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又一次的血腥屠殺─「六四」血案經過
在中共頒布戒嚴令後，5月24日，北師大學生柴玲等組織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約10萬餘學生進駐天安門廣場。5月25日， 51名人大常委要求召開緊急人大會議，討論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5月28日，全國各地民眾舉行遊行，抗議戒嚴，抗議用軍隊解決內部矛盾。6月2日，被攔在北京郊外的軍隊開始化裝進城，因一次意外的車禍被攔截的市民發現，更多的市民到路口攔截。
此時，中共內部也正在就如何解決學潮爭論不休。最終，中共高層下達了開槍的命令。關於外界對誰應對向學生開槍事件負責，根據趙紫陽的回憶訪談，趙指出：「除了鄧小平，（中南海）沒有人能下這個（開槍）的決心」。 趙還指出：「軍閥政府，甚至蔣介石在『一二九』學生運動時都不敢下令向學生開槍，『（六四』）出動了幾十萬軍隊，調動了幾個軍區，沒有這個必要」。
6月3日，進城部隊同攔截市民發生衝突。西路軍隊被攔截在木樨地。晚10時左右，自木樨地開始，在北京城一些主要進城路口爆發大規模槍擊。據說，有一些是橡皮子彈，一些真子彈基本不是直接射向人群，而是掃向空中和地面，主要意圖是嚇退民眾。無奈，一些受傷的市民和學生被抬下去後，其他的人依然不退。出現一些遭槍擊死亡的平民。據說，當晚，聚集在木墀地一帶的有幾千人，包括學生和市民。他們是自發來攔截軍車的。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消失了，一些人永遠留下了殘疾。據說，木墀地是「六四」期間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
6月4日凌晨，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始了武力清場行動。在軍隊進城過程中，因軍隊已經開槍，部分憤怒的市民開始還擊，他們焚燒沒有武裝的軍車，據說有若干學生和市民被打死。
而根據近兩年公佈的資料，當時中共軍隊開槍時所用子彈竟然並非是普通的子彈，而是霰彈。這種子彈的危害就在於它一進入身體，就像開花一樣，造成大面積的創傷而很快致人死亡。據說，中共是世界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用這種子彈槍殺自己子民的政權。中共的殘暴、邪惡再次暴露無遺。
6月5日，中共軍隊鎮壓了學潮，並控制了整個局面。隨即，中共將學潮正式定性為「動亂」，中共所有御用媒體開始了舖天蓋地的對學生的批判，並且否認發生流血和死亡的事實。同時，中共在全國展開了對所有學運領袖的搜捕，王丹等二十一人被通緝。所有參加遊行的學生、老師和其他民眾要進行深刻的學習和檢討。應屆畢業生大部分不許留在城市。全國各高校新生從入校開始就要參加軍訓……
而鄧小平再次開始了對中共高層的清洗。6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趙紫陽被撤銷一切職務並繼續審查。趙紫陽堅決不做檢討。他說：「在『六四』之後召開的四中全會我堅持不做檢討，只是說明自己的態度，是因為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幾乎年年都要做檢討，當時是真的認為自己錯了。但是這一次不認為自己做錯，所以不能檢討，這決不是分裂黨。現在想起來，當時那樣做，大概是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罷」。因為趙紫陽的這一態度，他從此開始了長達16年的軟禁生活，並於2005年初逝世。趙的命運在宋朝預言《梅花詩》第九節中早有預示：「火龍蟄起燕門秋，原璧應難趙氏收」。指的就是趙紫陽因為六四事件而被打壓。
而那些支持學運的中共領導人也被逐一換掉。在六四事件中憑藉鐵碗鎮壓的江xx和李鵬等人則平步青雲，登上了中共的最高寶座，並在不久的歲月中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1990年1月7日，中共吊銷了支持學生運動的知識份子嚴家其、萬潤南、陳一諮持有的中國護照。6月27日，在美國大使館避難的方勵之夫婦獲准出國治病。1991年1月26日，學運領袖王丹等八人被判處有期徒刑。2月12日，陳子明等四人被判處有期徒刑。此時的中國在中共的鎮壓下陷入了一片沉寂。
歷史之謎---「六四」死亡人數
關於1989年「六四」屠城的傷亡人數，中共官方始終沒有公佈過。事隔七年後，江xx支支吾吾的說出了一個數字。1996年3月初，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當前社會狀況》研討會上，有較詳細、具體的披露，但都是內部檔案材料，不公開，不傳達。
下面是摘自該會上公開資料的抄件。
八九年春夏三百多萬人次參加示威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月、六月初，全國有二十一個城市發生五千人以上規模的遊行示威、集會、請願活動，參加的共有三百七十二萬人次，其中有大專院校學生和教員、工人、農民、黨政機關幹部、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工作人員、復員軍人、中小學學生和教員、退休職工等。
廿一座城市發生五千人以上的示威遊行。這二十一座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貴陽、哈爾濱、瀋陽、蘭州、太原、重慶、長沙、烏魯木齊、南京、鄭州、南寧、西安、南昌、杭州、石家莊等。除北京外，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貴陽、鄭州、瀋陽、哈爾濱、西安、蘭州等地都發生了暴力衝擊執法機關、破壞交通、焚燒國家建築物、殘害無辜等嚴重事件。
公安部關於各地傷亡統計資料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第五次呈國務院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
北京市：群眾死亡，五百二十三人；群眾受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人；軍警死亡，四十五人；軍警受傷，六千二百四十餘人。
成都市：群眾死亡，二百七十七人；群眾受傷，二千一百餘人；軍警死亡，九人；軍警受傷，五百五十餘人。
武漢市：群眾死亡，十二人；群眾受傷，一百七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二十五人。
貴陽市：群眾死亡，二十九人；群眾受傷，二百九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五十餘人。
哈爾濱市：群眾死亡，七人；群眾受傷，九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九十餘人。
鄭州市，群眾死亡，六人；群眾受傷，一百三十餘人；軍警受傷，一百五十餘人。
蘭州市，群眾死亡，二十一人；群眾受傷，二百餘人；軍警死亡，二人；軍警受傷，一百二十餘人。
全國傷亡人數及北京市死亡情況資料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月、六月初，全國發生政治動亂、暴亂期間，共有九百三十一人死亡，二萬二千餘人受傷。
北京市在動亂、暴亂中死亡情況：人數：五百二十三人。其中，北京學生：五十七人；北京市居民：四十五人；外地學生：一百七十一人，外地職工、居民、農民：二百二十九人；身份不詳：二十一人。
北京市府戒嚴部隊關於傷亡人數統計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傷亡人數統計報告資料檔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六時報告：現場死亡及送抵醫院證實死亡人數，一百四十九人。六月八日第二次報告：死亡人數，二百六十一人。六月十八日第三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一十九人。八月十五日第五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一十九人。十月十五日第五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八十五人。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八十五人。一九九○年一月五日第七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九十人。一九九○年四月十日第八次報告：死亡人數，五百一十五人。
從以上中共官方所披露的數字看，並不能令人信服。但比起當初中共官員的沒死一人的謊言，總算是有了一個正式的官方統計數字。真實的死亡數字究竟是多少，恐怕己成了歷史之謎。只有等「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也許才能大白於天下。但無論怎樣，中共開槍屠殺學生和百姓，卻是不爭的事實。中共和鄧小平因為這一暴行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六四」血案再次表明，無論中共以怎樣的外表示人，其邪惡、暴虐的本性始終未變。
「六四」血案後中共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
1989年學生運動及「六四」過後，特別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相繼垮臺，使中共政府採取更加強硬保守的立場，不但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而且開始控制國內的思想、經濟。因為「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使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數量驟減，中共擔心會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自身的垮臺。
在國際上，由於中共的暴行，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不僅在道義上予以譴責，而且在經濟等各方面都對中共予以制裁。中共曾短暫樹立起來的新形象轟然倒塌。中共的人權惡棍形象開始樹立在世界各國面前。中共在對外交往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1992年，「六四」屠夫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並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利用個人威望重新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此後，中共雖繼續對經濟開放給以支持態度，但加強了對於民眾言論（包括網際網路）、文化類的產物（如電影、書刊、電視廣播等）進行嚴格的監控與審查的力度。
但就在這嚴酷的環境下，一個影響了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高德修煉大法開始洪傳。
對鄧小平的評價
不可否認，作為中共新領導人的鄧小平在平息民憤，緩和矛盾，進而鞏固中共邪惡政權方面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鄧的務實精神使他更注重平民百姓的訴求，因此更加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不過，歷史給中共和鄧小平都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學會尊重事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契機。但是，中共並沒有改變其邪惡的本性和一貫的作法。而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為了維護這個邪惡政權。當這個邪惡政權的穩定與人民利益相衝突時，鄧毫不猶豫的舉起了屠刀。正是鄧本人在「六四」事件中下達了向學生和民眾開槍的命令，由此成為千夫所指的屠夫，並因此遭到了上天的譴責。
2006年9月23日星期六
2006年9月22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二十二)
中共的暴力屠殺：「六四」血案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但是文革和毛時代結束以後，雖然更換了新的領導人，雖然實施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但不管城頭變換怎樣的大王旗，中共及其領導下的政權，並未改變其暴虐的本性。1989年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的屠殺就是中共本性的再一次暴露。
* 「六四」源起和形成階段
中共從1985年到1988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對學生等知識精英要求民主要求的鎮壓，並沒有使學生和知識份子清楚的認識中共的本性，反而還對中共新領導人充滿了幻想。
1989年3月5日，拉薩發生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3月8日拉薩宣佈戒嚴。4月15日，已經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於胡在知識份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學生自發參加了悼念活動，並在悼念活動中對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達了不滿，尤其表達了對一些腐敗傳言很多的領導步步高陞的氣憤。這種情緒迅速蔓延，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當時遊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份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這樣的要求對政府來說顯然不能接受，而學生提出這樣的要求當然也不過分。中共的政府官員顯然並不知曉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僅不派人與遊行學生交流，而是派武警前去維持秩序，學生的愛國熱情受到壓制。學生的情緒在胡的追悼會上爆發。(選自64memo中華富強)
4月22日，在胡耀邦的追悼會上，學生強烈要求政府高官接納他們的請願書，並希望能夠看胡最後一眼。這要求在中共領導看來是過分的請求，因此給予拒絕。情緒失控的學生請願者，擴大了遊行規模，繼續向政府提出他們的要求。西安、成都等地的遊行者還發生了焚燒汽車的過激行動。
中共領導人沒有正面的回應，採取的措施是通過學校給學生施加壓力。學生的情緒因為沒得到安撫，相反，卻因為一些學生在衝突中被捕，更加大了學生的對立情緒。學生們堅持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 (64memo.com89)
不滿學生會不能向政府反映他們的聲音，遂成立了向政府反映意見的北大學生自治會。後來全國很多高校倣傚成立了相應的組織，並成立了「高自聯」。
此時，身居幕後、卻一言九鼎的鄧小平在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國外期間，聽了李鵬和中共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負責人的匯報後，斷言學運「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並且發表了「四二五講話」。
根據鄧的講話，4月2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史稱「426社論」，把學生的遊行請願活動定性為「動亂」。對文革有著模糊記憶的學生們知道參與動亂的後果，尤其政治上的定性將有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前途。85到87年因請願支持胡的學生在畢業分配中受到的整肅更讓他們不寒而慄。
這時學生們只有兩種選擇，其一是響應政府號召，停止遊行請願，等待後來的處分，俗稱「秋後算帳」。其二是繼續抗爭，至少能躲過動亂分子的帽子。學生們當然選擇了後者。(六四檔案 - 89) 學生的想法是：繼續抗爭，最壞就戴上動亂分子的帽子，萬一政府良心發現，還能躲過這頂帽子。而如果不抗爭，則動亂分子的帽子已經戴上了。可能最關鍵的還是85到87年對學生的打壓過於殘酷，使他們非常恐懼承擔被打壓的後果。可以說，426社論的發表，將學生置於沒有退路的位置。
事態發展到現在，應該說基本是學生的自發運動，根本沒有後來所說的「受人煽動」的跡象，更跟所謂的「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趙紫陽搭不上界。
對中共而言，平息學潮，要麼開槍鎮壓，要麼下台。中共當然不會選擇下台，而時任總書記的、對學生抱有同情的趙紫陽傾向採取溫和的政策。當在平壤的趙紫陽接到中南海緊急電報後立即趕回北京，並且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反對實行軍管戒嚴，批評《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指示所發的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有錯誤。與此同時，趙紫陽還提出與學生進行對話的方案，要求「退一步」，並承諾對話的局面一旦失控，責任可由其本人出來承擔。但是鄧態度強硬，拒不接受。
此時，學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取消426社論，承諾不「秋後算帳」。中共以趙紫陽為首的政府答應了不秋後算帳的要求，但因為鄧態度的強硬，卻加大了426社論的宣傳力度。這使學生們選擇了對中共承諾的不信任。
4月27日，爆發了數萬人的大遊行，一些學生舉著「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堅決打倒官倒和腐敗」、「媽媽，我們沒有錯！」等標語走在遊行的隊伍裡。一些海外的華人團體也開始聲援國內的學生。
新華社又發表了428社論，口氣比426社論略顯緩和，承認大部分學生是被矇騙的，只有少數人在煽動動亂。而學生們明白，他們基本上是自發的，因此如果說有人煽動的話那就是他們自己。中共顯然已經暗含「殺機」。
下午，中共派袁木、何東昌等人與學生對話。中共還是沒有回應學生的問題，只是勸學生返校上課。其後的幾天，中共政府和學生都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上海學生大遊行。上海學生抗議上海市委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遊行學生的口號主要有：「聲援北京學生！愛國無罪！」「修改遊行條例！」「新聞要說真話，」「民主萬歲！」「推進民主，嚴懲官倒，清除腐敗，」「快復《導報》原狀！」「打倒官倒，反對特權，」「讓創造財富的人先富起來！」「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讓人民說真話，就不是強大自信的表現！」。 (64memo.com89)而後來成為鎮壓法輪功元兇的江xx就是通過其對《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的鐵碗處理和學生的血腥鎮壓而爬上了中共最高黨魁的位置。
趙紫陽發表關於穩定和反對動亂的講話，表達了中共溫和派領導人的意見。同日，「高自聯」發表五四宣言。全國學生相繼遊行。高自聯在遊行後發表說明，呼籲學生自5月5日起全部復課。學生們認為可以接受趙的講話精神，相信很快就可以摘掉動亂分子的帽子。因此，學潮處於相對平靜時期。學生們在等待政府否定426社論。但是，趙受中共黨內極左勢力的牽制，對學生的期待並沒有作出快速的讓步。覺得受到欺騙的學生遂於5月13日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絕食書》中寫道：
「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掛、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份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員警和那吐縉我們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六四檔案/2004)」
學生的絕食使中共內部對如何處理分歧更加激烈。5月14日，趙紫陽派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書記處書記閻明復、監察部長尉健行等在統戰部禮堂同學生代表對話，包括學生代表在內的各界人士到廣場勸絕食學生返回學校。至少也要顧全國際聲譽的大局，不要影響當時的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訪華的國事活動。無奈參與絕食的學生鐵心等待政府宣佈他們是愛國青年的決定。5月15日，李鐵映、閻明復等在政協禮堂繼續與學生對話。全國各地相繼爆發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首都高校學生也組織了各種後援活動，大批學生24小時在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部分絕食學生昏迷，少量維持秩序的學生由於勞累過度而送院治療。 (64memo.com89)
5月16日，閻明復再次到廣場發表講話，懇切勸說學生返校，並說願意做人質等待政府答應他們的條件。情緒激動的學生沒有聽從起勸說。同日，趙紫陽與戈巴契夫在釣魚台會面。次日凌晨，趙發表書面講話，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精神，承諾絕不秋後算帳。但擔心受到欺騙的學生仍然堅持絕食。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訪談，5月17日，中共高層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實行軍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鄧小平之外，只有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楊尚昆、喬石和胡啟立則持反對意見。而在當天的會議上，楊尚昆、喬石都臨時改變了立場。胡啟立當時雖然表示不反對戒嚴，但是仍提出「是否還有比軍管更好的方法」。
5月19日凌晨，趙紫陽、溫家寶到廣場看望學生。趙紫陽發表了催人淚下的講話，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希望進行對話。不料，晚上突然傳出戒嚴的消息。絕食活動於是宣佈結束，但學生們繼續進行遊行和抗議活動。而北京市民開始自發到各進城路口阻攔軍車進城。
5月20日，李鵬簽署了在北京地區實施戒嚴的命令，稱：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64memo.com - 89)
戒嚴令頒布後，遊行規模進一步擴大。遊行的口號開始集中在李鵬、楊尚昆、鄧小平身上。並開始出現直接針對中共的口號，過去擁護中共、反對腐敗的口號減少。
戒嚴令發佈後，由於部分軍人抵制，更由於市民的反對和阻攔，戒嚴令基本沒有得到實施。而直到此時，雖然有上千萬人上街遊行，但所有的抗議活動一直是在平和的環境下進行的，基本沒有出現什麼惡性事件。以趙為首的中共溫和派和學生保持了基本的克制。但是中共的邪惡、暴虐本性決定了它在關鍵時刻，為了維護其邪惡的政權，不惜屠殺所謂「威脅」自身的民眾。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但是文革和毛時代結束以後，雖然更換了新的領導人，雖然實施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但不管城頭變換怎樣的大王旗，中共及其領導下的政權，並未改變其暴虐的本性。1989年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的屠殺就是中共本性的再一次暴露。
* 「六四」源起和形成階段
中共從1985年到1988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對學生等知識精英要求民主要求的鎮壓，並沒有使學生和知識份子清楚的認識中共的本性，反而還對中共新領導人充滿了幻想。
1989年3月5日，拉薩發生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3月8日拉薩宣佈戒嚴。4月15日，已經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於胡在知識份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學生自發參加了悼念活動，並在悼念活動中對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達了不滿，尤其表達了對一些腐敗傳言很多的領導步步高陞的氣憤。這種情緒迅速蔓延，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當時遊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份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這樣的要求對政府來說顯然不能接受，而學生提出這樣的要求當然也不過分。中共的政府官員顯然並不知曉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僅不派人與遊行學生交流，而是派武警前去維持秩序，學生的愛國熱情受到壓制。學生的情緒在胡的追悼會上爆發。(選自64memo中華富強)
4月22日，在胡耀邦的追悼會上，學生強烈要求政府高官接納他們的請願書，並希望能夠看胡最後一眼。這要求在中共領導看來是過分的請求，因此給予拒絕。情緒失控的學生請願者，擴大了遊行規模，繼續向政府提出他們的要求。西安、成都等地的遊行者還發生了焚燒汽車的過激行動。
中共領導人沒有正面的回應，採取的措施是通過學校給學生施加壓力。學生的情緒因為沒得到安撫，相反，卻因為一些學生在衝突中被捕，更加大了學生的對立情緒。學生們堅持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 (64memo.com89)
不滿學生會不能向政府反映他們的聲音，遂成立了向政府反映意見的北大學生自治會。後來全國很多高校倣傚成立了相應的組織，並成立了「高自聯」。
此時，身居幕後、卻一言九鼎的鄧小平在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國外期間，聽了李鵬和中共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負責人的匯報後，斷言學運「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並且發表了「四二五講話」。
根據鄧的講話，4月2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史稱「426社論」，把學生的遊行請願活動定性為「動亂」。對文革有著模糊記憶的學生們知道參與動亂的後果，尤其政治上的定性將有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前途。85到87年因請願支持胡的學生在畢業分配中受到的整肅更讓他們不寒而慄。
這時學生們只有兩種選擇，其一是響應政府號召，停止遊行請願，等待後來的處分，俗稱「秋後算帳」。其二是繼續抗爭，至少能躲過動亂分子的帽子。學生們當然選擇了後者。(六四檔案 - 89) 學生的想法是：繼續抗爭，最壞就戴上動亂分子的帽子，萬一政府良心發現，還能躲過這頂帽子。而如果不抗爭，則動亂分子的帽子已經戴上了。可能最關鍵的還是85到87年對學生的打壓過於殘酷，使他們非常恐懼承擔被打壓的後果。可以說，426社論的發表，將學生置於沒有退路的位置。
事態發展到現在，應該說基本是學生的自發運動，根本沒有後來所說的「受人煽動」的跡象，更跟所謂的「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趙紫陽搭不上界。
對中共而言，平息學潮，要麼開槍鎮壓，要麼下台。中共當然不會選擇下台，而時任總書記的、對學生抱有同情的趙紫陽傾向採取溫和的政策。當在平壤的趙紫陽接到中南海緊急電報後立即趕回北京，並且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反對實行軍管戒嚴，批評《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指示所發的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有錯誤。與此同時，趙紫陽還提出與學生進行對話的方案，要求「退一步」，並承諾對話的局面一旦失控，責任可由其本人出來承擔。但是鄧態度強硬，拒不接受。
此時，學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取消426社論，承諾不「秋後算帳」。中共以趙紫陽為首的政府答應了不秋後算帳的要求，但因為鄧態度的強硬，卻加大了426社論的宣傳力度。這使學生們選擇了對中共承諾的不信任。
4月27日，爆發了數萬人的大遊行，一些學生舉著「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堅決打倒官倒和腐敗」、「媽媽，我們沒有錯！」等標語走在遊行的隊伍裡。一些海外的華人團體也開始聲援國內的學生。
新華社又發表了428社論，口氣比426社論略顯緩和，承認大部分學生是被矇騙的，只有少數人在煽動動亂。而學生們明白，他們基本上是自發的，因此如果說有人煽動的話那就是他們自己。中共顯然已經暗含「殺機」。
下午，中共派袁木、何東昌等人與學生對話。中共還是沒有回應學生的問題，只是勸學生返校上課。其後的幾天，中共政府和學生都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上海學生大遊行。上海學生抗議上海市委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遊行學生的口號主要有：「聲援北京學生！愛國無罪！」「修改遊行條例！」「新聞要說真話，」「民主萬歲！」「推進民主，嚴懲官倒，清除腐敗，」「快復《導報》原狀！」「打倒官倒，反對特權，」「讓創造財富的人先富起來！」「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讓人民說真話，就不是強大自信的表現！」。 (64memo.com89)而後來成為鎮壓法輪功元兇的江xx就是通過其對《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的鐵碗處理和學生的血腥鎮壓而爬上了中共最高黨魁的位置。
趙紫陽發表關於穩定和反對動亂的講話，表達了中共溫和派領導人的意見。同日，「高自聯」發表五四宣言。全國學生相繼遊行。高自聯在遊行後發表說明，呼籲學生自5月5日起全部復課。學生們認為可以接受趙的講話精神，相信很快就可以摘掉動亂分子的帽子。因此，學潮處於相對平靜時期。學生們在等待政府否定426社論。但是，趙受中共黨內極左勢力的牽制，對學生的期待並沒有作出快速的讓步。覺得受到欺騙的學生遂於5月13日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絕食書》中寫道：
「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掛、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些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份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員警和那吐縉我們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什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什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毆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六四檔案/2004)」
學生的絕食使中共內部對如何處理分歧更加激烈。5月14日，趙紫陽派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書記處書記閻明復、監察部長尉健行等在統戰部禮堂同學生代表對話，包括學生代表在內的各界人士到廣場勸絕食學生返回學校。至少也要顧全國際聲譽的大局，不要影響當時的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訪華的國事活動。無奈參與絕食的學生鐵心等待政府宣佈他們是愛國青年的決定。5月15日，李鐵映、閻明復等在政協禮堂繼續與學生對話。全國各地相繼爆發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首都高校學生也組織了各種後援活動，大批學生24小時在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部分絕食學生昏迷，少量維持秩序的學生由於勞累過度而送院治療。 (64memo.com89)
5月16日，閻明復再次到廣場發表講話，懇切勸說學生返校，並說願意做人質等待政府答應他們的條件。情緒激動的學生沒有聽從起勸說。同日，趙紫陽與戈巴契夫在釣魚台會面。次日凌晨，趙發表書面講話，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精神，承諾絕不秋後算帳。但擔心受到欺騙的學生仍然堅持絕食。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訪談，5月17日，中共高層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實行軍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鄧小平之外，只有李鵬、姚依林堅持軍管，楊尚昆、喬石和胡啟立則持反對意見。而在當天的會議上，楊尚昆、喬石都臨時改變了立場。胡啟立當時雖然表示不反對戒嚴，但是仍提出「是否還有比軍管更好的方法」。
5月19日凌晨，趙紫陽、溫家寶到廣場看望學生。趙紫陽發表了催人淚下的講話，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希望進行對話。不料，晚上突然傳出戒嚴的消息。絕食活動於是宣佈結束，但學生們繼續進行遊行和抗議活動。而北京市民開始自發到各進城路口阻攔軍車進城。
5月20日，李鵬簽署了在北京地區實施戒嚴的命令，稱：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64memo.com - 89)
戒嚴令頒布後，遊行規模進一步擴大。遊行的口號開始集中在李鵬、楊尚昆、鄧小平身上。並開始出現直接針對中共的口號，過去擁護中共、反對腐敗的口號減少。
戒嚴令發佈後，由於部分軍人抵制，更由於市民的反對和阻攔，戒嚴令基本沒有得到實施。而直到此時，雖然有上千萬人上街遊行，但所有的抗議活動一直是在平和的環境下進行的，基本沒有出現什麼惡性事件。以趙為首的中共溫和派和學生保持了基本的克制。但是中共的邪惡、暴虐本性決定了它在關鍵時刻，為了維護其邪惡的政權，不惜屠殺所謂「威脅」自身的民眾。
2006年9月21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二十一)
維持不變的專制統治下的經濟改革開放
在文革和毛時代經歷了大起大伏的鄧小平重新執掌政權後，意識到了只有快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擺脫毛時代遺留的混亂的中國經濟狀況，才能繼續維護中共的政權統治。因此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並通過了實施經濟改革的政策，但對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卻諱莫如深。
根據中共近年公佈的資料，可以瞭解，當時中共內部在經濟改革上仍存在著分歧。以陳雲為首的「調整派」不主張改變現存的經濟結構，但主張縮減國家對重工業的發展規劃，刺激消費品工業的發展。而與之相對的「改革派」，不僅主張調整現行政策和發展次序以獲得更為平衡的經濟增長，而且要求改革現存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改革派」把市場力量看作是解決「計劃經濟」中存在的問題的途徑，提倡運用一些資本主義方式來加快經濟發展。鄧小平最終選擇了支持「改革派」。而為了調和「調整派」和「改革派」的分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採用了把「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相結合的模糊提法。
1979年春，中共新政府調整了工業發展比例，即大幅度減少了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投資，大量增加了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改革的序幕慢慢拉開了。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分別講述：農村經濟改革、城市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
* 農村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
毛時代時在農村實行的人民公社，因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局面，嚴重抑制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出現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不過，其結果是兩個村在當年得到了驚人的農業收入。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中國所有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根據「責任制」，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允許農民與生產隊簽定關於使用土地的合同，允許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到1983年底，中國98%的農戶變成了「責任制」的基本單位。1983年和1984年，農民被允許轉讓承包的土地和僱傭勞動力。為打消農民對政策多變的擔憂，中共新一屆政府又規定把土地承包的時間延長到15年。
在政府的鼓勵下，農村出現了私人企業。醫療和教育設施也逐漸走向商業化。大多數農村幹部成為最初的一批受益者。
而鄧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它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更是進一步推動了有能力的農民的幹勁。
應當說，中國農村的改革在最初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經濟結果。從1978年後，農業總產值以每年9%的速度遞增，農村的勞動生產綠也明顯提高。在其後的5年裡，農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一部分地區的農民先於其它地區富裕起來。
但是，農村的經濟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帶來了相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一，非集體化生產導致農村生育率開始增長，因為一個家庭擁有越多的勞動力走向致富的機會越高。這自然同中共政府提倡的「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節育政策相衝突。因而出現了強迫婦女流產和婦女殺死超生的孩子的人間悲劇。其二，鼓勵農民從事個體經營對其他長遠和普遍利益帶來了負面影響。由於以往的公社、大隊等集體性組織逐漸萎縮，對農村老年人、殘疾人和貧困戶進行照顧的資金越來越少，一些地區的公共診所關閉，學校入學人數減少。而中共政府對此並未投入相應的資金，使上述情況在90年代愈加嚴重。其三，一些地方政府和農民為了謀取短期效益，大量砍伐樹木，佔用耕地興建房屋，破壞環境，致使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其四，由於傳統的士紳階層在中共建國時被徹底打倒，農民的思想教化一直存在著真空。改革開放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又缺乏道德上的教化，使曾經淳樸的農民變得不再樸實。其五，經濟改革引起的長期後果是農村經濟出現了不平等的發展，農村出現了新的階層分化和社會衝突。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通過利用他人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更加富足，而大部分農民則從相對的富有到相對的貧困。一些無所事事的農民成為危害鄉里的流氓。其六，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在90年代出現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而這同中共強調的實現「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相悖的。90年代農民生活狀態惡化不能不說是政府的錯誤所致。
* 城市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
中共新政府在城市中最初的改革主要體現在：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加大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結果是在80年代初，民眾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消費品呈現了購銷兩旺的局面。而在農村實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使中共新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進一步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於1985年全面展開。
改革的重點是運用市場關係模式來對城市工業經濟部門進行改造。改革派認為，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由市場而不是政府通過政治行為決定，將有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因而他們主張將經濟權力和決策權力下放給企業，即在國家的宏觀指導下，企業的負責人有權按照變化的市場條件來決定生產計畫、工人工資和產品價格等。1985年城市經濟改革開始，改革內容包括：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援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被遣返，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鼓勵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時為了解決理論上的困境，改革派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
在企業進行改革的同時，城市中重新出現了個體戶。個體戶除了零售業和服務業外，傳統的手工業也得到了恢復。這部分解決了城市就業緊張的問題。
但是對企業的改革，並未取得預想的成果。由於允許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一些國營企業倒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而政府並沒有提供相應的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同時，企業還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這引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為了緩和矛盾，中共一方面繼續宣揚改革的必要性，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實行下崗再就業政策。
* 對外開放及其帶來的問題
在毛時代，毛的「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使中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1979年，中共新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
1980年，在鄧的支持下，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被建為對外經濟特區。在這四個地區，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城市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闢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地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到與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中共新政府又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
對外開放一方面使大量外資流入，緩和了中國外匯短缺情況，並緩解了部分城市就業狀況。但另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開始納入世界市場，並日益依賴於世界經濟市場的變化，同時官方與非官方的貪污腐敗現象大量增加。
中共新政府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使身受毛時代浸染的一部分人產生了牴觸情緒，認為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競爭是中國政府「主動將中國再度變成殖民地」，還出現了部分沿海省抵制中外合資企業。
而伴隨著對外開放，大量國外資訊不可避免的進入中國，這包括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思想以及對中共的負面報導。民眾中，出現了對中共的不信任、批評和反對的聲音。
雖然中共新政府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卻並沒有改變其專制的本質，即便在1985年以來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的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由於政治改革的滯後，不可避免的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改革。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中共繼續保持政治上的專制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政府雖然在經濟上實行了改革和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卻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依舊採取專制的形式。所謂實行的「人民民主」也是空話而已。當中共的領導人們意識到政權受到所謂的「威脅」時，便毫不猶豫的對民眾進行打擊、鎮壓，甚至是血腥的屠殺。
前文已經提及，1977年-1978年北京出現了毛時代結束後的第一次民主運動。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1981年，中共發起了第一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過去的右派作家白樺為首要打擊對象。中共領導集團甚至一度決定把這場運動發展為第二次反對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運動，只因阻力太大、後果不堪設想才作罷。
1983年4月，美國政府宣佈給予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政治庇護，被稱為「胡娜事件」。10月，中共掀起在思想戰線上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運動。
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雖然受制於鄧小平，但兩人傾向於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因此自1985年以來，中國出現了短暫的罕見的自由時期。包括曾被禁止的大量西方著作被翻譯出版，大量西方學術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想湧入中國，影響著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許多知識份子在經過深刻的反思後，對國家政治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希望借鑒西方的民主制度。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知識份子有北大教授方勵之，作家劉賓雁等。而充滿了變革國家熱情的青年學生更是身先士卒。這種自由化傾向引起了鄧和其他中共「左派」的不安，1986年，中共展開了第二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7年1月1日，北京學生遊行要求取消遊行十條。這再次引起了以鄧為首的中共老一代領導人的不滿。 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由總理趙紫陽代理總書記職務。中共掀起了第三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同月，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先後被開除黨籍；2月，作家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被查禁，《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停職檢查。
趙紫陽，1919年出生。中共建政後，曾在廣東、內蒙古和四川擔任中共黨政領導工作。在四川期間趙紫陽領導農村改革，獲得巨大成功，並在中國推廣。由於其在經濟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趙在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同年出任國務院總理。趙不僅希望推進經濟改革，同時還希望推進政治改革，實行人民真正的民主和司法獨立。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他上任不久，就對鄧匯報說「反自由化最後就是反改革開放，反到你的頭上」。鄧聽後默默不語，趙的心裡於是就有了底，隨即發動反左運動，把左派鄧力群打了下去。趙紫陽主持下達了中央「四號檔」，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只限於黨內，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以正面教育為主」。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在1987年壽終正寢。趙紫陽的做法使這次運動並沒有擴大化。
在1987年5月，大興安嶺發生特大火災。9月和10月，西藏爆發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1988年1月，上海爆發甲型肝炎。3月5日，拉薩祈禱大法會再次出現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中共派兵鎮壓。在鎮壓行動中，共有四人死亡，兩百多人被收容審查。
並不諳政治為何物的趙紫陽當上了總書記後，希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根據其回憶，他在89年之前曾經探詢過鄧的意見。當時鄧小平的意見是：一、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二、可以開放報禁，允許發表對領導人的批評意見，但是批評一定要合法；三、絕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鄧的底線。不過，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在1987年後就一直沒有再向前推動過。
而1987年的學生運動雖然夭折，但並沒有徹底打消學生對民主的渴望。1989年出現的學潮再次表明了這一點。
在文革和毛時代經歷了大起大伏的鄧小平重新執掌政權後，意識到了只有快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擺脫毛時代遺留的混亂的中國經濟狀況，才能繼續維護中共的政權統治。因此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並通過了實施經濟改革的政策，但對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卻諱莫如深。
根據中共近年公佈的資料，可以瞭解，當時中共內部在經濟改革上仍存在著分歧。以陳雲為首的「調整派」不主張改變現存的經濟結構，但主張縮減國家對重工業的發展規劃，刺激消費品工業的發展。而與之相對的「改革派」，不僅主張調整現行政策和發展次序以獲得更為平衡的經濟增長，而且要求改革現存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改革派」把市場力量看作是解決「計劃經濟」中存在的問題的途徑，提倡運用一些資本主義方式來加快經濟發展。鄧小平最終選擇了支持「改革派」。而為了調和「調整派」和「改革派」的分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採用了把「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相結合的模糊提法。
1979年春，中共新政府調整了工業發展比例，即大幅度減少了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投資，大量增加了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改革的序幕慢慢拉開了。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分別講述：農村經濟改革、城市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
* 農村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
毛時代時在農村實行的人民公社，因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局面，嚴重抑制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出現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不過，其結果是兩個村在當年得到了驚人的農業收入。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中國所有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根據「責任制」，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允許農民與生產隊簽定關於使用土地的合同，允許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到1983年底，中國98%的農戶變成了「責任制」的基本單位。1983年和1984年，農民被允許轉讓承包的土地和僱傭勞動力。為打消農民對政策多變的擔憂，中共新一屆政府又規定把土地承包的時間延長到15年。
在政府的鼓勵下，農村出現了私人企業。醫療和教育設施也逐漸走向商業化。大多數農村幹部成為最初的一批受益者。
而鄧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它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更是進一步推動了有能力的農民的幹勁。
應當說，中國農村的改革在最初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經濟結果。從1978年後，農業總產值以每年9%的速度遞增，農村的勞動生產綠也明顯提高。在其後的5年裡，農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一部分地區的農民先於其它地區富裕起來。
但是，農村的經濟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帶來了相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一，非集體化生產導致農村生育率開始增長，因為一個家庭擁有越多的勞動力走向致富的機會越高。這自然同中共政府提倡的「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節育政策相衝突。因而出現了強迫婦女流產和婦女殺死超生的孩子的人間悲劇。其二，鼓勵農民從事個體經營對其他長遠和普遍利益帶來了負面影響。由於以往的公社、大隊等集體性組織逐漸萎縮，對農村老年人、殘疾人和貧困戶進行照顧的資金越來越少，一些地區的公共診所關閉，學校入學人數減少。而中共政府對此並未投入相應的資金，使上述情況在90年代愈加嚴重。其三，一些地方政府和農民為了謀取短期效益，大量砍伐樹木，佔用耕地興建房屋，破壞環境，致使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其四，由於傳統的士紳階層在中共建國時被徹底打倒，農民的思想教化一直存在著真空。改革開放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又缺乏道德上的教化，使曾經淳樸的農民變得不再樸實。其五，經濟改革引起的長期後果是農村經濟出現了不平等的發展，農村出現了新的階層分化和社會衝突。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通過利用他人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更加富足，而大部分農民則從相對的富有到相對的貧困。一些無所事事的農民成為危害鄉里的流氓。其六，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在90年代出現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而這同中共強調的實現「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相悖的。90年代農民生活狀態惡化不能不說是政府的錯誤所致。
* 城市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
中共新政府在城市中最初的改革主要體現在：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加大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結果是在80年代初，民眾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消費品呈現了購銷兩旺的局面。而在農村實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使中共新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進一步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於1985年全面展開。
改革的重點是運用市場關係模式來對城市工業經濟部門進行改造。改革派認為，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由市場而不是政府通過政治行為決定，將有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因而他們主張將經濟權力和決策權力下放給企業，即在國家的宏觀指導下，企業的負責人有權按照變化的市場條件來決定生產計畫、工人工資和產品價格等。1985年城市經濟改革開始，改革內容包括：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援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被遣返，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鼓勵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時為了解決理論上的困境，改革派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
在企業進行改革的同時，城市中重新出現了個體戶。個體戶除了零售業和服務業外，傳統的手工業也得到了恢復。這部分解決了城市就業緊張的問題。
但是對企業的改革，並未取得預想的成果。由於允許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一些國營企業倒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而政府並沒有提供相應的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同時，企業還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這引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為了緩和矛盾，中共一方面繼續宣揚改革的必要性，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實行下崗再就業政策。
* 對外開放及其帶來的問題
在毛時代，毛的「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使中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1979年，中共新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
1980年，在鄧的支持下，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被建為對外經濟特區。在這四個地區，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城市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闢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地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到與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中共新政府又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
對外開放一方面使大量外資流入，緩和了中國外匯短缺情況，並緩解了部分城市就業狀況。但另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開始納入世界市場，並日益依賴於世界經濟市場的變化，同時官方與非官方的貪污腐敗現象大量增加。
中共新政府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使身受毛時代浸染的一部分人產生了牴觸情緒，認為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競爭是中國政府「主動將中國再度變成殖民地」，還出現了部分沿海省抵制中外合資企業。
而伴隨著對外開放，大量國外資訊不可避免的進入中國，這包括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思想以及對中共的負面報導。民眾中，出現了對中共的不信任、批評和反對的聲音。
雖然中共新政府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卻並沒有改變其專制的本質，即便在1985年以來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的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由於政治改革的滯後，不可避免的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改革。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中共繼續保持政治上的專制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政府雖然在經濟上實行了改革和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卻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依舊採取專制的形式。所謂實行的「人民民主」也是空話而已。當中共的領導人們意識到政權受到所謂的「威脅」時，便毫不猶豫的對民眾進行打擊、鎮壓，甚至是血腥的屠殺。
前文已經提及，1977年-1978年北京出現了毛時代結束後的第一次民主運動。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1981年，中共發起了第一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過去的右派作家白樺為首要打擊對象。中共領導集團甚至一度決定把這場運動發展為第二次反對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運動，只因阻力太大、後果不堪設想才作罷。
1983年4月，美國政府宣佈給予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政治庇護，被稱為「胡娜事件」。10月，中共掀起在思想戰線上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運動。
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雖然受制於鄧小平，但兩人傾向於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因此自1985年以來，中國出現了短暫的罕見的自由時期。包括曾被禁止的大量西方著作被翻譯出版，大量西方學術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想湧入中國，影響著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許多知識份子在經過深刻的反思後，對國家政治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希望借鑒西方的民主制度。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知識份子有北大教授方勵之，作家劉賓雁等。而充滿了變革國家熱情的青年學生更是身先士卒。這種自由化傾向引起了鄧和其他中共「左派」的不安，1986年，中共展開了第二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7年1月1日，北京學生遊行要求取消遊行十條。這再次引起了以鄧為首的中共老一代領導人的不滿。 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由總理趙紫陽代理總書記職務。中共掀起了第三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同月，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先後被開除黨籍；2月，作家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被查禁，《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停職檢查。
趙紫陽，1919年出生。中共建政後，曾在廣東、內蒙古和四川擔任中共黨政領導工作。在四川期間趙紫陽領導農村改革，獲得巨大成功，並在中國推廣。由於其在經濟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趙在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同年出任國務院總理。趙不僅希望推進經濟改革，同時還希望推進政治改革，實行人民真正的民主和司法獨立。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他上任不久，就對鄧匯報說「反自由化最後就是反改革開放，反到你的頭上」。鄧聽後默默不語，趙的心裡於是就有了底，隨即發動反左運動，把左派鄧力群打了下去。趙紫陽主持下達了中央「四號檔」，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只限於黨內，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以正面教育為主」。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在1987年壽終正寢。趙紫陽的做法使這次運動並沒有擴大化。
在1987年5月，大興安嶺發生特大火災。9月和10月，西藏爆發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1988年1月，上海爆發甲型肝炎。3月5日，拉薩祈禱大法會再次出現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中共派兵鎮壓。在鎮壓行動中，共有四人死亡，兩百多人被收容審查。
並不諳政治為何物的趙紫陽當上了總書記後，希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根據其回憶，他在89年之前曾經探詢過鄧的意見。當時鄧小平的意見是：一、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二、可以開放報禁，允許發表對領導人的批評意見，但是批評一定要合法；三、絕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鄧的底線。不過，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在1987年後就一直沒有再向前推動過。
而1987年的學生運動雖然夭折，但並沒有徹底打消學生對民主的渴望。1989年出現的學潮再次表明了這一點。
2006年9月20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二十)
毛時代結束後鄧小平的復出和執掌政權
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毛澤東死後，其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持下，於1976年10月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逮捕了「四人幫」。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華在短暫的執政期間，極力模仿毛，並堅決奉行「兩個凡是」政策，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的遵循。」並且不惜花鉅資在天安門廣場為毛修建巨大的陵墓。這自然阻礙了一直與毛意見相左的鄧小平的復出。不過，根基並不穩固的華在政治局另一名常委、國防部長、軍事政變的主要支持者葉劍英的建議下，不得不同意讓鄧小平出來主持經濟工作。鄧不久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並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鄧正式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並在隨後召開的中共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國家副主席，並與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9月9日，毛的陵墓落成，成為中共欺騙老百姓的又一道具。
華國鋒儘管堅決奉行「兩個凡是」政策，但在一些具體政策方面還是進行了一些改變。首先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解凍文革和毛晚期被禁演的電影、戲劇等；允許曾經奄奄一息的文學和學術雜誌重新出版發行；允許翻譯出版西方文學名著；恢復高考，並給予高等教育相當大的重視。此間出現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間痛苦經歷的短篇小說，被稱為「傷痕文學」。其次，在經濟上，盡量緩和工人和農民的不滿情緒，為工人長工資，鼓勵作為輔助生產的自留地的擴大和農村集貿市場的發展。同時，華提出了不切實際的10年規劃，闡述了其對於建設「四個現代化」的設想。這或許成為華失去權力的一個原因。
另一個導致華下台的重要原因是鄧小平權力的日益增長。復出的鄧在贏得了中共大多數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軍隊的支持後，很快改變了曾經「永不翻案」的承諾，這與鄧在文革中的表現是一脈相承的。1978年5月，在鄧的親信、時任中共黨校校長胡耀邦的負責下，《光明日報》發表了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從而引發了全國上下對該文的討論。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的親信汪東興）。7月初，鄧公開了毛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了「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開始公開批評華的「兩個凡是」。
同年，在胡耀邦的積極努力和鄧的默許下，全國55萬名右派被平反，但是五名中央級右派不予平反，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為右派平反，使鄧在贏得中共黨內和軍隊的支持外，又贏得了飽受中共迫害的知識份子的擁護。
中共新領導人的上述舉動並不意味著他們打算改邪歸正，而是在社會危機和人民不滿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時所採取的伎倆，其目地還是為了平息民憤，緩和矛盾，進而鞏固中共邪惡政權。中共新執掌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在文革和毛時代亦受到過迫害，因此有採取溫和政策的傾向，但底線是中共的政權不能被顛覆或受到任何威脅─哪怕它是邪惡的。在對待右派問題上，我們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五名中央級右派不予平反，恰恰意在表明中共的「反右」運動在根本上並沒有錯；同時也向黨內外昭示：採取任何方式對中共政權提出批評都是不可以的。另一方面，中共又對「反右」運動中的擴大化做了「檢討」，並為大部分右派平反，以此收買人心。而善良的中國人除了「感恩戴德」，並未認真的思索究竟是什麼讓他們陷入了深淵，中共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在不久後對民主人士的鎮壓，再次表明，中共剛剛更迭的領導人與以往在本質上並未有任何的不同。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被中共史學家視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鄧在會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鄧成功的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袖」地位。
此外，會議提出了要加強經濟建設。此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潮流。會上還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而鄧當年恰恰是為此而被再次打倒的。在這一年年初在北京西單牆壁上出現的呼籲民主的口號和街頭出現的民主運動，亦因受到該平反事件的鼓勵，而表達了更加強烈的民主願望。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民主運動也從北京擴展到其它大城市和很多省會城市。而數百萬從農村返城的知識青年更表現出了一種不妥協的反抗精神，他們甚至提出了要否定中共的領導。這一民主運動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
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比如魏京生。當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判魏京生，並根據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明確禁止在「西單牆」和規定範圍之外張貼大字所報和小字報。「西單民主牆」不復存在。而作為最高領導的鄧小平稱這些民主人士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犯罪分子」，指責他們恢復使用了文革中有害的政治方式。1980年4月，在中共五屆全國人大十四次會議上，取消了憲法第四十五條「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1981年，作家白樺寫的《苦戀》受到批評，被指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中共借此開展了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在中共的鎮壓下，一度興旺的民主運動沉寂了，很多民運的領導者被送進了監獄。而更為可怕的是，中國民眾在漠然中接受了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的事實。
歷史給中共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學會尊重事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契機。但是，中共並沒有改變其邪惡的本性和一貫的作法。而民眾的漠然，表明了他們對中共專制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進一步提升了鄧的形象。2月，因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爆發戰爭。
在鎮壓民主運動的同時，已在事實上成功執掌最高領導權的鄧小平開始了對中共領導層的更換，即所有領導人都換上他所信任的人。1980年2月，中共五中全會召開。胡耀邦當選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進入政治局常委。此後，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辭去總理之職，由趙紫陽接任。華在一年後又辭去了中共黨主席之職，只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頭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彭真等亦被正式平反。
1981年6月，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在這次會議上，鄧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鄧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及中共黨的人事變動。正式廢除了中共黨的主席一職，胡耀邦被確認為中共的新領袖------雖然事實上真正的最高「領袖」是寧願在幕後指揮的鄧小平。鄧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主任。此後，無論中共前台的領導人如何的更迭，但都聽命於鄧。按照中共的說法，鄧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亦在這次會議上首次出現。
中共徹底否定文革卻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原因
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為了挽救文革和毛後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挽救中共政權的頹勢，除了提出經濟改革、以滿足民眾的物質需求外，還面臨著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
作為文革和毛後期的受害者的鄧和其他擁有類似經歷的中共領導人。在此問題上似乎面臨著一個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棄並修改其政策，即證明其錯誤才能確立中共新政權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們心目中曾經的神聖形像是極為危險的。因為毛一貫的偽裝和中共宣傳機器虛假的宣傳，使一大批中國人，特別是參加過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的積極分子，對毛仍舊懷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導致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對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產生懷疑。其結果是中共政權處於危機中。
出於上述考慮，在1980年夏起草關於如何評價毛的檔時，鄧小平定下了基調：「我們不會像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因此，要對毛的功績作出「適當的評價」。
為了欺騙民眾，為了使中共政權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領導人鄧小平不得不把一個屠殺了幾千萬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舊懸掛在中共的所謂「聖壇」上。可見，其根本的考慮還是中共和自身的權力，而非什麼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從這一點上看，鄧與毛並無本質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鄧下令軍隊開槍屠殺學生的惡行也就不難找到根源了。
事實上，在中共官方於1981年對毛作出所謂「正式評價」前，由於中共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和輿論的導向，對毛的批評也已經是半公開化了。
具體表現在：一、1978年12月，給曾經由於激烈的反對大躍進而被毛打倒的彭德懷正式平反，並恢復了他在1959年前的地位；二、1979年後，大批在文革期間和毛時代被打成「右派分子」和「走資派」的人被逐漸平反，他們在恢復以往的地位後，加強了反毛的輿論和政治活動。三、1979年後的中共官方刊物出現了含蓄批評毛的潮流，而那些由民主人士出版的非正式刊物更是直言不諱的批評毛。不久，全國掀起了反對「極左主義」的思想運動和反「個人崇拜」的討論，並將批判矛頭指向了毛。四、1980年11月，中共新政權決定公開審判「四人幫」，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時間不等的有期徒刑。這一舉動大大降低了毛在民眾中的聲望，因為毛顯然成為了未被點名的被告。儘管這次審判號稱是按照新頒布的法律進行的，但是審判的內容和目地明顯是政治性的。法官們不是聽命於法律，而是聽命於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揮著從開始的起訴到最終的判決的全部程式。在審判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毛在其遺孀和由他提拔的人被指控為犯罪分子的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為了維持中共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技巧的回答了這一問題：即毛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而這個嚴重錯誤與「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是有著根本上的不同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國官方的正式說法是：文革是「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毛本人，決議中高度讚揚了毛在中共暴力革命鬥爭中的領導作用，並高度評價了其在建國七年中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作用。決議在稱讚毛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現代化者」的同時，還嚴厲批評了毛在其統治後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包括1957年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這場運動使許多無辜的知識份子受到迫害─但決議認為這場運動的最初階段是「必要和正確的」。毛在大躍進中犯的「左傾」「錯誤」和在晚年實行的「個人專斷的統治」和搞個人崇拜也受到了批判。對於毛在文革中的嚴重「錯誤」，決議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中共新的領導人出於維護中共政權的目地，就這樣以毛犯下了「嚴重錯誤」為藉口，為其罪行開脫，而對文革「負有主要責任」的毛的罪行只好由「四人幫」承擔了。
另一方面，對毛後20年政策的否定，使鄧及其追隨者建立的後毛時代的政權實現了存在的合法性目標。
1981年的決議暫時解決了對毛和文革的評價問題。幾年後，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殘存現象至少在公開場合逐漸消失了。不過，毛曾經的「神聖」形象雖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舊掛在中共的所謂「聖殿」上。中共只有繼續不斷重複著謊言，繼續欺騙著民眾，才能確立其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正是依靠著這種欺騙伎倆，到了90年代，處於政治需要，經過相當修飾的毛的形象，又被人們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時還大加頌揚。可見，不徹底剝掉毛的畫皮，就不能使中國廣大民眾真正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
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毛澤東死後，其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持下，於1976年10月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逮捕了「四人幫」。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華在短暫的執政期間，極力模仿毛，並堅決奉行「兩個凡是」政策，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的遵循。」並且不惜花鉅資在天安門廣場為毛修建巨大的陵墓。這自然阻礙了一直與毛意見相左的鄧小平的復出。不過，根基並不穩固的華在政治局另一名常委、國防部長、軍事政變的主要支持者葉劍英的建議下，不得不同意讓鄧小平出來主持經濟工作。鄧不久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並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鄧正式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並在隨後召開的中共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國家副主席，並與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9月9日，毛的陵墓落成，成為中共欺騙老百姓的又一道具。
華國鋒儘管堅決奉行「兩個凡是」政策，但在一些具體政策方面還是進行了一些改變。首先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解凍文革和毛晚期被禁演的電影、戲劇等；允許曾經奄奄一息的文學和學術雜誌重新出版發行；允許翻譯出版西方文學名著；恢復高考，並給予高等教育相當大的重視。此間出現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間痛苦經歷的短篇小說，被稱為「傷痕文學」。其次，在經濟上，盡量緩和工人和農民的不滿情緒，為工人長工資，鼓勵作為輔助生產的自留地的擴大和農村集貿市場的發展。同時，華提出了不切實際的10年規劃，闡述了其對於建設「四個現代化」的設想。這或許成為華失去權力的一個原因。
另一個導致華下台的重要原因是鄧小平權力的日益增長。復出的鄧在贏得了中共大多數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軍隊的支持後，很快改變了曾經「永不翻案」的承諾，這與鄧在文革中的表現是一脈相承的。1978年5月，在鄧的親信、時任中共黨校校長胡耀邦的負責下，《光明日報》發表了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從而引發了全國上下對該文的討論。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的親信汪東興）。7月初，鄧公開了毛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了「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開始公開批評華的「兩個凡是」。
同年，在胡耀邦的積極努力和鄧的默許下，全國55萬名右派被平反，但是五名中央級右派不予平反，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為右派平反，使鄧在贏得中共黨內和軍隊的支持外，又贏得了飽受中共迫害的知識份子的擁護。
中共新領導人的上述舉動並不意味著他們打算改邪歸正，而是在社會危機和人民不滿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時所採取的伎倆，其目地還是為了平息民憤，緩和矛盾，進而鞏固中共邪惡政權。中共新執掌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在文革和毛時代亦受到過迫害，因此有採取溫和政策的傾向，但底線是中共的政權不能被顛覆或受到任何威脅─哪怕它是邪惡的。在對待右派問題上，我們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五名中央級右派不予平反，恰恰意在表明中共的「反右」運動在根本上並沒有錯；同時也向黨內外昭示：採取任何方式對中共政權提出批評都是不可以的。另一方面，中共又對「反右」運動中的擴大化做了「檢討」，並為大部分右派平反，以此收買人心。而善良的中國人除了「感恩戴德」，並未認真的思索究竟是什麼讓他們陷入了深淵，中共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在不久後對民主人士的鎮壓，再次表明，中共剛剛更迭的領導人與以往在本質上並未有任何的不同。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被中共史學家視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鄧在會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鄧成功的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袖」地位。
此外，會議提出了要加強經濟建設。此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潮流。會上還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而鄧當年恰恰是為此而被再次打倒的。在這一年年初在北京西單牆壁上出現的呼籲民主的口號和街頭出現的民主運動，亦因受到該平反事件的鼓勵，而表達了更加強烈的民主願望。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民主運動也從北京擴展到其它大城市和很多省會城市。而數百萬從農村返城的知識青年更表現出了一種不妥協的反抗精神，他們甚至提出了要否定中共的領導。這一民主運動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
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比如魏京生。當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判魏京生，並根據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明確禁止在「西單牆」和規定範圍之外張貼大字所報和小字報。「西單民主牆」不復存在。而作為最高領導的鄧小平稱這些民主人士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犯罪分子」，指責他們恢復使用了文革中有害的政治方式。1980年4月，在中共五屆全國人大十四次會議上，取消了憲法第四十五條「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1981年，作家白樺寫的《苦戀》受到批評，被指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中共借此開展了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在中共的鎮壓下，一度興旺的民主運動沉寂了，很多民運的領導者被送進了監獄。而更為可怕的是，中國民眾在漠然中接受了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的事實。
歷史給中共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學會尊重事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契機。但是，中共並沒有改變其邪惡的本性和一貫的作法。而民眾的漠然，表明了他們對中共專制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進一步提升了鄧的形象。2月，因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爆發戰爭。
在鎮壓民主運動的同時，已在事實上成功執掌最高領導權的鄧小平開始了對中共領導層的更換，即所有領導人都換上他所信任的人。1980年2月，中共五中全會召開。胡耀邦當選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進入政治局常委。此後，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辭去總理之職，由趙紫陽接任。華在一年後又辭去了中共黨主席之職，只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頭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彭真等亦被正式平反。
1981年6月，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在這次會議上，鄧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鄧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及中共黨的人事變動。正式廢除了中共黨的主席一職，胡耀邦被確認為中共的新領袖------雖然事實上真正的最高「領袖」是寧願在幕後指揮的鄧小平。鄧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主任。此後，無論中共前台的領導人如何的更迭，但都聽命於鄧。按照中共的說法，鄧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亦在這次會議上首次出現。
中共徹底否定文革卻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原因
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為了挽救文革和毛後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挽救中共政權的頹勢，除了提出經濟改革、以滿足民眾的物質需求外，還面臨著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
作為文革和毛後期的受害者的鄧和其他擁有類似經歷的中共領導人。在此問題上似乎面臨著一個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棄並修改其政策，即證明其錯誤才能確立中共新政權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們心目中曾經的神聖形像是極為危險的。因為毛一貫的偽裝和中共宣傳機器虛假的宣傳，使一大批中國人，特別是參加過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的積極分子，對毛仍舊懷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導致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對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產生懷疑。其結果是中共政權處於危機中。
出於上述考慮，在1980年夏起草關於如何評價毛的檔時，鄧小平定下了基調：「我們不會像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因此，要對毛的功績作出「適當的評價」。
為了欺騙民眾，為了使中共政權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領導人鄧小平不得不把一個屠殺了幾千萬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舊懸掛在中共的所謂「聖壇」上。可見，其根本的考慮還是中共和自身的權力，而非什麼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從這一點上看，鄧與毛並無本質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鄧下令軍隊開槍屠殺學生的惡行也就不難找到根源了。
事實上，在中共官方於1981年對毛作出所謂「正式評價」前，由於中共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和輿論的導向，對毛的批評也已經是半公開化了。
具體表現在：一、1978年12月，給曾經由於激烈的反對大躍進而被毛打倒的彭德懷正式平反，並恢復了他在1959年前的地位；二、1979年後，大批在文革期間和毛時代被打成「右派分子」和「走資派」的人被逐漸平反，他們在恢復以往的地位後，加強了反毛的輿論和政治活動。三、1979年後的中共官方刊物出現了含蓄批評毛的潮流，而那些由民主人士出版的非正式刊物更是直言不諱的批評毛。不久，全國掀起了反對「極左主義」的思想運動和反「個人崇拜」的討論，並將批判矛頭指向了毛。四、1980年11月，中共新政權決定公開審判「四人幫」，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時間不等的有期徒刑。這一舉動大大降低了毛在民眾中的聲望，因為毛顯然成為了未被點名的被告。儘管這次審判號稱是按照新頒布的法律進行的，但是審判的內容和目地明顯是政治性的。法官們不是聽命於法律，而是聽命於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揮著從開始的起訴到最終的判決的全部程式。在審判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毛在其遺孀和由他提拔的人被指控為犯罪分子的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為了維持中共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技巧的回答了這一問題：即毛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而這個嚴重錯誤與「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是有著根本上的不同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國官方的正式說法是：文革是「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對於毛本人，決議中高度讚揚了毛在中共暴力革命鬥爭中的領導作用，並高度評價了其在建國七年中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作用。決議在稱讚毛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現代化者」的同時，還嚴厲批評了毛在其統治後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包括1957年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這場運動使許多無辜的知識份子受到迫害─但決議認為這場運動的最初階段是「必要和正確的」。毛在大躍進中犯的「左傾」「錯誤」和在晚年實行的「個人專斷的統治」和搞個人崇拜也受到了批判。對於毛在文革中的嚴重「錯誤」，決議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中共新的領導人出於維護中共政權的目地，就這樣以毛犯下了「嚴重錯誤」為藉口，為其罪行開脫，而對文革「負有主要責任」的毛的罪行只好由「四人幫」承擔了。
另一方面，對毛後20年政策的否定，使鄧及其追隨者建立的後毛時代的政權實現了存在的合法性目標。
1981年的決議暫時解決了對毛和文革的評價問題。幾年後，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殘存現象至少在公開場合逐漸消失了。不過，毛曾經的「神聖」形象雖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舊掛在中共的所謂「聖殿」上。中共只有繼續不斷重複著謊言，繼續欺騙著民眾，才能確立其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正是依靠著這種欺騙伎倆，到了90年代，處於政治需要，經過相當修飾的毛的形象，又被人們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時還大加頌揚。可見，不徹底剝掉毛的畫皮，就不能使中國廣大民眾真正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
2006年9月19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九)
周恩來：人民的好總理還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周恩來是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民的好總理，並且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愛戴。1976年1月，當周恩來逝世後，還出現了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感人場面。在當年的清明節，許多人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給其敬獻花圈等，從而引發了「四五」運動。
可是，不管普通人民對於周恩來的感情怎樣的深厚，不管國際上一些接觸過周恩來的外國領袖對他如何褒揚有加，當我們審視歷史，不免要問：在毛澤東建國後用各種手段殘暴排斥異己，打倒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親密戰友，發動了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等運動中，造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浩劫時，作為曾經是中共領導核心的周恩來，究竟是通過什麼方式保身？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周恩來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他究竟是人民的好總理還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曾經任職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現旅居美國的的高文謙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來》首次披露了若干詳實的資料，將周恩來不為人知的一面，以及與毛澤東的一生恩怨進行了梳理和分析。
《晚年周恩來》從毛澤東與周恩來約在1926年初廣州第一次見面起寫起，公佈了大量極其珍貴的絕密文獻史料和作者第一手採訪成果，當時周是毛的領導，並代表中央解除了毛的職務，1932年甯都會議毛失勢、從此與周恩來結下四十年的恩怨。兩人的關係恰是中共黨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歷程。當然作者關注的重點是1966年文革爆發到1976年1月8日周死去這十年，這也是中國政壇翻天覆地的十年。毛連續打倒中國的兩位所謂國家接班人，其間毛周之間關係時密時疏，或熱或冷，起伏跌宕。根據作者所說，矛盾的基點都是毛念念不忘當年周整過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後黨內外聲望大起，以及擔心周在自己身後翻文革的案，這樣才必欲整治，報這一箭之仇，要將周打倒，而周則對毛極力隱忍周旋，顧全大局，力圖保持晚節。
書中透露，周於1976年1月8日去世之後的除夕夜，從來禁止放鞭炮的中南海毛住地游泳池院子傳出了喧鬧的鞭炮聲，第二天據說拉走了一車的鞭炮屑。這是毛終於公開自己對於周之死的慶幸。毛周之間關係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共黨內高層乃至老百姓的傳聞，但是官方宣傳諱莫如深。
周忍辱負重，先後幫助毛搞掉了劉少奇、林彪、賀龍、陳毅等。書中說，根據作者所見的資料，毛在圖謀發動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前評估形勢，聯合國防部長林彪，並拉攏周，用各種方式對周進行了試探。摸清周恩來不會反對搞劉的底線後，才敢於發動文革。而在倒劉中，毛居然讓周負責起草足以將劉開除出黨的定性報告，甚至還讓周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做了對劉的審查報告，將周在整劉少奇一案中的責任鐵板釘死，使得周明知道劉是冤案，也得跟著毛去幹。這成為周晚年的最大污點。
書中還記述了林彪之死前後、周恩來與四人幫的關係等等許多歷史文獻和採訪當事人的談話記錄，其中有不少是當局諱莫如深，由作者首次公開面世的，例如：周如何對多年老戰友如賀龍落井下石，後來又受到良心譴責；周恩來在中美和解、安排尼克松訪華過程中如何受到外國政要與媒體推崇，因此被毛忌恨，發動十天的批周會議；毛臨死前還在修改早年批王明批周恩來的九篇文章，準備在適當時機刊出等等。
除了書中所提到的一些周助紂為虐的實例外，通過現有的中共官方公佈的有關資料，我們還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
比如文革期間，以西城區一批高干子弟為首的紅衛兵在周恩來和陳毅等人的暗中支援下成立了「西城區糾察隊」 ，以圖節制其他紅衛兵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由於西糾是保守節制的組織，在破四舊被制止住後，又成了中央文革希圖借「群眾造反運動」的力量衝垮他們黨內對手時的障礙。所以在他們號召「群眾」普遍參加「造反」時，為了把「走資派」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壓下去，就拿西糾來開刀。西糾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動組織」後，當然也「追查黑後台」。結果是他人代周下台受罰。周事事設防於前，從不和中央文革小組正面衝突，一旦中央文革的「新政策」和其辦法相左時，他不但絕不反對，而且聽憑文革派的胡來。
文革期間，當江青藉機想整死孫維世時，正是將孫視為乾女兒的周簽發了逮捕令，而令其最終慘死。
關於周的人品，海外久負盛名的中共黨史學家司馬璐先生，在其近四十萬字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中有所披露。
在談到毛周關係時，司馬璐寫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會上，周向毛澤東沉痛檢討，突然向毛下跪，連聲說：「我認罪，我認罪。」毛一驚，厲聲罵道：「你這不是罵我是封建皇帝嗎？」周說：「主席的確是中國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其卑微的品行令人不恥。
對於中共為何懼怕重新評價周恩來以及揭露毛的真面目，《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認為，是因為這涉及到中共政治體制的要害。「周恩來的忠君思想、忍辱負重、以大局為重這類東西是中共擺平內部思想分歧，維護黨內團結，或者說是維護中共核心體制的有效工具。長期以來，周恩來的道德形象和教化作用就是維護以中共一個核心為特徵的集權體制的一種凝合劑，碰了周，把周恩來請下神壇，就等於讓世人看到這套東西的殘酷性。由此將會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中共某某黨不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不行。」
雖然，歷史的真象尚未完全揭開，但從現有的材料看，周恩來在忍辱負重的表皮下，其實是毛的幫兇，同樣對許多中國人犯下了罪行。有人說，如果文革沒有周的忍辱負重，將會有更多的人遭受迫害。但事實是，假如周能保有自己的良知，假如更多的中共黨人能保有自己的良知，也許這場災難根本不會發生。可以想見，中共這個邪黨中的成員已經在無意識中變成了助紂為虐的機器。
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周恩來是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民的好總理，並且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愛戴。1976年1月，當周恩來逝世後，還出現了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感人場面。在當年的清明節，許多人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給其敬獻花圈等，從而引發了「四五」運動。
可是，不管普通人民對於周恩來的感情怎樣的深厚，不管國際上一些接觸過周恩來的外國領袖對他如何褒揚有加，當我們審視歷史，不免要問：在毛澤東建國後用各種手段殘暴排斥異己，打倒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親密戰友，發動了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等運動中，造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浩劫時，作為曾經是中共領導核心的周恩來，究竟是通過什麼方式保身？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周恩來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他究竟是人民的好總理還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曾經任職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現旅居美國的的高文謙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來》首次披露了若干詳實的資料，將周恩來不為人知的一面，以及與毛澤東的一生恩怨進行了梳理和分析。
《晚年周恩來》從毛澤東與周恩來約在1926年初廣州第一次見面起寫起，公佈了大量極其珍貴的絕密文獻史料和作者第一手採訪成果，當時周是毛的領導，並代表中央解除了毛的職務，1932年甯都會議毛失勢、從此與周恩來結下四十年的恩怨。兩人的關係恰是中共黨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歷程。當然作者關注的重點是1966年文革爆發到1976年1月8日周死去這十年，這也是中國政壇翻天覆地的十年。毛連續打倒中國的兩位所謂國家接班人，其間毛周之間關係時密時疏，或熱或冷，起伏跌宕。根據作者所說，矛盾的基點都是毛念念不忘當年周整過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後黨內外聲望大起，以及擔心周在自己身後翻文革的案，這樣才必欲整治，報這一箭之仇，要將周打倒，而周則對毛極力隱忍周旋，顧全大局，力圖保持晚節。
書中透露，周於1976年1月8日去世之後的除夕夜，從來禁止放鞭炮的中南海毛住地游泳池院子傳出了喧鬧的鞭炮聲，第二天據說拉走了一車的鞭炮屑。這是毛終於公開自己對於周之死的慶幸。毛周之間關係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共黨內高層乃至老百姓的傳聞，但是官方宣傳諱莫如深。
周忍辱負重，先後幫助毛搞掉了劉少奇、林彪、賀龍、陳毅等。書中說，根據作者所見的資料，毛在圖謀發動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前評估形勢，聯合國防部長林彪，並拉攏周，用各種方式對周進行了試探。摸清周恩來不會反對搞劉的底線後，才敢於發動文革。而在倒劉中，毛居然讓周負責起草足以將劉開除出黨的定性報告，甚至還讓周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做了對劉的審查報告，將周在整劉少奇一案中的責任鐵板釘死，使得周明知道劉是冤案，也得跟著毛去幹。這成為周晚年的最大污點。
書中還記述了林彪之死前後、周恩來與四人幫的關係等等許多歷史文獻和採訪當事人的談話記錄，其中有不少是當局諱莫如深，由作者首次公開面世的，例如：周如何對多年老戰友如賀龍落井下石，後來又受到良心譴責；周恩來在中美和解、安排尼克松訪華過程中如何受到外國政要與媒體推崇，因此被毛忌恨，發動十天的批周會議；毛臨死前還在修改早年批王明批周恩來的九篇文章，準備在適當時機刊出等等。
除了書中所提到的一些周助紂為虐的實例外，通過現有的中共官方公佈的有關資料，我們還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
比如文革期間，以西城區一批高干子弟為首的紅衛兵在周恩來和陳毅等人的暗中支援下成立了「西城區糾察隊」 ，以圖節制其他紅衛兵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由於西糾是保守節制的組織，在破四舊被制止住後，又成了中央文革希圖借「群眾造反運動」的力量衝垮他們黨內對手時的障礙。所以在他們號召「群眾」普遍參加「造反」時，為了把「走資派」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壓下去，就拿西糾來開刀。西糾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動組織」後，當然也「追查黑後台」。結果是他人代周下台受罰。周事事設防於前，從不和中央文革小組正面衝突，一旦中央文革的「新政策」和其辦法相左時，他不但絕不反對，而且聽憑文革派的胡來。
文革期間，當江青藉機想整死孫維世時，正是將孫視為乾女兒的周簽發了逮捕令，而令其最終慘死。
關於周的人品，海外久負盛名的中共黨史學家司馬璐先生，在其近四十萬字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中有所披露。
在談到毛周關係時，司馬璐寫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會上，周向毛澤東沉痛檢討，突然向毛下跪，連聲說：「我認罪，我認罪。」毛一驚，厲聲罵道：「你這不是罵我是封建皇帝嗎？」周說：「主席的確是中國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其卑微的品行令人不恥。
對於中共為何懼怕重新評價周恩來以及揭露毛的真面目，《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認為，是因為這涉及到中共政治體制的要害。「周恩來的忠君思想、忍辱負重、以大局為重這類東西是中共擺平內部思想分歧，維護黨內團結，或者說是維護中共核心體制的有效工具。長期以來，周恩來的道德形象和教化作用就是維護以中共一個核心為特徵的集權體制的一種凝合劑，碰了周，把周恩來請下神壇，就等於讓世人看到這套東西的殘酷性。由此將會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中共某某黨不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不行。」
雖然，歷史的真象尚未完全揭開，但從現有的材料看，周恩來在忍辱負重的表皮下，其實是毛的幫兇，同樣對許多中國人犯下了罪行。有人說，如果文革沒有周的忍辱負重，將會有更多的人遭受迫害。但事實是，假如周能保有自己的良知，假如更多的中共黨人能保有自己的良知，也許這場災難根本不會發生。可以想見，中共這個邪黨中的成員已經在無意識中變成了助紂為虐的機器。
2006年9月18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八)
毛澤東：人民的大救星還是人民的大禍害？
中國有一首在文革期間人人要學會唱的一首歌「東方紅」，其中唱到：「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為人民謀幸福。」可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獨裁者的罪孽可以和毛澤東相比，被他直接和間接害死的人不計其數。粗略估計，至少有六千萬人。
毛的信條是「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在他統治國家的二十七年裡，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使整個社會處於永無休止的鬥爭迴圈之中。接連不斷的鬥爭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特別是由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破壞是空前絕後的。
讓我們來看看毛帶給中國的是怎樣的血腥和破壞。
毛澤東的殺人歷史
建國後，毛澤東專權二十六年多，究竟直接和間接殺了多少人？國際上專家統計是六千萬，中國人對此反而沒有確切數位。而毛的殺人歷史卻早在中共政權建立並建立蘇區根據地時就開始了。據估計，在江西的「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時代，毛所殺之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不下於張獻忠在四川所殺之人，而張獻忠除了女將軍秦良玉所據守之惠州一帶未敢進犯外，四川人幾乎全被殺光。在毛的「臨時政府」管轄即所謂「蘇區」，在中共撤走之後已無男丁。
毛澤東殺人應當分階段計算：第一階段是蘇區到延安；第二階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運動－－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階段是大鳴大放，也就是反右時期；第四階段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第五階段是文化大革命。當然零星運動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計劃的殺人運動仍以上述五個階段為主。
第一階段在蘇區和延安。主要指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中共兩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而且發起者都是毛澤東，其目地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詳細內容見「中華民國」歷史部份)。在肅反運動中，至少有十萬紅軍被殺。而延安整風運動亦有數萬人被害。
第二階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運動－－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前文已經詳細介紹過這三次運動的慘烈和中共的殘酷。在土改中，至少有十萬地主被殺。當時負責廣東進行土改的陶鑄訂下的原則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縣平均死五千人絕對不是誇大。而在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中，保守估計死亡人數是二百四十萬(中共公佈的數位)，實則遇害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但肯定不止。
第三階段反右時期。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事實上，被迫害致死
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
第四階段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由於毛一意孤行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社會浮誇成風，並導致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惡死的慘痛後果。毛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五階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這漫長的十年黑暗歲月，至少七百多萬人是非正常死亡。以遼寧長海縣為例，總共五萬多人，僅在1968年那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便關起三百多人，活活打死五人，打成殘廢數十人，逼得一百零四人自殺身亡。
一個小小的縣城尚且如此，那偌大的一個中國該是怎樣的慘烈啊。
可以說，在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中，人命越整越不值錢。1957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殺的人比五五年的「肅反」多了許多。到了1966年的「文革」，打死的和自殺的數目更是遠遠超過了「反右」和「肅反」的總和。毫不誇張的說，毛時代死於冤獄的人數，多於歷代冤獄致死者的總和。
歷代的開國者沒有一個象毛這樣嗜血成性，沒有一個象毛這樣樂於不斷的發動運動。即便是秦始皇在世，也會自歎不如。而究其原因，我們似乎不能不簡單的歸結於他對權力的嗜好吧。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破壞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和社會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壞行動就是文革。作為中共的最高黨魁的毛，自然推卸不了責任。
毛和中共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場所的破壞。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八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二、對文物的破壞。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第三、在精神層面上的破壞。
在中國的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鞏固人類道德水準，對那些想回歸天國世界的修煉者起到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而這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文革中，中共打倒了知識份子，毀壞書籍和廟宇，向人們灌輸讀書無用論的思想，讓人們放棄了對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和遵從。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此外，毛和中共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破壞主要體現在對農村傳統結構的破壞上。中共建政初期，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徹底消滅了農村的士紳階層，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
眾所周知，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大多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在中國以往的每個朝代中對社會的穩定，對百姓的教化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住在一地的地主和農民普遍存在著宗族上的聯繫，因此當農民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成為實際上的仲裁者；當遇到災荒時，他們往往取代政府，成為賑濟者；他們的言談舉止也常常成為農民效仿的榜樣。他們對於租種其田地的農民，也並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樣極盡剝削，而是按勞付酬。這種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的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農民失去了他們精神上的「導師」和倣傚物件。中國農村的動盪成了中共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
揭開毛澤東的畫皮：
2005年，英國53歲的華裔女作家張戎與英籍夫婿Jon Halliday發表合著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將毛許多不為人所知的陰暗面揭露出來。此書引起了歐洲各國學者的關注。
德國之聲引述法蘭克福匯報道出了作者出版該書的目地：「在張戎《毛：鮮為人知的故事》看來，毛澤東毫無疑問是殺人如麻的最大殺人犯，只不過現在很少有人談及大饑荒和清洗使七千萬人死於非命的史實，更多談的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蘇聯古拉格群島的受害者。希特勒和史達林早已聲名狼藉，而毛澤東的肖像卻依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張戎要移動這張肖像，以正視聽。她堅信，她的這本毛澤東傳記將使世人大開眼界。」
張戎表示，她這本書會和《鴻》一樣，也會和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的私生活》的命運一樣在中國成為禁書，但她相信有一天中國人會看到的。她也相信，毛的殭屍一天不離開天安門廣場，中華民族就走不出獨裁的陰影。從《毛：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目錄中可以看出，此書從毛澤東初涉社會，到走向共產黨領袖的過程，進行了地毯式的掃瞄，也沿著中國革命的起伏跌宕，一直寫到建立了新中國。把毛澤東治國的謀略和大量被塵封了的歷史內幕給掀開了一角。 對於本書的內容，德國世界報介紹說：「這本書的轟動之處在於它從1934/35年的長征開始，一塊一塊的拆除了毛的上升和建立紅色中國的神話。這本書拆穿了紅軍與國民黨蔣介石英勇鬥爭後撤退以及毛澤東戰略高超的頌歌，稱之為謊言和臆造。長徵人數從開始時的8萬6千人下降至結束時不足4千人，除了天氣惡劣和地區貧瘠等自然條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揮和戰略無能……
「現在世界公眾吃驚的獲悉，毛澤東長征神話之一的飛奪大渡河鐵索橋一事完全子虛烏有。根本就沒有槍林彈雨下的英雄，紅軍未受干擾就過了河。由於有這樣的好運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偉大的毛主席』才終於取得了突破。直到今天，北京仍然不願意承認毛澤東聖像後面隱藏的真象。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樣做等於拆自己的台。
「張戎的這本書是具有歷史深度的成功創舉，如果這本書在中國發行，將發生一場地震，就像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清算史達林、繼而開啟了非史達林化運動一樣。53歲的張戎正在把這本書譯為中文，即使這本書不成為現代史的重大轉捩點，它也會成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地下文學作品。」
除了此書，我們還從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的私生活》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中瞭解到了毛的個人生活的糜爛。
毛的畫皮正在被剝開，他的罪惡也必將昭然於天下。而同時被剝開的還有中共邪黨的畫皮。
中國有一首在文革期間人人要學會唱的一首歌「東方紅」，其中唱到：「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為人民謀幸福。」可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獨裁者的罪孽可以和毛澤東相比，被他直接和間接害死的人不計其數。粗略估計，至少有六千萬人。
毛的信條是「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在他統治國家的二十七年裡，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使整個社會處於永無休止的鬥爭迴圈之中。接連不斷的鬥爭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特別是由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破壞是空前絕後的。
讓我們來看看毛帶給中國的是怎樣的血腥和破壞。
毛澤東的殺人歷史
建國後，毛澤東專權二十六年多，究竟直接和間接殺了多少人？國際上專家統計是六千萬，中國人對此反而沒有確切數位。而毛的殺人歷史卻早在中共政權建立並建立蘇區根據地時就開始了。據估計，在江西的「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時代，毛所殺之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不下於張獻忠在四川所殺之人，而張獻忠除了女將軍秦良玉所據守之惠州一帶未敢進犯外，四川人幾乎全被殺光。在毛的「臨時政府」管轄即所謂「蘇區」，在中共撤走之後已無男丁。
毛澤東殺人應當分階段計算：第一階段是蘇區到延安；第二階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運動－－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階段是大鳴大放，也就是反右時期；第四階段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第五階段是文化大革命。當然零星運動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計劃的殺人運動仍以上述五個階段為主。
第一階段在蘇區和延安。主要指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中共兩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而且發起者都是毛澤東，其目地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詳細內容見「中華民國」歷史部份)。在肅反運動中，至少有十萬紅軍被殺。而延安整風運動亦有數萬人被害。
第二階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運動－－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前文已經詳細介紹過這三次運動的慘烈和中共的殘酷。在土改中，至少有十萬地主被殺。當時負責廣東進行土改的陶鑄訂下的原則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縣平均死五千人絕對不是誇大。而在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中，保守估計死亡人數是二百四十萬(中共公佈的數位)，實則遇害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但肯定不止。
第三階段反右時期。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事實上，被迫害致死
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
第四階段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由於毛一意孤行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社會浮誇成風，並導致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惡死的慘痛後果。毛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五階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這漫長的十年黑暗歲月，至少七百多萬人是非正常死亡。以遼寧長海縣為例，總共五萬多人，僅在1968年那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便關起三百多人，活活打死五人，打成殘廢數十人，逼得一百零四人自殺身亡。
一個小小的縣城尚且如此，那偌大的一個中國該是怎樣的慘烈啊。
可以說，在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中，人命越整越不值錢。1957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殺的人比五五年的「肅反」多了許多。到了1966年的「文革」，打死的和自殺的數目更是遠遠超過了「反右」和「肅反」的總和。毫不誇張的說，毛時代死於冤獄的人數，多於歷代冤獄致死者的總和。
歷代的開國者沒有一個象毛這樣嗜血成性，沒有一個象毛這樣樂於不斷的發動運動。即便是秦始皇在世，也會自歎不如。而究其原因，我們似乎不能不簡單的歸結於他對權力的嗜好吧。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破壞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和社會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壞行動就是文革。作為中共的最高黨魁的毛，自然推卸不了責任。
毛和中共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場所的破壞。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八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二、對文物的破壞。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第三、在精神層面上的破壞。
在中國的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鞏固人類道德水準，對那些想回歸天國世界的修煉者起到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而這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文革中，中共打倒了知識份子，毀壞書籍和廟宇，向人們灌輸讀書無用論的思想，讓人們放棄了對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和遵從。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此外，毛和中共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破壞主要體現在對農村傳統結構的破壞上。中共建政初期，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徹底消滅了農村的士紳階層，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
眾所周知，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大多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在中國以往的每個朝代中對社會的穩定，對百姓的教化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住在一地的地主和農民普遍存在著宗族上的聯繫，因此當農民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成為實際上的仲裁者；當遇到災荒時，他們往往取代政府，成為賑濟者；他們的言談舉止也常常成為農民效仿的榜樣。他們對於租種其田地的農民，也並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樣極盡剝削，而是按勞付酬。這種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的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農民失去了他們精神上的「導師」和倣傚物件。中國農村的動盪成了中共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
揭開毛澤東的畫皮：
2005年，英國53歲的華裔女作家張戎與英籍夫婿Jon Halliday發表合著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將毛許多不為人所知的陰暗面揭露出來。此書引起了歐洲各國學者的關注。
德國之聲引述法蘭克福匯報道出了作者出版該書的目地：「在張戎《毛：鮮為人知的故事》看來，毛澤東毫無疑問是殺人如麻的最大殺人犯，只不過現在很少有人談及大饑荒和清洗使七千萬人死於非命的史實，更多談的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蘇聯古拉格群島的受害者。希特勒和史達林早已聲名狼藉，而毛澤東的肖像卻依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張戎要移動這張肖像，以正視聽。她堅信，她的這本毛澤東傳記將使世人大開眼界。」
張戎表示，她這本書會和《鴻》一樣，也會和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的私生活》的命運一樣在中國成為禁書，但她相信有一天中國人會看到的。她也相信，毛的殭屍一天不離開天安門廣場，中華民族就走不出獨裁的陰影。從《毛：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目錄中可以看出，此書從毛澤東初涉社會，到走向共產黨領袖的過程，進行了地毯式的掃瞄，也沿著中國革命的起伏跌宕，一直寫到建立了新中國。把毛澤東治國的謀略和大量被塵封了的歷史內幕給掀開了一角。 對於本書的內容，德國世界報介紹說：「這本書的轟動之處在於它從1934/35年的長征開始，一塊一塊的拆除了毛的上升和建立紅色中國的神話。這本書拆穿了紅軍與國民黨蔣介石英勇鬥爭後撤退以及毛澤東戰略高超的頌歌，稱之為謊言和臆造。長徵人數從開始時的8萬6千人下降至結束時不足4千人，除了天氣惡劣和地區貧瘠等自然條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揮和戰略無能……
「現在世界公眾吃驚的獲悉，毛澤東長征神話之一的飛奪大渡河鐵索橋一事完全子虛烏有。根本就沒有槍林彈雨下的英雄，紅軍未受干擾就過了河。由於有這樣的好運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偉大的毛主席』才終於取得了突破。直到今天，北京仍然不願意承認毛澤東聖像後面隱藏的真象。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樣做等於拆自己的台。
「張戎的這本書是具有歷史深度的成功創舉，如果這本書在中國發行，將發生一場地震，就像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清算史達林、繼而開啟了非史達林化運動一樣。53歲的張戎正在把這本書譯為中文，即使這本書不成為現代史的重大轉捩點，它也會成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地下文學作品。」
除了此書，我們還從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的私生活》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中瞭解到了毛的個人生活的糜爛。
毛的畫皮正在被剝開，他的罪惡也必將昭然於天下。而同時被剝開的還有中共邪黨的畫皮。
2006年9月17日星期日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七)
忠於毛的「反革命集團」「四人幫」的興衰和毛時代的結束
「四人幫」一詞最早出於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她(江青) 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 。
在毛所定義的「四人幫」中，江青是毛的妻子，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九大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文革時期上海公社領袖，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後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等；王洪文，文革時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頭目，十大時成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開始，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此四人完全依賴毛的提拔和庇護，而他們對毛的忠心也是顯而易見的。很顯然的是，「四人幫」形成於中共十大(1973年)之後。他們並不應該為文革的發動承擔主要責任，雖然他們依賴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毛死後，中共將文革及其之後的一些事件的罪責推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是欠公允的。而這恰恰是為了掩蓋毛的罪責，進而掩蓋中共的罪惡本質。
林彪死後，毛一方面不得不重新依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那批中共的老幹部，比如鄧小平；一方面又不希望將權力移交給周和鄧，因此提拔了年輕的王洪文，並依靠那些忠於自己的左派，比如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但同時又擔心他們組成新的幫派，因此勸告他們不要結成「四人幫」。
因為材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知毛和「四人幫」 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係。中共官方資料稱：「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貫徹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具體表現是，中共十大後，江王張姚四人不斷被毛與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在毛的授意下，「四人幫」於1974年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 林彪和「四人幫」之間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和分歧，所以不難理解「四人幫」對這場運動的熱衷)。同時，「四人幫」 在毛的默許下，將該運動指向了當年病重住院的周恩來。
1975年，在毛的指示下，「四人幫」又展開了關於社會不平等與政治權力的討論並涉及了諸如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教育方針，引進國外技術，老幹部復職等問題。「四人幫」 大肆批判了資產階級權利，提出對此要進行限制，而要進行獨裁專政。而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首的舊有勢力則提出了與新興勢力相反的觀點，認為衡量全部政策是否正確只能是依據經濟指標。雙方的爭鬥從1975年下半年一直持續到1976年下半年。期間，在1975年8月，毛開始批《水滸》，借此警告周鄧等人。在這種派系的爭鬥中，歷史跨進了1976年。
1976年是一個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因癌症死去，終年78歲。周的虛偽和殘忍被其表面的假像所掩蓋。一些善良的中國老百姓相信他們失去了一位好總理。周去世後，「四人幫」對悼念周的活動大加限制。在1月15日周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了悼詞。而「四人幫」在隨後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重新被打倒。而毛任命接替周的人選卻出乎人們的意料：是鮮為人知的公安部長華國鋒。這表明，已經進入遲暮之年的毛既不相信舊有勢力，又對文革中上升的領導人抱有懷疑。
此時，中國大地上的不滿情緒不斷積聚，上升。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援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清明節，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的逝世。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兩天內，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上。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幫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群眾的對立情緒迅速演變成燒燬汽車和房屋。四人幫下令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 。不久，該事件被毛定性為反革命活動，還指責鄧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隨之撤消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1978年，中共給天安門事件平反。
當批鄧運動進入1976年夏季時，毛的病情急劇惡化。而社會又處於了一種無序狀態，經濟下滑，社會治安狀況極差。7月底，唐山發生大地震，城市被徹底摧毀，數十萬人死亡。9月9日，毛死去。終年83歲。
10月，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援下，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逮捕了「四人幫」。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的專制黑暗統治時代徹底結束。
而「四人幫」，在先被開除中共黨籍後，直到1981年，才由中共的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特別法庭進行了所謂的公開審判，並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江青於1991年保外就醫後不久自殺身亡。王洪文於1992年病死於北京。張春橋於2005年死於胃癌。姚文元仍在世，現居上海。
林彪和「四人幫」 的關係
毛死後，中共將文革的主要責任推在了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前面已經提及，中共這樣做的原因和目地，即推卸毛的罪責，掩蓋中共的邪惡本質。但是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幫從來不曾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關係。相反，二者之間卻充滿了衝突。
林彪具有與其他中共黨人相同的兩面性的特點，在對待文革的發動問題和文革中，也有所體現。一方面，林彪公開表示支援毛的文革；另一方面，卻親自簽發了軍委8條，主張軍隊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 對於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林彪也是一貫排斥。比如在1967年3月19日的軍以上幹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江青也來了，並且沒有什麼表示就欲坐到主席台上去。在林彪的默許下，楊成武攔住了江青請她坐別處，說主席台沒有你的位置。江青掉頭就走了。
在第二次廬山會議上，林彪挑頭率領一幫對文革不滿的人痛打張春橋，大快人心。當時陳毅表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面參加戰鬥」。
從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林彪作為毛一手培養出來的當然要支援毛。就像其他人一樣，骨子裡雖不贊同毛的主張，不能同毛直接對抗，但卻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暗地裡爭鬥， 特別多次支援黃永勝挫敗江青想染指軍隊的企圖。而江青對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所以，中共將林彪和四人幫混在一起加以鞭撻，其目地只有一個，就是要歪曲歷史，掩蓋中共的罪惡。
天災示警：文革及其毛時代結束前的災禍啟示錄
在人性泯滅、黑白顛倒的文革中，在「仁、義、禮、智、信」被當作「封、資、修」以清洗大腦的方式從人們的信念中清除出去的時候；在佛教的「善」被批倒批丑從根本上打擊人的善念，道館廟宇被打砸洗劫，到處是「同天斗、同地斗、同階級敵人斗」的喊殺聲中，上天也震怒了，並發出了連續的警告。
中共建國50年來發生的八次震級最高、破壞最大的地震災害，就發生在文革到毛時代結束的短短的十年中，包括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 。讓我們先看看上天的警示吧。
邢台地震 ─ 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在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６.８級和７.２級地震。 極震區位於隆堯縣、甯晉縣、新河縣和巨鹿縣境內。災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極大損失。
通海地震 ─ 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在雲南省通海、峨山間發生了７.７級地震，通海、建水、峨山、華寧、玉溪一帶遭到嚴重損失。
爐霍地震 ─ １９７３年２月６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的爐霍縣發生了７.９級地震，甘孜、道孚、色達、新龍、壤塘等縣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
昭通地震 ─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１日，在雲南省昭通地區發生了７.１級地震。雲南永善、大關、鹽津、綏江等縣和四川雷波縣受到破壞。
海城地震 ─ １９７５年２月４日,遼寧省海城、營口地區發生了７.３級地震。這次地震發生在人口稠密、工業發達的地區，工礦企業、交通、電力和水利設施以及民房等遭到破壞。
龍陵地震 ─ 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９日，雲南西部龍陵縣先後發生了７.３級和７.４級地震。龍陵、施甸和璐西等縣受到破壞。
唐山地震 ─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在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７.８級強烈地震，地震波及天津和北京市。這次地震發生在工礦企業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數十萬人死亡的慘劇。
松潘地震 --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間相繼發生了兩次7.2級的強烈地震，使松潘、平武、南坪、文縣等縣遭到破壞。
這八大地震不僅是天怒，也是神佛的慈悲的警鐘聲。上天為什麼要進行如此嚴厲的懲罰？
在中共的愚民政策下，越來越多的人遠離了神佛，越來越忽視了上天的警告。所以歷史還在重複上演著。
「四人幫」一詞最早出於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她(江青) 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 。
在毛所定義的「四人幫」中，江青是毛的妻子，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九大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文革時期上海公社領袖，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後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等；王洪文，文革時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頭目，十大時成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開始，後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此四人完全依賴毛的提拔和庇護，而他們對毛的忠心也是顯而易見的。很顯然的是，「四人幫」形成於中共十大(1973年)之後。他們並不應該為文革的發動承擔主要責任，雖然他們依賴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毛死後，中共將文革及其之後的一些事件的罪責推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是欠公允的。而這恰恰是為了掩蓋毛的罪責，進而掩蓋中共的罪惡本質。
林彪死後，毛一方面不得不重新依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那批中共的老幹部，比如鄧小平；一方面又不希望將權力移交給周和鄧，因此提拔了年輕的王洪文，並依靠那些忠於自己的左派，比如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但同時又擔心他們組成新的幫派，因此勸告他們不要結成「四人幫」。
因為材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知毛和「四人幫」 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係。中共官方資料稱：「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貫徹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具體表現是，中共十大後，江王張姚四人不斷被毛與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在毛的授意下，「四人幫」於1974年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 林彪和「四人幫」之間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和分歧，所以不難理解「四人幫」對這場運動的熱衷)。同時，「四人幫」 在毛的默許下，將該運動指向了當年病重住院的周恩來。
1975年，在毛的指示下，「四人幫」又展開了關於社會不平等與政治權力的討論並涉及了諸如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教育方針，引進國外技術，老幹部復職等問題。「四人幫」 大肆批判了資產階級權利，提出對此要進行限制，而要進行獨裁專政。而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首的舊有勢力則提出了與新興勢力相反的觀點，認為衡量全部政策是否正確只能是依據經濟指標。雙方的爭鬥從1975年下半年一直持續到1976年下半年。期間，在1975年8月，毛開始批《水滸》，借此警告周鄧等人。在這種派系的爭鬥中，歷史跨進了1976年。
1976年是一個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因癌症死去，終年78歲。周的虛偽和殘忍被其表面的假像所掩蓋。一些善良的中國老百姓相信他們失去了一位好總理。周去世後，「四人幫」對悼念周的活動大加限制。在1月15日周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了悼詞。而「四人幫」在隨後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重新被打倒。而毛任命接替周的人選卻出乎人們的意料：是鮮為人知的公安部長華國鋒。這表明，已經進入遲暮之年的毛既不相信舊有勢力，又對文革中上升的領導人抱有懷疑。
此時，中國大地上的不滿情緒不斷積聚，上升。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援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清明節，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的逝世。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兩天內，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上。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幫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群眾的對立情緒迅速演變成燒燬汽車和房屋。四人幫下令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 。不久，該事件被毛定性為反革命活動，還指責鄧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隨之撤消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1978年，中共給天安門事件平反。
當批鄧運動進入1976年夏季時，毛的病情急劇惡化。而社會又處於了一種無序狀態，經濟下滑，社會治安狀況極差。7月底，唐山發生大地震，城市被徹底摧毀，數十萬人死亡。9月9日，毛死去。終年83歲。
10月，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援下，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逮捕了「四人幫」。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被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的專制黑暗統治時代徹底結束。
而「四人幫」，在先被開除中共黨籍後，直到1981年，才由中共的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特別法庭進行了所謂的公開審判，並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江青於1991年保外就醫後不久自殺身亡。王洪文於1992年病死於北京。張春橋於2005年死於胃癌。姚文元仍在世，現居上海。
林彪和「四人幫」 的關係
毛死後，中共將文革的主要責任推在了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前面已經提及，中共這樣做的原因和目地，即推卸毛的罪責，掩蓋中共的邪惡本質。但是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幫從來不曾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關係。相反，二者之間卻充滿了衝突。
林彪具有與其他中共黨人相同的兩面性的特點，在對待文革的發動問題和文革中，也有所體現。一方面，林彪公開表示支援毛的文革；另一方面，卻親自簽發了軍委8條，主張軍隊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 對於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林彪也是一貫排斥。比如在1967年3月19日的軍以上幹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江青也來了，並且沒有什麼表示就欲坐到主席台上去。在林彪的默許下，楊成武攔住了江青請她坐別處，說主席台沒有你的位置。江青掉頭就走了。
在第二次廬山會議上，林彪挑頭率領一幫對文革不滿的人痛打張春橋，大快人心。當時陳毅表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面參加戰鬥」。
從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林彪作為毛一手培養出來的當然要支援毛。就像其他人一樣，骨子裡雖不贊同毛的主張，不能同毛直接對抗，但卻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暗地裡爭鬥， 特別多次支援黃永勝挫敗江青想染指軍隊的企圖。而江青對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所以，中共將林彪和四人幫混在一起加以鞭撻，其目地只有一個，就是要歪曲歷史，掩蓋中共的罪惡。
天災示警：文革及其毛時代結束前的災禍啟示錄
在人性泯滅、黑白顛倒的文革中，在「仁、義、禮、智、信」被當作「封、資、修」以清洗大腦的方式從人們的信念中清除出去的時候；在佛教的「善」被批倒批丑從根本上打擊人的善念，道館廟宇被打砸洗劫，到處是「同天斗、同地斗、同階級敵人斗」的喊殺聲中，上天也震怒了，並發出了連續的警告。
中共建國50年來發生的八次震級最高、破壞最大的地震災害，就發生在文革到毛時代結束的短短的十年中，包括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 。讓我們先看看上天的警示吧。
邢台地震 ─ 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在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６.８級和７.２級地震。 極震區位於隆堯縣、甯晉縣、新河縣和巨鹿縣境內。災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極大損失。
通海地震 ─ 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在雲南省通海、峨山間發生了７.７級地震，通海、建水、峨山、華寧、玉溪一帶遭到嚴重損失。
爐霍地震 ─ １９７３年２月６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的爐霍縣發生了７.９級地震，甘孜、道孚、色達、新龍、壤塘等縣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
昭通地震 ─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１日，在雲南省昭通地區發生了７.１級地震。雲南永善、大關、鹽津、綏江等縣和四川雷波縣受到破壞。
海城地震 ─ １９７５年２月４日,遼寧省海城、營口地區發生了７.３級地震。這次地震發生在人口稠密、工業發達的地區，工礦企業、交通、電力和水利設施以及民房等遭到破壞。
龍陵地震 ─ 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９日，雲南西部龍陵縣先後發生了７.３級和７.４級地震。龍陵、施甸和璐西等縣受到破壞。
唐山地震 ─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在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７.８級強烈地震，地震波及天津和北京市。這次地震發生在工礦企業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數十萬人死亡的慘劇。
松潘地震 --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間相繼發生了兩次7.2級的強烈地震，使松潘、平武、南坪、文縣等縣遭到破壞。
這八大地震不僅是天怒，也是神佛的慈悲的警鐘聲。上天為什麼要進行如此嚴厲的懲罰？
在中共的愚民政策下，越來越多的人遠離了神佛，越來越忽視了上天的警告。所以歷史還在重複上演著。
2006年9月16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六)
文革博物館和中共阻撓文革研究的原因
2005年春，由民間籌資興建的中國第一座文革博物館在文革結束三十多年後，在廣東汕頭市澄海區塔山景區開館，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對此卻保持緘默。儘管中國官方把文化大革命定為「浩劫」，但是迄今為止，卻並沒有對這場浩劫進行一次全面的總結。
該博物館佔地面積570平方米，外觀像北京的天壇，上小下大，共有3層。現在博物館的主要儲藏和展示品包括1000多幅文革圖片，相關書籍幾百種，還有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北京市長彭真、副總參謀長黃克誠等許多「走資派」被批鬥的歷史，以及在文革中遭難的知識份子知名人士的書法墨寶。不過，從博物館本身來看，它並沒有在如何對待文革發動者毛澤東的問題上，越過「雷池」 ；也沒有對文革這場浩劫對全中國造成的災難，特別是死亡人數，提供詳盡的資料和數位。而且，由於博物館並非建在中國的中央地帶，屬於「天高皇帝遠」，博物館的影響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
批判和反思文革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面對著這樣一場中共發動的大規模迫害運動，不進行批評和反思就會導致歷史重現。事實上，自文革結束後，中共就明令禁止講文革問題，其根本原因是因為講「過」了以後，就成了執政黨中共本身的問題，成了毛澤東的問題；就不是只否定毛澤東，連周恩來、鄧小平都難辭其責，最後要否定到共產黨頭上。當人們瞭解了真象，進行真正的反思後，中共的地位必將受到動搖。正因為如此，所以撒謊成性的中共要淡化文革。在這種「淡化教育下」，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文革為何物了。
研究文革的專家說，中共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作出定義：「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是80年代以來中共解決遺留歷史問題的「聖經」。它否定了文革，卻繼續肯定了發動文革的毛澤東。這也是造成有關文革的問題無法深入討論和深究的根本原因，也是文革博物館遲遲無法出現或胎死腹中的根本原因。不過在海外，早在1996年，就有一批留美學人，辦起了「中國新聞電腦網絡」「華夏文摘」，並創建了一個網上「文革博物館」(VIRTUAL MESEU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網址是http://museums.cnd.org/CR/halls.html。裡面有100多萬字的文字資料。
或許，在未來的某個時期，中國人會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文革博物館。
文革後的迫害狂潮(1970年─1972年)
中共在文革後期重新執掌政權後，再次開展了大規模的迫害運動。這些政治迫害運動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的，顯得秩序井然。七零年的「一打三反」是五十年代鎮反、肅反的再現，除經典「階級敵人」外，許多前造反者和對現政權有不滿言論者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處決或關入大牢。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文革期間的一個造反派組織)則純粹是再次清算前造反民眾。至七二年林彪事件公開後，長達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才告減退。在此期間，又有數十萬人蒙冤受辱。至於運動在鬥爭的形式，運用的工具和手段上，與文革有很多相同之處，比如大字報、大會批鬥、逼供信、關押等，這也是歷次政治運動通行和慣用的，非文革獨創。文革中採取的很多極端作法，像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鳴鑼遊街示眾等都是從包括「湖南農民運動」（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內的中共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倣傚的。
這年12月，根據中共官方媒體報道，自1968年12月22日起，5年來全國已有8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他們許多是當年的紅衛兵。這其中，有很多人死在了農村，或一輩子生活在了農村。即便後來返城，也面臨著諸多的生活問題。關於介紹知青悲慘生活的文章80年代多有出現。這是毛和中共對於老百姓的又一次有計劃的迫害。
林彪事件
在中共的歷史上，林彪是一個仍舊陷於迷霧中的人。他在文革前後的大起大落，是很耐人尋味的。在毛死後，中共為了掩蓋歷史真象，將林與四人幫一起指責為文革的罪魁禍首，他們成為了「文革的替罪羊」。從中共自身公開的材料上看，對於林彪的評價是不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的。
同其他很多中共黨人一樣，林彪也具有典型的兩面性，比如在對毛的態度上。因為這些人深知，要想得到毛的寵幸，一定要學會奉承，即便是違心的。劉少奇因鼓吹「毛澤東思想」而榮耀，周恩來因對毛的百依百順而坐穩終生宰相。而林彪，則在文革期間製造了對毛個人崇拜的全國性狂熱，提出了「四個偉大」 ，並由此竄升為毛的欽定接班人。
對此，林彪有過驚人的坦承：「黨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見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於《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 正因為林清醒的認識到了「勿講真理而重迎合」這一點，所以林對毛的吹捧到了極至，而且演出了令人作嘔的一幕幕。比如廬山會議上在對彭德懷的批判上，林為了討好毛，在發言中貶低彭的歷史功績：彭的抗日，非但無功，反而有過；而毛的保存實力，非但無過，反而英明。同時，林還主動自我作賤，說什麼「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 ……」比如文革中，林宣稱「毛澤東同志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
林彪的出色吹捧，使其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成為最大的贏家。因為此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周恩來的地位已經下降。在九大通過修改的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與林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林彪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九大選舉的中共的領導人主要有：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為中常委委員，江青等人成為政治局委員。
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林彪，開始與毛在對美關係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權力機構，如是否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上產生了分歧。起初並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凸顯。在會議上，陳伯達首先發言，大談天才論，稱讚毛的偉大、英明，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一職。因為毛已多次宣佈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一副主席擔任，這樣能夠在受憲法保障的情況下成為毛的接班人，同時使其處於可以不受衝擊的保險地位上。同時，林彪和陳伯達在會議上還批判了周的外交與國內政策。
而此時的毛似乎並不願意他的繼承人林彪獲得主席的職位，不管是出於何種考慮，最終上述提議遭到了毛的反對。會議既沒有宣佈任命國家主席，也沒有宣佈毛是天才。此外，在經過了激烈的辯論後，中共批准了周制定的外交政策，即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 的原則基礎上，此後，便有了中美外交關係的新發展。
廬山會議的另一個結果是：陳伯達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興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也成了批判的物件，甚至被說成是「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陳在事實上成為林的替罪羊。
多疑的毛開始懷疑林彪要搞垮他，懷疑林彪想要從自己手中奪權。特別在隨後由毛髮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林彪並沒有完全順從毛，採取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此時的林多少還有點站在失敗者一邊的為人義氣。而這愈發增加了毛對其忠誠的懷疑，並由此設下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直到讓林彪一家死得屍骨無存且不明不白。
廬山會議後，毛決定逐步清除林彪在軍隊和黨內的支持者。在1971年初，毛在確信得到北京軍區部隊的支援後，開始了對南方各省軍區的巡視，意在消除林彪的影響，爭取各軍區對自己的支援。毛還採取一貫的作法，表面上聲稱自己實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針，希望林彪改過。但同時又說到：「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深知毛為人的林彪在毛的威脅下，被迫做出了一系列反應，即希望通過政變或暗殺毛來奪取政權，保全自己。根據後來中共披露的文件稱：林彪和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內裡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並制定了炸毀毛的專列的計劃。不過，事實上，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政變也沒有實行。相反，由於害怕計劃敗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飛機，開始了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關於當時林彪為何匆忙出逃，現在因為中共封鎖檔案，還無法知道詳情。但有學者研究認為，正是毛有意逼走和害死了林彪。因為在林彪登機的前後存有許多疑點。比如加油車為何沒有給飛機加上足夠多的油；加油車為何在周已經控制機場的情況下，還在準備給飛機加油？為什麼飛機爆炸後顯示右側機翼有人為放置炸彈的可能？為什麼在林彪登上飛機後要設置「禁空令」？----根據中共披露的資料，9月13日凌晨零點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行了一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中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兩點二十五分左右墜毀。飛機全程飛行了約113分鐘，其中有83分鐘是在中國境內，這83分鐘裡面又有近30分鐘飛機是沿著中蒙邊境飛行，而不是直接跨過兩國邊境。
當林彪專機墜毀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周恩來放聲大哭。也許是劉少奇和林彪的命運讓其意識到了什麼。
毛在解決了林彪之後，開始了新的一輪的清洗。支援他的20多個高級軍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11人被解除職務。而林彪則被扣上了一大堆「極左」的罪行：陰謀殺害毛，建立軍事獨裁；企圖與蘇聯建立「罪惡同盟」：反對毛給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幹部恢復名譽的政策；反對毛的外交政策等。由此，中共又開展了反對極左化的運動。其重要標誌就是恢復了原有的制度，而且為文革中曾經被打倒的官員恢復原職。中共控制下的共青團取代了被解散的紅衛兵，新組建的工會取代了工人代表大會。軍隊也逐步從文革中奉命接管的權力中退出。這樣，很自然的，重新掌權的這批人將文革期間的各種暴行絕大部分歸咎於林彪的惡毒策劃，雖然他們內心清楚的知道是毛而非林彪發動了文革。
1973年8月，在中共的十大上，中共試圖向黨內和老百姓解釋，儘管林彪已經死去，但中共的領導人依舊堅持文革的精神和原則，而林彪從沒有堅持過這些原則。十大刪除了黨章中宣佈林彪為毛的接班人的文字。此外，十大強調黨是至高無上的，黨領導一切。中共希冀弱化曾經作為黨內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之死帶來的惡劣影響。同時，毛為了繼續強調發動文革的正確性，將在文革中從一個工廠幹部而平步青雲的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並在隨後將其刻意培養為自己的接班人。十大後確立的中共新的領導人除了毛周以外，還有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朱德、張春橋和董必武。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也被恢復了工作。
不過，毛很快意識到如此指控對文革做出突出貢獻的林彪將可能導致人們對現行政策的懷疑，對現行領導人是否真正代表文革精神和原則產生懷疑。因此，毛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將林彪扣上了「極右」的罪行，稱林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 。如此一來，林彪的罪行與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是一脈相承的，自然文革的精神是不倒的。但事實上，中共的如此表演只能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加深了對中共的不信任和對中共欺騙性的認識。
儘管給林彪扣上了「極右」分子的帽子，但在政治上徹底埋葬死去的林彪遠遠比處理劉少奇更為棘手。1973年7月，毛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指出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由此發動了一場滑天下之大稽的批林批孔運動。該運動通過歌頌秦王朝的歷史進步作用和秦始皇奉行的獨裁理論的正確性，藉以歌頌當代秦始皇---毛的歷史功績。同時批判了作為儒家代表的林彪對歷史的阻礙作用。不過，運動最後發展成為以周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排擠的中共黨人，和在文革中獲得政治權力的新生的中共黨人，即「四人幫」 之間的權力爭鬥。
2005年春，由民間籌資興建的中國第一座文革博物館在文革結束三十多年後，在廣東汕頭市澄海區塔山景區開館，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對此卻保持緘默。儘管中國官方把文化大革命定為「浩劫」，但是迄今為止，卻並沒有對這場浩劫進行一次全面的總結。
該博物館佔地面積570平方米，外觀像北京的天壇，上小下大，共有3層。現在博物館的主要儲藏和展示品包括1000多幅文革圖片，相關書籍幾百種，還有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北京市長彭真、副總參謀長黃克誠等許多「走資派」被批鬥的歷史，以及在文革中遭難的知識份子知名人士的書法墨寶。不過，從博物館本身來看，它並沒有在如何對待文革發動者毛澤東的問題上，越過「雷池」 ；也沒有對文革這場浩劫對全中國造成的災難，特別是死亡人數，提供詳盡的資料和數位。而且，由於博物館並非建在中國的中央地帶，屬於「天高皇帝遠」，博物館的影響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
批判和反思文革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面對著這樣一場中共發動的大規模迫害運動，不進行批評和反思就會導致歷史重現。事實上，自文革結束後，中共就明令禁止講文革問題，其根本原因是因為講「過」了以後，就成了執政黨中共本身的問題，成了毛澤東的問題；就不是只否定毛澤東，連周恩來、鄧小平都難辭其責，最後要否定到共產黨頭上。當人們瞭解了真象，進行真正的反思後，中共的地位必將受到動搖。正因為如此，所以撒謊成性的中共要淡化文革。在這種「淡化教育下」，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文革為何物了。
研究文革的專家說，中共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作出定義：「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是80年代以來中共解決遺留歷史問題的「聖經」。它否定了文革，卻繼續肯定了發動文革的毛澤東。這也是造成有關文革的問題無法深入討論和深究的根本原因，也是文革博物館遲遲無法出現或胎死腹中的根本原因。不過在海外，早在1996年，就有一批留美學人，辦起了「中國新聞電腦網絡」「華夏文摘」，並創建了一個網上「文革博物館」(VIRTUAL MESEU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網址是http://museums.cnd.org/CR/halls.html。裡面有100多萬字的文字資料。
或許，在未來的某個時期，中國人會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文革博物館。
文革後的迫害狂潮(1970年─1972年)
中共在文革後期重新執掌政權後，再次開展了大規模的迫害運動。這些政治迫害運動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的，顯得秩序井然。七零年的「一打三反」是五十年代鎮反、肅反的再現，除經典「階級敵人」外，許多前造反者和對現政權有不滿言論者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處決或關入大牢。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文革期間的一個造反派組織)則純粹是再次清算前造反民眾。至七二年林彪事件公開後，長達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才告減退。在此期間，又有數十萬人蒙冤受辱。至於運動在鬥爭的形式，運用的工具和手段上，與文革有很多相同之處，比如大字報、大會批鬥、逼供信、關押等，這也是歷次政治運動通行和慣用的，非文革獨創。文革中採取的很多極端作法，像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鳴鑼遊街示眾等都是從包括「湖南農民運動」（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內的中共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倣傚的。
這年12月，根據中共官方媒體報道，自1968年12月22日起，5年來全國已有8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他們許多是當年的紅衛兵。這其中，有很多人死在了農村，或一輩子生活在了農村。即便後來返城，也面臨著諸多的生活問題。關於介紹知青悲慘生活的文章80年代多有出現。這是毛和中共對於老百姓的又一次有計劃的迫害。
林彪事件
在中共的歷史上，林彪是一個仍舊陷於迷霧中的人。他在文革前後的大起大落，是很耐人尋味的。在毛死後，中共為了掩蓋歷史真象，將林與四人幫一起指責為文革的罪魁禍首，他們成為了「文革的替罪羊」。從中共自身公開的材料上看，對於林彪的評價是不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的。
同其他很多中共黨人一樣，林彪也具有典型的兩面性，比如在對毛的態度上。因為這些人深知，要想得到毛的寵幸，一定要學會奉承，即便是違心的。劉少奇因鼓吹「毛澤東思想」而榮耀，周恩來因對毛的百依百順而坐穩終生宰相。而林彪，則在文革期間製造了對毛個人崇拜的全國性狂熱，提出了「四個偉大」 ，並由此竄升為毛的欽定接班人。
對此，林彪有過驚人的坦承：「黨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見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於《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 正因為林清醒的認識到了「勿講真理而重迎合」這一點，所以林對毛的吹捧到了極至，而且演出了令人作嘔的一幕幕。比如廬山會議上在對彭德懷的批判上，林為了討好毛，在發言中貶低彭的歷史功績：彭的抗日，非但無功，反而有過；而毛的保存實力，非但無過，反而英明。同時，林還主動自我作賤，說什麼「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 ……」比如文革中，林宣稱「毛澤東同志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
林彪的出色吹捧，使其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成為最大的贏家。因為此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周恩來的地位已經下降。在九大通過修改的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與林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林彪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九大選舉的中共的領導人主要有：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為中常委委員，江青等人成為政治局委員。
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林彪，開始與毛在對美關係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權力機構，如是否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上產生了分歧。起初並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凸顯。在會議上，陳伯達首先發言，大談天才論，稱讚毛的偉大、英明，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一職。因為毛已多次宣佈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一副主席擔任，這樣能夠在受憲法保障的情況下成為毛的接班人，同時使其處於可以不受衝擊的保險地位上。同時，林彪和陳伯達在會議上還批判了周的外交與國內政策。
而此時的毛似乎並不願意他的繼承人林彪獲得主席的職位，不管是出於何種考慮，最終上述提議遭到了毛的反對。會議既沒有宣佈任命國家主席，也沒有宣佈毛是天才。此外，在經過了激烈的辯論後，中共批准了周制定的外交政策，即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 的原則基礎上，此後，便有了中美外交關係的新發展。
廬山會議的另一個結果是：陳伯達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興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也成了批判的物件，甚至被說成是「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陳在事實上成為林的替罪羊。
多疑的毛開始懷疑林彪要搞垮他，懷疑林彪想要從自己手中奪權。特別在隨後由毛髮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林彪並沒有完全順從毛，採取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此時的林多少還有點站在失敗者一邊的為人義氣。而這愈發增加了毛對其忠誠的懷疑，並由此設下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直到讓林彪一家死得屍骨無存且不明不白。
廬山會議後，毛決定逐步清除林彪在軍隊和黨內的支持者。在1971年初，毛在確信得到北京軍區部隊的支援後，開始了對南方各省軍區的巡視，意在消除林彪的影響，爭取各軍區對自己的支援。毛還採取一貫的作法，表面上聲稱自己實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針，希望林彪改過。但同時又說到：「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深知毛為人的林彪在毛的威脅下，被迫做出了一系列反應，即希望通過政變或暗殺毛來奪取政權，保全自己。根據後來中共披露的文件稱：林彪和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內裡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並制定了炸毀毛的專列的計劃。不過，事實上，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政變也沒有實行。相反，由於害怕計劃敗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飛機，開始了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關於當時林彪為何匆忙出逃，現在因為中共封鎖檔案，還無法知道詳情。但有學者研究認為，正是毛有意逼走和害死了林彪。因為在林彪登機的前後存有許多疑點。比如加油車為何沒有給飛機加上足夠多的油；加油車為何在周已經控制機場的情況下，還在準備給飛機加油？為什麼飛機爆炸後顯示右側機翼有人為放置炸彈的可能？為什麼在林彪登上飛機後要設置「禁空令」？----根據中共披露的資料，9月13日凌晨零點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行了一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中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兩點二十五分左右墜毀。飛機全程飛行了約113分鐘，其中有83分鐘是在中國境內，這83分鐘裡面又有近30分鐘飛機是沿著中蒙邊境飛行，而不是直接跨過兩國邊境。
當林彪專機墜毀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周恩來放聲大哭。也許是劉少奇和林彪的命運讓其意識到了什麼。
毛在解決了林彪之後，開始了新的一輪的清洗。支援他的20多個高級軍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11人被解除職務。而林彪則被扣上了一大堆「極左」的罪行：陰謀殺害毛，建立軍事獨裁；企圖與蘇聯建立「罪惡同盟」：反對毛給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幹部恢復名譽的政策；反對毛的外交政策等。由此，中共又開展了反對極左化的運動。其重要標誌就是恢復了原有的制度，而且為文革中曾經被打倒的官員恢復原職。中共控制下的共青團取代了被解散的紅衛兵，新組建的工會取代了工人代表大會。軍隊也逐步從文革中奉命接管的權力中退出。這樣，很自然的，重新掌權的這批人將文革期間的各種暴行絕大部分歸咎於林彪的惡毒策劃，雖然他們內心清楚的知道是毛而非林彪發動了文革。
1973年8月，在中共的十大上，中共試圖向黨內和老百姓解釋，儘管林彪已經死去，但中共的領導人依舊堅持文革的精神和原則，而林彪從沒有堅持過這些原則。十大刪除了黨章中宣佈林彪為毛的接班人的文字。此外，十大強調黨是至高無上的，黨領導一切。中共希冀弱化曾經作為黨內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之死帶來的惡劣影響。同時，毛為了繼續強調發動文革的正確性，將在文革中從一個工廠幹部而平步青雲的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並在隨後將其刻意培養為自己的接班人。十大後確立的中共新的領導人除了毛周以外，還有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朱德、張春橋和董必武。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也被恢復了工作。
不過，毛很快意識到如此指控對文革做出突出貢獻的林彪將可能導致人們對現行政策的懷疑，對現行領導人是否真正代表文革精神和原則產生懷疑。因此，毛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將林彪扣上了「極右」的罪行，稱林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 。如此一來，林彪的罪行與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是一脈相承的，自然文革的精神是不倒的。但事實上，中共的如此表演只能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加深了對中共的不信任和對中共欺騙性的認識。
儘管給林彪扣上了「極右」分子的帽子，但在政治上徹底埋葬死去的林彪遠遠比處理劉少奇更為棘手。1973年7月，毛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指出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由此發動了一場滑天下之大稽的批林批孔運動。該運動通過歌頌秦王朝的歷史進步作用和秦始皇奉行的獨裁理論的正確性，藉以歌頌當代秦始皇---毛的歷史功績。同時批判了作為儒家代表的林彪對歷史的阻礙作用。不過，運動最後發展成為以周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排擠的中共黨人，和在文革中獲得政治權力的新生的中共黨人，即「四人幫」 之間的權力爭鬥。
2006年9月15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五)
文革暴行：中共有計劃的殺伐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志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惡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惡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惡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他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惡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二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區十個縣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三十五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十一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惡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員警、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惡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惡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惡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惡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可見，中共邪靈在文革中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的是怎樣的災難。
關於文革中反政治迫害運動的意義，早期造反派的出現和後來奪權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義。儘管上述參與者在進行這些鬥爭時高呼著忠於毛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在削弱中共統治秩序和衝擊中共政治制度的實質。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行黨內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統治機器的代價，但他是要以重握絕對權力為補償。民眾的這些行動在客觀上的確為毛的政治清洗開路，但卻以取得那些「削弱」和「衝擊」為收穫。儘管他們在主觀意識上或許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歷史已經證明毛並沒有得到他的補償，民眾卻得到了他們的收穫。文革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何等威儀神聖。哪怕是一個小工廠、一個稅務所的黨支部書記都是黨的化身，是絕對正確的。對他們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綱為「反黨」，更遑論那些省市委的高級幹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們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對某個黨員幹部不算「反黨」，反對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黨」，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萬人就僅僅是因為向單位領導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受盡懲罰並禍及妻兒。10年之後，民眾可以當面直斥共產惡黨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行，只要他們是打著忠於毛的旗號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毛雖然得以完成了黨內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權威整體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當毛清醒過來，明白這代價實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統治基礎時，開始對民眾的「越軌」行為發出指責。指責的最嚴厲句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是說，毛已洞悉，相當數量民眾的行為只是以忠於毛主席為幌子，而幹著反對中共政權的事情，起碼客觀上是這樣。在不斷發出的指責沒有獲得預計的成效時，毛1968年秋天開始了對民眾實行壓制的措施。而當地方各級，各單位的黨組織在１９６９年後得以重建，大多數領導幹部得以官復原職時，在毛的默許乃至規劃下，他們向衝擊過中共政權的民眾進行了反覆的清算、兇猛的報復。從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再到１９７１年的「清查五一六」，進行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終究因他們的一度「越軌」付出了慘重的乃至鮮血的代價。不過，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至少表明：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並不缺乏，至少在適當的時機將得以爆發。而這恰恰是中共政權一直所恐懼和擔心的。
文革災難性的後果
文革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只有巨大的災難，它的破壞性和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特別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是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文革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一、人員傷亡方面
文革造成了驚人的人員傷亡。中共當時並沒有統計被害人數。在80年代胡耀邦任組織部長負責平反時，估計文革致死人命兩百萬。清查五一六隻佔其中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是在運動初期被打死和自殺的四類分子、右派、資本家、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文革結束後揭露出來的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當然很多的人命是武鬥打死的。著名的有四平武鬥、長春武鬥、江西武鬥，還有四川武鬥，內蒙的挖肅內人黨，湖南、廣西的大屠殺，雲南的萬人坑，寧夏荒野的纍纍白骨…… 另外還有幾百萬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二、文化道德方面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壞行動就是文革。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場所的破壞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八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二、對文物的破壞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第三、在精神層面上的破壞
在中國的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鞏固人類道德水準，對那些想回歸天國世界的修煉者起到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而這是以「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文革中，中共打倒了知識份子，毀壞書籍和廟宇，向人們灌輸讀書無用論的思想，讓人們放棄了對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和遵從。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三、經濟方面
文革期間的混亂局面也影響到了經濟的發展。動盪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暫時的影響。
四、外交方面
文革期間，中國的外交基本陷於停頓。1967年，外交部向各駐外使領館發佈了一個新的「革命國際主義」的綱領。各個駐外使領館在國外也轟轟烈烈開展了造反行動。
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是8月23日焚燒英國駐京代辦處，給中國在國際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志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惡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惡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惡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他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惡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二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區十個縣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三十五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十一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惡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員警、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惡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惡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惡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惡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可見，中共邪靈在文革中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的是怎樣的災難。
關於文革中反政治迫害運動的意義，早期造反派的出現和後來奪權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義。儘管上述參與者在進行這些鬥爭時高呼著忠於毛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在削弱中共統治秩序和衝擊中共政治制度的實質。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行黨內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統治機器的代價，但他是要以重握絕對權力為補償。民眾的這些行動在客觀上的確為毛的政治清洗開路，但卻以取得那些「削弱」和「衝擊」為收穫。儘管他們在主觀意識上或許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歷史已經證明毛並沒有得到他的補償，民眾卻得到了他們的收穫。文革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何等威儀神聖。哪怕是一個小工廠、一個稅務所的黨支部書記都是黨的化身，是絕對正確的。對他們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綱為「反黨」，更遑論那些省市委的高級幹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們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對某個黨員幹部不算「反黨」，反對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黨」，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萬人就僅僅是因為向單位領導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受盡懲罰並禍及妻兒。10年之後，民眾可以當面直斥共產惡黨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行，只要他們是打著忠於毛的旗號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毛雖然得以完成了黨內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權威整體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當毛清醒過來，明白這代價實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統治基礎時，開始對民眾的「越軌」行為發出指責。指責的最嚴厲句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是說，毛已洞悉，相當數量民眾的行為只是以忠於毛主席為幌子，而幹著反對中共政權的事情，起碼客觀上是這樣。在不斷發出的指責沒有獲得預計的成效時，毛1968年秋天開始了對民眾實行壓制的措施。而當地方各級，各單位的黨組織在１９６９年後得以重建，大多數領導幹部得以官復原職時，在毛的默許乃至規劃下，他們向衝擊過中共政權的民眾進行了反覆的清算、兇猛的報復。從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再到１９７１年的「清查五一六」，進行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終究因他們的一度「越軌」付出了慘重的乃至鮮血的代價。不過，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至少表明：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並不缺乏，至少在適當的時機將得以爆發。而這恰恰是中共政權一直所恐懼和擔心的。
文革災難性的後果
文革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只有巨大的災難，它的破壞性和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特別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是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文革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一、人員傷亡方面
文革造成了驚人的人員傷亡。中共當時並沒有統計被害人數。在80年代胡耀邦任組織部長負責平反時，估計文革致死人命兩百萬。清查五一六隻佔其中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是在運動初期被打死和自殺的四類分子、右派、資本家、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文革結束後揭露出來的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當然很多的人命是武鬥打死的。著名的有四平武鬥、長春武鬥、江西武鬥，還有四川武鬥，內蒙的挖肅內人黨，湖南、廣西的大屠殺，雲南的萬人坑，寧夏荒野的纍纍白骨…… 另外還有幾百萬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二、文化道德方面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壞行動就是文革。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場所的破壞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八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二、對文物的破壞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第三、在精神層面上的破壞
在中國的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鞏固人類道德水準，對那些想回歸天國世界的修煉者起到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而這是以「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文革中，中共打倒了知識份子，毀壞書籍和廟宇，向人們灌輸讀書無用論的思想，讓人們放棄了對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和遵從。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三、經濟方面
文革期間的混亂局面也影響到了經濟的發展。動盪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暫時的影響。
四、外交方面
文革期間，中國的外交基本陷於停頓。1967年，外交部向各駐外使領館發佈了一個新的「革命國際主義」的綱領。各個駐外使領館在國外也轟轟烈烈開展了造反行動。
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是8月23日焚燒英國駐京代辦處，給中國在國際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2006年9月14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四)
奪權和軍隊介入時期(1967年1月-8月)
1967年1月，毛通過「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奪權」的號召。毛告訴群眾；之所以在前階段運動中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毛的正確路線得不到貫徹，是由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了權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眾不再受迫害，使運動在毛主席正確的路線上前進，就必需「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同月，劉少奇提出辭職，但毛沒有同意。也許在毛的內心已然下定決心要徹底整垮這個政治對手。
響應毛的號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進行了「奪權」。
首先開始行動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成員鼓勵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在一起發表聲明，指責市委製造了分裂，呼籲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和幹部團結起來。次日，上海上百萬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群眾集會，批鬥上海市市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並將他們撤職，迫使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
同時，另有數百萬人觀看了批鬥會的電視轉播。隨後，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領導機構垮臺了。但執掌政權的是從北京來的張春橋。他通過與造反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的交易，通過對地方黨政機構和軍隊、公安系統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進組織，逐漸恢復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於擔心張春橋領導的新政權與舊政權沒有什麼差別，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對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戰。派性鬥爭重又開始，有時甚至還有武鬥。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領導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龍江的哈爾濱也發生了奪權運動，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軍隊。這兩地的軍隊在推翻舊的官僚機構後，建立的是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幹部和軍隊組成的「革命委員會」。這給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權的範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隨後宣佈，「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隨後，上海於2月底將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奪權行動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開始了奪權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奪權行動已經受到了兩種因素的制約：「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和軍隊的介入。基於「奪權造反派」 的人員情況，其行動帶有明顯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質。不過，他們的「奪權」行動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責為「右派奪權」、「牛鬼蛇神翻天」。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保守派」無力對「造反派」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然而，在不久軍隊介入後，情況馬上起了變化。
此時，在中共內部，一些軍隊高層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根本性問題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的會議上，雙方的鬥爭更加激烈。毛對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評。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將他們的抗爭行動定性為「反黨」、「二月逆流」。 此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
2月23日，根據毛的指示，林彪下令軍隊介入政治鬥爭，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時維持社會秩序。但哪一派是「左派」？毛似乎並沒有向各地軍方指明該地區哪一派群眾組織是左派，於是，誰是「左派」就全憑各地軍方去自行鑒別評定了。全國各地的軍方（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幾乎無一例外的認為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是左派。問題是，如果該地區奪權的群眾組織是軍方心目中的左派，那當然皆大歡喜。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產生軒然大波。因為軍方一旦認定奪了權的一派群眾組織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麼軍方將非但不與奪權的一派合作，還會去指責他們。這正是在全國多數地區發生的情況。而奪權派則不但不會在軍方的指責面前屈服，還會對軍方實行反指責。他們認為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走資派奪權，當然就是左派。當然應得到軍隊的支持。軍隊不支援自己這一派，就是犯了錯誤。氣氛在軍方和奪權派的互相指責中急劇緊張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奪權派群眾組織衝擊當地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正是各地奪權派群眾組織與該地區軍方的鬥爭，直接導致了軍隊在3月間展開的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這次「鎮反」運動中，軍方大多採取這樣的措施：１、在奪權的一派中挑選出一個或幾個成份尤其複雜的工人組織，將其打成「反革命」組織。大、中頭頭予以逮捕，小頭頭在單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員進行「批評教育」。２、對「奪權派」中所有的學生組織和成份不那麼複雜的機關職員組織、工人組織進行攻心瓦解，挫其氣焰。３、對在「奪權」中受到排斥的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予以扶植。例如在廣州，軍方把「奪權派」中的「八一戰鬥兵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對「工聯」、「紅旗工人」等工人組織和「中大紅旗」、「華工紅旗」等學生組織實行壓制和分化瓦解。對「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紅色工人」、「廣州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品質較高」的工人和學生組織給予扶植。又如在武漢，軍方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組織」，對「紅衛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團」等實行分化瓦解，對政治品質較高的機關職員和工人的聯合組織「百萬雄師」予以扶植。在「鎮反」期間，被鎮壓取締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組織的群眾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得到軍方扶植的一派組織就當然是揚眉吐氣得意洋洋。
對於那些紅衛兵組織，開始逐漸被取締。學生們被敦促回到學校，學校也於3月提早開學。4月，久已沉默的劉少奇不僅被指控為走資派，而且被指控為國家的頭號叛徒。由於1966年以來所造成的混亂，周恩來在毛的默許下，開始致力於恢復政府機構的職能，包括恢復老幹部的職位。但是，軍方的「鎮反」行動似乎出乎毛的預料，因為毛希望借助「奪權派」衝擊屬於劉鄧系統的省市黨委，希望借此清洗自己的政治對手，儘管他並不否認「保守派」的政治品質比行動迅速的「奪權派」在整體上來說是要高一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軍方把這些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或進行壓制分化瓦解的做法。基於這樣的考慮，毛在4月份開始向各地軍方提出批評，指出他們在「支左」中犯了錯誤，即錯誤的鎮壓了「奪權派」群眾組織。
毛的批評使原來已近於瓦解的奪權派群眾組織不但迅速恢復過來，而且對軍方採取了進擊的姿態。他們指責軍方的鎮壓行動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他們要求軍方釋放在押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要求軍方給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
他們的這些訴求先是以標語口號大字報來表達，接著使用了集會遊行乃至絕食抗爭的方式。
由於軍方拒絕承認錯誤，拒絕釋放所抓捕的人員，拒絕為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致使「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劇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發生了「奪權造反派」組織對軍事機關的衝擊，包括搶奪武器武裝自己。
與此同時，對毛的神化和膜拜也愈演愈烈。全國開始流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語錄歌」、「語錄操」。在一方面對毛高度個人崇拜的同時，文革冒出了各種各樣自由化的思潮，而這自然是毛所不能接受的。
5月，激進的造反派因為不滿，開始了對一切權力機構的衝擊。北京的造反派們衝擊了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包括外交部。在各省市，不斷出現武鬥事件，而且是逐步升級。武鬥之風盛行全國。而軍方則開始大力扶植「保守派」組織，並使之作為壓制「奪權造反派」的前鋒力量。由此就發生了「保守派」挑起的「武鬥」。比如武漢。7月，在武漢軍區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品質較高的人群所組成的組織－－「百萬雄師」迅速壯大，並以「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為動員口號向「工總」、「二司」等「奪權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實行暴力壓制，從毆打很快發展為屠殺。在北京派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武漢軍區司令不得不屈服。
8月，造反派的行為更加無法控制了。在北京，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公開審判劉少奇；在許多其它城市，出現了「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戰鬥。暴力和血腥象流行病一樣在各處蔓延。到了8月底，中國似乎已經徘徊在了無政府的邊緣。
毛既然已經實現了打倒劉鄧的目地，那麼他所發動的文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毛決定選擇秩序，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
文革熱月(1967年9月--1969年初)
1967年9月初，軍隊受命恢復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和國務院等下令群眾交出武器並不妨礙軍隊執行任務。換言之，群眾造反的權利被剝奪了。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學生必須回到學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一些成員，如王力等則被拋出成為替罪羊，被指責是前一段混亂的幕後策劃人。
毛為了平衡保守派與激進派，在進行的清洗中還包括軍隊中的一些高層將領，比如軍隊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清洗的同時，毛領導下的中共開始逐步恢復對各地黨政機關的控制。而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並未如毛期望的那樣成為恢復秩序的重要領導機構，因為革委會中的軍方人士佔有著主導地位，導致更多的群眾缺乏團結的熱情，並開始產生了厭倦，對政治也越來越冷淡。不過，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組織還在繼續進行著武鬥，直到1968年夏被徹底鎮壓。
1968年春到夏初，對軍隊的嚴厲干涉的強烈反抗與官方反對「右傾思想」 的運動混在一起，使得全國許多地方又爆發了新的武鬥。武鬥主要發生在對立的紅衛兵組織之間以及學生和軍隊之間。7月，毛接見了紅衛兵領袖，通知他們離開歷史舞台的時刻到了。隨即軍隊和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結束了武鬥。期間的流血事件並不罕見。
最大的流血事件發生在廣西。其省軍區政委韋國清下令殺害或判以死刑的激進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人數令人震驚。許多學生造反派被遣送到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同時，那些對文革懷有牴觸情緒的中共官員也被遣送到農村的「五七干校」 接受教育。
借助軍隊的力量，毛領導的中共逐漸掌控了局勢。
1968年9月7日，北京召開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即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十萬人慶祝大會，標誌著文革塵埃的基本落定。除了上海是造反派掌權外，其它省市則是保守派掌權。上海造反派掌權是通過一場武鬥獲得的。造反派熱衷武鬥，保守派熱衷整人。正因為上海當權的造反派實現了毛髮動文化革命，以抓革命來促生產，精神變物質的夢想，所以上海幫一直沒有失寵。
10月，中共秘密召開了八屆十二次全會，會議正式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以及一切職務，包括國家主席一職。而此時劉少奇已被秘密關押多時，最後黯然死於獄中。
關於劉少奇，雖然他的遭遇比較悲慘，但他與毛事實上並無本質上的區別，甚至毛劉在思想上、語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他值得指責的地方其實很多。1945年中共九大，他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並將它寫入黨章、黨綱。毛的個人迷信，個人權威首開局面，他有頭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寵信，地位逐步上升。論資歷劉與周都是1922年加入中共，但論業績功勞，劉實在差周甚遠，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59年廬山會議上，劉對彭德懷大加斥責，昧著良心，不顧事實，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為，更令人齒冷。他的死只不過是權力爭鬥失敗的結果。
毛在打倒黨對對手的同時，對其的神化和膜拜也達到頂峰。毛的著作和各種畫像、塑像、像章大量發行，學生們往往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來開始一天的活動。全國流行的「忠字舞」、「語錄歌」、「語錄操」 要求人人會跳，人人會唱。
八屆十二次全會後，中共開始了持續一年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目地是審查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中共幹部和其他領導人以及在文革期間被提升到領導地位的人在政治上的可靠性。重新擁有權利的保守派開始了對造反派的殺戮。家庭出身再次成為進行政治判斷的標準。
文革的結束(1969年底)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此時的林彪由於文革時對毛的忠心，其權力和聲望都達到了頂峰。他在大會上作了報告，全面評價了文革和國際形勢。強調了學習毛思想和重建黨的重要性。而毛在大會閉幕後不久的一次談話中，再次強調了重建黨的重要性。他還說：在幾年後，我們也許還要進行另一場革命。
「九大」選出的五人權利核心中，除毛和林彪外，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軍隊的影響力上升。在會議結束後，中共正式向全國公佈了「九大」 公報，公開譴責了劉少奇，並歡呼文革的勝利。由於「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部份被打倒，部份被選進了新的統治機構，該小組在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後，自動消失了。
至此，毛髮動文革的目地基本實現：政治對手被打倒，權力重新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級地方政權和基層單位的權力已經由「革命委員會」接管。中央委員會也通過「九大」的組織程式進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貴們大都進入了各級政權班子。
到了1969年底或1970年初，文革徹底結束了。但是，中共的迫害行動並沒有終止。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連串的運動中，中共象文革前一樣開始了反覆清算、懲治、鎮壓民眾。此時，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中共高層各派系已無歧見鬥爭。
1967年1月，毛通過「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奪權」的號召。毛告訴群眾；之所以在前階段運動中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毛的正確路線得不到貫徹，是由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了權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眾不再受迫害，使運動在毛主席正確的路線上前進，就必需「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同月，劉少奇提出辭職，但毛沒有同意。也許在毛的內心已然下定決心要徹底整垮這個政治對手。
響應毛的號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進行了「奪權」。
首先開始行動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成員鼓勵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在一起發表聲明，指責市委製造了分裂，呼籲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和幹部團結起來。次日，上海上百萬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群眾集會，批鬥上海市市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並將他們撤職，迫使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
同時，另有數百萬人觀看了批鬥會的電視轉播。隨後，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領導機構垮臺了。但執掌政權的是從北京來的張春橋。他通過與造反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的交易，通過對地方黨政機構和軍隊、公安系統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進組織，逐漸恢復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於擔心張春橋領導的新政權與舊政權沒有什麼差別，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對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戰。派性鬥爭重又開始，有時甚至還有武鬥。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領導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龍江的哈爾濱也發生了奪權運動，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軍隊。這兩地的軍隊在推翻舊的官僚機構後，建立的是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幹部和軍隊組成的「革命委員會」。這給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權的範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隨後宣佈，「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隨後，上海於2月底將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奪權行動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開始了奪權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奪權行動已經受到了兩種因素的制約：「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和軍隊的介入。基於「奪權造反派」 的人員情況，其行動帶有明顯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質。不過，他們的「奪權」行動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責為「右派奪權」、「牛鬼蛇神翻天」。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保守派」無力對「造反派」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然而，在不久軍隊介入後，情況馬上起了變化。
此時，在中共內部，一些軍隊高層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根本性問題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的會議上，雙方的鬥爭更加激烈。毛對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評。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將他們的抗爭行動定性為「反黨」、「二月逆流」。 此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
2月23日，根據毛的指示，林彪下令軍隊介入政治鬥爭，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時維持社會秩序。但哪一派是「左派」？毛似乎並沒有向各地軍方指明該地區哪一派群眾組織是左派，於是，誰是「左派」就全憑各地軍方去自行鑒別評定了。全國各地的軍方（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幾乎無一例外的認為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是左派。問題是，如果該地區奪權的群眾組織是軍方心目中的左派，那當然皆大歡喜。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產生軒然大波。因為軍方一旦認定奪了權的一派群眾組織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麼軍方將非但不與奪權的一派合作，還會去指責他們。這正是在全國多數地區發生的情況。而奪權派則不但不會在軍方的指責面前屈服，還會對軍方實行反指責。他們認為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走資派奪權，當然就是左派。當然應得到軍隊的支持。軍隊不支援自己這一派，就是犯了錯誤。氣氛在軍方和奪權派的互相指責中急劇緊張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奪權派群眾組織衝擊當地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正是各地奪權派群眾組織與該地區軍方的鬥爭，直接導致了軍隊在3月間展開的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這次「鎮反」運動中，軍方大多採取這樣的措施：１、在奪權的一派中挑選出一個或幾個成份尤其複雜的工人組織，將其打成「反革命」組織。大、中頭頭予以逮捕，小頭頭在單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員進行「批評教育」。２、對「奪權派」中所有的學生組織和成份不那麼複雜的機關職員組織、工人組織進行攻心瓦解，挫其氣焰。３、對在「奪權」中受到排斥的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予以扶植。例如在廣州，軍方把「奪權派」中的「八一戰鬥兵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對「工聯」、「紅旗工人」等工人組織和「中大紅旗」、「華工紅旗」等學生組織實行壓制和分化瓦解。對「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紅色工人」、「廣州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品質較高」的工人和學生組織給予扶植。又如在武漢，軍方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組織」，對「紅衛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團」等實行分化瓦解，對政治品質較高的機關職員和工人的聯合組織「百萬雄師」予以扶植。在「鎮反」期間，被鎮壓取締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組織的群眾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得到軍方扶植的一派組織就當然是揚眉吐氣得意洋洋。
對於那些紅衛兵組織，開始逐漸被取締。學生們被敦促回到學校，學校也於3月提早開學。4月，久已沉默的劉少奇不僅被指控為走資派，而且被指控為國家的頭號叛徒。由於1966年以來所造成的混亂，周恩來在毛的默許下，開始致力於恢復政府機構的職能，包括恢復老幹部的職位。但是，軍方的「鎮反」行動似乎出乎毛的預料，因為毛希望借助「奪權派」衝擊屬於劉鄧系統的省市黨委，希望借此清洗自己的政治對手，儘管他並不否認「保守派」的政治品質比行動迅速的「奪權派」在整體上來說是要高一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軍方把這些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或進行壓制分化瓦解的做法。基於這樣的考慮，毛在4月份開始向各地軍方提出批評，指出他們在「支左」中犯了錯誤，即錯誤的鎮壓了「奪權派」群眾組織。
毛的批評使原來已近於瓦解的奪權派群眾組織不但迅速恢復過來，而且對軍方採取了進擊的姿態。他們指責軍方的鎮壓行動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他們要求軍方釋放在押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要求軍方給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
他們的這些訴求先是以標語口號大字報來表達，接著使用了集會遊行乃至絕食抗爭的方式。
由於軍方拒絕承認錯誤，拒絕釋放所抓捕的人員，拒絕為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致使「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劇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發生了「奪權造反派」組織對軍事機關的衝擊，包括搶奪武器武裝自己。
與此同時，對毛的神化和膜拜也愈演愈烈。全國開始流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語錄歌」、「語錄操」。在一方面對毛高度個人崇拜的同時，文革冒出了各種各樣自由化的思潮，而這自然是毛所不能接受的。
5月，激進的造反派因為不滿，開始了對一切權力機構的衝擊。北京的造反派們衝擊了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包括外交部。在各省市，不斷出現武鬥事件，而且是逐步升級。武鬥之風盛行全國。而軍方則開始大力扶植「保守派」組織，並使之作為壓制「奪權造反派」的前鋒力量。由此就發生了「保守派」挑起的「武鬥」。比如武漢。7月，在武漢軍區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品質較高的人群所組成的組織－－「百萬雄師」迅速壯大，並以「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為動員口號向「工總」、「二司」等「奪權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實行暴力壓制，從毆打很快發展為屠殺。在北京派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武漢軍區司令不得不屈服。
8月，造反派的行為更加無法控制了。在北京，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公開審判劉少奇；在許多其它城市，出現了「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戰鬥。暴力和血腥象流行病一樣在各處蔓延。到了8月底，中國似乎已經徘徊在了無政府的邊緣。
毛既然已經實現了打倒劉鄧的目地，那麼他所發動的文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毛決定選擇秩序，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
文革熱月(1967年9月--1969年初)
1967年9月初，軍隊受命恢復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和國務院等下令群眾交出武器並不妨礙軍隊執行任務。換言之，群眾造反的權利被剝奪了。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學生必須回到學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一些成員，如王力等則被拋出成為替罪羊，被指責是前一段混亂的幕後策劃人。
毛為了平衡保守派與激進派，在進行的清洗中還包括軍隊中的一些高層將領，比如軍隊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清洗的同時，毛領導下的中共開始逐步恢復對各地黨政機關的控制。而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並未如毛期望的那樣成為恢復秩序的重要領導機構，因為革委會中的軍方人士佔有著主導地位，導致更多的群眾缺乏團結的熱情，並開始產生了厭倦，對政治也越來越冷淡。不過，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組織還在繼續進行著武鬥，直到1968年夏被徹底鎮壓。
1968年春到夏初，對軍隊的嚴厲干涉的強烈反抗與官方反對「右傾思想」 的運動混在一起，使得全國許多地方又爆發了新的武鬥。武鬥主要發生在對立的紅衛兵組織之間以及學生和軍隊之間。7月，毛接見了紅衛兵領袖，通知他們離開歷史舞台的時刻到了。隨即軍隊和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結束了武鬥。期間的流血事件並不罕見。
最大的流血事件發生在廣西。其省軍區政委韋國清下令殺害或判以死刑的激進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人數令人震驚。許多學生造反派被遣送到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同時，那些對文革懷有牴觸情緒的中共官員也被遣送到農村的「五七干校」 接受教育。
借助軍隊的力量，毛領導的中共逐漸掌控了局勢。
1968年9月7日，北京召開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即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十萬人慶祝大會，標誌著文革塵埃的基本落定。除了上海是造反派掌權外，其它省市則是保守派掌權。上海造反派掌權是通過一場武鬥獲得的。造反派熱衷武鬥，保守派熱衷整人。正因為上海當權的造反派實現了毛髮動文化革命，以抓革命來促生產，精神變物質的夢想，所以上海幫一直沒有失寵。
10月，中共秘密召開了八屆十二次全會，會議正式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以及一切職務，包括國家主席一職。而此時劉少奇已被秘密關押多時，最後黯然死於獄中。
關於劉少奇，雖然他的遭遇比較悲慘，但他與毛事實上並無本質上的區別，甚至毛劉在思想上、語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他值得指責的地方其實很多。1945年中共九大，他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並將它寫入黨章、黨綱。毛的個人迷信，個人權威首開局面，他有頭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寵信，地位逐步上升。論資歷劉與周都是1922年加入中共，但論業績功勞，劉實在差周甚遠，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59年廬山會議上，劉對彭德懷大加斥責，昧著良心，不顧事實，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為，更令人齒冷。他的死只不過是權力爭鬥失敗的結果。
毛在打倒黨對對手的同時，對其的神化和膜拜也達到頂峰。毛的著作和各種畫像、塑像、像章大量發行，學生們往往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來開始一天的活動。全國流行的「忠字舞」、「語錄歌」、「語錄操」 要求人人會跳，人人會唱。
八屆十二次全會後，中共開始了持續一年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目地是審查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中共幹部和其他領導人以及在文革期間被提升到領導地位的人在政治上的可靠性。重新擁有權利的保守派開始了對造反派的殺戮。家庭出身再次成為進行政治判斷的標準。
文革的結束(1969年底)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此時的林彪由於文革時對毛的忠心，其權力和聲望都達到了頂峰。他在大會上作了報告，全面評價了文革和國際形勢。強調了學習毛思想和重建黨的重要性。而毛在大會閉幕後不久的一次談話中，再次強調了重建黨的重要性。他還說：在幾年後，我們也許還要進行另一場革命。
「九大」選出的五人權利核心中，除毛和林彪外，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軍隊的影響力上升。在會議結束後，中共正式向全國公佈了「九大」 公報，公開譴責了劉少奇，並歡呼文革的勝利。由於「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部份被打倒，部份被選進了新的統治機構，該小組在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後，自動消失了。
至此，毛髮動文革的目地基本實現：政治對手被打倒，權力重新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級地方政權和基層單位的權力已經由「革命委員會」接管。中央委員會也通過「九大」的組織程式進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貴們大都進入了各級政權班子。
到了1969年底或1970年初，文革徹底結束了。但是，中共的迫害行動並沒有終止。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連串的運動中，中共象文革前一樣開始了反覆清算、懲治、鎮壓民眾。此時，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中共高層各派系已無歧見鬥爭。
2006年9月13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三)
紅衛兵運動(1966年5月-12月)
紅衛兵運動在經歷了初始和血腥的破四舊時期後，走入了更為複雜的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1966年10月-12月 造反派組織的出現
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固然對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起了極大作用，但它畢竟不在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之內。另外，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不予中止，也終究會干擾他的清洗計劃。毛開始了下一步的行動。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一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中說，毛髮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制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
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給前段時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群眾平反，賠禮道歉。所有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要予以銷毀……
毛大為讚賞，並下令大量印製。此後，陳伯達這個報告便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不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眾組織也競相翻印，鉛印本、油印本隨處可見，許多地方還將報告全文抄成大字報張貼公佈，因此，其中的內容可謂家喻戶曉，特別是其中對「血統論」的批判。
陳伯達在報告中批判了「血統論」，稱：最近一個時期，有人「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陳伯達報告中對「血統論」公開提出嚴厲的批判，並非是真正要打碎這種長期以來壓制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精神枷鎖，而僅僅是為了更深入、廣泛的發動群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來，為毛的「戰略部署」效力。在毛看來，只要不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施政方針，就不可能真正拋棄「血統論」。因此，當遇羅克對「血統論」展開真正的批判後，就遭到了同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情鎮壓和肉體消滅。
對於「血統論」的批判和毛髮出的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中共領導人的號召，使一大批出身迥異於「血統論紅衛兵」 的學生組織了新的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紅衛兵」。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學生由於前一階段處在政治歧視高壓下，而對「血統論紅衛兵」 及其父輩有著一種莫名的仇視。如今的解脫讓他們開展了更為大膽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而這場運動隨之擴展到了社會各個領域。
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紅衛兵」 對這次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裡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衝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裡「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裡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衝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而隨著批判的深入，大量群眾組織開始出現，特別是11月後。這些組織不再叫「紅衛兵」，而叫什麼兵團、戰鬥隊、造反團之類，基本按每個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座標實行「同類項合併」。「政治品質」較高的人和較低的人有著涇渭分明的排列組合。所謂「高」、「低」系由階級出身、本人成份、政治條件、領導關係等許多方面的綜合效應而成。政治品質較「高」的組織構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較「低」者構成了最初的「造反派」。
因為「保皇派」成員多是紅五類或者紅五類子女，一般都是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紅人（統稱１７年的紅人）；「造反派」成員比較複雜，有紅五類及紅五類子女也有非紅五類子女（包括黑五類子女），也有少數是１７年的紅人，但絕大多數還是在平常被領導壓制、歧視、排斥甚至打擊的普通群眾，特別是在文革初期「受壓挨整」的部份青年學生和教師，企事業單位青年職員和青年工人等。所以「保皇派」、「保守派」組織在「批判資反線」中往往是虛晃一槍。而「造反派」組織則是真槍實刀的對領導拉開了批判的架式。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群眾的批判鋒芒其實並不局限於前階段本單位的領導把群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們還進而清算了單位領導在文化革命前的種種惡行劣跡。比如，單位領導曾欺壓過群眾，曾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藉機迫害過群眾，曾對向他們提過意見的群眾進行打擊報復等等。有的群眾甚至向單位領導提出要求，不但要給在前段運動被打成「右派」的群眾平反，而且還應給在文化革命前受過政治迫害的群眾平反昭雪。要求讓那些在「四清」運動中被錯劃為「逃亡地主」、「歷史反革命」而被開除公職，或押送回鄉的群眾回來復職。從這個方面而言，文革中至少短暫的出現了民眾自發的反政治迫害的運動，雖然打著不同的旗號。
造反派依靠的是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級地方政權機構和單位負責人。所以雙方的衝突的激烈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這一階段，「保皇派」、「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陷入了最初的批判到無盡的暴力與報復的迴圈之中。曾經被壓制的黑五類人員及其子女得到了解放，曾經是紅五類的人及其子女受到了批判甚至是暴力的殺戮。1966年底，因為全國各級黨政機關的負責人大多受到了批判，黨政機關一度處於癱瘓狀態。
此時，在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大部份成員中，紅衛兵已經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因為紅衛兵運動不僅實現了「揭露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黨的領導人的目標，而且在社會上掀起了造反的熱潮，並迫使黨政機關處於挨打境地。但是他們將導致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危險，使毛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將紅衛兵逐出政治舞台。紅衛兵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關於激進學生產生的原因
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會有如此激進的行為？包括對人的殺戮？有學者分析說，這些行為來源於一種政治變態心理，而這種心理是中共政權一手造成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品嚐到了自己釀的苦酒。
有學者認為，文革前幾年間，中共對學生們大量灌輸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解放全人類」、「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風雨中的雄鷹，不做溫室裡的花朵」那一類文學語言的薰陶，使青年學生在思想上產生一種將有大任降於身，將可為革命事業大顯身手的潛意識。然而從這種翱翔的理想回到現實，他們發現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實都處於深重的束縛之中。現實的生活是那麼的平凡枯燥。儘管黨也號召他們做螺絲釘，但這個號召則難在他們心中引起共鳴。幹一番大事業才是他們的嚮往。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心中存在著苦悶、不滿、期待和躁動。這些心態對現存社會秩序具有反抗勢能，而且這勢能隨著時間的延伸在不斷的積累中。它在左右窺伺，尋找突破口和爆破點。6月初《人民日報》的一系列動作點燃了導火索，火藥桶爆炸了。而激進學生們在高呼「革命」口號的同時卻遭到黨的革命鐵拳的重擊，他們也在品嚐自製的苦酒。
紅衛兵運動在經歷了初始和血腥的破四舊時期後，走入了更為複雜的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1966年10月-12月 造反派組織的出現
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固然對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起了極大作用，但它畢竟不在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之內。另外，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不予中止，也終究會干擾他的清洗計劃。毛開始了下一步的行動。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一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中說，毛髮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制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
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給前段時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群眾平反，賠禮道歉。所有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要予以銷毀……
毛大為讚賞，並下令大量印製。此後，陳伯達這個報告便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不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眾組織也競相翻印，鉛印本、油印本隨處可見，許多地方還將報告全文抄成大字報張貼公佈，因此，其中的內容可謂家喻戶曉，特別是其中對「血統論」的批判。
陳伯達在報告中批判了「血統論」，稱：最近一個時期，有人「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陳伯達報告中對「血統論」公開提出嚴厲的批判，並非是真正要打碎這種長期以來壓制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精神枷鎖，而僅僅是為了更深入、廣泛的發動群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來，為毛的「戰略部署」效力。在毛看來，只要不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施政方針，就不可能真正拋棄「血統論」。因此，當遇羅克對「血統論」展開真正的批判後，就遭到了同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情鎮壓和肉體消滅。
對於「血統論」的批判和毛髮出的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中共領導人的號召，使一大批出身迥異於「血統論紅衛兵」 的學生組織了新的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紅衛兵」。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學生由於前一階段處在政治歧視高壓下，而對「血統論紅衛兵」 及其父輩有著一種莫名的仇視。如今的解脫讓他們開展了更為大膽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而這場運動隨之擴展到了社會各個領域。
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紅衛兵」 對這次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裡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衝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裡「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裡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衝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而隨著批判的深入，大量群眾組織開始出現，特別是11月後。這些組織不再叫「紅衛兵」，而叫什麼兵團、戰鬥隊、造反團之類，基本按每個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座標實行「同類項合併」。「政治品質」較高的人和較低的人有著涇渭分明的排列組合。所謂「高」、「低」系由階級出身、本人成份、政治條件、領導關係等許多方面的綜合效應而成。政治品質較「高」的組織構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較「低」者構成了最初的「造反派」。
因為「保皇派」成員多是紅五類或者紅五類子女，一般都是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紅人（統稱１７年的紅人）；「造反派」成員比較複雜，有紅五類及紅五類子女也有非紅五類子女（包括黑五類子女），也有少數是１７年的紅人，但絕大多數還是在平常被領導壓制、歧視、排斥甚至打擊的普通群眾，特別是在文革初期「受壓挨整」的部份青年學生和教師，企事業單位青年職員和青年工人等。所以「保皇派」、「保守派」組織在「批判資反線」中往往是虛晃一槍。而「造反派」組織則是真槍實刀的對領導拉開了批判的架式。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群眾的批判鋒芒其實並不局限於前階段本單位的領導把群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們還進而清算了單位領導在文化革命前的種種惡行劣跡。比如，單位領導曾欺壓過群眾，曾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藉機迫害過群眾，曾對向他們提過意見的群眾進行打擊報復等等。有的群眾甚至向單位領導提出要求，不但要給在前段運動被打成「右派」的群眾平反，而且還應給在文化革命前受過政治迫害的群眾平反昭雪。要求讓那些在「四清」運動中被錯劃為「逃亡地主」、「歷史反革命」而被開除公職，或押送回鄉的群眾回來復職。從這個方面而言，文革中至少短暫的出現了民眾自發的反政治迫害的運動，雖然打著不同的旗號。
造反派依靠的是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級地方政權機構和單位負責人。所以雙方的衝突的激烈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這一階段，「保皇派」、「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陷入了最初的批判到無盡的暴力與報復的迴圈之中。曾經被壓制的黑五類人員及其子女得到了解放，曾經是紅五類的人及其子女受到了批判甚至是暴力的殺戮。1966年底，因為全國各級黨政機關的負責人大多受到了批判，黨政機關一度處於癱瘓狀態。
此時，在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大部份成員中，紅衛兵已經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因為紅衛兵運動不僅實現了「揭露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黨的領導人的目標，而且在社會上掀起了造反的熱潮，並迫使黨政機關處於挨打境地。但是他們將導致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危險，使毛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將紅衛兵逐出政治舞台。紅衛兵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關於激進學生產生的原因
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會有如此激進的行為？包括對人的殺戮？有學者分析說，這些行為來源於一種政治變態心理，而這種心理是中共政權一手造成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品嚐到了自己釀的苦酒。
有學者認為，文革前幾年間，中共對學生們大量灌輸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解放全人類」、「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風雨中的雄鷹，不做溫室裡的花朵」那一類文學語言的薰陶，使青年學生在思想上產生一種將有大任降於身，將可為革命事業大顯身手的潛意識。然而從這種翱翔的理想回到現實，他們發現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實都處於深重的束縛之中。現實的生活是那麼的平凡枯燥。儘管黨也號召他們做螺絲釘，但這個號召則難在他們心中引起共鳴。幹一番大事業才是他們的嚮往。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心中存在著苦悶、不滿、期待和躁動。這些心態對現存社會秩序具有反抗勢能，而且這勢能隨著時間的延伸在不斷的積累中。它在左右窺伺，尋找突破口和爆破點。6月初《人民日報》的一系列動作點燃了導火索，火藥桶爆炸了。而激進學生們在高呼「革命」口號的同時卻遭到黨的革命鐵拳的重擊，他們也在品嚐自製的苦酒。
2006年9月12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二)
毛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肅清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五一六通知》為契機，準備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最先響應其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
紅衛兵運動(1966年5月-12月)
第一階段：1966年5-7月 學生運動的肇始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裡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壓制對吳□事件的討論，並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罰。但是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並同時發表由毛執筆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 。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並下令電台和報紙廣播刊登大字報。隨著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再加上該報又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北京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師生激烈的行動起來。他們紛紛把矛頭指向本校黨委或黨支部。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內容無非是指控本校黨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黨組織裡有黑幫之類，甚至召開批判黨領導的大會。造反的學生組織在各個高校和中學以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向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發動了包括肉體上的攻擊。
而毛希望借此運動打倒、負責國家常務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也洞悉了毛的清洗意圖。6月，他們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各個高校，希望將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們的決定可能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一、儘管許多下級黨組織及其領導人都會被劉鄧們陸續拋出作犧牲品，但那必須是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的拋出，不能讓學生去亂衝亂鬥。二、學生們的亂衝亂鬥不但會打亂他們的計劃，任其發展下去還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局面，會危及另一些並不準備拋出去的黨內要員。三、出於中共政權的本能，他們絕對敵視、憎惡這類自發的不在他們領導之下的政治行動。
基於上述考慮，工作組進駐學校後，決心要把學生們批前黨委的行動納入它所規劃的形式和軌道，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具體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是運動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干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運動演變為工作組與激進學生的鬥爭。校園裡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當然不會等閒視之，他們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干擾」運動。
「反干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把敢於反對、攻擊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劉少奇說：「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這些學生自然不是工作組的對手，他們紛紛被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吳□」、「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中共黨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隨後，以劉鄧為首的「中央」 決心把這場「反右鬥爭」舖開成全國性的運動。他們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工礦企業、交運商業部門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
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這是因為：其一，它的打擊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當然，這些工人大多並不是根正苗紅的血統工人，往上查一代說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國民黨官吏之類。要不，就是平時「調皮搗亂」頂撞領導的傢伙。其而，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麼「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麼「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６-７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８月以中共高干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
第二階段：1966年8-9月 「紅色恐怖」狂潮和破「四舊」
當毛髮現劉鄧等把他發動的旨在黨內高層進行政治清洗的政治運動引入與他的原意大相逕庭的第二次「反右」 時，他斷然採取了措施。１９６６年７月底，他下令撤回工作組。８月５號他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制訂了「十六條」。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使運動走上毛預想的政治清洗的軌道。第二次「反右」運動是半途而廢了，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依舊整不起來。而沿著第二次反右的政治軌跡，「紅色恐怖」運動轟然炸開。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
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 ，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一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像。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出現的「紅衛兵」 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 的口號下，殺向那些「資產階級權威」 。
儘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也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一時並沒有打算制止它。因為它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價值。那就是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佈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是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的。
而毛深知，自己是非常需要形成巨大的政治威望的。只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開路才能廓清來自黨內高層的異己。而「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對於樹立他巨大政治權威有著莫大的功用。
8月18號，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的檢閱。而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在紅衛兵接受大檢閱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衝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準備行動了。
一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從8月20日開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一槍。北京市第二中學三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衝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發館、裁縫舖、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
「『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重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的。我們要徹底剷除這些資產階級的溫床和苗子。為此，我們向理發、縫紉、照相等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港式的髮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黃色的書不賣！ 」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燬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尖刀連」大獲全勝，大兵團全面出動。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表店」改名為「首都鐘表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一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對此，中央文革小組秉承毛的命令迅速作出反應。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緊接著，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佈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
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轉發了公安部給毛澤東、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重申員警一律不得進入學校」，「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員警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負責公安工作的謝富治在甘肅、陝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衛兵破四舊的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上海、天津、杭州、武漢、廣州、長沙、濟南、鄭州、南京、福州、哈爾濱、長春、瀋陽、成都、南寧、西寧、銀川、南昌、呼和浩特、烏魯木齊等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部分中等城市，也開始破四舊。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一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這一年的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斗、批、改，發展到社會的斗、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一切似乎如毛所願，文化大革命的火總算點起來了。紅衛兵破四舊的「革命行動」迅速升級，抄家，砸文物，批鬥黑幫，最後發展到對黑五類大開殺戒。進入9月，破四舊砸風更盛。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一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裡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十八萬五千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而在破四舊中，牛鬼蛇神們理所當然遭到了打罵、羞辱、抄家等無端污辱。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在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查抄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傢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僅僅一個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據目擊者稱，每次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一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同樣，在北京，非法沒收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這些「封、資、修」的代表人物，人還在，心不死，必須對他們實行最嚴厲的革命行動。結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餘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占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這些民主黨派在當天接到紅衛兵的「最後通牒」，限期72小時內全部解散，並登報聲明。第二天，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
甚至連宋慶齡也受到了衝擊。也許她此時才會清醒的意識到孫中山和自己都被中共欺騙了。
隨著運動的深入，紅衛兵變得更加血淋淋了。打人殺人的事屢屢發生，暴力和武鬥暢通無阻。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佈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裡，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事例。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而那些一輩子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面，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另一方面，他們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一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自殺，成了他們反抗的唯一手段。
有權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時，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徵：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佈，自殺者幾乎遍佈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讓我們記住這些自殺者的名字：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捨、吳□、翦伯贊、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髮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斥。人們實在無法想像有什麼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匍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令人遺憾的是，對這「血腥的八月」 迄今依舊缺乏足夠的反思。
紅衛兵運動(1966年5月-12月)
第一階段：1966年5-7月 學生運動的肇始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裡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壓制對吳□事件的討論，並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罰。但是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並同時發表由毛執筆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 。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並下令電台和報紙廣播刊登大字報。隨著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再加上該報又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北京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師生激烈的行動起來。他們紛紛把矛頭指向本校黨委或黨支部。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內容無非是指控本校黨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黨組織裡有黑幫之類，甚至召開批判黨領導的大會。造反的學生組織在各個高校和中學以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向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發動了包括肉體上的攻擊。
而毛希望借此運動打倒、負責國家常務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也洞悉了毛的清洗意圖。6月，他們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各個高校，希望將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們的決定可能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一、儘管許多下級黨組織及其領導人都會被劉鄧們陸續拋出作犧牲品，但那必須是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的拋出，不能讓學生去亂衝亂鬥。二、學生們的亂衝亂鬥不但會打亂他們的計劃，任其發展下去還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局面，會危及另一些並不準備拋出去的黨內要員。三、出於中共政權的本能，他們絕對敵視、憎惡這類自發的不在他們領導之下的政治行動。
基於上述考慮，工作組進駐學校後，決心要把學生們批前黨委的行動納入它所規劃的形式和軌道，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具體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是運動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干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運動演變為工作組與激進學生的鬥爭。校園裡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當然不會等閒視之，他們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干擾」運動。
「反干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把敢於反對、攻擊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劉少奇說：「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這些學生自然不是工作組的對手，他們紛紛被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吳□」、「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中共黨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隨後，以劉鄧為首的「中央」 決心把這場「反右鬥爭」舖開成全國性的運動。他們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工礦企業、交運商業部門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
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這是因為：其一，它的打擊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當然，這些工人大多並不是根正苗紅的血統工人，往上查一代說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國民黨官吏之類。要不，就是平時「調皮搗亂」頂撞領導的傢伙。其而，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麼「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麼「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６-７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８月以中共高干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
第二階段：1966年8-9月 「紅色恐怖」狂潮和破「四舊」
當毛髮現劉鄧等把他發動的旨在黨內高層進行政治清洗的政治運動引入與他的原意大相逕庭的第二次「反右」 時，他斷然採取了措施。１９６６年７月底，他下令撤回工作組。８月５號他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制訂了「十六條」。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使運動走上毛預想的政治清洗的軌道。第二次「反右」運動是半途而廢了，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依舊整不起來。而沿著第二次反右的政治軌跡，「紅色恐怖」運動轟然炸開。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
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 ，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一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像。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出現的「紅衛兵」 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 的口號下，殺向那些「資產階級權威」 。
儘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也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一時並沒有打算制止它。因為它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價值。那就是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佈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是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的。
而毛深知，自己是非常需要形成巨大的政治威望的。只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開路才能廓清來自黨內高層的異己。而「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對於樹立他巨大政治權威有著莫大的功用。
8月18號，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的檢閱。而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在紅衛兵接受大檢閱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衝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準備行動了。
一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從8月20日開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一槍。北京市第二中學三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衝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發館、裁縫舖、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
「『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重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的。我們要徹底剷除這些資產階級的溫床和苗子。為此，我們向理發、縫紉、照相等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港式的髮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黃色的書不賣！ 」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燬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尖刀連」大獲全勝，大兵團全面出動。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表店」改名為「首都鐘表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一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對此，中央文革小組秉承毛的命令迅速作出反應。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緊接著，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佈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
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轉發了公安部給毛澤東、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重申員警一律不得進入學校」，「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員警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負責公安工作的謝富治在甘肅、陝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衛兵破四舊的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上海、天津、杭州、武漢、廣州、長沙、濟南、鄭州、南京、福州、哈爾濱、長春、瀋陽、成都、南寧、西寧、銀川、南昌、呼和浩特、烏魯木齊等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部分中等城市，也開始破四舊。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一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這一年的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斗、批、改，發展到社會的斗、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一切似乎如毛所願，文化大革命的火總算點起來了。紅衛兵破四舊的「革命行動」迅速升級，抄家，砸文物，批鬥黑幫，最後發展到對黑五類大開殺戒。進入9月，破四舊砸風更盛。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一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裡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十八萬五千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而在破四舊中，牛鬼蛇神們理所當然遭到了打罵、羞辱、抄家等無端污辱。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在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查抄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傢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僅僅一個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據目擊者稱，每次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一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同樣，在北京，非法沒收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這些「封、資、修」的代表人物，人還在，心不死，必須對他們實行最嚴厲的革命行動。結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餘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占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這些民主黨派在當天接到紅衛兵的「最後通牒」，限期72小時內全部解散，並登報聲明。第二天，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
甚至連宋慶齡也受到了衝擊。也許她此時才會清醒的意識到孫中山和自己都被中共欺騙了。
隨著運動的深入，紅衛兵變得更加血淋淋了。打人殺人的事屢屢發生，暴力和武鬥暢通無阻。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佈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裡，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事例。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而那些一輩子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面，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另一方面，他們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一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自殺，成了他們反抗的唯一手段。
有權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時，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徵：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佈，自殺者幾乎遍佈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讓我們記住這些自殺者的名字：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捨、吳□、翦伯贊、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髮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斥。人們實在無法想像有什麼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匍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令人遺憾的是，對這「血腥的八月」 迄今依舊缺乏足夠的反思。
2006年9月11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一)
關於文革爆發和毛時代結束的預言
《推背圖》第四十象預言了文革的爆發。該像圖中畫著三個人相向站著，其中以一個為主，三人手中都擺弄著圓東西。
讖文是：「一二三四，無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第一句「一二三四」指當時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當時的毛澤東在國內的權威已經無人可比，所以應了這個「一」字，即天下唯一獨具大權威的政治首腦。而毛基本是不出訪的，都是外國政要來拜訪他。周恩來死後，外國的評論家評論毛週二人是中國社會主義列車的兩個車輪。的確，當時的中國人稱主席，就是指毛主席，稱總理，就是指周總理，是不直接叫出他們的名和姓的。所以這應了這個「二」字。文革期間，一時出現龍、虎、鳳三大政治巨頭，這就應了這個「三」字。當時的「四人幫」也是不可一世，這就應了這個「四」字。此外，巧合得很，毛澤東的「毛」字也是四筆劃。
第二句「無土有主」暗示當時的制度，一律公有制，老百姓沒有土地，土地所有權在國家，仍然有主，老百姓連菜園都不准種，種了就割資本主義尾巴。第四句「垂拱而治」暗示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一竿子插到底，在單位的人與人之間，甚至在家庭的人與人之間，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思想。
頌文是：「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上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生我者猴死我雕。」
前三句「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上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 意思何在？文革時期政治上全國的人都要眾口一詞，都要說革命話，都要批封資修，那種政治氣候是過於驕狂。經濟上，腳上沒有鞋穿，頭上也光光的，即窮社會主義。1976年，李先念、葉劍英二人同華國鋒，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冰霜似的嚴峻氣候。李先念當了國家主席。所以就應了「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上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這三句。
鄧小平東山再起，實行改革開放，由胡耀邦在前台推行，胡耀邦接二連三做了幾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對歷次冤、假、錯案予以平反，徹底糾正文革錯誤以及經濟上的改革與發展等等。所以胡耀邦死後，全國老百姓哭聲載道，胡耀邦的胡字同猴子，即猢猻的「猢」字，同音不同義。且胡耀邦本人，行走坐臥總是手舞足蹈，所以都應了第四句中的「生我者猴」之意。「死我者雕」則準確預示了89年「六四學潮」之事，可與宋代邵康節的《梅花詩》中的「火龍蟄起燕門秋，原壁應難趙氏收」相參照。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真實。
乾坤倒轉的年代：文化大革命(1966年-1969年)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 文化大革命概念解析
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是中共黨魁毛澤東為了清洗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層的異己勢力而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由於反清洗力量的強大，毛不得不借助民眾的力量。而民眾一旦被發動起來，獲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間時，他們在為毛效力的旗號和幌子下，逐漸提出了自己的政經訴求，並且，這些訴求與毛的意圖漸行漸遠，與中共官僚體制，尤其與軍方產生嚴重摩擦、衝突，從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壓制，直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初被全面鎮壓。但是在事實上它顯然是一場真正的革文化的命。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的破壞和摧殘是前所未有的，對於中國社會的良性發展和未來人們尋找真正的回歸之路的阻礙也是古往今來頭一遭。
* 文革起止時間辨析
關於文革的起止時間，一直有著兩種說法。中共的官方說法是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而學界有學者認為是從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時間。
持三年說的海外學者認為，確定文革的時間的重要依據來自於文革自身的、不同於中共發動的其它政治運動的幾個特徵：
一、其它的政治運動是矛頭向下、整民眾。而文革的矛頭則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省、市領導乃至中央高層的內容。
二、其它政治運動中，中共高層認識統一，步調一致，而文革期間中共高層則呈現嚴重分歧乃至分裂。
三、在其它政治運動中，中共的各級黨組織均作極有效率的運轉，牢牢的掌握住運動的領導權。而文革期間中共地方各級和各單位的黨組織均告癱瘓或半癱瘓。
四、文革期間民眾空前絕後的成立了許多組織。這些組織自主行使了集會、遊行、示威、言論、出版等項的民主權利。中共政權除掌握最後一道關卡外，對這些組織失去了控制力。
而上述四項特徵從六六年初夏開始陸續出現，最典型的表現存在於六七年至六八年早春。從六八年初夏開始，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後，諸項特徵均告消失。六八年秋冬以後，中共各級地方政權、各單位領導機構迅速重新建立。群眾組織有的被血腥鎮壓，有的被責令解散，共產邪黨又重新極有效率的控制了整個社會。「九大」以後的社會形態與此之前截然不同。社會上政治運動仍在進行，但再也不是批判劉修、走資派，而純粹是矛頭向下整民眾。六八年秋開始、六九年全面舖開的「清理階級隊伍」重新把黑五類等經典「階級敵人」推上殺牲祭壇，並嚴厲清算前階段民眾中的造反者。
持三年說的海外學者還認為，如果承認官方的十年說，那麼諸多真實的歷史，特別是民眾在此期間通過造反，揭露中共官僚們的種種劣跡醜聞以及合理的抗爭將被淹沒，中共的權威將面臨著挑戰。而中共現行的領導人將乾坤顛倒的文革三年和群眾組織基本不存在或完全不存在的後七年間、社會上的種種劣質事件的罪責全部移花接木的扣在造反派頭上，這樣既使真正有罪責者逃脫譴責，也更可藉此徹底否定群眾的造反。所以，今天中共官方在談及文革的話語時，便不斷重複著十年文革、動亂、浩劫、糟透了、壞透了，四人幫的爪牙、餘孽等。而民眾就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宣傳中，接受了「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的說法。這，正是中共政權現實上的需要。
迄今為止，中共對文革的否定只是說毛錯誤的發動了文革，犯了「左傾」錯誤。此外，中共從不曾對六六年「資反路線」迫害無辜群眾有所反省，從不曾對六七年和六八年的有計劃的殺伐作過懺悔。非但沒有，而且還在繼承著其一貫的惡行。為了更加清楚的說明文革到底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了怎樣的災難，本篇將採用文革三年的說法。由於這段歷史事件十分繁雜，本篇將按照事件順序述及以下主要事件：
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幫、反干擾、破四舊、紅色恐怖運動。六六年秋冬的批資反路線。六七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鎮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曠日持久的派別鬥爭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現和傳播。六八年夏秋大鎮壓，接著便是在全國逐漸舖開、持續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階級隊伍」 ，從而把文革轉為單純鎮壓民眾的法西斯狂潮。
＊ 起因
前文已經講過，大躍進使毛澤東在黨內遭到了公開批評。雖然毛在廬山會議上運用政治手腕壓制了提出批評意見的彭德懷等人，但毛已然意識到黨內支持這些人的力量遠遠超出其預想。在文藝界，還出現了以隱喻筆法抨擊毛，但受到劉少奇等人保護的作品，比如吳□的「海瑞罷官」 。該劇歌頌了明朝被皇帝罷黜的清官海瑞。這不能不讓毛聯想到直言不諱的彭德懷。而在毛此後不久發動的四清和反右傾運動中，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首的一些中共黨人的分歧趨於激烈和公開化。毛甚至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久，毛認為單靠黨內力量已經不足以打倒對手，他決定利用黨外力量發動對他的支持，進而整垮對手。而60初以來對毛的「神化運動」幫助毛順利的達到了目地。
＊ 前奏
一心想再一次發動革命的毛澤東首先在1965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服了其他領導人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這個看起來並無害處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後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小組成員除了彭真，還有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其中只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唅進行了批判。指他不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題思想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制的鬥爭焦點。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 ，因此試圖將其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３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話，即：「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此時的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２６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５月１６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這樣，文化革命開始公開轉變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隨者成為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中共的宣傳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面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的出台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最初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准後，報送毛的。這樣，「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成立，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姚文元也因為曾經出色的表現，而成為其成員。「中央文革小組」進入「全盛時期」時，共有18人。後來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一些成員
被打倒，權力也更加集中。最後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中央文革小組」 辦公室設在釣魚台，在文革中，在許多方面行使著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權力。而這恰恰是毛希望擺脫束縛，達到自己目地的一個重要舉措。而隨後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就在毛的文革小組和軍方的大力鼓動下開始了。
《推背圖》第四十象預言了文革的爆發。該像圖中畫著三個人相向站著，其中以一個為主，三人手中都擺弄著圓東西。
讖文是：「一二三四，無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第一句「一二三四」指當時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當時的毛澤東在國內的權威已經無人可比，所以應了這個「一」字，即天下唯一獨具大權威的政治首腦。而毛基本是不出訪的，都是外國政要來拜訪他。周恩來死後，外國的評論家評論毛週二人是中國社會主義列車的兩個車輪。的確，當時的中國人稱主席，就是指毛主席，稱總理，就是指周總理，是不直接叫出他們的名和姓的。所以這應了這個「二」字。文革期間，一時出現龍、虎、鳳三大政治巨頭，這就應了這個「三」字。當時的「四人幫」也是不可一世，這就應了這個「四」字。此外，巧合得很，毛澤東的「毛」字也是四筆劃。
第二句「無土有主」暗示當時的制度，一律公有制，老百姓沒有土地，土地所有權在國家，仍然有主，老百姓連菜園都不准種，種了就割資本主義尾巴。第四句「垂拱而治」暗示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一竿子插到底，在單位的人與人之間，甚至在家庭的人與人之間，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思想。
頌文是：「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上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生我者猴死我雕。」
前三句「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上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 意思何在？文革時期政治上全國的人都要眾口一詞，都要說革命話，都要批封資修，那種政治氣候是過於驕狂。經濟上，腳上沒有鞋穿，頭上也光光的，即窮社會主義。1976年，李先念、葉劍英二人同華國鋒，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冰霜似的嚴峻氣候。李先念當了國家主席。所以就應了「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上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這三句。
鄧小平東山再起，實行改革開放，由胡耀邦在前台推行，胡耀邦接二連三做了幾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對歷次冤、假、錯案予以平反，徹底糾正文革錯誤以及經濟上的改革與發展等等。所以胡耀邦死後，全國老百姓哭聲載道，胡耀邦的胡字同猴子，即猢猻的「猢」字，同音不同義。且胡耀邦本人，行走坐臥總是手舞足蹈，所以都應了第四句中的「生我者猴」之意。「死我者雕」則準確預示了89年「六四學潮」之事，可與宋代邵康節的《梅花詩》中的「火龍蟄起燕門秋，原壁應難趙氏收」相參照。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真實。
乾坤倒轉的年代：文化大革命(1966年-1969年)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 文化大革命概念解析
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是中共黨魁毛澤東為了清洗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層的異己勢力而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由於反清洗力量的強大，毛不得不借助民眾的力量。而民眾一旦被發動起來，獲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間時，他們在為毛效力的旗號和幌子下，逐漸提出了自己的政經訴求，並且，這些訴求與毛的意圖漸行漸遠，與中共官僚體制，尤其與軍方產生嚴重摩擦、衝突，從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壓制，直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初被全面鎮壓。但是在事實上它顯然是一場真正的革文化的命。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的破壞和摧殘是前所未有的，對於中國社會的良性發展和未來人們尋找真正的回歸之路的阻礙也是古往今來頭一遭。
* 文革起止時間辨析
關於文革的起止時間，一直有著兩種說法。中共的官方說法是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而學界有學者認為是從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時間。
持三年說的海外學者認為，確定文革的時間的重要依據來自於文革自身的、不同於中共發動的其它政治運動的幾個特徵：
一、其它的政治運動是矛頭向下、整民眾。而文革的矛頭則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省、市領導乃至中央高層的內容。
二、其它政治運動中，中共高層認識統一，步調一致，而文革期間中共高層則呈現嚴重分歧乃至分裂。
三、在其它政治運動中，中共的各級黨組織均作極有效率的運轉，牢牢的掌握住運動的領導權。而文革期間中共地方各級和各單位的黨組織均告癱瘓或半癱瘓。
四、文革期間民眾空前絕後的成立了許多組織。這些組織自主行使了集會、遊行、示威、言論、出版等項的民主權利。中共政權除掌握最後一道關卡外，對這些組織失去了控制力。
而上述四項特徵從六六年初夏開始陸續出現，最典型的表現存在於六七年至六八年早春。從六八年初夏開始，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後，諸項特徵均告消失。六八年秋冬以後，中共各級地方政權、各單位領導機構迅速重新建立。群眾組織有的被血腥鎮壓，有的被責令解散，共產邪黨又重新極有效率的控制了整個社會。「九大」以後的社會形態與此之前截然不同。社會上政治運動仍在進行，但再也不是批判劉修、走資派，而純粹是矛頭向下整民眾。六八年秋開始、六九年全面舖開的「清理階級隊伍」重新把黑五類等經典「階級敵人」推上殺牲祭壇，並嚴厲清算前階段民眾中的造反者。
持三年說的海外學者還認為，如果承認官方的十年說，那麼諸多真實的歷史，特別是民眾在此期間通過造反，揭露中共官僚們的種種劣跡醜聞以及合理的抗爭將被淹沒，中共的權威將面臨著挑戰。而中共現行的領導人將乾坤顛倒的文革三年和群眾組織基本不存在或完全不存在的後七年間、社會上的種種劣質事件的罪責全部移花接木的扣在造反派頭上，這樣既使真正有罪責者逃脫譴責，也更可藉此徹底否定群眾的造反。所以，今天中共官方在談及文革的話語時，便不斷重複著十年文革、動亂、浩劫、糟透了、壞透了，四人幫的爪牙、餘孽等。而民眾就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宣傳中，接受了「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的說法。這，正是中共政權現實上的需要。
迄今為止，中共對文革的否定只是說毛錯誤的發動了文革，犯了「左傾」錯誤。此外，中共從不曾對六六年「資反路線」迫害無辜群眾有所反省，從不曾對六七年和六八年的有計劃的殺伐作過懺悔。非但沒有，而且還在繼承著其一貫的惡行。為了更加清楚的說明文革到底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了怎樣的災難，本篇將採用文革三年的說法。由於這段歷史事件十分繁雜，本篇將按照事件順序述及以下主要事件：
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幫、反干擾、破四舊、紅色恐怖運動。六六年秋冬的批資反路線。六七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鎮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曠日持久的派別鬥爭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現和傳播。六八年夏秋大鎮壓，接著便是在全國逐漸舖開、持續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階級隊伍」 ，從而把文革轉為單純鎮壓民眾的法西斯狂潮。
＊ 起因
前文已經講過，大躍進使毛澤東在黨內遭到了公開批評。雖然毛在廬山會議上運用政治手腕壓制了提出批評意見的彭德懷等人，但毛已然意識到黨內支持這些人的力量遠遠超出其預想。在文藝界，還出現了以隱喻筆法抨擊毛，但受到劉少奇等人保護的作品，比如吳□的「海瑞罷官」 。該劇歌頌了明朝被皇帝罷黜的清官海瑞。這不能不讓毛聯想到直言不諱的彭德懷。而在毛此後不久發動的四清和反右傾運動中，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首的一些中共黨人的分歧趨於激烈和公開化。毛甚至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久，毛認為單靠黨內力量已經不足以打倒對手，他決定利用黨外力量發動對他的支持，進而整垮對手。而60初以來對毛的「神化運動」幫助毛順利的達到了目地。
＊ 前奏
一心想再一次發動革命的毛澤東首先在1965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服了其他領導人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這個看起來並無害處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後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小組成員除了彭真，還有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其中只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唅進行了批判。指他不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題思想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制的鬥爭焦點。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 ，因此試圖將其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３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話，即：「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此時的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２６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５月１６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這樣，文化革命開始公開轉變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隨者成為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中共的宣傳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面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的出台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最初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准後，報送毛的。這樣，「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成立，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姚文元也因為曾經出色的表現，而成為其成員。「中央文革小組」進入「全盛時期」時，共有18人。後來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一些成員
被打倒，權力也更加集中。最後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中央文革小組」 辦公室設在釣魚台，在文革中，在許多方面行使著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權力。而這恰恰是毛希望擺脫束縛，達到自己目地的一個重要舉措。而隨後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就在毛的文革小組和軍方的大力鼓動下開始了。
2006年9月10日星期日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
文革前奏：四清運動
60年代初席捲全中國的「四清運動」，持續時間達四年之久。1962年城市開展「五反」運動。1963年5月，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最初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又改稱四清運動。運動期間毛澤東親自掛帥，指導「四清」；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無數工人和農民被迫參與其中，積極回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而緊隨「四清」 運動的，就是給中國帶來巨大創傷的文化大革命。
* 源起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經濟和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經濟困難重重。
大躍進的後果是：遍地廢棄的大小土高爐，所謂煉出的產量比57年翻一翻的鋼鐵，大部分質量低劣，大部分是不能使用的廢料。到58年底，不少砸爛了小鍋吃大食堂的農民，每頓只能分到一碗稀飯；在大興水利的工地上，不少農民因飢餓和疲勞而倒下，有些地區如貴州等地，一些衝破消息封瑣而透露出有些村民已大批餓死，地方官為了保持「大躍進」「成績」，封鎖路口，凡是往外逃者都擊斃在路上。就連首都北京，也從58年的敞開肚子吃到59年肉、油、菜定量。這些「大躍進」的敗象連瞎子也能見到。
為此中共黨內出現了紛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希望採取務實的經濟政策，而毛則否認大躍進的失誤，而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黨內紛爭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變得更為激烈。彭德懷等人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澤東。毛為了確保自己黨內最高地位，消滅異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蘇修。他指出：「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進而並決定在城鄉發動四清運動。
* 「四清」運動：洗手還是又一次殺戮？
廬山會議後的1960年和1961年，許多地方因為大躍進而出現了大面積的饑荒，據估計，當時整個中國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毛雖曾在會議上大談階級鬥爭，但由於國內日益嚴峻的形勢，各地負責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上。因此，許多地方並未開展社教運動，而且也缺乏階級鬥爭的色彩。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個省，發現大多數省份並未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展社教運動，十分不滿意。因此在1963年2月召開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月會議以後，毛澤東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於是，５月２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召開了小型會議，即「五月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於２０日頒發。《前十條》頒布後，各地開始進行社教運動的試點。
城市中的「四清」或「五反」試點主要集中在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而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針對上述出現的問題，中共在劉少奇的支援下，又出台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運動中出現的過激問題，並釋放了一些被關押的幹部。這自然觸怒了毛。
《後十條》出台後，四清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但出現了打擊範圍擴大的現象。而在農村，中共更是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隊」，扎根串聯，對農村各家各戶的階級成分進行復議、審定和重新登記等，並宣講《雙十條》，幹部和群眾洗手洗澡等。其間，因運動的擴大化，各地均出現了自殺事件。
僅舉廣東為例。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把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由省直機關抽調千餘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1963年8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一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一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一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佈紀律：一、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一律不准吃肉、魚、蛋；二、一律不准送禮受禮、行賄受賄；三、一律不准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係。違者，一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這種嚴酷的氣氛自然又造成了諸多的冤案。
但是毛對此依舊不滿意，他強調：運動至少要三到四年，不要著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要打個殲滅戰，沒有四、五年功夫不夠，至少四年。
1963年底，在中蘇交惡的同時，四清運動也走向了高潮。
1964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主要研究了四清運動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等具體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此後，開始了大兵團作戰搞四清。即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６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２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５４０００人--如此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中共手裡，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等嚴重局面。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進行公判，對大部分則採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但是，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開展，毛和劉少奇在運動中的矛盾、具體作法等問題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開，當然根本分歧還是權力之爭。毛公開批評劉少奇。毛與劉衝突的直接結果就是毛廢除了《後十條》，而代之以《二十三條》，這對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開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二十三條》充分體現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劉少奇的許多重要意見。
《二十三條》最重要的部分是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進一步升級。《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
*「四清」運動中對毛個人頂禮膜拜的形成
自中共建國後，毛澤東的地位在中共黨內無人可及。其由謊言編織的光環使中共的追隨者們視毛為人民的「救星」，但是由於蘇聯於1956年譴責了史達林及其個人崇拜，中共對毛的個人崇拜也暫時放慢了步子，並官方正式表態對此進行了批判。可是，毛對此不以為然。他在1958年的講話中說，要區分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如果一個人掌握了真理，就應該崇拜他。很顯然，毛認為自己就是掌握了真理的那個人。因此，他不顧反對之聲，發動了一個又一個運動。特別是在大躍進運動中，他以一個烏托邦預言的形象出現在舞台上，直接號召人們。但是大躍進的失敗，使毛的形象受到了損害，在黨內遭到了批評和抨擊。不過，毛利用其特有的政治手腕，打擊了自己的對手，進而開展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四清運動，為從新確立毛個人和毛思想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掃清障礙。
60年代初，剛剛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首先在軍隊開展了神化毛的運動，並隨後推至全國。1964年5月，軍隊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小紅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志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而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在其後的3年時間裡，軍隊出版了數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和大約1.5億冊的《毛澤東選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懸掛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顯而易見，毛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出，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台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從「四清」運動走向文革
四清運動後期，毛和劉少奇的矛盾日益尖銳，毛決定將運動的重點轉向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了劉少奇，並因此發佈了《二十三條》，這就為「文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此時，毛對四清運動已不感興趣了。在1965年１月的會議上，毛已透露出這種想法：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同時，毛對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滿，認為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了。四清運動最終讓位於又一場給中國帶來無限災難的運動中。1965年底，毛竟不擇手段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劉少奇最後攤牌，一舉置劉於死地。
四清運動雖然只是中共發動的無數次運動中的一次，但它同樣造成了一定人員的死亡，同樣帶給了人民無限的恐懼。在此期間形成的對毛的個人崇拜，也被毛成功的利用發動了文革。
60年代初席捲全中國的「四清運動」，持續時間達四年之久。1962年城市開展「五反」運動。1963年5月，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最初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又改稱四清運動。運動期間毛澤東親自掛帥，指導「四清」；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無數工人和農民被迫參與其中，積極回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而緊隨「四清」 運動的，就是給中國帶來巨大創傷的文化大革命。
* 源起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經濟和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經濟困難重重。
大躍進的後果是：遍地廢棄的大小土高爐，所謂煉出的產量比57年翻一翻的鋼鐵，大部分質量低劣，大部分是不能使用的廢料。到58年底，不少砸爛了小鍋吃大食堂的農民，每頓只能分到一碗稀飯；在大興水利的工地上，不少農民因飢餓和疲勞而倒下，有些地區如貴州等地，一些衝破消息封瑣而透露出有些村民已大批餓死，地方官為了保持「大躍進」「成績」，封鎖路口，凡是往外逃者都擊斃在路上。就連首都北京，也從58年的敞開肚子吃到59年肉、油、菜定量。這些「大躍進」的敗象連瞎子也能見到。
為此中共黨內出現了紛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希望採取務實的經濟政策，而毛則否認大躍進的失誤，而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黨內紛爭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變得更為激烈。彭德懷等人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澤東。毛為了確保自己黨內最高地位，消滅異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蘇修。他指出：「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進而並決定在城鄉發動四清運動。
* 「四清」運動：洗手還是又一次殺戮？
廬山會議後的1960年和1961年，許多地方因為大躍進而出現了大面積的饑荒，據估計，當時整個中國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毛雖曾在會議上大談階級鬥爭，但由於國內日益嚴峻的形勢，各地負責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上。因此，許多地方並未開展社教運動，而且也缺乏階級鬥爭的色彩。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個省，發現大多數省份並未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展社教運動，十分不滿意。因此在1963年2月召開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月會議以後，毛澤東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於是，５月２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召開了小型會議，即「五月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於２０日頒發。《前十條》頒布後，各地開始進行社教運動的試點。
城市中的「四清」或「五反」試點主要集中在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而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針對上述出現的問題，中共在劉少奇的支援下，又出台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運動中出現的過激問題，並釋放了一些被關押的幹部。這自然觸怒了毛。
《後十條》出台後，四清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但出現了打擊範圍擴大的現象。而在農村，中共更是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隊」，扎根串聯，對農村各家各戶的階級成分進行復議、審定和重新登記等，並宣講《雙十條》，幹部和群眾洗手洗澡等。其間，因運動的擴大化，各地均出現了自殺事件。
僅舉廣東為例。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把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由省直機關抽調千餘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1963年8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一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一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一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佈紀律：一、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一律不准吃肉、魚、蛋；二、一律不准送禮受禮、行賄受賄；三、一律不准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係。違者，一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這種嚴酷的氣氛自然又造成了諸多的冤案。
但是毛對此依舊不滿意，他強調：運動至少要三到四年，不要著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要打個殲滅戰，沒有四、五年功夫不夠，至少四年。
1963年底，在中蘇交惡的同時，四清運動也走向了高潮。
1964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主要研究了四清運動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等具體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此後，開始了大兵團作戰搞四清。即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６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２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５４０００人--如此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中共手裡，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等嚴重局面。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進行公判，對大部分則採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但是，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開展，毛和劉少奇在運動中的矛盾、具體作法等問題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開，當然根本分歧還是權力之爭。毛公開批評劉少奇。毛與劉衝突的直接結果就是毛廢除了《後十條》，而代之以《二十三條》，這對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開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二十三條》充分體現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劉少奇的許多重要意見。
《二十三條》最重要的部分是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進一步升級。《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
*「四清」運動中對毛個人頂禮膜拜的形成
自中共建國後，毛澤東的地位在中共黨內無人可及。其由謊言編織的光環使中共的追隨者們視毛為人民的「救星」，但是由於蘇聯於1956年譴責了史達林及其個人崇拜，中共對毛的個人崇拜也暫時放慢了步子，並官方正式表態對此進行了批判。可是，毛對此不以為然。他在1958年的講話中說，要區分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如果一個人掌握了真理，就應該崇拜他。很顯然，毛認為自己就是掌握了真理的那個人。因此，他不顧反對之聲，發動了一個又一個運動。特別是在大躍進運動中，他以一個烏托邦預言的形象出現在舞台上，直接號召人們。但是大躍進的失敗，使毛的形象受到了損害，在黨內遭到了批評和抨擊。不過，毛利用其特有的政治手腕，打擊了自己的對手，進而開展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四清運動，為從新確立毛個人和毛思想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掃清障礙。
60年代初，剛剛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首先在軍隊開展了神化毛的運動，並隨後推至全國。1964年5月，軍隊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小紅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志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而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在其後的3年時間裡，軍隊出版了數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和大約1.5億冊的《毛澤東選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懸掛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顯而易見，毛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出，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台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從「四清」運動走向文革
四清運動後期，毛和劉少奇的矛盾日益尖銳，毛決定將運動的重點轉向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了劉少奇，並因此發佈了《二十三條》，這就為「文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此時，毛對四清運動已不感興趣了。在1965年１月的會議上，毛已透露出這種想法：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同時，毛對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滿，認為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了。四清運動最終讓位於又一場給中國帶來無限災難的運動中。1965年底，毛竟不擇手段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劉少奇最後攤牌，一舉置劉於死地。
四清運動雖然只是中共發動的無數次運動中的一次，但它同樣造成了一定人員的死亡，同樣帶給了人民無限的恐懼。在此期間形成的對毛的個人崇拜，也被毛成功的利用發動了文革。
2006年9月9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九)
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
58年的大躍進雖然在早期贏得了群眾高漲的熱情的支援，但是隨著不切實際的發展指標，群眾特別是農民被弄得精疲力盡，不滿情緒開始增加。這一年的11月28日，中共領導人在武漢公開討論恢復經濟的穩定問題，並在毛澤東反對的情況下，發表了一個決議，通過若干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激進行為。毛在這次會議上被迫決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這引發了中共的再一次內鬥。1959年初，中共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又召開了一系列旨在緩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會議。毛正式將國家主席的職務移交給了劉少奇。大權旁落的毛當然不甘屈服。4月，他公開指責武漢會議的決議，並在隨後的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以其一貫的手法，借批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重新確立了自己的黨內地位。
而在中共召開一系列會議的同時，中共派兵於59年3月下旬平息了所謂「西藏叛亂事件」，血洗了西藏高原，引發了國際上的一片譴責之聲。
* 指鹿為馬的廬山會議
1959年7月至8月初，中共在江西廬山召開了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根據當前形勢，主要的議題是：共產主義的前途和大躍進運動；毛作為黨的主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軍隊(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和對軍隊的控制等。圍繞上述問題，毛和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毛適時進行了重炮反擊。
彭德懷反對大躍進，批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而毛在廬山對此的辯解是：大躍進從總的形勢來說，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對於別人批評自己好大喜功，毛反而坦然承認「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麼不好呢？去年1900個專案，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
毛不僅否認別人對自己脫離實際的指責，而且威脅，如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滅亡了，「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毛還運用政治手段劃分了兩條政治路線，迫使中共其他成員在他與彭德懷之間進行選擇，而且還將他個人對中共的領導問題與其關於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對軍隊的領導混為一談。毛公開說，彭德懷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改變過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資格參加共產黨。認為彭在搞分裂活動，「彭這次迫不及待，你掛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所提出的問題，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
毛同時還將彭德懷的批評與西藏事件聯繫在一起，「我看現在你們猖狂進攻，一部分同志是與西藏事件、全世界罵我們有關係的。從前全世界罵，他們還不注意。西藏問題一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是一次大規模的全世界罵我們。罵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歡迎！共產黨不挨罵，算什麼共產黨？！」典型的一張無賴嘴臉。
儘管中共黨內絕大多數成員贊同彭德懷的主張，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是由於他們自身缺乏講真話的勇氣，缺乏與毛抗爭的勇氣。特別在擁護不擁護毛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上，這些人選擇了放棄良知。就像當年趙高指鹿為馬一樣，他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內的許多中共領導人重申了毛的最高政治地位，而且通過了譴責「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並將其與50年代初的高崗反黨陰謀聯繫在一起，進而展開了對彭的批判。彭德懷被解除了國防部長的職務，其支持者也被撤銷了軍中職務。在這樣一片批鬥形勢下，彭等人被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彭德懷作了一次次的檢討，說自己是猛張飛，給自己扣上「掛著共產主義帽子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黃克誠則說自己的認識是「資產階級富裕中農思想在頭腦中反映」。周小舟，張聞天也在會上作了檢討，給自己不輕不重的扣了幾頂帽子。
得意洋洋的毛在八屆八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說：「這次會議是一次很好的會，是一次勝利的會。林彪同志你剛才講的那兩句話，避免了兩個東西：第一，避免了大馬鞍形，如果彭德懷掛帥，天下就要大亂，洩掉幹勁；第二，避免了黨的分裂，及時阻止了黨的分裂。犯錯誤的同志自己還得到了挽救。」而彭德懷的命運自此就已經注定。
廬山會議後，遵照毛的指示，中宣部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而且批判馬寅初人口論也進入了高潮。
* 反右傾運動
廬山會議，毛成功的打倒了彭德懷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後，根據毛的不斷鬥爭理論，決定繼續乘勝追擊，打倒那些具有右傾傾向的人。此時，中共黨內人人自危，都不再敢表達不同意見。
事實上，反右傾打擊的物件是那些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的人。凡是像彭德懷那樣說話的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凡是從農村回來講農村情況不好的，全是家庭屬富農或富裕中農的，是為資本主義的家庭說話。因此，反右傾打擊面就無限擴大。各單位拚命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論工農兵學商。實際上，矛盾中心是吃飯問題，不是什麼政治思想問題，因而說過類似話的人很多很多，不只是知識份子。稍有不滿的人，全被打了進去。
比如，長辛店機車廠一位工人出身的總工程師李樹森，出身既好，又有技術，提拔又快，號稱「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可是，因為他說過，咱們的工廠領導幹部包括總工程師，目前這樣工作方法太不科學了。辦公室裡整天像騾馬大會似的，這還能讓人思考研究什麼問題？人家蘇聯總工程師都是每天規定20分鐘為接待群眾時間，有什麼問題按次序進來，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其他時間是自己主動支配的……就這些話，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否定群眾路線，高高在上，一天只辦20分鐘的公。另外還加上一條，他的思想已經變質到資產階級方面，因為他身上穿著一件體面的黑色呢大衣。
還有一個是中國作家協會的通訊員馮振山。他是農民出身，絕非知識份子。反右傾那年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機關之後，向同事們講了一些他目睹的家鄉實際情況。無非是食堂散伙，人們挨餓，大躍進造成了農村經濟嚴重破壞之類的話。因此也被打成了右傾。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
反右傾搞了一段時間後，毛自知其不得人心，便下發了個通知，把"反右傾運動"中的全部材料都從檔案中抽出來，不算了。但另發了個通知，說彭德懷不在其內，因為他是有野心的。又說他是想獨裁，所以才在廬山會議上寫出那個萬言書。又說中央本來是要在廬山會議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這個萬言書，才被迫而反右傾，等等等等。
廬山會議，中共黨內少數有良知的人希望為民請命，但卻被剛愎自用的毛運用政治手段打壓了下去，而毛為了進一步鞏固個人地位，又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從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共極權統治下，人們的良知是如何逐漸缺失的；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泯滅其成員的良心的。
中蘇反目和中共血洗新疆
中共建政後，一直採取的是對蘇聯的「一邊倒」的政策。中蘇關係維持了一段蜜月時期。當時，中共號召全國人民全面向蘇聯學習。在違背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基本上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了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體制、文化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等。由於中共和蘇共一脈相承，蘇聯模式的許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農業輕重比例失調、嚴重的個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錯案等無一例外的在中國重演。
1953年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與中共實現了平等關係。1954年赫魯雪夫第一次訪華。此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佔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谷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此後，還在國防技術，包括核技術方面給予了中共支援。赫魯曉夫的主動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對蘇交往中可以挺起了腰板。毛對此深表感謝。他在1956年與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1954年一直到1958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1958年後，中蘇關係因為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轟金門、蘇聯秘密清算史達林等問題開始出現裂痕。具體原因仍然是毛不願再受制於蘇共。
1959年的中美戴維營會議，使中蘇關係逐步惡化。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了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從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1960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19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上，中方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以及西方國家和其它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為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
此後，蘇聯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專案，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衝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援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
1965年，美國入侵北越。而此時中美兩國關係因中國的核計劃和越戰的迅速升級而日趨嚴重。一貫追隨中共的北越，卻因為中共得到了美國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隊的承諾而拒絕出兵，中共的兩面性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展現。中共外交受到了打擊。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試圖組織一次沒有蘇聯參加的亞非會議也宣告流產。10月，印尼政府處決了一批企圖顛覆政府的親華印尼共產黨員。
期間，還發生了新疆人逃亡蘇聯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區的邊境線上，七萬多人衝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現在世人面前。
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轉向了國內。
58年的大躍進雖然在早期贏得了群眾高漲的熱情的支援，但是隨著不切實際的發展指標，群眾特別是農民被弄得精疲力盡，不滿情緒開始增加。這一年的11月28日，中共領導人在武漢公開討論恢復經濟的穩定問題，並在毛澤東反對的情況下，發表了一個決議，通過若干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激進行為。毛在這次會議上被迫決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這引發了中共的再一次內鬥。1959年初，中共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又召開了一系列旨在緩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會議。毛正式將國家主席的職務移交給了劉少奇。大權旁落的毛當然不甘屈服。4月，他公開指責武漢會議的決議，並在隨後的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以其一貫的手法，借批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重新確立了自己的黨內地位。
而在中共召開一系列會議的同時，中共派兵於59年3月下旬平息了所謂「西藏叛亂事件」，血洗了西藏高原，引發了國際上的一片譴責之聲。
* 指鹿為馬的廬山會議
1959年7月至8月初，中共在江西廬山召開了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根據當前形勢，主要的議題是：共產主義的前途和大躍進運動；毛作為黨的主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軍隊(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和對軍隊的控制等。圍繞上述問題，毛和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毛適時進行了重炮反擊。
彭德懷反對大躍進，批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而毛在廬山對此的辯解是：大躍進從總的形勢來說，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對於別人批評自己好大喜功，毛反而坦然承認「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麼不好呢？去年1900個專案，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
毛不僅否認別人對自己脫離實際的指責，而且威脅，如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滅亡了，「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毛還運用政治手段劃分了兩條政治路線，迫使中共其他成員在他與彭德懷之間進行選擇，而且還將他個人對中共的領導問題與其關於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對軍隊的領導混為一談。毛公開說，彭德懷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改變過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資格參加共產黨。認為彭在搞分裂活動，「彭這次迫不及待，你掛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所提出的問題，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
毛同時還將彭德懷的批評與西藏事件聯繫在一起，「我看現在你們猖狂進攻，一部分同志是與西藏事件、全世界罵我們有關係的。從前全世界罵，他們還不注意。西藏問題一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是一次大規模的全世界罵我們。罵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歡迎！共產黨不挨罵，算什麼共產黨？！」典型的一張無賴嘴臉。
儘管中共黨內絕大多數成員贊同彭德懷的主張，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是由於他們自身缺乏講真話的勇氣，缺乏與毛抗爭的勇氣。特別在擁護不擁護毛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上，這些人選擇了放棄良知。就像當年趙高指鹿為馬一樣，他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內的許多中共領導人重申了毛的最高政治地位，而且通過了譴責「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並將其與50年代初的高崗反黨陰謀聯繫在一起，進而展開了對彭的批判。彭德懷被解除了國防部長的職務，其支持者也被撤銷了軍中職務。在這樣一片批鬥形勢下，彭等人被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彭德懷作了一次次的檢討，說自己是猛張飛，給自己扣上「掛著共產主義帽子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黃克誠則說自己的認識是「資產階級富裕中農思想在頭腦中反映」。周小舟，張聞天也在會上作了檢討，給自己不輕不重的扣了幾頂帽子。
得意洋洋的毛在八屆八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說：「這次會議是一次很好的會，是一次勝利的會。林彪同志你剛才講的那兩句話，避免了兩個東西：第一，避免了大馬鞍形，如果彭德懷掛帥，天下就要大亂，洩掉幹勁；第二，避免了黨的分裂，及時阻止了黨的分裂。犯錯誤的同志自己還得到了挽救。」而彭德懷的命運自此就已經注定。
廬山會議後，遵照毛的指示，中宣部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而且批判馬寅初人口論也進入了高潮。
* 反右傾運動
廬山會議，毛成功的打倒了彭德懷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後，根據毛的不斷鬥爭理論，決定繼續乘勝追擊，打倒那些具有右傾傾向的人。此時，中共黨內人人自危，都不再敢表達不同意見。
事實上，反右傾打擊的物件是那些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的人。凡是像彭德懷那樣說話的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凡是從農村回來講農村情況不好的，全是家庭屬富農或富裕中農的，是為資本主義的家庭說話。因此，反右傾打擊面就無限擴大。各單位拚命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論工農兵學商。實際上，矛盾中心是吃飯問題，不是什麼政治思想問題，因而說過類似話的人很多很多，不只是知識份子。稍有不滿的人，全被打了進去。
比如，長辛店機車廠一位工人出身的總工程師李樹森，出身既好，又有技術，提拔又快，號稱「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可是，因為他說過，咱們的工廠領導幹部包括總工程師，目前這樣工作方法太不科學了。辦公室裡整天像騾馬大會似的，這還能讓人思考研究什麼問題？人家蘇聯總工程師都是每天規定20分鐘為接待群眾時間，有什麼問題按次序進來，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其他時間是自己主動支配的……就這些話，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否定群眾路線，高高在上，一天只辦20分鐘的公。另外還加上一條，他的思想已經變質到資產階級方面，因為他身上穿著一件體面的黑色呢大衣。
還有一個是中國作家協會的通訊員馮振山。他是農民出身，絕非知識份子。反右傾那年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機關之後，向同事們講了一些他目睹的家鄉實際情況。無非是食堂散伙，人們挨餓，大躍進造成了農村經濟嚴重破壞之類的話。因此也被打成了右傾。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
反右傾搞了一段時間後，毛自知其不得人心，便下發了個通知，把"反右傾運動"中的全部材料都從檔案中抽出來，不算了。但另發了個通知，說彭德懷不在其內，因為他是有野心的。又說他是想獨裁，所以才在廬山會議上寫出那個萬言書。又說中央本來是要在廬山會議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這個萬言書，才被迫而反右傾，等等等等。
廬山會議，中共黨內少數有良知的人希望為民請命，但卻被剛愎自用的毛運用政治手段打壓了下去，而毛為了進一步鞏固個人地位，又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從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共極權統治下，人們的良知是如何逐漸缺失的；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泯滅其成員的良心的。
中蘇反目和中共血洗新疆
中共建政後，一直採取的是對蘇聯的「一邊倒」的政策。中蘇關係維持了一段蜜月時期。當時，中共號召全國人民全面向蘇聯學習。在違背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基本上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了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體制、文化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等。由於中共和蘇共一脈相承，蘇聯模式的許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農業輕重比例失調、嚴重的個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錯案等無一例外的在中國重演。
1953年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與中共實現了平等關係。1954年赫魯雪夫第一次訪華。此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佔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谷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此後，還在國防技術，包括核技術方面給予了中共支援。赫魯曉夫的主動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對蘇交往中可以挺起了腰板。毛對此深表感謝。他在1956年與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1954年一直到1958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1958年後，中蘇關係因為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轟金門、蘇聯秘密清算史達林等問題開始出現裂痕。具體原因仍然是毛不願再受制於蘇共。
1959年的中美戴維營會議，使中蘇關係逐步惡化。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了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從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1960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19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上，中方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以及西方國家和其它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為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
此後，蘇聯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專案，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衝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援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
1965年，美國入侵北越。而此時中美兩國關係因中國的核計劃和越戰的迅速升級而日趨嚴重。一貫追隨中共的北越，卻因為中共得到了美國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隊的承諾而拒絕出兵，中共的兩面性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展現。中共外交受到了打擊。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試圖組織一次沒有蘇聯參加的亞非會議也宣告流產。10月，印尼政府處決了一批企圖顛覆政府的親華印尼共產黨員。
期間，還發生了新疆人逃亡蘇聯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區的邊境線上，七萬多人衝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現在世人面前。
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轉向了國內。
2006年9月8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八)
中共對國家經濟的破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
反右運動和其前發動的一系列運動使毛澤東和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都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而1957年因為頭一年農業的歉收，城市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且農村集體化並沒有使國家得到更多的農產品，反而使農業停滯不前。毛和中共開始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在1957年的毛看來，工業發展的重點應該慢慢轉到投資較少的勞動密集性企業，即農業、輕工業和中小規模的重工業。這樣不僅可以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可以解決日益膨脹的人口問題。
1957年7月，馬寅初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一文，提出控制人口，得到了毛的讚許。8月8日，中共中央在農村發起「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以此鼓動農民的幹勁。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肯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稱之為「四大武器」。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首次提出大躍進的口號。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躍進」 得戰略決策，希望推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當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在毛和中共看來，只要利用中國人多的優勢，調動人們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中國的經濟就一定會有飛躍的發展。這樣，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張受到了批判，鼓勵多生育取代了對人口的控制。
由於經濟學家和許多知識份子在反右中被打倒，一場違反經濟發展規律的運動轟轟烈烈在各地開展起來。而反右的後遺症是，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
1958年4至9月，中共在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所謂人民公社就是由一些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而成，接受中共的統一領導。每個公社下分幾個生產大隊，下邊又分成若干生產小組，每個生產小組相當於以前的一個合作社或半個村莊。農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所有生產工具和牲畜也屬公有，統一分配。按照規定人們必須在公共食堂吃飯。
6月中旬，《第二個五個計劃要點》報告中提出新的計劃，要五年超英十年趕美。7月，全國農村有四億人在公共食堂吃飯，占當時農村人口總數的73%。7月，「衛星」不斷上天。湖北長風農業社早稻畝產15361斤。農業部公報夏糧產量比上年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四十億斤。汽車工業也發生大躍進，半年全國各地研製出二百多種汽車，不但製成了汽車，還採用了V型發動機、液壓動力轉向、自動變速裝置等先進技術，使我國汽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8月17至30日，北戴河會議提出在1962年趕上美國，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月，正式提出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9月，為完成全年1070萬噸鋼的指標，全國鋼鐵大躍進。城市裡，人們紛紛砸鍋賣鐵，或者自煉鋼鐵，一派熱火朝天的場面。而在農村，農民則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裡未收穫入倉。
而當月更創下了人類歷史畝產最高紀錄：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稻穀畝產130435斤。在這一個月當中，中共造出了六種飛機。
11月，雲南發生浮腫病，毛澤東在批示中提醒人們不能光顧著生產，忘了生活。任務不要提得太重，生產生活要同時抓。
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xx黨強制的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報》提出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3月，以政治掛帥為主旨的「鞍鋼憲法」提出。5月，中央指示，在農村中開展「三反」運動。11月7日，軍隊中開展以「兩憶三查」（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為主要內容的憶苦思甜運動。
在大躍進中，即便很多人知道是自欺欺人，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因此為了迎合中共高層的心理，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等產量層層加碼。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徵購量隨產量走，由於浮誇上報，1958年的徵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1958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的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餬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躍進的惡果逐漸顯現。在農村中實行的人民公社，破壞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而且浮誇風，使農民的口糧下降。農業和農村形勢逐步惡化。
在這場持續了一年度的大躍進後，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發生了嚴重困難，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惡死的慘劇。
大躍進的後果：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
大躍進實行了一年多後，到了1959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7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形勢極度恐怖。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再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早在1959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拚命從農民碗裡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1958年還少一百餘斤。「反瞞產」完成國家徵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
從11月月末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根據如今官方發表的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位：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
而廣西也餓死了很多人。據1967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廣西第一書記)自己承認的數位」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1959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佈「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面大豐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佔百分之五，一個佔百分之十一強，一個佔百分之十五，一個佔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佈，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位。直到1979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1958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1959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裡看不到人跡，村裡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佈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1960年至1962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1958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裡未收到手，1959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當上交完國家後，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而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佈的是五十萬。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1960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1960年一年裡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
……
根據海外學者丁抒先生的研究，大躍進一共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中國經濟出現了大倒退。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人禍還是天災？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而對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的探究也一直是個禁區。
終於在毛死後的八十年代，當年參與其中的一些中共幹部吐露了真言。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說出了真話：「『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一位1959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從中共高層幹部的真言完全可以斷言：造成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千萬人死亡的元兇正是毛領導下的中共。而正是在中共製造的恐怖中，人們為了自保，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人們在中共和自己編造的謊言接受著上天的懲罰。
中共帶給人民的除了災難，死亡，恐怖，還有什麼呢？
反右運動和其前發動的一系列運動使毛澤東和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都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而1957年因為頭一年農業的歉收，城市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且農村集體化並沒有使國家得到更多的農產品，反而使農業停滯不前。毛和中共開始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在1957年的毛看來，工業發展的重點應該慢慢轉到投資較少的勞動密集性企業，即農業、輕工業和中小規模的重工業。這樣不僅可以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可以解決日益膨脹的人口問題。
1957年7月，馬寅初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一文，提出控制人口，得到了毛的讚許。8月8日，中共中央在農村發起「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以此鼓動農民的幹勁。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肯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稱之為「四大武器」。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首次提出大躍進的口號。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躍進」 得戰略決策，希望推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當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在毛和中共看來，只要利用中國人多的優勢，調動人們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中國的經濟就一定會有飛躍的發展。這樣，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張受到了批判，鼓勵多生育取代了對人口的控制。
由於經濟學家和許多知識份子在反右中被打倒，一場違反經濟發展規律的運動轟轟烈烈在各地開展起來。而反右的後遺症是，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
1958年4至9月，中共在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所謂人民公社就是由一些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而成，接受中共的統一領導。每個公社下分幾個生產大隊，下邊又分成若干生產小組，每個生產小組相當於以前的一個合作社或半個村莊。農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所有生產工具和牲畜也屬公有，統一分配。按照規定人們必須在公共食堂吃飯。
6月中旬，《第二個五個計劃要點》報告中提出新的計劃，要五年超英十年趕美。7月，全國農村有四億人在公共食堂吃飯，占當時農村人口總數的73%。7月，「衛星」不斷上天。湖北長風農業社早稻畝產15361斤。農業部公報夏糧產量比上年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四十億斤。汽車工業也發生大躍進，半年全國各地研製出二百多種汽車，不但製成了汽車，還採用了V型發動機、液壓動力轉向、自動變速裝置等先進技術，使我國汽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8月17至30日，北戴河會議提出在1962年趕上美國，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月，正式提出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9月，為完成全年1070萬噸鋼的指標，全國鋼鐵大躍進。城市裡，人們紛紛砸鍋賣鐵，或者自煉鋼鐵，一派熱火朝天的場面。而在農村，農民則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裡未收穫入倉。
而當月更創下了人類歷史畝產最高紀錄：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稻穀畝產130435斤。在這一個月當中，中共造出了六種飛機。
11月，雲南發生浮腫病，毛澤東在批示中提醒人們不能光顧著生產，忘了生活。任務不要提得太重，生產生活要同時抓。
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xx黨強制的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報》提出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3月，以政治掛帥為主旨的「鞍鋼憲法」提出。5月，中央指示，在農村中開展「三反」運動。11月7日，軍隊中開展以「兩憶三查」（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為主要內容的憶苦思甜運動。
在大躍進中，即便很多人知道是自欺欺人，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因此為了迎合中共高層的心理，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等產量層層加碼。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徵購量隨產量走，由於浮誇上報，1958年的徵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1958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的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餬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躍進的惡果逐漸顯現。在農村中實行的人民公社，破壞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而且浮誇風，使農民的口糧下降。農業和農村形勢逐步惡化。
在這場持續了一年度的大躍進後，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發生了嚴重困難，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惡死的慘劇。
大躍進的後果：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
大躍進實行了一年多後，到了1959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7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形勢極度恐怖。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再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早在1959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拚命從農民碗裡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1958年還少一百餘斤。「反瞞產」完成國家徵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
從11月月末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根據如今官方發表的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位：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
而廣西也餓死了很多人。據1967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廣西第一書記)自己承認的數位」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1959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佈「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面大豐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佔百分之五，一個佔百分之十一強，一個佔百分之十五，一個佔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佈，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位。直到1979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1958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1959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裡看不到人跡，村裡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佈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1960年至1962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1958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裡未收到手，1959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當上交完國家後，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而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佈的是五十萬。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1960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1960年一年裡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
……
根據海外學者丁抒先生的研究，大躍進一共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中國經濟出現了大倒退。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人禍還是天災？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而對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的探究也一直是個禁區。
終於在毛死後的八十年代，當年參與其中的一些中共幹部吐露了真言。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說出了真話：「『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一位1959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從中共高層幹部的真言完全可以斷言：造成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千萬人死亡的元兇正是毛領導下的中共。而正是在中共製造的恐怖中，人們為了自保，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人們在中共和自己編造的謊言接受著上天的懲罰。
中共帶給人民的除了災難，死亡，恐怖，還有什麼呢？
2006年9月7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七)
前文已經詳細介紹了反右運動的源起，毛及中共是如何運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天真的知識份子鳴放的，本章將接著敘述反右過程和最終結局。
誅心為上─反右運動
6月8日，反右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鄭重宣佈：「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頁。）
毛於這一天開始正式指揮反右鬥爭。
6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於是全國各地都將工人搬出來，異口同聲說「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不答應」。一時間，「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動派、惡棍、偽君子、大壞蛋的代名詞，成了億萬「工農兵」口誅筆伐和當眾鬥爭的物件。
在黨的指揮下，各地工人動輒舉行數千、上萬人的集會，「憤怒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工人們「一下子就和毛澤東站到一起去了，儘管幾天以前他們還給這些右派的言論喝彩，而現在也鬧不清什麼叫反黨和反社會主義」。（劉賓雁《從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號。）
農民也說話了：「想取消黨的領導就是要拆散農民的集體幸福生活。」幾年前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英雄黃繼光的母親也被安排在6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說話：「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就要和他拚命！」
起初，一些知識份子仍不敢相信中共會如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仍然以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中共。比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許良英認為這是失信於人民，於是公開表示《人民日報》的社論「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了，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結果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全院批判的右派，並被定為「極右份子」。
九三學社的顧執中教授還希望中共能聽得進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的說了許許多多的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質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容易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應該的……英明的黨也決不會做的。」半個月之後，他就被中共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人民日報》還發了辱罵「顧執中之流」的社論。（顧執中發言和《人民日報》社論分別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顧執中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他一頭向一個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勁小，只撞成重傷，未死。
……
中共的流氓嘴臉終於暴露無遺了。道德早已被其踩在腳下。他們首先採取其一貫的策略：讓知識份子相互批鬥。最先頂不住的是身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費孝通。6月17日，他首先做了檢討。新華社專門為他的檢討發了報道：「費孝通表示，他有決心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他要跟著共產黨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發「羅隆基最討厭的是盟內的（中共）黨員，在背後打聽誰是黨員」；因中共說章伯鈞和羅隆基組成了「反黨聯盟」，他便攻擊章、羅在「為垂死的資產階級作最後的掙扎」。
許多曾經是羅隆基的支持者和朋友也紛紛站出來「和羅隆基劃清界線」。他們本以為這樣可以獲得中共的寬恕，保全自己，但是他們的檢討和揭發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潰，卻沒有使們躲過「右派份子」這頂帽子。
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時都曾經跟著批判過首批被定為右派的人。但是毛和中共早已嫌以往對知識份子的鎮壓還不足夠，因此決定擴大整肅物件。
其次，為了搞臭知識份子，報紙上開始刊載一些辱罵性的文章。比如，《人民日報》從6月中旬開始連篇累牘的到登用文學語言污辱右派的文章：《章乃器吃了鹹肉罵火腿》，《右派大學生成了落湯雞》，《學生中的害群之馬》，《靈魂深處長了膿瘡的林希翎》，《為資產階級叫嚎的貓頭鷹－－穆木天》（穆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章伯鈞－－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終於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長、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員王毅齋》，《在前進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學教授劉不同、程元斟等「骯髒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頭破血流－－內蒙古計計院總工程師高公潤等》，《斬斷章伯鈞伸進戲劇界的魔爪》，《挖掉章羅聯盟在江西的巢穴》……
在中共看來，謊言重複了千遍就是真理。當資訊貧乏的人們在廣播，報紙等媒體中，每天看到和聽到的都是這樣的辱罵，也就都相信了中共對右派的指控和給右派栽的贓。
右派們成了社會公敵，哪裡有廣播喇叭，哪裡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四類份子」變成了「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從此右派們就成了「不得亂說亂動」的人物。章伯鈞所說的「共產黨專政」真正實現了。
6月19日，毛正式在《人民日報》發表他於二月間所作的講話，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作了很大改動，補進了他二月時根本未曾講過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至是很激烈的」一類的話，將「毛毛雨」換成了黑火藥。文章還公佈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六個「有利於……」，其實核心只有一條「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已）。至此，「鳴放」正式結束。上當受騙的知識份子再一次成為中共清洗的物件，而且是較以前更為嚴酷的摧殘運動。
7月1日，毛髮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針對有人指責他言而無信，搞陰謀，他巧妙的自辯為「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從此，中文大詞典裡多了一個新辭彙－－「陽謀」。「陽謀」的真意，按照毛曾經的解釋是：「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一斗一捉。城裡捉，鄉里鬥，好辦事。」
事實上，毛和中共並非是第一次運用「陽謀」，當年的延安整風就已經一顯身手了。當然，這也不是中共最後一次運用「陽謀」，在其以後的歷史中，我們依然可以尋到它蹤跡。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從陰暗的角落裡挖出來」了，但是擒賊先擒王，當局真正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聲討、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鈞、羅隆基這些「大家夥」。在7月1日毛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明確點到：「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其實，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駒的說法，「章、羅兩人雖同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兩人同床異夢，互相攻擊，民盟中央同志，眾所周知……」。毛澤東「說他們兩人結成『聯盟』來『反黨』……稍知民盟內幕的人無不認為滑天下之大稽！」（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第二三九頁，千為民盟中央常委。）
結果一場反右鬥爭至少劃定了五十五萬名「右派份子」(內部數位是一百零二萬)。二十七萬人失去公職。二十三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被打成右派後的人們，表現也是迥異。有的人採取了檢討認罪以保飯碗的態度。如費孝通、儲安平、黃琪翔（黃曾批判中共學蘇聯的政治制度）等人的檢討書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請求人民的寬恕」的標題，印在《人民日報》上，發到全國各地。
有的人始終忠於中共，比如老xx黨員馮雪峰被黨開除後仍忠於黨，給也是xx黨員的兒子寫信道：「你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相信你一定會跟著黨走，永遠前進。」而女作家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之一的劉白羽那裡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頁，劉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一切辱罵、諷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也有人拒絕認錯，因此遭到了更大的摧殘。比如，《北京日報》編輯徐鍾師因為同意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他被揪出來鬥爭。可是在鬥爭會的台上，人們突然發現：「此時昂首站在被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平日的鬍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兒的蓋布褲掛，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從維熙《走向混沌》第五頁。）由於「態度惡劣」，幾天後，他就被送去「勞動教養」了。……
知識份子順從原因分析
那麼，為什麼除極少數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認了罪，順從的接受了長達二十餘年悲苦的賤民命運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1957年那場為時雖然很短的「鳴放」浪潮（不到一個月），是1949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見到的言論自由。那些對中共的批評和這種難得的自由氣氛，曾在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的心中喚起一種希望，廣大工人和學生甚至以行動－－罷工、罷課和請願示威等來呼應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評。然而毛澤東一旦發動反擊，全國宣傳機器一旦以一個調子鼓噪起來，特別是全國各地工人群??在黨委和官辦工會操縱下紛紛舉行大規集會「聲討」右派份子，一時間便形成舖天蓋地的浪潮，似乎全國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還被視為真理而受到熱烈歡迎的種種勇敢的真知灼見，立刻成為「射向黨和社會主義的毒箭」；因大膽為民代言而被視作英雄的人物，頃刻間便成了「一小撮敵人」和「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宣傳機器的鼓噪和周圍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親人）的敵意，造成一種難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們知道，黨既看中了你，一個不可更改的結論便已在那裹等著你；況且「態度」非常重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只能招來更壞的厄運。假使你已成家，就還要考慮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兒女少受一點牽累的問題。這樣，你便不能不逐漸軟下來，直至在一份結論上簽字，接受一個政治死刑的判決，從此便開始你漫長的暗無天日的賤民歲月。
事實上，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xx黨，不過是批評、建議。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反右的後果和影響
同史達林的直接殺人不同，毛有著更為高明的殺人手法，即誅心為上。他和中共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里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史達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份子來說反而要痛得多，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一百餘萬名「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他們同時也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抗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與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毛和中共終於確立了專制恐怖的極權政治。
反右運動的後果是：一部份知識份子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xx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然而毛沒有料到他的打擊會是雙向的。他在清除異己時，也就清除了黨內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於革命理想的黨員。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左傾勢力，以及中共執政後為追逐個人利而擁入黨內的新黨員則糾集在一起。這些人政治投機，唯命是從，不問是非，打擊異己時不擇手段，對人民疾苦無動於衷。反右派運動使這些人如魚得水，逐漸在中共內取得主導地位，使中共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強。
反右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至巨的。它為以後的中國留下了永遠無法治癒或很難癒合的創傷；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態和人的生存條件的破壞無以復加；人口惡性膨脹，伴隨著人的生理與精神素質嚴重下降；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貪婪的官僚集團章魚般附著在中國的肌體之上吮吸著人民的鮮血；1949年以前曾長期為害中國的官僚腐敗、盜匪橫行、販賣人口、吸毒、賭博、賣淫等現象現在又在中國重現；又因權力之集中而無能，法紀之闕如和傳統道德之敗壞，而使社會失去了對於邪惡的任何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氾濫開來，其勢頭之大甚於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
右派的結局
沒有哪個右派份子當時會料到厄運會延續那麼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敵人中，毛澤東似乎特別鍾情於右派。1962年，當毛澤東因他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導致三千餘萬人餓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對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人平反時，黨內出現了也應為右派平反的呼聲。安徽省作為試點，甚至已經給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機關也開始進行。毛澤東趕忙出來制止，說：「對於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的問題。」於是全國立即剎車。一些已被本單位領導列入平反議程，遵命寫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則一概被視作「妄圖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處境更加惡化。
1966年文革開始，許許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為階級鬥爭的物件。但是，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一些人忽然發現，原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當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驅；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運動、把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物件－－ 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越發證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黨組織這時又已停止活動，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一度出現了為一些右派平反的機會。不過，這種苗頭很快就被壓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僥倖沒有在勞動中凍餓而死，未在屈辱與絕望中含恨自盡的右派份子，大約沒有一個對於自己的右派問題有一天會翻案再抱什麼希望了。因而，當1978年底風傳中共中央準備給右派平反時，很多人不肯信以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不過是給一右派中「結論做錯的」少數人「改正」結論而已，並不念有任何大規模平反的意圖。顯然是經過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的極大努力，並經過鄧小平的默許，這個文件在實行中才一變而為給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認劃錯，恢復當年的級別、薪金，xx黨員則恢復黨藉。
二十二年中間，從基層到中央，很多當權者是靠1957年後賣力推行左傾路線爬上去的。因而，給右派平反遇到極大阻力就不足奇了。而且由於這股勢力的強大，很多右派無法回到原來的單位工作，只能是「就地安置」了。而補發工資和補償問題亦因遭到抵制而擱置。這只能說明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中許多人對反右派運動負有罪責而無懺悔之心。
比如鄧小平，儘管同意給絕大多數右派「改正」，但仍堅持認定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必要的」，因為確有「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進攻」，那場運動的問題無非是「擴大化」，即打擊人過多而已。為了給這種論點提供依據，甚至不得不留下幾個當年的重要人物（民主黨派的首腦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虧，不得不派人去安撫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屬，私下承認這些人也屬無辜，但請他們「顧全大局」，即為了黨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繼續將右派帽子戴下去。其原因是當時鄧小平是反右派運動期間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澤東本人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面，因而自知罪責重大。
從反右運動看中共邪惡本性
有人把中共在反右運動中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從反右運動中中共採取的種種手法看，其不僅承襲了其一貫撒謊和耍兩面派的流氓習性，而且其殘忍和血腥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的邪惡再次展現在人們面前。但是中共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到此為止卻還不是盡頭。
誅心為上─反右運動
6月8日，反右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鄭重宣佈：「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頁。）
毛於這一天開始正式指揮反右鬥爭。
6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於是全國各地都將工人搬出來，異口同聲說「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不答應」。一時間，「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動派、惡棍、偽君子、大壞蛋的代名詞，成了億萬「工農兵」口誅筆伐和當眾鬥爭的物件。
在黨的指揮下，各地工人動輒舉行數千、上萬人的集會，「憤怒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工人們「一下子就和毛澤東站到一起去了，儘管幾天以前他們還給這些右派的言論喝彩，而現在也鬧不清什麼叫反黨和反社會主義」。（劉賓雁《從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號。）
農民也說話了：「想取消黨的領導就是要拆散農民的集體幸福生活。」幾年前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英雄黃繼光的母親也被安排在6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說話：「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就要和他拚命！」
起初，一些知識份子仍不敢相信中共會如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仍然以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中共。比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許良英認為這是失信於人民，於是公開表示《人民日報》的社論「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了，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結果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全院批判的右派，並被定為「極右份子」。
九三學社的顧執中教授還希望中共能聽得進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的說了許許多多的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質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容易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應該的……英明的黨也決不會做的。」半個月之後，他就被中共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人民日報》還發了辱罵「顧執中之流」的社論。（顧執中發言和《人民日報》社論分別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顧執中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他一頭向一個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勁小，只撞成重傷，未死。
……
中共的流氓嘴臉終於暴露無遺了。道德早已被其踩在腳下。他們首先採取其一貫的策略：讓知識份子相互批鬥。最先頂不住的是身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費孝通。6月17日，他首先做了檢討。新華社專門為他的檢討發了報道：「費孝通表示，他有決心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他要跟著共產黨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發「羅隆基最討厭的是盟內的（中共）黨員，在背後打聽誰是黨員」；因中共說章伯鈞和羅隆基組成了「反黨聯盟」，他便攻擊章、羅在「為垂死的資產階級作最後的掙扎」。
許多曾經是羅隆基的支持者和朋友也紛紛站出來「和羅隆基劃清界線」。他們本以為這樣可以獲得中共的寬恕，保全自己，但是他們的檢討和揭發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潰，卻沒有使們躲過「右派份子」這頂帽子。
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時都曾經跟著批判過首批被定為右派的人。但是毛和中共早已嫌以往對知識份子的鎮壓還不足夠，因此決定擴大整肅物件。
其次，為了搞臭知識份子，報紙上開始刊載一些辱罵性的文章。比如，《人民日報》從6月中旬開始連篇累牘的到登用文學語言污辱右派的文章：《章乃器吃了鹹肉罵火腿》，《右派大學生成了落湯雞》，《學生中的害群之馬》，《靈魂深處長了膿瘡的林希翎》，《為資產階級叫嚎的貓頭鷹－－穆木天》（穆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章伯鈞－－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終於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長、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員王毅齋》，《在前進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學教授劉不同、程元斟等「骯髒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頭破血流－－內蒙古計計院總工程師高公潤等》，《斬斷章伯鈞伸進戲劇界的魔爪》，《挖掉章羅聯盟在江西的巢穴》……
在中共看來，謊言重複了千遍就是真理。當資訊貧乏的人們在廣播，報紙等媒體中，每天看到和聽到的都是這樣的辱罵，也就都相信了中共對右派的指控和給右派栽的贓。
右派們成了社會公敵，哪裡有廣播喇叭，哪裡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四類份子」變成了「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從此右派們就成了「不得亂說亂動」的人物。章伯鈞所說的「共產黨專政」真正實現了。
6月19日，毛正式在《人民日報》發表他於二月間所作的講話，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作了很大改動，補進了他二月時根本未曾講過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至是很激烈的」一類的話，將「毛毛雨」換成了黑火藥。文章還公佈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六個「有利於……」，其實核心只有一條「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已）。至此，「鳴放」正式結束。上當受騙的知識份子再一次成為中共清洗的物件，而且是較以前更為嚴酷的摧殘運動。
7月1日，毛髮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針對有人指責他言而無信，搞陰謀，他巧妙的自辯為「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從此，中文大詞典裡多了一個新辭彙－－「陽謀」。「陽謀」的真意，按照毛曾經的解釋是：「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一斗一捉。城裡捉，鄉里鬥，好辦事。」
事實上，毛和中共並非是第一次運用「陽謀」，當年的延安整風就已經一顯身手了。當然，這也不是中共最後一次運用「陽謀」，在其以後的歷史中，我們依然可以尋到它蹤跡。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從陰暗的角落裡挖出來」了，但是擒賊先擒王，當局真正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聲討、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鈞、羅隆基這些「大家夥」。在7月1日毛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明確點到：「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其實，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駒的說法，「章、羅兩人雖同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兩人同床異夢，互相攻擊，民盟中央同志，眾所周知……」。毛澤東「說他們兩人結成『聯盟』來『反黨』……稍知民盟內幕的人無不認為滑天下之大稽！」（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第二三九頁，千為民盟中央常委。）
結果一場反右鬥爭至少劃定了五十五萬名「右派份子」(內部數位是一百零二萬)。二十七萬人失去公職。二十三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被打成右派後的人們，表現也是迥異。有的人採取了檢討認罪以保飯碗的態度。如費孝通、儲安平、黃琪翔（黃曾批判中共學蘇聯的政治制度）等人的檢討書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請求人民的寬恕」的標題，印在《人民日報》上，發到全國各地。
有的人始終忠於中共，比如老xx黨員馮雪峰被黨開除後仍忠於黨，給也是xx黨員的兒子寫信道：「你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相信你一定會跟著黨走，永遠前進。」而女作家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之一的劉白羽那裡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頁，劉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一切辱罵、諷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也有人拒絕認錯，因此遭到了更大的摧殘。比如，《北京日報》編輯徐鍾師因為同意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他被揪出來鬥爭。可是在鬥爭會的台上，人們突然發現：「此時昂首站在被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平日的鬍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兒的蓋布褲掛，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從維熙《走向混沌》第五頁。）由於「態度惡劣」，幾天後，他就被送去「勞動教養」了。……
知識份子順從原因分析
那麼，為什麼除極少數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認了罪，順從的接受了長達二十餘年悲苦的賤民命運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1957年那場為時雖然很短的「鳴放」浪潮（不到一個月），是1949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見到的言論自由。那些對中共的批評和這種難得的自由氣氛，曾在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的心中喚起一種希望，廣大工人和學生甚至以行動－－罷工、罷課和請願示威等來呼應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評。然而毛澤東一旦發動反擊，全國宣傳機器一旦以一個調子鼓噪起來，特別是全國各地工人群??在黨委和官辦工會操縱下紛紛舉行大規集會「聲討」右派份子，一時間便形成舖天蓋地的浪潮，似乎全國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還被視為真理而受到熱烈歡迎的種種勇敢的真知灼見，立刻成為「射向黨和社會主義的毒箭」；因大膽為民代言而被視作英雄的人物，頃刻間便成了「一小撮敵人」和「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宣傳機器的鼓噪和周圍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親人）的敵意，造成一種難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們知道，黨既看中了你，一個不可更改的結論便已在那裹等著你；況且「態度」非常重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只能招來更壞的厄運。假使你已成家，就還要考慮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兒女少受一點牽累的問題。這樣，你便不能不逐漸軟下來，直至在一份結論上簽字，接受一個政治死刑的判決，從此便開始你漫長的暗無天日的賤民歲月。
事實上，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xx黨，不過是批評、建議。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反右的後果和影響
同史達林的直接殺人不同，毛有著更為高明的殺人手法，即誅心為上。他和中共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里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史達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份子來說反而要痛得多，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一百餘萬名「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他們同時也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抗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與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毛和中共終於確立了專制恐怖的極權政治。
反右運動的後果是：一部份知識份子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xx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然而毛沒有料到他的打擊會是雙向的。他在清除異己時，也就清除了黨內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於革命理想的黨員。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左傾勢力，以及中共執政後為追逐個人利而擁入黨內的新黨員則糾集在一起。這些人政治投機，唯命是從，不問是非，打擊異己時不擇手段，對人民疾苦無動於衷。反右派運動使這些人如魚得水，逐漸在中共內取得主導地位，使中共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強。
反右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至巨的。它為以後的中國留下了永遠無法治癒或很難癒合的創傷；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態和人的生存條件的破壞無以復加；人口惡性膨脹，伴隨著人的生理與精神素質嚴重下降；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貪婪的官僚集團章魚般附著在中國的肌體之上吮吸著人民的鮮血；1949年以前曾長期為害中國的官僚腐敗、盜匪橫行、販賣人口、吸毒、賭博、賣淫等現象現在又在中國重現；又因權力之集中而無能，法紀之闕如和傳統道德之敗壞，而使社會失去了對於邪惡的任何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氾濫開來，其勢頭之大甚於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
右派的結局
沒有哪個右派份子當時會料到厄運會延續那麼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敵人中，毛澤東似乎特別鍾情於右派。1962年，當毛澤東因他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導致三千餘萬人餓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對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人平反時，黨內出現了也應為右派平反的呼聲。安徽省作為試點，甚至已經給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機關也開始進行。毛澤東趕忙出來制止，說：「對於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的問題。」於是全國立即剎車。一些已被本單位領導列入平反議程，遵命寫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則一概被視作「妄圖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處境更加惡化。
1966年文革開始，許許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為階級鬥爭的物件。但是，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一些人忽然發現，原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當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驅；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運動、把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物件－－ 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越發證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黨組織這時又已停止活動，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一度出現了為一些右派平反的機會。不過，這種苗頭很快就被壓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僥倖沒有在勞動中凍餓而死，未在屈辱與絕望中含恨自盡的右派份子，大約沒有一個對於自己的右派問題有一天會翻案再抱什麼希望了。因而，當1978年底風傳中共中央準備給右派平反時，很多人不肯信以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不過是給一右派中「結論做錯的」少數人「改正」結論而已，並不念有任何大規模平反的意圖。顯然是經過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的極大努力，並經過鄧小平的默許，這個文件在實行中才一變而為給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認劃錯，恢復當年的級別、薪金，xx黨員則恢復黨藉。
二十二年中間，從基層到中央，很多當權者是靠1957年後賣力推行左傾路線爬上去的。因而，給右派平反遇到極大阻力就不足奇了。而且由於這股勢力的強大，很多右派無法回到原來的單位工作，只能是「就地安置」了。而補發工資和補償問題亦因遭到抵制而擱置。這只能說明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中許多人對反右派運動負有罪責而無懺悔之心。
比如鄧小平，儘管同意給絕大多數右派「改正」，但仍堅持認定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必要的」，因為確有「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進攻」，那場運動的問題無非是「擴大化」，即打擊人過多而已。為了給這種論點提供依據，甚至不得不留下幾個當年的重要人物（民主黨派的首腦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虧，不得不派人去安撫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屬，私下承認這些人也屬無辜，但請他們「顧全大局」，即為了黨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繼續將右派帽子戴下去。其原因是當時鄧小平是反右派運動期間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澤東本人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面，因而自知罪責重大。
從反右運動看中共邪惡本性
有人把中共在反右運動中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從反右運動中中共採取的種種手法看，其不僅承襲了其一貫撒謊和耍兩面派的流氓習性，而且其殘忍和血腥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的邪惡再次展現在人們面前。但是中共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到此為止卻還不是盡頭。
2006年9月6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六)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事實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現無遺。
本章將結合併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闡述。
* 反右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國兩種發展可能交錯並存的一年。蘇共對史達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而在中國國內因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發了人民的不滿，開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斐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中國政府不僅表示堅決支援鎮壓在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還贈予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價值3000萬盧布的物資和現金。
從毛當時的所為看，他並不想放棄史達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視當前存在的不滿情緒，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的不滿情緒。為了徹底消滅這種情緒和所謂的反社會主義逆流，1956年，毛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由於中共宣佈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二六頁。）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興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對於中共發動的歷次改造運動記憶猶新，生怕再次成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對於中共的最初的號召，大多數知識份子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不過，中共不斷誠懇的態度逐漸使情況有所改變，天真的知識份子的疑懼開始消失。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選擇了沈默，但終於有人勇敢的站了出來。作家劉賓雁和王蒙相繼發表了抨擊中共黨內醜惡現象的小說，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基本沒有什麼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人們展開了對小說內容的討論。
為了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7月間將已經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復刊，製造所謂寬鬆氣氛。該報的復刊受到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歡迎。9月，受蘇共對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判的影響，中共八大的主要議題是反個人崇拜，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在黨章中將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這句話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上述舉措推動了知識界對「雙百方針」的回應。而毛對此舉動表面不加以反對，但內心處心積慮，終於在日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鄧之後的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終於成功推翻了八大的決議，將上述被刪去的內容重新寫入了黨章。
而毛在發佈「雙百」方針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將「反黨分子」誘騙出來，將存在於知識份子中的反社會主義逆流引誘出來，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漸將文藝上的「雙百」方針往政治方面引，將「百花齊放」的「放」演變成「大放厥詞」的「放」，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至於「雙百方針」本身，中共似乎不再關心，任其冷冷清清的無疾而終。而毛和中共的關注點已經放在政治上的鳴放去了。同時毛又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
毛不僅鼓勵大家「鳴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允許罷工、罷課，「第一條是反對官僚主義」等等。
對於毛的姿態，曾經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深表懷疑。但是善於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動邀請全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齊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堅決宣佈「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這次整風「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毛毛雨」。由於主要是請黨外人士鳴放，毛還特地於4月30日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談話，說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又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等等。在這種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民日報》又於5月2日發表了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甚麼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這種作法使還沒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再一次上了當。但是，還是有一些知識份子分子對中共保持了應有的警惕。我們可以在此引用《陽謀》一書的某些資料：
身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央常務委員的北京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於是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堅決聲明「不跳」。
重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譏論，吃夠苦頭後，現在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只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則悄悄勸人學圓滑些，不要直話直說，當炮筒子：「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四川還有教授在家裡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表示對毛澤東那些「和風細雨」保持距離，決不回應。
河南省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不相信共產黨已經變了。他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藉端報復。」「不如武則天，例像隋煬帝……以順為貴，以直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二二○頁。）
河北省一位黨外人士則表示他有顧慮，懷疑共產黨的「放」是「放長線，釣大魚，發現目標」，以便整肅。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本為社會學教授，因各大學系均被撤消，他無書可教，去國務院專家局做了個副局長。這幾年他心存不滿，寫了題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請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看過，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了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裡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見，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殘酷已經讓本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的知識份子噤若寒蟬。
當時的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為了解除知識份子的憂慮，便提出了一個方案，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設立這種委員會，形成一個系統，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事件。「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但是本意是消滅知識份子中的「反黨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方案。而羅隆基亦為此付出了代價，成為日後舉國聲討的「大右派」。
車廂鳴放時期
在毛和中共的溫和的姿態和循循善誘中，許多知識份子終於解除了疑慮，開始真誠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議。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鎮反」、「肅反」中製造的冤案。《陽謀》中記述了一位國民黨老黨員、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藝群得鳴放：「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切，別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還有瀋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瀋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的口氣比較和緩，但問題卻提得十分尖銳：「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對於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他表示異議：「中國今天鎮壓物件只有百分之幾，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肅反問題上，鳴放只是鳴放而已，那些肅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說，活著的也沒有因此得益。出席鳴放會的共產黨幹部只是在聽意見，而不是聽指示，當然不會說了就去處理冤案，開獄門放人，向當事者賠禮道歉。
其次，一些人還提出了胡風問題，認為胡風並不是反革命，應該予以平反。對胡風案講得最直截了當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她的鳴放一語破的：「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佈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第三，一部分知識份子還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評。鳴放期間以顧執中教授的意見最為尖銳：「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劉少奇）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第四，在對蘇關係上的一邊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評。比如，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芋K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提高驚惕，粉碎右派陰謀》第一○五至一○六頁。）
而最終刺痛毛和中共的並引發大規模鎮壓的是知識份子對中共政權問題的討論。下面引用《陽謀》一書的研究資料：
中共於1954年制定的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既然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當然就要它來領導。但它和中國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機械科學研究學副院長雷天覺用提問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見：「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
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也用提問的方式參加了鳴放。他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報》）
廣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一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貼出一張大字報說：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
而《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週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1956月1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此交椅？」（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是國務院交通部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對「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什麼竟見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佈，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沒有說話的餘地，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
黨外人士對中共不滿，說：「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
很多黨員也一樣不滿。一九三六年參加共產黨的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戟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一八五頁。）
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民主黨派不滿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輪流執政」的意見自然就提了出來。不過，各黨派的領導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並不認為那是現實可行的方案，因此他們並沒有提出這個意見。章伯鈞、羅隆基、龍雲、黃紹弘、陳銘樞、章乃器等所有「國家級」的大右派份子無一人主張「輪流執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學教師黃心平這樣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不過，即使他希望這樣做，也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方案：「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此外，新聞界也提出了新聞自由問題，文藝界提出了對黨干預文藝演出的批評。吳祖光曾諷刺說，「如果黨一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裡哀的？」（《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頁。）教育界提出了黨對學術研究的控制。畫家，音樂家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
而且，在全國各個高校，都出現了針對中共的激烈的言辭和行動。比如，6月2日，北京清華大學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是「解放區土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的，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一份題為《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毛澤東。這份大字報行文不甚通順，不像從容寫來再加潤飾的文章。作者顯然是在感情衝動的情況下草草揮成，所以顧不上遣詞造句：
「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算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胡風那一條子構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死你！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
隨著鳴放言論的激烈，中共亦開始準備行動了。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並發至黨的高層，將反右部署安排妥當，只等扣發板機了。毛和中共已經決定收網了。不過，毛和中共為了將「反黨分子」一網打盡，在收網前，依舊上演著彬彬有禮，虛心傾聽的一幕幕。
5月25日，早已聽到反右風聲的作協主席周揚甚至在邀請文藝工作者提意見的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其態度之誠懇，使任何善良的黨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產黨正在暗裡布羅網。所以不諳陰謀伎倆的作家、《文藝報》副總編輯蕭乾直到6月1日還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認真地討論實現「百花齊放」之道。他要共產黨對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會慢慢放開啦」。
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不相信中共會陽一套，陰一套，這是因為他們太不瞭解中共的歷史了。
有人為中共狡辯說：毛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是毛造就預謀好的。我們可以看一張時間表：5月15日，毛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後才有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 ，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23日) ，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5月30日) ，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 ，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 等。
有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通知黨內高層準備反擊右派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為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據粗略估計，凡因為「鳴放」而當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後被勸說、誘導而中計的。
6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已悄悄開始變調。譬如6月6日發文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有些人是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對馬列主義」；6月7日的文章說「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時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場規模空前、比兩年前的「肅反」遠為酷烈的運動就要開始了。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事實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現無遺。
本章將結合併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闡述。
* 反右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國兩種發展可能交錯並存的一年。蘇共對史達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而在中國國內因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發了人民的不滿，開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斐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中國政府不僅表示堅決支援鎮壓在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還贈予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價值3000萬盧布的物資和現金。
從毛當時的所為看，他並不想放棄史達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視當前存在的不滿情緒，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的不滿情緒。為了徹底消滅這種情緒和所謂的反社會主義逆流，1956年，毛宣佈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由於中共宣佈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二六頁。）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興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對於中共發動的歷次改造運動記憶猶新，生怕再次成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對於中共的最初的號召，大多數知識份子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不過，中共不斷誠懇的態度逐漸使情況有所改變，天真的知識份子的疑懼開始消失。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選擇了沈默，但終於有人勇敢的站了出來。作家劉賓雁和王蒙相繼發表了抨擊中共黨內醜惡現象的小說，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基本沒有什麼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人們展開了對小說內容的討論。
為了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7月間將已經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復刊，製造所謂寬鬆氣氛。該報的復刊受到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歡迎。9月，受蘇共對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判的影響，中共八大的主要議題是反個人崇拜，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在黨章中將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這句話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上述舉措推動了知識界對「雙百方針」的回應。而毛對此舉動表面不加以反對，但內心處心積慮，終於在日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鄧之後的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終於成功推翻了八大的決議，將上述被刪去的內容重新寫入了黨章。
而毛在發佈「雙百」方針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將「反黨分子」誘騙出來，將存在於知識份子中的反社會主義逆流引誘出來，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漸將文藝上的「雙百」方針往政治方面引，將「百花齊放」的「放」演變成「大放厥詞」的「放」，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至於「雙百方針」本身，中共似乎不再關心，任其冷冷清清的無疾而終。而毛和中共的關注點已經放在政治上的鳴放去了。同時毛又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
毛不僅鼓勵大家「鳴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允許罷工、罷課，「第一條是反對官僚主義」等等。
對於毛的姿態，曾經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深表懷疑。但是善於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動邀請全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齊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堅決宣佈「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這次整風「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毛毛雨」。由於主要是請黨外人士鳴放，毛還特地於4月30日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談話，說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又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等等。在這種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民日報》又於5月2日發表了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甚麼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這種作法使還沒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再一次上了當。但是，還是有一些知識份子分子對中共保持了應有的警惕。我們可以在此引用《陽謀》一書的某些資料：
身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央常務委員的北京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於是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堅決聲明「不跳」。
重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譏論，吃夠苦頭後，現在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只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則悄悄勸人學圓滑些，不要直話直說，當炮筒子：「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四川還有教授在家裡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表示對毛澤東那些「和風細雨」保持距離，決不回應。
河南省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不相信共產黨已經變了。他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藉端報復。」「不如武則天，例像隋煬帝……以順為貴，以直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二二○頁。）
河北省一位黨外人士則表示他有顧慮，懷疑共產黨的「放」是「放長線，釣大魚，發現目標」，以便整肅。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本為社會學教授，因各大學系均被撤消，他無書可教，去國務院專家局做了個副局長。這幾年他心存不滿，寫了題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請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看過，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了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裡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見，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殘酷已經讓本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的知識份子噤若寒蟬。
當時的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為了解除知識份子的憂慮，便提出了一個方案，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設立這種委員會，形成一個系統，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事件。「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但是本意是消滅知識份子中的「反黨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方案。而羅隆基亦為此付出了代價，成為日後舉國聲討的「大右派」。
車廂鳴放時期
在毛和中共的溫和的姿態和循循善誘中，許多知識份子終於解除了疑慮，開始真誠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議。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鎮反」、「肅反」中製造的冤案。《陽謀》中記述了一位國民黨老黨員、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藝群得鳴放：「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切，別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還有瀋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瀋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的口氣比較和緩，但問題卻提得十分尖銳：「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對於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他表示異議：「中國今天鎮壓物件只有百分之幾，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肅反問題上，鳴放只是鳴放而已，那些肅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說，活著的也沒有因此得益。出席鳴放會的共產黨幹部只是在聽意見，而不是聽指示，當然不會說了就去處理冤案，開獄門放人，向當事者賠禮道歉。
其次，一些人還提出了胡風問題，認為胡風並不是反革命，應該予以平反。對胡風案講得最直截了當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她的鳴放一語破的：「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佈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第三，一部分知識份子還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評。鳴放期間以顧執中教授的意見最為尖銳：「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劉少奇）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第四，在對蘇關係上的一邊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評。比如，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芋K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提高驚惕，粉碎右派陰謀》第一○五至一○六頁。）
而最終刺痛毛和中共的並引發大規模鎮壓的是知識份子對中共政權問題的討論。下面引用《陽謀》一書的研究資料：
中共於1954年制定的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既然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當然就要它來領導。但它和中國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機械科學研究學副院長雷天覺用提問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見：「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
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也用提問的方式參加了鳴放。他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報》）
廣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一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貼出一張大字報說：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
而《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週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1956月1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此交椅？」（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是國務院交通部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對「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什麼竟見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佈，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沒有說話的餘地，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
黨外人士對中共不滿，說：「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
很多黨員也一樣不滿。一九三六年參加共產黨的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戟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一八五頁。）
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民主黨派不滿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輪流執政」的意見自然就提了出來。不過，各黨派的領導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並不認為那是現實可行的方案，因此他們並沒有提出這個意見。章伯鈞、羅隆基、龍雲、黃紹弘、陳銘樞、章乃器等所有「國家級」的大右派份子無一人主張「輪流執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學教師黃心平這樣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不過，即使他希望這樣做，也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方案：「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此外，新聞界也提出了新聞自由問題，文藝界提出了對黨干預文藝演出的批評。吳祖光曾諷刺說，「如果黨一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裡哀的？」（《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頁。）教育界提出了黨對學術研究的控制。畫家，音樂家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
而且，在全國各個高校，都出現了針對中共的激烈的言辭和行動。比如，6月2日，北京清華大學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是「解放區土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的，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一份題為《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毛澤東。這份大字報行文不甚通順，不像從容寫來再加潤飾的文章。作者顯然是在感情衝動的情況下草草揮成，所以顧不上遣詞造句：
「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算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胡風那一條子構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死你！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
隨著鳴放言論的激烈，中共亦開始準備行動了。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並發至黨的高層，將反右部署安排妥當，只等扣發板機了。毛和中共已經決定收網了。不過，毛和中共為了將「反黨分子」一網打盡，在收網前，依舊上演著彬彬有禮，虛心傾聽的一幕幕。
5月25日，早已聽到反右風聲的作協主席周揚甚至在邀請文藝工作者提意見的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其態度之誠懇，使任何善良的黨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產黨正在暗裡布羅網。所以不諳陰謀伎倆的作家、《文藝報》副總編輯蕭乾直到6月1日還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認真地討論實現「百花齊放」之道。他要共產黨對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會慢慢放開啦」。
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不相信中共會陽一套，陰一套，這是因為他們太不瞭解中共的歷史了。
有人為中共狡辯說：毛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是毛造就預謀好的。我們可以看一張時間表：5月15日，毛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後才有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 ，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23日) ，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5月30日) ，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 ，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 等。
有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通知黨內高層準備反擊右派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為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據粗略估計，凡因為「鳴放」而當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後被勸說、誘導而中計的。
6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已悄悄開始變調。譬如6月6日發文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有些人是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對馬列主義」；6月7日的文章說「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時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場規模空前、比兩年前的「肅反」遠為酷烈的運動就要開始了。
2006年9月5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五)
中共內鬥到肅反運動
中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毛澤東似乎仍然意猶未盡。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毛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各地開展「新三反」運動。7月，朝鮮停戰。
同時，中共在發動了一系列鬥爭，取得了絕對的權力後，制定了犧牲農業，全力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決策。因為在毛看來，絕對的權力可以使一個落後的國家工業化。毛的基本邏輯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 是農業集體化的前提，而後者又是「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的前提。在1953年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鋼產量要翻兩翻，電力和水泥產量要翻倍。國家88%的投資用於重工業的發展上。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為了國家的工業化，不僅被強迫參加農村的集體化，便於中共政府從農業中擠出更多資源，而且還要繳納較高的賦稅。根據中共公佈的資料，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發展的年增長率為18%，而城市工業的就業人數也大量增加。這種不切實際，大力工業化的結果是廣大農民的利益被犧牲了，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在此期間的農業增長率只有2.2%。而且中共領導人強調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的快速的發展，也導致後來大躍進的出現。
* 權力之爭：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另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要求絕對專制的紀律，以往的中共黨人開始從革命者的身份向官僚管理者的身份轉變。在這一期間，中共執政後第一次重大權力鬥爭拉開帷幕。1954年2月到8月，掀起了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運動。
高崗是東北政治和經濟的最高領導人，是對毛澤東權威最具挑戰力的人之一。他被指控在東北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並且密謀奪取國家政權。不久，高崗自殺。其追隨者也被清洗出黨。而與高崗並無聯繫的負責上海黨政機關的饒漱石也被指控犯有同樣罪名。兩個曾經為毛「作戰的戰友」終於被毛以反黨罪名清洗。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檔案仍視為機密，我們尚無法得知毛的真正意圖。不過，毛善於整人的高超手段卻讓人們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一再得以「欣賞」。
* 加強對知識份子思想的控制：「批判胡風思想」運動
毛澤東在政治經濟領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後，又將目光轉向了知識份子。他當然不會允許任何批判黨的聲音的存在。而這次運動首先對準了著名的非黨員文藝評論家胡風。信奉自由創作原則的胡風在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黨內所謂文藝理論權威出面批判他時，於1954年上書三十萬言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但是胡風的自由思想顯然與毛的意願背道而馳，因為毛早在延安時就強調作家、藝術家應該是宣傳政策的工具。
隨著毛對胡風的批評和定性，周恩來的參與譴責，1955年1月，全國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5月13日，公佈了舒蕪得《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胡風不僅被說成是思想上的異端，而且被說成是政治上的顛覆分子。肅反運動開始後，又被說成是「反革命分子」 而被捕入獄。胡風先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和無期徒刑。全國受牽連的共有2100餘人，逮捕93人。
因為這是一場運動，人人都得表態。巴金回憶道：「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於是他也只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說胡風「做賊心虛」云云。（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懷念胡風》。）有人因為寫揭發文章對胡風罵得不夠狠，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子打掩護。」郭沫若在胡風等人被捕後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會上則說：「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鼻子不通，大中傷風。」（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文藝報》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頁）在知識份子迫於中共的壓力而違心的表態中，知識份子的良知開始被泯滅，妥協和明哲保身思想開始取代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氣節。這對中國絕對是個災難。
批評胡風運動的真實目地是加強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雖然胡風被捕，但反對胡風思想並沒有停止。這次運動雖然毛殺一儆百之計取得徹底成功，從此就再也沒有甚麼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出籠，知識份子沈默下來，中國的知識界死氣沈沈。但知識份子對中共的不滿情緒也在暗中加深。中共在此後發動了一場更大規模的，針對知識份子的誅心運動。
* 消滅暗藏敵人：肅反運動
在批判胡風思想的同時，毛在清洗完所謂的「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後，為了進一步消滅黨內異見者，於7月，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或「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即肅反運動。
熟悉歷史的人知道，五十年代初中共發動的「鎮反」即「鎮壓反革命份子」，殺的是所謂敵人營壘的人；而「肅反」則專搞自己人。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籤，都是「暗藏的」，假如辯方不能證明自己沒有殺人可能就會被判殺了人，這由此造成的恐怖不言而喻。
這場運動持續到1956年初。運動採取過去整風運動的方式，讓被懷疑者對自己過去和現在的政治觀點和政治聯繫作出書面或口頭的詳細坦白，然後接受審查。但是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運動一來，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一個大學一關就是上百人。這種先抓人後審的法子，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1955年下半年，許多人受到調查。數以萬計的人通過行政命令而非法律程式被關進監獄和勞改所。連1925年入中共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都成了「內奸」、「反革命份子」（潘、楊在毛澤東死後均獲平反。有人認為是因為二人瞭解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與日軍秘密勾結而被毛藉機除掉) 。
當時武漢大學的一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的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你們的材料證據，在你們面前只有一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三十九頁）
關於肅反運動，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澤東在1956年底是這樣說的：「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國工商聯二屆一次代表大會部份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按毛的說法，全國僅幾百人被送去勞改，其餘則平安無事，只是虛驚一場，至少保了飯碗。這顯然不是事實，連黃秋耘所在的那個小小的雜誌社都有好幾個人在肅反中被判刑，全國如何會只有區區數百？
如廣西上林縣，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其中中小學教師佔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說的「大約百分之一勞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制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上林縣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頁。）
又如遼寧省長海縣，是個海島，人口僅五萬一千。肅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九人，監督勞動改造五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長海縣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頁。）
為什麼會一下子「揪出」那麼多「反革命份子」？因為有「指標」（配額）在。譬如中共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個「百分之五」的指標，即將部內百分之五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
中共不僅經濟上搞計劃經濟，有五年計劃，抓反革命居然也有個「五年計劃」。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可以說，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在建國後，毛搞的諸多運動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是他的幫手。劉少奇曾經這樣說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干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譬如「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對了，成績就是「九個指頭」，就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
經過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批判胡風思想以及肅反運動後，毛領導下的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取得了絕對的控制權。
中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毛澤東似乎仍然意猶未盡。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毛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各地開展「新三反」運動。7月，朝鮮停戰。
同時，中共在發動了一系列鬥爭，取得了絕對的權力後，制定了犧牲農業，全力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決策。因為在毛看來，絕對的權力可以使一個落後的國家工業化。毛的基本邏輯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 是農業集體化的前提，而後者又是「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的前提。在1953年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鋼產量要翻兩翻，電力和水泥產量要翻倍。國家88%的投資用於重工業的發展上。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為了國家的工業化，不僅被強迫參加農村的集體化，便於中共政府從農業中擠出更多資源，而且還要繳納較高的賦稅。根據中共公佈的資料，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發展的年增長率為18%，而城市工業的就業人數也大量增加。這種不切實際，大力工業化的結果是廣大農民的利益被犧牲了，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在此期間的農業增長率只有2.2%。而且中共領導人強調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的快速的發展，也導致後來大躍進的出現。
* 權力之爭：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另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要求絕對專制的紀律，以往的中共黨人開始從革命者的身份向官僚管理者的身份轉變。在這一期間，中共執政後第一次重大權力鬥爭拉開帷幕。1954年2月到8月，掀起了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運動。
高崗是東北政治和經濟的最高領導人，是對毛澤東權威最具挑戰力的人之一。他被指控在東北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並且密謀奪取國家政權。不久，高崗自殺。其追隨者也被清洗出黨。而與高崗並無聯繫的負責上海黨政機關的饒漱石也被指控犯有同樣罪名。兩個曾經為毛「作戰的戰友」終於被毛以反黨罪名清洗。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檔案仍視為機密，我們尚無法得知毛的真正意圖。不過，毛善於整人的高超手段卻讓人們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一再得以「欣賞」。
* 加強對知識份子思想的控制：「批判胡風思想」運動
毛澤東在政治經濟領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後，又將目光轉向了知識份子。他當然不會允許任何批判黨的聲音的存在。而這次運動首先對準了著名的非黨員文藝評論家胡風。信奉自由創作原則的胡風在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黨內所謂文藝理論權威出面批判他時，於1954年上書三十萬言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但是胡風的自由思想顯然與毛的意願背道而馳，因為毛早在延安時就強調作家、藝術家應該是宣傳政策的工具。
隨著毛對胡風的批評和定性，周恩來的參與譴責，1955年1月，全國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5月13日，公佈了舒蕪得《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胡風不僅被說成是思想上的異端，而且被說成是政治上的顛覆分子。肅反運動開始後，又被說成是「反革命分子」 而被捕入獄。胡風先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和無期徒刑。全國受牽連的共有2100餘人，逮捕93人。
因為這是一場運動，人人都得表態。巴金回憶道：「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於是他也只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說胡風「做賊心虛」云云。（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懷念胡風》。）有人因為寫揭發文章對胡風罵得不夠狠，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子打掩護。」郭沫若在胡風等人被捕後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會上則說：「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鼻子不通，大中傷風。」（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文藝報》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頁）在知識份子迫於中共的壓力而違心的表態中，知識份子的良知開始被泯滅，妥協和明哲保身思想開始取代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氣節。這對中國絕對是個災難。
批評胡風運動的真實目地是加強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雖然胡風被捕，但反對胡風思想並沒有停止。這次運動雖然毛殺一儆百之計取得徹底成功，從此就再也沒有甚麼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出籠，知識份子沈默下來，中國的知識界死氣沈沈。但知識份子對中共的不滿情緒也在暗中加深。中共在此後發動了一場更大規模的，針對知識份子的誅心運動。
* 消滅暗藏敵人：肅反運動
在批判胡風思想的同時，毛在清洗完所謂的「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後，為了進一步消滅黨內異見者，於7月，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或「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即肅反運動。
熟悉歷史的人知道，五十年代初中共發動的「鎮反」即「鎮壓反革命份子」，殺的是所謂敵人營壘的人；而「肅反」則專搞自己人。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籤，都是「暗藏的」，假如辯方不能證明自己沒有殺人可能就會被判殺了人，這由此造成的恐怖不言而喻。
這場運動持續到1956年初。運動採取過去整風運動的方式，讓被懷疑者對自己過去和現在的政治觀點和政治聯繫作出書面或口頭的詳細坦白，然後接受審查。但是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運動一來，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一個大學一關就是上百人。這種先抓人後審的法子，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1955年下半年，許多人受到調查。數以萬計的人通過行政命令而非法律程式被關進監獄和勞改所。連1925年入中共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都成了「內奸」、「反革命份子」（潘、楊在毛澤東死後均獲平反。有人認為是因為二人瞭解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與日軍秘密勾結而被毛藉機除掉) 。
當時武漢大學的一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的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你們的材料證據，在你們面前只有一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三十九頁）
關於肅反運動，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澤東在1956年底是這樣說的：「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國工商聯二屆一次代表大會部份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按毛的說法，全國僅幾百人被送去勞改，其餘則平安無事，只是虛驚一場，至少保了飯碗。這顯然不是事實，連黃秋耘所在的那個小小的雜誌社都有好幾個人在肅反中被判刑，全國如何會只有區區數百？
如廣西上林縣，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其中中小學教師佔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說的「大約百分之一勞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制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上林縣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頁。）
又如遼寧省長海縣，是個海島，人口僅五萬一千。肅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九人，監督勞動改造五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長海縣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頁。）
為什麼會一下子「揪出」那麼多「反革命份子」？因為有「指標」（配額）在。譬如中共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個「百分之五」的指標，即將部內百分之五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
中共不僅經濟上搞計劃經濟，有五年計劃，抓反革命居然也有個「五年計劃」。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可以說，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在建國後，毛搞的諸多運動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是他的幫手。劉少奇曾經這樣說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干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譬如「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對了，成績就是「九個指頭」，就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
經過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批判胡風思想以及肅反運動後，毛領導下的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取得了絕對的控制權。
2006年9月4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四)
中共在消滅了地主和資產階級，鎮壓了「反革命」和信教百姓的同時，顯然對造成的血腥和殺戮並沒有滿足。就在土改和鎮反就要結束，全社會驚悸未息之際，1951年9月下旬，中共開始在知識份子中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強迫大中小學教職員和專科之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並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
洗腦還是洗澡：關於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
中共建國後，許多知識份子，特別是從西方歸來的知識份子，身上不僅具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更有著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這些都是中共一黨專制所不能容忍的。由此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就是中共確立極權統治的又一步驟。
以延安時期中共整風中的殘酷方法為基礎，劉少奇等人創造了切實可行的思想改造方法。
「思想改造」，顧名思義就是將不正確的思想「歸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斷加強個人負罪感和羞恥感的同時把個人納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歷程，具體方式就是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漢語中俗稱為「洗腦」。而中共的「洗腦」不是簡單的洗澡，它不僅要在身體達到控制的目地，更要達到對精神上的控制。
通常，思想改造可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思想，進行自由討論；第二階段是觸及靈魂深處的思想鬥爭。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加強，個人面臨著集體的壓力並唯恐自己被運動拒之門外。不管參加者是否願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點並接受別人的鬥爭。並很快會因為感到羞恥而低頭認罪。這時他已經可以通過認罪悔過和自我批判來接受心靈淨化了。第三階段是服從和新生。經過淨化的這個人，覺得只有聽從黨的權威才可以獲得解脫，因此完全依靠了黨。黨的目標是改造這些人的奮鬥目標和思想觀念，讓黨在其思想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通過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許多知識份子接受了效忠的物件是中共和黨的領袖毛澤東。一些秉承「士可殺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則選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這一改造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此後的中共並沒有放過那些知識份子，隨後掀起了對知識份子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果是中共初步加強了對知識份子思想上的控制。
「抗美援朝」的歷史真象
在大陸的所有教科書中，寫著關於1950年中共派兵援助朝鮮的原因是為了抗擊美國入侵朝鮮，進而保衛中國。中國出兵是因為美國挑釁在先。而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
*北朝鮮挑起戰端的背景及原因
二戰結束後，朝鮮半島被美蘇一分為二，以三八線為界。北方由蘇聯扶持建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的北朝鮮，南方由美國扶持建立了李承晚政權。隨著冷戰的爆發，朝鮮半島也陷入了冷戰格局之中。
1949年初，朝鮮半島開始處於非常緊張的戰爭邊緣狀態，軍事摩擦不斷。根據俄國最新的解密檔案，可以知曉，蘇聯和中共扶持的朝鮮共產黨因1948年12月蘇軍撤出朝鮮半島後，面臨著由美國支援的南方政權的軍事壓力。因此，朝共領導人金日成極力要在朝鮮半島上實現一種軍事上的平衡。1949年3至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並與史達林會談，尋求蘇聯的幫助。但此時東西方開始冷戰，史達林的重點防禦方向是歐洲，因此會談沒有什麼實質性結果。到了這一年的夏天，朝鮮半島的局勢越來越緊張。而北朝鮮與蘇聯在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看法上分歧越來越明顯。前者要求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而後者則指示加強在南方的游擊活動並開展和平統一運動。史達林認為，對南方的行動，會為美國向聯合國要求允許對南朝鮮派兵提供藉口。而外國軍隊在南方的長期佔領，最終將導致朝鮮統一的推遲。金日成則認為，只要在漢城存在著一個充滿敵意的政權，南方侵略的陰雲就將始終籠罩在北方上空。它不能冒險等著南方李承晚政權來決定是否對自己發動入侵，而應在必要時採取行動。
1950年，北朝鮮認為發動對南方的侵略的時機已經來到。其一：中共已經奪取了政權，可以對自己提供幫助；其二，自己已經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其三，出於對美國亞洲政策的考慮，蘇聯原則上同意了北朝鮮的南侵計劃，其目地在於擴大緩衝地帶，在未來的全球衝突中取得進攻日本的跳板，加深美國與中國的敵對關係，最重要的是把美國的力量從歐洲吸引開。而在史達林的壓力下，正忙於國內建立一黨專制的毛澤東不得不在5月對金日成的侵略方案表示認同，並表示可以給予直接的援助。有研究學者明確提出是蘇聯、朝鮮和中國共同策劃了這場戰爭，即「共謀論」。
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向南方發動了進攻。在戰爭初期，北朝鮮取得了一些軍事勝利。但隨著9月15日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以後，朝鮮戰爭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9月28日朝共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後，朝鮮領導人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擋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而一旦敵人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也無法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因此，政治局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立即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給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求救信。在給史達林的信中，朝鮮領導人懇求史達林「給予特別的援助」，即「當敵軍跨過三八線以北的時刻，我們非常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軍事援助」。同時，信中還要求史達林在蘇聯無法提供援助的情況下「幫助我們建立一支由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志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
史達林在接到此信的當天給平壤回信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鮮在組織防禦方面的實力和能力」，認為「北朝鮮不能在三八線及以北地區進行抵抗的觀點是錯誤的，朝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並盡其所能地進行戰鬥」。至於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責任，史達林認為：關於「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願軍。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與中國同志商量」。同一天，史達林給毛澤東發來電報，電報說：「如果您認為在緊急情況下有可能派部隊支援朝鮮人，那麼您應該立即派出至少五六個師到三八線，以便讓我們的朝鮮同志有機會在你們的部隊的掩護下組織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戰鬥。中國軍隊可以考慮作為志願軍，當然是由中國人指揮」。此時，朝鮮外務相樸憲永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也直接請求毛澤東、周恩來派中國軍隊赴朝參戰。
*中共迫於壓力出兵朝鮮
1950年10月2日，毛給史達林發了兩封電報。一封電報中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志願軍入朝作戰，並且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一封電報則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派出軍隊參與朝鮮戰爭，從而拒絕了史達林的要求。這表明中共領導人內部對出兵朝鮮表現出「猶豫和缺乏信心」。
史達林收到電報後，馬上回電，以十分堅決的口氣要求中共出兵。毛在猶豫中，決定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判，商談志願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問題。關於會談結果，有著不同的說法。一種認為史達林在會談中答應先裝備中國１０個師，並同意派空軍到東北安東一帶和沿海大城市駐防。一種認為通知北朝鮮「不失時機的早日做好撤退準備」，並決定「立即採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在蘇聯是否為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援助的問題上也尚有爭論。
不過，在史達林的壓力下，或者說毛本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使他最終在幾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員都反對出兵的情況下，決定派出軍隊協助北朝鮮作戰，協助北朝鮮的邪黨鞏固又一個邪惡政權。
可見，中共軍隊的入朝作戰並不是因為什麼美國入侵朝鮮，並不是因為美國軍隊打到了中國的大門口，而是出於對同樣的共產政權的支援，為了保證另一個共產政權的不被消滅。
或許中共也意識到了自己出兵的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在入朝作戰時最初中國人民志願軍沒有帽徽、胸章，身著沒有任何中文標誌的服裝，採取夜行晝伏、嚴密偽裝、封鎖消息、控制電報通訊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向預定作戰地區開進。
中共派出的志願軍於1950年10月14日進入朝鮮，一共連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戰役，即1950年10月下旬至12月下旬的第一、第二次戰役，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及其以南地區；1951年1月的第三次戰役，把戰線推進至三七線附近地區；1951年1月下旬，當中共軍隊欲以人數上的優勢以武力統一朝鮮時，遭到了 「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的打擊而失利。最終雙方在三八線地區形成了對峙。至此，中共派往朝鮮的志願軍已超過6萬人。
中國的參戰完全出乎美國的意料。一方面，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敵人是蘇聯，因此不願意將其大量部隊長期陷在朝鮮同中國人而不是同蘇聯人作戰。另一方面，戰爭耗費了美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內開始反戰，而且其他國家也不再願意派兵參加聯合國軍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決定通過談判沿三八線實現停戰。而中共基於自身實力，也同意停戰進行談判。
停戰談判於1951年7月開始，在停火線附近的板門店延續了兩年。如果戰前的狀況能夠恢復，中國和朝鮮都熱衷於達成和平協定，如果所要求的條件達不到，他們還是比較願意繼續進行談判。中國和朝鮮普遍都不想繼續戰爭，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美國的大規模轟炸，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同時，他們也努力避免表現出軟弱，因為他們相信只有處在強者的位置上，才能使美國在談判中變得誠實和靈活一些。但是蘇聯的強硬立場，即史達林希望戰爭拖住美國，加劇美國社會內部以及美國同西方盟國的緊張局勢，同時也防止中國與美國接近的想法，使談判時斷時續。在此期間，雙方戰鬥仍在繼續，入朝的中共軍隊還得到了蘇聯重型武器的支援。
*朝鮮戰爭結束和戰俘事件
不過，史達林死後，蘇共對朝鮮戰爭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主張立即實現停戰。1953年7月，朝鮮南北雙方終於達成停戰協定。朝鮮停戰實現，朝鮮北南雙方以三八線為界實行分治。但在戰俘遣返問題上，中共和美國曾一度發生衝突。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虜的志願軍戰俘，但美國方面則根據自願原則遣返。大約一半的志願軍戰俘不願被遣返，而後被美國送到了台灣。他們不願被遣返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在軍隊中實行的種種洗腦等嚴酷政策，讓他們認識到了中共的本性。而這段歷史再一次被中共塵封了。
評論
從歷史的真實來看，朝鮮戰爭中北朝鮮應該算是侵略的一方，而中共出兵則是在幫助侵略者，幫助一個同中共同樣的邪黨。在中共謊言的蠱惑下，中國勇敢的軍人真的感覺自己是在沉保衛中國而戰。但中共的鋌而走險和中國軍人的英勇無畏畢竟讓世界開始了重新的認識。
洗腦還是洗澡：關於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
中共建國後，許多知識份子，特別是從西方歸來的知識份子，身上不僅具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更有著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這些都是中共一黨專制所不能容忍的。由此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就是中共確立極權統治的又一步驟。
以延安時期中共整風中的殘酷方法為基礎，劉少奇等人創造了切實可行的思想改造方法。
「思想改造」，顧名思義就是將不正確的思想「歸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斷加強個人負罪感和羞恥感的同時把個人納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歷程，具體方式就是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漢語中俗稱為「洗腦」。而中共的「洗腦」不是簡單的洗澡，它不僅要在身體達到控制的目地，更要達到對精神上的控制。
通常，思想改造可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思想，進行自由討論；第二階段是觸及靈魂深處的思想鬥爭。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加強，個人面臨著集體的壓力並唯恐自己被運動拒之門外。不管參加者是否願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點並接受別人的鬥爭。並很快會因為感到羞恥而低頭認罪。這時他已經可以通過認罪悔過和自我批判來接受心靈淨化了。第三階段是服從和新生。經過淨化的這個人，覺得只有聽從黨的權威才可以獲得解脫，因此完全依靠了黨。黨的目標是改造這些人的奮鬥目標和思想觀念，讓黨在其思想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通過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許多知識份子接受了效忠的物件是中共和黨的領袖毛澤東。一些秉承「士可殺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則選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這一改造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此後的中共並沒有放過那些知識份子，隨後掀起了對知識份子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果是中共初步加強了對知識份子思想上的控制。
「抗美援朝」的歷史真象
在大陸的所有教科書中，寫著關於1950年中共派兵援助朝鮮的原因是為了抗擊美國入侵朝鮮，進而保衛中國。中國出兵是因為美國挑釁在先。而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
*北朝鮮挑起戰端的背景及原因
二戰結束後，朝鮮半島被美蘇一分為二，以三八線為界。北方由蘇聯扶持建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的北朝鮮，南方由美國扶持建立了李承晚政權。隨著冷戰的爆發，朝鮮半島也陷入了冷戰格局之中。
1949年初，朝鮮半島開始處於非常緊張的戰爭邊緣狀態，軍事摩擦不斷。根據俄國最新的解密檔案，可以知曉，蘇聯和中共扶持的朝鮮共產黨因1948年12月蘇軍撤出朝鮮半島後，面臨著由美國支援的南方政權的軍事壓力。因此，朝共領導人金日成極力要在朝鮮半島上實現一種軍事上的平衡。1949年3至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並與史達林會談，尋求蘇聯的幫助。但此時東西方開始冷戰，史達林的重點防禦方向是歐洲，因此會談沒有什麼實質性結果。到了這一年的夏天，朝鮮半島的局勢越來越緊張。而北朝鮮與蘇聯在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看法上分歧越來越明顯。前者要求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而後者則指示加強在南方的游擊活動並開展和平統一運動。史達林認為，對南方的行動，會為美國向聯合國要求允許對南朝鮮派兵提供藉口。而外國軍隊在南方的長期佔領，最終將導致朝鮮統一的推遲。金日成則認為，只要在漢城存在著一個充滿敵意的政權，南方侵略的陰雲就將始終籠罩在北方上空。它不能冒險等著南方李承晚政權來決定是否對自己發動入侵，而應在必要時採取行動。
1950年，北朝鮮認為發動對南方的侵略的時機已經來到。其一：中共已經奪取了政權，可以對自己提供幫助；其二，自己已經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其三，出於對美國亞洲政策的考慮，蘇聯原則上同意了北朝鮮的南侵計劃，其目地在於擴大緩衝地帶，在未來的全球衝突中取得進攻日本的跳板，加深美國與中國的敵對關係，最重要的是把美國的力量從歐洲吸引開。而在史達林的壓力下，正忙於國內建立一黨專制的毛澤東不得不在5月對金日成的侵略方案表示認同，並表示可以給予直接的援助。有研究學者明確提出是蘇聯、朝鮮和中國共同策劃了這場戰爭，即「共謀論」。
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向南方發動了進攻。在戰爭初期，北朝鮮取得了一些軍事勝利。但隨著9月15日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以後，朝鮮戰爭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9月28日朝共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後，朝鮮領導人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擋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而一旦敵人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也無法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因此，政治局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立即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給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求救信。在給史達林的信中，朝鮮領導人懇求史達林「給予特別的援助」，即「當敵軍跨過三八線以北的時刻，我們非常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軍事援助」。同時，信中還要求史達林在蘇聯無法提供援助的情況下「幫助我們建立一支由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志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
史達林在接到此信的當天給平壤回信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鮮在組織防禦方面的實力和能力」，認為「北朝鮮不能在三八線及以北地區進行抵抗的觀點是錯誤的，朝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並盡其所能地進行戰鬥」。至於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責任，史達林認為：關於「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願軍。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與中國同志商量」。同一天，史達林給毛澤東發來電報，電報說：「如果您認為在緊急情況下有可能派部隊支援朝鮮人，那麼您應該立即派出至少五六個師到三八線，以便讓我們的朝鮮同志有機會在你們的部隊的掩護下組織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戰鬥。中國軍隊可以考慮作為志願軍，當然是由中國人指揮」。此時，朝鮮外務相樸憲永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也直接請求毛澤東、周恩來派中國軍隊赴朝參戰。
*中共迫於壓力出兵朝鮮
1950年10月2日，毛給史達林發了兩封電報。一封電報中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志願軍入朝作戰，並且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一封電報則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派出軍隊參與朝鮮戰爭，從而拒絕了史達林的要求。這表明中共領導人內部對出兵朝鮮表現出「猶豫和缺乏信心」。
史達林收到電報後，馬上回電，以十分堅決的口氣要求中共出兵。毛在猶豫中，決定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判，商談志願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問題。關於會談結果，有著不同的說法。一種認為史達林在會談中答應先裝備中國１０個師，並同意派空軍到東北安東一帶和沿海大城市駐防。一種認為通知北朝鮮「不失時機的早日做好撤退準備」，並決定「立即採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在蘇聯是否為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援助的問題上也尚有爭論。
不過，在史達林的壓力下，或者說毛本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使他最終在幾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員都反對出兵的情況下，決定派出軍隊協助北朝鮮作戰，協助北朝鮮的邪黨鞏固又一個邪惡政權。
可見，中共軍隊的入朝作戰並不是因為什麼美國入侵朝鮮，並不是因為美國軍隊打到了中國的大門口，而是出於對同樣的共產政權的支援，為了保證另一個共產政權的不被消滅。
或許中共也意識到了自己出兵的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在入朝作戰時最初中國人民志願軍沒有帽徽、胸章，身著沒有任何中文標誌的服裝，採取夜行晝伏、嚴密偽裝、封鎖消息、控制電報通訊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向預定作戰地區開進。
中共派出的志願軍於1950年10月14日進入朝鮮，一共連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戰役，即1950年10月下旬至12月下旬的第一、第二次戰役，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及其以南地區；1951年1月的第三次戰役，把戰線推進至三七線附近地區；1951年1月下旬，當中共軍隊欲以人數上的優勢以武力統一朝鮮時，遭到了 「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的打擊而失利。最終雙方在三八線地區形成了對峙。至此，中共派往朝鮮的志願軍已超過6萬人。
中國的參戰完全出乎美國的意料。一方面，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敵人是蘇聯，因此不願意將其大量部隊長期陷在朝鮮同中國人而不是同蘇聯人作戰。另一方面，戰爭耗費了美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內開始反戰，而且其他國家也不再願意派兵參加聯合國軍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決定通過談判沿三八線實現停戰。而中共基於自身實力，也同意停戰進行談判。
停戰談判於1951年7月開始，在停火線附近的板門店延續了兩年。如果戰前的狀況能夠恢復，中國和朝鮮都熱衷於達成和平協定，如果所要求的條件達不到，他們還是比較願意繼續進行談判。中國和朝鮮普遍都不想繼續戰爭，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美國的大規模轟炸，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同時，他們也努力避免表現出軟弱，因為他們相信只有處在強者的位置上，才能使美國在談判中變得誠實和靈活一些。但是蘇聯的強硬立場，即史達林希望戰爭拖住美國，加劇美國社會內部以及美國同西方盟國的緊張局勢，同時也防止中國與美國接近的想法，使談判時斷時續。在此期間，雙方戰鬥仍在繼續，入朝的中共軍隊還得到了蘇聯重型武器的支援。
*朝鮮戰爭結束和戰俘事件
不過，史達林死後，蘇共對朝鮮戰爭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主張立即實現停戰。1953年7月，朝鮮南北雙方終於達成停戰協定。朝鮮停戰實現，朝鮮北南雙方以三八線為界實行分治。但在戰俘遣返問題上，中共和美國曾一度發生衝突。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虜的志願軍戰俘，但美國方面則根據自願原則遣返。大約一半的志願軍戰俘不願被遣返，而後被美國送到了台灣。他們不願被遣返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在軍隊中實行的種種洗腦等嚴酷政策，讓他們認識到了中共的本性。而這段歷史再一次被中共塵封了。
評論
從歷史的真實來看，朝鮮戰爭中北朝鮮應該算是侵略的一方，而中共出兵則是在幫助侵略者，幫助一個同中共同樣的邪黨。在中共謊言的蠱惑下，中國勇敢的軍人真的感覺自己是在沉保衛中國而戰。但中共的鋌而走險和中國軍人的英勇無畏畢竟讓世界開始了重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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