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東漢政局

(一) 東漢建立的經過：

A. 王莽末年，民變四起，其中以綠林兵及赤眉兵勢力最大。公元22年，漢宗室劉縯、劉秀兄弟以「復高祖之業」為己任，於舂陵起兵，與綠林聯合，共推漢宗室劉玄為更始帝，討伐王莽。

B. 綠林建號後，王莽發兵四十二萬圍攻當時聯軍的據點昆陽，被劉秀以數千兵大破其主力，威震全國，劉秀聲名日高，各地紛紛嚮應。

C. 昆陽大捷後，劉縯受妒被殺。接著綠林兵攻陷洛陽，入長安推翻王莽政權，劉秀奉更始帝之命經略河北，誅殺抗命的王郎，擊敗銅馬等流寇，期間劉秀乘機招攬人才，收買人心，勢力日益增長，乃脫離更始帝而自立。

D. 公元25年，劉秀在鄗南即位，沿用漢的國號，建元建武，是為光武帝。其時赤眉兵入長安，殺劉玄，光武帝乃乘機討平赤眉兵，定都洛陽，是為東漢。其後十多年間，劉秀先後派兵消滅各地群雄，統一全國，史稱「光武中興」。

(二) 光武中興：光武帝在位期間，表彰名節，崇尚儒術，注重吏治，保存功臣，強化皇權，加強監察及崇尚節儉，使政治清明，文教大興，經濟恢復，史稱「光武中興」。

(三) 明章之治：光武帝死，明帝即位，在位18年，文治武功俱有表現。他尊崇儒學，慎選官吏，嚴懲貪污，減省刑罰；又派人防治水患及發展西域。

明帝死後，章帝繼位，在位十三年，頗能遵守明帝的遺規，同樣尊崇儒學，並廢除酷刑，賑飢輕徭及勸督農桑，使民生充裕，社會繁榮。

明章二帝在位31年期間，頗能繼承光武帝的施政方針，對內修明政治，調整經濟；對外抗擊匈奴，再通西域，是東漢的富強時代，史稱「明章之治」。

(四) 戚宦相爭的原因：**

兩漢時期，外戚擅權、宦官亂政之風甚烈。而東漢和帝以後尤其嚴重。在東漢後期的大約一百年間，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政，相互傾軌，使朝政陷入極端黑暗混亂之中。

戚宦紛爭的由來可以概括如下：

1. 外戚宦官之亂政起自西漢：

漢朝外戚擅權的禍根在西漢高祖時就已埋下，西漢初年，鑒於秦王室孤立而速亡，除大封宗室之外，更引用外戚輔政，且劉邦為對付功臣而倚重呂后，造成呂氏專政的局勢。

武帝設大司馬大將軍，必須由外戚擔任。而武帝、昭帝時霍氏、宣帝時的史氏、許氏，元、成、哀、平帝時的王氏、傅氏、丁氏，都以外戚而握重權，最後終於導致西漢王朝的滅亡。除此之外，宦官參政在西漢初期亦已開始，武帝設內朝官，晚年在內廷以宦官出納奏章，宦官因而漸握權。

2. 中央權力的內移遺禍不淺：

光武帝恐怕丞相奪權篡位，故不信任三公，故利用外戚以削弱三公之軍政權力，為內朝爭權提供了條件。因為內朝的官職往往落在外戚或宦官之手，皇帝比較精明強幹時，尚能加以駕馭。一旦出現東漢後期君主幼弱那樣的條件，便導致了外戚宦官挾主專政的惡果。

3. 君主沖齡夭壽致外戚專權：

自和帝起，東漢有十個皇帝都是沖齡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臨聽政。太后必然重用自己的家族，遂造成外戚專權。

4. 君主成長藉宦官奪回政權：

外戚的專政，削弱了皇權。君主一旦長大了，要掌握實權，就必須尋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於是皇帝便依靠身邊最親信的宦官來翦除外戚，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臨朝。外戚專政、排斥宦官，然後是宦官翦除外戚、取代外戚專政。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東漢後期就是在這種戚宦互相傾軋、交替專權的局勢下渡過，直至東漢滅亡。

註：

外戚： 是指皇帝的母族、妻族，即太后，皇后的家系，東漢時期，皇帝的嫁娶，不出世家大族，外戚又常是其中最有勢力的家族。

宦官： 是官廷中侍候皇帝及其后妃的人，這些人才本來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但因接近皇帝，負責傳達詔令掌管文書，所以也逐漸握有實權。


(五) 宦官多獲勝的原因：**

1. 皇帝信任：外戚權大時，可威脅皇位，但宦官則絕無當皇帝的可能，充其量只是貪污而已。故宦官多得皇帝信任，而外戚則為皇帝所猜忌。

2. 接近皇帝：宦官經常與皇帝接近，外戚與皇帝較疏遠，故皇帝與宦官的感情自然 較外戚為親密。

3. 地位穩固：外戚的權位，常因皇帝的更易、或母后的死亡而發生動搖；但宦官則不受上述情形的影響，地位較外戚穩固，故在雙方鬥爭的過程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自然較外戚為高。


(六) 戚宦相爭之影響：**

在東漢後期的戚宦紛爭中，外戚固然利用皇帝幼弱，得以專擅朝政，宦官也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縱。總之，雙方都極力圖挾持皇帝，排除異己，由於外戚、宦官的交替專權、亂政，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1. 導致政治腐敗：外戚、宦官的相互傾軋，使當時的政局動盪，朝綱不振，政治一片黑暗。無論是外戚或宦官擅權專政，大都排除異己，任人惟親，賣官鬻爵，廣收賄賂。

2. 引起黨錮之禍：戚宦亂政引起大臣和士人不滿，他多支持外戚而攻擊宦官，宦官便利用權力大加迫害，於是釀成桓、靈之世的兩次黨錮之禍。

3. 造成民變四起：由於政治日趨黑暗，東漢王室、貪官污吏及地方豪紳對人民的敲搾勒索愈益加劇。百姓無法生活，便到處流浪和暴動，最後終於出現大規模的民變。


(七) 黨錮之禍之背景/成因：**

東漢後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對宦官專政，被罷官禁錮，甚至誅連殺害，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其產生之原因約有下列兩項：

1. 清議之風相當盛行：東漢自光武帝開始提倡儒術，崇尚節氣，逐漸成為風氣。當時一般士人都注重名節，中央及郡國選官都以名節為標準。影響所及，士人以名節自高，不與濁世合流，不畏強權，敢與黑暗勢力對抗，士戈在講學之餘，每每討論朝政得失，品評當世人物，這種議政之風氣，稱為「清議」，這些士人因經常討論政治，抨擊宦官，漸漸聯結成黨。

2. 士人不滿政治現狀：桓帝、靈帝時期，君主昏庸，寵信宦官，政治腐敗，引起士大夫們的憤慨，使太學生的注意力轉移到實際的政治社會問題上去，他們還聯合一些士人出身的朝臣，壯大聲勢，朝廷遇到重大的決策，有時也徵求太學生的意見，因此他們的言論也能影響到實際的政治。因他們要求改革政治，並猛烈抨擊宦官壟斷朝政及貪污腐敗，宦官眼見士人勢力日漸強大，便尋求機會予以打擊，因而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


(八) 黨錮之禍的經過：**

1. 第一次黨錮之禍：

a. 桓帝時，太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為首，與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聯合，主持清議，批評朝政，攻擊宦官。

b. 當時宦官的子弟親黨，遍佈州郡，為害地方，李膺乃運用權力，盡量制裁，更招宦官怨恨。

c. 公元165年，宦官張讓之弟張朔，為官貪殘，被李膺所殺；次年宦官的黨羽張成教唆兒子殺人，被李膺定罪處死。

d. 宦官乃使人上書誣告李膺與太學生結黨營私，誹謗朝政，桓帝下令逮捕黨人。

e. 結果李膺等二百多人皆被捕下獄，陳蕃亦因上書進諫而被免職。過了一年，因外戚竇武的力爭，他們才被赦歸鄉里，禁錮終身，不許作官，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2. 第二次黨錮之禍：

a. 公元168年，桓帝死，靈帝即位，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共掌朝政；起用李膺，並密謀誅殺宦官，但因事機洩露，宦官矯詔以禁軍討竇武，結果竇武自殺，陳蕃也被殺害。

b. 公元169年，山陽郡督郵張儉，因宦官侯覽家屬在郡內作惡多端，屢次上表彈劾遭侯覽截留，無法上達，張儉乃以此為藉口，殺害侯覽的母親及其親屬賓客百餘人，侯覽乃誣告張儉與人連結為黨，危害社稷。

c. 張儉逃脫，宦官藉此機會誅除異己，凡與宦官不睦的均被視為黨人，總計被害的黨人有李膺、杜密等百多人。並在各地陸續搜捕黨人，總計流徒及囚禁者共六七百人。

d. 不久，宦官又拘捕太學生一千多人，以致凡屬黨人而現居官位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一律免官禁錮。這次「黨錮之禍」一直延續了十多年，株連之廣，也超過了前一次。

e. 公元184年，爆發了「黃巾之亂」，靈帝才下詔大赦黨人。


(九) 黨錮之禍的影響：**

a. 摧殘人才：

漢末兩次「黨錮之禍」，歷時十多年，朝野賢良方正之士，多受牽連，重者被殺，輕者被貶逐禁錮，使國家無才可用。

b. 國本動搖：

東漢在宦官及外戚爭權之過程中又經此兩次「黨錮之禍」，助長了宦官的氣焰，政治更趨腐敗，弄致民不聊生，因而產生黃巾之亂，雖能及時討平，但卻演變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c. 開啟清談：

東漢末年的慘酷黨錮，使士氣大受摧殘，影響魏晉士人明哲保身，避談政治，放任無為，研究【易經】玄理，老莊道術，平日只高談闊論，不理世務，造成一代請談的風氣。


(十) 黃巾之亂與州郡割據：

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宦官相繼亂政；桓、靈二帝時，更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以致政治腐敗，人才凋零，國本動搖。另外，土地兼併嚴重，天災連年，故各地相繼發生民變。

靈帝時，鉅鹿人張角倡太平道，借治病傳教，在民間秘密反抗漢朝。信徒增至數十萬人，均以黃巾包頭為記，故稱作「黃巾」。

黃巾聲勢浩大，到處捕殺官吏，劫掠地主豪強。漢室以何進為大將軍，率兵屯駐洛陽近郊，並分派盧植、皇甫嵩及朱 討伐黃巾，經過九個月的激烈戰事，才把黃巾的主力打敗。

為進一步肅清黃巾的殘餘勢力，靈帝在一些重要的地區設置州牧，給以地方軍政大權。於是逐漸形成州郡割據之局面。


(十一)東漢衰亡的經過：

a. 靈帝寵信宦官張讓等十人，造成「十常侍之亂」，政局敗壞。靈帝死，少帝即位，外戚何進勾結司隸校尉袁紹，並召涼州刺史董卓入京，密謀誅殺宦官。事洩，宦官先殺何進。

b. 其後袁紹帶兵入宮，盡殺宦官二千多人，繼而董卓引兵入洛陽，自為相國，獨專朝政，廢少帝，立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

c. 當時各地州郡不滿董卓擅行廢立，遂紛紛起兵討伐，並推袁紹為盟主。董卓勢孤力弱，乃挾獻帝西遷長安。

d. 其後王允與董卓義子呂布合謀，誅殺董卓，長安大亂，獻帝乘機逃返洛陽，但又為州牧曹操挾持到許昌，曹操自稱大將軍，位司空，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漢室名存實亡。

e. 公元220年，曹操死，子曹丕廢獻帝自立，國號魏，漢亡。東漢自光武中興至獻帝，凡十四帝，共196年。


(十二)東漢衰亡之原因：

東漢自和帝以後，便日漸衰落，終於形成群雄割據，招致滅亡，其原因為：

A. 國力不足：漢代因田賦稅過輕，國家經費平時僅能足用，稍一有變，即感不足，章帝寬仁賞賜過於制度，故國用益絀，加以長期邊患，國家財政日益困窘。

B. 選舉不實：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漸疏。

C. 風俗奢侈：章帝時，京師貴戚近親及郡縣豪家，奢縱無度，甚或以金縷玉匣相競，風氣奢靡之極。

D. 相權低落：武帝時分內外朝，自武帝以後，天子獨攬大權，重用內朝尚書，漸奪外朝相權。至光武躬親庶務，內朝尚書位微而權重，外朝三公僅擁虛位，不能作政府的真實領導人，一旦內廷腐化，遂牽連整個政府之墮落。

E. 戚宦亂政：東漢後期，自和帝以後的一百多年間，各朝君主繼位時，多在年幼，由太后臨朝，便重用外戚，把持朝政。皇帝漸長成，為了收回政權，又用宦官去消滅外戚勢力。而形成宦官專政，外戚宦官為爭奪最高統治權力，互相傾軋，使東漢王朝政治腐朽黑暗，一片混亂。

F. 黨錮之禍：東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使大批有用之臣及有才之士被殺戮，禁錮，士氣摧殘，人才淍零。

G. 邊患屢起：桓、靈二帝時，地方官吏豪強虐待羌人，引起反叛，東北的烏桓、鮮卑也先後大舉入侵。各族侵擾雖被擊潰，但國庫因而空虛。董卓、公孫瓚等大軍閥割據勢力也因而形成。

H. 黃巾起義：東漢末年，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特別是黃巾起義，長期延續不斷。朝廷為了平亂，增強了州牧的兵力，州牧乘機擴展自己的勢力，造成以後群雄割據的分裂局面。

I. 州牧割據：東漢末年，黃巾亂事之後，各地暴亂依然不息，由於各地亂事迭起，政府委各州牧以兵馬重權，因而形成內輕外重，尾大不掉，州郡紛紛割據兼併。加以董卓亂政以後，各州牧郡守亦乘時競起，不斷的割據爭逐，其後遂演變成為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