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四)

奪權和軍隊介入時期(1967年1月-8月)

1967年1月，毛通過「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奪權」的號召。毛告訴群眾；之所以在前階段運動中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毛的正確路線得不到貫徹，是由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了權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眾不再受迫害，使運動在毛主席正確的路線上前進，就必需「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同月，劉少奇提出辭職，但毛沒有同意。也許在毛的內心已然下定決心要徹底整垮這個政治對手。

響應毛的號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進行了「奪權」。

首先開始行動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成員鼓勵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在一起發表聲明，指責市委製造了分裂，呼籲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和幹部團結起來。次日，上海上百萬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群眾集會，批鬥上海市市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並將他們撤職，迫使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

同時，另有數百萬人觀看了批鬥會的電視轉播。隨後，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領導機構垮臺了。但執掌政權的是從北京來的張春橋。他通過與造反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的交易，通過對地方黨政機構和軍隊、公安系統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進組織，逐漸恢復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於擔心張春橋領導的新政權與舊政權沒有什麼差別，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對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戰。派性鬥爭重又開始，有時甚至還有武鬥。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領導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龍江的哈爾濱也發生了奪權運動，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軍隊。這兩地的軍隊在推翻舊的官僚機構後，建立的是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幹部和軍隊組成的「革命委員會」。這給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權的範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隨後宣佈，「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隨後，上海於2月底將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奪權行動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開始了奪權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奪權行動已經受到了兩種因素的制約：「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和軍隊的介入。基於「奪權造反派」 的人員情況，其行動帶有明顯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質。不過，他們的「奪權」行動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責為「右派奪權」、「牛鬼蛇神翻天」。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保守派」無力對「造反派」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然而，在不久軍隊介入後，情況馬上起了變化。

此時，在中共內部，一些軍隊高層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根本性問題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的會議上，雙方的鬥爭更加激烈。毛對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評。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將他們的抗爭行動定性為「反黨」、「二月逆流」。 此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

2月23日，根據毛的指示，林彪下令軍隊介入政治鬥爭，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時維持社會秩序。但哪一派是「左派」？毛似乎並沒有向各地軍方指明該地區哪一派群眾組織是左派，於是，誰是「左派」就全憑各地軍方去自行鑒別評定了。全國各地的軍方（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幾乎無一例外的認為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是左派。問題是，如果該地區奪權的群眾組織是軍方心目中的左派，那當然皆大歡喜。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產生軒然大波。因為軍方一旦認定奪了權的一派群眾組織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麼軍方將非但不與奪權的一派合作，還會去指責他們。這正是在全國多數地區發生的情況。而奪權派則不但不會在軍方的指責面前屈服，還會對軍方實行反指責。他們認為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走資派奪權，當然就是左派。當然應得到軍隊的支持。軍隊不支援自己這一派，就是犯了錯誤。氣氛在軍方和奪權派的互相指責中急劇緊張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奪權派群眾組織衝擊當地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正是各地奪權派群眾組織與該地區軍方的鬥爭，直接導致了軍隊在3月間展開的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這次「鎮反」運動中，軍方大多採取這樣的措施：１、在奪權的一派中挑選出一個或幾個成份尤其複雜的工人組織，將其打成「反革命」組織。大、中頭頭予以逮捕，小頭頭在單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員進行「批評教育」。２、對「奪權派」中所有的學生組織和成份不那麼複雜的機關職員組織、工人組織進行攻心瓦解，挫其氣焰。３、對在「奪權」中受到排斥的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予以扶植。例如在廣州，軍方把「奪權派」中的「八一戰鬥兵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對「工聯」、「紅旗工人」等工人組織和「中大紅旗」、「華工紅旗」等學生組織實行壓制和分化瓦解。對「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紅色工人」、「廣州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品質較高」的工人和學生組織給予扶植。又如在武漢，軍方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組織」，對「紅衛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團」等實行分化瓦解，對政治品質較高的機關職員和工人的聯合組織「百萬雄師」予以扶植。在「鎮反」期間，被鎮壓取締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組織的群眾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得到軍方扶植的一派組織就當然是揚眉吐氣得意洋洋。

對於那些紅衛兵組織，開始逐漸被取締。學生們被敦促回到學校，學校也於3月提早開學。4月，久已沉默的劉少奇不僅被指控為走資派，而且被指控為國家的頭號叛徒。由於1966年以來所造成的混亂，周恩來在毛的默許下，開始致力於恢復政府機構的職能，包括恢復老幹部的職位。但是，軍方的「鎮反」行動似乎出乎毛的預料，因為毛希望借助「奪權派」衝擊屬於劉鄧系統的省市黨委，希望借此清洗自己的政治對手，儘管他並不否認「保守派」的政治品質比行動迅速的「奪權派」在整體上來說是要高一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軍方把這些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或進行壓制分化瓦解的做法。基於這樣的考慮，毛在4月份開始向各地軍方提出批評，指出他們在「支左」中犯了錯誤，即錯誤的鎮壓了「奪權派」群眾組織。

毛的批評使原來已近於瓦解的奪權派群眾組織不但迅速恢復過來，而且對軍方採取了進擊的姿態。他們指責軍方的鎮壓行動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他們要求軍方釋放在押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要求軍方給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

他們的這些訴求先是以標語口號大字報來表達，接著使用了集會遊行乃至絕食抗爭的方式。

由於軍方拒絕承認錯誤，拒絕釋放所抓捕的人員，拒絕為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致使「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劇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發生了「奪權造反派」組織對軍事機關的衝擊，包括搶奪武器武裝自己。

與此同時，對毛的神化和膜拜也愈演愈烈。全國開始流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語錄歌」、「語錄操」。在一方面對毛高度個人崇拜的同時，文革冒出了各種各樣自由化的思潮，而這自然是毛所不能接受的。

5月，激進的造反派因為不滿，開始了對一切權力機構的衝擊。北京的造反派們衝擊了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包括外交部。在各省市，不斷出現武鬥事件，而且是逐步升級。武鬥之風盛行全國。而軍方則開始大力扶植「保守派」組織，並使之作為壓制「奪權造反派」的前鋒力量。由此就發生了「保守派」挑起的「武鬥」。比如武漢。7月，在武漢軍區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品質較高的人群所組成的組織－－「百萬雄師」迅速壯大，並以「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為動員口號向「工總」、「二司」等「奪權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實行暴力壓制，從毆打很快發展為屠殺。在北京派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武漢軍區司令不得不屈服。

8月，造反派的行為更加無法控制了。在北京，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公開審判劉少奇；在許多其它城市，出現了「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戰鬥。暴力和血腥象流行病一樣在各處蔓延。到了8月底，中國似乎已經徘徊在了無政府的邊緣。

毛既然已經實現了打倒劉鄧的目地，那麼他所發動的文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毛決定選擇秩序，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

文革熱月(1967年9月--1969年初)

1967年9月初，軍隊受命恢復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和國務院等下令群眾交出武器並不妨礙軍隊執行任務。換言之，群眾造反的權利被剝奪了。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學生必須回到學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一些成員，如王力等則被拋出成為替罪羊，被指責是前一段混亂的幕後策劃人。

毛為了平衡保守派與激進派，在進行的清洗中還包括軍隊中的一些高層將領，比如軍隊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清洗的同時，毛領導下的中共開始逐步恢復對各地黨政機關的控制。而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並未如毛期望的那樣成為恢復秩序的重要領導機構，因為革委會中的軍方人士佔有著主導地位，導致更多的群眾缺乏團結的熱情，並開始產生了厭倦，對政治也越來越冷淡。不過，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組織還在繼續進行著武鬥，直到1968年夏被徹底鎮壓。

1968年春到夏初，對軍隊的嚴厲干涉的強烈反抗與官方反對「右傾思想」 的運動混在一起，使得全國許多地方又爆發了新的武鬥。武鬥主要發生在對立的紅衛兵組織之間以及學生和軍隊之間。7月，毛接見了紅衛兵領袖，通知他們離開歷史舞台的時刻到了。隨即軍隊和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結束了武鬥。期間的流血事件並不罕見。

最大的流血事件發生在廣西。其省軍區政委韋國清下令殺害或判以死刑的激進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人數令人震驚。許多學生造反派被遣送到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同時，那些對文革懷有牴觸情緒的中共官員也被遣送到農村的「五七干校」 接受教育。

借助軍隊的力量，毛領導的中共逐漸掌控了局勢。

1968年9月7日，北京召開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即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十萬人慶祝大會，標誌著文革塵埃的基本落定。除了上海是造反派掌權外，其它省市則是保守派掌權。上海造反派掌權是通過一場武鬥獲得的。造反派熱衷武鬥，保守派熱衷整人。正因為上海當權的造反派實現了毛髮動文化革命，以抓革命來促生產，精神變物質的夢想，所以上海幫一直沒有失寵。

10月，中共秘密召開了八屆十二次全會，會議正式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以及一切職務，包括國家主席一職。而此時劉少奇已被秘密關押多時，最後黯然死於獄中。

關於劉少奇，雖然他的遭遇比較悲慘，但他與毛事實上並無本質上的區別，甚至毛劉在思想上、語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他值得指責的地方其實很多。1945年中共九大，他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並將它寫入黨章、黨綱。毛的個人迷信，個人權威首開局面，他有頭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寵信，地位逐步上升。論資歷劉與周都是1922年加入中共，但論業績功勞，劉實在差周甚遠，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59年廬山會議上，劉對彭德懷大加斥責，昧著良心，不顧事實，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為，更令人齒冷。他的死只不過是權力爭鬥失敗的結果。

毛在打倒黨對對手的同時，對其的神化和膜拜也達到頂峰。毛的著作和各種畫像、塑像、像章大量發行，學生們往往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來開始一天的活動。全國流行的「忠字舞」、「語錄歌」、「語錄操」 要求人人會跳，人人會唱。

八屆十二次全會後，中共開始了持續一年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目地是審查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中共幹部和其他領導人以及在文革期間被提升到領導地位的人在政治上的可靠性。重新擁有權利的保守派開始了對造反派的殺戮。家庭出身再次成為進行政治判斷的標準。

文革的結束(1969年底)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此時的林彪由於文革時對毛的忠心，其權力和聲望都達到了頂峰。他在大會上作了報告，全面評價了文革和國際形勢。強調了學習毛思想和重建黨的重要性。而毛在大會閉幕後不久的一次談話中，再次強調了重建黨的重要性。他還說：在幾年後，我們也許還要進行另一場革命。

「九大」選出的五人權利核心中，除毛和林彪外，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軍隊的影響力上升。在會議結束後，中共正式向全國公佈了「九大」 公報，公開譴責了劉少奇，並歡呼文革的勝利。由於「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部份被打倒，部份被選進了新的統治機構，該小組在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後，自動消失了。

至此，毛髮動文革的目地基本實現：政治對手被打倒，權力重新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級地方政權和基層單位的權力已經由「革命委員會」接管。中央委員會也通過「九大」的組織程式進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貴們大都進入了各級政權班子。

到了1969年底或1970年初，文革徹底結束了。但是，中共的迫害行動並沒有終止。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連串的運動中，中共象文革前一樣開始了反覆清算、懲治、鎮壓民眾。此時，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中共高層各派系已無歧見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