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1]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繼清朝之後的國家。中華民國於1912年至1949年其間統治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蒙古、新疆、西藏等邊地控制不深)。按照統治政府與地理政治情勢,中華民國可劃分為北洋政府時期(1912年-1927年)、國民政府時期(1927年-1949年)與台灣時期(1949年至今)三部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取得清代割讓給日本的台灣。1949年後,中華民國因國共內戰失利而失去中國大陸的統治權,退守台灣以及福建周圍的部分島嶼,中央政府搬遷到台灣台北(今台北市),形成現今台灣海峽兩岸政權的對峙局面。
中華民國成立
辛亥革命
自上而下改革以及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使得很多中國人相信只有通過徹底的革命,廢除掉舊有的制度和體制,並建立新的制度和體制才是有效的方法。這個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一個反清的共和主義者,開始在海外華人、留學生,特別是日本的留學生間受到矚目。1905年,孫中山和另一個同樣受到矚目的中國革命領袖黃興在日本東京建立了同盟會。中國國內的一些地區軍閥、百日維新後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華人對這個運動給以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孫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東京發表,並在1920年代早期作過一些修改。他的理論集中在「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民族主義號召人民推翻滿族的統治以及結束外國霸權在中國的勢力;民權表達了孫中山期望建立一個普選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為社會主義,是指通過對生產方式所有制的規範來幫助平民。
共和革命於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省的武昌爆發,當時反清的革命計劃被暴露,由革命黨人組成的新軍被逼叛變。這就是「武昌起義」,也是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的來源。這次起義迅速擴展到鄰近的省會城市,並得到遍佈全中國的革命黨和立憲派的支持。到了11月底,22個[2]行省中有15個宣佈從清政府獨立。一個月後,孫中山從美國返回中國。孫中山在美國時從海外華人和美國的同情者間為這次革命籌集了資金。日本也秘密運送軍火給革命軍佔領的南京。[3]
二次革命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4]但是在北京,此時清朝的權力已經掌握在當時最強大的北洋軍指揮官和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手中。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體遭到內戰或外國軍隊的可能入侵而夭折,孫中山同意袁世凱提出的把中國統一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退位。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政府開始被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系統所掌握。[5]
此時共和的進程比孫中山及其盟友所預料的要慢,因在袁世凱身邊盡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們一直不習慣甚至反對以「國會」制約政府的權力,最終袁世凱的權力也就超越國會。1912年8月,孫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國民黨,這個黨是以同盟會中一些主張議會責任內閣制的份子為核心,再聯合其他小黨派結成。1912年底到1913年初舉行的第一屆國會兩院選舉,宋教仁以反對袁世凱統治的口號進行參選,甚至有傳當國民黨議席佔過半數時,宋教仁會提出要求出任國務總理。
害怕權力被削的袁世凱,為此於3月暗殺了宋教仁。[6]孫中山因此對袁世凱的不滿開始增加,1913年7月,他指揮南部的幾個省進行了反對袁世凱的叛變,稱為「二次革命」。叛變後來被袁世凱成功鎮壓,孫中山及其他發動者逃亡日本,但袁世凱並沒有立即對國會佔多數議席的國民黨議員進行打擊。1913年10月,國會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總統,國內其他的主要政治勢力也承認袁的政府。為了取得國際認可,袁世凱同意給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權,保證中國雖然是宗主國,但是俄國在外蒙古地區享有特殊的權利和影響。1913年11月,袁世凱終於下令取締國民黨,並將國民黨議員逐出國會。在之後的幾個月內,他解散了國會,改立一個參政院的傀儡機構,並強行通過頒布一部中華民國約法以規定他可以終身任職。
洪憲帝制
1915年,袁世凱父子促使楊度等六人組成籌安會,進行袁世凱稱帝的勸進動作。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自稱受全國國民代表擁戴,宣布改國號為中華帝國,並自稱皇帝,將於1916年1月1日改年號為洪憲。這引起了全國性的叛變,為數眾多的省宣佈獨立。1915年12月25日雲南將軍蔡鍔、唐繼堯首先宣布獨立,並組織約二萬人之「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這場護國戰爭中袁世凱的軍隊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謀求續任總統,但被護國軍拒絕。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
袁世凱去世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袁氏親信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自此中央政權連續被北洋軍閥系統控制,但此時已經無人具有足夠能力控制整個北洋系統的軍隊和政權,各不同派別的領導人以省為單位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形成了實際上的割據局面,名義上各勢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支配,但北京政府實際上在不同時期也由不同派別軍閥統治。
北洋政府與軍閥時期
中央政權的更迭
- 府院之爭
- 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和段祺瑞分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二者爭執不斷。國會對段內閣的制約不斷,終於以是否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導火線,黎元洪宣佈把段祺瑞解職。而段祺瑞就離開北京,擁兵對抗黎政府,結果黎氏需要召張勳入京調停。
- 張勳復辟
- 1917年,張勳借黎元洪、段祺瑞二人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爭執之機,從徐州率五千辮子兵入京擁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即位,宣布復辟,但僅持續12天被段祺瑞討平。黎元洪宣告辭職,由副總統馮國璋繼任總統,而段祺瑞續任國務院總理,另立由他的派系控制的安福國會。
外國入侵和學潮
一戰於1914年開始以後,日本趁機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1915年,日本向北京的軍閥政府提出了所謂的「二十一條」,這個條約將使得中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北京政府拒絕了當中的一些要求,但是北京屈服著同意了日本對已經在其控制下的山東省的領土要求,北京也承認了東京政府對滿洲南部以及內蒙古東部的統治權。1917年,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與日本簽訂秘密協議,以日軍抵抗德國的海軍作為交換條件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希望可以奪回失去的領土。但是,1918年,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中國承認了其對山東的統治。當《凡爾賽條約》確定日本獲得在中國山東的權利以及北京這個出賣領土的行為被公諸於眾後,國內一片譁然。1919年5月4日,大量的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對北京政府和日本,這就是後來被認為是民族覺醒的五四運動。[7]由五四運動激發的新文化運動從1917年延伸至1923年。1919年5月4日的學生示威遊行是新文化運動的起點,這場由愛國學生發動,以政治熱情、學生運動以及打破宗教崇拜和由知識分子改革派領導的各種思潮,發展成一個民族覺醒的運動。這次運動,後世歷史學家普遍稱之為「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這兩個詞通常作為同義詞使用。
國共合作
五四運動重新點燃了當時處於低潮的共和革命。1917年,孫中山通過與南方的軍閥合作成為當時在廣州的南方軍閥的大元帥,稱為護法運動。1919年,孫中山重組中國國民黨以反對當時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當時仍然具有合法性並與西方世界有聯繫。到1921年,孫成為南方政府的大總統,他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於鞏固他的政權並實現與北方的聯合。他試圖從西方獲得援助的努力受到忽視,但是在1921年,他轉向剛剛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勝利的蘇聯救助。蘇聯試圖通過嚴厲批評西方為「西方帝國主義者」而表示友好的態度對待中國的革命者,但是處於政治的考量,蘇聯領導人採取了雙重的策略,即同時支持孫中山和剛剛建立的中國共產黨。蘇聯期盼著兩方的合併,但是同時也準備了任何一方取得勝利。從此,開展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的鬥爭。
1922年,廣州的國民黨—軍閥聯盟破裂,孫中山逃往上海。這時孫開始意識到他需要得到蘇聯的幫助。1923年,孫中山和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表示蘇聯將協助中國的國家統一。蘇聯的顧問,當時第三國際的著名顧問鮑羅廷於1923年抵達中國以幫助國民黨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模式進行改組和鞏固。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要求下開始與國民黨合作,她的成員被鼓勵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並保持其共產黨員的身份。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小黨派,在1922年時只有300名黨員,到1925年時也只有1,500名黨員。而國民黨在1922年時已經有150,000名黨員。蘇聯顧問也幫助國家主義者建立起政治機構以培訓宣傳人員在群眾中動員的技巧,並於1923年派遣孫中山從同盟會時期起就擔任陸軍上尉的蔣中正到莫斯科進行了為期幾個月的政治和軍事培訓。蔣中正於1923年底回國後參與了建立位於廣州的黃埔軍校。1924年,蔣中正成為軍校的校長,周恩來成為政治部主任。
蔣中正的崛起
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在國民黨內部產生了支持與反對的兩個派系。支持聯俄容共的稱為左派,以汪兆銘為代表,反對聯俄容共的稱為右派,以胡漢民等老國民黨員為代表。左派認為目前國民黨尚須要得到外國勢力的支持,右派則擔心未來以個人身分加入的共產黨員,可能會併吞國民黨。由於當時由孫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兩派暫時無事。[8]
1925年3月,孫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卻沒有交代接替人選。汪兆銘在北京安葬孫中山後,在回到廣州前,先到汕頭與蔣中正會面,希望能與蔣合作,與右派勢力競爭。1925年7月1日,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汪兆銘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為外交部長(當時廣州國民政府並非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長一職形同空殼)。右派見大勢漸去,開始鋌而走險,暗殺左派國民黨員。1925年9月,財政部長廖仲愷在中央黨部門前被暗殺。左派趁此機會實施戒嚴,蔣中正率黃埔軍逮捕右派軍系的粵軍領袖許崇智等人,將粵軍編入黃埔軍中。至此,左派可謂完全掌握局勢。
北伐時期
北伐戰爭與寧漢分裂
蔣中正一直都希望能立即進行北伐,然而汪兆銘和鮑羅廷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都反對北伐,這成為了蔣中正逐漸和左派產生裂痕的起因。1926年3月20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開除了他的蘇聯顧問,並嚴格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擔任高級職務。[9]1926年5月,湖北軍閥吳佩孚入侵湖南,當時湖南軍閥唐生智不敵,向廣州國民政府求援,成為了蔣介石發起的北伐理由。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中正率軍攻入湖南後,李濟深、湘軍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了吳佩孚。
左派此時已經不信任蔣中正,希望能扶植唐生智來取代蔣的勢力,並且把國民政府的位置從廣州移到湖北的武漢。蔣為了另尋出路,從湖南往東進軍,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蘇等地。蔣進入上海後,獲得了當地商人和外國勢力的支持,不再須要依賴左派與蘇聯,便決定與武漢政府決裂。1927年4月12日,蔣下令「清黨」,動用軍隊及地方幫派人士,搜捕並處決共產黨員。[10]這段歷史在中國大陸地區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右派胡漢民等人於是向蔣中正靠攏,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反共的政府,與武漢的左派政府對峙,稱為「寧漢分裂」。這時中國有三個中央政府:獲得國際承認的位於北京的軍閥政府,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合作建立的武漢政府,以及國民黨右派組成的南京政府。
國共合作破裂
共產黨感到形勢危殆,認為不能再完全仰賴國民黨左派,開始積極在湖南湖北一帶農村推動「土地改革」(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屬軍官多為湖南地主,因此開始強烈反對共產黨。汪兆銘迫於形勢,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退黨,國共合作至此結束。[11]這段歷史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稱之為「寧漢合流」。
當時共產黨進入了一個低潮期:原本第三國際希望能藉由與國民黨的合作來發展共產勢力,因此對國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經濟與人力資源,現在不但黃埔軍為反共的蔣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了與國民黨左派的同盟關係。共產黨於是決定開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勢力,1927年8月1日,發起了「八一南昌起義」(國民黨方面稱為南昌暴動)。[12]原本計畫攻入廣東,但是沒有成功,於是進入江西的山區。毛澤東在湖南也發起了沒有成功的長沙起義也叫秋收起義,往東與江西共軍會合。共產黨的武裝勢力於是長期在此地發展,稱為「江西蘇區」。
東北易幟
寧漢合流後,蔣中正整合軍隊,向北方步步進迫,在保定之戰中擊敗奉軍。大軍當到山東之時,日本為了阻礙國民政府統一全國,藉口保護僑民,在山東製造濟南慘案。蔣中正繞道北伐,進迫北京。張作霖見大勢而去,被迫退出關外,途中,日軍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是為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發生後,該事件的製造者關東軍意圖鼓動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宣布獨立,但被張學良拒絕。同時張學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經統一南方的蔣中正聯繫,準備宣布東北歸於南方中央政府統治。1928年12月12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將原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的五色旗更換為國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意即宣布東北服從國民政府領導。至此,除外蒙古地區,中國已完成形式上的統一,軍閥混戰局面結束。
黃金十年
到了1928年,中國至少在名義上已經在蔣中正的統治下,而南京政府也獲得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政府宣佈,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現在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中國將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發展。
1928年至1937年是國民黨力量鞏固和取得成就的一個時期。外國在中國的特權通過外交途徑獲得緩解,政府積極地進行立法和刑法系統的現代化、穩定物價、分期償還負債、改革銀行和貨幣體系、建設公路和鐵路、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禁止毒品買賣並增大工業和農業生產。同時,教育界也獲得了同樣巨大的成就,以期通過一個普及國語和克服方言差異的計劃以幫助中國社會的統一。廣泛分佈的通訊設施更進一步鼓勵了民眾的統一感和自豪感。這一段時間因國民政府在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而被稱為「黃金十年」,但同時也有一些負面評價。
正面評價
從積極的方面說,在這段時間內中華民國的工業,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的輕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國民政府自1927年起推行貨幣改革,逐步廢除銀本位制,後於1936年發行法幣,與英鎊及美元掛鉤。這是中國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嘗試,統一了國家貨幣。從此國家能夠有效掌握白銀等硬通貨,保証了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財政基本穩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為當時的出版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42年,政府組織向美國派出三十多人由廠礦工程技術骨幹組成的,並有專人管理的實習進修隊伍。其中大部分學員回國成為當時大型國營廠礦的領導骨幹。
農業方面,從1921年到1936年間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華民國統治時期糧食產量最高的一年,總產量(包括大豆)約為3000億市斤,這一數字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國的主要糧食產區大多風調雨順,這對當時抵禦自然災害能力極低的中國農業而言是至轐重要的因素。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權度標準方案》,規定:萬國公制為中華民國權度之標準制,以與標准制有簡單的比率而與民間習慣相近者為「市制」。這種單位制,通常稱之為「一二三制」,即一公升等於一市升,一公斤等於二市斤,一公尺(即一米)等於三市尺。這種簡單而有效的標准將中國民間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國際際准統一起來,影響巨大。直至今日,中國大陸仍是公制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負面評價
在這段時間內重工業成長有限。鋼鐵工業的甚至出現了倒退。晚清時候建設的漢陽鋼鐵廠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年鋼產量穩定在5萬噸,該廠於1925年停止生產,國民政府統治十餘年間始終沒有恢復生產[13]。,至1938年武漢失守前才匆忙將該廠部分設備拆運至後方。同時國民政府先後計劃在南京和湘潭建設中央煉鋼廠,均告失敗。
在日本積極準備侵華戰爭時,國民政府卻未將重工業有計劃的遷至大後方。直至戰爭全面爆發,沿海工業已經遭受重大損失,國民政府才匆忙搬遷工廠,在運輸途中也遭受了重大損失。
發行法幣為國民政府穩定自身財政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同時也通過強制手段將民眾手中的硬通貨如白銀等集中至政府手中,由於法幣不斷貶值,造成民眾財產在事實上大幅貶值乃至化為烏有。
在毒品問題上,國民政府先後頒布禁煙、禁毒法令、法律、法規等300餘件,在數量和質量上較清政府、北洋政府均有較大提高。但在實際執行中,國民政府實行「寓禁於徵」政策,即對當時最主要毒品大煙(即鴉片)的生產製造、運輸、銷售以及開設吸毒場所等環節,只要向政府繳稅即為合法。這種政策實際上無法起到禁毒的作用,反而助長毒品蔓延,使大量的毒品交易合法化。1931年以後,日本在東三省強力推行鴉片種植及貿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毒品蔓延。
抗日戰爭
日本的野心十分明顯。受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對原材料需求的壓力,日本於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發動了佔取中國東北的戰爭,並於1932年建立了由前清朝皇帝溥儀為首的滿洲國傀儡政權。失去東北這個富有工業發展和戰爭工業潛力的地區使得國民政府的經濟大受打擊。而在一戰後建立的國際聯盟對於日本的行為束手無策。日本開始從長城南部向中國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進。中國人民對日本感到憤怒,當時蔣中正定下「攘外安內」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斷的表面退讓,另一方面節節抵抗日本軍閥,又一方面調動軍隊圍剿紅軍。[14]後來,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國民黨與共產黨終於攜手抗日。不過,共產黨依舊抱持著拖延戰術,不願意也不能夠與銳氣方盛的精銳日本軍閥展開全面衝突。[原創研究?]
1937年7月7日,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閥在北平(現今北京)城外起衝突;西北軍於蘆溝橋事變打響了抗戰的第一槍,稱七七事變。[15]接著,蔣中正於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指責日本軍閥的侵略、呼籲全國百姓團結而立。同時這也促進了國共反對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聯盟的形成。這次合作以有利於共產黨的方式進行。[原創研究?]但是,兩黨間的不信任仍難以掩蓋。貌合神離的聯盟在1938年後開始破裂。[原創研究?]共產黨抓住一切機會擴展其影響,包括利用有利於農民的群眾組織、行政改革、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等等,而國民黨則希望壓制共產黨的影響。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二次大戰的亞洲戰局發生重大轉折。這時的國民政府認為,如果下令對日宣戰,中國將獲得英美等國的支援。面對來之不易的局面,在危局中苦撐待變的蔣中正十分興奮,他在日記中寫道:「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
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本及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宣戰,至此中國對日長達十年之久的「戰而不宣」局面宣告結束。這也是後來針對抗戰時間的定義,歷史上有分歧的說法。依照戰爭法而言,官方上正式對日抗戰始於1941年12月9日,終於1945年8月15日,共三年八個月。
對於抗戰,國府方面定下的作戰方針是,現有部隊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軍閥,將華北、沿岸一帶的廣大空間換為寶貴的時間;而真正的戰場,則是華中一帶。不過,為了向世界展現中國抗戰的決心、並且激勵士氣,國府調動最精銳的第五軍等七十萬部隊,投入淞滬地區與日本軍閥展開血戰,徹底粉碎了日本皇軍「三日攻下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誇詞。之後,歷經台兒莊等戰役,日本軍閥於一年後佔領武漢。此時,戰線過於拉長而導致兵力分散的日本軍閥,面對已有充分準備的國軍,再也無力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中日戰爭至此陷入拉鋸戰。
相對於國民黨方面,共產黨方面,則是挺進日本軍隊佔領區,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來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活躍在華北。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活躍在中國的華中、華東。共產黨的作戰方針是,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最大限度地組織群眾參戰。使本來就分散的日本軍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中國軍隊優勢兵力的打擊,在局部陷入被動。在戰略防禦和戰略相持階段,有利的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比較有名的戰役有三次長沙會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國內外軍隊立即終止戰鬥。9月2日,在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9月9日,在南京舉行了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中國代表何應欽,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結束。
戰後行憲與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投降,恢復了自清末以來失去的對台灣主權;中華民國也因抗戰勝利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和常任理事國,成為五大國之一。抗戰勝利後,中共和國府軍隊為爭奪受降權發生了嚴重的軍事和政治摩擦,由此在美國調停下,國共雙方展開了一年半之久的政治談判。談判的目的不僅為制止國共衝突,也為國家即將開始的憲政而共同協商努力。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國共最終徹底破裂,內戰再度爆發。國民政府一方面應戰,另一方面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施行憲政。1949年,內戰以中國共產黨軍隊擊潰國軍,並將中華民國政權驅趕到台灣而暫告一段落[16]。
台灣回歸與二二八事件
日本在二戰投降後,國民政府開始在二戰結束後的1945年10月開始接收日本佔領區,恢復對它的統治。1945年10月,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恢復了對台灣的主權。同時,國民政府設置了台灣省,建立了台灣軍政公署,使其成為中華民國47個省之一。
戰後的台灣民心動蕩,政府與民眾關係緊張,在1947年2月發生了流血事件。台北一個煙販被政府人員開槍擊斃引發了整個台灣島的騷亂,並釀成了大規模流血事件。最後國民政府從大陸調集軍隊前往台灣鎮壓,將騷亂平息。歷史上稱其為二二八事件。這一事件造成了台灣當地人民的巨大傷痕,對未來的中華民國和台灣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二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廢除了軍政公署制度,建立了台灣省政府。
施行憲政
中華民國憲政史 | |||||||||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 |||||||||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 |||||||||
天壇憲草 | 袁記約法 | 訓政時期約法 | |||||||
安福 憲法 | 五五 憲草 | ||||||||
曹錕 憲法 | 期成 憲草 | ||||||||
民國 憲法案 | 政協 憲草 | ||||||||
中華民國憲法 | |||||||||
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 |||||||||
憲法增修條文 |
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一直致力於起草一部主權在民之憲法,但因北洋軍閥混戰,南北分裂以及日本侵華戰爭導致憲法遲遲未能制定。1946年11月15日,中華民國在國共分裂的背景下召開了制憲國民大會,並於12月25日通過了基於同年國共兩黨商定之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的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4月,國民政府基於政協決議改組政府容納制憲各党進入政府,結束黨治。11月21日,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會代表人民直選。12月25日,中華民國正式實施憲法,從此中華民國進入憲政時期。
國共內戰
1945年抗日戰爭後,共產黨的勢力擴大,國共雙方的衝突再起,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要求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領導國民政府的蔣中正則致力於在1946年內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將國家引入憲政時代。國共兩黨圍繞受降問題,改組政府問題,制憲國民大會問題激烈較量。雙方時有戰鬥,時有談判,但談判終致破裂而戰事擴大,從1946年到1949年間的三年內戰,遼瀋戰役(遼西會戰)、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和平津戰役(平津會戰)國民黨方面的作戰均告失敗,不但喪失大片控制的土地,國軍損失了主力近150萬人,更有超過100萬的部隊與政府官員投降共產黨。1948年秋天,國民政府在東北僅剩錦州、瀋陽、長春等幾個城市,10月15日國府錦州失守,19日長春在數個月的包圍戰後失守,11月3日解放軍正式進入瀋陽,共產黨全面控制中國東北。11月中爆發的淮海/徐蚌之戰是國共內戰中規模最大最慘烈的戰役,此戰役成為國共最後的總決戰,國民黨最後敗陣,12月15日解放軍攻下徐州、1月15日攻下天津、1月19日攻下蚌埠,會戰結束。1949年1月21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宣佈下野,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重新開啟國共和談。1月31日解放軍和平地進佔北平。
1949年4月,國共舉行了北平和談(即所謂「劃江而治」),但國民黨無法接受共產黨的要求,談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渡過長江,中國國民黨江陰要塞司令投共,1949年4月23日首都南京被解放軍攻克,民國政府遷往廣州。4月24日解放軍攻下太原市,中國國民黨部分守軍與政府官員因拒絕投降共產黨而集體自殺,中國國民黨方面稱之為「太原五百完人」。5月解放軍陸續攻下華東、華中諸多大城市,在10日進佔了杭州、15日進佔南昌、16日進佔武漢、27日進佔上海。6月3日美軍軍事顧問團撤離與國軍撤守青島後,同日解放軍進佔青島。8月6日解放軍攻陷長沙、17日攻陷福州,解放軍戰線深入華南地區。10月1日,共產黨在北平(後易名北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5日解放軍攻佔廣州,中華民國政府再遷重慶,17日攻佔廈門,並對廈門外海的金門進行作戰,25日金門戰役國軍大捷,擊退進攻的解放軍。11月3日,解放軍進攻舟山群島的登步島,中華民國國軍經過三天的戰鬥擊退進攻的解放軍,史稱登步島戰役。
11月中國共產黨攻佔重慶,國府三遷成都。同年12月7日,行政院電令政府遷設臺灣臺北市,12月8日至10日,當時仍任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以及包括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的中央政府各級官員紛紛離開成都飛抵臺北,國府宣告「大陸淪陷」。
國府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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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失利之後,將中央政府遷往台灣,自此中華民國即與台灣緊緊糾結,雖然與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因為歷史、黨派而有著恩恩怨怨,但自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未曾再對大陸地區實行過統治,建設目標為:將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1]
外交失敗
1971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連串的事件使得中華民國與其它國家的邦交開始出現急劇變化。尼克森的下台,一度使台灣人民以為情況會有逆轉的機會。福特總統上台後,果然放慢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進程,然至1979年,總統卡特治下的美國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使外國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變革的決心,所以紛紛向其示好,意圖在中國大陸開放市場之際可以分一杯羮。結果,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就這樣一直持續減少。直到1990年代,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就已經只餘下少數,包括大韓民國及南非等。
1992年,韓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韓國政府在斷交的同時,違反外交豁免權,片面將中華民國在韓國的所有產業,包括在著名遊客區明洞的自置物業及領事館全數充公,轉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曼德拉於1994年當選成為南非總統之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過去對他的關照,使他上台後於1998年中斷與中華民國的建交,而改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經濟發展
隨著產業從農業發展到輕重工業、國民教育普及,台灣在1970年代進入經濟起飛時代,蔣經國總統所推動的十大建設至今仍被視為促進台灣經濟起飛的基本工程。1980年代,台灣則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股市指數高達萬點,所謂的「台灣錢,淹腳目」這句俗諺被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民生富裕民眾殷實的背景之下,台灣各種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能量皆在此一時期累積。
解嚴至今
1980年代,蔣經國總統逐漸將政治完全民主化,有人認為是由於「江南劉宜良事件」的發生。[17]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當時雖尚未解嚴,但蔣經國並未鎮壓,顯然已經想讓中華民國以「兩黨競爭」的方式[原創研究?],開創民主新局。
1987年,蔣經國主動宣佈解嚴,這一步被看作是中華民國真正民主化的一個里程碑。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於臺北,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1989年開放黨禁。1990年,李登輝由第一屆國民大會選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早在1947年,中華民國在大陸地區便選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但由於國府遷臺,國家進入動員勘亂時期,即國家發生內戰,民主制度在國家戒嚴時無法完全開展,部份人認為這是為了保持治理整個中國的基礎,便一直沒有改選,稱為「萬年國會」。在李登輝當選總統的同年,一些學生為了萬年國會問題發動了三月學運,之後李登輝認同並宣佈修憲。修憲結果,使原大陸地區選出之年邁國代優遇退職,由台灣地區選出之全部新國代修憲,最後使總統選舉可以直接公民直選,不再以「委任直選」方式選舉總統。
1994年,台灣省首次直選省長、直轄市首長。省長選舉結果,由國民黨宋楚瑜當選首任民選省長。台北市市長選舉,民進黨陳水扁當選,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北市首次由反對黨執政。高雄市市長選舉則由國民黨吳敦義當選。
1996年,中華民國首次公民直選正、副總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飛彈演習的軍事威脅及美日等國際關注之下,最後由中國國民黨提名的李登輝與連戰擊敗民主進步黨提名的彭明敏與謝長廷,順利連任。到了2000年,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由於分裂,產生了兩位總統參選人連戰與宋楚瑜(宋氏以無黨籍身份參選),最後,由民主進步黨的前臺北市市長陳水扁、前桃園縣長呂秀蓮女士贏得第十屆中華民國正、副總統選舉,這是中華民國行憲後首次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
2003年,《公民投票法》通過,首次公投和2004年的總統大選一同舉行。到了2004年的總統選舉時,投票日前一天於臺南市發生三一九槍擊事件。當天開票結果,民主進步黨的陳呂配以0.228%些許差距擊敗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連宋配,成功連任,並於5月20日就職第十一屆正、副總統,並且引發社會大眾、自由新聞媒體的討論,與其兩黨支持者之間的對立,政局開始動盪不安,也因此影響了這段期間中華民國的經濟與外交發展。
2006年,總統陳水扁之親信與家族成員陸續爆發貪瀆醜聞,聲望大幅下降,民間開始發起要求總統陳水扁下台為貪瀆案負責的遊行活動。在國會中,以民進黨為首支持總統陳水扁的執政派系與以國民黨為首的反對派系,亦為了罷免總統的議題展開了激烈的對抗。在制度上,兩派的鬥爭陷於彊局。年底的直轄市長選舉,國民黨及民進黨各贏得一席,台北市由國民黨籍的郝龍斌當選市長,而高雄市在激烈的選戰之下,民進黨以一千多票之小差距擊敗國民黨的候選人,由陳菊女士當選市長。
2007年,隨著民進黨及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出爐,在政治立場鮮明的媒體助長之下,更激化了選戰的激烈程度。
2008年,國民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與蕭萬長,以765萬8,724票,得票率為58.45%,擊敗了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與蘇貞昌的544萬5,239票,得票率41.55%,當選了第十二任的總統與副總統。中華民國完成了第二次政黨輪替,民主制度逐漸走向成熟,對民主法治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正要修補民主運作過程出現的法律漏洞,而人民素養提昇,重新認識了真正民主而不流於民粹,強調合理周全與公平之法治為完全民主落實之基礎,使國家向心力有再凝聚的機會,自由與混亂中,由於也有看清真相的許多自由的大眾媒體當人民的眼睛耳朵,而在政治力完全無法干預的完全自由下,因為國家長期被中共政權在國際生存空間的壓迫而產生國家內部矛盾的問題,與投機者和政客,漸漸被人民看清,其權力受到人民監督,並以民主法律規範,總統馬英九認為「台灣以累積半世紀的民主經驗,做出第二次的政黨輪替,可以很自豪的說自己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張成績單。」他認為這不只對台灣,對整個華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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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與參考文獻
- ^ 當時把原兩江總督衙門作為臨時政府的辦公地點,孫中山就是在這裡宣布中華民國成立。
- ^ 當時的行政區劃是內地18省(直隸省、山西省、山東省、河南省、陝西省、甘肅省、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廣東省、廣西省、雲南省、貴州省),加東北三省和新疆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新疆省)共有22省,另有內外蒙古、青海、西藏,不設省,派駐地大臣管理。(參見清朝行政區劃)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12年1月》
- ^ 張玉法(1999年):《中華民國史稿》第一章〈中華民國的開國〉,第28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民國元年壬子──十四年乙丑,第32頁:「袁世凱在北京就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蔡元培代表孫總統致祝詞。」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86頁:「國民黨理事代理理事長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被刺。」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民國元年壬子──十四年乙丑,第437頁
- ^ 張玉法(1999年):《中華民國史稿》第三章〈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第152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9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180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1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9頁
- ^ 有論者指漢陽鋼鐵廠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復生產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長期向日資舉債終致日資所入侵有關。另外當時中國鍊鋼水平也是一個因素。見車維漢,"近代日本與中國大冶鐵礦"及"張之洞與漢陽鐵廠" 2004-04-07 載於新華網。另外全漢昇先生在他的"漢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內亂時發,漢陽鐡廠每每爐毀敷停,萍鄉煤礦常因戰事停工,大冶鐡礦屢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鋼鐵價格暴跌,漢冶萍公司走向衰落。1919年漢陽鐵廠1、2號高爐停產,1921年北洋政府改變鋼軌標準,造成漢陽鐵廠近5萬噸鋼軌無銷路。至此漢陽鐵廠鍊鋼部分全部停產,並日趨衰落。見"我國第一位鋼鐵冶金工程師——吳健"
- ^ 張玉法(1999年):《中華民國史稿》第五章〈日軍侵華與抗日風潮〉,第248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700頁
- ^ 汪朝光,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中華書局,2001
- ^ 台灣作家柏楊說,「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江南是最後被害者,以後蔣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沒有機會重犯了。」(〈槍聲三響撼金山〉,《傳記文學》,2004年10月)
- ^ 馬英九表示:自由民主將是兩岸未來共同語言
- 《劍橋中華民國史》,(美)費正清、費維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 7-5004-1406-4/K·204。
- 《中華民國史》,(中國大陸)張憲文等著,南京大學出版社,ISBN 7-305-04242-0/K·284。
- 《中華民國史稿》,張玉法著,臺北縣,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到四冊,作者郭廷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ISBN:6666712919。網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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