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三)

西來幽靈生根和蘇俄扶植中共建黨

晚清時期，為了挽救處於內憂外患中的國家，一批受西方思潮影響的新式人物開始探討可行之策，這其中包括戊戌變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民主思潮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即遭遇袁世凱復辟和陷入軍閥混戰。國家仍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時，伴隨著蘇俄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來自西方的所謂共產主義思想也進入了中國大地，由時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竭力倡導推行。

1919年爆發的為抗議巴黎和會達成的允許日本保留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的五四學生運動，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到進一步的否定，在客觀上促進了一些年輕知識分子接受了披著美麗外衣的共產主義思想。1921年，最終在蘇俄的扶植下，一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災難的政黨：中共建立了。

什麼是共產主義？其鼻祖德國人馬克思在其《共產主義宣言》中就形象的指出共產主義是「一個幽靈」，它不僅在歐洲遊蕩，而且在蘇俄革命後遊蕩到了中國。它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專制制度，主張建立所謂人人平等的公有制，讓人間成為天堂。其充滿烏托邦的誘人的思想與人們追求美好世界的的想法一拍即合，因此也迷惑了中國一些為解決國家危難而正處於探討階段的知識分子。事實上，人間怎能變成天堂？！神主宰著一切，真正的天堂只存在於天上。人要想回到天堂，依靠人類自身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只能通過真正的修煉。因此從根本上而言，共產主義思想就是一個披著美麗的外衣，欺騙世人的邪靈，它從根子上破壞了人對神的信仰，而讓人們只相信自我的努力。那麼，信奉這個邪靈的，主張暴力的專制統治的組織或政黨又怎能真正給人們帶來福音？！

就是這樣一個邪靈，以其美麗的外表，開始在中國大地上生根。在蘇俄的扶植下，以信奉這個邪靈為教義的組織也在中國出現了。

根據中國大陸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中共自己也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瞭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當時的陳獨秀已經辭去北大文科學長職，自辦《每週評論》，後因為在北京鬧區新世界屋頂散發鼓吹共產主義的傳單被捕。數月出獄後，去了上海，繼續主辦《新青年》，鼓吹共產主義。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令人驚訝的是，這十三人中最後只有毛澤東留在了中共組織，其他包括陳獨秀在內都相繼脫黨。其原因後篇將進行分析)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從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劃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這表明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於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而且在經濟上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聽命於蘇俄。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業已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元以上。

結論：關於蘇俄和中共的關係，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中共是在蘇俄的扶植下建立起來的，並獲得了其強大的支持。天下自然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共自建黨起就一直聽命於蘇俄，並在此後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摧毀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其行為手段完全是令人不恥的。

中共加入並分裂國民黨以發展自身的圖謀

中共在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如何讓中共在短時間發展起來，蘇共根據自身「背叛與奪權」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蘇俄以聯合名義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

如前所述，袁世凱死後，北方軍閥政府陷入內部的爭權鬥爭中，而南方各省也相繼脫離北京政府。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軍政府。後因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建立新政府的實踐再次受挫。此時，十月革命勝利後的蘇俄多次派人來中國尋求與孫中山的合作。仍處於探索中的孫中山此刻並沒有拒絕蘇俄，但也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中共成立後，蘇俄希望國民黨和中共合併。但遭到孫中山的拒絕，孫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蘇俄根據自身所謂經驗，一方面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面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謊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更在「聯俄」開始以後，一方面派顧問鮑羅廷一再欺騙孫中山說，「我到這裡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另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策略，恰恰同其在意識形態上宣揚的要剷除「資產階級」的承諾是矛盾的。

最初中共還沒有意識到蘇俄讓其加入國民黨的實質意義，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給中共送來「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同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至此，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目地。於是，中共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

中共攫取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

為攫取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一方面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的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出現了派別之分。另一方面中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而傳統的國民黨員更加重視的是財政和外交部門，這樣也自然給共產黨提供了可乘之機。而希望借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採取「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可是事實卻證明孫中山允許中共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策略一開始就是大錯特錯了。從以下幾個實例就可以佐證這一結論。

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嗎？否。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啟超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國民黨也公開指責蘇俄，但是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個人因蘇俄分裂中國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起初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罵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改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

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的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並公然反對國民黨和批判國民黨，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餘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佈四人無罪。

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歎。

正是在中共這種「只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下，隨著大批中共黨員的加入，共產黨在各方面開始攫取國民黨的權力，並由此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具體表現是：

第一、奪取國民黨的組織權。前面提及，中共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因此很快「各地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孫中山逝世後，中共決定全面竊取國民黨中央黨權。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佔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中共的奪權計劃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比如，在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中共黨員竟佔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的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試問，今天的中共何曾允許另外一個政黨以如此方式進入中共？那麼中共又有何理由為自己曾經的背叛行為辯護？)

第二、奪取國民黨的軍權。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中共黨員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三是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並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不過，由於蔣介石當時擔任校長，中共的滲透並未完全奏效。此外，中共還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三、奪取國民黨的輿論權。中共利用國民黨的合法旗號，開始宣傳和組織群眾，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而蘇俄則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滲透進一步獲得了指揮國民黨軍事上的權力。在孫中山逝世以前，蘇俄就派出了大批俄國顧問，特別是軍事顧問，並借助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廖仲凱的幫助下，打進了國民黨的一些主要部門。孫中山去世後，在蘇俄和中共的操控下，國民黨於1925年7月在廣東成立了國民政府，由與蘇俄關係密切的汪精衛出任主席。出任主席後的汪精衛，不僅賣力的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中共的「二大」，而且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份讓與蘇俄和中共，並支持中共驅逐國民黨「 右派」和元老。國民黨自此走向了分裂。

孫中山在認清蘇俄和中共本質上的天真，以及兩者本質上固有的欺騙性，終於使中共成功攫取了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了國民黨。

不過，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制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並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新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