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

第一節－－晚清時期

一、鴉片戰爭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

　　 1840年6月，罪惡的英國政府以保護鴉片貿易為藉口，發動了對華侵略戰爭―鴉片戰爭。戰爭歷時兩年兩個月，於1842年8月結束。戰爭中，中國沿海軍民曾浴血奮戰，愛國將領關天培、葛雲飛、陳化成等先後壯烈殉國。但由於清政府的昏庸腐朽，加之中國社會經濟軍事力量的落後，戰爭以中國失敗而告終。

　　戰爭結束後，在英國侵略者威逼下，清政府屈膝求和，於1842年8月29日簽訂了賣國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有：中國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銀元；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英國可在五口岸設領事館，派駐領事；中國海關關稅須和英國 “秉公議定”，即所謂“協定關稅”，取消中國關稅口岸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商可自由地同中國商人做生意。接著美、法兩國趁火打劫，強迫清政府於1844年7 月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同年10月簽訂中法《黃埔條約》。鴉片戰爭和戰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社會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政治上，領土完整被破壞，獨立主權受到侵犯，中國開始受制於西方列強；經濟上，開始受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衝擊並逐步成為其商品推銷的市場和廉價原料的供應地，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人中國。從此，近代中國脫離了由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向資本主義緩慢演變的常軌，開始了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程。鴉片戰爭成為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

　　二、太平天國運動

　　1．太平天國運動的英勇鬥爭。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激烈動盪，階級矛盾與社會危機極為嚴重。在這種形勢下，1851年1月，洪秀全率領“拜上帝會”的會眾2萬餘人在廣西桂縣金田村起義，建國號“太平天國”。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革命終於爆發。1853年3月，洪秀全宣佈南京為天京，成為太平天國的首都，正式建立一個與北京清政府對峙的農民革命政權。1856年8月發生的“天京內亂”，使太平天國由盛轉衰。1864年7月，湘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革命至此失敗。這場農民戰爭歷時14 年，勢力波及18個省區。以洪秀全為首的農民英雄不僅對清王朝封建統治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動搖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同時英勇地抗擊了外國侵略者的入侵，充分的顯示了農民階級的巨大革命熱情和偉大力量。

　　2．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主張和探索。

　　1853年，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政權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中心內容是關於土地制度的規定，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則，中心目標是要實現 “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集中反映了廣大農民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1859年刊行的《資政新篇》，依照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提出了改造中國的初步設想，為近代中國探索國家出路提供了可貴的思路。

　　3．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啟示。

　　太平天國失敗的結局表明，由於無法克服小生產者固有的階級局限性，農民階級不能獨立完成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艱巨任務。

　　三、中國人對世界的新認識

　　鴉片戰爭的失敗，給予中國知識界空前的震動，長期盤桓于士大夫頭腦中的“天朝上國”的迷夢開始瓦解。他們面對著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可駭可恥之事”，不能不思索為什麼久負天朝上國盛名的老大帝國竟然被來自萬里之外的英國打敗？他們從這一失敗的事實中深刻地體會到，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籌制夷之策”，中國必須瞭解西方，知彼虛實，於是從19世紀40年代起相繼出現了一批研究和介紹西方國家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基礎上擴充完成的《海國圖志》一書。這是當時最為詳盡介紹西方世界的著作，篇幅多達100卷、88萬字。書中除了介紹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等情況之外，還特別論述了中國應如何效仿西方的軍事制度和技術加強海防，抵抗外國侵略的問題。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主張，強調中國應該學習西方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某些長處，建議在廣東設置造船廠和火器廠，延聘西方國家的工程技術人員來中國傳授知識和技術，才能使中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

　　另外，徐繼佘寫作了《瀛寰志略》一書。該書比較全面地敍述了世界地理和歷史，介紹了近80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歷史、經濟和文化，尤其是對清朝威脅最大的英國、法國、美國的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

　　四、洋務運動與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產生

　　1．中國洋務運動的興起與失敗

　　在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和國內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的形勢下，清朝統治集團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運動開始興辦近代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並編練新式海軍。從而以1861年曾國藩開辦安慶軍械所為起點，掀起了一場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的，歷時30年的洋務運動。洋務企業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產生，但洋務企業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和買辦性，它沒有也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履沒，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

　　2．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誕生

　　外國資本的入侵促進了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也刺激了民族資本的產生，但西方列強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中國民族資本機器工業的誕生是以 1869年上海發昌機器廠開始使用車床為開端的，到甲午戰爭前共有大小企業一百數十個，大部分屬於輕紡工業企業。民族資本工業從誕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國資本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摧殘，發展極為緩慢。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近代中國也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力量即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五、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和傳播

　　1，開設新式學校，傳授西方先進科學技術

　　到1894年洋務派創辦了約計30所左右的學校。1895年以後，隨著維新運動的興起，維新派取代洋務派成為創辦新式學堂的主力，民間的辦學活動也開始活躍起來。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後，政府和民間的辦學活動進一步發展，到1911年時各種各級新式學堂達到52348所，在校學生近164萬人。這些學校都程度不同地引進傳播了西方的科學技術，並隨著其學生的畢業，逐漸形成了一個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新知識份子階層。

　　2．派遣青年學生出國留學

　　在開辦新式學校的同時，為了更直接掌握西方科學技術，在洋務派的策動下，清政府在1872一1875年先後派遣了4批共120名青少年到美國留學15年，開創了近代中國派遣留學生的先河。1877年，福州船政學堂也派遣學生赴歐洲各國學習海軍指揮和船艦技術。但是，派遣留學生遭到了頑固派的反對，認為學生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之後將會懷疑中國文化的絕對優越性，留美學生於1881年被全部招回。此後，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恢復，出現新的高潮，並轉向以自費留學、赴日留學和學習政法為主，到1910年時留學人數達到2萬以上，其中官費生約300名。

　　3．翻譯出版西方科技書籍

　　翻譯出版西方科技書籍開始於1811年，鴉片戰爭以後開始興盛起來，洋務運動時期進人高潮。出版譯著的學科逐漸由自然科學為主轉向以社會科學為主，．集中于瞭解世界、求富求強、救亡圖存、**革命、科學啟蒙五個方面。從事這一工作的機構主要有三類：一是外國在華教會系統，如廣學會、美華書館、益智書會、廣州博濟醫院、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二是清政府系統，如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北京同文館、天津機器局、天津武備學堂。三是民間系統，如商務印書館、譯書公會、事務報館、農學報館。其中最主要的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和廣學會，它們所翻譯出版的科技書籍，前者到1909年達160種，後者到1911年達238 種。這些西方科技書籍的翻譯出版有力促進了西方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六、列強侵華勢力的擴張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1．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法分別以“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為由，於1856年10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n月再次以中國失敗而告終。美國和沙俄在戰爭中成為英法幫兇。咸豐年間，英法聯軍於1860年10月洗劫並火燒圓明園。經過戰爭，清政府先後於1858年6月和1860年10月分別與英法俄美簽訂《天津條約》，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此前，沙俄還乘機脅迫清政府簽訂《緩揮條約》，此後又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大大加強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控制，加速了中外反動勢力的勾結，從而加快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進程。

　　2．中法戰爭

　　1883年，已攻佔越南河內等地的法國進犯中國，中法戰爭爆發。馮子材等愛國將士英勇奮戰，大敗法軍，但清政府以勝求和，1885年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承認法國對越南擁有特殊權利和開放中國的西南邊境，使法國打開了中國西南門戶，並取得在中國修築鐵路的特權。

　　3．甲午中日戰爭

　　19世紀末葉，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日益尖銳。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於1894年7月發動了侵華戰爭。這一年是中國農曆甲午年，故史稱甲午戰爭。從豐島海戰到日本攻佔遼東，甲午戰爭歷時共8個月，1895年3月以中國又一次失敗而告終。

　　戰爭中，以鄧世昌為代表的愛國軍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而腐敗的清政府卻再一次妥協求和，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朝鮮“獨立”，這實際上為日後日本吞併朝鮮鋪平了道路；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賠款2億兩白銀，7年內付清；規定日本可在中國任意設廠；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日本與列強同樣享有最惠國待遇，等等。

　　中日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簽訂，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4．八國聯軍侵華

　　1900年6月，為了鎮壓以義和團運動為主的中國人民的反抗，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奧等組成的八國聯軍，對中國再次發動了兇惡的侵略戰爭。

　　清政府在戰爭失敗後，於1901年（即農曆辛醜年）9月7日與列強簽訂了《辛丑合約》，其主要內容有：清政府向各帝國主義國家謝罪道歉，並規定今後必須立即“彈壓懲辦”人民的反帝鬥爭；勒索中國巨額賠款，總數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累計本息達9.8億兩，規定以關稅、鹽稅及內地厘金來償付這筆賠款；③各國在京津一線至山海關等戰略要地駐紮軍隊，並在北京東交民巷專設“使館區”，由各國“常留兵隊”守衛，中國人不許擅自進人等等。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辛丑合約》的簽訂，標誌著帝國主義已全面控制了清政府。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則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七、改良思潮與戊戌變法

　　1．變法維新思想的醞釀及其基本綱領

　　從19世紀70年代起，在中國社會日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形勢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潮流，在早期改良主義思潮的推動下，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士子康有為開始醞釀變法維新思想。他先後寫成《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闡發變法理論的著作，為變法維新提供了理論根據。

　　1895年5月，康有為、梁啟超等發起“公車上書”運動，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揭開了變法維新運動的序幕。此後，一方面康有為連續給光緒帝上書，進一步闡述維新派要求棄舊圖新的基本綱領，即：政治上，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經濟上興辦實業，發展民族工商業；文化思想上，倡西學，興學堂，開啟民智。另一方面，辦學會、開學党，為維新運動大造輿論，積聚力量，在此過程中，梁啟超、嚴複、譚嗣同等人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2.“戊戌變法”始末

　　在維新派的推動下，1898年6月n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發動了維新運動。經濟上國家設立農工商總局，民間設農會、商會、提倡農業，保護農工商業；設立鐵路礦務總局，修鐵路，開採礦藏，改革財政，整頓厘金。政治上廣開言路，准許大小臣民上書言事；准許各地開設學會、報館；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澄清吏治。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改試策論；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遣留學生出國。軍事上裁減綠營，精練新軍，按西方兵制實行徵兵制。這一年是中國農曆戊戌年，史稱“戊戌變法”，它前後歷時103天，故又稱“百日維新”。維新運動對清王朝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許多方面都有所觸動，因此，從一開始它就遭到封建守舊勢力的激烈反對，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為首的頑固守舊派發動戊戌政變，誅殺“戊戌六君子”，廢除變法措施。“百日維新”終被封建舊勢力所扼殺。

　　3.“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

　　這場變法運動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經濟為中心目標，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爭取自身政治地位以謀求發展的一次政治改良運動。雖然它很快就失敗了，但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①它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兩大中心目標，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把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尋求國家出路的鬥爭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向著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大大靠近了一步。②它大力宣傳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介紹了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學說，並以此為武器猛烈抨擊了中國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發揮了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得到空前的傳播，為較完全意義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八、清末新政

　　戊戌維新遭受鎮壓後，在國內引起了抵抗外國侵略的新浪潮，特別是各地反對傳教士的鬥爭愈演愈烈，至1899年終於演化成規模宏大的義和團運動。由義和團運動又引發了1900年的八國聯軍人侵，清廷被迫流亡西安。

　　八國聯軍的入侵以及由此而簽訂的《辛丑合約》，極大地震動了清廷，統治層中的清醒之士認為，要保持政權的穩定，不作一定的讓步和改革來緩解國內外各種勢力對朝廷施政方針的不滿，是肯定不行的。1900年8月30日，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佈詔書，重申改革的必要性，呼籲臣民向朝廷陳述改革建議，以便廢除弊政。1901年1月29日，清廷再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宣佈實行“新政”，聲稱“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等，都應“參酌中西政治”進行因革省並。

　　清廷試圖通過新政改革使漸趨崩潰的國家機構有所革新和強化。在行政管理方面，改組主管與外國交涉的機關，廢除原有的總理衙門，組建西式的外務部；裁減中央和地方機構，廢除陳舊的詹事府和通政司；清除各級官吏隊伍中的營私舞弊者，力圖建立一個高效、廉潔的新式政府；建立員警制度，設置巡警部，後又改組為內務部，並在各大城市組建警務機構。

　　在法制方面，清廷委託一批法律專家對訴訟程式的舊有法規進行了修訂和改革，廢止了那些野蠻、陳腐的審訊方式和特別殘忍的刑訊。

　　在軍事方面，從1901年起下令裁減各地駐軍中缺乏戰鬥力的部分，然後按照歐洲和日本的方式，重新組建新式軍隊體制；停止武科舉，設立新式軍事學堂； 1903年設立中央練兵處，計畫在未來的幾年時間裏訓練新式陸軍36鎮。到1911年止，實際練成新軍14鎮（師）、18協（旅），及4標（團）和禁衛軍 1鎮，共計約17萬人。

　　在工商業方面，注意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推廣獎勵工商業者的辦法；組建商部，並在各省會城市和那些比較發達的城市成立工商廳局；制定出一系列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法規，如《獎勵公司章程》、《商律》等，鼓勵民間資本向工商業方面流動；頒佈舉辦銀行業務章程草案，開辦大清銀行。各省政府為了勸導和推進民間的工商業活動，共計設立工藝局389處、工業學堂29處、藝徒學堂82處、勸工陳列所和商品陳列所13處。

　　在教育方面，開創教育主管機關，先後設立管學大臣、學務大臣、學部；改革教育制度，於1901年命令各省設立小學、中學和大學三級學堂，鼓勵和有計劃地組織接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出國留學，1904年推行《奏定學堂章程》，仿照日本學制，統一全國學制，增設新式課程，興辦師範、實業學堂；廢除科舉制度，從1902年起修改省縣考試內容，廢除八股文考試；1905年，宣佈科舉考試制度“無定期”地停辦，新式教育體制完全取代了舊的教育模式。這些改革舉措有力地促進了新式教育的發展。

　　九、辛亥革命與清王朝的覆滅

　　孫中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組成了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小團體―興中會。孫中山為興中會制定的“驅除鞋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秘密誓詞，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推翻清朝專制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目標。興中會的成立，標誌著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組織上的初步形成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開端。

　　經過各革命團體的醞釀，同盟會於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靴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被確定為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孫中山對此加以闡釋，第一次提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同盟會的成立，促進革命形勢的發展；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的失敗和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為武昌起義的發動製造了有利的時機。

　　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城內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龍等打響了起義的槍聲。12日，控制了武漢三鎮，取得了武昌起義的初步勝利。各省紛紛響應，革命浪潮席捲全國。12月29日，獨立的17省代表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的選舉，孫中山被公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終於宣佈退位，歷時260餘年的清朝由此結束，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也由此結束，中國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第二節－－中華民國時期

一、中華民國的成立及其政權變化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採用共和制，改用西曆。

　　中華民國和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初步勝利，但是民國的政權不久便落人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之手。

　　袁世凱利用權力一步步走向獨裁。他從第一屆內閣開始就破壞責任內閣制度，未經內閣總理同意擅自處置重大事務；1913年3月派人暗殺國民黨議會活動家宋教仁；7月鎮壓孫中山因宋教仁事件而發動的“二次革命”;10月強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1914年1月解散國會；5月炮製《中華民國約法》（俗稱 “袁記約法”)，修改總統選舉法，不僅使總統的權力無限制地擴大，而且可以連選連任，有權推薦繼任總統；1915年12月12日廢除共和，復辟帝制。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人民群眾和擁護共和人士的反對，爆發了“護國戰爭”，袁世凱於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在憂懼中死去。袁世凱死後，民國的政權先後落人各派北洋軍閥的手中，歷史進人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馮國璋、段棋瑞、曹餛、張作霖等軍閥相繼粉墨登場，直至1928年國民黨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

　　二、民國初年的教育改革

　　南京臨時政府以蔡元培為教育總長，開始進行教育革新。1912年1月19日，頒發《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之標準》，其主要內容是：從前的學堂，改稱學校，監督、堂長改稱校長；凡各類教科書，務必合乎共和民國宗旨，禁用清政府頒佈的教科書；廢除小學讀經科和獎勵出身；初等小學開設修身、國文、算術、遊戲、體操等課程；高等小學再增設中華歷史、地理、博物、理化、圖畫、手工等課程。

　　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蔡元培繼續出任教育總長，繼續進行教育改革。9月初重新頒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公佈《學校系統令》，初步確立了一套資產階級的新教育體制，為以後的教育改革和資產階級新學制的最後確立奠定了基礎。

　　對於教育宗旨，；規定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中的“道德教育”，是為了培養學生具有自由、平等、博愛的道德觀念；“實利教育”，是為了進行生產和知識技能的教育；“軍國民教育”就是後來的體育，是為了培養學生健全的體魄；“美感教育”包括美術和音樂，是為了培養學生的思想修養。對於學制，在公佈《學校系統令》之後，到1913年8月，又陸續公佈各級各類學校令，後經過調整和綜合，制定了一個統一的學制系統。因該兩年的陰曆紀年分別為壬子年和癸醜年，因此又稱“壬子癸醜”學制改革。這個學制規定：初等教育分二級，初等小學4年，為義務教育；高等小學3年；中學教育4年；大學6一7年，即預科3年，本科3一4年。還將教育分成普通教育、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三個系統。師範教育分為師範學校和高等師範學校；實業教育分乙種（初等）、甲種（中等）實業學校和專門（高等）學校。

　　1912年9一10月，教育部還頒佈了小學、中學、大學、專門學校和師範學校的學制，對各類學校的教育宗旨、人學資格、年齡、課程和年限都作了明確規定。，小學教育以留意兒童身心發育、培養國民道德之基礎並授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識技能為宗旨；教員須有許可狀，不得對學生進行體罰。中學教育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國民為宗旨；以省立為原則，經費由省款支付。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閡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7科；設預科、本科和大學院。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種類有法政、醫學、藥學、農業、工業、商業、美術、音樂、商船、外國語等。實業學校以教授農工商業必需的知識技能為目的；甲種學校以省立為原則，乙種學校以縣立為原則。

　　此後，袁世凱為著其專制統治和復辟帝制的需要，曾有過短暫的封建主義教育復辟。袁世凱死後，范源鐮任教育總長，重新施行民國元年的教育方針，廢除和修正了袁世凱復辟時的一些教育法令。1919年4月，又提出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教育宗旨。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出現的許多新的教育團體，也積極推動教育改革。1921年9月10日，教育部邀請全國各教育機構和團體的代表在北京召開全國學制改革會議，通過了《學制系統改革案》，於1922年起在全國施行，稱“新學制”。因該年是農曆壬戌年，故又稱“壬戌學制”。其改革的主要舉措是：小學年限縮短為6年，以利普及；中學年限延長為6年，以提高教育水準，初中可以單設，以利普及；大學取消預科，不再進行普通教育，有利於專業教育和科學研究；施行選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顧學生升學和就業兩種準備；職業教育單成系統，代替實業教育。這一學制反映了五四時期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民國成立以來教育改革的一個綜合成果，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新教育體制的確立。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

　　在反對日本侵略的愛國運動和反對帝制復辟的鬥爭中，新一代的青年知識份子脫穎而出，積極提倡新文化，充當爭取民族獨立、政治**的先鋒。其傑出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吳虞、蔡元培以及後來參加的魯迅等。由於這次提倡新文化運動發生在五四運動前後，又與五四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繫，故稱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1919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以陳獨秀於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秋更名為《新青年）}）為開端。新文化的提倡者們以《新青年》為陣地，積極宣導科學與民主，以現代自然科學反對無知、迷信和神秘主義；以爭取民權和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提倡資產階級啟蒙思想，主張真正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反對袁世凱尊孔復古、復辟帝制的逆流；反對一切舊道德和舊文化，主張個性自由和個人發展，提倡文字的改革與新文化的創造，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在性質上屬於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反封建的思想啟蒙運動。

　　後一個時期，在指導思想上突破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開始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經過前一階段的新文化啟蒙，喚醒了中國新一代年輕知識份子，因此當1919年初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努力即將失敗、日本取代德國攫取在山東的權益即將得到和會確認的消息傳來之後，年輕知識份子迅速行動起來，掀起了規模宏大、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5月4日，北京爆發了學生示威遊行。6月3日，上海爆發了有數十萬工人參加的大罷工和遊行，使五四運動從一個青年學生的運動發展成為以工人階級為主，包括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共同參加的愛國運動，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並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這一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把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與反軍閥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促進了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使中國的革命運動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準備。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較為有利的制度條件，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列強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擴張與掠奪，使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1912一1922年持續10年較快發展的所謂“黃金時代”。

　　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表現了這樣幾個特點：一是資本主義主體力量從國家向民間轉移，私人資本的發展速度已超過國家資本。二是大小企業並舉，以中小企業為多，既表明資本相對集中和兩極分化的現象開始出現，也說明企業資本力量的薄弱。三是出現了企業集團，如航運業中的三北集團、朱葆三集團，銀行業中的北四行、南四行之類的同業性企業集團；無錫榮家的三新系統企業集團、南洋華僑郭氏兄弟的永安系統企業集團之類的家族性企業集團；以周學熙為主的華北企業集團、以張餐為首的南通企業集團之類的地區性企業集團。四是負債經營，許多大型企業和集團企業依靠舉借大量外債和內債才得以開辦和維持經營。這些特點說明，民族資本主義經過這10年的發展，在數量上有較大的增加，但在素質上提高不多，加之國家主權喪失，仍不足以對付西方資本主義的競爭和侵略，1923 年以後，隨著外國經濟勢力捲土重來，資本主義經濟又出現衰退，發展勢頭減弱。

　　五、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政治體制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4月18日在舊江蘇省議會舉行典禮，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胡漢民為南京政府主席。蔣介石利用南京政府一方面與武漢政府抗衡，一方面鎮壓革命力量。南京政府下設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實質上是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的工具。

　　1928年8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宣告“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同時，蔣介石公開宣佈“以党治國”，宣稱“違反三**義的人不允許活動”。10月3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訓政綱領》並於10月4日公佈。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制度確立。1929年3月21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通過《確定訓政時期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實際及方略案），進一步規定，由國民黨“領導國民，扶植中華民國之政權治權”,中國人民必須“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始得享受中華民國之權”。

　　1935年5月5日，國民黨為了掩飾其借“訓政”為名加強獨裁的真面日，又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與《訓政時期約法》比較，它在文字上、個別章節上作了一些調整，並將國民政府的首腦由主席改為總統，但二者的結構體系、內容卻基本相同。它雖刪除了國民黨中央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規定，但又把總統的權力規定得至高無上，總統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最高權力，仍然體現著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實質。隨著蔣介石個人獨裁地位的確立，國民黨政權逐漸走向法西斯化。最明顯的標誌是國民黨特務制度的建立及其基層保甲制度的推行。

六、從國家資本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實行經濟統制政策，使國家資本逐漸膨脹，並開始向官僚資本轉變。

　　在1928一1937年間，除了交通建設方面幾乎完全由國家投資之外，國家資本也開始向工礦和金融領域擴張。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政府推行戰時經濟統制政策，使國家壟斷資本迅速膨脹起來。國營工業資本（不包括軍用工業）在全國工業資本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1935年的12％上升到1944年的40.5%，若包括礦業則占52寫。

　　抗戰結束後，經過接收敵偽產業，國家和官僚壟斷資本急劇膨脹。其資本數額占全國資本總額的比重上升到54%，而民營資本則下降到38%，其餘為外國資本。按分類計，產業資本中，國家（官僚）資本占64%，民營資本占25%；金融資本中，國家（官僚）資本占89%，民營資本占5％。

　　國民黨政府中的一批官僚豪門，利用權勢，以國家的經濟資源為自己謀私利。在這樣的情勢下，所有國家資本，無論其運作形式如何，有無官僚豪門的插手，均被社會輿論指為官僚資本，遭到社會各界的猛烈攻擊。

　　1947年12月，毛澤東對官僚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作出了明確的界定。他提出：“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①並指出：以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壟斷資本，是“國家壟斷資本”。“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②1949年4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約法八章中重申上述原則說：“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③毛澤東的這些論述說明，屬於官僚資本的有兩種企業，一種是由國民黨縣級以上各級政府經營的完全官辦的企業，另一種是由國民黨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企業。官僚資本主義成為舊中國的“三座大山”之一，是共產黨革命的主要對象之一。

　　七、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中國的科學研究事業在晚清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發展，由以傳播為主轉向以研究為主，並形成了民間和國家兩支研究力量。在民間方面，1913年由詹天佑等組織中華工程師學會（1931年改組為中國工程師學會）。1914年6月，留學美國的任鴻雋等在美國發起成立中國科學社，並集資出版中國第一家自然科學刊物《科學》，1918年遷回國內，開展許多科學活動。此後，不同專業的學會相繼成立，其中僅全國性的學會就有數十個，幾乎所有的一級學科都有學會。重要的科研機構有：1922年成立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3年成立的黃海化學工業研究所、1926年設立的交通大學工業研究所等。各種勢力和各個大學共計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機構100多個，覆蓋了理工農醫基礎學科和主要技術學科。

　　延安抗日根據地也於1939年設立了自然科學院，內設物理、化學、生物、地質4個系，以及機械和化工實驗廠、化學和生物實驗室。同年設國防科學社。 1940年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會，下設農學、生物學、地質礦產學、機械電機學、化學、土木學、醫藥學、航空學、數理學等20多個分會。

　　在政府方面，農商部于1916年成立地質調查所，這是民國時期政府有計劃地組織科學研究的開始。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由蔡元培任院長。先後設立天文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工學、地質學、歷史語言學、社會學、動物學、心理學、植物學、醫學、數學13個研究所。並於1935年設立院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關，負責聯絡國內各研究機構，討論重要科研問題，組織中外學術交流與合作。1948年實行院士制度。1929年設立北平研究院，內設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歷史學、地質學、鐳學、藥物學9個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調查所。

　　隨著研究機構的建立和留學教育的發展，有不少科學工作者做出了享譽世界的成績，並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科學家。在數學方面：陳建功的一項三角學發明被稱為“陳一哈代一李特爾伍德定理”；曾炯之在函數上的一項發明被稱為“曾一蘭定義”；陳省身對示性類的研究成果被命名為“陳省身示性類”；王湘浩關於類域論的研究成果被稱為“格隆瓦德一王定理”；華羅庚在“堆壘素數論”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產生廣泛影響。

　　在物理學和化學方面：吳有訓驗證了康普頓效應，使該效應改稱為“康普頓一吳有訓效應”；黃昆提出了固溶體的x光漫散射理論，後來被證實，從而被稱為“黃散射”；張文裕發現拼子原子及其輻射規律，分別被物理學界稱為“張原子”和“張輻射”；還出現了吳大酞、王淦昌、錢三強、郭永懷、錢學森等著名的物理學家。梁樹權完成鐵原子量的修訂，被國際原子量委員會採用；黃鳴龍改良了開西納%26#8226;沃爾夫還原法，被國際同行廣泛應用，稱為“黃鳴龍還原法”；侯德榜發明了新的制堿法，被命名為“侯氏制堿法”。

　　在地質學和氣象學方面：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發現猿人頭蓋骨化石，被命名為“北京人”；翁文顴在造山運動研究中提出“燕山運動”說；李四光通過大地構造和地殼運動研究，正式提出“地質力學”概念；黃汲清用歷史學方法研究大地構造，創立了“多旋回構造運動”說；胡煥庸完成中國人口分佈研究，提出“緩揮一騰沖線”，把中國人口分佈劃分為東南與西北兩大部分；竺可禎開創了中古氣候研究，為“氣候脈動說”奠定了基礎。在生物學方面：馮德培發現肌肉伸長時的發熱現象，被稱為“馮氏效應”；吳憲以英文出版《物理生物化學原理》一書，創立了“物理生物化學”（今生物物理化學）學科；張錫鈞提出“迷走神經一垂體後葉反射”說，後被生理學實驗證實；黃禎祥首創病毒體外組織培養新技術，被稱為“病毒學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八、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蘇聯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外交政策，於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兩次發表宣言，宣佈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但是，由於列強各國的干預，以及中蘇在外蒙古等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直到1924年 5月31日，中蘇雙方經過談判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確認帝俄時代有關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概為無效；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使近代中國第一次廢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條約。

　　在中蘇兩國就歷史懸案進行談判的同時，還發生了中國人民和政府對西方列強的廢約鬥爭。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舉行對德和會，與會的中國代表提出了廢除1915年在日本強迫下簽訂的“二十一條”，逐步撤廢列強在華的勢力範圍、駐軍、郵政及電報機關、領事裁判權、租借地、租界、協定關稅等特權的要求。但巴黎和會不僅沒有答應中國的要求，反而允許日本佔領山東。巴黎和會的這一結局，立即引發了五四運動，促使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開啟了中國獨立決定自己國際事務的先河。1921年 n月11日，由美國發起在華盛頓舉行太平洋會議，討論巴黎會議的遺留和新生問題，中國代表重申了在巴黎和會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除外國在華郵局問題有條件地得到解決外，其餘均無實際結果。但是，由參加會議的9個國家簽署的%26#8226;《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條約》（簡稱“九國公約”)，在名義上規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任何一國均“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這意味著從此任何國家再也不能在中國攫取新的特權，或互訂條約劃分新的勢力範圍。此外，在山東問題上中國取得了重大勝利，迫使日本同意中國以高額贖金收回山東主權。

　　從 1925年起廢除不平等條約進入高潮。五辯運動以後，“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響遍全國；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興起，以孫中山為首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實行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列強在華特權的革命外交政策。於是，促使北洋政府發起“修約”運動，企圖通過所謂“正常”的外交途徑修改不平等條約。其間，於1926年在經過與比利時、西班牙的談判無效後，相繼獨自宣佈中止《中比通商條約》和《中西通商條約》，但也無力付諸實施。其餘的修訂屆期條約、召開關稅會議、舉行法權調查等活動，以及與日本、英國的修約談判均無實質性結果。

　　與此同時，國民革命政府方面卻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廢約成果。1927年1月廣州國民政府隨著北伐的進展遷到武漢。1月3日下午，英國水兵粗暴干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的演講，刺死海員1名，刺傷群眾數十人。當晚，國民政府外交部警告英國總領事，責令英國從速撤退水兵，由中國政府派軍隊進駐英租界。5日，武漢民眾舉行示威遊行，沖入英租界，驅逐英巡捕。同一日，國民政府設立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正式接管英租界。接著，英兵又在九江槍殺中國人，引起罷市。7日，國民革命軍一部進駐英租界。9日，國民政府設立九江市民對英行動委員會，正式實行接管。2月19一20日，中英經過談判簽訂了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協定，正式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放棄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在全國人民以及國民黨內部反對派的壓力下，繼續了北洋政府的“修約”外交，發起了“改訂新約”運動。1928年7月7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宣言，提出重訂新約的三項原則：中華民國與各國間的條約，已屆滿期者，廢除舊約，另訂新約；尚未滿期者，以正當之手續解除另訂；舊約已滿新約未訂者，另訂臨時辦法處理一切。其內容主要包括改訂通商條約及關稅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收回關稅自主權是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中國政府與西方列強進行了相關談判，於1928年7月25日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隨後又與挪威、荷蘭、瑞典、英國、法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丹麥、葡萄牙等國締結了《關稅條約》和《友好通商條約》，都宣佈取消以往的協定關稅制度，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9月1日宣告關稅自主。1929年2月1日實行自主制定的新稅則，並收回海關管理權。1930 年《中日關稅協定》簽訂，關稅主權全部收回。

　　在收回租界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27年8月收回天津比租界；1929年10月、 1930年4月和9月收回鎮江、威海衛和廈門英租界等。1930年1月和1931年7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臨時法院，分別設置江蘇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和上海第一、第二特區地方法院。

　　在收回領事裁判權方面。南京國民政府在與列強各國交涉無效後，曾於1931年5月4日，公佈《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準備于1932年元旦開始廢除領事裁判權，但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而不了了之。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由於中國戰場地位的上升，中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又有了新的進展。1943年1月n日，中國與美、英分別簽訂新約，接著又與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瑞典、荷蘭、法國、瑞士、丹麥、葡萄牙等國簽訂了新約，從而廢除了治外法權、使館界及駐兵權、租界、特別法庭、外籍引水人（領港）、英籍海關稅務司、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等特權。

　　近代中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於此結束。

　　九、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

　　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一直在圖謀和實行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1905年通過日俄戰爭，從俄國手中奪得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和東北長春以南地區（南滿）的勢力範圍；1914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機，以對德宣戰為藉口，強行佔領原為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地區；1915年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民四條約），承認其侵佔山東、南滿和內蒙古東部地區，以及向浙江、廣東、江西、湖北擴展勢力範圍。此後，日本繼續圖謀把整個中國侵佔為殖民地。1927年7月，日本內閣召開所謂東方會議，進一步策劃對我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侵略，會議所形成的“田中奏摺”宣稱：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據此，日本陸軍省於1931年制定了《解決滿蒙問題方策大綱》，明確強調必須對中國東北地區採取軍事行動。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軍，借此進攻瀋陽和北大營，從而發動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南京國民政府正全力進行反人民的內戰，堅持不抵抗政策，遂使日軍兵不血刃很快佔領了瀋陽；又用僅僅4個月的時間，侵佔了整個東北三省。接著，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3月宣佈正式成立“滿洲國”，作為其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傀儡政權。

＋、國共兩黨的抗戰

　　華北事變以及國民黨政府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做法，激起了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視和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憤慨。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呼籲停止內戰，提出了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而奮鬥的十大政綱，首先發出了抗日救亡的呼聲。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代表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重申中共反蔣抗日的政治主張，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中共的主張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有力地促進了全國抗日反蔣運動的發展。12月9日，北平高校3000多學生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與軍警發生衝突，40多名學生受傷，一二九運動爆發。這一運動從9日起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鬥爭，十幾個大城市的學生相繼罷課，舉行集會遊行；工人組織也紛紛行動起來，呼籲釋放被捕學生，對日宣戰。

　　接著，中共中央於12月17一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分析了國內形勢和階級關係的新變化，討論並確定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和政策，為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戰在政治和理論上進行了必要的準備。

　　面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抗日民主運動的不斷高漲，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策也不得不變化。1936年7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就南京政府對日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及“犧牲的最後關頭”作了解釋。中共方面認為這個解釋實為一個可喜的現象，表明蔣介石已經有了抗日的想法和準備，於是開始了以“請蔣抗日”為目的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提出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建議。中共的建議得到宋慶齡等國民黨進步人士的贊成，但是蔣介石仍然動搖不定，堅持反共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直到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才迫使蔣介石答應國共合作，聯合抗戰。

　　1937年 7月7日盧溝橋事變以後，國民黨政府于8日向日本方面提出口頭抗議，10日提出書面抗議，要求立即制止日軍的軍事行動；同時，蔣介石緊急調集兵力向石家莊集結，設立石家莊行營，以便就近督導冀察戰事。中共也立即發表抗戰宣言，號召全中國人民、政府、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n日，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向華北增兵，擴大侵華戰爭。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對日作戰，開始全面抗戰。

　　面對日軍的大規模進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開始分別在敵後和正面兩個戰場進行抗戰。中共於8月25日“依據與國民黨及南京政治談判結果，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朱德為總指揮（後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朱德改任總司令）;10月12日，將南方八省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由葉挺任軍長。八路軍、新四軍成立後，隨即開赴華北、華中敵後，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先後取得平型關、陽明堡等戰鬥的勝利，並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打擊敵人。在相持階段，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掃蕩”，並於1940年8月至12月發動百團大戰，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

　　國民黨軍除以一部兵力在華北抵抗日軍外，集中兵力于華東，試圖力保上海、南京，先後在上海、台兒莊等地給日軍以打擊。但在武器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下，北方的張家口、保定、石家莊、呼和浩特、太原、濟南、青島、徐州、開封；南方的上海、蘇州、南京、蕪湖、揚州、杭州、廈門、九江相繼失守，大片國土淪陷。日軍在1938年 10月攻佔廣州、武漢後，限於兵力被迫停止戰略進攻，進人相持階段，並轉而加緊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使國民黨從初期的比較積極抗戰轉變為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不斷製造與中共的政治、軍事摩擦，乃至發動皖南事變圍攻新四軍。在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在正面戰場發動過南昌、長沙、桂南、豫南、中條山等戰役，中國軍隊在這些戰役中進行了頑強抵抗，但仍有不少國土淪陷。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從此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形勢開始逐步好轉。在敵後戰場，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不僅粉碎了敵人的一次次“掃蕩”，而且擴大了自己的地盤和力量，並從1944年1月起，開始局部反攻，為正面戰場上的抗戰和反攻創造了條件。在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浙贛、鄂西、常德、豫中、長衡、桂柳、豫西、鄂北、湘西等會戰，給日軍以不同程度的打擊，並抑制了它的進攻勢頭。

　　1945年8月初，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長崎先後投下了原子彈，蘇聯也宣佈出兵中國東北，對日本關東軍發起進攻。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由國共兩黨合作的抗日戰爭至此勝利結束。

　　＋一、抗戰時期的文學藝術

　　抗戰時期是文學藝術比較繁榮，比較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為現實服務最好的一段時期。

　　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事變，中華民族的危機日趨加深。由於一二九運動的爆發，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文化界最先行動起來，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號召文化界團結一致，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反對文化界的漢奸活動，組成文化界抗日救亡統一戰線。

　　七七事變之後，文化界的救亡活動更加高漲，富有時代特色的抗戰文化蓬勃發展起來。1937年7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翌年3月，全國性的文化界救亡團體中華全國文藝界救亡協會在漢口成立。接著，各專門性的全國文藝團體如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等紛紛成立。它們共同的宗旨是利用自己的專長發動群眾，保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抗戰的勝利。

　　在上述這些團體的領導下，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一些分會組織，並很快創辦了諸如《抗戰文藝》、《筆陣》、《文化崗位半月刊》、《文藝陣地》、《抗戰三日刊》、《戰時聯合旬刊》、《文藝戰線》等百餘種刊物。中共直接領導的《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解放》、《群眾》、《中國文化》等，更是旗幟鮮明，充分發揮了進步文化界鼓勵人民堅持抗戰決心的作用。

　　深入抗戰前線的作家和記者，創作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像徐遲的《大場之夜》、長江的《台兒莊血戰經過》、碧野的《太行山邊》、駱賓基的《救護車裏的血》、茅盾的《第一階段的故事》、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蕭乾的《劉粹剛之死》，等等，或用如畫的筆墨描述了抗日將士可歌可泣的鬥爭故事，或用辛辣的筆調揭露了後方官僚的腐敗無能。像趙樹理創作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根據地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幸福生活，而且在藝術上達到一種很高的境界。

　　詩歌也成為一種非常活躍的文藝形式，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作品，如艾蕪的《我懷念寶山的原野》、王統照的《上海戰歌》、靳以的《火中的孤軍》、郭沫若的《戰歌集》、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田間的《給戰鬥者》、艾青的《向太陽》和《劍北篇》等，它們或燃燒著對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或歌頌人民不畏強暴、英勇奮鬥的頑強精神。

　　音樂藝術直接地反映了人民的心聲，群眾性的歌詠活動高漲。冼星海、呂驥、張曙、賀綠汀等一批著名的音樂家創作了一大批令人難忘的戰歌，如《武裝保衛山西》、《幹一場》、《全民抗戰》、《到敵人後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八百壯士》、《遊擊隊歌》、《二月裏來》等。由著名詩人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為人民大眾譜出了呼聲，發出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敵的怒吼。邊區農民歌手李有源作詞的《東方紅》、孫萬福創作的《高樓萬丈平地起》、韓起祥改編的《劉巧兒團圓》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至今仍被人們所傳誦。

　　在戲劇舞臺上，以獨幕劇、街頭劇、活報劇為主。如集體創作的《保衛盧溝橋》、《台兒莊》、《放下你的鞭子》，田漢的《盧溝橋》，周揚、沙可夫的《血祭上海》，崔克、王震之的《八百壯士》，夏衍的《咱們要反攻》，荒煤的《打鬼子去》等，都深受觀眾歡迎。在邊區根據地，新秧歌劇大受歡迎，著名的作品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根據地藝術工作者創作的歌劇《白毛女》不僅思想內容深刻，而且民族風格鮮明，在中國歌劇發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延安文藝工作者改編演出的京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不僅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而且為中國戲劇藝術的改革開創了一條新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電影藝術也有新的發展。電影工作者深入前線，拍攝了許多反映抗戰的紀錄片，像《抗戰特輯》、《抗戰號外》等，都真實地向觀眾展現盧溝橋、淞滬、平型關、台兒莊等戰役的情況，激發人民的抗戰熱情。藝術片如石東山編導的《保衛我們的土地》，陽翰笙編劇、應雲衛導演的《八百壯士》等，也都直接地反映了中國軍民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事蹟。

　　美術界的最突出成就是把漫畫藝術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作者，也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令人難以忘懷的藝術形象。像葉淺予、張樂平、廖冰兄等都是這一時期湧現出的最活躍的漫畫家，張樂平創造的三毛形象至今仍有生命力。

　　十二、民主黨派的產生和發展

　　與中國共產黨精誠合作的民主黨派大都產生於抗戰後期。它們在政治上不滿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但也不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試圖在國共兩黨之間或之外尋找到一條通往民主共和的新路。主要的民主黨派有下述幾個：

　　中國民主同盟。其前身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於1941年，其成員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高級知識份子，在抗戰後期一直比較活躍，1944年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最先發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呼籲，並提出和平建國的10條政治主張。1945年10月，在重慶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張瀾為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會議提出要將中國建設成一個“道地的民主國家”，並期望以蘇聯的經濟民主去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為達到這一目的，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的黨治，徹底清除民主的障礙，徹底消除內戰的危機，在政治上，實行議會制和責任內閣，司法獨立、地方自治，充分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在經濟上，實行計劃經濟，以國家的力量促進工業化，消滅貧富差別，保障人民在經濟上的平等；在軍事上，實行軍隊國家化，軍人絕對不得干預內政，任何黨團組織均不得擁有武裝力量，軍隊中也不得存在任何黨團組織；在外交上，保障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與各國和平相處，與美、蘇、英互相合作。在此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及內戰早期，民盟雖然繼續保持中間路線，但基本上與中共密切合作，與國民黨進行鬥爭，1947年11月被國民黨宣佈為非法團體，自動解散，中間道路的政治幻想徹底破滅。翌年在香港重組，實際上已放棄中間道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九三學社。原名“民主科學座談會”,1944年底成立于重慶。1945年9月3日，為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正式定名為九三學社，翌年5月4日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其成員大都是文教科技界的高級知識份子，主要領導人有許德琦等。其政治主張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爭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反對官僚政治，肅清貪污；反對官僚資本，建立以民生為主的經濟制度，迅速完成國家工業化；學術思想絕對自由，積極普及國民教育。

　　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於1945年12月。它的主要成員為民族工商業者，主要發起人有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其政治主張，除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外，在政治體制上，由直接普選產生各級議會，由議會行使各級政權的職權；在經濟上，實行經濟民主，發展民族資本，反對官僚壟斷資本；在外交上，對蘇美採取平衡外交政策，自稱“不右傾，不左袒”，只是想替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上和平奮鬥的典型，強調“和平統一，民主集中”基本原則。

　　中國民主促進會。它的基本成員為文教界的知識份子，多為中小學教師和出版工作者，發起人有馬敘倫、周建人、鄭振鐸等。政治訴求主要是要求國民黨改革政權、還政於民，停止內戰，撤退外國軍隊，重新制定憲法，實行普選，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以上這些民主黨派均於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重要參政黨。

　　十三、抗日勝利與重慶談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取得勝利。蔣介石為了爭取準備內戰時間並把內戰責任轉嫁於共產黨，在美帝國主義授意下，決定玩弄一次和平陰謀。1945年8月中、下旬，蔣介石一連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中國共產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並在爭取和平的過程中戳穿美蔣反動派的假和平陰謀，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於8月28日由延安飛至重慶。經過43天的談判，在1945年10月10日，公佈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其中心內容有：蔣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結束國民黨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和保證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等。但是，蔣介石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並妄圖在“統一軍令”、“統一政令”的藉口下，根本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以致無法就這個問題達成協定。《雙十協定》公佈後，蔣介石仍然向解放區發動進攻，這就在事實上充分暴露了美蔣的和平陰謀，教育了全國人民，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獲得了極大的主動。

　　十四、解放戰爭和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終結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以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全面內戰。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軍粉碎了敵人的全面進攻。1947年3 月，蔣介石對陝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西北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6月，劉鄧大軍渡過黃河，挺進大別山，開始我軍的戰略反攻。

　　1948年秋，國民黨被迫實行重點防禦，1948年9月，濟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爭戰略決戰的序幕。1948年9月12日，東北野戰軍發起了遼沈戰役；9月16日，淮海戰役打響；12月上旬，平津戰役發動。三大戰役的勝利，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取得了人民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的千里長江上發動渡江戰役。23日，佔領南京，宣告國民黨在大陸反動統治的滅亡。此後，人民解放軍繼續向全國進軍，到1949年底，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

　　在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制定了迅速奪取全國勝利和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等一系列方針政策；闡述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後，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和政策。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總結了百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闡明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轉向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在中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必然性，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基本政策。


中國當代史

第一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歷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商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宜。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確定國都定于北平，並改名為北京；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180人。

　　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綱領性文獻，是在一個時期內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大憲章。它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針，對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各項工作具有規範和指導意義。其內容包括序言和7章，共60條，主要有：

　　1．關於新中國的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而奮鬥。

　　2．關於人民、國民的權利與義務

　　人民系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人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的人們在其改造成為新人之前，只稱作國民，不能享受人民的權利；國民均有保衛祖國，遵守法律，遵守勞動紀律，愛護公共財產，應徵公役兵役和繳納賦稅的義務。

　　3．關於政權制度

　　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政協仍將長期存在，作為協商國家大政方針的機構。

　　4．關於經濟制度

　　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國家應在各個經濟因素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此外，還確定了軍事、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

　　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綱領》為施政方針。3時舉行了隆重的開國典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以奪取政權為主要目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結束，以發展經濟和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由此開始，中國的歷史也進人到當代時期。

　　二、新中國的外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華民族以獨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已經形成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的局面，美國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執行的是從扶蔣反共、助蔣內戰到敵視新中國政權的政策，所以中國共產黨確定，新中國在對外關係上要實行“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的政策。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使新中國很快就得到了世界人民民主國家的承認。10月2日，蘇聯首先與新中國建交。中蘇兩大國建交，帶動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越南等10個東歐和亞洲的人民民主國家與中國建交。此外，印度、瑞典、丹麥、緬甸、瑞士、印尼等國也相繼與中國建交。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也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爭取到所需資金和技術。1949年12月，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 1950年2月14日，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條約規定，一旦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國之侵襲而處於戰爭狀態時，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家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還規定：“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係。”按照這一原則，兩國又簽訂了處理中蘇遺留問題的協定，包括歸還大連、旅順及中國長春鐵路，以及蘇聯援助中國3億美元貸款等協定。在此以後，中國從東歐國家也爭取到約7.3億美元的貸款。這對亟待恢復國民經濟的新中國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新中國外交的另一重要政策是“另起爐灶”。就是說，新中國不承認原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鑒於當時一些國家仍支援國民黨集團或企圖製造“兩個中國”，因此，中國政府堅持建交前必須進行談判，對方必須同國民黨集團斷絕外交關係，在聯合國支持中國恢復自己的席位，並將各該國管轄地區內屬於中國的財產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此相聯繫的還有“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就是不急於得到帝國主義國家承認新中國，先把帝國主義在華殘餘勢力清除一下，把屋子打掃乾淨了，再請客人進來。

　　上述這些外交政策，終於把舊中國的屈辱外交改造成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

　　三、國民經濟的恢復

　　舊中國留下來的國民經濟是一個百孔千瘡的爛攤子。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黨全國人民在建國頭3年的中心任務，就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恢復國民經濟。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

　　土地改革是通過1950年6月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拉開序幕的。土改總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經過發動群眾、劃分農村階級、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等步驟，到1953年春，中國大陸除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外，全部完成土改，約有3億多無地或少地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及其他財產，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約700億斤糧食的沉重地租。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國相繼發生了四次物價大漲風，黨和人民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平抑了物價。隨著物價開始穩定，長期通貨膨脹形成的虛假購買力消失，過去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行業失去市場，整個舊社會的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加上對私營工商業的稅收、公債攤派過多，經濟生活出現暫時困難。對此，人民政府進行了工商業調整，包括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產銷關係，以調整公私關係為主，使一批瀕臨歇業、倒閉的私人工商業得以復蘇，國營、私營工商業都得到恢復和發展。

　　由於新中國成立初期沿用的仍然是戰爭年代形成的“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經濟體制，不利於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和打破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扭轉市場無政府狀態，制裁資本主義投機活動。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統一全國財政經濟，保證國家掌握現金和物資，實行財政收支、信貸進出、物資供求的平衡。

　　當中國人民致力於恢復經濟工作時，朝鮮戰爭爆發了，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在金日成的要求下，中國政府於1950年10月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迫使美國在1953年7月簽署《關於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保衛了國家安全，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鼓舞了被壓迫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勇氣，對國際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0年10月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上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使我國社會秩序空前安定，鞏固了人民**專政。1951年秋，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和支援國內生重點建設，開展了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運動。在運動中反映出幹部中發生貪污案件的嚴重情況，中共中央遂作出“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對於加強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執政黨建設和國家政權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三反”運動中不斷發現貪污分子大多與不法資本家的腐蝕拉攏有關，主要是表現為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騙國家財產、盜竊經濟情報五個方面。於是，在大城市中開展了“五反”鬥爭，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嚴重違法行為，在工商業者中普遍進行了守法經營的教育，推動了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和實行民主改革。

　　在開展這些社會改革的前提下，人民政府不失時機地進行生產的恢復與發展。興修水利，防治水旱災害，迅速恢復農業生產。在財政支出許可的範圍內，有重點地進行企業的改造擴建，並新建一些急需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

　　四、第一個五年計劃與工業化的起步

　　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奮鬥的目標，在領導革命鬥爭時已經有了這方面的設想，新中國成立以後就很快付諸實踐。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政府依據蘇聯的經驗，設想用15年的時間基本實現工業化，於是制定和實行了1953一1957年的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啟動的第一個中期計畫。其總體設想是：基本上完成以鞍鋼為中心的東北工業基地；積極建設華北、西北、華中的新工業基地，以便在“二五” 時期形成以武鋼、包鋼為中心的新工業基地，同時加強鐵路建設；然後，以東北、華北、華中三個工業基地為中心，推進全國工業的發展。其基本任務是：重點發展重工業，相應發展輕紡工業和農業服務工業，集中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為中心的、由694個大中型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行，為工業化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5年中，國家總投資766.4億元，相當於7億多兩黃金，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壯舉。基本建設投資（包括地方和企業自籌資金）達588億元，新增固定資產492億元，相當於1952年的1.9倍。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如飛機、汽車、發電、冶金、礦山設備、重型機械、精密儀器製造，以及高級合金鋼、有色金屬製造、基本化工和國防軍工企業均已建立，填補了重工業建設的很多空白，初步改變了舊中國工業過於集中於沿海的不合理佈局，初步形成了工業佈局的新框架。與1952年相比，工業總產值達到783.9億元，增長128.6%；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由 43.1％提高到56.7％。重工業生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35.5％提高到45%，改變了舊中國重工業落後的局面。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鋼產量達到535萬噸，增長296%；原煤產量1.3億噸，增長96%；發電量193億千瓦時，增長166％。勞動生產率提高52%，平均年提高 9.9％。交通運輸方面，新建鐵路33條，修復3條，通車里程29862公里，增加22%；公路通車里程25.5萬公里，增加1倍。

　　教育科技也有很大發展。高等院校發展到229所，比1953年的181所增加26.5%，科研機構580多個，研究人員2.8萬人，比1952年增加2倍多。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居民平均消費水準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3％多。

“一五”計畫到1957年超額完成，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開始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面貌。

五、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

　　1953年，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953年底以前為第一階段。以發展互助組為中心，同時試辦初級社。互助合作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1954年至 1955年春為第二階段。由於合作社優於互助組，得到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初級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全國大多數地方的發展是健康的，也有一些地方發展過快過猛，違反了自願互利原則。中央及時調整步伐，保持了穩步前進的勢頭。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為第三階段。農業合作化高潮加速到來，出現了超高速發展狀況。1956年底，人社農產達1.17億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6.3%,其中加入高級社的占87.8%，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5億多農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偉大勝利。但也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於單一的缺點和偏差。

　　手工業合作化的步驟是由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後期受農業合作化的影響，也出現了發展過快、合併過多、統一計算盈虧等不利於手工業發展的缺點和問題，致使某些手工業產品品質下降，品種減少，某些服務行業合併過多，使人民群眾生活不方便。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實現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分為初級和高級兩種形式。初級形式是國家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委託加工、計畫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高級形式是個別企業乃至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其整個過程有三個階段：1953年底以前為第一階段，通過調整工商業、“五反”運動，對私營工業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對私營商業實行經銷代銷，使它們的生產和經營開始納入國家計畫的軌道。1954年至1955年夏為第二階段，主要是實行個別企業公私合營，使之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1955年秋至1956年為第三階段，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私營工業戶的 99％、私營商業戶的82.2寫實現了公私合營，表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標誌著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資產階級已經基本消滅，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提出但沒有做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改造企業和改造資本家相結合，使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學說。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由序言和4章組成，共106條。它的主要內容是：

　　(1）國家的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2）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惟一機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3）具體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4）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機關的組織、職權、自治許可權等。

　　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召開，結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以《共同綱領》暫代國家憲法的過渡狀態。表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我國業已建立。

　　六、“大躍進”運動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就是在總路線指引下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次嘗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當時認為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十分薄弱，不爭取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擁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文化科學技術，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鞏固。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態，有必要在生產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大躍進”運動從農業開始。先是在全國掀起了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隨後又不斷提高和修改糧食生產計畫。高指標帶來高估產，並引發了各級幹部的浮誇風。1958年8月6日，報紙報導了河南省遂平縣放出的小麥畝產1052.5公斤的“衛星”。以後，“衛星”越放越大，甚至浮誇到小麥畝產高達4292.5公斤，水稻畝產 65217公斤。高產典型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計畫發射“高產衛星”，一畝紅薯60萬公斤、一顆白菜250公斤，一畝小麥10萬公斤，一畝皮棉2500公斤。各種完全違反科學規律的所謂“衛星”上天，使人們的頭腦更不冷靜了，糧棉產量指標越定越高。1958年8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將“二五”計畫末（1962年）糧食產量從2500億公斤增加到7500億公斤，棉花從4800萬擔增加到15000萬擔，嚴重脫離了實際。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的重點從農業轉向工業。北戴河會議認為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將使我國糧食產量比1957年增產1倍以上，糧食問題已經過關了，從現在起必須加強對工業的領導，並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的535 萬噸增加1倍而奮鬥。這個決定和號召，把工業大躍進推向高潮。截至8月底，全國鋼產量只完成450萬噸，剩下4個月要完成620萬噸。為達到這個目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上下一切部門為生產1070萬噸鋼“停車讓路”。於是，以“小（小高爐）、土（土法煉鋼）、群（群眾運動）”為特徵的全民煉鋼運動迅速掀起。實際完成情況是所產“00多萬噸土鋼，基本上不能用，合格的鋼產量不足800萬吵，不到原計劃的3/4。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出發點是要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富強起來，因此廣大幹部群眾擁護“大躍進”，他們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了一部分成果，如在農田水利建設、基礎工業以及內地工業等方面。但是，“大躍進”運動不但沒有加速發展生產力，反而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準下降。

　　“大躍進”運動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首先，它說明當時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還缺乏認識，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的思想準備不足，背離了黨的八大提出的正確的綜合平衡地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其次，它說明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快速發展生產力是不切實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同於打仗，也不同於土改，它有自身的客觀規律，單憑主觀願望搞群眾運動很容易造成經濟秩序的混亂和經濟平衡的破壞。再次，它偏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躍進”運動是在不斷批判“右傾保守”幾批判反冒進的情況下發起的，甚至提出“真正的左比右好”的口號。“大躍進”中違背經濟規律盲目追求高速度，歸根結底就是沒有始終堅持實事求是。

　　七、人民公社化運動

　　人民公社化運動隨著“大躍進”運動的興起而興起，它實質上是一場生產關係的“大躍進”，企圖通過人民公社化使中國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關於人民公社的最早設想，是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提出的並小社為大社。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小社並大社的問題，認為農業機械化可能很快實現，社小了不能使用；辦了大社，農業社也可以辦工廠了。會後，中共中央就此發出檔，在全國掀起了並大社的運動。8月上旬，毛澤東在視察河南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時大加讚揚，說：“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視察山東時又說人民公社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從此，“人民公社好”的口號傳遍全國，並大社運動迅速轉變成直接辦人民公社的熱潮，僅在2個月內全國就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點叫做“一大二公”。大，就是規模大，全國平均每個公社合併28個合作社，基本上是一鄉一社，還有不少是幾鄉一社，甚至一縣一社；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把合併起來的幾十個合作社的生產資料統一使用，實行統一的財務核算，農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統一歸公，甚至生活資料也一併歸公。此外，還實行了大兵團作戰的勞動生產方式；供給制與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免費吃食堂飯、上幼稚園、人托兒所、住養老院的集體化生活方式；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

　　人民公社化的實質就是企圖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所謂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會。但是，它違背了經濟規律，只能是一種超越階段的空想，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一是大大降低了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理想庸俗化，助長了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二是極大地破壞了農業生產。1959年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3.6%,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了16.2%，結果造成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困難，助長了“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

　　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問題，曾在1958年底一度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並採取了一些糾正的措施，但是，1959年7、8月間在廬山召開的會議再度助長了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正經濟工作的“左”傾錯誤，但是因為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建議系統地總結1958年下半年以來的成績和教訓，受到毛禪東的尖銳批評，隨即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轉向反右傾。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它不僅中斷了糾“左”的過程，而且把階級鬥爭引人黨內，使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一步升級，並嚴重損壞了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生活。


八、“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制定和貫徹

　　到1960年時，由於接連發生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鬥爭、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等重大問題和自然災害，使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失調的比例關係，鞏固生產建設獲得的成果，充實新興產業和短缺產品的專案，提高產品品質和經濟效益。1962年初，為了總結經驗，認清形勢，統一認識，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堅決貫徹執行“八字”方針，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會後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壓縮基本建設戰線，提高建設的經濟效益；大幅度降低工業生產發展速度，調整工業內部結構，“關、停、並、轉”一批工廠；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調整農村政策，調動農民積極性，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加強財政金融管理，抑制通貨膨脹。

　　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同時，政治領域的調整也逐步展開：調整黨內外的關係，主要是同民主黨派的關係；對在“反右傾”等運動中受過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幹部進行甄別平反；調整知識份子政策，重申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觀點，向知識份子“脫帽加冕”；制定了“科研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等工作條例。政治和文化工作的調整，對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戰勝困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經過5年努力，到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基本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有了恢復和發展，商品供應顯著改善，財政收支在後3年都有結餘，其中1965年結餘7億元，全國物價穩定，市場恢復繁榮。

　　從1956年至1965年的10年中，儘管社會主義建設受到嚴重的挫折，但是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就。我們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後來賴以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

　　九、科學技術與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

　　科學技術方面，新中國成立後取得了顯著進步。從1952年到1955年，試製成功的新的機械產品已有3500多種，少數還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準。成功製造的1萬5千千瓦水輪發電機和1200。千瓦汽輪發電機組、遠距離自動化裝置、每小時燒結90噸礦石的燒結機、直徑2,4米的礦井用軸流通風機、穀物聯合收割機等，標誌著我國機械工程技術已由修配、仿製走向自行設計製造。冶煉的優質鋼和合金鋼已達到240多種，高爐和平爐的利用係數基本達到蘇聯當時的水準。醫療水準大大提高，基本上控制了霍亂、天花、鼠疫等傳染病；醫藥的80％能夠自己製造，能生產的合成藥達到140多種。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雖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在科學技術上，在反帝反修增強國防力量思想的指導下，若干新興尖端技術在世界上幾個主要發達國家剛剛興起的時候，我國也及時地抓住了機遇。党和政府採取緊急措施，集中力量發展核技術、電子技術、電腦技術、噴氣和火箭技術，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這些新興尖端技術從無到有，迅速崛起。1964年成功地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又成功地爆炸第二顆氫彈。1960年11月，研製成功第一枚近程彈道導彈，1966年12月，中程導彈發射成功，從此有了各種系列的導彈。1965年6月中科院計算所研製成功中國第一台大型電晶體電腦，記憶體容量為雙倍zx4k，速度10萬次／秒。 1965年9月，我國成功合成牛胰島素，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國家。

　　文學藝術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堅持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基本原則，湧現出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小說之中，《銅牆鐵壁》、《黨費》、《新兒女英雄傳》、《黎明前的黑暗》、《保衛延安》等，真實地反映了解放戰爭時期的戰鬥生活。高玉寶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也受到普遍歡迎。《三千里江山》、《上甘嶺》、《誰是最可愛的人》等抗美援朝作品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些作品都將革命歷史題材的寫作達到一個新的藝術水準。反映社會改革和火熱的生活也是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熱點。《三裏灣》以群眾喜聞樂見的風趣幽默的表現手法，描繪了合作化時期農村的複雜鬥爭和各個階層人物的內心世界。《前途似錦》、《迎春曲》、《橋》、《運河的槳聲》等都是展示農業合作化歷程的作品。

　　一批優秀詩篇從不同角度歌頌了美好的新生活。《心願》描繪了水電工作者的英姿。《金色的海螺》是深受青少年喜愛的優秀童話詩。《玉門詩抄》、《生活之歌》、《師徒夜話》再現了社會主義建設場景和石油工人的精神風貌。政治抒情詩《投入火熱的鬥爭》、《向困難進軍》等在廣大青年中反映強烈。少數民族敍事長詩的搜集、整理也取得長足的進展，尤以1954年發表的《阿詩瑪》的成就和影響為大。

　　1955“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以後，出現了敢於直面現實、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的和以家庭、愛情為題材的小說，如《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紅豆》、《布穀鳥又叫了》等。一批在當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名作，如小說《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岩》；電影《林則徐》、《紅色娘子軍》、《甲午風雲》、《女籃五號》、《早春二月》、《小兵張嘎》；話劇《茶館》、《關漢卿》、《蔡文姬》、《霓虹燈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詩歌《將軍三部曲》、《回延安》、《祖國！光輝的十月》、《一個純粹人的頌歌》；散文《雪浪花》、《長江三日》等。為慶祝建國15周年，於 1964年10月集體創作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歌舞藝術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十、“文化大革命”

　　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入到一個特殊的階段，即“文化大革命”時期，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嚴重災難。其發生的原因主要有：

　　(1）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於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的研究。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看做是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悉而已經不再適用的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

　　(2）在國際方面，沒有正確認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戰爭、和平與革命形勢等問題缺乏科學的判斷。在蘇美兩國對中國構成威脅和壓力的情況下，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深人到黨內，致使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被當做是所謂修正主義或路線鬥爭的表現，為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依據。

　　(3）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歷史很長的國家，封建殘餘思想的影響使人們對加強社會主義**與法制建設認識不足，“左”的錯誤理論通過積澱於人們思想深處的傳統觀念得到強化，並在社會上氾濫起來，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土壤。

　　(4）毛澤東在威望達到高峰時，逐漸驕傲起來，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集體領導原則和**集中制受到削弱和破壞。林彪、“四人幫”的推波助瀾，加劇了毛澤東的“左”傾錯誤。

　　長達10年的動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全國受打擊迫害的幹部、群眾達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9。黨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削弱，**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教育、科技、文化事業遭到空前的大破壞，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許多著名的學者、教授、科學家和作家、戲劇家、詩人、音樂家蒙受淩辱，甚至被迫害致死，從而阻礙了全民族科學文化水準的提高，造成人才青黃不接，後繼乏人，拉大了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

　　在“文革”期間，由於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熱愛祖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排除干擾，努力工作，建設事業仍然取得進展。糧食和原油產量保持比較穩定的增長；修建了成昆、湘黔焦枝等鐵路幹線，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長江葛洲壩動工興建；1970年發射第一筍人造地球衛星，1975年人造衛星發射回收成功。

　　十一、中國重返關合國與外交工作的新突破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干擾，我國外事工作一度陷人混亂和困境。周恩來一直設法制止極左錯誤的做法，毛澤東也多次過問，提出批評。1969年以後逐步克服混亂局面。進入7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變化，毛澤東、周恩來敏銳地抓住時機，採取靈活機動的措施，打破國際關係中的堅冰，開創了對外關係的新局面。

　　 1970年12月，毛澤東會見美國友人斯諾時明確表示，要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就得同尼克森談。1971年4月，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決策，指示有關部門主動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隨後又親自會見他們。這被稱做“乒乓外交”的一著妙棋，使“小球轉動了大球”,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門，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1971年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為尼克森總統訪華作了準備。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時立即驅逐國民黨集團的代表。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其間，中美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公報確認在相互關係中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美國對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不提出異議，並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標誌著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開始。1973年5月，中美雙方完成了互設辦事處的工作。

　　中美關係的改善直接促進了中日建交。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榮首相應周恩來總理邀請訪問中國，雙方經過會談，簽署了建交的聯合聲明。聲明提出，日本方面痛感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3年初，兩國互設使館，互派大使。


中國當代史

第二節－－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發展


一、撥亂反正與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轉變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976已年10月，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但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在指導思想上延續了毛澤東“左”的錯誤，提出和堅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嚴重地阻礙撥亂反正的進行。鄧小平首先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8年5月，《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理論上根本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在鄧小平和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支持、指導下，在全國展開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使人們的思想從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禁銅下解放出來，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悵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決定調整國民經濟，加快發展農業，發展科技、教育。全會還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決定加強党的領導機構，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健全党的**集中制和黨規党法，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也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到1982年，調整工作雖尚未完成，但已取得顯著成效，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已趨於協調，經濟建設開始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為劉少奇平反，並開展全面的平反工作。到1982年底，涉及300萬幹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糾正，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受到株連的幹部群眾得到解脫。黨和政府還採取一系列果斷措施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調整各方面的社會政治關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給50多萬錯劃的右派分子、400多萬地主和富農分子、1600多萬“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改錯或摘帽；為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把原為勞動者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調整、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僑務政策、臺胞臺屬政策。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新中國成立32年來黨的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總結，標誌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完成。

　　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產生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興起。1978年底1979年初，安徽省部分地區的一些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效果極好，其中鳳陽縣小崗生產隊首創包乾到戶，第一個秋收就比上年增產6倍多。四川、貴州、甘肅、內蒙古、河南等省區的一些社隊採取類似的做法，效果也很好。但這時還不是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雙包”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主要的是定額定工責任制和聯產到組責任制。1981年10月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議形成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全國已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大規模的變動已經過去，現在，已經轉入了總結、完善、穩定階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成為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主要形式。

　　在穩定與發展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從1985年開始，我國農村經濟第二步改革提上日程。改革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指令性的生產計畫，除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產品外，實行尊重農民自主權的國家計畫合同收購，合同收購以外的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協議價格賣給國家。其餘多數農產品逐步放開，自由貿易。農業生產由過去向農民徵收實物改為折征現金。使農民獲得土地使用權以後，又得到生產經營上的較大自主權，進一步調動了廣大農民發展商品生產的積極性，也為農村產業結構趨向合理提供了條件，得以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打破農業經濟發展傳統格局。這樣，就基本上改變了實行30多年的統購派購政策，把農村經濟納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軌道，促進農村經濟從半自給自足朝著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較快發展。與1978年相比，198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4億多噸，增加了 32%；棉花總產量419萬噸，增加了93.3%；農業總產值4676億元，增加了近3倍。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從 1978年的2.17億畝增加到1986年的3.04億畝。一向薄弱的林牧副漁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1987年，從業人員達到 8805萬人，總產值達到4765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8％。

　　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人，對人民公社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1983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規定人民公社體制要從兩個方面進行改革：一是實行生產責任制，二是實行政社分設。10月，開始撤銷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撤銷生產大隊，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群眾自治組織，到1985年6月全部結束。此後，全國農村基本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三、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以國有大中型企業體制改革為重點，起始於1978年底，大體經過了四個階段。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4年，是以“放權讓利”為主的擴大企業自主權階段。1978年底開始實行企業基金制度，企業在完成國家計畫的前提下可以按工資總額的5%提取企業基金。1979年5月對首鋼等8家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7月頒發《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允許企業按國家規定的比例提取利潤留成，建立生產發展基金、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1981年和1982年推廣工業企業經濟責任制，企業可以在完成國家計畫後，增產短線產品，建議修改指令性計劃，適當調整指導性計畫，自銷一部分產品；1984年5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給予企業一定的生產計畫權、產品自銷權、定價權、物資採購權、技術改造權、固定資產處置權、確定內部機構和人員配備權、勞動人事權、內部分配權、生產經營方式選擇權。

　　從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到1986年，是以“兩權分離”理論為指導，實行“利改稅”制度的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階段。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明確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的任務，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企業改革的兩個方向：一是增強企業活力，把生產經營自主權真正落實到企業，使企業獲得自我改造、自我發展的能力；二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可以適當分開，突破了國家行政機構直接經營企業的老框框。這就為企業向獨立經營的經濟實體轉變創造了有利條件，並實行了“利改稅”和“調節稅”制度，力圖給企業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條件。1985年9月，《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又提出了改革的三個方向：一是進一步增強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二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三是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由間接控制為主。

　　從1987年到1991年，是國營企業普遍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階段。這一階段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從以放權讓利、利改稅來調整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轉向以契約方式來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並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以進一步落實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所採取的具體措施是推行各種類型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全國93％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實行了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一些小型企業實行租賃經營，並開始了股份制改革試點。

　　1992年以後，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階段。1992年7月頒佈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給予企業14項自主權，以使企業成為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經營者。1993年n月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徵：產權關係明晰，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法人實體，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對出資者承擔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1993年12月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確立公司制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形式。1994年國家經貿委推出在全國實施“萬千百十、轉機建制”的規劃，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於此全面展開。從1997年起，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轉向國營企業。當年，黨的十五大提出要用3年的時間使虧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轉虧為盈，走出困境。勞動部發出《關於“九五”時期企業工資工作的主要目標和政策措施》，提出要在具備條件的國有企業中推行年薪制，以激勵經營者。在改進激勵機制的同時也加強約束機制，國務院相繼於1998年出臺《國務院稽察特派員條例》；2000年發佈《國有企業監事會暫行條例》；2003年根據黨的十六大有關精神通過《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草案）》，以加強對國有重點企業的監管。

　　上述這些工業企業制度改革措施，也逐漸擴展到交通、外貿、基建、商業領域，使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鋪開，衝破了長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注人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四、經濟特區的創立與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

　　我國對外開放主要採取了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對外貿易、創辦經濟特區等基本途徑和方式。

　　創辦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戰略措施。自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外開放，到1980年5月，先後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在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方面，發揮了“視窗”作用。1983年又決定對海南島的建設開發在政策上放寬，給與較多的自主權，實行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

　　隨後，開放沿海港口大中城市。1984年2月，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後不久，向中央提出，除現在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5 月，全部開放中國沿海港口大中城市，包括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大中港口城市。沿海港口城市開放的主要內容包括：擴大它們的自主權，使之有充分的活力開展對外經濟活動；對前來投資的客商給予優惠政策，以利於更好地利用外資和先進技術。1985年2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發區，成為實施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佈局。1990年，開放浦東，作為以後10年開發、開放的重點。

　　接著開放沿江及內陸城市和沿邊城市。進人90年代，東部沿海省市的經濟開放政策沿著長江流域迅速向腹地延伸。1992年6月，開放長江沿岸的蕪湖、九江、岳陽、武漢、重慶5個城市。至此，長江沿岸的10個中心城市全部對外開放。此後，又將開放城市發展到全國各省區，合肥、南昌、長沙、成都、鄭州、太原、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貴陽、昆明、南寧、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17個省會為內陸開放城市。同時，還逐步開放內陸邊境的沿邊城市，包括黑龍江省的黑河、綏芬河，吉林省的渾春，內蒙古自治區的滿洲里、二連浩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伊寧、博樂、塔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憑祥、東興，雲南省的瑞麗、蜿盯、河口，西藏自治區的普蘭、樟木。

　　經過10多年的對外開放的實踐，我國對外開放由南向北，由東向西層層推進，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形成了“經濟特區一沿海開放城市一沿海經濟開發區一沿江和內陸開放城市一沿邊開放城市”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到1993年，全國對外開放地帶總面積達50萬平方公里，包括339個縣市，3.2億人口。

五、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歷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把科技體制改革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問題提上日程。接著，國務院也陸續發佈若干檔，促進科技體制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擴狀科研機構自主權，促進人才合理流動。提倡科研機構與生產企業橫向聯繫，推動科學技術的開發和利用。不斷擴大科研機構自主權，促使科研機構成為面向經濟的開發實體。進一步在科研機構推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鼓勵科技人員深人生產第一線和企事業單位通過橫向聯合與技術經濟合作，促進人才合理流動。改革科研事業費撥款制度，根據科研機構的不同特點，分為技術研究、技術開發、技術公益等類型，分別採取合同制、基金制和包乾制等新的經營管理形式，既合理地應用了國家的科研經費，又促使科研機構積極開闢經費來源，走上科研經費白主之路。建立和開發技術市場，明確科學技術也是商品，促使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積極開展技術轉讓。改革促進了科技事業的發展。至1988年我國自然科學技術人員已發展到 966萬人，縣以上獨立的科研機構5200多個，累計獲國家獎勵的重大成果5317項，為國家增收節支15習00億元以上，初步顯示了巨大作用。到 2000年，科技人員增至2926萬人，縣級以上科研單位增至5800個，分別比1988年增加了202.58％和11.54％。

　　教育體制改革是為了“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以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1985年5月，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級各類教育能夠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方面的需要。要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招生計畫和畢業生分配制度，從而加快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1986年4月，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有步驟地把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推向全國。6月，又明確規定了高校擁有辦學、財務、基本建設、人員、了教師職稱評定與職務聘任、教學、科研、對外學術交流的自主權，對高校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需要，促進體制改革起了積極作用。此後，國家又出臺了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使教育改革的實踐逐步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教育事業經費的來源擴大，除國家財政的教育費支出及其占財政總支出比重逐步增加之外，社會辦學的資金快速增加，其占教育經費總量的比重，從1990年的31.03％上升到2000年的45.81%，其增長速度已超過財政性經費增速的13％。在教育結構和規模上，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學生在1987年時占高中階段學生總數的40%，初步形成了行業配套、結構合理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到2000年各類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達到1197萬人；高校在校生總規模則從1987年的20。多萬人，增至2002年的903萬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輸送了大批人才。

　　六、宏觀調控與國民經濟的“軟著陸”

　　從1992年第二季度開始，我國經濟開始升溫，許多地方發生“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到年底和1993年初，已明顯過熱。主要表現是：(1）貨幣過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亂。(2）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都出現膨脹的趨勢。（3）財政困難狀況加劇。（4）工業增長速度過快，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瓶頸”制約進一步加劇。（5）出口增長乏力，進口增長過快，國家外匯結存下降較多。（6）物價上漲加快，通貨膨脹呈現加速之勢。這些情況表明，宏觀經濟環境已經繃得很緊，如不抓住時機，實施宏觀調控，勢必導致社會供需總量嚴重失衡。

　　國務院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陸續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加強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1993年6月，發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即通常所說的“十六條”，宏觀調控的各項舉措全面啟動。主要有：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穩定金融形勢；堅決糾正違章拆借資金；靈活運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儲蓄存款；堅決制止各種亂集資；嚴格控制信貸總規模；專業銀行要保證對儲蓄存款的支付；進一步完善有價證券發行和規範市場管理；改進外匯管理辦法，穩定外匯市場價格；強化稅收征管，堵住減免稅漏洞，等等。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國民經濟中處於重要的樞紐地位，強化宏觀調控就要從整頓金融秩序人手。根據國家產業政策，迅速調整資金投向，確保工農業生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解決“瓶頸”的制約問題。金融改革的重點是強化中央銀行的職能，建立一個在中央銀行監管下的以國家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一個統一、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場體系。接著，國務院又召開了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提出“整頓財稅秩序，嚴肅財經紀律，強化稅收征管，加快財稅改革”。此後，宏觀調控措施開始在全國實施。

　　在宏觀調控過程中，始終把抑制通貨膨脹、控制物價上漲幅度作為首要任務和中心環節，從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給兩方面人手。一方面，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減少貨幣發行，促使物價下降；另一方面，大力加強農業，加強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調整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使總量平衡狀況逐步改善，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後勁。

　　經過3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中國經濟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使商品零售價格漲幅從最高峰的1994年10月的25.2％降低到1996年12月的4.4％。同時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仍達9.7%，避免了經濟的大起大落。這次“軟著陸”對中國來說是第一次，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罕見的，它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行宏觀調控積累了寶貴經驗。

　　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

　　1992年初的鄧小平南方談話，破除了市場經濟與計畫畫等號以及姓“社”姓“資”的舊觀念。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 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作了規定：一是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中心環節。二是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培育市場體系的重點是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房地產市場和資訊市場；改革政府機構，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調節器。三是要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堅持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動力機制。四是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社會穩定。

　　八、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

　　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國防建設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也進人一個新時期。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也相應地實行戰略性轉變，走軍民相容、平戰結合的道路。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時，提出要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目標。在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完成軍隊的精簡整編工作，裁軍100萬；新組建了陸軍航空兵、電子對抗兵，加強特種兵建設；調整軍事院校，改革全軍的教育訓練體制，部隊協同作戰能力、快速反應能力、電子對抗能力、後勤保障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都得到增強和提高。軍隊還積極支援地方建設，開放了一批軍用設施，轉軍用技術為民用技術；承擔架橋鋪路、治理江河等國家重點工程；在部隊中開展學習科學文化、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的活動。

　　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時，根據世界戰略格局走向多極化和世界軍事領域發生革命性變革的新形勢，向全軍提出“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確定把新時期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貫徹科技強軍戰略，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動軍隊由數量規模型向品質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上宣佈，在今後3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朝著“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邁進。依靠科技進步推進軍隊品質建設，在教育訓練、作戰指揮、後勤保障等各方面，努力用科技進步最新成果增大高科技含量，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我軍在東南沿海舉行了一系列陸海空三軍聯合演習，作戰能力有顯著提高。國防科技研究尤其是尖端科技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在戰略武器方面，潛艇水下發射導彈成功；用機動裝置成功發射地地固體戰略導彈；核潛艇成功進行極限深潛、水下高速航行、大深度發射魚雷及發射運載火箭試驗等。

　　人民解放軍始終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軍隊建設的首位，繼續保持軍隊的光榮傳統，湧現出“鼓浪嶼好八連”、“深圳特區精神文明好六連”、“模範團長李國安”等一大批先進集體和英模人物。特別是在1998年抗洪中，全軍及武警30多萬官兵奮戰在抗洪第一線，“抗洪英雄高建成”、“新時期英雄戰士李向群”是其中的代表，譜寫了人民軍隊光輝的一頁。


九、抵禦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

　　1997年7月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亦對我國帶來嚴重影響。1998年5月，我國出口在持續22個月增長之後出現了負增長，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明顯減弱。面對重重困難，中央政府及時果斷地提出“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幹，趨利避害”的指導思想，作出擴大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推動經濟發展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等重大決策。

　　在擴大內需方面，一是調整投資計畫，擴大投資規模。集中力量加快農林、水利、鐵路、公路、通訊、環保、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拓寬投資領域，加大投資力度，增加國家直屬儲備糧庫、城鄉電網、城市經濟適用住房及生態環境建設投資。三是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落實建設資金。由中央財政發行1000億元10年期的長期債券，將財政赤字由年初預算的46。億元擴大到960億元，同時吸引商業銀行貸款1000億元。這些措施為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第三季度起經濟增長穩步回升。全年實現了7.8％的增長目標。在世界經濟增長下降，周邊許多國家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中國仍保持增長，這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幣堅持不貶值，為緩解亞洲金融危機起了重要作用，中國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寬廣胸懷。

　　儘管困難罕見，但在中央的周密部署下，改革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兼併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等改革措施走上前臺。到1998年9月，國企下崗職工進人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的比例達98%，都領到了基本生活費，全年共有600多萬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也取得進展。

　　果斷推出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針對國內市場糧多、價低、糧食收購企業虧損掛賬嚴重的現狀，國務院要求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從而有效地抑制了市場糧價的進一步下滑，保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初步扭轉了糧食收儲企業大量虧損的局面。

　　靈活調整利率，讓金融充分發揮經濟核心作用。從1996年以來6次降息，減輕企業利息近3000億元，還促使一部分沉澱於銀行體系的資金流向投資、消費領域。在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同時，大刀闊斧地改革金融監管體系，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中央銀行的證券、保險監管職能分別劃給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後兩者成為全國證券期貨市場和全國商業市場的主管機關。銀行、證券、保險三足鼎立、垂直監管的格局初具雛形。中央銀行的管理體制也實行重大改革，人民銀行撤銷了省級分行，跨行政區設立9個分行，有利於擺脫地方、部門的干預，加強金融監管力度。這都更有效地發揮了金融的宏觀調控作用，為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提供了保證。

　　十、文學藝術的繁榮

　　1980年，中共中央對文藝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要求。文藝思想觀念的更新推動文藝創作活動日趨活躍，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中、短篇小說大量出版。文壇、舞臺、銀幕、螢屏佳作迭出，“百花獎”、“金雞獎”、“梅花獎”、“華表獎”、“文華獎”等國家級文藝創作獎項紛紛恢復和設立。小說《班主任》、《大牆下的紅玉蘭》、《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磋蹌歲月》、《天雲山傳奇》、《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人到中年》，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祖國高於一切》，話劇《丹心譜》、《於無聲處》等都深刻地反映了極左思潮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為文學史增添了新的光彩。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雞窩窪人家》，報告文學《勵精圖治》、《在這片國土上》等，戲劇《血，總是熱的》，電影《黑炮事件》等，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再現了改革在中國引起的波瀾和震動，塑造了一批銳意進取的改革者形象。《受戒》、《棋王》、《老井》、《小鮑莊》等作品，將筆觸伸向華夏古老文明的深處，探尋中華文化精神的深厚底蘊，並對民族心理負面意識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從文化角度表現了中國改革的必然和艱難。對於改革開放以後的新生活，最能直抒胸臆的表達是歌聲。《鄉戀》、《大海啊，故鄉》、《讓世界充滿愛》等抒情歌曲廣為流傳。臺灣校園歌曲《龍的傳人》、《童年》、《鄉間的小路》、《外婆的澎湖灣》也風靡大陸。《黃土高坡》、《信天遊》等“西北風”為代表的大陸原創流行音樂也逐步發展起來。而《祝酒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北京喜訊到邊寨》、《春節序曲》等歌曲和樂曲至今仍演唱不衰。

　　20世紀90年代以後，文藝創作出現了向現實主義的回歸，湧現出《天網》、《蒼天在上》、《白鹿原》、《塵埃落定》、《孔繁森》、《天邊有一簇聖火》、《驚濤駭浪》等優秀作品。由中共中央宣導、中宣部組織實施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覆蓋了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領域，成為反映時代主旋律、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文化產品的示範性、導向性工程，表彰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達到高度統一的優秀作品。從1991年到2001年共評選了八次，評選出了一大批優秀作品。電視媒體和電視文化發展迅速。198。年我國年產電視劇近10。餘部，1990年達到千餘部（集）,2002年年產已達到近萬餘部（集）。休閒、旅遊、娛樂、益智等綜藝節目內容越來越豐富，製作越來越精良。電視媒體的發展也給傳統藝術形式戲曲、曲藝、評書以及高雅藝術帶來了新的生機。網路也成為近年影響大眾文化的一大重要媒體。1995年全國上網電腦只有400台、7000多人，2002年已達到1613萬台、4580 萬人。網路文化、多媒體藝術也應運而生，成為文化新景觀。

　　十一、香港、澳門回歸與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1997年中國政府開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淩晨，中英兩國政府舉行了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有全國人民作堅強後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夠管理和建設好香港，保持香港長期穩定繁榮，創造香港美好的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特區第一屆政府23名主要官員、第一屆行政會議 14名成員、臨時立法會59名議員、終審法院常設法官、高等法院36名法官分批宣誓就職。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也於7月1日零時開始履行香港防務職責。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淩晨，中葡兩國政府舉行澳門政權交接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澳門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發表講話：澳門回歸後，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將依法保護所有國家和地區在澳門的經濟利益。在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同胞一定能把澳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10名委員、立法會23名議員、各級法院23名法官、檢察院23名檢察官分批宣誓就職。20日13時整，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順利進駐。

　　香港、澳門的回歸，是中國政府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二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取得的重大進展。“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實踐，為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發揮了重要的示範作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1995年1月，江澤民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進程的若干重要問題提出了八項主張。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在國際上製造“兩國論”，使兩岸關係出現嚴重的挫折和倒退。2003年陳水扁又借機搞什麼“一邊一國”，這都說明“台獨”是兩岸關係的最大障礙。我們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不是針對臺灣同胞的，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臺灣分裂勢力搞“台獨”圖謀的。黨的十六大為了推進兩岸關係，提出，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儘早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可以談臺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問題，表明祖國大陸致力於祖國完全統一的真誠態度。

　　＋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確立

　　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00年我國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巨變。但是，必須看到，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水準還是低水準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據調查，在全國總人口中，初步達到小康及以上水準的占74.8%，接近小康的占12.8%，未達到溫飽的占12,4%；人均gdp為80。多美元，實現了預期目標，在世界 20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130多位。另據聯合國開發署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1998年我國在174個國家和地區中列為第99位元，處於中等偏下水準。此外，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因此，鞏固和提高目前達到的小康水準，還需要進行長時期的艱苦奮鬥。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在21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黨的十六大完整地表述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