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逃跑還是北上抗日？
中共的說謊、造假功夫在抗日，包括長征問題上再次得以淋漓盡致的展現。1949年後的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清楚明白的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 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在中共的授意下，「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在「謊言重複了一千遍就成為真理」的統治環境下，無數的中國人信以為真，而將中共灌輸的仇視和蔑視投向了「真正為抗日作出巨大貢獻的國民黨」。
歷史的真實就是：中共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前文已經簡單談到，1934年10月16日晚上，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中共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為躲避政府軍的圍剿，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先後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山西，所經地區大部份為天氣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最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西。人員由原來的八、九萬之眾，抵達時僅剩三千人，而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減員有一半之多。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湘鄂川黔根據地是中共紅三軍趁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國民黨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之際，於1934年7月建立的)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邊境，正如中共承認的那樣：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里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借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在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長征北上抗日，只是後來「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在國民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下，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於1935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地，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但是，國民政府軍並沒有給中共喘息時間，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曾於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真實告訴世人，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並在1935年11月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裡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裡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張國燾還記述道：「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陝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
當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時，會再次發現，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1935年8月，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
不久，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交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在陝北落腳，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因為這裡交通不便，易守難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勢力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合。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稱：「 應該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注意，此時還沒有明確提到抗日。
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後來因無法戰勝國民政府軍，張國燾率領第四方面軍只好北上，並於1936年底到達陝北與毛部會合。
歷史再次告訴我們，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陝北，是因意外發現陝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
真實的歷史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1931至1937年間：中共抗日還是亂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侵佔我國東三省，其後，到1937年7月7日全面侵略前，又入侵了上海和華北地區。但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國民政府軍進行了局部抗戰，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曆史；同時國民政府限於自身實力，還採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贏得了國際的同情和支持。而這期間，中共在做什麼？中共的這段歷史中「 值得」載入史書的事件有：
1、自1931至1935年8月，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與蘇俄「裡應外合」，公然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成立國中之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中共建國後編撰的史書，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2、1930年10月，在中原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的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迫使中共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而到處尋找生存之地。在這期間，更是談不上什麼抗日(見前文) 。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只不過是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和撒下的彌天大謊。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
可見，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共從來沒有什麼抗日的行為，反而藉機亂國。
2006年7月29日星期六
2006年7月27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九)
中共建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和其發展
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後，日軍又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在1937年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當此國難當頭之時，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蔣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而且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游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裡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它任何的證明了。
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出爐和對中共的五次圍剿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即先平息國內的中共和一些軍閥的叛亂，然後再全力對外。
那麼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爐的呢？
如前所說，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但是中原大戰又重啟戰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亦藉機發動了若干次暴動，並建立根據地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此外，地方軍閥尚存實力，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還有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欲動，使蔣介石鑒於當時的艱難時勢，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鑒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疊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因當時國人已逐漸能明瞭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於是在1932年6月宣佈了「安內攘外「的國策。當年6月18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佈「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16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中共紅軍採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戰術成功；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游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1931年4月1日，歷時61天。共打了三次戰役，國軍第五師師長陣亡，損失步槍三萬枝。政府軍失敗。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82天。國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121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遇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國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游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面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支彈藥也很困難。
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稱：「1934年3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部分中共紅軍則繼續留守以牽制國軍，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滅。
「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10月21日至11月30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餘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
對於這段歷史，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裡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導致長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可見，中共的長征是失敗逃亡造成的、而非什麼北上抗日(下文再詳細分析)。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只不過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那只是其內部的是與非。但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卻是共同的。
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後，日軍又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在1937年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當此國難當頭之時，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蔣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而且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游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裡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它任何的證明了。
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出爐和對中共的五次圍剿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即先平息國內的中共和一些軍閥的叛亂，然後再全力對外。
那麼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爐的呢？
如前所說，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但是中原大戰又重啟戰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亦藉機發動了若干次暴動，並建立根據地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此外，地方軍閥尚存實力，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還有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欲動，使蔣介石鑒於當時的艱難時勢，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鑒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疊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因當時國人已逐漸能明瞭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於是在1932年6月宣佈了「安內攘外「的國策。當年6月18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佈「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16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中共紅軍採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戰術成功；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游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1931年4月1日，歷時61天。共打了三次戰役，國軍第五師師長陣亡，損失步槍三萬枝。政府軍失敗。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82天。國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121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遇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國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游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面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支彈藥也很困難。
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稱：「1934年3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部分中共紅軍則繼續留守以牽制國軍，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滅。
「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10月21日至11月30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餘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
對於這段歷史，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裡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導致長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可見，中共的長征是失敗逃亡造成的、而非什麼北上抗日(下文再詳細分析)。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只不過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那只是其內部的是與非。但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卻是共同的。
2006年7月25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八)
清朝末年，中國走向衰落之機，鄰國日本卻在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並走向了專制的統一和強大。其對外擴張的野心使其瞄準了積弱的中國，因為在經濟上它垂涎於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志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土地。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的走向統一和強大。因此，日本在政治上公然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頻繁製造混亂。
清末，日本曾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了相當部份的利益。袁世凱時期，日本又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1917年後袁世凱、張勳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企圖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1918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為後來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1919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1919年12月，它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1926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大沽炮台，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1927和1928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借口「護僑」而出兵，二借口「護僑」而公然炮轟北伐軍，蠻橫阻攔北伐，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1928年6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其侵吞中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在皇姑屯將張炸死。
北伐勝利後，東北易幟，中國基本統一在南京國民政府之下。這使得日本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從此到1937年「 七七」 事變，日本發動過多次對中國軍隊的進攻，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也斷續進行過正面抵抗。這一時期中抗日戰事被稱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階段先後發生過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日、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日和綏遠抗戰諸役。1937年7月7日，日本全線進攻中國，全面抗戰爆發。
如果算上局部抗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同日本人一共進行了十四年的浴血奮戰，共進行了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二十二次大會戰，二百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戰死，國民黨軍隊幾乎牽制了所有日軍主力。國民黨為二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國民黨的抗戰偉績彪柄青史。相反，一直號稱「為抗日戰爭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共，沒有與日軍打過一次像樣的戰役(一直引以為傲的百團大戰的領導者彭德懷，在幾十年後仍因違背了毛的命令而遭到迫害)，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中共很好的利用了這一時機，借抗日之名，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從而為後來奪取國民黨政權打下了基礎。從彰顯民族大義來看，中共較之國民黨差之千里，但其說謊、殘殺的本事卻遠在國民黨之上。
關於日本入侵中國和失敗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五節中預言道：「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中的瀛洲虎，意指東瀛日本，如渡海的惡狼侵佔中國。滿天紅日，指日本的太陽旗。中國到處被太陽旗的日軍佔領，一片昏黃陰暗的景像。
「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 的意思是神州大地一片破碎，老百姓處處哀嚎遍野。春雷，指原子彈。原子彈炸時，才可見天日。
唐朝的《推背圖》在第三十九象預言了日本侵華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圖中有一鳥於山上，隱指一「島」字；連同圖中太陽指日本島，太陽亦隱日本國旗太陽旗之意。圖中太陽的位置或升或降，隱含日本從軍事囂張到戰敗投降的過程。
讖文是：「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鳥無足，山有月」，鳥字去一足呈一月狀，位於山字之上成一「島」字。「旭初升，人都哭」 ，意指日本島帝國崛起，太陽旗所到之處，萬人哭泣。
頌文是：「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十二月中氣不和」，「十二月中」指十二月的中間一半，乃六月。此句意指在陰曆六月發生的「七七事變」。「南山有雀北山羅」：「羅」指捉「雀」的網羅。此句意指「七七事變」後，日軍自北南下，勢如破竹，似網羅撲雀一樣佔領中國土地，屠殺中國軍民。「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金雞」指五行屬金的酉雞年。1945年是已酉年，正是「金雞」之年。此句意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真實。
日本入侵中國和國民黨局部抗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湖南滿鐵路的一段鐵軌，誣指為中國人所為，炮轟北大營的東北軍，進攻瀋陽。因為國民黨正忙於圍剿中共，蔣介石提出了「暫不抵抗」政策。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二是要「傚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地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干」。因此，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退駐關內。不久，日軍佔領了東三省。可以說，蔣張不抵抗的認識根源是，事變之初他們以為是日軍挑釁行為，未能判斷出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還圖謀以外交交涉解決。
日軍佔領東北後，正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只得停止軍事行動，蔣介石也離開江西前線，回到南京商討對日對策。為尊重國際條約，南京政府馬上訴諸國際聯盟，國聯乃命令日本撤兵，國際輿論也多斥責日本的侵略行動，但因為並未涉及到列強的根本利益，列強的態度不強硬。而日本對此則是置之不理。
這時，蔣介石面臨的形勢是內有中共的武裝叛亂，外有日本的入侵和列強的坐視不管。這時的中國是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一個「亂中國和憂中國」。中日在軍事上的實力有著天壤之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的惡劣國際環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1931年10月，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上海召開會議，並就外交政策達成協議：一、實行統一外交，對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負責，廣州不辦外交；二、如果日軍來攻，應該抵抗，用武力來對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張對日宣戰；四、不主張退出國聯。這表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基於自身實力和面臨的形勢，採取了「和戰並用」的政策。
蔣的「和戰並用」的政策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它既不放棄武力抵抗，也不放棄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誠如蔣介石所言：「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
這個政策是蔣介石對日本和對中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聯盟。
11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關於「攘外安內」政策的提出和評價下文再詳細解讀) 蔣介石希望先平息國內中共的叛亂，再全力以赴對付日本。
而在民間，日本的侵略行為引發了中國的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特別在上海的抵制行動，沉重打擊了日本在上海的貿易，因為上海是日本在華最大的貿易、航運和製造業中心。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運動，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戰端。佈防上海的十九路軍在蔣光鼐等將領的率領下，首先奮起抵抗。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但卻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
2月18日，蔣介石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等的宣傳，均認為只有十九路軍在抵抗，慰勞物品，亦只送給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仍在困境下艱苦作戰。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因為列強在上海都擁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滬抗戰爆發次日，英美等大國就開始在中日間調停。蔣介石本著「和戰並用」的策略，認為「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接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
列強強硬的態度以及擔心國聯發起對日本的制裁，使日本於3月3日發佈停戰命令。此後，中日雙方經過談判，於5月5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從內容上說，這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因為中國軍隊喪失了在上海的駐兵權。此後，日本又扶植清朝廢帝溥儀在長春建立了「 第三個中國──滿州國」，溥儀為傀儡皇帝，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但是，國民政府利用國際社會進行干預的策略，不僅贏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為後來的抗戰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1933年，日軍進攻熱河、冀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後撤退。上述戰鬥，亦使日軍付出了上百人死傷的代價。不久，熱河失陷，冀東成為不設防地帶。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出於「攘外安內」策略的考慮，該協定犧牲了華北的部份權益，比如非武裝區的規定。但是同《淞滬停戰協定》一樣，該條約為國民黨為後來的全面抗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贏得了時間，同時拖延了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
此後，日本在華北進行自治運動，並在佔領區成立偽組織，企圖將華北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它引發了各地的抗日運動，其中包括東北義勇軍的抗日，山西馮玉祥的抗戰，綏遠抗戰等，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許多壯麗的篇章。
而此時的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1931年11月7日，公開建立了「國中之國-第二個中國中華蘇維埃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在中共編撰的黨史教材中，無不指責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政策，並且強烈抨擊蔣的「攘外安內」政策。但是此時的中共面對外侮，除了叛亂，建立國中之國，煽動不明真象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在輿論上抨擊國民黨，又做了什麼呢？
清末，日本曾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了相當部份的利益。袁世凱時期，日本又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1917年後袁世凱、張勳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企圖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1918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為後來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1919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1919年12月，它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1926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大沽炮台，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1927和1928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借口「護僑」而出兵，二借口「護僑」而公然炮轟北伐軍，蠻橫阻攔北伐，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1928年6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其侵吞中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在皇姑屯將張炸死。
北伐勝利後，東北易幟，中國基本統一在南京國民政府之下。這使得日本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從此到1937年「 七七」 事變，日本發動過多次對中國軍隊的進攻，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也斷續進行過正面抵抗。這一時期中抗日戰事被稱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階段先後發生過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日、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日和綏遠抗戰諸役。1937年7月7日，日本全線進攻中國，全面抗戰爆發。
如果算上局部抗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同日本人一共進行了十四年的浴血奮戰，共進行了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二十二次大會戰，二百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戰死，國民黨軍隊幾乎牽制了所有日軍主力。國民黨為二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國民黨的抗戰偉績彪柄青史。相反，一直號稱「為抗日戰爭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共，沒有與日軍打過一次像樣的戰役(一直引以為傲的百團大戰的領導者彭德懷，在幾十年後仍因違背了毛的命令而遭到迫害)，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中共很好的利用了這一時機，借抗日之名，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從而為後來奪取國民黨政權打下了基礎。從彰顯民族大義來看，中共較之國民黨差之千里，但其說謊、殘殺的本事卻遠在國民黨之上。
關於日本入侵中國和失敗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五節中預言道：「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中的瀛洲虎，意指東瀛日本，如渡海的惡狼侵佔中國。滿天紅日，指日本的太陽旗。中國到處被太陽旗的日軍佔領，一片昏黃陰暗的景像。
「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 的意思是神州大地一片破碎，老百姓處處哀嚎遍野。春雷，指原子彈。原子彈炸時，才可見天日。
唐朝的《推背圖》在第三十九象預言了日本侵華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圖中有一鳥於山上，隱指一「島」字；連同圖中太陽指日本島，太陽亦隱日本國旗太陽旗之意。圖中太陽的位置或升或降，隱含日本從軍事囂張到戰敗投降的過程。
讖文是：「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鳥無足，山有月」，鳥字去一足呈一月狀，位於山字之上成一「島」字。「旭初升，人都哭」 ，意指日本島帝國崛起，太陽旗所到之處，萬人哭泣。
頌文是：「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十二月中氣不和」，「十二月中」指十二月的中間一半，乃六月。此句意指在陰曆六月發生的「七七事變」。「南山有雀北山羅」：「羅」指捉「雀」的網羅。此句意指「七七事變」後，日軍自北南下，勢如破竹，似網羅撲雀一樣佔領中國土地，屠殺中國軍民。「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金雞」指五行屬金的酉雞年。1945年是已酉年，正是「金雞」之年。此句意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真實。
日本入侵中國和國民黨局部抗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湖南滿鐵路的一段鐵軌，誣指為中國人所為，炮轟北大營的東北軍，進攻瀋陽。因為國民黨正忙於圍剿中共，蔣介石提出了「暫不抵抗」政策。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二是要「傚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地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干」。因此，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退駐關內。不久，日軍佔領了東三省。可以說，蔣張不抵抗的認識根源是，事變之初他們以為是日軍挑釁行為，未能判斷出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還圖謀以外交交涉解決。
日軍佔領東北後，正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只得停止軍事行動，蔣介石也離開江西前線，回到南京商討對日對策。為尊重國際條約，南京政府馬上訴諸國際聯盟，國聯乃命令日本撤兵，國際輿論也多斥責日本的侵略行動，但因為並未涉及到列強的根本利益，列強的態度不強硬。而日本對此則是置之不理。
這時，蔣介石面臨的形勢是內有中共的武裝叛亂，外有日本的入侵和列強的坐視不管。這時的中國是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一個「亂中國和憂中國」。中日在軍事上的實力有著天壤之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的惡劣國際環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1931年10月，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上海召開會議，並就外交政策達成協議：一、實行統一外交，對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負責，廣州不辦外交；二、如果日軍來攻，應該抵抗，用武力來對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張對日宣戰；四、不主張退出國聯。這表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基於自身實力和面臨的形勢，採取了「和戰並用」的政策。
蔣的「和戰並用」的政策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它既不放棄武力抵抗，也不放棄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誠如蔣介石所言：「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
這個政策是蔣介石對日本和對中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聯盟。
11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關於「攘外安內」政策的提出和評價下文再詳細解讀) 蔣介石希望先平息國內中共的叛亂，再全力以赴對付日本。
而在民間，日本的侵略行為引發了中國的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特別在上海的抵制行動，沉重打擊了日本在上海的貿易，因為上海是日本在華最大的貿易、航運和製造業中心。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運動，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戰端。佈防上海的十九路軍在蔣光鼐等將領的率領下，首先奮起抵抗。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但卻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
2月18日，蔣介石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等的宣傳，均認為只有十九路軍在抵抗，慰勞物品，亦只送給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仍在困境下艱苦作戰。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因為列強在上海都擁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滬抗戰爆發次日，英美等大國就開始在中日間調停。蔣介石本著「和戰並用」的策略，認為「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接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
列強強硬的態度以及擔心國聯發起對日本的制裁，使日本於3月3日發佈停戰命令。此後，中日雙方經過談判，於5月5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從內容上說，這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因為中國軍隊喪失了在上海的駐兵權。此後，日本又扶植清朝廢帝溥儀在長春建立了「 第三個中國──滿州國」，溥儀為傀儡皇帝，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但是，國民政府利用國際社會進行干預的策略，不僅贏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為後來的抗戰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1933年，日軍進攻熱河、冀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後撤退。上述戰鬥，亦使日軍付出了上百人死傷的代價。不久，熱河失陷，冀東成為不設防地帶。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出於「攘外安內」策略的考慮，該協定犧牲了華北的部份權益，比如非武裝區的規定。但是同《淞滬停戰協定》一樣，該條約為國民黨為後來的全面抗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贏得了時間，同時拖延了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
此後，日本在華北進行自治運動，並在佔領區成立偽組織，企圖將華北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它引發了各地的抗日運動，其中包括東北義勇軍的抗日，山西馮玉祥的抗戰，綏遠抗戰等，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許多壯麗的篇章。
而此時的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1931年11月7日，公開建立了「國中之國-第二個中國中華蘇維埃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在中共編撰的黨史教材中，無不指責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政策，並且強烈抨擊蔣的「攘外安內」政策。但是此時的中共面對外侮，除了叛亂，建立國中之國，煽動不明真象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在輿論上抨擊國民黨，又做了什麼呢？
2006年7月20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七)
中共叛國和武裝暴動
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並實現國家的初步統一後，中共並沒有安心接受這一合法政權，反而在蘇俄的指揮下，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公開背叛祖國，並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更大的武裝暴動，使飽受戰火之苦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苦難之中。
前面已經提及，在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
當時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1929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前者在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現在就可以解釋，一些曾經加入或認同中共的人士，包括中共的發起人陳獨秀等，在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後，為什麼相繼脫黨。
而上述徹底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在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下，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暴動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暴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評價此段歷史時，小心翼翼的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而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不久，共產國際派羅明拉茲來華，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即發動武裝暴亂。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地，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一語倒盡「天機」。
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這是中共在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背叛自己國家的鐵證。
那麼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發動了哪些暴亂呢？
首先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於1927年掀起了武裝暴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不久，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中共軍隊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次年，在朱德、陳毅的帶領下來到井岡山，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8月9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暴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但暴動相繼失利。毛澤東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決定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最後在偏遠的山區井岡山落草。中共開始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三個浪潮，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
會後，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佈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佈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但是除了廣州暴動外，其它暴動或取消或瞬間敗亡。而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發佈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以慘敗告終。
在發動暴動的同時，中共在1928年6月召開的六大上，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游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
據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而帶給百姓的是無盡的災難。不久，中原大戰爆發，中共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但是，中共利用國民政府因中原大戰無瑕顧己的情況下，繼續發動暴動。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1930年，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裝暴動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期待『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
不過，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在中原大戰中的全面勝利，中共的暴亂在政府軍的圍剿下相繼失敗。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
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
如前所述，中共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暴力」當然是非和平的手段，它通常與流血、死亡聯繫在一起。中共的本性決定了它的發展史上必然充滿了血淋淋的印跡。
二十年代末中共武裝暴動中的燒殺無度首次讓人們認識了中共殘暴的本性。但是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則是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
根據史料記載，這次「肅反」運動的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團分子」。什麼是「AB團」？它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AB團在成立後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復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派的借口，後又成為中共內部整肅的理由。
最開始發動肅反運動，即清查AB團運動的是江蘇的瑞金蘇區，而發起人就是毛澤東。當時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怎麼會有那麼多「AB團分子」呢？一句話，「苦打成招」。請看1930年9月24日的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是如何佈置的：
「AB團非常陰險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不斷的嚴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當時蘇區肅反時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槓子、坐老虎凳等等。眾多的AB團分子，就是這麼一供十、十供百「查」出來的。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
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可以說，三十年代初的這場內部大屠殺真正徹底暴露了中共的殘暴本性，而毛澤東等中共黨首為了自身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打壓異己，在此後中共的發展史上亦多次被運用。
時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黃克誠，後來在其《自述》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道：「如果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一顆人頭就是不足以抵償的」。這大概算是遲到的懺悔？
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並實現國家的初步統一後，中共並沒有安心接受這一合法政權，反而在蘇俄的指揮下，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公開背叛祖國，並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更大的武裝暴動，使飽受戰火之苦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苦難之中。
前面已經提及，在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
當時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1929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前者在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現在就可以解釋，一些曾經加入或認同中共的人士，包括中共的發起人陳獨秀等，在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後，為什麼相繼脫黨。
而上述徹底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在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下，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暴動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暴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評價此段歷史時，小心翼翼的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而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不久，共產國際派羅明拉茲來華，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即發動武裝暴亂。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地，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一語倒盡「天機」。
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這是中共在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背叛自己國家的鐵證。
那麼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發動了哪些暴亂呢？
首先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於1927年掀起了武裝暴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不久，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中共軍隊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次年，在朱德、陳毅的帶領下來到井岡山，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8月9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暴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但暴動相繼失利。毛澤東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決定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最後在偏遠的山區井岡山落草。中共開始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三個浪潮，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
會後，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佈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佈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但是除了廣州暴動外，其它暴動或取消或瞬間敗亡。而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發佈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以慘敗告終。
在發動暴動的同時，中共在1928年6月召開的六大上，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游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
據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而帶給百姓的是無盡的災難。不久，中原大戰爆發，中共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但是，中共利用國民政府因中原大戰無瑕顧己的情況下，繼續發動暴動。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1930年，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裝暴動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期待『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
不過，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在中原大戰中的全面勝利，中共的暴亂在政府軍的圍剿下相繼失敗。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
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
如前所述，中共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暴力」當然是非和平的手段，它通常與流血、死亡聯繫在一起。中共的本性決定了它的發展史上必然充滿了血淋淋的印跡。
二十年代末中共武裝暴動中的燒殺無度首次讓人們認識了中共殘暴的本性。但是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則是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
根據史料記載，這次「肅反」運動的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團分子」。什麼是「AB團」？它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AB團在成立後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復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派的借口，後又成為中共內部整肅的理由。
最開始發動肅反運動，即清查AB團運動的是江蘇的瑞金蘇區，而發起人就是毛澤東。當時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怎麼會有那麼多「AB團分子」呢？一句話，「苦打成招」。請看1930年9月24日的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是如何佈置的：
「AB團非常陰險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不斷的嚴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當時蘇區肅反時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槓子、坐老虎凳等等。眾多的AB團分子，就是這麼一供十、十供百「查」出來的。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
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可以說，三十年代初的這場內部大屠殺真正徹底暴露了中共的殘暴本性，而毛澤東等中共黨首為了自身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打壓異己，在此後中共的發展史上亦多次被運用。
時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黃克誠，後來在其《自述》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道：「如果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一顆人頭就是不足以抵償的」。這大概算是遲到的懺悔？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六)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最初的發展
前文已經提及，北伐勝利後，1928年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軍政、訓政、憲政是建國的三階段。
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國家的政權和治權完全屬於國民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訓政時期開始。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此外，除中央建立五院制的政府外，地方實行省、縣二級制，以縣為自治單位。
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亦採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進行幣制改革。貨幣確定以銀「元」為單位，並把銀元的製造權收歸中央。以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其它發行銀行原有流通市面之鈔票，逐漸收回，代以中央銀行法幣。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專司法幣發行及準備金之保管。國內一切公私收付款項，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銀幣，商號及人民持有銀幣生銀，應兌換法幣。此外，規定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法幣對外匯之價值，使國際貿易可自由調整。其作用是穩定了金融；農業開始復甦；而且經濟幣制的統一，帶動地方間的聯繫，有助於國家維繫。此外，財政復甦、資金調度統一，為後來的抗日戰爭提供了經濟保證。
第二，在交通建設方面，興築粵漢、浙贛、隴海等重要鐵路幹道，並修建以南京、蘭州為中心的輻射狀聯省公路。在航空方面，則允許三家航空公司飛行十多條航線的客、貨航空運輸。同時，還從列強手中逐步收回內河和沿海輪船、水運線。這些措施打通了經濟發展的動脈，為此後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實現關稅自主。由於清末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關稅一直處於外國人的掌控下。1927年國民政府訂定《關稅暫行條例》，自行宣佈關稅自主，但因軍事關係而延遲。
1928年，全國統一後，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新約》，規定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各國隨後也與中國訂立新約，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1930年，日本也與中國訂立新約，關稅自主終得完成。
第四，在農村實行改革，包括生產技術改良方面；農村建設方面；改良土地制度方面和農村金融方面。上述措施對緩和農村經濟及其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在生產技術改良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成立了重要農業推廣機關－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要工作是進行品種改良、防治病蟲害、改良肥料、彙集全國農情報告、講習會、出版刊物等。此後，全國水稻、麥類、棉花等主要農作物經改良推廣，單位面積產量與總產量均有增加。
其次，在農村建設方面，主要有三派主張：一是主張一面改良社會風俗，一面進行農村建設的鄉村建設派；一是主張廣設平民學校來提升民眾的知識、生產力和公德心的平民教育派；一是以鄉村學校為改造鄉村生活中心，領導學生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鄉村生活改造派。這三派主張在不同地區分別得以實行，對農村精神方面的建設均取得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再次，在土地制度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6月30日頒布了《土地法》，但直到1936年3月1日才得以施行。目地是具體實行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地盡其利主張，以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主要內容包括：總則的規定地權。第二編地籍，規定了實施地籍測量程序及簡化土地登記程序，強化土地登記公信力。第三編土地使用，遵行國父地盡其利之主張。第四編土地稅，遵行國父規定地價、照價徵稅、漲價歸公之主張。第五編土地徵收，遵行國父為公共需要得照價收買私人土地之主張。它較之此後中共實行的充滿暴力的土地政策具有更多的優勢。
最後，在農村金融方面，成立了中國農民銀行、農民借貸所、農業倉庫、實業部農本局、全國經濟委員會合作事業委員會等，以復興農村經濟、促進農產運銷的改良，並組織合作社以貸款融資。
第五，在工商業方面，促進民族工業發展。工業發展以輕工業為主，且重要工業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幾個省份。此後，中國工業有顯著進步，如大型工廠出現，工業技術改良，工業成長率不斷升高。在進口方面，消費品進口比率下降，機器、原料比率上升。
在教育方面，國民政府廣泛推動大學和中小學教育。此外，蔣介石於1934年在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主要內容有：把禮義廉恥的道德觀念，融入衣、食、住、行中；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行為指針。這項運動對當時腐敗的社會風氣有正面作用。
由國民黨政治會議統治的南京政府時代開始了。值得關注的是，國民黨人中有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是曾在國外留學的人士。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期待新政府可以解決長期以來中國積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且，許多大城市的商人成為新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此後的十年，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一個黃金發展時期，並且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期。
中共在「清黨」後的發展
前面提到，北伐期間，國民黨內的中共運用農民、工人、學生的力量，在各地控制地盤，進行土地改革與共產式革命。北伐後期，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公佈「清黨條例」，先後逮捕中共黨員千餘人。此後，武漢政府開始分共和清黨。中共退守偏遠的農村，建立了若干根據地。清黨後中共的勢力得以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佔領區中沒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下層百姓，因為感恩與保家衛產的因素，自然踴躍加入紅軍。另外，1929－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使中共紅軍乘機遍佈大江南北及華中腹地。
中原大戰的勝利和國民政府在「中東路」主權問題上的妥協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因北伐而造成的軍隊膨脹，使國家財力不堪負荷，急需進行裁軍。1929年，在南京召開了國軍編遣會議，進行軍隊人數和地盤的分配，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責南京政府藉此削藩減兵，壯大自己兵力，於是在汪精衛的鼓勵下，大家高舉著「護黨救國」的旗幟，團結一致，共同反蔣。這就是發生在1929年到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
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中央軍六十萬，反蔣軍隊八十萬，但蔣有海、空軍，財政上控有廣東、江浙等富庶省份，反蔣軍則偏處華北、西北，資源取得較不易。從人心上來看，蔣介石是南京國民政府的領袖，而閻、馮為軍閥出身，人心上不易號召。此外，東北的張學良支持中央軍。
戰爭主要分佈在河南、山東、湖南，尤其是隴海鐵路沿線，雙方共動員了一百四十萬軍隊，戰爭前後歷經五個月，傷亡二十五萬，軍費支出超過兩億元。最後蔣介石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原大戰的勝利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同時中共利用蔣介石無暇顧及的情況下，開始另立政權，以破壞國家的統一。
在此期間，一直有意染指中國東北的蘇俄利用「中東路事件」，開始入侵中國東北。
什麼是「中東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了一系列特權。十月革命後，蘇俄為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的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直至1924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並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暴動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暴動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中國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人員押送滿洲裡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7月，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隨即，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同月，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蔣介石忙於中原大戰，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而東北張學良部的戰略部署失當，蘇軍很快佔領了中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裡、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佔。
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12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中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了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中國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顯而易見，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是蘇俄對沙俄掠奪中國主權的繼續，是一個典型的侵略者。而中共在這一事件中的行為表明，它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而公開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其明顯的叛國行為又有何言可以狡辯？
前文已經提及，北伐勝利後，1928年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軍政、訓政、憲政是建國的三階段。
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國家的政權和治權完全屬於國民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訓政時期開始。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此外，除中央建立五院制的政府外，地方實行省、縣二級制，以縣為自治單位。
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亦採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進行幣制改革。貨幣確定以銀「元」為單位，並把銀元的製造權收歸中央。以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其它發行銀行原有流通市面之鈔票，逐漸收回，代以中央銀行法幣。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專司法幣發行及準備金之保管。國內一切公私收付款項，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銀幣，商號及人民持有銀幣生銀，應兌換法幣。此外，規定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法幣對外匯之價值，使國際貿易可自由調整。其作用是穩定了金融；農業開始復甦；而且經濟幣制的統一，帶動地方間的聯繫，有助於國家維繫。此外，財政復甦、資金調度統一，為後來的抗日戰爭提供了經濟保證。
第二，在交通建設方面，興築粵漢、浙贛、隴海等重要鐵路幹道，並修建以南京、蘭州為中心的輻射狀聯省公路。在航空方面，則允許三家航空公司飛行十多條航線的客、貨航空運輸。同時，還從列強手中逐步收回內河和沿海輪船、水運線。這些措施打通了經濟發展的動脈，為此後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實現關稅自主。由於清末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關稅一直處於外國人的掌控下。1927年國民政府訂定《關稅暫行條例》，自行宣佈關稅自主，但因軍事關係而延遲。
1928年，全國統一後，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新約》，規定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各國隨後也與中國訂立新約，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1930年，日本也與中國訂立新約，關稅自主終得完成。
第四，在農村實行改革，包括生產技術改良方面；農村建設方面；改良土地制度方面和農村金融方面。上述措施對緩和農村經濟及其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在生產技術改良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成立了重要農業推廣機關－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要工作是進行品種改良、防治病蟲害、改良肥料、彙集全國農情報告、講習會、出版刊物等。此後，全國水稻、麥類、棉花等主要農作物經改良推廣，單位面積產量與總產量均有增加。
其次，在農村建設方面，主要有三派主張：一是主張一面改良社會風俗，一面進行農村建設的鄉村建設派；一是主張廣設平民學校來提升民眾的知識、生產力和公德心的平民教育派；一是以鄉村學校為改造鄉村生活中心，領導學生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鄉村生活改造派。這三派主張在不同地區分別得以實行，對農村精神方面的建設均取得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再次，在土地制度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6月30日頒布了《土地法》，但直到1936年3月1日才得以施行。目地是具體實行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地盡其利主張，以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主要內容包括：總則的規定地權。第二編地籍，規定了實施地籍測量程序及簡化土地登記程序，強化土地登記公信力。第三編土地使用，遵行國父地盡其利之主張。第四編土地稅，遵行國父規定地價、照價徵稅、漲價歸公之主張。第五編土地徵收，遵行國父為公共需要得照價收買私人土地之主張。它較之此後中共實行的充滿暴力的土地政策具有更多的優勢。
最後，在農村金融方面，成立了中國農民銀行、農民借貸所、農業倉庫、實業部農本局、全國經濟委員會合作事業委員會等，以復興農村經濟、促進農產運銷的改良，並組織合作社以貸款融資。
第五，在工商業方面，促進民族工業發展。工業發展以輕工業為主，且重要工業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幾個省份。此後，中國工業有顯著進步，如大型工廠出現，工業技術改良，工業成長率不斷升高。在進口方面，消費品進口比率下降，機器、原料比率上升。
在教育方面，國民政府廣泛推動大學和中小學教育。此外，蔣介石於1934年在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主要內容有：把禮義廉恥的道德觀念，融入衣、食、住、行中；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行為指針。這項運動對當時腐敗的社會風氣有正面作用。
由國民黨政治會議統治的南京政府時代開始了。值得關注的是，國民黨人中有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是曾在國外留學的人士。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期待新政府可以解決長期以來中國積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且，許多大城市的商人成為新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此後的十年，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一個黃金發展時期，並且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期。
中共在「清黨」後的發展
前面提到，北伐期間，國民黨內的中共運用農民、工人、學生的力量，在各地控制地盤，進行土地改革與共產式革命。北伐後期，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公佈「清黨條例」，先後逮捕中共黨員千餘人。此後，武漢政府開始分共和清黨。中共退守偏遠的農村，建立了若干根據地。清黨後中共的勢力得以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佔領區中沒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下層百姓，因為感恩與保家衛產的因素，自然踴躍加入紅軍。另外，1929－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使中共紅軍乘機遍佈大江南北及華中腹地。
中原大戰的勝利和國民政府在「中東路」主權問題上的妥協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因北伐而造成的軍隊膨脹，使國家財力不堪負荷，急需進行裁軍。1929年，在南京召開了國軍編遣會議，進行軍隊人數和地盤的分配，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責南京政府藉此削藩減兵，壯大自己兵力，於是在汪精衛的鼓勵下，大家高舉著「護黨救國」的旗幟，團結一致，共同反蔣。這就是發生在1929年到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
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中央軍六十萬，反蔣軍隊八十萬，但蔣有海、空軍，財政上控有廣東、江浙等富庶省份，反蔣軍則偏處華北、西北，資源取得較不易。從人心上來看，蔣介石是南京國民政府的領袖，而閻、馮為軍閥出身，人心上不易號召。此外，東北的張學良支持中央軍。
戰爭主要分佈在河南、山東、湖南，尤其是隴海鐵路沿線，雙方共動員了一百四十萬軍隊，戰爭前後歷經五個月，傷亡二十五萬，軍費支出超過兩億元。最後蔣介石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原大戰的勝利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同時中共利用蔣介石無暇顧及的情況下，開始另立政權，以破壞國家的統一。
在此期間，一直有意染指中國東北的蘇俄利用「中東路事件」，開始入侵中國東北。
什麼是「中東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了一系列特權。十月革命後，蘇俄為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的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直至1924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並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暴動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暴動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中國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人員押送滿洲裡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7月，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隨即，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同月，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蔣介石忙於中原大戰，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而東北張學良部的戰略部署失當，蘇軍很快佔領了中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裡、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佔。
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12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中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了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中國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顯而易見，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是蘇俄對沙俄掠奪中國主權的繼續，是一個典型的侵略者。而中共在這一事件中的行為表明，它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而公開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其明顯的叛國行為又有何言可以狡辯？
2006年7月10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五)
關於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和蔣介石統一國家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四節中預言道：「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
「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草字頭下加「將」字為蔣，暗指草莽英雄蔣公嶄露頭角。英雄逐鹿中原，統一各派軍閥派系勢力，成為中國新的統帥。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民國始有起色，各路英雄豪傑、菁英人才共聚金陵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國政日隆。
且看歷史的真實。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和「清黨」及寧滬漢三方合作
1927年，北伐軍攻克江西後，進軍杭州，隨後進攻，攻克了上海和南京。3月，蔣介石抵達上海。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使蔣介石決定實行「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4月初，國民黨部隊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同時逮捕，處死了一些中共黨員。在廣州，國民黨也展開了清洗，大批中共黨員和激進分子被捕，一些人被處死。
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18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胡漢民為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次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寧漢從此分裂。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任伍朝樞為外交部長、古應芬代理財政部長、王伯群代理交通部長。
而武漢國民政府以唐生智為北伐軍總指揮，於4月19日誓師北伐，南京國民政府亦於5月1日決定繼續北伐。
當武漢政權揮師北伐之際，武漢亦實行分共和清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取締共產黨案，並不准共產黨員以國民黨名義在黨政機關繼續任職。此時中共黨亦準備實行武裝暴動，以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7月13日，中共宣佈退出國民政府，同時詆毀汪精衛。31日，中共在蘇俄顧問的指揮下，發動南昌暴動，企圖建立地盤。8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明令討伐共產黨。不久，武漢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將跨黨及任職的共產黨員一併開除黨籍並免職。
武漢國民黨黨部與國民政府實行清共以後，汪精衛於1927年8月6日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向社會公開認錯。南京國民政府胡漢民、吳敬恆等與武漢國民政府皆贊成合作，汪即開始與寧方將領李宗仁和西山會議派將領許崇智接觸，醞釀寧漢統一，國民黨的武漢左傾政權遂近尾聲。武漢正式實行分共，但汪精衛同時也宣言「倒蔣」，並命唐生智東征，謂只要蔣氏去職，漢與寧兩政府即可合併。8月12日，蔣介石辭去總司令一職，離寧赴滬，隨即返回奉化故里，後又於9月末渡日。（11月10日自日本回到上海）
8月19日，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依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發表遷都南京宣言。9月5日，汪精衛到南京，譚延闓、孫科在上海會晤胡漢民、許崇智，決定寧漢滬三方合作。11日，寧漢滬三方主要負責人汪精衛、鄒魯（滬方）、李宗仁（寧方）等在上海商黨務統一問題。次日，三方推出代表，合組「特別委員會」為黨的最高機關，綜理黨務。汪精衛因提議召開四中全會被拒，黨務統一再度發生問題，於13日通電辭職，後於12月坐輪船去了法國。
1927年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開會，議決國民政府組織，設外交、內政、財政等七部與軍事委員會。次日，通過國民政府委員四十六人，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五人為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六十七人，主席團十四人，財政、交通、司法、外交等部部長。20日，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在南京就職，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宣告成立。
北伐勝利和全國統一
1928年1月3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就任國府常務委員一職。次日，蔣由上海到南京。8日，國民政府重新任命蔣介石為北伐全軍總司令，次日，蔣通電繼續行使總司令職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於2月4日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條例，設內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七部。7日，推蔣介石、譚延闓、戴傳賢、丁惟汾、於右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推國民政府委員四十九人，譚延闓、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於右任為常務委員，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推軍事委員會委員七十三人，蔣介石為主席，策劃繼續北伐。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聽取了蔣介石的建議，即為了取代共產黨鼓動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國民黨應提倡國內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傳以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為基礎，一切受共產黨影響的口號都應停止使用；黨的出版物應予以嚴格監督；對外事務的一切公開言行應符合黨的政策；國民黨應予淨化；清楚群眾運動中的共產黨影響；學生應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國家建設方面。上述建議很快獲得了通過，並預示了國民黨以後的發展方向。
隨著政治上安排的完成，蔣介石於3月31日自南京赴徐州，督師北伐。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乃繞道繼續北伐。此時在北京的奉系張作霖為了避免受困，同意撤出北京。6月4日，張作霖離京返奉時被日本關東軍暗殺。8日，北伐軍進駐北京。閻錫山任北京衛戍司令。次日，蔣以北京克復，向國民政府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主席職。15日，國民政府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實現了統一。次日，國民政府派何成浚、周震鱗等往北京接收各機關。蔣介石表示國都早已決定南京，不應再加討論。外交部通知北京各國公使，派員與國民政府接洽外交。
而經過北伐後的蔣介石在國民黨的地位已是舉足輕重，成為國民黨的新領袖。
北伐勝利後，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12月29日，東三省易幟，奉系張學良通電稱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管轄，中華民國的統一到此實現。
蘇俄和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在國民黨順應民心，繼續北伐之際，中共卻在蘇俄的授意下，公開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為什麼說中共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呢？眾所周知，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和戰爭使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倒退，外交軟弱，而老百姓更是身受其苦，顛沛流離。國民黨北伐的目地就是順應民意，結束割據局面，統一全國，這自然受到廣泛的歡迎。但是，蘇俄和中共擔心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將給力量仍處於弱勢的中共帶來致命危險，因此在一開始，就竭盡全力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前文已經介紹)
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中共的這些行為是逆天意和人心的，而由此中共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並不斷書寫著其血腥、殘暴，充斥著謊言的發展歷史。
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具體表現如下：
一、中共在蘇俄授意下，命令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其目地就是借助國民黨發展自身的實力。因此，他們在加入國民黨後，並沒有遵循國民黨黨綱，沒有遵循曾經對孫中山許下的不批評國民黨和不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承諾，而且，逐漸攫取國民黨黨內權力；特別在國民黨二大上，基本攫取了國民黨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當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決意北伐後，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1926年11月（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1927年5月，俄共獨裁者斯大林對中共發出了五月指示，7月共產國際也給中共發出了七條指令，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正是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以及發動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二、中共在蘇俄授意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工農武裝，後稱紅軍，準備武裝暴亂。
1927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的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這個指示極其明確的說道：「必鬚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中共由此發動了在上海和武漢的武裝叛亂。而正是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
中共的上述背叛行動為北伐勝利後建立起的新國民政府，增添了許多亂象和干擾，也迷惑了眾多身在迷茫中的人們。同時，在農村，開始了對維持社會穩定的士紳階層的迫害。
但是，蘇俄和中共的企圖並沒有實現。北伐最終取得了勝利，同時國民黨開始清黨，並決心重建完全由國民黨人掌控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取代為蘇俄操控的武漢政府。此後，中共走上了公開叛亂和叛國的道路，並最終成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四節中預言道：「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
「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草字頭下加「將」字為蔣，暗指草莽英雄蔣公嶄露頭角。英雄逐鹿中原，統一各派軍閥派系勢力，成為中國新的統帥。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民國始有起色，各路英雄豪傑、菁英人才共聚金陵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國政日隆。
且看歷史的真實。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和「清黨」及寧滬漢三方合作
1927年，北伐軍攻克江西後，進軍杭州，隨後進攻，攻克了上海和南京。3月，蔣介石抵達上海。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使蔣介石決定實行「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4月初，國民黨部隊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同時逮捕，處死了一些中共黨員。在廣州，國民黨也展開了清洗，大批中共黨員和激進分子被捕，一些人被處死。
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18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胡漢民為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次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寧漢從此分裂。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任伍朝樞為外交部長、古應芬代理財政部長、王伯群代理交通部長。
而武漢國民政府以唐生智為北伐軍總指揮，於4月19日誓師北伐，南京國民政府亦於5月1日決定繼續北伐。
當武漢政權揮師北伐之際，武漢亦實行分共和清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取締共產黨案，並不准共產黨員以國民黨名義在黨政機關繼續任職。此時中共黨亦準備實行武裝暴動，以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7月13日，中共宣佈退出國民政府，同時詆毀汪精衛。31日，中共在蘇俄顧問的指揮下，發動南昌暴動，企圖建立地盤。8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明令討伐共產黨。不久，武漢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將跨黨及任職的共產黨員一併開除黨籍並免職。
武漢國民黨黨部與國民政府實行清共以後，汪精衛於1927年8月6日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向社會公開認錯。南京國民政府胡漢民、吳敬恆等與武漢國民政府皆贊成合作，汪即開始與寧方將領李宗仁和西山會議派將領許崇智接觸，醞釀寧漢統一，國民黨的武漢左傾政權遂近尾聲。武漢正式實行分共，但汪精衛同時也宣言「倒蔣」，並命唐生智東征，謂只要蔣氏去職，漢與寧兩政府即可合併。8月12日，蔣介石辭去總司令一職，離寧赴滬，隨即返回奉化故里，後又於9月末渡日。（11月10日自日本回到上海）
8月19日，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依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發表遷都南京宣言。9月5日，汪精衛到南京，譚延闓、孫科在上海會晤胡漢民、許崇智，決定寧漢滬三方合作。11日，寧漢滬三方主要負責人汪精衛、鄒魯（滬方）、李宗仁（寧方）等在上海商黨務統一問題。次日，三方推出代表，合組「特別委員會」為黨的最高機關，綜理黨務。汪精衛因提議召開四中全會被拒，黨務統一再度發生問題，於13日通電辭職，後於12月坐輪船去了法國。
1927年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開會，議決國民政府組織，設外交、內政、財政等七部與軍事委員會。次日，通過國民政府委員四十六人，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五人為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六十七人，主席團十四人，財政、交通、司法、外交等部部長。20日，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在南京就職，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宣告成立。
北伐勝利和全國統一
1928年1月3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就任國府常務委員一職。次日，蔣由上海到南京。8日，國民政府重新任命蔣介石為北伐全軍總司令，次日，蔣通電繼續行使總司令職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於2月4日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條例，設內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七部。7日，推蔣介石、譚延闓、戴傳賢、丁惟汾、於右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推國民政府委員四十九人，譚延闓、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於右任為常務委員，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推軍事委員會委員七十三人，蔣介石為主席，策劃繼續北伐。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聽取了蔣介石的建議，即為了取代共產黨鼓動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國民黨應提倡國內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傳以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為基礎，一切受共產黨影響的口號都應停止使用；黨的出版物應予以嚴格監督；對外事務的一切公開言行應符合黨的政策；國民黨應予淨化；清楚群眾運動中的共產黨影響；學生應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國家建設方面。上述建議很快獲得了通過，並預示了國民黨以後的發展方向。
隨著政治上安排的完成，蔣介石於3月31日自南京赴徐州，督師北伐。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乃繞道繼續北伐。此時在北京的奉系張作霖為了避免受困，同意撤出北京。6月4日，張作霖離京返奉時被日本關東軍暗殺。8日，北伐軍進駐北京。閻錫山任北京衛戍司令。次日，蔣以北京克復，向國民政府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主席職。15日，國民政府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實現了統一。次日，國民政府派何成浚、周震鱗等往北京接收各機關。蔣介石表示國都早已決定南京，不應再加討論。外交部通知北京各國公使，派員與國民政府接洽外交。
而經過北伐後的蔣介石在國民黨的地位已是舉足輕重，成為國民黨的新領袖。
北伐勝利後，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12月29日，東三省易幟，奉系張學良通電稱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管轄，中華民國的統一到此實現。
蘇俄和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在國民黨順應民心，繼續北伐之際，中共卻在蘇俄的授意下，公開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為什麼說中共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呢？眾所周知，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和戰爭使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倒退，外交軟弱，而老百姓更是身受其苦，顛沛流離。國民黨北伐的目地就是順應民意，結束割據局面，統一全國，這自然受到廣泛的歡迎。但是，蘇俄和中共擔心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將給力量仍處於弱勢的中共帶來致命危險，因此在一開始，就竭盡全力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前文已經介紹)
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中共的這些行為是逆天意和人心的，而由此中共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並不斷書寫著其血腥、殘暴，充斥著謊言的發展歷史。
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具體表現如下：
一、中共在蘇俄授意下，命令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其目地就是借助國民黨發展自身的實力。因此，他們在加入國民黨後，並沒有遵循國民黨黨綱，沒有遵循曾經對孫中山許下的不批評國民黨和不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承諾，而且，逐漸攫取國民黨黨內權力；特別在國民黨二大上，基本攫取了國民黨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當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決意北伐後，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1926年11月（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1927年5月，俄共獨裁者斯大林對中共發出了五月指示，7月共產國際也給中共發出了七條指令，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正是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以及發動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二、中共在蘇俄授意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工農武裝，後稱紅軍，準備武裝暴亂。
1927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的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這個指示極其明確的說道：「必鬚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中共由此發動了在上海和武漢的武裝叛亂。而正是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
中共的上述背叛行動為北伐勝利後建立起的新國民政府，增添了許多亂象和干擾，也迷惑了眾多身在迷茫中的人們。同時，在農村，開始了對維持社會穩定的士紳階層的迫害。
但是，蘇俄和中共的企圖並沒有實現。北伐最終取得了勝利，同時國民黨開始清黨，並決心重建完全由國民黨人掌控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取代為蘇俄操控的武漢政府。此後，中共走上了公開叛亂和叛國的道路，並最終成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2006年7月5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四)
廣州國民政府時期
袁世凱死後，南方各省逐漸脫離北京政府。1917年，孫中山來到廣州，成立了軍政府，並被推舉為大元帥。而北京政府因為內部紛爭，也無力南下討伐，南北方開始處於對峙狀態。孫中山組織了二次護法運動，但以失敗告終。後來由於陳炯明的叛亂，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分粵軍討伐陳炯明後，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北上商討國事。不料，孫中山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而此時的蔣介石，在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經過兩次東征勝利，統一了兩廣，成為革命軍英雄，和汪精衛、胡漢民並列國民黨領袖。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定組織國民政府，次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大本營取消），採取委員制，汪精衛、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委員，汪精衛為主席(汪受蘇俄支持)；推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設外交、軍事、財政等部，任命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國民政府以國民黨為組成的基礎。另外設置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汪精衛、譚延闓為常務委員，汪精衛兼任主席，負責軍事統一事宜；同時取消各種地方部隊的名稱，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
廣州政府由大元帥制改為委員制，從個人領導變成集體領導，親蘇俄與中共的汪精衛身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是蘇俄策劃中共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運用。而汪精衛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諸事聽從蘇俄和中共，企圖對國民黨中實力派的蔣介石有所不利。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而中共的奪權計劃在此次會議上得以完全實現。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中共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際上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
同樣，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議，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蘇俄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李宗仁在《回憶錄》裡，就曾明確指出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為什麼蘇俄和中共如此害怕北伐呢？因為蘇俄明白，在其扶植下建立的中共，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但是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這樣只有把國民黨束縛在廣東，等到中共羽翼已豐，共產黨就可以消滅國民黨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按照蘇俄和中共希望的方向發展。國民黨「二大」後，為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權力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 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
「中山艦事件」事件是指蔣介石於3月20日突然將在黃埔游弋的中山號炮艦扣留(蔣懷疑其目地是將自己綁架至俄國軟禁)，並逮捕了身為中共黨員的艦長，同時在廣州宣佈實施戒嚴令，下令其部隊解除保護蘇俄顧問住宅和中共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部的衛兵的武裝。這次行動事先既沒有與汪精衛商量，也沒有提前警告蘇俄顧問。事後，汪精衛對蔣介石未經自己的命令擅自行動表示不滿，自23日後即隱匿不出。30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議決汪未回任前由譚延闓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而蘇俄則被迫同意召回三名蔣介石最反對的蘇俄顧問，並從第一軍中撤去中共幹部，汪精衛去法國而告終。至此，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獨攬大權。
隨即，蔣介石於5月15日至25日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對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的影響進行嚴格的限制。這就是整理國民黨黨務，具體措施主要有：國民黨內的另一黨黨員，禁止批評領袖和三民主義；另一黨必須把參加年長的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黨員在中央，省或市的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中所佔的席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也不得擔任中央機構各部的部長；另一黨給它在國民黨內的黨員的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它轉交，國民黨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另一黨。違反這些條件的人將被立刻開除出黨。
整理黨務的結果是國民黨奪回了相當的權力，國民黨更加集中化，並確立了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則被迫放棄了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和書記處等部門的重要職務。蔣介石開始著力於北伐。
國民黨北伐以及蘇俄和中共的反對、利用及破壞
*北伐開始和蘇俄及中共的極力反對
經過整理黨務之後，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決定開始北伐。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此時，基於前述原因，蘇俄和中共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一方面，中共在其機關報《嚮導》雜誌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另一方面，發起迎汪歸國復任國民政府主席運動（當時汪在巴黎）。
北伐軍的第一個目標是湖南省。稍經戰鬥，國民革命軍就奪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份地方。不久，在攻克湖北漢口、漢陽後，蔣介石決定移師進攻江西，同時電告廣州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人傑及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等，派人赴武漢主持政務。其後，籲請廣州當局速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移到武漢。
此時，北伐軍在江西的進攻受到了暫時的挫折。不過，在11月，終於攻克了南昌，但是兩個月的戰鬥中，國民革命軍傷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時，由國民黨將領何應欽率領的軍隊攻克了福建。這樣，到12月底，除了原來的廣東和通過談判而聯合的廣西外，國民黨人已經奪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貴州的軍務督辦也把其省名義上交給國民政府管轄。上述七省總人口將近1.7億人。
廣州國民政府聯席會議遂於11月11日議決將政府北遷武漢；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又議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皆遷往武漢。隨即，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即率領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北上人員，分批自廣州出發，取道江西赴武漢。
而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蘇俄和中共利用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達南昌的譚延闓、張人傑等人，即於1927年1月3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武漢僅設外交、交通、財政三部，鮑羅廷、徐謙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後，武漢、南昌對臨時聯席會議的存廢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遷移，雙方各執己見。為了平息內部紛爭，南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於2月8日議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此後，又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漢辦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6日，譚延闓自南昌到武漢。
3月7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闓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中共黨人和國民黨極左派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闓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將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20日，國民政府新委員就職。汪則於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漢口，復任國民政府主席。
蘇俄和中共利用北伐發動工農革命
蘇俄和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決定反對不成，就要利用北伐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闓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武漢，工農運動亦是「如火如荼」。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正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舖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湖南和武漢如此，上海更是這樣。中共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在上海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整個上海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歎「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曾經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後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認為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此言不虛。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
前面所說，蘇俄和中共對北伐的最大破壞就是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此外，在武漢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蔣運動，並將汪精衛迎回，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與蔣介石分權。國民黨面臨著再一次分裂。
簡言之，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袁世凱死後，南方各省逐漸脫離北京政府。1917年，孫中山來到廣州，成立了軍政府，並被推舉為大元帥。而北京政府因為內部紛爭，也無力南下討伐，南北方開始處於對峙狀態。孫中山組織了二次護法運動，但以失敗告終。後來由於陳炯明的叛亂，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分粵軍討伐陳炯明後，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北上商討國事。不料，孫中山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而此時的蔣介石，在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經過兩次東征勝利，統一了兩廣，成為革命軍英雄，和汪精衛、胡漢民並列國民黨領袖。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定組織國民政府，次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大本營取消），採取委員制，汪精衛、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委員，汪精衛為主席(汪受蘇俄支持)；推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設外交、軍事、財政等部，任命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國民政府以國民黨為組成的基礎。另外設置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汪精衛、譚延闓為常務委員，汪精衛兼任主席，負責軍事統一事宜；同時取消各種地方部隊的名稱，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
廣州政府由大元帥制改為委員制，從個人領導變成集體領導，親蘇俄與中共的汪精衛身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是蘇俄策劃中共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運用。而汪精衛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諸事聽從蘇俄和中共，企圖對國民黨中實力派的蔣介石有所不利。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而中共的奪權計劃在此次會議上得以完全實現。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中共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際上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
同樣，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議，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蘇俄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李宗仁在《回憶錄》裡，就曾明確指出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為什麼蘇俄和中共如此害怕北伐呢？因為蘇俄明白，在其扶植下建立的中共，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但是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這樣只有把國民黨束縛在廣東，等到中共羽翼已豐，共產黨就可以消滅國民黨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按照蘇俄和中共希望的方向發展。國民黨「二大」後，為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權力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 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
「中山艦事件」事件是指蔣介石於3月20日突然將在黃埔游弋的中山號炮艦扣留(蔣懷疑其目地是將自己綁架至俄國軟禁)，並逮捕了身為中共黨員的艦長，同時在廣州宣佈實施戒嚴令，下令其部隊解除保護蘇俄顧問住宅和中共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部的衛兵的武裝。這次行動事先既沒有與汪精衛商量，也沒有提前警告蘇俄顧問。事後，汪精衛對蔣介石未經自己的命令擅自行動表示不滿，自23日後即隱匿不出。30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議決汪未回任前由譚延闓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而蘇俄則被迫同意召回三名蔣介石最反對的蘇俄顧問，並從第一軍中撤去中共幹部，汪精衛去法國而告終。至此，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獨攬大權。
隨即，蔣介石於5月15日至25日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對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的影響進行嚴格的限制。這就是整理國民黨黨務，具體措施主要有：國民黨內的另一黨黨員，禁止批評領袖和三民主義；另一黨必須把參加年長的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黨員在中央，省或市的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中所佔的席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也不得擔任中央機構各部的部長；另一黨給它在國民黨內的黨員的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它轉交，國民黨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另一黨。違反這些條件的人將被立刻開除出黨。
整理黨務的結果是國民黨奪回了相當的權力，國民黨更加集中化，並確立了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則被迫放棄了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和書記處等部門的重要職務。蔣介石開始著力於北伐。
國民黨北伐以及蘇俄和中共的反對、利用及破壞
*北伐開始和蘇俄及中共的極力反對
經過整理黨務之後，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決定開始北伐。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此時，基於前述原因，蘇俄和中共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一方面，中共在其機關報《嚮導》雜誌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另一方面，發起迎汪歸國復任國民政府主席運動（當時汪在巴黎）。
北伐軍的第一個目標是湖南省。稍經戰鬥，國民革命軍就奪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份地方。不久，在攻克湖北漢口、漢陽後，蔣介石決定移師進攻江西，同時電告廣州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人傑及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等，派人赴武漢主持政務。其後，籲請廣州當局速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移到武漢。
此時，北伐軍在江西的進攻受到了暫時的挫折。不過，在11月，終於攻克了南昌，但是兩個月的戰鬥中，國民革命軍傷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時，由國民黨將領何應欽率領的軍隊攻克了福建。這樣，到12月底，除了原來的廣東和通過談判而聯合的廣西外，國民黨人已經奪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貴州的軍務督辦也把其省名義上交給國民政府管轄。上述七省總人口將近1.7億人。
廣州國民政府聯席會議遂於11月11日議決將政府北遷武漢；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又議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皆遷往武漢。隨即，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即率領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北上人員，分批自廣州出發，取道江西赴武漢。
而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蘇俄和中共利用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達南昌的譚延闓、張人傑等人，即於1927年1月3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武漢僅設外交、交通、財政三部，鮑羅廷、徐謙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後，武漢、南昌對臨時聯席會議的存廢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遷移，雙方各執己見。為了平息內部紛爭，南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於2月8日議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此後，又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漢辦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6日，譚延闓自南昌到武漢。
3月7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闓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中共黨人和國民黨極左派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闓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將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20日，國民政府新委員就職。汪則於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漢口，復任國民政府主席。
蘇俄和中共利用北伐發動工農革命
蘇俄和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決定反對不成，就要利用北伐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闓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武漢，工農運動亦是「如火如荼」。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正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舖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湖南和武漢如此，上海更是這樣。中共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在上海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整個上海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歎「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曾經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後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認為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此言不虛。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
前面所說，蘇俄和中共對北伐的最大破壞就是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此外，在武漢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蔣運動，並將汪精衛迎回，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與蔣介石分權。國民黨面臨著再一次分裂。
簡言之，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2006年7月3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三)
西來幽靈生根和蘇俄扶植中共建黨
晚清時期，為了挽救處於內憂外患中的國家，一批受西方思潮影響的新式人物開始探討可行之策，這其中包括戊戌變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民主思潮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即遭遇袁世凱復辟和陷入軍閥混戰。國家仍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時，伴隨著蘇俄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來自西方的所謂共產主義思想也進入了中國大地，由時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竭力倡導推行。
1919年爆發的為抗議巴黎和會達成的允許日本保留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的五四學生運動，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到進一步的否定，在客觀上促進了一些年輕知識分子接受了披著美麗外衣的共產主義思想。1921年，最終在蘇俄的扶植下，一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災難的政黨：中共建立了。
什麼是共產主義？其鼻祖德國人馬克思在其《共產主義宣言》中就形象的指出共產主義是「一個幽靈」，它不僅在歐洲遊蕩，而且在蘇俄革命後遊蕩到了中國。它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專制制度，主張建立所謂人人平等的公有制，讓人間成為天堂。其充滿烏托邦的誘人的思想與人們追求美好世界的的想法一拍即合，因此也迷惑了中國一些為解決國家危難而正處於探討階段的知識分子。事實上，人間怎能變成天堂？！神主宰著一切，真正的天堂只存在於天上。人要想回到天堂，依靠人類自身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只能通過真正的修煉。因此從根本上而言，共產主義思想就是一個披著美麗的外衣，欺騙世人的邪靈，它從根子上破壞了人對神的信仰，而讓人們只相信自我的努力。那麼，信奉這個邪靈的，主張暴力的專制統治的組織或政黨又怎能真正給人們帶來福音？！
就是這樣一個邪靈，以其美麗的外表，開始在中國大地上生根。在蘇俄的扶植下，以信奉這個邪靈為教義的組織也在中國出現了。
根據中國大陸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中共自己也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瞭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當時的陳獨秀已經辭去北大文科學長職，自辦《每週評論》，後因為在北京鬧區新世界屋頂散發鼓吹共產主義的傳單被捕。數月出獄後，去了上海，繼續主辦《新青年》，鼓吹共產主義。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令人驚訝的是，這十三人中最後只有毛澤東留在了中共組織，其他包括陳獨秀在內都相繼脫黨。其原因後篇將進行分析)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從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劃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這表明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於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而且在經濟上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聽命於蘇俄。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業已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元以上。
結論：關於蘇俄和中共的關係，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中共是在蘇俄的扶植下建立起來的，並獲得了其強大的支持。天下自然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共自建黨起就一直聽命於蘇俄，並在此後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摧毀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其行為手段完全是令人不恥的。
中共加入並分裂國民黨以發展自身的圖謀
中共在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如何讓中共在短時間發展起來，蘇共根據自身「背叛與奪權」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蘇俄以聯合名義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
如前所述，袁世凱死後，北方軍閥政府陷入內部的爭權鬥爭中，而南方各省也相繼脫離北京政府。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軍政府。後因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建立新政府的實踐再次受挫。此時，十月革命勝利後的蘇俄多次派人來中國尋求與孫中山的合作。仍處於探索中的孫中山此刻並沒有拒絕蘇俄，但也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中共成立後，蘇俄希望國民黨和中共合併。但遭到孫中山的拒絕，孫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蘇俄根據自身所謂經驗，一方面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面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謊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更在「聯俄」開始以後，一方面派顧問鮑羅廷一再欺騙孫中山說，「我到這裡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另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策略，恰恰同其在意識形態上宣揚的要剷除「資產階級」的承諾是矛盾的。
最初中共還沒有意識到蘇俄讓其加入國民黨的實質意義，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給中共送來「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同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至此，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目地。於是，中共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
中共攫取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
為攫取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一方面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的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出現了派別之分。另一方面中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而傳統的國民黨員更加重視的是財政和外交部門，這樣也自然給共產黨提供了可乘之機。而希望借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採取「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可是事實卻證明孫中山允許中共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策略一開始就是大錯特錯了。從以下幾個實例就可以佐證這一結論。
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嗎？否。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啟超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國民黨也公開指責蘇俄，但是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個人因蘇俄分裂中國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起初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罵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改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
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的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並公然反對國民黨和批判國民黨，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餘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佈四人無罪。
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歎。
正是在中共這種「只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下，隨著大批中共黨員的加入，共產黨在各方面開始攫取國民黨的權力，並由此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具體表現是：
第一、奪取國民黨的組織權。前面提及，中共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因此很快「各地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孫中山逝世後，中共決定全面竊取國民黨中央黨權。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佔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中共的奪權計劃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比如，在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中共黨員竟佔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的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試問，今天的中共何曾允許另外一個政黨以如此方式進入中共？那麼中共又有何理由為自己曾經的背叛行為辯護？)
第二、奪取國民黨的軍權。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中共黨員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三是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並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不過，由於蔣介石當時擔任校長，中共的滲透並未完全奏效。此外，中共還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三、奪取國民黨的輿論權。中共利用國民黨的合法旗號，開始宣傳和組織群眾，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而蘇俄則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滲透進一步獲得了指揮國民黨軍事上的權力。在孫中山逝世以前，蘇俄就派出了大批俄國顧問，特別是軍事顧問，並借助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廖仲凱的幫助下，打進了國民黨的一些主要部門。孫中山去世後，在蘇俄和中共的操控下，國民黨於1925年7月在廣東成立了國民政府，由與蘇俄關係密切的汪精衛出任主席。出任主席後的汪精衛，不僅賣力的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中共的「二大」，而且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份讓與蘇俄和中共，並支持中共驅逐國民黨「 右派」和元老。國民黨自此走向了分裂。
孫中山在認清蘇俄和中共本質上的天真，以及兩者本質上固有的欺騙性，終於使中共成功攫取了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了國民黨。
不過，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制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並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新領袖。
晚清時期，為了挽救處於內憂外患中的國家，一批受西方思潮影響的新式人物開始探討可行之策，這其中包括戊戌變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民主思潮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即遭遇袁世凱復辟和陷入軍閥混戰。國家仍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時，伴隨著蘇俄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來自西方的所謂共產主義思想也進入了中國大地，由時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竭力倡導推行。
1919年爆發的為抗議巴黎和會達成的允許日本保留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的五四學生運動，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到進一步的否定，在客觀上促進了一些年輕知識分子接受了披著美麗外衣的共產主義思想。1921年，最終在蘇俄的扶植下，一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盡災難的政黨：中共建立了。
什麼是共產主義？其鼻祖德國人馬克思在其《共產主義宣言》中就形象的指出共產主義是「一個幽靈」，它不僅在歐洲遊蕩，而且在蘇俄革命後遊蕩到了中國。它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專制制度，主張建立所謂人人平等的公有制，讓人間成為天堂。其充滿烏托邦的誘人的思想與人們追求美好世界的的想法一拍即合，因此也迷惑了中國一些為解決國家危難而正處於探討階段的知識分子。事實上，人間怎能變成天堂？！神主宰著一切，真正的天堂只存在於天上。人要想回到天堂，依靠人類自身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只能通過真正的修煉。因此從根本上而言，共產主義思想就是一個披著美麗的外衣，欺騙世人的邪靈，它從根子上破壞了人對神的信仰，而讓人們只相信自我的努力。那麼，信奉這個邪靈的，主張暴力的專制統治的組織或政黨又怎能真正給人們帶來福音？！
就是這樣一個邪靈，以其美麗的外表，開始在中國大地上生根。在蘇俄的扶植下，以信奉這個邪靈為教義的組織也在中國出現了。
根據中國大陸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中共自己也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瞭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當時的陳獨秀已經辭去北大文科學長職，自辦《每週評論》，後因為在北京鬧區新世界屋頂散發鼓吹共產主義的傳單被捕。數月出獄後，去了上海，繼續主辦《新青年》，鼓吹共產主義。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令人驚訝的是，這十三人中最後只有毛澤東留在了中共組織，其他包括陳獨秀在內都相繼脫黨。其原因後篇將進行分析)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從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劃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這表明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於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而且在經濟上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聽命於蘇俄。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業已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元以上。
結論：關於蘇俄和中共的關係，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中共是在蘇俄的扶植下建立起來的，並獲得了其強大的支持。天下自然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共自建黨起就一直聽命於蘇俄，並在此後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摧毀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其行為手段完全是令人不恥的。
中共加入並分裂國民黨以發展自身的圖謀
中共在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如何讓中共在短時間發展起來，蘇共根據自身「背叛與奪權」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蘇俄以聯合名義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
如前所述，袁世凱死後，北方軍閥政府陷入內部的爭權鬥爭中，而南方各省也相繼脫離北京政府。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軍政府。後因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建立新政府的實踐再次受挫。此時，十月革命勝利後的蘇俄多次派人來中國尋求與孫中山的合作。仍處於探索中的孫中山此刻並沒有拒絕蘇俄，但也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中共成立後，蘇俄希望國民黨和中共合併。但遭到孫中山的拒絕，孫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蘇俄根據自身所謂經驗，一方面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面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謊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更在「聯俄」開始以後，一方面派顧問鮑羅廷一再欺騙孫中山說，「我到這裡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另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策略，恰恰同其在意識形態上宣揚的要剷除「資產階級」的承諾是矛盾的。
最初中共還沒有意識到蘇俄讓其加入國民黨的實質意義，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給中共送來「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同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至此，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目地。於是，中共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
中共攫取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
為攫取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國民黨，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一方面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的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出現了派別之分。另一方面中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而傳統的國民黨員更加重視的是財政和外交部門，這樣也自然給共產黨提供了可乘之機。而希望借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採取「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可是事實卻證明孫中山允許中共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策略一開始就是大錯特錯了。從以下幾個實例就可以佐證這一結論。
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嗎？否。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啟超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國民黨也公開指責蘇俄，但是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個人因蘇俄分裂中國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起初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罵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改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
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的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並公然反對國民黨和批判國民黨，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餘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佈四人無罪。
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歎。
正是在中共這種「只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下，隨著大批中共黨員的加入，共產黨在各方面開始攫取國民黨的權力，並由此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具體表現是：
第一、奪取國民黨的組織權。前面提及，中共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因此很快「各地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孫中山逝世後，中共決定全面竊取國民黨中央黨權。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佔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中共的奪權計劃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比如，在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中共黨員竟佔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的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試問，今天的中共何曾允許另外一個政黨以如此方式進入中共？那麼中共又有何理由為自己曾經的背叛行為辯護？)
第二、奪取國民黨的軍權。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中共黨員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三是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並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不過，由於蔣介石當時擔任校長，中共的滲透並未完全奏效。此外，中共還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三、奪取國民黨的輿論權。中共利用國民黨的合法旗號，開始宣傳和組織群眾，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而蘇俄則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滲透進一步獲得了指揮國民黨軍事上的權力。在孫中山逝世以前，蘇俄就派出了大批俄國顧問，特別是軍事顧問，並借助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廖仲凱的幫助下，打進了國民黨的一些主要部門。孫中山去世後，在蘇俄和中共的操控下，國民黨於1925年7月在廣東成立了國民政府，由與蘇俄關係密切的汪精衛出任主席。出任主席後的汪精衛，不僅賣力的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中共的「二大」，而且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份讓與蘇俄和中共，並支持中共驅逐國民黨「 右派」和元老。國民黨自此走向了分裂。
孫中山在認清蘇俄和中共本質上的天真，以及兩者本質上固有的欺騙性，終於使中共成功攫取了國民黨領導權和分裂了國民黨。
不過，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制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並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新領袖。
2006年7月2日星期日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二)
關於軍閥混戰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三節中預言道：「吉士懷柔，三十年變，豈凡人哉？曇花一現，南北東西，龍爭虎戰，七八數定，山川粗奠。」
吉士懷柔，暗指一個「袁」字。三十年變，三十為卅，三十年為一世代，這裡暗指一個「世」字。豈凡二字，左右相拼，約為一個「凱」字。這是指袁世凱，心懷叵測，不想作凡人，企圖復辟帝制。結果，只作了100多天的皇帝，終於在全國一片的討伐護法運動中，含恨而死，正所謂「曇花一現」。
「南北東西，龍爭虎戰，七八數定，山川粗奠。」指民國建立後，馬上進入了東西南北四方割據和的龍爭虎鬥的軍閥混戰局面。後來，國民軍組織北伐，並最後取得勝利，這才奠定了江山的基礎，「山川粗奠」。這時，已經是十五(七加八)年後，約公元一九二六年了。
前面提及的宋朝《梅花詩》第六節不僅預言了中華民國的建立，而且還預言了建立後多舛的命運。讓我們先來看看後幾句的解析。
「憔悴黃花總帶愁」是指民國革命雖然成功，但根基非常不穩定，如「憔悴」的「黃花」，黃花在傳統上常被用來指稚嫩的生靈。自從民國建立後，先是袁世凱的復辟竊國，又是張勳的復辟，接著是長期的軍閥混戰，派系割據。國民政權就如「憔悴黃花」，總是愁事不斷，故曰：「總帶愁」。「吉曜半升箕斗隱」：「吉曜」喻指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半升」指國民黨統治初期，經歷了長期封建統治，外族掠奪和軍閥戰爭的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剛剛成功，國家正在起步發展中，國民黨政權正在鞏固自己的地位，而這時共產黨的勢力卻於暗中迅速發展壯大。「箕斗」為中國古代星相學中所講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這裡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產黨的勢力。「箕斗隱」字，道明瞭共產黨趁內憂外患之機，於暗中迅速發展實力的史實。「金烏起滅海山頭」一句的「金烏」，是古時候對太陽的別稱，此處指自稱太陽之國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戰中興起、入侵中國與最終戰敗投降的命運。
中華民國陷入軍閥混戰(1916年--1928年)
袁世凱在位時，北洋各派尚有一個首領。袁氏死後，勢力相當的北洋各派也開始了權力的爭奪。而南方各省則組織了一個各省區聯合會，與內訌的北洋勢力相抗衡。他們主張「採用聯邦制度，省長民選，組織活潑有為的地方政府」。南北關係開始陷於僵持之中，明顯的已很難用傳統的辦法較快整合。
這樣，北南就都進入重新組合階段，內斗與分爭隨之愈演愈烈，無暇或無力有大的動作，因而從整體上形成了南北互不能勝、彼此對峙之均勢。此時，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將這些軍事力量納入自己的範圍。但是，同樣，這些軍閥也沒有能力創建一個新的王朝。他們仍舊在尋找各種制度上的認可來加強和擴張他們的權力。不過，北京政府仍是各國承認的合法政府。
先來看看北方各派繫在權力上的爭鬥。
黎元洪繼袁世凱死後出任大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曾引起新舊約法的爭議。衝突的焦點，在於是否維持總統制或恢復內閣制的政府體制。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復臨時約法，重開民國三年被解散的國會，並且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1917年，因為德國宣佈無限制潛艇戰爭，民國政府宣佈與德國斷交。段祺瑞進而謀求對德參戰。議案被議會擱置。一些省區督軍遂分別上書大總統和總理，借口反對憲法草案，要求解散國會。為消彌紛爭，黎元洪罷免了段祺瑞的總理之職。擁護段的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宣告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擁段各省紛紛響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奉天，黑龍江，浙江等省也宣佈獨立；督軍團並在天津設立軍務總參謀處，準備謀叛。黎元洪無奈，召安徽督軍張勳進京商議國事。張勳到達天津後，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然後再進入北京。更加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張勳進入北京後，挾持清朝廢帝溥儀於7月1日復辟。黎元洪被迫出走，讓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之職，段祺瑞任總理。段祺瑞整頓兵馬，趕走了張勳。復辟失敗。北洋政府借口復辟之時，中華民國業已中斷，要求重新召集參議院，修改選舉法，另行召集新國會。國會召開後，選舉徐世昌任大總統，並於1918年10月10日正式就職。而此時的雲南和兩廣，借國會解散之機，決定不受非法內閣干涉，並在廣州召開會議，成立軍政府。中華民國遂成南北分裂的態勢。而彼此的內部也依然無法避免戰爭。
1918年7月，北方的皖系吳佩孚與段祺瑞部在直隸開戰，段祺瑞部戰敗，隨之段祺瑞宣佈下野。此時北方的勢力主要有：任直隸，山東和河南巡閱使的曹琨和吳佩孚的直系，兩湖巡閱使王占元部，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的奉系。三方發生爭鬥，曹琨和吳佩孚的直系暫時取得了勝利。1922年的6月，徐世昌宣佈辭職。曹琨等電請黎元洪復位。不久，黎元洪再次出任大總統。除了奉系和浙江的盧永祥外，其餘北方勢力均集於直系旗下。而東三省自直奉大戰後，即由三省公議推舉張作霖為聯省自治保安總司令，不聽從北京的命令。
1923年6月，北京軍、警圍攻總統府索要軍餉，黎元洪出走，經天津去了南方。同年10月，曹琨以賄選出任大總統，同時公佈憲法。浙江遂宣佈與北京斷絕關係。雲南和東三省都通電討曹，但都未出兵。1924年，直奉之戰重開，直系軍閥孫傳芳攻入浙江，盧永祥敗走。西北軍閥馮玉祥攻入北京，廢黜了曹琨。不久，張作霖也打敗了吳佩孚，進入北京，雙方聯合推舉段祺瑞為臨時執政。段祺瑞邀請孫中山北上，商討國事。1925年初，孫中山北上。孫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但不為段祺瑞所用。段主張先開善後會議，解決時局問題；再開國民代表會議，解決根本問題，孫中山表示反對。這樣，會商毫無結果。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卒於北京。此時，直系和奉系間，直系與西北軍閥馮玉祥間的戰爭不斷。而從此後到1927年6月，只建立了一系列攝政內閣，並一直由國務總理代行總統職權和執政權，北方並無統一的首領。
1927年6月，張作霖解散了最後一屆內閣，並在北京自封為海陸軍大元帥，為北洋軍閥政府最高統治者。他任命的內閣成員大部份是他的擁護者。不過，當1928年6月國民政府軍隊取得北伐勝利，進入北京時，中國的憲政時期結束了。同月8日，張作霖坐火車回奉天時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張學良繼任，並於同年12月通電服從國民政府，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力。至此，北洋軍閥統治正式結束，國家恢復統一。
總而言之，袁世凱之後的北京政府，除了1917年清帝復辟及1924年至1926年段任臨時執政時期以外（1925年12月增設國務院，恢復所謂責任內閣制），政府的組織，大抵具有內閣制的形式與精神。而1927年6月，張作霖入京組織的軍政府，雖在大元帥之下設國務院，實際上則是一種軍事獨裁製度。
那麼，南方各省情況又如何呢？
南方諸省，隨著北洋軍閥政府日益加強對國會和政府的控制，開始逐漸疏離北京政府。1917年，在擁護段祺瑞的各省反叛後，南方各省人士退出國會。孫中山於6月6日致電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及西南各省督軍師長共起討逆救國。10日，孫中山先生與章炳麟聯名致電黎元洪及西南各省，主張清除禍國罪魁徐世昌、段祺瑞等及倡亂督軍省長護軍等人。7月4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並宣佈就國務總理職。孫中山先生等人商議決定，將民國政府移設上海，並請黎元洪南下，繼續行使大總統職權。因為上海外交方面牽制過多，而海軍方面亦有移駐廣州以兩廣為護法根據地的表示。因此，孫中山先生決定先行到廣州接洽。7月17日，孫中山來到廣州，倡導護法。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響應護法號召，發表宣言，否認約法毀棄、國會解散後的政府。
在孫中山倡導護法以後，國會議員即陸續南下。7月25日，國會議員在廣東開非常會議，商組軍政府。8月11日，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擁護約法，聲明：一、總統如不復職，須向國會辭職；二、恢復國會；三、國務員非得國會同意無效；四、懲辦稱兵抗命禍首。滇督唐繼堯的響應，使護法的聲勢更加壯大。
31日，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共十三條，同時宣佈實行。9月1日，選舉孫中山先生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翌日，選舉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10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大元帥職，宣言戡定內亂，恢復約法，奉迎元首（黎元洪）。中華民國軍政府正式成立，與受軍閥操縱、破壞民元臨時約法的北京政府對抗。
根據「軍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中華民國為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海陸軍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主持一切。大元帥對外代表中華民國，大元帥有事故不能視事時，由首次選出的元帥代行其職權。軍政府下設外交、內政、財政、陸軍、海軍、交通六部，各部設總長一人，由國會非常會議分別選出，咨請大元帥特任之。
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中山先生為軍政府大元帥，其用意繫在虛總統之位以待黎元洪南下。後軍政府又改為總裁製，以政務總裁7人，組織政務會議，由各部長所組織的政務院輔助，行使軍政府的行政權。
此時，南方勢力比較強大的派系有李宗仁的桂系和唐繼堯的滇系。
由於孫中山與唐繼堯等派繫在是否承認北京政府上存在分歧，孫中山在護法運動等諸多事情上受到掣肘。而桂系為了控制廣東的勢力範圍，提出改組軍政府。1918年1月，西南護法各省聯合會議在廣州成立，以「擁護約法，保障國會，征討禍首，戡定內亂，以鞏固統一之根基，促進憲法之成立」為宗旨，並以為護法各省最高政務執行機關。聯合會議雖以護法為名，實則用以對抗廣州軍政府。孫中山無奈之下，為了促進團結，亦表示贊同。於是，西南各省聯合會遂與軍政府形成對立的局面。
1920年10月，駐紮在福建漳州的陳炯明回到廣東。部份政務總裁宣佈取消自主。北京國民政府總統徐世昌下令接受，孫中山等通電否認，並決定在廣東再次召開政務會議。因與其他軍閥的分歧，孫中山辭去了大元帥之職，並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孫中山離粵後，廣州軍政府受桂系軍人和政學系政客控制。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戰爭爆發，直係獲勝以後，對桂系軍閥及政學系政客大加拉攏。8月中旬，陳炯明奉孫中山之命自福建漳州率領粵軍回粵，討伐軍政府的桂系等。
在陳炯明回師廣東之前，唐繼堯致電孫中山等，稱國會將移往重慶，而國會議員在滇亦議決國會及軍政府移設重慶。20日，粵軍入汕頭，次日，孫中山等表示將赴重慶設立政府。同年10月下旬，粵中要地已全為粵軍所佔領。在桂系軍閥退出廣東時，所謂七總裁合議的軍政府已經瓦解。23日，廣州軍政府政務總裁宣言引退。軍政府政務總裁等見難再容於西南，遂公然投降北京政府，宣佈取消廣州軍政府。而孫中山隨即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以軍政府政務總裁名義，通告中外，宣言軍政府依然存在，否認北京政府擅頒的南北統一之令。粵軍繼續西進，桂軍大敗。不久，孫中山返粵，恢復軍政府，重開軍政府政務會議。
雖然，軍政府的恢復，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是，護法亦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護法僅在矯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為，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具有國際地位的效力；而前次倡導護法，尚有川、桂等省加入，範圍較大，今則區域縮小，愈見護法已不適宜。甚且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曾下令以舊國會選舉法選舉總統，則是公然承認其總統職位為非法選出，亦即不敢自命為正式政府。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設正式政府的倡議。
1921年，國會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會議議決取消軍政府；同時，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依大綱第二條文，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不久，孫中山函勸北京政府徐世昌大總統即日引退。北京政府隨即下令討伐南方，並命桂省出兵擾粵。孫中山派陳炯明等討伐桂系，取得勝利。
為了實現統一全國的理想，1922年，孫中山在廣西籌備北伐。同時，為借助蘇俄勢力，孫中山決定採行聯俄容共政策。5月，北伐軍攻入江西。不久，陳炯明在直系的拉攏下叛變，圍攻孫中山的府第。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去了上海。而北伐也暫時中止。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分粵軍討伐陳炯明。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當時，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的地位不受各國重視，國際間都不承認廣州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僅視同地方政府，透過領事與廣州政府交涉。大元帥大本營的性質與普通政府不同，所以稱為「革命政府」。後來，這個革命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決意北上，商討國事。不料，當孫中山到達北京時，段祺瑞已在十日前入京就任臨時執政。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不被段祺瑞所接受，終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次日，廣州大元帥府會議裁大元帥職，解除胡漢民代帥職務，未有結果。
1922年到1926年間軍閥間共爆發了6次省際戰爭。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軍閥混戰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是所有歷史學家公認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記載，軍閥混戰時期，不同軍閥在其佔領某地時期重複收稅，並預收未來的稅，操縱實物與貨幣的換算率，增加苛捐雜稅、戰時捐稅，並進行強制糧食徵購，使經濟不堪重負。由於連年戰亂，農業的商業化趨勢被逆轉，農業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之間的貿易被中斷。同時，鐵路線和水利灌溉系統等公用設施被毀，吸食鴉片的惡習也開始死灰復燃。
但是軍閥混戰時期也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根據經濟學家楊小凱的研究：軍閥混戰也產生了類似歐洲政治不統一的效果，制度試驗多樣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觀念和制度以及憲政的推動（例如制定憲法）都在這一時期有不少進步，也為以後的憲政發展提供了基礎。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三節中預言道：「吉士懷柔，三十年變，豈凡人哉？曇花一現，南北東西，龍爭虎戰，七八數定，山川粗奠。」
吉士懷柔，暗指一個「袁」字。三十年變，三十為卅，三十年為一世代，這裡暗指一個「世」字。豈凡二字，左右相拼，約為一個「凱」字。這是指袁世凱，心懷叵測，不想作凡人，企圖復辟帝制。結果，只作了100多天的皇帝，終於在全國一片的討伐護法運動中，含恨而死，正所謂「曇花一現」。
「南北東西，龍爭虎戰，七八數定，山川粗奠。」指民國建立後，馬上進入了東西南北四方割據和的龍爭虎鬥的軍閥混戰局面。後來，國民軍組織北伐，並最後取得勝利，這才奠定了江山的基礎，「山川粗奠」。這時，已經是十五(七加八)年後，約公元一九二六年了。
前面提及的宋朝《梅花詩》第六節不僅預言了中華民國的建立，而且還預言了建立後多舛的命運。讓我們先來看看後幾句的解析。
「憔悴黃花總帶愁」是指民國革命雖然成功，但根基非常不穩定，如「憔悴」的「黃花」，黃花在傳統上常被用來指稚嫩的生靈。自從民國建立後，先是袁世凱的復辟竊國，又是張勳的復辟，接著是長期的軍閥混戰，派系割據。國民政權就如「憔悴黃花」，總是愁事不斷，故曰：「總帶愁」。「吉曜半升箕斗隱」：「吉曜」喻指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半升」指國民黨統治初期，經歷了長期封建統治，外族掠奪和軍閥戰爭的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剛剛成功，國家正在起步發展中，國民黨政權正在鞏固自己的地位，而這時共產黨的勢力卻於暗中迅速發展壯大。「箕斗」為中國古代星相學中所講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這裡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產黨的勢力。「箕斗隱」字，道明瞭共產黨趁內憂外患之機，於暗中迅速發展實力的史實。「金烏起滅海山頭」一句的「金烏」，是古時候對太陽的別稱，此處指自稱太陽之國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戰中興起、入侵中國與最終戰敗投降的命運。
中華民國陷入軍閥混戰(1916年--1928年)
袁世凱在位時，北洋各派尚有一個首領。袁氏死後，勢力相當的北洋各派也開始了權力的爭奪。而南方各省則組織了一個各省區聯合會，與內訌的北洋勢力相抗衡。他們主張「採用聯邦制度，省長民選，組織活潑有為的地方政府」。南北關係開始陷於僵持之中，明顯的已很難用傳統的辦法較快整合。
這樣，北南就都進入重新組合階段，內斗與分爭隨之愈演愈烈，無暇或無力有大的動作，因而從整體上形成了南北互不能勝、彼此對峙之均勢。此時，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將這些軍事力量納入自己的範圍。但是，同樣，這些軍閥也沒有能力創建一個新的王朝。他們仍舊在尋找各種制度上的認可來加強和擴張他們的權力。不過，北京政府仍是各國承認的合法政府。
先來看看北方各派繫在權力上的爭鬥。
黎元洪繼袁世凱死後出任大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曾引起新舊約法的爭議。衝突的焦點，在於是否維持總統制或恢復內閣制的政府體制。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復臨時約法，重開民國三年被解散的國會，並且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1917年，因為德國宣佈無限制潛艇戰爭，民國政府宣佈與德國斷交。段祺瑞進而謀求對德參戰。議案被議會擱置。一些省區督軍遂分別上書大總統和總理，借口反對憲法草案，要求解散國會。為消彌紛爭，黎元洪罷免了段祺瑞的總理之職。擁護段的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宣告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擁段各省紛紛響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奉天，黑龍江，浙江等省也宣佈獨立；督軍團並在天津設立軍務總參謀處，準備謀叛。黎元洪無奈，召安徽督軍張勳進京商議國事。張勳到達天津後，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然後再進入北京。更加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張勳進入北京後，挾持清朝廢帝溥儀於7月1日復辟。黎元洪被迫出走，讓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之職，段祺瑞任總理。段祺瑞整頓兵馬，趕走了張勳。復辟失敗。北洋政府借口復辟之時，中華民國業已中斷，要求重新召集參議院，修改選舉法，另行召集新國會。國會召開後，選舉徐世昌任大總統，並於1918年10月10日正式就職。而此時的雲南和兩廣，借國會解散之機，決定不受非法內閣干涉，並在廣州召開會議，成立軍政府。中華民國遂成南北分裂的態勢。而彼此的內部也依然無法避免戰爭。
1918年7月，北方的皖系吳佩孚與段祺瑞部在直隸開戰，段祺瑞部戰敗，隨之段祺瑞宣佈下野。此時北方的勢力主要有：任直隸，山東和河南巡閱使的曹琨和吳佩孚的直系，兩湖巡閱使王占元部，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的奉系。三方發生爭鬥，曹琨和吳佩孚的直系暫時取得了勝利。1922年的6月，徐世昌宣佈辭職。曹琨等電請黎元洪復位。不久，黎元洪再次出任大總統。除了奉系和浙江的盧永祥外，其餘北方勢力均集於直系旗下。而東三省自直奉大戰後，即由三省公議推舉張作霖為聯省自治保安總司令，不聽從北京的命令。
1923年6月，北京軍、警圍攻總統府索要軍餉，黎元洪出走，經天津去了南方。同年10月，曹琨以賄選出任大總統，同時公佈憲法。浙江遂宣佈與北京斷絕關係。雲南和東三省都通電討曹，但都未出兵。1924年，直奉之戰重開，直系軍閥孫傳芳攻入浙江，盧永祥敗走。西北軍閥馮玉祥攻入北京，廢黜了曹琨。不久，張作霖也打敗了吳佩孚，進入北京，雙方聯合推舉段祺瑞為臨時執政。段祺瑞邀請孫中山北上，商討國事。1925年初，孫中山北上。孫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但不為段祺瑞所用。段主張先開善後會議，解決時局問題；再開國民代表會議，解決根本問題，孫中山表示反對。這樣，會商毫無結果。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卒於北京。此時，直系和奉系間，直系與西北軍閥馮玉祥間的戰爭不斷。而從此後到1927年6月，只建立了一系列攝政內閣，並一直由國務總理代行總統職權和執政權，北方並無統一的首領。
1927年6月，張作霖解散了最後一屆內閣，並在北京自封為海陸軍大元帥，為北洋軍閥政府最高統治者。他任命的內閣成員大部份是他的擁護者。不過，當1928年6月國民政府軍隊取得北伐勝利，進入北京時，中國的憲政時期結束了。同月8日，張作霖坐火車回奉天時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張學良繼任，並於同年12月通電服從國民政府，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力。至此，北洋軍閥統治正式結束，國家恢復統一。
總而言之，袁世凱之後的北京政府，除了1917年清帝復辟及1924年至1926年段任臨時執政時期以外（1925年12月增設國務院，恢復所謂責任內閣制），政府的組織，大抵具有內閣制的形式與精神。而1927年6月，張作霖入京組織的軍政府，雖在大元帥之下設國務院，實際上則是一種軍事獨裁製度。
那麼，南方各省情況又如何呢？
南方諸省，隨著北洋軍閥政府日益加強對國會和政府的控制，開始逐漸疏離北京政府。1917年，在擁護段祺瑞的各省反叛後，南方各省人士退出國會。孫中山於6月6日致電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及西南各省督軍師長共起討逆救國。10日，孫中山先生與章炳麟聯名致電黎元洪及西南各省，主張清除禍國罪魁徐世昌、段祺瑞等及倡亂督軍省長護軍等人。7月4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並宣佈就國務總理職。孫中山先生等人商議決定，將民國政府移設上海，並請黎元洪南下，繼續行使大總統職權。因為上海外交方面牽制過多，而海軍方面亦有移駐廣州以兩廣為護法根據地的表示。因此，孫中山先生決定先行到廣州接洽。7月17日，孫中山來到廣州，倡導護法。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響應護法號召，發表宣言，否認約法毀棄、國會解散後的政府。
在孫中山倡導護法以後，國會議員即陸續南下。7月25日，國會議員在廣東開非常會議，商組軍政府。8月11日，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擁護約法，聲明：一、總統如不復職，須向國會辭職；二、恢復國會；三、國務員非得國會同意無效；四、懲辦稱兵抗命禍首。滇督唐繼堯的響應，使護法的聲勢更加壯大。
31日，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共十三條，同時宣佈實行。9月1日，選舉孫中山先生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翌日，選舉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10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大元帥職，宣言戡定內亂，恢復約法，奉迎元首（黎元洪）。中華民國軍政府正式成立，與受軍閥操縱、破壞民元臨時約法的北京政府對抗。
根據「軍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中華民國為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海陸軍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主持一切。大元帥對外代表中華民國，大元帥有事故不能視事時，由首次選出的元帥代行其職權。軍政府下設外交、內政、財政、陸軍、海軍、交通六部，各部設總長一人，由國會非常會議分別選出，咨請大元帥特任之。
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中山先生為軍政府大元帥，其用意繫在虛總統之位以待黎元洪南下。後軍政府又改為總裁製，以政務總裁7人，組織政務會議，由各部長所組織的政務院輔助，行使軍政府的行政權。
此時，南方勢力比較強大的派系有李宗仁的桂系和唐繼堯的滇系。
由於孫中山與唐繼堯等派繫在是否承認北京政府上存在分歧，孫中山在護法運動等諸多事情上受到掣肘。而桂系為了控制廣東的勢力範圍，提出改組軍政府。1918年1月，西南護法各省聯合會議在廣州成立，以「擁護約法，保障國會，征討禍首，戡定內亂，以鞏固統一之根基，促進憲法之成立」為宗旨，並以為護法各省最高政務執行機關。聯合會議雖以護法為名，實則用以對抗廣州軍政府。孫中山無奈之下，為了促進團結，亦表示贊同。於是，西南各省聯合會遂與軍政府形成對立的局面。
1920年10月，駐紮在福建漳州的陳炯明回到廣東。部份政務總裁宣佈取消自主。北京國民政府總統徐世昌下令接受，孫中山等通電否認，並決定在廣東再次召開政務會議。因與其他軍閥的分歧，孫中山辭去了大元帥之職，並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孫中山離粵後，廣州軍政府受桂系軍人和政學系政客控制。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戰爭爆發，直係獲勝以後，對桂系軍閥及政學系政客大加拉攏。8月中旬，陳炯明奉孫中山之命自福建漳州率領粵軍回粵，討伐軍政府的桂系等。
在陳炯明回師廣東之前，唐繼堯致電孫中山等，稱國會將移往重慶，而國會議員在滇亦議決國會及軍政府移設重慶。20日，粵軍入汕頭，次日，孫中山等表示將赴重慶設立政府。同年10月下旬，粵中要地已全為粵軍所佔領。在桂系軍閥退出廣東時，所謂七總裁合議的軍政府已經瓦解。23日，廣州軍政府政務總裁宣言引退。軍政府政務總裁等見難再容於西南，遂公然投降北京政府，宣佈取消廣州軍政府。而孫中山隨即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以軍政府政務總裁名義，通告中外，宣言軍政府依然存在，否認北京政府擅頒的南北統一之令。粵軍繼續西進，桂軍大敗。不久，孫中山返粵，恢復軍政府，重開軍政府政務會議。
雖然，軍政府的恢復，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是，護法亦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護法僅在矯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為，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具有國際地位的效力；而前次倡導護法，尚有川、桂等省加入，範圍較大，今則區域縮小，愈見護法已不適宜。甚且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曾下令以舊國會選舉法選舉總統，則是公然承認其總統職位為非法選出，亦即不敢自命為正式政府。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設正式政府的倡議。
1921年，國會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會議議決取消軍政府；同時，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依大綱第二條文，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不久，孫中山函勸北京政府徐世昌大總統即日引退。北京政府隨即下令討伐南方，並命桂省出兵擾粵。孫中山派陳炯明等討伐桂系，取得勝利。
為了實現統一全國的理想，1922年，孫中山在廣西籌備北伐。同時，為借助蘇俄勢力，孫中山決定採行聯俄容共政策。5月，北伐軍攻入江西。不久，陳炯明在直系的拉攏下叛變，圍攻孫中山的府第。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去了上海。而北伐也暫時中止。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分粵軍討伐陳炯明。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當時，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的地位不受各國重視，國際間都不承認廣州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僅視同地方政府，透過領事與廣州政府交涉。大元帥大本營的性質與普通政府不同，所以稱為「革命政府」。後來，這個革命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決意北上，商討國事。不料，當孫中山到達北京時，段祺瑞已在十日前入京就任臨時執政。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不被段祺瑞所接受，終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次日，廣州大元帥府會議裁大元帥職，解除胡漢民代帥職務，未有結果。
1922年到1926年間軍閥間共爆發了6次省際戰爭。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軍閥混戰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是所有歷史學家公認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記載，軍閥混戰時期，不同軍閥在其佔領某地時期重複收稅，並預收未來的稅，操縱實物與貨幣的換算率，增加苛捐雜稅、戰時捐稅，並進行強制糧食徵購，使經濟不堪重負。由於連年戰亂，農業的商業化趨勢被逆轉，農業生產力和產量下降，城鄉之間的貿易被中斷。同時，鐵路線和水利灌溉系統等公用設施被毀，吸食鴉片的惡習也開始死灰復燃。
但是軍閥混戰時期也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根據經濟學家楊小凱的研究：軍閥混戰也產生了類似歐洲政治不統一的效果，制度試驗多樣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觀念和制度以及憲政的推動（例如制定憲法）都在這一時期有不少進步，也為以後的憲政發展提供了基礎。
2006年7月1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一)
當歷史跨越千年，走過了三皇五帝，走過了秦皇漢武，走過了唐宗宋祖，走過了若干燦爛輝煌的時代，留下了為後人所驕傲的中華文明後，中國走入了一個命運多舛的時期。在這個時間並不太長的時期，中國承載了太多的苦難，不僅有連綿的戰火，還有那無盡的天災人禍。在這個時期，中華民國建立，並在中國開始艱難的推行憲政。但是，袁世凱的恢復帝制和軍閥的混戰，打亂了中國的民主進程，使中國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二十年代末，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取得北伐勝利，再次統一了中國，並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中國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發展，甚至出現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短暫繁榮期。三十年代初，日本入侵中國，企圖將中國變為自己的殖民地。但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率領下，經過十四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抵禦了日本的侵華圖謀，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同時，中國的民主亦開始艱難前行，並在幾十年後的台灣得以真正實行。也是在這個時期，一個西來的幽靈開始在中國生根發芽，並孕育了一個在其發展史上不斷充斥著謊言、血腥和暴力的邪黨：中國共產黨。它帶給中國人民的不是自由，不是光明，不是民主，而是超過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無盡的苦難和黑暗。
關於中華民國建立及立國之初的預言
關於中華民國的建立，歷史上諸多預言都提及到。
三國諸葛亮在其預言詩《馬前課》第十課中預言道：「豕後牛前，千人一口。五二倒置，朋來無咎。」「豕後牛前」中間是鼠年，即1912年；「千人一口」，是一個和字，指南北政權共和。「五二倒置，朋來無咎」，五為君位，二為臣位，指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清朝滅亡。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二節中預言道：「君做祖，質彬彬，萬里長虹破浪征；黃鶴樓中吹玉笛，八方齊唱凱歌吟，旌旗五色換新新。」
第一句中「君做祖，質彬彬」君，也就是你。你做祖，那也就是我為孫，暗指一個「孫」字。「質彬彬」本來應該是「文質彬彬」的成語，這裡暗指一個「文」字。加起來就是「孫文」二字，是指孫中山。「萬里長虹破浪征」是指孫中山，不遠萬里，不辭辛勞，為革命奔走於海內外，組織革命黨。
第二句「黃鶴樓中吹玉笛，八方齊唱凱歌吟，旌旗五色換新新」 。 黃鶴樓，位於湖北武昌。這是指武昌起義成功，八方響應，共同慶祝共和勝利。新的朝代，也就是中華民國正式創立，定五色(紅黃藍白黑)旗為國旗。
唐朝《推背圖》第三十七象也預言了清朝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及立國之初的袁氏竊位。圖中一圓狀首級出水，喻指武昌起義導致清朝滅亡後，有袁(圓)為首出現。讖文是：「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文是：「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
「漢水茫茫，不統繼統」：「漢水」指武昌。此句意指武昌起義後，軍閥割據的局面取代了原本統一的宣統帝末清王朝。「南北不分，和衷與共」意指全國上下，共渡艱難。
「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倒戈」意指武昌起義是清朝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中的革命黨人倒戈而起。此句喻指發生在宣統三年八月的武昌起義滅亡了清王朝。「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半凶還半吉」隱一袁字，意指袁世凱。此句意指清亡後軍閥割據，沒有王帥，在此狀況下袁世凱數次奪權篡位。
宋朝《梅花詩》第六節同樣預言了中華民國的建立：「漫天一白漢江秋，憔悴黃花總帶愁。吉曜半升箕斗隱，金烏起滅海山頭。」
「漫天一白漢江秋」是說經歷了滿清外族統治達三百年之久的中國，也就是「漫天」，終於又有了新希望。「一白」是喻指新的希望。「漢江秋」是指公元1911年的秋季，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清朝宣統帝被迫宣佈退位，清朝亡，中華民國成立了，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關於其它三句的預示，我們下文再加解析。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隧道。
孫中山和中華民國的建立
晚清王朝的腐敗和無能，加之連年的天災，使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中。一批受西方思潮影響的新式人物，希望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以挽救危難中的國家。1898年的戊戌變法便是一次嘗試，但是百日後即宣告失敗。七君子被殺，而發動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不得不流亡日本。與此同時，以反清聞名的領袖孫中山亦於此時寄居在日本。與改良派不同的是，孫中山代表的反清勢力堅決要推翻帝制，而康有為和梁啟超則堅持保皇態度，因此兩派始終未能進行合作。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名文，字載之（乃自取「文以載道」之義），號日新，改號逸仙，幼名帝象，後化名為中山樵。年少時的孫中山曾受兄長接濟去夏威夷，並在那兒接受了小學和中學教育。1892年7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的前身），並獲當時香港總督的親自頒獎。之後他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
從1885年中法戰爭中國戰敗後，孫中山一直很關心中國的命運。他上書李鴻章提出多項改良建議，但未受理睬。
1894年，孫中山組建了反清秘密組織「興中會」(含復興中華之意) ，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第二年，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起義前被官府查獲，孫中山逃脫後，被迫流亡英國，此後又前往日本。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再組中國同盟會，被推為主要執行人，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政綱，並首次提出三民主義學說，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創辦了《民報》。三民主義學說成為此後國民黨所信奉的根本原則。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權主義，孫中山提出了用一部憲法來保證：這部憲法將由行政、立法、司法、選舉和考試這五種權力組成。
參加同盟會的主要人員是海外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其中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等。同盟會成立後，先後組織了多次反清起義，但均以失敗告終。1911年10月10日，駐守在武昌的新軍3000餘人發動起義。儘管起義人數與清軍人數相比仍居於劣勢，但人心向背，軍心渙散的清軍很快放棄城池而走，新軍佔領了武昌城。各國駐武漢領事隨即宣佈中立。武昌起義的勝利得到了各省的積極反應。幾周內，其它20多個省相繼發佈反滿獨立聲明。到了11月初，所有華南和華中包括西北的省份都宣佈了獨立，只有6個地區發生了一些戰鬥。這些獨立的省份通常都得到了同盟會和新軍的支持。不過，北方大部份省份仍處於清廷的勢力範圍。
武昌起義後不久，清政府為拯救頹勢，召回了閒居的袁世凱，同意他出任政府內閣總理大臣，兼任軍隊最高統帥。袁世凱，22歲科舉失敗，乃棄文從武。曾在朝鮮帶兵打仗。1895年，他開始在天津與塘沽間的小站操練新軍，逐漸為清政府所倚重。戊戌變法時，袁世凱站在了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一方，從而間接導致了變法的失敗。其後，袁世凱先後出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1907年擔任軍機大臣。其間袁世凱推行的改革，包括有廢科舉、在全國各地督辦新軍、建學校、辦工業等。1908年，慈禧和光緒死後，袁世凱被解除所有職務，返回原籍。
另一方面，宣佈獨立的省份和同盟會成員在南京建立了臨時政府，並起草了臨時約法。而此時的孫中山也從國外回到了國內，並在南京被17省代表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於月底組成了臨時參議院。考慮到袁世凱握有兵權，而且是唯一一個可以避免內戰、混亂和外國可能干涉的人選，孫中山在宣誓就職時表示，只要袁世凱易幟支持中華民國，他將隨時辭職讓位給袁世凱。而此時的袁世凱一方面與清政府討價，一方面與南京臨時政府談判，並最終達成了解決方案：清帝退位，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12年1月25日，袁世凱及北洋各將領通電支持共和；2月12日，在袁世凱的脅迫下，隆裕皇太后代表年幼的宣統皇帝發表上諭，宣佈退位。清王朝徹底落下了帷幕。2月13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屆臨時大總統。同時敦促袁世凱迅速南下就職。為約束袁氏的濫權，由臨時參議院制定臨時約法，迨袁氏就職後，即依臨時約法提名唐紹儀組織內閣制政府，這是民初政府體制的第一次變革。
但是，懷有野心並不願意南下的袁世凱，以防止兵變為由留在了北京，並於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職。
走向獨裁的袁世凱統治時期(1912年3月--1916年3月)
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後，依照共和政體的要求，任命唐紹儀為總理，並組建了一個10人內閣。新組建的內閣中有4人是同盟會成員，來自湖南的宋教仁也在其中。宋教仁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人之一。
《約法》共7章56條。它仿照西方的民主制度中「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中國立法權屬於參議院；臨時大總統行使職權須有國務員到署；法官有獨立審判權。它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民有人身、財產、言論、通信、居住和信教等自由，有請願、選舉、被選舉的權利。在國家機構體制上，實行內閣制，內閣總理由議會多數黨產生，總理對總統要辦的事項，如不同意，可駁回，總統頒布命令須由內閣總理副署才能生效。
由於該臨時約法劃分了總統和議會的各自權限，因此不久就出現了關於由誰來控制內閣及其行政權限的爭執。袁世凱希望自己親自掌控內閣，而不希望內閣由議會負責。當唐紹儀意識到這點後，便於1912年6月與其他4位同盟會成員遞交了辭呈。此後的內閣就只由總統一人負責了。
在袁世凱統治初期，北洋集團與南方的同盟會領導下的各省並沒有真正實現政治的整合，只是維持著表面上的合作。袁世凱為了避免與革命黨人的關係破裂，便邀請孫中山和另一個同盟會的領袖黃興來北京任職，但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職位。在北京國民政府中真正掌管權力的仍然是袁世凱代表的北洋派系，加之國會的軟弱，孫中山未能與南方各省加強聯盟，南方沒有形成足可以與袁世凱抗衡的力量。而且，南方各省比以前愈加分化，對袁的態度也是各式各樣。
當時南方之各省，大致可分為兩湖、蘇皖、兩廣、雲貴川（西南）四大塊（江西、浙江、福建位於前三大塊之間），其中的重點省是鄂、蘇、粵、滇。前二省橫江面北，當南北之沖，尤為緊要。寧漢合則可北上逐鹿；寧漢雖分而同與北方為敵，則可成以北洋鼎足之勢；寧漢中有一方左袒北洋，則另一方危矣，南方則處於困境中。而寧漢兩方在革命時嫌隙已深，袁世凱採取拉黎制黎的手段，使寧方陷於半孤立狀。
此時，在汲取了西方黨派政治的組成結構後，中國大地上首次出現了一些在野黨，包括1912年8月由同盟會改組而來的國民黨和1913年5月梁啟超建立的民主黨。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在一場以各省為基礎、對選民限制極嚴的間接選舉導致的全國大選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取得了壓倒性多數。在這種形勢下，宋教仁在華中舉行了大規模的競選活動，要求政府允許國民黨組閣。國民黨亦準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但是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並在事後散佈謠言指是黃興是暗殺的主謀。
此時，反袁情緒日趨激烈，因為就在刺殺宋教仁事件發生不久，袁世凱在未經國會表決的情況下，就與五大國銀行集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以換取列強對其政府的承認和支持。根據該借款合同，中國實際上只能得到84%的款項，即2100萬英鎊，但是在最後期限前要償付全部本金和5%的年息，共計6789多萬英鎊。同時，袁世凱還將華中和華南諸省支持國民黨的軍事長官革職。針對袁的所作所為，孫中山於7月發動了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是因為南方各省的分化，革命被袁輕易擊敗。孫中山等人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而袁世凱將其勢力擴張到了幾乎全部省份。
用暗殺和戰爭打敗國民黨後，袁又轉回來收拾國會和各省議會。10月6日，國會在軍警壓力下選舉袁世凱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收繳國民黨議員證書，驅逐國民黨黨籍議員438人。國會因人數不足而無法開會。為了瓦解南方各省長官的權力，早在1913年1月，袁世凱不經參議院就頒布了新省級官制，以「民政長」為一省行政長官，由大總統任命，強行軍民分治和省長簡任（雖然不得已規定未設民政長之省由都督兼任）。同月，袁又公佈了都督府組織令，使都督直屬大總統，軍令受參謀本部指揮，軍政受陸軍部處理，都督的設撤兼任，要由國務會議決定。雖然江西等省的抵制，延緩了袁的集權進程，但打敗「二次革命」後，袁加快了步伐。1913年12月，增設「護軍使」一職，其作用之一就是分割省級軍政長官的權力。
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新的中華民國約法賦予了袁世凱作為獨裁者所需要的一切權力。54歲的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
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和大總統期間，在與列強的關係方面不斷讓步。首先在西藏和外蒙古問題上，默認了俄國對外蒙古的支配地位，允許英國在西藏享有永久性利益，而袁世凱得到的是俄國和英國對其政府的承認。其次，在對日本佔領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殖民地和鐵路問題上，袁世凱又繼續妥協。1914年，第一次大戰爆發。1915年，日本乘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取代德國的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權益，並聘用日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接近等同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5月9日，在日本的最後通牒之下，袁世凱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袁世凱的這一行為引發了全國人民的抗議。但是袁世凱不顧民情，繼續實行他的皇帝夢。1915年8月，他授意楊度等人發起「籌安會」，鼓動恢復帝制。在一番推辭後，12月，袁世凱下詔將中華民國改稱中華帝國，自1915年12月12日加冕登基為中華帝國皇帝，並改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是為洪憲皇帝或洪憲皇朝。總統府改為新華宮。這同時標誌著中國最初實行的憲政以失敗告終。
袁氏的登基稱帝之舉，遭到絕大部份中國人的反對，蔡鍔等人組織護國軍於雲南起兵討伐，隨之，貴州，兩廣，浙江，四川和湖南等地也先後起兵響應。南北衝突趨向表面化。而袁世凱的部分心腹將領，如段祺瑞亦藉故離開。在後來倒袁運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袁的舊將馮國璋也公開指責袁。袁派兵攻擊護國軍，因人心所向，攻擊失敗。而日本則發動了所有與中國簽約的列強反對袁世凱稱帝。隨著復辟帝制遭到廣泛反對，得不到任何支持的袁世凱在1916年3月22日宣佈取消帝制帝號，恢復中華民國，並商請南方停戰。短暫的中華帝國不復存在。而南方提出要求袁世凱退位，由副總統黎元洪出任大總統。雙方處於僵持狀態。不久，稱帝83天後的袁世凱於6月6日憂懼死去。黎元洪代行職權，並恢復了國會和臨時約法，問題暫時得以解決。不過，袁世凱死後不久，為了爭奪權力，南北方徹底分裂，中國開始陷入了軍閥的混戰中。
關於中華民國建立及立國之初的預言
關於中華民國的建立，歷史上諸多預言都提及到。
三國諸葛亮在其預言詩《馬前課》第十課中預言道：「豕後牛前，千人一口。五二倒置，朋來無咎。」「豕後牛前」中間是鼠年，即1912年；「千人一口」，是一個和字，指南北政權共和。「五二倒置，朋來無咎」，五為君位，二為臣位，指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清朝滅亡。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二節中預言道：「君做祖，質彬彬，萬里長虹破浪征；黃鶴樓中吹玉笛，八方齊唱凱歌吟，旌旗五色換新新。」
第一句中「君做祖，質彬彬」君，也就是你。你做祖，那也就是我為孫，暗指一個「孫」字。「質彬彬」本來應該是「文質彬彬」的成語，這裡暗指一個「文」字。加起來就是「孫文」二字，是指孫中山。「萬里長虹破浪征」是指孫中山，不遠萬里，不辭辛勞，為革命奔走於海內外，組織革命黨。
第二句「黃鶴樓中吹玉笛，八方齊唱凱歌吟，旌旗五色換新新」 。 黃鶴樓，位於湖北武昌。這是指武昌起義成功，八方響應，共同慶祝共和勝利。新的朝代，也就是中華民國正式創立，定五色(紅黃藍白黑)旗為國旗。
唐朝《推背圖》第三十七象也預言了清朝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及立國之初的袁氏竊位。圖中一圓狀首級出水，喻指武昌起義導致清朝滅亡後，有袁(圓)為首出現。讖文是：「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文是：「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
「漢水茫茫，不統繼統」：「漢水」指武昌。此句意指武昌起義後，軍閥割據的局面取代了原本統一的宣統帝末清王朝。「南北不分，和衷與共」意指全國上下，共渡艱難。
「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倒戈」意指武昌起義是清朝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中的革命黨人倒戈而起。此句喻指發生在宣統三年八月的武昌起義滅亡了清王朝。「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半凶還半吉」隱一袁字，意指袁世凱。此句意指清亡後軍閥割據，沒有王帥，在此狀況下袁世凱數次奪權篡位。
宋朝《梅花詩》第六節同樣預言了中華民國的建立：「漫天一白漢江秋，憔悴黃花總帶愁。吉曜半升箕斗隱，金烏起滅海山頭。」
「漫天一白漢江秋」是說經歷了滿清外族統治達三百年之久的中國，也就是「漫天」，終於又有了新希望。「一白」是喻指新的希望。「漢江秋」是指公元1911年的秋季，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清朝宣統帝被迫宣佈退位，清朝亡，中華民國成立了，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關於其它三句的預示，我們下文再加解析。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隧道。
孫中山和中華民國的建立
晚清王朝的腐敗和無能，加之連年的天災，使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中。一批受西方思潮影響的新式人物，希望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以挽救危難中的國家。1898年的戊戌變法便是一次嘗試，但是百日後即宣告失敗。七君子被殺，而發動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不得不流亡日本。與此同時，以反清聞名的領袖孫中山亦於此時寄居在日本。與改良派不同的是，孫中山代表的反清勢力堅決要推翻帝制，而康有為和梁啟超則堅持保皇態度，因此兩派始終未能進行合作。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名文，字載之（乃自取「文以載道」之義），號日新，改號逸仙，幼名帝象，後化名為中山樵。年少時的孫中山曾受兄長接濟去夏威夷，並在那兒接受了小學和中學教育。1892年7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的前身），並獲當時香港總督的親自頒獎。之後他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
從1885年中法戰爭中國戰敗後，孫中山一直很關心中國的命運。他上書李鴻章提出多項改良建議，但未受理睬。
1894年，孫中山組建了反清秘密組織「興中會」(含復興中華之意) ，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第二年，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起義前被官府查獲，孫中山逃脫後，被迫流亡英國，此後又前往日本。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再組中國同盟會，被推為主要執行人，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政綱，並首次提出三民主義學說，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創辦了《民報》。三民主義學說成為此後國民黨所信奉的根本原則。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權主義，孫中山提出了用一部憲法來保證：這部憲法將由行政、立法、司法、選舉和考試這五種權力組成。
參加同盟會的主要人員是海外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其中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等。同盟會成立後，先後組織了多次反清起義，但均以失敗告終。1911年10月10日，駐守在武昌的新軍3000餘人發動起義。儘管起義人數與清軍人數相比仍居於劣勢，但人心向背，軍心渙散的清軍很快放棄城池而走，新軍佔領了武昌城。各國駐武漢領事隨即宣佈中立。武昌起義的勝利得到了各省的積極反應。幾周內，其它20多個省相繼發佈反滿獨立聲明。到了11月初，所有華南和華中包括西北的省份都宣佈了獨立，只有6個地區發生了一些戰鬥。這些獨立的省份通常都得到了同盟會和新軍的支持。不過，北方大部份省份仍處於清廷的勢力範圍。
武昌起義後不久，清政府為拯救頹勢，召回了閒居的袁世凱，同意他出任政府內閣總理大臣，兼任軍隊最高統帥。袁世凱，22歲科舉失敗，乃棄文從武。曾在朝鮮帶兵打仗。1895年，他開始在天津與塘沽間的小站操練新軍，逐漸為清政府所倚重。戊戌變法時，袁世凱站在了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一方，從而間接導致了變法的失敗。其後，袁世凱先後出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1907年擔任軍機大臣。其間袁世凱推行的改革，包括有廢科舉、在全國各地督辦新軍、建學校、辦工業等。1908年，慈禧和光緒死後，袁世凱被解除所有職務，返回原籍。
另一方面，宣佈獨立的省份和同盟會成員在南京建立了臨時政府，並起草了臨時約法。而此時的孫中山也從國外回到了國內，並在南京被17省代表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於月底組成了臨時參議院。考慮到袁世凱握有兵權，而且是唯一一個可以避免內戰、混亂和外國可能干涉的人選，孫中山在宣誓就職時表示，只要袁世凱易幟支持中華民國，他將隨時辭職讓位給袁世凱。而此時的袁世凱一方面與清政府討價，一方面與南京臨時政府談判，並最終達成了解決方案：清帝退位，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12年1月25日，袁世凱及北洋各將領通電支持共和；2月12日，在袁世凱的脅迫下，隆裕皇太后代表年幼的宣統皇帝發表上諭，宣佈退位。清王朝徹底落下了帷幕。2月13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屆臨時大總統。同時敦促袁世凱迅速南下就職。為約束袁氏的濫權，由臨時參議院制定臨時約法，迨袁氏就職後，即依臨時約法提名唐紹儀組織內閣制政府，這是民初政府體制的第一次變革。
但是，懷有野心並不願意南下的袁世凱，以防止兵變為由留在了北京，並於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職。
走向獨裁的袁世凱統治時期(1912年3月--1916年3月)
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後，依照共和政體的要求，任命唐紹儀為總理，並組建了一個10人內閣。新組建的內閣中有4人是同盟會成員，來自湖南的宋教仁也在其中。宋教仁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人之一。
《約法》共7章56條。它仿照西方的民主制度中「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中國立法權屬於參議院；臨時大總統行使職權須有國務員到署；法官有獨立審判權。它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民有人身、財產、言論、通信、居住和信教等自由，有請願、選舉、被選舉的權利。在國家機構體制上，實行內閣制，內閣總理由議會多數黨產生，總理對總統要辦的事項，如不同意，可駁回，總統頒布命令須由內閣總理副署才能生效。
由於該臨時約法劃分了總統和議會的各自權限，因此不久就出現了關於由誰來控制內閣及其行政權限的爭執。袁世凱希望自己親自掌控內閣，而不希望內閣由議會負責。當唐紹儀意識到這點後，便於1912年6月與其他4位同盟會成員遞交了辭呈。此後的內閣就只由總統一人負責了。
在袁世凱統治初期，北洋集團與南方的同盟會領導下的各省並沒有真正實現政治的整合，只是維持著表面上的合作。袁世凱為了避免與革命黨人的關係破裂，便邀請孫中山和另一個同盟會的領袖黃興來北京任職，但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職位。在北京國民政府中真正掌管權力的仍然是袁世凱代表的北洋派系，加之國會的軟弱，孫中山未能與南方各省加強聯盟，南方沒有形成足可以與袁世凱抗衡的力量。而且，南方各省比以前愈加分化，對袁的態度也是各式各樣。
當時南方之各省，大致可分為兩湖、蘇皖、兩廣、雲貴川（西南）四大塊（江西、浙江、福建位於前三大塊之間），其中的重點省是鄂、蘇、粵、滇。前二省橫江面北，當南北之沖，尤為緊要。寧漢合則可北上逐鹿；寧漢雖分而同與北方為敵，則可成以北洋鼎足之勢；寧漢中有一方左袒北洋，則另一方危矣，南方則處於困境中。而寧漢兩方在革命時嫌隙已深，袁世凱採取拉黎制黎的手段，使寧方陷於半孤立狀。
此時，在汲取了西方黨派政治的組成結構後，中國大地上首次出現了一些在野黨，包括1912年8月由同盟會改組而來的國民黨和1913年5月梁啟超建立的民主黨。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在一場以各省為基礎、對選民限制極嚴的間接選舉導致的全國大選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取得了壓倒性多數。在這種形勢下，宋教仁在華中舉行了大規模的競選活動，要求政府允許國民黨組閣。國民黨亦準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但是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並在事後散佈謠言指是黃興是暗殺的主謀。
此時，反袁情緒日趨激烈，因為就在刺殺宋教仁事件發生不久，袁世凱在未經國會表決的情況下，就與五大國銀行集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以換取列強對其政府的承認和支持。根據該借款合同，中國實際上只能得到84%的款項，即2100萬英鎊，但是在最後期限前要償付全部本金和5%的年息，共計6789多萬英鎊。同時，袁世凱還將華中和華南諸省支持國民黨的軍事長官革職。針對袁的所作所為，孫中山於7月發動了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是因為南方各省的分化，革命被袁輕易擊敗。孫中山等人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而袁世凱將其勢力擴張到了幾乎全部省份。
用暗殺和戰爭打敗國民黨後，袁又轉回來收拾國會和各省議會。10月6日，國會在軍警壓力下選舉袁世凱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收繳國民黨議員證書，驅逐國民黨黨籍議員438人。國會因人數不足而無法開會。為了瓦解南方各省長官的權力，早在1913年1月，袁世凱不經參議院就頒布了新省級官制，以「民政長」為一省行政長官，由大總統任命，強行軍民分治和省長簡任（雖然不得已規定未設民政長之省由都督兼任）。同月，袁又公佈了都督府組織令，使都督直屬大總統，軍令受參謀本部指揮，軍政受陸軍部處理，都督的設撤兼任，要由國務會議決定。雖然江西等省的抵制，延緩了袁的集權進程，但打敗「二次革命」後，袁加快了步伐。1913年12月，增設「護軍使」一職，其作用之一就是分割省級軍政長官的權力。
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新的中華民國約法賦予了袁世凱作為獨裁者所需要的一切權力。54歲的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
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和大總統期間，在與列強的關係方面不斷讓步。首先在西藏和外蒙古問題上，默認了俄國對外蒙古的支配地位，允許英國在西藏享有永久性利益，而袁世凱得到的是俄國和英國對其政府的承認。其次，在對日本佔領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殖民地和鐵路問題上，袁世凱又繼續妥協。1914年，第一次大戰爆發。1915年，日本乘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取代德國的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權益，並聘用日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接近等同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5月9日，在日本的最後通牒之下，袁世凱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袁世凱的這一行為引發了全國人民的抗議。但是袁世凱不顧民情，繼續實行他的皇帝夢。1915年8月，他授意楊度等人發起「籌安會」，鼓動恢復帝制。在一番推辭後，12月，袁世凱下詔將中華民國改稱中華帝國，自1915年12月12日加冕登基為中華帝國皇帝，並改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是為洪憲皇帝或洪憲皇朝。總統府改為新華宮。這同時標誌著中國最初實行的憲政以失敗告終。
袁氏的登基稱帝之舉，遭到絕大部份中國人的反對，蔡鍔等人組織護國軍於雲南起兵討伐，隨之，貴州，兩廣，浙江，四川和湖南等地也先後起兵響應。南北衝突趨向表面化。而袁世凱的部分心腹將領，如段祺瑞亦藉故離開。在後來倒袁運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袁的舊將馮國璋也公開指責袁。袁派兵攻擊護國軍，因人心所向，攻擊失敗。而日本則發動了所有與中國簽約的列強反對袁世凱稱帝。隨著復辟帝制遭到廣泛反對，得不到任何支持的袁世凱在1916年3月22日宣佈取消帝制帝號，恢復中華民國，並商請南方停戰。短暫的中華帝國不復存在。而南方提出要求袁世凱退位，由副總統黎元洪出任大總統。雙方處於僵持狀態。不久，稱帝83天後的袁世凱於6月6日憂懼死去。黎元洪代行職權，並恢復了國會和臨時約法，問題暫時得以解決。不過，袁世凱死後不久，為了爭奪權力，南北方徹底分裂，中國開始陷入了軍閥的混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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