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貌— 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西漢（四）

景帝去世後，武帝即位。在西漢王朝，除了高祖劉邦，最有名的就是武帝劉徹（公元前140—前87年）。但就成就而言，武帝又超過了劉邦。西漢在武帝時達到了鼎盛時期。

武帝時期的西漢帝國，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強盛的時期，而且還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歷代王朝的歷史上，有「漢唐盛世」之說。這裡的「漢」，主要是指的漢武帝時期。人們又常常把漢武帝和秦始皇相提並論，稱為「秦皇漢武」，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是秦始皇創立，而由漢武帝鞏固下來的。

被班固稱之為「雄才大略」的武帝不僅開創了新的制度，塑造了一個強大的時代，而且他的成就和作為也已經深深的熔鑄進了華夏民族的歷史與傳統中。以前帝王沒有年號，但從武帝即位稱建元元年開始，後世帝王才使用年號。漢民族的名字則是來源於被他以銀河作為命名的一個年代——「天漢」。武帝時代所開拓的疆土，從福建、廣東瓊崖直到四川、貴州、雲南，從新疆于闐和阿爾泰到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勾勒出了日後兩千年間中華帝國的基本輪廓。而這個帝國影響力所幅射的範圍，由成海、蔥嶺、興都庫什山脈直到朝鮮半島；由貝加爾湖到印度支那，則擴展成了漢文化影響所覆蓋的一個大文化圈。


武帝生之異象

武帝生於公元前156年，父親是漢景帝劉啟，碰巧這年又是景帝登基之年。武帝出生前，景帝夢見一隻紅色的豬從雲中降下來，直入宮內的崇芳閣。景帝一下子驚醒了，他召來一位算卦的姚翁請教，姚翁說「這是大吉大利的預兆。這個崇芳閣裡一定會出生一位主宰國家命運的人，他將會平定北方的夷、狄等異族，使國運昌盛，成為劉氏王朝興盛時期的一位明主。

武帝三歲時，景帝把他抱在膝上，問他願不願意當皇帝。武帝說：「這事是由上天安排的，由不得我自己。但我願意天天在皇宮裡住著，在父親面前玩耍，決不會放肆不恭而不盡作兒子的責任。」景帝聽了這番話，心裡更加驚奇，就特別注意對他的教導培養。過了幾天，景帝又把劉徹抱到書桌前，問他喜歡讀什麼書，讓他詳細說一說。劉徹就開始背誦從伏羲以來的一些聖賢的著作，包括一些論述陰陽五行和歷代的著名國策論文，背了幾萬字的文章沒有遺漏一個字。

武帝長到七歲時，景帝見他聰明透徹超過凡人，就給他改名叫劉徹。他的母親雖然不是皇后，（根據規定，一般皇后的兒子優先繼承皇位），但景帝最終還是選擇了他做了太子。

武帝做了太子後，更加勤奮學習。他學習的範圍很廣，包括騎馬、射箭、經學與文學。


武帝登基後初次改革受阻

公元前140年，十六歲的漢武帝正式繼承了皇位，他雄心勃勃的想將文景之治的盛世繼續下去，但在初期卻遇到了阻力。這主要是來自當時的太皇太后竇氏，即武帝的爺爺漢文帝的皇后。從她做皇后到武帝即位，已有近四十年，她的家族在朝廷的勢力很大。而且竇氏和武帝的治國思想也有很大的區別。

竇氏同文帝一樣，提倡「無為而治」，這是漢初「與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國思想，它使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也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現。但到了武帝時期，分封的諸侯王們與中央政府的對抗日益增多，因此需要加強中央的權力來壓制地方勢力。這是武帝和竇氏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所在。

武帝即位後開始實行自己的政治方略：武帝下詔命令全國官吏向中央推薦肯於進諫的賢良方正人才；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管朝中大權，如讓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軍權。同時，許多的儒生也被他重用。董仲舒就是在這次推薦考試中得了第一名的。武帝召見了他，探詢治國的良策。董仲舒便將自己的一整套經過發展的儒家治國思想說給武帝聽，武帝非常讚賞。東方朔也是在那時中選的。他初次給漢武帝上書時，洋洋灑灑，用了三千漢簡，漢武帝用了兩個月才讀完。後來，他被任命為太中大夫。跟隨漢武帝在朝中為官四十餘年，有君臣之誼。他是為漢武帝出謀劃策的智囊人物，更是告訴漢武帝神仙的存在，但前題是必須「有道」的人。

但是武帝此時還沒有力量和竇氏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趙綰提出竇氏不應再干涉朝政時，惹惱了竇氏。竇氏逼迫武帝廢除了剛剛實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罷免其任命的丞相和太尉。隨後，竇氏寵信的人接替了這些重要職位，聽從竇氏的命令。這對武帝是一個打擊，但武帝有年齡的優勢，他沒有從此消沉，而是養精蓄銳，等待著時機。

四年之後，即公元前135年，竇氏去世。武帝馬上將竇氏的人一律罷免，將田蚡重新重用，做了丞相，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改革。

武帝的功績

前面已然提過，經過近70年的恢復和發展，武帝即位時，天下已經非常富庶，糧食和物資的儲備相當充足。但是他仍然面臨著文帝和景帝時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即對內是解決各地方諸侯對抗中央、加強中央集權以及如何保證漢室天下長治久安的問題；對外，則是如何解決匈奴威脅漢室邊境以及向外開疆拓土、恢復秦時疆域的問題。雄才大略的武帝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並使西漢王朝達到了鼎盛時期。武帝能詩善賦，原有文集兩卷，亡佚。


對外關係

武帝時期，對外關係以及和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有了新的變化。最有名的就是對匈奴的戰爭。

針對匈奴的戰爭和拓展北疆

早在文帝、景帝時代，匈奴就不斷侵擾漢室邊境，而強調無為而治的文帝和景帝，為使百姓免於戰爭，採取的只是擊退或和親的辦法，這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匈奴仍然常常侵擾漢朝北部邊疆。到了武帝，強大的經濟實力使他對外用兵成為可能。於是，從公元前133年起，武帝不斷派遣兵將打擊匈奴，並將匈奴往北驅趕，使之不再對漢族地區產生威脅。此外，武帝還派張騫出使西域，聯合西域的一些國家夾擊匈奴，這確立了漢朝對西域諸國的宗主地位，擴大了漢朝的影響。

公元前133年，30萬漢軍埋伏在馬邑（今山西朔州市）一帶，企圖引誘單于入侵，一舉殲滅。但計謀被單于識破，未等漢軍合圍就撤走了。從此匈奴更加劇了侵擾，漢朝北部從今陝西北部至遼寧西部一線無不受到騷擾擄掠。從公元前129年開始，漢軍開始連續發動進攻，先後驅逐了匈奴的白羊、樓煩王，收復了「河南地」。漢朝在這裡設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內蒙古杭錦旗北）和五原郡（治所在今包頭市西北），並修繕了蒙恬所築的城塞，使邊界又恢復到了陰山山脈一線。

公元前121年，漢軍主力從西路出擊，俘獲了匈奴渾邪王的兒子。不久，渾邪王殺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眾降漢。這樣，漢朝的疆域擴大到了整個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東、祁連山東北地區。漢朝先後設置了酒泉（治所在今甘肅酒泉市）、武威（治所在今甘肅武威市）、張掖（治所在今甘肅張掖市西北）、敦煌（治所在今甘肅敦煌市西）和金城（治所在今甘肅永靖縣西北）五個郡。原來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驅趕到更西的地區，他們與匈奴的聯繫被隔斷了。由於漢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門已經打開。

早在公元前138年，武帝為了招引大月氏回敦煌、祁連山舊地，以便共同打擊匈奴，曾經派張騫出使西域。由於往返時都被匈奴扣留，13年後張騫才回國覆命。儘管沒有達到聯絡大月氏的目地，但張騫親歷了大宛（在今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康居（在今哈薩克斯坦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大月氏和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亞國家，使漢朝瞭解了這一地區的具體情況。在公元前119年，漢軍又一次大敗匈奴以後，武帝派張騫再次出使烏孫。到烏孫後，張騫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帶）、身毒（今印度）等國。到公元前115年張騫回國，漢朝與西域和中亞、西亞的交通從此開通，外來文化的輸入也自此開始，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也從此演繹或喜或悲的故事。

但是漢朝與匈奴在西域的爭奪並沒有結束。西域大致在今天的新疆一帶。武帝對西域發動了幾次軍事行動，最大的一次出動了十幾萬兵力、十幾萬頭牲口和十幾萬民工，征服了大宛。由於交通線太長，補給困難，漢朝雖然控制了天山南路，但對天山以北還不能經常控制，那裡的國家還受到匈奴的威脅，不敢完全服從漢朝。後來又經過多次戰爭，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漢朝終於取得決定性勝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設置了西域都護府。

武帝針對匈奴的戰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一方面減少了匈奴對漢朝的威脅；另一方面拓展了漢朝西北邊疆的領土，打通了漢朝與西域和中亞、西亞的交往，也打通了中西文明交往的通道。但是，這些戰爭充滿了太多的血腥氣味。班固的《漢書》記載，將軍衛青攻打匈奴時，曾斬首三千，後斬首和俘虜近一萬；霍去病先後斬首匈奴人八千，斬首和俘虜三萬。而武帝不但未加以斥責，而且卻予以獎賞。這種濫殺無辜的行為多少損害了武帝明君的形象。

南部的拓展

公元前138年，南方的閩越圍攻東甌，東甌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軍隊渡海前往救援，迫使閩越解圍撤回。東甌人怕漢軍撤退後閩越會捲土重來，便遷徙到長江和淮河之間的地區。

三年後，閩越王郢進攻南越。武帝在接到南越報告後，派兵救援。閩越王的弟弟餘善殺了郢，向漢軍投降。由於漢軍無法久駐，武帝還是保留了閩越國，立餘善為王。但餘善依然反覆無常，因此到公元前111年，漢朝滅南越後，武帝派兵攻佔了閩越，餘善被部下所殺，閩越人大部分被遷往江淮之間，當地幾乎成了無人區。直到西漢後期，遺留下來的越人逐漸增加，才重新在今天的福州恢復了冶縣，以今天浙江台州市椒江區一帶設立了回浦縣，隸屬於會稽郡（治所在吳縣，今江蘇蘇州市）。

為了向西南開拓，大約在公元前130年，武帝征發巴、蜀二郡（約相當今四川東、中部）的士兵從僰道（今四川宜賓市西南安邊場）向牂柯江（今北盤江和紅水河）築路，並新設了一個犍為郡，治所就設在僰道。在這種情況下，「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帶）、笮（今四川鹽源縣一帶）的首領請求歸屬，漢朝在那一帶新設了十幾個縣。但由於築路工程非常艱巨，加上漢朝正忙於對付匈奴，一度曾取消了部分新設的縣。公元前122年，漢朝恢復了對「西南夷」的開拓。幾年間，川西高原和雲貴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馬、且蘭、夜郎等都已納入漢朝的統治，武帝在這些部族的地區新置了五郡。公元前109年，又在滇和昆明這兩個部族的地區建立了益州郡（治所在今雲南晉寧縣東），漢朝的西南邊界擴展到今雲南高黎貢山和哀牢山一線。

對嶺南的統一也已是大勢所趨。公元前111年，武帝派兵滅了南越和閩越，並分別設置了郡縣。

自此，武帝對南方的拓展結束，重新確立了漢朝南部的疆域。

東北部的拓展

西漢初年，中原人衛滿率領數千人進入朝鮮半島，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這時朝鮮的疆域大致包括今遼寧東部、吉林西南和朝鮮半島的西北部。公元前109年，武帝派兵滅了朝鮮，並設置了玄菟、樂浪、臨屯、真番四郡，轄境南至今天的漢江流域。

評說

西漢的疆域在武帝后期達到極盛。這時，西漢的疆域在西北包括今天的新疆和甘肅地區，東北方向的版圖則擴展到了現在遼東半島和鴨綠江和渾江一帶，西南則到達今雲南高黎貢山和哀牢山一線，南方到達福建、廣東瓊崖。但由於擴展太快，建置過多，兵力和財力不能適應，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當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後局部地區不得不有所收縮。除了一些局部的收縮外，西漢的疆域基本上是穩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漢末年。

不過，武帝連年的四面對外征戰，特別是對匈奴20餘年的戰爭，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這為西漢的衰敗埋下了伏筆。

對內政策

武帝在對外開疆拓土的同時，也開始在國內實施改革。改革舊制是武帝一直致力追求的。武帝元朔元年的詔書上說：「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元朔六年詔書又說：「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

改革的目地當然是如何使百姓生活得富足幸福。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論三篇，史稱「天人三策」。武帝召見他並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 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共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則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澤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意思是：夏商週三代受命的根據何在? 天地之間的災異為什麼而發生?人壽的長短、人性的善惡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 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穀豐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樂幸福？

這些問題說明他對如何治理國家考慮得很遠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時應變之權，而是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治國思想上，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開始加強中央集權，對付地方的諸侯勢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獨尊儒家，廢除其它百家學說；強調君王的權利來自上天的賜予；此外，還強調實施仁政，「德主刑輔」。這是一種剛柔相濟的治國方針，在被武帝採用之後，成為此後漢朝其他皇帝治理天下的指導思想。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武帝具體採取的措施首先是削弱相權。當時的丞相負責管理文武百官，實權很大，所以皇帝有時就不如丞相的權力大，這是皇帝們所不能忍受的。武帝削弱丞相權力有一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原來做丞相的那些人都是開國的功臣，而現在他們基本上都已經年老，或者去世。武帝便利用這個有利的時機來讓眾多的儒生代替元老們，掌握國家政權，同時通過打擊丞相來加強自己的權力。公元前124年，武帝便讓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孫弘來做丞相，這樣就改變了以前總是由貴族來做丞相的慣例。

隨後，為了削弱諸侯權力，頒布了《推恩令》。內容主要包括：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長子繼承以外，還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廣佈恩惠，讓更多的人來享受特權）的形式把其他的兒子在本侯國內分封。新的侯國就脫離原來王國的限制，地域獨立，而且政治權力也基本被剝奪，受當地郡縣官吏的管轄。這樣，就使原來獨立的地方王國自動的將權力上交給了國家。此後，地方的王與侯僅僅享受物質上的特權，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稅，但是沒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權。這樣就很自然的解決了以往諸侯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問題。

此外，為了進一步加強君主權力，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對地方的豪強、官吏進行監督。公元前106年，武帝將全國分成了十三個監察區，每個區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隸校尉，其它十二個州都叫刺史。刺史在六個方面對地方進行監督，即「以六條問事」：一是豪強佔田超過了限制數量，而且恃強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詔書、法令，欺壓百姓，橫行地方，貪污腐敗；三是郡守審判案件不體恤百姓，草菅人命，隨意賞罰，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選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賢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們仗勢欺人，郡守也為子弟向下屬求情，使下屬枉法辦事；六是郡守不忠於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強們勾結，搞權錢交易，損害國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強們相互勾結、對抗中央，重蹈原來同姓王犯上作亂的局面出現。同時，刺史也要負責向中央推薦認為較好的官吏，對於政績不好的還可以罷免。

刺史的地位在當時是相當高的，相當於欽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還有自己的辦公地點。就「刺史」名字本身來說，其實它已經具備了這種特點。「刺」即是刺舉，也就是偵視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同時，為了選拔有用人才，武帝一方面繼續推行漢初的察舉制的，一方面擴大了察舉的範圍。察舉制，又稱為推薦制，主要是通過各級官員推薦來選拔人才。但不可避免的是，被推薦的人多為推薦者的親戚或朋友，良才並不多。因此武帝才擴大了察舉的範圍。漢朝初期察舉制只有賢良和孝廉兩科，武帝增加了儒學、明法（即明習、通曉法令）以及德行、學術等科。此外，武帝還允許官吏和百姓上書評議政事。武帝通過這種方式最大限度的選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

武帝又聽從了董仲舒的建議，在京城設立了「太學」。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國家設立的大學，以儒家的經典為主要講課內容，學生是國家選拔的傑出青年和各地郡國推薦的青年。在太學學習一年之後，再進行考試，依照成績分等級來任命做官。從此，普通的儒士們開始大量的進入國家管理體系。

武帝在經濟方面，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權力，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具體措施包括：

一、將有巨大利益的鹽、鐵、酒這些關係到百姓生活和國家穩定的商品的專賣權收歸中央，從煮制、冶煉、釀造直到銷售，都由國家來負責經營，設立鹽官和鐵官。控制與經濟命脈有關的大手工業和大商業。並制定了法令來嚴格限制私人經營。

二、推行均輸令和平准令。這是武帝時期封建國家運用行政的手段來干預市場、調劑物價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農的屬官平准令來負責京城和其它大城市的物價平抑工作。在豐收的季節，因為糧食價格比較低，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由國家以高價來收購，等到第二年糧食貴時，再由國家平價賣出，達到平抑物價的目地。這使大商人們失去了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的機會，同時也穩定了國家的政局。

三、推行告緡令。公元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緡」，這是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規定商人們都要向官府申報自己的財產數，然後根據財產徵稅，每二千錢徵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錢。但商人們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隱瞞不報或者少報。所以，在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實行「告緡令」，即鼓勵人們告發不遵守「算緡」的人。告發的人可以得到被告發商人財產的一半作為獎勵。命令一下，全國的商人遭到了沉重打擊，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產了。

武帝的這種抑商政策雖然增加了國家的收入，但嚴重打擊了商人的經商積極性，使當時的商業發展受到了嚴重阻礙。在武帝時期，還有其它的抑商措施，如商人不能坐車，不能穿絲綢衣服，不能攜帶武器，他的後代也不能做官。這種歧視商人的思想影響了後來的朝代。

武帝在他即位後的20年裡整理幣制，將貨幣的鑄造和發行，直接控制起來；廢銷各種雜劣銅錢，統一推行「五銖錢」。 上述經濟政策的實行，充裕了漢王朝的財政。

此外，武帝還注意興修水利，先後修了引謂入河，引汾入河，引斜入渭等渠道，這樣既可通航，又可灌溉田地。還下令治理黃河，移民屯邊，行「代田法」。

武帝個人評說

史家對武帝的評價各不相同，是因為他不僅是一個雄才大略、卓具眼光的君主，而且是一個知過而改，虛懷納諫，任人以賢的明主，其宏謀遠慮為此後直到清皇朝兩千年間的中國君主法憲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當穩定而成熟的模型和範式。但同時作為一個個體，他能文善賦，風流倜儻，好色、驕傲、虛榮、自私、奢侈享受，又有著普通人性中的弱點，因而也犯過一些錯誤，比如他愛民如子，同時卻又殺人如麻。

與武帝同在一個時代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其描述成一個奢侈、易被方士所欺騙的君王。東漢時的班固則糾正其偏頗的一面，讚揚漢武道：「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對漢武帝的雄材偉略基本給以肯定。但清朝趙翼《廿二史札記》則指出其仍有偏頗：「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朝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論漢武帝，說：「孝武帝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資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愛忠直之言卻惡人欺蔽。好貴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武帝的功績前面已經詳細敘述過，而史家對武帝的詬病主要在於他的奢侈和對外的連年征戰。比如他和秦始皇一樣也喜歡巡遊，而且次數也有十幾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遊里程達到了一萬八千里：從長安出發，先到北面閱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後向東巡遊海邊，接著到泰山封禪，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現在的河北昌黎），此後向西經過九原（現在內蒙古包頭）再回到長安。 這次巡遊里程和花費都超過了秦始皇。而他的對外征戰也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不過，武帝對自己的所為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他晚年曾對衛青說：

「漢家諸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事。」他認為他所從事的「內興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於創立制度、為後世留下樣板和國家安全的考慮。他承認自己的政策會擾民(勞民)；他並不希望他的後代傚法他的擾民政治，他告誡後代必須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轍。

武帝向道，也修道。《漢武內傳》中有記載他即位後，特別喜好神仙之道，經常到名山大川和五嶽去祈禱，以求神仙。後來，其誠心感動了上天，有西王母降臨宮殿，授他真經。漢武帝自從得到真經後修行了六年，覺得心胸清爽，格調高雅，認為既然得到上界大仙的親傳，自己一定能得道成仙。有了這種想法後，就漸漸放鬆了對自身品德的約束，又大肆修建宮殿亭台，勞民傷財，並對南方北方的異族夷、狄進行遠征討伐，對投降的俘虜也殘酷的活埋屠殺，以致血流成河屍骨如山，黎民百姓怨怒沖天。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日，天火焚燒了供奉真經的柏梁台，存放在那裡的經書連同裝經書的匣子一起不見了。這是王母得知武帝不遵從她的教導胡作非為，才讓天火燒燬了柏梁台。

由於他任用方士為其尋仙訪道，晚年時，出現了方士欒大之禍和江充的「巫蠱」之禍。

晚年的武帝因為經常有病，所以疑心很重。有次他夢見有幾千個木頭人打他，醒來後就又病了。他不是吃藥調養，而是說大臣和百姓詛咒了他，他才得的病。於是，他命方士江充到各地去調查此事，江充趁機打擊異己，先後使幾萬人死於非命，這些人中有丞相和武帝的兩個女兒。

後來，又有人揭發太子的宮中有詛咒武帝的木偶人，這逼得太子假造聖旨捕殺江充，同時派兵搶佔長安的許多官署，想處死江充。武帝聽說後不由大怒，命令抓捕太子。雙方的軍隊在長安激戰幾日，太子最後自殺，衛皇后也自殺了。

次年，武帝查清太子是被誣陷的，於是給太子平反。但後來丞相劉屈氂（音毛）和將軍李廣利竟也被誣陷巫蠱活動來詛咒武帝，結果劉屈氂也被殺死，李廣利則投降了匈奴，所帶的七萬軍隊全部喪失。這對於常勝匈奴的武帝來說打擊無疑是很大的。最後，武帝終於查清楚所謂的「巫蠱」之禍都是江充一手製造的，武帝盛怒之下誅殺了江充的全家。

公元前89年，武帝最後一次巡遊路過泰山時，在泰山的明堂向天神和大臣們檢討自己的過錯。時間不長，他應大臣的請求，將所有的方士都趕走了。後來，武帝又下了罪己詔。此後，武帝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與民休息，任用有為的大臣，兩年之後，政治和經濟都有了較大的改善，漢朝又恢復了活力，這為武帝的兒子昭帝和曾孫宣帝時期的「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87年，前後在位長達54年的武帝病重，在立了劉弗陵為太子，任命幾個輔佐大臣後，第二天便駕鶴西去。死後被謚為「武帝」。武帝的陵墓叫做茂陵，在今天的陝西西安附近。

儘管漢武帝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這些都無法掩蓋他作為一個偉大的皇帝的光芒，他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濃重的一筆，歷經千年也不曾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