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業
宋朝政治經濟中心向東向南轉移，東南地區河道發達，水網密布，是天然的交通網路。宋朝又注重疏浚河道，建造橋樑，創造了良好的交通條件。南宋時期，海上交通的發展也格外興旺。
宋代造船技術水準處於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行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在船出海航行過程之中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有多大危險。宋代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宋太宗至道年間(995年—997年)，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初年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代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年)，每年鑄幣83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506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代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乾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熙寧10年（1077年）的北宋歲入共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佔30% ；工商稅為4911萬貫，佔70%。工商稅收入構成朝廷財政收入的主體。
會子危機
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儘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
寧宗宣佈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佈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鳩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鬥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佈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但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代時全國僅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代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20] 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代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朝廷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裡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宋王朝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21]。
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22]
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代，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遼國、金國、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宋朝文化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宋朝達到了極致，「好男不當兵」「學而優則仕」等俗諺都是出在宋朝。在理學的興起、宗教勢力退潮、言論控制降低、市民文化興起、商品經濟繁榮與印刷術的發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優秀文人輩出，知識份子自覺意識空前覺醒。其後中國由於蒙古的入侵並對文人採取敵視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與清朝文字獄嚴重壓制學人思想自由發揮，中國除晚明外再也沒有出現過象宋朝一樣興盛的文化景象。
宋學
儒學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復興，其與佛、道思想相結合，誕生了新的儒學思想—理學。理學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要內容，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認為：「理」和「氣」是並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後之分。理是萬物之源。「天理」與「人慾」是對立的兩方，人慾是一切罪惡之根源，應當去人慾、存天理。經過二程與朱熹的發展，理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南宋末年理宗時成為官方哲學。之後，陸九淵又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們應當去人慾，存本心，到達清明寡慾的境界，陸九淵之思想經過之後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繼承發展，成為新的哲學體系—心學，在明朝中葉以後佔據了主導地位。除了理學與心學之外，宋朝晚期還出現了第三種學術勢力—浙東事功學派，其由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所組成。
史學
與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學特別發達。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編寫過程長達十九年（加上《通志》超過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採用編年體方法書寫，為後人提供了一本系統廣博的史書。隨後，另一史學家袁樞又對《資治通鑒》進行全面的整理，寫成《通鑒紀事本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鑒綱目》，共五十九卷，可謂《資治通鑒》的簡略版。史學家鄭樵寫成《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
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會要》和《五代會要》。著名的地方誌有《太平寰宇記》、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由於金石學和考古學快速興起，也有一些相關史書誕生，如歐陽修的《集古錄》、吳大臨《考古圖》、趙明誠《金石錄》等。
此外宋代編修了不少與史學相關的類書，著名的「宋四大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
文學
宋朝文學事業發達，詩、詞、散文都有偉大成就。讓宋朝散文走向興盛並承接古文運動的大師是歐陽修。歐陽修的散文主旨明確、內容充實、平易自然，為宋朝散文的風格奠定基調。三蘇之中，蘇洵的文章以議論見長，文風雄奇勁簡。蘇軾的文章灑脫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帶些憂鬱，前後《赤壁賦》等文章確定了他在文壇上不可撼動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頗有出息，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李膺號稱「蘇門六君子」。南宋時期，蘇軾的散文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的範文，時人言：「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而蘇轍的文章疏於敍事而長於議論。曾鞏忠實的追隨歐陽修的風格，以記敍文和議論文為主。文風自然純樸，少有華麗辭藻。王安石也以議論文為長，風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後，宋朝的散文就開始衰落了，其後的文人都無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宋詩雖不及唐詩，但遠在明清之上，目前正在編撰的《全宋詩》收錄宋詩作品達十六萬多首之巨。與散文相同，歐陽修也開創了宋朝的詩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部詩話《六一詩話》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詩風工練，比歐陽修更講究修辭技巧與典故運用。蘇軾的詩變化多端，雄放灑脫。其吸收了前朝所有詩人的手法，並長於各種詩體，尤其是古體與七言近體，可謂別開生面，奔放靈動，成為宋詩一代大宗。黃庭堅雖出於蘇門，但卻開創了江西詩派，他的詩歌模仿杜甫，講究煉字煆句，顯得耐人尋味。之後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褒，也堪與北宋三家相比。楊萬里的詩歌清新活潑，以天然風景為主；范成大的詩歌關心民生，詩風清麗秀婉；陸游的詩以愛國著稱，他的詩對偶工整，後人言「好對偶被放翁用盡」[23]。
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也稱長短句。根據《全宋詞》的記錄，宋朝詞人達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殘篇總計達到兩萬零四百多首。詞是宋朝文學的標誌性體裁。晏殊被稱為宋朝詞家初祖，其詞和婉明麗。歐陽修的詞也富於花間派之風格。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詞令人耳目一新，確定了長調的地位，充實了詞的形式，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作品廣為大眾喜愛以至於當時人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24] 其後，蘇軾又對宋詞進行了徹底的革新，他創立了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選材範圍，為後來的南宋愛國詞奠定了基礎。周邦彥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後的女詞人李清照也屬此列。在靖康之難後，憂患意識使得豪放派佔據了詞的統治地位。其中以辛棄疾為大成。
此外，宋代「說話」（評書）非常流行，說話的內容就是話本。最著名的話本有《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一些明清白話小說也是根據宋朝的話本改編。
宗教
與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與漢化。宋朝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機構是左右街僧錄事，隸屬於鴻臚寺。各州府或大剎設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務。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當於出家許可證，沒有度牒就屬於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為了控制僧尼人數，限制寺院的規模。但是自神宗朝起，為解決財政短缺，政府開始將度牒貨幣化，度牒淪為國家的斂財手段。其後度牒買賣始終參與國家財政運轉，徽宗時期和紹興年間尤為嚴重。
宋朝佛教宗派以禪宗和淨土宗最為興盛。而禪宗之中又以臨濟、雲門二宗最為繁茂。淨土宗相對禪宗而言更為俗化。原先艱深的理論被闡釋的更加簡單化與口號化。與佛教相比，道教在宋朝變化繁多。宋朝管理道教的機構是禮部所屬的祠部。宋朝道教出現了內丹派南宗、正一天師道、忠孝淨明道和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教派。最後全國形成了真大道教、正一天師道和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局面。
教育
宋朝政府對文人之待遇在中國史上屬於最高水準，由於宋代非常重視考生質素，教育事業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時，下詔州、縣辦學，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宋代官學，規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及四門學和廣文館。中央各部門也設立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學校，並在路設立學官。教師先由地方選聘，後改聘進士或國子監、太學畢業學生，教材有國家統一頒布，多以五經為主。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制訂太學三舍法 （內舍、外舍、上舍）。學校會於每年按成績升舍，在上舍成績優秀時，可免州試和禮部考試，並特賜及第。
有宋一代，各地書院式私學盛行，主要由於自唐朝以來，印刷業發達，書籍增多，民間可掌握的教育資料也開始增加，又因五代時戰亂四起，教育中斷，想學習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學識的學者的周圍，既而形成書院。宋朝時，官方為了對私人辦學進行管理，對私學「賜匾」、「賜書」、「賜學田」，給予承認，於是書院形成了以私學，半官辦，官辦私學等多種方式。另外由於當時有學識有威望的學者，比如朱熹、陸九淵都喜歡在書院講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書院式私學的威望。著名書院有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和茅山書院。南宋時期，書院規模擴大，學生增多，逐步在社會上形成另一種辦學和上學的風氣。書院也從最初的教學場所變為兼顧研究的學術機構。宋朝政府還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至元豐元年（1078年）、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三次進行興學運動，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文品質，這三次運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宋代改良科舉制度也促成教育的發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試的設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寬應考條件，並增加了取士數量等等。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通過者在宮內由皇帝主持殿試，在宋代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二萬人以上。
科技
著名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認為，對科技史來講，唐朝不如宋朝有意義。宋朝也著實是中國歷史上科技進步最快的時代，所謂的四大發明之中有三個都誕生於宋朝。不過，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指出，由於宋朝的經濟未能在改革社會上發揮作用，導致科學技術無法系統的演進。慶曆年間，布衣畢昇在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瞭活字印刷術。這種印刷術成本較低，省功省力，快速就得到了推廣。不久就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指南針的系統應用也是在宋朝，特別是用於航海導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25]。指南針的使用方法在當時據記載有四種：一是水浮法，即將指南針放到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爪法，即將指南針放到針尖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將指南針放在碗邊上指示方向；四是縷懸法，既將指南針用線騰空指示方向。後來第一種方法演化成水羅盤，第二種演化為旱羅盤，而第三、四種由於精密度低而被淘汰。火藥發明於唐末。北宋初年，曾用以製作火箭、火球等。後來又出現了帶爆炸性的霹靂炮。南宋時期更出現了鐵火炮、突火槍、火銃等新式武器。這些武器威力巨大，被廣泛使用在對蒙戰爭中。《武經總要》是仁宗時期官方編修的一部詳細的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術的巨著，其中就有大量的火器介紹與火藥的配製方法。後來在蒙古西征時，火藥又被傳到西方。
傳統數學在宋朝取得了很大成就與進步，賈憲、秦九韶和楊輝都是出眾的數學家。著名的成果有「楊輝三角形」等，數學著作則有《數書九章》和《楊輝演算法》。宋朝的曆法一共更改了十九次，是中國歷史上曆法改革非常頻繁的時代。在神宗之前，使用的是楚衍所編制的崇天曆。神宗到徽宗期間，改采以姚舜輔編制的紀元曆。南宋的曆法是以楊忠輔編制的統天曆為主。它定一回歸年的長度為365.2425日，比實際週期僅差廿六秒。與目前所用的西曆格裏曆完全一致。但比格裏曆要早四百年。在天文儀器上，燕肅在天聖八年（1030年）發明的蓮花漏首次使用了漫流系統，記時的精準性因此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蘇頌在元祐七年研製成功的水運儀象台實現了渾儀、渾象和報時的三位一體，並且具有了近世天文臺的開啟式圓頂等工具。景德三年（1006年）對豺狼座超新星的觀察記錄和至和元年的天關客星觀察記錄是寶貴的天文資料。宋朝政府對醫藥學非常重視，設有太醫局與翰林醫官院，官修醫方有《太平聖惠方》等，官修本草有《開寶本草》等。中醫的分科由唐朝的四科增加到九科，婦科與兒科在宋朝正式成形。針灸學、解剖學與法醫學進步尤大，最著名的法醫著作是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宋朝最重要的科技著作是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夢溪筆談共計達卅卷，六百零九條，全面總結當時宋朝的科技成就。在建築學方面，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是中國第一部建築學專著，對後世中國建築設計，影響深遠。
兩宋時期，在整個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推動之下，科學技術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兩宋的科技成就，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個高峰，而且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也居於領先地位。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中的三項—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就是在兩宋時期完成或開始應用的。講到兩宋科學技術時，人們還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夢溪筆談》。如李約瑟博士把沈括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夢溪筆談》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
然而，在兩宋時期的科學技術成就，決不僅僅是三大發明，沈括及其《夢溪筆談》。如數學方面，兩宋時期可謂在中國古代以籌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傳統數學的發展過程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都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歐洲。如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組解法和一次同餘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餘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餘年等等。賈憲、秦九韶、楊輝等數學家，堪稱中國數學發展史上的傑出代表人物。至於天文、物理、化學等等，兩宋的成就也令人矚目。
建築
宋朝在經濟、手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都有發展，使得宋代的建築師、木匠、技工、工程師、斗栱體系、建築構造與造型技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建築方式也日漸趨向系統化與模組化，建築物慢慢出現了自由多變的組合，並且綻放出成熟的風格並且擁有更專業的外型。為了增強室內的空間與採光度，採用了減柱法和移柱法，樑柱上的斗拱鋪作層數增多，更出現了不規整形的樑柱鋪排形式，跳出了唐朝樑柱鋪排的工整模式。[26]
雖然宋朝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建築物，但傑出的建築都是佛塔、石橋、木橋、園林、皇陵與宮殿。由於注重意境的園林設計特意追求把自然美與人工美融為一體的意境，所以這一時期的建築，一改唐代雄渾的特點，變得纖巧秀麗，柔弱纖秀，曲線柔和，注重裝飾，華麗而繁細。[27][28] 建築物的屋脊、屋角有起翹之勢，不像唐代渾厚的風格，給人一種輕柔的感覺。油漆的大量使用，顏色十分突出。在窗櫺，樑柱與石座的雕刻與彩繪的變化十分豐富，[29] 柱子造型更是變化多端。[26][30][31]
雖然數千年來，建築智慧依靠口耳相傳，子承父業相傳下來，關於建築的文獻亦早已存在，而且在已經出版的水墨畫中所描繪的建築物讓歷史學家更能了解宋朝建築的配搭，但是宋朝的建築文獻－《營造法式》對施工和度量的描述非常深入，比以前的文獻更有組織，讓以後的朝代建築有了可靠的依據。另一方面，朝廷設立了專門負責建築營造及相關的官職與機構－將作監來掌管宮室建築，讓建築智慧有系統地流傳下來。[32]
書畫藝術
宋朝是中國書畫藝術的頂峰期，宋朝皇帝特別重視書畫事業，在宮廷設立了翰林畫藝局，翰林圖畫院與畫學。宋畫主要可分為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三大分類。山水畫家中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為卓越，他們成功的將文人畫與山水畫風格相融合，後人難以企及。其他山水畫名家還有北宋的范寬、郭熙以及號稱為「南宋四家」的李唐、劉松年、馬遠和夏圭等。文人畫與花鳥畫互相融合，讓宋朝花鳥畫顯得格外清麗脫俗。徽宗時期，院體畫中的花鳥畫大盛，徽宗本人就是個花鳥畫大家。宋朝人物畫的宗師是李公麟，他繪畫體裁廣泛，無所不工無所不能。以建築物比例構圖的界畫在宋朝勃興，郭忠恕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作者）是其代表。南渡以後，歷史人物題材畫開始興起。
宋代繪畫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全盛時期，是中華傳統藝術的瑰寶，但存世稀少、流傳分散、文物級別高，一直以來都未能得到系統的彙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12月28日，《宋畫全集》在北京舉行首發式，填補了歷史空白。《宋畫全集》編纂出版工程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重點項目，由浙江大學、浙江省文物局組織實施，浙江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全書包括圖冊與文獻兩部分，計劃收編海內外的宋畫精品1500多件，共出版8卷32冊7500多頁。
宋朝書法也跳脫了唐朝的風格而開創新局。蘇軾提出了「我書意造」的口號，他的筆法內緊外松，險竣多變。蘇（蘇軾）、黃（黃庭堅）、米（米芾）、蔡（蔡襄，一說為蔡京）為宋朝書法四大家。此外宋徽宗亦擅長書法，其特殊的書法風格被稱作瘦金體。
社會生活
由於到了宋代士族門閥到唐末已經沒落，科舉考試制度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對社會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也打開了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後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並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誌、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範。宋、元、明、清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因此，總體而言，到了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
宋朝的都市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有四十六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臨安（杭州）、大名、應天（今商丘）、鎮江、平江（蘇州）、江陵（今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府（今河南省開封市）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了夜市與曉市。南宋首都（稱「行在」）臨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達到125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就連南宋滅亡後，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見於《東京夢華錄》的就有十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武林舊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
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婦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貞節觀在宋朝得到了發揚，在宋朝開始在中上層階層婦女實行的纏足風俗嚴重迫害婦女的身體與心靈，官妓這種制度在宋朝已經淪為出賣肉體的工具，且花樣繁新。
帝王年表
]參考文獻及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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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原籍在南宋境內的漢人歸南宋，原籍在金國境內的漢人歸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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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外部連結
- 《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宋 第四篇 皇后篇
- 《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宋 第六篇 公主篇
- 義塚無碑，掩埋著一段血寫的歷史
- 始祖亮節公世系溯源辨正
- 宋王臺的介紹
- 宋王臺的歷史
- 《宋畫全集》在北京舉行首發式
- 《宋史》全文（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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