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元朝
當忽必烈聽到蒙哥的死訊時,為了爭奪汗位,與南宋暫時議和,撤兵北歸。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營開平(多倫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後一反傳統的選汗形式,於1260年三月在開平宣佈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最終,忽必烈憑藉著漢族貴族和一部分蒙古貴族的支持,於1264年擊敗了阿里不哥,成為蒙古第五代大汗。隨即,忽必烈改年號為至元,建都燕京,並仿照漢人預立皇太子的辦法,確定了帝位繼承人。
元朝開國後,一切政治制度和國家機關組織大半都沿襲遼、金的舊章。1272年又在燕京舊城的東北築新城,建設宮殿衙署。命名首都為大都。此後,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來了。
此外,他又依照中原的傳統,採用《易經》「大哉乾元」的說法,於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忽必烈為元世祖。
忽必烈的身世和文治武功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拖雷的兒子。拖雷共有十一子,其中長子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為同母兄弟。
據說忽必烈容貌亦非同常人。關於忽必烈的容貌,我們可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略知一二。馬可·波羅的記述如下:「大汗風度翩翩,看起來讓人心生好感」,「不長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適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
從才智上說,忽必烈也有其過人之處。他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立經陳紀,規模宏遠。年輕時常和漢人接觸,因而對中國歷史文化頗有心得。尤其唐太宗更成為他崇拜的對象,並且延攬大批中原漢人去加以倣傚。
公元1251年,蒙哥即可汗位後,因為忽必烈對漢地情形最為熟悉,便把南方漢地交給忽必烈管理。忽必烈在金蓮川設置幕府,積極網羅人材,來規劃和執行重建漢地的工作,並實行寬大政治,改善了漢地紛亂不治的情況,足見其才智非同一般。
1275年,忽必烈派兵再次南下征宋。1279年,南宋王朝滅亡。至此,忽必烈不僅是大蒙古帝國可汗,而且是中國的大皇帝,更以後者為「實」,前者為「名」。
忽必烈的文治武功主要表現在:
一、對外的武力擴張。蒙古是個好戰的民族,軍事的擴張幾乎永無止境。他們自認為代表上帝的旨意,征服和懲罰那些不服從他們的罪人,具有統治世界的野心。忽必烈少時即征戰各地,建立大元帝國後更繼續擴大軍事規模: 降服高麗,兩次東征日本,四次南征安南,五次南征緬甸與八百媳婦,對東海與南洋群島用兵等。
其中遠征日本的出師不利,也產生了著名的日本「神風」傳說。日本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失敗,本想藉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但最終卻因大臣的勸阻及征伐安南而將所有的準備放棄。此外,征戰安南歷時34年,結果卻是損兵折將,除獲一個藩屬外,可說是得不償失;對八百媳婦一隅之地也始終不曾征服。忽必烈對外的武力發展,在並非一帆風順的情況下,逐步走向一個飽和點。
二、開國建制。蒙古大帝國的完成以及元朝一切開國規模與各項政治制度,都是在元世祖的時候,所以元世祖屬於元朝開國建制時期。由於受大臣姚樞的影響,元世祖相當仰慕漢人的文物教化,其延攬了大批包括竇默、許衡、劉秉忠、王文統、張文謙的漢儒,而訂定出一套中國型的政治制度。包括:
1.定年號與國號。由元世祖即位開平的元年,開始定年號為中統元年。而國號則是採納劉忠秉的建議,名為大元。過去歷代都由當初封邑之名為國號,而其以易經中「大哉乾元」的文義命名,也說明了蒙受統治者接受中國的文化傳統後,竟以承繼唐堯虞舜之緒而自居。
2.建都邑,繼續推行仿唐、宋制度建立的政治體系。公元1272年,元世祖正式以燕京為大都、開平為上都。又蓋上都為夏都,大都為冬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冬都。所以在地理上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國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則是負責控制北方蒙古本土。
蒙哥統治時期,蒙古帝國仿照唐、宋制度建立了各個政權機構,在首都設立了六部,並將中央權力分成行政、軍事、監察三大部分。同時還仿照金人作法由樞密院直接主管所轄各省。忽必烈則繼續推行和完善上述政治體系。
3.隆祀典。蒙古一直以來,祭祀之禮都僅僅是割牲肉奠馬乳以蒙古的巫師祝致詞而已。到了元世祖時期開始大隆祀典,除了完成七廟之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禮,並還追尊皇祖考妣之尊號與廟號。
4.制定文字。蒙古人本來只有語言而無文字,之後逐漸使用畏吾兒的拼音字。後來元世祖尊吐蕃僧八思巴為國師,運用吐蕃文字另造蒙古新字一千餘,又由於受了漢人影響,格式採用直書。
5.確定國教。蒙古在長期爭戰之中受了宗教影響,深刻感到要完成政治統一必須尊重宗教。所以元世祖統一中國後,對宗教採取放任的態度,而眾多教派中以佛教的喇嘛教最受崇敬。忽必烈本人對於佛道尊崇有加。在他的提倡下,全國佛寺達到4.2萬座。
6.制定曆法。元世祖一統天下便改修曆法,於至元十七年頒行「授時歷」,為唐宋以來最完善正確的曆法。之後又經多次修訂,到郭守敬修正完畢,八十幾年間不曾出錯,可謂元朝一大事。
7.制定行鈔法。社會上流行的銅錢經宋遼金至元已非常混亂,不如銀絲的簡單,所以以絲銀為本(紙鈔成為絲銀替代物),較易維持幣值。而元世祖本意想大力奠定紙幣政策,但因百姓習慣使然而逐漸作罷。
8.水利交通。元世祖時水利交通的重要建設有二項:一為開運河,包括會通河以及通惠河的開闢,使南北運河全面開通,而江淮漕運可直達燕京;這加強了南北方的交流;一為通海運,使海運於元朝正式成為國家的漕運航路。
9.完成站赤(驛站)制度。元朝賴以統治其龐大區域,保持全國政治軍事、經濟與交通聯繫的就是"站赤制度"。蒙古人所謂的站赤制度就是驛站,在中國由來已久,但到了元朝將其加以擴充,在元世祖時終告完成。據記載,全國站赤共有1400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邊遠地區和四大汗國間的驛站。
和驛站相舖而行,專用以傳遞緊急文書的機構叫急遞舖。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舖,每舖置舖丁五人。舖丁一晝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馳,輾轉傳遞軍政機要文書。
元代的驛傳制度對當時的波斯、俄羅斯、埃及和中亞、西亞諸國都產生了影響,在俄羅斯竟沿用了數百年之久
10.建立農社制度。元世祖即位,因其習知漢人的風土人情,乃提倡農業,定立「農社制度」。其制度相當周詳,為一種國家監督下的農民社團組織,目地為振興農田水利,亦兼有政治性的組訓作用,以與其軍政制度相配合。
三、平定叛亂,加強對邊疆的管理。海都是窩闊台汗的孫子,對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懷不滿。阿里不哥失敗後,他佔領窩闊台汗國領地,於1268年(至元五年)發動叛亂。被擊敗後,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孫子篤哇勾結在一起,騷擾火州(吐魯番高昌故城)。1287年,海都又煽動東部諸王后裔乃顏、勢都兒、哈丹等人發動叛亂。元世祖聞訊後,親率兩路大軍前往鎮壓,消滅了叛亂勢力。
元世祖在平定東北諸王叛亂後,設置了遼陽行省,並在叛王封地內置萬戶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權力。這時海都在西北仍不斷騷擾,1289年七月,世祖已經74歲,仍決定率兵親征。海都聞訊遠逃。世祖去世時,海都已被逐出阿爾泰山之北。1302年,海都敗死。1306年,海都子察八兒投降,西北諸王的叛亂,至此全被平定。
忽必烈統治時期,還加強了對邊疆的管理。元朝政府在西藏設立烏斯、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宣撫、安撫、招討等使。烏斯即前藏,藏即後藏,納裡速·古魯·孫即阿里三部。當時把前後藏分為十三個萬戶,萬戶長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還在西藏設置驛站,調查戶口,徵收賦稅,屯戍軍隊。總之,從元朝開始,西藏地區已正式成為我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元朝還在雲南設置了行省。行省之下,還設置了路、府、州、縣。又設置若干軍民總管府。此後,雲南和內地的聯繫更加密切。此外,元朝政府在台灣地區正式建立行政權力機構,即澎湖巡檢司。
元朝的大統一和採取的管理措施,促進了邊疆各族和中原地區經濟、文化聯繫的發展;各民族聯繫的加強,又鞏固了空前統一的國家。由於當時大量漢族被簽發到邊地去開墾,邊疆各族也大量遷入內地定居,宋、遼、西夏、金時期各少數民族偏守一隅的情況逐漸有了變化,相互間開始加強了溝通和聯繫。
此外,忽必烈還尊孔重道,任用賢才,興辦學校;勸課農桑、安恤流民。他還「復租稅,均賦役;明刑典,理獄滯」。
忽必烈統治時期的經濟繁榮
忽必烈統治時期採取的上述措施,有利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在農業方面,由於貫徹了重視農桑的政策,各地的農業生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農業發展的表現,首先是水利灌溉業的發達。元初,內設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宋、金時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復。王禎《農書》中介紹用於灌溉的水車就有七種,其中高轉筒車可引水到二百餘尺的高地。
其次,糧食產量也有了較大的提高。元世祖時期,陝西關中地區的小麥"盛於天下",關、隴、陝、洛出現了"年谷豐衍,民庶康樂"的景象。長江以南地區產量更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了全國歲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北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乞裡吉思、謙謙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南至羅羅斯(四川南部)、烏蒙(雲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於南方農業的發展,南道棉的產區擴大得較快。與此同時,棉花在北方陝甘一帶也普遍種植。當時大半個中國,已遍植棉花。
在商業方面,也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元朝的大都被稱為「汗八里」,當時不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之一。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使團來到大都。在國內,西藏的喇嘛們每次往返均要運輸許多貨物,是宗教團體而兼有商隊的性質;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閩、廣、江、浙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內流通的商品有糧食、茶、鹽、酒、綢緞、珠寶等,也有單項商品集中經營的市場,如米市、鐵市、皮毛市、馬牛市、駝駱市、珠子市等。商業行會的組織中,有「行老」負責業務上的內外事務。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著陸路交通幹線,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陽、奉元(西安)、開封、濟南等;再向北則有上都、和林、鎮海等城市,集中著大批漢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龍江肇源西南)也是東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則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都納入了全國的商業網。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則薩迦寺一帶,並和尼泊爾取得貿易聯繫。
沿著運河和長江,一些舊有的商業城市更蓬勃發展起來,如杭州、平江、鎮江、集慶(南京)、揚州等城市是比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寧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設有市舶司和提舉司的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如泉州已成為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絲綢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曾提到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近百個。
1270年(至元七年),國內商稅「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稅已增至「腹裡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共計四十五萬錠。不到二十年,增長了十倍。商稅的增長反映出當時商業的繁榮。
可以說,在忽必烈統治期間,元王朝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非常強盛。元朝的繁榮富庶我們同樣可以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窺見一二。
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後統治中國十五年,在位共三十五年。至元三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歲,死後廟號世祖。
對忽必烈的評價
從上述忽必烈的文治武功而言,可以說,忽必烈是蒙古繼成吉思汗後一位最偉大的帝王,尤以其統治期間(1260--1294)為蒙古的鼎盛時期,對蒙古帝國而言是一個劃時代的時間。從此,蒙古人控制東亞到西亞的局面,一直到十四世紀中葉才結束。而其領土則包括亞洲及歐洲東部,疆域之廣,前古未有。
《元史》對忽必烈的評價為:「其度量宏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對於這位偉大的皇帝忽必烈,身為外國人的馬可·波羅又是如何評價的呢?在他的遊記中,他寫道:「忽必烈大汗為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類遠祖亞當(Adam)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並且認為「彼實有權被此名」。而在另一部外國人所著的《蒙古源流》中,對忽必烈的評價是「治理大國之眾,平定四方之邦,四隅無苦,八方無撓,致天下井然,俾眾庶均安康矣。」
而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說:「自我國(波斯)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此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
可見,馬可·波羅的遊記和中國史家對忽必烈的評價可以相互驗證,忽必烈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汗和皇帝。
那麼,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實有權而被此名呢?」我們認為,馬可·波羅的評價是不無道理的。當時的元王朝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非常強盛。更為重要的是,元帝國還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對於來華的外國人持歡迎的態度,甚至還給予一定的優待。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歡和器重,自稱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這一方面使他對大汗產生崇敬和愛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機會親眼目睹帝國疆域之廣大和社會之繁榮。在與他遊歷所經的歐洲、西亞等各國的對比之下,產生忽必烈大汗為「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的想法。
再從馬可·波羅所居住和認識的西方世界來看:意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糾紛。馬可·波羅回到故鄉威尼斯時,在一次與熱那亞城市海戰時竟戰敗被俘。他的《遊記》是在獄中口述,為另一囚犯所記的。羅馬教皇名義上是西歐共主,實際上毫無威信,歐洲各國紛爭不已,與大一統的元帝國有天壤之別。因此馬可·波羅讚揚忽必烈大汗的話一點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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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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