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興《漢書》是中國史學上兩大名著。《史記》是紀傳體通史之始祖．而《漢書》為紀傳體斷代史之鼻祖，二者皆影響後世很大。但由于兩書的作者無論在背景，立場皆有不同，故實有不少相異之處，現將其異同分述如下：
一、立場方面：
《史記》是一本「私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說明了他寫《史記》的目的在「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獨立創作。他的思想偏于黃老，在書內充滿關心民生疾苦和批評帝王罪惡的觀念。並且混雜各家學說。全書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
《漢書》是受詔而作的「官書」。作者是站在儒家的正統學說的立場為朝廷服務。有人認為《漢書》缺乏批評現實的精神，輕視百姓之經濟生活而成為歌功頌德，符合求寵之官吏，在《漢書》的帝紀裏，這種傾向十分明顯，其他例如反抗暴政同情百姓的遊俠。在《史記》裏寫得有聲有色，但一到《漢書》便判為死罪。如班固在《遊俠傳》說：「況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死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在這些地方裏，表現出《史記》與《漢書》在基本觀點的不同。
二、體例內容方面：
《史記》是紀傳體通史，它上起黃帝，下至漢武，貫通數千年歷史，而《漢書》是斷代史，它上起高祖，下至王莽，時間不過二百多年。但二者體例大同，固均屬紀傳體。
1．在本紀方面，《史記》、《漢書》皆是記帝王事蹟，但二者亦有不同地方。《史記》在高祖本紀後，繼以為立《呂后本妃》，然《漢書》則於《呂后本紀》前補立《惠帝紀》。此外，班氏把項羽置之於列侯，與《史記》為項羽立本紀不同。按楚漢之際。群雄逐鹿，不相統一，然中國之大事不能缺而不載，故司馬遷用本紀記此若干年間大事，所謂「封王候，政由羽出」，故項羽實處于統治地位。而《漢書》既限於漢代，自然不放在漢高祖以前記項羽，故歸之列傳。
2．在表方面，二者均有，但《史紀》的《表》是從三代至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大事共十表，把複雜史實以簡明的表勾劃出夾，而《漢書》則有八表，前六表乃根據《史記》所記敘而成，而《百官公卿表》及《古今人表》則由班固所創。另外，表之編排，班固亦異於史記：如異姓同姓的諸候王分為二表，較《史紀》合異姓同姓為一表，條理更清淅。
3‧《漢書》的《書》與《志》其實二者為同體裁，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漢書》的《志》除《五行》、《藝文》、《地理》三志外，其餘均根據《史紀》而成，例如《漢書》之《律曆志》是由《史紀》之《律書》和《曆書》而來；《食貨志》則源自《平準書》。
4．《漢書》和《史紀》均有列傳，不過，《漢書》在列傳中記敘比較多關于當代政治、經濟、祉會的文獻。例如《史記》在《賈誼列傳》中，只記《屈原賦》、《鸚鳥賦》而忽略對當時政治有影響的《治安策》，而《漢書》則有記敘。此外，《漢書》列傳的標題比《史記》更為統一。蓋《史記》列傳有以姓、名、字，官、爵為目，但《漢書》則一律以姓或姓名為標題。
5．至于「世家」一體，則只有《史記》才有。因為周代列國並立，周王不過是其中共主，并未如後世之集權，而且各國皆世傳，其中有些與周相始終，而列傳只是記人物之事，而需用世家載一國之事。至漢初行郡國制，既有天子所轄的郡縣，又有世襲的王候國，所以司馬遷沿襲周之舊章，列王侯國為世家，但自漢武帝以後，郡國制已名存實亡。所謂封國亦與一般縣相近，政治勢力已弱，故班固在東漢時撰《漢書》便沒有立世家，而將之納入列傳，可見由于二者在政治與社會不同情況下，編纂亦有不同。
三、文筆方面：
《史記》為文以散行為主，而兼有寓意：《漢書》則趨於駢儷，為六朝文體所祖。至于《史記》、《漢書》之文章風格：《漢書》修辭雅飾藻麗，敘事委曲，《史記》則「疏宕有奇氣。筆力矯健。」
四、觀點之不同：
由于《史記》及《漢書》作者立場之不同，故其撰書時的觀點亦不同，除了上述提及的對帝王與遊俠看法相異外，於經濟觀點上分析，二書亦有不同。例如《夫記》於《貨殖列傳》中，認為可因人之求利本能而善導之，使其甘食美服。但《漢書》、《貨殖傳》中卻承認西漢以來重農抑商觀點。極言商業發展會使人唯利是圖，岡顧道德，故班氏評《史記》為。「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
總言之，《史記》、《漢書》均是各有所長，自成一家。《史記》「文直而事竅」，《漢書》「文膽而事詳」，雖有不少相異的地力，但二者皆可並稱良史，實無司置疑的。
2007年12月31日星期一
試述史通之內容及劉知幾在史學上之貢獻。
史通的內容
劉知幾字子玄，他學識廣博，一生著述很多，不過這些書絕大部分已經散佚，只有《史通》是他唯一流傳至今的著作。《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
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見解。
在《六家》，《二體》篇中，它將歷來史書的體例分為「六家」和「二體」。「六家」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及漢書家。另外，劉氏又把「編年」、「紀傳」二體作史家的正體，稱為正史，其他旁流稱為「雜著」。在《六家篇》中他認為斷代史優於通史的形式，蓋斷代為史，所記時代較短，容易專訂，而通史則範圍過大，易流於蕪雜。
在《本紀列傳》、《世家》和《表志》中，闡發了他對這些體裁的一些意見。尤其重要的是在《表志》中，他主張刪去「天文」、「藝文」、「五行」三志，而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
此外，劉氏在內篇中亦提出編寫史書的方法。在《采撰》篇中認為凡逸事、瑣言、群書、家史、別傳、雜記等等均宜涉及。在《言語》、《浮詞》、《敘事》、《鑒識》、《模擬》、，《核才》提出其寫史的方法。《人物》和《品藻》指出歷史人物太多，不能盡錄，乃要選「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的人物。在《模擬》篇中，劉氏反對史家盲目追求形式而不知創新，他以為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摸擬應取他人之精神，故云：「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
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在《史官建置及忤時》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之沿革及官修史之弊病。在《疑古》、《惑經》篇中，作者反對儒家之神秘化及歷史定命論，並提出對經說的大膽懷疑，甚至連孔子所修的《春秋》，劉氏也指其有錯誤。
此外，在《雜說》上中下三篇，把春秋至雜識等，分為各部份，泛論史書之得失。《古今正史》則述古今正史的沿革流變。
《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的見解。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現述劉知幾在史學上之貢獻如下:
首先，他建立史學史的基礎。他在《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和《六家》等篇，歷述中國史官的起源及變遷，列舉歷代官修和私撰的各種史書，並對各家史書的體裁加以分析和評論，建立了史學史的基礎，是研究唐代以前史學發展的重要著作，而中國史著雖有長遠歷史，自司馬遷以後，至唐初為止，著作甚多，然未有總結前代史學得失以及提出史學理論之作。直至《史通》出現，中國才有較全面而詳細的歷史學總結，故他是研究中國史學醱履史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
另外，他提出史書體例的看法。劉氏對于史書的體例都全面談到、如《六家》、《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篇，論到各種體例的意義和作用，都很切實，提出史書要另立「制冊章表書」，傳載重要文獻，又主張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這是他的卓解，為後來鄭樵《通志》所用。此外，他贊成斷代史體例，亦有一定價值。因為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積累許多斷代史，編通史就容易有成，中國有豐富的史籍，就是斷代史的體例有以致之。
第三，他提出史學方法。在《史通》中，劉氏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鑑別史料的區分，至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言語》、《浮詞》、《敘事》、《曲筆》、《直書》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他所提出的意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的影響。
第四，他提出史家的修養標準。劉氏認為史學家應具備三長，即史才、史學及史識三項。史才是指史家的才能；史識是指史家對史學的見解和觀點；史學是指史家的知識和學問。史家能備以上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能反映社會真實情況。這種理論，除了今後世史家對其本身要求有所提示外，對後世研究批評史學影響亦大。
第五，他開闊史評的道路。史評包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的史書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眨書法，就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一種評論。評書則是屬于史學範圍，它一方面批評著史者的觀點，一方面提出個人建設性的意見，把史學向前推進一步。雖然有班彪對《史記》之評論，文心雕龍《史傳篇》描述歷代史著沿革及評論，但都不全面。而《史通》則是首部有系統的全面評論專著，是史評的創始，其後繼作史評甚多，如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繆》、元蘇元爵的《三史質疑》、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趙翼之《廿二史劄記》、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及最重要的章學誠《文史通義》，這些書都是繼承《史通》評書的精神而產生，可見其在史學上的重要性了。
最後，他的史學見解，啟發了很多後世修史者。唐以之史書，採《史通》的見解者，以歐陽修《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劉氏以為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和列傳所載，故煩細而無大作用，又如志方面，他主張刪紀傳體的天文志﹑藝文志和五行志，歐陽修頗能師其意。《新唐書》後，劉氏之學說大盛行而流傳於世，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去，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劉氏以為贊論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只是架床疊屋，無大意義，更批評范曄的後漢書，每篇論之後，再附以贊，更屬煩瑣。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的體例包括上下數千年史實，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佚，其可錄者往往舊文，難得新異，故不主張修通史，而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此與劉氏不無關係。
劉知幾字子玄，他學識廣博，一生著述很多，不過這些書絕大部分已經散佚，只有《史通》是他唯一流傳至今的著作。《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
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見解。
在《六家》，《二體》篇中，它將歷來史書的體例分為「六家」和「二體」。「六家」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及漢書家。另外，劉氏又把「編年」、「紀傳」二體作史家的正體，稱為正史，其他旁流稱為「雜著」。在《六家篇》中他認為斷代史優於通史的形式，蓋斷代為史，所記時代較短，容易專訂，而通史則範圍過大，易流於蕪雜。
在《本紀列傳》、《世家》和《表志》中，闡發了他對這些體裁的一些意見。尤其重要的是在《表志》中，他主張刪去「天文」、「藝文」、「五行」三志，而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
此外，劉氏在內篇中亦提出編寫史書的方法。在《采撰》篇中認為凡逸事、瑣言、群書、家史、別傳、雜記等等均宜涉及。在《言語》、《浮詞》、《敘事》、《鑒識》、《模擬》、，《核才》提出其寫史的方法。《人物》和《品藻》指出歷史人物太多，不能盡錄，乃要選「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的人物。在《模擬》篇中，劉氏反對史家盲目追求形式而不知創新，他以為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摸擬應取他人之精神，故云：「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
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在《史官建置及忤時》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之沿革及官修史之弊病。在《疑古》、《惑經》篇中，作者反對儒家之神秘化及歷史定命論，並提出對經說的大膽懷疑，甚至連孔子所修的《春秋》，劉氏也指其有錯誤。
此外，在《雜說》上中下三篇，把春秋至雜識等，分為各部份，泛論史書之得失。《古今正史》則述古今正史的沿革流變。
《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的見解。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現述劉知幾在史學上之貢獻如下:
首先，他建立史學史的基礎。他在《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和《六家》等篇，歷述中國史官的起源及變遷，列舉歷代官修和私撰的各種史書，並對各家史書的體裁加以分析和評論，建立了史學史的基礎，是研究唐代以前史學發展的重要著作，而中國史著雖有長遠歷史，自司馬遷以後，至唐初為止，著作甚多，然未有總結前代史學得失以及提出史學理論之作。直至《史通》出現，中國才有較全面而詳細的歷史學總結，故他是研究中國史學醱履史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
另外，他提出史書體例的看法。劉氏對于史書的體例都全面談到、如《六家》、《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篇，論到各種體例的意義和作用，都很切實，提出史書要另立「制冊章表書」，傳載重要文獻，又主張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這是他的卓解，為後來鄭樵《通志》所用。此外，他贊成斷代史體例，亦有一定價值。因為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積累許多斷代史，編通史就容易有成，中國有豐富的史籍，就是斷代史的體例有以致之。
第三，他提出史學方法。在《史通》中，劉氏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鑑別史料的區分，至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言語》、《浮詞》、《敘事》、《曲筆》、《直書》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他所提出的意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的影響。
第四，他提出史家的修養標準。劉氏認為史學家應具備三長，即史才、史學及史識三項。史才是指史家的才能；史識是指史家對史學的見解和觀點；史學是指史家的知識和學問。史家能備以上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能反映社會真實情況。這種理論，除了今後世史家對其本身要求有所提示外，對後世研究批評史學影響亦大。
第五，他開闊史評的道路。史評包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的史書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眨書法，就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一種評論。評書則是屬于史學範圍，它一方面批評著史者的觀點，一方面提出個人建設性的意見，把史學向前推進一步。雖然有班彪對《史記》之評論，文心雕龍《史傳篇》描述歷代史著沿革及評論，但都不全面。而《史通》則是首部有系統的全面評論專著，是史評的創始，其後繼作史評甚多，如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繆》、元蘇元爵的《三史質疑》、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趙翼之《廿二史劄記》、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及最重要的章學誠《文史通義》，這些書都是繼承《史通》評書的精神而產生，可見其在史學上的重要性了。
最後，他的史學見解，啟發了很多後世修史者。唐以之史書，採《史通》的見解者，以歐陽修《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劉氏以為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和列傳所載，故煩細而無大作用，又如志方面，他主張刪紀傳體的天文志﹑藝文志和五行志，歐陽修頗能師其意。《新唐書》後，劉氏之學說大盛行而流傳於世，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去，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劉氏以為贊論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只是架床疊屋，無大意義，更批評范曄的後漢書，每篇論之後，再附以贊，更屬煩瑣。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的體例包括上下數千年史實，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佚，其可錄者往往舊文，難得新異，故不主張修通史，而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此與劉氏不無關係。
試述劉知幾《史通》及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貢獻。
<<史通>>和<<文史通義>>是中國史學上出色的史評體史書。兩書從理論和方法上闡述史書編纂體裁和體例;又對中國的史著體例作出批評及分析，並向當代及後世史家提出史書編修的各種要訣及準則，對中國史學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是由於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首先，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唐代以前的史學成就作一全面而詳細的史學總結。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置史官及官修史書的經驗及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在這些有關史學各方面的總結中，都分別論述其情況，指出其得失利害，以供後人閱讀和研究歷史及從事歷史著作的參考取資，對于促進史學的發展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第二，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揭發並斥責了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古代專制社會中，能真實記錄史實的人不多。尤其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多次改換朝代的局面，使歷史學家往往各為其所依附的政權服務，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篾詆譏。劉知幾提倡直書、責錄，並揭發和嚴厲責斥了歪曲、捏造歷史的人。
第三，他在書中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以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了質疑和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影響至宋的懷疑風氣及清的考據學。
第四，他在書中對歷史編纂提出許多重要建議，為後世修史者所依隨。例如在內容方面，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第五，他在書中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篇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劉氐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第六，他在書中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第七，他在書中開闢史評的道路。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的史通，後來才有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謬。直到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文史通義>>的作者是清代的章學誠。<<史通>>以後，史學評論著作漸多，但大多針對某種史著，或屬單篇評論，直至章學誠，才可以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中國的史評體才可以確立地位。現述章氏在中國史學上的貢獻。
首先，他在文史通義一書中提出反考據潮流，從而矯正考據學風的流弊。他生當考據學盛行的乾嘉時代。他雖然肯定考據的作用，但也明白考據的流弊，認為考據家只作煩瑣考證，並不發揮書中義理，沒有通識、厚古薄今、脫離現實，因而提出「六經皆史」和「學問所以經世」的口號，同時又指出寫史詳近略遠的原則。他這種反考據潮流的革新精神，把學者從考據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走向新的境界，可以說是開拓史學經世的道路。
第二，他在文史通義中劃清了中國的史學體裁。歷來學者多從形式區分史籍，較少從內容及功能來分析。直至唐代，劉知幾才把史書分為史注(史料整理)及撰述(史學的著作)。章氏將前者稱為「記注」，編撰者只有功力高下之分，例如南宋王應麟的<<玉海>>就只是一種大料匯編;後者為「撰述」，內含作者的觀點創見，以能否成一家之言，作為判別高下的標準。這種分類，即是後來西方史籍之分類，可見章氏理論之先見。
第三，他提高了史學的地位。漢代以來，經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高踞首位，尊經是天經地義的事，史學的地位是比較次要的。然而，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指出「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說明六經亦是史之一部分。從此，大大提高了史學的地位。
第四，他在書中提出要擴大史料搜集範圍。他指出經金及譜傳典、方志、圖譜、詩歌、簿狀等都屬於史料的範圍，甚至戶口冊、流水帳之類的東西，也是珍貴的材料。他的主張，不但擴充史學研究的範圍，也擴大了史料搜集的層面，拓闊了史家的視野，對史學發展有重要貢獻。
第五，他提出要改革紀傳體史書。他認為紀傳體史書已不符時代要求。他建議集合各種體例的優點，編寫圖文並茂，綱舉目張的史書，為後世新史學的編纂開創先河。
第六，他提出了史家的標準，從此成為史家道德標準的模範。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才、學、識三長，中章學誠加上一個「史德」，作為一個良史必備的條件。所謂史德，就是著史者之心術，章氏要求史家要客觀地觀察事物，不滲入主觀偏見，更不可歪曲事實，要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從此，大家都接受了一個良史應具備才、學、識、德四長。
第七，他在書中對卷帙浩繁的舊史，提出整理的法。他建議編輯編年史和紀傳史的<<史學別錄>>，一如現在所用的「索引」，後人依這個方案發展，成為今天的各種目錄及索引。此外，對於紀傳體史書徵引的書籍及史料，章氏亦提出整理方法，他提出「因事命篇，」「人名事類別為編表」、「天象、地形、輿服、儀器，別繪為圖」。後世學者，特別注意圖表的運用，如清末楊守敬的<<水經注圖>>，可說是受他的影響。
最後，他在書中提倡編寫方志，建立了方志編修的系統。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強調地方志的編修，提出「志屬信史」的口號，認為方志是編寫國史的重要資料，價值應與正史等同。他曾主修多種方志，寫過多篇論述方志的論文，對修志、評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對當時方志存在的問題，提出一系列的創見，如指出編修方，必須嚴謹考據方物地名，又主張倣效正史、典志和<<文選>>編寫志，掌故、文徵等「三書」，從而建立方志學的理論體系。
總之，兩位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使中國史學的發展趨於完善，後學者，莫不以二人之史學理論為依據。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是由於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首先，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唐代以前的史學成就作一全面而詳細的史學總結。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置史官及官修史書的經驗及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在這些有關史學各方面的總結中，都分別論述其情況，指出其得失利害，以供後人閱讀和研究歷史及從事歷史著作的參考取資，對于促進史學的發展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第二，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揭發並斥責了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古代專制社會中，能真實記錄史實的人不多。尤其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多次改換朝代的局面，使歷史學家往往各為其所依附的政權服務，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篾詆譏。劉知幾提倡直書、責錄，並揭發和嚴厲責斥了歪曲、捏造歷史的人。
第三，他在書中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以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了質疑和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影響至宋的懷疑風氣及清的考據學。
第四，他在書中對歷史編纂提出許多重要建議，為後世修史者所依隨。例如在內容方面，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第五，他在書中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篇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劉氐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第六，他在書中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第七，他在書中開闢史評的道路。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的史通，後來才有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謬。直到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文史通義>>的作者是清代的章學誠。<<史通>>以後，史學評論著作漸多，但大多針對某種史著，或屬單篇評論，直至章學誠，才可以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中國的史評體才可以確立地位。現述章氏在中國史學上的貢獻。
首先，他在文史通義一書中提出反考據潮流，從而矯正考據學風的流弊。他生當考據學盛行的乾嘉時代。他雖然肯定考據的作用，但也明白考據的流弊，認為考據家只作煩瑣考證，並不發揮書中義理，沒有通識、厚古薄今、脫離現實，因而提出「六經皆史」和「學問所以經世」的口號，同時又指出寫史詳近略遠的原則。他這種反考據潮流的革新精神，把學者從考據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走向新的境界，可以說是開拓史學經世的道路。
第二，他在文史通義中劃清了中國的史學體裁。歷來學者多從形式區分史籍，較少從內容及功能來分析。直至唐代，劉知幾才把史書分為史注(史料整理)及撰述(史學的著作)。章氏將前者稱為「記注」，編撰者只有功力高下之分，例如南宋王應麟的<<玉海>>就只是一種大料匯編;後者為「撰述」，內含作者的觀點創見，以能否成一家之言，作為判別高下的標準。這種分類，即是後來西方史籍之分類，可見章氏理論之先見。
第三，他提高了史學的地位。漢代以來，經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高踞首位，尊經是天經地義的事，史學的地位是比較次要的。然而，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指出「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說明六經亦是史之一部分。從此，大大提高了史學的地位。
第四，他在書中提出要擴大史料搜集範圍。他指出經金及譜傳典、方志、圖譜、詩歌、簿狀等都屬於史料的範圍，甚至戶口冊、流水帳之類的東西，也是珍貴的材料。他的主張，不但擴充史學研究的範圍，也擴大了史料搜集的層面，拓闊了史家的視野，對史學發展有重要貢獻。
第五，他提出要改革紀傳體史書。他認為紀傳體史書已不符時代要求。他建議集合各種體例的優點，編寫圖文並茂，綱舉目張的史書，為後世新史學的編纂開創先河。
第六，他提出了史家的標準，從此成為史家道德標準的模範。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才、學、識三長，中章學誠加上一個「史德」，作為一個良史必備的條件。所謂史德，就是著史者之心術，章氏要求史家要客觀地觀察事物，不滲入主觀偏見，更不可歪曲事實，要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從此，大家都接受了一個良史應具備才、學、識、德四長。
第七，他在書中對卷帙浩繁的舊史，提出整理的法。他建議編輯編年史和紀傳史的<<史學別錄>>，一如現在所用的「索引」，後人依這個方案發展，成為今天的各種目錄及索引。此外，對於紀傳體史書徵引的書籍及史料，章氏亦提出整理方法，他提出「因事命篇，」「人名事類別為編表」、「天象、地形、輿服、儀器，別繪為圖」。後世學者，特別注意圖表的運用，如清末楊守敬的<<水經注圖>>，可說是受他的影響。
最後，他在書中提倡編寫方志，建立了方志編修的系統。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強調地方志的編修，提出「志屬信史」的口號，認為方志是編寫國史的重要資料，價值應與正史等同。他曾主修多種方志，寫過多篇論述方志的論文，對修志、評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對當時方志存在的問題，提出一系列的創見，如指出編修方，必須嚴謹考據方物地名，又主張倣效正史、典志和<<文選>>編寫志，掌故、文徵等「三書」，從而建立方志學的理論體系。
總之，兩位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使中國史學的發展趨於完善，後學者，莫不以二人之史學理論為依據。
2007年12月30日星期日
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乃清朝史學家章學誠的一本著作，出版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分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全書內容廣泛，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但說到全書的重點，則不得不提「六經皆史」說。
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六經皆史」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才成，所以在史學上便提出編修通史。他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免重復、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
章學誠在書中還提出整理「方志」的主張，即編修一地的歷史演變。章學誠主張方志要立三書：記載大事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和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征」。為了便於搜集文獻資料，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六經皆史」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才成，所以在史學上便提出編修通史。他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免重復、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
章學誠在書中還提出整理「方志」的主張，即編修一地的歷史演變。章學誠主張方志要立三書：記載大事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和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征」。為了便於搜集文獻資料，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廿二史劄記
《二十二史劄記》，清代趙翼（1727年─1814年）著，三十六卷，補遺一卷，總計條目約六百餘條，內容以研究歷代正史為主，其中涉及當時尚未明確為正史的《舊唐書》及《舊五代史》，雖名為二十二史，但實涉及全部二十四史。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三大史學名著。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趙翼辭官致仕，閒居無事，讀書寫書自娛，用筆記形式把資料記錄，日積月累而成《二十二史劄記》，編目按二十四史之先後分卷，每卷以類相從，並各立標題，共為609題，題目大多標新立異，一針見血，如〈東漢諸帝多不永年〉、〈武后納諫知人〉、〈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文字之禍〉的專題，又謂「《三國志》多迴護」、「《宋史》事最詳」，於乾隆六十年出版。
《二十二史劄記》的最大特點乃它採納排比和歸納等方法解讀歷史，於重大歷史問題上，以歸納法集合有關資料，作有系統的論述。如趙翼指「東漢諸帝多不永年」乃從東漢各皇帝的壽命年期中歸納出來；研究宋朝時便提出「宋制祿之厚」、「宋恩蔭之濫」、「宋恩賞之厚」及「宋冗官冗費」，指出宋朝對文人在進仕上的過份優待，導致宋朝在官員方面的支出形成沉重負擔；「明初文字之禍」部分則歸納出「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
梁啟超對趙翼的評價曾以這句表示：「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二十二史劄記》的最大優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趙翼辭官致仕，閒居無事，讀書寫書自娛，用筆記形式把資料記錄，日積月累而成《二十二史劄記》，編目按二十四史之先後分卷，每卷以類相從，並各立標題，共為609題，題目大多標新立異，一針見血，如〈東漢諸帝多不永年〉、〈武后納諫知人〉、〈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文字之禍〉的專題，又謂「《三國志》多迴護」、「《宋史》事最詳」，於乾隆六十年出版。
《二十二史劄記》的最大特點乃它採納排比和歸納等方法解讀歷史，於重大歷史問題上，以歸納法集合有關資料，作有系統的論述。如趙翼指「東漢諸帝多不永年」乃從東漢各皇帝的壽命年期中歸納出來；研究宋朝時便提出「宋制祿之厚」、「宋恩蔭之濫」、「宋恩賞之厚」及「宋冗官冗費」，指出宋朝對文人在進仕上的過份優待，導致宋朝在官員方面的支出形成沉重負擔；「明初文字之禍」部分則歸納出「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
梁啟超對趙翼的評價曾以這句表示：「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二十二史劄記》的最大優點。
通鑑紀事本末
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為「紀事本末體」的史書，全書42卷，以事件的始末為主線，把《資治通鑑》294卷分散的史事集中起來，歸納為239個標題，另外附錄66事，總載305件史事。內容由「三家分晉」至「周世宗征淮南」為段限，共1360多年的歷史。而且為方便閱讀，分為戰國至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他本無著書之意，惟讀《通鑒》時，感到每件史事分散開，首尾難以稽考，為方便研讀，便「因司馬光《資治通鑒》，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因此，南宋孝宗幹道九年（1176年）成書於嚴州郡學。
此書與《通鑒》一樣，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雖主要是抄錄原文，但他所加的239個標題，採用了「平」、「據」、「滅」、「叛」、「亂」、「篡」等各式的褒貶詞彙，充分表現他持著濃厚的正統觀念。如兩漢時，以劉氏為正統，褒揚漢室，力貶對漢室不利的事。
他只希望重整《通鑒》的結構，及方便讀者檢索和閱讀，並不打算改動原文。因此，此書的內容都是抄錄《通鑒》原文，他只是加上標題，不擅加一字。
由於《通鑒》記「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此書與其為本，所以內容也自然以政治和軍事為主，其它事一概不錄。在239個標題中，絕大部分是關於政治和軍事，關於經濟的則只有唐的《奸臣聚斂》和《兩稅之弊》，文化方面更是完全欠缺。
此書重視亂世歷史，如兩漢時只有43個標題，但魏晉時竟有103個標題，幾乎占全書正目數量的一半，可見他側重分裂時期歷史的意向。而以朝代論，則注意「興」、「衰」史。因此，此書中各朝代的份量都是「兩頭大，中間小」，與《通鑒》「窮探治亂之跡」的宗旨一致。
評價
《通鑒紀事本末》史學地位崇高。他編此書，旨在使君主易於閱讀，發揮司馬光《通鑒》「有資於治道」的精神，同時代的呂祖謙亦稱他﹕「掇其體之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易。」因此，宋孝宗閱讀後，也賜給太子及統帥，更贊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於重大事件有明確的標題，又依時間先後敘述，內容扼要，免去紀傳體的重複及編年體的支離破碎，省去讀者檢索的時間，對史料的整輯排比更有不少功勞。因此，此體裁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而三，成為後世史家不可偏廢的成法。
朱熹稱此書﹕「其部居門，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而《四庫全書總目》更言︰「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前古之所未有也。」梁啟超縱使不欣賞他，但卻言「善抄書者，可以為史學」。因此，他的史學地位，不在於發現新史料，也不在史識的高明，而在開創新的編寫史著方法。
自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後，後人不斷仿作。在南宋至明清為止，比較著名又流傳後世的紀事本末史著就不下幾十部，成為一個獨立的史學體系，期間更發展為「朝代紀事本末」與「專史紀事本末」兩類。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和清來保《平定金川方略》皆為兩者的例子。
但紀事本末也有不少缺點。錢穆指出：
“ 他的書實不很好，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一部《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兩百三十八題。我們只看此兩百三十八題，便知此書有很大問題在裡面。如看第一卷：「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傑亡秦」三題，第一題是因《通鑑》開始是東周天子承認三晉為諸侯，溫公認為一大事，故紀事本末亦以此開始。但下面好許多戰國史極重要，而他都闕了。不知三家分晉乃所以開出此下戰國之新局，而歷史重要是在演變到戰國史之後。他書不詳戰國，接下就是秦併六國了，則不免把全部戰國史都忽略了。有了一頭，有了一尾，沒有中段。 ”
總結，此書的面世，是中國歷史編纂上的創舉，開創了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的紀事本末體。因此，此書有著重要的史學地位。
他本無著書之意，惟讀《通鑒》時，感到每件史事分散開，首尾難以稽考，為方便研讀，便「因司馬光《資治通鑒》，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因此，南宋孝宗幹道九年（1176年）成書於嚴州郡學。
此書與《通鑒》一樣，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雖主要是抄錄原文，但他所加的239個標題，採用了「平」、「據」、「滅」、「叛」、「亂」、「篡」等各式的褒貶詞彙，充分表現他持著濃厚的正統觀念。如兩漢時，以劉氏為正統，褒揚漢室，力貶對漢室不利的事。
他只希望重整《通鑒》的結構，及方便讀者檢索和閱讀，並不打算改動原文。因此，此書的內容都是抄錄《通鑒》原文，他只是加上標題，不擅加一字。
由於《通鑒》記「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此書與其為本，所以內容也自然以政治和軍事為主，其它事一概不錄。在239個標題中，絕大部分是關於政治和軍事，關於經濟的則只有唐的《奸臣聚斂》和《兩稅之弊》，文化方面更是完全欠缺。
此書重視亂世歷史，如兩漢時只有43個標題，但魏晉時竟有103個標題，幾乎占全書正目數量的一半，可見他側重分裂時期歷史的意向。而以朝代論，則注意「興」、「衰」史。因此，此書中各朝代的份量都是「兩頭大，中間小」，與《通鑒》「窮探治亂之跡」的宗旨一致。
評價
《通鑒紀事本末》史學地位崇高。他編此書，旨在使君主易於閱讀，發揮司馬光《通鑒》「有資於治道」的精神，同時代的呂祖謙亦稱他﹕「掇其體之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易。」因此，宋孝宗閱讀後，也賜給太子及統帥，更贊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於重大事件有明確的標題，又依時間先後敘述，內容扼要，免去紀傳體的重複及編年體的支離破碎，省去讀者檢索的時間，對史料的整輯排比更有不少功勞。因此，此體裁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而三，成為後世史家不可偏廢的成法。
朱熹稱此書﹕「其部居門，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而《四庫全書總目》更言︰「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前古之所未有也。」梁啟超縱使不欣賞他，但卻言「善抄書者，可以為史學」。因此，他的史學地位，不在於發現新史料，也不在史識的高明，而在開創新的編寫史著方法。
自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後，後人不斷仿作。在南宋至明清為止，比較著名又流傳後世的紀事本末史著就不下幾十部，成為一個獨立的史學體系，期間更發展為「朝代紀事本末」與「專史紀事本末」兩類。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和清來保《平定金川方略》皆為兩者的例子。
但紀事本末也有不少缺點。錢穆指出：
“ 他的書實不很好，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一部《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兩百三十八題。我們只看此兩百三十八題，便知此書有很大問題在裡面。如看第一卷：「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傑亡秦」三題，第一題是因《通鑑》開始是東周天子承認三晉為諸侯，溫公認為一大事，故紀事本末亦以此開始。但下面好許多戰國史極重要，而他都闕了。不知三家分晉乃所以開出此下戰國之新局，而歷史重要是在演變到戰國史之後。他書不詳戰國，接下就是秦併六國了，則不免把全部戰國史都忽略了。有了一頭，有了一尾，沒有中段。 ”
總結，此書的面世，是中國歷史編纂上的創舉，開創了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的紀事本末體。因此，此書有著重要的史學地位。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簡介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1]，「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3]，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鑒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4]，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5]，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南宋洪邁考證：
“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6] ”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作為全書的骨幹，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重視戰爭之描寫，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
另外《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1084），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盡廢新法。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宏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內容
《周紀》，五卷。
《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八卷。
《漢紀》，六十卷。
《魏紀》，十卷。
《晉紀》，四十卷。
《宋紀》，十六卷。
《齊紀》，十卷。
《梁紀》，二十二卷。
《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隋紀》，八卷。
《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後梁紀》，六卷。
《後唐紀》，八卷。
《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
《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清代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7][8]，《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9]。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爲《柏楊版資治通鑑》，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鑒》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鑒》，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10]。
注釋
1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2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嶢、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3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經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漢至隋是劉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國訖南北朝劉恕任之，辨見陳漢章書《全謝山分修通鑒諸子考後》。
4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5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庫館臣以「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張須考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為276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陳光崇認定為359種是迄今統計數目最多的一說（《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鐸認定為339種，周徵松認定為356種。
6 《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第十一·冊府元龜》
7 《通鑒》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鑒》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通鑒》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8 《通鑒》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的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9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載：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10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亂華》
簡介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1]，「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3]，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鑒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4]，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5]，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南宋洪邁考證：
“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6] ”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作為全書的骨幹，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重視戰爭之描寫，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
另外《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1084），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盡廢新法。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宏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內容
《周紀》，五卷。
《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八卷。
《漢紀》，六十卷。
《魏紀》，十卷。
《晉紀》，四十卷。
《宋紀》，十六卷。
《齊紀》，十卷。
《梁紀》，二十二卷。
《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隋紀》，八卷。
《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後梁紀》，六卷。
《後唐紀》，八卷。
《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
《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清代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7][8]，《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9]。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爲《柏楊版資治通鑑》，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鑒》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鑒》，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10]。
注釋
1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2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嶢、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3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經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漢至隋是劉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國訖南北朝劉恕任之，辨見陳漢章書《全謝山分修通鑒諸子考後》。
4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5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庫館臣以「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張須考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為276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陳光崇認定為359種是迄今統計數目最多的一說（《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鐸認定為339種，周徵松認定為356種。
6 《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第十一·冊府元龜》
7 《通鑒》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鑒》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通鑒》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8 《通鑒》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的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9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載：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10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亂華》
通典
《通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唐杜佑撰。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編成，歷時三十余年。本書記錄上起黃虞時代，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其中於唐代敘述尤詳。全書200卷，附考證1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8門。
成書
唐玄宗時劉秩仿《周官》作《政典》35卷。杜佑認為該書條目未盡，於是參考《開元新禮》和《五經》以及漢魏以來各家文集、奏疏，拾缺補漏，作成《通典》200卷。
特點
《通典》的體例仿效正史紀傳體中的志、書，將斷代體改為通史體，專門記載歷代政經等制度沿革變遷的典志體史書。杜佑在篇首加上序言，篇中遇有需要進一步解釋或申明的地方，特標出「說曰」、「議曰」、「評曰」。馬端臨對《通典》評價極高，他認為《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影響
杜佑著《通典》確立了典制體政書的體例，對後代政書的編撰影響極大，接下來的「三通」、「續三通」、「清三通」，乃至於「十通」完全仿照了《通典》的體例，而且制度史的另一個寫法——「會要」，也是受了通典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通典》：「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之可比。」一般將《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相提並論，合稱「三通」、「前三通」。
成書
唐玄宗時劉秩仿《周官》作《政典》35卷。杜佑認為該書條目未盡，於是參考《開元新禮》和《五經》以及漢魏以來各家文集、奏疏，拾缺補漏，作成《通典》200卷。
特點
《通典》的體例仿效正史紀傳體中的志、書，將斷代體改為通史體，專門記載歷代政經等制度沿革變遷的典志體史書。杜佑在篇首加上序言，篇中遇有需要進一步解釋或申明的地方，特標出「說曰」、「議曰」、「評曰」。馬端臨對《通典》評價極高，他認為《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影響
杜佑著《通典》確立了典制體政書的體例，對後代政書的編撰影響極大，接下來的「三通」、「續三通」、「清三通」，乃至於「十通」完全仿照了《通典》的體例，而且制度史的另一個寫法——「會要」，也是受了通典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通典》：「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之可比。」一般將《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相提並論，合稱「三通」、「前三通」。
史通
《史通》，唐代劉知幾撰，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總結唐以前史學的全部問題，因而擁有極高的史學地位，而史通的史通見對後世影響深遠。
寫作動機
總結以往的史學
史評著作之缺乏在此書面世之前，中國已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史學家，產生了大批的史學著作，據隋書經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類，共著錄817部，13264卷。由於作者眾多，傳世久遠，諸書在編撰體例、寫作技巧、史料真偽、史觀正否等等方面千差萬別，客觀形勢要求對中國史學史作一個完整之總結，對大量史籍之優劣良莠加以評定，史通之出現，無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學以及刻苦鑽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說，與古代史學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上擬春秋
史通序嘗云：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雲：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謂也。由是觀之，史通之作，劉氏亦有上擬春秋之意。
史館修史之限制
他雖在史館二十多年，其卓越的歷史見解事事受制於監修大臣，諸如張昌宗、張易之、武三思、簫至忠之流，劉知幾的主張往往與之不合而受貶抑，故反對眾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並退而私著史通以發揮自己的史學才能與識見。另外，他認為在史館修史有許多弊病，例如史館人品繁雜，頗多庸碌之徒，在史學上之認識難以統一。二來史館缺乏制度的規範導致分工不明，三來史館材料缺乏，難以編撰。四來權貴干涉修史，令史館不敢直書其言。
史通之得名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為：「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
史通內容與史學理論的確立
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當中「體統」、「紕謬」、「馳張」三篇已失傳。全書可分為內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內篇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
目錄
史通
原序
卷一
史通 內篇 六家第一
卷二
史通 內篇 二體第二
史通 內篇 載言第三
史通 內篇 本紀第四
史通 內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內篇 列傳第六
卷三
史通 內篇 表歷第七
史通 內篇 書志第八
卷四
史通 內篇 論贊第九
史通 內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內篇 題目第十一
史通 內篇 斷限第十二
史通 內篇 編次第十三
史通 內篇 稱謂第十四
卷五
史通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史通 內篇 載文第十六
史通 內篇 補注第十七
史通 內篇 因習第十八
史通 內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史通 內篇 言語第二十
史通 內篇 浮詞第二十一
史通 內篇 敘事第二十二
卷七
史通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內篇 直書第二十四
史通 內篇 曲筆第二十五
史通 內篇 鑒識第二十六
史通 內篇 探賾第二十七
卷八
史通 內篇 摸擬第二十八
史通 內篇 書事第二十九
史通 內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史通 內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內篇 序傳第三十二
史通 內篇 煩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 外篇
校勘記
體裁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史籍雖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書，假如探索當中的源頭並歸納起來，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仍有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加以闡述。
六家、二體、雜述三篇敘述斷代史書的體例、類別。按六家的體例分為二體一一編年體、紀傳體。在雜史中，按其內容分為小錄、逸事、地理篇等十種
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斷限、編次、題目、稱謂、載言、載文、書事、煩省十六篇評論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
核才、辨職二篇，論史官的才具及人選。指出史家須有才、學、識三者，才能擔當寫史的任務。才指才幹；學指知識學問；識指史觀和筆法，即「善惡必書」。
採撰一編，論編撰方法與資料搜習。劉氏提出編纂前要廣博地搜集史料，且須慎重的選擇史料。
敘事、浮詞、摸擬、言語、因習、邑里六篇，論敘述方法和寫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論對於歷史人物的記載和品評的。他認為記載人物應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他又認為不應只記載人物，還要品評人物，指出他們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補注一篇，論史書的注文。劉氏把史書的注文分兩類，一是解釋，二是補充。劉氏推許解釋的注，以之為注家的正體。對於補充事跡的注，劉氏則予否定
鑒識、探賾二篇，論評論史書時應注意的問題。劉氏說明只有知識而沒有鑒別便沒有多大用處。他認為，必須對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適的看法。劉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斷，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敘一篇劉氏自述學習和研究歷史的經過及撰著史通的動機、意旨和感想。
外編則綜論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一些具體問題。
古今正史敘述斷代史書的著作情況，並分析其源流。劉氏將唐代以前的歷史著作分為「正史」與「雜史」兩大類，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為六家──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
史官建置、忤時二篇論述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劉氏肯定設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認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個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眾多，互相觀望；
二是史料缺乏，難以編撰；
三是權貴干涉，不敢直書；
四是監修牽掣，無從下筆；
五是缺乏制度，職責不明。
疑古、惑經、申左、雜說上、雜說中、雜說下、暗惑、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九篇，專論歷史著作的優劣和雜評。 劉氏在疑古‧篇對尚書及論語提出十條批評，在惑經篇對春秋提出十二條批評。他不但批評孔子，又指責孟子、司馬遷等對孔子的讚譽，大膽突出。
在申左篇中，評論春秋三傳的優劣，他表揚左傳而貶抑公羊及穀梁傳。 在雜說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雜評諸書記載的得失，並提出許多關於史書的體例、內容、編纂方法以及讀史、評史等方面的意見， 漢書五行志錯誤篇專評班固所著漢書五行志的缺點。五行志雜駁篇專評春秋時代五行的記載的得失。
點煩一篇刪改史書的煩文（指有標點符號的文章）。由於許多古經書所著之標點符號（點、注）均是錯誤的，致令讀者誤解原文，故劉氏便把其中之標點符號完全刪去。
史通雖只有四十九篇，但內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對以往舊史作出全面總結及批評得失；另一方面則對當代修史的錯誤加以糾正，可謂達到「揚榷利病」的目的
史學理論的確立
一．史之體裁
六家、二體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的史籍雖多，但整體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歸納起來只有六家：
尚書家 (記言)
春秋家 (記事)
左傳家 (編年史)
國語家 (分國紀事，是國別史)
史記家 (紀傳體通史)
漢書家 (紀傳體斷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有史書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詳述。他又以編年史、紀傳史視為史家正體，稱為「正史」，其他則稱為「雜著」，如筆記短書、方志、家譜以及專詳地理都邑的記載都是「雜著」。
劉知幾又認為編年及紀傳二體各有優劣，可以互補不足，所以應二者並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舉《春秋》為正史，不從當時《隋書．經籍志》所列正史僅有紀傳體史書的做法，實為創見及持平之論。
二‧極崇斷代史
《史通》推崇斷代史而反對通史的寫作體例。首先，他認為通史浩翰難讀，斷代史較易為學者探討：「言皆精練，語甚該密，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再者，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故主張修斷代史。
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數千年之史實，在《四庫提要》中提到：「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而鑑於通史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傳，其可採錄者往往為舊文，難得新異，所以並不主張修通史。
由於劉知幾極度推崇斷代史，因而亦嚴守斷代史書所述之朝代為斷限，認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複。故此，他批評《漢書．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漢以前的人物，又主張刪除紀傳史中的「天文」（違反斷代史書的體例）、「藝文」、「五行」三志。
三．史之篇章
對載言的看法：紀傳是記事之書，不應載言。載言的做法使文辭與史實夾雜，切斷了史實的連貫性，使讀者糊塗。主張史書中的「列傳」或「本紀」只記史事，載言之體宜另立一章，題為「制冊章表書」。上述建議雖未為後者採用，然而後人編《經世文篇》，與史傳相輔相成。
對「表」、「書」、「志」的看法：「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列傳」所載，故無大作用。至於書、志方面，他主張刪除紀傳史中「天文」、「藝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載官闕制度，朝廷禮儀，可反映統治者的經營策劃和一般物質的建設情況。氏族分辨華夷及士庶之別。世家大族為統治集團之核心，故記載之可反映社會真實的面貌。方物土貢反映經濟狀況。
論贊：舊史慣例，每於敘事之末便發一論，如史記有「太史公曰」。《史通》認為這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既煩瑣又無大意義，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書法
劉知幾提出正名、抉擇、直言三大原則：
正名：項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記不應將他列入本紀，而應劃入列傳。
抉擇：別辨賢愚善惡而加以批評。
直言：善惡必書，不因個人感情而歪曲事實。
五．史書文字
劉知幾認為史書應以簡潔為主，反對煩冗。他認為文字該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時他還主張「樸、真、今」三原則，即是：
樸而不華，浮詞宜刪
事必直敘，以求真實
不用古語，改用當代文字寫史，是為「今」
六．史書的採撰
在採輯史料方面，劉知幾認為宜廣泛搜集資料及博覽群書。同時應以私家著述為佳，反對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觀環境所制約，令作史者不能發揮所長。
七‧反對文人修史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誇，「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 」與史實不符，故竭力主張史學應擺脫文學而獨立，反對文士修史，這種見解是針對當時一般專務詞藻，忽略史實的文士寫作而提出的。
八．總結舊史得失
劉氏總結舊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書材料的真實性。指出舊史多有失實：
懾於君主的權威，不能直書史實
多歪曲前朝事實以迎合君主心意
記事慿主觀愛恨，失去是非的公正
記事之時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僅憑片面傳聞，必然有失實之處
太多隱諱及誇飾，很難保存事實的本來面目
評價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是由於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了唐代以前史學發展。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官修史的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 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各項總結裡都分別指出其得失利害，對促進史學發展，實有重要作用。
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斥責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這觀點與唐以前社會環境有莫大關係，蓋因唐以前是魏晉南北朝年代，常經歷改朝換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陷詆譭。
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
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他說：「孔子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評，除惑經篇集中地列舉十二條，在其他篇裡也間有陳述。劉知幾不但批評孔子的春秋，而且對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贊揚春秋的著名學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等，也予以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對後世有影響：
1. 至宋而懷疑風氣風盛。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而別為考異三十卷，闡明對史料取捨的原因，可見一斑。
2. 清代學者之考證辨偽，深具懷疑精神，致力於考訂工夫，且不僅於史事多所訂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應麟《四部正偽》、宋濂《諸子辨》、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証》及崔述《考信錄》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劉氏主張要廣搜博採，又要細心鑒別真偽，慎重取捨。他認為，若不徵求異說，採摭言，則內容貧乏，難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為功，而不別加研核，又會真偽混淆，是非參錯。故史料不但要豐富，而且要真實。
在史書的體例方面，劉氏深入分析史書的體例。他對六家二體之評價甚為詳盡。他以六家中尚書記言而不著歲序，春秋記事而詳顛末，國語國別而不歸典式，史記代遠而不立限斷，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獨左傳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漢書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
在內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議，如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
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浦起龍史通通釋認為后妃外戚不稱紀，傳後無復贊語，災難無五行讖緯之記，均受劉知幾之影響。
在文與史的關係方面，劉氏揭述經、文與史分述之觀念。
3.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主張史學脫離文學，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與今日之史學觀點相合。
4. 史通大惑經篇，謂春秋所載，不盡合史實。又有申左篇，謂左氏有三長，而公、穀有五短。蓋公、穀多微言大義，而左氏詳於史實，自史學立場言，自是左氏可信，二傳當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經籍，並疑問之，實明白確立了史學脫離經學的影子。
5. 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
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採撰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6. 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
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幹；史學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識學問；至於史識，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觀和筆法，也就是「善惡必書」的「直筆論」，劉氏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7. 開闢史評的道路。
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的史通，後來才有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謬。直到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8. 史學見解影響後世。
修史者唐以後之史書，採史通之見解者，以歐陽修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歐陽修頗能師其意，新唐書而後，劉氏之學說，始大盛行而流傳於世，
例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總結
1．《四書全書》總目題要：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又評論古人得失。……其貫穿古今，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
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
3．王維儉《史通訓故》序：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
4。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在歷史編纂學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一樣，劉知幾的史通則在史學理論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
寫作動機
總結以往的史學
史評著作之缺乏在此書面世之前，中國已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史學家，產生了大批的史學著作，據隋書經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類，共著錄817部，13264卷。由於作者眾多，傳世久遠，諸書在編撰體例、寫作技巧、史料真偽、史觀正否等等方面千差萬別，客觀形勢要求對中國史學史作一個完整之總結，對大量史籍之優劣良莠加以評定，史通之出現，無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學以及刻苦鑽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說，與古代史學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上擬春秋
史通序嘗云：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雲：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謂也。由是觀之，史通之作，劉氏亦有上擬春秋之意。
史館修史之限制
他雖在史館二十多年，其卓越的歷史見解事事受制於監修大臣，諸如張昌宗、張易之、武三思、簫至忠之流，劉知幾的主張往往與之不合而受貶抑，故反對眾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並退而私著史通以發揮自己的史學才能與識見。另外，他認為在史館修史有許多弊病，例如史館人品繁雜，頗多庸碌之徒，在史學上之認識難以統一。二來史館缺乏制度的規範導致分工不明，三來史館材料缺乏，難以編撰。四來權貴干涉修史，令史館不敢直書其言。
史通之得名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為：「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
史通內容與史學理論的確立
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當中「體統」、「紕謬」、「馳張」三篇已失傳。全書可分為內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內篇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
目錄
史通
原序
卷一
史通 內篇 六家第一
卷二
史通 內篇 二體第二
史通 內篇 載言第三
史通 內篇 本紀第四
史通 內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內篇 列傳第六
卷三
史通 內篇 表歷第七
史通 內篇 書志第八
卷四
史通 內篇 論贊第九
史通 內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內篇 題目第十一
史通 內篇 斷限第十二
史通 內篇 編次第十三
史通 內篇 稱謂第十四
卷五
史通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史通 內篇 載文第十六
史通 內篇 補注第十七
史通 內篇 因習第十八
史通 內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史通 內篇 言語第二十
史通 內篇 浮詞第二十一
史通 內篇 敘事第二十二
卷七
史通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內篇 直書第二十四
史通 內篇 曲筆第二十五
史通 內篇 鑒識第二十六
史通 內篇 探賾第二十七
卷八
史通 內篇 摸擬第二十八
史通 內篇 書事第二十九
史通 內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史通 內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內篇 序傳第三十二
史通 內篇 煩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 外篇
校勘記
體裁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史籍雖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書，假如探索當中的源頭並歸納起來，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仍有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加以闡述。
六家、二體、雜述三篇敘述斷代史書的體例、類別。按六家的體例分為二體一一編年體、紀傳體。在雜史中，按其內容分為小錄、逸事、地理篇等十種
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斷限、編次、題目、稱謂、載言、載文、書事、煩省十六篇評論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
核才、辨職二篇，論史官的才具及人選。指出史家須有才、學、識三者，才能擔當寫史的任務。才指才幹；學指知識學問；識指史觀和筆法，即「善惡必書」。
採撰一編，論編撰方法與資料搜習。劉氏提出編纂前要廣博地搜集史料，且須慎重的選擇史料。
敘事、浮詞、摸擬、言語、因習、邑里六篇，論敘述方法和寫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論對於歷史人物的記載和品評的。他認為記載人物應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他又認為不應只記載人物，還要品評人物，指出他們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補注一篇，論史書的注文。劉氏把史書的注文分兩類，一是解釋，二是補充。劉氏推許解釋的注，以之為注家的正體。對於補充事跡的注，劉氏則予否定
鑒識、探賾二篇，論評論史書時應注意的問題。劉氏說明只有知識而沒有鑒別便沒有多大用處。他認為，必須對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適的看法。劉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斷，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敘一篇劉氏自述學習和研究歷史的經過及撰著史通的動機、意旨和感想。
外編則綜論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一些具體問題。
古今正史敘述斷代史書的著作情況，並分析其源流。劉氏將唐代以前的歷史著作分為「正史」與「雜史」兩大類，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為六家──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
史官建置、忤時二篇論述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劉氏肯定設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認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個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眾多，互相觀望；
二是史料缺乏，難以編撰；
三是權貴干涉，不敢直書；
四是監修牽掣，無從下筆；
五是缺乏制度，職責不明。
疑古、惑經、申左、雜說上、雜說中、雜說下、暗惑、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九篇，專論歷史著作的優劣和雜評。 劉氏在疑古‧篇對尚書及論語提出十條批評，在惑經篇對春秋提出十二條批評。他不但批評孔子，又指責孟子、司馬遷等對孔子的讚譽，大膽突出。
在申左篇中，評論春秋三傳的優劣，他表揚左傳而貶抑公羊及穀梁傳。 在雜說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雜評諸書記載的得失，並提出許多關於史書的體例、內容、編纂方法以及讀史、評史等方面的意見， 漢書五行志錯誤篇專評班固所著漢書五行志的缺點。五行志雜駁篇專評春秋時代五行的記載的得失。
點煩一篇刪改史書的煩文（指有標點符號的文章）。由於許多古經書所著之標點符號（點、注）均是錯誤的，致令讀者誤解原文，故劉氏便把其中之標點符號完全刪去。
史通雖只有四十九篇，但內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對以往舊史作出全面總結及批評得失；另一方面則對當代修史的錯誤加以糾正，可謂達到「揚榷利病」的目的
史學理論的確立
一．史之體裁
六家、二體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的史籍雖多，但整體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歸納起來只有六家：
尚書家 (記言)
春秋家 (記事)
左傳家 (編年史)
國語家 (分國紀事，是國別史)
史記家 (紀傳體通史)
漢書家 (紀傳體斷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有史書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詳述。他又以編年史、紀傳史視為史家正體，稱為「正史」，其他則稱為「雜著」，如筆記短書、方志、家譜以及專詳地理都邑的記載都是「雜著」。
劉知幾又認為編年及紀傳二體各有優劣，可以互補不足，所以應二者並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舉《春秋》為正史，不從當時《隋書．經籍志》所列正史僅有紀傳體史書的做法，實為創見及持平之論。
二‧極崇斷代史
《史通》推崇斷代史而反對通史的寫作體例。首先，他認為通史浩翰難讀，斷代史較易為學者探討：「言皆精練，語甚該密，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再者，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故主張修斷代史。
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數千年之史實，在《四庫提要》中提到：「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而鑑於通史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傳，其可採錄者往往為舊文，難得新異，所以並不主張修通史。
由於劉知幾極度推崇斷代史，因而亦嚴守斷代史書所述之朝代為斷限，認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複。故此，他批評《漢書．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漢以前的人物，又主張刪除紀傳史中的「天文」（違反斷代史書的體例）、「藝文」、「五行」三志。
三．史之篇章
對載言的看法：紀傳是記事之書，不應載言。載言的做法使文辭與史實夾雜，切斷了史實的連貫性，使讀者糊塗。主張史書中的「列傳」或「本紀」只記史事，載言之體宜另立一章，題為「制冊章表書」。上述建議雖未為後者採用，然而後人編《經世文篇》，與史傳相輔相成。
對「表」、「書」、「志」的看法：「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列傳」所載，故無大作用。至於書、志方面，他主張刪除紀傳史中「天文」、「藝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載官闕制度，朝廷禮儀，可反映統治者的經營策劃和一般物質的建設情況。氏族分辨華夷及士庶之別。世家大族為統治集團之核心，故記載之可反映社會真實的面貌。方物土貢反映經濟狀況。
論贊：舊史慣例，每於敘事之末便發一論，如史記有「太史公曰」。《史通》認為這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既煩瑣又無大意義，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書法
劉知幾提出正名、抉擇、直言三大原則：
正名：項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記不應將他列入本紀，而應劃入列傳。
抉擇：別辨賢愚善惡而加以批評。
直言：善惡必書，不因個人感情而歪曲事實。
五．史書文字
劉知幾認為史書應以簡潔為主，反對煩冗。他認為文字該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時他還主張「樸、真、今」三原則，即是：
樸而不華，浮詞宜刪
事必直敘，以求真實
不用古語，改用當代文字寫史，是為「今」
六．史書的採撰
在採輯史料方面，劉知幾認為宜廣泛搜集資料及博覽群書。同時應以私家著述為佳，反對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觀環境所制約，令作史者不能發揮所長。
七‧反對文人修史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誇，「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 」與史實不符，故竭力主張史學應擺脫文學而獨立，反對文士修史，這種見解是針對當時一般專務詞藻，忽略史實的文士寫作而提出的。
八．總結舊史得失
劉氏總結舊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書材料的真實性。指出舊史多有失實：
懾於君主的權威，不能直書史實
多歪曲前朝事實以迎合君主心意
記事慿主觀愛恨，失去是非的公正
記事之時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僅憑片面傳聞，必然有失實之處
太多隱諱及誇飾，很難保存事實的本來面目
評價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是由於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了唐代以前史學發展。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官修史的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 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各項總結裡都分別指出其得失利害，對促進史學發展，實有重要作用。
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斥責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這觀點與唐以前社會環境有莫大關係，蓋因唐以前是魏晉南北朝年代，常經歷改朝換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陷詆譭。
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
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他說：「孔子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評，除惑經篇集中地列舉十二條，在其他篇裡也間有陳述。劉知幾不但批評孔子的春秋，而且對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贊揚春秋的著名學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等，也予以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對後世有影響：
1. 至宋而懷疑風氣風盛。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而別為考異三十卷，闡明對史料取捨的原因，可見一斑。
2. 清代學者之考證辨偽，深具懷疑精神，致力於考訂工夫，且不僅於史事多所訂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應麟《四部正偽》、宋濂《諸子辨》、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証》及崔述《考信錄》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劉氏主張要廣搜博採，又要細心鑒別真偽，慎重取捨。他認為，若不徵求異說，採摭言，則內容貧乏，難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為功，而不別加研核，又會真偽混淆，是非參錯。故史料不但要豐富，而且要真實。
在史書的體例方面，劉氏深入分析史書的體例。他對六家二體之評價甚為詳盡。他以六家中尚書記言而不著歲序，春秋記事而詳顛末，國語國別而不歸典式，史記代遠而不立限斷，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獨左傳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漢書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
在內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議，如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
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浦起龍史通通釋認為后妃外戚不稱紀，傳後無復贊語，災難無五行讖緯之記，均受劉知幾之影響。
在文與史的關係方面，劉氏揭述經、文與史分述之觀念。
3.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主張史學脫離文學，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與今日之史學觀點相合。
4. 史通大惑經篇，謂春秋所載，不盡合史實。又有申左篇，謂左氏有三長，而公、穀有五短。蓋公、穀多微言大義，而左氏詳於史實，自史學立場言，自是左氏可信，二傳當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經籍，並疑問之，實明白確立了史學脫離經學的影子。
5. 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
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採撰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6. 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
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幹；史學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識學問；至於史識，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觀和筆法，也就是「善惡必書」的「直筆論」，劉氏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7. 開闢史評的道路。
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的史通，後來才有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謬。直到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8. 史學見解影響後世。
修史者唐以後之史書，採史通之見解者，以歐陽修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歐陽修頗能師其意，新唐書而後，劉氏之學說，始大盛行而流傳於世，
例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總結
1．《四書全書》總目題要：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又評論古人得失。……其貫穿古今，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
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
3．王維儉《史通訓故》序：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
4。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在歷史編纂學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一樣，劉知幾的史通則在史學理論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
漢書
《漢書》，又名《前漢書》，中國古代歷史著作。東漢班固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改「書」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刪去「世家」。全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上自漢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歷史。《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紀史的方式自《漢書》以後，都仿照它的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
自班彪起即以著《漢書》為己任，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漢書》的主要部分。漢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東觀藏書閣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漢書前後歷經四人之手完成，歷時四十多年。注疏漢書者有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
寫作動機
班彪鑒於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止於武帝太初時間，太初以後便闕而不錄。後揚雄、劉歆等雖為綴續，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繼＜史記＞，班彪乃發憤繼續前史，終作成「後傳」(列傳)六十五篇。同時班固以班彪所續前史未詳，遂本其父所作，潛精研究，續成其書。
班固亦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漢書敘傳＞中，班固曾述其撰書之旨謂：「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漢書＞以頌漢朝之功德。
體例及內容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以西漢一朝為主，上起漢高祖元年，下終王莽，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至唐代顏師古以〈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漢書〉中所載漢武帝以前之紀、傳，多用〈史記〉舊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則為新撰。〈漢書〉體例因大多沿〈史記〉，故「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
〈漢書〉所記內容，以西漢一代為主，尤其是「紀」和「列傳」，祇記西漢的歷史人物，但「表」和「志」的內容，則上自遠古，下至於秦，其他也有許多涉及西漢以前的歷史，現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主要是記述西漢一朝十二帝王的興廢。「紀」是以編年體方法記事。第一篇是「高祖紀」，最後一篇是「平帝紀」。由於班固不承認王莽之政權，所以王莽不列入帝紀而改置於列傳中。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表而新增漢武帝以後之沿革。前六篇的記載包括漢初同姓諸侯之〈諸侯王表〉，異姓諸王之〈異姓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後二篇為〈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物表＞，其中＜古令人物表＞一門，班固把歷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分為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之官制。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志」即〈史記〉的「書」，〈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漢書〉將並〈史記〉「禮書」、「樂書」併為「禮樂志」;「律書」、「曆書」併為「律曆志」；改「天官書」為「天文志」;「封禪書」為「郊祀志」;「河渠書」為「溝洫志」;「平準書」為「食貨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藝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詳述戰國、秦、漢之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及高門大族與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說而編成。〈天文志〉則保存上古至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月蝕等天文資料。〈刑法志〉則概述上古至漢之刑法及點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之惡果。〈食貨志〉則詳述上古至漢之經濟發展。〈溝洫志〉則言上古至漢之水利工程，並言治河之策。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敘假述西漢一代事蹟。
至於〈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亦以時代之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標題。〈漢書〉列傳於文學之士的傳中，多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文字，如〈賈誼傳〉載〈治安策〉;〈公孫弘傳〉載〈賢良策〉等，此皆〈史記〉沒有收錄的。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循吏〉、〈游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傳〉、〈皇后列傳〉、〈宗室列傳〉，此亦為〈史記〉所沒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兩粵朝鮮〉、〈西域〉等三傳。「列傳」最後一篇是〈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又「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列傳」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
史學地位
〈漢書〉內容充實，資料學富，編排極富條理，〈漢書〉能流傳至今亦非偶然倖致，而是「潛精積思二十餘年」之成果，故其在中國史學上自有不可取代之地位，茲分析如下：
首先，〈漢書〉創立了紀傳體斷代史的楷模。由於〈漢書〉的體例包括有帝紀、表、志及列傳等，體例完整，又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開創了斷代成書的先例，成為紀傳體斷代史的典範，在中國二十五史中，大多屬於此體。此外，班固又廢〈史記〉「世家」以入「列傳」，改「書」為「志」，又稱其書之大題為〈漢書〉，皆為後世史家所本。以後正史多稱為「書」，如〈後漢書〉、〈唐書〉等。凡此種種改易，幾成後世正史一成不變之規。
從不同角度……你會有新發現 其次，〈漢書〉確立並擴大了書志的範圍。〈漢書〉不僅改「書」為「志」，而且多有補充擴大，如新增了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此「十志」價值甚高，對後世的貢獻影響甚大。其中〈食貨志〉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珍貴資料，而後來正史多有〈食貨志〉;〈溝洫志〉是記述水利灌溉、治水患、開河渠等珍貴資料；而〈漢書〉新創的〈藝文志〉成為中國目錄學史現存一部最早作品，不少古代書籍，仍可在〈藝文志〉中見到；而〈地理志〉則成為研究中國地理的重要參考資料。同時，〈漢書〉又把〈史記〉的〈大宛列傳〉擴充為〈西域傳，又把〈史記〉匈奴、南越、 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列傳合併成〈匈奴傳〉，增加了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不但為研究古代中國各民族歷史最珍貴資料，亦是研究古代東亞和中亞各國之最寶貴文獻。
此外，〈漢書〉所用材料，內容充實。關於漢武帝以前之事蹟，班固多採用＜史記＞文字，但亦有所增補，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至於漢武帝以後的史料，主要由班彪的「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為依據，又博採＜七略＞及劉歆、揚雄等人的論著，資料博洽，記載詳備，對後人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極寶貴的史料。
另外，〈漢書〉實增補〈史記〉材料的不足。由於班固生於司馬遷後百多年，有不少新史料的出現，故有〈史記〉無傳而〈漢書〉為之增立者，〈漢書〉亦有增補〈史記〉「世 家」、「列傳」的事蹟，使後人對西漢歷史事件獲得更全面之了解。〈漢書〉亦有根據新史料更正〈史記〉錯謬之處，如韓信擊豹一事，〈史記〉記是在漢三年，〈漢書〉則更正為漢二年。
最後，〈漢書〉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班固在書中能利用豐富材料，通過選擇提煉對人物作栩栩如生之刻劃。由於班固本人又是辭賦名家，書中不免多用華麗之辭藻，文字近於駢偶，故〈漢書〉實已開六朝駢儷之風。
總而言之，班固是斷代史的創造者，也是改善紀傳體史書體例的成功者，而〈漢書〉不僅於正史體例和史書體制，方面有極大成就，即其於史料和外國史等亦貢獻甚大。
評價
中華書局1962年版漢書扉頁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
晉人張輔論班固、司馬遷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1]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批評的激烈，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
另外鄭樵《通志》裡還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因為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已近乎人身攻擊，有失學者風度。
清人章學誠說：「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2]
注釋
(1) 新《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2) 章學誠，《書教》下
自班彪起即以著《漢書》為己任，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漢書》的主要部分。漢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東觀藏書閣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漢書前後歷經四人之手完成，歷時四十多年。注疏漢書者有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
寫作動機
班彪鑒於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止於武帝太初時間，太初以後便闕而不錄。後揚雄、劉歆等雖為綴續，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繼＜史記＞，班彪乃發憤繼續前史，終作成「後傳」(列傳)六十五篇。同時班固以班彪所續前史未詳，遂本其父所作，潛精研究，續成其書。
班固亦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漢書敘傳＞中，班固曾述其撰書之旨謂：「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漢書＞以頌漢朝之功德。
體例及內容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以西漢一朝為主，上起漢高祖元年，下終王莽，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至唐代顏師古以〈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漢書〉中所載漢武帝以前之紀、傳，多用〈史記〉舊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則為新撰。〈漢書〉體例因大多沿〈史記〉，故「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
〈漢書〉所記內容，以西漢一代為主，尤其是「紀」和「列傳」，祇記西漢的歷史人物，但「表」和「志」的內容，則上自遠古，下至於秦，其他也有許多涉及西漢以前的歷史，現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主要是記述西漢一朝十二帝王的興廢。「紀」是以編年體方法記事。第一篇是「高祖紀」，最後一篇是「平帝紀」。由於班固不承認王莽之政權，所以王莽不列入帝紀而改置於列傳中。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表而新增漢武帝以後之沿革。前六篇的記載包括漢初同姓諸侯之〈諸侯王表〉，異姓諸王之〈異姓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後二篇為〈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物表＞，其中＜古令人物表＞一門，班固把歷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分為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之官制。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志」即〈史記〉的「書」，〈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漢書〉將並〈史記〉「禮書」、「樂書」併為「禮樂志」;「律書」、「曆書」併為「律曆志」；改「天官書」為「天文志」;「封禪書」為「郊祀志」;「河渠書」為「溝洫志」;「平準書」為「食貨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藝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詳述戰國、秦、漢之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及高門大族與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說而編成。〈天文志〉則保存上古至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月蝕等天文資料。〈刑法志〉則概述上古至漢之刑法及點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之惡果。〈食貨志〉則詳述上古至漢之經濟發展。〈溝洫志〉則言上古至漢之水利工程，並言治河之策。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敘假述西漢一代事蹟。
至於〈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亦以時代之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標題。〈漢書〉列傳於文學之士的傳中，多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文字，如〈賈誼傳〉載〈治安策〉;〈公孫弘傳〉載〈賢良策〉等，此皆〈史記〉沒有收錄的。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循吏〉、〈游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傳〉、〈皇后列傳〉、〈宗室列傳〉，此亦為〈史記〉所沒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兩粵朝鮮〉、〈西域〉等三傳。「列傳」最後一篇是〈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又「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列傳」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
史學地位
〈漢書〉內容充實，資料學富，編排極富條理，〈漢書〉能流傳至今亦非偶然倖致，而是「潛精積思二十餘年」之成果，故其在中國史學上自有不可取代之地位，茲分析如下：
首先，〈漢書〉創立了紀傳體斷代史的楷模。由於〈漢書〉的體例包括有帝紀、表、志及列傳等，體例完整，又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開創了斷代成書的先例，成為紀傳體斷代史的典範，在中國二十五史中，大多屬於此體。此外，班固又廢〈史記〉「世家」以入「列傳」，改「書」為「志」，又稱其書之大題為〈漢書〉，皆為後世史家所本。以後正史多稱為「書」，如〈後漢書〉、〈唐書〉等。凡此種種改易，幾成後世正史一成不變之規。
從不同角度……你會有新發現 其次，〈漢書〉確立並擴大了書志的範圍。〈漢書〉不僅改「書」為「志」，而且多有補充擴大，如新增了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此「十志」價值甚高，對後世的貢獻影響甚大。其中〈食貨志〉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珍貴資料，而後來正史多有〈食貨志〉;〈溝洫志〉是記述水利灌溉、治水患、開河渠等珍貴資料；而〈漢書〉新創的〈藝文志〉成為中國目錄學史現存一部最早作品，不少古代書籍，仍可在〈藝文志〉中見到；而〈地理志〉則成為研究中國地理的重要參考資料。同時，〈漢書〉又把〈史記〉的〈大宛列傳〉擴充為〈西域傳，又把〈史記〉匈奴、南越、 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列傳合併成〈匈奴傳〉，增加了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不但為研究古代中國各民族歷史最珍貴資料，亦是研究古代東亞和中亞各國之最寶貴文獻。
此外，〈漢書〉所用材料，內容充實。關於漢武帝以前之事蹟，班固多採用＜史記＞文字，但亦有所增補，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至於漢武帝以後的史料，主要由班彪的「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為依據，又博採＜七略＞及劉歆、揚雄等人的論著，資料博洽，記載詳備，對後人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極寶貴的史料。
另外，〈漢書〉實增補〈史記〉材料的不足。由於班固生於司馬遷後百多年，有不少新史料的出現，故有〈史記〉無傳而〈漢書〉為之增立者，〈漢書〉亦有增補〈史記〉「世 家」、「列傳」的事蹟，使後人對西漢歷史事件獲得更全面之了解。〈漢書〉亦有根據新史料更正〈史記〉錯謬之處，如韓信擊豹一事，〈史記〉記是在漢三年，〈漢書〉則更正為漢二年。
最後，〈漢書〉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班固在書中能利用豐富材料，通過選擇提煉對人物作栩栩如生之刻劃。由於班固本人又是辭賦名家，書中不免多用華麗之辭藻，文字近於駢偶，故〈漢書〉實已開六朝駢儷之風。
總而言之，班固是斷代史的創造者，也是改善紀傳體史書體例的成功者，而〈漢書〉不僅於正史體例和史書體制，方面有極大成就，即其於史料和外國史等亦貢獻甚大。
評價
中華書局1962年版漢書扉頁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
晉人張輔論班固、司馬遷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1]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批評的激烈，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
另外鄭樵《通志》裡還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因為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已近乎人身攻擊，有失學者風度。
清人章學誠說：「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2]
注釋
(1) 新《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2) 章學誠，《書教》下
史記
《史記》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一本歷史著作。《史記》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
作者與成書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內容
《史記》的首頁《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共分成〈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後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個章節。其中，〈本紀〉是「天下」統治者的事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書〉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或貴族事蹟，「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傳〉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至此以後，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後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劄記》雲：「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至於文章內容，《史記》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後面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為起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
體例
本紀
史記卷一 五帝本紀 第一
史記卷二 夏朝本紀 第二
史記卷三 殷本紀 第三
史記卷四 周本紀 第四
史記卷五 秦本紀 第五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第六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第七（雖非皇帝，史記作者以「在權不在位」之名將之編入。)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第八
史記卷九 吕后本紀 第九（不列名義上的天子漢惠帝本紀，理由與項羽同）
史記卷十 孝文本紀 第十
史記卷十一 孝景本紀 第十一
史記卷十二 孝武本紀 第十二（原篇名為『今上本紀』，褚少孫補史記時改篇名）
表
史記卷十三 三代世表 第一
史記卷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
史記卷十五 六國年表 第三
史記卷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
史記卷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第五
史記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
史記卷十九 惠景閒侯者年表 第七
史記卷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八
史記卷二十一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第九
史記卷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第十
書
史記卷二十三 禮書 第一
史記卷二十四 樂書 第二
史記卷二十五 律書 第三
史記卷二十六 曆書 第四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 第五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第六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 第七
史記卷三十 平準書 第八
世家
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 第一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 第二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第三
史記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 第四
史記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第五
史記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 第六
史記卷三十七 衞康叔世家 第七
史記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 第八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第九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第十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 第十一
史記卷四十二 鄭世家 第十二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 第十三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四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第十五
史記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第十七
史記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第十八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第十九
史記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 第二十
史記卷五十一 荊燕世家 第二十一
史記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史記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第二十三
史記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第二十四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第二十六
史記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第二十七
史記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第二十八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第二十九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 第三十
列傳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叔齊列傳 第一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第二
史記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 第四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第五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第六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第七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第八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第九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第十
史記卷七十一 樗裡子甘茂列傳 第十一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 第十二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第十三
史記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第十四
史記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史記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 第十六
史記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 第十七
史記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第十八
史記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第十九
史記卷八十 樂毅列傳 第二十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第二十一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 第二十二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第二十三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史記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第二十七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第二十八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余列傳 第二十九
史記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 第三十
史記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 第三十一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第三十二
史記卷九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 第三十三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 第三十四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第三十五
史記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第三十六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第三十七
史記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第三十八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第三十九
史記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 第四十
史記卷一百一 袁盎晁錯列傳 第四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第四十二
史記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 第四十三
史記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第四十四
史記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第四十五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第四十六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第四十七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第四十九
史記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第五十
史記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第五十一
史記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第五十二
史記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傳 第五十三
史記卷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 第五十四
史記卷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 第五十五
史記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史記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第五十七
史記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
史記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第六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第六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第六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第六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第六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 第六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第六十九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
作者與成書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內容
《史記》的首頁《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共分成〈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後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個章節。其中，〈本紀〉是「天下」統治者的事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書〉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或貴族事蹟，「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傳〉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至此以後，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後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劄記》雲：「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至於文章內容，《史記》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後面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為起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
體例
本紀
史記卷一 五帝本紀 第一
史記卷二 夏朝本紀 第二
史記卷三 殷本紀 第三
史記卷四 周本紀 第四
史記卷五 秦本紀 第五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第六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第七（雖非皇帝，史記作者以「在權不在位」之名將之編入。)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第八
史記卷九 吕后本紀 第九（不列名義上的天子漢惠帝本紀，理由與項羽同）
史記卷十 孝文本紀 第十
史記卷十一 孝景本紀 第十一
史記卷十二 孝武本紀 第十二（原篇名為『今上本紀』，褚少孫補史記時改篇名）
表
史記卷十三 三代世表 第一
史記卷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
史記卷十五 六國年表 第三
史記卷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
史記卷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第五
史記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
史記卷十九 惠景閒侯者年表 第七
史記卷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八
史記卷二十一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第九
史記卷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第十
書
史記卷二十三 禮書 第一
史記卷二十四 樂書 第二
史記卷二十五 律書 第三
史記卷二十六 曆書 第四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 第五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第六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 第七
史記卷三十 平準書 第八
世家
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 第一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 第二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第三
史記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 第四
史記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第五
史記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 第六
史記卷三十七 衞康叔世家 第七
史記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 第八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第九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第十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 第十一
史記卷四十二 鄭世家 第十二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 第十三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四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第十五
史記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第十七
史記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第十八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第十九
史記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 第二十
史記卷五十一 荊燕世家 第二十一
史記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史記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第二十三
史記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第二十四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第二十六
史記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第二十七
史記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第二十八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第二十九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 第三十
列傳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叔齊列傳 第一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第二
史記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 第四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第五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第六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第七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第八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第九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第十
史記卷七十一 樗裡子甘茂列傳 第十一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 第十二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第十三
史記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第十四
史記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史記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 第十六
史記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 第十七
史記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第十八
史記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第十九
史記卷八十 樂毅列傳 第二十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第二十一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 第二十二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第二十三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史記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第二十七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第二十八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余列傳 第二十九
史記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 第三十
史記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 第三十一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第三十二
史記卷九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 第三十三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 第三十四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第三十五
史記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第三十六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第三十七
史記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第三十八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第三十九
史記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 第四十
史記卷一百一 袁盎晁錯列傳 第四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第四十二
史記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 第四十三
史記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第四十四
史記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第四十五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第四十六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第四十七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第四十九
史記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第五十
史記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第五十一
史記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第五十二
史記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傳 第五十三
史記卷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 第五十四
史記卷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 第五十五
史記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史記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第五十七
史記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
史記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第六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第六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第六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第六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第六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 第六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第六十九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左傳
《左傳》是中國古代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是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書，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題解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並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為則認為是劉歆所作。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現在一般認為《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是由戰國時的一些學者編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寫。
《左傳》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體例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記錄了當事各方面的歷史。共18萬字。
隱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閔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書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滅亡
評價
《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
《左傳》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范甯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服虔、杜預為其作注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題解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並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為則認為是劉歆所作。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現在一般認為《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是由戰國時的一些學者編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寫。
《左傳》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體例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記錄了當事各方面的歷史。共18萬字。
隱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閔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書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滅亡
評價
《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
《左傳》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范甯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服虔、杜預為其作注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2007年12月5日星期三
最後皇朝
清朝
西元1644年－西元1911年
清朝是由滿族貴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國歷史上繼元朝之後的第二個由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時期，也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帝制國家。清代自努爾哈赤稱帝至末帝溥儀，共曆十二帝；自入關後算起，共曆十帝，存國二百六十八年。清朝版圖最大時達1200多萬平方公里，疆域西起巴爾喀什湖和蔥嶺，東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庫頁島，東至海，包括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南起南海諸島，西南到廣西、雲南、西藏，包括達拉克，北至漠北和外興安嶺。
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推翻明朝統治，明崇禎帝自殺。清軍乘機入關打敗農民軍，同年，多爾袞迎順治帝入關，定都北京。清廷先後鎮壓了各地的農民起義和南明抗清武裝，逐步統一全國。
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內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至十八世紀中葉，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史稱「康雍乾盛世」。於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後期，已達到三億左右。
1661年，在東南沿海堅持抗清鬥爭的鄭成功，帶領戰艦，從金門出發，橫渡臺灣海峽登陸。在當地人民支持下, 經過激烈戰鬥, 鄭成功打敗盤踞臺灣38年的荷蘭殖民者。第二年初，荷蘭殖民者向鄭成功投降，臺灣回到了祖國懷抱。鄭成功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1683年，清軍進入臺灣。第二年，清政府設置臺灣府，隸屬福建省。
16世紀後期，沙俄越過烏拉爾山向東擴張。清軍入關時，沙俄乘機強佔了雅克薩和尼布楚等地。清政府一再要求沙俄侵略者撤出中國領土，沙俄政府反而增兵雅克薩，加緊武力擴張。康熙帝為保衛邊疆，親自出巡東北，視察防務，決心組織自衛反擊戰。1685年和1686年，康熙帝命令清軍兩次進攻雅克薩的沙俄軍隊。俄軍傷亡慘重，被迫同意通過談判解決中俄東段的邊界問題。1689年，中俄雙方代表在尼布楚進行談判。在中國政府作了讓步的情況下，經過平等協商，中俄雙方正式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
乾隆中葉，平定準葛爾部葛爾丹分裂勢力和平定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統一了新疆。這不僅一舉解決了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曠日持久的衝突，而具採取了一系列政策，發展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和交通，鞏固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時期編纂了幾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對清理和總結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清朝儘管取得了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它的發展並未逾越中國傳統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軌道。經濟上，仍然以農立國；文化思想上，提倡封建綱常禮教，屢興文字獄；對外關係上長期閉關自守，盲目自大。因此，與同一時期西方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形勢相比，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則相形見絀，中國已落後於世界發展的先進潮流，並且正在拉開越來越大的距離。
清中葉以後，由於承平日久，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反清鬥爭接連不斷，其中歷時九載的白蓮教起義結束了清朝的全盛時期。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此後帝國主義的入侵，使清廷與侵略者分別締結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損害，滿族失去了早期那種積極進取、富有朝氣的精神，政治腐敗，思想僵化，懦弱自卑，步履蹣跚地進入了它的衰落時期。人民負擔更為沉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由此而爆發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撚軍起義等。為挽救自身命運，統治階級內部亦進行了一些改革活動，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革，使中國走上富強獨立的道路，但皆以失敗而告終。無數的仁人志士為拯救民族危亡而浴血奮戰，前仆後繼。愛國主義的浪潮，在中國近代史上洶湧澎湃，空前高漲。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從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篇章。
西元1644年－西元1911年
清朝是由滿族貴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國歷史上繼元朝之後的第二個由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時期，也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帝制國家。清代自努爾哈赤稱帝至末帝溥儀，共曆十二帝；自入關後算起，共曆十帝，存國二百六十八年。清朝版圖最大時達1200多萬平方公里，疆域西起巴爾喀什湖和蔥嶺，東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庫頁島，東至海，包括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南起南海諸島，西南到廣西、雲南、西藏，包括達拉克，北至漠北和外興安嶺。
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推翻明朝統治，明崇禎帝自殺。清軍乘機入關打敗農民軍，同年，多爾袞迎順治帝入關，定都北京。清廷先後鎮壓了各地的農民起義和南明抗清武裝，逐步統一全國。
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內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至十八世紀中葉，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史稱「康雍乾盛世」。於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後期，已達到三億左右。
1661年，在東南沿海堅持抗清鬥爭的鄭成功，帶領戰艦，從金門出發，橫渡臺灣海峽登陸。在當地人民支持下, 經過激烈戰鬥, 鄭成功打敗盤踞臺灣38年的荷蘭殖民者。第二年初，荷蘭殖民者向鄭成功投降，臺灣回到了祖國懷抱。鄭成功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1683年，清軍進入臺灣。第二年，清政府設置臺灣府，隸屬福建省。
16世紀後期，沙俄越過烏拉爾山向東擴張。清軍入關時，沙俄乘機強佔了雅克薩和尼布楚等地。清政府一再要求沙俄侵略者撤出中國領土，沙俄政府反而增兵雅克薩，加緊武力擴張。康熙帝為保衛邊疆，親自出巡東北，視察防務，決心組織自衛反擊戰。1685年和1686年，康熙帝命令清軍兩次進攻雅克薩的沙俄軍隊。俄軍傷亡慘重，被迫同意通過談判解決中俄東段的邊界問題。1689年，中俄雙方代表在尼布楚進行談判。在中國政府作了讓步的情況下，經過平等協商，中俄雙方正式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
乾隆中葉，平定準葛爾部葛爾丹分裂勢力和平定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統一了新疆。這不僅一舉解決了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曠日持久的衝突，而具採取了一系列政策，發展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和交通，鞏固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時期編纂了幾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對清理和總結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清朝儘管取得了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它的發展並未逾越中國傳統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軌道。經濟上，仍然以農立國；文化思想上，提倡封建綱常禮教，屢興文字獄；對外關係上長期閉關自守，盲目自大。因此，與同一時期西方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形勢相比，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則相形見絀，中國已落後於世界發展的先進潮流，並且正在拉開越來越大的距離。
清中葉以後，由於承平日久，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反清鬥爭接連不斷，其中歷時九載的白蓮教起義結束了清朝的全盛時期。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此後帝國主義的入侵，使清廷與侵略者分別締結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損害，滿族失去了早期那種積極進取、富有朝氣的精神，政治腐敗，思想僵化，懦弱自卑，步履蹣跚地進入了它的衰落時期。人民負擔更為沉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由此而爆發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撚軍起義等。為挽救自身命運，統治階級內部亦進行了一些改革活動，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革，使中國走上富強獨立的道路，但皆以失敗而告終。無數的仁人志士為拯救民族危亡而浴血奮戰，前仆後繼。愛國主義的浪潮，在中國近代史上洶湧澎湃，空前高漲。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從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篇章。
畸怪皇朝
明朝
西元1368年－西元1644年
明朝是元朝滅亡後，漢族人在華夏大地上重新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其創建者為明太祖朱元璋，中經十六帝，曆國277年。明朝的疆域不及元朝，但極盛時，北控蒙古、西有西域、東北征服女真、西南管轄西藏、南方建立了交趾郡，號稱 「四海鹹賓」，實遠逾于唐，而不遜於清。明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衛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進了中華多民族的統一和發展。
朱元璋即位後，立刻對以往的制度進行改革，自太祖後，明朝廢去中書省和丞相，分政權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直屬于皇帝管轄。這種六部製成為此後明清兩代的基本政權組織形式。為了選拔官吏，明朝還擴大了科舉的規模，明確規定以程朱理學的四書、五經為內容，以八股文為形式的明科舉制度。此外，明朝還用了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制訂"大明律"，促進了社會的穩定。
明朝實行兩京制度，初以應天為南京（今江蘇南京市），以汴梁（今河南開封市）為北京。1398年建文帝即位，第二年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得皇帝位，明成祖為了加強對北方少數民族的防禦，於永樂八年（西元1410年）到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五次親征，先後打敗韃靼、瓦剌兩部蒙古騎兵，並於1421年（永樂十九年）遷都於北京（今北京市）。以此加強對北方諸族的控制。其後，曆仁宗、宣宗、英宗。1449年（正統十四年），明英宗率師北伐瓦剌，兵敗被俘，王即皇帝位，是為景帝。景帝任用兵部尚書于謙擊敗瓦剌，迎還英宗。英宗於1457年（景泰八年）復辟。其後曆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軍攻破北京。思宗自縊，福王即位于南京，1645年（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清軍攻破南京，明亡。也有不少史家以1644年作為明朝滅亡之年。
明朝在地方上撤銷了行省，設立了承宣佈政司、提刑按察司和都指揮使司。在中央，明朝初設中書省、大都督府、禦史台。1380年（洪武十三年），中書省被撤銷，廢丞相不設，大都督府分為中、前、後、左、右五軍都督府，皇權進一步加強。其後曆永樂、洪熙、宣德，逐漸形成內閣制度。內閣參贊機務，但首輔無丞相之名，一切決策取決於皇帝批紅，與此同時，宮中宦官形成以司禮監為首的一套機構，他們通過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等特務機構控制各級官員、干預朝政，並利用代皇帝批紅的機會擅行大權，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倒行逆施，為患甚烈。
明朝前期，國力強盛，為了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繫，揚威於海外，明成祖派譴鄭和出使西洋。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先後七次航海，到過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鄭和的船隊成為中國與亞非各國之間的友好使者。許多國家的國王和使臣，搭乘鄭和的寶船來中國訪問，明政府對他們給以熱情接待。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鄭和的航海比歐洲航海家的遠洋航行早半個多世紀。鄭和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偉大航海家。
明朝取消了元朝的驅口、驅奴制，通過黃冊、魚鱗圖冊控制土地人民，使生產力大大解放。明中期以後，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黃冊制度破壞，在張居正等人的推動下，實行一條鞭法。在農業、手工業中，商品經濟因素日益增加，生產中雇傭勞動開始向規模化、組織化發展。這時期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不許民間進行海外貿易。商人為利不惜用武力與朝廷對抗，甚至與倭寇勾結擾害海疆。嘉靖末年，在戚繼光等人領導下，明軍平定倭患。1567年（隆慶元年），明朝宣佈解除海禁，准許百姓到東、西二洋經商。
6世紀，西方殖民者相繼來到中國沿海地區。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中國廣東澳門的居住權。1583年（萬曆十一年）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來到廣東香山縣，從此開始了西學東漸。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知識份子開始接受西學，大量西洋文獻介紹到中國來，中西科學技術合流。中國人開始進一步瞭解世界。
由於明朝在統治上相對比較穩定，故而明朝社會在各方面都有所發展。到明朝中期，不論是在生產工具上，還是在產量上，農業的發展都已遠遠超過前代，而農業的發展使更多勞動力解放出來，進一步促進了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明朝的青花瓷器、宣德爐等手工業產品已成為今天不可多得的藝術品。另外，明朝的科學文化發展更是迅速，中國歷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三本就是出於明朝，而作為科學著作出現的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天工開物》以及《徐霞客遊記》等著作成為今日我們研究和借鑒古代技術的珍貴的文獻資料。在永樂年間，我國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曾率遠洋船隊六次出使，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加強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上的往來，為中國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
明朝官方支持程朱理學，到明中期，王陽明的心學己成為思想主流。它注重人的主體精神，承認人的價值，而王艮為主的泰州學派主張「百姓日用即道」，平民色彩最濃。與此相呼應，世俗生活中頹風熾烈。崇尚金錢，捨本逐末，追逐享樂成為風氣，「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市民文學，都在鼓吹人性和自由。知識階層的自我意識更加提高，各種各樣的社團普遍出現，他們強烈要求參政和干預社會生活。東林黨人和其後的複社成為影響朝政的重要的政治勢力。
明朝後期，統治腐朽。宦官魏忠賢專攬朝政，殘酷地迫害異己、鎮壓人民。土地集中達到驚人的地步。統治者不斷加重對人民的賦稅剝削，加上災荒連年，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西元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在陝北爆發，湧現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幾十支起義軍。高迎祥犧牲後，李自成被擁戴為闖王。李自成農民軍提出“均田免糧”口號，深得農民擁護。1644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佔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同年三月，農民軍攻佔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身亡，明朝至此宣告滅亡。 此後清軍在明降將吳三桂帶領下入關，李自成被迫西逃。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宮山，遭地主武裝襲擊身亡。
西元1368年－西元1644年
明朝是元朝滅亡後，漢族人在華夏大地上重新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其創建者為明太祖朱元璋，中經十六帝，曆國277年。明朝的疆域不及元朝，但極盛時，北控蒙古、西有西域、東北征服女真、西南管轄西藏、南方建立了交趾郡，號稱 「四海鹹賓」，實遠逾于唐，而不遜於清。明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衛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進了中華多民族的統一和發展。
朱元璋即位後，立刻對以往的制度進行改革，自太祖後，明朝廢去中書省和丞相，分政權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直屬于皇帝管轄。這種六部製成為此後明清兩代的基本政權組織形式。為了選拔官吏，明朝還擴大了科舉的規模，明確規定以程朱理學的四書、五經為內容，以八股文為形式的明科舉制度。此外，明朝還用了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制訂"大明律"，促進了社會的穩定。
明朝實行兩京制度，初以應天為南京（今江蘇南京市），以汴梁（今河南開封市）為北京。1398年建文帝即位，第二年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得皇帝位，明成祖為了加強對北方少數民族的防禦，於永樂八年（西元1410年）到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五次親征，先後打敗韃靼、瓦剌兩部蒙古騎兵，並於1421年（永樂十九年）遷都於北京（今北京市）。以此加強對北方諸族的控制。其後，曆仁宗、宣宗、英宗。1449年（正統十四年），明英宗率師北伐瓦剌，兵敗被俘，王即皇帝位，是為景帝。景帝任用兵部尚書于謙擊敗瓦剌，迎還英宗。英宗於1457年（景泰八年）復辟。其後曆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軍攻破北京。思宗自縊，福王即位于南京，1645年（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清軍攻破南京，明亡。也有不少史家以1644年作為明朝滅亡之年。
明朝在地方上撤銷了行省，設立了承宣佈政司、提刑按察司和都指揮使司。在中央，明朝初設中書省、大都督府、禦史台。1380年（洪武十三年），中書省被撤銷，廢丞相不設，大都督府分為中、前、後、左、右五軍都督府，皇權進一步加強。其後曆永樂、洪熙、宣德，逐漸形成內閣制度。內閣參贊機務，但首輔無丞相之名，一切決策取決於皇帝批紅，與此同時，宮中宦官形成以司禮監為首的一套機構，他們通過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等特務機構控制各級官員、干預朝政，並利用代皇帝批紅的機會擅行大權，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倒行逆施，為患甚烈。
明朝前期，國力強盛，為了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繫，揚威於海外，明成祖派譴鄭和出使西洋。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先後七次航海，到過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鄭和的船隊成為中國與亞非各國之間的友好使者。許多國家的國王和使臣，搭乘鄭和的寶船來中國訪問，明政府對他們給以熱情接待。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鄭和的航海比歐洲航海家的遠洋航行早半個多世紀。鄭和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偉大航海家。
明朝取消了元朝的驅口、驅奴制，通過黃冊、魚鱗圖冊控制土地人民，使生產力大大解放。明中期以後，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黃冊制度破壞，在張居正等人的推動下，實行一條鞭法。在農業、手工業中，商品經濟因素日益增加，生產中雇傭勞動開始向規模化、組織化發展。這時期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不許民間進行海外貿易。商人為利不惜用武力與朝廷對抗，甚至與倭寇勾結擾害海疆。嘉靖末年，在戚繼光等人領導下，明軍平定倭患。1567年（隆慶元年），明朝宣佈解除海禁，准許百姓到東、西二洋經商。
6世紀，西方殖民者相繼來到中國沿海地區。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中國廣東澳門的居住權。1583年（萬曆十一年）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來到廣東香山縣，從此開始了西學東漸。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知識份子開始接受西學，大量西洋文獻介紹到中國來，中西科學技術合流。中國人開始進一步瞭解世界。
由於明朝在統治上相對比較穩定，故而明朝社會在各方面都有所發展。到明朝中期，不論是在生產工具上，還是在產量上，農業的發展都已遠遠超過前代，而農業的發展使更多勞動力解放出來，進一步促進了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明朝的青花瓷器、宣德爐等手工業產品已成為今天不可多得的藝術品。另外，明朝的科學文化發展更是迅速，中國歷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三本就是出於明朝，而作為科學著作出現的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天工開物》以及《徐霞客遊記》等著作成為今日我們研究和借鑒古代技術的珍貴的文獻資料。在永樂年間，我國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曾率遠洋船隊六次出使，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加強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上的往來，為中國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
明朝官方支持程朱理學，到明中期，王陽明的心學己成為思想主流。它注重人的主體精神，承認人的價值，而王艮為主的泰州學派主張「百姓日用即道」，平民色彩最濃。與此相呼應，世俗生活中頹風熾烈。崇尚金錢，捨本逐末，追逐享樂成為風氣，「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市民文學，都在鼓吹人性和自由。知識階層的自我意識更加提高，各種各樣的社團普遍出現，他們強烈要求參政和干預社會生活。東林黨人和其後的複社成為影響朝政的重要的政治勢力。
明朝後期，統治腐朽。宦官魏忠賢專攬朝政，殘酷地迫害異己、鎮壓人民。土地集中達到驚人的地步。統治者不斷加重對人民的賦稅剝削，加上災荒連年，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西元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在陝北爆發，湧現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幾十支起義軍。高迎祥犧牲後，李自成被擁戴為闖王。李自成農民軍提出“均田免糧”口號，深得農民擁護。1644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佔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同年三月，農民軍攻佔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身亡，明朝至此宣告滅亡。 此後清軍在明降將吳三桂帶領下入關，李自成被迫西逃。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宮山，遭地主武裝襲擊身亡。
馬踏天下
元朝
西元1271年－西元1368年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王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其創建者為元世祖忽必烈。
元朝自忽必烈定國號起，曆十一帝，凡九十八年。從成吉思汗建國算起，曆十五帝，一百六十三年。元朝統一全國後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雲南，西北至今新疆，東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廣，居中國各朝之冠。
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大興安嶺北段、額爾古納河以東地區。唐代蒙古之名始見於史籍。蒙古族後西遷至蒙古高原，從事遊牧畜牧業。金泰和四年(西元1204年)，蒙古孛兒只斤氏族的貴族鐵木真統一了蒙古高原各部。泰和六年(西元1206年)，蒙古諸部在斡難河源的不而罕山(今蒙古的必兒喀嶺)召開大會，鐵木真被公推為蒙古大可汗，尊稱“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意為「四海之王」或「可汗的可汗」。後世尊其為元太祖。立國于漠北，建立了蒙古政權。蒙古國建立後，不斷向外擴張。繼成吉思汗於1227年滅亡了西夏之後，成吉思汗三子窩闊台在即位後又進一步南侵，於1234年滅亡了金朝。1235年，他把首都定于和林(今蒙古之哈爾和林)，並遣拔都率兵西征。1241年，窩闊台汗死，由其妻乃馬真後攝政。四年以後，窩闊台汗之長子貴由被選為大汗(1246年－1248年)，即後來所稱的元定宗。貴由死後，其妻海迷失後攝政了三年，最後術赤次子拔都不顧察合台、窩闊台兩家後裔的反對，於1251年擁立拖雷之長子蒙哥(元憲宗)為大汗(1251年－1259年)。此後，蒙古大汗之位即由拖雷一系所襲。
蒙哥死後，中統元年(西元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即位。隨後戰勝了爭奪汗位的阿裏不哥(忽必烈之弟)，平息了漢人的叛亂，鞏固了統治。至元八年(西元1271年)，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正式改國號為大元。次年，建都於大都。使蒙古人正式入主中原。忽必烈也就成了後來的元世祖。
至元十三年(西元1276年)，元軍攻陷臨安(今浙江杭州)，俘虜南宋恭帝及謝太后。至元十六年(西元1279年)，元軍在崖山海戰中消滅了南宋流亡官員和宋軍殘部所重建的行朝，南宋王朝滅亡。
蒙古以遊牧民族而入主中國，所憑藉的是強盛的武力。統一全國後，元室唯恐漢人不服，遂施行高壓的統治方式。即：
強分民族等級：元朝把全國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中亞各族人和西夏人)、漢人(包括北方曾受遼金統治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原來南宋境內的漢人及其他部族)四等。在政治上，規定中央和地方高級官吏，必須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漢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職。在法律上，蒙古人無故殺死漢人、南人，只是罰錢了事；漢人或南人殺死蒙古人，常會受到滅族的處分。
實行軍事管制：元朝為了加強對漢人的防範，在全國各地置兵駐防。又立裏甲制，以二十家為一甲，蒙古人為當然「甲主」，負責監視全甲居民。禁止漢人、南人打造和私藏武器，不得打獵、聚眾、學習武藝，其至不准夜行。
掠奪民間財富：蒙古人習慣了遊牧生活，在滅金亡宋初年，曾大量奪取農民耕地，改做牧場；民間的馬匹，都被沒收充作軍用。統一中國後，對民眾徵收的苛捐雜稅更層出不窮。農具、鹽、茶、酒、醋等日常用品，全部收歸國營。
壓抑士人地位：蒙古人自身文化水準較低，鑒於漢族傳統士人地位高、影響大，難以管理，便加以打擊。據部分載籍所雲，當時社會的職業有官、吏、僧、道、醫、工、獵、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僅在乞丐之上。
元的高壓政策，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不少負面的影響，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元朝的軍、政體制與前代相比是較為健全的。中央政府的軍、政統治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構成。中書省領六部，主持全國政務，樞密院執掌軍事，禦史台負責督察。地方行政機構，分別為行省、路、府、州、縣。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的簡稱。以後行省由中央臨時派出機構轉為地方常設的最高行政機構。除中書省直轄的腹裏(河北、山東、山西)和宣政院管理吐蕃以外，元朝在全國設有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雲南、甘肅、江浙、江西、湖廣等十個行省。行省握有很大權憲，統轄路、府、州、縣的政務，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事等等。元代行省制度是自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制度的一個重大發展。
元朝軍事制度是蒙古舊制和中原王朝軍制的結合體。忽必烈建國後，保留了成吉思汗創立的四怯薛輪番入侍宿衛制度。元朝宿衛軍隊一般在萬人以上，由皇帝或親信大臣直接節制。擔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衛的軍隊是侍衛親軍，到元末曾先後設置三十余衛，衛設都指揮使或率使，隸屬於樞密院。鎮守全國各地的是鎮戍軍。軍隊有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
蒙元入主中原，結束了長期南北對峙的局面，成為一個空前強大的王朝。加強了國內各地區、各民族間的相互聯繫，民族融合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加之蒙古西征後，在歐、亞各地建立了四大汗國，因此東西方的交通遠勝於漢、唐時代，大大促進了中外文化交往。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元世祖時來到中國，居住了十幾年。記述他在東方見聞的《馬可波羅行記》一書中，著重描繪了元代中國的風土人情，盛道東方之富庶和文物之昌明，大都等中國城市的繁華景象。從此，大大激發了西方人士的探奇之心，促成後來哥倫布等人的地理大發現。
蒙元的統治者雖然重武輕文，但元代在經濟、文學、藝術等方面，仍有其獨到之處。
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但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的廣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棉花的種植範圍進一步擴大，為棉紡織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松江地區的棉紡織業尤為興盛，那裏出產的“烏泥涇被”名聞遠近。當地農家婦女黃道婆，從黎族人民學到了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她把這些技術在家鄉傳播開來，並改進了棉紡織工具，為棉紡織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元朝畜牧業的發展體現在牧地的擴大、牧養設施的改進等方面。元朝的手工業生產除官辦作坊外，民間手工業比較發達，行業種類超過前代。特別是新興棉紡業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瓷器、印刷業也有較大進步。由於驛傳制度的完善和海運的開通，國內外交通空前發達，商業比唐、宋時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城市繁榮，盛況空前，出現大都、杭州、泉州、廣州等聞名世界的大都市。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那裏彙集和起運。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海船進出港口的燈塔。
元朝在詞和民間通俗文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曲。元曲包括散曲和雜劇兩種。散曲是由詞發展而成的一種近於民謠的新詩體，可供清唱，又叫清曲；雜劇除歌唱的曲子外，還有道白、表演，實際上是劇曲或戲劇。元代的散曲用詞清新古樸，多世俗詞句，常以不拘一格的體制塑造鮮明形象。著名的散曲作家包括有「曲狀元」之稱的馬致遠，以擅長雜劇而出名的關漢卿以及張可久、喬吉等等。像馬致遠膾炙人口的《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通過對一幅秋郊夕照圖的描繪，委婉地刻畫出旅人飄泊天涯的心境，成為經典名作。
元朝的雜劇，成就極其輝煌，優秀的戲曲作家輩出，而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並稱為元曲「四大家」。若以作品藝術性之高及對後世影響之深而言，則關漢卿的《竇娥冤》和王實甫的《西廂記》堪稱不朽的傑作。《竇娥冤》通過貧苦婦女竇娥含冤負屈被官府誤判死刑的劇情，揭露官場的黑暗，並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思想。《西廂記》則講述相國之女崔鶯鶯和書生張生，勇於衝破封建樊籠，歷經千辛萬苦，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為世世代代中國人所傳頌。
元朝在其他藝術方面的成就也不小。書畫方面，元初書壇三大家趙孟、鮮于樞和鄧文原，提倡「專以古人為法」，深研晉、唐先賢的書法，對元代及後世書法的影響甚大。其中趙孟以一代文豪兼工書畫，他精通各種書體，而他的畫也是山水、樹石、人物、走獸無一不工，實為元代書畫的一代名家。建築方面，元代有很多宏偉的建築，其中元大都的建設可為典範。大都為元之國都，也是13－14世紀世界上最宏偉壯麗的城市之一。它花了十八年的時間建成，其嚴整的規劃佈局，建築的技術、藝術水準都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元代統治者為了修建這座規劃龐大、輝煌宏麗的都城，調集全國各地大量優秀工匠，同時，大量西域人也為大都的建設貢獻了自己的才華。明、清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造和擴建而成的。陶瓷藝術在元代也有進一步的發展，其特色是青花瓷器的製作。青花是用氧化鈷作顏料在陶胎上描繪紋樣，然後上白地藍花的透明釉加彩繪。中國青花瓷的發展，便運用唐代三彩技術並學習、改良西亞的青花技術而來，到了元代中葉臻於成熟，其工藝水準超於前代而遠銷世界各地。
自從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全國各地的抗元鬥爭，始終未曾止息過。漢族的反抗本已使元室統治不得安寧，而元朝皇室又經常內哄，宮廷政變、後妃之禍、權臣專政不斷出現，使國家的元氣大傷。末代皇帝元順帝的執政時間雖然不短，但他不理朝政，恣意淫逸，使元朝統治更加岌岌可危。當時正好水旱疫疾及地震山崩等災害相繼而作，民生困頓，饑荒四起，而元室卻仍然縱情揮霍、濫發錢鈔，以致「物價騰踴，價逾十倍」。老百姓終於忍無可忍，鋌而走險，由白蓮教所創立之紅巾軍大起義爆發了。白蓮教原是民間的秘密宗教團體，混合了佛教、彌勒教、明教等內容，鼓吹「明王出世」、「彌勒降生」。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蓮教領袖韓山童和劉福通等擬於永年(今河北永年東南)聚眾起事，以紅巾為號，以韓為明王。因事機不密，韓山童被捕處死。同年五月，劉福通在穎州(今安徽阜陽)起事，組織紅巾軍四處攻城掠地。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迎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1367年)為小明王，立國號曰宋，建都於亳州(今安徽亳縣)，旋又先後移駐安豐(今安徽壽縣西南)、汴梁(即開封)等處。從此，倒元之鬥爭愈演愈烈。
劉福通起事後，各地群雄紛紛響應，起初大多奉韓林兒為主，後來逐漸發展為割據勢力。在元末起事的群雄中，最值得注意者是平民出身的朱元璋。他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下集慶(今江蘇南京)，並以此為根據地，改稱應天府。後來朱元璋先後掃平群雄，統一江南各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兵北伐。次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建國號明。至正二十八年(西元1368年)八月，明軍攻陷大都，元順帝北逃，結束了蒙元對中國的統治。以後，逃到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元朝國號，史稱北元。
西元1271年－西元1368年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王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其創建者為元世祖忽必烈。
元朝自忽必烈定國號起，曆十一帝，凡九十八年。從成吉思汗建國算起，曆十五帝，一百六十三年。元朝統一全國後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雲南，西北至今新疆，東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廣，居中國各朝之冠。
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大興安嶺北段、額爾古納河以東地區。唐代蒙古之名始見於史籍。蒙古族後西遷至蒙古高原，從事遊牧畜牧業。金泰和四年(西元1204年)，蒙古孛兒只斤氏族的貴族鐵木真統一了蒙古高原各部。泰和六年(西元1206年)，蒙古諸部在斡難河源的不而罕山(今蒙古的必兒喀嶺)召開大會，鐵木真被公推為蒙古大可汗，尊稱“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意為「四海之王」或「可汗的可汗」。後世尊其為元太祖。立國于漠北，建立了蒙古政權。蒙古國建立後，不斷向外擴張。繼成吉思汗於1227年滅亡了西夏之後，成吉思汗三子窩闊台在即位後又進一步南侵，於1234年滅亡了金朝。1235年，他把首都定于和林(今蒙古之哈爾和林)，並遣拔都率兵西征。1241年，窩闊台汗死，由其妻乃馬真後攝政。四年以後，窩闊台汗之長子貴由被選為大汗(1246年－1248年)，即後來所稱的元定宗。貴由死後，其妻海迷失後攝政了三年，最後術赤次子拔都不顧察合台、窩闊台兩家後裔的反對，於1251年擁立拖雷之長子蒙哥(元憲宗)為大汗(1251年－1259年)。此後，蒙古大汗之位即由拖雷一系所襲。
蒙哥死後，中統元年(西元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即位。隨後戰勝了爭奪汗位的阿裏不哥(忽必烈之弟)，平息了漢人的叛亂，鞏固了統治。至元八年(西元1271年)，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正式改國號為大元。次年，建都於大都。使蒙古人正式入主中原。忽必烈也就成了後來的元世祖。
至元十三年(西元1276年)，元軍攻陷臨安(今浙江杭州)，俘虜南宋恭帝及謝太后。至元十六年(西元1279年)，元軍在崖山海戰中消滅了南宋流亡官員和宋軍殘部所重建的行朝，南宋王朝滅亡。
蒙古以遊牧民族而入主中國，所憑藉的是強盛的武力。統一全國後，元室唯恐漢人不服，遂施行高壓的統治方式。即：
強分民族等級：元朝把全國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中亞各族人和西夏人)、漢人(包括北方曾受遼金統治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原來南宋境內的漢人及其他部族)四等。在政治上，規定中央和地方高級官吏，必須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漢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職。在法律上，蒙古人無故殺死漢人、南人，只是罰錢了事；漢人或南人殺死蒙古人，常會受到滅族的處分。
實行軍事管制：元朝為了加強對漢人的防範，在全國各地置兵駐防。又立裏甲制，以二十家為一甲，蒙古人為當然「甲主」，負責監視全甲居民。禁止漢人、南人打造和私藏武器，不得打獵、聚眾、學習武藝，其至不准夜行。
掠奪民間財富：蒙古人習慣了遊牧生活，在滅金亡宋初年，曾大量奪取農民耕地，改做牧場；民間的馬匹，都被沒收充作軍用。統一中國後，對民眾徵收的苛捐雜稅更層出不窮。農具、鹽、茶、酒、醋等日常用品，全部收歸國營。
壓抑士人地位：蒙古人自身文化水準較低，鑒於漢族傳統士人地位高、影響大，難以管理，便加以打擊。據部分載籍所雲，當時社會的職業有官、吏、僧、道、醫、工、獵、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僅在乞丐之上。
元的高壓政策，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不少負面的影響，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元朝的軍、政體制與前代相比是較為健全的。中央政府的軍、政統治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構成。中書省領六部，主持全國政務，樞密院執掌軍事，禦史台負責督察。地方行政機構，分別為行省、路、府、州、縣。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的簡稱。以後行省由中央臨時派出機構轉為地方常設的最高行政機構。除中書省直轄的腹裏(河北、山東、山西)和宣政院管理吐蕃以外，元朝在全國設有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雲南、甘肅、江浙、江西、湖廣等十個行省。行省握有很大權憲，統轄路、府、州、縣的政務，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事等等。元代行省制度是自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制度的一個重大發展。
元朝軍事制度是蒙古舊制和中原王朝軍制的結合體。忽必烈建國後，保留了成吉思汗創立的四怯薛輪番入侍宿衛制度。元朝宿衛軍隊一般在萬人以上，由皇帝或親信大臣直接節制。擔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衛的軍隊是侍衛親軍，到元末曾先後設置三十余衛，衛設都指揮使或率使，隸屬於樞密院。鎮守全國各地的是鎮戍軍。軍隊有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
蒙元入主中原，結束了長期南北對峙的局面，成為一個空前強大的王朝。加強了國內各地區、各民族間的相互聯繫，民族融合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加之蒙古西征後，在歐、亞各地建立了四大汗國，因此東西方的交通遠勝於漢、唐時代，大大促進了中外文化交往。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元世祖時來到中國，居住了十幾年。記述他在東方見聞的《馬可波羅行記》一書中，著重描繪了元代中國的風土人情，盛道東方之富庶和文物之昌明，大都等中國城市的繁華景象。從此，大大激發了西方人士的探奇之心，促成後來哥倫布等人的地理大發現。
蒙元的統治者雖然重武輕文，但元代在經濟、文學、藝術等方面，仍有其獨到之處。
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但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的廣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棉花的種植範圍進一步擴大，為棉紡織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松江地區的棉紡織業尤為興盛，那裏出產的“烏泥涇被”名聞遠近。當地農家婦女黃道婆，從黎族人民學到了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她把這些技術在家鄉傳播開來，並改進了棉紡織工具，為棉紡織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元朝畜牧業的發展體現在牧地的擴大、牧養設施的改進等方面。元朝的手工業生產除官辦作坊外，民間手工業比較發達，行業種類超過前代。特別是新興棉紡業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瓷器、印刷業也有較大進步。由於驛傳制度的完善和海運的開通，國內外交通空前發達，商業比唐、宋時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城市繁榮，盛況空前，出現大都、杭州、泉州、廣州等聞名世界的大都市。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那裏彙集和起運。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海船進出港口的燈塔。
元朝在詞和民間通俗文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曲。元曲包括散曲和雜劇兩種。散曲是由詞發展而成的一種近於民謠的新詩體，可供清唱，又叫清曲；雜劇除歌唱的曲子外，還有道白、表演，實際上是劇曲或戲劇。元代的散曲用詞清新古樸，多世俗詞句，常以不拘一格的體制塑造鮮明形象。著名的散曲作家包括有「曲狀元」之稱的馬致遠，以擅長雜劇而出名的關漢卿以及張可久、喬吉等等。像馬致遠膾炙人口的《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通過對一幅秋郊夕照圖的描繪，委婉地刻畫出旅人飄泊天涯的心境，成為經典名作。
元朝的雜劇，成就極其輝煌，優秀的戲曲作家輩出，而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並稱為元曲「四大家」。若以作品藝術性之高及對後世影響之深而言，則關漢卿的《竇娥冤》和王實甫的《西廂記》堪稱不朽的傑作。《竇娥冤》通過貧苦婦女竇娥含冤負屈被官府誤判死刑的劇情，揭露官場的黑暗，並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思想。《西廂記》則講述相國之女崔鶯鶯和書生張生，勇於衝破封建樊籠，歷經千辛萬苦，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為世世代代中國人所傳頌。
元朝在其他藝術方面的成就也不小。書畫方面，元初書壇三大家趙孟、鮮于樞和鄧文原，提倡「專以古人為法」，深研晉、唐先賢的書法，對元代及後世書法的影響甚大。其中趙孟以一代文豪兼工書畫，他精通各種書體，而他的畫也是山水、樹石、人物、走獸無一不工，實為元代書畫的一代名家。建築方面，元代有很多宏偉的建築，其中元大都的建設可為典範。大都為元之國都，也是13－14世紀世界上最宏偉壯麗的城市之一。它花了十八年的時間建成，其嚴整的規劃佈局，建築的技術、藝術水準都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元代統治者為了修建這座規劃龐大、輝煌宏麗的都城，調集全國各地大量優秀工匠，同時，大量西域人也為大都的建設貢獻了自己的才華。明、清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造和擴建而成的。陶瓷藝術在元代也有進一步的發展，其特色是青花瓷器的製作。青花是用氧化鈷作顏料在陶胎上描繪紋樣，然後上白地藍花的透明釉加彩繪。中國青花瓷的發展，便運用唐代三彩技術並學習、改良西亞的青花技術而來，到了元代中葉臻於成熟，其工藝水準超於前代而遠銷世界各地。
自從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全國各地的抗元鬥爭，始終未曾止息過。漢族的反抗本已使元室統治不得安寧，而元朝皇室又經常內哄，宮廷政變、後妃之禍、權臣專政不斷出現，使國家的元氣大傷。末代皇帝元順帝的執政時間雖然不短，但他不理朝政，恣意淫逸，使元朝統治更加岌岌可危。當時正好水旱疫疾及地震山崩等災害相繼而作，民生困頓，饑荒四起，而元室卻仍然縱情揮霍、濫發錢鈔，以致「物價騰踴，價逾十倍」。老百姓終於忍無可忍，鋌而走險，由白蓮教所創立之紅巾軍大起義爆發了。白蓮教原是民間的秘密宗教團體，混合了佛教、彌勒教、明教等內容，鼓吹「明王出世」、「彌勒降生」。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蓮教領袖韓山童和劉福通等擬於永年(今河北永年東南)聚眾起事，以紅巾為號，以韓為明王。因事機不密，韓山童被捕處死。同年五月，劉福通在穎州(今安徽阜陽)起事，組織紅巾軍四處攻城掠地。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迎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1367年)為小明王，立國號曰宋，建都於亳州(今安徽亳縣)，旋又先後移駐安豐(今安徽壽縣西南)、汴梁(即開封)等處。從此，倒元之鬥爭愈演愈烈。
劉福通起事後，各地群雄紛紛響應，起初大多奉韓林兒為主，後來逐漸發展為割據勢力。在元末起事的群雄中，最值得注意者是平民出身的朱元璋。他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下集慶(今江蘇南京)，並以此為根據地，改稱應天府。後來朱元璋先後掃平群雄，統一江南各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兵北伐。次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建國號明。至正二十八年(西元1368年)八月，明軍攻陷大都，元順帝北逃，結束了蒙元對中國的統治。以後，逃到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元朝國號，史稱北元。
杭州帝都
南宋
西元1127年－西元1279年
南宋是北宋滅亡後由宋皇族在江南建立起來的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王朝，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其創建者為宋高宗趙構。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直至被元消滅時，也未能恢復宋朝在中國北方的統治。南宋共曆九帝，前後一百五十三年。其疆域北以淮水，經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縣東)二州至秦嶺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一線與金為界，東南、西南同北宋。
北宋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金軍攻佔北宋都城開封(今屬河南)。次年二月，廢宋徽、欽二帝，北宋滅亡。同年五月，原任河北兵馬大元帥的趙宋皇族康王趙構，在金軍退走之後，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仍沿用大宋國號，史稱南宋，年號建炎，是為宋高宗。南宋新立，當務之急是選賢任能，革新軍政，制定積極進取的戰略計畫。然而，宋高宗昏聵無能，任用佞人，排斥賢相李綱，改積極抗戰方針為消極防禦。結果導致李綱建國十策難以完全落實，宗澤經營的開封基地前功盡棄，中原抗金義軍的活動遭受打擊。隨後，宋廷採用棄淮守江的戰略，放棄兩淮，南逃臨安。結果造成臨安衛軍政變，金軍亦乘機南下，宋高宗航海走避，南宋險些亡國。金軍窮追宋高宗不獲，由江南北撤，被南宋韓世忠部攔截在黃天蕩，北撤金軍險遭滅頂之災。此後，金軍不敢輕易渡江，南宋朝廷得以立足江南。
南宋在江南的統治穩固之後，實施了幾項戰略舉措是較為成功的。一是加強川陝防禦，阻擋金軍入川之舉；二是建立以長江中游地區為重點連結淮東的江淮防禦體系，以阻止金軍進攻；三是實施以荊襄為基地，聯絡河朔，乘隙而進，直搗中原的戰略方針。同時，南宋還重視發展軍事技術，改革軍事制度，加強軍隊建設，從而使國防力量有所增強，從屢戰屢敗到勝多敗少，戰略形勢逐漸向有利於南宋方面轉化，曾一度出現北進的較好形勢。但南宋以妥協求和，偏安自保為基本方針，貫徹以文制武的軍事指揮原則，極大地抑制了領兵將帥才能的發揮，妨礙了軍事的發展。尤其在紹興十一年(西元1114年)採取的解除三大將兵權、殺害抗金名將岳飛、縮編軍隊等錯誤措施，無疑是自毀長城。結果，南宋在偏安中逐步走向衰弱。
蒙古興起之後，蒙古、西夏、金三國在北方激戰，此時是南宋向外發展的最佳時機。但是，南宋統治者在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對北方三國斯殺作壁上觀，沒有任何積極的行動。待西夏滅亡，金北方盡失，戰略轉移，南攻宋地，南宋才被迫應戰。南宋雖能阻止金軍南下，但兵力受損，蒙古勢力也進入黃河以北，南宋再無力北攻。金垂亡之際，南宋尚不知唇亡齒寒，大禍將至，竟作出聯蒙滅金的決策，結果寸土未得，實力暴露，最終走向滅亡。南宋德佑二年(西元1276年)，元軍攻克臨安，宋廷謝太后及恭帝投降。部分抗戰派大臣南下福建、廣東建立南宋行朝，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共撐危局，南宋祥興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兵敗被俘，他在被俘途中寫下《過零丁洋》一詩，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表現出崇高的氣節。元朝統治者將他囚禁在大都。面對元朝的種種威逼利誘，文天祥始終堅貞不屈，於至元十九年（西元1282年）十二月就義於元大都。祥興二年(西元1279年)正月，元將張弘范率水軍攻打厓山，與行朝進行最後決戰。二月，宋軍大敗，陸秀夫身背末帝趙昺跳海而亡，之後張世傑墮海殉國。南宋至此滅亡。
南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北宋，但行政機構較北宋精簡集中，適應於新形勢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首先對中央最高行政機構三省六部進行了調整，合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為一，以左、右僕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廢尚書左、右丞。六部中的各部，只設長官或副長官，主持部務；所屬司級機構，除戶部以事務繁多未減少外，其他五部通過兼領、合併而大量省並。地方府、州、軍、監級和縣級機構，基本沿襲北宋制度。南宋中央統禦體制前後有所變化。建炎初，以禦營司掌兵權，由宰相和執政兼任禦營使和禦營副使，禦營司實際成為統領全軍的最高軍事機構。建炎末，恢復北宋樞密院管軍舊制，樞密院又成為最高軍事機構。南宋還曾在臨安設置諸路軍事都督和三衙等重要軍事機構。南宋建立後，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先後設置招討司、宣撫使司、鎮撫使司、制置使司等軍事統禦機構，對維護地方治安和抗擊金軍起到一定的作用。
南宋的經濟在某些方面比北宋發達。儘管南宋國土比北宋減少五分之二，但農業生產發達地區都在南宋境內。因此，南宋農業生產的總體水準並不亞於北宋。而軍器製造、採礦冶煉、造船等手工業生產的技術、規模等方面都超過北宋。南宋立國後，襄陽、漢中、兩浙和江東地區漸成為糧食生產基地，作物的栽培技術比以前也有進步。在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人工踏犁、竹龍等先進工具，水利灌溉系統也更為發達。手工業方面，養蠶織錦、絲織業、棉織業有較大發展。雕板印刷與活字印刷業非常發達，印製了大量書籍，造紙業也隨之發達，可以造出各種用途的紙張，促進了南宋時期文化事業的發展。瓷器製造業也頗發達，著名的帶有碎紋（稱“百圾碎”）的青瓷——哥窯瓷就是南宋浙江龍泉縣燒造的，運銷海外的瓷器比過去也增加了。南宋造船業十分發達。城市工商業繁榮，各種市場遍佈城中，出售的商品門類繁多。首創在商業中使用紙幣——會子。政府鼓勵海外貿易，當時與東南亞、大食、朝鮮、乃至東非諸國都有貿易往來。
南宋的文化事業非常發達，出現了理學家朱熹、陸九淵，文學家辛棄疾、陸遊等人。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理學逐步取得了官學地位。
西元1127年－西元1279年
南宋是北宋滅亡後由宋皇族在江南建立起來的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王朝，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其創建者為宋高宗趙構。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直至被元消滅時，也未能恢復宋朝在中國北方的統治。南宋共曆九帝，前後一百五十三年。其疆域北以淮水，經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縣東)二州至秦嶺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一線與金為界，東南、西南同北宋。
北宋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金軍攻佔北宋都城開封(今屬河南)。次年二月，廢宋徽、欽二帝，北宋滅亡。同年五月，原任河北兵馬大元帥的趙宋皇族康王趙構，在金軍退走之後，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仍沿用大宋國號，史稱南宋，年號建炎，是為宋高宗。南宋新立，當務之急是選賢任能，革新軍政，制定積極進取的戰略計畫。然而，宋高宗昏聵無能，任用佞人，排斥賢相李綱，改積極抗戰方針為消極防禦。結果導致李綱建國十策難以完全落實，宗澤經營的開封基地前功盡棄，中原抗金義軍的活動遭受打擊。隨後，宋廷採用棄淮守江的戰略，放棄兩淮，南逃臨安。結果造成臨安衛軍政變，金軍亦乘機南下，宋高宗航海走避，南宋險些亡國。金軍窮追宋高宗不獲，由江南北撤，被南宋韓世忠部攔截在黃天蕩，北撤金軍險遭滅頂之災。此後，金軍不敢輕易渡江，南宋朝廷得以立足江南。
南宋在江南的統治穩固之後，實施了幾項戰略舉措是較為成功的。一是加強川陝防禦，阻擋金軍入川之舉；二是建立以長江中游地區為重點連結淮東的江淮防禦體系，以阻止金軍進攻；三是實施以荊襄為基地，聯絡河朔，乘隙而進，直搗中原的戰略方針。同時，南宋還重視發展軍事技術，改革軍事制度，加強軍隊建設，從而使國防力量有所增強，從屢戰屢敗到勝多敗少，戰略形勢逐漸向有利於南宋方面轉化，曾一度出現北進的較好形勢。但南宋以妥協求和，偏安自保為基本方針，貫徹以文制武的軍事指揮原則，極大地抑制了領兵將帥才能的發揮，妨礙了軍事的發展。尤其在紹興十一年(西元1114年)採取的解除三大將兵權、殺害抗金名將岳飛、縮編軍隊等錯誤措施，無疑是自毀長城。結果，南宋在偏安中逐步走向衰弱。
蒙古興起之後，蒙古、西夏、金三國在北方激戰，此時是南宋向外發展的最佳時機。但是，南宋統治者在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對北方三國斯殺作壁上觀，沒有任何積極的行動。待西夏滅亡，金北方盡失，戰略轉移，南攻宋地，南宋才被迫應戰。南宋雖能阻止金軍南下，但兵力受損，蒙古勢力也進入黃河以北，南宋再無力北攻。金垂亡之際，南宋尚不知唇亡齒寒，大禍將至，竟作出聯蒙滅金的決策，結果寸土未得，實力暴露，最終走向滅亡。南宋德佑二年(西元1276年)，元軍攻克臨安，宋廷謝太后及恭帝投降。部分抗戰派大臣南下福建、廣東建立南宋行朝，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共撐危局，南宋祥興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兵敗被俘，他在被俘途中寫下《過零丁洋》一詩，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表現出崇高的氣節。元朝統治者將他囚禁在大都。面對元朝的種種威逼利誘，文天祥始終堅貞不屈，於至元十九年（西元1282年）十二月就義於元大都。祥興二年(西元1279年)正月，元將張弘范率水軍攻打厓山，與行朝進行最後決戰。二月，宋軍大敗，陸秀夫身背末帝趙昺跳海而亡，之後張世傑墮海殉國。南宋至此滅亡。
南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北宋，但行政機構較北宋精簡集中，適應於新形勢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首先對中央最高行政機構三省六部進行了調整，合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為一，以左、右僕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廢尚書左、右丞。六部中的各部，只設長官或副長官，主持部務；所屬司級機構，除戶部以事務繁多未減少外，其他五部通過兼領、合併而大量省並。地方府、州、軍、監級和縣級機構，基本沿襲北宋制度。南宋中央統禦體制前後有所變化。建炎初，以禦營司掌兵權，由宰相和執政兼任禦營使和禦營副使，禦營司實際成為統領全軍的最高軍事機構。建炎末，恢復北宋樞密院管軍舊制，樞密院又成為最高軍事機構。南宋還曾在臨安設置諸路軍事都督和三衙等重要軍事機構。南宋建立後，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先後設置招討司、宣撫使司、鎮撫使司、制置使司等軍事統禦機構，對維護地方治安和抗擊金軍起到一定的作用。
南宋的經濟在某些方面比北宋發達。儘管南宋國土比北宋減少五分之二，但農業生產發達地區都在南宋境內。因此，南宋農業生產的總體水準並不亞於北宋。而軍器製造、採礦冶煉、造船等手工業生產的技術、規模等方面都超過北宋。南宋立國後，襄陽、漢中、兩浙和江東地區漸成為糧食生產基地，作物的栽培技術比以前也有進步。在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人工踏犁、竹龍等先進工具，水利灌溉系統也更為發達。手工業方面，養蠶織錦、絲織業、棉織業有較大發展。雕板印刷與活字印刷業非常發達，印製了大量書籍，造紙業也隨之發達，可以造出各種用途的紙張，促進了南宋時期文化事業的發展。瓷器製造業也頗發達，著名的帶有碎紋（稱“百圾碎”）的青瓷——哥窯瓷就是南宋浙江龍泉縣燒造的，運銷海外的瓷器比過去也增加了。南宋造船業十分發達。城市工商業繁榮，各種市場遍佈城中，出售的商品門類繁多。首創在商業中使用紙幣——會子。政府鼓勵海外貿易，當時與東南亞、大食、朝鮮、乃至東非諸國都有貿易往來。
南宋的文化事業非常發達，出現了理學家朱熹、陸九淵，文學家辛棄疾、陸遊等人。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理學逐步取得了官學地位。
女真建國
金國
金國是中國歷史上以女真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先建都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鎮)，後遷都燕京(今北京)，再遷都至汴京(今河南開封)。其創建者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金共曆九帝，前後一百二十年。疆域盛時北達今外興安嶺，南抵淮河，東臨於海，西至陝西，人口4470余萬。
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長白山和黑龍江流域。五代時，女真之名始見於史籍，並受契丹遼所統治。在遼統治初期，它還處於原始氏族形態，但隨著人口的增加與鐵器的大量使用，使其快速發展起來，到遼末年，女真族以成為北方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女真完顏部首領完顏阿骨打在統一了女真各部後，于遼天慶四年(西元1114年)九月，率部誓師於淶流河(今黑龍江與吉林省間拉林河)畔，向遼朝的契丹統治者宣戰。他在取得甯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戰勝利後，于遼天慶五年(西元1115年)稱帝建國，國號大金，年號收國。
金朝建國後，在護步答岡會戰中大敗遼軍，隨後展開以遼五京為戰略目標的滅遼之戰。攻取五京的前後步驟是東京(今遼寧遼陽)、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西元1120年，金與宋簽定“海上之盟”共同對遼，西元一一二五年，遼天祚帝被俘，金國完全控制了北方。
在消滅遼國以後，金國把矛頭直指向宋朝。金太宗吳乞買（完顏晟）挾滅遼之威，大舉進攻宋朝，雖然宋軍民全力反抗，但由於宋統治者的無能，使得金國連連得勝，于金天會五年(西元1127年)攻佔了北宋都城開封，虜去徽欽二帝，使北宋滅亡。南宋王朝的建立使得金國繼續向南進兵，而南宋的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等人對金國的抵抗使得金軍實力大降，無力再和南宋交戰，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金在與南宋、西夏並立期間，迫使西夏臣附、南宋屈辱求和，始終維持其霸主地位。但是，隨著蒙古的興起，金的強國地位受到了威脅。金蒙世仇，結怨甚深，蒙古人對金「怨入骨髓」。金西北鄰蒙古，西鄰西夏，南鄰南宋，處於西、西北、南三戰之地，戰略地位有明顯的弱勢。對待三國的戰略，金的正確選擇是結夏聯宋，對抗蒙古。團結西夏，可以從西面牽制蒙古南下。成吉思汗于建國後對金「乃定議致討，然未敢輕動」，其重要原因是擔心攻金時西夏可能構成的側面威脅。聯合南宋，可以免除後顧之憂，避免兩面作戰，全力對付蒙古。然而，金朝統治者卻錯誤地選擇了絕夏、攻宋、抗蒙的戰略，結果三面樹敵，自我孤立，致使形勢急轉直下。蒙古攻西夏，西夏求援于金，金坐視不救，西夏投附於蒙古，與蒙古聯手攻金，金處於西、北兩面受敵窘境。金為減輕壓力，從中都遷都汴京，採取棄北圖南的戰略，進攻南宋，企圖挹彼注茲，失之于蒙而獲利于宋，於是「南開宋戰，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結果，金北方盡失于蒙，南方受挫于宋，國土日蹙，國力日衰。金國于天興元年（1233年），元太宗窩闊台帥軍攻下汴京，金哀宗逃至蔡州，次年，蔡州在蒙古軍與宋軍聯合進攻下被攻破，金國至此宣告滅亡。
金國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制度前後有所變化。女真部落聯盟時採用國相制，國相與部落聯盟長都勃極烈分治諸部。金朝建立之後，廢除國相制，建立勃極烈輔政制，初設四勃極烈(原意為官長)：諳班勃極烈、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阿買勃極烈、國論昃勃極烈，以後又增設國論乙室勃極烈，組成皇帝以下的最高統治機構。金太宗時，佔領遼、宋之地後，開始採用許多遼、宋制度。金熙宗時，對各項制度作了改革。金海陵王遷都中都(今北京)，統一制度，又作了進一步的改革。金世宗時，各項制度大體確立。中央設尚書省綜理政務，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政務。地方設路、府、州、縣四級。
金朝的軍事制度是一種多成分的結合體，在原女真軍制的基礎上，廣泛吸收了契丹，渤海、奚、漢等民族的軍事制度，而有其自身的特點。金朝軍事機構較為簡化，重視騎兵的作用，也逐步建立和發展其他兵種，軍隊中民族成分複雜，實行簽軍(徵兵)和募兵兵役制度，軍事職官的地位較高。金朝的軍制對後世的軍制有一定的影響。
金國在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國力非常落後，經濟制度還存在著一些原始社會的殘餘。自太宗、熙宗、海陵王以來，金國進行了全面的轉型，使其從原來的遊牧部落變為了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封建集權制國家，為其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很大差異。
金代文化雖然保留和吸收了女真族的某些文化傳統，但基本上是繼承遼、宋的漢族文化。
金國是中國歷史上以女真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先建都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鎮)，後遷都燕京(今北京)，再遷都至汴京(今河南開封)。其創建者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金共曆九帝，前後一百二十年。疆域盛時北達今外興安嶺，南抵淮河，東臨於海，西至陝西，人口4470余萬。
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長白山和黑龍江流域。五代時，女真之名始見於史籍，並受契丹遼所統治。在遼統治初期，它還處於原始氏族形態，但隨著人口的增加與鐵器的大量使用，使其快速發展起來，到遼末年，女真族以成為北方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女真完顏部首領完顏阿骨打在統一了女真各部後，于遼天慶四年(西元1114年)九月，率部誓師於淶流河(今黑龍江與吉林省間拉林河)畔，向遼朝的契丹統治者宣戰。他在取得甯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戰勝利後，于遼天慶五年(西元1115年)稱帝建國，國號大金，年號收國。
金朝建國後，在護步答岡會戰中大敗遼軍，隨後展開以遼五京為戰略目標的滅遼之戰。攻取五京的前後步驟是東京(今遼寧遼陽)、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西元1120年，金與宋簽定“海上之盟”共同對遼，西元一一二五年，遼天祚帝被俘，金國完全控制了北方。
在消滅遼國以後，金國把矛頭直指向宋朝。金太宗吳乞買（完顏晟）挾滅遼之威，大舉進攻宋朝，雖然宋軍民全力反抗，但由於宋統治者的無能，使得金國連連得勝，于金天會五年(西元1127年)攻佔了北宋都城開封，虜去徽欽二帝，使北宋滅亡。南宋王朝的建立使得金國繼續向南進兵，而南宋的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等人對金國的抵抗使得金軍實力大降，無力再和南宋交戰，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金在與南宋、西夏並立期間，迫使西夏臣附、南宋屈辱求和，始終維持其霸主地位。但是，隨著蒙古的興起，金的強國地位受到了威脅。金蒙世仇，結怨甚深，蒙古人對金「怨入骨髓」。金西北鄰蒙古，西鄰西夏，南鄰南宋，處於西、西北、南三戰之地，戰略地位有明顯的弱勢。對待三國的戰略，金的正確選擇是結夏聯宋，對抗蒙古。團結西夏，可以從西面牽制蒙古南下。成吉思汗于建國後對金「乃定議致討，然未敢輕動」，其重要原因是擔心攻金時西夏可能構成的側面威脅。聯合南宋，可以免除後顧之憂，避免兩面作戰，全力對付蒙古。然而，金朝統治者卻錯誤地選擇了絕夏、攻宋、抗蒙的戰略，結果三面樹敵，自我孤立，致使形勢急轉直下。蒙古攻西夏，西夏求援于金，金坐視不救，西夏投附於蒙古，與蒙古聯手攻金，金處於西、北兩面受敵窘境。金為減輕壓力，從中都遷都汴京，採取棄北圖南的戰略，進攻南宋，企圖挹彼注茲，失之于蒙而獲利于宋，於是「南開宋戰，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結果，金北方盡失于蒙，南方受挫于宋，國土日蹙，國力日衰。金國于天興元年（1233年），元太宗窩闊台帥軍攻下汴京，金哀宗逃至蔡州，次年，蔡州在蒙古軍與宋軍聯合進攻下被攻破，金國至此宣告滅亡。
金國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制度前後有所變化。女真部落聯盟時採用國相制，國相與部落聯盟長都勃極烈分治諸部。金朝建立之後，廢除國相制，建立勃極烈輔政制，初設四勃極烈(原意為官長)：諳班勃極烈、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阿買勃極烈、國論昃勃極烈，以後又增設國論乙室勃極烈，組成皇帝以下的最高統治機構。金太宗時，佔領遼、宋之地後，開始採用許多遼、宋制度。金熙宗時，對各項制度作了改革。金海陵王遷都中都(今北京)，統一制度，又作了進一步的改革。金世宗時，各項制度大體確立。中央設尚書省綜理政務，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政務。地方設路、府、州、縣四級。
金朝的軍事制度是一種多成分的結合體，在原女真軍制的基礎上，廣泛吸收了契丹，渤海、奚、漢等民族的軍事制度，而有其自身的特點。金朝軍事機構較為簡化，重視騎兵的作用，也逐步建立和發展其他兵種，軍隊中民族成分複雜，實行簽軍(徵兵)和募兵兵役制度，軍事職官的地位較高。金朝的軍制對後世的軍制有一定的影響。
金國在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國力非常落後，經濟制度還存在著一些原始社會的殘餘。自太宗、熙宗、海陵王以來，金國進行了全面的轉型，使其從原來的遊牧部落變為了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封建集權制國家，為其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很大差異。
金代文化雖然保留和吸收了女真族的某些文化傳統，但基本上是繼承遼、宋的漢族文化。
黨項稱霸
西夏
西夏是中國歷史上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其創建者為夏景宗李元昊。西夏疆域，東臨黃河，西界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小方盤城)，南接蕭關(今甘肅環縣北)，北抵大漠。盛時轄地二十二州，包括今寧夏及陝西北部、甘肅西北部、青海東北部及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共曆十帝，前後一百九十年。與遼、北宋及金、南宋先後鼎立。
黨項族原屬於羌族的一支，居地在今青海東南部黃河曲一帶。從唐末，經五代到北宋，黨項拓跋氏均以中原王朝節度使的身分統轄以夏州(今陝西橫山)為中心的五州之地。經過李繼遷(元昊之祖父)、李德明(元昊之父)兩代人的艱苦努力，實施依遼和宋、用兵吐蕃與回鶻的戰略，向西發展佔領西涼府(今甘肅武威)、甘州(今甘肅張掖北)、瓜州(今甘肅安西東)等州，控制了河西走廊，為李元昊的稱帝建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宋仁宗天聖九年(西元1031年)，李德明死，李元昊繼位，不再接受封號，廢除唐、宋所賜李、趙姓氏，改姓嵬名氏，自號「兀卒」(青天子)。隨後，李元昊實行變髮式、定服飾、造文字、簡禮儀、立官制等一系列改革，並升興州為興慶府，擴建宮城，準備建國稱帝。宋仁宗景佑元年(西元1034年)，他開始不斷向宋發動攻勢，在府州(今山西府穀)、環州(今甘肅環縣)、慶州(今甘肅慶陽)等地擊敗宋軍。宋仁宗寶元元年(西元1038年)，元昊正式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國號大夏，史稱西夏。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響很大，官制的設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禦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地方行政編制分州、縣兩級，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國防要地有時也設郡、府。
西夏的軍事制度是在黨項的部落兵制的基礎上吸取宋制而發展起來的。樞密院是西夏最高的軍事統禦機構，下設諸司。軍隊由中央侍衛軍、擒生軍和地方軍三部分組成。中央侍衛軍包括「質子軍」、皇帝衛隊和京師衛戍部隊。「質子軍」人數約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選拔善於騎射者組成的一支衛戍部隊，負責保衛皇帝安全，號稱「禦圍內六班直」，分三番宿衛。另有皇帝親信衛隊3000人，是從境內各軍中精選出來的強勇之士組成，皆為重甲騎兵，分為十隊，每隊三百人，隨皇帝出入作戰。京城地區還屯駐一支訓練有素的衛戍部隊，共2.5萬人，裝備優良，是中央侍衛軍的主力。擒生軍人數約十萬，是西夏的精銳部隊。主要任務是承擔攻堅和機動作戰。因在戰鬥中生擒敵軍為奴隸，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軍由各監軍司所轄，共有50萬人，軍兵種主要是騎兵和步兵兩種。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參加戰鬥。
黨項族原來主要從事畜牧業和狩獵，通過學習漢族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農業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到西夏建國時，農業生產已成為西夏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西夏建國後，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大力興修水利工程，並親自主持修築了從今青銅峽至平羅的灌渠，世稱「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後，興慶府、靈州一帶，一直是西夏糧食生產的主要基地。在發展農業的同時，西夏統治者也較重視畜牧業生產。國家專門設立群牧司負責畜牧業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區主要分佈在橫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帶，牧養的牲畜以羊、馬、駝、牛為主，還有驢、騾、豬等。由於農、牧業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西夏的冶煉、采鹽制鹽、磚瓦、陶瓷、紡織、造紙、印刷、釀造、金銀木器製作等手工業生產也都具有一定的規模和水準。
在西夏統治者的宣導下，黨項族是同時期接受漢文化較多的一個民族。可以說，西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西夏末期，朝政長期處於內亂之中，政敵和宗党間的鬥爭激烈。蒙古汗國建立後，幾次征討西夏，經過長期的抗爭，西夏於末帝寶義二年(西元1227年)被蒙古所滅。
西夏是中國歷史上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其創建者為夏景宗李元昊。西夏疆域，東臨黃河，西界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小方盤城)，南接蕭關(今甘肅環縣北)，北抵大漠。盛時轄地二十二州，包括今寧夏及陝西北部、甘肅西北部、青海東北部及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共曆十帝，前後一百九十年。與遼、北宋及金、南宋先後鼎立。
黨項族原屬於羌族的一支，居地在今青海東南部黃河曲一帶。從唐末，經五代到北宋，黨項拓跋氏均以中原王朝節度使的身分統轄以夏州(今陝西橫山)為中心的五州之地。經過李繼遷(元昊之祖父)、李德明(元昊之父)兩代人的艱苦努力，實施依遼和宋、用兵吐蕃與回鶻的戰略，向西發展佔領西涼府(今甘肅武威)、甘州(今甘肅張掖北)、瓜州(今甘肅安西東)等州，控制了河西走廊，為李元昊的稱帝建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宋仁宗天聖九年(西元1031年)，李德明死，李元昊繼位，不再接受封號，廢除唐、宋所賜李、趙姓氏，改姓嵬名氏，自號「兀卒」(青天子)。隨後，李元昊實行變髮式、定服飾、造文字、簡禮儀、立官制等一系列改革，並升興州為興慶府，擴建宮城，準備建國稱帝。宋仁宗景佑元年(西元1034年)，他開始不斷向宋發動攻勢，在府州(今山西府穀)、環州(今甘肅環縣)、慶州(今甘肅慶陽)等地擊敗宋軍。宋仁宗寶元元年(西元1038年)，元昊正式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國號大夏，史稱西夏。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響很大，官制的設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禦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地方行政編制分州、縣兩級，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國防要地有時也設郡、府。
西夏的軍事制度是在黨項的部落兵制的基礎上吸取宋制而發展起來的。樞密院是西夏最高的軍事統禦機構，下設諸司。軍隊由中央侍衛軍、擒生軍和地方軍三部分組成。中央侍衛軍包括「質子軍」、皇帝衛隊和京師衛戍部隊。「質子軍」人數約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選拔善於騎射者組成的一支衛戍部隊，負責保衛皇帝安全，號稱「禦圍內六班直」，分三番宿衛。另有皇帝親信衛隊3000人，是從境內各軍中精選出來的強勇之士組成，皆為重甲騎兵，分為十隊，每隊三百人，隨皇帝出入作戰。京城地區還屯駐一支訓練有素的衛戍部隊，共2.5萬人，裝備優良，是中央侍衛軍的主力。擒生軍人數約十萬，是西夏的精銳部隊。主要任務是承擔攻堅和機動作戰。因在戰鬥中生擒敵軍為奴隸，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軍由各監軍司所轄，共有50萬人，軍兵種主要是騎兵和步兵兩種。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參加戰鬥。
黨項族原來主要從事畜牧業和狩獵，通過學習漢族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農業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到西夏建國時，農業生產已成為西夏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西夏建國後，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大力興修水利工程，並親自主持修築了從今青銅峽至平羅的灌渠，世稱「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後，興慶府、靈州一帶，一直是西夏糧食生產的主要基地。在發展農業的同時，西夏統治者也較重視畜牧業生產。國家專門設立群牧司負責畜牧業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區主要分佈在橫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帶，牧養的牲畜以羊、馬、駝、牛為主，還有驢、騾、豬等。由於農、牧業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西夏的冶煉、采鹽制鹽、磚瓦、陶瓷、紡織、造紙、印刷、釀造、金銀木器製作等手工業生產也都具有一定的規模和水準。
在西夏統治者的宣導下，黨項族是同時期接受漢文化較多的一個民族。可以說，西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西夏末期，朝政長期處於內亂之中，政敵和宗党間的鬥爭激烈。蒙古汗國建立後，幾次征討西夏，經過長期的抗爭，西夏於末帝寶義二年(西元1227年)被蒙古所滅。
文盛武衰
北宋
西元960年－西元1127年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開封(今屬河南)，其創建者為宋太祖趙匡胤。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國又歸於統一。但由於與宋同時代的遼、金、西夏等國的強大，北宋與以後的南宋政權一直處於外族的危脅之中。
五代後周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病死，七歲的恭帝繼位，時任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的趙匡胤掌握了軍權。翌年正月初，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黃袍加身。並率軍入開封，脅迫周恭帝禪位，奪取了皇位。因趙匡胤所領的歸德軍駐在宋州，所以建國號為宋，定都於開封。史稱北宋。經過十餘年的南征北伐，趙匡胤消滅了後周藩鎮勢力的反抗，攻滅了荊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招降割據吳越的錢俶，平定北漢。於是自安史之亂以來，二百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北宋疆域東、南臨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與遼接壤，西北至今陝西白於山、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與西夏、吐蕃毗鄰，西南與越南接界。
在五代十國的後晉時期，曾把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割與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國。為了收復燕雲十六州，北宋與遼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自宋太宗趙光義起，北宋曾多次與遼交戰，但一直未能收復失地。直至西元1004年，北宋真宗與遼國在澶州定下了停戰和議，約定宋遼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遼交納"歲幣"，雙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國北方才有了少許安寧，宋、遼的這次結盟被後世稱之為"澶淵之盟"。
在宋朝建立之初，為使宋王朝能長治久安，而不致成為繼五代後的第六個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趙匡胤除了致力於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外，還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針，大力實施「強幹弱枝」政策。
為防止武將專政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大將對軍隊的控制，實行重文輕武政策，提倡文人典軍，嚴禁武人幹政。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党膠固」。另外，宋沿襲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書令)實權，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使皇帝掌握的權力超過了歷朝歷代。為消除藩鎮割據的局面，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採取「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閒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在科舉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試的方式對考生進行最終的考核。這樣一來，北宋王朝的官僚階級隊伍得到了壯大，從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鞏固了政權。
北宋的「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雖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權力，使宋朝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面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宋朝國祚延長，但卻造成宋代的國力積貧積弱，使財政拮据、地方權憲過小、軍隊戰鬥力削弱、外患深重等消極後果。北宋的外敵主要有遼國(其前身即契丹)、西夏和金國。儘管宋室耗費大量銀、絹向它們繳納歲幣，始終改變不了被動挨打的狀態。最後亡於外敵之手。
北宋雖然外患深重、積貧積弱，但在內治方面，卻是非常成功的，宋代的經濟、文化、科技之強，人才之盛較之漢唐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初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由於實施兩稅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經濟制度，從而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加，墾田面積的擴大，鐵制工具製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和產量倍增等等。據統計，宋太宗至道三年(西元997年)，北宋戶籍上有413萬多戶，而到宋仁宗嘉佑八年(西元1063年)，北宋戶數已逾1246萬多戶。宋太宗至道二年(西元996年)，耕地有3億多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西元1021年)，增至5.2億多畝。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北宋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遠超唐代。商業市場打破了舊的格局，大小城鎮貿易盛況空前，都市商業十分興旺繁榮，十萬戶以上的城市達四十多個，而宋都開封更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
開封在北宋時又稱東京(東都或汴京)。據記載，東京的手工、商業多達一百六十行，沿街店鋪林立；鬧市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絕。在京都市場上，各地貨物琳琅滿目，甚至日本、朝鮮、阿拉伯等國的商品亦有買賣。而北宋為了應付貿易及商業發展的需要，還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紙幣的出現及廣泛使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社會經濟的發達，由此亦可見一斑。宋人孟元老曾撰《東京夢華錄》，詳盡描寫宋東京的繁華，當時開封城中有鬧市、有酒樓、有茶館、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盡，五更時分又再燃燈開張，夜以繼日，人煙不斷，可謂「不夜城」。此外，畫家張擇端還畫了一幅《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汴京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上河是宋時民間對清明祭祖墳之謂，意同「上塚」。該畫描繪出清明時節東京東角子門內外及汴河兩岸的繁榮熱鬧景象，但見橋上車水馬龍，商販雲集，行人絡繹不絕，表現出當時中國第一都會的繁榮興盛。
在史學和文學方面，北宋有著極高的成就。其間名人輩出。宋朝的科舉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史學方面，北宋歐陽修等編纂《新唐書》，對唐史的保存，有很大的貢獻。而司馬光主編的钜著《資治通鑒》，更是編年史的典範。《資治通鑒》自英宗治平三年(西元1066年)始修，至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成書，前後歷時十九年。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司馬光曾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將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王朝的興衰、政治的得失記載下來，為後代帝王統治提供了重要借鑒，它對史學和文學的影響力至今不衰。除史學之外，北宋的文學發展，也在中國文壇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詞」，更是唐詩之後中國文學史上另一座豐碑。北宋的詞人輩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等等。柳永、周邦彥的詞以綺豔著稱，而豪放派的蘇軾則最為後世所熟識。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並稱「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北宋文學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韓愈以來的古文運動取得進一步的成功，當中有許多作品傳頌至今。在散文、詩、詞等文學形式發展的同時，話本和戲曲這類民間說唱文學也蓬勃發展，並為元代戲曲和明代小說的興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礎。由此可見，北宋的文學成就，具有承前啟後的劃時代意義。
宋代也是科技文化的繁榮時期。尤其是聞名於世的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大發明，開發和應用主要是在這個階段。
北宋由於一建國即推行「強幹弱枝」政策，到了中期便造成積貧積弱局面：對外軟弱無能，屢受外敵進侵；對內吏治敗壞，冗官冗吏充斥。有識之士深以為憂，遂生改革弊政之議，以扭轉危機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響最大的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和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但兩次變法維新卻屢遭保守朝臣及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北宋逐步走向衰亡。
宋徽宗在位時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時期。眾多的農民傾家蕩產無以為生，紛紛起事反抗暴政。其間以方臘、宋江先後領導的農民起義影響最大。以山東梁山泊為據點的宋江農民起義，轉戰于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江蘇北部一帶，並屢次打敗官軍。最後宋江等被朝廷招安，宋徽宗因素愛奇石玩好，時常在民間搜刮珍寶，並用大船運回京，每十船組成一綱，稱為「花石綱」，許多百姓因而家破人亡，東南地區的杭州一帶受害尤烈，終於激起以方臘為首的民變。朝廷不斷派重兵鎮壓，均未成功。後來改派被招安的宋江隊伍參與圍剿，才于宣和三年(1121年)消滅起義軍，方臘被俘並于同年八月被處死。宋末農民起義雖然都歸於失敗，但卻大大地動搖了宋室的統治。
與此同時，北方女真族所建的金國崛起。宋室為了收復燕、雲諸州，便聯金滅遼，但其虛弱也為金國所洞悉。就在滅遼的同一年，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分兵兩路大舉南下侵宋。東路大軍由斡不離指揮，西路則由粘罕指揮，共同進攻太原。此時，宋朝的局面已經大亂，徽宗迫不得已將皇位讓于太子趙恒，是為宋欽宗。寄希望於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轉不利局勢。此時，金兵已到達黃河岸邊，直迫宋都開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北宋軍隊在丞相李綱的指揮下，擊退了金軍，暫時制止了金國的南侵，但由於徽、欽二帝的無能，一心想和金國求和。他們先後答應割地賠款給金國，又罷免了李綱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無忌憚。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金軍攻陷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廢宋帝為庶人，立宋臣張邦昌為皇帝，國號楚。至此，北宋王朝宣告滅亡。其間共曆七世九帝，享國一百六十八年。
西元960年－西元1127年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開封(今屬河南)，其創建者為宋太祖趙匡胤。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國又歸於統一。但由於與宋同時代的遼、金、西夏等國的強大，北宋與以後的南宋政權一直處於外族的危脅之中。
五代後周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病死，七歲的恭帝繼位，時任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的趙匡胤掌握了軍權。翌年正月初，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黃袍加身。並率軍入開封，脅迫周恭帝禪位，奪取了皇位。因趙匡胤所領的歸德軍駐在宋州，所以建國號為宋，定都於開封。史稱北宋。經過十餘年的南征北伐，趙匡胤消滅了後周藩鎮勢力的反抗，攻滅了荊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招降割據吳越的錢俶，平定北漢。於是自安史之亂以來，二百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北宋疆域東、南臨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與遼接壤，西北至今陝西白於山、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與西夏、吐蕃毗鄰，西南與越南接界。
在五代十國的後晉時期，曾把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割與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國。為了收復燕雲十六州，北宋與遼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自宋太宗趙光義起，北宋曾多次與遼交戰，但一直未能收復失地。直至西元1004年，北宋真宗與遼國在澶州定下了停戰和議，約定宋遼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遼交納"歲幣"，雙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國北方才有了少許安寧，宋、遼的這次結盟被後世稱之為"澶淵之盟"。
在宋朝建立之初，為使宋王朝能長治久安，而不致成為繼五代後的第六個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趙匡胤除了致力於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外，還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針，大力實施「強幹弱枝」政策。
為防止武將專政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大將對軍隊的控制，實行重文輕武政策，提倡文人典軍，嚴禁武人幹政。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党膠固」。另外，宋沿襲唐制，又大力削弱宰相(中書令)實權，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使皇帝掌握的權力超過了歷朝歷代。為消除藩鎮割據的局面，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採取「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閒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在科舉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試的方式對考生進行最終的考核。這樣一來，北宋王朝的官僚階級隊伍得到了壯大，從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鞏固了政權。
北宋的「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雖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權力，使宋朝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面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宋朝國祚延長，但卻造成宋代的國力積貧積弱，使財政拮据、地方權憲過小、軍隊戰鬥力削弱、外患深重等消極後果。北宋的外敵主要有遼國(其前身即契丹)、西夏和金國。儘管宋室耗費大量銀、絹向它們繳納歲幣，始終改變不了被動挨打的狀態。最後亡於外敵之手。
北宋雖然外患深重、積貧積弱，但在內治方面，卻是非常成功的，宋代的經濟、文化、科技之強，人才之盛較之漢唐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初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由於實施兩稅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經濟制度，從而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加，墾田面積的擴大，鐵制工具製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和產量倍增等等。據統計，宋太宗至道三年(西元997年)，北宋戶籍上有413萬多戶，而到宋仁宗嘉佑八年(西元1063年)，北宋戶數已逾1246萬多戶。宋太宗至道二年(西元996年)，耕地有3億多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西元1021年)，增至5.2億多畝。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北宋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遠超唐代。商業市場打破了舊的格局，大小城鎮貿易盛況空前，都市商業十分興旺繁榮，十萬戶以上的城市達四十多個，而宋都開封更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
開封在北宋時又稱東京(東都或汴京)。據記載，東京的手工、商業多達一百六十行，沿街店鋪林立；鬧市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絕。在京都市場上，各地貨物琳琅滿目，甚至日本、朝鮮、阿拉伯等國的商品亦有買賣。而北宋為了應付貿易及商業發展的需要，還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紙幣的出現及廣泛使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社會經濟的發達，由此亦可見一斑。宋人孟元老曾撰《東京夢華錄》，詳盡描寫宋東京的繁華，當時開封城中有鬧市、有酒樓、有茶館、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盡，五更時分又再燃燈開張，夜以繼日，人煙不斷，可謂「不夜城」。此外，畫家張擇端還畫了一幅《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汴京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上河是宋時民間對清明祭祖墳之謂，意同「上塚」。該畫描繪出清明時節東京東角子門內外及汴河兩岸的繁榮熱鬧景象，但見橋上車水馬龍，商販雲集，行人絡繹不絕，表現出當時中國第一都會的繁榮興盛。
在史學和文學方面，北宋有著極高的成就。其間名人輩出。宋朝的科舉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史學方面，北宋歐陽修等編纂《新唐書》，對唐史的保存，有很大的貢獻。而司馬光主編的钜著《資治通鑒》，更是編年史的典範。《資治通鑒》自英宗治平三年(西元1066年)始修，至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成書，前後歷時十九年。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司馬光曾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將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王朝的興衰、政治的得失記載下來，為後代帝王統治提供了重要借鑒，它對史學和文學的影響力至今不衰。除史學之外，北宋的文學發展，也在中國文壇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詞」，更是唐詩之後中國文學史上另一座豐碑。北宋的詞人輩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等等。柳永、周邦彥的詞以綺豔著稱，而豪放派的蘇軾則最為後世所熟識。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並稱「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北宋文學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韓愈以來的古文運動取得進一步的成功，當中有許多作品傳頌至今。在散文、詩、詞等文學形式發展的同時，話本和戲曲這類民間說唱文學也蓬勃發展，並為元代戲曲和明代小說的興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礎。由此可見，北宋的文學成就，具有承前啟後的劃時代意義。
宋代也是科技文化的繁榮時期。尤其是聞名於世的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大發明，開發和應用主要是在這個階段。
北宋由於一建國即推行「強幹弱枝」政策，到了中期便造成積貧積弱局面：對外軟弱無能，屢受外敵進侵；對內吏治敗壞，冗官冗吏充斥。有識之士深以為憂，遂生改革弊政之議，以扭轉危機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響最大的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和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但兩次變法維新卻屢遭保守朝臣及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北宋逐步走向衰亡。
宋徽宗在位時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時期。眾多的農民傾家蕩產無以為生，紛紛起事反抗暴政。其間以方臘、宋江先後領導的農民起義影響最大。以山東梁山泊為據點的宋江農民起義，轉戰于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江蘇北部一帶，並屢次打敗官軍。最後宋江等被朝廷招安，宋徽宗因素愛奇石玩好，時常在民間搜刮珍寶，並用大船運回京，每十船組成一綱，稱為「花石綱」，許多百姓因而家破人亡，東南地區的杭州一帶受害尤烈，終於激起以方臘為首的民變。朝廷不斷派重兵鎮壓，均未成功。後來改派被招安的宋江隊伍參與圍剿，才于宣和三年(1121年)消滅起義軍，方臘被俘並于同年八月被處死。宋末農民起義雖然都歸於失敗，但卻大大地動搖了宋室的統治。
與此同時，北方女真族所建的金國崛起。宋室為了收復燕、雲諸州，便聯金滅遼，但其虛弱也為金國所洞悉。就在滅遼的同一年，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分兵兩路大舉南下侵宋。東路大軍由斡不離指揮，西路則由粘罕指揮，共同進攻太原。此時，宋朝的局面已經大亂，徽宗迫不得已將皇位讓于太子趙恒，是為宋欽宗。寄希望於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轉不利局勢。此時，金兵已到達黃河岸邊，直迫宋都開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北宋軍隊在丞相李綱的指揮下，擊退了金軍，暫時制止了金國的南侵，但由於徽、欽二帝的無能，一心想和金國求和。他們先後答應割地賠款給金國，又罷免了李綱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無忌憚。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金軍攻陷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廢宋帝為庶人，立宋臣張邦昌為皇帝，國號楚。至此，北宋王朝宣告滅亡。其間共曆七世九帝，享國一百六十八年。
刀鋒文明
遼國
遼國是中國歷史上以契丹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都城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其創建者為耶律阿保機(漢名億)。 遼國共曆九帝，前後二百一十年。其疆域東臨北海、東海、黃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龍堆沙漠)，北至克魯倫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流域，東北迄外興安嶺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溝河及今甘肅北界。
契丹族是中國古代北方地區的一個民族。歷史文獻上有關契丹族的確實記載，始于北魏登國四年(西元389年)。其主要活動地區是在潢河(今西拉木倫河)一帶，生活方式是逐水草遷徙的遊牧、狩獵。該族不斷地發展壯大。唐朝初年，契丹八個部落組成部落聯盟，有兵四萬，接受唐朝統轄。唐朝衰落後，契丹族不斷向外擴張，俘掠外族人口，實力大增。後樑貞明二年(西元916年)，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擊敗了的剌葛、迭剌等人，在龍化州(今內蒙古昭烏達盟八仙筒附近)稱天皇帝，建元神冊，國號契丹。神冊三年(西元918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潢河以北正式建都城，稱為皇都(後改稱上京)。隨後，降服甘州回鶻，攻滅渤海國。會同元年(西元947年)，遼太宗滅亡後晉，改國號大遼。統和元年(西元983年)，遼聖宗耶律隆緒曾改國號契丹。以後遼道宗鹹雍二年(西元1066年)，又恢復大遼國號。
遼太宗耶律德光統治時期，遼國從石敬塘的手中得到了燕雲十六州。以此為基礎，遼開始了對中原地區的擴張。耶律德光數次對中原進兵，希望征服整個中國，但因中原人民的反抗，使其計畫擱淺了下來。在太宗之後，經歷世宗阮（947——950年在位）和穆宗璟（951——969年在位）兩代，遼的統治內部出現了激烈的紛爭，直到景宗賢（969——982年在位）時，其統治才漸漸穩定下來。
景宗死後，其子十二歲的耶律隆緒即位，是為遼聖宗。由於聖宗年齡尚小，所以由其母蕭太后攝政，蕭太后是遼歷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譴耶律休哥為大將，于聖宗統和四年（987年）進兵攻宋，大敗宋軍。此後，遼國連年發兵攻宋，至聖宗二十二年，遼國攻至澶州城下，與宋真宗簽定了“檀淵之盟”，迫使宋朝年年向遼國進貢“歲幣”，遼宋兩國從此相對安定下來。遼聖宗依靠宋國的進貢，使遼的經濟發展起來，此時遼國達到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經過聖宗、興宗（1031——1055年）的盛世之後，遼國開始走向衰亡。西元1101年，遼天祚帝即位，此時隨著女真族的興起，遼國的統治逐漸受到威脅。西元1115年，金兵攻佔遼國重鎮黃龍府，隨後又與宋朝訂立“海上之盟”，共同攻遼。金兵在幾年的時間裏，佔領了包括東京遼陽府在內的大部分遼國土地，保大五年(西元1125年)，遼天祚帝被金軍俘虜，遼國自此滅亡。金天會九年(西元1131年)，原遼國大臣耶律大石在楚河流域重建國家，仍沿用遼國號，史稱西遼。
遼國採用「因俗而治」的統治制度，其特點是根據不同地域，各民族不同的發展水準，而制定獨特的統治制度。其內容包括有部族制、奴隸制、渤海制和漢族封建制，採用南、北兩套官制進行管理。「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史．百官志》)。「國制」是指契丹官制，統稱北面官，漢制官職統稱南面官。南、北面官的稱謂，與契丹習俗有密切關係。「遼俗東向而尚左」，因此，遼朝皇帝的宮帳都坐西朝東，文武百官的牙帳(官署)分列宮帳兩旁。遼朝尚左，皇帝的左面即北面官署。因此，北面官地位優於南面官。北南兩面官的區別還在於管理的範圍不同。「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州縣、租賦、軍馬之事」(《遼史．百官志》)。北面官主要管理北面的契丹人和其他遊牧民族，南面官主管南面從事農業經濟的漢族等。北面官制是在契丹氏族部落制基礎上發展來的一套官制。因此，北面官職多保留部落聯盟制的痕跡。如大於越府、北南大王院、北南宣徽院、大內惕隱司、大國舅司、大林牙院、敵烈麻都司等機構。遼南面官制實際上是從中原王朝移植過來的制度。最初，遼太祖仿唐制在中央設立三省，但是當時還未完全具備後來南面官三省的職能。朝中另設漢兒司，主管漢人事務，官員為總知漢兒司事，由漢族大臣擔任。遼朝得燕雲十六州後，對中原制度進一步吸收，漢制逐漸完備。
遼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前期由於國力主要用於向外擴張，採取奴隸制的掠奪式經濟，使遼初經濟發展較為緩慢，甚至對某些地區經濟造成破壞。直到遼聖宗時期，遼朝的經濟才有一個較大的發展，這無疑是封建化改革的結果。遼朝統治者管理經濟的辦法與政治制度相同，也採取「因俗而治」的方針。由於這一方針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北方社會經濟在這一時期處於上升階段。從生產性質劃分，遼代經濟大體可劃分為三大區域：漁獵區、牧區和農區。以漁獵為基本生產方式的是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間的契丹族以及東北部女真等族。以畜牧業為基本生產方式的是北方草原各民族。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是南部地區的漢族以及東部渤海人。三個地區的社會組織形態被納入一個統一的政體之內，加速了相互之間的交流，推動了遼代經濟向高層次的發展。早已進入封建門檻的南部漢族地區經濟，在遼代起主導作用，帶動著北邊地區，使牧區、漁獵區在不同的基礎上，以不同的步伐向封建經濟過渡。
遼國的文化發展及其成就，主要體現在天文曆法、醫學和建築方面。遼國曆法不僅吸收了中原漢族曆法的優點，而且在許多方面體現了契丹民族特色。遼國的醫學成就也很顯著，其針炙、切脈診法、婦產醫科、屍體防腐等技術都具有較高水準。遼國名醫直魯古所著《針炙脈決書》，在當時很有影響。遼代的建築受唐代建築的影響，並糅合契丹尚東之俗而形成自己的風格。遼代主要通行的文字是契丹文和漢文。
遼國是中國歷史上以契丹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都城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其創建者為耶律阿保機(漢名億)。 遼國共曆九帝，前後二百一十年。其疆域東臨北海、東海、黃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龍堆沙漠)，北至克魯倫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流域，東北迄外興安嶺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溝河及今甘肅北界。
契丹族是中國古代北方地區的一個民族。歷史文獻上有關契丹族的確實記載，始于北魏登國四年(西元389年)。其主要活動地區是在潢河(今西拉木倫河)一帶，生活方式是逐水草遷徙的遊牧、狩獵。該族不斷地發展壯大。唐朝初年，契丹八個部落組成部落聯盟，有兵四萬，接受唐朝統轄。唐朝衰落後，契丹族不斷向外擴張，俘掠外族人口，實力大增。後樑貞明二年(西元916年)，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擊敗了的剌葛、迭剌等人，在龍化州(今內蒙古昭烏達盟八仙筒附近)稱天皇帝，建元神冊，國號契丹。神冊三年(西元918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潢河以北正式建都城，稱為皇都(後改稱上京)。隨後，降服甘州回鶻，攻滅渤海國。會同元年(西元947年)，遼太宗滅亡後晉，改國號大遼。統和元年(西元983年)，遼聖宗耶律隆緒曾改國號契丹。以後遼道宗鹹雍二年(西元1066年)，又恢復大遼國號。
遼太宗耶律德光統治時期，遼國從石敬塘的手中得到了燕雲十六州。以此為基礎，遼開始了對中原地區的擴張。耶律德光數次對中原進兵，希望征服整個中國，但因中原人民的反抗，使其計畫擱淺了下來。在太宗之後，經歷世宗阮（947——950年在位）和穆宗璟（951——969年在位）兩代，遼的統治內部出現了激烈的紛爭，直到景宗賢（969——982年在位）時，其統治才漸漸穩定下來。
景宗死後，其子十二歲的耶律隆緒即位，是為遼聖宗。由於聖宗年齡尚小，所以由其母蕭太后攝政，蕭太后是遼歷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譴耶律休哥為大將，于聖宗統和四年（987年）進兵攻宋，大敗宋軍。此後，遼國連年發兵攻宋，至聖宗二十二年，遼國攻至澶州城下，與宋真宗簽定了“檀淵之盟”，迫使宋朝年年向遼國進貢“歲幣”，遼宋兩國從此相對安定下來。遼聖宗依靠宋國的進貢，使遼的經濟發展起來，此時遼國達到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經過聖宗、興宗（1031——1055年）的盛世之後，遼國開始走向衰亡。西元1101年，遼天祚帝即位，此時隨著女真族的興起，遼國的統治逐漸受到威脅。西元1115年，金兵攻佔遼國重鎮黃龍府，隨後又與宋朝訂立“海上之盟”，共同攻遼。金兵在幾年的時間裏，佔領了包括東京遼陽府在內的大部分遼國土地，保大五年(西元1125年)，遼天祚帝被金軍俘虜，遼國自此滅亡。金天會九年(西元1131年)，原遼國大臣耶律大石在楚河流域重建國家，仍沿用遼國號，史稱西遼。
遼國採用「因俗而治」的統治制度，其特點是根據不同地域，各民族不同的發展水準，而制定獨特的統治制度。其內容包括有部族制、奴隸制、渤海制和漢族封建制，採用南、北兩套官制進行管理。「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史．百官志》)。「國制」是指契丹官制，統稱北面官，漢制官職統稱南面官。南、北面官的稱謂，與契丹習俗有密切關係。「遼俗東向而尚左」，因此，遼朝皇帝的宮帳都坐西朝東，文武百官的牙帳(官署)分列宮帳兩旁。遼朝尚左，皇帝的左面即北面官署。因此，北面官地位優於南面官。北南兩面官的區別還在於管理的範圍不同。「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州縣、租賦、軍馬之事」(《遼史．百官志》)。北面官主要管理北面的契丹人和其他遊牧民族，南面官主管南面從事農業經濟的漢族等。北面官制是在契丹氏族部落制基礎上發展來的一套官制。因此，北面官職多保留部落聯盟制的痕跡。如大於越府、北南大王院、北南宣徽院、大內惕隱司、大國舅司、大林牙院、敵烈麻都司等機構。遼南面官制實際上是從中原王朝移植過來的制度。最初，遼太祖仿唐制在中央設立三省，但是當時還未完全具備後來南面官三省的職能。朝中另設漢兒司，主管漢人事務，官員為總知漢兒司事，由漢族大臣擔任。遼朝得燕雲十六州後，對中原制度進一步吸收，漢制逐漸完備。
遼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前期由於國力主要用於向外擴張，採取奴隸制的掠奪式經濟，使遼初經濟發展較為緩慢，甚至對某些地區經濟造成破壞。直到遼聖宗時期，遼朝的經濟才有一個較大的發展，這無疑是封建化改革的結果。遼朝統治者管理經濟的辦法與政治制度相同，也採取「因俗而治」的方針。由於這一方針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北方社會經濟在這一時期處於上升階段。從生產性質劃分，遼代經濟大體可劃分為三大區域：漁獵區、牧區和農區。以漁獵為基本生產方式的是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間的契丹族以及東北部女真等族。以畜牧業為基本生產方式的是北方草原各民族。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是南部地區的漢族以及東部渤海人。三個地區的社會組織形態被納入一個統一的政體之內，加速了相互之間的交流，推動了遼代經濟向高層次的發展。早已進入封建門檻的南部漢族地區經濟，在遼代起主導作用，帶動著北邊地區，使牧區、漁獵區在不同的基礎上，以不同的步伐向封建經濟過渡。
遼國的文化發展及其成就，主要體現在天文曆法、醫學和建築方面。遼國曆法不僅吸收了中原漢族曆法的優點，而且在許多方面體現了契丹民族特色。遼國的醫學成就也很顯著，其針炙、切脈診法、婦產醫科、屍體防腐等技術都具有較高水準。遼國名醫直魯古所著《針炙脈決書》，在當時很有影響。遼代的建築受唐代建築的影響，並糅合契丹尚東之俗而形成自己的風格。遼代主要通行的文字是契丹文和漢文。
五代十國
大唐帝國滅亡之後，直到西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間，中原相繼出現了梁、唐、晉、漢、週五個朝代，史稱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同時，在這五朝之外，還相繼出現了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即荊南)和北漢十個割據政權，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
五代的開國之君，都是前朝的方鎮，靠軍事割據發展起來的，故這一時期的歷史特點是戰爭頻仍，政權屢有更迭。在五個朝代中，後樑維持的時間最長，也只有十七年，其次後唐十四年，後晉十一年，而後漢僅僅四年，後周九年，都不足十年。其實，即便在一朝之內，其權位之爭亦超乎尋常。如後樑太祖朱溫登上皇位才五年，就被其次子朱友矽所殺。而朱友矽上臺不久，又被其弟朱友貞所殺。再如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兒子秦王李從榮，亦曾以兵奪權，未能成功，反丟了性命。明宗去世之後，其弟五子李從厚繼位，僅只一年，其位即被明宗的養子李從珂所奪。頻頻的兵戎相見，給百姓帶來了極大痛苦和災難。
五代後期，統一趨勢不斷加強，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期間，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後周的國力增強，北攻契丹，南下南唐，佔據南唐江淮十四州，為後來北宋結束分裂割據局面，準備了重要條件。
這一段歷史，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即在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後唐、後晉、後漢的開國之君都是沙陀人。同時，北方的契丹人亦不斷強大，他們互相勾結利用，逐步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軍事集團，如後晉石敬塘，為謝契丹助其奪取帝位，割讓幽雲十六州給契丹，為以後宋、遼、金對峙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相對于五代來說，十國的情況則要好得多。在這十國之中，除劉崇的北漢在北方(約今山西、陝西和河北的一部分)外，其他諸國皆在中國的南方，它們少受中原干戈的影響，政局相對穩定，政權維持的時間也遠比五代為長，如最短的前蜀亦有三十四年，是後樑的一倍，而最長的吳越，竟達八十五年之久。這對中國南方的開發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吳越，就曾於西元910年修築了捍海塘，保障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吳越走上了富裕之路。由於北方戰爭頻仍，不少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禍亂，他們帶來了北方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對南方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五代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重要時期。從出版史角度看，後唐長興三年(932)至後周廣順三年(953)刻成的九經，是中國第一部監本九經，宋人稱其為「舊監本」或「古京本」，是中國後世一切監本九經的祖本。這部九經，歷時近二十年，中經後唐、後漢、後周三朝更替，終於得以完成。這實在是個奇跡，它反映了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中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另外，孟蜀的母昭裔，不僅刊刻了《昭明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諸書，而且還於廣政十四年(951)，經營了「廣政石經」的刊刻。這個石經和以前的石經有一重要不同，那就是，它是連同注文一起刊刻的。宋八洪邁評價其「猶有正(貞)觀遺風」。此外，後晉的劉等，還撰成了《唐書》二百卷，這就是「二十四史」中的《舊唐書》。吳越的羅隱，是這一時期較有名的文學家，著有《羅隱甲乙集》，收其詩作，今已不傳。今可見者，有《四庫全書》所收《羅昭諫集》八卷。西蜀的韋莊、歐陽炯，南唐的馮延巳、中主李景、後主李煜，都擅長寫詞，均有不少名作傳世，開宋詞鼎盛之先河。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是留傳至今的繪畫珍品，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五代的開國之君，都是前朝的方鎮，靠軍事割據發展起來的，故這一時期的歷史特點是戰爭頻仍，政權屢有更迭。在五個朝代中，後樑維持的時間最長，也只有十七年，其次後唐十四年，後晉十一年，而後漢僅僅四年，後周九年，都不足十年。其實，即便在一朝之內，其權位之爭亦超乎尋常。如後樑太祖朱溫登上皇位才五年，就被其次子朱友矽所殺。而朱友矽上臺不久，又被其弟朱友貞所殺。再如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兒子秦王李從榮，亦曾以兵奪權，未能成功，反丟了性命。明宗去世之後，其弟五子李從厚繼位，僅只一年，其位即被明宗的養子李從珂所奪。頻頻的兵戎相見，給百姓帶來了極大痛苦和災難。
五代後期，統一趨勢不斷加強，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期間，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後周的國力增強，北攻契丹，南下南唐，佔據南唐江淮十四州，為後來北宋結束分裂割據局面，準備了重要條件。
這一段歷史，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即在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後唐、後晉、後漢的開國之君都是沙陀人。同時，北方的契丹人亦不斷強大，他們互相勾結利用，逐步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軍事集團，如後晉石敬塘，為謝契丹助其奪取帝位，割讓幽雲十六州給契丹，為以後宋、遼、金對峙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相對于五代來說，十國的情況則要好得多。在這十國之中，除劉崇的北漢在北方(約今山西、陝西和河北的一部分)外，其他諸國皆在中國的南方，它們少受中原干戈的影響，政局相對穩定，政權維持的時間也遠比五代為長，如最短的前蜀亦有三十四年，是後樑的一倍，而最長的吳越，竟達八十五年之久。這對中國南方的開發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吳越，就曾於西元910年修築了捍海塘，保障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吳越走上了富裕之路。由於北方戰爭頻仍，不少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禍亂，他們帶來了北方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對南方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五代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重要時期。從出版史角度看，後唐長興三年(932)至後周廣順三年(953)刻成的九經，是中國第一部監本九經，宋人稱其為「舊監本」或「古京本」，是中國後世一切監本九經的祖本。這部九經，歷時近二十年，中經後唐、後漢、後周三朝更替，終於得以完成。這實在是個奇跡，它反映了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中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另外，孟蜀的母昭裔，不僅刊刻了《昭明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諸書，而且還於廣政十四年(951)，經營了「廣政石經」的刊刻。這個石經和以前的石經有一重要不同，那就是，它是連同注文一起刊刻的。宋八洪邁評價其「猶有正(貞)觀遺風」。此外，後晉的劉等，還撰成了《唐書》二百卷，這就是「二十四史」中的《舊唐書》。吳越的羅隱，是這一時期較有名的文學家，著有《羅隱甲乙集》，收其詩作，今已不傳。今可見者，有《四庫全書》所收《羅昭諫集》八卷。西蜀的韋莊、歐陽炯，南唐的馮延巳、中主李景、後主李煜，都擅長寫詞，均有不少名作傳世，開宋詞鼎盛之先河。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是留傳至今的繪畫珍品，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盛世歡歌
唐朝
西元618年－西元907年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王朝。它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最高峰。它的高度文明影響了日本、朝鮮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
唐共傳二十二帝，曆國二百九十年(其間有武則天革唐為周十六年)。其與漢朝並稱為中國歷史上兩大強盛王朝之一。其盛時疆域東至安東府(今朝鮮平壤)，西至安西府(今新疆庫車)，南至日南郡(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今蒙古哈拉和林)。安史亂後，河西、隴右陷於吐蕃，至大中(847－860)、鹹通(860－874)始複。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開元年間國家一直處於大發展階段，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榮。在此期間出現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構成了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的盛唐氣象。從而，使中國的世界地位顯赫一時。唐玄宗後期出現的安史之亂，使唐王朝逐漸沒落。在中晚唐時代，皇帝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已無實權，致使藩鎮割據局面形成。最後，各方紛紛脫離唐王朝的統治而成為各自獨立的政權。
隋末農民起義蓬勃發展時，隋朝太原留守李淵乘機起兵，攻佔長安。武德元年(西元618年)，李淵受禪代隋稱帝，建立唐朝，是為唐高祖，定都長安。李淵和他的兒子李世民消滅了各地割據勢力，鎮壓了各股農民起義軍，統一了全國。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淵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遲、敬德、段志玄、長孫無忌等人的幫助下，發動了“玄武門之變”，誅殺了與自己對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進而迫使其父李淵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數朝臣武將的擁護下即皇帝位，改年號貞觀，是為歷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作為的皇帝。貞觀二年，太宗命兵部尚書大將李靖討伐突厥，大獲全勝。從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對中原的威脅。與此同時，太宗皇帝採取了許多有利於維護統一和加強君主專治中央集權的政治措施，啟用賢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人為宰相，輔助處理國家政事。在其統治下，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國空前繁榮，史稱“貞觀之治”。也成為後世嚮往的理想時代。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駕崩。唐高宗李治即位，年號永徽。依然執行唐太宗的“治國之道”，故唐永徽年間仍有貞觀遺風。高宗於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則天為皇后。在此之後武則天開始臨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顯即位，是為中宗。後為武則天廢，另立四子李旦，廟號睿宗。天授元年九月，六十七歲的武則天宣告“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正式稱帝，成為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則天在位期間，將唐朝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她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曾親撰《兆人本業記》農書，為唐代物質財富的積累創造了條件。但持政末期，她寵信佞臣，深為大臣不滿;神龍元年，由宰相張之等發動的政變迫使武則天退位，中宗李顯復位，改元神龍。從而結束了唯一女皇統治中國的歷史。
中宗李顯庸懦無能，致使皇后韋氏與安樂公主弄權，李旦之子李隆基擊敗了韋後集團而即皇帝位，改元開元，是為唐玄宗。玄宗是唐代繼李世民之後又一位開明國君。開元年間，玄宗勵精圖治，重視官員的人選，親自考核新任命的縣令。他任用了有才幹的姚崇、宋景做宰相，改革官制和兵制，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經濟，改革稅制，興修水利，中國封建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至此，中國在世界同時代的國家中已成為鼎盛帝國，史稱“開元盛世”。
唐玄宗後期，不理朝政，政治腐敗，奸臣當道，釀成了755 年開始的安史之亂。自此，唐朝衰落下去。安史之亂使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接著又有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使唐朝政局更為混亂。經濟上均田制的破壞，使土地兼併十分嚴重，農民四處逃亡。兩稅法的實行，亦未能根本解決嚴重的階級矛盾。 876年，導致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大起義。起義在884年失敗，但唐王朝亦由此瓦解。天佑元年(904)，朱溫遷唐都於洛陽。至四年，朱溫廢哀帝，建立後樑，大唐滅亡。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最為輝煌的朝代，是中國繼漢代之後的第二個黃金時期。唐代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外關係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論者以為，唐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中國歷史自戰國時代以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漢，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生活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準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當時在政治上，先後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呈現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邁西漢「文景之治」。唐玄宗統治時期，鼎盛局面達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壇上也出現了「盛唐氣象」。
唐朝前期的人文藝術更是發展迅速。詩、書、畫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湧現。其中包括“初唐四傑”、“田園山水派”的代表王維（699-759年）；“邊塞派”詩人岑參（715-770年）以及素有“詩仙”之稱的唐代大詩人李白（707-762年）等等。此外，還有今人熟知的“畫聖”吳道子，李思訓，大音樂家李龜年，都是盛唐氣象的代表。
唐朝的前朝由於沒有內憂外患，其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自貞觀至開元年間，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糧食產量都大大超過了前朝。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這也為之後大力發展手工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業水準之高超，甚至可以與現代工藝相媲美。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藝術品看來，便可窺之一二。唐朝後期，由於北方的連年戰亂，致使土地荒蕪，人口稀少；而相對比較穩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唐朝的經濟中心。與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經濟中手工業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後的手工業，是在前代的生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造船、鑄造、絲織業而言，在技術上都超越了初唐，並且隨著手工業的進步與提高，使商業貿易也得到了蓬勃發展。長江中下游的新興城市大多以商業為主，如洪州、蘇州都是當時的商業貿易中心。晚唐也出現了一批傑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為著名。杜甫的《兵車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別"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總體比較，就當時的世界範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歐洲的封建強國主要有法蘭克王國和拜占庭帝國，但就社會發展階段而言，他們都遠遠落後於唐朝。東方重要的國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統一次大陸前後剛剛確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後次大陸隨即分崩離析，割據局面一直持續到十二世紀末。日本的「大化改新」雖然儘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卻是具有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性質。所以，在世界範圍內，唐朝不但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屬於最先進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壯大中也居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實現了政治統一。但隋朝畢竟祚短，中華民族新的統一體的鞏固和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歷史任務。有唐歷時幾三百年，前期統一，國力強盛，疆域遼闊。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水準的文化使周邊各族增強了向心力，於是國內各民族間的接觸和交往空前發展，民族關係進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壯大、發展的又一重要歷史階段。
複次，唐帝國崇高的國際地位和輝煌的經濟文化成就，使亞洲各國乃至歐洲、非洲國家對之產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們爭相與唐朝交往，遂使中國成為亞洲諸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和中心，在東西方交往中發揮了顯著重要的作用。在當時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國，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為突出。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處於中國古代社會由前期向後期發生轉折的關鍵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朝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當時社會變化的中心是：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族文化環境，給傳統的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衝擊，產生了許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頹沒落，一般地主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勢力空前發展。與此相應是各項制度不斷的、全面的變革更新。唐朝後期出現的很多萌芽狀態的新事物，對此後千餘年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租庸調到兩稅法的變化，不僅是唐代賦稅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國古代稅制由稅丁到稅產的濫觴。宋代的「二稅」、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都是唐代兩稅制的繼續和發展。中唐時期韓愈和李翱的哲學思想為宋明理學開了先河。韓愈、柳宗元所宣導的「古文運動」為宋代「古文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礎，寫古文之風一直持續到「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夕。由此可見，從唐中葉開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間醞釀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重大變化，許多新事物都萌發產生于唐代。在這個歷史轉折階段，既有舊時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時代來臨的曙光。
總之，唐朝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國力強盛，國際地位超邁往古，是中國歷史上繼漢代出現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稱「強漢盛唐」；唐朝後期的發展又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巨大變革開了先河。唐代確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偉大時代！
西元618年－西元907年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王朝。它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最高峰。它的高度文明影響了日本、朝鮮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
唐共傳二十二帝，曆國二百九十年(其間有武則天革唐為周十六年)。其與漢朝並稱為中國歷史上兩大強盛王朝之一。其盛時疆域東至安東府(今朝鮮平壤)，西至安西府(今新疆庫車)，南至日南郡(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今蒙古哈拉和林)。安史亂後，河西、隴右陷於吐蕃，至大中(847－860)、鹹通(860－874)始複。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開元年間國家一直處於大發展階段，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榮。在此期間出現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構成了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的盛唐氣象。從而，使中國的世界地位顯赫一時。唐玄宗後期出現的安史之亂，使唐王朝逐漸沒落。在中晚唐時代，皇帝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已無實權，致使藩鎮割據局面形成。最後，各方紛紛脫離唐王朝的統治而成為各自獨立的政權。
隋末農民起義蓬勃發展時，隋朝太原留守李淵乘機起兵，攻佔長安。武德元年(西元618年)，李淵受禪代隋稱帝，建立唐朝，是為唐高祖，定都長安。李淵和他的兒子李世民消滅了各地割據勢力，鎮壓了各股農民起義軍，統一了全國。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淵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遲、敬德、段志玄、長孫無忌等人的幫助下，發動了“玄武門之變”，誅殺了與自己對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進而迫使其父李淵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數朝臣武將的擁護下即皇帝位，改年號貞觀，是為歷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作為的皇帝。貞觀二年，太宗命兵部尚書大將李靖討伐突厥，大獲全勝。從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對中原的威脅。與此同時，太宗皇帝採取了許多有利於維護統一和加強君主專治中央集權的政治措施，啟用賢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人為宰相，輔助處理國家政事。在其統治下，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國空前繁榮，史稱“貞觀之治”。也成為後世嚮往的理想時代。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駕崩。唐高宗李治即位，年號永徽。依然執行唐太宗的“治國之道”，故唐永徽年間仍有貞觀遺風。高宗於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則天為皇后。在此之後武則天開始臨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顯即位，是為中宗。後為武則天廢，另立四子李旦，廟號睿宗。天授元年九月，六十七歲的武則天宣告“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正式稱帝，成為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則天在位期間，將唐朝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她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曾親撰《兆人本業記》農書，為唐代物質財富的積累創造了條件。但持政末期，她寵信佞臣，深為大臣不滿;神龍元年，由宰相張之等發動的政變迫使武則天退位，中宗李顯復位，改元神龍。從而結束了唯一女皇統治中國的歷史。
中宗李顯庸懦無能，致使皇后韋氏與安樂公主弄權，李旦之子李隆基擊敗了韋後集團而即皇帝位，改元開元，是為唐玄宗。玄宗是唐代繼李世民之後又一位開明國君。開元年間，玄宗勵精圖治，重視官員的人選，親自考核新任命的縣令。他任用了有才幹的姚崇、宋景做宰相，改革官制和兵制，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經濟，改革稅制，興修水利，中國封建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至此，中國在世界同時代的國家中已成為鼎盛帝國，史稱“開元盛世”。
唐玄宗後期，不理朝政，政治腐敗，奸臣當道，釀成了755 年開始的安史之亂。自此，唐朝衰落下去。安史之亂使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接著又有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使唐朝政局更為混亂。經濟上均田制的破壞，使土地兼併十分嚴重，農民四處逃亡。兩稅法的實行，亦未能根本解決嚴重的階級矛盾。 876年，導致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大起義。起義在884年失敗，但唐王朝亦由此瓦解。天佑元年(904)，朱溫遷唐都於洛陽。至四年，朱溫廢哀帝，建立後樑，大唐滅亡。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最為輝煌的朝代，是中國繼漢代之後的第二個黃金時期。唐代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外關係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論者以為，唐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中國歷史自戰國時代以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漢，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生活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準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當時在政治上，先後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呈現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邁西漢「文景之治」。唐玄宗統治時期，鼎盛局面達到了高峰，甚至在文壇上也出現了「盛唐氣象」。
唐朝前期的人文藝術更是發展迅速。詩、書、畫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湧現。其中包括“初唐四傑”、“田園山水派”的代表王維（699-759年）；“邊塞派”詩人岑參（715-770年）以及素有“詩仙”之稱的唐代大詩人李白（707-762年）等等。此外，還有今人熟知的“畫聖”吳道子，李思訓，大音樂家李龜年，都是盛唐氣象的代表。
唐朝的前朝由於沒有內憂外患，其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自貞觀至開元年間，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糧食產量都大大超過了前朝。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這也為之後大力發展手工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業水準之高超，甚至可以與現代工藝相媲美。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藝術品看來，便可窺之一二。唐朝後期，由於北方的連年戰亂，致使土地荒蕪，人口稀少；而相對比較穩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唐朝的經濟中心。與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經濟中手工業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後的手工業，是在前代的生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造船、鑄造、絲織業而言，在技術上都超越了初唐，並且隨著手工業的進步與提高，使商業貿易也得到了蓬勃發展。長江中下游的新興城市大多以商業為主，如洪州、蘇州都是當時的商業貿易中心。晚唐也出現了一批傑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為著名。杜甫的《兵車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別"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
總體比較，就當時的世界範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歐洲的封建強國主要有法蘭克王國和拜占庭帝國，但就社會發展階段而言，他們都遠遠落後於唐朝。東方重要的國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統一次大陸前後剛剛確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後次大陸隨即分崩離析，割據局面一直持續到十二世紀末。日本的「大化改新」雖然儘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卻是具有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性質。所以，在世界範圍內，唐朝不但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屬於最先進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壯大中也居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實現了政治統一。但隋朝畢竟祚短，中華民族新的統一體的鞏固和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歷史任務。有唐歷時幾三百年，前期統一，國力強盛，疆域遼闊。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水準的文化使周邊各族增強了向心力，於是國內各民族間的接觸和交往空前發展，民族關係進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壯大、發展的又一重要歷史階段。
複次，唐帝國崇高的國際地位和輝煌的經濟文化成就，使亞洲各國乃至歐洲、非洲國家對之產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們爭相與唐朝交往，遂使中國成為亞洲諸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和中心，在東西方交往中發揮了顯著重要的作用。在當時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國，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為突出。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朝正處於中國古代社會由前期向後期發生轉折的關鍵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唐朝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當時社會變化的中心是：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族文化環境，給傳統的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衝擊，產生了許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頹沒落，一般地主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勢力空前發展。與此相應是各項制度不斷的、全面的變革更新。唐朝後期出現的很多萌芽狀態的新事物，對此後千餘年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租庸調到兩稅法的變化，不僅是唐代賦稅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國古代稅制由稅丁到稅產的濫觴。宋代的「二稅」、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都是唐代兩稅制的繼續和發展。中唐時期韓愈和李翱的哲學思想為宋明理學開了先河。韓愈、柳宗元所宣導的「古文運動」為宋代「古文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礎，寫古文之風一直持續到「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夕。由此可見，從唐中葉開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間醞釀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重大變化，許多新事物都萌發產生于唐代。在這個歷史轉折階段，既有舊時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時代來臨的曙光。
總之，唐朝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國力強盛，國際地位超邁往古，是中國歷史上繼漢代出現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稱「強漢盛唐」；唐朝後期的發展又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巨大變革開了先河。唐代確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偉大時代！
承先啟後
隋朝
西元581年－西元618年
隋朝結束了自西晉以來270年的分裂，重新統一了中國。隋名義上共傳五帝，實際卻是兩世而亡，曆國38年。是我國歷史上存在較短的朝代之一。
南北朝末年，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南北分裂後，人民普遍渴望統一。但北周和南陳的皇帝都沒有統一南北的能力；到了楊堅奪取了北周的政權、建立隋朝以後，這一任務才由隋文帝楊堅予以完成。楊堅出身北周貴族，周宣帝時拜上柱國、大司馬。後來周靜帝年幼即位，堅為大丞相，總攬軍政大權，在平定了河南、湖北、四川的割據勢力後，又翦除了宇文氏諸王室，于大定元年(581)代周稱帝，建國號隋，是為隋文帝。接著，他開始了統一的軍事部署，先與突厥和親，使東突厥來歸，解除了後顧之憂，然後便安排南下伐陳。文帝以晉王楊廣為行軍元帥，在安徽前線集結兵力，準備渡江。開皇九年(589)正月，先鋒韓擒虎、賀若弼分別從採石、廣陵渡江，直取建康，陳軍崩潰，陳後主投降。南方各地紛紛歸附，文帝出兵後不到四個月，便實現了南北統一。
隋文帝實行了一系列發展經濟、恢復生產、鞏固統一成果的措施。他加強中央行政機構的領導，設立三省六部；又改地方州郡縣三級制為郡縣二級制；改革府兵制；重頒均田令；制定新刑律；新鑄五銖錢；統一度量衡等。他使用得力的大臣高穎、楊素、牛弘、蘇威等，堅持以農為本，興修水利，使手工業和商業得到恢復發展。文帝又開通廣通渠，以便漕運交通，在長安建大興城，並完善科舉制，通過考試選拔人材。仁壽年間，全國戶口增到七百萬戶，倉廩充實，社會安定，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開皇二十年，文帝廢太子楊勇，另立次子楊廣。楊廣素與宇文述、楊素勾結，建立黨羽，陰謀奪位。仁壽四年，楊廣弑父殺兄，即皇帝位，是為隋煬帝。煬帝得志後驕恣無忌，濫用人力財力，揮霍無度。他大規模徵發民工，修建南北大運河及長城；大規模興建東都，窮極華麗，一年間每月役使民工達二百萬人；又大規模徵調軍隊，三次出征高麗，但均告失利；巡遊全國，三下江都。連年征戰與煬帝暴政致使隋朝的國力大大削弱，人民苦不堪言。農村中逃避軍役和勞役的人越來越多，流民遍地。
大業七年，在山東首先爆發了王薄領導的農民起義，接著各地農民起義軍風起雲湧，貴族出身的楊玄感也起兵反隋，統治階級內部出現大分裂。起義軍在與隋軍不斷的戰鬥中，分並離合，形成了三支較強大的力量，即在中部李密領導的瓦崗軍，北部竇建德領導的夏軍和南部杜伏威領導的吳軍。大業十三年，瓦崗軍進逼東都。這時煬帝已南下江都，以越王侗留守東都。山西太原留守李淵乘機舉兵進入長安，立代王侑為帝，自為大丞相。大業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發動兵變，縊殺煬帝。李淵聞訊，當即在長安自立為帝，建立唐朝。這時各地豪強也紛紛獨立，形成群雄並起的局面。此後三四年間，農民起義軍和地方割據武裝都紛紛被唐朝消滅，唐朝繼承隋朝，統一了中國。
隋朝是承前啟後的一個朝代，在文帝統治時期和煬帝統治初期，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所鞏固和發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統治機構，恢復了被廢除多年的三師、三公、九卿的舊制。確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強了中央集權統治。通過制定《隋律》穩定了社會秩序。另外，開設了科舉制度，為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人才選拔方式提供了一個藍本。在經濟方面，文帝下令整頓戶籍，清查人口，繼而推行均田制，調整賦役。另外，由於隋朝以前連年的戰亂，各朝沒有統一的幣制和度量衡，這極大的影響了市場商品的交易與流通。因而，隋朝建立以後首先宣佈禁用舊錢，統一發行合乎規格的“五銖錢”，嚴懲私鑄錢幣。同時，還規定了標準的銅鬥鐵尺，頒行全國。這樣以來，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地增長創造了良好條件。值得一提的是大運河的開鑿，對南北經濟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了恢復農業生產和加強漕運力量，於開皇四年（584年）開“廣通渠”引渭水直達潼關。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下令開通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大運河分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段，全長四五千里，以東都洛陽為中心，東北通到涿郡，東南到余杭，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隋朝的自然科學與人文藝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如著名天文學家劉焯制訂的《皇極曆》，他計算的歲差與現代計算出的準確值相差無幾。而在工程建築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過於河北趙縣安濟橋的興建。這座由李春監造的石橋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橋”。他的興建比歐洲同類建築泰克河上的塞雷橋早了近800年。隋代的繪畫、音樂、舞蹈等各方面也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代表人物，如畫家展子虔和他的《遊春圖》等。此外在經學和佛學方面都有發展。
在短短三十幾年中，隋王朝恢復了幾個世紀以來因割據紛亂幾乎中斷的對外關係。通過“絲綢之路”的商業往來，促進了中國與西亞的相互交流。在東亞，隋與新羅、百濟、日本的使者來往頻繁，特別是日本有不少的僧人、學生到中國來學習；隋煬帝派裴矩到西域，招引各地商人來參觀貿易，還派使者遠至東南亞真臘、赤土等國，使隋代中國在亞洲的地位和影響力都得到增強。為後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隨著對外關係的改善和交流的發展，當時的地理學也有了較大的發展。煬帝下令撰寫的《區宇圖志》共1200卷，是一部圖文並茂的全國地理專著，在中國地理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的地位。
在中國歷史上，隋朝與秦朝相比，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隋與秦都是憑藉強大的武力統一分裂多年的中國，而緊接著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經濟得以發展。與此同時，又對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終於使政權毀於一旦，短命而亡。然而，也正是憑藉此時國家對物資財富豐盈的積累，為後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從而，帶來了隋之後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的盛唐文化。
西元581年－西元618年
隋朝結束了自西晉以來270年的分裂，重新統一了中國。隋名義上共傳五帝，實際卻是兩世而亡，曆國38年。是我國歷史上存在較短的朝代之一。
南北朝末年，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南北分裂後，人民普遍渴望統一。但北周和南陳的皇帝都沒有統一南北的能力；到了楊堅奪取了北周的政權、建立隋朝以後，這一任務才由隋文帝楊堅予以完成。楊堅出身北周貴族，周宣帝時拜上柱國、大司馬。後來周靜帝年幼即位，堅為大丞相，總攬軍政大權，在平定了河南、湖北、四川的割據勢力後，又翦除了宇文氏諸王室，于大定元年(581)代周稱帝，建國號隋，是為隋文帝。接著，他開始了統一的軍事部署，先與突厥和親，使東突厥來歸，解除了後顧之憂，然後便安排南下伐陳。文帝以晉王楊廣為行軍元帥，在安徽前線集結兵力，準備渡江。開皇九年(589)正月，先鋒韓擒虎、賀若弼分別從採石、廣陵渡江，直取建康，陳軍崩潰，陳後主投降。南方各地紛紛歸附，文帝出兵後不到四個月，便實現了南北統一。
隋文帝實行了一系列發展經濟、恢復生產、鞏固統一成果的措施。他加強中央行政機構的領導，設立三省六部；又改地方州郡縣三級制為郡縣二級制；改革府兵制；重頒均田令；制定新刑律；新鑄五銖錢；統一度量衡等。他使用得力的大臣高穎、楊素、牛弘、蘇威等，堅持以農為本，興修水利，使手工業和商業得到恢復發展。文帝又開通廣通渠，以便漕運交通，在長安建大興城，並完善科舉制，通過考試選拔人材。仁壽年間，全國戶口增到七百萬戶，倉廩充實，社會安定，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開皇二十年，文帝廢太子楊勇，另立次子楊廣。楊廣素與宇文述、楊素勾結，建立黨羽，陰謀奪位。仁壽四年，楊廣弑父殺兄，即皇帝位，是為隋煬帝。煬帝得志後驕恣無忌，濫用人力財力，揮霍無度。他大規模徵發民工，修建南北大運河及長城；大規模興建東都，窮極華麗，一年間每月役使民工達二百萬人；又大規模徵調軍隊，三次出征高麗，但均告失利；巡遊全國，三下江都。連年征戰與煬帝暴政致使隋朝的國力大大削弱，人民苦不堪言。農村中逃避軍役和勞役的人越來越多，流民遍地。
大業七年，在山東首先爆發了王薄領導的農民起義，接著各地農民起義軍風起雲湧，貴族出身的楊玄感也起兵反隋，統治階級內部出現大分裂。起義軍在與隋軍不斷的戰鬥中，分並離合，形成了三支較強大的力量，即在中部李密領導的瓦崗軍，北部竇建德領導的夏軍和南部杜伏威領導的吳軍。大業十三年，瓦崗軍進逼東都。這時煬帝已南下江都，以越王侗留守東都。山西太原留守李淵乘機舉兵進入長安，立代王侑為帝，自為大丞相。大業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發動兵變，縊殺煬帝。李淵聞訊，當即在長安自立為帝，建立唐朝。這時各地豪強也紛紛獨立，形成群雄並起的局面。此後三四年間，農民起義軍和地方割據武裝都紛紛被唐朝消滅，唐朝繼承隋朝，統一了中國。
隋朝是承前啟後的一個朝代，在文帝統治時期和煬帝統治初期，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所鞏固和發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統治機構，恢復了被廢除多年的三師、三公、九卿的舊制。確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強了中央集權統治。通過制定《隋律》穩定了社會秩序。另外，開設了科舉制度，為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人才選拔方式提供了一個藍本。在經濟方面，文帝下令整頓戶籍，清查人口，繼而推行均田制，調整賦役。另外，由於隋朝以前連年的戰亂，各朝沒有統一的幣制和度量衡，這極大的影響了市場商品的交易與流通。因而，隋朝建立以後首先宣佈禁用舊錢，統一發行合乎規格的“五銖錢”，嚴懲私鑄錢幣。同時，還規定了標準的銅鬥鐵尺，頒行全國。這樣以來，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地增長創造了良好條件。值得一提的是大運河的開鑿，對南北經濟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了恢復農業生產和加強漕運力量，於開皇四年（584年）開“廣通渠”引渭水直達潼關。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下令開通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大運河分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段，全長四五千里，以東都洛陽為中心，東北通到涿郡，東南到余杭，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隋朝的自然科學與人文藝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如著名天文學家劉焯制訂的《皇極曆》，他計算的歲差與現代計算出的準確值相差無幾。而在工程建築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過於河北趙縣安濟橋的興建。這座由李春監造的石橋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橋”。他的興建比歐洲同類建築泰克河上的塞雷橋早了近800年。隋代的繪畫、音樂、舞蹈等各方面也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代表人物，如畫家展子虔和他的《遊春圖》等。此外在經學和佛學方面都有發展。
在短短三十幾年中，隋王朝恢復了幾個世紀以來因割據紛亂幾乎中斷的對外關係。通過“絲綢之路”的商業往來，促進了中國與西亞的相互交流。在東亞，隋與新羅、百濟、日本的使者來往頻繁，特別是日本有不少的僧人、學生到中國來學習；隋煬帝派裴矩到西域，招引各地商人來參觀貿易，還派使者遠至東南亞真臘、赤土等國，使隋代中國在亞洲的地位和影響力都得到增強。為後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隨著對外關係的改善和交流的發展，當時的地理學也有了較大的發展。煬帝下令撰寫的《區宇圖志》共1200卷，是一部圖文並茂的全國地理專著，在中國地理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的地位。
在中國歷史上，隋朝與秦朝相比，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隋與秦都是憑藉強大的武力統一分裂多年的中國，而緊接著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經濟得以發展。與此同時，又對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終於使政權毀於一旦，短命而亡。然而，也正是憑藉此時國家對物資財富豐盈的積累，為後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從而，帶來了隋之後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的盛唐文化。
南轅北轍
南北朝
西元420年－西元589年
南北朝時期是兩晉以後中國歷史上一個分裂時期，從西元420年開始，到589年結束，共169年。
西元420年，東晉大將劉裕廢掉東晉皇帝自立，國號宋。此後160 多年間，南方先後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歷史上總稱為南朝。西元386年拓跋部首領拓跋圭建立北魏；西元439年，統一黃河流域。6世紀前期，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此後，東魏為北齊所代替。西魏為北周所代替。歷史上把這北方的五個朝代總稱為北朝。
在南方，雖然先後有劉宋、南齊、蕭梁和陳四個政權的更迭，但這中間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餘的時間，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終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劉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強、統治年代最長的一個政權，曆4代8帝，共59年。南齊(479－502年)國祚短暫，只有23年，但由於爭殺頻繁，竟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國歷史上帝王更換極快的一朝。梁代(502－557年)曆3代4帝，其中武帝蕭衍個人享國時間最久，幾近半個世紀。陳(557－589年)首尾凡33年，曆3代5帝。陳承衰梁之弊，是版圖狹窄、人口孤弱、力量單薄的王朝，加之統治者又極度腐敗，最終喪亡于隋朝之手。
宋；西元420年劉裕廢掉了晉帝自立，國號宋。為區別于後世趙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學家長稱之為“劉宋”。由於劉裕出身貧寒，又看到了東晉因大族屢屢興兵反抗而使其滅亡的教訓，故而在他登基後，不再重用名門大族。其用人也多為貧寒出身，兵權則主要交于自己的皇子，所以沒重蹈東晉發生大族割據的覆轍。然而，由於皇子相互間的爭權奪利，最後以至與相互殘殺，這是劉裕始料未及的。 前四二二年，劉裕卒，宋少帝、文帝相繼即位。其中，文帝劉義隆在位的三十年間，是宋朝最繁榮的一段時期，這時南方的經濟、文化才真正有所發展。此間，宋與北朝的魏國交戰雖各有勝負，但卻都損失慘重，使南北方無能力再發生大戰。從此，南北方相對穩定下來。西元454年，文帝薨。文帝死後，宋孝武帝、宋明帝先後為帝，但他們倆都是有名的暴君，其不僅對諸將疑忌，而且兄弟間相互殘殺，政治一度混亂。在此期間，南兗州刺史蕭道成趁政治混亂之機而形成了較強的勢力。四七九年，蕭道成滅宋，建立齊。至此，宋朝宣告滅亡。
齊；齊是四個朝代中存在時間最短的，僅有23年。齊高帝蕭道成借鑒了宋滅亡的教訓，以寬厚為本，提倡節儉。他共在位四年，在他臨死前，要求其子武帝繼續統治其方針，並且不要手足相殘。武帝遵其遺囑，繼續統治國家，使南朝又出現了一段相對穩定發展的階段。武帝死後，齊國的皇帝又走上了宋滅亡的老路，他們紛紛殺戮自己的兄親、叔侄，至東昏侯時，因其疑心過重，幾乎將朝內大臣全部處死。這樣一來齊國的江山又被動搖了。西元五零一年，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攻入建康，結束了齊的統治。
梁；梁朝的建立者蕭衍擅長文學，499年被任命為雍州刺史，他乘齊國內亂，發兵奪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蕭衍是為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在武帝時期，北方的魏國已經衰落，再無能力對南方形成威脅。這本應為南方發展的大好時機，但武帝卻昏庸無能，縱容大臣剝削人民，卻又以自己節儉為藉口，對一些忠臣的建議置之不理。西元五四八年，投降梁的東魏大將侯景倒戈。他以武帝從子蕭正德為內應，進攻梁國。次年，侯景攻陷台城。此時，梁武帝早已餓死於城中，其子蕭綱即位，是為梁簡文帝。西元五五一年，侯景殺死簡文帝，因此梁已完全處於崩潰的邊緣。西元五五七年，在討伐侯景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陳霸先滅梁，建立陳。至此，梁宣告滅亡。
陳；西元557年，陳霸先廢梁敬帝，自立為帝，建立陳，是為陳武帝。此時，中國南方經過了多年的戰亂，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便註定是短命的。陳武帝與其繼承者文帝、宣帝先後消滅了王僧辯、王僧智等反對勢力，又在建康附近打敗北齊軍。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梁的統治，但畢竟由於國力衰微，陳的統治被局限于長江以南，宜昌以東的地方。西元五八三年，陳宣帝卒。其子後主陳叔寶即位，此時北方已被隋朝統一，全國的統一也已指日可待。西元五八九年，隋文帝楊堅滅陳，結束了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南朝的歷史是門閥士族由盛而衰的歷史，南朝的皇權比較強大，門閥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貴，卻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隨著江南開發的不斷深入，土著寒人在政治上逐漸上升，步入官僚行列，為皇帝所倚重。從梁陳之際開始，南方內地的土豪，也成為割據的一方勢力。
南朝是繼東晉之後，由漢族在南方建立起來的朝廷，雖然他們的存在都不過幾十年，但其作為漢族的統治，使漢文化得以保存和發展。如果沒有它的存在，漢族則可能被其他的少數民族所消滅，使華夏文明就此結束。所以，南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為華夏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十六國後期，一個極為落後的少數民族鮮卑族拓跋部落逐漸強盛起來，打敗後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權(386－534年)之後，又消滅各割據政權，統一了北方，結束了北部中國長期混戰的局面。中國北方開始進入北朝時期。按照史家的習慣，北魏統一北方的太延五年(439年)往往被視為北朝的起始之年。北魏前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為都，孝文帝大舉實行漢化，政治中心也遷徙到中原腹地洛陽。北魏立國一百多年，曆9代12帝，是對南北朝歷史影響較大的一個王朝。
北魏初期，實行宗主督護制，從5世紀下半期開始，其漢化趨勢加快，開創了北魏黃金時代的正是北魏第六代皇帝孝文帝元宏。西元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在遷都洛陽的同時，孝文帝將鮮卑族拓跋姓氏改為元，此外他還禁止使用鮮卑語，禁止穿帶鮮卑服飾，並頒詔宣佈吸收漢族文化。孝文帝企圖通過限制自身文化，來達到與漢族融合的目的。孝文帝實行三長制，頒佈均田制，遷都洛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鮮卑舊俗的措施。通過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漢族的先進文化及先進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入了北魏的統治中，中國的北方已經開始進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階段。孝文帝死後，由於部分守舊貴族和鮮卑武人的反對。北魏統治者逐漸廢棄了以前的民族和解政策，又恢復了鮮卑族的特權，於是新的矛盾產生了，北魏開始逐步走向衰落。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六鎮起兵，北魏陷入分裂和內戰。給中國歷史吹入融合新風的鮮卑族逐漸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族中。不久，連鮮卑族姓氐也煙消雲散。但企盼民族大融合的孝文帝的美好意願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廊中鐫刻出不可磨滅的豐碑，昭示出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性進程。
北魏孝武帝末年，權臣高歡、宇文泰將北魏轄區切割成東、西兩塊。東魏(534－550年)以鄴城為都，曆1主16年，西魏(535－556年)都長安，經3帝，共用國22年。東、西魏先後被北齊(550－577年)和北周(557－581年)取代。北齊是鮮卑化漢人高氏所建的政權，立國28年，有3代6帝。西元577年，周滅齊，北方重新統一。北周是宇文鮮卑人統治的王朝，曆3代5帝，計24年。西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廢靜帝自立，改國號為隋，是為文帝，北朝結束。最終由隋文帝楊堅滅南朝陳，重新統一了中國。
南北朝時期，有一門新興的宗教，迅速傳播和發展起來，這就是從漢代時就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鮮卑族舉國上下都信奉佛教，在中華文明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佛教，正是在北魏前後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人們對菩薩的信仰十分流行。人們相信，不需要自身的修行，而只要通過向菩薩祈禱求助，便可以達到超度的目的。北魏時，隨著佛教的傳播，發展佛像、壁畫、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故而有許多廟宇及石窟造像流傳於世，其中敦煌千佛洞、雲崗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成為我國造像藝術寶庫之中的瑰寶。此後佛教中又加入了密宗、禪宗等新的教派。直至今日與道教、儒教一樣，佛教在中國已紮入了深深的根基。
此外，南北朝的文學藝術更是有所發展，隨著山水詩的出現，長期以來的以表現人物為主的繪畫傳統開始轉變，山水景色也成為繪畫的內容。 南朝還有不少以人物畫著稱的畫家，也有人在團扇上畫 出“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的山水。南齊謝赫撰著了 研究繪畫理論的《古畫品錄》,而他所總結的“六法”,已 不僅限於人物畫，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南朝書法也名家輩出。王羲之後裔、由陳入隋的僧人智永所寫千字文,是今天能看到的南朝名跡。而酈道元所著《水經注》、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的作品都成為流傳後世的經典之作。
南朝的科學也頗有成就。宋齊時人祖沖之是世界上第一個把圓周率的準確數值算到小數點後七位元數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南朝時，曆法有所改進，煉鋼技術有所提高，在醫學和藥物學方面，陶弘景作過顯著貢獻，他的《肘後方》廣泛流傳，很有影響。
自東晉滅亡以來，南北朝成為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南北分裂時期之一，雖然它的形成使經濟發展有所停滯，但由於外族對中原地區的統治而形成的黃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卻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北方的諸族逐漸被漢族同化，最終成為同一民族。而正是這種作用，為將來中國成為統一國家打下了良好得基礎，所以我們說南北朝的分裂，對加速民族統一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西元420年－西元589年
南北朝時期是兩晉以後中國歷史上一個分裂時期，從西元420年開始，到589年結束，共169年。
西元420年，東晉大將劉裕廢掉東晉皇帝自立，國號宋。此後160 多年間，南方先後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歷史上總稱為南朝。西元386年拓跋部首領拓跋圭建立北魏；西元439年，統一黃河流域。6世紀前期，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此後，東魏為北齊所代替。西魏為北周所代替。歷史上把這北方的五個朝代總稱為北朝。
在南方，雖然先後有劉宋、南齊、蕭梁和陳四個政權的更迭，但這中間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餘的時間，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終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劉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強、統治年代最長的一個政權，曆4代8帝，共59年。南齊(479－502年)國祚短暫，只有23年，但由於爭殺頻繁，竟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國歷史上帝王更換極快的一朝。梁代(502－557年)曆3代4帝，其中武帝蕭衍個人享國時間最久，幾近半個世紀。陳(557－589年)首尾凡33年，曆3代5帝。陳承衰梁之弊，是版圖狹窄、人口孤弱、力量單薄的王朝，加之統治者又極度腐敗，最終喪亡于隋朝之手。
宋；西元420年劉裕廢掉了晉帝自立，國號宋。為區別于後世趙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學家長稱之為“劉宋”。由於劉裕出身貧寒，又看到了東晉因大族屢屢興兵反抗而使其滅亡的教訓，故而在他登基後，不再重用名門大族。其用人也多為貧寒出身，兵權則主要交于自己的皇子，所以沒重蹈東晉發生大族割據的覆轍。然而，由於皇子相互間的爭權奪利，最後以至與相互殘殺，這是劉裕始料未及的。 前四二二年，劉裕卒，宋少帝、文帝相繼即位。其中，文帝劉義隆在位的三十年間，是宋朝最繁榮的一段時期，這時南方的經濟、文化才真正有所發展。此間，宋與北朝的魏國交戰雖各有勝負，但卻都損失慘重，使南北方無能力再發生大戰。從此，南北方相對穩定下來。西元454年，文帝薨。文帝死後，宋孝武帝、宋明帝先後為帝，但他們倆都是有名的暴君，其不僅對諸將疑忌，而且兄弟間相互殘殺，政治一度混亂。在此期間，南兗州刺史蕭道成趁政治混亂之機而形成了較強的勢力。四七九年，蕭道成滅宋，建立齊。至此，宋朝宣告滅亡。
齊；齊是四個朝代中存在時間最短的，僅有23年。齊高帝蕭道成借鑒了宋滅亡的教訓，以寬厚為本，提倡節儉。他共在位四年，在他臨死前，要求其子武帝繼續統治其方針，並且不要手足相殘。武帝遵其遺囑，繼續統治國家，使南朝又出現了一段相對穩定發展的階段。武帝死後，齊國的皇帝又走上了宋滅亡的老路，他們紛紛殺戮自己的兄親、叔侄，至東昏侯時，因其疑心過重，幾乎將朝內大臣全部處死。這樣一來齊國的江山又被動搖了。西元五零一年，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攻入建康，結束了齊的統治。
梁；梁朝的建立者蕭衍擅長文學，499年被任命為雍州刺史，他乘齊國內亂，發兵奪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蕭衍是為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在武帝時期，北方的魏國已經衰落，再無能力對南方形成威脅。這本應為南方發展的大好時機，但武帝卻昏庸無能，縱容大臣剝削人民，卻又以自己節儉為藉口，對一些忠臣的建議置之不理。西元五四八年，投降梁的東魏大將侯景倒戈。他以武帝從子蕭正德為內應，進攻梁國。次年，侯景攻陷台城。此時，梁武帝早已餓死於城中，其子蕭綱即位，是為梁簡文帝。西元五五一年，侯景殺死簡文帝，因此梁已完全處於崩潰的邊緣。西元五五七年，在討伐侯景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陳霸先滅梁，建立陳。至此，梁宣告滅亡。
陳；西元557年，陳霸先廢梁敬帝，自立為帝，建立陳，是為陳武帝。此時，中國南方經過了多年的戰亂，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便註定是短命的。陳武帝與其繼承者文帝、宣帝先後消滅了王僧辯、王僧智等反對勢力，又在建康附近打敗北齊軍。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梁的統治，但畢竟由於國力衰微，陳的統治被局限于長江以南，宜昌以東的地方。西元五八三年，陳宣帝卒。其子後主陳叔寶即位，此時北方已被隋朝統一，全國的統一也已指日可待。西元五八九年，隋文帝楊堅滅陳，結束了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南朝的歷史是門閥士族由盛而衰的歷史，南朝的皇權比較強大，門閥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貴，卻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隨著江南開發的不斷深入，土著寒人在政治上逐漸上升，步入官僚行列，為皇帝所倚重。從梁陳之際開始，南方內地的土豪，也成為割據的一方勢力。
南朝是繼東晉之後，由漢族在南方建立起來的朝廷，雖然他們的存在都不過幾十年，但其作為漢族的統治，使漢文化得以保存和發展。如果沒有它的存在，漢族則可能被其他的少數民族所消滅，使華夏文明就此結束。所以，南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為華夏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十六國後期，一個極為落後的少數民族鮮卑族拓跋部落逐漸強盛起來，打敗後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權(386－534年)之後，又消滅各割據政權，統一了北方，結束了北部中國長期混戰的局面。中國北方開始進入北朝時期。按照史家的習慣，北魏統一北方的太延五年(439年)往往被視為北朝的起始之年。北魏前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為都，孝文帝大舉實行漢化，政治中心也遷徙到中原腹地洛陽。北魏立國一百多年，曆9代12帝，是對南北朝歷史影響較大的一個王朝。
北魏初期，實行宗主督護制，從5世紀下半期開始，其漢化趨勢加快，開創了北魏黃金時代的正是北魏第六代皇帝孝文帝元宏。西元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在遷都洛陽的同時，孝文帝將鮮卑族拓跋姓氏改為元，此外他還禁止使用鮮卑語，禁止穿帶鮮卑服飾，並頒詔宣佈吸收漢族文化。孝文帝企圖通過限制自身文化，來達到與漢族融合的目的。孝文帝實行三長制，頒佈均田制，遷都洛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鮮卑舊俗的措施。通過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漢族的先進文化及先進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入了北魏的統治中，中國的北方已經開始進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階段。孝文帝死後，由於部分守舊貴族和鮮卑武人的反對。北魏統治者逐漸廢棄了以前的民族和解政策，又恢復了鮮卑族的特權，於是新的矛盾產生了，北魏開始逐步走向衰落。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六鎮起兵，北魏陷入分裂和內戰。給中國歷史吹入融合新風的鮮卑族逐漸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族中。不久，連鮮卑族姓氐也煙消雲散。但企盼民族大融合的孝文帝的美好意願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廊中鐫刻出不可磨滅的豐碑，昭示出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性進程。
北魏孝武帝末年，權臣高歡、宇文泰將北魏轄區切割成東、西兩塊。東魏(534－550年)以鄴城為都，曆1主16年，西魏(535－556年)都長安，經3帝，共用國22年。東、西魏先後被北齊(550－577年)和北周(557－581年)取代。北齊是鮮卑化漢人高氏所建的政權，立國28年，有3代6帝。西元577年，周滅齊，北方重新統一。北周是宇文鮮卑人統治的王朝，曆3代5帝，計24年。西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廢靜帝自立，改國號為隋，是為文帝，北朝結束。最終由隋文帝楊堅滅南朝陳，重新統一了中國。
南北朝時期，有一門新興的宗教，迅速傳播和發展起來，這就是從漢代時就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鮮卑族舉國上下都信奉佛教，在中華文明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佛教，正是在北魏前後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人們對菩薩的信仰十分流行。人們相信，不需要自身的修行，而只要通過向菩薩祈禱求助，便可以達到超度的目的。北魏時，隨著佛教的傳播，發展佛像、壁畫、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故而有許多廟宇及石窟造像流傳於世，其中敦煌千佛洞、雲崗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成為我國造像藝術寶庫之中的瑰寶。此後佛教中又加入了密宗、禪宗等新的教派。直至今日與道教、儒教一樣，佛教在中國已紮入了深深的根基。
此外，南北朝的文學藝術更是有所發展，隨著山水詩的出現，長期以來的以表現人物為主的繪畫傳統開始轉變，山水景色也成為繪畫的內容。 南朝還有不少以人物畫著稱的畫家，也有人在團扇上畫 出“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的山水。南齊謝赫撰著了 研究繪畫理論的《古畫品錄》,而他所總結的“六法”,已 不僅限於人物畫，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南朝書法也名家輩出。王羲之後裔、由陳入隋的僧人智永所寫千字文,是今天能看到的南朝名跡。而酈道元所著《水經注》、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的作品都成為流傳後世的經典之作。
南朝的科學也頗有成就。宋齊時人祖沖之是世界上第一個把圓周率的準確數值算到小數點後七位元數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南朝時，曆法有所改進，煉鋼技術有所提高，在醫學和藥物學方面，陶弘景作過顯著貢獻，他的《肘後方》廣泛流傳，很有影響。
自東晉滅亡以來，南北朝成為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南北分裂時期之一，雖然它的形成使經濟發展有所停滯，但由於外族對中原地區的統治而形成的黃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卻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北方的諸族逐漸被漢族同化，最終成為同一民族。而正是這種作用，為將來中國成為統一國家打下了良好得基礎，所以我們說南北朝的分裂，對加速民族統一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江左一隅
東晉
西元317年－西元420年
西晉王朝滅亡後，漢族政權退守江東。西元317年，鎮守建康(今江蘇南京)的晉宗室司馬睿在江南重建晉室，史稱東晉。東晉政權維持了長期的偏安統治，到西元420年被劉裕所建立的宋所取代，共用國103年，曆4代11帝。
西元316年，西晉的末代皇帝司馬鄴被俘，宣告了西晉的滅亡，但一些晉朝的舊臣並不甘心亡國的命運，仍在全國各地積極活動，準備恢復晉朝的統治。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馬睿在南渡過江的中原氏族與江南氏族的擁護下，在建康稱帝，國號仍為晉，司馬睿是為晉元帝，因其繼西晉之後偏安於江南，故史家稱之為東晉。
東晉是門閥政治發展的鼎盛時期，皇權衰落。司馬睿稱帝有賴於南方官僚士族的擁戴，東晉政權建立之初，先後平息了王敦和蘇峻之亂，統治趨於穩定。門閥大族王、謝、庾、桓先後支配著王朝政局。
東晉雖然偏安於江南，但在歷代帝王在位的時候都希望收復北方的國土。其中以王、謝、桓、庾四大家族為主的北伐，在東晉時曾進行過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將的指揮。西元311年，大將祖逖出兵收復河北，但後因受到朝廷的排斥憂鬱而死，最終未能完成統一大業。在此之後，當權的士族多標榜北伐以增加門戶威望，其中以桓溫的三次北伐最為著名。他曾經收復洛陽，進入關中，進兵河北，但都未能夠鞏固北伐成果。西元386年，前秦南下，東晉面臨空前威脅，在宰相謝安的運籌下，謝石、謝玄率北府兵大敗前秦軍隊，取得了淝水之戰的決定性勝利。之後立即使其弟進軍北方，收復了徐、兗、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東晉北伐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此後，南方由於外亂威脅解除而爆發內戰，孫恩、盧循起兵。桓玄在內戰中獲勝，一度篡晉。北府兵將領劉裕起兵鎮壓了農民軍，並通過北伐樹立威望，最終取代東晉。
由於東晉統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復中原為意，門閥大族致力於南方的莊園經營。北方大族及大量漢族人口遷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與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自曹魏以來，中國的文學發展一直處於大步前進的時期，其中以東晉年間的文人最為著名。東晉出現了山水詩人謝靈運、田園詩人陶淵明等人，他們對舊體詩作出改革，為將來隋、唐的詩文盛世創造了前提條件。在社會生產上，北方的手工業技術與南方的技術相互融合，使東晉的手工業水準比西晉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農民和土著農民辛勤勞動，開闢南方廣大的山澤荒野，促進了江南的開發，使中國經濟重心開始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
當東晉在江南建國的同時，中國的北方則陷入分裂混戰，黃河流域成為匈奴、羯、鮮卑、氐、羌等五個主要遊牧民族爭殺的戰場，並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相互爭霸，不斷有國家成立和滅亡。從西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建立漢國，316年滅掉西晉，到439年鮮卑拓拔部統一北方，這130多年裏，北方各民族相互爭戰，先後建立了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鮮卑)、前涼(漢)、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南涼(鮮卑)、西涼(漢)、北涼(盧水胡)、南燕(鮮卑)、北燕(漢)、夏(匈奴)等十五個政權，連同西南氐族建立的成漢，共十六國，和東晉漢族政權長期對峙，史稱五胡十六國。
除十六國之外，還有漢人冉閔建立的魏、丁靈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帥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鮮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個政權，總計先後建立了21個政權。上述政權中，後趙、前燕、前秦都曾佔據過北方的大部分疆域。4世紀下半期，氏族貴族建立的前秦，由於皇帝苻堅勵精圖治，國家逐漸強盛，基本上統一了北方。西元383年，苻堅領兵80萬進攻東晉，雙方在淝水展開決戰。最終以東晉勝利、前秦失敗告終。淝水之戰後，前秦統治瓦解，北方了再度陷入四分五裂和軍閥混戰壯態。
由於少數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們更多的接觸到華夏文化，使之與漢民族逐漸發展為同一生活習慣的民族，進而被漢族融合。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中原北方大體已形成以漢族為主，其他少數民族混居的人口構成形式，使中國正式成為具有相似生活習慣的多民族國家。
西元317年－西元420年
西晉王朝滅亡後，漢族政權退守江東。西元317年，鎮守建康(今江蘇南京)的晉宗室司馬睿在江南重建晉室，史稱東晉。東晉政權維持了長期的偏安統治，到西元420年被劉裕所建立的宋所取代，共用國103年，曆4代11帝。
西元316年，西晉的末代皇帝司馬鄴被俘，宣告了西晉的滅亡，但一些晉朝的舊臣並不甘心亡國的命運，仍在全國各地積極活動，準備恢復晉朝的統治。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馬睿在南渡過江的中原氏族與江南氏族的擁護下，在建康稱帝，國號仍為晉，司馬睿是為晉元帝，因其繼西晉之後偏安於江南，故史家稱之為東晉。
東晉是門閥政治發展的鼎盛時期，皇權衰落。司馬睿稱帝有賴於南方官僚士族的擁戴，東晉政權建立之初，先後平息了王敦和蘇峻之亂，統治趨於穩定。門閥大族王、謝、庾、桓先後支配著王朝政局。
東晉雖然偏安於江南，但在歷代帝王在位的時候都希望收復北方的國土。其中以王、謝、桓、庾四大家族為主的北伐，在東晉時曾進行過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將的指揮。西元311年，大將祖逖出兵收復河北，但後因受到朝廷的排斥憂鬱而死，最終未能完成統一大業。在此之後，當權的士族多標榜北伐以增加門戶威望，其中以桓溫的三次北伐最為著名。他曾經收復洛陽，進入關中，進兵河北，但都未能夠鞏固北伐成果。西元386年，前秦南下，東晉面臨空前威脅，在宰相謝安的運籌下，謝石、謝玄率北府兵大敗前秦軍隊，取得了淝水之戰的決定性勝利。之後立即使其弟進軍北方，收復了徐、兗、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東晉北伐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此後，南方由於外亂威脅解除而爆發內戰，孫恩、盧循起兵。桓玄在內戰中獲勝，一度篡晉。北府兵將領劉裕起兵鎮壓了農民軍，並通過北伐樹立威望，最終取代東晉。
由於東晉統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復中原為意，門閥大族致力於南方的莊園經營。北方大族及大量漢族人口遷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與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自曹魏以來，中國的文學發展一直處於大步前進的時期，其中以東晉年間的文人最為著名。東晉出現了山水詩人謝靈運、田園詩人陶淵明等人，他們對舊體詩作出改革，為將來隋、唐的詩文盛世創造了前提條件。在社會生產上，北方的手工業技術與南方的技術相互融合，使東晉的手工業水準比西晉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農民和土著農民辛勤勞動，開闢南方廣大的山澤荒野，促進了江南的開發，使中國經濟重心開始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
當東晉在江南建國的同時，中國的北方則陷入分裂混戰，黃河流域成為匈奴、羯、鮮卑、氐、羌等五個主要遊牧民族爭殺的戰場，並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相互爭霸，不斷有國家成立和滅亡。從西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建立漢國，316年滅掉西晉，到439年鮮卑拓拔部統一北方，這130多年裏，北方各民族相互爭戰，先後建立了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鮮卑)、前涼(漢)、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南涼(鮮卑)、西涼(漢)、北涼(盧水胡)、南燕(鮮卑)、北燕(漢)、夏(匈奴)等十五個政權，連同西南氐族建立的成漢，共十六國，和東晉漢族政權長期對峙，史稱五胡十六國。
除十六國之外，還有漢人冉閔建立的魏、丁靈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帥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鮮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個政權，總計先後建立了21個政權。上述政權中，後趙、前燕、前秦都曾佔據過北方的大部分疆域。4世紀下半期，氏族貴族建立的前秦，由於皇帝苻堅勵精圖治，國家逐漸強盛，基本上統一了北方。西元383年，苻堅領兵80萬進攻東晉，雙方在淝水展開決戰。最終以東晉勝利、前秦失敗告終。淝水之戰後，前秦統治瓦解，北方了再度陷入四分五裂和軍閥混戰壯態。
由於少數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們更多的接觸到華夏文化，使之與漢民族逐漸發展為同一生活習慣的民族，進而被漢族融合。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中原北方大體已形成以漢族為主，其他少數民族混居的人口構成形式，使中國正式成為具有相似生活習慣的多民族國家。
短暫一統
西晉
西元265年－西元316年
曹魏末年，司馬氏執政，滅蜀後，國力迅速上升。西元265年，司馬炎取代曹魏，建立晉朝，定都洛陽，史稱西晉。280年，西晉滅吳，三國局面歸於統一，中國出現了短暫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三國時期，司馬懿作為曹操的軍師與吳、蜀交戰，因其卓越的軍事政治指揮才能，連續輔佐曹丕、曹叡、曹芳三帝，成為魏國的實權人物。魏嘉平三年（西元251年）司馬懿卒，其子司馬師、司馬昭先後掌權。司馬昭權勢極大，自封為晉王，封其子司馬炎為太子，開始準備取魏而代之。西元二六五年，司馬昭卒，其子司馬炎廢魏帝曹奐，改國號為晉，都於洛陽，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西晉王朝。司馬炎是為晉武帝。司馬炎即位之時，三國之中的吳國還未被平定，故而武帝登基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平定東吳統一全國。西元二八零年，晉軍南下進攻建業（今南京），吳主孫皓出城請降，至此，魏、蜀、吳相繼滅亡，中國出現了暫時的統一。
西晉王朝是一個門閥貴族的政權。晉武帝司馬炎在完成統一之後對晉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進行了調整，但由於晉臣多為前朝的名門望族，故而他們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多以保障其自身利益為主，制定的政治經濟措施，大多以保護士族門閥的利益為前提，頒佈戶調式，規定男女占田的假定畝數和應負擔的田租戶調的實際畝數，允許官吏按官品高低佔有不同數量的土地和佃客、蔭戶，承認官僚地主的特權。曹魏時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晉，已發生相當大的變化。中正官職多為世族門閥出身的官僚所把持，這一制度變成為他們培植門閥私家勢力的重要工具。
西晉統治時期，豪強大族的勢力得到發展，士庶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削弱了西晉的統治力量。門閥士族的空前發展，構成了與皇權的矛盾，也直接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動亂的根源。這一時期，統治集團奢侈腐化，聚斂了大量財產，互相爭豪比富。許多士人身處亂世，遂悲觀消極、逃避現實、不問政事，終日飲酒清談，玩世不恭。於是清談、玄學之風一時大盛。
同時朝廷內的權力爭奪激烈複雜，使西晉統治面臨危機。晉武帝為了鞏固皇權，大封宗室為王，以諸王統率兵馬出鎮一方，並擁有地方的軍政權。太熙元年（西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病故，由次子惠帝司馬衷繼位。惠帝本是愚癡之人，並不能治理國家，以至於朝中大權盡落于皇后賈氏之手。司馬氏諸王不滿於朝中賈氏專權，紛紛想殺賈氏而獨掌大權，於是便爆發了歷時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其中八王全部是晉皇室宗親。他們分別是：汝南王亮、楚王瑋、齊王冏、趙王倫、成都王穎、長沙王乂、河間王顒、東海王越。西元二九九年，趙王倫殺賈後及其黨羽，獨攬大權。其後，又于永甯元年（西元301年）廢惠帝自立為帝。是為“八王之亂”之始。此後，齊王冏、趙王倫、長沙王乂、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之間為了奪取政權不斷發生戰事。直至西元三零六年，東海王越毒死惠帝，擁立武帝司馬炎第二十五子懷帝司馬熾繼位，此時“八王之亂”方為結束。「八王之亂」使西晉初年並不十分發達的經濟，受到更為嚴重的破壞，耗盡了西晉的國力。至西晉末年，不僅國內人民紛紛起義反抗暴政，而且域外的匈奴、鮮卑諸族也對西晉的統治虎視眈眈。
自東漢以來，中國西部和北部周邊的各少數民族象匈奴、鮮卑、氐、羌等族開始不斷地向內地遷徙，北方的民族關係十分複雜。西晉末年，北方民族關係日趨緊張，一些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晉的鬥爭，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欲望，紛紛建立由少數民族統帥占最高統治地位的割據政權。八王之亂後期，參戰諸王相繼敗死，西晉皇室衰弱，匈奴貴族劉淵自稱漢王，不久又稱帝。劉淵死後，其子劉聰派兵攻陷西晉首都洛陽，俘虜了晉懷帝，西晉名存實亡。因此事發生在懷帝永嘉五年(西元311)，史稱「永嘉之亂」。北方百姓為躲避戰亂，大量南遷，又稱「永嘉南渡」。西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長安，俘了晉湣帝，西晉至此滅亡。
西晉享國51年，曆3代4帝，是魏晉南北朝歷史上唯一統一的政權。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外族消滅的王朝。此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長達二百餘年的戰亂的時期。
西元265年－西元316年
曹魏末年，司馬氏執政，滅蜀後，國力迅速上升。西元265年，司馬炎取代曹魏，建立晉朝，定都洛陽，史稱西晉。280年，西晉滅吳，三國局面歸於統一，中國出現了短暫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三國時期，司馬懿作為曹操的軍師與吳、蜀交戰，因其卓越的軍事政治指揮才能，連續輔佐曹丕、曹叡、曹芳三帝，成為魏國的實權人物。魏嘉平三年（西元251年）司馬懿卒，其子司馬師、司馬昭先後掌權。司馬昭權勢極大，自封為晉王，封其子司馬炎為太子，開始準備取魏而代之。西元二六五年，司馬昭卒，其子司馬炎廢魏帝曹奐，改國號為晉，都於洛陽，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西晉王朝。司馬炎是為晉武帝。司馬炎即位之時，三國之中的吳國還未被平定，故而武帝登基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平定東吳統一全國。西元二八零年，晉軍南下進攻建業（今南京），吳主孫皓出城請降，至此，魏、蜀、吳相繼滅亡，中國出現了暫時的統一。
西晉王朝是一個門閥貴族的政權。晉武帝司馬炎在完成統一之後對晉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進行了調整，但由於晉臣多為前朝的名門望族，故而他們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多以保障其自身利益為主，制定的政治經濟措施，大多以保護士族門閥的利益為前提，頒佈戶調式，規定男女占田的假定畝數和應負擔的田租戶調的實際畝數，允許官吏按官品高低佔有不同數量的土地和佃客、蔭戶，承認官僚地主的特權。曹魏時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晉，已發生相當大的變化。中正官職多為世族門閥出身的官僚所把持，這一制度變成為他們培植門閥私家勢力的重要工具。
西晉統治時期，豪強大族的勢力得到發展，士庶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削弱了西晉的統治力量。門閥士族的空前發展，構成了與皇權的矛盾，也直接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動亂的根源。這一時期，統治集團奢侈腐化，聚斂了大量財產，互相爭豪比富。許多士人身處亂世，遂悲觀消極、逃避現實、不問政事，終日飲酒清談，玩世不恭。於是清談、玄學之風一時大盛。
同時朝廷內的權力爭奪激烈複雜，使西晉統治面臨危機。晉武帝為了鞏固皇權，大封宗室為王，以諸王統率兵馬出鎮一方，並擁有地方的軍政權。太熙元年（西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病故，由次子惠帝司馬衷繼位。惠帝本是愚癡之人，並不能治理國家，以至於朝中大權盡落于皇后賈氏之手。司馬氏諸王不滿於朝中賈氏專權，紛紛想殺賈氏而獨掌大權，於是便爆發了歷時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其中八王全部是晉皇室宗親。他們分別是：汝南王亮、楚王瑋、齊王冏、趙王倫、成都王穎、長沙王乂、河間王顒、東海王越。西元二九九年，趙王倫殺賈後及其黨羽，獨攬大權。其後，又于永甯元年（西元301年）廢惠帝自立為帝。是為“八王之亂”之始。此後，齊王冏、趙王倫、長沙王乂、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之間為了奪取政權不斷發生戰事。直至西元三零六年，東海王越毒死惠帝，擁立武帝司馬炎第二十五子懷帝司馬熾繼位，此時“八王之亂”方為結束。「八王之亂」使西晉初年並不十分發達的經濟，受到更為嚴重的破壞，耗盡了西晉的國力。至西晉末年，不僅國內人民紛紛起義反抗暴政，而且域外的匈奴、鮮卑諸族也對西晉的統治虎視眈眈。
自東漢以來，中國西部和北部周邊的各少數民族象匈奴、鮮卑、氐、羌等族開始不斷地向內地遷徙，北方的民族關係十分複雜。西晉末年，北方民族關係日趨緊張，一些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晉的鬥爭，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欲望，紛紛建立由少數民族統帥占最高統治地位的割據政權。八王之亂後期，參戰諸王相繼敗死，西晉皇室衰弱，匈奴貴族劉淵自稱漢王，不久又稱帝。劉淵死後，其子劉聰派兵攻陷西晉首都洛陽，俘虜了晉懷帝，西晉名存實亡。因此事發生在懷帝永嘉五年(西元311)，史稱「永嘉之亂」。北方百姓為躲避戰亂，大量南遷，又稱「永嘉南渡」。西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長安，俘了晉湣帝，西晉至此滅亡。
西晉享國51年，曆3代4帝，是魏晉南北朝歷史上唯一統一的政權。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外族消滅的王朝。此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長達二百餘年的戰亂的時期。
三國混戰
三國
西元220年－西元280年
三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一段時期，自赤壁之戰（西元208年）起，至西晉統一中國（西元280年）止。（嚴格說，從西元220年曹丕代漢，才是三國的開始）。期間，曹氏的魏國，劉氏的蜀國和孫氏的吳國三國鼎立，故而，稱為三國時期。
東漢末年，地方豪強勢力迅速增強，涼州士族豪強董卓以誅宦官為名，進入洛陽，立漢獻帝。另一士族豪強袁紹起兵討董卓，各地豪強紛紛起兵割據自立，相互爭奪，一時間全國又陷入內戰混亂之中。後袁紹據有冀、青、幽、並四州，成為北方最大軍閥。曹操初據有兗州，複收編了青州黃巾軍三十萬，勢力漸強。他又將洛陽的獻帝迎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優勢。建安五年(200)，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展開決戰，曹操大敗袁紹，成為北方最強的軍事集團。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軍南下，占荊州，與在長江中下游的孫權對壘。此時正在流亡中的漢皇室後代劉備也起兵欲興漢室，率荊州的殘餘勢力與江東的孫權結合，形成孫劉聯合抗曹的形勢。劉備派軍師諸葛亮到孫權處說孫出兵，孫、曹大軍在赤壁會戰。曹操大敗，退回北方，劉備得以佔據荊州，後入成都。從此，曹、孫、劉三大勢力成鼎足之勢。
西元215年，曹操趁劉備與孫權為荊州開戰之機，出兵攻佔了漢中，直接威脅著劉備的蜀地。劉備與孫權和解回兵漢中，擊潰曹軍，並斬殺曹操大將夏侯淵。西元219年，劉備軍大將關羽進攻曹操的樊城，曹操遣使與東吳聯盟。孫權的大將呂蒙也建議借機襲取江陵。於是孫曹兩軍夾擊，斬關羽于麥城。孫劉聯盟被徹底破壞，北方的局勢得以緩和。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其子曹丕逼獻帝退位，自立為帝，國號為魏。次年，劉備也在成都稱帝，劉備因身為漢室宗親，故國號仍為漢，但其僅有益州一隅之地，故稱為蜀漢。西元229年，吳王孫權在建業稱帝，國號吳。三國分立時代正式開始。
西元222年，劉備為給關羽報仇，發兵大舉進攻東吳，但被東吳大將陸遜擊敗。劉備兵敗逃至白帝城，次年病死於白帝城的永安宮。劉備死後，其子劉禪繼位，是為蜀後主，由諸葛亮等人的輔助。為了實現劉備的遺願，諸葛亮自蜀建興五年至十二年（西元227—234年）六次出兵伐魏，但均告失利，本人也於西元 234 年卒於兩軍陣前。此間，魏帝曹丕已于魏黃初七薨（西元226年）。其子曹睿繼位，以司馬懿為輔政大臣。此後，魏國大權逐漸落入司馬氏手中。司馬懿是我國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他多次出兵漢中，與諸葛亮、薑維等蜀將交戰，遏制了蜀國的北擴。魏景元四年（西元263年）司馬懿之子司馬昭遣鐘會、鄧艾等數路人馬伐蜀，並于當年攻佔成都，後主劉禪降魏，蜀漢滅亡。
魏滅蜀之後，蜀吳聯盟不攻自破，吳國完全處於魏的包圍之中。西元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廢魏帝曹奐，改國號為晉，定都洛陽，這就是歷史上的西晉王朝，司馬炎是為晉武帝。此時，東吳的皇位已傳于孫皓。吳主孫皓沉于逸樂，不問國事，致使司馬炎大舉發兵伐吳。晉軍所向披靡，戰無不勝，西元280年，晉軍攻克建業，孫皓面縛請降，至此西晉統一全國。
三國初期，各國主要致力於整頓吏治，恢復社會秩序和發展經濟。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較突出。從曹操統一北方、開展屯田開始，生產逐漸恢復，曹操又改革了東漢以來的許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強的勢力，掃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專權，吸收中下層地主階級人物參加政權。魏文帝時，又實行九品中正法，承認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權利，在經濟上也給予優惠。蜀國丞相諸葛亮嚴格採用法治，紀律嚴明，賞罰分明，使蜀國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力增強。特別是諸葛亮招撫西南夷，使少數民族地區得到開發，加強了民族團結。吳國自西元211年孫權遷都建業後，東南地區很快得到開發，共得43郡313縣，比東漢時大大增強。吳國土地開闢，農業發展，政治穩定，航海業發達。
三國時期雖然仍有不斷的戰爭，但已和東漢末期軍閥混戰的性質不同，是有順應民心所向的統一戰爭性質。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蜀、吳爭奪荊州的戰爭，蜀、魏爭奪漢中的戰爭，和魏滅蜀、晉滅吳的戰爭。三國的軍事實力以魏國最強，吳國次之，蜀國最弱。因此統一戰爭的主角最後落在魏晉方面。三國鼎立局面對東漢末年軍閥大混戰來說，是一歷史的進步。三國中以吳國的時間最長，共59年；次為魏，共45年；再次為蜀，共43年。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晉滅吳。至此，三國時代宣告終結。
西元220年－西元280年
三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一段時期，自赤壁之戰（西元208年）起，至西晉統一中國（西元280年）止。（嚴格說，從西元220年曹丕代漢，才是三國的開始）。期間，曹氏的魏國，劉氏的蜀國和孫氏的吳國三國鼎立，故而，稱為三國時期。
東漢末年，地方豪強勢力迅速增強，涼州士族豪強董卓以誅宦官為名，進入洛陽，立漢獻帝。另一士族豪強袁紹起兵討董卓，各地豪強紛紛起兵割據自立，相互爭奪，一時間全國又陷入內戰混亂之中。後袁紹據有冀、青、幽、並四州，成為北方最大軍閥。曹操初據有兗州，複收編了青州黃巾軍三十萬，勢力漸強。他又將洛陽的獻帝迎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優勢。建安五年(200)，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展開決戰，曹操大敗袁紹，成為北方最強的軍事集團。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軍南下，占荊州，與在長江中下游的孫權對壘。此時正在流亡中的漢皇室後代劉備也起兵欲興漢室，率荊州的殘餘勢力與江東的孫權結合，形成孫劉聯合抗曹的形勢。劉備派軍師諸葛亮到孫權處說孫出兵，孫、曹大軍在赤壁會戰。曹操大敗，退回北方，劉備得以佔據荊州，後入成都。從此，曹、孫、劉三大勢力成鼎足之勢。
西元215年，曹操趁劉備與孫權為荊州開戰之機，出兵攻佔了漢中，直接威脅著劉備的蜀地。劉備與孫權和解回兵漢中，擊潰曹軍，並斬殺曹操大將夏侯淵。西元219年，劉備軍大將關羽進攻曹操的樊城，曹操遣使與東吳聯盟。孫權的大將呂蒙也建議借機襲取江陵。於是孫曹兩軍夾擊，斬關羽于麥城。孫劉聯盟被徹底破壞，北方的局勢得以緩和。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其子曹丕逼獻帝退位，自立為帝，國號為魏。次年，劉備也在成都稱帝，劉備因身為漢室宗親，故國號仍為漢，但其僅有益州一隅之地，故稱為蜀漢。西元229年，吳王孫權在建業稱帝，國號吳。三國分立時代正式開始。
西元222年，劉備為給關羽報仇，發兵大舉進攻東吳，但被東吳大將陸遜擊敗。劉備兵敗逃至白帝城，次年病死於白帝城的永安宮。劉備死後，其子劉禪繼位，是為蜀後主，由諸葛亮等人的輔助。為了實現劉備的遺願，諸葛亮自蜀建興五年至十二年（西元227—234年）六次出兵伐魏，但均告失利，本人也於西元 234 年卒於兩軍陣前。此間，魏帝曹丕已于魏黃初七薨（西元226年）。其子曹睿繼位，以司馬懿為輔政大臣。此後，魏國大權逐漸落入司馬氏手中。司馬懿是我國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他多次出兵漢中，與諸葛亮、薑維等蜀將交戰，遏制了蜀國的北擴。魏景元四年（西元263年）司馬懿之子司馬昭遣鐘會、鄧艾等數路人馬伐蜀，並于當年攻佔成都，後主劉禪降魏，蜀漢滅亡。
魏滅蜀之後，蜀吳聯盟不攻自破，吳國完全處於魏的包圍之中。西元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廢魏帝曹奐，改國號為晉，定都洛陽，這就是歷史上的西晉王朝，司馬炎是為晉武帝。此時，東吳的皇位已傳于孫皓。吳主孫皓沉于逸樂，不問國事，致使司馬炎大舉發兵伐吳。晉軍所向披靡，戰無不勝，西元280年，晉軍攻克建業，孫皓面縛請降，至此西晉統一全國。
三國初期，各國主要致力於整頓吏治，恢復社會秩序和發展經濟。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較突出。從曹操統一北方、開展屯田開始，生產逐漸恢復，曹操又改革了東漢以來的許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強的勢力，掃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專權，吸收中下層地主階級人物參加政權。魏文帝時，又實行九品中正法，承認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權利，在經濟上也給予優惠。蜀國丞相諸葛亮嚴格採用法治，紀律嚴明，賞罰分明，使蜀國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力增強。特別是諸葛亮招撫西南夷，使少數民族地區得到開發，加強了民族團結。吳國自西元211年孫權遷都建業後，東南地區很快得到開發，共得43郡313縣，比東漢時大大增強。吳國土地開闢，農業發展，政治穩定，航海業發達。
三國時期雖然仍有不斷的戰爭，但已和東漢末期軍閥混戰的性質不同，是有順應民心所向的統一戰爭性質。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蜀、吳爭奪荊州的戰爭，蜀、魏爭奪漢中的戰爭，和魏滅蜀、晉滅吳的戰爭。三國的軍事實力以魏國最強，吳國次之，蜀國最弱。因此統一戰爭的主角最後落在魏晉方面。三國鼎立局面對東漢末年軍閥大混戰來說，是一歷史的進步。三國中以吳國的時間最長，共59年；次為魏，共45年；再次為蜀，共43年。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晉滅吳。至此，三國時代宣告終結。
重建漢室
東漢
西元25年－西元220年
東漢是繼西漢之後國力強盛，封建經濟繼續發展的一個王朝。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的新王朝，重新恢復由劉氏統治的漢王朝，史家稱此漢朝為東漢。東漢共傳十四帝，經歷196年。
綠林、赤眉軍起義後，地方上的地主豪強也參加反對新朝的起義，其中以加入綠林軍的西漢皇族劉秀勢力最強。昆陽之戰後，劉秀到河北謀求發展，鎮壓河北的農民軍，併吞了北方各地的豪強武裝，勢力漸大。西元25年6月，劉秀在河北銅馬即皇帝位，即光武帝。他沿用漢為國號，史稱東漢，定都洛陽。光武帝首先消滅了進入長安的赤眉軍。建武十二年(36)平定了四川的公孫述後，全國複歸於統一。同時全面改革王莽所實施的舊政策，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許可權；清查土地，六次頒佈釋放奴婢的詔令；對解放生產力起了很大作用，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到西元一世紀中葉，經過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東漢王朝已經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這一時期被後人稱之為“光武中興”。
東漢前期，東漢政府很重視興修水利。明帝時，王景負責治理黃河，使黃河下游兩岸被淹的幾十個縣的土地又成了良田。利用水力鼓風冶鐵，是這一時期生產上的一項重要進步。當時的南陽太守杜詩總結勞動人民的生產經驗，發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風箱，鼓風冶鐵，製造農器。和帝時，罷鹽鐵之禁，煉銅和銅器製作，絲織業等都有了發展。東漢商業發達，洛陽成了全國商業中心，南方的揚州、荊州、益州的手工業商業也都很興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章帝及和帝時，班超經營西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與此同時，地主豪強的勢力也逐漸強大，有莊園和武裝。因和帝年幼，統治權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竇氏與其兄竇憲之手。竇氏的專權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滿，和帝於西元92年與宦官鄭眾等人合力誅滅竇氏，鄭眾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來越甚地參與東漢的政治統治。和帝以後，外戚與宦官的勢力都大為抬頭。不斷出現帝后臨朝執政和外戚、宦官交互專政的局面。順、、質、桓四帝時，外戚梁冀專政近二十年，財富積累達三十億。東漢中葉以後，長期的世家大族執政，形成了具有壟斷性的門閥政治。加之自和帝劉肇以來歷代漢帝都寵信宦官，及至桓帝（西元132—167年在位）、靈帝（西元168—189年在位）年間，宦官的權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形成東漢王朝後期的宦官與外戚專權的格局。
東漢後期朝廷中一部分官員和大學中的知識份子出現了品評時局的清議派，對宦官外戚專政不滿，遭到了報復，形成了「黨錮」之禍。桓帝以後宦官更囂張，公開賣官爵，政治腐敗到了極點，社會上流民遍地，暴動不斷出現。靈帝時，河北人張角見民不聊生，創立了太平道。“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起義軍將士頭裹黃色頭巾，稱作“黃巾軍”，爆發了有組織的黃巾農民大起義。雖然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東漢王朝已經名存實亡。地方豪強乘鎮壓黃巾軍之機在各地擁兵自重，相互爭鬥，西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后臨朝。當時皇宮內宦官專權，涼州董卓率兵入洛陽，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后，立劉協為帝，是為漢獻帝。董卓獨攬大權，殘暴專橫，使得各地官吏紛紛舉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諸強割據的局面，統一的王朝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最後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
東漢王朝在統治上沿用了許多西漢的方針與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調整與改革，使之更加適於當時的社會狀況。在東漢前期，政權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和，使國家趨於穩定，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超過了西漢的水準。取得了光輝的成就。東漢初有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史學方面又出現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書《漢書》。文學方面的代表作有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的散文、樂府。東漢末有「建安七子」，都以文學知名，直接影響了三國時曹魏在文化上的突出地位。西元105年，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了紙張的製造技術，使我國的文字記錄方式脫離了使用竹簡的時代，同時造紙術也作為我們熟悉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流傳至今。東漢對後世的另外一項貢獻是制陶業的發展，它使中國徹底脫離了青銅時代的材料束縛，把一些以前為豪門貴族專有的用品帶入了尋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張衡為代表的東漢學術界，有著很高的成就；張衡則以高超的工藝製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科學儀器，製造這些儀器的原理至盡仍被廣泛使用。另外，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是有記載以來第一位利用麻醉技術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的外科醫生，他創造的“五禽戲”是我國第一套體操性質的健身活動。而佛教和道教兩大宗教也同時在東漢出現與盛行，對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到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
西元25年－西元220年
東漢是繼西漢之後國力強盛，封建經濟繼續發展的一個王朝。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的新王朝，重新恢復由劉氏統治的漢王朝，史家稱此漢朝為東漢。東漢共傳十四帝，經歷196年。
綠林、赤眉軍起義後，地方上的地主豪強也參加反對新朝的起義，其中以加入綠林軍的西漢皇族劉秀勢力最強。昆陽之戰後，劉秀到河北謀求發展，鎮壓河北的農民軍，併吞了北方各地的豪強武裝，勢力漸大。西元25年6月，劉秀在河北銅馬即皇帝位，即光武帝。他沿用漢為國號，史稱東漢，定都洛陽。光武帝首先消滅了進入長安的赤眉軍。建武十二年(36)平定了四川的公孫述後，全國複歸於統一。同時全面改革王莽所實施的舊政策，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許可權；清查土地，六次頒佈釋放奴婢的詔令；對解放生產力起了很大作用，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到西元一世紀中葉，經過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東漢王朝已經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這一時期被後人稱之為“光武中興”。
東漢前期，東漢政府很重視興修水利。明帝時，王景負責治理黃河，使黃河下游兩岸被淹的幾十個縣的土地又成了良田。利用水力鼓風冶鐵，是這一時期生產上的一項重要進步。當時的南陽太守杜詩總結勞動人民的生產經驗，發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風箱，鼓風冶鐵，製造農器。和帝時，罷鹽鐵之禁，煉銅和銅器製作，絲織業等都有了發展。東漢商業發達，洛陽成了全國商業中心，南方的揚州、荊州、益州的手工業商業也都很興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章帝及和帝時，班超經營西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與此同時，地主豪強的勢力也逐漸強大，有莊園和武裝。因和帝年幼，統治權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竇氏與其兄竇憲之手。竇氏的專權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滿，和帝於西元92年與宦官鄭眾等人合力誅滅竇氏，鄭眾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來越甚地參與東漢的政治統治。和帝以後，外戚與宦官的勢力都大為抬頭。不斷出現帝后臨朝執政和外戚、宦官交互專政的局面。順、、質、桓四帝時，外戚梁冀專政近二十年，財富積累達三十億。東漢中葉以後，長期的世家大族執政，形成了具有壟斷性的門閥政治。加之自和帝劉肇以來歷代漢帝都寵信宦官，及至桓帝（西元132—167年在位）、靈帝（西元168—189年在位）年間，宦官的權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形成東漢王朝後期的宦官與外戚專權的格局。
東漢後期朝廷中一部分官員和大學中的知識份子出現了品評時局的清議派，對宦官外戚專政不滿，遭到了報復，形成了「黨錮」之禍。桓帝以後宦官更囂張，公開賣官爵，政治腐敗到了極點，社會上流民遍地，暴動不斷出現。靈帝時，河北人張角見民不聊生，創立了太平道。“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起義軍將士頭裹黃色頭巾，稱作“黃巾軍”，爆發了有組織的黃巾農民大起義。雖然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東漢王朝已經名存實亡。地方豪強乘鎮壓黃巾軍之機在各地擁兵自重，相互爭鬥，西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后臨朝。當時皇宮內宦官專權，涼州董卓率兵入洛陽，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后，立劉協為帝，是為漢獻帝。董卓獨攬大權，殘暴專橫，使得各地官吏紛紛舉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諸強割據的局面，統一的王朝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最後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
東漢王朝在統治上沿用了許多西漢的方針與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調整與改革，使之更加適於當時的社會狀況。在東漢前期，政權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和，使國家趨於穩定，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超過了西漢的水準。取得了光輝的成就。東漢初有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史學方面又出現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書《漢書》。文學方面的代表作有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的散文、樂府。東漢末有「建安七子」，都以文學知名，直接影響了三國時曹魏在文化上的突出地位。西元105年，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了紙張的製造技術，使我國的文字記錄方式脫離了使用竹簡的時代，同時造紙術也作為我們熟悉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流傳至今。東漢對後世的另外一項貢獻是制陶業的發展，它使中國徹底脫離了青銅時代的材料束縛，把一些以前為豪門貴族專有的用品帶入了尋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張衡為代表的東漢學術界，有著很高的成就；張衡則以高超的工藝製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科學儀器，製造這些儀器的原理至盡仍被廣泛使用。另外，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是有記載以來第一位利用麻醉技術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的外科醫生，他創造的“五禽戲”是我國第一套體操性質的健身活動。而佛教和道教兩大宗教也同時在東漢出現與盛行，對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到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
托古改制
新朝
新朝的創立者王莽是利用西漢末年政治腐敗，通過外戚專政來奪取皇位的。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平帝時王政君乙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王莽取得大司馬大將軍的職位，總攬朝政。平帝死後，王莽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帝。不到三年，王莽便於西元9年廢孺子嬰，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
王莽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托古改制」的新政：他下令天下農田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禁止買賣；無田者按一夫百畝受田，一戶不滿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900畝)者，分余田給九族或鄰里；設立五均，管理工商業，嚴格管制物價和加強稅收，實行經濟壟斷；屢次改變幣制，貨幣名目繁多，換算複雜，造成社會和經濟的極大混亂；更改官制名稱，濫加封賞；又發動對匈奴和對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戰爭。沉重的賦役徵發，殘酷的刑罰，使人民怨聲載道，加上連年災荒，物價騰貴，終於引起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
新末民眾起義首先發生在北方邊郡地區，接著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爆發了農民暴動。天鳳年間，王匡、王鳳在湖北綠林山中聚眾起義，稱綠林軍，很快發展至數萬人。南陽大地主劉秀也組成舂陵軍，參加起義。綠林軍擁立劉玄為帝。這時另一支起義軍赤眉軍也在山東與王莽軍作戰。王莽發兵十萬與綠林軍戰于昆陽。起義軍以少勝多，劉秀在戰鬥中立了大功。綠林軍乘勝直指長安。地皇四年(23年)長安發生暴動，王莽被殺。新朝亡。不久，劉秀稱帝于河北，建立了東漢王朝。
新朝僅存十四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很短命的王朝，它的出現只不過是西漢王朝與東漢王朝中間的插曲。王莽奪取帝位後的施政完全不合時勢，造成天下更加動湯混亂，王莽的新朝很快就在農民起義打擊下覆滅。
新朝的創立者王莽是利用西漢末年政治腐敗，通過外戚專政來奪取皇位的。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平帝時王政君乙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王莽取得大司馬大將軍的職位，總攬朝政。平帝死後，王莽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帝。不到三年，王莽便於西元9年廢孺子嬰，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
王莽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托古改制」的新政：他下令天下農田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禁止買賣；無田者按一夫百畝受田，一戶不滿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900畝)者，分余田給九族或鄰里；設立五均，管理工商業，嚴格管制物價和加強稅收，實行經濟壟斷；屢次改變幣制，貨幣名目繁多，換算複雜，造成社會和經濟的極大混亂；更改官制名稱，濫加封賞；又發動對匈奴和對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戰爭。沉重的賦役徵發，殘酷的刑罰，使人民怨聲載道，加上連年災荒，物價騰貴，終於引起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
新末民眾起義首先發生在北方邊郡地區，接著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爆發了農民暴動。天鳳年間，王匡、王鳳在湖北綠林山中聚眾起義，稱綠林軍，很快發展至數萬人。南陽大地主劉秀也組成舂陵軍，參加起義。綠林軍擁立劉玄為帝。這時另一支起義軍赤眉軍也在山東與王莽軍作戰。王莽發兵十萬與綠林軍戰于昆陽。起義軍以少勝多，劉秀在戰鬥中立了大功。綠林軍乘勝直指長安。地皇四年(23年)長安發生暴動，王莽被殺。新朝亡。不久，劉秀稱帝于河北，建立了東漢王朝。
新朝僅存十四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很短命的王朝，它的出現只不過是西漢王朝與東漢王朝中間的插曲。王莽奪取帝位後的施政完全不合時勢，造成天下更加動湯混亂，王莽的新朝很快就在農民起義打擊下覆滅。
大漢盛世
西漢
西元前202年－西元8年
漢代為漢高祖劉邦建立的中國第二個大一統的王朝。前期定都長安，又稱西漢、前漢；後期定都洛陽，又稱東漢、後漢。
西漢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的一個強盛、富饒的王朝，它繼承和鞏固了秦朝開始的統一國家，經濟繁榮，國力強盛、人民安樂，呈現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間，中國一直以世界強國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西漢王朝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西漢共傳十四帝，前後經歷210年。
秦末年，項羽、劉邦擁立楚懷王與秦朝抗爭。經過幾年的征戰，劉項軍奪取天下，項羽廢懷王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土地于王侯數十人，其中劉邦被封為漢王，都南鄭。但劉邦並不甘心居於項羽之下，在謀士張良、蕭何，大將軍韓信等人的幫助下，與項羽開展了長達四年多的「楚漢戰爭」。到前202年，在垓下之戰時取得了對項羽的決定性勝利後，登臨帝位，國號漢，定都長安，是為漢高帝。
漢朝各種制度基本上沿襲秦朝，但鑒於秦朝速亡，漢高祖廢秦苛法，實行與民休息政策，減輕租賦徭役，令軍吏士卒及流民各歸本土，給予田宅。有軍功的給予食邑封賞。又抑制富商大賈，限制商人對農民的兼併。這樣使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重新得到穩定，農業生產得到恢復。為強大的漢朝盛世奠定基礎。西元前195年，高祖薨，傳位惠帝劉盈，但此時政權實際已掌握在漢高皇后呂雉的手中。 呂後前後共掌權16年，是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女統治者之一。前183年，劉恒即位，是為文帝，他與景帝（文帝之子，前156—前143年在位）劉啟都繼續執行高祖所制定的“與民休息”的政策方針，減輕人民賦稅，使漢帝國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生活安定，國力大大增強，史家稱這一階段為“文景之治”。由於漢初大封諸侯王，地方諸侯王勢力膨脹，景帝時出現了「七國之亂」，平叛後諸侯王勢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權制也加強了。漢初至文帝、景帝的六十多年內，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發展。
武帝時是西漢的鼎盛時期，期間經濟繁榮、府庫充實。國家統一貨幣，鑄五銖錢，嚴禁私鑄錢，鑄鐵業實行國家專營，實行均輸法、平准法，朝廷財政收入大增。在這基礎上，武帝採取了積極的對外政策。北方匈奴長期以來是中國主要邊患，武帝起用衛青、霍去病等人發動了三次打擊匈奴的戰爭，使匈奴遠徙漠北，保證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又在西北邊地屯田，修長城，築烽燧，並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通往中亞的貿易通道。絲綢之路的開闢，大大促進了陸道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武帝還採用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教授五經，使經學成為食祿的工具。當時又建立國家藏書庫，整理圖籍，使文化事業發展。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寫下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昭帝、宣帝時，經濟繼續發展，但已潛伏危機，出現外戚專政，豪強勢力增強，流民增多。元帝以後，宦官外戚更加得勢，政治腐敗，階級矛盾尖銳化，農民起義不斷出現。成帝時太后的外戚王氏控制了政權，王氏兄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家財億萬。哀帝時，西漢王朝在農民起義威脅下搖搖欲墜，王莽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決危機，結果失勢。平帝時，王莽複起，排除異己，樹立黨羽，收攬民心，籠絡儒生，為支持自己篡位奪權做準備。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見有機可乘，于居攝三年(西元8年)廢孺子嬰，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西漢亡。
西漢的農業比前代更加發達，普遍應用牛耕和鐵農具，使用耬車播種，一天能播一頃地，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西漢的手工業進一步發展，冶鐵業的規模很大，已經開始用煤來作燃料。紡織業已經使用提花機，這是紡織技術的一大進步。另外，漢朝的藝術水準也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從近年來漢墓出土的一些文物看來，其做工之精細，工藝之考究，並不亞於今日。如四川廣漢出土的執鋤陶俑及廣州出土的漢代木船模型都是做工精細，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西漢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中華各民族的核心漢族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原戰國時各國的文化便相互滲透融合，到西漢時中華地區在典章制度、語言文字、文化教育、風俗習慣多方面都逐漸趨於統一，構成了共同的漢文化。從此中華地區的各族就出現了統一的漢族。漢族和周邊各少數族都是漢代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成員。漢族由於文明程度較高，在中國各兄弟民族中一直處於主導地位，這是歷史發展和自然形成的結果。漢以後歷代的朝代名稱雖有變換，但漢族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地位始終未變。
西元前202年－西元8年
漢代為漢高祖劉邦建立的中國第二個大一統的王朝。前期定都長安，又稱西漢、前漢；後期定都洛陽，又稱東漢、後漢。
西漢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的一個強盛、富饒的王朝，它繼承和鞏固了秦朝開始的統一國家，經濟繁榮，國力強盛、人民安樂，呈現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間，中國一直以世界強國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西漢王朝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西漢共傳十四帝，前後經歷210年。
秦末年，項羽、劉邦擁立楚懷王與秦朝抗爭。經過幾年的征戰，劉項軍奪取天下，項羽廢懷王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土地于王侯數十人，其中劉邦被封為漢王，都南鄭。但劉邦並不甘心居於項羽之下，在謀士張良、蕭何，大將軍韓信等人的幫助下，與項羽開展了長達四年多的「楚漢戰爭」。到前202年，在垓下之戰時取得了對項羽的決定性勝利後，登臨帝位，國號漢，定都長安，是為漢高帝。
漢朝各種制度基本上沿襲秦朝，但鑒於秦朝速亡，漢高祖廢秦苛法，實行與民休息政策，減輕租賦徭役，令軍吏士卒及流民各歸本土，給予田宅。有軍功的給予食邑封賞。又抑制富商大賈，限制商人對農民的兼併。這樣使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重新得到穩定，農業生產得到恢復。為強大的漢朝盛世奠定基礎。西元前195年，高祖薨，傳位惠帝劉盈，但此時政權實際已掌握在漢高皇后呂雉的手中。 呂後前後共掌權16年，是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女統治者之一。前183年，劉恒即位，是為文帝，他與景帝（文帝之子，前156—前143年在位）劉啟都繼續執行高祖所制定的“與民休息”的政策方針，減輕人民賦稅，使漢帝國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生活安定，國力大大增強，史家稱這一階段為“文景之治”。由於漢初大封諸侯王，地方諸侯王勢力膨脹，景帝時出現了「七國之亂」，平叛後諸侯王勢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權制也加強了。漢初至文帝、景帝的六十多年內，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發展。
武帝時是西漢的鼎盛時期，期間經濟繁榮、府庫充實。國家統一貨幣，鑄五銖錢，嚴禁私鑄錢，鑄鐵業實行國家專營，實行均輸法、平准法，朝廷財政收入大增。在這基礎上，武帝採取了積極的對外政策。北方匈奴長期以來是中國主要邊患，武帝起用衛青、霍去病等人發動了三次打擊匈奴的戰爭，使匈奴遠徙漠北，保證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又在西北邊地屯田，修長城，築烽燧，並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通往中亞的貿易通道。絲綢之路的開闢，大大促進了陸道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武帝還採用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教授五經，使經學成為食祿的工具。當時又建立國家藏書庫，整理圖籍，使文化事業發展。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寫下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昭帝、宣帝時，經濟繼續發展，但已潛伏危機，出現外戚專政，豪強勢力增強，流民增多。元帝以後，宦官外戚更加得勢，政治腐敗，階級矛盾尖銳化，農民起義不斷出現。成帝時太后的外戚王氏控制了政權，王氏兄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家財億萬。哀帝時，西漢王朝在農民起義威脅下搖搖欲墜，王莽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決危機，結果失勢。平帝時，王莽複起，排除異己，樹立黨羽，收攬民心，籠絡儒生，為支持自己篡位奪權做準備。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見有機可乘，于居攝三年(西元8年)廢孺子嬰，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西漢亡。
西漢的農業比前代更加發達，普遍應用牛耕和鐵農具，使用耬車播種，一天能播一頃地，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西漢的手工業進一步發展，冶鐵業的規模很大，已經開始用煤來作燃料。紡織業已經使用提花機，這是紡織技術的一大進步。另外，漢朝的藝術水準也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從近年來漢墓出土的一些文物看來，其做工之精細，工藝之考究，並不亞於今日。如四川廣漢出土的執鋤陶俑及廣州出土的漢代木船模型都是做工精細，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西漢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中華各民族的核心漢族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原戰國時各國的文化便相互滲透融合，到西漢時中華地區在典章制度、語言文字、文化教育、風俗習慣多方面都逐漸趨於統一，構成了共同的漢文化。從此中華地區的各族就出現了統一的漢族。漢族和周邊各少數族都是漢代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成員。漢族由於文明程度較高，在中國各兄弟民族中一直處於主導地位，這是歷史發展和自然形成的結果。漢以後歷代的朝代名稱雖有變換，但漢族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地位始終未變。
首創一統
秦朝
西元前221年－西元前206年
秦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朝代，它結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來分裂割據的局面，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自秦始皇贏政至秦三世子嬰，共傳三帝，享國十五年。
秦王嬴政當政以後，發動了大規模的兼併戰爭。從西元前230年到西元前221年的10年間，秦國先後滅掉了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實現了全國之大一統。秦朝就此確立，首都設在咸陽。秦王嬴政自以為功高「三皇」，德過「五帝」，所以兼采二者尊號而合為皇帝，用作天子的專稱。他自命是秦「始皇帝」(前221年－前210年)，子孫將是「二世」、「三世」......以至無窮。
秦始皇建立了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央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三公」分掌政務、軍務及監察；地方上實行郡縣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來增至四十一郡)，郡下設縣，縣下又有鄉、亭、裏等基層組織。這樣，全國由上到下均置於皇帝及其家族的嚴密統治之下。秦始皇還採取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全國修建馳道、直道，興建水利，築靈渠，銷毀兵器，又大規模遷移富民集中首都咸陽；遷萬姓充屯邊地，謫判罪犯戍守邊防；統一貨幣，把秦國的圓形方孔錢，作為統一的貨幣，通行全國，這對促進各民族各地區的經濟交流，十分有用。統一文字，把簡化了的字體小篆作為標準字體，通令全國使用。接著，又出現了一種比小篆書寫更簡便的字體隸書。現在的楷書，就是從隸書演化來的。文字的統一，促進了文化交流。統一車軌和度量衡，使長度、容量、重量，都有統一的標準，便利了經濟的發展。在農業方面，秦實行「強本抑末」，允許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確立土地私有，統一戶籍管理；此外，秦始皇還以首都咸陽為中心，廣修通往全國的馳道。而他自己則沿著新修之馳道，多次巡視全國各地，四處勒石記功。
秦始皇的一系列大一統措施，自然是為了建立其家族萬世一系的統治，但其創立的制度，往往為歷代王朝所遵循，它奠定了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礎。
秦始皇還把嚴刑峻法施之于文化領域，大肆統制思想，禁錮言論自由。西元前213年，秦始皇規定除了秦國的歷史記載，一切史書都燒掉；民間所藏，除醫藥、蔔筮、種樹之書外，其餘《詩》、《書》、百家語全部焚毀；誰要是再談論《詩》、《書》，就殺頭；以古非今的人則滿門抄斬。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背後議論秦始皇貪權專斷、濫用刑罰。秦始皇加以追查，下令搜捕對朝廷不滿的儒生，一共捉到四百六十人，全部加以活埋。這兩件事，歷史上叫作“焚書坑儒”。
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統一措施外，秦始皇也注重對外開拓，北伐匈奴，南平百越，使中國版圖大定。當時秦朝疆域西自隴蜀，東至遼東，北起大漠，南抵南海，大大超過了前代，形成後來中國領土之基礎。而秦代彪炳武功之最好見證，莫過於萬里長城之修築了。長城，原是戰國時期燕、趙、秦諸國加強邊防的產物。當時，居於中國北部大沙漠的匈奴時時南侵，為了對付這種擾攘，北方各國便各自築城防禦。秦朝後，派大將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又將原來燕、趙、秦三國所建的城牆連接起來，加以補築和修整。補築的部分超過原來三國長城的總和，成為西起甘肅臨洮、東至遼寧東部的「萬里長城」(今長城為明代重修，西起嘉峪關，東迄山海關，全長六千多公里)。
秦代建設還包括修馳道、築溝渠。如疏浚鴻溝(河南汴河)作為水路樞紐，通濟、汝、淮、泗諸水。又於西元前214年，令史祿監修長達六十多裏的靈渠，溝通了湘、漓二水。
秦始皇為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和安排身後的歸宿，徵調了數百萬民工，大肆修築宮殿和陵墓。宮殿以阿房宮(今陝西西安阿房村)最著名，東西五裏，南北千步，規模盛大，直到秦始皇死時都未建好。而他為自己精心策劃的墳墓──驪山陵，也先後修了三十六年，到他死去時才勉強竣工。近年來在它東面發現了大型兵馬陶俑坑，內有武士俑約七千個、駟馬戰車一百多輛、戰馬一百餘匹，以及數千件各式兵器，被中外人士譽為「世界第八奇觀」。此外，秦始皇橫徵暴斂，求不死藥，在全國大規模巡遊玩樂。特別是毫無限制地徵發徭役，徵收重賦，刑罰殘酷。始皇末年，全國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滿聲中。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在巡遊南方回歸山東至河北道上病死。丞相趙高與李斯結謀殺害了太子扶蘇，另立其弟胡亥繼位，即秦二世。二世昏庸，在趙高的操縱下，其暴政比始皇時有過之無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終於爆發了以戍卒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起義烽火迅速蔓延，各地反秦力量都來參加。六國舊貴族的殘餘勢力、秦國的下級官吏和地方勢力也都起來反秦。秦軍大敗。但起義軍內部矛盾很快出現，相互仇殺。反秦鬥爭遂由六國舊貴族之後項羽與原秦下級官吏劉邦分別領導，西入關攻秦。這時趙高已殺丞相李斯，又殺二世，立始皇孫子嬰為秦王。西元前207年，項羽大破秦軍，巨鹿一戰，秦軍被殲殆盡。子嬰使人殺了趙高。西元前206年劉邦入關，至咸陽城外壩上，子嬰出城降，秦亡。歷史進入了以項羽為首的「楚王」和以劉邦為首的「漢王」的「楚漢戰爭」階段。前202年，項羽敗死，劉邦即漢朝皇帝位。
秦朝在歷史上雖然為時很短，但它對後世的影響卻極其深遠。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大陸，除西部、西南部和東北部的邊疆地區尚未開發外，其版圖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時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權制度，也基本上為後世歷代王朝所繼承；秦代修建的萬里長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跡。但秦始皇的統治卻是歷史上少見的殘暴統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來推翻，成為短命王朝。
西元前221年－西元前206年
秦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朝代，它結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來分裂割據的局面，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自秦始皇贏政至秦三世子嬰，共傳三帝，享國十五年。
秦王嬴政當政以後，發動了大規模的兼併戰爭。從西元前230年到西元前221年的10年間，秦國先後滅掉了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實現了全國之大一統。秦朝就此確立，首都設在咸陽。秦王嬴政自以為功高「三皇」，德過「五帝」，所以兼采二者尊號而合為皇帝，用作天子的專稱。他自命是秦「始皇帝」(前221年－前210年)，子孫將是「二世」、「三世」......以至無窮。
秦始皇建立了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央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三公」分掌政務、軍務及監察；地方上實行郡縣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來增至四十一郡)，郡下設縣，縣下又有鄉、亭、裏等基層組織。這樣，全國由上到下均置於皇帝及其家族的嚴密統治之下。秦始皇還採取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全國修建馳道、直道，興建水利，築靈渠，銷毀兵器，又大規模遷移富民集中首都咸陽；遷萬姓充屯邊地，謫判罪犯戍守邊防；統一貨幣，把秦國的圓形方孔錢，作為統一的貨幣，通行全國，這對促進各民族各地區的經濟交流，十分有用。統一文字，把簡化了的字體小篆作為標準字體，通令全國使用。接著，又出現了一種比小篆書寫更簡便的字體隸書。現在的楷書，就是從隸書演化來的。文字的統一，促進了文化交流。統一車軌和度量衡，使長度、容量、重量，都有統一的標準，便利了經濟的發展。在農業方面，秦實行「強本抑末」，允許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確立土地私有，統一戶籍管理；此外，秦始皇還以首都咸陽為中心，廣修通往全國的馳道。而他自己則沿著新修之馳道，多次巡視全國各地，四處勒石記功。
秦始皇的一系列大一統措施，自然是為了建立其家族萬世一系的統治，但其創立的制度，往往為歷代王朝所遵循，它奠定了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礎。
秦始皇還把嚴刑峻法施之于文化領域，大肆統制思想，禁錮言論自由。西元前213年，秦始皇規定除了秦國的歷史記載，一切史書都燒掉；民間所藏，除醫藥、蔔筮、種樹之書外，其餘《詩》、《書》、百家語全部焚毀；誰要是再談論《詩》、《書》，就殺頭；以古非今的人則滿門抄斬。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背後議論秦始皇貪權專斷、濫用刑罰。秦始皇加以追查，下令搜捕對朝廷不滿的儒生，一共捉到四百六十人，全部加以活埋。這兩件事，歷史上叫作“焚書坑儒”。
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統一措施外，秦始皇也注重對外開拓，北伐匈奴，南平百越，使中國版圖大定。當時秦朝疆域西自隴蜀，東至遼東，北起大漠，南抵南海，大大超過了前代，形成後來中國領土之基礎。而秦代彪炳武功之最好見證，莫過於萬里長城之修築了。長城，原是戰國時期燕、趙、秦諸國加強邊防的產物。當時，居於中國北部大沙漠的匈奴時時南侵，為了對付這種擾攘，北方各國便各自築城防禦。秦朝後，派大將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又將原來燕、趙、秦三國所建的城牆連接起來，加以補築和修整。補築的部分超過原來三國長城的總和，成為西起甘肅臨洮、東至遼寧東部的「萬里長城」(今長城為明代重修，西起嘉峪關，東迄山海關，全長六千多公里)。
秦代建設還包括修馳道、築溝渠。如疏浚鴻溝(河南汴河)作為水路樞紐，通濟、汝、淮、泗諸水。又於西元前214年，令史祿監修長達六十多裏的靈渠，溝通了湘、漓二水。
秦始皇為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和安排身後的歸宿，徵調了數百萬民工，大肆修築宮殿和陵墓。宮殿以阿房宮(今陝西西安阿房村)最著名，東西五裏，南北千步，規模盛大，直到秦始皇死時都未建好。而他為自己精心策劃的墳墓──驪山陵，也先後修了三十六年，到他死去時才勉強竣工。近年來在它東面發現了大型兵馬陶俑坑，內有武士俑約七千個、駟馬戰車一百多輛、戰馬一百餘匹，以及數千件各式兵器，被中外人士譽為「世界第八奇觀」。此外，秦始皇橫徵暴斂，求不死藥，在全國大規模巡遊玩樂。特別是毫無限制地徵發徭役，徵收重賦，刑罰殘酷。始皇末年，全國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滿聲中。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在巡遊南方回歸山東至河北道上病死。丞相趙高與李斯結謀殺害了太子扶蘇，另立其弟胡亥繼位，即秦二世。二世昏庸，在趙高的操縱下，其暴政比始皇時有過之無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終於爆發了以戍卒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起義烽火迅速蔓延，各地反秦力量都來參加。六國舊貴族的殘餘勢力、秦國的下級官吏和地方勢力也都起來反秦。秦軍大敗。但起義軍內部矛盾很快出現，相互仇殺。反秦鬥爭遂由六國舊貴族之後項羽與原秦下級官吏劉邦分別領導，西入關攻秦。這時趙高已殺丞相李斯，又殺二世，立始皇孫子嬰為秦王。西元前207年，項羽大破秦軍，巨鹿一戰，秦軍被殲殆盡。子嬰使人殺了趙高。西元前206年劉邦入關，至咸陽城外壩上，子嬰出城降，秦亡。歷史進入了以項羽為首的「楚王」和以劉邦為首的「漢王」的「楚漢戰爭」階段。前202年，項羽敗死，劉邦即漢朝皇帝位。
秦朝在歷史上雖然為時很短，但它對後世的影響卻極其深遠。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大陸，除西部、西南部和東北部的邊疆地區尚未開發外，其版圖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時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權制度，也基本上為後世歷代王朝所繼承；秦代修建的萬里長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跡。但秦始皇的統治卻是歷史上少見的殘暴統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來推翻，成為短命王朝。
2007年12月4日星期二
列國爭霸
東周
西元前770年－西元前221年
東周自西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滅為止，共傳25王，前後經歷了515年。
東周實際上分為兩個時期，以周平王元年（西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西元前476年）為春秋時期；因孔子改編的魯史《春秋》而得名，其特點是天下權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諸侯；周元王元年到東周滅亡（西元前256年）35年後的秦始皇元年（西元前221年）為戰國時期。因西漢劉向所編《戰國策》一書而得名，其特點是權力重心繼續下移，由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階層興起。
春秋時期，是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時期。而戰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
西周時期，周王保持著「天下宗主」的威權，可禁止諸侯國之間互相攻擊或兼併。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虛名，再沒有控制諸侯的力量，由此歷史也開始了一個列國紛爭的大動盪、大分裂時期。同時，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一些被稱為蠻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響或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很快趕了上來。中原各國也因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有的強大起來，有的衰落下去。於是，諸侯國互相兼併，大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出現了。諸侯林立的情況，嚴重束縛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各國的兼併與爭霸促成了各個地區的統一。因此，東周時期的社會大動盪，為全國性的統一準備了條件。
平王東遷以後，西土為秦國所有。它吞併了周圍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國家，成了西方強國。在今山西的晉國，山東的齊、魯，湖北的楚國，北京與河北北部的燕國，以及稍後於長江下游崛起的吳、越等國，都在吞併了周圍一些小國之後，強大起來，成了大國。於是，在歷史上展開了一幕幕大國爭霸的激烈場面。
首先建立霸業的是齊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內政，使國力強盛。又用管仲的謀略，以「尊王攘夷」為號召，聯合燕國打敗了北戎；聯合其他國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擾，「存邢救衛」；西元前656年，齊國與魯、宋、鄭、陳、衛、許、曹諸國聯軍侵蔡伐楚，觀兵召陵，責問楚為何不向周王納貢。楚的國力也很強盛，連年攻鄭。但見齊桓公來勢兇猛，為保存實力，許和而罷。以後，齊桓公又多次大會諸侯，周王也派人參加會盟，加以犒勞。齊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齊國稱霸中原時，楚國向東擴充勢力。齊桓公死後，齊國內部發生爭權鬥爭，國力稍衰。楚又向北發展。宋襄公想繼承齊桓公霸業，與楚較量，結果把性命都丟了。齊國稱霸時的盟國魯、宋、鄭、陳、蔡、許、曹、衛等國家，這時都轉而成了楚的盟國。
正當楚國想稱霸中原之時，晉國勃興起來。晉文公回國後整頓內政，增強軍隊，也想爭當霸主。這時周襄王被王子帶勾結狄人趕跑，流落在外。晉文公以為是「取威定霸」的好機會，便約會諸侯，打垮王子帶，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幟。西元前632年晉楚兩軍在城濮大戰，晉軍打敗了楚軍。戰後，晉文公在踐土會盟諸侯，周王也來參加，冊命晉文公為「侯伯」（霸主）。
晉楚爭霸期間，齊秦兩國雄踞東西。春秋中葉以後，楚聯秦，晉聯齊，仍是旗鼓相當。但爭霸戰爭加劇了各國內部的矛盾，於是出現了結束爭霸的「弭兵」。西元前579年，宋國約合晉楚訂了盟約：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來，互相救難，共同討伐不聽命的第三國。「弭兵」反映了兩個霸主之間的勾結與爭奪，也反映了一些小國想擺脫大國控制的願望。西元前575年晉楚于鄢陵大戰，楚大敗；西元前557年晉楚於湛阪大戰，楚又敗。這一期間，晉秦、晉齊之間也發生過大戰，晉獲勝。西元前546年，宋國再次約合晉楚「弭兵」，參加的還有其他十多個國家。會上商定：中小國家此後要對晉楚同樣納貢。晉楚兩國平分了霸權。
當晉、楚兩國漸趨衰弱時，長江下游的吳、越卻先後崛起爭霸。吳王闔閭執政時，重用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和原來的楚臣伍子胥，興兵伐楚，經五戰五捷而於西元前506年直搗楚國都郢。後來其子夫差先後打敗越、陳、魯、宋、齊，成為諸侯間的盟主。越王勾踐於西元前494年被夫差所敗後一面臥薪嚐膽，積蓄力量；一面獻美女西施、鄭旦于吳。經過十數年的準備，終於大破吳師，逼得夫差自殺，吳國就此滅亡。這時，春秋時代行將結束，霸政已經趨於尾聲，但勾踐仍率兵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成為春秋末期最後一個霸主。
春秋時期，鐵器已經在農業、手工業生產中使用。農業生產中使用鐵鋤、鐵斧等。鐵器堅硬、鋒利，勝過木石和青銅工具。鐵器的使用，標誌著社會生產力的顯著提高。那時，也開始用牛耕地。耕作技術提高了，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起來。由於冶鐵技術不斷提高，春秋戰國之交還出現了煉鋼，並首先被用於鑄劍等兵器製造業。吳、越、楚等國都是當時鑄造名劍的地方，出現純鈞、湛盧、豪曹、魚腸、钜闕、幹將、莫邪等名劍。
這一期間，一些貴族把公田化為私田，逐漸採取了新的剝削方式，讓種田的勞動者交出大部分產品，保留一部分產品。這樣，奴隸主貴族轉變成了封建地主，原來耕種井田的奴隸轉變成為農民。這種新的剝削方式，就是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從魯國開始，井田制在各國逐步瓦解了。井田制的瓦解，標誌著奴隸社會的逐步瓦解。
春秋時期各國的兼併與鬥爭，促進各國、各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屬間的接觸與融合。經過這一時期的大動盪、大改組，幾百個小國逐漸歸併為七個大國和它們周圍的十幾個小國。
到戰國開始，主要的諸侯國只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 等七國，歷史上稱之為“戰國七雄”。楚在南，趙在北，燕在東北，齊在東，秦在西，韓、魏在中間。在這七個大國中，沿黃河流域從西到東的三個大國──秦、魏、齊、在前期具有左右局勢的力量。
從魏文侯開始至西元前四世紀中葉，是魏國獨霸中原的時期。魏的強大，引起韓、趙、秦的疑慮，它們之間摩擦不斷。西元前354年，趙國攻衛，魏視衛為自己的屬國，於是出兵攻打趙都邯鄲。趙向齊求援，齊派田忌救趙，用孫臏之計，襲擊魏都大樑。時魏軍雖已攻下邯鄲，不得不撤軍回救本國，在桂陵被齊軍打敗。次年，魏、韓聯合，又打敗齊軍。西元前342年魏攻韓，韓向齊求救，齊仍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設計將魏軍誘入馬陵埋伏圈，齊軍萬箭齊發，魏國大將龐涓自殺，魏太子申被俘。這就是著名的馬陵之戰。由此造成了齊、魏在東方的均勢。
戰國時期，農民更多地使用鐵農具，除了鐵鋤、鐵斧，還有鐵鏟和鐵犁。牛耕在這時期得到推廣。鐵器的廣泛使用，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推動了農田水利的興修，比較著名的有「漳河渠」與「都江堰」。漳河渠修建于魏國，由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的縣令西門豹所督修。都江堰是秦昭王時蜀郡太守李冰所建，位於四川岷江中游的灌縣(今成都附近)，是一個防洪、灌溉、航運綜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它令岷江水源源不絕地流入密佈于川西平原上的千百條大小管道，使成都平原成為沃野千里、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兩千多年來，都江堰經歷代維修擴建，不斷地發揮著重大效益。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興盛起來。商業的繁榮還促進了貨幣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貨幣包括物品、黃金及銅幣三種。物品貨幣有玉、帛之類；黃金貨幣如楚國郢都的爰金。但當時流行最廣泛的是銅鑄貨幣，其形式則因國而異，有貝幣、布幣、刀幣和圜錢等等。由於圜錢應用起來較方便，貨幣漸漸採取錢形，「錢」就慢慢成為一般貨幣的通稱了。
隨著井田制的破壞，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逐漸為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代替。貴族佔有大量私田，戰場上立功的將士、擁有雄厚資財的大商人，也佔有大量的土地，他們成為新興的地主。新興的土地階級，經濟勢力越來越大，他們要求廢除奴隸主貴族的特權，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專政。在新興土地階級的推動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開展了“變法”運動，經歷了100多年，新的封建制終於在各諸侯國確立起來。
秦國的商鞅變法是一場比較徹底的地主階級政治改革。西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開始變法。其主要內容有：1、廢井田，開阡陌。廢除井田制，國家承認田地歸私人所有，准許土地自由買賣。2、廢除特權，獎勵耕戰。廢除奴隸主貴族享受爵祿的特權。規定按軍功的大小，授爵和賜給田宅。還規定，生產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限制工商業者的活動，禁止棄農經商。3、建立縣制。在全國設置31個縣，由國君直接派官吏治理，由國家統一控制。自商鞅變法後，秦國一躍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於是向東擴展勢力。先是打敗了三晉，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後又向西、南、北擴充疆土，到西元前四世紀末，其疆土之大與楚國接近。
楚國的改革不徹底，國力不強，但它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楚結齊抗秦，使秦國的發展大受影響。於是秦派張儀入楚，勸楚絕齊從秦，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為代價。楚懷王貪圖便宜，遂與齊國破裂。當楚國派人去要地時，秦國拒不交付。楚懷王興兵伐秦，大敗而回。楚國勢孤力弱，秦便東向進圖中原。先是與韓、魏爭鬥，後與齊國爭鬥。西元286年，齊滅宋，使各國感到不安。秦國便約韓、趙、魏、燕國攻齊，大敗齊軍。燕國以樂毅為將，趁勢攻下齊都臨淄，攻佔七十餘城。齊王逃至國外，為楚所殺。齊國的強國地位從此一去不復返。由此，秦國開始了東向大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競爭，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造成了學術文化的空前繁榮。當時面對動盪的兼併局勢，各國君主都想稱霸爭雄，謀求富國強兵之策，所以競相禮賢下士，延攬人材。而社會賢達之士也紛紛乘時而起，懷才四適，提出各種匡時濟世之良策，造成思想言論的空前自由，即所謂「諸子蜂起」、「百家爭鳴」。
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比較著名的有「九流十家」。「九流」指的是：( 1 )儒家：孔子(丘)、孟子(軻)、荀子(況)；( 2 )道家：老子(李耳)、莊子(周)；( 3 )墨家：墨子(翟)；( 4 )法家：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 5 )名家：公孫龍、惠施；( 6 )陰陽家：鄒衍；( 7 )縱橫家：蘇秦、張儀；( 8 )雜家：呂不韋；( 9 )農家：許行。「九流」加上小說家(青史子等)，是為「十家」。另尚有兵家(孫武、孫臏)等。
儒家自經春秋時孔丘始創，到戰國又有孟軻加以發展，所以後人又把這個學派的思想稱為「孔孟之道」，其中心是「仁愛之治」。道家的代表人物除春秋的老聃外，戰國又出現了個莊周，所以又稱「老莊思想」。鑒於列國兵戈不息，道家傾向于清靜無為，主張「小國寡民」的社會，過起「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遁世生活。墨家在戰國時期一直堅持「兼愛」、「非攻」，但卻難以扭轉局勢，故其自身也日趨式微。在戰國七雄競爭的形勢下，縱橫家及法家比較受到歡迎。法家的表人物有李悝、商鞅、韓非等等，他們講變法，重耕織，主張積極進取，對於增強各國尤其是秦國的國力，起了頗大的作用。
西元前246年，秦王政(即後來的秦始皇帝)即位。他任用尉繚、李斯等人，加緊統一的步伐，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打亂六國的部署，連年發兵東征。經過多年的爭戰，從西元前230年秦國滅韓至西元前221年滅齊，東方六國先後為秦統一。從此，中國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西元前770年－西元前221年
東周自西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滅為止，共傳25王，前後經歷了515年。
東周實際上分為兩個時期，以周平王元年（西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西元前476年）為春秋時期；因孔子改編的魯史《春秋》而得名，其特點是天下權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諸侯；周元王元年到東周滅亡（西元前256年）35年後的秦始皇元年（西元前221年）為戰國時期。因西漢劉向所編《戰國策》一書而得名，其特點是權力重心繼續下移，由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階層興起。
春秋時期，是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時期。而戰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
西周時期，周王保持著「天下宗主」的威權，可禁止諸侯國之間互相攻擊或兼併。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虛名，再沒有控制諸侯的力量，由此歷史也開始了一個列國紛爭的大動盪、大分裂時期。同時，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一些被稱為蠻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響或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很快趕了上來。中原各國也因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有的強大起來，有的衰落下去。於是，諸侯國互相兼併，大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出現了。諸侯林立的情況，嚴重束縛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各國的兼併與爭霸促成了各個地區的統一。因此，東周時期的社會大動盪，為全國性的統一準備了條件。
平王東遷以後，西土為秦國所有。它吞併了周圍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國家，成了西方強國。在今山西的晉國，山東的齊、魯，湖北的楚國，北京與河北北部的燕國，以及稍後於長江下游崛起的吳、越等國，都在吞併了周圍一些小國之後，強大起來，成了大國。於是，在歷史上展開了一幕幕大國爭霸的激烈場面。
首先建立霸業的是齊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內政，使國力強盛。又用管仲的謀略，以「尊王攘夷」為號召，聯合燕國打敗了北戎；聯合其他國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擾，「存邢救衛」；西元前656年，齊國與魯、宋、鄭、陳、衛、許、曹諸國聯軍侵蔡伐楚，觀兵召陵，責問楚為何不向周王納貢。楚的國力也很強盛，連年攻鄭。但見齊桓公來勢兇猛，為保存實力，許和而罷。以後，齊桓公又多次大會諸侯，周王也派人參加會盟，加以犒勞。齊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齊國稱霸中原時，楚國向東擴充勢力。齊桓公死後，齊國內部發生爭權鬥爭，國力稍衰。楚又向北發展。宋襄公想繼承齊桓公霸業，與楚較量，結果把性命都丟了。齊國稱霸時的盟國魯、宋、鄭、陳、蔡、許、曹、衛等國家，這時都轉而成了楚的盟國。
正當楚國想稱霸中原之時，晉國勃興起來。晉文公回國後整頓內政，增強軍隊，也想爭當霸主。這時周襄王被王子帶勾結狄人趕跑，流落在外。晉文公以為是「取威定霸」的好機會，便約會諸侯，打垮王子帶，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幟。西元前632年晉楚兩軍在城濮大戰，晉軍打敗了楚軍。戰後，晉文公在踐土會盟諸侯，周王也來參加，冊命晉文公為「侯伯」（霸主）。
晉楚爭霸期間，齊秦兩國雄踞東西。春秋中葉以後，楚聯秦，晉聯齊，仍是旗鼓相當。但爭霸戰爭加劇了各國內部的矛盾，於是出現了結束爭霸的「弭兵」。西元前579年，宋國約合晉楚訂了盟約：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來，互相救難，共同討伐不聽命的第三國。「弭兵」反映了兩個霸主之間的勾結與爭奪，也反映了一些小國想擺脫大國控制的願望。西元前575年晉楚于鄢陵大戰，楚大敗；西元前557年晉楚於湛阪大戰，楚又敗。這一期間，晉秦、晉齊之間也發生過大戰，晉獲勝。西元前546年，宋國再次約合晉楚「弭兵」，參加的還有其他十多個國家。會上商定：中小國家此後要對晉楚同樣納貢。晉楚兩國平分了霸權。
當晉、楚兩國漸趨衰弱時，長江下游的吳、越卻先後崛起爭霸。吳王闔閭執政時，重用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和原來的楚臣伍子胥，興兵伐楚，經五戰五捷而於西元前506年直搗楚國都郢。後來其子夫差先後打敗越、陳、魯、宋、齊，成為諸侯間的盟主。越王勾踐於西元前494年被夫差所敗後一面臥薪嚐膽，積蓄力量；一面獻美女西施、鄭旦于吳。經過十數年的準備，終於大破吳師，逼得夫差自殺，吳國就此滅亡。這時，春秋時代行將結束，霸政已經趨於尾聲，但勾踐仍率兵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成為春秋末期最後一個霸主。
春秋時期，鐵器已經在農業、手工業生產中使用。農業生產中使用鐵鋤、鐵斧等。鐵器堅硬、鋒利，勝過木石和青銅工具。鐵器的使用，標誌著社會生產力的顯著提高。那時，也開始用牛耕地。耕作技術提高了，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起來。由於冶鐵技術不斷提高，春秋戰國之交還出現了煉鋼，並首先被用於鑄劍等兵器製造業。吳、越、楚等國都是當時鑄造名劍的地方，出現純鈞、湛盧、豪曹、魚腸、钜闕、幹將、莫邪等名劍。
這一期間，一些貴族把公田化為私田，逐漸採取了新的剝削方式，讓種田的勞動者交出大部分產品，保留一部分產品。這樣，奴隸主貴族轉變成了封建地主，原來耕種井田的奴隸轉變成為農民。這種新的剝削方式，就是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從魯國開始，井田制在各國逐步瓦解了。井田制的瓦解，標誌著奴隸社會的逐步瓦解。
春秋時期各國的兼併與鬥爭，促進各國、各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屬間的接觸與融合。經過這一時期的大動盪、大改組，幾百個小國逐漸歸併為七個大國和它們周圍的十幾個小國。
到戰國開始，主要的諸侯國只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 等七國，歷史上稱之為“戰國七雄”。楚在南，趙在北，燕在東北，齊在東，秦在西，韓、魏在中間。在這七個大國中，沿黃河流域從西到東的三個大國──秦、魏、齊、在前期具有左右局勢的力量。
從魏文侯開始至西元前四世紀中葉，是魏國獨霸中原的時期。魏的強大，引起韓、趙、秦的疑慮，它們之間摩擦不斷。西元前354年，趙國攻衛，魏視衛為自己的屬國，於是出兵攻打趙都邯鄲。趙向齊求援，齊派田忌救趙，用孫臏之計，襲擊魏都大樑。時魏軍雖已攻下邯鄲，不得不撤軍回救本國，在桂陵被齊軍打敗。次年，魏、韓聯合，又打敗齊軍。西元前342年魏攻韓，韓向齊求救，齊仍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設計將魏軍誘入馬陵埋伏圈，齊軍萬箭齊發，魏國大將龐涓自殺，魏太子申被俘。這就是著名的馬陵之戰。由此造成了齊、魏在東方的均勢。
戰國時期，農民更多地使用鐵農具，除了鐵鋤、鐵斧，還有鐵鏟和鐵犁。牛耕在這時期得到推廣。鐵器的廣泛使用，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推動了農田水利的興修，比較著名的有「漳河渠」與「都江堰」。漳河渠修建于魏國，由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的縣令西門豹所督修。都江堰是秦昭王時蜀郡太守李冰所建，位於四川岷江中游的灌縣(今成都附近)，是一個防洪、灌溉、航運綜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它令岷江水源源不絕地流入密佈于川西平原上的千百條大小管道，使成都平原成為沃野千里、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兩千多年來，都江堰經歷代維修擴建，不斷地發揮著重大效益。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興盛起來。商業的繁榮還促進了貨幣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貨幣包括物品、黃金及銅幣三種。物品貨幣有玉、帛之類；黃金貨幣如楚國郢都的爰金。但當時流行最廣泛的是銅鑄貨幣，其形式則因國而異，有貝幣、布幣、刀幣和圜錢等等。由於圜錢應用起來較方便，貨幣漸漸採取錢形，「錢」就慢慢成為一般貨幣的通稱了。
隨著井田制的破壞，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逐漸為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代替。貴族佔有大量私田，戰場上立功的將士、擁有雄厚資財的大商人，也佔有大量的土地，他們成為新興的地主。新興的土地階級，經濟勢力越來越大，他們要求廢除奴隸主貴族的特權，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專政。在新興土地階級的推動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開展了“變法”運動，經歷了100多年，新的封建制終於在各諸侯國確立起來。
秦國的商鞅變法是一場比較徹底的地主階級政治改革。西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開始變法。其主要內容有：1、廢井田，開阡陌。廢除井田制，國家承認田地歸私人所有，准許土地自由買賣。2、廢除特權，獎勵耕戰。廢除奴隸主貴族享受爵祿的特權。規定按軍功的大小，授爵和賜給田宅。還規定，生產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限制工商業者的活動，禁止棄農經商。3、建立縣制。在全國設置31個縣，由國君直接派官吏治理，由國家統一控制。自商鞅變法後，秦國一躍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於是向東擴展勢力。先是打敗了三晉，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後又向西、南、北擴充疆土，到西元前四世紀末，其疆土之大與楚國接近。
楚國的改革不徹底，國力不強，但它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楚結齊抗秦，使秦國的發展大受影響。於是秦派張儀入楚，勸楚絕齊從秦，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為代價。楚懷王貪圖便宜，遂與齊國破裂。當楚國派人去要地時，秦國拒不交付。楚懷王興兵伐秦，大敗而回。楚國勢孤力弱，秦便東向進圖中原。先是與韓、魏爭鬥，後與齊國爭鬥。西元286年，齊滅宋，使各國感到不安。秦國便約韓、趙、魏、燕國攻齊，大敗齊軍。燕國以樂毅為將，趁勢攻下齊都臨淄，攻佔七十餘城。齊王逃至國外，為楚所殺。齊國的強國地位從此一去不復返。由此，秦國開始了東向大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競爭，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造成了學術文化的空前繁榮。當時面對動盪的兼併局勢，各國君主都想稱霸爭雄，謀求富國強兵之策，所以競相禮賢下士，延攬人材。而社會賢達之士也紛紛乘時而起，懷才四適，提出各種匡時濟世之良策，造成思想言論的空前自由，即所謂「諸子蜂起」、「百家爭鳴」。
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比較著名的有「九流十家」。「九流」指的是：( 1 )儒家：孔子(丘)、孟子(軻)、荀子(況)；( 2 )道家：老子(李耳)、莊子(周)；( 3 )墨家：墨子(翟)；( 4 )法家：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 5 )名家：公孫龍、惠施；( 6 )陰陽家：鄒衍；( 7 )縱橫家：蘇秦、張儀；( 8 )雜家：呂不韋；( 9 )農家：許行。「九流」加上小說家(青史子等)，是為「十家」。另尚有兵家(孫武、孫臏)等。
儒家自經春秋時孔丘始創，到戰國又有孟軻加以發展，所以後人又把這個學派的思想稱為「孔孟之道」，其中心是「仁愛之治」。道家的代表人物除春秋的老聃外，戰國又出現了個莊周，所以又稱「老莊思想」。鑒於列國兵戈不息，道家傾向于清靜無為，主張「小國寡民」的社會，過起「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遁世生活。墨家在戰國時期一直堅持「兼愛」、「非攻」，但卻難以扭轉局勢，故其自身也日趨式微。在戰國七雄競爭的形勢下，縱橫家及法家比較受到歡迎。法家的表人物有李悝、商鞅、韓非等等，他們講變法，重耕織，主張積極進取，對於增強各國尤其是秦國的國力，起了頗大的作用。
西元前246年，秦王政(即後來的秦始皇帝)即位。他任用尉繚、李斯等人，加緊統一的步伐，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打亂六國的部署，連年發兵東征。經過多年的爭戰，從西元前230年秦國滅韓至西元前221年滅齊，東方六國先後為秦統一。從此，中國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封邦建國
西周
約西元前1066──約西元前770年
西周是我國繼夏商之後的第三個王朝，是中國遠古社會的鼎盛時期。西周自周武王滅商至申侯聯合犬戎攻殺周幽王止，共傳十二王，前後經歷約257年。
商朝末期，商紂王統治殘暴，政治腐敗，內外矛盾空前尖銳。生活在涇水、渭水流域的商朝屬國首領周武王，繼承了父親周文王的事業，出兵伐商。庸、蜀、羌、鬃、微、盧、彭、濮等許多小國也率兵會合。周軍一路上勢如破竹，紂王慌忙湊齊十七萬商軍開赴牧野(今河南汲縣)。這一年二月甲子日，商、週二軍在牧野展開決戰，姜尚率周軍前鋒沖進敵陣，商軍無心戰鬥，紛紛倒戈相向。這件大事被記載於陝西臨潼出土的青銅「利簋」的銘文裏。紂王見大勢已去，倉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把珠玉珍寶圍在身旁，引火自焚身亡。這就是有名的牧野之戰，或稱「武王伐紂」，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次貴族革命。商朝遂亡。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周王朝時代。
武王克商以後，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來的統治地區，又征服了四周的許多小國。但如何牢固控制東方的大片領土，成了武王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於是，他採用「分封親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親和功臣謀士分封各地，建立諸侯國。一個個諸侯國成為對一方土地進行統治的據點，它們對周王室也起到拱衛的作用。武王把商紂之子武庚（祿父）封于商都，藉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為侯，監督武庚；又將周公封于魯、姜尚封于齊、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後，其子繼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管叔、蔡叔對周公不滿，散佈流言，說周公意在謀取王位。不久，武庚與管、蔡串通一起，並聯合東方的徐、奄、薄姑等國發動叛亂。周公調大軍東征，用了三年時間，終於平定了武庚與管、蔡之亂，殺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東征取得全面勝利，使周王朝的統治得到鞏固。
武王滅商之後，回到鎬京，深感鎬京與新征服地區相距太遠。他意在夏人活動中心的伊洛河地區建立新的都邑。他的這一想法尚未實現，突然病逝。從寶雞出土的何尊銘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後，繼承了武王之遺志，決定在洛陽附近建一新邑，「宅茲中國」。從這裏對新征服地區進行統治，可大大縮短距離。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陽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周)與武王所建的鎬京(宗周)一起，成為西周時期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為徹底剷除殷遺民的複國夢想，成王時還將殷頑民遷至成周。
由於周公旦在宗周攝政，魯侯之爵由他的長子伯禽就封。魯的地望在今天的山東曲阜，已發現魯城遺址；姜尚所封的齊國，在今山東臨淄；召公所封的燕國在今北京房山，也已發現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亂被平息後，該地封給武王之弟康叔，為衛侯，已在河南浚縣發現衛國遺址；紂的庶兄微子啟未參預武庚叛亂，他作為商族的後裔被封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衛國的西邊，還有個晉國，成王攻滅唐國後，以其地封給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與曲沃交界處已發現其遺址。這些諸侯國的封地往往形成犄角之勢，互有聯繫、互相制約，因而在早期階段對政治局面的穩定確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獻中所說「成康之際，四十年刑錯不用」，正說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亂後，周王朝出現了一段安定的局面。
周人在經過一系列戰爭之後，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鄧、楚；北到肅慎、燕、亳；東邊到達濱海；西邊直抵甘、青。其地域範圍超過了商朝。成為地域空前廣大的奴隸制國家。
西周統治的鞏固，與其建立穩定的制度很有關係。支撐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禮樂制、井田制。封建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也是其統治的核心。井田制是維持封建的經濟制度。至於宗法、禮樂制，則是維持封建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
根據封建制度，西周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國家機器，對域內實行有效的統治。制訂的刑罰，比商代更系統。常備軍的人數比商代還多，在宗周駐有六師，在成周駐有八師。全國的土地與臣民，名義上都屬周王所有，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天子把爵位、土地連同居民分封給諸侯時；要舉行授土授民的儀式。所封的諸侯國，要定期朝見周天子，各諸侯要服從周天子的命令，要向天子貢獻財物，要派兵隨從天子作戰。有保衛王室的義務。如果不納貢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懲處。同時諸侯可把土地及居民分賜給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又有士。這就構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形之貴族等級制。為了維繫封建制度，西周還形成了按血緣關係組織起來的家族制度──宗法制，規定從天子到士各級貴族的名位只能由嫡長子繼承，並建立以全國最高宗主──周天子為核心的層層藩屏。
此外，周公還制禮作樂，規定了吉禮(祭禮)、凶禮(喪禮)、軍禮(行軍，出征)、賓禮(朝覲，互聘)、嘉禮(婚宴，加冠)等，使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實行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在經濟方面，與封建制度相配合的有「井田制」。在西周，全國土地均屬周室所有。天子將王畿外的土地分給諸侯作封國，諸侯又分地給卿大夫稱采邑，士則從卿大夫取得食田。但是各級貴族對於自己的土地(從王畿到封土、采邑、食田等)，只自留一部分，稱公田，其餘則交給庶民耕種，稱私田。據《孟子．滕文公》載：「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從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其意思是說各級貴族以方裏「九百畝」而劃成井字形的田，中間一百畝為公田，四周是私田分給八戶。農家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後才能回私田勞作，這實際上是一種勞役地租制度。
在西周前期，井田制頗見成效。周人發祥於土壤肥沃的渭水流域，素以精于農耕見稱，立國後農業進一步得到發展。當時不但有銅制農具，有種類眾多的農產品，包括黍、稷、粟、麥、粱、稻、菽、桑、瓜、果等。周人亦注意農耕方法，普遍採用耦耕(二人各持一耜並肩而耕)，並懂得以「休耕法」來保持、恢復地力。當時的休耕法是把土地分成三部分，每年保持一部分不耕，以後相互輪替。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發端于一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期，經夏、商而不斷進步，至西周終於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讓或交換土地，漸漸將土地變為私有財產。同時，隨著新開墾的土地越來越多，私田的數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現，對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蝕和衝擊的作用。
西周時期的社會經濟比商代又有發展。大量使用奴隸生產，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剩餘勞動產品，促使各種手工行業得到發展。青銅業生產進一步擴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銅作坊外，諸侯國也有自己的青銅作坊。青銅產品的數量更多，用途也更廣，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青銅業的發展，推動了其他行業的興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廣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萬件銅器上都鑄刻有銘文，記錄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發生的許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鑄有499個字，不亞於當時的一篇文獻。農業、畜牧、紡織、冶金、建築、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也有不少新進展。這些成就促使人們的生產、生活都有變化。考古學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發現了人工冶制的鐵器，說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們已經掌握了人工冶鐵技術。這一發現，表明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鬥爭中，又掌握了一種有效的手段。
商周時期中原已進入青銅時代的繁盛時期，而周邊的一些地區仍相對落後一些。因此，為財富及利益所驅動，周人與其他國族的戰爭幾乎一直不斷。江漢流域是蠻族的根據地。昭王率大軍征伐南蠻，遭到蠻族的強烈抵抗，周朝軍隊幾乎全軍覆沒，昭王也死于漢水之中。這是西周早期周王朝遭到的一次嚴重失敗，從此失去了對南方各國的控制能力。穆王與宣王也曾南征，均未獲得重大的戰果。東方的夷族也時常侵擾周境，戰事不斷。噩侯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驚朝野。周王派西六師、東八師前往作戰，仍無力抵禦。後靠同姓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勝利。西北方的犬戎是西周時期最重要的外患。穆王時，犬戎的勢力逐漸強大，阻礙了周朝與西北各國的往來，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並將一批犬戎部落遷到太原，打通了周與西北各國的道路。以後，犬戎仍屢次侵犯周境。
西周從成王、康王經昭王、穆王到共王這段時期，大致屬於治世。共王之後，便日益中衰。到了第十代君主周厲王時，國內矛盾日趨尖銳。由於長期對外戰爭和貴族奢侈腐化，西周國力已經不斷衰微，但厲王不但沒有半點檢束，反而變本加厲地施行暴政。他為增加收入，竟把山林川澤據為己有，不許國人(首都及其近郊的居民)上山砍柴、打獵。人民因生計被斷絕，紛紛在街頭巷尾聚集，發表對厲王「專利」政策的不滿。厲王十分惱怒，派專人監視臣子、百姓，發現有誹謗朝廷的，就處以死刑。結果在西元前841年，國人憤然起而暴動，沖進王宮把厲王趕走。厲王逃到彘(今山西霍縣)，鎬京一時沒有天子，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執掌朝政(一說由共伯和執政)，行天子事，史稱「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西元前841年，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周宣王繼位後，汲取教訓，改變政策；為解除戎狄的威脅，還發動了對戎狄的防禦戰爭，取得了勝利。在對荊楚、淮夷的戰事中，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因而號稱「中興」。但是社會中各種矛盾依然存在，整個社會仍處於動盪之中。
宣王死後，其子周幽王繼位，當時王畿所處之關中一帶發生大地震，加以連年旱災，使民眾饑寒交迫、四處流亡，社會動盪不安。而幽王又是個荒淫無道之昏君，令朝政更不堪聞問。幽王不愛江山愛美人，他寵倖妃子褒姒，一味過起荒淫奢侈的生活。由於褒姒雖然生得豔如桃李，卻冷若冰霜，為搏美人一笑，幽王情願出千金賞賜獻計者，而褒姒卻始終吝嗇笑容。後來有佞臣提議用烽火臺試試看。烽火本是古代敵寇侵犯時的緊急軍事報警信號。由國都到邊鎮要塞，沿途都遍設烽火臺。只要見到烽火，諸侯必須起兵勤王，或奔赴前線支援。幽王竟帶著褒姒登上驪山，下令燃點烽火。一時間，狼煙四起，烽火沖天，各地諸侯紛紛兼程趕至，哪知道來到烽火臺下卻不見敵兵，但見幽王和褒姒在那裏飲酒作樂。褒姒看到諸侯大軍被戲弄的狼狽樣，不覺展露笑靨。史稱「烽火戲諸侯」。
幽王為進一步討褒姒歡心，廢掉申後和太子宜臼，冊封褒姒母子為皇后和太子。申後的父親申侯聞訊大怒，便聯合一些諸侯國及西北夷族犬戎之兵，於西元前771年進攻鎬京。幽王再燃烽火告急，但各地諸侯已沒有人肯出兵了。不久鎬京被攻破，褒姒被犬戎擄走，幽王被殺於驪山腳下，西周至此滅亡。宜臼靠諸侯的説明，登上王位，是為平王。他遷居洛邑，從此，歷史進入東周時期。
約西元前1066──約西元前770年
西周是我國繼夏商之後的第三個王朝，是中國遠古社會的鼎盛時期。西周自周武王滅商至申侯聯合犬戎攻殺周幽王止，共傳十二王，前後經歷約257年。
商朝末期，商紂王統治殘暴，政治腐敗，內外矛盾空前尖銳。生活在涇水、渭水流域的商朝屬國首領周武王，繼承了父親周文王的事業，出兵伐商。庸、蜀、羌、鬃、微、盧、彭、濮等許多小國也率兵會合。周軍一路上勢如破竹，紂王慌忙湊齊十七萬商軍開赴牧野(今河南汲縣)。這一年二月甲子日，商、週二軍在牧野展開決戰，姜尚率周軍前鋒沖進敵陣，商軍無心戰鬥，紛紛倒戈相向。這件大事被記載於陝西臨潼出土的青銅「利簋」的銘文裏。紂王見大勢已去，倉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把珠玉珍寶圍在身旁，引火自焚身亡。這就是有名的牧野之戰，或稱「武王伐紂」，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次貴族革命。商朝遂亡。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周王朝時代。
武王克商以後，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來的統治地區，又征服了四周的許多小國。但如何牢固控制東方的大片領土，成了武王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於是，他採用「分封親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親和功臣謀士分封各地，建立諸侯國。一個個諸侯國成為對一方土地進行統治的據點，它們對周王室也起到拱衛的作用。武王把商紂之子武庚（祿父）封于商都，藉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為侯，監督武庚；又將周公封于魯、姜尚封于齊、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後，其子繼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管叔、蔡叔對周公不滿，散佈流言，說周公意在謀取王位。不久，武庚與管、蔡串通一起，並聯合東方的徐、奄、薄姑等國發動叛亂。周公調大軍東征，用了三年時間，終於平定了武庚與管、蔡之亂，殺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東征取得全面勝利，使周王朝的統治得到鞏固。
武王滅商之後，回到鎬京，深感鎬京與新征服地區相距太遠。他意在夏人活動中心的伊洛河地區建立新的都邑。他的這一想法尚未實現，突然病逝。從寶雞出土的何尊銘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後，繼承了武王之遺志，決定在洛陽附近建一新邑，「宅茲中國」。從這裏對新征服地區進行統治，可大大縮短距離。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陽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周)與武王所建的鎬京(宗周)一起，成為西周時期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為徹底剷除殷遺民的複國夢想，成王時還將殷頑民遷至成周。
由於周公旦在宗周攝政，魯侯之爵由他的長子伯禽就封。魯的地望在今天的山東曲阜，已發現魯城遺址；姜尚所封的齊國，在今山東臨淄；召公所封的燕國在今北京房山，也已發現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亂被平息後，該地封給武王之弟康叔，為衛侯，已在河南浚縣發現衛國遺址；紂的庶兄微子啟未參預武庚叛亂，他作為商族的後裔被封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衛國的西邊，還有個晉國，成王攻滅唐國後，以其地封給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與曲沃交界處已發現其遺址。這些諸侯國的封地往往形成犄角之勢，互有聯繫、互相制約，因而在早期階段對政治局面的穩定確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獻中所說「成康之際，四十年刑錯不用」，正說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亂後，周王朝出現了一段安定的局面。
周人在經過一系列戰爭之後，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鄧、楚；北到肅慎、燕、亳；東邊到達濱海；西邊直抵甘、青。其地域範圍超過了商朝。成為地域空前廣大的奴隸制國家。
西周統治的鞏固，與其建立穩定的制度很有關係。支撐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禮樂制、井田制。封建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也是其統治的核心。井田制是維持封建的經濟制度。至於宗法、禮樂制，則是維持封建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
根據封建制度，西周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國家機器，對域內實行有效的統治。制訂的刑罰，比商代更系統。常備軍的人數比商代還多，在宗周駐有六師，在成周駐有八師。全國的土地與臣民，名義上都屬周王所有，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天子把爵位、土地連同居民分封給諸侯時；要舉行授土授民的儀式。所封的諸侯國，要定期朝見周天子，各諸侯要服從周天子的命令，要向天子貢獻財物，要派兵隨從天子作戰。有保衛王室的義務。如果不納貢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懲處。同時諸侯可把土地及居民分賜給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又有士。這就構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形之貴族等級制。為了維繫封建制度，西周還形成了按血緣關係組織起來的家族制度──宗法制，規定從天子到士各級貴族的名位只能由嫡長子繼承，並建立以全國最高宗主──周天子為核心的層層藩屏。
此外，周公還制禮作樂，規定了吉禮(祭禮)、凶禮(喪禮)、軍禮(行軍，出征)、賓禮(朝覲，互聘)、嘉禮(婚宴，加冠)等，使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實行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在經濟方面，與封建制度相配合的有「井田制」。在西周，全國土地均屬周室所有。天子將王畿外的土地分給諸侯作封國，諸侯又分地給卿大夫稱采邑，士則從卿大夫取得食田。但是各級貴族對於自己的土地(從王畿到封土、采邑、食田等)，只自留一部分，稱公田，其餘則交給庶民耕種，稱私田。據《孟子．滕文公》載：「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從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其意思是說各級貴族以方裏「九百畝」而劃成井字形的田，中間一百畝為公田，四周是私田分給八戶。農家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後才能回私田勞作，這實際上是一種勞役地租制度。
在西周前期，井田制頗見成效。周人發祥於土壤肥沃的渭水流域，素以精于農耕見稱，立國後農業進一步得到發展。當時不但有銅制農具，有種類眾多的農產品，包括黍、稷、粟、麥、粱、稻、菽、桑、瓜、果等。周人亦注意農耕方法，普遍採用耦耕(二人各持一耜並肩而耕)，並懂得以「休耕法」來保持、恢復地力。當時的休耕法是把土地分成三部分，每年保持一部分不耕，以後相互輪替。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發端于一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期，經夏、商而不斷進步，至西周終於奠定了農業社會的基礎。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讓或交換土地，漸漸將土地變為私有財產。同時，隨著新開墾的土地越來越多，私田的數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現，對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蝕和衝擊的作用。
西周時期的社會經濟比商代又有發展。大量使用奴隸生產，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剩餘勞動產品，促使各種手工行業得到發展。青銅業生產進一步擴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銅作坊外，諸侯國也有自己的青銅作坊。青銅產品的數量更多，用途也更廣，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青銅業的發展，推動了其他行業的興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廣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萬件銅器上都鑄刻有銘文，記錄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發生的許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鑄有499個字，不亞於當時的一篇文獻。農業、畜牧、紡織、冶金、建築、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也有不少新進展。這些成就促使人們的生產、生活都有變化。考古學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發現了人工冶制的鐵器，說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們已經掌握了人工冶鐵技術。這一發現，表明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鬥爭中，又掌握了一種有效的手段。
商周時期中原已進入青銅時代的繁盛時期，而周邊的一些地區仍相對落後一些。因此，為財富及利益所驅動，周人與其他國族的戰爭幾乎一直不斷。江漢流域是蠻族的根據地。昭王率大軍征伐南蠻，遭到蠻族的強烈抵抗，周朝軍隊幾乎全軍覆沒，昭王也死于漢水之中。這是西周早期周王朝遭到的一次嚴重失敗，從此失去了對南方各國的控制能力。穆王與宣王也曾南征，均未獲得重大的戰果。東方的夷族也時常侵擾周境，戰事不斷。噩侯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驚朝野。周王派西六師、東八師前往作戰，仍無力抵禦。後靠同姓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勝利。西北方的犬戎是西周時期最重要的外患。穆王時，犬戎的勢力逐漸強大，阻礙了周朝與西北各國的往來，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並將一批犬戎部落遷到太原，打通了周與西北各國的道路。以後，犬戎仍屢次侵犯周境。
西周從成王、康王經昭王、穆王到共王這段時期，大致屬於治世。共王之後，便日益中衰。到了第十代君主周厲王時，國內矛盾日趨尖銳。由於長期對外戰爭和貴族奢侈腐化，西周國力已經不斷衰微，但厲王不但沒有半點檢束，反而變本加厲地施行暴政。他為增加收入，竟把山林川澤據為己有，不許國人(首都及其近郊的居民)上山砍柴、打獵。人民因生計被斷絕，紛紛在街頭巷尾聚集，發表對厲王「專利」政策的不滿。厲王十分惱怒，派專人監視臣子、百姓，發現有誹謗朝廷的，就處以死刑。結果在西元前841年，國人憤然起而暴動，沖進王宮把厲王趕走。厲王逃到彘(今山西霍縣)，鎬京一時沒有天子，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執掌朝政(一說由共伯和執政)，行天子事，史稱「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西元前841年，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周宣王繼位後，汲取教訓，改變政策；為解除戎狄的威脅，還發動了對戎狄的防禦戰爭，取得了勝利。在對荊楚、淮夷的戰事中，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因而號稱「中興」。但是社會中各種矛盾依然存在，整個社會仍處於動盪之中。
宣王死後，其子周幽王繼位，當時王畿所處之關中一帶發生大地震，加以連年旱災，使民眾饑寒交迫、四處流亡，社會動盪不安。而幽王又是個荒淫無道之昏君，令朝政更不堪聞問。幽王不愛江山愛美人，他寵倖妃子褒姒，一味過起荒淫奢侈的生活。由於褒姒雖然生得豔如桃李，卻冷若冰霜，為搏美人一笑，幽王情願出千金賞賜獻計者，而褒姒卻始終吝嗇笑容。後來有佞臣提議用烽火臺試試看。烽火本是古代敵寇侵犯時的緊急軍事報警信號。由國都到邊鎮要塞，沿途都遍設烽火臺。只要見到烽火，諸侯必須起兵勤王，或奔赴前線支援。幽王竟帶著褒姒登上驪山，下令燃點烽火。一時間，狼煙四起，烽火沖天，各地諸侯紛紛兼程趕至，哪知道來到烽火臺下卻不見敵兵，但見幽王和褒姒在那裏飲酒作樂。褒姒看到諸侯大軍被戲弄的狼狽樣，不覺展露笑靨。史稱「烽火戲諸侯」。
幽王為進一步討褒姒歡心，廢掉申後和太子宜臼，冊封褒姒母子為皇后和太子。申後的父親申侯聞訊大怒，便聯合一些諸侯國及西北夷族犬戎之兵，於西元前771年進攻鎬京。幽王再燃烽火告急，但各地諸侯已沒有人肯出兵了。不久鎬京被攻破，褒姒被犬戎擄走，幽王被殺於驪山腳下，西周至此滅亡。宜臼靠諸侯的説明，登上王位，是為平王。他遷居洛邑，從此，歷史進入東周時期。
遷都防患
商朝
約西元前1562年─約西元前1066年
商代是繼夏代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個世襲制王朝時代，與夏、周並稱為中國的“三代”，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自太乙（湯）至帝辛（紂），共傳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後約四百九十六年。 商朝是我國奴隸社會的發展時期，它為以後我國文明奠定了基礎。商朝勢力最大的時候，東到大海，西達陝西西部，東北到遼寧，南到長江流域，是當時世界上的一個大國。商朝前期，屢次遷都，西元前14世紀，商王盤庚把都城遷到殷，從此穩定下來。因此商朝又稱為殷商。
商湯立國後，汲取夏代滅亡的深刻教訓，廢除了夏桀時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採用了「寬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國內部的矛盾比較緩和，政治局面趨於穩定，國力也日益強盛起來。他對四周的許多國家進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記有：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詩．商頌．殷武》也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的記載，反映了商王朝在湯的統治下，已經成為強盛的國家。
商湯統治時期出現大好局面，得益于伊尹和仲虺這兩個賢臣的輔佐。據記載，他們二人在政治上頗有主張。他們被湯任為右相和左相以後，在處理政務、穩定政局、發展生產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仲虺死後，伊尹在政壇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湯至太甲時期重要的輔佐，政壇的一位元老。
商湯死後，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繼位；外丙死後，其弟中壬繼位；中壬死後，又乙太丁之子太甲繼位，太甲乃商湯之長孫。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宮。」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後，太甲修德遵法，諸侯歸服，百姓的生活比較安寧。這個故事，反映了伊尹為貫徹商湯的治國方略、使商王朝長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這個故事流傳久遠，伊尹也獲得了「大仁」「大義」的美名。 不過，統治階級貪婪本性，決定了王室內部為權力和利益鬥爭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記•殷本紀》中記載；「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從仲丁算起，經九世正好到盤庚時期，說明這一期間商王室內部為爭奪王位，內亂不止，致使外患不斷。這期間，商王朝曾多次遷都。
據文獻記載，商代曾五次遷都。《竹書紀年》記載，商王仲丁「自亳遷於囂」、河 甲「自囂遷於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遷於奄」、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不過考古學家至今只發現了偃師二裏頭、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安陽殷墟四個都邑遺址。這四個遺址的面積都很大，均在三、四百萬平方米以上。考古學家已在這四個遺址中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遺存，如二裏頭遺址中部發現的一號宮殿，面積達一萬平方米。在偃師和鄭州發現了規模很大的城垣。安陽殷墟還發現了規模宏大的王陵區祭祀場。從這些發現與文獻記載可以知道，商代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家機構，有各種職官、常備的武裝（「左中右」三師），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規等等。但上述這幾個都城，它們與文獻中記載的名字是甚麼關係，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陽殷墟是盤庚以後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較一致。
對商代歷史上多次遷都的原因，史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但從《尚書•盤庚篇》中看到，遷都與內部的政治鬥爭有一定關係。如盤庚雖然聲稱「視民利用遷」（即為人民的利益而決定遷都），但對那些不聽命令的人，他發出了「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我要將他們斬盡殺絕，不讓孽種留在新邑）的威脅，反映了內部爭鬥的激烈。盤庚遷殷以後，王室內部的矛盾得到緩解，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盤庚被稱為「中興」之主，並為武丁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基礎。
武丁是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盤庚之侄。他年幼時，小乙曾讓他到民間生活了一段時間，深知民眾生活的艱難困苦。他即位以後，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勵精圖治，決意振興大業。他四出征伐，對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國進行征討，戰爭的規模不小，往往動用數千兵力，最大的一次發兵一萬三千人。在這些征戰中，商王征服了許多小國，擴大了領土，也捉獲了大量俘虜。武丁時期的文化遺存相當豐富，宮殿、墓葬、作坊等遺存都有發現。代表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的青銅業，有了突破性進展，如銅、鉛、錫三元合金出現了；分鑄技術已被廣泛運用；青銅器生產數量大增，還出現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聯這樣的重器。商朝後期製造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現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另一件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工藝高超，是商朝青銅器中的精品。武丁之世在青銅業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國青銅時代進入繁榮時期。此外，在紡織、醫學、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開創的盛世局面，為商代晚期社會生產的發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祭天祀祖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史前時期的考古中曾一再發現這類遺存。隨著農業的出現，人們為祈求風調雨順的好年景而產生對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種。祖先崇拜又叫靈魂崇拜。它源自對先人懷念，把夢中的情景理解為先人的靈魂作祟而產生。人們祭祀祖先，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開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內容發生很大變化。由於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就把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結合起來，創造了天或上帝這樣的至上神。從文獻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這個神，甲骨文中則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湯伐夏桀時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號，鼓動軍土和同盟者去執行上帝的意志，奮勇討伐。但天上的上帝與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對的。為了執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過巫與上帝溝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時，用五種祀典，對上甲以後的祖先輪番地、周而復始地進行。安陽殷墟王陵區的祭祀場中發現了上千個祭祀坑，武丁時一次使用人牲達數百人。這種情況反映了商王對祖先崇拜的重視，因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後，他開創的太平盛世，並沒能長久延續下去。祖庚、祖甲以後諸王，特別是帝乙帝辛時期，國內矛盾十分尖銳，四方諸侯也起來反叛。面對這種情況，商王帝辛（紂）不思改變，不聽忠諫，又荒淫殘暴，寵倖妲已，一味追求驕奢淫逸的生活，進一步激化了國內矛盾。同時，他窮兵黷武，調集大軍征伐東夷，加重了民眾的負擔，也使國內兵力空虛。周武王的大軍打到商郊牧野，商紂王才組織力量，倉促應戰。結果，商王的軍隊毫無鬥志，「前徒倒戈」，為武王的軍隊開道。帝辛看到大勢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寶貨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滅亡。
1899年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今天的漢字，就是從甲骨文發展來的。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餘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並讓人們識讀。甲骨文的發現，使商代的存在無可爭議，並使商代歷史成為信史。安陽殷墟出土的十五萬片甲骨卜辭，記錄了商代社會中發生的許多事情。經過幾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豐富內容，為研究商代歷史開拓了重要的途徑。
商代文明在古代世界有特殊的地位：商朝所擁有的遼闊疆域，在當時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商朝的青銅器製造和青銅器藝術具有獨特的風格，鑄造技術達到當時世界的先進水準；商朝的文字在當時世界是進步的，而且後來發展成為世界上使用時間最長和空間最廣的一種文字；在天文曆法方面，商代居當時世界前列。
約西元前1562年─約西元前1066年
商代是繼夏代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個世襲制王朝時代，與夏、周並稱為中國的“三代”，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自太乙（湯）至帝辛（紂），共傳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後約四百九十六年。 商朝是我國奴隸社會的發展時期，它為以後我國文明奠定了基礎。商朝勢力最大的時候，東到大海，西達陝西西部，東北到遼寧，南到長江流域，是當時世界上的一個大國。商朝前期，屢次遷都，西元前14世紀，商王盤庚把都城遷到殷，從此穩定下來。因此商朝又稱為殷商。
商湯立國後，汲取夏代滅亡的深刻教訓，廢除了夏桀時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採用了「寬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國內部的矛盾比較緩和，政治局面趨於穩定，國力也日益強盛起來。他對四周的許多國家進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記有：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詩．商頌．殷武》也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的記載，反映了商王朝在湯的統治下，已經成為強盛的國家。
商湯統治時期出現大好局面，得益于伊尹和仲虺這兩個賢臣的輔佐。據記載，他們二人在政治上頗有主張。他們被湯任為右相和左相以後，在處理政務、穩定政局、發展生產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仲虺死後，伊尹在政壇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湯至太甲時期重要的輔佐，政壇的一位元老。
商湯死後，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繼位；外丙死後，其弟中壬繼位；中壬死後，又乙太丁之子太甲繼位，太甲乃商湯之長孫。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宮。」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後，太甲修德遵法，諸侯歸服，百姓的生活比較安寧。這個故事，反映了伊尹為貫徹商湯的治國方略、使商王朝長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這個故事流傳久遠，伊尹也獲得了「大仁」「大義」的美名。 不過，統治階級貪婪本性，決定了王室內部為權力和利益鬥爭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記•殷本紀》中記載；「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從仲丁算起，經九世正好到盤庚時期，說明這一期間商王室內部為爭奪王位，內亂不止，致使外患不斷。這期間，商王朝曾多次遷都。
據文獻記載，商代曾五次遷都。《竹書紀年》記載，商王仲丁「自亳遷於囂」、河 甲「自囂遷於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遷於奄」、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不過考古學家至今只發現了偃師二裏頭、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安陽殷墟四個都邑遺址。這四個遺址的面積都很大，均在三、四百萬平方米以上。考古學家已在這四個遺址中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遺存，如二裏頭遺址中部發現的一號宮殿，面積達一萬平方米。在偃師和鄭州發現了規模很大的城垣。安陽殷墟還發現了規模宏大的王陵區祭祀場。從這些發現與文獻記載可以知道，商代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家機構，有各種職官、常備的武裝（「左中右」三師），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規等等。但上述這幾個都城，它們與文獻中記載的名字是甚麼關係，學術界還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陽殷墟是盤庚以後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較一致。
對商代歷史上多次遷都的原因，史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但從《尚書•盤庚篇》中看到，遷都與內部的政治鬥爭有一定關係。如盤庚雖然聲稱「視民利用遷」（即為人民的利益而決定遷都），但對那些不聽命令的人，他發出了「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我要將他們斬盡殺絕，不讓孽種留在新邑）的威脅，反映了內部爭鬥的激烈。盤庚遷殷以後，王室內部的矛盾得到緩解，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盤庚被稱為「中興」之主，並為武丁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基礎。
武丁是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盤庚之侄。他年幼時，小乙曾讓他到民間生活了一段時間，深知民眾生活的艱難困苦。他即位以後，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勵精圖治，決意振興大業。他四出征伐，對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國進行征討，戰爭的規模不小，往往動用數千兵力，最大的一次發兵一萬三千人。在這些征戰中，商王征服了許多小國，擴大了領土，也捉獲了大量俘虜。武丁時期的文化遺存相當豐富，宮殿、墓葬、作坊等遺存都有發現。代表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的青銅業，有了突破性進展，如銅、鉛、錫三元合金出現了；分鑄技術已被廣泛運用；青銅器生產數量大增，還出現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聯這樣的重器。商朝後期製造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現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另一件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工藝高超，是商朝青銅器中的精品。武丁之世在青銅業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國青銅時代進入繁榮時期。此外，在紡織、醫學、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開創的盛世局面，為商代晚期社會生產的發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祭天祀祖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史前時期的考古中曾一再發現這類遺存。隨著農業的出現，人們為祈求風調雨順的好年景而產生對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種。祖先崇拜又叫靈魂崇拜。它源自對先人懷念，把夢中的情景理解為先人的靈魂作祟而產生。人們祭祀祖先，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開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內容發生很大變化。由於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就把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結合起來，創造了天或上帝這樣的至上神。從文獻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這個神，甲骨文中則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湯伐夏桀時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號，鼓動軍土和同盟者去執行上帝的意志，奮勇討伐。但天上的上帝與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對的。為了執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過巫與上帝溝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時，用五種祀典，對上甲以後的祖先輪番地、周而復始地進行。安陽殷墟王陵區的祭祀場中發現了上千個祭祀坑，武丁時一次使用人牲達數百人。這種情況反映了商王對祖先崇拜的重視，因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後，他開創的太平盛世，並沒能長久延續下去。祖庚、祖甲以後諸王，特別是帝乙帝辛時期，國內矛盾十分尖銳，四方諸侯也起來反叛。面對這種情況，商王帝辛（紂）不思改變，不聽忠諫，又荒淫殘暴，寵倖妲已，一味追求驕奢淫逸的生活，進一步激化了國內矛盾。同時，他窮兵黷武，調集大軍征伐東夷，加重了民眾的負擔，也使國內兵力空虛。周武王的大軍打到商郊牧野，商紂王才組織力量，倉促應戰。結果，商王的軍隊毫無鬥志，「前徒倒戈」，為武王的軍隊開道。帝辛看到大勢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寶貨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滅亡。
1899年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今天的漢字，就是從甲骨文發展來的。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餘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並讓人們識讀。甲骨文的發現，使商代的存在無可爭議，並使商代歷史成為信史。安陽殷墟出土的十五萬片甲骨卜辭，記錄了商代社會中發生的許多事情。經過幾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豐富內容，為研究商代歷史開拓了重要的途徑。
商代文明在古代世界有特殊的地位：商朝所擁有的遼闊疆域，在當時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商朝的青銅器製造和青銅器藝術具有獨特的風格，鑄造技術達到當時世界的先進水準；商朝的文字在當時世界是進步的，而且後來發展成為世界上使用時間最長和空間最廣的一種文字；在天文曆法方面，商代居當時世界前列。
廢禪行襲
夏朝
約西元前2033年─約西元前1562年
夏禹死後，他的兒子啟，破壞了民主推選的禪讓慣例，自己繼承父親的職位，並鎮壓了反對他掌權的勢力。從此，王位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標誌中國“家天下”的創立，使夏乃由一個部落之稱而成了國名。由夏啟開創的父死子繼的世襲制王朝，歷史上稱為夏代。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時代。不過，從司馬遷開始，史學家們大多將夏代的開始從夏禹算起。自禹到履癸（桀），共傳十四世、十七王，前後經歷了約四百七十一年。 夏代的建立，標誌著漫長的原始社會被私有制社會所替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建立了，中國進入了奴隸社會，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一種新制度的建立，必然會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夏啟即位後，在鈞台大宴各地首領，以期對他的地位予以確認。有扈氏對啟破壞禪讓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滿，拒不出席鈞台之享。夏啟發兵對有扈氏進行征伐，大戰于甘，有扈氏戰敗被滅。這次戰爭的勝利，使新生的政權得到初步鞏固。 夏朝建立後，啟耽于飲酒作樂，在位十年而卒。夏啟死後，出現了五子爭權鬥爭，太康即位後，政事不修，沉湎於酒色之中，終日出外遊獵。結果東夷有窮氏首領後羿乘機攻了安邑，奪取了政權。後來後羿因恃其武力，不修民事，日日以畋獵為樂，遂被權臣寒浞所殺，取而代之，夏朝自此中斷了四十年。相之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幫助，組織夏的舊部，積蓄力量，乘寒浞內部混亂之時，出兵打敗了寒浞父子的力量，奪回了政權，才恢復了夏王朝的統治。這就是夏代歷史上出現的「太康失國」、「後羿代夏」和「少康中興」的事件。 自少康以後的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等八代的統治，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從第十四個君主孔甲起，夏王室內政不修，外患不斷，階級矛盾日趨尖銳。逐漸走向崩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引起人民的不滿和諸侯的叛亂。夏朝的統治從此發生危機，只過了四代便導致了亡國之禍。故而史書記載“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國語•周語》）。
夏桀即位後不思改革，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他寵愛有施氏之女妹喜，為她築傾宮、飾瑤台。日夜與其飲酒作樂，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顧，百姓指著太陽咒駡夏桀。大臣忠諫，他囚而殺之。四方諸侯也紛紛背叛，夏桀陷入內外交困的孤立境地。而東方的商部族則如日中升，其領袖商湯看到伐桀的時機已經成熟，乃以“天命”為號召，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奮力進攻，以執行上天的意志。夏、商兩軍決戰於鳴條，夏桀敗走，終被放于南巢(今安徽巢縣西南)而死。夏王朝從此滅亡。一個強大的國家經歷了四百餘年歷史，卻被一個小國所滅，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震驚與思考，所以後來出現了“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的告誡。 由於流傳至今有關夏代的史料十分匱乏，無當時的文字及遺物可資鑒證，故或謂其與黃帝、堯、舜時一樣，應屬傳疑時期。但是先秦古籍曾一再提及商代前有夏王朝，如《尚書•召誥》雲“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詩經•大雅》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夏代世系與該書《殷本紀》中記的商代世系一樣明確，商代世系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得到證實，因此《史記•夏本紀》中所記的夏代世系被多數學者認為是可信的。 照後人所說，中國在四千餘年前的夏代時，文化已頗發達。《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越絕書》雲「禹穴之時，以銅為兵」，《墨子》也提到夏代鑄九鼎之事，看來中國至夏代時早已由石器時代步入銅器時代。但因當時銅很珍貴，沒有用於農業生產。夏朝人用木制的鷺耒耜等種地翻土，用石刀、蚌鐮收割莊稼。那時，已經有原始的水利灌溉技術。另夏代之曆書《夏小正》流傳後世，孔子言「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又曰「吾得夏時焉」(《禮記．禮運》)。中國農曆自夏以來流行數千年而不廢，迄今猶稱為「夏曆」。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山西一帶發掘出一些文化遺存，被認為介於龍山晚期和早商文化之間，或謂之「夏墟」。看來夏朝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
古史學家依據文獻資料，提出有兩個地區可能是夏人的活動地區：一個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縣和洛陽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區。因為傳說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大多同這兩個地區有關。1959年開始「夏墟」調查，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來在豫西、晉南開展了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標逐漸縮小。目前，多數學者認為：以偃師二裏頭遺址命名的「二裏頭文化」（包括二裏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和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對象，並對夏文化問題發表了各種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證據，目前學術界對哪種遺存是夏代文化還沒有形成共識。但是無論是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還是「二裏頭文化」，均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它為最終解決這個問題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夏王朝是一個古老的王朝，雖然距我們已經四千餘年，但關於夏的一些傳說至今還廣為流傳。由此可見，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夏作為上古三代的開始，為華夏文明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可以說，沒有夏朝就沒有此後中華民族的三千多年光輝燦爛的文明歷史。
約西元前2033年─約西元前1562年
夏禹死後，他的兒子啟，破壞了民主推選的禪讓慣例，自己繼承父親的職位，並鎮壓了反對他掌權的勢力。從此，王位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標誌中國“家天下”的創立，使夏乃由一個部落之稱而成了國名。由夏啟開創的父死子繼的世襲制王朝，歷史上稱為夏代。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時代。不過，從司馬遷開始，史學家們大多將夏代的開始從夏禹算起。自禹到履癸（桀），共傳十四世、十七王，前後經歷了約四百七十一年。 夏代的建立，標誌著漫長的原始社會被私有制社會所替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建立了，中國進入了奴隸社會，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一種新制度的建立，必然會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夏啟即位後，在鈞台大宴各地首領，以期對他的地位予以確認。有扈氏對啟破壞禪讓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滿，拒不出席鈞台之享。夏啟發兵對有扈氏進行征伐，大戰于甘，有扈氏戰敗被滅。這次戰爭的勝利，使新生的政權得到初步鞏固。 夏朝建立後，啟耽于飲酒作樂，在位十年而卒。夏啟死後，出現了五子爭權鬥爭，太康即位後，政事不修，沉湎於酒色之中，終日出外遊獵。結果東夷有窮氏首領後羿乘機攻了安邑，奪取了政權。後來後羿因恃其武力，不修民事，日日以畋獵為樂，遂被權臣寒浞所殺，取而代之，夏朝自此中斷了四十年。相之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幫助，組織夏的舊部，積蓄力量，乘寒浞內部混亂之時，出兵打敗了寒浞父子的力量，奪回了政權，才恢復了夏王朝的統治。這就是夏代歷史上出現的「太康失國」、「後羿代夏」和「少康中興」的事件。 自少康以後的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等八代的統治，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從第十四個君主孔甲起，夏王室內政不修，外患不斷，階級矛盾日趨尖銳。逐漸走向崩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引起人民的不滿和諸侯的叛亂。夏朝的統治從此發生危機，只過了四代便導致了亡國之禍。故而史書記載“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國語•周語》）。
夏桀即位後不思改革，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他寵愛有施氏之女妹喜，為她築傾宮、飾瑤台。日夜與其飲酒作樂，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顧，百姓指著太陽咒駡夏桀。大臣忠諫，他囚而殺之。四方諸侯也紛紛背叛，夏桀陷入內外交困的孤立境地。而東方的商部族則如日中升，其領袖商湯看到伐桀的時機已經成熟，乃以“天命”為號召，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奮力進攻，以執行上天的意志。夏、商兩軍決戰於鳴條，夏桀敗走，終被放于南巢(今安徽巢縣西南)而死。夏王朝從此滅亡。一個強大的國家經歷了四百餘年歷史，卻被一個小國所滅，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震驚與思考，所以後來出現了“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的告誡。 由於流傳至今有關夏代的史料十分匱乏，無當時的文字及遺物可資鑒證，故或謂其與黃帝、堯、舜時一樣，應屬傳疑時期。但是先秦古籍曾一再提及商代前有夏王朝，如《尚書•召誥》雲“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詩經•大雅》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夏代世系與該書《殷本紀》中記的商代世系一樣明確，商代世系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得到證實，因此《史記•夏本紀》中所記的夏代世系被多數學者認為是可信的。 照後人所說，中國在四千餘年前的夏代時，文化已頗發達。《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越絕書》雲「禹穴之時，以銅為兵」，《墨子》也提到夏代鑄九鼎之事，看來中國至夏代時早已由石器時代步入銅器時代。但因當時銅很珍貴，沒有用於農業生產。夏朝人用木制的鷺耒耜等種地翻土，用石刀、蚌鐮收割莊稼。那時，已經有原始的水利灌溉技術。另夏代之曆書《夏小正》流傳後世，孔子言「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又曰「吾得夏時焉」(《禮記．禮運》)。中國農曆自夏以來流行數千年而不廢，迄今猶稱為「夏曆」。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山西一帶發掘出一些文化遺存，被認為介於龍山晚期和早商文化之間，或謂之「夏墟」。看來夏朝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
古史學家依據文獻資料，提出有兩個地區可能是夏人的活動地區：一個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縣和洛陽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區。因為傳說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大多同這兩個地區有關。1959年開始「夏墟」調查，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來在豫西、晉南開展了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標逐漸縮小。目前，多數學者認為：以偃師二裏頭遺址命名的「二裏頭文化」（包括二裏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和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對象，並對夏文化問題發表了各種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證據，目前學術界對哪種遺存是夏代文化還沒有形成共識。但是無論是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還是「二裏頭文化」，均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它為最終解決這個問題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夏王朝是一個古老的王朝，雖然距我們已經四千餘年，但關於夏的一些傳說至今還廣為流傳。由此可見，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夏作為上古三代的開始，為華夏文明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可以說，沒有夏朝就沒有此後中華民族的三千多年光輝燦爛的文明歷史。
傳疑時代
遠古介紹
約距今300萬年──西元前21世紀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對天、地的出現及人類的產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在中國，有關盤古開天闢地和女媧造人一類的傳說流傳久遠。但是隨著科學的發展，特別是近代考古學、古人類學和地質學的發展，揭示了地球形成的奧秘，也揭示了人是生物進化的產物。目前，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在非洲發現的人類化石，距今已有300餘萬年，因而非洲被認為是人類的起源地。在中國，重慶市巫山縣發現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萬年。此外，還發現了許多古人類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等等，數量很多、分佈地域也很廣。因此，中國的考古學家提出：東亞地區也是人類起源地。
人類的出現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它是古猿演變而來的。最近幾十年間的考古發現和古人類學研究的成果證明，古猿與早期人類的關係十分密切，使「從猿到人」的學說，獲得越來越多的證據。
人類的出現與勞動有關。人類最初製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學家為與後來出現的磨制石器相區別，將製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時代稱為舊石器時代，後者（即製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時代）稱為新石器時代。為了研究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與進步，考古學家還將它們分為早中晚三期。舊石器時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與古人類學家依據古人類的體質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這三個階段大體是一致的。在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類簡單、一器多用為其特點；到了舊石器時代的晚期，石器趨於小型化和多樣化，器類增多，還發明了弓箭、投矛器等複合工具和鑽孔技術，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在舊石器時代，人們以採集果實和漁獵為生。他們不會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棲身，過著群居的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早期，人們已學會用火。先是采野火，後發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擊火石取火、鑽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對人類的進化有很大的意義。它可用於照明、驅除野獸、驅趕寒冷，還改變了人們生食的習慣。由於熟食能縮短消化過程，使更多的養料被人體吸收，並使血液中的化學成分有所改變，促使人的體力增加、腦髓發達。如30萬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腦容量為1059毫升，一萬年前的山頂洞人的腦容量為1200─1500毫升，已達到現代人的腦容量變化範圍，身高也與現代華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遍佈全國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說明古今人類在這塊大地上的活動範圍，已相當寬廣。
距今一萬年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進入全新世以後，地球的氣溫逐漸變暖，人類漸漸走出山區，移向平原地區活動。為了適應新的環境，人們選擇了鄰近水源的地點聚族而居，建造房屋，發明了陶器，出現了原始農業，開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鑽孔技術的普及，使各種石質工具的製作趨於規範、定型，更適合各種不同的用途。考古學家經過長期探索、研究，發現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分佈，與當代中國的人口佈局十分相似，相對集中於河網密佈的東半部。人們的食物結構也是南方種植水稻、北方種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經出現栽培稻，說明水稻的發源地在中國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經雕琢出玉器，發明了紡織技術，在音樂方面出現了七聲音階，可以吹奏旋律，還出現了刻劃符號。7000年前的遺址中出土的獨木舟和木槳，說明已經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馴養。6000年前仰紹文化的居民創造了絢麗多姿的彩陶文化，還出現了用夯築技術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養殖桑蠶，並用蠶絲織出了絲織品，還掌握了人工冶銅的技術，鑄造出青銅刀一類小工具。4000年前出現了文字，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獻中記載的神農氏種植五穀，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蠶絲，他的大臣發明文字、舟車以及黃帝戰蚩尤等，因這些發現而說明這些傳說並非虛妄，它們包含了不少歷史的影子。這些發現還說明，中華文明確實是源遠流長。
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發掘的遺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時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群。人們在漫長的歲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斷增長。當增至一定數量時，就像細胞分裂那樣又分離出新的氏族。它們之間以血緣為紐帶，形成規模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會後期，中華大地上有許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學家將它們分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其中華夏集團以黃帝族和炎帝族為主體。它們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陝西，後來分別向東發展，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它們與西進的東夷集團、北上的苗蠻集團發生過多次戰爭。傳說在涿鹿之戰中，黃帝和炎帝打敗了以蚩尤為首領的東夷集團，使華夏集團的勢力擴大到今天的山東境內。為了爭奪聯盟的首領，黃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戰，炎帝戰敗。地處北域的黃帝乘勢南下，使炎黃二族的勢力達到長江和漢水流域，華夏集團的勢力得到空前的擴展。以後的虞、夏、商、周都是黃帝的後裔，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確立了華夏的特定地位，黃帝也成了華夏的共同祖先。
在遠古時代，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人們各盡所能、共同勞動、平均分配食物。為了生存與發展，他們必須選舉公正、賢能的人當首領，以帶領大家進行生產、抵禦外來的侵擾。因此，古史傳說中出現了堯舉薦舜、舜舉薦禹，禹先舉薦皋陶、皋陶死後又舉薦益當部落首領的故事，歷史上稱這種作法為「禪讓」。這是一個人人平等、財富公有，因而沒有爭奪欺詐、也沒有盜賊劫掠的時代。古代史學家們稱這個時期的社會為大同社會。
古代居民為了求得生存與發展，在惡劣的環境中與各種自然災害頑強地進行鬥爭。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傳久遠：面對滔滔洪水，野獸肆虐，堯為了把民眾從水患中解救出來，命鯀去治水。鯀用堵塞的辦法治理，雖經九年努力，仍以失敗告終。於是，舜命禹治水，禹總結了鯀治水的經驗教訓，改用疏導的辦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領民眾興修水利、治理洪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經過八年（一說十三年）時間，終於征服了水患。這個傳說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災害面前不屈不撓、積極抗爭的無畏精神。
隨著生產力提高，一個人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超過他本人的消費而有了剩餘時，俘獲的戰俘不再被殺死了。他們淪為奴隸而被強制進行勞動生產，他們創造的財富被主人全部佔有。這樣，私有制出現了。考古學家在龍山文化中發現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槨，有許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徵財富的豬下顎骨等隨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個不大的墓穴和幾件陶器；還有一些死者身首異處，既無墓穴、也無隨葬物品，甚至被丟棄在廢棄的窖穴或溝壕之中。這說明，這些死者身分、地位和佔有財富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一些首領利用他們的特權首先富裕起來。貧富分化的不斷發展，氏族與部落內的掌權者首先成了剝削階級。原始社會內部產生了不同的階級，表明原始社會到了末期。在這種情況下，族與族之間以掠奪奴隸和財富為目的的戰爭頻繁出現了；為防禦敵對一方的掠奪和侵擾，它們各自築起了一座座高聳的城池；為適應戰事的需要，兵器的生產受到普遍重視：為維護特權者的利益，他們擯棄過去的習慣法，制訂了新的制度法規；「禪讓」制度也不可能繼續實行，必然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後，禹之子啟殺益而奪取首領的位置，開創了父傳子、家天下的新時代，稱為小康社會。從此，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代。
約距今300萬年──西元前21世紀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對天、地的出現及人類的產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在中國，有關盤古開天闢地和女媧造人一類的傳說流傳久遠。但是隨著科學的發展，特別是近代考古學、古人類學和地質學的發展，揭示了地球形成的奧秘，也揭示了人是生物進化的產物。目前，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在非洲發現的人類化石，距今已有300餘萬年，因而非洲被認為是人類的起源地。在中國，重慶市巫山縣發現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萬年。此外，還發現了許多古人類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等等，數量很多、分佈地域也很廣。因此，中國的考古學家提出：東亞地區也是人類起源地。
人類的出現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它是古猿演變而來的。最近幾十年間的考古發現和古人類學研究的成果證明，古猿與早期人類的關係十分密切，使「從猿到人」的學說，獲得越來越多的證據。
人類的出現與勞動有關。人類最初製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學家為與後來出現的磨制石器相區別，將製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時代稱為舊石器時代，後者（即製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時代）稱為新石器時代。為了研究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與進步，考古學家還將它們分為早中晚三期。舊石器時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與古人類學家依據古人類的體質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這三個階段大體是一致的。在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類簡單、一器多用為其特點；到了舊石器時代的晚期，石器趨於小型化和多樣化，器類增多，還發明了弓箭、投矛器等複合工具和鑽孔技術，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在舊石器時代，人們以採集果實和漁獵為生。他們不會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棲身，過著群居的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早期，人們已學會用火。先是采野火，後發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擊火石取火、鑽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對人類的進化有很大的意義。它可用於照明、驅除野獸、驅趕寒冷，還改變了人們生食的習慣。由於熟食能縮短消化過程，使更多的養料被人體吸收，並使血液中的化學成分有所改變，促使人的體力增加、腦髓發達。如30萬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腦容量為1059毫升，一萬年前的山頂洞人的腦容量為1200─1500毫升，已達到現代人的腦容量變化範圍，身高也與現代華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遍佈全國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說明古今人類在這塊大地上的活動範圍，已相當寬廣。
距今一萬年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進入全新世以後，地球的氣溫逐漸變暖，人類漸漸走出山區，移向平原地區活動。為了適應新的環境，人們選擇了鄰近水源的地點聚族而居，建造房屋，發明了陶器，出現了原始農業，開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鑽孔技術的普及，使各種石質工具的製作趨於規範、定型，更適合各種不同的用途。考古學家經過長期探索、研究，發現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分佈，與當代中國的人口佈局十分相似，相對集中於河網密佈的東半部。人們的食物結構也是南方種植水稻、北方種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經出現栽培稻，說明水稻的發源地在中國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經雕琢出玉器，發明了紡織技術，在音樂方面出現了七聲音階，可以吹奏旋律，還出現了刻劃符號。7000年前的遺址中出土的獨木舟和木槳，說明已經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馴養。6000年前仰紹文化的居民創造了絢麗多姿的彩陶文化，還出現了用夯築技術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養殖桑蠶，並用蠶絲織出了絲織品，還掌握了人工冶銅的技術，鑄造出青銅刀一類小工具。4000年前出現了文字，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獻中記載的神農氏種植五穀，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蠶絲，他的大臣發明文字、舟車以及黃帝戰蚩尤等，因這些發現而說明這些傳說並非虛妄，它們包含了不少歷史的影子。這些發現還說明，中華文明確實是源遠流長。
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發掘的遺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時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群。人們在漫長的歲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斷增長。當增至一定數量時，就像細胞分裂那樣又分離出新的氏族。它們之間以血緣為紐帶，形成規模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會後期，中華大地上有許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學家將它們分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其中華夏集團以黃帝族和炎帝族為主體。它們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陝西，後來分別向東發展，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它們與西進的東夷集團、北上的苗蠻集團發生過多次戰爭。傳說在涿鹿之戰中，黃帝和炎帝打敗了以蚩尤為首領的東夷集團，使華夏集團的勢力擴大到今天的山東境內。為了爭奪聯盟的首領，黃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戰，炎帝戰敗。地處北域的黃帝乘勢南下，使炎黃二族的勢力達到長江和漢水流域，華夏集團的勢力得到空前的擴展。以後的虞、夏、商、周都是黃帝的後裔，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確立了華夏的特定地位，黃帝也成了華夏的共同祖先。
在遠古時代，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人們各盡所能、共同勞動、平均分配食物。為了生存與發展，他們必須選舉公正、賢能的人當首領，以帶領大家進行生產、抵禦外來的侵擾。因此，古史傳說中出現了堯舉薦舜、舜舉薦禹，禹先舉薦皋陶、皋陶死後又舉薦益當部落首領的故事，歷史上稱這種作法為「禪讓」。這是一個人人平等、財富公有，因而沒有爭奪欺詐、也沒有盜賊劫掠的時代。古代史學家們稱這個時期的社會為大同社會。
古代居民為了求得生存與發展，在惡劣的環境中與各種自然災害頑強地進行鬥爭。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傳久遠：面對滔滔洪水，野獸肆虐，堯為了把民眾從水患中解救出來，命鯀去治水。鯀用堵塞的辦法治理，雖經九年努力，仍以失敗告終。於是，舜命禹治水，禹總結了鯀治水的經驗教訓，改用疏導的辦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領民眾興修水利、治理洪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經過八年（一說十三年）時間，終於征服了水患。這個傳說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災害面前不屈不撓、積極抗爭的無畏精神。
隨著生產力提高，一個人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超過他本人的消費而有了剩餘時，俘獲的戰俘不再被殺死了。他們淪為奴隸而被強制進行勞動生產，他們創造的財富被主人全部佔有。這樣，私有制出現了。考古學家在龍山文化中發現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槨，有許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徵財富的豬下顎骨等隨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個不大的墓穴和幾件陶器；還有一些死者身首異處，既無墓穴、也無隨葬物品，甚至被丟棄在廢棄的窖穴或溝壕之中。這說明，這些死者身分、地位和佔有財富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一些首領利用他們的特權首先富裕起來。貧富分化的不斷發展，氏族與部落內的掌權者首先成了剝削階級。原始社會內部產生了不同的階級，表明原始社會到了末期。在這種情況下，族與族之間以掠奪奴隸和財富為目的的戰爭頻繁出現了；為防禦敵對一方的掠奪和侵擾，它們各自築起了一座座高聳的城池；為適應戰事的需要，兵器的生產受到普遍重視：為維護特權者的利益，他們擯棄過去的習慣法，制訂了新的制度法規；「禪讓」制度也不可能繼續實行，必然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後，禹之子啟殺益而奪取首領的位置，開創了父傳子、家天下的新時代，稱為小康社會。從此，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代。
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
英國分割西藏
第二十章 反对英国分割西藏的战争
第一节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903年，英國派兵入侵西藏，遭到當地愛國軍民的無情打擊。以後，英國便加緊采取在西藏統治集團内部尋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國以所謂會見英國皇太子的名義，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優禮款待，百般籠絡，企圖以班禅取代達賴，充當英國傀儡，結果遭到班禅的拒絕。此後，英國把注意力轉向拉攏拉薩地方當局。以大貴族夏紮·邊覺多吉爲首的一部分封建領主，由于在對英貿易中獲得了許多好處，便越來越傾向英國侵略者，并影響了徘徊于内地的達賴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軍于1903年發動侵藏戰争後，主張抗英的達賴于 1904年英軍侵占拉薩前，在沙俄間諜德爾智的慫恿下離開西藏，準備前往俄國，後在外蒙庫倫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達賴輾轉到達北京。由于他在抗英鬥争中未能得到駐藏大臣的幫助以及其它原因，對清政府懷有某些不滿情緒。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乘機進行拉攏，大肆挑撥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使達賴的對英态度有所轉變。1909年12月21日，達賴返回拉薩，後在西藏親英分子的影響下，逐漸傾向英帝國主義，疏遠中央政府。
清政府鑒于英軍多次入侵西藏，逐漸意識到加強西藏的治理和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緊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張蔭棠領副都統銜，以駐藏幫辦大臣的身分入藏，“查辦藏事”。張抵拉薩後，參革了在抗英戰争中嚴重失職的駐藏大臣有泰等十餘名官員，獲得西藏各階層人民的擁護，随後即着手整頓西藏内政，推行“新政 ”。1909年（宣統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駐藏大臣聯豫的建議，派川軍二千人，編爲三營，由知府鍾穎統率，從成都出發，取道昌都開赴拉薩。同時，命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進駐昌都，屯兵據守，以便策應入藏之川軍。這些，本爲中國内政，英國卻公然表示反對，并乘機煽動西藏上層中的親英分子發動叛亂。達賴回藏後，亦下令藏軍阻擊入藏之川軍。
1910年2月初，鍾穎率領川軍在西藏江達（今太昭）擊敗了藏軍的阻攔，于2月12日進駐拉薩。達賴于當夜與少數親英分子離開拉薩，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達賴的名号，下令通緝随同叛逃的幾個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官員。達賴逃印後，英帝國主義以幫助西藏“獨立”爲誘餌，百般拉攏。3月5日，英國政府竟然爲川軍入藏和達賴被革一事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粗暴地幹涉中國内政。6月，英國又派步兵兩個縱隊及工兵一部（攜炮四門），進駐印藏邊境，并叫嚷“倘若達賴回藏，藏境發生變化”，英軍“則須入藏以當保護之任”，公開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①
1911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拉薩後，駐藏官員和川軍内部分成維護帝制與贊成共和兩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産的安全。英帝國主義決定利用這種局勢，實現其分裂西藏之陰謀。英印總督與達賴密談後，随即派遣親英分子達桑占東（又名擦絨）潛回西藏，策劃武裝叛亂。與此同時，英國還在西藏邊境一帶集結軍隊，以爲聲援。西藏部分大農奴主乘機以達賴名義發布了實際上是脫離祖國的“驅漢”命令，大肆驅殺漢人，并組織以達桑占東爲總司令的“民軍”（即藏軍）萬餘人，圍攻拉薩、日喀則、江孜的川軍，且進擾川邊地區。在親英分子的操縱和毒害下，具有反帝愛國傳統的藏軍，竟成了破壞祖國統一的工具。
1912年春，達桑占東調集五千藏軍向江孜進攻。駐守江孜的川軍百餘人，固守依山的造紙廠，并向拉薩求援。由于糧食不濟，援兵不至，該部川軍在英商務專員及尼泊爾駐藏代表的“調停”下，被迫以槍支彈藥換取路費，離開江孜，經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則守軍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達桑占東又調集大批藏軍圍攻駐拉薩的川軍。鍾穎率千餘人據險防禦，等待援軍。經數月苦戰，傷亡不斷增加，糧食亦将告罄，處境異常危險。藏軍雖人數衆多，但戰鬥力不強，一時也難于攻破川軍防線。後經尼泊爾駐藏官員“調停”，雙方達成協議：川軍交出武器，由漢、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軍全部退伍，經印度回國；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員照舊駐藏，并保留一定數量的衛隊。8月中旬，川軍交出毛瑟槍一千五百支、開花炮三門、機槍一挺、子彈八十箱。此時，鍾穎已被北京政府任命爲駐藏辦事長官，但西藏親英分子拒不承認，屢次促其起程。鍾穎因未得中央同意，執意不走。雙方遂複開戰。此時，鍾穎所部僅約二百人，糧彈俱缺，處境更加困難。後經尼泊爾駐藏官員再次“調停”，鍾穎及其所部終于被迫離開西藏。
駐拉薩川軍被繳械撤離後，英帝國主義于1912年底武裝護送達賴回到拉薩。達賴周圍的一小撮親英賣國分子，公開策劃西藏“獨立”，并以極其野蠻的手段鎮壓堅持反帝愛國的僧俗人士。英軍亦以“護商”爲名，由江孜侵入拉薩。西藏人民和一些愛國上層人士，堅決反對親英分子分裂祖國的罪行，爲維護祖國的統一和獨立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争，表現出熱愛祖國的堅定決心。
第二节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一、北京政府的平亂決策及川滇兩軍的作戰部署
正當西藏親英分子驅趕駐藏川軍之際，川邊地區的藏族上層分子，由于趙爾豐實行的“改土歸流”政策危及他們的統治，加之受西藏親英分子的指使①，于 1912年5月也發動了叛亂，并得到西藏叛亂武裝的直接支持。兩月之内，川邊地區的不少州縣先後落入當地和西藏的叛亂武裝之手。巴塘、昌都被圍，乍丫（今西藏察雅東）、江卡（今西藏芒康東）、鄉城、稻城、理塘相繼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斷絕。滇、川兩督屢請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國各族人民一緻譴責英國勾結西藏親英分子分裂中國的罪行，猛烈抨擊北京政府的對外妥協政策。在輿論的壓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電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軍入藏平亂，令雲南都督蔡锷派滇軍入藏增援；同時，通告英國駐華公使，聲明“此次川軍入藏全爲平亂，至希英國嚴守局外中立”①。
尹昌衡接電後，迅速作了西征的準備。其作戰計劃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采取南北兩路“首尾夾攻”的方針，首先控制川邊重鎮理塘和進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後分別南下，奪取稻城、鄉城、乍丫、江卡等地，以鞏固川邊地區。第二階段：從打箭爐（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餘營邊軍中，選拔“有志之精兵”數百名爲前鋒，其餘各軍繼後，乘勝直趨拉薩。同時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薩勸說達賴脫離英國的羁絆，維護祖國的統一。
蔡锷接令後，命滇軍參謀廳總長殷承爲西征軍司令，率隊進發。蔡锷考慮到川滇兩軍如先會師巴塘，再行進藏，不僅糧秣難繼，而且可能擴大由辛亥革命以來所引起的川滇兩軍之間的矛盾，因此主張滇軍經維西及西藏東南地區直趨拉藏。這樣，既可縮短路程，又可形成軍事上的有利态勢，使“滇犄其南，川搗其東，首尾策應，形勢都歸掌握”②。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張，而令滇軍取道中甸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邊門戶。
二、擊退藏軍向川邊的首次進攻
1912年初秋，川滇兩軍按既定計劃分路開進。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軍從成都出發。原計劃出兵八個團，因“器械不備，師皆未練，饷亦無儲”①，遂先以朱森林團爲先鋒，尹自率三個營爲本隊，總兵力約三千人（一說五千人），兼程西進。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兩個營及先遣隊陳步三一個營爲南路，由打箭爐直趨理塘；副官劉瑞麟率蒯書禮營爲北路，經甘孜進援昌都；本隊三個營駐雅安，相機應援。朱森林以南路藏軍勢大，設防堅固，力請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爐後，以軍孤勢單，遲疑不敢前進。尹昌衡遂親赴打箭爐進行動員，指出：今川邊部隊盡被圍困，損失甚重，急需支援，隻要川軍進展神速，出藏軍之不意，兵力雖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經過動員後，川軍遂分兩路并進。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爲北路督隊官的劉瑞麟，率蒯書禮營由打箭爐出發，日行百餘裏，往攻道塢（今四川道孚）。沿途揚言尹都督率師十萬親征，即将到達。藏軍聞訊，不戰而潰，道塢、瞻對（今四川新龍）之圍遂解。劉瑞麟便令邊軍牛運隆部守道塢，劉筱廷部守瞻對；令杜培基、劉贊廷率部從間道馳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顧複慶、時傳文、朱憲文等營往援昌都。當時，駐守巴塘的顧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圍三月有餘，糧彈将盡，水源斷絕，處境十分危急。援軍到後，内外夾擊，迅速解圍。劉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時，藏軍不戰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擊，繳獲辎重無算，并俘藏軍首領呼圖克圖①。與此同時，朱森林率南路各營亦順利完成了既定任務。其先鋒部隊兩個營，先在河口擊敗藏軍，又于8月12、14 兩日收複了麻蓋宗、剪子灣、西俄洛三要隘，繼而向理塘進逼。圍攻理塘之藏軍聞風潰逃。至是，川軍西進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勢收複了理塘、巴塘、昌都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顧占文部守巴塘，劉瑞麟部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鹽井等地；令營長鄒衍貴肅清河口一帶殘存藏軍。
在川軍進軍川邊之際，滇省西征軍司令殷承率新軍一混成協、防軍十九營，從滇西北取道鹽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衛司令李學詩率部進至溜筒江附近。該地藏軍依險據守。經李部奮力攻擊，藏軍退守隔江之墨裏村，并斫斷江上溜索，以阻滇軍前進。李學詩派人另架溜索，命防軍、土軍各四個排溜渡過江，迂回墨裏村。藏軍又将村外木橋砍斷，據險死守。16日，滇軍發起猛攻，于下午3時将該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率部抵麗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鄭開文爲左縱隊長，率步兵四大隊，騎兵一分隊，炮兵、機槍兵各一小隊①及李學詩的西防國民軍，取維西大道直趨鹽井；以姜梅齡爲右縱隊長，率步兵三中隊，騎兵一分隊，炮兵、機槍兵各一小隊及楊汝盛的西防國民軍，取中甸大道直趨鄉城；司令部及其餘各隊暫駐麗江，相機進止。
滇軍經充分準備後，于8月26日夜突襲侵占鹽井之藏軍。經激烈戰鬥，将藏軍擊潰，并俘其指揮官魯宗甲約，遂克鹽井。
當滇軍向川邊進軍時，懷有軍閥割據思想的尹昌衡竟發電阻止，聲稱“川軍圍攻理塘，不日可下，滇軍無須由維（西）援巴（塘），請由原議，直抵拉薩”②。滇軍收複鹽井後，尹再次電阻，并令顧占文部向鹽井一帶開進。蔡锷則連電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規複西藏”爲由，要求繼續向川邊進軍。川、滇兩軍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後尹昌衡以“若滇軍兼進，釀成（英國）交涉，則咎不在川”①爲辭，要挾中央。北京政府恐“兩軍逼處，別生枝節”，遂于9月緻電蔡锷，令滇軍酌留陸軍一大隊及防軍一、二營，專顧滇省門戶，餘悉撤回。滇軍的平亂作戰至此遂告結束。
當川軍第一階段的作戰計劃基本完成後，尹昌衡認爲：“控邊制藏，非同時并舉，無以全領土、維國權”②。根據這一方針，他對下一階段的軍事行動作了如下部署：命鄒衍貴營駐打箭爐、河口，保護川軍的後方供應線；命朱森林團爲南路，駐巴塘、理塘，相機進攻稻城、鄉城；命團長向樹榮率所部兩個營及陳步三營爲北路，進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鄧柯）；從朱、向兩團中各抽一營駐昌都，作爲機動部隊；以打箭爐爲大本營，随時策應南北兩路。不久，南北兩路部隊連戰皆捷，惟鄉城久攻不下。之後，尹昌衡任命黃煦昌爲司令，由他指揮集中于昌都一帶的川邊部隊，命張茂林爲前鋒，率部進據江達，待命入藏。
三、英國脅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進軍
西征軍在川邊作戰中取得重大勝利，引起了英帝國主義和西藏親英分子的極度恐慌。爲了制止川軍入藏平亂，英國于1912年8月17日令駐華公使朱爾典出面幹涉，以“不承認中華民國，并以實力助藏‘獨立’”①相威脅。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正急欲獲得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遂屈從于英國的威脅，于9月下旬一再電令川軍停止入藏，以江達爲界，“先行肅清川邊，萬勿越境深入，緻啓外釁”①，從而喪失了進軍西藏的良機。
四、擊退藏軍向川邊的第二次進攻
1912年底至1913年初，藏軍經波密竄至川邊，再次向川軍發動進攻。乍丫、江卡、鹽井等地首當其沖。川軍陳桂亭營敗退巴塘，舒雲山營被圍于南墩（鹽井東北約四十公裏）。巴塘守軍糧食已絕，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率部馳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黃煦昌率部至乍丫，與顧占文部夾擊東犯之藏軍。激戰十餘次，将其擊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圍遂解。藏軍戰敗後，在嘉裕橋（今西藏洛隆東北之嘉玉橋）以西密布碉卡，駐紮重兵，進行防禦，并派人四出煽動藏民，準備伺機再行進攻。尹昌衡根據北京政府提出的“步步穩進，以期慎固封城”②的方針：令劉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軍，南控江卡；顧占文部守巴塘，南防鹽井，東控鄉城、稻城；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顧軍，南防稻壩；劉筱廷部駐甘孜，鎮守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無事堅守不動。另由嵇廉率兵六百于鄉城一帶遊動，以牽制該地藏軍。
1913年初春，藏軍連續向嘉裕橋、江卡發動進攻，均被川軍擊敗，遂退守煙袋塘（乍丫西），并繼續增兵。劉瑞麟見藏軍勢衆，遂調昌都彭日升、時傳文兩營由西北方向，傅青雲、牛運隆兩營由乍丫方向，對煙袋塘藏軍實行夾攻。2月28日，傅、牛兩營首先發動進攻，将憑借碉房、哨卡頑抗的藏軍擊退。3月3日，彭、時兩營進至距煙袋塘十餘裏處，發現藏軍據守山頂，碉卡密布，難以從正面進攻，遂派數十人繞至山後，實行偷襲。藏軍猝不及防，驚惶逃竄。彭、時率部追擊，與傅、牛兩營會師，将煙袋塘之藏軍擊潰。上萬藏軍紛紛西撤。至此，藏軍的第二次進攻又被粉碎。
第三节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川軍雖然擊退了藏軍對川邊的第二次進攻，但鄉城一帶仍爲藏軍所控制。尹昌衡決定繼續從省城抽調部隊，厚集兵力，乘勝向鄉城發動進攻。這是一次曆時較長，并對穩定川邊局勢具有重要意義的作戰。
一、川軍的作戰部署
鄉城地處巴塘、理塘之南，靠近雲南邊境，周圍皆山，城西有桑披嶺爲天然屏障，城東的無即河水流湍急，不便舟楫航行。此外，馬鞍山、冷龍灣、阿都、下窪、門坎山、八格等處，均爲險要之地，亦爲進攻鄉城必由之路，雖山道崎岖，但能通行馱馬。鄉城駐有藏軍三四千人，主要是步騎兵，還有少量炮兵。武器有日式速射山炮、德式管退炮各一門，另有五子、九子、十二子等雜式快槍（平均二三人有一支），其餘均爲土槍、土炮和刀矛。
1913年4月2日，孫紹骞在理塘接替嵇廉爲攻鄉總指揮。4日，由省城派出的第四師參謀長劉成勳率混成支隊到達理塘。于是，确定了進攻鄉城的部署：劉成勳率混成支隊步兵三個營、炮兵二個連、機關槍一個排爲左路，由理塘經稻城向鄉城進攻；孫紹骞率步兵一營和朱森林、周尚赤的兩個步兵營及炮隊、衛生隊等爲右路，由喇嘛桠（丫）經火珠鄉向鄉城進攻。
二、右路軍攻占冷龍灣
在右路軍發起進攻之前，盤踞鄉城的藏軍一部突然圍攻靠近喇嘛桠的東龔。川軍支隊長周尚赤率部反擊，将藏軍擊退，并奪獲日式速射炮一門，其它軍械數十件。右路軍首戰告捷，士氣高漲。孫紹骞決定每兵暫發糌粑兩碗，于5月15日分三路發起進攻。16日，一舉攻克下窪、阿都，17日又克火珠鄉的山根子。因部隊缺糧，遂暫駐火珠鄉。該處喇嘛寺之堪布羅松成獻出雜糧千包，以濟軍食，于是士氣複振。5月23日，朱森林率隊由山根子向馬鞍山進攻。馬鞍山路隘林密，藏軍憑險堅守。朱部與之激戰一日，未能攻克。孫紹骞令周尚赤等率部往援，合力進攻，始将馬鞍山占領。藏軍退守冷龍灣的碉房、堅卡①，進行防禦。川軍進攻數日，終不能克。當時部隊缺糧缺水，士氣頗受影響。6月3日，孫紹骞親自到達前線，安定軍心。6月25日，川軍再次發起進攻，将藏軍擊退，先後攻占了冷龍灣和門坎山。
三、左路軍進占稻城
4月25日，左路軍進至拉波，偵知藏軍在夕波築有堅卡十餘處、碉房數十座，外有散兵壕和深溝。27日夜，劉成勳密令三營營長張建勳率所部及炮兵第二連，參謀賴心輝率預備營一、四連和機槍排，分道潛占各要隘。28日上午8時發起進攻，先用炮火猛烈轟擊，繼以步兵第九連由界牌山腰向夕波正面，第一、十一連從左右兩翼同時進攻。戰至下午4時，川軍連克十餘座碉房，迫使藏軍向稻城方向退走。夕波告捷後，附近的藏軍相繼投誠。5月3日，攻鄉左路川軍收複大橋，8日進占色母，逼近稻城。
稻城附近群山環繞，中爲平坦壩地，築有碉房數十座，堅卡十餘處。藏軍分占東西兩側高山及壩内碉房。劉成勳命預備營營長張英率步兵一個營、炮兵一個連爲第一隊，進攻右側高山，命三營營長張建勳率步兵一個營、炮兵一個連爲第二隊，進攻左側高山；命參謀賴心輝率步兵一個營、機槍兵一個排爲第三隊，防守各隘口，相機應援。
5月10日晨6時，川軍開始進攻。由于第一隊需通過開闊的低窪地，張英派出敢死隊冒敵炮火匍匐前進，接近山邊，經四小時激戰，奪取山頂堅卡四座，進至距藏軍主陣地五六百米處。張英一面命炮兵向藏軍主陣地射擊，一面要求第三隊派出機槍一挺抄襲藏軍退路。炮兵連續發射炮彈四十餘發，擊毀碉房十餘座，爾後轉移火力向稻城城内集中射擊。與此同時，張建勳所率之第二隊與藏軍步騎兵千餘人接戰，至上午10時，奪得堅卡六七座，并以一個連迂回藏軍右翼，粉碎了藏軍從左翼抄襲的企圖。下午3時，一、二隊分別向當面之藏軍發起總攻。稻城及壩内之藏軍動搖，紛紛逃竄。川軍攻占稻城後，立即乘勝追擊，于16日克桑堆。藏軍向鄉城退卻。
四、會攻鄉城
稻城戰後，劉成勳于5月27日率部隊主力繞道進攻中鄉城②，在簇東高地擊退藏軍的攔阻，進入八格村南的狹谷，遭到谷底和山頂藏軍三千人的襲擊。張建勳督率前衛營各隊迅速奪占了谷底的一座堅卡作掩護。劉成勳見前衛營受阻，立即命賴心輝率兵向左面山頂迂回，連長李邦君、蕭子英率兵向右面山頂攻擊，張英督隊策應。入夜，藏軍敗退。劉成勳乘機率隊追擊二十餘裏，始出谷口，并乘勢攻取了八格村及上鄉城各要隘。藏軍焚毀橋梁，退守對河貢撒、俄雜及業窪等地，憑險頑抗。5月29日，劉成勳部因無造筏架橋器材，遂挑選士兵數百人，從上下遊泅渡，分左右兩翼實施強攻，并在對岸用火炮、機槍火力予以支援。部隊渡江後，攻占貢撒、俄雜，河左部隊則直逼業窪。業窪距定鄉城二十餘裏，叢林茂密，堅卡重重。6月3日，劉成勳令張英趁夜暗濃霧，率隊進抵業窪左側高山及右側河岸一帶，占領了進攻出發陣地，于拂曉發起進攻。藏軍依托碉房、堅卡頑強抵抗。張英見正面攻擊無效，便命步兵兩個連從左側高山密林中抄襲藏軍後路，炮隊從正面猛擊碉房。藏軍不支，退向桑披嶺。
左路軍經過連續作戰，前方兵力已不足兩營。劉成勳遂緻電尹昌衡，請求派兵一營，接替後方防務。6月19日起，劉成勳集中所部兵力，經三晝夜激戰，攻克藏軍屯糧要地羅拉寺。23日，又攻占雨窪。藏軍退至定鄉城外之最後一道防線泥四頂。至此，川軍左右兩路軍從冷龍灣、雨窪對鄉城形成了鉗形攻勢。泥四頂兩側高山聳立，森林茂密。藏軍以少數兵力配置于正面，主力隐蔽集結于左山，企圖側擊從正面進攻之川軍。張建勳偵知藏軍部署後，命一部兵力從正面佯攻，主力從左側迂回進攻。經一日激戰，連奪堅卡十餘座，迫使藏軍退向定鄉。川軍緊追不舍，搶占通往定鄉的大橋，爲攻城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6月25日黎明，孫紹骞所率之右路軍在攻占冷龍灣、門坎山之後，即從右翼向定鄉進攻，劉成勳所率之左路軍從泥四頂協同進攻。經五小時激戰，藏軍動搖，向下鄉城方向撤退。下午3時，孫、劉兩路軍攻占定鄉。
不久，江西、江蘇等省爆發了由孫中山等領導的讨袁戰争，四川的熊克武亦舉兵響應，劉成勳支隊奉調返回成都。西藏少數親英分子又乘機唆使和支持各地暴亂，川邊形勢再度吃緊。孫紹骞爲了應付危局，一面令各營分紮各要地，以保糧道，一面對下鄉城一帶的藏軍進行招撫。由于親英分子的阻撓和破壞，招撫工作未見成效。10月31日，藏軍數千人分三股圍攻定鄉。孫紹骞率部堅守二十餘日，在得到運糧隊的增援後，實施反擊，才得以解圍。
1914年初，川軍先後收複了下鄉城、丹巴及三十九族地區③，從而穩定了川邊局勢。
第四节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一、英國策劃的“西姆拉會議”
英帝國主義爲了分割我國的西藏，除派遣軍隊公開入侵西藏和指使西藏親英分子發動暴亂外，還極力阻撓中國的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發生聯系。如1912年 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複了達賴的封号①，并邀達賴赴京會談；1913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了新的駐藏辦事長官。英國不僅阻止西藏地方當局與北京政府直接談判，還不許駐藏辦事長官假道印度入藏，同時，提出舉行中英藏會議，并以北京政府如不派代表與會，英國将與西藏當局直接締約相威脅。袁世凱在西征軍節節勝利的有利形勢下，不顧全國各族人民的反對，竟接受了英國的無理要求，于1913年10月派代表參加了在印度西姆拉召開的會議。
“西姆拉會議”，是英國勾結西藏少數親英分子企圖分割中國西藏的一個大陰謀。會議期間，英國代表麥克馬洪抛出了事先準備好的《西姆拉條約》草案和“西藏地圖”，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區和雲南、四川、甘肅的藏族地區，統稱爲“西藏”，并将金沙江以西地區稱爲“外藏”，以東地區稱爲“内藏”；“外藏 ”完全“獨立”，“内藏”則“中藏共管”。草案還規定：“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權”；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争議時，由英印政府裁決；英人可以在西藏自由經商，中國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暫由英印政府監督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國妄想侵吞西藏的狂妄野心。這個條約草案一出籠，立即遭到中國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愛國人士的堅決反對，中國代表拒絕在“條約”上簽字，北京政府也斷然加以拒絕，立即召回代表。于是，英帝國主義企圖通過外交手腕分裂西藏的陰謀遭到了破産。會議并未讨論中印邊界問題，英國代表背着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代表夏紮·邊覺多吉在會外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把九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則是完全非法的，當時以及以後的曆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過。夏紮·邊覺多吉回藏後，亦被達賴削職。
二、英國加緊武裝藏軍，再次挑起川邊沖突
“西姆拉會議”破裂後，英國遂大力幫助西藏地方政府擴建新式藏軍，企圖繼續以武力制造西藏“獨立”。1914年以後，英國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軍總司令部，以親英分子達桑占東爲總司令，台吉車門巴爲副司令，計劃将原有三千人的常備軍擴充到萬人以上。英國還在江孜開辦了一所軍官學校，爲藏軍訓練軍事指揮人才；并選派一批西藏貴族子弟去英國、印度學習軍事；又在劄什城設立了一所機器廠，由印度技師幫助制造槍械彈藥。
藏軍經過擴充和訓練，實力有所增強。于是，英國又唆使西藏親英分子再次驅使藏軍進犯川邊地區。1914年9月間，西藏地方政府派噶倫喇嘛爲西康總管，會同錯郭娃代本率兵前往江達。10月，又派穹然木代本帶領藏軍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區，準備再次挑起戰端。由于當時的邊軍統領彭日升擁有裝備比較精良的三個營，分別駐防昌都、類烏齊和三十九族地區，因而藏軍未敢貿然進攻。1917年春，四川爆發了川、滇軍閥之間的戰争，戰火波及川邊。7月，邊軍統領彭日升派兵兩營進攻打箭爐，被滇軍華封歌團擊敗。不久，川邊鎮守使殷承被迫離開打箭爐回滇，由陳遐齡接任。英國見有機可乘，立即接濟藏軍“五子槍五千支，子彈五百萬（發）”②，唆使藏軍向川邊發動進攻。邊軍一敗塗地。
1918年1月，類烏齊被藏軍攻陷，邊軍一營營長田文清敗逃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第三營營長張開勝、第十營營長曹樹範分道夾攻駐歐月（昌都南八十裏）之藏軍，結果爲藏軍擊敗，分別退守昌都、乍丫。彭日升急忙向陳遐齡求援。時陳正參與川省軍閥混戰，且慮彭之勢力擴展對其不利，以緻見危不救。2月下旬，藏軍進攻昌都，首先占據昌都後山。3月3日，彭日升派隊分道進攻後山，又被藏軍擊敗。4月3日，藏軍攻陷雞心山，15日又陷四川橋。彭日升等因昌都已無險可守，遂繳械投降。藏軍攻占昌都後，分南北兩路進攻。邊軍紛紛潰降，以緻“德格、鄧柯、石渠、白玉、貢縣、武城、甯靜七縣相繼俱陷”①，整個川邊爲之震動。
是時，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先後派人遞信給達賴，勸其休兵息戰。由于西藏少數親英分子的阻撓，陳的停戰提議未獲結果。藏軍在攻占德格後，又直逼甘孜、瞻對。陳遐齡于7月令團長朱憲文率部抵禦。川軍與藏軍在甘孜西南之絨壩岔激戰二十餘日，始進至雅砻江東岸，阻止了藏軍的進攻。
三、川藏兩軍停戰議和
川藏兩軍在甘孜前線形成對峙局面後，陳遐齡于1918年8月再次派人赴拉薩交涉。英國鑒于藏軍進攻受阻，加上兵力不足，如川軍增調主力反攻，已占地區仍有喪失的危險，遂令駐川邊副領事台克滿出面“調解”，由英川藏三方代表談判議和。談判雖未達成協議，但同意從1918年10月17日至31日，川軍退守甘孜，藏軍退守德格，停戰一年。
随着我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運動的日益高漲，藏族地區的形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愛國人士增強了反帝信心，紛紛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取得直接聯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團抵達拉薩，受到西藏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達賴亦向代表表示：“親英非出本心”，“餘誓傾心内向”①。班禅九世也派人向中央代表表達了擁護中央的心願。
此後，達賴逐漸擺脫了親英分子的羁絆，不斷加強了與中央的聯系，使英國妄圖分割西藏的圖謀終于徹底破産。
第五节 战争的经验教训
這次戰争雖然發生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間，但實際上是由英帝國主義一手挑起的，因而具有明顯的反侵略性質。它爲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
一、正确處理民族關系，才能有效地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英帝國主義長期以來觊觎我國西藏，要粉碎其侵略陰謀，必須執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團結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衆，共禦外侮。清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既有它積極的方面，也有不利于團結西藏上層人物和尊重藏族人民風俗習慣的方面；此外，團結達賴十三世的工作也做得不夠，以緻給英帝國主義拉攏西藏上層人物，唆使西藏親英分子發動暴亂，造成了可乘之隙。
爲了增強防禦力量，派部分川軍入藏，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須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衆做好宣傳解釋工作；同時，軍隊必須嚴守紀律，以取得西藏各階層的支持和擁護。由于沒有進行必要的宣傳工作，加之入藏川軍紀律敗壞，不講政策，不注意保護群衆利益，結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國内政局不穩和屈膝媚外政策，助長了英帝國主義和西藏親英分子的嚣張氣焰
這次戰争發生在國内政局動蕩不定的年代。袁世凱篡權以後，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竟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屈從于英國的無理要求，命令川軍停止進軍西藏，從而助長了西藏少數親英分子的嚣張氣焰。他們一再操縱藏軍向川邊進攻，使川軍處于被動地位。
正當英帝國主義唆使西藏親英分子操縱藏軍向川邊進攻之際，四川、雲南的政局也動蕩不穩。自1913年至1917年，先後爆發了川軍與川軍、川軍與滇軍、川軍與黔軍之間的多次戰争，這就影響了集中力量抗擊藏軍對川邊的進犯。不僅如此，主要将領之間也勾心鬥角，由尹昌衡親自推薦的護理四川總督胡景伊，也挖他的牆角，使西征軍在兵員補充和糧饷接濟上，多次發生困難。此外，邊軍之間也有矛盾，作戰行動往往不能協同一緻。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響了平亂作戰。
三、不注意從政治上争取藏軍中的愛國力量，是這次戰争的一大失策
這次戰争是英帝國主義挑撥我國民族關系，蒙蔽部分藏軍爲其火中取栗而引起的。在藏軍中，不少指揮官是受英國和少數親英分子的挑唆和欺騙而走上戰場的，多數士兵是被迫征調的貧苦牧民。藏軍内部又互不統屬，極不統一。不少愛國僧俗大衆對英國侵略西藏深惡痛絕，對祖國懷有深厚的感情。這些，都是川軍從政治上争取藏軍中愛國力量的有利條件。但是，不論是清政府還是辛亥革命以後的北京政府以及川督尹昌衡等，都未實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注意有的放矢地進行廣泛的宣傳解釋工作，促使藏軍官兵覺醒，從而厭惡這種不利于祖國統一和自身利益的戰争。川軍雖然做了一些所謂“招撫”工作，但成效甚微。在進攻鄉城的戰鬥中，左右兩路軍依靠軍事上的威懾力量，曾迫使部分藏軍投誠，但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工作，因而隻是暫時地屈服，一旦情況發生了變化，他們又重新被反動分子所利用。
四、搞好後勤支援，對在西藏高原作戰具有特殊意義
1912年川軍被迫出藏，1918年藏軍東犯時川軍迅速潰敗，除了政治原因外，在軍事方面，後勤保障工作不得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川邊與西藏同屬康藏高原，交通不便，地廣人稀，經濟落後，部隊的糧饷無法就地取給，主要依賴後方供應。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忽視邊防建設，對軍械糧饷的儲備和供應，事先沒有統籌安排，而是在臨戰前倉促籌集，加之在進藏道路上建立的驿站，于戰争爆發後大部遭到破壞，更增加了後勤供應的困難。因而缺糧斷饷，彈藥不濟之事，屢屢發生，影響了部隊的士氣，影響了整個戰争的進程。辛亥革命時，部分駐藏川軍嘩變，也與長期欠饷有關。進攻鄉城及以後的戰鬥中，一些部隊無法進行攻堅戰，一些部隊被迫中途停頓，一些部隊作戰失利，均與械彈、糧饷得不到及時供應有關。這些都說明，在西藏高原地區作戰，采取有力措施，加強部隊的後勤供應工作，是争取戰争勝利的極端重要的環節。
第一节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903年，英國派兵入侵西藏，遭到當地愛國軍民的無情打擊。以後，英國便加緊采取在西藏統治集團内部尋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國以所謂會見英國皇太子的名義，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優禮款待，百般籠絡，企圖以班禅取代達賴，充當英國傀儡，結果遭到班禅的拒絕。此後，英國把注意力轉向拉攏拉薩地方當局。以大貴族夏紮·邊覺多吉爲首的一部分封建領主，由于在對英貿易中獲得了許多好處，便越來越傾向英國侵略者，并影響了徘徊于内地的達賴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軍于1903年發動侵藏戰争後，主張抗英的達賴于 1904年英軍侵占拉薩前，在沙俄間諜德爾智的慫恿下離開西藏，準備前往俄國，後在外蒙庫倫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達賴輾轉到達北京。由于他在抗英鬥争中未能得到駐藏大臣的幫助以及其它原因，對清政府懷有某些不滿情緒。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乘機進行拉攏，大肆挑撥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使達賴的對英态度有所轉變。1909年12月21日，達賴返回拉薩，後在西藏親英分子的影響下，逐漸傾向英帝國主義，疏遠中央政府。
清政府鑒于英軍多次入侵西藏，逐漸意識到加強西藏的治理和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緊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張蔭棠領副都統銜，以駐藏幫辦大臣的身分入藏，“查辦藏事”。張抵拉薩後，參革了在抗英戰争中嚴重失職的駐藏大臣有泰等十餘名官員，獲得西藏各階層人民的擁護，随後即着手整頓西藏内政，推行“新政 ”。1909年（宣統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駐藏大臣聯豫的建議，派川軍二千人，編爲三營，由知府鍾穎統率，從成都出發，取道昌都開赴拉薩。同時，命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進駐昌都，屯兵據守，以便策應入藏之川軍。這些，本爲中國内政，英國卻公然表示反對，并乘機煽動西藏上層中的親英分子發動叛亂。達賴回藏後，亦下令藏軍阻擊入藏之川軍。
1910年2月初，鍾穎率領川軍在西藏江達（今太昭）擊敗了藏軍的阻攔，于2月12日進駐拉薩。達賴于當夜與少數親英分子離開拉薩，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達賴的名号，下令通緝随同叛逃的幾個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官員。達賴逃印後，英帝國主義以幫助西藏“獨立”爲誘餌，百般拉攏。3月5日，英國政府竟然爲川軍入藏和達賴被革一事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粗暴地幹涉中國内政。6月，英國又派步兵兩個縱隊及工兵一部（攜炮四門），進駐印藏邊境，并叫嚷“倘若達賴回藏，藏境發生變化”，英軍“則須入藏以當保護之任”，公開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①
1911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拉薩後，駐藏官員和川軍内部分成維護帝制與贊成共和兩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産的安全。英帝國主義決定利用這種局勢，實現其分裂西藏之陰謀。英印總督與達賴密談後，随即派遣親英分子達桑占東（又名擦絨）潛回西藏，策劃武裝叛亂。與此同時，英國還在西藏邊境一帶集結軍隊，以爲聲援。西藏部分大農奴主乘機以達賴名義發布了實際上是脫離祖國的“驅漢”命令，大肆驅殺漢人，并組織以達桑占東爲總司令的“民軍”（即藏軍）萬餘人，圍攻拉薩、日喀則、江孜的川軍，且進擾川邊地區。在親英分子的操縱和毒害下，具有反帝愛國傳統的藏軍，竟成了破壞祖國統一的工具。
1912年春，達桑占東調集五千藏軍向江孜進攻。駐守江孜的川軍百餘人，固守依山的造紙廠，并向拉薩求援。由于糧食不濟，援兵不至，該部川軍在英商務專員及尼泊爾駐藏代表的“調停”下，被迫以槍支彈藥換取路費，離開江孜，經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則守軍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達桑占東又調集大批藏軍圍攻駐拉薩的川軍。鍾穎率千餘人據險防禦，等待援軍。經數月苦戰，傷亡不斷增加，糧食亦将告罄，處境異常危險。藏軍雖人數衆多，但戰鬥力不強，一時也難于攻破川軍防線。後經尼泊爾駐藏官員“調停”，雙方達成協議：川軍交出武器，由漢、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軍全部退伍，經印度回國；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員照舊駐藏，并保留一定數量的衛隊。8月中旬，川軍交出毛瑟槍一千五百支、開花炮三門、機槍一挺、子彈八十箱。此時，鍾穎已被北京政府任命爲駐藏辦事長官，但西藏親英分子拒不承認，屢次促其起程。鍾穎因未得中央同意，執意不走。雙方遂複開戰。此時，鍾穎所部僅約二百人，糧彈俱缺，處境更加困難。後經尼泊爾駐藏官員再次“調停”，鍾穎及其所部終于被迫離開西藏。
駐拉薩川軍被繳械撤離後，英帝國主義于1912年底武裝護送達賴回到拉薩。達賴周圍的一小撮親英賣國分子，公開策劃西藏“獨立”，并以極其野蠻的手段鎮壓堅持反帝愛國的僧俗人士。英軍亦以“護商”爲名，由江孜侵入拉薩。西藏人民和一些愛國上層人士，堅決反對親英分子分裂祖國的罪行，爲維護祖國的統一和獨立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争，表現出熱愛祖國的堅定決心。
第二节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一、北京政府的平亂決策及川滇兩軍的作戰部署
正當西藏親英分子驅趕駐藏川軍之際，川邊地區的藏族上層分子，由于趙爾豐實行的“改土歸流”政策危及他們的統治，加之受西藏親英分子的指使①，于 1912年5月也發動了叛亂，并得到西藏叛亂武裝的直接支持。兩月之内，川邊地區的不少州縣先後落入當地和西藏的叛亂武裝之手。巴塘、昌都被圍，乍丫（今西藏察雅東）、江卡（今西藏芒康東）、鄉城、稻城、理塘相繼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斷絕。滇、川兩督屢請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國各族人民一緻譴責英國勾結西藏親英分子分裂中國的罪行，猛烈抨擊北京政府的對外妥協政策。在輿論的壓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電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軍入藏平亂，令雲南都督蔡锷派滇軍入藏增援；同時，通告英國駐華公使，聲明“此次川軍入藏全爲平亂，至希英國嚴守局外中立”①。
尹昌衡接電後，迅速作了西征的準備。其作戰計劃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采取南北兩路“首尾夾攻”的方針，首先控制川邊重鎮理塘和進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後分別南下，奪取稻城、鄉城、乍丫、江卡等地，以鞏固川邊地區。第二階段：從打箭爐（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餘營邊軍中，選拔“有志之精兵”數百名爲前鋒，其餘各軍繼後，乘勝直趨拉薩。同時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薩勸說達賴脫離英國的羁絆，維護祖國的統一。
蔡锷接令後，命滇軍參謀廳總長殷承爲西征軍司令，率隊進發。蔡锷考慮到川滇兩軍如先會師巴塘，再行進藏，不僅糧秣難繼，而且可能擴大由辛亥革命以來所引起的川滇兩軍之間的矛盾，因此主張滇軍經維西及西藏東南地區直趨拉藏。這樣，既可縮短路程，又可形成軍事上的有利态勢，使“滇犄其南，川搗其東，首尾策應，形勢都歸掌握”②。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張，而令滇軍取道中甸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邊門戶。
二、擊退藏軍向川邊的首次進攻
1912年初秋，川滇兩軍按既定計劃分路開進。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軍從成都出發。原計劃出兵八個團，因“器械不備，師皆未練，饷亦無儲”①，遂先以朱森林團爲先鋒，尹自率三個營爲本隊，總兵力約三千人（一說五千人），兼程西進。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兩個營及先遣隊陳步三一個營爲南路，由打箭爐直趨理塘；副官劉瑞麟率蒯書禮營爲北路，經甘孜進援昌都；本隊三個營駐雅安，相機應援。朱森林以南路藏軍勢大，設防堅固，力請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爐後，以軍孤勢單，遲疑不敢前進。尹昌衡遂親赴打箭爐進行動員，指出：今川邊部隊盡被圍困，損失甚重，急需支援，隻要川軍進展神速，出藏軍之不意，兵力雖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經過動員後，川軍遂分兩路并進。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爲北路督隊官的劉瑞麟，率蒯書禮營由打箭爐出發，日行百餘裏，往攻道塢（今四川道孚）。沿途揚言尹都督率師十萬親征，即将到達。藏軍聞訊，不戰而潰，道塢、瞻對（今四川新龍）之圍遂解。劉瑞麟便令邊軍牛運隆部守道塢，劉筱廷部守瞻對；令杜培基、劉贊廷率部從間道馳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顧複慶、時傳文、朱憲文等營往援昌都。當時，駐守巴塘的顧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圍三月有餘，糧彈将盡，水源斷絕，處境十分危急。援軍到後，内外夾擊，迅速解圍。劉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時，藏軍不戰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擊，繳獲辎重無算，并俘藏軍首領呼圖克圖①。與此同時，朱森林率南路各營亦順利完成了既定任務。其先鋒部隊兩個營，先在河口擊敗藏軍，又于8月12、14 兩日收複了麻蓋宗、剪子灣、西俄洛三要隘，繼而向理塘進逼。圍攻理塘之藏軍聞風潰逃。至是，川軍西進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勢收複了理塘、巴塘、昌都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顧占文部守巴塘，劉瑞麟部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鹽井等地；令營長鄒衍貴肅清河口一帶殘存藏軍。
在川軍進軍川邊之際，滇省西征軍司令殷承率新軍一混成協、防軍十九營，從滇西北取道鹽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衛司令李學詩率部進至溜筒江附近。該地藏軍依險據守。經李部奮力攻擊，藏軍退守隔江之墨裏村，并斫斷江上溜索，以阻滇軍前進。李學詩派人另架溜索，命防軍、土軍各四個排溜渡過江，迂回墨裏村。藏軍又将村外木橋砍斷，據險死守。16日，滇軍發起猛攻，于下午3時将該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率部抵麗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鄭開文爲左縱隊長，率步兵四大隊，騎兵一分隊，炮兵、機槍兵各一小隊①及李學詩的西防國民軍，取維西大道直趨鹽井；以姜梅齡爲右縱隊長，率步兵三中隊，騎兵一分隊，炮兵、機槍兵各一小隊及楊汝盛的西防國民軍，取中甸大道直趨鄉城；司令部及其餘各隊暫駐麗江，相機進止。
滇軍經充分準備後，于8月26日夜突襲侵占鹽井之藏軍。經激烈戰鬥，将藏軍擊潰，并俘其指揮官魯宗甲約，遂克鹽井。
當滇軍向川邊進軍時，懷有軍閥割據思想的尹昌衡竟發電阻止，聲稱“川軍圍攻理塘，不日可下，滇軍無須由維（西）援巴（塘），請由原議，直抵拉薩”②。滇軍收複鹽井後，尹再次電阻，并令顧占文部向鹽井一帶開進。蔡锷則連電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規複西藏”爲由，要求繼續向川邊進軍。川、滇兩軍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後尹昌衡以“若滇軍兼進，釀成（英國）交涉，則咎不在川”①爲辭，要挾中央。北京政府恐“兩軍逼處，別生枝節”，遂于9月緻電蔡锷，令滇軍酌留陸軍一大隊及防軍一、二營，專顧滇省門戶，餘悉撤回。滇軍的平亂作戰至此遂告結束。
當川軍第一階段的作戰計劃基本完成後，尹昌衡認爲：“控邊制藏，非同時并舉，無以全領土、維國權”②。根據這一方針，他對下一階段的軍事行動作了如下部署：命鄒衍貴營駐打箭爐、河口，保護川軍的後方供應線；命朱森林團爲南路，駐巴塘、理塘，相機進攻稻城、鄉城；命團長向樹榮率所部兩個營及陳步三營爲北路，進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鄧柯）；從朱、向兩團中各抽一營駐昌都，作爲機動部隊；以打箭爐爲大本營，随時策應南北兩路。不久，南北兩路部隊連戰皆捷，惟鄉城久攻不下。之後，尹昌衡任命黃煦昌爲司令，由他指揮集中于昌都一帶的川邊部隊，命張茂林爲前鋒，率部進據江達，待命入藏。
三、英國脅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進軍
西征軍在川邊作戰中取得重大勝利，引起了英帝國主義和西藏親英分子的極度恐慌。爲了制止川軍入藏平亂，英國于1912年8月17日令駐華公使朱爾典出面幹涉，以“不承認中華民國，并以實力助藏‘獨立’”①相威脅。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正急欲獲得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遂屈從于英國的威脅，于9月下旬一再電令川軍停止入藏，以江達爲界，“先行肅清川邊，萬勿越境深入，緻啓外釁”①，從而喪失了進軍西藏的良機。
四、擊退藏軍向川邊的第二次進攻
1912年底至1913年初，藏軍經波密竄至川邊，再次向川軍發動進攻。乍丫、江卡、鹽井等地首當其沖。川軍陳桂亭營敗退巴塘，舒雲山營被圍于南墩（鹽井東北約四十公裏）。巴塘守軍糧食已絕，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率部馳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黃煦昌率部至乍丫，與顧占文部夾擊東犯之藏軍。激戰十餘次，将其擊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圍遂解。藏軍戰敗後，在嘉裕橋（今西藏洛隆東北之嘉玉橋）以西密布碉卡，駐紮重兵，進行防禦，并派人四出煽動藏民，準備伺機再行進攻。尹昌衡根據北京政府提出的“步步穩進，以期慎固封城”②的方針：令劉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軍，南控江卡；顧占文部守巴塘，南防鹽井，東控鄉城、稻城；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顧軍，南防稻壩；劉筱廷部駐甘孜，鎮守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無事堅守不動。另由嵇廉率兵六百于鄉城一帶遊動，以牽制該地藏軍。
1913年初春，藏軍連續向嘉裕橋、江卡發動進攻，均被川軍擊敗，遂退守煙袋塘（乍丫西），并繼續增兵。劉瑞麟見藏軍勢衆，遂調昌都彭日升、時傳文兩營由西北方向，傅青雲、牛運隆兩營由乍丫方向，對煙袋塘藏軍實行夾攻。2月28日，傅、牛兩營首先發動進攻，将憑借碉房、哨卡頑抗的藏軍擊退。3月3日，彭、時兩營進至距煙袋塘十餘裏處，發現藏軍據守山頂，碉卡密布，難以從正面進攻，遂派數十人繞至山後，實行偷襲。藏軍猝不及防，驚惶逃竄。彭、時率部追擊，與傅、牛兩營會師，将煙袋塘之藏軍擊潰。上萬藏軍紛紛西撤。至此，藏軍的第二次進攻又被粉碎。
第三节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川軍雖然擊退了藏軍對川邊的第二次進攻，但鄉城一帶仍爲藏軍所控制。尹昌衡決定繼續從省城抽調部隊，厚集兵力，乘勝向鄉城發動進攻。這是一次曆時較長，并對穩定川邊局勢具有重要意義的作戰。
一、川軍的作戰部署
鄉城地處巴塘、理塘之南，靠近雲南邊境，周圍皆山，城西有桑披嶺爲天然屏障，城東的無即河水流湍急，不便舟楫航行。此外，馬鞍山、冷龍灣、阿都、下窪、門坎山、八格等處，均爲險要之地，亦爲進攻鄉城必由之路，雖山道崎岖，但能通行馱馬。鄉城駐有藏軍三四千人，主要是步騎兵，還有少量炮兵。武器有日式速射山炮、德式管退炮各一門，另有五子、九子、十二子等雜式快槍（平均二三人有一支），其餘均爲土槍、土炮和刀矛。
1913年4月2日，孫紹骞在理塘接替嵇廉爲攻鄉總指揮。4日，由省城派出的第四師參謀長劉成勳率混成支隊到達理塘。于是，确定了進攻鄉城的部署：劉成勳率混成支隊步兵三個營、炮兵二個連、機關槍一個排爲左路，由理塘經稻城向鄉城進攻；孫紹骞率步兵一營和朱森林、周尚赤的兩個步兵營及炮隊、衛生隊等爲右路，由喇嘛桠（丫）經火珠鄉向鄉城進攻。
二、右路軍攻占冷龍灣
在右路軍發起進攻之前，盤踞鄉城的藏軍一部突然圍攻靠近喇嘛桠的東龔。川軍支隊長周尚赤率部反擊，将藏軍擊退，并奪獲日式速射炮一門，其它軍械數十件。右路軍首戰告捷，士氣高漲。孫紹骞決定每兵暫發糌粑兩碗，于5月15日分三路發起進攻。16日，一舉攻克下窪、阿都，17日又克火珠鄉的山根子。因部隊缺糧，遂暫駐火珠鄉。該處喇嘛寺之堪布羅松成獻出雜糧千包，以濟軍食，于是士氣複振。5月23日，朱森林率隊由山根子向馬鞍山進攻。馬鞍山路隘林密，藏軍憑險堅守。朱部與之激戰一日，未能攻克。孫紹骞令周尚赤等率部往援，合力進攻，始将馬鞍山占領。藏軍退守冷龍灣的碉房、堅卡①，進行防禦。川軍進攻數日，終不能克。當時部隊缺糧缺水，士氣頗受影響。6月3日，孫紹骞親自到達前線，安定軍心。6月25日，川軍再次發起進攻，将藏軍擊退，先後攻占了冷龍灣和門坎山。
三、左路軍進占稻城
4月25日，左路軍進至拉波，偵知藏軍在夕波築有堅卡十餘處、碉房數十座，外有散兵壕和深溝。27日夜，劉成勳密令三營營長張建勳率所部及炮兵第二連，參謀賴心輝率預備營一、四連和機槍排，分道潛占各要隘。28日上午8時發起進攻，先用炮火猛烈轟擊，繼以步兵第九連由界牌山腰向夕波正面，第一、十一連從左右兩翼同時進攻。戰至下午4時，川軍連克十餘座碉房，迫使藏軍向稻城方向退走。夕波告捷後，附近的藏軍相繼投誠。5月3日，攻鄉左路川軍收複大橋，8日進占色母，逼近稻城。
稻城附近群山環繞，中爲平坦壩地，築有碉房數十座，堅卡十餘處。藏軍分占東西兩側高山及壩内碉房。劉成勳命預備營營長張英率步兵一個營、炮兵一個連爲第一隊，進攻右側高山，命三營營長張建勳率步兵一個營、炮兵一個連爲第二隊，進攻左側高山；命參謀賴心輝率步兵一個營、機槍兵一個排爲第三隊，防守各隘口，相機應援。
5月10日晨6時，川軍開始進攻。由于第一隊需通過開闊的低窪地，張英派出敢死隊冒敵炮火匍匐前進，接近山邊，經四小時激戰，奪取山頂堅卡四座，進至距藏軍主陣地五六百米處。張英一面命炮兵向藏軍主陣地射擊，一面要求第三隊派出機槍一挺抄襲藏軍退路。炮兵連續發射炮彈四十餘發，擊毀碉房十餘座，爾後轉移火力向稻城城内集中射擊。與此同時，張建勳所率之第二隊與藏軍步騎兵千餘人接戰，至上午10時，奪得堅卡六七座，并以一個連迂回藏軍右翼，粉碎了藏軍從左翼抄襲的企圖。下午3時，一、二隊分別向當面之藏軍發起總攻。稻城及壩内之藏軍動搖，紛紛逃竄。川軍攻占稻城後，立即乘勝追擊，于16日克桑堆。藏軍向鄉城退卻。
四、會攻鄉城
稻城戰後，劉成勳于5月27日率部隊主力繞道進攻中鄉城②，在簇東高地擊退藏軍的攔阻，進入八格村南的狹谷，遭到谷底和山頂藏軍三千人的襲擊。張建勳督率前衛營各隊迅速奪占了谷底的一座堅卡作掩護。劉成勳見前衛營受阻，立即命賴心輝率兵向左面山頂迂回，連長李邦君、蕭子英率兵向右面山頂攻擊，張英督隊策應。入夜，藏軍敗退。劉成勳乘機率隊追擊二十餘裏，始出谷口，并乘勢攻取了八格村及上鄉城各要隘。藏軍焚毀橋梁，退守對河貢撒、俄雜及業窪等地，憑險頑抗。5月29日，劉成勳部因無造筏架橋器材，遂挑選士兵數百人，從上下遊泅渡，分左右兩翼實施強攻，并在對岸用火炮、機槍火力予以支援。部隊渡江後，攻占貢撒、俄雜，河左部隊則直逼業窪。業窪距定鄉城二十餘裏，叢林茂密，堅卡重重。6月3日，劉成勳令張英趁夜暗濃霧，率隊進抵業窪左側高山及右側河岸一帶，占領了進攻出發陣地，于拂曉發起進攻。藏軍依托碉房、堅卡頑強抵抗。張英見正面攻擊無效，便命步兵兩個連從左側高山密林中抄襲藏軍後路，炮隊從正面猛擊碉房。藏軍不支，退向桑披嶺。
左路軍經過連續作戰，前方兵力已不足兩營。劉成勳遂緻電尹昌衡，請求派兵一營，接替後方防務。6月19日起，劉成勳集中所部兵力，經三晝夜激戰，攻克藏軍屯糧要地羅拉寺。23日，又攻占雨窪。藏軍退至定鄉城外之最後一道防線泥四頂。至此，川軍左右兩路軍從冷龍灣、雨窪對鄉城形成了鉗形攻勢。泥四頂兩側高山聳立，森林茂密。藏軍以少數兵力配置于正面，主力隐蔽集結于左山，企圖側擊從正面進攻之川軍。張建勳偵知藏軍部署後，命一部兵力從正面佯攻，主力從左側迂回進攻。經一日激戰，連奪堅卡十餘座，迫使藏軍退向定鄉。川軍緊追不舍，搶占通往定鄉的大橋，爲攻城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6月25日黎明，孫紹骞所率之右路軍在攻占冷龍灣、門坎山之後，即從右翼向定鄉進攻，劉成勳所率之左路軍從泥四頂協同進攻。經五小時激戰，藏軍動搖，向下鄉城方向撤退。下午3時，孫、劉兩路軍攻占定鄉。
不久，江西、江蘇等省爆發了由孫中山等領導的讨袁戰争，四川的熊克武亦舉兵響應，劉成勳支隊奉調返回成都。西藏少數親英分子又乘機唆使和支持各地暴亂，川邊形勢再度吃緊。孫紹骞爲了應付危局，一面令各營分紮各要地，以保糧道，一面對下鄉城一帶的藏軍進行招撫。由于親英分子的阻撓和破壞，招撫工作未見成效。10月31日，藏軍數千人分三股圍攻定鄉。孫紹骞率部堅守二十餘日，在得到運糧隊的增援後，實施反擊，才得以解圍。
1914年初，川軍先後收複了下鄉城、丹巴及三十九族地區③，從而穩定了川邊局勢。
第四节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一、英國策劃的“西姆拉會議”
英帝國主義爲了分割我國的西藏，除派遣軍隊公開入侵西藏和指使西藏親英分子發動暴亂外，還極力阻撓中國的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發生聯系。如1912年 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複了達賴的封号①，并邀達賴赴京會談；1913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了新的駐藏辦事長官。英國不僅阻止西藏地方當局與北京政府直接談判，還不許駐藏辦事長官假道印度入藏，同時，提出舉行中英藏會議，并以北京政府如不派代表與會，英國将與西藏當局直接締約相威脅。袁世凱在西征軍節節勝利的有利形勢下，不顧全國各族人民的反對，竟接受了英國的無理要求，于1913年10月派代表參加了在印度西姆拉召開的會議。
“西姆拉會議”，是英國勾結西藏少數親英分子企圖分割中國西藏的一個大陰謀。會議期間，英國代表麥克馬洪抛出了事先準備好的《西姆拉條約》草案和“西藏地圖”，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區和雲南、四川、甘肅的藏族地區，統稱爲“西藏”，并将金沙江以西地區稱爲“外藏”，以東地區稱爲“内藏”；“外藏 ”完全“獨立”，“内藏”則“中藏共管”。草案還規定：“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權”；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争議時，由英印政府裁決；英人可以在西藏自由經商，中國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暫由英印政府監督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國妄想侵吞西藏的狂妄野心。這個條約草案一出籠，立即遭到中國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愛國人士的堅決反對，中國代表拒絕在“條約”上簽字，北京政府也斷然加以拒絕，立即召回代表。于是，英帝國主義企圖通過外交手腕分裂西藏的陰謀遭到了破産。會議并未讨論中印邊界問題，英國代表背着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代表夏紮·邊覺多吉在會外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把九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則是完全非法的，當時以及以後的曆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過。夏紮·邊覺多吉回藏後，亦被達賴削職。
二、英國加緊武裝藏軍，再次挑起川邊沖突
“西姆拉會議”破裂後，英國遂大力幫助西藏地方政府擴建新式藏軍，企圖繼續以武力制造西藏“獨立”。1914年以後，英國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軍總司令部，以親英分子達桑占東爲總司令，台吉車門巴爲副司令，計劃将原有三千人的常備軍擴充到萬人以上。英國還在江孜開辦了一所軍官學校，爲藏軍訓練軍事指揮人才；并選派一批西藏貴族子弟去英國、印度學習軍事；又在劄什城設立了一所機器廠，由印度技師幫助制造槍械彈藥。
藏軍經過擴充和訓練，實力有所增強。于是，英國又唆使西藏親英分子再次驅使藏軍進犯川邊地區。1914年9月間，西藏地方政府派噶倫喇嘛爲西康總管，會同錯郭娃代本率兵前往江達。10月，又派穹然木代本帶領藏軍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區，準備再次挑起戰端。由于當時的邊軍統領彭日升擁有裝備比較精良的三個營，分別駐防昌都、類烏齊和三十九族地區，因而藏軍未敢貿然進攻。1917年春，四川爆發了川、滇軍閥之間的戰争，戰火波及川邊。7月，邊軍統領彭日升派兵兩營進攻打箭爐，被滇軍華封歌團擊敗。不久，川邊鎮守使殷承被迫離開打箭爐回滇，由陳遐齡接任。英國見有機可乘，立即接濟藏軍“五子槍五千支，子彈五百萬（發）”②，唆使藏軍向川邊發動進攻。邊軍一敗塗地。
1918年1月，類烏齊被藏軍攻陷，邊軍一營營長田文清敗逃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第三營營長張開勝、第十營營長曹樹範分道夾攻駐歐月（昌都南八十裏）之藏軍，結果爲藏軍擊敗，分別退守昌都、乍丫。彭日升急忙向陳遐齡求援。時陳正參與川省軍閥混戰，且慮彭之勢力擴展對其不利，以緻見危不救。2月下旬，藏軍進攻昌都，首先占據昌都後山。3月3日，彭日升派隊分道進攻後山，又被藏軍擊敗。4月3日，藏軍攻陷雞心山，15日又陷四川橋。彭日升等因昌都已無險可守，遂繳械投降。藏軍攻占昌都後，分南北兩路進攻。邊軍紛紛潰降，以緻“德格、鄧柯、石渠、白玉、貢縣、武城、甯靜七縣相繼俱陷”①，整個川邊爲之震動。
是時，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先後派人遞信給達賴，勸其休兵息戰。由于西藏少數親英分子的阻撓，陳的停戰提議未獲結果。藏軍在攻占德格後，又直逼甘孜、瞻對。陳遐齡于7月令團長朱憲文率部抵禦。川軍與藏軍在甘孜西南之絨壩岔激戰二十餘日，始進至雅砻江東岸，阻止了藏軍的進攻。
三、川藏兩軍停戰議和
川藏兩軍在甘孜前線形成對峙局面後，陳遐齡于1918年8月再次派人赴拉薩交涉。英國鑒于藏軍進攻受阻，加上兵力不足，如川軍增調主力反攻，已占地區仍有喪失的危險，遂令駐川邊副領事台克滿出面“調解”，由英川藏三方代表談判議和。談判雖未達成協議，但同意從1918年10月17日至31日，川軍退守甘孜，藏軍退守德格，停戰一年。
随着我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運動的日益高漲，藏族地區的形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愛國人士增強了反帝信心，紛紛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取得直接聯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團抵達拉薩，受到西藏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達賴亦向代表表示：“親英非出本心”，“餘誓傾心内向”①。班禅九世也派人向中央代表表達了擁護中央的心願。
此後，達賴逐漸擺脫了親英分子的羁絆，不斷加強了與中央的聯系，使英國妄圖分割西藏的圖謀終于徹底破産。
第五节 战争的经验教训
這次戰争雖然發生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間，但實際上是由英帝國主義一手挑起的，因而具有明顯的反侵略性質。它爲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
一、正确處理民族關系，才能有效地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英帝國主義長期以來觊觎我國西藏，要粉碎其侵略陰謀，必須執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團結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衆，共禦外侮。清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既有它積極的方面，也有不利于團結西藏上層人物和尊重藏族人民風俗習慣的方面；此外，團結達賴十三世的工作也做得不夠，以緻給英帝國主義拉攏西藏上層人物，唆使西藏親英分子發動暴亂，造成了可乘之隙。
爲了增強防禦力量，派部分川軍入藏，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須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衆做好宣傳解釋工作；同時，軍隊必須嚴守紀律，以取得西藏各階層的支持和擁護。由于沒有進行必要的宣傳工作，加之入藏川軍紀律敗壞，不講政策，不注意保護群衆利益，結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國内政局不穩和屈膝媚外政策，助長了英帝國主義和西藏親英分子的嚣張氣焰
這次戰争發生在國内政局動蕩不定的年代。袁世凱篡權以後，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竟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屈從于英國的無理要求，命令川軍停止進軍西藏，從而助長了西藏少數親英分子的嚣張氣焰。他們一再操縱藏軍向川邊進攻，使川軍處于被動地位。
正當英帝國主義唆使西藏親英分子操縱藏軍向川邊進攻之際，四川、雲南的政局也動蕩不穩。自1913年至1917年，先後爆發了川軍與川軍、川軍與滇軍、川軍與黔軍之間的多次戰争，這就影響了集中力量抗擊藏軍對川邊的進犯。不僅如此，主要将領之間也勾心鬥角，由尹昌衡親自推薦的護理四川總督胡景伊，也挖他的牆角，使西征軍在兵員補充和糧饷接濟上，多次發生困難。此外，邊軍之間也有矛盾，作戰行動往往不能協同一緻。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響了平亂作戰。
三、不注意從政治上争取藏軍中的愛國力量，是這次戰争的一大失策
這次戰争是英帝國主義挑撥我國民族關系，蒙蔽部分藏軍爲其火中取栗而引起的。在藏軍中，不少指揮官是受英國和少數親英分子的挑唆和欺騙而走上戰場的，多數士兵是被迫征調的貧苦牧民。藏軍内部又互不統屬，極不統一。不少愛國僧俗大衆對英國侵略西藏深惡痛絕，對祖國懷有深厚的感情。這些，都是川軍從政治上争取藏軍中愛國力量的有利條件。但是，不論是清政府還是辛亥革命以後的北京政府以及川督尹昌衡等，都未實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注意有的放矢地進行廣泛的宣傳解釋工作，促使藏軍官兵覺醒，從而厭惡這種不利于祖國統一和自身利益的戰争。川軍雖然做了一些所謂“招撫”工作，但成效甚微。在進攻鄉城的戰鬥中，左右兩路軍依靠軍事上的威懾力量，曾迫使部分藏軍投誠，但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工作，因而隻是暫時地屈服，一旦情況發生了變化，他們又重新被反動分子所利用。
四、搞好後勤支援，對在西藏高原作戰具有特殊意義
1912年川軍被迫出藏，1918年藏軍東犯時川軍迅速潰敗，除了政治原因外，在軍事方面，後勤保障工作不得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川邊與西藏同屬康藏高原，交通不便，地廣人稀，經濟落後，部隊的糧饷無法就地取給，主要依賴後方供應。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忽視邊防建設，對軍械糧饷的儲備和供應，事先沒有統籌安排，而是在臨戰前倉促籌集，加之在進藏道路上建立的驿站，于戰争爆發後大部遭到破壞，更增加了後勤供應的困難。因而缺糧斷饷，彈藥不濟之事，屢屢發生，影響了部隊的士氣，影響了整個戰争的進程。辛亥革命時，部分駐藏川軍嘩變，也與長期欠饷有關。進攻鄉城及以後的戰鬥中，一些部隊無法進行攻堅戰，一些部隊被迫中途停頓，一些部隊作戰失利，均與械彈、糧饷得不到及時供應有關。這些都說明，在西藏高原地區作戰，采取有力措施，加強部隊的後勤供應工作，是争取戰争勝利的極端重要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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