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南宋經濟的發展，封建剝削
南宋統治確立後，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一直在不斷發展。
依據一一五九年（高宗紹興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統計材料，南宋統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但經過高宗、孝宗兩朝，一一九○年（光宗紹熙元年），人口的統計數到達兩千八百五十萬。這個數字已經接近于北宋神宗時全國人口的統計（北宋最高人口紀錄是一一一○年即徽宗大觀四年，四千六百七十二萬）。由於逃避賦役和其他原因，無論北宋或南宋的人口紀錄數位，都大大低於實際的人數，但紀錄數位的增減，也顯示出一個大概的趨勢。南宋統治時期，人口在急速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北方漢人大量南遷的緣故。北宋時，經濟發達的地區都在南方。大批勞動人民的南遷，使南方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為宋朝在南方立國抗戰，提供了物質基礎。但另一方面，以趙宋皇室為首的貴族、官僚、地主來到南方，瘋狂地掠奪土地，霸佔莊田。土地兼併的加劇，成為南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極為突出的嚴重問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廣大自耕農的破產和廣大佃農更加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遭受苛刻的壓榨。南宋王朝在不斷地擴大官田的佔有，並且在不斷加強賦稅、徭役的敲剝。
廣大農民和其他被壓迫的人民，在反抗金朝南侵的同時，紛紛起來，對南宋地主階級的壓榨，展開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鬥爭採取了多種形式，一直發展為武裝起義。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貫串著南宋統治時期的歷史。
（一）南宋經濟的發展
一、農 業
北方勞動人民大批南遷，和南方農民一起，進一步開發了江南的農田，交流了耕作經驗。某些農作物品種的傳播，也有利於農業的發展。
農田的開墾——南宋時圩田更加發達。如江東路官圩有田七十九萬多畝。太平州官、私圩合計占全州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縣有官圩十七萬畝，私圩五十八萬畝，約占全縣墾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圍田相望，達一千四百多所。浙東路越州鑒湖和明州廣德湖周圍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澱山湖四周被圍墾幾十萬畝。圩田因為土質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豐收，糧食產量很高。
圩田的修築是廣大佃客辛勤勞動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處官圩，以二十二莊為單位，“以戶頒屋，以丁頒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戶，一千多丁。佃客不斷改進圩田的修建技術，使生產得以提高，但在地主苛重的地租剝削之下，“飽腹無粟菽，強扶南畝犁”，過著“無米無柴”、“面有菜色”的痛苦生活。
江東、淮東、兩廣和長江江面上，都能見到“木架田丘”隨水高下浮沉。陸游曾在長江蘄州江面上見到架田，是在木筏上鋪土作蔬圃。范成大詩說： “小舟撐取葑田歸”，描寫平江府農民種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東、四川的農民，開墾山壟為田，層起如階級，遠引溪谷水灌溉，種植水稻等農作物。兩浙路農民在沿海塗泛地區，疊土石作堤，以防潮水。塗泥幹後，種植作物，當地稱為“塗田”。甯宗時，台州寧海縣有塗田六百多畝，黃岩縣一萬一千多畝，臨海縣二萬四千多畝。浙西、淮東、江西新墾的沙田也極多，孝宗時，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萬畝。理宗時，建康府五縣，共有沙田十六萬二千多畝。
南宋的墾田總面積，文獻不見記載，但從圩田、葑田、山田、塗田、沙田等的大量開墾，可以看出，當時農田面積在逐步增加。
水利的興修——宋朝南遷，勞動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貨志》說，南方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高宗時，潭州農民修復龜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萬畝。眉州農民修築通濟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縣三十四萬多畝田得到灌溉，原來的荒野都變為沃壤。抗金將領吳玠率領士兵在興元府褒城縣修築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幾年以後，又修築興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萬多畝。光宗時，淮東路農民創築紹熙堰，數百里內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沖決堰堤。孝宗、甯宗朝，兩次修築，規模比前更大。
在農民群眾興修水利的同時，官僚、地主大規模地霸佔江湖開墾圍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說：“浙西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憑藉權勢，在蓄水處強築塍岸，圈佔田畝。遇天旱獨據上流，使周圍的民田無水灌溉。遇水澇只顧泄放，以民田為壑（坑穀）。宋朝雖然不斷下令禁止，甚至開掘某幾處圍田，但總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這個禍害。
稻、麥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糧食作物，種植更為普遍。經過農民長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種繁多，僅兩浙路六七個州縣，就有秈稻、粳稻（粳音經jīng）一百四十多種，糯稻五十多種，其中有一些是當時的優良品種。北宋時移植到中國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時普遍種植，成為早秈稻的主要品種。各地農民根據本地的土壤和氣候條件，又從占城稻原種培育出新的良種。占城稻成為廣大佃客和下戶常年食用的主要糧食。
浙西路平江府適宜栽種粳稻，所產粳米“玉粒香甜，為天下之甲”。浙東、江東的農民還培育出好幾種抗澇、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種。池州的農民還栽種從高麗傳來的“黃粒稻”，稻芒長，穀粒飽滿，是一種少見的良種。
成書于高宗紹興年間的陳敷《農書》，總結了兩浙路農民的耕作經驗。陳敷指出，種植水稻，必須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經受霜打雪凍，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種子必須經過揀選，用鰻鱺（音蠻麗m2n lí）魚頭骨熬汁浸泡。播種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蟲。陳敷還注意到各地施肥的方法，作了詳細的介紹。陳敷駁斥了“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減退”論，指出，只要用肥料來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壯。婺州、衢州的農民，家家戶戶收蓄糞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壯。蘇州的農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吳門田家十詠之一》寫道：“竹罾
兩浙路農民在秋收後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稱為“耖田”。由於深耕熟犁，土細如面。大暑時節，決塍放水，讓太陽曝曬，使苗根堅固，稱為 “靠田”（即擱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沒有倒伏的危險，再車水入田，叫做“還水”。重行灌水後，遇旱不枯。稻子長高，再耙田幾遍，直到收穫。
優良品種的培育和耕作技術的講求，促進了水稻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高宗時，兩浙路產量最高。明州畝產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紀錄。其他各路產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畝產谷三石，江東路徽州上田畝產米二石，湖北路上田畝產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陽軍畝產一石。
北宋時，南方種稻地區已開始種麥。但直到宋朝南遷以前，長江流域和沿海種麥仍然很少。高宗時，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江浙、湖湘、閩廣諸路出現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的局面。北方人愛吃麵食，因而麥價激增，擁有麥子者大獲其利，倍於種稻。加上釀酒和軍隊的馬料都需要大量麥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勸誘民間種麥，官府的屯田、營田也大面積種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課，種麥的收穫全歸佃客，更加促進了佃客種麥。到南宋後期，麥子的種植已經相當普遍，除兩廣以外，兩浙、兩湖、江東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後種上麥子，有的地區還種植春小麥，正月播種，夏季收割。
棉花的種植——北宋時，棉花種植區還局限於氣候較熱的兩廣和福建。南宋時，有關植棉的記載逐漸增多。如一一九二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勸農文》中，要求百姓更加多種吉貝（棉花）、麻苧，說“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南宋後期，棉花栽培區迅速擴大，越過了南嶺山脈和東南丘陵，北向長江和淮河流域推進。元初王禎《農書》說，南宋後期，棉花“種藝製作之法，駸（音親qīn）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南方農民初步掌握了一套植棉技術。每年農曆二三月開始播下棉籽，棉苗出土後，每月鋤草三次。棉有一百二十個棉鈴，就算“上品”。棉花的纖維長度一般有一寸左右。成書於一二七三年的《農桑輯要》一書，記述了棉花的栽培法，是南宋後期農民種植棉花的經驗總結。
二、手工業
宋朝南遷後，手工業生產也伴隨著農業繼續向前發展。反映著南宋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的特點，手工業各部門的發展，呈現出很不平衡的狀態。由於頻繁作戰的需要，應用火藥製造武器，有很大的發展。水上交通和海外貿易的發達，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海外貿易輸出大量瓷器，刺激了瓷器產量的增長。紡織業中，由於棉花種植的推廣，開始出現了用棉紗織布的棉織業。宋代礦產多分佈在北方，南遷後礦產大為減少，礦冶業成為一個不甚發達的部門。
兵器製造——南宋在各地興辦許多作坊，製造兵器。其中發展較快的是火器。建康府都作院，在一二五九年到一二六一年的兩年多時間裏，就生產火器三萬八千多件。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產鐵火炮一二千隻。一次撥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萬計。這樣高額產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現，表明南宋火藥的應用和火器的製造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在反抗金軍和蒙古的戰爭中，還使用過新創制的霹靂炮和用竹筒裝火藥製作的火槍、突火槍。
造船業——北宋末，長江有“萬石船”。南宋時，大的海船，可載重幾萬石，深闊各幾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幾倍。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長數丈，一船載幾百人，積一年糧食，還能在船上養豬和釀酒。這種巨型的海舶在當時世界上是罕見的。遠洋海舶行駛在南海到波斯灣的廣闊海面。船上繼續使用指南針導航。吳自牧《夢粱錄》說：海商船舶進入大洋，“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夥）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
制瓷業——南宋瓷窯增多，各地瓷器產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長。瓷窯的規模較大，近年發現的許多窯址，堆積面積都很廣。如四川廣元瓷窯鋪窯址，堆積長
江西的景德鎮窯在南宋時有較大的發展。吉州窯和浙江龍泉窯以及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的瓷窯，也都發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產地。
紡織業——紡織業仍然是廣泛分佈於城鄉的重要手工業。南宋統治區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過各種賦稅，每年剝奪到的絲、麻等紡織品的數量，竟然超過了北宋時期的總額，達到一千萬匹以上。這種狀況，不僅說明南宋賦稅的加重，同時也說明，紡織品的產量確有很大增長。浙西、浙東和四川是南宋絲織業的中心，能織造多種精美的高級絲織品。廣西和四川是麻織業的中心，出產的麻布，運銷各地。
南宋紡織業中一個最重要的發展，是棉織業的出現。南宋以前，紡織的原料主要是絲、麻。所謂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時，隨著棉花種植的發展，南方勞動人民發明了一套捍、彈、紡、織的棉紡織工具，用棉花紡紗織布。這是我國手工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是南宋時期的一個重要成就。
廣東雷、化、廉三州棉織業最先發達。當地生產的“吉貝布”（棉布），有幅闊匹長、細密潔白的“慢吉貝”和幅窄質粗的“粗吉貝”等多種。海南島黎族人民還能用織機生產出彩線交織成花紋的棉布，在廣西一帶銷行。由於棉紡織業剛剛興起，南宋還沒有把棉布列入賦稅剝奪的項目。棉紡織在農村的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中得到發展。
印刷和造紙——北宋時發展起來的印刷業，南宋時更加發達。
宋朝用科舉選拔文人執政，學校的建立和書籍的印刷流通，都成為應舉得官的迫切的需要。印刷業的發達，也為學術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
南宋的官府、官員和民間書坊都從事雕版印刷，印本書廣為流傳。臨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業的中心。臨安國子監的印本，號稱“監本”，印刷技術較高。福建建陽縣的麻沙、崇仁兩鎮印書極多，並銷行到海外。現存南宋印本書籍證明，當時的印刷術已發展到較高的水準。
印刷書籍需要大量紙張。印書紙的製造，逐漸在造紙業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廣都生產楮皮紙和竹紙，專用來印刷圖書、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紙業的發展，仍然集中表現在講求紙張的精美，製造多種精緻的箋紙，供文人書寫。
礦冶——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時，礦冶業曾發展到高峰。南遷後，淮水和漢水以北地區的大量礦藏，不再為宋所有。開採和冶煉技術雖然又有提高，但產量猛跌。這在孝宗以後，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金銀礦，在高宗、孝宗時停廢一半以上。銅產量，在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時曾達到年產一千四百多萬斤，超過英宗時一倍。南宋時銅礦減少，主要依靠黃銅（又稱鍮石。鍮音偷t#u）生產。黃銅是銅和鋅的合金，北宋禁止民間生產。南宋大量生產黃銅，一一六二年達到五百一十八萬多斤，占總產量的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是使用膽水浸銅和膽土煎銅法，產膽銅一百八十七萬多斤。北宋時大量采煉鉛、錫。神宗時，鉛年產九百十九萬斤，錫二百三十二萬斤，是宋朝的最高紀錄。孝宗時，鉛產量十九萬多斤，錫只有二萬多斤。鐵是製造兵器所必需，但鐵礦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間采煉和改進冶鐵技術的方法，盡力增加鐵的生產。高宗時，曾達到年產二百十六萬多斤，相當神宗時年產量的十分之四。
南宋手工業各部門的成就，是廣大手工業工人的勞動成果。和北宋一樣，南宋的手工業仍然有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等幾種封建的經營方式。
兵器製造全由南宋官府嚴格控制。高宗時，設立御前軍器所，由官營的作坊製造兵器，有兵匠二千人、雜役兵五百人，另有徵發的民間工匠若干人。孝宗備戰，役使工匠達五千七百多人，又從各州軍調撥兵士一千多人。工匠分軍匠、民匠兩種。民匠是各地按照簿籍輪流差派，每四十天一輪換。由官府發給低微的工值和往來路費。還有很多是遠鄉農民，“離家失業，不無愁歎”。在軍器所受到嚴重的壓迫，出入要被“搜檢”。監官們還往往強迫工匠為他們服私役。
官營的礦冶業，仍由朝廷派遣監官管理，差調兵士和招募民間坑戶生產，給以工值。如鉛山銅礦，坑戶采煉銅一斤，給工值二百五十文。坑戶因工值過低，往往散走。
和北宋相似，制瓷、造紙和礦冶等部門，都有大量的私營手工業作坊。南宋因礦冶衰落，鼓勵民間采煉，因而出現一些新現象。高宗時，曾採用神宗一度實行過的制度，金銀礦由民戶采煉，官府抽取二成，其餘由坑戶自己出賣。孝宗時，建寧府松溪縣坑戶採礦煉銀，官府收三成，坑戶得七成。福州的鐵礦，官府收二成，其餘八成也由官府拘買。這顯然由於鐵是南宋迫切需要的產品。這些私營的礦冶，都由官府派官監督生產。所謂坑戶，一類是當地土豪，從官府取得采煉權，奴役工匠勞動，從中剝削取利。另一類是勞動工匠，他們象佃客遭受分成租的剝削一樣，遭受著官府的直接剝削。
高宗、孝宗時，福州還有一些銅、鐵、鉛礦，由所謂“有力之家”的坑戶向官府承佃經營，交納定額的稅錢。專門從事冶煉的爐戶，也出現定額稅制。如福州七十二家爐戶，按高爐、平爐、小爐的不同，向官府交納不同的定額稅。
遍佈于廣大農村的家庭手工業，仍然以紡織為主。生產的紡織品主要用來交納賦稅和償付地主的高利貸，再有剩餘，才能自己支配。北宋時出現的以從事紡織為主的“機戶”，南宋時有逐步增多的趨勢。官府也逐步加強了對他們的壓榨和“拘占”。如秀州華亭、嘉興、海鹽等縣的機戶，常被官府徵調去，織造鹽袋。成都府的機戶，被官府強迫集中到官營的錦院織錦。在南宋官府的種種壓榨下，機戶不但難以發展，而且難於繼續存在。如常州原有很多機戶，織“晉陵絹”，後來即逐漸消失，晉陵絹也不再生產。
隨著南宋對礦冶的提倡，一些礦區附近的農民，也兼營冶煉。如潼川府路的銅山縣，有農戶二百家，在農閒時，入礦采銅。有些地區的農民，還到較遠的礦區去作工。
三、商業、城市
南宋在江南建國，水上交通發達。以臨安和建康為樞紐，西向沿長江經鄂州聯結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廣州，聯結瓊州。商業貿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江南與北方早已形成的經濟聯繫，並沒有由於宋、金的對立而斷絕。宋、金劃界後，設立榷場，進行貿易。民間私相交易，即所謂“走私”活動，也始終不斷。南方經由海路，與海外各國的貿易，有了新的發展，在南宋商業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集鎮——南宋的首都臨安，原來是吳越錢氏在隋郡城基礎上擴建的周圍七十裏的大城。臨安府戶籍上的戶口，到南宋末年，發展到三十九萬戶，一百二十四萬口（包括府屬各縣），超過了北宋的東京。臨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榮的商業城市。
臨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從外地運來。每天食用米一萬多石，來自蘇、湖、常、秀四州和准南、江西、湖南、兩廣等地。從嚴、婺、衢、徽等州運來柴炭、竹木、水果。從明、越、溫、台等州運來海鮮、水產。臨安需用的菜蔬、布匹、食鹽和各種雜貨，也都從外地運來。人們形容說：“以前沒有過的東西，現在都有。”臨安城內生產的手工業產品在市上出售，也運銷到外地。各地的產品也在臨安市上交換轉運。浙江兩岸船隻雲集，客販往來，不絕於道。自臨安南抵閩廣，北通兩淮，西連四川，各地市場加強了聯繫。
臨安城內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鋪“連門俱是”。同行業的店鋪往往聚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買賣晝夜不絕。每天早晨五更，賣早市者開店營業。夕陽西下，夜市又開張。直到三、四更後，店鋪、酒樓、歌館才慢慢靜下來。臨安外城數十裏，也是店鋪並列，交易繁盛。
陸遊有詩雲：“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時未易同。樓臺飛舞祥煙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貴族在臨安大事建造富麗堂皇的宮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夢死。街上的瓦舍勾欄，唱雜劇，演百戲雜技，說書講史。官員、地主和商人們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樂。
臨安城內外，住著大批“工役之人”。他們分屬於各種“作分”。如碾玉作、油作（油漆）、木作、磚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打紙作等等。街巷還有許多“修舊人”，聽候主雇呼喚，如補鍋、箍桶、修帽子、修鞋、修磨刀剪、修扇子、磨鏡子等。每天街上，有“掃街盤垃圾者”，有“傾腳頭”（淘糞）的“出糞人”，他們都是受壓榨的勞動階層。為數眾多的小商人，挑著擔子沿街叫賣的小販，遭受官府和富商的敲剝，隨時都有失業的危險。酒樓食店裏的工役，送菜稍遲，客人不滿，就要被店主人趕走。臨安街頭，經常有大批失業的勞動者，“長幼啼號，口無飲食，身無衣蓋”，餓死在路旁。
臨安是南宋大城市的一個縮影。建康是長江下游的軍事重鎮，也是商業城市。居民有二十五萬人。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區的商業發達的大城。
隨著水路交通和商業的發達，長江兩岸還出現了大批的鎮市。臨安屬縣有十五個鎮市。建康城外，有十四個鎮。鄂州城外鸚鵡洲的南市，是川廣荊襄淮浙的貿易中心，各地貨物運到這裏來銷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黃池鎮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鎮市。西南的瀘州各縣也有五十多個市。農村的墟市也廣泛發達起來。有的墟市逐漸發展成鎮市。
商行——南宋的商業組織，仍是按照行業組成商行。隨著商業的發達，商行也分得更多更細。
臨安市上有四百十四行。如布行、冠子行、銷金行、魚行、蟹行等。行又叫團。如花團、青果團等。各大城市和鎮市也有許多行的組織。
和北宋一樣，南宋官府也通過商行勒索貨物。商戶一經列入行籍，官府即按名單科配，強令交納貨物，有時只給一半的價錢，有時分文不給。江東諸州官吏甚至私自設行，強迫商人供應百貨，比市價低四、五成。官府利用商行壓榨商人，嚴重束縛著商業的發展。
宋金貿易——宋、金兩朝的對立，並沒有割斷南北間的經濟聯繫。商業交易仍然極其頻繁。宋、金戰爭停止時，雙方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貿易的市場，稱為“榷場”。在南宋主要是盱眙軍榷場，同金朝泗州的榷場隔河相對。南宋商人攜帶貨物到達盱眙後，榷場官吏便按貨物價值的多少，區分為“大客”（客商）和 “小客”。貨物總值一百貫以下者，為小客，規定十人為保，登記姓名，可去泗州與金人貿易。大客一律不准過河，只能留在盱眙場內，等候金朝商人前來交易。交易時，宋、金商人各在一廊，把貨物交給南宋的主管官員和牙人，往來議價，彼此不得見面。達成交易後，官府每貫收稅五十文（後增為二百文，另收牙錢二十文）。榷場貿易以外，宋、金民間私相交易的數量極多。高宗紹興末年，楚州北神鎮、信陽軍齊冒鎮、安豐軍花靨鎮（靨音業yè）、棗陽等處，都是雙方民間貿易的地點。尤其是光州西邊的鄭莊，每年“走私”賣入金朝的貨物有茶几十萬斤，牛七八萬頭以及大量的金銀、銅錢。南宋商人還從海上私販貨物到金朝的山東。邊境的官員和出使金朝的大臣、軍士也利用職權的便利，與金朝商人私相貿易。從金朝南運的貨物，有北珠、毛皮、食鹽、麥曲、羅、綾、人參等，從南宋北運的物品有糧食、茶葉、布帛、耕牛、書籍、幹薑等等。
海外貿易——南宋在東南沿海立國，海外貿易有很大的發展。高宗時，市舶收入達二百萬貫，超過北宋最高額的兩倍多，在南宋的財政收入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據《嶺外代答》、《諸蕃志》等書記載，當時和南宋通商的國家有五十多個，南宋商人泛海去貿易的，也有二十多個國家。
來往於南宋沿海的外國商人，乘本國的海船。每年夏至以後，各國海船紛至遝來，雲集於南宋的各個貿易港口；十月以後，又陸續啟航回國。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東北風從廣州、泉州等地出海，經過南海，越麻
廣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貿易港。廣州和泉州還是當時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廣州在北宋時已是外商雲集的最大港口，南宋時貿易更盛。據一一四○年的記錄，一年收稅一百十萬貫。泉州在南宋時發展成又一大港。阿拉伯各國商人來宋經商，多僑居在泉州。明州主要是和日本、高麗商人貿易的港口。秀州華亭縣青龍鎮，南宋時逐漸興盛，一一三二年，兩浙路市舶司曾移到這裏。華亭縣的上海鎮也有對外貿易往來，南宋曾在這裏設市舶司。
南宋輸出到各國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各類絲織品。《諸蕃志》記載，自東南亞至非洲，有十六個國家購買宋朝的瓷器。印本書籍也大量銷行到海外。輸入品中，來自日本的有沙金、木材、珠子、手工藝品。來自高麗的有人參、藥材、扇子、紙筆等。自南亞和阿拉伯各國輸入的商品，主要是藥材、香料、象牙、珠寶。南宋海外貿易的發展，也加強了各國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貨幣——南宋礦冶產量驟跌，鑄錢量大減。高宗初年，每年只鑄八萬貫，以後稍增，但常年都在十五萬貫左右。在對外貿易中，銅錢也大量外流。紙幣日益代替銅錢，成為主要的交換手段。
北宋時，交子只在部分地區行使。南宋的紙幣交子和會子在各自規定的區域廣泛流通，相互之間又有一定的兌換比例。主要有以下幾種：
東南會子：高宗後期，因商業發展的需要，臨安富商印造“便錢會子”，在市場上行使。一一六一年南宋照此辦法，設“行在會子務”，正式發行會子，分一貫、二貫、三貫三等。按四川交子的辦法，通行于東南各路。後增印二百、三西、五百文三種。一一六八年，回收舊會，以三年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逐界造新換舊。自一一七一年發行第二界會子，到一二四○年止，共發行十八界。一二四七年，規定十七、十八界會子不再立限，永遠行使。
川引：南宋時四川交子通稱“川引”，分一貫、五百文兩種。一一九一年後，多次規定展界使用，兩、三界同時流通。一二一六年，改以十年為一界。到一二四○年前後為止，共發行九十九界。一二四二年，改印銀會。
淮交：孝宗時，印造二百、三百、五百、一貫等四種會子四百萬貫，通行於兩淮，稱為“淮交”。一一九二年，規定淮交每貫值鐵錢七百二十文，以三年為界。湖會：孝宗時，發行“直便會子”七百萬貫，在湖北行使，分五百、一貫兩種。後通行範圍擴大到京西和廣南。東南會子以銅錢為本位，川引、淮交、湖會等都以鐵錢為本位。
官府發行紙幣，主要目的在於彌補財政上的虧空，並不完全出於商品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同時也沒有具備足夠的銅錢和鐵錢作為本錢。越往後，官府越是依靠發行紙幣來維持財政。理宗時，財用缺乏，府庫空竭，設“撩紙局”（撩音聊li1o），夜以繼日地增印紙幣。東南會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發行二千四百萬貫。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億四千萬貫。一二三二年，達三億二千九百萬貫。一二四六年，竟達六億五千萬貫。
龐大數額的紙幣不斷投入流通領域。每界會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斷延長，官府又不備本錢，“子母不足以相權”，就成為不兌現的紙幣，造成會價下跌，通貨膨脹。一二一○年，東南會子第十三界每貫尚值銅錢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會子只值銅錢五十文，第十八界會子值銅錢二百五十文。農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王邁《臞軒集》說，紙幣發行過多，造成數“病”，一是農村憔悴，脂膏枯竭，農民告貸無門；二是關卡苛急，徵稅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閉門；三是百工技巧，轉輾工作，為工值低廉所困，無以為生。濫印濫發紙幣，使南宋經濟日益陷於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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