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剝削的加強與農民起義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


　　當金朝處在奴隸制度統治下，奴隸主要擴大财富的占有，就必然要發動戰争去擄掠奴隸，不斷擴大奴隸的來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發展後，擴大土地占有，以剝削農民，便成爲女真貴族主要的剝削手段。随着封建經濟的發展，金朝封建主不斷地展開了土地的掠奪，并且不斷地加強了對各族人民的賦稅和徭役的剝削。

　　

　　一、土地掠奪

　　

　　占奪民田 轉化爲封建主的女真貴族，通過多種途徑，大規模地掠奪土地。常見的現象，是所謂“豪奪民田”，即依仗權勢，非法強占女真和漢族人民的田地，據爲己有。租佃制的發展，女真猛安、謀克民戶中，出現了“富強丁多者”和“貧難者”的分化。女真貧困戶不能自存，便隻有出賣田地給“豪民”。女真貴族地主通過買田，不斷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貴族地主也還依仗權勢，在官府授田時，占據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貧瘠的田地撥給女真的貧民。

　　多占官田 女真貴族地主還使用各種手段，多占官田。女真舊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頃四畝，但官員貴族卻可恃勢多占。世宗對左丞完顔襄說：“卿家原來隻七具，現在定爲四十具，你們還不願意。”可見完顔襄占田早已超過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頃。定制以外，朝廷還有對貴族的“賜田”。如太保阿裏原曾被賜給山東地一百四十頃，又賜中都路田一百頃。貴族官僚住地遷移時，繼續占有原住地的田地，又在新住地占田。如上京路宗室貴族遷徙到河間，由官府撥地後，仍不交還舊地，“兩地皆占”。

　　冒占官田 金朝占據的大批官田，被“官豪”們租去，再出租給農民。年月既久，這些官僚地主們便把原來的官田，冒爲己有，或者憑借權勢，冒占強取。海陵王時，參知政事納合椿年廣置産業，留給子孫。世宗時，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椿年子猛安參謀合、故太師耨碗溫敦思忠孫長壽等三十餘家，共占田三千餘頃。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權要”們占去，占田多的人家平均每口有田地三十多頃，以緻平民無田可耕。中都和涿州各縣大批官田，也被趙王完顔永中等四個王府冒占。世宗時，女真貴族、官豪冒占官田，已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

　　括田（刷田） 貴族地主冒占官田，反映了他們和金朝官府之間的土地争奪。一一七九年（大定十九年）十二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張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間占去的官田。張九思根據地名皇後莊、太子務等的田地，不論百姓有無憑據，一律指爲官田拘刷。甚至秦漢以來的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也都拘括爲官田，結果是一般地主甚至農民的田地被官府強行拘占。而那些權勢之家冒占的官地反而得免。一一八一年，世宗又令拘括豪家所占奪的官田。如對參謀合、溫敦長壽等所占官地，除牛頭地外，限給十頃，其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讨司括地也照此辦理。同年，又在山東大規模地拘刷民田入官。世宗對官員們說：雖稱民地，然無憑據，“括爲官地，有何不可？”又說：“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複當刷問”。經過這樣的拘刷，山東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達二萬餘頃。梁山泊被拘爲官地，附近民地也都被拘刷。農民被迫流亡。懿州一帶，沒入官府的田地有六萬多頃。世宗的拘田，反映了朝廷與官豪之間的土地争奪，一些小地主和農民的田地都因而被強占。廣大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貴族地主的手裏。

　　

　　二、苛重的賦稅和徭役

　　

　　苛重的賦稅 金朝的賦稅基本上沿襲遼、宋舊制，分正稅和雜稅兩種。對猛安、謀克部則隻征牛頭稅。

　　正稅，即夏、秋二稅。夏稅規定每畝農田征糧三合，秋稅每畝征糧五升、稭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稅的期限，夏稅爲六月到八月，秋稅爲十月到十二月。

　　雜稅，主要是物力錢、鋪馬錢、軍需錢、免役錢及黃河夫錢等。

　　物力錢——依據民間私有的田園、邸舍、車輛、牲畜、樹木的價值和收藏金銀的多少，征取稅錢，叫做物力錢。民間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謀克戶和監戶、官戶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錢。遇有臨時的差役，即按物力錢的多少攤派。

　　鋪馬錢——金朝設遞鋪，築小塢，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頒發金牌、銀牌或木牌，調發遞鋪兵騎馬傳達。遞鋪所養馬匹的費用要向民間征收，稱“鋪馬錢”。

　　軍需錢——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軍士每年所需軍費一千萬貫，官府隻備二百萬貫，不足的八百萬貫向官戶和民戶征收。這是軍需錢的開始。各地元帥府的開支本來就毫無節制，軍需錢出現後，都以此名義向百姓勒索。

　　免役錢——山東、河南、陝西等路沿襲北宋舊制，州縣按民間物力多寡征收稅錢雇募司吏和弓手，稱爲“免役錢”。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罷征弓手錢，司吏錢依舊不變。

　　黃河夫錢——金朝黃河數次泛濫，河道遷徙不定。築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發附近農民，此外又以治河名義征錢，稱“黃河夫錢”，又稱“河夫錢”。

　　預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經費不足，有的官吏建議預借河北東、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稅。《金史·食貨志》記載，世宗認爲“國用雖乏，民力尤艱”，沒有同意。但實際上還是實行了，不僅上述三路，連河東南、北兩路也實行預借。據《龍岩寺記》說：一一六二年，轉運司預借澤州陵川縣民間三年租稅，并強迫百姓運往陝西，以作爲軍糧，來回路程三千多裏。（見《山右石刻叢編》）此後，由于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官府經費足用，漸少預借民間租稅，但到金朝後期仍屢見不鮮。

　　通檢推排 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賦稅剝削制度。廣大的各族農民交納正稅和多種雜稅時，還要承受官吏們的中間盤剝和勒索，而且，官員、地主占據良田，隻交輕稅，農民隻有貧瘠的劣等田，卻要交重稅。特別是物力錢，貴族、官員、地主們用各種辦法隐瞞财産，逃避賦稅。貧苦農民僅有很少的财物，卻要負擔很重的稅錢。結果是：繁重的賦稅都被轉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貴族、官僚、地主們大量隐漏賦稅，使金朝的收入受到嚴重的影響。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員去清查土地、核實财産，稱作“通檢”或“推排”。實行的結果，卻又給廣大人民帶來了災禍。

　　一一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甯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檢物力錢。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張弘信通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妄加百姓産業幾倍，百姓來申訴，立即嚴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關官吏向世宗報告各路通檢不均的情況，世宗下令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爲标準“适中定之”。之後，又訂出各路“通檢地土等第稅法”，統一各路的通檢标準。

　　一一七五年，離第一次通檢已經十年，賦役仍然輕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檢物力錢。

　　随着封建租佃關系迅速增長，女真族急劇分化後，猛安謀克戶的地主和農、牧民的賦役負擔也出現了嚴 重不均的現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議如何推排猛安謀克戶的家産，以便遇有兵役時可以“均平”負擔。右丞相徒單克甯、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樞密副使完顔宗尹認爲：“女真人除猛安謀克仆從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沒有差役。現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數目，隻驗現有的産業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顔守道等說：“隻驗财産的多寡，分成四等，依舊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剌道、都點檢完顔襄反駁說：“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的多寡，貧富之間的差別才判然分明。貧富分別清楚了，版籍就能确定。一旦官府有緩急，即可檢驗簿籍來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貧者不緻增加負擔。這與不管貧富一律科差的辦法迥不相同。”又建議到農閑時，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數額推排。世宗采納蒲察通等人的主張，說：“每一謀克部人戶的貧富，謀克怎麽不知道？一猛安領八個謀克，各謀克奴婢人數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海陵王正隆時興兵，朕的奴婢上萬口，牲畜幾千頭，但不科差一人一馬，這怎麽能說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從中都路開始推排。據《金史·食貨志·通檢推排》記載，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诏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興府事完顔烏裏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又派戶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各路官員一起推排。九月，又因爲猛安謀克舊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簽軍、差役、赈濟、戶口增減，不以實報，下令在推排的同時，兼括戶口。

　　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國物力錢數，共三百萬多貫。

　　兵役和夫役 金朝封建制确立後，徭役大緻可分爲兵役、夫役兩種。擔任官職的品官全家免除雜役，隻按物力所應交納的部分出雇錢。納粟補官而官階還不夠蔭子孫的進納官，各司吏人、譯人，系籍學生，醫學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權。廣大農民、牧民、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等則必須負擔繁重的徭役。

　　兵役——北宋實行雇募制度，農民不必服兵役，比較能安定地從事生産。金初，在奴隸制統治時期，女真人當兵參戰，“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①海陵王時，不僅女真族平民，連漢族、契丹族百姓也經常被簽發當兵。撒八、移剌窩斡等人領導的契丹農、牧民起義，就是以金朝簽發契丹人當兵作爲導火線的。宋人樓鑰一一六九年到一一七○年間出使金朝，在滑州胙城縣遇到漢族人對他說：“我的女婿戍邊，已十年不歸，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裝與之。”金朝“天使”往山東簽兵，“人不肯從，執天使殺之”（《北行日錄》）。這個故事反映了金朝強迫漢族農民服兵役的情況，也反映了漢族農民的反抗鬥争。女真族向封建制過渡後，由于激烈的階級分化，女真人民生活日益貧苦，要求安于田裏，從事生産。一般富戶也因爲生活優裕，坐享田租，不願當兵，或者用奴婢來代替自己服兵役。一一七○年，世宗說：“北邊輪番戍守之人，每年冒着寒暑，往來千裏，甚爲勞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馬，一去即無還，而且奪其農事，不得耕種。”一一八○年，金朝規定戍邊的軍士，年齡到五十五歲以上，允許由其子或同居弟侄承替；以奴婢代戍者，治罪。世宗不斷實行通檢推排的目的之一，就是爲了核實各戶物力，按籍征兵。

　　夫役——世宗時修治黃河，營建宮室，修築城牆，運輸官物，圍場打獵等，無不征調民夫服役。世宗初年，就開始擴建宮殿，之後又不斷興工。他晚年承認：“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世宗回上京大會親舊，所過州縣大發民夫，治橋梁，修馳道，沿途農民深受其害。僅蔚州一地專爲世宗采集地蕈（音訓x)n）的役夫就達數百千人。由于官府役使頻繁，農民不堪其苦，經常全家外逃，或者出家爲僧道，以逃避服役。

　　

　　三、農民起義

　　

　　世宗初年，金朝統治者交替使用血腥屠殺和“招撫”的兩手政策，把漢族、契丹族等農牧民趙義鎮壓了下去。此後，女真貴族的封建統治相對穩定，農、牧民的階級鬥争也趨于低潮。但哪裏有壓迫和剝削，哪裏就會有鬥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從來沒有停止過各種形式的反抗。《金史·石琚傳》記載，一一七一年前後，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表明廣大人民不斷制造革命輿論，互相聯絡，采取一定的組織形式，準備推翻女真貴族的統治。但往往因爲事機不密，被金朝所鎮壓。

　　大名府李智究起義——李智究是大名府僧人，決心反抗金朝的統治，領導群衆舉行起義。他假托化緣，跑遍大名、東平等路，鼓動信徒，組織骨幹，計劃在大定十一年（一一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兖州，然後在峄山集合起義軍，以“應天時”三字爲号，分別攻取東平各州府。到約定的時間，李智究派胡愛智等人攻打附近的女真猛安謀克軍寨，奪取武器，被女真軍士打敗。與此同時，陽谷、東平等地起義軍中出現了叛徒。起義軍來不及集中。金軍在各地捕捉起義軍。起義軍骨幹四十多人被殺。一一七三年九月，李智究英勇就義。

　　冀、同、鄜、潞、绛、解等州農民起義——一一七二年，河東、河北等路出現了大饑荒，金朝統治者僅僅頒發了“所在開倉赈恤”的一紙诏書，卻沒有半點救濟的實際措施，因此廣大農民掙紮在死亡線上。北京曹貴、西北路納合七斤、鄜州李方、同州屈立、冀州王瓊以及洛陽縣民，紛紛率領當地農民揭竿而起。世宗诏令元帥仆散忠義等人率軍前往鎮壓。起義軍利用當地的有利地形，與金軍展開英勇的搏鬥。當強大的金軍到達時，起義軍就分散轉移到各個山谷；當金軍撤走時，起義軍又聚集起來。金軍找不到起義軍的蹤迹，就對各地村莊實行報複，進行大規模的屠殺，有時“連十數村屠之，戮及無辜”。各地起義軍終于先後失敗，領袖們英勇犧牲。

　　恩州、獻州、密州等地農民起義——一一七二年後，金朝統治者進一步加緊對人民的控制。各地農民剛剛點燃起義的烈火，就被金軍撲滅下去。一一七六年恩州鄒四，一一七八年獻州殷小二，一一七九年密州許通和濟南劉溪忠，都曾發動當地農民舉行起義，但都被迅速鎮壓下去，首領被殺。金朝統治者還極力箝制人民的言論，隻要人民稍有不滿的言論，即加以“亂言”的罪名，予以處死，借此對反抗者實行威吓。一一八一年遼州人朱忠等、恩州人鄒明等，一一八三年潞州涉縣陳圓，就是這樣慘死在金朝統治者的屠刀下的。

　　除上述規模較大的起義外，各地還有不少小股的起義隊伍，前仆後繼地反抗金朝的統治。滕陽軍和沂州之間，有來二郎領導的起義隊伍，長期在蒙山中堅持戰鬥。河北有任郎君、李川領導的起義軍，入城奪取官物，發給缺用的貧民。徐州有江志領導的起義。東京還有僧法通組織的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