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溥儀

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滿族，滿洲正黃旗人，字耀之，筆名植蓮，英文名亨利（Henry）。

溥儀於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舊曆正月十四日出生於北京的醇王府。他是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之曾孫，醇賢親王奕譞之孫，監國攝政王載灃之子，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之侄。母親是第二代醇親王載灃的嫡福晉蘇完瓜爾佳氏。溥儀為長子，有三個弟弟和七個妹妹。溥儀的老家醇王府在北京曾佔據過三處地方。第三座新王府大興土木之時，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的風暴，把腐敗的清王朝置於四面楚歌之中。這樣，具有顯赫家世的醇王府，便隨同清王朝的歷史一同告終。

戊戌政變後，在以辦理賣國外交與賣官鬻爵出名的慶親王奕劻和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結成特殊關係的威脅下，年老體弱多病的慈禧太后斷然決定冊立溥儀為嗣皇帝，載灃為攝政王。

1908年舊曆十月二十日晚，載灃帶着送溥儀進宮的懿旨回到醇王府。霎時間，府內亂作一團。先是溥儀的老祖母昏了過去，繼之是溥儀的哭叫和大人們的哄勸聲。鬧騰一陣後，溥儀的老祖母甦醒過來，送到寢室安歇。但未來的小皇帝仍在「抗旨」，哭打着不讓接他進宮的內監抱，弄得新任攝政王和隨後而來的軍機大臣束手無策。溥儀的乳母王焦氏，看着孩子哭得可憐，拿出奶喂溥儀，方止住哭喊，此舉啟迪了身份尊貴卻無良策的老爺們，遂決定由乳母抱溥儀到中南海，再由內監抱去見慈禧。當溥儀看見從陰森森的幃帳中露出慈禧又瘦又醜的老臉時，嚇得頓時號啕大哭。重病臥床的慈禧命人拿冰糖葫蘆給溥儀，被當即摔在地下。這一舉動，着實使慈禧不痛快，連忙說：「這孩子真別扭，抱到哪兒玩去吧！」

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緒死於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次日，在清朝同治和光緒兩代垂簾聽政達四十七年之久的慈禧太后死。是年舊曆十一月九日，為溥儀舉行「登極大典」，年僅三歲的溥儀登上皇帝寶座，改明年（1909年）為宣統元年。

溥儀的「登極大典」，是在紫禁城內的太和殿進行的。按清室祖傳章法，大典前先在中和殿接受領侍衛內大臣們的叩拜，爾後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賀。由於在中和殿折騰了半天，加之那日天氣又特別冷，當把溥儀抬到太和殿放到既高又大的寶座上時，早已超過了三歲孩子的耐性限度。其父載灃單膝側身跪在寶座下，雙手扶着小皇帝，不讓他亂動。然而，新皇上卻不聽這一套，拼命掙扎哭喊：「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溥儀的掙扎和哭喊，大煞了典禮的風景，急得攝政王滿頭大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卻是接二連三，沒完沒了。在百官效忠的跪拜聲和小皇上哭喊聲交織出一曲奇特的交響樂中，總算在攝政王的「別哭別哭，快完了，快完了」之哄勸聲中結束了儀式。對大典中發生的這一切，引起了文武官員的私下議論，好像從中端倪出什麼不祥之兆。這次大典，是在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國喪」期間進行的，所以擺在丹陛的大樂只設而不奏。

在溥儀登基前的1907年初，中國民主革命風起雲湧。

溥儀做了不理事的皇帝，一切事務全由其父運籌。監國攝政王載灃上台後，全力削弱漢族大官僚的權力。1909年罷免袁世凱，借口他患有「足疾」，讓其回河南項城老家「養病」。載灃代為陸海軍大元帥，集軍政大權於皇族。辛亥革命發生後迫於無奈，再度起用了袁世凱。這樣，外有革命黨人進攻，內有袁世凱圖謀不軌，更加重了大臣們的憂慮。為欺騙群眾，籠絡人心，使搖搖欲墜的清朝統治得以苟延殘喘，載灃繼續玩弄假立憲的把戲，進一步加劇了立憲派與清王朝的矛盾，使其處於更加孤立的境地。這時，全國群眾自發地展開反清革命的起義，清王朝的覆滅已定成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取得勝利，載灃被迫辭職，將大權交予袁世凱。是年12月29日，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組成臨時參議院，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的成立，宣判了清朝統治的死刑。是年2月，袁世凱在北京迫使清宣統皇帝溥儀退位。就這樣，繼位於革命風暴中的溥儀糊里糊塗做了三年皇帝便退了位。

宣統三年舊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皇太后（德宗光緒帝的皇后，慈禧和溥儀祖母的侄女。慈禧太后死，尊其為隆裕皇太后）頒布了溥儀的退位詔，1912年2月12日，大清帝國末代皇帝溥儀正式宣告退位。袁世凱成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取代了清朝統治。

根據清室優待條款，退位後的溥儀在「宮禁」的小天地裡（紫禁城內除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劃歸民國外，其餘均屬「宮禁」範圍）一直住到1924年被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度過了他在人世間最荒謬的少年時代。

在溥儀童年的腦子裡，充滿着封建帝王獨家佔有的所謂明黃色：住的宮廷為黃琉璃瓦頂，坐的轎子、穿戴的衣帽裡子等，無一不是黃色的。在這種環境裡，溥儀養成了唯我獨尊的與眾不同的「天性」。他雖已退位，因不廢帝號，按封建慣例，見他仍需叩拜。他去讀書，給太妃請安，或游御花園、頤和園等，要有一大群人侍候，前呼後擁，以顯示帝王排場和威風。在諸多排場中，耗費人財之物最多、浪費最驚人的莫過於吃飯：溥儀每餐的菜肴雖比不上隆裕皇太后，但按例亦有三十種上下（前者百樣左右）。

溥儀一家六口人，總計一個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隻雞鴨，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隻雞鴨，是專供年僅五歲的退位小皇上用的（每天另外添的菜不計在內）。此外，還有一大批為這六口之家效勞的軍機大臣、御前侍衛等，連同小皇上一家，一個月將吃去豬肉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計用銀兩千三百四十二兩七錢二分。

供奉溥儀的飯菜，如前述大多是擺在那裡做做樣子；而供其穿戴的衣帽等則必須保證是新的。據一份沒標明年代的題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上用衣服用過物料復實價目》記載，該月給溥儀做了皮襖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緊身兩件，棉衣褲和緊身三十件。除去正式工料，僅貼邊、兜布、子母扣和線等小零碎，就用去銀元二千一百三十一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要保證這些窮奢極侈的排場，需有一套相應的機構和人馬供使喚。給溥儀管家的內務府，統轄七個司和宮內四十八處。宣統元年，內務府官員計一千零二十三人（不含禁衛軍、太監、執役人蘇拉）；民國初年減至六百多人，溥儀離開皇宮時還有三百多人。

溥儀六歲那年開始了讀書生活。書房先在中南海的瀛台補桐書屋，後移至紫禁城齋宮右側的毓慶宮（這裡曾是光緒小時候唸書的地方，再早是乾隆的皇子顒琰──後來的嘉慶帝的寢宮）。學習的主要課本是十三經，輔助教材有《大學衍義》、《朱子家訓》、《庭訓格言》、《聖諭廣訓》、《御批通鑑輯覽》、《聖武記》和《大清開國方略》等。十四歲時，加開了英文課，除《英語讀本》外，主要唸了《愛麗思漫游奇境記》和譯成英文的中國《四書》。滿語雖屬基礎課，但溥儀學了幾年，連個字母也沒學會，只學會一個字，即滿族大臣向他請安後必須回答的那個「伊立！」（起來）從1908年至1922年，溥儀沒學過加減乘除，更不知聲光電學。十三、四歲後，看了不少明、清以來的筆記、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歷史演義、劍仙俠客、公案小說及《說部叢書》等閑書。再大點時，還讀了一些英文故事。

溥儀唸書時很淘氣，唸着唸着，高興勁來了，就把鞋襪脫掉，扔在桌子上，老師還得幫他穿上。類似情況，時有發生。為促其學業的長進，在他九歲時，給他配了伴讀生，如其弟溥傑等。

教授過溥儀的老師，有陸潤癢（教了不足一年去世），伊克坦（教過九年滿文），陳寶琛（兩人相處最長，對溥儀影響最大），教漢文的是徐坊、朱益藩和梁鼎芬，教授英文的為英國師傅莊士敦。

溥儀讀書前的實際啟蒙老師是老太監張謙和。張奉太妃之諭，教溥儀唸完了《三字經》和《百家姓》。溥儀童年時，有許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玩駱駝、喂螞蟻、養蚯蚓、看狗牛打架外，最大的樂趣就是惡作劇。這樣，陪同他遊玩玩耍的太監就要遭殃了。在人們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順的情況下，溥儀養成了以虐待別人為樂的惡習。

溥儀的乳母王焦氏，家境貧寒，憨厚善良，捨棄生兒不顧，用自己的奶汁把溥儀哺養到九歲。王焦氏通過樸素的語言，告知小皇上，別人和他同樣是人，他要吃飯，別人不吃飯同樣餓肚子等，使溥儀懂得了一些別人與他同樣是人的道理。對這些既普通又淺顯的道理，他並非一點也不曉得，只不過在唯我獨尊的思想支配下，很難想到罷了。

1913年陰曆元旦，民國政府派人給溥儀拜年。此舉對溥儀來說，其意義是重大的。他特意打扮一番，穿上金龍袍褂，戴上珠頂冠，掛上朝珠，以皇帝的威嚴穩坐在乾清宮座上，等候朝拜。在其兩側，肅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帶刀御前侍衛們。面對退位小朝廷，袁世凱派來的禮官朱啟鈐不敢怠慢，在行三鞠躬禮後，才致賀詞。賀畢，內務府大臣紹英走上台，跪在溥儀面前。溥儀從面前龍書案上的黃絹封面的木匣子裡，取出準備好的答辭交給他。紹英站起身，向禮官宣讀一遍，又交還皇上。民國禮官再行鞠躬禮，緩步退出殿，禮儀方結束。不久，又趕上溥儀過生日，袁世凱又派來禮官，祝賀溥儀。經袁世凱這麼一捧場，本來於民國初年起曾一度銷聲匿跡的帝王王公大臣們，再度穿上蟒袍補褂，戴上有清朝標誌的紅頂花翎，面帶興高采烈的神氣，出沒於京城的大街小巷。

袁世凱當上總統後，於1915年12月正式宣布恢復帝制，當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軍閥混戰之中。至1917年7月1日，張勳又上演一場復辟的鬧劇。這天凌晨，他率文武官員三百多名到清宮，在養心殿請廢帝溥儀重新登基。十二歲的溥儀在復辟「武聖」張勳和「文聖」康有為這班大臣們的導演下，表示接受吁請，再次成為「大清帝國」的皇帝。可惜張勳復辟的拙劣演出，同樣不得人心，激起全國人民極大憤怒。在一片討伐聲中，溥儀只得再次宣布退位。這次復辟醜劇僅上演十二天，就在萬人唾罵聲中徹底落幕了。

溥儀二次退位後，舊王公大臣奉太妃們之命，提出他的大婚問題（此事在溥儀十五歲時又商議過）。這次從議婚到成婚，前後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圍繞溥儀的婚事，主要在「皇后」人選上，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發生了爭執。她們都想物色一位同自己親近些的人當皇后，這與她們將來的地位至關重要。溥儀在送選的四張照片中，挑出一張畫了圈，名叫文繡，又名蕙心，是敬懿太妃中意的姑娘。對此，端康太妃很不滿，執意讓溥儀選她推薦的（字慕鴻）為皇后（去天津後，有位日本警察寫了一本關於溥儀的書，將慕鴻寫成鴻秋，便以訛傳訛，又叫鴻秋）。在聽了王公根據祖制「皇帝必須有后有妃」的勸說後，溥儀想，既然這是皇帝的特權，便又在婉榮照片上劃了一下。這就選了兩位皇后。

選后妃的事定下後，正待舉行婚禮，直奉戰爭發生，只得暫拖一下。1922年12月1日舉行了成婚儀式。雖已進入民國，但有個清室優待條款作護身符，迎親儀仗均按祖傳舊制行事。全部儀程安排五天，搞得隆重非凡，不亞於昔日皇帝派頭。溥儀這時的心情，用他的話說，「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呢？」「如果不是革命，我就開始親政了……我要恢復我的祖業！」即念念不忘復辟清王朝的統治。

溥儀成婚後，經常考慮的問題，不是清室優待條款能否保留下去，而是在軍閥混戰的動蕩政局下，某個新上台的人物是否加害於他。在惶恐不安中，他常思索如何秘密逃出紫禁城。

1924年9月，發生第二次直奉戰爭。11月，馮玉祥的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逐出皇宮。在驚恐慌亂之中，他帶着婉榮和文繡，暫到父親家北府（醇王府）居住。

溥儀在北府住的時間不長，便設法逃出，先住進德國醫院，繼之轉到日本公使館。1925年2月移居天津，在張園住了五年，又搬至「靜園」住了兩年。張園那塊「清室駐津辦事處」牌子，猶如紫禁城內「乾清門侍衛處」，給溥儀和他身邊的人帶來一些安慰和聯想。1929年7月，溥儀遷至「靜園」居住。這裡原名「乾園」，溥儀將其改為「靜園」，並非求清靜，而是要在這裡「靜觀變化，靜待時機」，圖謀復辟。

1928年，發生了軍閥孫殿英清東陵盜墓事件，溥儀為此發誓：「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為培養效忠自己的軍事骨幹力量，溥儀選派弟弟溥傑和三妹夫潤麟於1929年3月東渡日本，學習陸軍知識。

1931年，文繡突然提出同溥儀的離婚要求。得到解決後，遺老們讓發個上諭，貶淑妃為庶民，溥儀照辦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開始，是日本妄圖獨佔中國和稱霸亞洲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年11月10日，在侵華日軍策劃下，溥儀潛往東北。幾經周折，他被送到旅順。

1932年2月19日，溥儀聽到一則消息，即在侵華關東軍高參板垣征四郎導演下，通過所謂的「東北行政委員會」做出的決議，在滿洲建立「共和國」，並發表「獨立宣言」。對此，溥儀最關心的不是日本用什麼辦法統治東北這塊殖民地，而是為了復辟，要日本主子承認他是個皇帝。

是年2月23日下午，溥儀會見了板垣。板垣說，他是奉關東軍司令官之命，來報告關於「建立滿洲新國家」問題的。溥儀問：「這是個什麼國家？難道這是大清帝國嗎？」板垣說：「自然，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推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執政』。」當溥儀聽到用「閣下」而不是用「宣統帝」或「皇帝陛下」稱呼他時，大聲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滿洲人心所向，不是我個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這個稱謂，滿洲人心必失。這個問題必須請關東軍重新考慮。」圍繞着稱謂等問題，兩人談了三個多小時，也沒談到一起。為聯絡感情，溥儀當晚在大和旅館為板垣舉行了宴會。次日，親日派鄭孝胥等向溥儀轉達了板垣下面一席話：「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敵對態度，只有用對待敵人的手段做答覆。這是軍部最後的話！」聽了最後通牒，溥儀呆若木雞，最終就範了。1932年2月最後一天，在侵華關東軍第四課的操縱下，在沈陽通過了所謂「全滿洲會議」宣告東北獨立、擁溥儀為「新國家執政」的決議。3月1日，會議「代表」來到旅順，「懇請」溥儀出山。溥儀表示：「暫任執政一年……一年之後……以定去就。」5日，演完這場戲的「過場」，8日下午，溥儀等到達所謂滿洲國都城長春。翌日上午，為溥儀舉行了就任偽滿執政的典禮。侵華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方要人，溥儀的「舊臣」鄭孝胥、羅振玉和舊奉系的張景惠等，參加了就職儀式。下午，溥儀在「執政辦公室」，簽署了由關東軍司令官推薦的鄭孝胥任內閣總理及各部總長特任狀，辦了任職後第一件公事。

溥儀任「執政」後，思考最多的問題，是討好日本人，他想利用這個階梯，再登上「皇帝寶座」。這時，溥儀有三個誓願：第一，改掉過去的一切毛病，如懶惰輕佻等，發誓永不再犯；第二，將忍耐一切困苦，兢兢業業，發誓恢復祖業，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繼大清基業。此三願實現，死亦暝目。

「執政府」搬到新修繕的前吉黑榷運局房子後，為表決心，溥儀把他住的樓命名為「緝熙」（取自《詩經．大雅．文王》「于緝熙敬上」句）；依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將辦公樓取名「勤民」。為實現復辟誓願，溥儀一面聽命關東軍指揮，以求憑藉，同時「宵衣旰食」，欲將「元首」職權行使起來。但不久便發現，他既無公可辦，「執政權」亦是寫在紙上的東西，權柄並不在自己手裡。他的「執政」頭銜、鄭孝胥的「國務院總理」、各部總長，僅是頂個名義而已。所謂的國務會議形同虛設，只是走走形式。真正的掌權者、各種議案的決定者為「太上皇」日本關東司令官。這些內幕開初還被一層騙人的面紗掩蓋着，及至後來對誰都不再是秘密了。

鄭孝胥所以能坐上偽滿內閣總理這把交椅，是他與日本人訂立密約換來的。對這個密約，溥儀事先並不知道，但木已成舟，也只得認可。這個密約，成為侵華關東軍繼任司令官兼日本首任駐滿大使武藤信義與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的基礎。這一喪權辱國的《議定書》，為日本軍國主義獨佔中國東北鋪平了道路。

1932年5月，李頓調查團（即國聯派赴中國東北調查所謂「中日衝突事件真相」的國聯調查團，因其團長為英國人李頓伯爵，一般稱為李頓調查團）來到中國東北。在東北人民和愛國人士不顧威逼脅迫向調查團揭露了日本的陰謀後，日方下令停止調查。溥儀這時由於已把自己的命運同日本連在一起，不敢向調查團說真話，違心地按日本主子預先囑咐的話對調查團說：「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擁戴才來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1933年10月，侵華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通知溥儀，日本政府準備承認他為「滿洲帝國皇帝」。這一消息，使溥儀無比高興。此時，他考慮的第一件事，要準備一套龍袍，不久便從北京拿來了已保存二十二年、光緒穿過的真正皇帝龍袍。但關東軍部說，日本承認的是「滿洲帝國皇帝」，不是「大清皇帝」，不能穿清朝龍袍，只能穿指定的「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這等於給溥儀頭上澆了一桶冷水。雖經交涉，也無濟於事。其實，溥儀也明白日本答應帝制，不過是滿足他的虛榮心，使他更加傀儡化。由「執政」改稱「皇帝」，不會給他帶來什麼權力，他只能依附在日軍的皮靴下，聽任擺佈。當關東軍同意他穿上以復清為起點的龍袍去祭天時，總算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1934年3月1日，在長春郊外杏花村用黃土壘成的「天壇」上，溥儀身穿龍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禮。回來脫去龍袍，換上大元帥正裝，舉行「登極」典禮，正式立為偽滿皇帝，年號為康德。「執政府」改成「宮內府」，住地為避嫌日本天皇的「皇宮」稱呼，叫做「帝宮」。溥儀第三次登上帝位後，並不能與聞國事，只不過是一個更俯首帖耳的日本關東軍的傀儡。6月6日，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雍仁代表天皇前來祝賀，贈給溥儀日本大勳位菊花大綬章，贈婉榮寶冠章。

根據關東軍安排，溥儀每年可到外地一兩次，謂之「巡狩」。在「新京」長春，一年內則需參加四次例行儀式，即去「忠靈塔」祭祀死於侵華戰爭的日軍亡魂，到「建國忠靈廟」祭祀偽滿軍人的亡魂，赴關東軍司令部祝賀日本天皇壽辰的「天長節」，到「協和會」參加年會。溥儀外出，在所謂「天子出，車駕次第」的規矩下，前有「淨街車」，後有「警衛車」，溥儀的「正車」在中間，依次而行，甚為排場，確實滿足了溥儀的虛榮心。

對溥儀的照片，日本人也煞費苦心做文章。其照片被稱為「御容」，後改為「御真影」。按規定，機關、學校、軍隊及所有公共團體的特定地方，如會議室、校長室等皆需設一像神龕似的東西，外垂帷幕，內懸溥儀照片和所頒之「詔書」，不論任何人走到這裡，都要頂禮致敬。「協和會」還強行發售溥儀和婉榮的照片，要求居民懸掛在正堂上。這種偶像崇拜的重點，是在軍隊和學校裡。每逢「詔書」頒布的日子，還要讀「詔書」。溥儀當偽滿康德皇帝時，共頒布過六種詔書，即1934年3月1日的「即位詔書」；1935年5月2日的「回鑾訓民詔書」；1940年7月15日的「國本奠定詔書」；1941年12月8日的「時局詔書」；1941年3月1日的「建國十周年詔書」和1945年8月15日的「退位詔書」。

1935年4月，關東軍以答謝日本天皇派御弟祝賀溥儀「即位」和躬親垂範「日滿親善」為理由，安排溥儀去日訪問。到日本後，溥儀受到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特意安排的隆重接待。在受寵若驚中，溥儀感到日本是真心尊敬和幫助他。於是，既把過去的一些不愉快置於腦後，又對日方奴顏婢膝，多方巴結。回到長春後，立即發表了充斥媚外求榮、阿諛逢迎詞句的「回鑾訓民詔書」。它清楚表明，溥儀為借着外力以圖復辟，甘心充當日本軍國主義的奴才和走狗。

1933年，日本加緊了全面侵略中國的部署和後方準備。溥儀為討好主子，積極配合，充當幫凶。如以「滿洲皇帝敕令」形式頒布了「滿洲帝國刑法」等，作為懲辦東北抗日軍民愛國行動的法律依據，還經溥儀「裁可」了許多政策法令及措施，以幫助日本備戰和進一步控制東北這塊殖民地。

1935年冬，溥傑從日本學習陸軍後回到長春，任禁衛軍中尉排長。日方在「日滿親善」的幌子下，希望（實際是軍方懿旨）溥傑能和日本女性結婚。雖然溥儀和溥傑都不同意，但迫於壓力，溥傑只好答應。1937年4月3日，溥傑與日本嵯峨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在東京成婚。一個月後，在關東軍授意下，偽滿「國務院」拋出「帝位繼承法」，其中規定：「皇帝死後，由其子繼之。無子時，以其孫繼之。無子和孫時，以其弟繼之，無弟則以其弟之子繼之。」顯而易見，溥傑和嵯峨浩的結合，完全是一種「政略婚姻」。以弟之子即皇位，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欲以溥傑和嵯峨浩的混血兒第二代即帝位為最終目標和用心所在，以便撈取更多的便宜。後得知溥傑得一女兒，溥儀才鬆了一口氣。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軍佔領北京。溥儀這時所關心的不是民族的存亡，而是怎樣才能在日本人面前保住自己的安全。

1940年5月，溥儀第二次訪日。回長春後，為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溥儀在「帝宮」旁修建了「建國神廟」，專門成立了「祭祀府」，每逢初一、十五，由溥儀帶頭前往祭祀。10月，在東北人民的罵聲中，溥儀頒布定天照大神為祖宗和宗教的「國本奠定詔書」。

在中國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打擊下，1944年，日本失敗已成定局。這種形勢，對唯日本「太上皇」之命是從的溥儀來說，並不是好兆頭。溥儀這時經常發脾氣和迷信鬼神的書，不斷問卜算卦。由於整天處於昏天黑地中，溥儀對家庭生活毫無興趣。他先後有過四個妻子，即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皇后婉榮把淑妃文繡擠走後，溥儀很少同她說話。婉榮1937年被打入冷宮後，精神上徹底崩潰了，加之染上了吸食鴉片煙的嗜好，身體更是病弱不堪。日本投降後，婉榮與溥儀分了手，1946年病死在吉林延吉。

在婉榮被打入冷宮那年，溥儀又選了譚玉齡（原姓他他拉氏，北京一所中學堂的學生，結婚時只有十七歲）為「祥貴人」。1937年舊曆二月二十五日，溥儀為譚玉齡舉行冊封典禮後，就像養一隻鳥兒似的把她養在宮裡，直至1942年患傷寒病死去。溥儀對譚玉齡是有感情的，對這位「祥貴人」是很喜歡的。

譚玉齡死後，日本人想讓溥儀娶一日本女子為妻。為避開這一麻煩，無心再作「新郎」且處於悲痛中的溥儀出於政治上的自衛，或叫另一種意義上的「政略婚姻」，在匆忙中又娶了年僅十五歲的小學生李玉琴為「福貴人」。偽滿垮台後，李玉琴這個「政略」旋渦中的犧牲品，被遣送回長春老家。1956年，經雙方同意，溥儀和李玉琴經過人民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

1945年5月，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

日本投降後，關東軍告知溥儀決定送他去日本。在8月15日演完簽署退位詔書這場戲後，結束了第三次退位程序，溥儀從此告別了皇帝生活。8月16日，關東軍高參吉崗通知溥儀，明天去日本。8月17日上午，溥儀等乘坐的飛機到達沈陽機場，準備換乘大型飛機逃日。這時，空中響起飛機馬達聲，但着陸的不是日本而是蘇聯紅軍的飛機。蘇聯士兵走下飛機後，把在機場的日軍繳了械，溥儀也同時被俘。第二天，溥儀由蘇聯飛機載往伯力。至此，結束了溥儀做為日本傀儡十四年的不光彩歷史。

1946年8月，蘇聯當局通知溥儀，他必須到日本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作證，證實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說明日本如何利用他作傀儡，大舉侵略中國和統治東北的。溥儀在日本共出庭八天，但由於他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顧慮重重，沒有對日本侵華的滔天大罪予以充分的揭露。返回伯力後，溥儀為避開日後受審，尤其怕以漢奸罪處以極刑，除口頭上向蘇聯當局要求外，並三次給史太林寫信，請求留居蘇聯，再待機轉赴歐美，做名寓公了此一生。為此，他盡力保存了一批珠寶作日後費用。

1950年8月，蘇聯將溥儀等戰犯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蘇聯引渡回國之初，溥儀的頭腦裡充滿了死刑的恐懼。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不信任的，當溥儀乘上祖國政府接受戰犯的列車後，總覺得列車是向着墓地駛去。車到長春，溥儀認為他在此做過「康德皇帝」，人們正等着公審他。到達沈陽，他又覺得必死在祖宗發祥地。在臨時休息時，東北人民政府首長特地趕來看望他們，並對溥儀說，要安下心來，別胡思亂想，共產黨是為人民辦事的，對任何人都不講私仇、不搞報復；進而又說，偽滿時代已時過境遷，現在政府期待着你們安分守己地學習和改造。這時，溥儀的心神才安定了些。

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次日，軍醫給他們檢查了身體，每人發了新衣服，還給了紙煙。過了些天，又發了報紙書籍和紙牌棋類。每天聽兩次廣播，還有一個來小時院中散步的時間。

溥儀在撫順管教所度過了兩個多月，這年的月末，他隨管教所一起遷到哈爾濱。這時，公安廳一位領導來到監獄，代表政府講了一次話，大意是，人民政府希望他們經過學習改造，成為新人。溥儀感到這些話有道理，他受到了感動。在學習的基礎上，管教所要每人反省一下自己的歷史，寫一份自傳。溥儀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以求蒙混過關。交出自傳後，為使政府相信自己是「誠實」、「進步」的，他又給所長寫了封信，連同他存放的寶貴古物田黃石精緻雕刻圖章三件（連鎖結成一個）和另一件田黃石圖章一拼交管理所。他想，交了自傳和獻了寶，足以騙取信任，但一直沒有反應，溥儀很着急。過了些時候，所長才對溥儀說：「你的信和田石圖章，我全看到……不過，對於人民來說，更有價值的是人，是經過改造的人。」

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動交代，可以寬大處理」政策感召下，溥儀的思想發生着變化，開始走上坦白從寬的道路。其表現之一，是把自己珍藏了好幾年的四百六十八件價值連城的國寶交給了管理所，管理所對他的這一行為當即給予了肯定。經過這件事，溥儀相信了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但對別人能兌現，對他這位「皇帝」同樣可以兌現。思想認識有了提高，溥儀讀書學習也認真起來。這時，管理所又安排他們參加勞動。開始是糊紙盒工作，溥儀從沒幹過活，糊得慢，廢品也多。經過鍛鍊，有了明顯進步。管理所用生產的報酬，買了糖果給犯人吃。溥儀第一次享受到用汗水換來的勞動果實時，覺得比過去任何一次吃的糖果都甘甜味美。

1953年，管理所組織戰犯花了三個月學習了《帝國主義論》，並討論了中國是怎樣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的。由於溥儀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他不再想蒙混了，而是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對中國的淪落過程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受到熱情鼓勵。

1954年3月，管理所又遷回撫順。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來到這裡。溥儀接受訊問，辨認証據，寫了交代罪行材料，態度基本上是認真的。工作團經過一年多的偵訊，於1955年8月20日寫出《偵訊愛新覺羅．溥儀的總結意見書》。
以大量證據確認溥儀有五項重大罪行：（一）勾結日寇陰謀復辟封建王朝統治；（二）背叛祖國，與敵簽訂賣國條約；（三）甘心奉行日寇意旨，危害人民；（四）參加國際反共協定，破壞和平；（五）燒毀證據企圖潛逃日本。溥儀看過這份文件後，認為完全是屬實的，自己應負上述的全部罪惡責任。

1955年元旦，所長問溥儀：「新的一年開始了，你有什麼想法？」回答說：「唯有束身待罪，等候處理。」所長搖搖頭說：「你何必如此消極？應當積極改造，爭取重新做人！」3月，賀龍元帥等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來撫順，視察戰犯管理所。所長把溥儀和溥傑叫了去。在詢問了情況後，元帥對溥儀說：「好好學習、改造吧！你將來能親自看到社會主義建設實況的！」在回監房的路上，溥儀無限感慨。他看到在這裡，從看守員到元帥，都是拿他當人對待的。

為了使戰犯的理論學習與實際結合起來，從1956年起，管理所先後六次組織在押犯到外地參觀，走了撫順、沈陽、鞍山、長春和哈爾濱五個城市，看了兩個農業社和兩個人民公社、二十個工廠、兩個礦山、一個水庫、兩個學校、六個公園、九個展覽會、一個烈士紀念館、一個體育宮、一個養老院、一個醫院，還有若干托兒所及工人宿舍等。通過參觀，對溥儀的思想觸動很大。新中國成立後發生的深刻變化，人民生活的提高、社會面貌的煥然一新和生產建設的迅速發展等，這無數事實使溥儀相信：過去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真正站起來了！

1956年3月，溥儀做夢也沒想到，能在管理所見到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載濤是溥儀長輩中唯一在世的人。1954年，他作為滿族代表，被選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全國政協委員。這次同親族的會見，使溥儀明白了：不但他自己得到了挽救，整個滿族和愛新覺羅氏族都得到了挽救！

1956年6月，溥儀出席沈陽特別軍事法庭，為審判日本戰犯作證。溥儀這次出庭作證，與1946年8月在東京作證時的心情及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溥儀這時所想的是超過個人的問題。溥儀既實事求是為被告作證，同時也承擔了應由自己背負的罪責。

1956年8月以後，不少西方國家的政法和新聞界人士來到撫順管理所，專訪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對客人們提出的諸如：你回到中國後，政府是怎樣對待的？假如你被政府釋放，準備做什麼等等，溥儀如實做了回答。溥儀說，在這裡，他的衣食住各方面都很好，都很自由。他過去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受到人民的嚴厲懲處本屬理所當然。假如他能獲得釋放，將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者，盡全力貢獻於祖國的建設事業。

溥儀改造生活的最後三年，他概括為「希望在前，爭取新生」的三年。這時，溥儀已有了樂觀情緒，逐步看到了出路，在重新認識過去的基礎上，看到了未來和希望。經過這些年勞動生活的鍛煉，溥儀體會到勞動是光榮的。1957年後，溥儀還常參加抬煤、掃雪等重體力勞動。在勞動技巧有所提高後，溥儀又開始學習種菜。當秋天吃到自己親手種的菜時，對所長說的「只有勞動者才懂得勞動果實的可貴」理解得更深刻了。通過勞動，溥儀的思想感情發生了變化，體質也有了明顯的增強。這期間他又學習了《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等重要著作。通過學習和實踐，他已不再悲觀和苦悶，重新燃起了生命之火。

195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舉行會議。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提出特赦罪犯的建議。9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時，劉少奇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

9月18日晨，溥儀等戰犯從廣播中得知這一消息後，霎時間呈現一片歡騰景象。當所領導問溥儀有何想法時，他說：「我想我只能是最後一個，如果我還能改造好的話，但是我一定努力。」後來，溥儀在談到當時對特赦看法時，這樣寫道：「特赦釋放，對一般囚犯來說，意味着和父母子女的團聚，但這卻與我無太大的關係。我母親早已去世，父親殁於1951年，最後一個妻子也於1956年跟我辦了離婚手續。即使這些人仍在，他們又有誰能像這裡的人那樣了解我呢？把我從前所有認識的人都算上，有誰能像這裡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訴我呢？如果說，釋放就是獲得自由和『陽光』，那麼我要說，我正是在這裡獲得了真理的陽光，得到了認識世界的自由。」在溥儀還不相信政府會特赦他的時候，1959年12月4日，撫順戰犯管理所特赦大會召開了。在第一批十名特赦的戰犯中，為首的正是溥儀。沒等到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宣讀完特赦通知書，溥儀已痛哭失聲了。12月9日，列車把經歷了十年改造生活的末代皇帝溥儀送到已離別三十五年的故鄉──他的出生地首都北京。

12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了溥儀和杜聿明等十名首批特赦的戰犯。在輕鬆的氣氛中，周總理向溥儀等人談了四個觀點，即愛國觀點、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這四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被特赦人員尊稱為「四訓」。溥儀把總理講話當準繩，並把這次接見視為自己新生的起點。溥儀特赦後的八年公民生活，就是在總理講話精神指引下，不斷追求探索中前進着。遵照周總理的安排，溥儀和杜聿明等人組成一個專門小組，開始了為期兩個月、以了解國內情況及熟悉人民新生活為主要目的之學習、參觀訪問和探親訪友活動。

1960年1月26日，周總理在全國政協禮堂宴請溥儀和他的家族。總理對溥儀的關懷，他終生難忘。在周總理親自關照下，1960年3月，溥儀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植物園，開始了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生活。這是溥儀獲得新生後，走上為人民服務崗位前的準備階段。是年5月，溥儀還同一批來自拉丁美洲國家的朋友在植物園見了面。

1960年5月，世界上出現了一股復活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妖風，威脅着和平。溥儀懷着憤怒的心情，請求並經組織批准，參加了首都各界人民反對美日軍事同盟，借以表達他的愛國熱情。9月30日晚上，溥儀應邀參加了盛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招待會。10月1日，又應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慶祝國慶活動。晚上，觀看了國慶焰火晚會。11月26日，溥儀拿到一張寫着「愛新覺羅．溥儀，男，54歲」的選民證。

溥儀在植物園生活期間，先後接待過各式各樣的國際友人，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就其中心內容看，是對祖國真誠由衷的愛！

1961年3月，溥儀離開了他熱愛的植物園，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正式崗位，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員職務，做了一名光榮的文史工作者。通過研究和處理北洋軍閥時期的文史資料，溥儀接受和相信了這一真理，即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此外，溥儀把主要精力放在寫作和修改長篇自傳《我的前半生》上。在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關懷下，並得到了其他官員的幫助，終於成書，於1964年3月正式出版。《我的前半生》問世後，轟動了世界。

1961年6月10日，周總理在國務院西花廳舉行招待會，招待溥儀和溥傑全家。在長達五個小時的招待中，總理從歷史上的清朝談到今天的日本；從溥儀、溥傑談到嵯峨浩及她的兩個女兒。周總理對溥儀問題的中肯分析和鼓勵，更激起了他對新生活的希望。

1962年3月，溥儀受到特別邀請，列席了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聽取了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受到很大鼓舞。在這次政協會議上，溥儀還作了發言，談到改造問題時，溥儀深情地說：「歷史上的皇帝溥儀已經死去了。現在還有一個黨培養的、屬於人民的、新生的溥儀。」這個發言，受到熱烈歡迎。

這期間，溥儀想到前不久在中南海毛主席家中作客的幸福情景。溥儀是特赦戰犯中受到毛主席接見唯一的一個人。開飯時，毛主席拉着溥儀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邊，非常風趣地對溥儀說：「你是我的頂頭上司喲！」在邊吃飯邊聊天中，主席問：「你還沒結婚吧？」溥儀答道：「還沒有呢！」主席說：「還可以再結婚嘛！不過，你的婚姻問題要慎重考慮，不能馬馬虎虎。要找一個合適的，因為這是後半生的事，要成立一個家。」飯後，毛主席同他請來的客人們一起照了相。溥儀把這張珍貴的照片一直擺放在床頭几上。

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關心和同事們幫助下，1962年國際勞動節前夕，溥儀和一位普通護士李淑賢結婚了，建立起了幸福家庭。1963年11月10日，周總理在陳毅副總理陪同下，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溥儀等在京的前四批特赦人員及其家屬時，關心地詢問了溥儀的身體和生活狀況，熱情地說：「祝賀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總理還一邊同李淑賢握手，一邊指着她對溥儀風趣地說：「你娶我們杭州的姑娘囉……」逗得在場的人都笑了。

1964年3月10日至4月29日，溥儀和他的妻子李淑賢隨同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參觀團，走遍了大江南北，經過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和上海市，行程一萬兩千多華里。先後參觀了二十三個工廠、四個人民公社、一個水利發電站、一所大學、一個天文台，瞻仰了革命搖籃井岡山、韶山毛主席舊居，游覽了南京的中山陵、玄武湖，無錫的太湖、錫惠公園、梅園，蘇州的留園、西園、虎丘，杭州的西湖，安徽的黃山，武漢的東湖，長沙的岳麓山等名勝古跡。通過此次江南參觀，溥儀親眼看見人民在新社會制度下的生活、強大生命力。

是年8月5日至28日，溥儀夫婦跟隨全國政協參觀團，赴西安、延安、洛陽、鄭州參觀訪問。這次的西北觀光，瞻仰了陝北革命聖地楊家嶺、王家坪、棘園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住過的地方，拜謁了烈士陵園，參觀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此外，還參觀了十個博物館、兩個人民公社中的部分生產大隊、九個工廠、一所大學、一個紀念館和八路軍辦事處，游覽了臨潼、大雁塔、白馬寺和龍門等名勝古跡。在參觀中，溥儀看到處處是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由衷地感到作為新中國一位公民的無比光榮和自豪。

1964年12月20日，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在此之前，溥儀已成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當政協主席周恩來和副主席彭真等走上主席台時，溥儀心情激動地同其他委員一起長時間熱烈鼓掌。12月21日，溥儀隨全體政協委員列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當毛澤東、劉少奇、宋慶齡、朱德、周恩來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上主席台時，溥儀異常激動和興奮，兩眼滾着淚花，不停地拼命鼓掌，聽取了周恩來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12月30日，溥儀在政協全體會議上發言，集中談了中國共產黨把戰爭罪犯改造成新人的政策。

1965年7月，曾任國民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潔女士，回到新中國。在北京機場，李宗仁先生受到周總理等各方面人士歡迎，其中還有溥儀和他的夫人李淑賢。8月6日，在周總理主持下，全國政協舉行茶會，歡迎李宗仁先生。出席作陪的溥儀先生聽了李宗仁先生致的答詞後，感觸頗深地對妻子說：「宗俉先生有『服輸』二字，我則有『認罪』二字，這也很好嘛！因為這意味着共產黨的勝利、中國人民的勝利、祖母的勝利，也是我和宗仁先生後半生的勝利。」

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中，溥儀由於得到周總理的保護，才沒受到揪鬥，但從1966年下半年起，他被病魔纏身。12月23日，因突發尿毒症，住進協和醫院，1967年10月17日，他因疾病醫治無效，在家中安詳地離世。10月19日，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了溥儀逝世的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愛新覺羅．溥儀先生因患腎癌、尿毒症、貧血性心臟病，經長期治療無效，於10月17日2時30分逝世於北京，終年六十二歲。

10月19日，溥儀的遺體在八寶山火化。1980年5月29日，共產黨和政府又在政協禮堂重新為溥儀舉行了追悼會，十分隆重的祭奠他。

溥儀的前半生是不光彩和有罪的，他被特赦後的後半生，認罪、悔罪，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因而受到人民的歡迎，所以說他這個「由皇帝到公民」的人，歸宿是好的。就這一點來說，他截然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叔世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