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
由於朱元璋猜忌好殺，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謀反伏誅，於是廢去宰相一職，子孫不得復立。秦、漢以降實行一千六百餘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廢除，相權與君權合而為一，明朝皇帝大權獨攬，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體系也屬於罕見的專制政體，施行軍權、行政權、監察權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後期由於監察權被廢止，國體失衡很快衰敗。由於國家事務繁多，皇帝無法處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罷四輔官，仿宋殿閣制設內閣。其後的清朝也大多繼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內閣只為皇帝的顧問，相當於今日總統府祕書長的職務（但後來內閣的地位逐漸提高，內閣首輔成為事實上的宰相）奏章的批答為皇帝的專責。內閣大學士一職多以碩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擔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寫出，稱「傳旨當筆」，權力及地位遠遠不及過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沒有法定地位。宣宗時期，由於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宣宗批准內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稱為「票擬」制度，又授予宦官機構司禮監「批硃」。票擬之法補救可君主不願面見閣臣之弊，但內閣大臣與皇帝溝通，全賴司禮監（宦官）。由是開啟明朝宦官專政之大門。為了加強對全國臣民的監視，明太祖還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明成祖又設立東廠，明憲宗再設西廠，合稱「廠衛」，由宦官統領，自此明朝宦官之權勢無以復加。
清代史家趙翼曾慨嘆：「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明朝能維持兩百餘年的國祚，與秦、隋兩朝二世而亡，不可同日而語。其關鍵點就在於皇權的無限擴大，並且特別加強了對統治階級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防範和控制。任何的政治勢力都無法也不可能游離於皇權的控制之外。
主要機構
- 六部
- 明朝在中央設置吏、戶、禮、工、刑、兵六部，與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書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廢丞相之職，取消中書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設一個尚書，兩個侍郎，原有的各科尚書降為郎中。各部尚書和侍郎的官階也上升。其中以禮部（主管教育，負責領導儒家學術，以及祭祀，外交等）和吏部（主管文官升遷）最為重要，戶部（主管財政，土地和人口）人員最多。兵部（國防部），刑部（警察總部，有對較大刑事案件的審判權）與工部（主管公共建設）地位較低。
- 監察機構
-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還沿襲元的監察制度，設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後，朱元璋廢御史台。兩年之後，朱元璋設立新的監察機構—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設立監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國各省，稱為十二道監察御史。每道有監察御史三至五人，範圍大體為一省。但監察御史都駐在京師，有事帶印出巡，事畢回京繳印。到明末，監察御史分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 六科
- 明朝開始只設了給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設都給事中六人，分吏、戶、禮、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該制度基本是繼承了唐朝的門下省制度。六科官職品級雖低，然職權很高。他們可以不贊成皇帝的意旨。而該制度也發揮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 五寺
-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與刑部和都察院合為三法司，其職權與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長稱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餘四個寺的卿職權較低。太常寺負責祭祀；太僕寺管理馬匹；光祿寺負責壽宴；鴻臚寺負責接待外賓。
- 內閣
- 在廢除丞相制度後，朱元璋親理政務，一度深感疲憊，於是設立四輔制度來輔佐政事。但這項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後被廢。之後朱元璋請來幾位翰林學士幫忙輔佐，這些翰林學士的官職被命為「XX大學士」。這也就是所謂的內閣機構。
- 特務機構（秘密警察）
- 明朝實行嚴密的特務政治。主要的特務機構包括錦衣衛、東廠和西廠，武宗時期還一度設有內行廠。
- 錦衣衛設立於洪武十五年，直接聽命於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並進行不公開的審訊。在東廠設立後，錦衣衛權力受到削弱。
- 東廠成立於永樂十八年，是明成祖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而成立。地點位於京師東安門北。東廠的主要職責就是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並有權將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彙報。依據監視得到的情報，對於那些地位較低的政治反對派，東廠可以直接逮捕、審訊；而對於擔任政府高級官員或者有皇室貴族身分的反對派，東廠在得到皇帝的授權後也能夠對其執行逮捕、審訊。東廠在設立之初，就由宦官擔任提督，後來通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
- 西廠設立於憲宗時期，首領為汪直。1482年後被廢。其後又被武宗短暫恢復。
- 內廠設置於武宗時期，首領為宦官劉瑾，劉瑾伏誅後，內廠與西廠同時被廢，僅留東廠。
其它機構
- 三公
- 包括太師、太傅、太保。這些官職都是虛銜，一般授予功勞相當大的大臣以示榮耀。其中太保和太傅名義上是太子的老師，而太師則是皇帝名義上的老師，但實際上輔導太子的機構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設兩坊、一局、一廳。此外還有太醫院，專門負責皇室人員的健康和醫療。太醫院附屬有生藥庫和惠民藥局。翰林院作為政府的官方學術最高機構，地位相當重要，甚至在政府中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翰林院首長是翰林大學士，此職位者經常會同時兼任內閣大臣。
- 外三監
- 包括國子監、欽天監、上林苑監。欽天監負責觀測星象。國子監是當時的最高官方教育機構，有祭酒一人，司業一人，監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學正十人，學錄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饌兩人。上林苑監負責掌管皇帝的御花園，畜牧場與菜圃。
- 內十二監
- 為宦官衙門。事實上只有在這些衙門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監。包括司禮監、內宮監、御用監、司設監、御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以司禮監最為重要，監內的提督太監主管宮內一切宦官禮儀刑名。而秉筆太監在宦官極端專權時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還設有四個司（惜薪、鐘鼓、寶鈔、混堂），八個局（兵仗、銀作、浣衣、巾帽、針工、內織染、酒醋面，司苑），合為內官廿四衙門。宮女也有六個局（尚宮、尚儀、尚食、尚寢、尚功等），每個局下設四個司。
軍事制度
明代早期軍隊的來源，有諸將原有之兵，即所謂從徵，有元兵及群雄兵歸附的，有獲罪而謫發的，而最主要的來源則是籍選，亦即垛集軍，是由戶籍中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強使民為軍的方式，不過都屬於少數，整體而言，衛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軍制。
衛所制為在全國各地軍事要地設立衛所註軍，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衛所。
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戶，由每戶派一人為正丁至衛所當兵，軍人在衛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明宣宗以後漸無法維持，軍人生活水準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逃兵也逐漸增加，軍備因此逐漸廢馳。
因此在嘉靖年間，在應付倭寇之亂時，將領戚繼光在浙江地區採用招募民兵加以訓練的方式，來取代不堪的衛所兵。 正因為明朝正規軍衛所軍的不堪用，故這些民兵，在明朝後期逐漸擔負起維持明朝有效統治的作戰部隊，而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戚繼光的召募以浙江人為主戚家軍，李如松的私人部隊遼東鐵騎，及袁崇煥所召募以遼東人為主的關寧軍。
外交
明朝初年，因為明初的朝貢貿易薄來厚往，許多日本人冒充朝貢使者來賺取好處。日本實際上是處於割據狀態，沒有統一的中央政權，很多到中國來冒充朝貢使者的日本人沒有日本政府的管轄，朝貢完了以後他們滯留在中國沿海搶劫。這是明初的倭寇。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頒布了海禁政策。從此之後，如果要來中國做生意，必需朝貢兼貿易，否則不予，這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兼具有懷柔拉攏周圍國家的用途。明朝嚴格的貿易管制政策的影響導致正常貿易地下化，轉為走私貿易。貿易港集中地由廣東、福建轉往已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菲律賓、印尼。而海上的維持秩序角色由於中國官方的消失而導致海盜集團猖獗。由於海上貿易仍在暗處進行，美洲銀器又大量流入中國，銀開始成為流行的通貨。
明成祖即位後，在永樂年間，派遣著名的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率遠洋船隊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又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子魯出使撒馬兒罕、吐魯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國，加強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上的往來，為中國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體現了永樂王朝的鼎盛和開放。
明成祖之後，其子朱高熾繼位，也就是明仁宗。他聽從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見，認為下西洋過於浪費，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不到一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繼位，改年號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閏十二月初六日，派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到了明憲宗年間，曾有太監向憲宗提議再次下西洋，於是皇帝下詔到兵部索要鄭和出使的海圖等資料。但由於劉大夏等官員認為下西洋為一大弊政，有害無益，因此將當年鄭和出海地圖等資料藏匿起來（一說將其銷毀），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搜索無果，再次下西洋一事於是作罷。後來倭寇橫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慶元年（西元1567年）之後，倭寇逐漸平息，朝廷有鑒於對外貿易對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間的走私貿易正當化，活絡的國際貿易也使中國進入了逐漸成形的世界貿易體系之中。
倭寇對明朝的海疆構成了嚴重威脅。但是倭寇的主要構成並非日本人，而是中國沿海一帶的破產流民。期間雖有朱紈和張經的抗倭，但最後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為防止倭寇的侵擾，世宗時期實行海禁，斷絕對日貿易。直到戚繼光等名將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勢才趨於平靜。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意欲佔領朝鮮。萬曆廿年，日本進攻朝鮮，朝鮮國王逃到義州並派使節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戰爭的勝利。中日一度進行和談。但萬曆廿五年後，日本再次進攻朝鮮，戰爭進入僵局狀態。萬曆廿六年，豐臣秀吉逝世，日本軍心動搖，結果大敗逃回日本。此即為壬辰衛國戰爭。這次戰爭嚴重削弱了明朝與朝鮮兩國，明朝在張居正期間積蓄的國力大量被消耗，日本復又陷入分裂，女真部落成為相對的得益者。
明朝邊境上最大的兩個威脅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女真，時人稱其為東虜和西虜。在明朝初年武功強盛時，一度將蒙古驅至漠北。之後伴隨明朝的衰落，蒙古部也多次進攻明朝，諸如土木之變和庚戌之變，明朝的疆界因此內縮，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國力。俺答汗後期開始於明朝通好，其後的三娘子繼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間邊境安寧和平，互通有無。這種情況直到後金控制蒙古後才告結束。明朝早期曾經設置奴兒干都司來管理東北諸部，這一階段女真人作為明朝於東北地區排除北苑殘餘勢力的盟友，雙方關係處於蜜月期，但中後期明朝採取了"犁庭掃穴"等一些列不適當政策，對女真人進行歧視、限制、挑撥、分化甚至屠戮，激化了當地矛盾。隨著東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強大，奴兒干都司被廢，明朝在東北的控制力更是進一步下降。17世紀後，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於1616年建國後金，與明朝分庭抗禮。後金佔領了遼東大部土地，曾對當地的漢人進行屠殺，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嚴重威脅明朝的安全。1636年改國號大清，建立清朝，最終於1644年明朝滅亡後接替明朝統治了中國267年。
16世紀，新航路開闢以後，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了馬六甲，愈甚渴望對中國的往來。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國王派出一支對華使團前往中國，並在廣州登陸，希望與明政府建交。後來，中國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門開設洋行，修建洋房，並允許他們每年來廣州「越冬」。這是西方列強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陸中國並接觸中國。西方國家的東來，也使不少新鮮事物傳入中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年），羅馬教宗派出利瑪竇去中國教區工作。由於萬曆援朝之戰的爆發，利瑪竇一行沒能及時到達中國。後來戰爭中國得勝，利瑪竇才能進入中國境內。由於利瑪竇很快學會中文，並穿儒服、通儒書，他頗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後來他被舉薦到北京，頗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國進獻坤輿萬國全圖、自鳴鐘、日晷、西洋炮、望遠鏡、火槍、西藥聖母像、十字架等貢品，先後在北京、肇慶等地展出。利瑪竇不僅傳播天主教，還啟發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學習西學。另外他還將中國各種文化傳入歐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學說、圍棋等，可謂「貫通中西第一人」。另外，在明末時期有不少明朝軍隊曾裝備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炮。
經濟
明初，由於多年的戰爭與元惠宗朝廷的巧取豪奪，經濟近乎在崩潰的邊緣。明太祖洪武年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佔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當盛行，政府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為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將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然而並非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方式，而是要求鹽商先交錢再等曬鹽季再給鹽，卻又為了稅收不足而將新產出的鹽另行外賣，延後交鹽給正規鹽商的時間，致使鹽商交了錢卻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後才拿得到鹽，卻又因身份管制而無法拋棄鹽商身份另行謀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鹽亦大為流行。明太祖也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這些措施使得過去很多飽受戰亂損毀的地區恢復了生氣，使明朝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
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明朝農業無論是產量還是生產工具，都高於前代，紅薯、南瓜、蠶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產作物在16世紀中葉時由國外陸續傳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此外，較容易栽種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種植於土壤相對較貧瘠的地區，對於糧食需求日增的明清兩代尤其重要。萬曆年間，耕地總面積超過七百萬頃，為明神宗萬曆年間開始的人口穩步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在南宋時流行的俗諺「蘇常熟，天下足」，由於長江下游地區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長江中游地區的快速開發，到了中晚明時，已經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意即當時主要的米糧生產區已經轉移到湖廣地區，也就是現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帶。晚明以後，湖廣的米開始被長途運送至江浙、閩廣等地區販售，使當地農民開始改種經濟作物。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及隨之出現的長途交通，都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手工業方面，明代仍然延續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規定全國技術好的手工業工人必須於官營手工業部門服務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戶為匠籍，並規定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孫世代承襲，不得脫籍改行，但不同點在於明代時，他們不需永遠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規定每隔幾年輪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稱之為輪班匠。但由於到京城的路途遙遠，輪班匠仍然常常發生逃役的狀況，於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輪班匠可繳交銀兩折抵役期，稱為「匠班銀」。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進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輪班匠每年納「匠班銀」四錢五分，從而廢除了輪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營手工業單位服務，匠籍制並未完全廢除。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時有織機1.3萬張，促進了市場經濟化和城市化，南京、臨清等城市「周圍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萬口」。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景德鎮成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代推行「重農抑商」的原則以及嚴厲的海禁政策，使得商業受到了一定的壓制，但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除海禁後，海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全盛時遠洋船舶噸位高達18000噸，占當時世界總量的18%。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14]」甚至還規定禁止商賈之家穿綢紗。隆慶三年（1569年），大學士高拱上疏《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業的窘困，並奏請隆慶皇帝採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後張居正提出農商榮枯相因，進一步肯定了商業的作用。明代中後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此外，商業用的書也開始出現。商人為了實用目的而編寫此類書籍，內容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一統路程圖記》。此外，由於商業的發達，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具有當地特色的商品，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隨著明太祖洪武年間發行的「大明寶鈔」紙幣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白銀為主。16世紀中葉之後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也進一步促進了中晚明經濟的發展，當時明國佔有世界白銀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了全國的經濟集散地。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明代形成了按籍貫區分的商人集團，稱為「商幫」，如徽州商幫、晉陝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蘇州洞庭商幫、江西商幫等。這些商幫以「會館」為聯繫場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萬曆年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煙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如歐洲的西洋鐘，美洲的煙草，在中國城市都有賣。西方學者漢斯·布羅埃爾在其著作《最先抵達美洲的是中國人》（1972年）中寫道：「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易都是順差」。當時商業大都會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廣州、蘇州、松江、淮安、揚州、濟寧、臨清、蕪湖、儀征、景德鎮、瓜洲等[15]。 在世界上，明代是16世紀、17世紀之間手工業、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人口
元惠宗至正年間（1341年—1370年）全國發生多次大規模的災荒饑饉疾病和瘟疫，並最終促使紅巾軍起義爆發，造成期間人口大量死亡。大明建立並統一全國後，明太祖洪武年間的休養生息使得全國的農業生產在元末長期大規模戰亂而遭受極大破壞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復，加上洪武年間大規模的移民填充長江以北的荒無人煙之地和墾荒使得期間人口穩定成長。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有6500萬人，其中民戶6175.0萬，軍戶325.0萬。北五省（北平、山西，山東、河南、陝西〕人口有1755萬，佔全國27%。其中山東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為山西 （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陝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師、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人口總數為3380萬，佔全國52%。其中,南直隸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蘇南太湖流域人口達6,320,300，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為浙 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廣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總人口有1040萬，佔全國的16%。 估計明思宗崇禎十三年（1640年）約有1.50億人口，分佈格局基本未變。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60,545,812人（此為除開華北大部分地區外的調查數據，今學者估計實際人口達到65,000,000人）。
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75,000,000人。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年）：100,000,000人。
明世宗嘉靖末年美洲高產作物傳入後開始在明代人口最為稠密的江浙和嶺南地區普及和推廣，尤其是經過萬曆中興過後以較快速度穩定成長，到明思宗崇禎十三年（1640年）根據當代學者研究估計達到前所未有的140,000,000人。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1640年）到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年）年，由於戰亂與瘟疫造成中原地區死亡加大，特別是由於北方鼠疫的爆發、八旗入關掠殺及為防範漢人而進行有計劃的遷移，造成人口大量減少，只有人口總數一半不到，特別是經歷鼠疫大爆發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20%。
明代戶籍制度
明代沿襲了元代，將人戶分為民、軍、匠三等。手工業者為匠籍。匠籍、軍籍比一般民戶地位低，不得應試，並要世代承襲。若想脫離原戶籍極為困難，需經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輪班匠的勞動是無償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起，輪班匠一律征銀，以銀代役，政府則以銀僱工。人身束縛大為削弱。到清代軍籍實行八旗制度，並廢除了實行四百年的匠籍制度。
教育與科舉
明初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政策，朱元璋本人多次強調：「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不先於學校。」並將學校列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書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機構也就是國子監。而各府、州、縣政府也皆立學校。府、州、縣學的學生稱為生員，俗稱秀才或相公。明處生員數目有定額，大致府學四十人，州學卅人，縣學廿人。明代中後期，地方官員六事皆舉者極少，「學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傳統書院再次承擔起培養科舉人才的重任。明代書院的創辦，以嘉靖年間為最多，據統計，明代書院共有l239所。書院的經費來源，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官方撥置、和私人捐贈。由於政治上的牽連，書院屢遭劫難，共有四次禁毀書院的記載，但官方越禁，民間越辦。
而明代晚期書院的興盛，衝擊了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在書院講學之際藉機批評時政，例如曾講學於東林書院的顧憲成及高攀龍，就常諷刺時政，也使東林書院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中心，進而造成了東林黨爭。當時學者也會借用寺廟週邊的空地舉行「講會」，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
科舉在明朝是正式的選拔官吏制度。科舉考試分為兩級，每三年舉行一次，稱為大比。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考生必須用八股文做答。所謂股，即對偶之意。八股文萌芽於宋朝，形成於明成化以後。由於八股取士的制度，讀書人既不通經史，又不諳實際，嚴重束縛了民眾智慧的進步。
國家標準語
《洪武正韻》是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樂韶鳳、宋濂等11人奉詔編成的一部官方韻書，共16卷。宋濂作的序文中說，《洪武正韻》「一以中原雅音為定」。但從編輯人員的籍貫來看，絕大多數卻是南方人氏。另外，明代的「官話」系統，與上古雅音的差異也非常大。
文化與科技
西學東漸
明朝末期，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在他們傳播教義的同時，也大量傳入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當時中國的科學發展趨於緩慢，落後了歐洲。隨著西學傳入，使得中國的少數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曆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衝擊亦不大。而當時傳入中國的學問非常多樣，也有一些士大夫著手與傳教士合作翻譯西方書籍或著書介紹西學，例如徐光啟就曾與利瑪竇合譯了幾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時，基於雙方文化的歧異及認知方面的不同，也引發了一些衝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人文學科
明代的文化事業非常發達。在文學方面，中國小說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三本就是出於明朝。寫於萬曆年間的《金瓶梅》則側重於描寫市民階級的生活。馮夢龍加工編輯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寫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等；與「三言」類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說集還有凌濛初編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發現的《型世言》（陸人龍編著）。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繼續發展，著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散曲家則有王磐、馮維敏、薛論道、陳譯、康海等人。
在明朝時期，傳統雜劇逐漸衰落，而傳奇劇走向繁榮。明代戲劇的集大成者是湯顯祖。他的代表作是臨川四夢（即《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及《牡丹亭·還魂記》）。南戲在明朝也進入了最繁盛的時期。明朝的文學與戲劇在對「情慾」的描寫上是較為開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劇中就充滿了許多對少女情懷的正面刻寫。
在哲學思想上，王陽明繼承陸九淵的「心學」並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並且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而王陽明的弟子王艮更進一部的強化了此方面的論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而李贊則更肯定了「人慾」的價值，認為人的道德觀念係源自於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現追求個體價值的思想。而隨著西學的傳入，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也開始流行。明末之際，伴隨著朝代的更替與異族的入主，哲學家開始更多的思考現實問題與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
自然科學
伴隨著西學的傳入，中晚明的科學技術出現了新的進步。中晚明科學著作眾多，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程大位的《演算法統宗》、吳有性的《瘟疫論》、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但這些科學家幾乎都是來自民間，朝廷已無力網羅[16]。 宗室朱載堉世界上第一次正確地提出了十二平均律，並且在數學、天文學方面亦多有建樹。
中晚明的軍事科技也有所進步，各種新式火器大量湧現。西方的佛郎機火炮、紅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國製造和使用。還有一些專門的火器論著出現，如茅元儀所著之《武備志》。
社會風氣
明代早期，社會風氣比較節儉。後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會風氣轉向浮華與奢糜，不論士大夫或百姓，在飲食、居住、穿著、娛樂各方面都更為講究，與過去儒家崇尚簡樸的風氣有很大的差別。商人的地位也明顯提高。
明朝的另一項重要社會風氣就是藏書之風。無論官方與民間皆好藏書。私家藏書尤為發達。天一閣是中國目前現存的最早的私家藏書樓。其創建者是范欽。在范欽去世時，天一閣藏書的總數達到七萬卷。天一閣對藏書嚴加保管，水火不入。也嚴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書樓還有汲古閣、絳雲樓等。而私人刻書也逐漸發達，出現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藝，印製的書籍量更是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也使得書籍的讀者群更為擴大，各種通俗小說的出現也為平民百姓提供了另一種娛樂。裝禎方法也得到改進，出現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線裝書。
在衣食住行上，明代的茶文化與酒文化也十分發達，民間盛行飲酒之風，酒令進入了成熟的階段。各種新式茶色紛紛出現，紫砂壺也開始流行。酒樓茶館成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閒場所。明代的手工業突飛猛進，傢具的樣式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明代傢具質地堅硬，風格典雅，流傳至今者不在少數。而私家園林在明朝也非常發達，成為了園林的典範。明代園林藝術的最傑出代表著作是計成的《園治》一書，這是第一部全面總結私家園林的專著。而百姓的娛樂風尚也日益發達，「旅遊」一詞首次出現。明代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社會生活最豐富的朝代。
在女性生活上，貞節旌表的制度在明朝成為固定持續的制度，使得女性守貞守節從原本的典範理想成為一般性的風氣甚至規範。[17] 而纏足也在明朝逐漸成為社會上較普遍的習俗。此外，晚明社會風氣的開放，使當時成為中國歷史上才女文化最發達的時代之一[18]。
藝術成就
美術
明代的繪畫成就巨大。主要代表是氣勢恢弘的浙派和清麗縝密的吳派。著名的書畫家如擅長花鳥的徐渭、擅長人物畫的陳洪綬，「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畫大師董其昌。明朝繪畫以山水和花鳥為主。人物畫和社會風俗畫相對較弱。由於宗教藝術在明朝的衰落，明朝的雕像改以城隍、孔子、關公、岳飛等為主。
書法
明朝的書法以行書和草書為主。最著名的是「吳門三家」（祝允明、文徵明、王寵）和董其昌。 另外，明朝用的是線裝書。
建築工藝
明代的建築工藝創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偉大的建築作品。南京城營建於洪武二年，完成於洪武十九年，城墻周長達66里，一般寬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長的城牆。南京城突破了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勢修建。皇城位於東部，市肆和居民區位於南部，西北則是軍營。洪武廿三年起，明政府開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圍120里，開十六門，將雨花台和鐘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則較為方正，體現了皇權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宮殿建築也十分宏偉，故宮即為例證。明朝各種歷制建築也十分嚴謹工整。天壇、太廟、社稷壇、孔廟都是十分巍峨莊嚴的建築。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謂歷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萬里長城（明長城）更是舉世無雙的巨作，保衛了明朝的邊疆，至今依然聳立。
帝王年表
| 廟號 | 諡號 | 姓名 | 在位時間 | 年號 | 皇陵 |
|---|---|---|---|---|---|
| 太祖 | 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 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 朱元璋 | 1368年－1398年 | 洪武 | 應天府 孝陵 |
| 惠宗[19] | 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 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 | 朱允炆 | 1399年－1402年 | 建文 | |
| 成祖[20] | 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 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 朱棣 | 1403年－1424年 | 永樂 | 長陵 |
| 仁宗 |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 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 朱高熾 | 1425年 | 洪熙 | 獻陵 |
| 宣宗 | 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 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 朱瞻基 | 1426年－1435年 | 宣德 | 景陵 |
| 英宗 | 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 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 朱祁鎮 | 1436年－1449年 | 正統 | 裕陵 |
| 1457年－1464年 | 天順 | ||||
| 代宗[21] |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 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 | 朱祁鈺 | 1450年－1457年 | 景泰 | 景泰陵 |
| 憲宗 | 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 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 | 朱見深 | 1465年－1487年 | 成化 | 茂陵 |
| 孝宗 | 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 朱祐樘 | 1488年－1505年 | 弘治 | 泰陵 |
| 武宗 | 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 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 朱厚照 | 1506年－1521年 | 正德 | 康陵 |
| 世宗 | 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 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 朱厚熜 | 1522年－1566年 | 嘉靖 | 永陵 |
| 穆宗 | 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 光武純德弘孝庄皇帝 | 朱載垕 | 1567年－1572年 | 隆慶 | 昭陵 |
| 神宗 | 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 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 朱翊鈞 | 1573年－1620年 | 萬曆 | 定陵 |
| 光宗 | 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 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 朱常洛 | 1620年 | 泰昌 | 慶陵 |
| 熹宗 | 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 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 朱由校 | 1621年－1627年 | 天啟 | 德陵 |
| 思宗[22] | 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 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 朱由檢 | 1628年－1644年 | 崇禎 | 思陵 |
| 廟號 | 諡號 | 姓名 | 在位時間 | 年號 | 備註 |
|---|---|---|---|---|---|
| 安宗 | 處天承道誠敬英哲纘文 備武宣仁度孝簡皇帝 | 朱由崧 | 1644年 | 弘光 | 史稱弘光帝，也稱福王 |
| 閔王 | 朱常淓[23] | 1645年 | 潞王 | ||
| 朱亨嘉 | 1645年－1646年 | 洪武 | 史稱平帝，也稱靖江王 | ||
| 義宗 | 侍天制道恭和襄定 獻文敬武明德肅仁成皇帝 | 朱以海 | 1645年－1653年 | 魯王 | |
| 紹宗 | 配天至道弘毅肅穆思文 烈武敏仁廣孝襄皇帝 | 朱聿鍵 | 1645年－1646年 | 隆武 | 史稱隆武帝，也稱唐王 |
| 文宗 | 貞天應道昭崇寧文 宏武達仁成宣閔孝節皇帝 | 朱聿𨮁 | 1646年 | 紹武 | 史稱紹武帝 |
| 敬宗 | 忠天隆道昭義欽成 靖文襄武奮仁睿孝和皇帝 | 朱常清[24] | 1646年 | 東武 | 史稱東武帝，也稱淮王 |
| 平宗 | 揆天顯道知仁貞信 德文奮武靖肅敦康元皇帝 | 朱本鉉[25] | 1646年－1664年 | 定武 | 史稱定武帝，也稱韓王 |
| 昭宗 | 應天推道敏毅恭儉經文 緯武禮仁克孝匡皇帝 | 朱由榔 | 1646年－1662年 | 永曆 | 史稱永曆帝，也稱桂王 |
註釋
- ^ 明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二「國號」條：「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
- ^ 明史學者吳晗在《朱元璋傳》中稱「大明的意義出於明教」
- ^ 以一百一十戶編為一里，其中丁糧多的十戶為里長，其餘的一百戶十戶編為一甲，共十甲。每年由里長和甲首管理一里或一甲的賦稅勞役等事項。在十年中，一個里的各個裡長每年輪流當里長，一個甲的各戶每年輪流當甲首，而先後順序取決於各戶丁糧的多少。
- ^ 戶籍登記簿冊
- ^ 耕地登記簿冊
- ^ 九族外加門生
- ^ 株連的範圍很廣，像瓜蔓一般蔓延到更多的人身上
- ^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崩於洪熙元年五月
- ^ 《明季北略》（卷1）：「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於眾中，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頗高，上誤以為別有所爭。命中涓拿下，承旨者梃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於市，斃龐、劉於內庭，事遂寢。於是罷王之采官，補何士晉於外。」
- ^ 《明季北略》（卷1）：「楊漣論內官崔文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升法司嚴鞫，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結事惠世揚奏崔文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台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奸謀雲。南台御史傅宗皋論崔文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皋、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尚書孫慎行參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升，罪勝誅乎？崔文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升發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 ^ 《明史》（卷114）：「康妃李氏，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康妃者，西李也，最有寵，嘗撫視熹宗及庄烈帝。光宗即位，不豫，召大臣入，帝御暖閣，憑几，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趣熹宗出曰：「欲封后。」帝不應。禮部侍郎孫如游奏曰：「今兩太后及元妃、才人諡號俱未上，俟四大禮舉行後未晚。」既而帝崩，選侍尚居乾清宮，外廷恟懼，疑選侍欲聽政。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兵科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上疏力爭，選侍移居仁壽殿。事詳一燝、漣傳。」
- ^ 《明史》（卷114）：「是時，熹宗初即位，委任司禮太監王安，故敕諭如此。久之，魏忠賢亂政。四年封選侍為康妃。五年修《三朝要典》，漣、光斗等皆得罪死，復召繼春，與前旨大異矣。久之，始卒。」
- ^ 《崇禎長編》卷之三十七 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欵則斬師，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麻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裡外，餘俱釋不問
- ^ 《明太相實錄》卷208
- ^ 當時活躍於全國的徽商這樣評價全國的各大城市：「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會）；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萬曆《歙志》卷一
- ^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
- ^ 參見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台灣大學出版部，1998。
- ^ 參見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 ^ 此為南明弘光年間追崇。清朝乾隆年間，追諡為恭閔惠皇帝。
- ^ 朱棣廟號本為「太宗」，嘉靖時改為「成祖」。
- ^ 成化年間上諡號為恭仁康定景皇帝，南明弘光年間追崇代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
- ^ 清朝上廟號為懷宗，後改諡庄烈愍帝。南明弘光政權諡為思宗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後又改上廟號為毅宗，唐王隆武政權上廟號為威宗。
- ^ 潞王、魯王政權均稱「監國」，而未稱帝，故無年號。
- ^ 鄭成功擁立為監國，永曆帝立後取消監國及年號。
- ^ 定武帝，顧誠之《南明史》所述，韓王朱本鉉之「定武」(1646年－1663年)年號和政權乃以訛傳訛之說。以查繼佐之《罪惟錄》啟其開端，直至近代才被考據為謬。
參考資料
- 主要參考圖書
- 《萬曆十五年》，黃仁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ISBN 7-108-00982-X/K·211
- 《細說明朝》，黎東方，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2512-6
- 顧誠，《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ISBN 7500624085
- 其它參考圖書
- 《明史》，中華書局，ISBN 7101003273
- 《國榷》，談遷，中華書局，ISBN 7101003729
- 《明史簡述》，吳晗，中華書局，ISBN 7101047424
- 《南明史》，錢海岳，中華書局，ISBN 7101044298
- 《中國斷代史系列——明史上下》，南炳文、湯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41261
- 《晚明史：1573－1644年》，樊樹志，復旦大學出版社，ISBN 7309037464
- 《劍橋中國明代史》，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著
- 《南明史》，司徒琳（Lynn H. Struve）
- 《國史大綱》，錢穆，中華書局，ISBN 7-100-01766-1/K·143
-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ISBN 7-108-01528-5
-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ISBN 7-108-01036-4/K·231
-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黃仁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ISBN 7-108-01456-3/K·334
- 《明清戰爭史略》，孫文良，江蘇教育出版社，ISBN 7534369517
- 《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蕩》，孫文良、張傑，江蘇教育出版社，ISBN 7534-36983-5
- 《正說明朝十六帝》，陳時龍、許文繼，中華書局，ISBN 7-101-04549-9/K·1968
- 《正說明朝十六臣》，王豐明，中華書局，ISBN 7-101-05077-8/K·2228
- 《話說中國》—集權與裂變，胡敏、馬學強，上海文藝出版社，ISBN 7-5321-2805-9
- 《簡明中國歷史》，張元、李孝悌著，龍騰文化 ISBN 957-458-522-0
- 《中國經濟通史》第七卷，吳量愷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
-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張治安，經聯出版事業公司 ISBN 957-08-0135-2
參見
外部連結
| 前朝： 元朝 | 中國朝代 | 後朝： 南明(明朝之延續)/清朝(中國東北部)/順朝(中國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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