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始於公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肇建，前後以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可分為以社會主義轉型及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毛澤東時代（1949年至1978年）與以現代化建設及改革開放為主題的鄧小平及後鄧時代（1978年至今）。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以來唯一的執政黨，並堅持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歷史影響巨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國共內戰
1946年至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展開爭奪中國的國共內戰。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擊潰中國國民黨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控制了中國大陸。旨在建立中國新的聯合民主政府的新政協籌備會議於1949年6月15日至6月20日在北平召開。籌備會決定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各項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第一小組在籌備會成立會閉幕前，即擬定完成「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並獲通過。
國號命名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新中國的名字起初普遍稱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主張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經反覆討論，得以採納[1][2]。此外，最後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中的國號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括號加註「（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周恩來受命於毛澤東，於9月26日中午，緊急宴請二十多位元老，討論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9月27日在政協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正式決定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此後，新中國的名字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會議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
9月27日，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並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今年為一九四九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9月28日，會議休會一天。[3]
9月29日，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並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9月30日下午三點，會議開始，先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一致通過已經協商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共180人；然後，以無記名聯記投票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檢票期間，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然後回到會場聽取選舉結果。會議主席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其他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議舉行了簡單的閉幕式。[4]
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往台北，並繼續統治台灣及福建離島。中國歷史的嶄新與「紅色」一頁，以及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正式展開。
毛澤東時代的國家轉型與動亂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動亂與戰爭，社會矛盾尖銳，經濟水平落後，貨幣貶值，交通運輸不暢。建國後，一個全面模仿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便迅速建立起來。
在1950年代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土地集體化以及社會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了通貨膨脹、重振經濟，並且建立起了因戰火而受到嚴重損害的工業體系，也因此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廣泛支持。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響：共產黨獲得了廣泛民意支持，政府根據黨的政策靈活應變，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中下層勞工、婦女以及其它群眾中。
全國領土的基本控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仍留在大陸的中國國民黨殘餘力量到處進行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活動，共產黨軍隊繼續追擊和消滅中華民國國軍殘餘部隊，到1950年6月，基本消滅了中國大陸上的中華民國勢力。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西藏當地政府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正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灣、香港、澳門、少數沿海島嶼及其他與鄰國有主權爭議的領土以外，中國領土全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
大躍進和中蘇關係破裂
當時的人們普遍看輕那些強調技術規範的專家，批評他們為「右傾主義」、「三脫離」等。其後，全國興起了大煉鋼鐵運動，宣稱要在15年或更短時間內「超英趕美」。面對有人對冒進的指責，有人發起反冒進，故毛澤東為了反反冒進，提出「大躍進」以阻冒進的指責，希望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工業和農業產值。大躍進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基層為達到不可能的目標，虛報、謊報、誇大實際產出。農業上，由於毛澤東等一些領導人錯誤的認為，合作社規模越大，越能發展生產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設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將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原有正常的經濟體系被破壞，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其特點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調」1960年開始的三年經濟困難更為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農村大批人口面臨饑荒。同時，在思想上「左」的錯誤泛濫成災，浮誇風盛行。
對於大躍進的評價，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提出反映了黨和人民迫切改變經濟落後狀況的願望，但是忽略了客觀經濟規律，其教訓是慘痛的
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大陸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數是2158萬人。東西方各方面的資料顯示死亡人數大約為3000萬至6000萬人，主要死因幾乎都是餓死。
此時中蘇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修正主義的爭論，最終在1959年尖銳化。蘇聯撤走了在華的所有人員，並且停止對中國的技術協助，中國的工業幾乎因此完全停頓。中蘇兩國的矛盾之後又迅速公開化，兩國在國際論壇上公開翻臉。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
1960年代初，劉、鄧兩人掌握著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在最初幾年曾有所好轉。但是毛澤東對這種務實的政策不滿，共產主義遠景及自己的政治野心令他最終與劉少奇等人決裂。1965年開始，毛澤東及其親信開始了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政治攻擊。1966年春天，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毛澤東派第一次試圖利用民意來打擊領導層的劉鄧派，稱後者是「資產階級司令部」。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從此整個中國都陷入了十年的瘋狂動亂。
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毛澤東與他「最親密的戰友」、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擊了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全國的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被教唆來攻擊全國各階層的黨的當權者。大批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對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則自殺身亡。在一些地區情況失控，不同派系之間的紅衛兵發生武裝內鬥，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控制。最後，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軍隊來平息這些過激的衝突。
毛澤東發現學生失控之後，決定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中國的政治局勢也在1971年發生了重要變化。在內鬥中失敗的黨的第二把手林彪在該年9月13日出走，在飛往蘇聯途中飛機失事墜毀。周恩來等穩健派暫時控制局勢，在他們的協助下，鄧小平恢復工作，並在197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雖然政治運動依然頻繁，但較「文革」初期已經有所改善。
不過在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依然嚴重。1975年，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四人幫」）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矛頭指向鄧小平。1976年，周恩來去世，清明節期間發生了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實為支持鄧小平的四五天安門事件。
同年9月，毛澤東去世。黨內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澤東評價為「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取得。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持下，逮捕四人幫，鞏固了其在黨內地位。
毛澤東的影響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現代歷史打上了深深的毛澤東印記。他既統一了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建立的強有力的政府，也創立了目前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在其任內也有許多人遭到迫害，尤其在他晚年，由於嚴重的政策錯誤，給中國精神文化領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毛澤東時代中國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國的工業建設一直處於高速發展狀態。1949年以前，中國人的文盲率高達80%，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當毛澤東去世時，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平均壽命則提升到70歲。
毛澤東對人口沒有進行控制，反而鼓勵生育，其結果在批評者眼中來看是災難性的。1949年中國有5.4億人，到1976年時達到9.5億人。而也有學者認為人口增長並非來自於高生育率，而是來自於死亡率的大大降低。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導人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時採取了計劃生育政策。這一政策受到了主要來自國外輿論的批評，但從目前來看確實控制了人口的急劇增長。隨著人口增長的穩定，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計劃生育政策所導致的人口結構老齡化問題正在逐漸顯現出來。
毛澤東式的馬列主義，被後人稱作毛澤東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前者多在中國以外地區使用，中國共產黨官方將毛澤東的理論稱為毛澤東思想）。他的理論影響了很多「革命者」，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秘魯的光輝道路以及尼泊爾的革命運動。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與波折
鄧小平掌權
「四人幫」的垮臺意味著「文革」的正式終結。鄧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並在黨內安排了許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鄧小平成功地取代了由毛澤東欽點的繼承人華國鋒。不過這次鬥爭並沒有像共產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那樣你死我活，而是讓華國鋒漸漸地隱退。1980年，華國鋒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取代，而黨總書記的職務則由胡耀邦取得。直到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雖然他握有的頭銜只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委主席。
1979年以後，中國走上了更加務實的發展道路。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了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導。到1980年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認定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了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
改革開放
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美國總統尼克森在1972年9月首度訪華，並且會見了毛澤東本人。1973年雙方同意互設聯絡處，增加聯繫。1979年，兩國建交。中國與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關係也明顯改善。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71年10月25日成為聯合國中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受到主要國際組織的承認。
鄧小平上台後出訪了多個西方國家，1979年，他訪問美國，與卡特總統會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正式決定在1997年英國將歸還在鴉片戰爭中侵佔的香港（中國大陸官方稱從未喪失香港的主權，1997年只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鄧小平同意在50年內不干涉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這種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沿用在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也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在台灣問題上使用。但是鄧小平並沒有尋求與蘇聯的和解。作為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鄧小平認為由於地理上的原因，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還大。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了多份新法律的草案。
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了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遠景需要很長時間，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努力才能實現，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共同貧窮（原話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事實上打破了個人崇拜的土壤。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認為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
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往往並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麼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大陸媒體多稱之為：貓論，即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它有經驗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等。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戈巴契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巴契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了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鑒過來的。
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了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
輕工業產出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週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它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了中國的工業革命。
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補的。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了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鄧小平在中國建立了多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了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1980年代民主運動與六四天安門事件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控制以及諸如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中共內部的一些元老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與社會主義背離。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使這些中共內保守派更確信了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1986年的示威事件負責，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而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
在趙紫陽接任後，他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價格調整也引起了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強烈不滿，有人提出應該加強中共中央在經濟上的控制，並且抵禦西方影響。這最終導致了一場政治爭論，把1988到1989年的冬天吵得火熱。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學生以祭奠名義開始的請願活動，因政府的應對失當而升級。幹部腐敗再加上因高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經濟困境，是學生、知識份子以及其它城市人口大規模抗議浪潮的主要原因。大學生和大批北京市民聚集天安門廣場，紀念胡耀邦的同時也要求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和言論自由。不斷擴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處理腐敗問題，並且要求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7條所賦予每一名公民的言論結社遊行示威自由。北京的大部分在校生介入了這場學生運動，學生們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榜樣，學生領袖以吾爾開希和王丹為代表，組織大學生，將本次學運稱為「愛國民主運動」，積極參與運動的北京大學生組成了各校學生自治會，並聯合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抗議也迅速蔓延至上海、廣州等其它大城市和省會城市。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首都各家報紙在頭版以顯著位置轉載。認為學生運動被少數反中共反政府陰謀分子操縱，是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5月13日，數百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趙紫陽主張，學生的訴求應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中共的常委會和政治局通過了和學生協商對話的決定。人大委員長會議支持並決定為此召開人大常委會。但鄧小平主張武力鎮壓。趙紫陽理所當然起而反對。按照中國實行的「以黨治國」的體制，常委五人表決，趙紫陽反對動用軍隊，李鵬、姚依林贊成動用軍隊，喬石、胡啟立起初支持趙紫陽的意見，後來猶豫了，轉而請鄧小平決定。
5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與政府總理李鵬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宣佈了對北京實行戒嚴。這個決定是趙紫陽甚至很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部分委員都不願意看到的。
5月20日，戒嚴令發佈。6月3日晚，政府稱北京「已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當晚11時至6月4日清晨，軍隊進入北京城區。他們使用武力清除廣場、街道上以大學生和北京市民為主體的示威者。北京死亡數字官方報導為超過200人，其中北京學生超過30人，不過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平民學生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
6月4日之後，中國政府認為示威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與秩序，並演變成動亂，所以拘留了大批示威抗議者。
1990年代初的中國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政治局勢再度穩定。中國再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六四之後，黨內主張減緩政治改革力度，以維持政局穩定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為了維護局勢的穩定，經濟改革步伐也曾一度減慢，直到鄧小平1992年的考察南方談話後，經濟局面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鄧小平再度重申要發展市場主導的經濟。在中共十四大中，一批年輕、支持改革的新領導人取得了最高領導地位。鄧小平及其支持者認為，經濟的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的改革對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在南方考察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公開支持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策。雖然中國依然沒有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卻依然是中國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的影響
如前所述，鄧小平主張經濟對外開放並且在社會主義威權體制下實行市場經濟。在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保持了年均8%的經濟成長，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
然而，鄧小平的改革也遺留了很多未解決的問題。他市場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國有企業已經無法贏利，而需要關閉。更嚴重的是，到1990年代中，很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措施已經不再有成效；農村收入降低，中國的三農問題是現在領導人所面對的極大挑戰。
最後，鄧小平強調務實，否定毛澤東共產主義理想化的作風雖然在中共黨內佔主導地位，卻引起西方世界的懷疑。很多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觀察家都懷疑一個一黨制的政治體制是否依然能夠控制越來越活躍與繁榮的中國社會。然而，這種問題與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國或1949年前中國所需要面對的戰亂、饑荒及社會不穩定等問題比起來，無疑是非常輕的。
根據《財富》雜誌記者吉姆·羅沃的說法，「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間的改革帶來的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進步影響了上億的人口。
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但他的時代並沒有結束。迄今，他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依然居主導地位，並以鄧小平理論的形式固定下來，在中國大陸被譽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獲得了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等的地位，並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
第三代領導人
江澤民是鄧小平以及其它中共元老的折中選擇，來取代當時指定的繼任人趙紫陽。趙紫陽被認為對學生抗議過於容忍。雖然江澤民並沒有直接捲入對示威的鎮壓，他因迅速穩定上海的局勢而受到賞識。當時，候選人有兩個：江澤民和李瑞環。
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況愈下。在鄧小平的晚期，江澤民及其同僚逐漸開始負責日常工作。這個「第三代」領導集體是以江澤民為中心來運作的。
1998年3月，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中連任國家主席。總理李鵬任期屆滿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總理一職由朱鎔基接任。
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行使主權。
經濟發展
在1990年代，中國經濟保持然使正常發展，這使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內一直保持著9.7%的平均增長率。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上面發揮的有效作用也讓人注目。雖然經受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洪災的影響，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最初的九個月內仍然保持7.9%的增長。雖然全球經濟衰退，經濟增長仍然達到了政府7%的目標。這主要通過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加大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直接投資來實現的。另外政府也試圖用各種辦法來刺激需求，但是效果不明顯。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也導致了財政赤字的增加。
雖然統計數據顯示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一些深厚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日益嚴重：貧富分化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賬的銀行系統。
處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同時引發了大量失業工人，但是相應的金融保障體系剛剛建立，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大量老工業基地的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陷入貧困狀態。
經過長期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一舉動正在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兩岸外交
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在外交上的處境要比1980年代嚴峻。冷戰的結束與蘇聯的瓦解意味著中國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之間原本存在著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礎的喪失；六四之後的中美關係也很難在回到八十年代的蜜月期。雖然江澤民與柯林頓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中美在整個1990年代實際上處於一種非敵非友的狀態之中，兩國之間存在一些根本性歧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卻又能夠溝通合作。
江澤民被許多人視為親美派，他任內極力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包括了1997年和1998年兩國元首的互訪，以及朱鎔基總理的訪美等。但是美國國內始終有一股強大的抗拒與中國保持親密接觸的力量，這些被稱為「藍隊」的人認為在中國改善其自身人權、民主等方面的紀錄之前，美國應盡量疏遠甚至孤立中國。而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美及之後的台海導彈危機、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襲事件、2001年南海危機等，又為中美關係平添許多起伏。然而到了1990年代末，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大部分國際政治學家都已經預見到，中美關係將是新世紀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蘇聯瓦解之後，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顯著改善，兩國彼此間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有著相近的立場與利益。然而由於兩國國力所限，不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聯手與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正面衝突，這一點尤以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事件最為明顯。
新政府在兩岸政策上延續了鄧小平時代的基本方針，1993年的汪辜會談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頂點，兩岸關係明顯改善，隨後江澤民發表了八點對台工作指示，作為具體落實兩岸政策的指導。然而1994年千島湖事件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1996年李登輝的美國行觸怒了大陸當局，之後又在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前夕高調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事態曾一度升級至迫使美國兩個航空母艦群進駐海峽。1998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僅破壞了汪道涵的原定訪台規劃，更進一步惡化兩岸局勢。中國政府將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稱作「麻煩製造者」，並將希望寄託於他的繼任者：然而2000年中華民國實現政黨輪換，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執政之後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在2008年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上任後極力與中國修好，目前兩岸局勢正走向緩和，此路線也造成台灣內部的爭論。
內政
在內政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1997年的香港主權移交與1999年的澳門主權移交，然而這兩個事件的結局卻並不相同：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民怨四起，經濟衰退，直到2003年依舊不見改善（其後大陸開放自由行，香港經濟開始復甦）；澳門則在主權移交之後經濟騰飛，治安明顯改善。
江澤民任內並沒有進一步推進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是對於輿論的控制有一定的放寬。網際網路的興起給政府的言論與思想審查提出了新的挑戰。而對法輪功的取締表明中國政府對被其認為是邪教的組織大力打擊，即以強硬手段鎮壓，其合法性有相當多的爭議。但是中國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試圖開放，包括朱鎔基上任後成為慣例的年度中外記者招待會，以及中美元首互訪時對於記者會的全程直播等。政治進程中唯一重大的事件是江澤民離任前發佈的「三個代表」理論，顯示中共繼續改革的決心。
第四代領導人
雖然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上退出中央委員會，讓位給由胡錦濤率領年輕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很多人認為江澤民依然會在幕後發揮巨大影響力，甚至有人懷疑胡錦濤是否真的會全權掌控。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人（吳邦國、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和李長春）被認為是江澤民的親信。
然而，領導層中派別的不同不應當被誇大。在中國的最高領導集體中，繼續現行的經濟政策與進一步的經濟改革是廣泛的共識，存在的只可能是具體政策上的分歧。
胡錦濤畢業於中國的清華大學，他是第一個1949年立國後加入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1992年49歲時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所有委員中最年輕的。新一屆的領導人被賦予高度期望，無論是國內國外，大多數媒體都期望，「胡溫體制」會把中國大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國外的媒體更關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舉措，而中國大陸的媒體則更關心新領導層的親民形象。
SARS危機
新領導層上任後所面對的第一個重大挑戰就是SARS。SARS在2002年11月開始在中國廣東省蔓延，但是當地政府沒有及時公佈疫情，雖然當時曾經出現過短暫的恐慌，官方媒體卻鮮有報導。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擴大，當時該病蔓延到了香港、東南亞及北美等地，越來越多媒體開始懷疑廣東、北京等中國內地城市的疫情比官方報導的要嚴重，但是中國官方開始時不願承認。
2003年4月（兩會結束後），由於蔣彥永醫生公開披露了疫情，中國政府改變了先前的做法，公開承認SARS確實在中國大陸多個省市造成嚴重危害，胡錦濤並將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剛剛上任的北京市長孟學農撤職，然後積極在全國範圍展開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新領導層的做法得到了國際媒體的普遍好評。中國政府也允許世衛專家進入中國瞭解疫情，這也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香港基本法23條和政制改革
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後，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和一系列的經濟、政治難題的影響，當2003年初港府宣佈將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顛覆罪立法時，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對。部分香港人認為，23條立法是特首董建華受命中央政府而做出的決定，他們擔心立法會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項讓步，但是還是無法平息爭議，最終在7月1日主權移交紀念日當天，50萬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立法，該事件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關切，遊行最終導致香港政府宣佈擱置立法計劃。
在七一大遊行後，更多香港人開始要求政治改革。他們公開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選、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爭議在民主派立法會成員李柱銘訪美要求美國協助香港民主化後達到白熱化，中央政府提出了「愛國者」的討論，點名批評李柱銘賣國。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立即民主化會給香港帶來不穩定，影響香港的經濟民生，而李柱銘要求美國協助的行為更加激怒中央，因為中國政府始終堅持香港是中國的內政，無需外人，特別是美國人插手。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國兩制」應以「一國」為先，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部分，沒有權利自行改變政治體制。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釋，否決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會直選，並重申解釋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在全國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會。
2005年兩會期間，董建華以健康原因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的職務，由於《基本法》的疏漏，特首的補選開始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香港特區政府再度要求全國人大釋法，期間曾蔭權代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然後，再由中央指定的選舉委員會補選特首。
經濟發展
新政府依然將經濟發展放在首位。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良好，雖然SARS給中國經濟帶來衝擊，全年的經濟成長還是達到了近幾年來最高的9.1%。但是經濟發展依然面對深層的問題，包括了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新政府提出了幾項措施，包括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區，以及關注弱勢群體。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的中國也繼續開放其市場，雖然還是受到沒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諾的指責。不過，多種外國產品的關稅已經下降很多。2003年末，大陸還和香港、澳門簽署了CEPA，保證兩地的產品能夠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內地市場。這項舉措被認為事實上是對香港更為有利，是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之一。
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03年末也成為焦點。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故意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國際市場上的不公平優勢。而中國方面則不願做出讓步，反批評布希政府面臨選舉年，指責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其自己的選舉。但是到2004年初，似乎有跡象顯示中國將會改變其貨幣政策，與美元脫鉤，曾有一個大陸媒體報導過將在2004年年內使人民幣擴大浮動範圍，但是立即遭到當局的否認。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即日昇值2%。
在此期間，中國的房地產業迅速發展，甚至成為一些城市的支柱產業。與此同時，商品房價格，建築材料價格也大幅度上漲，這引發了房地產泡沫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過熱。房地產泡沫和銀行巨額呆壞賬增加了金融風險。房價的過快上漲也導致了非法佔地、拆遷糾紛等各種社會問題。中央政府試圖進行調控，但是由於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從中作梗，這些調控措施並沒有受到預期效果。
總結：現代化的中國
成就
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由中央至地方、有其自己特色的巨大變革，從貧窮、落後轉變為一個日益現代化的國家，而且正在發生有可能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生活水準的全面提升。現在的中國只有12%的人口生活在貧民階層，大多數人民享有食品、住房、醫療等生活必需品。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之一
1949年以前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0%，而現在已經下降至不到7%。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現在則達到70歲，比一般第三世界國家要高10歲左右，部分沿海都市人均壽命已經接近已開發國家水準。
中國的城鄉醫療保健系統主要集中在疾病的預防上。中國已經在1950年代末基本消滅血吸蟲病，但是近年又有死灰復燃趨勢。1994年基本杜絕絲蟲病，1995年杜絕脊髓灰質炎。中國政府正在計劃在短期內根治麻風病，在來年杜絕碘缺乏症。雖然人口的壽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又由於19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增長率正在穩步下降。因此，中國已經很大程度的解決了人口過剩和營養不良的問題，所以，中國保持穩定的前景將會相當好，而一個持續的增長也是有可能的。
在外交上，1949年後的中國變得更為獨立自主，雖然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遭受美、蘇兩大國的封鎖，卻依然被視為冷戰中少數幾個獨立於兩陣營外的國家中最重要的一個；隨著經濟實力的發展中國也日漸成為全球受矚目的大國之一，區域與全球影響力不斷上升。軍事上中國也取得長足發展，國防安全早已不是重大威脅，相對的也對鄰近國家或地區產生威脅性，如日本、韓國、台灣等，要如何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建立互信機制，將是中國必須解決的。
問題
然而，這樣的成就應該從宏觀上來看。也應該注意到在相同的被戰爭破壞的德國和日本，以及附近的亞洲四小龍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都取得了相似的成就：人均壽命和識字率的提高，更高的生活水平。雖然中國現在正在享受空前的增長，但是這些都是在毛澤東時代以後才得以實現，然而經濟雖已蓬勃發展，但人民自由、政治自由、新聞自由等仍遠遠低於西方國家，這些種種問題都是未來中國內政的隱患。[來源請求]
政治改革和貪污
與中國的經濟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進程緩慢，政府將社會穩定視為第一位，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很少有人會認為中國將很快實現民主，但大多數人相信，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化將是不可避免的。近年來，基層直選普遍展開，但是更高層的民主直接選舉依然沒有時間表。
部分人認為由於絕大多數的民眾沒有政治經驗，強行推行更高層的民主實際上可能出現重大問題，引發社會動盪，破壞經濟發展。在中共新領導人上台後，部分人對進一步民主化抱有期望，不過要政治體制的全面開放，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培養。他們同時認為不論是大陸的民眾還是海外的華人華僑都缺少參政議政的意識，或者說對政治不感興趣。
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很多領導人都強調，腐敗可能導致共產黨失去民心。民意調查也顯示腐敗是人民最不滿意的地方。雖然中共不斷加強反腐敗力度，還是有人批評政府是選擇性辦案。有評論認為中國的腐敗是體制原因，但當局並沒有改革體制的願望，中共不願查辦一些較高層的領導人，而查辦時往往是為政治目的而非司法調查。儘管如此，政府已經採取措施，如加強法制體系與執法體系等。
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已經放鬆，引入市場機制，使得更多媒體開始報導有關問題。但當當局認為某些報導太過火時，依然會查封相關報社或解僱某些記者（參見中國媒體）。
網際網路與手機簡訊的出現令政府控制媒體的能力下降。而香港媒體越來越深入的報導內地較敏感的新聞，使內地的新聞審查與封鎖變得愈來愈困難。
台灣問題
隨著香港和澳門主權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西藏和新疆的獨立運動大大受到控制，現在主要的突出問題是台灣問題（兩岸問題）。馬英九在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勝出，實現二次政黨輪換，為兩岸的和解注入一些希望。
參見
參考註釋
深入閱讀
- 《中國二十世紀全史》，黃修榮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ISBN:7-5006-4261-X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十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ISBN:978-988-17274
-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2)
-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ISBN:7-206-02101-8
-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ISBN:7-5035-0435-8
-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ISBN:7-5073-0002-1
-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戴煌，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ISBN:7-5059-2997-6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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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朝： 中華民國(注) | 中國朝代 | 後朝： - |
- 註：目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均宣稱對中國擁有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中國大陸及部分海島，中華民國實際控制台灣地區及部份海島。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是繼中華民國之後中國政權的後續，即如同中華民國是繼清朝之後的後續一樣。國際官方場合一般都接受或知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對於台灣問題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仍有較大爭議，參看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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