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統治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

（二）金朝封建统治的巩固 和经济的发展


　　金世宗即位後，面對着契丹和漢族農牧民大起義，海陵王南侵受挫，金朝内部陷于一片動亂的局面。世宗力求争取各族貴族、臣僚的支持，以穩定他的統治。

　　太保、樞密使完顔昂在耶律元宜殺海陵王後，派使者到南京殺太子光英，向世宗上表祝賀即位，一一六二年入朝世宗，任都元帥，仍爲太保。留守南京的太傅、尚書令張浩，也在海陵王被殺後向世宗上賀表。一一六二年入朝，封太師，仍爲尚書令。世宗對張浩說：“你在正隆時作首相，哪能無罪？因爲你在省十幾年，練達政務，所以還用你作相。你當自勉，不要辜負朕意。”世宗也力争領兵在外的将領的支持。白彥敬、纥石烈志甯領兵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軍，行至北京，曾一起密謀起兵攻世宗，又殺世宗派來的使者。海陵王死後，白彥敬、纥石烈志甯降世宗。世宗任用白彥敬爲曷蘇館節度使，又召入朝，任爲禦史大夫。仍以纥石烈志甯爲臨海節度使，領兵去鎮壓契丹起義。蘇保衡在南侵中戰敗，世宗召至中都，命他到山東去鎮壓人民起義。海陵王時的文武官員，繼續任職，逐漸被世宗所争取。

　　一一六二年，耶律元宜自軍中到中都朝見，世宗任爲禦史大夫。不久，又改爲平章政事，規措鎮壓契丹起義。世宗采取兼容并包的策略，較爲順利地穩定了他的統治。

　　

　　一、農、牧民起義的失敗

　　

　　世宗即位後，各族人民的起義隊伍，在繼續進行戰鬥。

　　濟南耿京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在海陵王南侵時，派遣賈瑞、辛棄疾等渡過長江，與南宋聯絡。世宗即位後，金朝收買起義軍中的叛徒張安國，在海州殺死耿京。辛棄疾回海州後，殺張安國，率部投附了宋朝。

　　大名王友直起義軍，遭到金軍殘酷鎮壓，也率部投宋抗金。山東開山趙起義軍在一一六一年十一月，與宋李寶軍會合，打擊了海陵王南侵的金軍。

　　華州蒲城農民在楊萬、李孝章等率領下，在一一六一年冬起義，圍攻蒲城，戰鬥四月之久。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世宗派出重兵鎮壓，起義軍遭到失敗。

　　面對金世宗的殘酷鎮壓，山東、河北等路的農民仍在各地堅持鬥争。滕陽軍和沂州之間來二郎領導的起義隊伍遭到鎮壓後，轉移到蒙山山中，繼續戰鬥。河北任郎君、李川等領導的起義軍，不斷攻打城市，奪取官物。徐州一帶，有江志領導的農民軍，在附近各地活動。但是，世宗即位後，面臨的最大的威脅，還是北方聲勢浩大的契丹族農、牧民起義。世宗集合重兵去鎮壓，契丹農、牧民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争。

　　窩斡殺撒八後，稱都元帥，率領起義軍到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派契丹人移剌紮八去招降。紮八見窩斡兵強馬壯，決定歸附起義軍。窩斡領兵攻打臨潢府，擒金總管移室懑。起義軍發展到五萬人。正隆六年（一一六一年）十二月，窩斡稱皇帝，建年号“天正”。世宗命元帥左都監吾紮忽等領兵救臨潢。這時，窩斡軍已轉攻泰州。金軍追上起義軍。兩軍對陣，吾紮忽部押軍猛安、契丹人忽剌叔率所部起義，響應窩斡。金軍大敗。窩斡軍進攻泰州，金泰州節度使烏裏雅頑抗，戰敗，僅以數騎逃走。起義軍聲勢大振。

　　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右副元帥完顔謀衍率領各路軍鎮壓窩斡。世宗使用鎮壓與招降的兩面策略，下诏說：契丹起義軍能自動投降者，皆不問罪。奴婢可釋放作平民。能捕獲窩斡者，封官授賞。

　　契丹起義軍括裏部進攻韓州，得知金大軍将至，轉攻懿州、宜州。完顔謀衍屯軍懿州慶雲縣，奏請朝廷增兵護送糧饷。世宗命南征北回的士兵前往集結。窩斡自泰州攻濟州，企圖邀截金朝的糧運。完顔謀衍與右監軍完顔福壽、左都監吾紮忽合兵，共甲士一萬三千人，以曷懶路總管徒單克甯等爲左翼，臨潢節度使纥石烈志甯等爲右翼，率領輕兵襲擊起義軍。起義軍中乣者和弟孛叠等叛變降金。他們密告金軍說：“起義軍辎重離此不遠，如出兵攻劫，窩斡必然還救。”四月初，完顔謀衍依計進攻，窩斡還軍，在長泊遭到徒單克甯部的襲擊。金左翼萬戶完顔襄率領的別部自起義軍背後邀擊。起義軍敗退。完顔謀衍縱軍劫掠，不敢追擊。

　　窩斡率軍西走，到臨潢西南霿■河（霿音夢m8ng，■音松s#ng）。數日後，完顔謀衍的追兵才趕到。兩軍展開激戰。起義軍射中纥石烈志甯左臂，順風縱火，在煙霧中猛擊金軍。不料風止，大雨傾注，金軍反擊，起義軍敗走。渡過溪澗後，起義軍返回襲擊金軍，金軍敗退到澗北。

　　完顔謀衍駐軍桓州白泊，逗留不進。窩斡自懿州轉攻川州，向山西進軍。北京大定府金軍不敢出戰。起義軍越來越接近中都了。

　　金世宗見金軍作戰不勝，下诏切責，召完顔謀衍、完顔福壽回中都，解除兵權。六月，改命尚書右丞仆散忠義爲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纥石烈志甯爲元帥右監軍，又起運中都弓一萬五千張、箭一百五十萬支去懿州。另任濟州押軍萬戶溫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屯駐古北口等處防守。

　　窩斡率領起義軍八萬，西走花道，與金仆散忠義軍相遇。起義軍擊敗金軍左翼，金右翼來救，窩斡率主力自花道往西轉移，至袅嶺西陷泉。仆散忠義、纥石烈志甯等領軍趕到，起義軍大敗，窩斡率餘部轉入奚族居地。窩斡收集散兵一萬餘人，又補充奚兵，在速魯古澱、古北口、興化之間轉戰，擊敗溫迪罕阿魯帶的守軍。八月，世宗命西南路招讨使、都統完顔思敬領兵入奚地，與金主力軍會合追讨。窩斡北走沙陀。

　　纥石烈志甯部曾俘獲起義軍将領、奚族猛安稍合住，又把他放回起義軍，要他拉攏親信，伺機擒捕窩斡，許給官賞。稍合住叛變，回起義軍作内奸，隐瞞被俘投敵真相，并在起義軍将領間挑撥離間，渙散軍心。九月間，稍合住擒窩斡，到完顔思敬軍投降。窩斡被押送到中都，犧牲。

　　窩斡犧牲，契丹農、牧民起義軍遭到嚴重挫折。金軍乘勢進攻。起義軍的樞密使逐斡、都元帥醜哥等三十多人相繼戰敗被俘。纥石烈志甯等又追擊起義軍到燕子城，起義軍被鎮壓而失敗。括裏、紮八等率領部衆南走，投附宋朝。此後，金世宗一再派出官員去“招撫”起義軍餘部。但起義軍拒不投降，繼續在北京、臨潢、泰州等地戰鬥。直到一一六四年五月，起義軍餘部領袖蒲速越被俘犧牲，起義才完全被鎮壓下去。

　　在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軍的同時，世宗又采取種種措施，加強對契丹人民的統治。契丹族成爲金朝最受壓迫的民族。一一六三年，世宗下诏廢除契丹族猛安謀克的編制，把曾參加起義的契丹人分別編入女真猛安謀克部，使契丹人與女真人雜處，接受女真官員的直接統治。契丹人除官員年老者可留馬一、二匹外，其餘馬匹，一律由官府“括買”，不得保存。世宗括買馬匹，顯然意在防止反抗，但邊地的契丹牧民由此也不得不改變其生産方式，無法再從事遊牧狩獵，而隻能和女真人一起從事農耕。

　　一一七七年，四名契丹押剌（即拽剌）随從監察禦史完顔觌古速（觌音敵d0）巡察邊地，乘機逃往西遼。世宗得報，說：“耶律大石（西遼）在夏國西北，窩斡作亂，契丹人響應，朕已釋罪，反側之心仍然不止。倘若大石派人來離間、引誘，必然要生邊患。”于是下诏，把曾經參加過起義的契丹人全部遷到上京、濟州、利州等地安置，使與女真人雜處，并與女真人通婚。世宗認爲這些措施，使契丹人和女真人“男婚女聘，漸化成俗”，是“長久之策”。西北路沒有參加起義的契丹人和被釋放的奴隸也都遷徙到烏古、石壘部地，迫令耕作。世宗企圖用這些辦法來消除契丹族的反抗，其結果是加速了這些地區契丹和女真族的融合。

　　世宗曾對大臣們說：“海陵王時，契丹人頗受信任，但後來掀起叛亂，很多功臣被殺。足見契丹人的野心。”大臣唐括安禮說：“聖主博愛，對待各族，不宜有分別。”世宗說：“我并非有所分別。如果有邊患，契丹人豈肯與我們一條心啊！”海陵王時，鎮壓女真貴族，大批起用契丹官員參預軍政。世宗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後，對契丹族多方防範，契丹人民遭受着最爲沉重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二、對宋戰争和世宗統治的鞏固

　　

　　金、宋戰争 海陵王被殺後，金南侵大軍北還。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召募的征南步兵，都放免還家。都元帥完顔昂在山東，經略邊事。一一六二年冬，金世宗鎮壓了契丹農、牧民起義後，又調派右丞相仆散忠義統領重兵侵宋，仆散忠義駐紮南京，指揮軍事。又以纥石烈志甯爲左副元帥，領兵出戰，駐軍睢陽。

　　這時南宋的狀況是，孝宗即位後，任用抗戰派名臣張浚出帥江淮，準備北上收複失地。一一六三年夏，契丹農、牧民起義軍首領括裏、紮八等戰敗後，投附宋朝，說夏季久雨，金軍弓膠溶解，不便騎射。建策南宋出兵。五月間，張浚命李世輔、邵宏淵領兵攻占靈璧、虹縣，進而占領宿州。金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剌撒兵敗，被金朝處死。纥石烈志甯領金兵一萬人，自睢陽出發，反攻宿州。五月二十日，纥石烈志甯領大兵，駐州東南，另在州西滿布旌旗，設爲疑兵。李世輔領兵向州西進擊，金軍由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統領的先鋒軍出擊，李世輔軍敗退。次日，宋軍全軍出戰，纥石烈志甯、夾谷清臣等大敗宋軍。李世輔敗退到符離，宋軍損失慘重。南宋派使臣求和。和議未定。一一六四年十月，仆散忠義、纥石烈志甯再次發兵侵宋，壓迫南宋就範。金軍渡過淮水。徒單克甯部攻占盱眙及濠、廬、和、滁等州。十二月，宋朝派使臣魏杞求和。大定五年（一一六五年）正月，議定宋朝割讓海、泗、唐、鄧等州及商、秦兩州地給金朝。宋對金稱侄皇帝，不再稱臣。每年向金貢獻銀、絹二十萬兩、匹。此次和議後，金、宋約三十年間，不再有大的戰事。

　　定都中都 世宗統治集團對内鎮壓了契丹、漢族人民的起義，對外迫使南宋求和，訂立了和議，進一步鞏固了它的統治。

　　海陵王自上京遷都中都，制定了以漢人居住地作爲統治中心的國策，遭到女真保守貴族的反對。世宗在東京即位後，一些女真貴族又建策還都上京。世宗母舅、參知政事李石對世宗說：“現在正隆（海陵王）遠在江淮，寇盜（指各族起義軍）蜂起。百姓引領東向，宜在此時直赴中都，據腹心以号令天下，是萬世之業。願陛下不要被衆人的議論所牽扯。”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曷速館女真）自白彥敬處來投世宗，受命任參知政事，也對世宗說：“現在正隆已渡淮，窩斡的勢力還沒有太盛，将士在南，家屬都在此。還是早去中都爲好。”世宗采納去中都的建策，一一六一年十一月啓程，十二月到達中都。世宗繼續定都在中都，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在推翻海陵王後，仍然繼續實行海陵王直接統治漢地的國策。

　　修訂官制 金世宗即位後，命吏部侍郎石琚（音居j&。漢人）詳定制度（官制）。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十二月，新定制度，由尚書省頒行。新定官制基本上仍然繼承海陵王時的政治制度，隻是稍加增損，減并冗繁。較重要的改動，是宰相增設平章政事二人。海陵王廢除三省，政權集中到尚書省，設尚書令和左右丞相，廢除平章政事。金世宗新定制度，尚書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爲宰相官，左右丞、參知政事爲執政官。宰相增員，顯然是爲了便于更多的官員參預政事，以鞏固他的統治。

　　多民族的統治核心的形成 海陵王廣泛任用契丹、渤海和漢人參預軍政。世宗繼承這個用人政策，更爲廣泛地吸收各族人。金朝建立的初期，皇族完顔氏掌握軍政全權。海陵王鎮壓大批皇族反對派，多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執政。世宗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和對宋停戰後，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各部貴族，包括反對過他的貴族，來鞏固金朝的統治。随從海陵王侵宋的仆散忠義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後，任右丞相，侵宋還師，又進爲左丞相。纥石烈志甯曾與白彥敬等起兵反世宗，降附後，領兵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世宗任爲左副元帥，與仆散忠義侵宋，作戰有功。世宗下诏給纥石烈志甯說：“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最多，現在又破大敵（南宋），朕甚嘉之。”金、宋和議訂立後，一一六五年，纥石烈志甯進拜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一一六六年，又任爲樞密使。徒單部人徒單合喜，海陵王時任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即位後，仍爲陝西路統軍使，又改任元帥右都監，敗宋吳璘軍，收回陝西十六州地；一一六七年，進爲樞密副使。回怕川纥石烈部纥石烈良弼，海陵王時爲尚書右丞。世宗命他招撫契丹族人，進爲平章政事，又進爲右丞相。纥石烈良弼在相位多年，是世宗朝重要的文臣。世宗母舅李石擁立世宗即位，由參知政事進爲尚書令，是朝中渤海人的代表。漢人石琚（定州人）在熙宗時中進士第一（狀元），世宗起用石琚修訂制度、禮儀，一一六二年任參知政事。世宗對石琚說：“女真人往往直接作大官，不知民間疾苦。你曾作縣官，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事都應陳奏。”石琚執政十多年，一一七七年進爲平章政事，一一七八年又任右丞相，是世宗時漢人宰相的重要代表人物。契丹農、牧民起義被鎮壓後，貴族執政者不多，但如移剌道（乙室部人），海陵王時爲都督府長史，世宗起用爲戶部尚書，進至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世宗統治的三十年間，自參知政事以上的宰相、執政官中，宗室完顔部貴族前後共七人，非完顔部的女真貴族十五人，漢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人各二人。金世宗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員，又大批任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形成了一個多民族的統治核心，從而鞏固了金朝的統治。史稱金世宗爲“小堯舜”，就是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金朝統治集團，保持了相對的穩定。

　　全真教的建立 金朝的統治穩定後，一些漢族地主文人，被吸收到統治集團的行列，也有一些人不願在金朝作官，又不去進行反抗，而走向了消極隐遁的道路。山東、河北一帶出現的全真教，就是這樣一個披着宗教外衣的漢族地主文人的在野的集團。鹹陽人王喆（音哲zh6），是當地的大地主，研習儒經，又隸名武選，後在終南山棄家立教。一一六七年，去山東甯海，與當地儒者馬钰（丹陽）結識，與譚處端（長真）、劉處玄（長生）、邱處機（長春）、王處一（玉陽）、郝璘（廣甯）和馬钰的家人孫氏（号清靜散人）等，合稱七真人，王喆自稱重陽真人。創立全真教，在山東傳播。入教者，講儒經和道德經，隻是節制飲食色欲，淡泊自适，不參頂政事，并沒有什麽完整的教義或教規可言。名曰宗教，實際上隻是地主文人相互聯絡的集團。他們不在政治上與金朝統治者合作，但屈服在金朝的統治之下，用全真教作掩護，過着清閑的地主生活，作詩文唱和。一一六九年，王喆自山東回陝西，在汴京病死。邱處機（登州栖霞人）自東萊西入潼關，先後住在磻溪和龍門山十餘年。一一八八年二月，世宗自終南山召邱處機到中都傳教。這年秋天，邱處機得世宗準許，再去關中。全真教的領袖邱處機遵奉金世宗的征召，在中都半年，表明了他們對金朝統治的擁戴。金世宗承認全真教的合法地位，也表明他已争取到全真教漢人地主文人在野集團對他的統治的支持。

　　滄州人劉德仁又創大道教，信教者“散于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實際上也是和全真教同樣性質的地主階級的社會集團。一一六七年，世宗召劉德仁入居京城天寶宮傳教，并賜予東嶽真人稱号。

　　

　　三、女真族封建關系的發展

　　

　　自海陵王到世宗時，金朝逐漸消除着女真奴隸制的政治制度，全面地采用了漢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并逐步确立了以女真貴族爲主，結合漢人、契丹和渤海等統治階級的多民族的統治核心，從而穩定了金朝的統治。金朝政治上的這個變化，反映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在此期間，女真奴隸制的經濟關系，正在逐漸向着封建制的關系過渡。雖然女真族内部依然保持着嚴重的奴隸制的殘餘，但封建制的經濟關系日益成爲主要的剝削形态。

　　封建制租佃關系的發展 自金熙宗時起，女真猛安、謀克戶即陸續大批地南遷到燕山以南、淮河以北。海陵王時，又陸續把上京完顔部宗室遷到中都、山東及河東等地。世宗繼續實行這一政策，女真猛安、謀克戶分布在各地，與漢人雜處。據一一八三年八月的統計，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領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據一一八七年的統計，金朝統治下的女真人、漢人、契丹人等各族人戶的總數爲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女真猛安謀克人戶，約占金朝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十一。

　　金朝初年，女真猛安謀克戶，計口授田耕作，有戰事則出兵作戰。大小奴隸主役使奴隸生産。女真猛安謀克戶大批南遷到漢人住地，與漢人雜居，猛安謀克領授的耕地，成爲漢族地主莊田所環繞着的若幹小點，散落在封建祖佃制的汪洋大海中。居住在金朝内地的猛安謀克戶，也由于漢族和契丹人戶大批北遷，而陷于封建莊田的包圍之中。封建的租佃制關系從多方面對女真族的奴隸制和授田制發生深刻的影響。海陵王和世宗時代，金朝發動的戰争，不再大規模地擄掠奴隸。一一六五年金、宋和議訂立後，基本上停止了對外作戰，斷絕了從俘虜中補充奴隸的途徑。封建租佃制的生産方式在女真族中從兩個方面發展起來：（一）一些占有奴隸的女真猛安、謀克，出賣奴隸，而把占有的田地租給漢人農民耕作，收取地租。（二）一些女真猛安、謀克民戶，在戰争停止後，不再回到自己領受的田地裏去耕作，也把田地租給漢人農民耕作，收取地租。女真民戶不斷發生地主與農民的階級分化。

　　出賣奴婢——一一八○年，上京路女真人戶出賣自己的奴婢，緻使耕田者減少。世宗曾下诏禁止。一一八一年，又禁止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出賣奴婢，将田地租佃。這些記載說明，無論在金朝内地還是漢人居地，女真猛安、謀克戶出賣奴隸，采用租佃制剝削農民的現象都在發展。前引一一八三年的統計數字也表明，各地猛安謀克戶，每戶平均占有奴婢不過二點一口，每人占有奴婢不到零點三口。雖然奴隸隻集中在少數猛安、謀克等首領手中，但總數的減少，也說明奴隸在生産中已經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世宗時，皇室貴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隸。《金史·食貨志》記載，一一八三年的統計，在京都的宗室将軍司，有戶一百七十，正口九百八十二，占有奴婢口三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平均每戶占有奴隸一百六十三人，占有田地約兩千一百六十七畝。謀克部内的貴族，一戶也可占有奴婢二、三口。這些情況表明，在少數女真貴族大奴隸主中，仍然役使大批奴隸耕作，保留着奴隸制的嚴重的殘餘。

　　官田租佃——金朝初期，内地的土地全由統治集團支配，授給民戶耕作。南下侵占廣大漢人居地後，在保存漢人地主經濟的同時，也又把大量土地拘爲官有，作爲官田。一一五六年，海陵王曾拘括大興府、山東、真定府等處的官地、荒地、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地以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都作爲官田。官田除授給猛安謀克戶外，又令民戶租佃，由官府收租。世宗繼續拘括各地官田，由官府出租給民戶。朝廷成爲收取大量地租的最大的地主。

　　但是，大批官田，特別是上等的良田，都被“官豪”、“豪民”即官僚地主們從官府租去。他們再把這些官田轉租給佃農，從中取得大利。年久之後，這些“官豪”就把租佃的官田“冒爲己業”，據爲己有。他們從而擁有越來越多的土地。随着租佃制的發展，金朝官府和女真貴族大地主占據了大批的土地，殘酷地剝削廣大農民。

　　民戶租佃——各地女真猛安、謀克民戶，不耕不戰，把領受的田地出租給漢族農民的現象，也在普遍發展。一一七六年間，世宗在一個诏書中說：“南路女真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他們的田土，他們所得無幾，費用不足。又不習騎射，不任軍旅。”世宗诏令女真戶中“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在山東路沿邊安置。”女真民戶占有的田地有限，自己不生産，單靠地租過活，不足以維持生計。世宗采用簽入軍籍，每月發給錢米的辦法來優遇女真民戶，但出租田地的狀況仍在繼續發展。大定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年）正月，世宗對大臣們說：“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民戶，往往驕縱，不親稼穑，不令家人耕作，全都租佃給漢人，隻是收取地租。富家穿着纨绮，酒食遊宴，貧者也争着效仿，要想家給人足，真是困難呵！”世宗又說：“要多派官員查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餘而力不足者才許租佃給別人。”世宗重申了計口授地，但又允許力不足者出租，實際上是承認了租佃領地的合法，也反映出租佃制的發展不可抑止。這年六月，世宗又下令查閱各戶人力，可耕頃畝，必使自耕，力果不足者，才許出租。一一八二年，世宗又發現猛安人戶不自耕種，把田地全部出租，甚至有一家百口，不耕一垅，随即下令勸農官去查辦。規定不耕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這些情況說明，女真猛安、謀克屯田戶，不自耕種，出租田地，剝削漢族農民的現象，已經不可阻擋地發展起來了。

　　放免“二稅戶”與奴婢 遼代貴族頭下軍州中的投下戶和寺院的二稅戶，在遼朝西遷後，淪爲金朝的奴隸，他們紛紛向官府陳告，要求放免。一一六二年，世宗诏令将确有憑證的二稅戶，放免爲平民。金朝官奴婢中，原爲平民籍沒入官的，隸屬宮籍，稱監戶。原爲奴婢入官府的，隸太府監，稱官戶。一一六二年，世宗又诏令将海陵王時被殺官員家屬入宮籍監爲監戶者，放免。漢人官員劉玑任同知北京留守事，當地原被俘擄來的奴隸陳訴原爲良民，劉玑一律将他們放免做平民。世宗認爲，劉玑不查契券真僞，竟将劉玑貶官。這些事實表明，來源不同的各類奴隸，在逐漸擺脫奴隸的身分，恢複平民的地位。他們中間，無地可耕的人們，也隻有去租種貴族地主的土地，成爲佃客。

　　

　　四、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自從金朝統治者進入遼、宋統治下的漢人地區以來，是保存女真原有的奴隸制的社會、政治制度，還是适應漢人地區的狀況，采納封建制的社會、政治制度，一直在統治集團内部，存在着兩種主張、兩個派別的鬥争。自海陵王到世宗統治時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過渡。随着這種過渡的實現，社會生産力繼續向前發展了。

　　在金朝統治下的遼、宋舊境的四千四百多萬人口中，漢族人民仍然是絕大多數。廣大漢族人民與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有些部門甚至超過了遼、宋時期的水平。

　　畜牧業 海陵王末年發動侵宋戰争，曾征調戰馬達五十六萬多匹。在戰争中，牲畜大批散失。正隆時原有九個群牧所，世宗初年僅剩下四個，有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頭、羊八百六十隻、駱駝九十頭。世宗在撫州、臨潢府、泰州等地設立七個群牧所。自一一六八年起，下令保護馬、牛，禁止宰殺，禁止商賈和舟車使用馬匹。又規定對群牧官、群牧人等，按牲畜滋息損耗給予賞罰。經常派出官員核實牲畜數字，發現短缺就處分官吏，由放牧人賠償。對一般民戶飼養的牲畜，登記數額，按貧富造簿籍，有戰事，就按籍征調，避免征調時出現貧富不均的現象。對各部族的羊和馬，規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強取。由于這些措施的實行，畜牧業逐漸恢複。一一八八年，馬增加到四十七萬匹、牛十三萬頭、羊八十七萬隻、駱駝四千頭。一一九二年，南京路有牧地六萬三千多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多頃。

　　農業 世宗時，金朝的統治相對穩定，注意恢複農業生産。一一九四年，章宗定制：能勸農田者，謀克每年賞銀、絹十兩、匹，猛安加一倍，縣官升級；三年不怠惰者，猛安、謀克遷一官，縣官升一等。如果農田荒蕪十分之一，猛安、謀克都要受罰，笞三十；農田荒蕪嚴重者，判徒刑一年；連續三年都荒蕪者，猛安、謀克降一官，縣官降級。

　　戶口和墾田——世宗初年，金朝僅有三百多萬戶。二十年後，一一八七年，迅速增加到六百七十八萬九千戶，四千四百七十萬口。一二○七年，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萬多戶，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口，爲金朝戶口“極盛”的一年。

　　由于廣大漢族和女真、契丹等族勞動人民的努力開發，金朝猛安、謀克部等擁有的墾田，據一一八三年統計，共一百七十一萬頃。其中屬于猛安、謀克部占有的墾田一百六十九萬零三百多頃。在京都的宗室将軍司的墾田爲三千六百多頃。叠剌、唐古二部五乣的墾田爲一萬六千多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一般漢族、契丹民戶所占有的墾田。

　　從金朝初年起，女真族從内地大批南遷，不少從前荒蕪的地區得到開墾，因而擴大了農田的面積。近年東北各地出土大批金朝鐵農具，說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由各族農民墾爲耕地。

　　各族勞動人民不斷開發山區、開拓山田。張檝《婆速道中書事》詩：“泉源疏地脈，田垅上山腰。”邊元鼎《新居》詩：“遠山田多種黍。”（元好問：《中州集》）東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豐州、北京路的興州等地農民都開墾了大量的山田，爲發展農業生産作出了貢獻。

　　農具——近年出土金朝的農業生産工具，相當齊全。北京路宗州一帶有類似北宋洛陽铧的鐵犁铧，分大、小兩種。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鐵“蹚頭”（蹚音湯t1ng），能疏松兩側的土壤，清除兩側的雜草，同時能向苗根培土。這種蹚頭也分大、小兩種。犁鏡較河南禹縣白沙鎮出土北宋犁鏡爲落後，但犁牽引轉動靈便，與元初王祯《農書》所繪形制相似。從犁的這些重要部件看，金朝的犁已經比遼朝有所進步。鐵鐮有直刃細柄、曲刃褲柄和曲刃拔鐮式等三種。此外，還有鋤、、鍬、魚形鍘草刀、雙股垛叉等鐵制農具。這些完備的農具的出現，表明當地農業生産水平的提高。肇州、上京一帶，鐵制農具的形制大體與宗州相似，種類卻更繁多。出土遺物，有犁铧、犁碗子（铧上的翻土器）、蹚頭、鋤、、鐮、手鐮、鍬、鍘草刀、垛叉、漁叉等。這些農具的使用，可以适應不同作業的需要，表明這些地區的農民已經加強田間的管理，農業生産由粗放式的經營轉變爲精耕細作。

　　農業生産情況——金朝占領的遼、宋地區，農業生産原來就比較發達。中都、河北、遼東、南京等路的農業居各路之先。宋人許亢宗記載，中都路大興府在金初就已是“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引自《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農業已經相當發展。薊州、河東南路、遼東路許多州也盛産水稻。南京路的土壤最适宜于種麥，産量較高。鹹平、臨潢、泰州等府、州的土地肥沃，奚族六個猛安部徙居到這裏後，“精勤農務，各安其居。”（《金史·食貨志》）。

　　由于各族農民的辛勤耕作，生産出大批的糧食。全國常平倉每年約積粟一千二百多萬石、米二百多萬石。能夠積存這樣多的糧食，說明各族勞動人民每年生産的粟米的總額要相當這個數額的許多倍。

　　手工業 世宗時，由于大批奴婢獲得解放，手工業得到較快的發展。

　　紡織——官府在真定、平陽、太原、河間、懷州等五處設置绫錦院，派官員“掌織造常課匹段之事”。這是五處規模較大的官營手工業作坊。《金史·地理志》記載有“上貢”或盛産某種紡織品的地區，分布着許多私營的紡織業作坊。河北東、西兩路，北宋時号稱“衣被天下”，到金朝時相州産“相缬”，河間府産“無縫錦”，大名府産皺縠（音胡h*）和絹。河東南路平陽府産卷子布，山東西路東平府産絲綿、绫錦、絹，東京路遼陽府産“師姑布”，中都路平州産绫，涿州産羅。中都大興府在金朝初年就已是“錦繡組绮，精絕天下”，絲織業居全國之冠，此後更加發展。

　　礦冶——世宗主張“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一一六三年，金朝規定，金銀坑冶準許民間開采，官府征收産品的二十分之一。官府派出“抽分”（抽稅）官，對各地坑冶實行監督。一一六五年，官府準許百姓“射買”（租）銀冶。一一七二年，取消坑稅，允許百姓随意開采。因此，金銀坑冶得到發展，僅墳山西銀山的銀坑，就多達一百三十處。

　　由于各方面對銅的需要，金朝幾次派出使者到各路“規措銅貨”，訪察銅礦苗脈，對能指引礦藏得實者給予獎勵。世宗曾與大臣商議鼓鑄之術。工匠不僅在中原地區，而且越過天山，往“北界”采銅。

　　金朝禁止民間鑄造銅器，并把民間銅器拘括入官。舊有銅器除腰束帶、魚袋、神佛像等以外，必須全部賣給官府、官營作坊鑄造大批銅器。如黑龍江省阿城出土的“童子攀枝鏡”，邊款刻鑄“上京巡警院”五字；在另一枚“牡丹花紋鏡”上，邊款刻鑄“上京宜春縣”五字。這些器物都是由官府控制的鑄銅作坊生産并經過官府“檢校”的。盡管官府銅禁甚嚴，民間仍私鑄出許多銅器，尤其是腰帶和鏡子。

　　煤的開采和使用這一時期更加普遍。元好問《續夷堅志》說，河南府渑池縣産石炭，炭穴顯露，兵士和百姓“随取而足用”。取出的石炭積累成堆，下面用柴火燒着，随即産生烈焰，冬天用來烤火取暖。河北磁州邯鄲縣路旁的酒鋪，也以石炭“備暖盪”。南京城裏許多“小民”家裏都藏有石炭，用作燃料。當時燒瓷、煉鐵等手工業也大量使用石炭作燃料。

　　女真族在建國前已經煉鐵。金朝建立後，著名的産鐵地區有雲内州、真定府、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陽等。雲内州盛産一種叫做青镔鐵的鐵器。近年，黑龍江省肇東縣八裏城曾出土金朝的七百多件鐵器。遼甯省綏中縣城後村金朝農村遺址也曾出土大批鐵制農具。黑龍江省五道嶺地區曾發現一處規模較大的金朝的鐵礦和冶鐵遺址。這些礦坑有十多個，最深達四十米，分采礦和選礦兩個作業區。在鐵礦東、南、西三面的山坡上散布着五十多處冶鐵遺址，遺留下很多煉鐵爐、煉渣、鐵塊和鐵礦石。這些實物證明，這裏是一處以五道嶺爲中心的從開采、選礦到冶煉的一連串生産過程完整的冶鐵基地。在上京故城也曾發現過煉鐵爐的遺址。

　　制瓷——制瓷業是金朝比較發展的手工行業之一。女真族在建國前，生活用具“惟以木刻爲盂，楪髹以漆，以貯食物”。金朝建立後，遼、宋舊境内的瓷窯陸續恢複生産，女真族内地也開始建窯燒瓷。徐州蕭縣白土鎮，北宋時鄒姓窯戶曾擔任“白器窯戶總首”，擁有三十多窯，工匠數百人。金熙宗時，這裏的瓷窯繼續生産。近年在白土鎮發現一件瓷瓶，瓶上刻劃着“白土鎮窯戶趙順謹施到花瓶一對，供養本鎮南寺慈氏菩薩”，“時皇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等銘記，表明在一一四一年前後，這裏的民間制瓷業已相當發展。世宗以來，各地原有的瓷窯得到逐步恢複。著名的瓷器産地有鈞州、耀州、真定府等。鈞州的瓷窯燒造一種叫做“鈞紅”的器皿，象玫瑰一樣嬌豔，間以紫紅和青藍，色彩複雜。鈞瓷一般爲民間所用，至今傳世較多。耀州瓷窯以生産青釉器爲主，紋飾大多印制。定窯的所在地真定府，是《金史·地理志》唯一載明生産瓷器的地點。這裏所産瓷器可能主要供宮廷和貴族享用。撫順大官屯窯燒制黑釉器，産量很大，其産品在東北各地遺址中都有發現。瓷窯的規模也很大，奉聖州永興縣西南的磨石窯，窯内可以容納五百人。燒瓷的技術也不比宋朝落後。耀州窯的一處遺址，面積達五百平方米，分爲工作間、晾坯場、窯爐。窯爐作馬蹄形，用耐火磚砌成，并在表面塗有耐火泥。燒窯的燃料已經廣泛使用煤。金朝準許民間經營瓷窯，官府在各瓷窯所在地委派“抽分官”抽稅。

　　造紙和印刷——河東南路所受戰争創傷較輕，造紙、印刷業較爲發達。稷山竹紙、平陽白麻紙曾經聞名一時。中都、南京、平陽、甯晉是金朝的刻書中心。《金史·地理志》記載，平陽府物産有書籍。官府在這裏設置專門的出版機關，管理民營書坊和書鋪。平陽一帶的官僚、地主“家置書樓，人蓄文庫”。绛州平水縣著名書坊稱“晦明軒”，曾刻宋人文同《丹淵集》四十卷及《通鑒節要》等書。中都的國子監刻印經史等大量書籍，發給各地學校，稱爲“監本”。官營或民營的刻書作坊也都刻印大批書籍。著名的趙城《大藏經》，共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間集資雕造，前後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才印成。

　　金朝刻印的書籍，很少流傳到宋朝。宋朝人稱金朝的書籍爲“北方闆本”，有時按木闆的材料稱呼，叫做“北地棗本”。

　　火器制造——金朝火藥的應用和火器的生産技術，可以說與南宋并駕齊驅，在北宋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陽曲縣鄭村中社的李姓獵戶，将火藥裝入陶罐，挂在腰間備用，遇見狐群，将藥線點燃，“藥火發，猛作大聲”，因而捕殺了狐群（元好問：《續夷堅志》）。這種火罐不僅具有燃燒的性能，而且帶有爆炸性。以後，在對宋、蒙的戰争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産出大批鐵火炮。這些炮外形象匏口小，用生鐵鑄成，厚二寸，作戰時發射後，聲如霹靂，震動城壁，威力很大（宋趙與■：《辛巳泣蕲錄》）。鐵火炮後來又改進爲“震天雷”，用鐵罐裝上火藥，用火點着，據說，“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裏外，所爇（音弱ru^）圍半畝之上，火點着甲鐵皆透”，具有很大的殺傷力。還有“飛火槍”，用紙十六層做筒，筒中裝上柳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繩縛在槍頭上，臨陣時點着，火焰噴出槍前十多步。蒙古軍在與金軍作戰時，最懼怕這兩種火器（《金史·赤盞合喜傳》）。金朝工匠在火藥應用和火器制造方面的努力，爲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造船——金朝船舶制造，比南宋較爲落後。但由于内河航運、海上交通和戰争的需要，造船技術仍然在北宋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提高。海陵王時，官吏張中彥奉命建造巨艦。張中彥設計的“小樣”（模型），不過幾寸長，不用膠漆，而頭尾用“鼓子卯”自相鈎帶。按照這件“小樣”造出巨艦以後，本來要調發附近州縣的百姓來拖曳入水。張中彥召集了幾十名役夫，把巨艦附近的地勢修治傾斜，然後取新的秫稭，密布于地，再以大木限其兩旁，于淩晨霜降地滑，率領役夫将巨艦滑曳到河中（《金史·張中彥傳》）。金朝的工匠還設計了一種适宜于北方嚴寒季節在河道中行駛的船隻。蔡珪《撞冰行》詩：“舡頭傅鐵橫長錐，十十五五張黃旗，百夫袖手略無用，舟過理棹徐徐歸。”（《中州集》）這種專用撞冰的船舶，是近代破冰船的雛形。由于造出了這種撞冰船，過去船夫在寒冬“揚錘啓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的艱苦工作條件得到了改善。都水監吏人著有《河防通議》一書，書中“造船物料”節，詳細記載當時造船以每一百料爲基本計算單位，對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規定了件數，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裝船斤重”節，還詳細地記載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裝載量。這些都說明這一時期的造船技術較前有所提高。

　　商業 畜牧業、農業和手工業的恢複和發展，促使金朝商業日益繁盛。金朝建國初年，各地的商業發展處于極不平衡的狀态。當女真族原住地涞流河流域還是“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的時候，燕京三市已經“陸海百貨，萃于其中”，貿易相當發達。以後，由于畜牧業、農業、手工業逐步發展，促使各地商品交換也相應地發展起來。

　　城市和行、市——中都大興府在海陵王正隆間成爲國都後，水陸交通發達，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圓九裏三十步，外城三十多裏。《金史·地理志》記載，大興府共有二十二萬九千多戶。以每戶五口計算，約有一百萬口。中都在金初商業就已較爲發展，城北三市是商業的中心。城内“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绮，精絕天下”。世宗時，商業更爲發展。

　　南京開封府本是北宋都城，海陵王曾在南京營建宮室。世宗時，相國寺仍舊每月逢三、八日開寺，商販集中在此貿易，宣德樓門下“浮屋”中買賣者甚衆。一一五二年，共有二十三萬五千多戶。以後到章宗泰和時，又增加到七十四萬多戶。

　　其他城市，如鹹平府、東京遼陽府是“商旅所集”之處。河北相州“人煙尤盛”，城内秦樓街十分繁華，食店、酒樓甚多。河東上谷是進入山西的交通要道，這裏“桑麻數百裏，煙火幾萬家，長橋龍偃蹇，飛閣鳳騰翥”。“源源百貨積，井井三壤賦。”成爲商品集散地之一。據世宗時出使金朝的宋人記載，從黃河湯陰縣以北，州縣開始有城壁，市井繁盛，勝過河南。

　　金朝在商業繁盛的城市設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員，正八品，市丞一員，正九品，職責是調整市場物價，監督商人使用的度量權衡和百貨的估價。除中都設市令司以外，東京、南京、太原等地也設此官職。金朝城鎮商業中的行，見于記載的有油面行、布行、銀行等。參加同業商行的商人稱爲“行人”，同業商行的首領稱爲行頭和引領，往往由大商人兼任，壟斷本行的商業和控制小商人。

　　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領的壓榨外，還要受皇室、貴族和官僚的盤剝。金朝宮廷所需貨物，往往在商行中“強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贈的禮品在南京出賣，“物有定價，責付行人，盡取見錢”。各地權貴也經常縱使家奴侵漁商鋪，“名爲和市，其實脅取”。

　　院務和商稅——金朝在中都設都商稅務司，正、副使和都監各一人，負責征收商稅、巡察逃稅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稅院務經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罷諸關征稅。一一八○年，規定商稅法，凡金銀百分征一，其他貨物百分取三。此後，商稅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規定，小商販貿易的貨物征錢百分之四，金銀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稅額，世宗時爲十六萬四千多貫，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萬四千多貫。

　　貨幣——世宗時，商品交換的逐步發展，促使銅錢、交鈔逐步增加發行量，同時，銀铤的使用也日趨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設監（後名“阜通監”），鑄“大定通寶”銅錢，年産一萬六千多貫。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陽縣設利通監。以上兩監，每年共鑄錢十四萬多貫。

　　因爲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領域中的銅錢較多，世宗時交鈔的發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認爲，交鈔的使用有利于商旅遠行，但每期交鈔隻能行使七年，不利于周轉，因此建議朝廷廢除“七年厘革之法”，使民間能夠長期使用，如果交鈔上的文字磨滅，允許到各地官庫納舊換新。

　　世宗時，國庫積存大批金銀，約可折錢一億貫。這時，白銀作爲貨币來使用還并不很多。但官府已經将白銀鑄成銀铤，每铤重五十兩，值銅錢一百貫。民間往往将銀铤截鑿成小塊，流通支付。

　　榷場——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數族的經濟聯系，主要依靠榷場這一渠道。設置在宋、金分界線上的榷場，有泗、壽、颍、蔡、唐、鄧、鳳翔、秦、鞏、洮、息等州府，還有專爲宋人海上貿易準備的密州膠西縣。設置在北邊的榷場，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後來有慶州朔平、淨州天山、豐州、東勝州、轄裏尼要等。設置在金、夏邊界的，有綏德州、保安州、蘭州三處。各處榷場，根據軍事和經濟的需要，廢置不常。金朝在各處榷場派出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每年所收稅息，是國家财政中的一項重要的收入。金朝從宋朝購買的貨物，僅茶葉一項，每年就要費銀三十多萬兩。金朝官府從西夏、北方少數族輸入的貨品主要是馬匹。大定時，金朝泗州場，每年收稅五萬多貫；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萬多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時每年收稅三萬多貫，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萬多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