。
天祚帝耶律延禧很喜歡捕魚射獵，現在河北張家口壩上有一個安固裏淖旅遊區，在遼朝時是天祚帝最喜歡遊玩的地方。據《遼史》記載，僅此一處，天祚帝在位時七次來遊獵取樂。天祚帝時期，遼國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但是契丹貴族渾然不知。對所轄女真族的壓迫日甚一日，好獵的契丹貴族經常派出使者到女真人的領地強行索要海東青。使者兇橫殘暴，到處搜刮勒索。污人妻女，並常常去榷場中強買強賣女真人的貢品，還戲稱為“打女真”。天祚帝哪知道，女真族仇恨的怒火正在暗中蘊積，只待機會熾然燎原。遼天慶二年，天祚帝到混同江（今松花江）遊獵玩耍。依照遼朝禮制，四周各部落的酋長都來拜會這位大朝天子。酒宴之間，天祚帝喝得高興，命各位頭人挨個跳舞助興，偏偏女真族酋長完顏阿骨打神情冷漠，推辭不能，這場宴會鬧得不歡而散。天祚帝本想殺掉阿骨打，但是又怕引起其他酋長的反對，就把這件事擱在一邊。
阿骨打性格剛直，早就不滿遼朝貴族欺負女真人民。他繼任完顏部首領後，建築城堡，打造軍器，訓練人馬，逐步統一了女真各部，積極準備反遼。天慶四年冬，完顏阿骨打召集周圍女真部落，以2500兵馬，一舉攻下遼國的寧江州（今吉林扶餘）。不久，女真人又在出河店（今黑龍江肇源）大破遼國軍隊。天祚帝又驚又怒，親率70萬大軍御駕親徵。完顏阿骨打當時只有兩萬兵，但“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兩軍相會，女真將士以一當百，把遼軍殺得屍橫遍野。遼天祚帝連夜潰逃，才算保住了性命。從寧江州戰場中逃潰的殘兵敗將四處劫掠，朝廷以擔心他們相聚為患為由，不予治罪。當時，軍隊中流傳著“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的說法。戰士既貪生怕死，武官見皇帝無能，遂生變節之心。不久，遼軍都監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亂。雖然叛亂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叛亂分裂的風潮在遼朝內部越積越濃，不久渤海國也發生叛亂。一時之間，遼朝內外交困。
煙消雲散
當大遼昏君權臣在一點點地恣意破壞著祖宗留下的基業時，被他們壓迫奴役的群體以不同的方式發動了滅遼戰爭。阿骨打的實力不斷壯大、雄心日益膨脹。加之，北宋政權對幽雲十六州揮之不去的情結促使著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對遼的用兵。多種力量匯集在一起，遼朝滅亡的命運似乎已經難以避免了。
為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遼統治者對百姓政繁賦重、淫刑吝賞，對廣大人民群體的剝削日甚一日，造成民罹涂炭。基層百姓怨聲載道，反抗情緒廣為散佈。他們最初選擇逃亡，農民遊食四方，官府為了保證稅收、防止流民鬧事，採取了更為嚴厲的防範和打擊措施，同時把逃亡農民的賦稅攤派到沒有逃亡的農民身上，此舉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破產和更大規模的流亡。“官逼民反”，走投無路的百姓開始走向公開對抗官府的道路。天慶六年，渤海人高永昌殺掉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皇帝，揭竿起義，短短的十餘天，“遠近響應”，匯集了近萬人的隊伍，可見民間反官府力量之龐大。
與此同時，不甘忍受迫害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帶領下，把反遼建國事業大大地推進了一步。遼天慶五年，阿骨打在會寧（今黑龍江阿城南）正式稱帝，國號大金。這時候，遼朝兵力大部喪失，不滿遼朝貴族統治的北方人民，積極合作，發動了更為廣泛、更大規模的起義。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匯在一起，遼的喪國指日可待了！ 此時，北宋政權也乘遼國衰微之際積極收復失地。有人向宋徽宗提議，遼朝行將滅亡，收復北方燕雲失地，機不可失。宋徽宗派人從山東渡海，前往金朝會見阿骨打，表示願意夾攻遼朝。雙方約定滅掉遼朝之後，北宋收回後晉時期割讓給遼朝的燕雲十六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給遼朝的銀、絹，如數轉送給金朝，歷史上把這件事稱作“海上之盟”。 遼軍潰敗之後，天祚帝只得逃入夾山（今內蒙中部武川陰山一帶）。倉皇敗逃途中，天祚帝仍舊不改往日惡習，仍然常常帶著隨從打獵飲酒。天祚帝文妃蕭瑟瑟見國事當頭，皇帝卻畋遊無憂，忠臣良將廣遭疏斥，便做詩諷諫：“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宮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蓄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帝讀完此詩，以為文妃諷刺自己柔弱無能，聽由強臣擺布，惱怒之下，下令賜死文妃。
金軍起兵不到十年，勢如破竹，連戰連捷，接連攻下遼國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以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雖然1124年完顏阿骨打病死，但金滅遼的勢頭沒有絲毫減弱。即位的金太宗聯合西夏，對天祚帝窮追不捨。金天會二年（1124年）冬，天祚帝不聽大臣耶律大石等人的勸阻，率殘軍出夾山，南下武州(今山西省神池縣)，試圖收復山西州縣，結果又被金軍擊敗，許多部下投降了金軍。金天會三年（1125年）正月，天祚帝經天德軍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過沙漠，向西逃竄，路上水糧斷絕，只能吞咽冰雪充饑止渴。二月，他逃到應州新城(今山西省懷仁縣西)東，被金兵追上俘獲。金太宗降封他為海濱王，不久改封為豫王。沒過多久，金人又將他殺死，並且驅趕馬群將他的屍體踩成一攤肉泥(一說於1178年病死)，至此，大遼國的主體已經滅亡。
從恃強淩弱，到任人欺淩，大遼政權經歷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們注意。通過上述對遼代歷史的縱向分析不難看出，遼朝的滅亡在道宗執政時期就已經註定，這一點已被當時人和稍後的達人賢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後七子之一”的浙江臨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資治通鑒》時，對遼的滅亡有精闢地評價：“道宗之初，似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賊殘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戲，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貪贓枉法，極大地損害了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利益。當時的時局已經是“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王宗沐於是肯定地說：“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實確如此，天祚即位後，既沒有能力重振朝綱，力挽將傾之廈，卻又在行將倒塌的大廈上投下了“最後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國稻草”。遼勃興之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冉冉升起的、披堅執銳的草原雄鷹形象；遼之衰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病魔附體的瘟雞形象。遼朝之敗，在於它既拋棄了熟悉的草原環境和喪失了本民族優秀品質，又沒有真正學習到中華傳統的儒家治理國家的精髓和實質，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習性，豈有不亡國之理？！
遼國滅亡後，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擁戴。此後他揮兵西進，捷報頻傳，擊破西域諸政權十多萬大軍，並於1128年在起爾曼（今烏茲別克布哈拉）稱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稱西遼。他即位後，派兵東行伐金遭到失敗，但在中亞，西遼的軍隊稱得上“萬里可橫行”，連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稱臣，成為西遼附庸。耶律大石精通遼、漢文字，博學多識，他把整個遼國制度搬用於西遼。耶律大石之後，西遼政權趨於穩定，統治者內部再生驕奢淫逸之風，醉生夢死。軍紀敗壞，以燒殺劫掠為快事，劫來財物之後，又常常因為分贓不公發生內部戰爭，一些將領率領軍隊出走，大大削弱了國力。一部分出走的將領投靠了漸趨強勁的蒙古族貴族成吉思汗，西遼遂成為蒙古族貴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遼亡於蒙古，計統治80餘年。
隨著西遼的滅亡，契丹民族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契丹的本意是“鑌鐵”，也就是堅固的意思。這個剽悍勇猛、好戰兇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時間裏曾經揮斥長城內外，輝煌一時。但令人驚異的是，這樣一個稱雄一時的民族，自明代以後就集體失蹤了，人們再也聽不到關於他們的消息。到清代，有學者注意到，在遼闊的呼倫貝爾草原上活躍著一支特色鮮明的草原民族——達斡爾人。通過比較，人們發現：達斡爾族和契丹族在生產、生活、習俗、宗教、語言上有大量的相似之處，大量證據表明，達斡爾人是繼承契丹人傳統最多的民族。然而，在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之前，許多學者對這個集體消失的民族仍然懷著極大的興趣關注著，探尋著……
遼朝與北宋、西夏、金一度並存，四個政權之間的戰爭與和平，一度成為我國中世紀後期歷史的主流，同時也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遼朝自耶律阿保機稱帝，共歷八帝，當國210年。其轄境最廣大時，東起鴨綠江，西抵阿爾泰山，北到貝加爾湖，南至河北、山西北部一帶，地域不可謂不廣，國祚不可謂不久。在其繁榮昌盛之時，周邊的政權如北宋、西夏和金等政權，有的接受冊封，成為遼的附屬；有的每年交納鉅額歲幣，以換取和平，其國勢不可謂不強大。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有如此國運國勢，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並不常見。然而，就是這麼一個非常優秀的民族及其政權，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敗的境地？又是如何退出中國傳統政權主流，最後竟然集體消失在茫茫草原和大漠之中，不能不令人深思......
南征北伐
遼國由古老的契丹族建立，契丹族從哪來，史學界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遼河上游是契丹族人民早期活動的重要地區。關於契丹族的起源，有一個神奇的傳說，契丹族的始祖奇首可汗乘白馬出遊時遇到一位駕青牛車的女子，奇首可汗與該女子相愛，兩人婚後生下八個兒子，據說就是契丹族八部的祖先。唐鹹通十三年（872年）,契丹族傑出的首領耶律阿保機出生在迭剌部的一個新貴族家庭。阿保機成年以後,身體魁梧健壯，武功高強，而且胸懷大志，成為經國濟世的人才。
唐天復元年（901年），剛剛而立之年的阿保機被推舉為迭剌部的“夷離堇”（軍事首長）。他多次率軍出征，擊破室韋、突厥和奚人部落，甚至越過長城南下掠奪河東、代北，俘獲了大量牲畜、人口，大大增強了迭剌部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唐天祐四年（907年），契丹八部一致推舉阿保機作為聯盟的可汗,自擔任可汗之日起，阿保機就積極進行建國稱帝的準備。
909年5月，阿保機的族弟剌葛等人聯合發動叛亂，阿保機果斷採取措施，平息了叛亂。戰爭雖然歷時三年，牽制了阿保機的兵力，打亂了他對外擴張的計劃，但阿保機的首領地位也借此得以鞏固。
916年，阿保機正式稱帝，國號契丹，建元神冊。阿保機稱“天皇帝”，妻子述律氏稱“地皇后”。歷史上契丹的國號曾有幾次變動：947年改稱遼，983年又改為大契丹，1066年改稱大遼，此後不再改號，直到1125年被金所滅。在漢人和與之結盟的中原割據政權的影響下，阿保機已經不甘心只做草原遊牧部落的統治者,他把目光投向了草原地區之外。阿保機稱帝後，加緊向周邊用兵，他龐大的征服計劃是：征服漠北，佔領遼東，臣服高麗，南下幽、薊，將統治範圍推進到黃河以北，建立一個南到黃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國。
神冊二年（917年），駐紮在太原的軍閥李存勖聚力量進攻後梁，徵兵新州（今河北涿鹿），激起軍民不滿，李存勖的部將盧文進舉兵降遼，這為契丹提供了一次絕好的南下機會。阿保機抓住戰機，很快發動了對中原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州、幽州之戰,他指揮契丹兵聯合盧文進合攻新州，擊敗李存勖部將周德威，並圍攻幽州達半年之久。之後阿保機雖在李存勖援軍的強大攻勢下被迫撤軍，但幽州實際被盧文進控制，這為契丹再次南下留置了一個重要通道。
神冊六年（921年）冬，阿保機再度率軍入關，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圍定州（今河北定州），與李存勖大戰於沙河、望都（今河北沙河市和望都縣），攻勢猛烈。只是後來天降大雪，契丹軍馬糧草奇缺，傷亡很大，阿保機才不得已撤兵。兩次用兵失利後，阿保機改變了戰略部署，將進攻方向轉向西北和東北，計劃先征服草原諸遊牧部落，解除來自側翼的威脅，再全力南下爭奪河北、河東。天讚三年（924年），他親率大軍，大舉征伐吐渾、党項、阻卜等部，兵鋒北至烏孤山（今蒙古國肯特山），西達阿爾泰山的廣大地區。次年，阿保機又舉兵東征渤海。渤海是東北地區的一個民族政權，政治和文化都在北方各民族之上，素有“海東盛國”之稱，但當時的國力已經下降。阿保機降服渤海後，改為東丹國，意即東契丹國，由皇太子耶律倍出任東丹王，管理東丹事務。這樣，阿保機將勢力擴大到了渤海沿岸。
遼建國前後，大批漢人進入草原地區，阿保機的統治靈活地兼顧契丹族等遊牧人口與漢族等農業人口，使遼朝成為兼治蕃漢的多元政權。他不僅任命效忠於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控制契丹諸部，還積極網羅漢族的有識之士，如韓延徽、韓知古、康默記等，協助他管理漢人並處理漢民族的諸項事務。
作為一個有遠見卓識的新興遊牧民族的首領，阿保機十分重視本民族的文化建設。他命人參照漢字制定了契丹大字，參照回鶻字創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後來失傳，解放前，考古學者在遼慶陵（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北）出土的“哀冊”上看到了許多奇怪的文字，經過確認，古老的契丹文字重新為世人所認識。阿保機以其卓越的軍事、政治才幹，統一了草原各遊牧民族和北疆大片領土，加速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遊牧、漁獵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天顯元年（926年）七月，阿保機在由渤海國回軍途中，病死於扶餘府（今吉林農安縣）。
在遼太祖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女人不能不提，這就是皇后述律平。述律平不僅多次幫助阿保機統兵作戰，“名震諸夷”，而且還積極為阿保機網羅人才，遼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韓延徽，就是由她舉薦的。遼太祖死後，述律平以皇后身份稱制，掌握了軍國大權。當時有元勳重臣不服管制，述律平以傳統的部族禮儀為由，下令他們為太祖殉葬。漢人趙思溫反駁她：“親近之人莫過於太后，太后為何不以身殉？”述律平毫不遲疑，揮起佩刀，砍下自己的右手，放在太祖棺內，說道：“兒女幼小不可離母，暫不能相從於地下，以手代之。”臣下沒有辦法，只得為太祖殉葬,述律平因此得到“斷腕太后”的稱號。述律平稱制期間，曾遣使與後唐修好,長期遭受戰亂的各族人民有了暫時的安寧。阿保機死後，在述律平的主持下，次子耶律德光繼位為契丹新皇帝，此為遼太宗。耶律德光在20歲的時候就做了契丹兵馬大元帥，跟著阿保機立下赫赫軍功。他繼位之後，促進了契丹族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使遼國逐漸走向強盛。在鞏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後，遼太宗著手將父親阿保機的偉業繼續推進，向南用兵，爭霸中原。這時，後唐大將石敬瑭為了謀求稱帝，向遼太宗求救。石敬瑭在給契丹的文書中，表示願意稱臣於契丹，並答應向耶律德光行父子之禮，而且在事成之後把雁門關以北十六州的土地獻與契丹。等待時機已久的遼太宗喜出望外，趕忙親自出兵相救。在遼軍的幫助下，石敬瑭打敗後唐軍，接受耶律德光的冊封為晉帝，他信守前言，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並約定雙方永為父子之邦。當時石敬瑭45歲，耶律德光只有34歲。
石敬瑭死後，遼太宗為了繼續南進，接連三次發動對後晉的討伐戰爭，直到滅了後晉。會同十年（947年），遼太宗率領大軍進駐後晉的都城開封，他穿上漢族皇帝的裝束，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遼太宗在中原稱帝，完成了他父親阿保機的夙願。隨著遼的統治區域不斷擴大，遼太宗為了更好地治理各民族的事務，他承襲阿保機“因俗而治”的原則，創制了頗具民族特色的北、南兩套完整的官制，即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北面官制，即遼朝契丹族的官制，官吏一律用契丹人，掌握契丹的軍政事務。南面官制，是十十六州等以南的廣大漢族區域的官制，利用漢官管理漢人事務。 遼太宗重視人才，尤其注重選拔有才能的漢族人做官。在援助石敬瑭的戰爭中，遼太宗得到了後唐的翰林學士張礪，他非常高興，讓手下以禮相待。張礪非常感動，此後真心輔佐遼太宗，在攻伐後晉的戰爭中屢屢直言進諫，遼太宗從中獲益匪淺。遼太宗還允準契丹人隨漢族禮俗，可以和漢族人自由通婚，從而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和進一步的融合，也從根本上密切了契丹族與漢族的關係。作為一個草原中走出來的少數民族首領，此舉難能可貴。然而，契丹人入主中原，蠻橫習性一時難以改變。遼兵每到一處，經常騷擾百姓，搶奪糧草，一些漢人充當契丹人走狗，也借機搜刮民財，魚肉百姓，這引起中原人士對遼軍的極大不滿，於是中原地區反抗不斷。遼太宗駐留汴京不足三月，怏怏北返，途中病故於欒城（今河北欒城）。
母子經略
西元10世紀後期，遼國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契丹貴族女性，她就是遼景宗耶律賢的皇后，遼聖宗耶律隆緒的生母蕭綽，也就是我們在戲劇舞臺上經常看到的“蕭太后”。蕭太后和遼聖宗當政時期，遼國歷史進入鼎盛。
遼應歷十九年（969年），遼景宗即位以後，徵召朝臣蕭思溫的女兒蕭綽入宮。蕭綽聰明機智，美麗過人，深受景宗寵愛，進宮不到半年，被冊封為皇后。遼國在景宗的父親世宗和堂叔穆宗治理期間，國勢已日漸衰微。景宗很想將國家扶上中興之路，然而他即位不久，就患上了嚴重的風疾，身體非常虛弱，於是他將權力委於聰慧過人的皇后身上。從此，蕭綽開始代替景宗治理國家，推行全面的改革。在她的努力下，遼國軍事日漸強盛，政治經濟也步入正軌。遼與北宋的對峙也由此拉開了帷幕。
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親自率軍攻打幽州城，蕭太后放權給耶律斜軫與耶律休哥兩位統帥，大敗宋兵於高粱河上。乾亨五年(982年)9月，遼景宗在出獵途中，病卒於雲州（山西大同）焦山行宮。臨終之時他留下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時年，年僅29歲的蕭太后扶持幼子即位，並且很快完成了新朝的軍政權力調整：戰功赫赫的耶律休哥為南京（今北京）留守，總管南面軍事，加強邊防；另一員名將耶律斜軫為北院樞密使，管理內政事務，嚴管契丹貴族。蕭太后當政期間，對遼國陳舊的制度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此時由於契丹族的勢力擴張，與漢族的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尖銳的地步。為此，蕭太后注重調整各民族的法律關係和地位。在遼國原來的法律中,契丹人的地位明顯高過漢人等其他民族。例如：契丹人打死漢人，只須賠償財物牛馬；如果漢人打死契丹人的話，不但本人抵命，親屬還要被沒為奴婢。後來蕭太后規定：只要是遼國子民，無論是契丹族還是漢族，都一律平等對待。蕭太后還致力於緩和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對立。此前遼國的特權階級違犯法律、損害百姓利益，往往能逃過追查。蕭綽嚴格執法，規定即使是主人，也不可以擅殺奴婢，奴婢犯下過失，也必須交由官府審決。皇族貴戚耶律國留將出逃的奴僕擅自殺死，蕭太后知道後便將耶律國留處斬。
在選官用人方面，蕭太后採取了諸多積極的措施。統和六年（988年），蕭綽在遼國實行科舉制度，為平民發揮才幹、躋身上層社會開通了一條道路。蕭綽知人善任，在她的親信重臣中，有一個漢族官員韓德讓。韓德讓的祖父韓知古、父親韓匡嗣先後受到太祖和太宗的重用。蕭綽對韓氏家族格外優遇，韓德讓的忠心和才幹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他不但為太后和幼主想出了一個轄治宗室的絕妙計策，還“領宿衛事”，直接負責太后的安全。除了治理內政，蕭綽還想盡辦法發展遼國的軍事力量。她對將士獎罰分明，遼國軍人一掃從前的頹廢之勢，士氣大振。通過諸多改革，遼國面貌煥然一新。據遼史記載，自變革之後,遼國“國無幸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犯法”，一片興旺的景象。這一時期，由於遼迅速崛起，因此在與北宋的角力中佔得先機，獲取了主動。遼宋之間有一個解不開的死結，這就是後晉皇帝石敬塘割讓給遼國的燕雲十六州。這片土地不但幅員遼闊、經濟發達，而且是交通樞紐、戰略要地。遼國不願退出，宋朝則耿耿於懷，意欲收回。統和四年(986年)，宋太宗遣30萬大軍兵分三路直撲燕雲，向遼國南境發起全線進攻。宋軍初戰連連得手，危急之下,蕭太后率幼帝御駕親徵，她以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氣概，接連大敗三路宋軍，楊家將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北宋名將楊業就在這一次大戰中遇難。遼軍全勝而歸，從此宋軍再也不敢深入遼境。
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蕭綽看到宋朝多次喪師，畏懼怯戰，再度親率20萬大軍揮戈南下。遼師長驅直入，兩個月便抵達與北宋都城開封隔河相望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蕭太后“親禦戎車，指麾三軍”，在澶淵城下襬開陣勢。北宋真宗驚惶失措，在宰相寇準力勸之下，真宗勉強親徵，宋軍大振。此時，遼大將蕭撻覽在察看地形時中伏弩身亡，遼軍士氣受挫。在形勢對宋有利的情況下，蕭太后審時度勢，順勢採取了與宋通好的建議，與宋朝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即宋歲輸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帝尊蕭太后為叔母。宋遼多年芥蒂，終以一紙和約偃旗息鼓，此後宋遼友好往來達120年之久。當一切障礙俱已掃除，政權穩如泰山，國勢蒸蒸日上之時，苦心經營了27年的蕭太后終於放心地把權力交給她的愛子耶律隆緒，即遼聖宗。聖宗即位時，年僅12歲，他刻苦學習，文武兼修。他喜好漢族文化，嚮往漢族的先進文明，他曾親自翻譯了白居易的諷諫集，遍召臣下閱讀。聖宗極為欽佩唐太宗，認為唐太宗是“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親政後，遼聖宗大力選拔人才，知人善任；重用有才幹的漢族官員，在他們的幫助下，進行封建化改革。他還審時度勢，修治法律。他又實行賦稅制度，建立封建性質的生產關係。在他統治期間，遼國逐漸進入封建社會。
蕭太后和遼聖宗勤於政事,在他們母子執政期間，徹底扭轉了遼穆宗以後的中衰局面，使得遼朝進入鼎盛時期。
昏君亂政
遼代歷史上，昏君亂政的事例為數不少。在蕭太后當國和遼聖宗執政之前，遼國就因為幾位國君的昏庸無能險些喪國。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之後，世宗和穆宗相繼統治遼國，由於二人統治腐敗，遼國剛剛出現的強盛勢頭就漸趨衰微。遼世宗耶律阮時代，貴族爭權鬥爭更趨激烈。耶律阮殘酷鎮壓了異己力量，同時重用佞臣耶律察割等人。天祿五年（951年）， 耶律阮召集各部酋長出兵攻打後周，酋長們由於連年征戰，民力耗損，不願意南侵。耶律阮強令他們按期南下， 自己也統率本部人馬到達歸化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晚上駐宿於火神淀。耶律阮設宴招待群臣和各部酋長，喝得酩酊大醉，深夜，耶律察割率人衝入內帳，刀殺了沉睡中的耶律阮。穆宗耶律是在權貴鬥爭中上臺的，遼世宗死後，時為壽安王的耶律殺死耶律察割，登上大寶。遼穆宗在歷史上有“睡王”之稱，常常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然後一睡不起。穆宗在位時期，皇族的反叛奪位事件層出不窮，穆宗均予以血腥鎮壓。遼穆宗嗜殺成性,為了鎮壓反叛者,他設立了許多種毒刑，“或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屍於野”。遼穆宗甚至對近侍吹毛求疵，近侍拿筷子和刀叉慢了些，穆宗就親手將他刺死。野蠻的酷刑和殘殺激起了身邊人的無比憤恨,穆宗的殘暴終於換來殺身之禍。應歷十九年（969年），遼穆宗前往黑山（今內蒙古巴林右旗崗根蘇木境）打獵, 就在他爛醉如泥的時候，近侍和廚子上前將他殺死。之後，蕭太后和遼聖宗母子勵精圖治，一掃遼國的頹廢，使遼國國力達於鼎盛。但是，聖宗長子耶律宗真即位以後，由於他連年征戰，再加上他本人篤信佛教，窮奢極欲，遼國政治從此腐敗，國力急遽衰落。
(1055年)，耶律洪基即位，是為遼道宗。遼道宗在位長達47年之久，他在位期間，遼國政治更加腐敗。遼道宗重用耶律重元等姦佞，自己不理朝政，結果導致“重元叛亂”。此外他還篤信佛教，在位期間曾大修佛寺佛塔，社會風氣日趨消極。遼道宗統治後期，錯誤地製造了“皇后案”和“太子案”，極大地挫傷了遼國的元氣。遼道宗的皇后蕭觀音也出身於“一門出三後，四世出十王”的遼朝蕭家。史載，蕭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她因生下皇太子耶律浚，加之達曉事理，在朝野上下深孚眾望。蕭觀音非常關心朝政,她對遼道宗終日飲酒作樂，不理朝政的行為深感不安。蕭觀音多方進諫，規勸遼道宗以國家社稷為重，遼道宗對蕭觀音的良苦用心不但不領情，反而對她逐漸疏遠。
太子耶律浚長大涉政後對耶律乙辛等奸臣的行為極其不滿，耶律乙辛也把太子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為了廢掉太子，耶律乙辛煞費心機，偶然間他讀到了蕭觀音的《懷古》詩，靈機一動，計上心頭。耶律乙辛向遼道宗密奏蕭皇后和伶官趙惟一有染，並拿出《懷古》一詩，詩中有“宮中只數趙家粧，惟有知情一片月”一句，耶律乙辛誣陷詩中的“趙惟一”三字說明皇后與趙惟一通姦，遼道宗竟然信以為真。這時候,遼國社會流傳一首《十香詞》，詞句非常香艷，據說《十香詞》出自蕭觀音之手。蕭觀音深居宮中，又有詩人的浪漫，寫出這樣的詞句本來無可厚非，耶律乙辛竟誣稱《十香詞》是蕭觀音寫給趙惟一的信物。遼道宗勃然大怒，不聽蕭觀音的苦苦辯解，詔令蕭觀音自盡，年僅36歲的蕭觀音絕望地寫下一首悽慘絕倫的《絕命詞》後自縊而死。蕭觀音死後不久，太子耶律浚也受到耶律乙辛的陷害而死。“皇后案”和“太子案”在遼國激起軒然大波，遼國百姓群起而為蕭觀音母子鳴冤，這兩起冤案使得遼朝統治集團大失人心。之後耶律乙辛還不罷休，大肆誅殺與太子關係密切的朝臣，造成巨大的內耗。遼道宗死後，更為殘暴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上臺，遼朝的滅亡也就成了必然。遼的腐朽統治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滿，尤其是其間被遼統治者壓迫的女真族開始興起，最終成為遼的掘墓人。
天祚帝耶律延禧很喜歡捕魚射獵，現在河北張家口壩上有一個安固裏淖旅遊區，在遼朝時是天祚帝最喜歡遊玩的地方。據《遼史》記載，僅此一處，天祚帝在位時七次來遊獵取樂。天祚帝時期，遼國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但是契丹貴族渾然不知。對所轄女真族的壓迫日甚一日，好獵的契丹貴族經常派出使者到女真人的領地強行索要海東青。使者兇橫殘暴，到處搜刮勒索。污人妻女，並常常去榷場中強買強賣女真人的貢品，還戲稱為“打女真”。天祚帝哪知道，女真族仇恨的怒火正在暗中蘊積，只待機會熾然燎原。遼天慶二年，天祚帝到混同江（今松花江）遊獵玩耍。依照遼朝禮制，四周各部落的酋長都來拜會這位大朝天子。酒宴之間，天祚帝喝得高興，命各位頭人挨個跳舞助興，偏偏女真族酋長完顏阿骨打神情冷漠，推辭不能，這場宴會鬧得不歡而散。天祚帝本想殺掉阿骨打，但是又怕引起其他酋長的反對，就把這件事擱在一邊。
阿骨打性格剛直，早就不滿遼朝貴族欺負女真人民。他繼任完顏部首領後，建築城堡，打造軍器，訓練人馬，逐步統一了女真各部，積極準備反遼。天慶四年冬，完顏阿骨打召集周圍女真部落，以2500兵馬，一舉攻下遼國的寧江州（今吉林扶餘）。不久，女真人又在出河店（今黑龍江肇源）大破遼國軍隊。天祚帝又驚又怒，親率70萬大軍御駕親徵。完顏阿骨打當時只有兩萬兵，但“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兩軍相會，女真將士以一當百，把遼軍殺得屍橫遍野。遼天祚帝連夜潰逃，才算保住了性命。從寧江州戰場中逃潰的殘兵敗將四處劫掠，朝廷以擔心他們相聚為患為由，不予治罪。當時，軍隊中流傳著“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的說法。戰士既貪生怕死，武官見皇帝無能，遂生變節之心。不久，遼軍都監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亂。雖然叛亂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叛亂分裂的風潮在遼朝內部越積越濃，不久渤海國也發生叛亂。一時之間，遼朝內外交困。
煙消雲散
當大遼昏君權臣在一點點地恣意破壞著祖宗留下的基業時，被他們壓迫奴役的群體以不同的方式發動了滅遼戰爭。阿骨打的實力不斷壯大、雄心日益膨脹。加之，北宋政權對幽雲十六州揮之不去的情結促使著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對遼的用兵。多種力量匯集在一起，遼朝滅亡的命運似乎已經難以避免了。
為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遼統治者對百姓政繁賦重、淫刑吝賞，對廣大人民群體的剝削日甚一日，造成民罹涂炭。基層百姓怨聲載道，反抗情緒廣為散佈。他們最初選擇逃亡，農民遊食四方，官府為了保證稅收、防止流民鬧事，採取了更為嚴厲的防範和打擊措施，同時把逃亡農民的賦稅攤派到沒有逃亡的農民身上，此舉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破產和更大規模的流亡。“官逼民反”，走投無路的百姓開始走向公開對抗官府的道路。天慶六年，渤海人高永昌殺掉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皇帝，揭竿起義，短短的十餘天，“遠近響應”，匯集了近萬人的隊伍，可見民間反官府力量之龐大。
與此同時，不甘忍受迫害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帶領下，把反遼建國事業大大地推進了一步。遼天慶五年，阿骨打在會寧（今黑龍江阿城南）正式稱帝，國號大金。這時候，遼朝兵力大部喪失，不滿遼朝貴族統治的北方人民，積極合作，發動了更為廣泛、更大規模的起義。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匯在一起，遼的喪國指日可待了！ 此時，北宋政權也乘遼國衰微之際積極收復失地。有人向宋徽宗提議，遼朝行將滅亡，收復北方燕雲失地，機不可失。宋徽宗派人從山東渡海，前往金朝會見阿骨打，表示願意夾攻遼朝。雙方約定滅掉遼朝之後，北宋收回後晉時期割讓給遼朝的燕雲十六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給遼朝的銀、絹，如數轉送給金朝，歷史上把這件事稱作“海上之盟”。 遼軍潰敗之後，天祚帝只得逃入夾山（今內蒙中部武川陰山一帶）。倉皇敗逃途中，天祚帝仍舊不改往日惡習，仍然常常帶著隨從打獵飲酒。天祚帝文妃蕭瑟瑟見國事當頭，皇帝卻畋遊無憂，忠臣良將廣遭疏斥，便做詩諷諫：“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宮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蓄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帝讀完此詩，以為文妃諷刺自己柔弱無能，聽由強臣擺布，惱怒之下，下令賜死文妃。
金軍起兵不到十年，勢如破竹，連戰連捷，接連攻下遼國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以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雖然1124年完顏阿骨打病死，但金滅遼的勢頭沒有絲毫減弱。即位的金太宗聯合西夏，對天祚帝窮追不捨。金天會二年（1124年）冬，天祚帝不聽大臣耶律大石等人的勸阻，率殘軍出夾山，南下武州(今山西省神池縣)，試圖收復山西州縣，結果又被金軍擊敗，許多部下投降了金軍。金天會三年（1125年）正月，天祚帝經天德軍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過沙漠，向西逃竄，路上水糧斷絕，只能吞咽冰雪充饑止渴。二月，他逃到應州新城(今山西省懷仁縣西)東，被金兵追上俘獲。金太宗降封他為海濱王，不久改封為豫王。沒過多久，金人又將他殺死，並且驅趕馬群將他的屍體踩成一攤肉泥(一說於1178年病死)，至此，大遼國的主體已經滅亡。
從恃強淩弱，到任人欺淩，大遼政權經歷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們注意。通過上述對遼代歷史的縱向分析不難看出，遼朝的滅亡在道宗執政時期就已經註定，這一點已被當時人和稍後的達人賢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後七子之一”的浙江臨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資治通鑒》時，對遼的滅亡有精闢地評價：“道宗之初，似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賊殘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戲，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貪贓枉法，極大地損害了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利益。當時的時局已經是“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王宗沐於是肯定地說：“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實確如此，天祚即位後，既沒有能力重振朝綱，力挽將傾之廈，卻又在行將倒塌的大廈上投下了“最後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國稻草”。遼勃興之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冉冉升起的、披堅執銳的草原雄鷹形象；遼之衰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病魔附體的瘟雞形象。遼朝之敗，在於它既拋棄了熟悉的草原環境和喪失了本民族優秀品質，又沒有真正學習到中華傳統的儒家治理國家的精髓和實質，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習性，豈有不亡國之理？！
遼國滅亡後，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擁戴。此後他揮兵西進，捷報頻傳，擊破西域諸政權十多萬大軍，並於1128年在起爾曼（今烏茲別克布哈拉）稱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稱西遼。他即位後，派兵東行伐金遭到失敗，但在中亞，西遼的軍隊稱得上“萬里可橫行”，連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稱臣，成為西遼附庸。耶律大石精通遼、漢文字，博學多識，他把整個遼國制度搬用於西遼。耶律大石之後，西遼政權趨於穩定，統治者內部再生驕奢淫逸之風，醉生夢死。軍紀敗壞，以燒殺劫掠為快事，劫來財物之後，又常常因為分贓不公發生內部戰爭，一些將領率領軍隊出走，大大削弱了國力。一部分出走的將領投靠了漸趨強勁的蒙古族貴族成吉思汗，西遼遂成為蒙古族貴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遼亡於蒙古，計統治80餘年。
隨著西遼的滅亡，契丹民族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契丹的本意是“鑌鐵”，也就是堅固的意思。這個剽悍勇猛、好戰兇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時間裏曾經揮斥長城內外，輝煌一時。但令人驚異的是，這樣一個稱雄一時的民族，自明代以後就集體失蹤了，人們再也聽不到關於他們的消息。到清代，有學者注意到，在遼闊的呼倫貝爾草原上活躍著一支特色鮮明的草原民族——達斡爾人。通過比較，人們發現：達斡爾族和契丹族在生產、生活、習俗、宗教、語言上有大量的相似之處，大量證據表明，達斡爾人是繼承契丹人傳統最多的民族。然而，在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之前，許多學者對這個集體消失的民族仍然懷著極大的興趣關注著，探尋著……
南冠北繫
南冠北係：南唐覆亡真相
南唐，建國於937年，亡於976年，歷前主李昪、中主李璟、後主李煜三世，享國共39年。南唐轄土不過江淮，最盛時也僅有35州，大約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蘇、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這樣一個標標準準的小國，就如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浪花而已，太過平凡而普通，本來人們應該很容易就把它遺忘掉了。但因為和一個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南唐從此不朽。這個人就是李煜，一個謎一樣的皇帝。
李煜出生於農曆七月初七，這一天恰是中國傳統的“七夕節”，一個頗賦傳奇色彩的東方式“情人節”。巧的是，李煜在人間度過42個春夏秋冬之後，又在同一天與世長辭。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跡，他聰穎過人，博通眾藝，書法自創金錯刀、攝襟書和撥鐙書三體。畫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謂“鐵鉤鎖”。通曉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鈴曲破》等曲，又曾與昭惠周後審訂《霓裳羽衣曲》殘譜。兼富於藏書，精於鑒賞。詩文俱佳，詞則尤負盛名。凡是中國人，凡是識點字的，對李煜寫的詞多多少少都會知道一些：“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道多少”等。無數人震驚於他的藝術才華之餘，都有一個問題要問：這樣頗具“才情”的聰明人怎麼會守不住祖宗傳下來的那點基業呢？難道真是詩人誤國嗎？
創業艱難
在探究南唐覆滅的真相時，我們需要把目光稍微放遠點，才能把問題看得比較全面。我們先從南唐的立國者李煜的祖父李昪（888—943年）談起。因為他在創立這個國家時留下了很多的負面東西，讓他的子孫嘗盡了苦頭。
五代十國是中國大一統過程中的一個插曲。鼎盛的唐朝經“安史之亂”打擊後，一蹶不振，百病叢生。其內有宦官專政、朋黨爭權、藩鎮割據，外有吐蕃、南詔、回紇侵擾。尤其是那些藩鎮，擁兵自重，不受中央節制，實際上就是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藩鎮一直尾大不掉，肅宗之後的歷代皇帝大多無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黃巢義軍席捲全國，最後攻破洛陽、長安，毀去了唐王朝的最後一點顏面。借機而起的朱溫覺得唐王朝已無存在的必要，就廢去了自己新立的一個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國號為“梁”，五代十國大動蕩、大分裂的局面就這樣開始了。
北方地區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你爭我奪，戰火連綿，南方則有十個小國星羅棋佈。南方諸國中，以吳國和南唐疆域最大，國力最強。南唐尤以立國時間久、保持穩定時間長而著稱。南唐王朝的締造者，就是自稱唐宗室後裔的李昪。李昪是吳國的宰相徐溫的養子，原名徐知誥。徐溫死後，吳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誥通過廢長立幼，逼其禪讓，奪取了皇位，改國號為大齊，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誥宣稱自己為唐玄宗的後代，就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自己也改名李。李昪是個很有作為的開國之君。江淮本來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時最重要的財源，曾力撐唐王朝達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後，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減免賦稅，均定田租，發展生產，獎勵農民墾種，栽桑養蠶，發展經濟作物和工商業，使江淮獨在五代亂世中能“比年豐稔，兵食有餘”。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說：“南方諸國君主固無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後唐明宗也難望其項背，能勝過他的惟有後周世宗柴榮。”
李昪與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一樣，都在社會底層生活過，知道江淮經歷多次戰亂，百姓早已困頓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與民休息，不謀求軍事擴張，要求子孫不得更改。這種想法雖好，但在兵荒馬亂的五代十國時代，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發展。有一次，因為江淮連年豐收，大臣們都要求趁北方混亂之機北伐，恢復唐朝原來的疆土。李昪說：“我自小在軍旅中長大，滿眼看到的都是戰亂給百姓帶來的嚴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還要奢求什麼？”還有一年，吳越國發生了特大的火災，宮室和府庫都被燒得面目全非，作戰用的兵器鎧甲幾乎被燒沒了，吳越國王錢元受到驚嚇發狂病。這時，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載難逢的良機發兵，一舉滅掉吳越。李昪不但沒有答應，說，我不做幸災樂禍的事，反而派人到吳越去慰問，此後又送去大量救濟物資。一次，他在和大臣討論政事時透露了他採取保境安民的原因。當時朝中大臣宋齊丘和馮延巳都說應當出兵吞併楚、吳越和閩國，李昪卻說：“吳越的錢氏父子總是討好中原政權，發兵攻打，不僅師出無名，弄不好就會招來中原軍隊。閩國地勢險要而且土地貧瘠，發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結束戰爭。即使是佔領了也未必能夠得到多少好處，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損失的大，而且閩人不好治理，好作亂。發兵攻打的最佳對象應該是楚國的馬氏政權，而且也能輕易奪取。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施仁政，枉法亂國。總之，不要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惡名，昔日孟子還說過，燕人去攻打齊國的時候，還擔心會驚動四周的鄰國，我可不想得到這麼一個結果。”原來他不去開疆拓土，除了厭惡用兵禍亂百姓這一原因外，還有想留下個好名聲、做個好人的心理，這樣做，顯然過於保守和迂腐。修內政和繕兵甲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後周世宗柴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實際上，在五代十國時期，僅滿足於做割據一方的諸侯是不行的，時代呼喚統一，不壯大自己的實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昪不去消滅吳越，為其後代留下了一個後患。更可怕的是，南唐傳到後主李煜手中時，這項基本國策還在實行著，面對北宋趙氏咄咄逼人的態勢，南唐的“保土安民”與引頸受戮別無二致。
前主李昪還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這使他的兒子和孫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風。中主李璟也很尊崇佛法，他聽說有位禪師文益很有佛名，於是把他請到金陵住進清涼寺作為國師，文益死後李璟封他為“大法眼禪師”。到後主李煜時，已經到了瘋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濟眾僧，如果有道士願意做僧人的話，就贈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無罪釋放了。李煜還在境內大修佛寺，並大量賜土地給寺院。金陵禪院裏面，供養著包括日本、北韓等國來的上萬名僧人，吃穿用度都來自國庫。北宋大軍兵臨城下時，他一方面令軍士念救苦菩薩，另一方面親自上陣，給佛祖寫了一封信，許諾兵退之後要造佛建塔、齋僧萬員。《十國春秋》至此嘆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可謂至語。
李昪種下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在繼承人的問題上舉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層人心渙散、離心離德。李昪在世的時候，中主李璟是長子，按說應該由他來繼承皇位，但李昪卻並不喜歡他，他鍾愛自己的第二個兒子李景遷。不幸的是，李景遷後來死了，李昪又打算傳位給第四個兒子李景達。這不僅製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他們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幫結派；也缺乏對儲君進行必要的培養和指導。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服丹藥中毒突然死去，最不願意做皇帝、確實也沒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璟，竟然登上了帝位。
守成非易
中主李璟（916－961年）在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死後，繼任當了皇帝，改元保大。稱李璟為守成之君是有點拔高他了，我們之所以這麼說，主要是相對於後主李煜而言的。畢竟李璟沒有把基業給丟掉，而且在其即位的初期，由於南唐國力強盛，還擴展了國家的版圖，吞併了一些州縣，將李昪傳下來的28個州增加到35個。只是到了統治後期，昏聵的李璟遇上了英姿勃發的後周世宗柴榮，李璟在兩人的較量中一敗塗地，丟失了大片土地，軍隊精銳喪失殆盡，國家淪為後周的附庸，從此一蹶不振。
李璟愛好文學，性情溫和，最喜歡別人順著他，對他說好聽話，這樣一來，那些諂諛之臣有了用武之地，朝政日亂。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寵臣馮延巳（馮延巳字正中，他的號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號延巳，又一說號延己）。馮延巳在中國的詩詞史上的地位緊追南唐二主之後。他的詞流傳下來的有一百餘首，留有《陽春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馮正中（馮延巳，字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劉熙載在《藝概》中也說：“馮延巳詞，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歐陽永叔（歐陽修）得其深。”可見馮延巳對宋詞影響之大。
如此優秀的一位詞人，馮延巳在政治上卻是一個十足的卑鄙小人。前主李昪很欣賞青年時期馮延巳的才華，就封他為秘書郎，讓他陪伴太子李璟。喜歡填詞作曲的李璟對馮延己一見如故，兩人愛好相同，經常作詞唱和，感情自然與日俱增。所以，自李昪做齊王起，馮延巳便一直擔任他的掌書記，其後又兩次擔任宰相，權傾朝野。就這麼一個人，在獲得人主的恩寵之後，馬上作威作福起來。為了能買到姬妾，他竟和弟弟馮延魯偽造了一份前主李昪的遺詔，下令：聽任民間出賣兒女。大臣蕭儼識破了他的伎倆，告到李璟那裏，但李璟為了照顧到馮延巳的面子，竟然不了了之。馮延巳為了邀功固寵，用盡了手段。前主李昪死後，李璟剛剛即位，當時還只是一個掌書記的馮延巳，就跑來跑去和李璟說閒話，一天要去好幾次。弄得李璟都覺得有點討厭，就訓斥他道：“即使是當掌書記也應該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吧，你怎麼這麼討人嫌，總往我這裡跑呢？”這次雖然吃了個“閉門羹”，但他摸準了中主李璟愛慕虛榮的心理，一找到機會就用花言巧語來獻媚取寵。一次，他說：“原來打仗時，我們僅僅損失了幾千士卒，先皇便吃不下飯，這種鄉下老農的做法怎麼能成就天下大事呢！現在陛下有幾萬軍隊在外面作戰，照樣宴樂擊球，這才是真正的英明之主啊！”這話後來傳到中主那裏，李璟聽起來十分受用。馮延巳當宰相後，知道李璟不愛勤政，為了自己能大權獨攬，就撒了個彌天大謊：“天下之所以不能國泰民安，是因為我不能施展出我的真正才能，陛下以後不要親自處理那些具體的事情了，交給我來辦就好了。”這正中中主的下懷。馮延巳真正的才能如何呢，從處理湖南叛亂時的手忙腳亂、喪師失地可以看出，他這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施政本事。
同朝的大臣對馮延巳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一次，馮延巳對大臣孫晟出言不遜，他說道：“你小子是憑什麼混到現在這個官的？”孫晟怒氣填膺，就回敬道：“小子我只不過是江北過來的一個書生，要論捉筆填詞，不及你的十分之一，要論喝酒和搞笑，也不及你的百分之一，要論諂媚陰險與狡詐，更比你差千倍萬倍。你時常鄙視我，這我也倒無所謂。可是皇上讓你輔佐太子，是讓你用道德來影響他，你可不要誤了國家大事呀！小子我擔任現職，不知道憑什麼得來的，但你所擅長的那些邪門歪道，恐怕要敗壞我們這個國家了。”由此可見馮延巳人品之差。
但李璟身邊的這種小人遠不止一個，除了馮延巳、馮延魯兄弟二人外，還有陳覺、魏岑、查文徽。這五個人狼狽為奸、結黨營私，把持敗壞朝政，南唐人把他們五人稱作“五鬼”。“五鬼”如此不堪，李璟應該不會不知，他之所以對他們如此優容，還有他更深層次的原因。馮延巳、馮延魯、魏岑都是齊王府裏的舊僚，都是李昪的心腹，是李昪精心培植的一股勢力。李璟雖然已經登上了皇位，但前主李昪選嗣不當造成的裂痕還在，當年全力擁戴二王子景遷的宋齊丘今日也還在朝中，並與陳覺結黨，勢力頗為不弱。所以，雖然李璟高高的坐在皇帝的寶座上，卻難免會脊背發涼，很難保證哪天不會被從皇位上拖下來殺掉。為了讓自己王位坐得長久，無形當中他就把自己和馮延巳等人綁在了一條船上，下面的大臣越是對他們進行彈劾，他越不為所動，甚至往往還會免去彈劾者的官職。這種短視和淺見只能使南唐的政治越來越腐朽，越來越黑暗。
李璟在選嗣的問題上，麻煩不斷。即位之初，他曾在父親李昪的梓棺前發誓，要遵守李昪“兄終弟及”的遺詔，等自己千秋萬載後就傳位給三弟景遂。一開始時他也確實準備這麼做：中興五年（947年）他立景遂為太弟，以作儲君；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把自己的大兒子弘冀封為藩王，讓他離開京城去鎮守邊境。但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打亂了這一切。中興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後周世宗柴榮開始進攻南唐，大軍長驅直入，摧枯拉朽，大將或被捕或被殺，僅有的15萬大軍幾乎消耗殆盡。消息傳來，南唐舉國震驚。在大臣們的勸說之下，李璟把長江以北的14個州割讓給後周，同意去掉皇帝的稱號，稱唐國主，奴顏婢膝地向後周上表稱臣，並以後周的正朔為年號（時年為後周顯德五年）。柴榮基本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就班師回朝。江南獲得了短暫的安寧。
與時同時，南唐圍繞立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後周大軍兵臨城下之時，李璟曾想將皇位禪讓給皇太弟景遂，並讓太傅宋齊丘總攬大權，但尚書陳喬認識不妥。出人意料的是，皇太弟景遂和景達接連上書推辭，都不願為儲，李璟遂乘機毀掉“兄終弟及”的誓言，將皇太弟景遂發往洪州做晉王，立自己的長子燕王弘冀為太子。太子弘冀沉厚寡言，屢有戰功，按說是個很不錯的人選，但長時間的等待和煎熬已經讓他失去了耐心，他變得剛愎自用、兇狠殘暴起來。為了改變李璟那種國主軟弱、朝綱不振的局面，他準備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讓朝廷中那些他不喜歡的年老的官員統統罷官。這批失意的人就聚集在李璟的周圍哭訴太子弘冀的種種不是，讓心腸軟的李璟很生氣，有一次他把太子叫來，用球桿狠狠地打了他一頓，還說要廢了他，仍立景遂為皇太弟。太子聽了很慌張，驚懼之下派人去洪州，下毒鳩殺了自己的叔叔，製造了骨肉相殘的宮廷血案。太子的醜行瞞過了大家的眼睛，卻瞞不過自己的良心，他突然開始生起病來，病情日漸加重，最後不治而亡。
李璟接連喪弟失子，諸子之中，以六子從嘉最為年長，李璟就不顧大臣的反對，於北周顯德六年（959年）將其立為太子。北宋建隆二年（961年）6月，李璟死去，太子從嘉繼位，這就是南唐最後一位君主李煜。
李璟這樣做是極不明智的，拿他自己來說吧，他就是一個不怎麼喜歡政治、不願意當皇帝也不怎麼會當皇帝的人，被逼無奈才勉力為之。李璟在位期間，南唐國力江河日下，僅僅是當時北方多事，國家才沒有亡在他手上。可惜的是，他雖然知道這一點，卻又重蹈覆轍，立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的太子，南唐國滅為天下笑，李璟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危機四伏
南唐後主李煜，原名從嘉，字重光，號鍾山隱士、鐘峰隱者、蓮峰居士、鐘峰白蓮居士。他不僅生日特別奇巧（他出生於七夕節），出生之後的相貌也與常人不同，史書稱之為“駢齒重瞳”，就是有兩層門牙和一個眼睛裏有兩個瞳孔。他長大之後，英俊秀美，才氣逼人，他“精究六經，旁縱百氏”，善詩詞、精書畫、通音律，身邊簇擁著南唐文人韓熙載、馮延巳、李建勳、徐鉉等。在即位之前，他一直過著“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的文人雅士的生活。
他本來就詩心風流，南唐政治鬥爭的殘酷更加促使他選擇逃避現實，一心向文。他父親是個溫厚、與世無爭的人，因為皇位的問題卻屢屢和皇叔們鬧得不歡而散，朝中大臣們亦是貌合神離，父親整天愁眉不展，讓他覺得為人君也沒有多少樂趣。給李煜刺激最大的還是他的哥哥前太子弘冀，他們之間本來感情很好，是無話不談的兄弟。但李煜長大之後，慢慢有了人君之像，尤其是他眼睛重瞳，這是傳說中的大舜和西楚霸王項羽才有過的異相。弘冀慢慢對李煜嫉恨起來，害怕李煜將來和他爭奪太子之位。李煜其實對皇權這東西並不感興趣，他後來給趙匡胤的上書時曾說過：“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萌育。樂日月以優遊。”他在《漁父》詞中也說：“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這些話確實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哥哥弘冀猜忌他，他雖然很傷心，但他對哥哥還是一如既往的好。弘冀因為玩弄陰謀，重疾纏身，李煜跑前跑後地照顧他，弘冀深為感動。所以，在臨死之前，弘冀對李煜吐露了他毒殺皇叔景遂的人間慘劇，這極大地刺激了李煜，使他對政治愈加厭惡。
因為李煜不是長子，而且弘冀也非常能幹，李煜從未想過去做一國之君。他很想在藩王的位置上終老此生就可以了，他為自己取號為：鍾山隱士、鐘峰隱者、蓮峰居士、鐘峰白蓮居士，其中均飽含著消極出世、逃避遁隱的意味。但弘冀和他父親相繼死後，南唐的江山卻意外地落到了他的手上。更加無奈的是：此時分裂的局面已經接近尾聲，中國大統一的格局隨著一個人的即位已經越來越近，這個人就是趙匡胤，一個應後唐明宗李嗣源祈禱而生的人物。
據說，五代時後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年，唐沙陀部人），勤於治國，“天下粗安”，被後世譽為“小康”之主。在一次祭祀活動中，他無限真誠地禱告：“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沒過多久，趙匡胤（927—976年）就在後唐禁軍將領趙弘殷家裏誕生了。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大宋。最幸運的是，他得到一份很好的家業。創造這份家業的是一代英主柴榮（921－959年），柴榮在位五年有餘，曾決心“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他大刀闊斧地改革政治，整頓軍事，獎勵生產，興修水利，熔佛鑄幣，均定田賦。他南征北戰，先後取後蜀階、成、秦、鳳四州和南唐江淮地區14州，又北攻契丹，不折一將一卒，一舉收復莫、瀛、易3州17縣，為北宋的統一打下堅實的基礎。趙匡胤登基後，採取了“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爭方略，準備依次吞併南方的荊南、南漢、後蜀、吳越、南唐等割據政權，最後再來對付北邊的勁敵遼朝和在遼朝控制下的北漢。
李煜接手的南唐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國庫不豐，又屢興干戈，還要不停地向北方上貢。後周顯德五年（958年），中主李向後周稱臣後，以勞軍的名義，向柴榮送上銀、絹、錢、茶、谷共百萬。李煜剛登基時，也給北宋貢去了金器2000兩、銀器20000兩、紗羅繒彩三萬匹。為收買北宋宰相趙普，一次就送給人家50000兩白銀。南唐本是小國，這樣折騰的結果常常是入不敷出，中主李 末年就有大臣鐘謨請求鑄大錢“永通泉貨”，以一當十，來度過財政危機。李煜即位後，又於乾德二年（964年）發行鐵錢來救急，同時還要巧立名目收稅來增加收入，發展到後來，連民間鵝生雙蛋、柳條結絮都要抽稅，真是窮瘋了！南唐在多次戰爭中精銳盡失，剩下的大多疲憊不堪，士氣低落。作為戰略緩衝之地的江北14州既已失去，一旦北宋軍隊渡過長江，南唐都城大門洞開，再無險可依。本來北人不適舟楫，南唐水軍犀利，但南唐水軍被北宋誘降、俘虜者不在少數，趙匡胤就用這些人加緊訓練水軍，南唐最後的一點優勢也喪失掉了。
南唐國中大臣一直精於弄權。自南唐開國後，就有宋齊丘和孫晟結成兩黨，爭鬥不已，互相攻擊，造成了極大的內耗，前主李和中主李均不勝其煩。李煜即位後，朝中亦不乏碩才俊士，如：蕭儼、陳喬、徐鉉、韓熙載、潘佑、張等，但由於李煜摸不透他們的脾氣，所以並不能做到知人善用，最典型的就是韓熙載。韓熙載（902—970年），山東北海人，字叔言，五代南唐進士，工於文章詩詞。他是南唐三朝老臣，兵部尚書。年輕時志向很大，他離開家鄉來江南時，一個叫李的好朋友來給他送別，他就對李說：“江南要是任用我為宰相，要不了多久就會長驅直入，平定中原”。李也說：“中原要是讓我當宰相，平定江南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樣容易。”後來後周進攻江南，果然任用李為將，輕易就奪取了淮南之地。韓熙載因為是北方人，始終沒有得到重用。李后主剛即位時，猜忌心很重，鳩殺了很多從北方來的大臣，韓熙載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故意縱情聲色。李煜對韓熙載的放蕩行為很不滿意，就派畫家顧閎中潛入韓家，仔細觀察韓的所作所為，然後畫出來給他看。這幅畫今天珍藏在故宮博物院，畫名就叫《韓熙載夜宴圖》。如此精美傳神的圖畫，背後折射出來的卻是當時南唐君臣互相懷疑、彼此不信任的尷尬狀態。事後，韓熙載還是沒有被李煜重用，最終在淒涼中死去。
南唐更無成功的外交可言。雖然也是“遠交近攻”，但畫虎不成反類犬。吳越國和南唐挨得最近，前主李時主動和其修好，甚至在吳越國有難的時候去救濟人家，喪失了一次又一次獨霸江南的好時機。中主李時，閩國內亂，南唐趁機搶奪地盤，吳越國也插手其中，兩國終於反目，但兩國並未全力火並。吳越國後來就投靠了北周及以後的北宋，每次南唐被北方進攻，吳越國都要趁火打劫一番，南唐卻也無可奈何，這是“近攻”。至於“遠交”，是指北方的兩個國家：契丹遼國和北漢。契丹是南唐努力結交的對象，但此時的遼主是歷史上有名的昏君遼穆王耶律（931－969年），號稱“睡王”，經常酗酒，性情殘暴，視人命如草芥，稍有不如意就殺人，如此一個昏君，自然不把南唐放在心上，遼穆王貪圖的只是南唐的那些禮物。遼穆王還曾派自己舅舅出使南唐，由於南唐照顧不周，竟被後周的刺客割去了首級，遼穆王大怒，從此與南唐絕交。
雖然如此，李煜還是打起十二分精神來打理國家，力圖給死氣沉沉的南唐帶來一點改變。即位初年，李煜也確實勵精圖治，賞罰分明。他建立龍翔軍，操練水戰，以備不時之需。金陵烽火使韓德霸負責京城治安，但此人飛揚跋扈，經常無故欺壓百姓，國子監教授盧郢打抱不平，將韓德霸拉下馬來，痛揍了他一頓。韓德霸來李煜面前哭訴，李煜毫不手軟，立即革了韓德霸的職。人們都為後主如此乾脆利落的手段而眼前一亮，此事一時傳頌江南。李煜一直想物色一位傑出的宰相，來輔助他挽狂瀾於既倒。他也試圖發揮韓熙載的作用，卻因無法接受這麼一個放蕩不羈、縱妾賣春的人來做宰相，事情最終不了了之。他時常大力稱讚那些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比如陸昭符入宋不辱使命，集賢殿學士徐鍺，守正不阿，為國選拔了許多英才。這讓滿朝上下心服口服，一時人心思進，南唐氣象為之一變，國家也獲得暫時的安寧。
國滅身囚
日子一長，李煜就被暫時的安定蒙蔽了，放鬆了警惕，開始胡作非為起來。李煜佞佛，每次散朝以後，李煜就和皇后換上僧服，開始頌經拜佛，天天如此，以至於他臉頰上長出了一個贅瘤。佞佛之外，他還愛下棋，為了和他的近侍下棋，他常常拒絕召見大臣。無聊之餘，他又琢磨著怎麼樣改進造紙和制硯的技巧，好紙好硯是造出來了，政事卻也荒廢了。他的皇后是個很會玩的女人。她善彈琵琶，後主就為她找來燒槽琵琶，她創制一種葉子格遊戲（類似於今天的紙牌遊戲），還精通服裝設計，創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裝，又會製造香水，尤喜舞蹈。李煜對皇后情有獨鍾，雙宿雙飛，遊戲人間，難免慢怠了政務。李煜的《浣溪沙》將這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描寫得極其生動：“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又聞蕭鼓奏。”他時常沉醉於兒女私情中不能自拔，有兩首詞將他的這種情緒表述得最為清晰，一首為《一斛珠》：“曉粧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囊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謬腕。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另一首為《菩薩蠻》：“花明月黯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 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這兩首詞都寫得十分香艷，不似人君所為。他有宮女名 （音杳）娘，輕麗善舞，用帛纏足，纖小彎曲像新月，著素襪在六尺高的金制蓮花上旋舞，飄飄然有淩波仙子的姿態。相傳中國婦女的纏足，從那時開始。荒淫如此，不亡何待？
後主李煜在這邊悠遊度日，趙匡胤統一天下的網卻越收越緊了。966年，北宋在滅掉後蜀之後，將兵鋒指向了南漢，為了節省點氣力，同時為了考驗一下南唐的忠誠度，趙匡胤降旨，讓南唐後主給南漢寫封勸降信。李煜雖然照辦了，但也被這種羞辱深深的刺痛了。他又打算奮發圖強了。次年三月，李煜下令讓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等，分班於光政殿值夜，召對諮詢，指陳時政，論古今得失，往往進行到深夜。這架勢看起來很不錯，但大家提了很多建議，李煜卻不知道怎麼採用。過了一年之後，他見局勢沒有什麼變化，就故態複萌，又開始宴樂遊玩了。
他幼稚地認為只要自己不停地上貢，以誠相待，趙匡胤就會放過他，任他偏安於東南一隅，延續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的故事。所以，他聽不進去大臣們的勸告，尤其是那些久經沙場的老將們的建議。970年，北宋傾力猛攻南漢，邊防空虛。南唐大將林仁肇上言，願“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肥、淮，據正陽，”可以收復江北全境。李煜害怕會得罪北宋，拿出前主李“保境安民”之令，曰：“無妄言，宗社斬矣。”趙匡胤素來忌憚林仁肇的威名，就使出了一招非常拙劣的反間計。他拿出一副林仁肇的畫像來讓南唐的使臣看，說這是林仁肇準備來投降的信物。使臣回來一彙報，李煜就信以為真，立即派人鳩殺了林仁肇，自毀長城。林仁肇死後，將士離心，南唐國勢愈來愈弱，日薄西山，已是不可救藥了。
趙匡胤統一的腳步越來越緊，974年，他兩次遣使讓李煜來東京開封面聖，兩次被拒絕。趙匡胤以出兵相要挾，李煜表現出了少有的頑強，他慷慨地表示要“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即使戰敗，也要“聚室而焚，終不做他國之鬼”。趙匡胤聽了他這些豪言壯語，不怒反笑：“此措大兒語，徒有其口，必無其志”，後來趙匡胤的話果然應驗。李煜在軍事上的無知是驚人的.當北宋大將曹彬在長江上搭起了浮橋，大軍陸續過江時，坐在宮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對大臣張說：“我也以為曹彬此舉近於兒戲，江上架橋，亙古未聞，怎麼可能會成功呢！”宋軍突破長江天險，在江南如入無人之境，不久就兵臨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宮中與和尚、道士們談經論道，賞畫作詞，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的情況。有一天，他登上城墻去巡視，才發現城外遍佈北宋的旗幟，京師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腳，他連忙讓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節委屈地解釋：南唐對太宗一向夠奴顏婢膝的了，只是因為有病才拒詔，不能到開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鋒相向。趙匡胤則充滿霸氣地說了那句流傳千古的名言：“臥榻之側，豈言他人酣睡！”開寶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來堆好了柴草，準備自焚殉國，到最後一刻卻放棄了，隨著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國破。
南唐滅亡後，李煜被帶到了開封，封違命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歲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詞，命人將他毒死。死後被追封吳王，葬洛陽邙山。
追思這樣一個帝王，後世人們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詞獨步古今、天下無雙，後期的經歷尤使他進入到了一個無人能及的獨特境界，寫出了“桃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離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的千古名句。但作為一個帝王，他的表現卻極其幼稚、低能。北方從北周柴榮起就屢有吞併南唐之心，趙匡胤960年即位後更是勵精圖治、虎視鷹揚，而後主卻一心只想虛與委蛇，稱臣、傾國力上貢、收買北宋大臣，幻想與虎謀皮，茍且偷生；內政不修，佞佛成性，宴樂無度，親小人、遠賢臣；外交上一無是處，更不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後蜀、南漢時，坐視不管；軍事上戰事未開，先自毀長城，殺了為北宋忌憚的名將，在北宋大軍猛攻長江防線時卻又無所作為，任其浮橋搭就，天塹變通途；金陵城被圍困，猶在宮中與道士和尚大談佛道，直到淪為俘虜才如夢初醒。如此帝王，稱其為昏君，也毫不為過。
南唐亡於李煜之手，卻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積而成的悲劇，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運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道：“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大開，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沒有亡國之痛，就不會有那些流傳千古的佳作，這就是所謂 “國家不幸詞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後人並沒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訓，南唐國滅149年後，同一幕慘劇再次上演，這一次，主角卻換成了滅國無算的趙匡胤的後代，另一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悽然登場了……
南唐，建國於937年，亡於976年，歷前主李昪、中主李璟、後主李煜三世，享國共39年。南唐轄土不過江淮，最盛時也僅有35州，大約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蘇、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這樣一個標標準準的小國，就如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浪花而已，太過平凡而普通，本來人們應該很容易就把它遺忘掉了。但因為和一個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南唐從此不朽。這個人就是李煜，一個謎一樣的皇帝。
李煜出生於農曆七月初七，這一天恰是中國傳統的“七夕節”，一個頗賦傳奇色彩的東方式“情人節”。巧的是，李煜在人間度過42個春夏秋冬之後，又在同一天與世長辭。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跡，他聰穎過人，博通眾藝，書法自創金錯刀、攝襟書和撥鐙書三體。畫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謂“鐵鉤鎖”。通曉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鈴曲破》等曲，又曾與昭惠周後審訂《霓裳羽衣曲》殘譜。兼富於藏書，精於鑒賞。詩文俱佳，詞則尤負盛名。凡是中國人，凡是識點字的，對李煜寫的詞多多少少都會知道一些：“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道多少”等。無數人震驚於他的藝術才華之餘，都有一個問題要問：這樣頗具“才情”的聰明人怎麼會守不住祖宗傳下來的那點基業呢？難道真是詩人誤國嗎？
創業艱難
在探究南唐覆滅的真相時，我們需要把目光稍微放遠點，才能把問題看得比較全面。我們先從南唐的立國者李煜的祖父李昪（888—943年）談起。因為他在創立這個國家時留下了很多的負面東西，讓他的子孫嘗盡了苦頭。
五代十國是中國大一統過程中的一個插曲。鼎盛的唐朝經“安史之亂”打擊後，一蹶不振，百病叢生。其內有宦官專政、朋黨爭權、藩鎮割據，外有吐蕃、南詔、回紇侵擾。尤其是那些藩鎮，擁兵自重，不受中央節制，實際上就是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藩鎮一直尾大不掉，肅宗之後的歷代皇帝大多無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黃巢義軍席捲全國，最後攻破洛陽、長安，毀去了唐王朝的最後一點顏面。借機而起的朱溫覺得唐王朝已無存在的必要，就廢去了自己新立的一個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國號為“梁”，五代十國大動蕩、大分裂的局面就這樣開始了。
北方地區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你爭我奪，戰火連綿，南方則有十個小國星羅棋佈。南方諸國中，以吳國和南唐疆域最大，國力最強。南唐尤以立國時間久、保持穩定時間長而著稱。南唐王朝的締造者，就是自稱唐宗室後裔的李昪。李昪是吳國的宰相徐溫的養子，原名徐知誥。徐溫死後，吳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誥通過廢長立幼，逼其禪讓，奪取了皇位，改國號為大齊，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誥宣稱自己為唐玄宗的後代，就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自己也改名李。李昪是個很有作為的開國之君。江淮本來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時最重要的財源，曾力撐唐王朝達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後，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減免賦稅，均定田租，發展生產，獎勵農民墾種，栽桑養蠶，發展經濟作物和工商業，使江淮獨在五代亂世中能“比年豐稔，兵食有餘”。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說：“南方諸國君主固無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後唐明宗也難望其項背，能勝過他的惟有後周世宗柴榮。”
李昪與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一樣，都在社會底層生活過，知道江淮經歷多次戰亂，百姓早已困頓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與民休息，不謀求軍事擴張，要求子孫不得更改。這種想法雖好，但在兵荒馬亂的五代十國時代，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發展。有一次，因為江淮連年豐收，大臣們都要求趁北方混亂之機北伐，恢復唐朝原來的疆土。李昪說：“我自小在軍旅中長大，滿眼看到的都是戰亂給百姓帶來的嚴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還要奢求什麼？”還有一年，吳越國發生了特大的火災，宮室和府庫都被燒得面目全非，作戰用的兵器鎧甲幾乎被燒沒了，吳越國王錢元受到驚嚇發狂病。這時，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載難逢的良機發兵，一舉滅掉吳越。李昪不但沒有答應，說，我不做幸災樂禍的事，反而派人到吳越去慰問，此後又送去大量救濟物資。一次，他在和大臣討論政事時透露了他採取保境安民的原因。當時朝中大臣宋齊丘和馮延巳都說應當出兵吞併楚、吳越和閩國，李昪卻說：“吳越的錢氏父子總是討好中原政權，發兵攻打，不僅師出無名，弄不好就會招來中原軍隊。閩國地勢險要而且土地貧瘠，發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結束戰爭。即使是佔領了也未必能夠得到多少好處，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損失的大，而且閩人不好治理，好作亂。發兵攻打的最佳對象應該是楚國的馬氏政權，而且也能輕易奪取。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施仁政，枉法亂國。總之，不要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惡名，昔日孟子還說過，燕人去攻打齊國的時候，還擔心會驚動四周的鄰國，我可不想得到這麼一個結果。”原來他不去開疆拓土，除了厭惡用兵禍亂百姓這一原因外，還有想留下個好名聲、做個好人的心理，這樣做，顯然過於保守和迂腐。修內政和繕兵甲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後周世宗柴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實際上，在五代十國時期，僅滿足於做割據一方的諸侯是不行的，時代呼喚統一，不壯大自己的實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昪不去消滅吳越，為其後代留下了一個後患。更可怕的是，南唐傳到後主李煜手中時，這項基本國策還在實行著，面對北宋趙氏咄咄逼人的態勢，南唐的“保土安民”與引頸受戮別無二致。
前主李昪還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這使他的兒子和孫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風。中主李璟也很尊崇佛法，他聽說有位禪師文益很有佛名，於是把他請到金陵住進清涼寺作為國師，文益死後李璟封他為“大法眼禪師”。到後主李煜時，已經到了瘋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濟眾僧，如果有道士願意做僧人的話，就贈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無罪釋放了。李煜還在境內大修佛寺，並大量賜土地給寺院。金陵禪院裏面，供養著包括日本、北韓等國來的上萬名僧人，吃穿用度都來自國庫。北宋大軍兵臨城下時，他一方面令軍士念救苦菩薩，另一方面親自上陣，給佛祖寫了一封信，許諾兵退之後要造佛建塔、齋僧萬員。《十國春秋》至此嘆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可謂至語。
李昪種下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在繼承人的問題上舉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層人心渙散、離心離德。李昪在世的時候，中主李璟是長子，按說應該由他來繼承皇位，但李昪卻並不喜歡他，他鍾愛自己的第二個兒子李景遷。不幸的是，李景遷後來死了，李昪又打算傳位給第四個兒子李景達。這不僅製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他們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幫結派；也缺乏對儲君進行必要的培養和指導。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服丹藥中毒突然死去，最不願意做皇帝、確實也沒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璟，竟然登上了帝位。
守成非易
中主李璟（916－961年）在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死後，繼任當了皇帝，改元保大。稱李璟為守成之君是有點拔高他了，我們之所以這麼說，主要是相對於後主李煜而言的。畢竟李璟沒有把基業給丟掉，而且在其即位的初期，由於南唐國力強盛，還擴展了國家的版圖，吞併了一些州縣，將李昪傳下來的28個州增加到35個。只是到了統治後期，昏聵的李璟遇上了英姿勃發的後周世宗柴榮，李璟在兩人的較量中一敗塗地，丟失了大片土地，軍隊精銳喪失殆盡，國家淪為後周的附庸，從此一蹶不振。
李璟愛好文學，性情溫和，最喜歡別人順著他，對他說好聽話，這樣一來，那些諂諛之臣有了用武之地，朝政日亂。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寵臣馮延巳（馮延巳字正中，他的號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號延巳，又一說號延己）。馮延巳在中國的詩詞史上的地位緊追南唐二主之後。他的詞流傳下來的有一百餘首，留有《陽春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馮正中（馮延巳，字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劉熙載在《藝概》中也說：“馮延巳詞，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歐陽永叔（歐陽修）得其深。”可見馮延巳對宋詞影響之大。
如此優秀的一位詞人，馮延巳在政治上卻是一個十足的卑鄙小人。前主李昪很欣賞青年時期馮延巳的才華，就封他為秘書郎，讓他陪伴太子李璟。喜歡填詞作曲的李璟對馮延己一見如故，兩人愛好相同，經常作詞唱和，感情自然與日俱增。所以，自李昪做齊王起，馮延巳便一直擔任他的掌書記，其後又兩次擔任宰相，權傾朝野。就這麼一個人，在獲得人主的恩寵之後，馬上作威作福起來。為了能買到姬妾，他竟和弟弟馮延魯偽造了一份前主李昪的遺詔，下令：聽任民間出賣兒女。大臣蕭儼識破了他的伎倆，告到李璟那裏，但李璟為了照顧到馮延巳的面子，竟然不了了之。馮延巳為了邀功固寵，用盡了手段。前主李昪死後，李璟剛剛即位，當時還只是一個掌書記的馮延巳，就跑來跑去和李璟說閒話，一天要去好幾次。弄得李璟都覺得有點討厭，就訓斥他道：“即使是當掌書記也應該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吧，你怎麼這麼討人嫌，總往我這裡跑呢？”這次雖然吃了個“閉門羹”，但他摸準了中主李璟愛慕虛榮的心理，一找到機會就用花言巧語來獻媚取寵。一次，他說：“原來打仗時，我們僅僅損失了幾千士卒，先皇便吃不下飯，這種鄉下老農的做法怎麼能成就天下大事呢！現在陛下有幾萬軍隊在外面作戰，照樣宴樂擊球，這才是真正的英明之主啊！”這話後來傳到中主那裏，李璟聽起來十分受用。馮延巳當宰相後，知道李璟不愛勤政，為了自己能大權獨攬，就撒了個彌天大謊：“天下之所以不能國泰民安，是因為我不能施展出我的真正才能，陛下以後不要親自處理那些具體的事情了，交給我來辦就好了。”這正中中主的下懷。馮延巳真正的才能如何呢，從處理湖南叛亂時的手忙腳亂、喪師失地可以看出，他這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施政本事。
同朝的大臣對馮延巳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一次，馮延巳對大臣孫晟出言不遜，他說道：“你小子是憑什麼混到現在這個官的？”孫晟怒氣填膺，就回敬道：“小子我只不過是江北過來的一個書生，要論捉筆填詞，不及你的十分之一，要論喝酒和搞笑，也不及你的百分之一，要論諂媚陰險與狡詐，更比你差千倍萬倍。你時常鄙視我，這我也倒無所謂。可是皇上讓你輔佐太子，是讓你用道德來影響他，你可不要誤了國家大事呀！小子我擔任現職，不知道憑什麼得來的，但你所擅長的那些邪門歪道，恐怕要敗壞我們這個國家了。”由此可見馮延巳人品之差。
但李璟身邊的這種小人遠不止一個，除了馮延巳、馮延魯兄弟二人外，還有陳覺、魏岑、查文徽。這五個人狼狽為奸、結黨營私，把持敗壞朝政，南唐人把他們五人稱作“五鬼”。“五鬼”如此不堪，李璟應該不會不知，他之所以對他們如此優容，還有他更深層次的原因。馮延巳、馮延魯、魏岑都是齊王府裏的舊僚，都是李昪的心腹，是李昪精心培植的一股勢力。李璟雖然已經登上了皇位，但前主李昪選嗣不當造成的裂痕還在，當年全力擁戴二王子景遷的宋齊丘今日也還在朝中，並與陳覺結黨，勢力頗為不弱。所以，雖然李璟高高的坐在皇帝的寶座上，卻難免會脊背發涼，很難保證哪天不會被從皇位上拖下來殺掉。為了讓自己王位坐得長久，無形當中他就把自己和馮延巳等人綁在了一條船上，下面的大臣越是對他們進行彈劾，他越不為所動，甚至往往還會免去彈劾者的官職。這種短視和淺見只能使南唐的政治越來越腐朽，越來越黑暗。
李璟在選嗣的問題上，麻煩不斷。即位之初，他曾在父親李昪的梓棺前發誓，要遵守李昪“兄終弟及”的遺詔，等自己千秋萬載後就傳位給三弟景遂。一開始時他也確實準備這麼做：中興五年（947年）他立景遂為太弟，以作儲君；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把自己的大兒子弘冀封為藩王，讓他離開京城去鎮守邊境。但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打亂了這一切。中興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後周世宗柴榮開始進攻南唐，大軍長驅直入，摧枯拉朽，大將或被捕或被殺，僅有的15萬大軍幾乎消耗殆盡。消息傳來，南唐舉國震驚。在大臣們的勸說之下，李璟把長江以北的14個州割讓給後周，同意去掉皇帝的稱號，稱唐國主，奴顏婢膝地向後周上表稱臣，並以後周的正朔為年號（時年為後周顯德五年）。柴榮基本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就班師回朝。江南獲得了短暫的安寧。
與時同時，南唐圍繞立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後周大軍兵臨城下之時，李璟曾想將皇位禪讓給皇太弟景遂，並讓太傅宋齊丘總攬大權，但尚書陳喬認識不妥。出人意料的是，皇太弟景遂和景達接連上書推辭，都不願為儲，李璟遂乘機毀掉“兄終弟及”的誓言，將皇太弟景遂發往洪州做晉王，立自己的長子燕王弘冀為太子。太子弘冀沉厚寡言，屢有戰功，按說是個很不錯的人選，但長時間的等待和煎熬已經讓他失去了耐心，他變得剛愎自用、兇狠殘暴起來。為了改變李璟那種國主軟弱、朝綱不振的局面，他準備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讓朝廷中那些他不喜歡的年老的官員統統罷官。這批失意的人就聚集在李璟的周圍哭訴太子弘冀的種種不是，讓心腸軟的李璟很生氣，有一次他把太子叫來，用球桿狠狠地打了他一頓，還說要廢了他，仍立景遂為皇太弟。太子聽了很慌張，驚懼之下派人去洪州，下毒鳩殺了自己的叔叔，製造了骨肉相殘的宮廷血案。太子的醜行瞞過了大家的眼睛，卻瞞不過自己的良心，他突然開始生起病來，病情日漸加重，最後不治而亡。
李璟接連喪弟失子，諸子之中，以六子從嘉最為年長，李璟就不顧大臣的反對，於北周顯德六年（959年）將其立為太子。北宋建隆二年（961年）6月，李璟死去，太子從嘉繼位，這就是南唐最後一位君主李煜。
李璟這樣做是極不明智的，拿他自己來說吧，他就是一個不怎麼喜歡政治、不願意當皇帝也不怎麼會當皇帝的人，被逼無奈才勉力為之。李璟在位期間，南唐國力江河日下，僅僅是當時北方多事，國家才沒有亡在他手上。可惜的是，他雖然知道這一點，卻又重蹈覆轍，立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的太子，南唐國滅為天下笑，李璟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危機四伏
南唐後主李煜，原名從嘉，字重光，號鍾山隱士、鐘峰隱者、蓮峰居士、鐘峰白蓮居士。他不僅生日特別奇巧（他出生於七夕節），出生之後的相貌也與常人不同，史書稱之為“駢齒重瞳”，就是有兩層門牙和一個眼睛裏有兩個瞳孔。他長大之後，英俊秀美，才氣逼人，他“精究六經，旁縱百氏”，善詩詞、精書畫、通音律，身邊簇擁著南唐文人韓熙載、馮延巳、李建勳、徐鉉等。在即位之前，他一直過著“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的文人雅士的生活。
他本來就詩心風流，南唐政治鬥爭的殘酷更加促使他選擇逃避現實，一心向文。他父親是個溫厚、與世無爭的人，因為皇位的問題卻屢屢和皇叔們鬧得不歡而散，朝中大臣們亦是貌合神離，父親整天愁眉不展，讓他覺得為人君也沒有多少樂趣。給李煜刺激最大的還是他的哥哥前太子弘冀，他們之間本來感情很好，是無話不談的兄弟。但李煜長大之後，慢慢有了人君之像，尤其是他眼睛重瞳，這是傳說中的大舜和西楚霸王項羽才有過的異相。弘冀慢慢對李煜嫉恨起來，害怕李煜將來和他爭奪太子之位。李煜其實對皇權這東西並不感興趣，他後來給趙匡胤的上書時曾說過：“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萌育。樂日月以優遊。”他在《漁父》詞中也說：“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這些話確實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哥哥弘冀猜忌他，他雖然很傷心，但他對哥哥還是一如既往的好。弘冀因為玩弄陰謀，重疾纏身，李煜跑前跑後地照顧他，弘冀深為感動。所以，在臨死之前，弘冀對李煜吐露了他毒殺皇叔景遂的人間慘劇，這極大地刺激了李煜，使他對政治愈加厭惡。
因為李煜不是長子，而且弘冀也非常能幹，李煜從未想過去做一國之君。他很想在藩王的位置上終老此生就可以了，他為自己取號為：鍾山隱士、鐘峰隱者、蓮峰居士、鐘峰白蓮居士，其中均飽含著消極出世、逃避遁隱的意味。但弘冀和他父親相繼死後，南唐的江山卻意外地落到了他的手上。更加無奈的是：此時分裂的局面已經接近尾聲，中國大統一的格局隨著一個人的即位已經越來越近，這個人就是趙匡胤，一個應後唐明宗李嗣源祈禱而生的人物。
據說，五代時後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年，唐沙陀部人），勤於治國，“天下粗安”，被後世譽為“小康”之主。在一次祭祀活動中，他無限真誠地禱告：“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沒過多久，趙匡胤（927—976年）就在後唐禁軍將領趙弘殷家裏誕生了。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大宋。最幸運的是，他得到一份很好的家業。創造這份家業的是一代英主柴榮（921－959年），柴榮在位五年有餘，曾決心“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他大刀闊斧地改革政治，整頓軍事，獎勵生產，興修水利，熔佛鑄幣，均定田賦。他南征北戰，先後取後蜀階、成、秦、鳳四州和南唐江淮地區14州，又北攻契丹，不折一將一卒，一舉收復莫、瀛、易3州17縣，為北宋的統一打下堅實的基礎。趙匡胤登基後，採取了“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爭方略，準備依次吞併南方的荊南、南漢、後蜀、吳越、南唐等割據政權，最後再來對付北邊的勁敵遼朝和在遼朝控制下的北漢。
李煜接手的南唐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國庫不豐，又屢興干戈，還要不停地向北方上貢。後周顯德五年（958年），中主李向後周稱臣後，以勞軍的名義，向柴榮送上銀、絹、錢、茶、谷共百萬。李煜剛登基時，也給北宋貢去了金器2000兩、銀器20000兩、紗羅繒彩三萬匹。為收買北宋宰相趙普，一次就送給人家50000兩白銀。南唐本是小國，這樣折騰的結果常常是入不敷出，中主李 末年就有大臣鐘謨請求鑄大錢“永通泉貨”，以一當十，來度過財政危機。李煜即位後，又於乾德二年（964年）發行鐵錢來救急，同時還要巧立名目收稅來增加收入，發展到後來，連民間鵝生雙蛋、柳條結絮都要抽稅，真是窮瘋了！南唐在多次戰爭中精銳盡失，剩下的大多疲憊不堪，士氣低落。作為戰略緩衝之地的江北14州既已失去，一旦北宋軍隊渡過長江，南唐都城大門洞開，再無險可依。本來北人不適舟楫，南唐水軍犀利，但南唐水軍被北宋誘降、俘虜者不在少數，趙匡胤就用這些人加緊訓練水軍，南唐最後的一點優勢也喪失掉了。
南唐國中大臣一直精於弄權。自南唐開國後，就有宋齊丘和孫晟結成兩黨，爭鬥不已，互相攻擊，造成了極大的內耗，前主李和中主李均不勝其煩。李煜即位後，朝中亦不乏碩才俊士，如：蕭儼、陳喬、徐鉉、韓熙載、潘佑、張等，但由於李煜摸不透他們的脾氣，所以並不能做到知人善用，最典型的就是韓熙載。韓熙載（902—970年），山東北海人，字叔言，五代南唐進士，工於文章詩詞。他是南唐三朝老臣，兵部尚書。年輕時志向很大，他離開家鄉來江南時，一個叫李的好朋友來給他送別，他就對李說：“江南要是任用我為宰相，要不了多久就會長驅直入，平定中原”。李也說：“中原要是讓我當宰相，平定江南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樣容易。”後來後周進攻江南，果然任用李為將，輕易就奪取了淮南之地。韓熙載因為是北方人，始終沒有得到重用。李后主剛即位時，猜忌心很重，鳩殺了很多從北方來的大臣，韓熙載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故意縱情聲色。李煜對韓熙載的放蕩行為很不滿意，就派畫家顧閎中潛入韓家，仔細觀察韓的所作所為，然後畫出來給他看。這幅畫今天珍藏在故宮博物院，畫名就叫《韓熙載夜宴圖》。如此精美傳神的圖畫，背後折射出來的卻是當時南唐君臣互相懷疑、彼此不信任的尷尬狀態。事後，韓熙載還是沒有被李煜重用，最終在淒涼中死去。
南唐更無成功的外交可言。雖然也是“遠交近攻”，但畫虎不成反類犬。吳越國和南唐挨得最近，前主李時主動和其修好，甚至在吳越國有難的時候去救濟人家，喪失了一次又一次獨霸江南的好時機。中主李時，閩國內亂，南唐趁機搶奪地盤，吳越國也插手其中，兩國終於反目，但兩國並未全力火並。吳越國後來就投靠了北周及以後的北宋，每次南唐被北方進攻，吳越國都要趁火打劫一番，南唐卻也無可奈何，這是“近攻”。至於“遠交”，是指北方的兩個國家：契丹遼國和北漢。契丹是南唐努力結交的對象，但此時的遼主是歷史上有名的昏君遼穆王耶律（931－969年），號稱“睡王”，經常酗酒，性情殘暴，視人命如草芥，稍有不如意就殺人，如此一個昏君，自然不把南唐放在心上，遼穆王貪圖的只是南唐的那些禮物。遼穆王還曾派自己舅舅出使南唐，由於南唐照顧不周，竟被後周的刺客割去了首級，遼穆王大怒，從此與南唐絕交。
雖然如此，李煜還是打起十二分精神來打理國家，力圖給死氣沉沉的南唐帶來一點改變。即位初年，李煜也確實勵精圖治，賞罰分明。他建立龍翔軍，操練水戰，以備不時之需。金陵烽火使韓德霸負責京城治安，但此人飛揚跋扈，經常無故欺壓百姓，國子監教授盧郢打抱不平，將韓德霸拉下馬來，痛揍了他一頓。韓德霸來李煜面前哭訴，李煜毫不手軟，立即革了韓德霸的職。人們都為後主如此乾脆利落的手段而眼前一亮，此事一時傳頌江南。李煜一直想物色一位傑出的宰相，來輔助他挽狂瀾於既倒。他也試圖發揮韓熙載的作用，卻因無法接受這麼一個放蕩不羈、縱妾賣春的人來做宰相，事情最終不了了之。他時常大力稱讚那些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比如陸昭符入宋不辱使命，集賢殿學士徐鍺，守正不阿，為國選拔了許多英才。這讓滿朝上下心服口服，一時人心思進，南唐氣象為之一變，國家也獲得暫時的安寧。
國滅身囚
日子一長，李煜就被暫時的安定蒙蔽了，放鬆了警惕，開始胡作非為起來。李煜佞佛，每次散朝以後，李煜就和皇后換上僧服，開始頌經拜佛，天天如此，以至於他臉頰上長出了一個贅瘤。佞佛之外，他還愛下棋，為了和他的近侍下棋，他常常拒絕召見大臣。無聊之餘，他又琢磨著怎麼樣改進造紙和制硯的技巧，好紙好硯是造出來了，政事卻也荒廢了。他的皇后是個很會玩的女人。她善彈琵琶，後主就為她找來燒槽琵琶，她創制一種葉子格遊戲（類似於今天的紙牌遊戲），還精通服裝設計，創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裝，又會製造香水，尤喜舞蹈。李煜對皇后情有獨鍾，雙宿雙飛，遊戲人間，難免慢怠了政務。李煜的《浣溪沙》將這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描寫得極其生動：“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又聞蕭鼓奏。”他時常沉醉於兒女私情中不能自拔，有兩首詞將他的這種情緒表述得最為清晰，一首為《一斛珠》：“曉粧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囊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謬腕。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另一首為《菩薩蠻》：“花明月黯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 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這兩首詞都寫得十分香艷，不似人君所為。他有宮女名 （音杳）娘，輕麗善舞，用帛纏足，纖小彎曲像新月，著素襪在六尺高的金制蓮花上旋舞，飄飄然有淩波仙子的姿態。相傳中國婦女的纏足，從那時開始。荒淫如此，不亡何待？
後主李煜在這邊悠遊度日，趙匡胤統一天下的網卻越收越緊了。966年，北宋在滅掉後蜀之後，將兵鋒指向了南漢，為了節省點氣力，同時為了考驗一下南唐的忠誠度，趙匡胤降旨，讓南唐後主給南漢寫封勸降信。李煜雖然照辦了，但也被這種羞辱深深的刺痛了。他又打算奮發圖強了。次年三月，李煜下令讓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等，分班於光政殿值夜，召對諮詢，指陳時政，論古今得失，往往進行到深夜。這架勢看起來很不錯，但大家提了很多建議，李煜卻不知道怎麼採用。過了一年之後，他見局勢沒有什麼變化，就故態複萌，又開始宴樂遊玩了。
他幼稚地認為只要自己不停地上貢，以誠相待，趙匡胤就會放過他，任他偏安於東南一隅，延續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的故事。所以，他聽不進去大臣們的勸告，尤其是那些久經沙場的老將們的建議。970年，北宋傾力猛攻南漢，邊防空虛。南唐大將林仁肇上言，願“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肥、淮，據正陽，”可以收復江北全境。李煜害怕會得罪北宋，拿出前主李“保境安民”之令，曰：“無妄言，宗社斬矣。”趙匡胤素來忌憚林仁肇的威名，就使出了一招非常拙劣的反間計。他拿出一副林仁肇的畫像來讓南唐的使臣看，說這是林仁肇準備來投降的信物。使臣回來一彙報，李煜就信以為真，立即派人鳩殺了林仁肇，自毀長城。林仁肇死後，將士離心，南唐國勢愈來愈弱，日薄西山，已是不可救藥了。
趙匡胤統一的腳步越來越緊，974年，他兩次遣使讓李煜來東京開封面聖，兩次被拒絕。趙匡胤以出兵相要挾，李煜表現出了少有的頑強，他慷慨地表示要“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即使戰敗，也要“聚室而焚，終不做他國之鬼”。趙匡胤聽了他這些豪言壯語，不怒反笑：“此措大兒語，徒有其口，必無其志”，後來趙匡胤的話果然應驗。李煜在軍事上的無知是驚人的.當北宋大將曹彬在長江上搭起了浮橋，大軍陸續過江時，坐在宮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對大臣張說：“我也以為曹彬此舉近於兒戲，江上架橋，亙古未聞，怎麼可能會成功呢！”宋軍突破長江天險，在江南如入無人之境，不久就兵臨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宮中與和尚、道士們談經論道，賞畫作詞，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的情況。有一天，他登上城墻去巡視，才發現城外遍佈北宋的旗幟，京師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腳，他連忙讓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節委屈地解釋：南唐對太宗一向夠奴顏婢膝的了，只是因為有病才拒詔，不能到開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鋒相向。趙匡胤則充滿霸氣地說了那句流傳千古的名言：“臥榻之側，豈言他人酣睡！”開寶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來堆好了柴草，準備自焚殉國，到最後一刻卻放棄了，隨著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國破。
南唐滅亡後，李煜被帶到了開封，封違命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歲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詞，命人將他毒死。死後被追封吳王，葬洛陽邙山。
追思這樣一個帝王，後世人們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詞獨步古今、天下無雙，後期的經歷尤使他進入到了一個無人能及的獨特境界，寫出了“桃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離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的千古名句。但作為一個帝王，他的表現卻極其幼稚、低能。北方從北周柴榮起就屢有吞併南唐之心，趙匡胤960年即位後更是勵精圖治、虎視鷹揚，而後主卻一心只想虛與委蛇，稱臣、傾國力上貢、收買北宋大臣，幻想與虎謀皮，茍且偷生；內政不修，佞佛成性，宴樂無度，親小人、遠賢臣；外交上一無是處，更不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後蜀、南漢時，坐視不管；軍事上戰事未開，先自毀長城，殺了為北宋忌憚的名將，在北宋大軍猛攻長江防線時卻又無所作為，任其浮橋搭就，天塹變通途；金陵城被圍困，猶在宮中與道士和尚大談佛道，直到淪為俘虜才如夢初醒。如此帝王，稱其為昏君，也毫不為過。
南唐亡於李煜之手，卻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積而成的悲劇，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運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道：“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大開，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沒有亡國之痛，就不會有那些流傳千古的佳作，這就是所謂 “國家不幸詞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後人並沒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訓，南唐國滅149年後，同一幕慘劇再次上演，這一次，主角卻換成了滅國無算的趙匡胤的後代，另一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悽然登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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