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即賭博，是人類最容易上癮的行為之一。賭博的工具可以是動物，有鬥雞、鬥鵪鶉、鬥畫眉、鬥鷦鷯、鬥蟋蟀以及鬥鴨、鬥鵝，還有賽馬、走狗等。也可以是棋牌類，如：六博、樗蒲、塞戲、彈棋、圍棋、馬吊、麻將、押寶、花會、字寶等。
許慎《說文》載：「古者烏曹作博。」烏曹是夏桀的臣子。最早在夏桀時，即發展出六博的遊戲，《說文》稱：「（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曹作簙。」
《史記·卷003·殷本紀》上說，武帝乙「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
春秋戰國
《列子·說符》載，大梁虞姓富戶好博戲，每日開設博局招賭，四方賭徒聞風而來。
《史記·卷069·蘇秦列傳》殷本紀載齊國臨淄「臨淄之中七萬戶……其民無不吹笙、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踏鞠者。」。
《穆天子傳》上說穆王「北入於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史記·卷038·宋微子世家》記載渭公與大夫南宮萬在外狩獵時作六博戲，雙方發生衝突，渭公說南宮萬曾作過俘虜，南宮萬大怒，用六博盤砸死渭公。
《左傳》載季氏鬥雞。
漢朝
漢武帝時，翮侯黃遂因賭被判處帶刑具服苦役。另外兩名翮侯張拾、蔡辟方也因賭被削爵，賭風稍有收斂。
晉朝
東晉謝安在淝水之戰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謝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不勝。安顧謂其甥云：『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
唐朝
唐朝流行葉子戲，是骨牌戲的一種。唐玄宗跟楊貴妃常玩「葉子戲」。《咸定錄》載「咸通以來， 天下尚之」。至明朝時成為「馬吊」，最終演化為「麻將牌」。
宋朝
北宋初年禁賭甚嚴，在京城賭博者一律處斬，《宋史·太宗紀》載：太宗「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京城蒲博者，開封府捕之，犯者斬」。
蘇軾在《奏議十四·乞降度牒修定禁軍營房狀》中指出：京城有「櫃坊百餘戶」、「招軍民賭博」。宋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盛錄》載「中作夜場」，以「賭賽輸贏」。
《宋史·賈似道傳》：「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 」元兵南下，宋宋岌岌可危，「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
遼、金
遼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彩勝者官之。」
明朝
明朝盛行馬吊，王崇簡《冬夜箋記》說：「士大夫好之（馬吊），窮日累夜，若痴若狂。」文人士子多熱衷此道，馮夢龍還寫有《馬吊牌經》。吳偉業的《綏冠紀略》認為明朝亡於馬吊。
清朝
《大清律例》中規定：「反賭博，不分兵民，俱枷號兩月」：凡民人「開場誘引賭博，經旬累月，聚集無賴放頭、抽頭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
康熙「蒞位之初，即用為大禁。」「由是鬥狠酗博之羌民，屏息而不敢出，內則五城衙巷市井之賊日稀，外則商旅恬安，宵行夜宿，少遭劫盜，田疇益治，並里宴眠」。
雍正時對賭博一再嚴禁，「日夜嚴緝」，史載「道路少響馬及老瓜賊而商旅以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已改業而家室以安」。
清人吳文暉曾寫有《賭徒》一詩：「相喚相互日徵逐，野狐迷人無此酷，一場縱賭幾家貧，後車推鑒前車覆。」
咸豐時，孝欽皇后嗜賭，經常與諸王福晉聚賭。沈梓稱江浙一帶「咸豐年賭風大盛」。《寇難瑣記》亦稱「賭博之風，遍地盛行」。趙菁衫「嗜博成癖」，「一日不博，若荷重負」，賭技頗佳，「常勝不負，人至莫敢與角」[1]。
洪秀全定都天京，頒布《太平刑律》，規定賭博者處以極刑，當街絞死。
汪兆鏞形容澳門的賭風：「賭館林立，皆層樓崇敞，光怪陸離」。
同治、光緒年間，京師「遍九城皆有賭坊」。龔自珍嗜博，尤喜搖攤，「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資復全沒」[2]。
蒲松齡曾說：「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賭；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
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記載一位賭徒名馬書新，將家資賭盡。其妻之兄送她絮被，馬又要以絮被作賭資。其妻不肯，被馬用鍘刀砍死。
吳熾昌《續客窗閒話》卷七《鬥鶉》中說：「禽之善鬥者，有雞、有畫眉、有鵪鶉。鬥雞，古法也，而今亡矣。南人好鬥畫眉，北人好鬥鵪鶉，惟山右為甚。富室貴胄，遇有俊物，不惜重價購之。……示日開圈，鶉客麇集，挾資千萬。」
光緒年間有無名氏的《早回頭·勸戒賭博》道：「……見幾個為賭博家產敗盡，見幾個為賭博滅了人倫，見幾個為賭博與人拚命，見幾個為賭博昧了良心，見幾個為賭博提刀弄棍，見幾個為賭博黑夜撬門。世上人聽我勸回頭速醒，自古道久賭餓神仙難贏。」
中華民國
魯迅在《偽自由書·觀鬥》裏說：「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閒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
1930年胡適寫《漫遊的感想》感嘆道：「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閑，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 !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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