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二)

關於軍閥混戰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三節中預言道：「吉士懷柔，三十年變，豈凡人哉？曇花一現，南北東西，龍爭虎戰，七八數定，山川粗奠。」

吉士懷柔，暗指一個「袁」字。三十年變，三十為卅，三十年為一世代，這裡暗指一個「世」字。豈凡二字，左右相拼，約為一個「凱」字。這是指袁世凱，心懷叵測，不想作凡人，企圖復辟帝制。結果，只作了100多天的皇帝，終於在全國一片的討伐護法運動中，含恨而死，正所謂「曇花一現」。

「南北東西，龍爭虎戰，七八數定，山川粗奠。」指民國建立後，馬上進入了東西南北四方割據和的龍爭虎鬥的軍閥混戰局面。後來，國民軍組織北伐，並最後取得勝利，這才奠定了江山的基礎，「山川粗奠」。這時，已經是十五(七加八)年後，約公元一九二六年了。

前面提及的宋朝《梅花詩》第六節不僅預言了中華民國的建立，而且還預言了建立後多舛的命運。讓我們先來看看後幾句的解析。

「憔悴黃花總帶愁」是指民國革命雖然成功，但根基非常不穩定，如「憔悴」的「黃花」，黃花在傳統上常被用來指稚嫩的生靈。自從民國建立後，先是袁世凱的復辟竊國，又是張勳的復辟，接著是長期的軍閥混戰，派系割據。國民政權就如「憔悴黃花」，總是愁事不斷，故曰：「總帶愁」。「吉曜半升箕斗隱」：「吉曜」喻指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半升」指國民黨統治初期，經歷了長期封建統治，外族掠奪和軍閥戰爭的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剛剛成功，國家正在起步發展中，國民黨政權正在鞏固自己的地位，而這時共產黨的勢力卻於暗中迅速發展壯大。「箕斗」為中國古代星相學中所講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這裡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產黨的勢力。「箕斗隱」字，道明瞭共產黨趁內憂外患之機，於暗中迅速發展實力的史實。「金烏起滅海山頭」一句的「金烏」，是古時候對太陽的別稱，此處指自稱太陽之國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戰中興起、入侵中國與最終戰敗投降的命運。

中華民國陷入軍閥混戰(1916年--1928年)

袁世凱在位時，北洋各派尚有一個首領。袁氏死後，勢力相當的北洋各派也開始了權力的爭奪。而南方各省則組織了一個各省區聯合會，與內訌的北洋勢力相抗衡。他們主張「採用聯邦制度，省長民選，組織活潑有為的地方政府」。南北關係開始陷於僵持之中，明顯的已很難用傳統的辦法較快整合。
這樣，北南就都進入重新組合階段，內斗與分爭隨之愈演愈烈，無暇或無力有大的動作，因而從整體上形成了南北互不能勝、彼此對峙之均勢。此時，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將這些軍事力量納入自己的範圍。但是，同樣，這些軍閥也沒有能力創建一個新的王朝。他們仍舊在尋找各種制度上的認可來加強和擴張他們的權力。不過，北京政府仍是各國承認的合法政府。

先來看看北方各派繫在權力上的爭鬥。

黎元洪繼袁世凱死後出任大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曾引起新舊約法的爭議。衝突的焦點，在於是否維持總統制或恢復內閣制的政府體制。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復臨時約法，重開民國三年被解散的國會，並且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1917年，因為德國宣佈無限制潛艇戰爭，民國政府宣佈與德國斷交。段祺瑞進而謀求對德參戰。議案被議會擱置。一些省區督軍遂分別上書大總統和總理，借口反對憲法草案，要求解散國會。為消彌紛爭，黎元洪罷免了段祺瑞的總理之職。擁護段的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宣告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擁段各省紛紛響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奉天，黑龍江，浙江等省也宣佈獨立；督軍團並在天津設立軍務總參謀處，準備謀叛。黎元洪無奈，召安徽督軍張勳進京商議國事。張勳到達天津後，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然後再進入北京。更加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張勳進入北京後，挾持清朝廢帝溥儀於7月1日復辟。黎元洪被迫出走，讓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之職，段祺瑞任總理。段祺瑞整頓兵馬，趕走了張勳。復辟失敗。北洋政府借口復辟之時，中華民國業已中斷，要求重新召集參議院，修改選舉法，另行召集新國會。國會召開後，選舉徐世昌任大總統，並於1918年10月10日正式就職。而此時的雲南和兩廣，借國會解散之機，決定不受非法內閣干涉，並在廣州召開會議，成立軍政府。中華民國遂成南北分裂的態勢。而彼此的內部也依然無法避免戰爭。

1918年7月，北方的皖系吳佩孚與段祺瑞部在直隸開戰，段祺瑞部戰敗，隨之段祺瑞宣佈下野。此時北方的勢力主要有：任直隸，山東和河南巡閱使的曹琨和吳佩孚的直系，兩湖巡閱使王占元部，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的奉系。三方發生爭鬥，曹琨和吳佩孚的直系暫時取得了勝利。1922年的6月，徐世昌宣佈辭職。曹琨等電請黎元洪復位。不久，黎元洪再次出任大總統。除了奉系和浙江的盧永祥外，其餘北方勢力均集於直系旗下。而東三省自直奉大戰後，即由三省公議推舉張作霖為聯省自治保安總司令，不聽從北京的命令。

1923年6月，北京軍、警圍攻總統府索要軍餉，黎元洪出走，經天津去了南方。同年10月，曹琨以賄選出任大總統，同時公佈憲法。浙江遂宣佈與北京斷絕關係。雲南和東三省都通電討曹，但都未出兵。1924年，直奉之戰重開，直系軍閥孫傳芳攻入浙江，盧永祥敗走。西北軍閥馮玉祥攻入北京，廢黜了曹琨。不久，張作霖也打敗了吳佩孚，進入北京，雙方聯合推舉段祺瑞為臨時執政。段祺瑞邀請孫中山北上，商討國事。1925年初，孫中山北上。孫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但不為段祺瑞所用。段主張先開善後會議，解決時局問題；再開國民代表會議，解決根本問題，孫中山表示反對。這樣，會商毫無結果。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卒於北京。此時，直系和奉系間，直系與西北軍閥馮玉祥間的戰爭不斷。而從此後到1927年6月，只建立了一系列攝政內閣，並一直由國務總理代行總統職權和執政權，北方並無統一的首領。

1927年6月，張作霖解散了最後一屆內閣，並在北京自封為海陸軍大元帥，為北洋軍閥政府最高統治者。他任命的內閣成員大部份是他的擁護者。不過，當1928年6月國民政府軍隊取得北伐勝利，進入北京時，中國的憲政時期結束了。同月8日，張作霖坐火車回奉天時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張學良繼任，並於同年12月通電服從國民政府，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力。至此，北洋軍閥統治正式結束，國家恢復統一。

總而言之，袁世凱之後的北京政府，除了1917年清帝復辟及1924年至1926年段任臨時執政時期以外（1925年12月增設國務院，恢復所謂責任內閣制），政府的組織，大抵具有內閣制的形式與精神。而1927年6月，張作霖入京組織的軍政府，雖在大元帥之下設國務院，實際上則是一種軍事獨裁製度。

那麼，南方各省情況又如何呢？

南方諸省，隨著北洋軍閥政府日益加強對國會和政府的控制，開始逐漸疏離北京政府。1917年，在擁護段祺瑞的各省反叛後，南方各省人士退出國會。孫中山於6月6日致電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及西南各省督軍師長共起討逆救國。10日，孫中山先生與章炳麟聯名致電黎元洪及西南各省，主張清除禍國罪魁徐世昌、段祺瑞等及倡亂督軍省長護軍等人。7月4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並宣佈就國務總理職。孫中山先生等人商議決定，將民國政府移設上海，並請黎元洪南下，繼續行使大總統職權。因為上海外交方面牽制過多，而海軍方面亦有移駐廣州以兩廣為護法根據地的表示。因此，孫中山先生決定先行到廣州接洽。7月17日，孫中山來到廣州，倡導護法。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響應護法號召，發表宣言，否認約法毀棄、國會解散後的政府。

在孫中山倡導護法以後，國會議員即陸續南下。7月25日，國會議員在廣東開非常會議，商組軍政府。8月11日，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擁護約法，聲明：一、總統如不復職，須向國會辭職；二、恢復國會；三、國務員非得國會同意無效；四、懲辦稱兵抗命禍首。滇督唐繼堯的響應，使護法的聲勢更加壯大。

31日，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共十三條，同時宣佈實行。9月1日，選舉孫中山先生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翌日，選舉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10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大元帥職，宣言戡定內亂，恢復約法，奉迎元首（黎元洪）。中華民國軍政府正式成立，與受軍閥操縱、破壞民元臨時約法的北京政府對抗。

根據「軍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中華民國為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海陸軍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主持一切。大元帥對外代表中華民國，大元帥有事故不能視事時，由首次選出的元帥代行其職權。軍政府下設外交、內政、財政、陸軍、海軍、交通六部，各部設總長一人，由國會非常會議分別選出，咨請大元帥特任之。

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中山先生為軍政府大元帥，其用意繫在虛總統之位以待黎元洪南下。後軍政府又改為總裁製，以政務總裁7人，組織政務會議，由各部長所組織的政務院輔助，行使軍政府的行政權。

此時，南方勢力比較強大的派系有李宗仁的桂系和唐繼堯的滇系。

由於孫中山與唐繼堯等派繫在是否承認北京政府上存在分歧，孫中山在護法運動等諸多事情上受到掣肘。而桂系為了控制廣東的勢力範圍，提出改組軍政府。1918年1月，西南護法各省聯合會議在廣州成立，以「擁護約法，保障國會，征討禍首，戡定內亂，以鞏固統一之根基，促進憲法之成立」為宗旨，並以為護法各省最高政務執行機關。聯合會議雖以護法為名，實則用以對抗廣州軍政府。孫中山無奈之下，為了促進團結，亦表示贊同。於是，西南各省聯合會遂與軍政府形成對立的局面。

1920年10月，駐紮在福建漳州的陳炯明回到廣東。部份政務總裁宣佈取消自主。北京國民政府總統徐世昌下令接受，孫中山等通電否認，並決定在廣東再次召開政務會議。因與其他軍閥的分歧，孫中山辭去了大元帥之職，並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孫中山離粵後，廣州軍政府受桂系軍人和政學系政客控制。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戰爭爆發，直係獲勝以後，對桂系軍閥及政學系政客大加拉攏。8月中旬，陳炯明奉孫中山之命自福建漳州率領粵軍回粵，討伐軍政府的桂系等。

在陳炯明回師廣東之前，唐繼堯致電孫中山等，稱國會將移往重慶，而國會議員在滇亦議決國會及軍政府移設重慶。20日，粵軍入汕頭，次日，孫中山等表示將赴重慶設立政府。同年10月下旬，粵中要地已全為粵軍所佔領。在桂系軍閥退出廣東時，所謂七總裁合議的軍政府已經瓦解。23日，廣州軍政府政務總裁宣言引退。軍政府政務總裁等見難再容於西南，遂公然投降北京政府，宣佈取消廣州軍政府。而孫中山隨即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以軍政府政務總裁名義，通告中外，宣言軍政府依然存在，否認北京政府擅頒的南北統一之令。粵軍繼續西進，桂軍大敗。不久，孫中山返粵，恢復軍政府，重開軍政府政務會議。

雖然，軍政府的恢復，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是，護法亦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護法僅在矯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為，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具有國際地位的效力；而前次倡導護法，尚有川、桂等省加入，範圍較大，今則區域縮小，愈見護法已不適宜。甚且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曾下令以舊國會選舉法選舉總統，則是公然承認其總統職位為非法選出，亦即不敢自命為正式政府。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設正式政府的倡議。

1921年，國會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會議議決取消軍政府；同時，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依大綱第二條文，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不久，孫中山函勸北京政府徐世昌大總統即日引退。北京政府隨即下令討伐南方，並命桂省出兵擾粵。孫中山派陳炯明等討伐桂系，取得勝利。

為了實現統一全國的理想，1922年，孫中山在廣西籌備北伐。同時，為借助蘇俄勢力，孫中山決定採行聯俄容共政策。5月，北伐軍攻入江西。不久，陳炯明在直系的拉攏下叛變，圍攻孫中山的府第。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去了上海。而北伐也暫時中止。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分粵軍討伐陳炯明。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當時，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的地位不受各國重視，國際間都不承認廣州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僅視同地方政府，透過領事與廣州政府交涉。大元帥大本營的性質與普通政府不同，所以稱為「革命政府」。後來，這個革命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決意北上，商討國事。不料，當孫中山到達北京時，段祺瑞已在十日前入京就任臨時執政。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不被段祺瑞所接受，終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次日，廣州大元帥府會議裁大元帥職，解除胡漢民代帥職務，未有結果。

1922年到1926年間軍閥間共爆發了6次省際戰爭。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軍閥混戰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是所有歷史學家公認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記載，軍閥混戰時期，不同軍閥在其佔領某地時期重複收稅，並預收未來的稅，操縱實物與貨幣的換算率，增加苛捐雜稅、戰時捐稅，並進行強制糧食徵購，使經濟不堪重負。由於連年戰亂，農業的商業化趨勢被逆轉，農業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之間的貿易被中斷。同時，鐵路線和水利灌溉系統等公用設施被毀，吸食鴉片的惡習也開始死灰復燃。

但是軍閥混戰時期也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根據經濟學家楊小凱的研究：軍閥混戰也產生了類似歐洲政治不統一的效果，制度試驗多樣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觀念和制度以及憲政的推動（例如制定憲法）都在這一時期有不少進步，也為以後的憲政發展提供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