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反对英国分割西藏的战争
第一节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903年，英國派兵入侵西藏，遭到當地愛國軍民的無情打擊。以後，英國便加緊采取在西藏統治集團内部尋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國以所謂會見英國皇太子的名義，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優禮款待，百般籠絡，企圖以班禅取代達賴，充當英國傀儡，結果遭到班禅的拒絕。此後，英國把注意力轉向拉攏拉薩地方當局。以大貴族夏紮·邊覺多吉爲首的一部分封建領主，由于在對英貿易中獲得了許多好處，便越來越傾向英國侵略者，并影響了徘徊于内地的達賴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軍于1903年發動侵藏戰争後，主張抗英的達賴于 1904年英軍侵占拉薩前，在沙俄間諜德爾智的慫恿下離開西藏，準備前往俄國，後在外蒙庫倫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達賴輾轉到達北京。由于他在抗英鬥争中未能得到駐藏大臣的幫助以及其它原因，對清政府懷有某些不滿情緒。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乘機進行拉攏，大肆挑撥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使達賴的對英态度有所轉變。1909年12月21日，達賴返回拉薩，後在西藏親英分子的影響下，逐漸傾向英帝國主義，疏遠中央政府。
清政府鑒于英軍多次入侵西藏，逐漸意識到加強西藏的治理和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緊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張蔭棠領副都統銜，以駐藏幫辦大臣的身分入藏，“查辦藏事”。張抵拉薩後，參革了在抗英戰争中嚴重失職的駐藏大臣有泰等十餘名官員，獲得西藏各階層人民的擁護，随後即着手整頓西藏内政，推行“新政 ”。1909年（宣統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駐藏大臣聯豫的建議，派川軍二千人，編爲三營，由知府鍾穎統率，從成都出發，取道昌都開赴拉薩。同時，命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進駐昌都，屯兵據守，以便策應入藏之川軍。這些，本爲中國内政，英國卻公然表示反對，并乘機煽動西藏上層中的親英分子發動叛亂。達賴回藏後，亦下令藏軍阻擊入藏之川軍。
1910年2月初，鍾穎率領川軍在西藏江達（今太昭）擊敗了藏軍的阻攔，于2月12日進駐拉薩。達賴于當夜與少數親英分子離開拉薩，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達賴的名号，下令通緝随同叛逃的幾個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官員。達賴逃印後，英帝國主義以幫助西藏“獨立”爲誘餌，百般拉攏。3月5日，英國政府竟然爲川軍入藏和達賴被革一事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粗暴地幹涉中國内政。6月，英國又派步兵兩個縱隊及工兵一部（攜炮四門），進駐印藏邊境，并叫嚷“倘若達賴回藏，藏境發生變化”，英軍“則須入藏以當保護之任”，公開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①
1911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拉薩後，駐藏官員和川軍内部分成維護帝制與贊成共和兩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産的安全。英帝國主義決定利用這種局勢，實現其分裂西藏之陰謀。英印總督與達賴密談後，随即派遣親英分子達桑占東（又名擦絨）潛回西藏，策劃武裝叛亂。與此同時，英國還在西藏邊境一帶集結軍隊，以爲聲援。西藏部分大農奴主乘機以達賴名義發布了實際上是脫離祖國的“驅漢”命令，大肆驅殺漢人，并組織以達桑占東爲總司令的“民軍”（即藏軍）萬餘人，圍攻拉薩、日喀則、江孜的川軍，且進擾川邊地區。在親英分子的操縱和毒害下，具有反帝愛國傳統的藏軍，竟成了破壞祖國統一的工具。
1912年春，達桑占東調集五千藏軍向江孜進攻。駐守江孜的川軍百餘人，固守依山的造紙廠，并向拉薩求援。由于糧食不濟，援兵不至，該部川軍在英商務專員及尼泊爾駐藏代表的“調停”下，被迫以槍支彈藥換取路費，離開江孜，經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則守軍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達桑占東又調集大批藏軍圍攻駐拉薩的川軍。鍾穎率千餘人據險防禦，等待援軍。經數月苦戰，傷亡不斷增加，糧食亦将告罄，處境異常危險。藏軍雖人數衆多，但戰鬥力不強，一時也難于攻破川軍防線。後經尼泊爾駐藏官員“調停”，雙方達成協議：川軍交出武器，由漢、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軍全部退伍，經印度回國；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員照舊駐藏，并保留一定數量的衛隊。8月中旬，川軍交出毛瑟槍一千五百支、開花炮三門、機槍一挺、子彈八十箱。此時，鍾穎已被北京政府任命爲駐藏辦事長官，但西藏親英分子拒不承認，屢次促其起程。鍾穎因未得中央同意，執意不走。雙方遂複開戰。此時，鍾穎所部僅約二百人，糧彈俱缺，處境更加困難。後經尼泊爾駐藏官員再次“調停”，鍾穎及其所部終于被迫離開西藏。
駐拉薩川軍被繳械撤離後，英帝國主義于1912年底武裝護送達賴回到拉薩。達賴周圍的一小撮親英賣國分子，公開策劃西藏“獨立”，并以極其野蠻的手段鎮壓堅持反帝愛國的僧俗人士。英軍亦以“護商”爲名，由江孜侵入拉薩。西藏人民和一些愛國上層人士，堅決反對親英分子分裂祖國的罪行，爲維護祖國的統一和獨立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争，表現出熱愛祖國的堅定決心。
第二节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一、北京政府的平亂決策及川滇兩軍的作戰部署
正當西藏親英分子驅趕駐藏川軍之際，川邊地區的藏族上層分子，由于趙爾豐實行的“改土歸流”政策危及他們的統治，加之受西藏親英分子的指使①，于 1912年5月也發動了叛亂，并得到西藏叛亂武裝的直接支持。兩月之内，川邊地區的不少州縣先後落入當地和西藏的叛亂武裝之手。巴塘、昌都被圍，乍丫（今西藏察雅東）、江卡（今西藏芒康東）、鄉城、稻城、理塘相繼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斷絕。滇、川兩督屢請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國各族人民一緻譴責英國勾結西藏親英分子分裂中國的罪行，猛烈抨擊北京政府的對外妥協政策。在輿論的壓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電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軍入藏平亂，令雲南都督蔡锷派滇軍入藏增援；同時，通告英國駐華公使，聲明“此次川軍入藏全爲平亂，至希英國嚴守局外中立”①。
尹昌衡接電後，迅速作了西征的準備。其作戰計劃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采取南北兩路“首尾夾攻”的方針，首先控制川邊重鎮理塘和進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後分別南下，奪取稻城、鄉城、乍丫、江卡等地，以鞏固川邊地區。第二階段：從打箭爐（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餘營邊軍中，選拔“有志之精兵”數百名爲前鋒，其餘各軍繼後，乘勝直趨拉薩。同時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薩勸說達賴脫離英國的羁絆，維護祖國的統一。
蔡锷接令後，命滇軍參謀廳總長殷承爲西征軍司令，率隊進發。蔡锷考慮到川滇兩軍如先會師巴塘，再行進藏，不僅糧秣難繼，而且可能擴大由辛亥革命以來所引起的川滇兩軍之間的矛盾，因此主張滇軍經維西及西藏東南地區直趨拉藏。這樣，既可縮短路程，又可形成軍事上的有利态勢，使“滇犄其南，川搗其東，首尾策應，形勢都歸掌握”②。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張，而令滇軍取道中甸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邊門戶。
二、擊退藏軍向川邊的首次進攻
1912年初秋，川滇兩軍按既定計劃分路開進。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軍從成都出發。原計劃出兵八個團，因“器械不備，師皆未練，饷亦無儲”①，遂先以朱森林團爲先鋒，尹自率三個營爲本隊，總兵力約三千人（一說五千人），兼程西進。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兩個營及先遣隊陳步三一個營爲南路，由打箭爐直趨理塘；副官劉瑞麟率蒯書禮營爲北路，經甘孜進援昌都；本隊三個營駐雅安，相機應援。朱森林以南路藏軍勢大，設防堅固，力請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爐後，以軍孤勢單，遲疑不敢前進。尹昌衡遂親赴打箭爐進行動員，指出：今川邊部隊盡被圍困，損失甚重，急需支援，隻要川軍進展神速，出藏軍之不意，兵力雖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經過動員後，川軍遂分兩路并進。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爲北路督隊官的劉瑞麟，率蒯書禮營由打箭爐出發，日行百餘裏，往攻道塢（今四川道孚）。沿途揚言尹都督率師十萬親征，即将到達。藏軍聞訊，不戰而潰，道塢、瞻對（今四川新龍）之圍遂解。劉瑞麟便令邊軍牛運隆部守道塢，劉筱廷部守瞻對；令杜培基、劉贊廷率部從間道馳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顧複慶、時傳文、朱憲文等營往援昌都。當時，駐守巴塘的顧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圍三月有餘，糧彈将盡，水源斷絕，處境十分危急。援軍到後，内外夾擊，迅速解圍。劉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時，藏軍不戰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擊，繳獲辎重無算，并俘藏軍首領呼圖克圖①。與此同時，朱森林率南路各營亦順利完成了既定任務。其先鋒部隊兩個營，先在河口擊敗藏軍，又于8月12、14 兩日收複了麻蓋宗、剪子灣、西俄洛三要隘，繼而向理塘進逼。圍攻理塘之藏軍聞風潰逃。至是，川軍西進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勢收複了理塘、巴塘、昌都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顧占文部守巴塘，劉瑞麟部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鹽井等地；令營長鄒衍貴肅清河口一帶殘存藏軍。
在川軍進軍川邊之際，滇省西征軍司令殷承率新軍一混成協、防軍十九營，從滇西北取道鹽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衛司令李學詩率部進至溜筒江附近。該地藏軍依險據守。經李部奮力攻擊，藏軍退守隔江之墨裏村，并斫斷江上溜索，以阻滇軍前進。李學詩派人另架溜索，命防軍、土軍各四個排溜渡過江，迂回墨裏村。藏軍又将村外木橋砍斷，據險死守。16日，滇軍發起猛攻，于下午3時将該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率部抵麗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鄭開文爲左縱隊長，率步兵四大隊，騎兵一分隊，炮兵、機槍兵各一小隊①及李學詩的西防國民軍，取維西大道直趨鹽井；以姜梅齡爲右縱隊長，率步兵三中隊，騎兵一分隊，炮兵、機槍兵各一小隊及楊汝盛的西防國民軍，取中甸大道直趨鄉城；司令部及其餘各隊暫駐麗江，相機進止。
滇軍經充分準備後，于8月26日夜突襲侵占鹽井之藏軍。經激烈戰鬥，将藏軍擊潰，并俘其指揮官魯宗甲約，遂克鹽井。
當滇軍向川邊進軍時，懷有軍閥割據思想的尹昌衡竟發電阻止，聲稱“川軍圍攻理塘，不日可下，滇軍無須由維（西）援巴（塘），請由原議，直抵拉薩”②。滇軍收複鹽井後，尹再次電阻，并令顧占文部向鹽井一帶開進。蔡锷則連電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規複西藏”爲由，要求繼續向川邊進軍。川、滇兩軍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後尹昌衡以“若滇軍兼進，釀成（英國）交涉，則咎不在川”①爲辭，要挾中央。北京政府恐“兩軍逼處，別生枝節”，遂于9月緻電蔡锷，令滇軍酌留陸軍一大隊及防軍一、二營，專顧滇省門戶，餘悉撤回。滇軍的平亂作戰至此遂告結束。
當川軍第一階段的作戰計劃基本完成後，尹昌衡認爲：“控邊制藏，非同時并舉，無以全領土、維國權”②。根據這一方針，他對下一階段的軍事行動作了如下部署：命鄒衍貴營駐打箭爐、河口，保護川軍的後方供應線；命朱森林團爲南路，駐巴塘、理塘，相機進攻稻城、鄉城；命團長向樹榮率所部兩個營及陳步三營爲北路，進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鄧柯）；從朱、向兩團中各抽一營駐昌都，作爲機動部隊；以打箭爐爲大本營，随時策應南北兩路。不久，南北兩路部隊連戰皆捷，惟鄉城久攻不下。之後，尹昌衡任命黃煦昌爲司令，由他指揮集中于昌都一帶的川邊部隊，命張茂林爲前鋒，率部進據江達，待命入藏。
三、英國脅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進軍
西征軍在川邊作戰中取得重大勝利，引起了英帝國主義和西藏親英分子的極度恐慌。爲了制止川軍入藏平亂，英國于1912年8月17日令駐華公使朱爾典出面幹涉，以“不承認中華民國，并以實力助藏‘獨立’”①相威脅。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正急欲獲得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遂屈從于英國的威脅，于9月下旬一再電令川軍停止入藏，以江達爲界，“先行肅清川邊，萬勿越境深入，緻啓外釁”①，從而喪失了進軍西藏的良機。
四、擊退藏軍向川邊的第二次進攻
1912年底至1913年初，藏軍經波密竄至川邊，再次向川軍發動進攻。乍丫、江卡、鹽井等地首當其沖。川軍陳桂亭營敗退巴塘，舒雲山營被圍于南墩（鹽井東北約四十公裏）。巴塘守軍糧食已絕，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率部馳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黃煦昌率部至乍丫，與顧占文部夾擊東犯之藏軍。激戰十餘次，将其擊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圍遂解。藏軍戰敗後，在嘉裕橋（今西藏洛隆東北之嘉玉橋）以西密布碉卡，駐紮重兵，進行防禦，并派人四出煽動藏民，準備伺機再行進攻。尹昌衡根據北京政府提出的“步步穩進，以期慎固封城”②的方針：令劉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軍，南控江卡；顧占文部守巴塘，南防鹽井，東控鄉城、稻城；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顧軍，南防稻壩；劉筱廷部駐甘孜，鎮守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無事堅守不動。另由嵇廉率兵六百于鄉城一帶遊動，以牽制該地藏軍。
1913年初春，藏軍連續向嘉裕橋、江卡發動進攻，均被川軍擊敗，遂退守煙袋塘（乍丫西），并繼續增兵。劉瑞麟見藏軍勢衆，遂調昌都彭日升、時傳文兩營由西北方向，傅青雲、牛運隆兩營由乍丫方向，對煙袋塘藏軍實行夾攻。2月28日，傅、牛兩營首先發動進攻，将憑借碉房、哨卡頑抗的藏軍擊退。3月3日，彭、時兩營進至距煙袋塘十餘裏處，發現藏軍據守山頂，碉卡密布，難以從正面進攻，遂派數十人繞至山後，實行偷襲。藏軍猝不及防，驚惶逃竄。彭、時率部追擊，與傅、牛兩營會師，将煙袋塘之藏軍擊潰。上萬藏軍紛紛西撤。至此，藏軍的第二次進攻又被粉碎。
第三节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川軍雖然擊退了藏軍對川邊的第二次進攻，但鄉城一帶仍爲藏軍所控制。尹昌衡決定繼續從省城抽調部隊，厚集兵力，乘勝向鄉城發動進攻。這是一次曆時較長，并對穩定川邊局勢具有重要意義的作戰。
一、川軍的作戰部署
鄉城地處巴塘、理塘之南，靠近雲南邊境，周圍皆山，城西有桑披嶺爲天然屏障，城東的無即河水流湍急，不便舟楫航行。此外，馬鞍山、冷龍灣、阿都、下窪、門坎山、八格等處，均爲險要之地，亦爲進攻鄉城必由之路，雖山道崎岖，但能通行馱馬。鄉城駐有藏軍三四千人，主要是步騎兵，還有少量炮兵。武器有日式速射山炮、德式管退炮各一門，另有五子、九子、十二子等雜式快槍（平均二三人有一支），其餘均爲土槍、土炮和刀矛。
1913年4月2日，孫紹骞在理塘接替嵇廉爲攻鄉總指揮。4日，由省城派出的第四師參謀長劉成勳率混成支隊到達理塘。于是，确定了進攻鄉城的部署：劉成勳率混成支隊步兵三個營、炮兵二個連、機關槍一個排爲左路，由理塘經稻城向鄉城進攻；孫紹骞率步兵一營和朱森林、周尚赤的兩個步兵營及炮隊、衛生隊等爲右路，由喇嘛桠（丫）經火珠鄉向鄉城進攻。
二、右路軍攻占冷龍灣
在右路軍發起進攻之前，盤踞鄉城的藏軍一部突然圍攻靠近喇嘛桠的東龔。川軍支隊長周尚赤率部反擊，将藏軍擊退，并奪獲日式速射炮一門，其它軍械數十件。右路軍首戰告捷，士氣高漲。孫紹骞決定每兵暫發糌粑兩碗，于5月15日分三路發起進攻。16日，一舉攻克下窪、阿都，17日又克火珠鄉的山根子。因部隊缺糧，遂暫駐火珠鄉。該處喇嘛寺之堪布羅松成獻出雜糧千包，以濟軍食，于是士氣複振。5月23日，朱森林率隊由山根子向馬鞍山進攻。馬鞍山路隘林密，藏軍憑險堅守。朱部與之激戰一日，未能攻克。孫紹骞令周尚赤等率部往援，合力進攻，始将馬鞍山占領。藏軍退守冷龍灣的碉房、堅卡①，進行防禦。川軍進攻數日，終不能克。當時部隊缺糧缺水，士氣頗受影響。6月3日，孫紹骞親自到達前線，安定軍心。6月25日，川軍再次發起進攻，将藏軍擊退，先後攻占了冷龍灣和門坎山。
三、左路軍進占稻城
4月25日，左路軍進至拉波，偵知藏軍在夕波築有堅卡十餘處、碉房數十座，外有散兵壕和深溝。27日夜，劉成勳密令三營營長張建勳率所部及炮兵第二連，參謀賴心輝率預備營一、四連和機槍排，分道潛占各要隘。28日上午8時發起進攻，先用炮火猛烈轟擊，繼以步兵第九連由界牌山腰向夕波正面，第一、十一連從左右兩翼同時進攻。戰至下午4時，川軍連克十餘座碉房，迫使藏軍向稻城方向退走。夕波告捷後，附近的藏軍相繼投誠。5月3日，攻鄉左路川軍收複大橋，8日進占色母，逼近稻城。
稻城附近群山環繞，中爲平坦壩地，築有碉房數十座，堅卡十餘處。藏軍分占東西兩側高山及壩内碉房。劉成勳命預備營營長張英率步兵一個營、炮兵一個連爲第一隊，進攻右側高山，命三營營長張建勳率步兵一個營、炮兵一個連爲第二隊，進攻左側高山；命參謀賴心輝率步兵一個營、機槍兵一個排爲第三隊，防守各隘口，相機應援。
5月10日晨6時，川軍開始進攻。由于第一隊需通過開闊的低窪地，張英派出敢死隊冒敵炮火匍匐前進，接近山邊，經四小時激戰，奪取山頂堅卡四座，進至距藏軍主陣地五六百米處。張英一面命炮兵向藏軍主陣地射擊，一面要求第三隊派出機槍一挺抄襲藏軍退路。炮兵連續發射炮彈四十餘發，擊毀碉房十餘座，爾後轉移火力向稻城城内集中射擊。與此同時，張建勳所率之第二隊與藏軍步騎兵千餘人接戰，至上午10時，奪得堅卡六七座，并以一個連迂回藏軍右翼，粉碎了藏軍從左翼抄襲的企圖。下午3時，一、二隊分別向當面之藏軍發起總攻。稻城及壩内之藏軍動搖，紛紛逃竄。川軍攻占稻城後，立即乘勝追擊，于16日克桑堆。藏軍向鄉城退卻。
四、會攻鄉城
稻城戰後，劉成勳于5月27日率部隊主力繞道進攻中鄉城②，在簇東高地擊退藏軍的攔阻，進入八格村南的狹谷，遭到谷底和山頂藏軍三千人的襲擊。張建勳督率前衛營各隊迅速奪占了谷底的一座堅卡作掩護。劉成勳見前衛營受阻，立即命賴心輝率兵向左面山頂迂回，連長李邦君、蕭子英率兵向右面山頂攻擊，張英督隊策應。入夜，藏軍敗退。劉成勳乘機率隊追擊二十餘裏，始出谷口，并乘勢攻取了八格村及上鄉城各要隘。藏軍焚毀橋梁，退守對河貢撒、俄雜及業窪等地，憑險頑抗。5月29日，劉成勳部因無造筏架橋器材，遂挑選士兵數百人，從上下遊泅渡，分左右兩翼實施強攻，并在對岸用火炮、機槍火力予以支援。部隊渡江後，攻占貢撒、俄雜，河左部隊則直逼業窪。業窪距定鄉城二十餘裏，叢林茂密，堅卡重重。6月3日，劉成勳令張英趁夜暗濃霧，率隊進抵業窪左側高山及右側河岸一帶，占領了進攻出發陣地，于拂曉發起進攻。藏軍依托碉房、堅卡頑強抵抗。張英見正面攻擊無效，便命步兵兩個連從左側高山密林中抄襲藏軍後路，炮隊從正面猛擊碉房。藏軍不支，退向桑披嶺。
左路軍經過連續作戰，前方兵力已不足兩營。劉成勳遂緻電尹昌衡，請求派兵一營，接替後方防務。6月19日起，劉成勳集中所部兵力，經三晝夜激戰，攻克藏軍屯糧要地羅拉寺。23日，又攻占雨窪。藏軍退至定鄉城外之最後一道防線泥四頂。至此，川軍左右兩路軍從冷龍灣、雨窪對鄉城形成了鉗形攻勢。泥四頂兩側高山聳立，森林茂密。藏軍以少數兵力配置于正面，主力隐蔽集結于左山，企圖側擊從正面進攻之川軍。張建勳偵知藏軍部署後，命一部兵力從正面佯攻，主力從左側迂回進攻。經一日激戰，連奪堅卡十餘座，迫使藏軍退向定鄉。川軍緊追不舍，搶占通往定鄉的大橋，爲攻城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6月25日黎明，孫紹骞所率之右路軍在攻占冷龍灣、門坎山之後，即從右翼向定鄉進攻，劉成勳所率之左路軍從泥四頂協同進攻。經五小時激戰，藏軍動搖，向下鄉城方向撤退。下午3時，孫、劉兩路軍攻占定鄉。
不久，江西、江蘇等省爆發了由孫中山等領導的讨袁戰争，四川的熊克武亦舉兵響應，劉成勳支隊奉調返回成都。西藏少數親英分子又乘機唆使和支持各地暴亂，川邊形勢再度吃緊。孫紹骞爲了應付危局，一面令各營分紮各要地，以保糧道，一面對下鄉城一帶的藏軍進行招撫。由于親英分子的阻撓和破壞，招撫工作未見成效。10月31日，藏軍數千人分三股圍攻定鄉。孫紹骞率部堅守二十餘日，在得到運糧隊的增援後，實施反擊，才得以解圍。
1914年初，川軍先後收複了下鄉城、丹巴及三十九族地區③，從而穩定了川邊局勢。
第四节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一、英國策劃的“西姆拉會議”
英帝國主義爲了分割我國的西藏，除派遣軍隊公開入侵西藏和指使西藏親英分子發動暴亂外，還極力阻撓中國的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發生聯系。如1912年 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複了達賴的封号①，并邀達賴赴京會談；1913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了新的駐藏辦事長官。英國不僅阻止西藏地方當局與北京政府直接談判，還不許駐藏辦事長官假道印度入藏，同時，提出舉行中英藏會議，并以北京政府如不派代表與會，英國将與西藏當局直接締約相威脅。袁世凱在西征軍節節勝利的有利形勢下，不顧全國各族人民的反對，竟接受了英國的無理要求，于1913年10月派代表參加了在印度西姆拉召開的會議。
“西姆拉會議”，是英國勾結西藏少數親英分子企圖分割中國西藏的一個大陰謀。會議期間，英國代表麥克馬洪抛出了事先準備好的《西姆拉條約》草案和“西藏地圖”，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區和雲南、四川、甘肅的藏族地區，統稱爲“西藏”，并将金沙江以西地區稱爲“外藏”，以東地區稱爲“内藏”；“外藏 ”完全“獨立”，“内藏”則“中藏共管”。草案還規定：“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權”；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争議時，由英印政府裁決；英人可以在西藏自由經商，中國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暫由英印政府監督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國妄想侵吞西藏的狂妄野心。這個條約草案一出籠，立即遭到中國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愛國人士的堅決反對，中國代表拒絕在“條約”上簽字，北京政府也斷然加以拒絕，立即召回代表。于是，英帝國主義企圖通過外交手腕分裂西藏的陰謀遭到了破産。會議并未讨論中印邊界問題，英國代表背着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代表夏紮·邊覺多吉在會外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把九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則是完全非法的，當時以及以後的曆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過。夏紮·邊覺多吉回藏後，亦被達賴削職。
二、英國加緊武裝藏軍，再次挑起川邊沖突
“西姆拉會議”破裂後，英國遂大力幫助西藏地方政府擴建新式藏軍，企圖繼續以武力制造西藏“獨立”。1914年以後，英國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軍總司令部，以親英分子達桑占東爲總司令，台吉車門巴爲副司令，計劃将原有三千人的常備軍擴充到萬人以上。英國還在江孜開辦了一所軍官學校，爲藏軍訓練軍事指揮人才；并選派一批西藏貴族子弟去英國、印度學習軍事；又在劄什城設立了一所機器廠，由印度技師幫助制造槍械彈藥。
藏軍經過擴充和訓練，實力有所增強。于是，英國又唆使西藏親英分子再次驅使藏軍進犯川邊地區。1914年9月間，西藏地方政府派噶倫喇嘛爲西康總管，會同錯郭娃代本率兵前往江達。10月，又派穹然木代本帶領藏軍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區，準備再次挑起戰端。由于當時的邊軍統領彭日升擁有裝備比較精良的三個營，分別駐防昌都、類烏齊和三十九族地區，因而藏軍未敢貿然進攻。1917年春，四川爆發了川、滇軍閥之間的戰争，戰火波及川邊。7月，邊軍統領彭日升派兵兩營進攻打箭爐，被滇軍華封歌團擊敗。不久，川邊鎮守使殷承被迫離開打箭爐回滇，由陳遐齡接任。英國見有機可乘，立即接濟藏軍“五子槍五千支，子彈五百萬（發）”②，唆使藏軍向川邊發動進攻。邊軍一敗塗地。
1918年1月，類烏齊被藏軍攻陷，邊軍一營營長田文清敗逃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第三營營長張開勝、第十營營長曹樹範分道夾攻駐歐月（昌都南八十裏）之藏軍，結果爲藏軍擊敗，分別退守昌都、乍丫。彭日升急忙向陳遐齡求援。時陳正參與川省軍閥混戰，且慮彭之勢力擴展對其不利，以緻見危不救。2月下旬，藏軍進攻昌都，首先占據昌都後山。3月3日，彭日升派隊分道進攻後山，又被藏軍擊敗。4月3日，藏軍攻陷雞心山，15日又陷四川橋。彭日升等因昌都已無險可守，遂繳械投降。藏軍攻占昌都後，分南北兩路進攻。邊軍紛紛潰降，以緻“德格、鄧柯、石渠、白玉、貢縣、武城、甯靜七縣相繼俱陷”①，整個川邊爲之震動。
是時，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先後派人遞信給達賴，勸其休兵息戰。由于西藏少數親英分子的阻撓，陳的停戰提議未獲結果。藏軍在攻占德格後，又直逼甘孜、瞻對。陳遐齡于7月令團長朱憲文率部抵禦。川軍與藏軍在甘孜西南之絨壩岔激戰二十餘日，始進至雅砻江東岸，阻止了藏軍的進攻。
三、川藏兩軍停戰議和
川藏兩軍在甘孜前線形成對峙局面後，陳遐齡于1918年8月再次派人赴拉薩交涉。英國鑒于藏軍進攻受阻，加上兵力不足，如川軍增調主力反攻，已占地區仍有喪失的危險，遂令駐川邊副領事台克滿出面“調解”，由英川藏三方代表談判議和。談判雖未達成協議，但同意從1918年10月17日至31日，川軍退守甘孜，藏軍退守德格，停戰一年。
随着我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運動的日益高漲，藏族地區的形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愛國人士增強了反帝信心，紛紛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取得直接聯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團抵達拉薩，受到西藏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達賴亦向代表表示：“親英非出本心”，“餘誓傾心内向”①。班禅九世也派人向中央代表表達了擁護中央的心願。
此後，達賴逐漸擺脫了親英分子的羁絆，不斷加強了與中央的聯系，使英國妄圖分割西藏的圖謀終于徹底破産。
第五节 战争的经验教训
這次戰争雖然發生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間，但實際上是由英帝國主義一手挑起的，因而具有明顯的反侵略性質。它爲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
一、正确處理民族關系，才能有效地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英帝國主義長期以來觊觎我國西藏，要粉碎其侵略陰謀，必須執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團結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衆，共禦外侮。清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既有它積極的方面，也有不利于團結西藏上層人物和尊重藏族人民風俗習慣的方面；此外，團結達賴十三世的工作也做得不夠，以緻給英帝國主義拉攏西藏上層人物，唆使西藏親英分子發動暴亂，造成了可乘之隙。
爲了增強防禦力量，派部分川軍入藏，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須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衆做好宣傳解釋工作；同時，軍隊必須嚴守紀律，以取得西藏各階層的支持和擁護。由于沒有進行必要的宣傳工作，加之入藏川軍紀律敗壞，不講政策，不注意保護群衆利益，結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國内政局不穩和屈膝媚外政策，助長了英帝國主義和西藏親英分子的嚣張氣焰
這次戰争發生在國内政局動蕩不定的年代。袁世凱篡權以後，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竟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屈從于英國的無理要求，命令川軍停止進軍西藏，從而助長了西藏少數親英分子的嚣張氣焰。他們一再操縱藏軍向川邊進攻，使川軍處于被動地位。
正當英帝國主義唆使西藏親英分子操縱藏軍向川邊進攻之際，四川、雲南的政局也動蕩不穩。自1913年至1917年，先後爆發了川軍與川軍、川軍與滇軍、川軍與黔軍之間的多次戰争，這就影響了集中力量抗擊藏軍對川邊的進犯。不僅如此，主要将領之間也勾心鬥角，由尹昌衡親自推薦的護理四川總督胡景伊，也挖他的牆角，使西征軍在兵員補充和糧饷接濟上，多次發生困難。此外，邊軍之間也有矛盾，作戰行動往往不能協同一緻。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響了平亂作戰。
三、不注意從政治上争取藏軍中的愛國力量，是這次戰争的一大失策
這次戰争是英帝國主義挑撥我國民族關系，蒙蔽部分藏軍爲其火中取栗而引起的。在藏軍中，不少指揮官是受英國和少數親英分子的挑唆和欺騙而走上戰場的，多數士兵是被迫征調的貧苦牧民。藏軍内部又互不統屬，極不統一。不少愛國僧俗大衆對英國侵略西藏深惡痛絕，對祖國懷有深厚的感情。這些，都是川軍從政治上争取藏軍中愛國力量的有利條件。但是，不論是清政府還是辛亥革命以後的北京政府以及川督尹昌衡等，都未實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注意有的放矢地進行廣泛的宣傳解釋工作，促使藏軍官兵覺醒，從而厭惡這種不利于祖國統一和自身利益的戰争。川軍雖然做了一些所謂“招撫”工作，但成效甚微。在進攻鄉城的戰鬥中，左右兩路軍依靠軍事上的威懾力量，曾迫使部分藏軍投誠，但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工作，因而隻是暫時地屈服，一旦情況發生了變化，他們又重新被反動分子所利用。
四、搞好後勤支援，對在西藏高原作戰具有特殊意義
1912年川軍被迫出藏，1918年藏軍東犯時川軍迅速潰敗，除了政治原因外，在軍事方面，後勤保障工作不得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川邊與西藏同屬康藏高原，交通不便，地廣人稀，經濟落後，部隊的糧饷無法就地取給，主要依賴後方供應。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忽視邊防建設，對軍械糧饷的儲備和供應，事先沒有統籌安排，而是在臨戰前倉促籌集，加之在進藏道路上建立的驿站，于戰争爆發後大部遭到破壞，更增加了後勤供應的困難。因而缺糧斷饷，彈藥不濟之事，屢屢發生，影響了部隊的士氣，影響了整個戰争的進程。辛亥革命時，部分駐藏川軍嘩變，也與長期欠饷有關。進攻鄉城及以後的戰鬥中，一些部隊無法進行攻堅戰，一些部隊被迫中途停頓，一些部隊作戰失利，均與械彈、糧饷得不到及時供應有關。這些都說明，在西藏高原地區作戰，采取有力措施，加強部隊的後勤供應工作，是争取戰争勝利的極端重要的環節。
2007年10月19日星期五
沙俄侵略蒙古
第十九章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
第一节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種種特權
沙俄侵略我國蒙古地區的野心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沙皇政府即制訂了吞并滿蒙的計劃，并不斷派人與一些蒙古王公接觸，灌輸親俄思想；同時，向蒙古地區進行經濟滲透。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沙俄以“調停”爲名，用卑鄙手段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取得了在蒙古通郵、通商，在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設立領事等特權。1862年，沙俄又通過《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進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稅貿易的特權。與此同時，沙俄不斷向蒙古地區派出“探險隊”、“考察隊”、“旅行團”，進行間諜活動，收買蒙古活佛及上層喇嘛、王公，培植親俄勢力。十九世紀末，沙俄公開叫嚣要進一步改變中俄邊界，妄圖直接占領一直到長城腳下的我國大片領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侵略軍大舉入侵我國東北地區的同時，派哥薩克騎兵一大隊（約五百人）強行進駐庫倫。其後，由于沙俄在日俄戰争中戰敗，它在我國東北的擴張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轉向蒙古地區。1907年，沙俄同日本簽訂了以沙俄侵占我國外蒙、日本吞并朝鮮爲内容的密約。1910年，日俄雙方又訂立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第二次密約。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鮮，沙俄則進一步向外蒙擴張。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實行“新政”，沙俄乘機煽動一部分王公和活佛，進行分裂蒙古的罪惡活動。1911年7月，沙俄駐庫倫領事操縱哲布尊丹巴活佛和親俄分子杭達多爾濟親王等人，利用喀爾喀各盟王公、喇嘛會盟大典之機，密議外蒙“獨立”，脫離中國，投靠沙俄，并組成以杭達多爾濟爲首的“代表團”，冒充代表外蒙全體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蘇聯列甯格勒），以“承認俄國保護”②和給俄國種種特權爲代價，換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獨立”。沙俄政府爲了支援外蒙“獨立”，令伊爾庫茨克軍區将步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槍彈七百五十萬發，交給外蒙叛國集團。10月初，沙俄借口保護領事館，又派步騎兵八百餘人侵入庫倫，使其在庫倫的駐軍增至一千三百餘人。另外，還有由沙俄武裝的外蒙軍四千餘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不在外蒙駐軍和建立行政機構，不得俄國同意不準在外蒙進行任何改革。這種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
辛亥革命爆發後，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國政權交替、政局混亂之機，加緊炮制外蒙傀儡政權。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軍帶領外蒙軍隊闖入辦事大臣署，對辦事大臣三多進行威脅利誘。3日，散發所謂“獨立宣言”。4日，将三多等驅逐出境，并收繳了駐庫倫防營（有步騎兵二百五十人）的槍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縱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極禮”，自稱“大蒙古國皇帝”③，以“共戴”爲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獨立”，立即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多次電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們立即取消“獨立”，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動外蒙“獨立”後，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于1912年11月3日，與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簽訂了《俄蒙協約》和《商務章程》，宣稱“蒙古對中國的過去關系已經終止”①，規定俄國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準中國軍隊進入蒙境，不準漢人移居蒙地。通過不平等條約，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廣泛的特權。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對俄蒙所訂“條約”概不承認，并抗議沙俄侵犯中國主權。中國各族人民強烈反對《俄蒙協約》，蒙古愛國王公亦宣布“現在共和成立，正宜聯合爲一大國，蒙古斷無獨立之理”①，強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
二、支持叛軍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後，沙俄爲了進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裝外蒙叛軍，企圖阻止中國政府軍向外蒙進軍。當時，沙俄在外蒙庫倫駐有步、騎、炮兵十個大隊，恰克圖駐有步兵兩個大隊，烏裏雅蘇台（今蒙古紮布哈朗特）駐有步兵兩個大隊，科布多（今蒙古吉爾格朗圖）駐有步兵一個大隊、炮兵一個中隊。
庫倫傀儡集團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擴充軍隊。外蒙的土謝圖汗部、三音諾顔部、車臣汗部、劄薩克圖汗部等地，原有蒙軍九千七百餘人。宣布“獨立”以後，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調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後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萬人，共五萬餘人。其中多系未經訓練的貧苦牧民，且散處各地，較有戰鬥力的不過數千人。其統兵官爲土匪首領白差爾、乞卡爾、陶什陶胡等。所有叛軍均受沙俄軍官指揮。
庫倫傀儡政府的成立，不僅激起了外蒙古廣大人民群衆的憤慨和反抗，也引起許多上層愛國王公、喇嘛的不滿和抵制。當時，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駐有政府軍隊。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決心進行武力進攻，并煽動叛亂，迫使政府軍和各地王公屈服，進而控制整個外蒙。
（一）科布多之戰
1912年1月，沙俄駐烏裏雅蘇台領事策動該地反動王公叛亂，并派兵将烏裏雅蘇台将軍奎芳驅逐出境，占領了外蒙西北重鎮。
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爾伯特各旗活動的沙俄特務丹必占燦，勾結杜爾伯特反動王公發動了暴亂。當時，科布多駐軍不足三百人。面對外蒙叛軍的威脅，科布多參贊大臣溥■在附近各旗愛國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強科布多城的防禦；同時，急電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楊增新、阿爾泰辦事長官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伊犁鎮守使廣福派兵馳援。帕勒塔先派連長吳得山率三十餘人赴科布多偵察軍情，繼派騎兵營長廣肇率兵一營兼程向科布多進發。楊增新不顧沙俄駐新疆領事的幹涉，先派馬步各一營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發，繼今後續部隊三營陸續向科布多開進（爲了在沙漠戈壁地區行軍不緻缺糧，步兵每人配一駝，騎兵每人配三駝，馱運三個月料糧）。廣福也派兵從伊犁（今新疆伊甯市西惠遠）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庫倫傀儡集團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勸降，結果被當地愛國蒙民将其綁送官署，斬首示衆。由于勸降失敗，庫倫當局決計出兵向科布多發動進攻。6 月21日，由庫倫派出“俄官教練之精兵二百，雜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兩尊，子彈十餘駝”，向科布多進發。抵達後，因見守軍防禦嚴密，未敢進攻，立即派人回庫倫請求增援。傀儡集團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調，足成四千之數”。①
7月底，俄軍和外蒙叛軍開始進攻科布多城。溥■率軍堅決抵抗，并乘隙發起反擊，給敵以重大殺傷，将其擊退。8月2日，阿爾泰援軍廣肇騎兵營進至距科布多十餘裏之黑山頭，與叛軍三千餘人遭遇，卒以“寡不敵衆，全軍覆沒”①。8月中旬，敵又從庫倫增兵三千人，繼續圍攻科布多，終未得逞。沙俄領事庫斯敏斯齊鑒于城堅難下，遂緻函溥■，要求出面“調停”，溥■中計。8月20日，庫斯敏斯齊帶領俄兵三十人、外蒙叛軍二百人，騙開城門，進入科布多。俄、蒙兵進城後，大肆搶掠，城内居民被殺過半。9月中旬，溥■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約七百人，被沙俄領事派兵“護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戰
科布多失陷時，新疆援軍步騎兩營在管帶嚴保清、有世率領下，已進至距科布多五站路①之大營盤，因聞科城已失，大營盤又無險可守，遂于8月30日退守阿爾泰區②之要沖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裏），以待援兵。楊增新電令後續部隊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綏來（今新疆瑪納斯），改援阿爾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駐地，即仿照湘軍辦法，挖壕修壘，以備不虞。
俄軍和外蒙叛軍侵占科布多後，便調整部署，準備向阿爾泰進犯。當時，阿爾泰駐軍不滿千人，帕勒塔親王惶恐動搖，企圖後撤。北京政府一面電令帕勒塔“靜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電新疆的楊增新和廣福迅速派兵援阿①。10月中旬，新疆援軍十個營（二千餘人）先後到達阿爾泰。楊增新決定采取以攻爲守的方針，即進攻科布多城，牽制外蒙叛軍，使其不敢直趨阿爾泰。爲此，除令嚴保清、有世兩營駐守察罕通古外，又急電步隊杜發同和李華桢兩營、巡防馬隊李策勝一營、古城旗兵步隊全象一營，迅速進紮錫伯圖（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裏）、察罕通古一帶，“相機進取”；并令哈密之馬隊一營、炮兵一隊，立即起程，令庫車等地添募馬步數營，均作爲收複科布多城之預備隊。同時，在哈密、巴裏坤、古城、元湖（古城東北一百二十五公裏）、綏來等地增設了馬步炮隊，并改善了台站、電訊及後方補給工作。
10月下旬，嚴保清、李華桢率步隊兩營向科布多開進。當時，北京政府正準備與沙俄談判，因而下令“切勿輕率進兵，緻礙大局”①，嚴、李兩營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複科布多的計劃遂被擱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燦率叛軍數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搶掠，并聲言不日進攻阿爾泰。楊增新增派步馬隊各兩營，進駐元湖、察罕通古一帶；并令嚴保清營開往布爾根河，與帕勒塔撥出的一營共同守衛該處；派團長張鍵到察罕通古統一指揮該地駐軍。楊增新根據袁世凱的旨意，下達了“敵來則痛擊，敵去則嚴備”的“正當防禦”方針①，一再告誡部隊不要向科布多進軍。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燦率千餘人侵入阿爾泰區境内，駐紮于距布爾根河兩站的烏梁海大廟。同時，由沙俄領事出面，阻止政府軍進駐烏梁海的薩克賽河一帶（今蒙古烏列蓋西南一帶），并派俄軍官兵九人“假道”政府軍駐地赴科布多，借以偵察軍情。
4、5兩月，叛軍趁天暖雪消，積極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彈藥，籌備給養，作進攻作戰的準備。
6月17日，叛軍近萬人由蒿不都喀勒五蘇山分三路竄犯：一路由烏梁海大道進攻布爾根河，一路由包墩慶（察罕通古北約三站地），一路由五雲集（察罕通古東約一站地）夾攻察罕通古。當時河水暴漲，叛軍先頭部隊被阻于包墩慶。楊增新立即調元湖炮隊趕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軍四五千人在俄軍協助下，向察罕通古發起進攻。張鍵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曉發起反擊，斃敵二百餘人，将敵擊退。這時，丹必占燦正率叛軍三千人由烏梁海向布爾根河開進，并拟分兵繞道切斷楊軍後路。楊增新爲了縮短戰線，決定将駐布爾根河之馬步兩營撤至察罕通古，使該處兵力增至馬步七營、炮隊一連；同時，調馬步七營分駐元湖、烏什克等處，加強察罕通古後方之防禦。
7月11日晨，叛軍馬隊三千餘人再次從察罕通古正面發起進攻。張鍵率部反擊，敵敗竄山中。另路叛軍七八百人，繞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軍第四營發炮轟擊。張鍵急派備補營長馬得貴、團副楊慶明率隊前往支援。經四小時激戰，将敵擊退，營長馬得貴不幸陣亡。是役，先後擊斃叛軍三百餘名、戰馬五百餘匹。
外蒙叛軍連遭失敗，銳氣大挫。不久，其統兵官“照會”政府軍，提出兩軍“各輯地界”，并約“趁機退兵”②。楊增新亦列舉不利于繼續作戰的各種“理由”，密陳北京政府，主張妥協停戰。因此，喪失了乘勝反擊的時機。
9月間，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軍回防之機，以中國士兵刺傷俄領事爲借口，出動俄軍一混成旅（約千餘人），侵入阿爾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帶，又派俄兵數百人，侵占了布爾根河。同時，威脅利誘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背叛祖國，宣布“獨立”。10月初，帕勒塔盜用“阿爾泰辦事長官”的名義，與沙俄駐阿爾泰領事簽訂了所謂《臨時條約》；12月，又簽訂了《中俄軍隊停戰條約》，允許俄軍和外蒙叛軍駐紮阿爾泰區東部，規定新疆援軍撤出察罕通古。消息傳開，全國輿論嘩然，紛紛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國分子帕勒塔撤職，并宣布由帕勒塔與沙俄非法簽訂的“條約”一概無效。經多次交涉，直至 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軍退出阿爾泰地區，新疆援兵從察罕通古退駐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軍，但仍有兩連騎兵留駐該地。
第二节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
一、呼倫貝爾“獨立”與胪濱之戰
沙俄一手導演外蒙“獨立”之後，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義打電報和寫信給黑龍江呼倫貝爾地區的王公，煽動他們率衆叛亂，脫離中國。1912 年初，沙俄駐呼倫貝爾領事烏薩蒂操縱和指使額魯特旗總管勝福、陳巴爾虎旗總管車和紮、索倫旗總管成德等人，調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國義軍”的名義發動叛亂。1月15日，叛亂武裝在俄軍暗助下，進入呼倫（今内蒙海拉爾市）城内，占領官署，逼迫政府官員交出行政權和撤出當地駐軍。當時，呼倫道台準備率兵反擊，沙俄領事公然威脅說：“雙方交戰，炮彈若落入站界，即行調兵幹涉”③。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電告黑龍江巡撫“速派兵剿辦 ”。勝福等占領呼倫後，立即宣告“獨立”，并成立了僞“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勝福以“參贊大臣”頭銜，作爲僞“大蒙古國”駐呼倫的“總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況後，立即派人勸說勝福取消“獨立”，同時電令黑龍江巡撫“派兵彈壓”。沙俄駐齊齊哈爾領事照會黑龍江巡撫，聲稱：對于呼倫貝爾事件，依照俄國政府的訓令，如果中國政府與蒙古兵開戰，俄國将守中立，但不許在東清鐵路開戰，不許用火車運送中國軍隊。顯然，沙俄竭力阻撓政府軍的行動。
1月下旬，黑龍江巡撫多次派人勸說勝福取消“獨立”。因沙俄從中阻撓，勝福不但不聽勸說，反而繼續發動武裝進攻。2月2日晨，叛軍四百人和化裝成叛軍的沙俄侵略軍約一個營向胪濱城（今内蒙滿洲裏）發動進攻。守衛胪濱城的巡防兵一個營立即還擊，斃沙俄西伯利亞第十五号聯隊軍官勞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軍二十名，傷敵多名，繳獲沙俄軍用地圖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馬步兵二千餘名，大炮六尊，并殘敗蒙兵二百餘名”①，将胪濱府衙包圍。上午11時，沙俄官員進入府衙進行威脅，“限12點鍾交槍馬，否則開炮轟擊”②。北京政府害怕中俄沖突進一步擴大，遂命胪濱等地的駐軍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譴責。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脅迫下，北京政府與沙俄簽訂了《中俄關于呼倫貝爾之協定》。該《協定》雖然承認呼倫貝爾爲直屬中央政府的“特別區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勝福叛國集團的武裝所控制，政府軍隊非經俄國準許，不得進入該地區。《協定》還規定除關稅和鹽稅歸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稅收和各業收入，均作爲地方經費；北京政府承認沙俄與勝福集團訂立的各種“合同”。這樣，實際上使沙俄對呼倫貝爾地區的控制合法化。①
二、烏泰叛亂與洮南、鎮東之戰
沙俄和外蒙叛國集團侵占了呼倫貝爾地區後，又指使早被它收買的内蒙哲裏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即劄薩克圖旗治，今内蒙烏蘭浩特東南）郡王烏泰發動叛亂。
1912年4月，烏泰拟聯合哲盟十旗發動叛亂，因缺乏武器，遂派協理台吉諾慶額（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廟的錫勒圖喇嘛等爲“特使”，赴庫倫求援。哲布尊丹巴答應“兵力武器，盡力援助”，并任命烏泰爲“進攻中華民國的第一路總司令”①。烏泰與外蒙傀儡集團私通的情況，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孫葆瑨偵知，報告了奉天都督趙爾巽。趙令孫嚴加查防。孫葆瑨要私赴庫倫的“特使”到府談話。烏泰認爲“事已泄露，無法掩蓋”，“與其受制于人，莫如先發制人”①，遂與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約定，由兩旗首先發動叛亂。8月上旬，烏泰發布了征兵及編組叛亂武裝的布告，令所有軍隊在洮兒河東岸集結待命，并發布了所謂 “東蒙古獨立宣言”。烏泰認爲洮南、鎮東（今吉林鎮赉）位居要沖，奪占兩地後，其它各縣即可唾手而得。
烏泰計劃分三路進兵：以錫勒圖喇嘛爲元帥，那孫德格吉勒胡爲副元帥，碩代喇嘛圖布新阿木爾爲參謀，率四百人爲中路，由烏泰王府出發，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爲統領，協理巴圖吉爾嘎拉爲副統領，烏勒木吉爲參謀，率五百人爲左路，由葛根廟出發，進攻白城子；命嘎欽喇嘛爲統領，孟和朝克圖爲副統領，布呼吉爾嘎朗爲參謀，率三百人爲右路，由嘎欽廟出發，進攻突泉，并夾攻洮南；命周福堂、陳輔廷爲統領，招集民兵爲預備隊，并負責後勤補給。同時，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應。但各旗均抱觀望态度，未敢馬上附從。
8月中旬，烏泰叛軍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孫葆瑨急電趙爾巽告急求援。趙爾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奉天（今遼甯沈陽市）成立軍政籌備處，在昌圖設立兵站部；命駐鄭家屯（今内蒙雙遼）巡防隊後路統領第二騎兵旅旅長吳俊升爲先鋒，率八個營馳援洮南，都統金壽山部爲後續部隊；電請黑龍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進攻鎮國公府；電請吉林都督陳昭常派兵進至伯都讷方向，監視沙俄的動向，并經安廣夾攻劄薩克圖旗（烏泰王府）；命新民屯（今遼甯新民）的第二十師抽調步、騎、炮、工兵共二千人（攜大炮九門），第二十四師調騎兵一個旅及右路巡防隊四營，溯遼河北上，至鄭家屯集結待命。
在各路援軍尚未到達前，孫葆瑨鑒于形勢緊張，兵力單薄，決定采取緩兵之計，先派人與叛軍談判議和。結果，被叛軍拒絕。孫又用疑兵計，将僅有的二百名城防隊扮作援軍，夜出晝入。烏泰受騙，遲遲未敢進攻。但孫葆瑨恐日久被敵識破，遂率隊棄城而走。
在烏泰部署向洮南進攻的同時，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糾集本旗五百餘人，集結于鎮東城東二十餘裏之包特敖瑞村，以商談民族糾紛爲名，邀請城防隊軍官李把總赴宴勸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爾率叛軍攻城。該縣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軍警二百餘人竭力抵抗。已通敵的蒙古族士兵乘機在城内放火策應，城防隊不明真象，紛紛潰散，縣知事及李家成遂率餘部撤往白城子。鎮東城被叛軍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發起反攻。叛軍疏于戒備，慌忙棄城東竄，于是鎮東失而複得。
8月28日，由帶隊官王伯龍率領的黑龍江省援軍三百餘人向鎮國公府發起進攻。經一日激戰，占領了鎮國公府。叛軍向西北方向潰退。拉喜敏珠爾非常沮喪，攜家眷逃往劄薩克圖旗的葛根廟。
8月底，吳俊升部到達洮南，立即向烏泰叛軍發起進攻。中路叛軍節節敗退，左右兩路也聞風潰逃。最後，叛軍大部撤至歸流河北岸設防。此時，歸流河北岸有烏泰叛軍約五千人，南岸有吳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隊約七千人，雙方形成對峙。9月12日，吳俊升決定在吉林、黑龍江兩省軍隊協同下，向烏泰叛軍發起進攻。在炮兵掩護下，吳部步騎兵強渡歸流河，直下王爺廟（劄薩克圖旗西北十五公裏）。烏泰見庫倫援軍不到，敗局已定，遂率殘部數十騎，攜帶家屬倉皇外逃，經索倫山（今内蒙索倫）入呼倫貝爾境，後乘車經俄境到達庫倫。拉喜敏珠爾也率家屬及少數殘兵外逃。
烏泰等北逃後，劄魯特左旗的協理台吉官布劄普和郭爾羅斯左旗的台吉多爾濟公，糾集烏泰餘黨和部分土匪共千餘人發動叛亂，于11月10日攻陷開魯。這些叛亂武裝很快被政府軍鎮壓。至此，烏泰殘部全被肅清，沙俄和庫倫叛國集團苦心策劃的這次暴亂徹底失敗。
第三节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
一、雙方作戰部署
沙俄煽動哲裏木盟某些反動王公響應庫倫“獨立”的陰謀失敗後，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團出兵進攻内蒙古。外蒙叛軍在向内蒙進攻之前，沙俄前駐華公使廓索維慈、伊爾庫茨克軍區哥薩克騎兵隊長葛布利克大尉等，親自參加了庫倫王公大臣會議，出謀劃策。會議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進攻：一路由反動王公松木彥、内蒙叛匪頭子巴布紮布、渠魁蘇帶領叛軍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錫林郭勒盟東北部、昭烏達盟的林西一線向内蒙東南及東北部進犯；一路由原内蒙科爾沁左翼後旗叛國王公那遜阿爾畢吉呼、原呼倫貝爾叛國分子達木丁蘇倫帶領叛軍四千餘人，沿庫張公路向内蒙中部進犯；另一路由土謝圖汗部盟長察克都爾劄布和内蒙叛國分子海山、錫勒圖喇嘛、陶什陶胡、東西盟統帥班的達（即王德呢嗎）等率領叛軍數千人，進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今内蒙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今内蒙察哈爾右翼中旗）等地。各路叛軍中均有沙俄軍官充當軍事顧問，進行指揮。
1912年底，叛軍竄入内蒙，氣焰極爲嚣張，在很短時間内，先後侵占了昭烏達盟北部和多倫、張家口以北及陰山北麓廣大地區。叛軍所到之處，焚毀村落，搶掠寺廟集鎮，殘殺居民，農牧業生産遭到嚴重破壞。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軍的蹂躏，紛紛逃亡。内蒙駐軍也頻頻告急。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卻認爲“庫兵雖有南犯之耗”，但“爲數無多，防剿尚易”，隻需“扼要防堵，以杜竄擾，毋庸派兵會剿”。①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談判上。
沙俄指使叛軍入侵和大肆騷擾内蒙的嚴重罪行，激起了我國各族人民的義憤。北京政府在國内輿論的譴責下，才命參謀部、陸軍部統一指揮熱河、察哈爾、山西、綏遠等地的駐軍進行反擊。當時的兵力分布如下：
開魯、赤峰、朝陽、承德、古北口至豐甯一帶，駐有熱河新軍、毅軍、第四師和第二十八師各一部，以及直隸、奉天、熱河、古北口巡防隊等，共二萬一千四百人，烏珠穆沁、多倫、打馬諾爾（今河北張北東三十五公裏）一帶，駐有第一師、第四師各一部以及淮軍、毅軍、察哈爾馬隊、禁衛軍、宣化巡防隊等共四千人；張家口、宣化、豐鎮、陽高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淮軍、保衛軍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隊和巡警、綠營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歸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包頭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山西巡防隊、綏遠陸軍、禁衛軍、綠營兵等，共五千四百餘人。總計共有官兵三萬九千九百餘人，大炮五十四門，機關槍四十八挺。以後随着戰争形勢的發展，又陸續增調大批援軍。
二、内蒙中、西部的作戰
1913年8月，王德呢嗎等率叛軍數千人進犯内蒙中、西部地區，滂江（今内蒙蘇尼特右旗東二十五公裏）、拜申圖（今内蒙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東北三十公裏）、大佘太諸要隘相繼失陷，匪氛頗爲猖獗。王德呢嗎還遣軍一部竄犯後套地區，脅迫各盟旗出兵，繞道圍攻包頭，于是“晉甘邊境，騷然不靖”②。
綏遠将軍張紹曾任命駐大同、包頭一線之晉軍第一師旅長劉廷森爲西路司令，旅長陳希義爲東路司令（以上兩路仍歸該師師長孔庚指揮），駐歸化之朱泮藻爲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協同防禦，相機進剿。以上總兵力約四千餘人。
（一）粉碎叛軍對後套的進攻
1913年5月下旬，内蒙西部地區的形勢日益緊張。西路軍已退到鄂爾多斯旗（今内蒙包頭西南一帶地區），包頭等地相繼告危。張紹曾立即派兵增援。
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軍與叛軍進行多次戰鬥，均獲勝利，遂采取分進合擊之策：趙守钰團從中路、譚湧發團從北面、甯雙安團從南面，向大佘太等地發起進攻。6月9日，劉廷森所率之趙守钰、甯雙安兩團，與叛軍千餘人于老爺廟遭遇，将該敵擊退。次晨，叛軍分三路來犯，劉廷森率部迎擊，再敗叛軍，收複台梁（大佘太東南二十三公裏）。此時，譚湧發部由北路襲占了二分子（今内蒙固陽西北三十公裏），威脅叛軍後路。13日，劉廷森令各團繼續發動猛攻。叛軍不支，紛紛逃竄。劉廷森率部乘勝收複大佘太和台梁南面的烏拉山。此時，甯夏鎮守使馬福祥率百人路過河套赴京，與王德呢嗎叛軍遭遇。馬福祥所帶兵力雖少，但能随機應變，以接洽“助戰 ”爲名，于7月2日智擒了匪首王德呢嗎及其參謀官彭索胡鄂木加和統領韓福海等十人。該股叛軍因無人統率，遂全部潰散。
（二）黑沙土廟、百靈廟之戰
在西路軍肅清竄犯後套叛軍的同時，中路軍亦開始反擊。5月下旬，叛軍二千餘人盤踞百靈廟東南之黑沙土廟（今内蒙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東南三十五公裏）一帶，另有千餘人據守百靈廟，并由庫倫派後續部隊繼續南來，準備進攻歸化。朱泮藻決定由新到援軍第八十混成團團長徐廷榮率所部爲右支隊；二團團副堵雪笠率該團爲左支隊；另将所有馬隊編爲一團，由團長特克慎指揮，爲預備隊。計劃“先将黑沙土廟之匪殲滅，再進攻百靈廟”之敵。③
1913年7月7日，徐廷榮率右支隊進攻黑沙土廟。叛軍依托工事負隅頑抗。徐廷榮部先以大炮轟擊，繼由營長王慶麟率部猛沖。自下午2時一直戰至5時半，叛軍不支，向西北方向退卻。8日晨，左右兩支隊分頭向後廠汗■■（黑沙土廟南三十八公裏）前進。上午11時，與叛軍一千二百餘人接戰。兩個支隊和騎兵團互相協同，奮勇沖擊。直至下午3時，叛軍仍拚命頑抗，不稍退縮。朱泮藻令炮兵與機槍連變換陣地，以火力側擊敵人兩翼，敵始披靡，向百靈廟逃竄。朱部随即進駐後廠汗■■。
黑沙土廟之戰獲勝後，朱泮藻部用一天時間進行了進攻百靈廟的戰前準備。7月10日晨，各部由後廠汗■■輕裝出發，10時抵達百靈廟南面一帶高地，并立即發起攻擊。此時，百靈廟已集聚叛軍五千餘人，并築有防禦工事。戰至下午1時，朱部攻擊未能奏效，而部隊已甚疲勞，又值天雨，無法露宿。朱泮藻電請暫返後廠汗■■，“候令行止”。張紹曾接電後，除令朱泮藻部繼續進攻外，又令烏蘭花（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帶部隊向西北相機剿堵。朱泮藻接電，立即率隊冒敵猛烈炮火奮勇直前，終于突破了敵人的陣地。下午4時許，叛軍從百靈廟潰走。此次戰鬥，共斃敵四百餘名，繳獲大量彈藥和軍用物資，給叛軍以沉重打擊。
（三）西蘇尼特和滂江争奪戰
1913年5月間，察哈爾軍隊在滂江、西蘇尼特（今内蒙溫都爾廟）作戰失利。察哈爾都統、陸軍第一師師長何宗蓮派支隊司令李奎元率步騎兵各兩營，炮兵、機關槍兵各一連，開赴前線，加強防禦。李奎元探知西蘇尼特王府有叛軍數百名，于5月16日下午率軍往剿。17日，進至西蘇尼特王府以南，與叛軍遭遇，斃敵數十人。李奎元又派騎兵從側翼抄襲叛軍後路，自帶各營連從正面進攻。當進至距敵三百米處，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迷目，進攻受挫。李奎元和騎兵團一營營長均受重傷，軍心因之動搖，“全軍嘩潰”①。戰後，何宗蓮命什巴台（今河北張北東十公裏）獨立騎兵團曹團長暫代支隊司令，率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又四個連，于鑲黃旗、大馬群山（今河北張家口東北）、馬王廟（今内蒙化德西南二十公裏）、太仆寺、察罕霍羅（今内蒙化德東南三十五公裏）一線進行防禦。5月22日，駐守陶林以北的綏遠東路司令陳希義派劉虎臣團往攻西蘇尼特，中途與敵遭遇，因彈糧不濟，又退回四道溝（今内蒙四子王旗東七十五公裏）防禦。張紹曾爲了防止該敵與西路叛軍會合，便調中路之孟效曾旅進攻西蘇尼特、滂江等地。參謀部、陸軍部增調二十師混成團趕赴陽高，加強後方防禦；6月間，又任命盧永祥爲察防前敵總司令，率混成第五旅出張家口，負責剿辦事宜。此時，東、西蘇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庫倫叛國集團，盤踞在西蘇尼特王府一帶的庫倫叛軍已增至二千餘人，另在鑲黃旗駐有叛軍千餘人，彼此互相策應，氣焰甚爲嚣張。随後，正白旗、鑲白旗王公亦相繼降附，形勢十分嚴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發，進攻西蘇尼特王府，同時要求駐馬王廟之盧永祥部進攻孤山廟之敵，以爲聲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蘇尼特王府，繼克滂江。但由于盧永祥部配合不力，緻使孟旅孤軍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蘇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裏，駐孤山之敵多次截擊孟旅之運輸車隊，使該旅的供應異常困難。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軍運送糧彈，中途又遭叛軍截擊，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後路斷絕，“馬匹已倒斃三分之一，人多病，糧已告罄，子彈因連次受敵夜襲，所餘無幾”②。張紹曾一面令東路派兵護送糧彈，一面令孟旅打通糧道。陸軍部也急電盧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機進止，如不能久待，即移紮就糧，免生潰變”①。盧部爲敵所阻，一時不能往援，孟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烏蘭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帶。于是，滂江、西蘇尼特王府得而複失。
9月間，盧永祥部在古魯巴諾爾（鑲黃旗東北三十二公裏）與叛軍交戰，又遭失敗，官兵傷亡較多，遂由馬王廟退守托羅蓋（今河北公會）。鑲黃旗、馬王廟、大馬群均爲叛軍占領。袁世凱将盧永祥“褫去中将（銜），責令戴罪立功”。時奎蘇（今多倫西北約六十公裏）方向之叛軍鑒于多倫守軍兵力較強，便往西南方向竄犯。張家口“附近要塞，已無得力兵隊防守，危險情形日甚一日”①。直至10 月間，高在田騎兵團冒雪力戰，将新蘇木廟（今多倫西北約三十公裏）之敵剿平後，才制止了叛軍的進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勢稍有好轉。
三、内蒙東南部的作戰
内蒙東南部之林西、經棚（今内蒙克什克騰旗）、多倫一線，是庫倫叛軍進攻的重點。1913年4、5月間，在遊格吉廟（今蒙古額爾德尼察幹附近）、達裏崗厓（今蒙古達裏甘嘎地區）之叛軍數千人，經貝子廟（今内蒙阿巴哈納爾旗）等處南下，竄至大王廟（今内蒙克什克騰旗西六十公裏）、什巴爾台、米思廟（兩地在内蒙林西北約五六十公裏）、浩勒圖廟（今内蒙西烏珠穆沁旗南三十公裏）、黃瓜梁（今内蒙克什克騰旗北三十公裏）等地。政府軍迎戰連連失利，林西、經棚、多倫前線形勢緊張。爲了制止叛軍的進攻，北京政府先後從各地調集大批援軍。5月上旬，于有富混成旅、陳文運騎兵旅從張家口赴援多倫。察哈爾副都統兼多倫鎮守使傅良佐令陳旅騎二團留守多倫，騎一團赴援經棚，于有富旅駐守大王廟。此時，熱河剿匪總司令、毅軍統領米振标率所部一千四百餘人及熱河北路巡防馬隊兩營、步兵一團，亦已進抵林西附近之劉家營子及什巴爾台一帶。雙方随即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一）收複他他廟、浩勒圖廟
1913年6月初，米振标、傅良佐商定了反擊作戰的計劃：米振标從什巴爾台向他他廟、烏泊羅河（兩地均在什巴爾台西）進攻，爲了防敵南竄，令淮軍統領喬建才率騎兵五百人從經棚向北堵截；傅良佐率部專攻黃瓜梁之敵。
6月14日，傅良佐率騎兵一團攻占黃瓜梁，不久又退防經棚。與此同時，米振标與熱河北路巡防隊統領張玉春、第一團團長奎文率馬步炮兵三千餘人，于6月 26日攻占他他廟後，繼續向喇嘛罕廟、浩勒圖廟一帶進剿。喇嘛罕廟有叛軍一千五百人防守，共分三股：一股在山前正面，一股占據右翼山頂，一股在左翼。6月 27日，米振标留步兵一營保護辎重，親率步馬炮兵猛攻正面之敵，迅速攻占了山頭，遂用炮火轟擊敵之左翼，同時派騎兵一隊從右翼迂回敵後。經九小時激戰，連占山頭十餘處，斃俘敵四十餘人。叛軍退向王子廟。28日，米部再克王子廟，擊潰叛軍二千餘人。因該廟無險可守，于30日撤回米思廟。7月2日拂曉，叛軍四千餘人突至，分三路向米部進攻，所有險要之處均被占領。米振标立即指揮部隊反擊。叛軍依山據險，拚死抵抗。下午1時，米部步隊與叛軍展開白刃格鬥，騎兵從旁包抄，間用火炮轟擊，連奪山險十餘處，擊斃叛軍頭目四名、士兵二百餘名。叛軍不支，向東北浩勒圖廟敗退。米部以炮火實施火力追擊，又斃敵數十人。之後，米振标鑒于敵衆己寡，決定回防什巴爾台。喬建才亦率部返回經棚。
（二）克裏更、大王廟失守，多倫告急
7月10日，叛軍進至大王廟外圍據點克裏更。該地駐有于有富混成旅沈廣聚團所屬三百一十餘人。11日晨，叛軍二千人發起猛攻。經一日激戰，未分勝負。次日，沈廣聚率騎兵兩連、步兵一營增援，抵達克裏更後，立即搶占山頭，與敵展開激戰，将敵擊退。沈乘勝率部追擊，結果誤入敵圍，傷亡甚衆。後被迫突圍，退守大王廟，叛軍乘勢侵占克裏更。
7月13日上午，匪首蘇木亞公爺等率叛軍進攻大王廟，守軍于有富混成旅張鳳鳴團步隊怯戰，一觸即潰，牽動全軍，大王廟遂即失守。于旅傷亡四百餘人，損失步槍四百餘支、火炮一門、機關槍二挺、子彈十餘萬發，餘部退到經棚休整。
8月2日，盤踞于大王廟之叛軍三四千人，分竄五花城、羅陀廟、藍旗（今内蒙那日圖）等地，準備向多倫進攻。
大王廟失守不久，王懷慶接替傅良佐爲多倫鎮守使。8月25日，王懷慶偵知叛軍千餘人在藍旗等處集結，遂以淮軍和練軍步騎炮各隊千餘人編爲混成支隊，由淮軍縱隊司令李際春指揮，陳文運騎兵第一旅一團（攜機關槍四挺）爲另一支隊，由陳文運指揮，于27日出發，分路進攻藍旗。
8月底9月初，李、陳兩支隊先後在力不胡圖格、哈噶蹋拉、奎蘇等地與叛軍激戰，共斃傷敵千餘人、馬百餘匹。叛軍雖然受到重創，但仍愈聚愈多。此時，多倫城防空虛，恐爲敵所乘，李際春、陳文運遂率部返回多倫。爲了加強多倫的防禦，陳文運、李際春等要求将駐防經棚的淮軍撤回多倫，經棚則由毅軍接防，并請盧永祥、米振标派部隊向藍旗、白旗、大王廟、克裏更進攻，使敵首尾不能相顧，以減輕叛軍對多倫的壓力。9月12日開始，叛軍分四路晝夜不停地向多倫進攻。王懷慶等率部固守，以待援兵。
（三）林西被圍，經棚失陷
在多倫前線激戰的同時，林西方面的戰鬥也日趨緊張。
9月初，叛軍千餘人在巴林王府一帶集結，企圖進襲大闆（今内蒙巴林右旗）。土城子（林西南六十公裏）一帶亦時有叛軍出沒。熱河會辦陳光遠令文管帶率所部前往迎擊大闆之敵，并命駐烏丹城（今内蒙翁牛特旗）之騎兵營李管帶所部及步隊一營分紮巴林橋、土城子等處，以爲前方之援應。當時，奎文團步馬炮一千五百餘人防守五十家子（今内蒙新林鎮東北二十五公裏）、白塔子（今内蒙新林鎮東北四十五公裏）等處。9月10日晨，熱河剿匪司令米振标又派毅軍統領常德盛等率騎兵兩營、李管帶率步兵一營（攜炮兩門），從什巴爾台馳援五十家子等地，并将調往經棚之騎兵部隊調回，作爲預備隊。是日，常德盛率領騎兵占領了烏泥江左嶺，步兵營占領了珠爾沁廟，叛軍退向五十家子。11日，常德盛率隊攻占了五十家子東十裏之太白廟後，乘勝追擊，在石門溝（距太白廟十餘裏）突遭叛軍兩千人圍攻，部隊遭到很大傷亡。常指揮騎兵奮力沖殺，始将敵擊退。随後，退守珠爾沁廟。
9月14日上午9時，壩後叛軍分四路進窺林西。另一支叛軍由巴林橋南渡舍力摩河（即西拉木倫河），竄入烏丹附近，劫奪軍需，騷擾後路。接着，什巴爾台、湯上（今内蒙熱水湯）、劉家營子、大橋上、珠爾沁廟的守軍均遭到叛軍的圍攻。當時，“多倫吃緊，經棚空防，林西方向岌岌可危”①，烏丹、赤峰、圍場皆受威脅。護理熱河都統舒和均急派參謀兼第二團團長楊裕三率所部三連（攜機槍二挺），于9月16日開赴赤峰、圍場，以加強後路之防守；并要求北京政府速派重兵援剿，并催促新任熱河都統、毅軍軍統姜桂題迅速到任，“專固熱河，徐圖援多”①。
9月17日，米振标部将圍攻林西之叛軍擊退。18日拂曉，叛軍又分十餘股向林西猛撲。米振标令部隊搶占山險，分頭抵抗，經兩晝夜激戰，給敵以重大殺傷，再次将敵擊退。米振标恐叛軍絕其壩外守軍退路，遂将壩外部隊撤回林西。
在叛軍圍攻林西的同時，另股叛軍趁經棚駐軍回防多倫、米部尚未接防之隙，侵占了經棚，并攻占了五十家子等地。于是，林西形勢更加危急。
四、擊退竄犯内蒙的叛軍
自1913年9月以來，叛軍集中主力，圍困林西，猛攻多倫。北京政府也不斷增調援軍，力圖擺脫被動局面。當時，在多倫方向，先後集中有淮軍和于有富混成旅、陳文運騎兵第一旅和練軍等部隊共約七八千人；在林西方向，計有毅軍步隊九大營，騎兵和炮隊各一營，新收土匪馬隊四大營，另有熱河混成旅奎文團等，共約萬餘人，分別駐于什巴爾台、劉家營子、林西、湯上等地。爲了粉碎叛軍對多倫、林西的重點進攻，北京政府參謀部、陸軍部于9月底10月初又令河南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率第十六混成旅及歸其節制的七十九混成團，經張家口赴援多倫；奉軍騎兵第二旅旅長兼洮遼鎮守使吳俊升率所部及巡防隊步馬六營徑赴林西。爲了保障翼側的安全，參陸兩部還電吉林護軍使孟恩遠從吉林抽調三千人，協同吳俊升留下的巡防隊馬步九營，加強洮遼方向的防禦；并令歸綏方向之駐軍積極配合作戰。
（一）林西解圍和收複經棚、大王廟
1913年10月初，叛軍圍攻林西日急。10月1日，常德盛所部在北大營子（今内蒙林西東北十公裏）與叛軍激戰竟日。2日，叛軍千餘人三面圍攻劉家營子，毅軍以步騎炮五六營之衆全力抵抗，将敵擊退。林西三面被圍，毅軍堅守孤城，“兵力已疲，子彈将盡，危險萬狀”②。
10月12日，吳俊升旅團長石得山率騎兵第四團由遼源經開魯、烏丹馳援林西。姜桂題亦督師出關，于17日抵朝陽。姜以巡防隊五個營留駐朝陽，親率五個營赴赤峰，另以五個營馳援林西。10月21日，駐守劉家營子的毅軍向叛軍反擊獲勝。22日，米振标令毅軍步隊和石得山騎兵團進攻珠爾沁廟，中途與敵軍接仗，連戰皆捷。叛軍焚巴林王府西遁，林西之圍遂解。姜桂題令米振标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先迅速肅清林西周圍百餘裏内之殘敵，解除後顧之憂，再規複經棚。
10月29日淩晨4時，石得山團與毅軍會攻經棚。經棚駐有叛軍三千餘人，環城修築了圍牆、堡壘，工事比較堅固。石團從左翼進攻，連奪外圍哨卡十四處，并于經棚後山擊斃叛軍統領三吉迷吐、五喇嘛等大量官兵，攻入經棚街東關帝廟。上午11時，毅軍從中路攻入，兩軍聯合奮戰，于下午5時收複經棚。叛軍向西逃竄。
吳俊升與幫統陳錫武、騎兵三團團長諾門巴圖率隊經黃花廟（今内蒙巴林右旗東五十公裏）、大闆等地，粉碎了叛軍的阻擊，于11月9日馳抵林西。11日，吳俊升率軍赴經棚，與米振标研究具體作戰計劃，決定分三路實施進攻：左路以諾門巴圖、石得山率騎兵三、四兩團，經毛蓋他拉、白土井子向大王廟進攻；右路以奉軍巡防隊幫統陳錫武、毅軍營務處張殿如各率所部，經太子府等處向大王廟進攻；中路由吳俊升、米振标統率，取道水頭前進。
11月18日，吳俊升、米振标率奉、毅兩軍進抵水頭，偵知叛軍二千餘人在駝羅廟、沙坑一帶據險設卡，準備頑抗。吳俊升、米振标當即令諾門巴圖、石得山率騎兵三、四兩團由左路迂回沙坑東、南兩面，陳錫武、張殿如等各率所部由右路馳赴駝羅廟北面，切斷叛軍後路；吳俊升、米振标率本部從正面進攻。當中路行至沙坑附近時，忽然塵沙四起，蔽不見人，叛軍又突然以密集火力射擊。吳、米指揮部隊發起猛攻，叛軍後退。中路軍乘勝前進，接近沙坑時，叛軍援軍亦已趕到。這時，諾門巴圖、石得山所部已迂回到沙坑西面，占領了南山陣地。但叛軍仍拚死頑抗。吳、米激勵士兵，指揮步騎炮各營密切協同，分割包圍叛軍，迫使其退守後山。下午5時左右，陳錫武、張殿如所部從北面迂回襲擊叛軍後路。在左中右三路奮力夾擊下，叛軍由沙坑、駝羅廟退向大王廟。
攻克沙坑、駝羅廟後，吳俊升和米振标率部于當晚12時分三路向大王廟進攻。大王廟“前臨魚澤，後枕崇山，附近百餘裏中，沙深沒膝，随高下俱成坑塹”①，先有大股叛軍盤踞，又有駝羅廟等處殘軍麇集，共約三千人。叛軍在南面沙堤中層層設卡，東據莽牛泡子沿岸高山，扼險防守。吳俊升和米振标将中路步炮各隊分成兩路，攻擊敵東、西兩側；另以一部兵力居中直進，連破敵卡六處，複仰攻山上之敵；諾門巴圖、石得山率左路部隊從左翼猛攻西南沙梁一帶之敵。叛軍乘西北風正猛，縱火燒草，企圖阻止中路軍的進攻。吳俊升和米振标親率部隊冒火沖鋒。叛軍退守廟前斷牆破堡，繼續頑抗。中路軍集中炮火連續轟擊，廟宇中彈起火。叛軍無法存身，敗退後山。與此同時，南北兩股叛軍亦被左右兩路軍擊退。奉、毅兩軍乘勢分三路追擊，斃敵五六百名，俘敵三十餘名，奪獲大批軍用物資。至下午4時，攻克大王廟。
戰後，米振标率部回防林西，吳俊升率部返回經棚。盤踞黃瓜梁之叛軍得知大王廟失守，遂“聞風遠飏”。不久，政府軍将巴林王府、什巴爾台、五十家子、經棚、駝羅廟、大王廟等處的殘餘叛軍先後剿平。
（二）昭蘇乃木城和奎蘇之戰
在奉、毅兩軍反攻經棚、大王廟時，多倫方向的政府軍亦展開了反攻作戰。
第八師師長王汝賢所率之第十六混成旅及二十師第七十九混成團，自10月初受命北上後，因趕制皮襖皮褲，遲至30日才全部到達多倫。王汝賢與多倫鎮守使王懷慶等研究了對昭蘇乃木城（多倫西北三十公裏）、奎蘇、黑風廟（多倫北三十公裏）之敵的進攻方略。其部署是：以淮軍步馬炮各營二千七百餘人爲一縱隊，由李際春指揮；以第八師步兵四營和山炮、陸炮、機關槍各一連共二千五百餘人爲一縱隊，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何鋒钰指揮；以陳文運騎兵第一旅八百餘人爲總預備隊；爲了保障多倫之安全和後方糧道之暢通，以第八師步兵三營、炮兵兩連、機關槍一連、馬隊兩連及淮軍新兵五百名、騎兵二百名防守多倫；另以第八師步兵兩營，分駐後方要道閃電河（今河北沽源東北十公裏）與大梁底（多倫西南六十公裏）；淮軍馬隊三營往來巡邏，負責聯絡。李、何兩縱隊及陳旅于11月2日同時出發，依次向昭蘇乃木城、奎蘇、黑風廟發起進攻。
11月3日，何鋒钰、李際春兩縱隊自帶柴水，履冰踏雪，合力進攻昭蘇乃木城，擊斃叛軍指揮官那木斯賴巴圖魯及其所率官兵數百名。叛軍二千餘人退守奎蘇。11月6日晨，何鋒钰縱隊由烏蘇台溝（多倫西北四十公裏）出發，向奎蘇及劄克蘇台（多倫西北五十公裏）方向進攻。11時，在奎蘇南端與敵接觸。叛軍集中劄克蘇台、黑風廟的駐軍以及從經棚、昭蘇乃木城撤退的部隊共七千餘人，防守奎蘇。奎蘇三面環山，地勢十分險要。何鋒钰率步兵三十二團附陸炮、山炮各一連爲主攻部隊，以步兵兩營、機關槍一連爲預備隊，進攻中央山頂陣地；李際春率淮軍步兵支隊附山炮隊進攻右翼山頂；團長張建功率第七十九團附山炮隊進攻左翼山頂；陳文運率騎兵旅負責後方掩護，防敵迂回；高青雲率騎兵百餘人，迂回叛軍之右翼。進攻開始後，叛軍以猛烈火力進行攔阻。政府軍以炮火進行壓制，掩護各營團進攻。至下午5時，叛軍不支，紛紛向西北方向逃竄。此次戰鬥，共斃傷叛軍官兵二千餘名，俘虜百餘名，斃敵馬六七百匹，奪獲敵馬九十餘匹、牛車二百餘輛。
正當奎蘇前線激戰之際，叛軍二千餘人突然襲擊政府軍的後方。騎兵第一旅苑尚品、鄭後彥兩團協同何鋒钰所派預備隊步兵一營，奮勇迎戰，将敵擊潰。
奎蘇之戰後，叛軍大将軍忙乃巴圖率殘部向藍旗一帶竄逸，烏拉瑪等率殘部退回黑風廟。11月15日，王汝賢、王懷慶命第八師步兵團長朱文藻率步兵兩營、炮兵和機關槍各一連，淮軍騎兵統帶甄文齡率騎兵六百名、山炮一隊，于21日出發，進攻黑風廟。屆時，黑風廟叛軍聞風向西北逃竄。王汝賢立即将步炮改作後梯隊，交朱文藻帶領，将多倫所有騎兵統一編爲前梯隊，由甄文齡率領，星夜追擊，截住敵辎重隊，奪獲牛馬羊三百餘頭、槍支彈藥一部。至此，昭蘇乃木、奎蘇之戰遂告結束，多倫附近的叛軍全部被肅清。
叛軍爲了策應經棚、多倫方向的作戰，曾向内蒙中、西部的托羅蓋、石拉幹（大佘太北十五公裏）、大佘太等地發起進攻，在百靈廟一帶再次發生了激戰。結果，均被當地守軍擊退。從此，内蒙各地的政府軍改變了被動不利的态勢，由防禦轉入了進攻。1913年底，外蒙叛軍陸續向庫倫敗退，沙俄妄圖控制整個蒙古地區的圖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第四节 《恰克图协约》的签订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一、《恰克圖協約》的簽訂
在沙俄政府的壓力和日、法、英、德等國的“調停”下，中俄兩國從1912年11月起開始就蒙古問題舉行談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蠻橫，提出種種無理要求，談判曾一度中斷。1913年9月，在北京重開談判，于11月5日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在《聲明》中，袁世凱賣國政府承認外蒙古“自治”，聲明不幹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駐軍、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員。在中俄互換的照會中，還規定以後“凡關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允許和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實際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控制。俄國則承認了中國對外蒙古有名無實的宗主權。
根據《中俄聲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圖舉行了中俄蒙談判。在會議上，俄國代表名爲“調停”，實則對中國北京政府代表進行刁難要挾。經過九個多月的談判，于1915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亦稱《恰克圖協約》）。該協約實際上是《中俄聲明文件》的進一步具體化，規定了中國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權的一些表面性條款，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号及“共戴”年号，由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采用民國年曆。北京政府則承認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種特權，事實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殖民統治。
沙俄在策動外蒙古“獨立”的同時，還派軍隊開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烏梁海地區，強行霸占了我國十七萬平方公裏的領土。1915年恰克圖會議時，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烏梁海問題，沙俄代表竟拒絕讨論。沙俄侵占我國唐努烏梁海地區，曆屆中國政府均未予承認，亦從未聲明放棄對這一地區的主權。
二、擊退巴布紮布匪軍對内蒙的竄擾
在《中俄蒙協約》簽訂後，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斷指使外蒙叛軍進行武裝騷擾。沙俄政府利用中國北京政府與它互換照會時所發表的對于叛逃外蒙參與庫倫“獨立”的内蒙人員，允許他們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聲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紮布②率領叛匪數千人，以返旗名義竄入内蒙，大肆騷擾搶掠。當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衆，停止騷擾時，巴布紮布竟進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倫、林西一帶駐軍進行圍剿。在政府軍的沉重打擊下，巴布紮布于同年11月中旬率匪衆逃到外蒙境内的遊格吉廟。多倫鎮守使蕭良臣率部跟蹤追擊，于11月16日進占堪布廟（距遊格吉廟百餘公裏），偵知巴布紮布準備進行反擊。當時，蕭良臣所率兵力僅及巴布紮布匪軍的三分之一，若向後路調兵，相距千裏，緩不濟急，若采取守勢，又将被動挨打。蕭良臣考慮到與其“坐以待困，莫若先發制人”，遂一面發電請示上級，一面行文馳送巴布紮布，“以緩其攻我之心”。①同時，激勵将士積極進行襲擊巴匪的準備。蕭良臣在得到上級允許後，于11月20日夜，冒風踏雪，率部由山間小道兼程前進。蕭部晝匿沙窩澗谷，日落繼進，越過匪卡堡壘，于22日黎明出敵不意地直搗匪巢遊格吉廟。巴匪于睡夢之中突遭襲擊，驚惶失措。蕭部“奮勇直前，勢如潮湧”，當場斃匪千餘名。上午11時，巴匪向東北逃竄。蕭良臣下令分頭追擊，又生擒七百餘名，奪獲大炮一門、機槍一挺、步馬槍千餘支，其它物資無算。
沙俄惟恐巴匪殘部被全部消滅，便指使外蒙“自治”政府“ 總理”賽音諾顔汗及“外長”輔國公車林多爾濟，到北京政府駐庫倫的都護使公署進行交涉，要求政府軍退出外蒙古。這種無理要求，當即遭到都護使的駁斥。事後，外蒙“自治”政府派出蒙兵一千名赴遊格吉廟，另一千名赴烏得、巴爾虎東北各處，名爲防堵巴匪，實爲防堵政府軍。11月28日，沙俄駐庫倫總領事米勒爾又親自出馬，與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進行交涉，胡說中國政府軍進入外蒙違反了《中俄蒙協約》，狂妄聲稱“外蒙爲中國領土，不過是條約上之名詞，内外蒙本有界限，自不應随意侵越”②。米勒爾還以沙俄政府的名義，無理要求中國政府軍退出外蒙古。庫倫都護使當即給予批駁，并揭露沙俄支持巴匪的種種事實。沙俄領事無言對答，狼狽而返。後來，北京政府在沙俄壓力下，下令政府軍停止追剿。巴布紮布率殘匪逃到外蒙與呼倫貝爾交界的喀爾喀河一帶，受到沙俄侵略者的直接庇護。以後，巴布紮布又投靠日本，充當俄、日帝國主義的雙重侵略工具。1916年10月，在其竄犯林西時，被政府軍擊斃，受到了應得的懲罰。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外蒙傀儡集團失去了靠山。在這種形勢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1919年11月聯合上書民國政府，“情願取消自治”，宣布與沙俄所訂的條約、協定“概無效力”。1920年1月，呼倫貝爾副都統勝福亦要求撤銷“特別區域”，廢除與沙俄政府訂立的“協定”與各種“合同”。沙俄妄圖侵占我國蒙古地區的陰謀終以失敗而告終。
第五节 反对沙俄侵蒙战争的经验教训
反對沙俄侵略蒙古的戰争，不僅對于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而且在政治、軍事上也提供了一些經驗教訓。
一、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
沙俄選擇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國内政局動亂之際，策動外蒙“獨立”，并唆使外蒙叛軍向内蒙大舉進犯，這對于我國反對沙俄的侵略擴張活動，确實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中國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條件。首先，庫倫集團的賣國投敵活動，不僅遭到廣大蒙古人民和許多愛國王公、喇嘛的反對，而且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因而反擊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其次，當時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俄國的主要力量用于對歐洲的争奪，其國内的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沙皇的反動統治已面臨崩潰的邊緣。盡管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難。俄國外交大臣沙佐諾夫曾直言不諱地供認：“今亟欲并吞蒙古，其勢有所不能”①。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能在外交上軍事上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是可以挫敗沙俄帝國主義對蒙古的侵略擴張活動的。無奈，當時的北京政府完全承襲了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在沙俄的威脅面前，不惜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步步退讓妥協，結果反而助長了敵人的氣焰，使沙俄策動的“獨立”和暴亂接連得逞，未費多大氣力即占領了外蒙及内蒙的廣大地區。
政治上退讓妥協，軍事上必然消極防禦。當新疆大量出兵阿爾泰，準備收複科布多之際，北京政府竟電令部隊實行消極防禦的方針，從而失去了攻殲敵人和收複失地的時機。當沙俄參與并指揮外蒙叛軍大舉進犯内蒙時，我國在内蒙前線的兵力，就其數量與質量來說，都占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由于分兵把口，消極防堵，結果很快丢失了大片土地。後來，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北京政府調動軍隊進行反擊。結果，非但沒有引起中俄之間的大規模戰争，而且僅經半年多的時間，即打退了叛軍的進攻。可是，在軍事反擊勝利之後，袁世凱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實現其獨裁專制統治，不但不敢繼續用武力收複外蒙，反而很快與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和《中俄蒙協約》，使外蒙的權益幾乎全被沙俄攫取。如果不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外蒙早已成爲沙俄的殖民地。這些事實再一次表明，國家不能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便難于在外交和軍事上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也就難于捍衛領土主權的完整。
二、必須十分注意加強邊疆地區的建設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敗，長期忽視對邊疆地區的開發經營，緻使經濟、文化、交通處于落後狀态。這不僅影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給國防的鞏固帶來嚴重的影響。由于物資貧乏，補給困難，中央政府在邊疆地區的駐軍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難以應付。外蒙與内地橫隔沙漠戈壁，交通極爲不便。在沙俄不斷侵略我國邊境的情況下，清政府曾有關于加強邊疆建設的議論，并有修築張庫鐵路的建議，但又認爲張庫鐵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綏鐵路，緻使張家口至庫倫的交通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結果，外蒙事變發生後，北京政府不能及時迅速地将大批軍隊調往前線。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補給困難，許多部隊由于軍械、糧秣不濟，不能及時發動進攻，甚至被迫後撤。
三、必須因地因敵制宜地編組部隊，講求戰法
根據蒙古地區的自然條件，自古以來用兵作戰利于騎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軍大部是騎兵，行動快速。這就多少彌補了其數量不足和組織不嚴的弱點。政府軍的裝備雖優于叛軍，但多數是步兵，行動緩慢，以緻外蒙叛軍向内蒙進犯初期，政府軍經常受到襲擊。當一地吃緊時，增援部隊往往緩不濟急，以緻遭到不少損失。政府軍在連遭挫折以後，認識到“出探搜索及傳達命令，以及抄襲禦敵迅速，非有得力馬隊，萬難取勝”①。于是，就地招募和改編部隊，組建騎兵營、團，并從後方增調騎兵旅，從而大大改善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反擊戰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同時，還認識到“非有得力炮隊，不能收殺敵之效”①，因而組建了以步、騎、炮、工、辎諸兵種合成的混成旅、團，增配了火炮和機槍，進一步加強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了叛軍騎兵的突擊。在戰術上，後來接受了由于孤軍冒進，多次遭敵圍攻的教訓，改取多路協同，迂回包抄等戰法，既避免了敵騎的襲擊，又增加了殲敵的機會，從而改變了被動局面，終于取得了反擊作戰的勝利。
四、平時必須切實做好戰備工作
外蒙“獨立”後，傀儡集團在沙俄支持下，組織叛軍四處攻城掠地，得逞于一時。而北京政府遲遲不能組織軍隊進行反擊，除了政治上執行退讓妥協政策外，平時戰備工作不落實，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當前線戰事吃緊時，從赤峰派往林西、開魯增援的部隊，途中遇河水暴漲，因無工兵，隻好臨時雇工趕造船隻、架設浮橋，不僅延緩了時間，也贻誤了戰機。由于平時沒有固定的儲備物資，當前線械彈告急時，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從後方部隊中抽調，以保證前線的需要。又由于未能根據沙漠草原地區的特點，組織數量充足的駝馬運輸隊，因而前線需要作戰物資急如星火，而後方的物資遲遲不能前運。這也影響了部隊的作戰。此外，政府軍的編制、裝備也極不統一，如毅軍全系大營、淮軍全系小營，在練軍二百餘人的騎兵營中，步槍即有五種之多。這樣，不僅影響後方供應，也影響作戰指揮。這些都說明，平時不切實做好戰備工作，戰時是難以應付裕如的。
第一节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種種特權
沙俄侵略我國蒙古地區的野心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沙皇政府即制訂了吞并滿蒙的計劃，并不斷派人與一些蒙古王公接觸，灌輸親俄思想；同時，向蒙古地區進行經濟滲透。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沙俄以“調停”爲名，用卑鄙手段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取得了在蒙古通郵、通商，在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設立領事等特權。1862年，沙俄又通過《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進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稅貿易的特權。與此同時，沙俄不斷向蒙古地區派出“探險隊”、“考察隊”、“旅行團”，進行間諜活動，收買蒙古活佛及上層喇嘛、王公，培植親俄勢力。十九世紀末，沙俄公開叫嚣要進一步改變中俄邊界，妄圖直接占領一直到長城腳下的我國大片領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侵略軍大舉入侵我國東北地區的同時，派哥薩克騎兵一大隊（約五百人）強行進駐庫倫。其後，由于沙俄在日俄戰争中戰敗，它在我國東北的擴張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轉向蒙古地區。1907年，沙俄同日本簽訂了以沙俄侵占我國外蒙、日本吞并朝鮮爲内容的密約。1910年，日俄雙方又訂立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第二次密約。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鮮，沙俄則進一步向外蒙擴張。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實行“新政”，沙俄乘機煽動一部分王公和活佛，進行分裂蒙古的罪惡活動。1911年7月，沙俄駐庫倫領事操縱哲布尊丹巴活佛和親俄分子杭達多爾濟親王等人，利用喀爾喀各盟王公、喇嘛會盟大典之機，密議外蒙“獨立”，脫離中國，投靠沙俄，并組成以杭達多爾濟爲首的“代表團”，冒充代表外蒙全體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蘇聯列甯格勒），以“承認俄國保護”②和給俄國種種特權爲代價，換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獨立”。沙俄政府爲了支援外蒙“獨立”，令伊爾庫茨克軍區将步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槍彈七百五十萬發，交給外蒙叛國集團。10月初，沙俄借口保護領事館，又派步騎兵八百餘人侵入庫倫，使其在庫倫的駐軍增至一千三百餘人。另外，還有由沙俄武裝的外蒙軍四千餘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不在外蒙駐軍和建立行政機構，不得俄國同意不準在外蒙進行任何改革。這種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
辛亥革命爆發後，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國政權交替、政局混亂之機，加緊炮制外蒙傀儡政權。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軍帶領外蒙軍隊闖入辦事大臣署，對辦事大臣三多進行威脅利誘。3日，散發所謂“獨立宣言”。4日，将三多等驅逐出境，并收繳了駐庫倫防營（有步騎兵二百五十人）的槍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縱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極禮”，自稱“大蒙古國皇帝”③，以“共戴”爲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獨立”，立即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多次電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們立即取消“獨立”，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動外蒙“獨立”後，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于1912年11月3日，與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簽訂了《俄蒙協約》和《商務章程》，宣稱“蒙古對中國的過去關系已經終止”①，規定俄國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準中國軍隊進入蒙境，不準漢人移居蒙地。通過不平等條約，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廣泛的特權。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對俄蒙所訂“條約”概不承認，并抗議沙俄侵犯中國主權。中國各族人民強烈反對《俄蒙協約》，蒙古愛國王公亦宣布“現在共和成立，正宜聯合爲一大國，蒙古斷無獨立之理”①，強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
二、支持叛軍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後，沙俄爲了進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裝外蒙叛軍，企圖阻止中國政府軍向外蒙進軍。當時，沙俄在外蒙庫倫駐有步、騎、炮兵十個大隊，恰克圖駐有步兵兩個大隊，烏裏雅蘇台（今蒙古紮布哈朗特）駐有步兵兩個大隊，科布多（今蒙古吉爾格朗圖）駐有步兵一個大隊、炮兵一個中隊。
庫倫傀儡集團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擴充軍隊。外蒙的土謝圖汗部、三音諾顔部、車臣汗部、劄薩克圖汗部等地，原有蒙軍九千七百餘人。宣布“獨立”以後，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調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後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萬人，共五萬餘人。其中多系未經訓練的貧苦牧民，且散處各地，較有戰鬥力的不過數千人。其統兵官爲土匪首領白差爾、乞卡爾、陶什陶胡等。所有叛軍均受沙俄軍官指揮。
庫倫傀儡政府的成立，不僅激起了外蒙古廣大人民群衆的憤慨和反抗，也引起許多上層愛國王公、喇嘛的不滿和抵制。當時，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駐有政府軍隊。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決心進行武力進攻，并煽動叛亂，迫使政府軍和各地王公屈服，進而控制整個外蒙。
（一）科布多之戰
1912年1月，沙俄駐烏裏雅蘇台領事策動該地反動王公叛亂，并派兵将烏裏雅蘇台将軍奎芳驅逐出境，占領了外蒙西北重鎮。
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爾伯特各旗活動的沙俄特務丹必占燦，勾結杜爾伯特反動王公發動了暴亂。當時，科布多駐軍不足三百人。面對外蒙叛軍的威脅，科布多參贊大臣溥■在附近各旗愛國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強科布多城的防禦；同時，急電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楊增新、阿爾泰辦事長官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伊犁鎮守使廣福派兵馳援。帕勒塔先派連長吳得山率三十餘人赴科布多偵察軍情，繼派騎兵營長廣肇率兵一營兼程向科布多進發。楊增新不顧沙俄駐新疆領事的幹涉，先派馬步各一營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發，繼今後續部隊三營陸續向科布多開進（爲了在沙漠戈壁地區行軍不緻缺糧，步兵每人配一駝，騎兵每人配三駝，馱運三個月料糧）。廣福也派兵從伊犁（今新疆伊甯市西惠遠）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庫倫傀儡集團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勸降，結果被當地愛國蒙民将其綁送官署，斬首示衆。由于勸降失敗，庫倫當局決計出兵向科布多發動進攻。6 月21日，由庫倫派出“俄官教練之精兵二百，雜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兩尊，子彈十餘駝”，向科布多進發。抵達後，因見守軍防禦嚴密，未敢進攻，立即派人回庫倫請求增援。傀儡集團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調，足成四千之數”。①
7月底，俄軍和外蒙叛軍開始進攻科布多城。溥■率軍堅決抵抗，并乘隙發起反擊，給敵以重大殺傷，将其擊退。8月2日，阿爾泰援軍廣肇騎兵營進至距科布多十餘裏之黑山頭，與叛軍三千餘人遭遇，卒以“寡不敵衆，全軍覆沒”①。8月中旬，敵又從庫倫增兵三千人，繼續圍攻科布多，終未得逞。沙俄領事庫斯敏斯齊鑒于城堅難下，遂緻函溥■，要求出面“調停”，溥■中計。8月20日，庫斯敏斯齊帶領俄兵三十人、外蒙叛軍二百人，騙開城門，進入科布多。俄、蒙兵進城後，大肆搶掠，城内居民被殺過半。9月中旬，溥■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約七百人，被沙俄領事派兵“護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戰
科布多失陷時，新疆援軍步騎兩營在管帶嚴保清、有世率領下，已進至距科布多五站路①之大營盤，因聞科城已失，大營盤又無險可守，遂于8月30日退守阿爾泰區②之要沖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裏），以待援兵。楊增新電令後續部隊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綏來（今新疆瑪納斯），改援阿爾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駐地，即仿照湘軍辦法，挖壕修壘，以備不虞。
俄軍和外蒙叛軍侵占科布多後，便調整部署，準備向阿爾泰進犯。當時，阿爾泰駐軍不滿千人，帕勒塔親王惶恐動搖，企圖後撤。北京政府一面電令帕勒塔“靜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電新疆的楊增新和廣福迅速派兵援阿①。10月中旬，新疆援軍十個營（二千餘人）先後到達阿爾泰。楊增新決定采取以攻爲守的方針，即進攻科布多城，牽制外蒙叛軍，使其不敢直趨阿爾泰。爲此，除令嚴保清、有世兩營駐守察罕通古外，又急電步隊杜發同和李華桢兩營、巡防馬隊李策勝一營、古城旗兵步隊全象一營，迅速進紮錫伯圖（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裏）、察罕通古一帶，“相機進取”；并令哈密之馬隊一營、炮兵一隊，立即起程，令庫車等地添募馬步數營，均作爲收複科布多城之預備隊。同時，在哈密、巴裏坤、古城、元湖（古城東北一百二十五公裏）、綏來等地增設了馬步炮隊，并改善了台站、電訊及後方補給工作。
10月下旬，嚴保清、李華桢率步隊兩營向科布多開進。當時，北京政府正準備與沙俄談判，因而下令“切勿輕率進兵，緻礙大局”①，嚴、李兩營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複科布多的計劃遂被擱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燦率叛軍數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搶掠，并聲言不日進攻阿爾泰。楊增新增派步馬隊各兩營，進駐元湖、察罕通古一帶；并令嚴保清營開往布爾根河，與帕勒塔撥出的一營共同守衛該處；派團長張鍵到察罕通古統一指揮該地駐軍。楊增新根據袁世凱的旨意，下達了“敵來則痛擊，敵去則嚴備”的“正當防禦”方針①，一再告誡部隊不要向科布多進軍。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燦率千餘人侵入阿爾泰區境内，駐紮于距布爾根河兩站的烏梁海大廟。同時，由沙俄領事出面，阻止政府軍進駐烏梁海的薩克賽河一帶（今蒙古烏列蓋西南一帶），并派俄軍官兵九人“假道”政府軍駐地赴科布多，借以偵察軍情。
4、5兩月，叛軍趁天暖雪消，積極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彈藥，籌備給養，作進攻作戰的準備。
6月17日，叛軍近萬人由蒿不都喀勒五蘇山分三路竄犯：一路由烏梁海大道進攻布爾根河，一路由包墩慶（察罕通古北約三站地），一路由五雲集（察罕通古東約一站地）夾攻察罕通古。當時河水暴漲，叛軍先頭部隊被阻于包墩慶。楊增新立即調元湖炮隊趕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軍四五千人在俄軍協助下，向察罕通古發起進攻。張鍵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曉發起反擊，斃敵二百餘人，将敵擊退。這時，丹必占燦正率叛軍三千人由烏梁海向布爾根河開進，并拟分兵繞道切斷楊軍後路。楊增新爲了縮短戰線，決定将駐布爾根河之馬步兩營撤至察罕通古，使該處兵力增至馬步七營、炮隊一連；同時，調馬步七營分駐元湖、烏什克等處，加強察罕通古後方之防禦。
7月11日晨，叛軍馬隊三千餘人再次從察罕通古正面發起進攻。張鍵率部反擊，敵敗竄山中。另路叛軍七八百人，繞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軍第四營發炮轟擊。張鍵急派備補營長馬得貴、團副楊慶明率隊前往支援。經四小時激戰，将敵擊退，營長馬得貴不幸陣亡。是役，先後擊斃叛軍三百餘名、戰馬五百餘匹。
外蒙叛軍連遭失敗，銳氣大挫。不久，其統兵官“照會”政府軍，提出兩軍“各輯地界”，并約“趁機退兵”②。楊增新亦列舉不利于繼續作戰的各種“理由”，密陳北京政府，主張妥協停戰。因此，喪失了乘勝反擊的時機。
9月間，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軍回防之機，以中國士兵刺傷俄領事爲借口，出動俄軍一混成旅（約千餘人），侵入阿爾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帶，又派俄兵數百人，侵占了布爾根河。同時，威脅利誘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背叛祖國，宣布“獨立”。10月初，帕勒塔盜用“阿爾泰辦事長官”的名義，與沙俄駐阿爾泰領事簽訂了所謂《臨時條約》；12月，又簽訂了《中俄軍隊停戰條約》，允許俄軍和外蒙叛軍駐紮阿爾泰區東部，規定新疆援軍撤出察罕通古。消息傳開，全國輿論嘩然，紛紛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國分子帕勒塔撤職，并宣布由帕勒塔與沙俄非法簽訂的“條約”一概無效。經多次交涉，直至 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軍退出阿爾泰地區，新疆援兵從察罕通古退駐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軍，但仍有兩連騎兵留駐該地。
第二节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
一、呼倫貝爾“獨立”與胪濱之戰
沙俄一手導演外蒙“獨立”之後，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義打電報和寫信給黑龍江呼倫貝爾地區的王公，煽動他們率衆叛亂，脫離中國。1912 年初，沙俄駐呼倫貝爾領事烏薩蒂操縱和指使額魯特旗總管勝福、陳巴爾虎旗總管車和紮、索倫旗總管成德等人，調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國義軍”的名義發動叛亂。1月15日，叛亂武裝在俄軍暗助下，進入呼倫（今内蒙海拉爾市）城内，占領官署，逼迫政府官員交出行政權和撤出當地駐軍。當時，呼倫道台準備率兵反擊，沙俄領事公然威脅說：“雙方交戰，炮彈若落入站界，即行調兵幹涉”③。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電告黑龍江巡撫“速派兵剿辦 ”。勝福等占領呼倫後，立即宣告“獨立”，并成立了僞“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勝福以“參贊大臣”頭銜，作爲僞“大蒙古國”駐呼倫的“總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況後，立即派人勸說勝福取消“獨立”，同時電令黑龍江巡撫“派兵彈壓”。沙俄駐齊齊哈爾領事照會黑龍江巡撫，聲稱：對于呼倫貝爾事件，依照俄國政府的訓令，如果中國政府與蒙古兵開戰，俄國将守中立，但不許在東清鐵路開戰，不許用火車運送中國軍隊。顯然，沙俄竭力阻撓政府軍的行動。
1月下旬，黑龍江巡撫多次派人勸說勝福取消“獨立”。因沙俄從中阻撓，勝福不但不聽勸說，反而繼續發動武裝進攻。2月2日晨，叛軍四百人和化裝成叛軍的沙俄侵略軍約一個營向胪濱城（今内蒙滿洲裏）發動進攻。守衛胪濱城的巡防兵一個營立即還擊，斃沙俄西伯利亞第十五号聯隊軍官勞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軍二十名，傷敵多名，繳獲沙俄軍用地圖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馬步兵二千餘名，大炮六尊，并殘敗蒙兵二百餘名”①，将胪濱府衙包圍。上午11時，沙俄官員進入府衙進行威脅，“限12點鍾交槍馬，否則開炮轟擊”②。北京政府害怕中俄沖突進一步擴大，遂命胪濱等地的駐軍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譴責。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脅迫下，北京政府與沙俄簽訂了《中俄關于呼倫貝爾之協定》。該《協定》雖然承認呼倫貝爾爲直屬中央政府的“特別區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勝福叛國集團的武裝所控制，政府軍隊非經俄國準許，不得進入該地區。《協定》還規定除關稅和鹽稅歸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稅收和各業收入，均作爲地方經費；北京政府承認沙俄與勝福集團訂立的各種“合同”。這樣，實際上使沙俄對呼倫貝爾地區的控制合法化。①
二、烏泰叛亂與洮南、鎮東之戰
沙俄和外蒙叛國集團侵占了呼倫貝爾地區後，又指使早被它收買的内蒙哲裏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即劄薩克圖旗治，今内蒙烏蘭浩特東南）郡王烏泰發動叛亂。
1912年4月，烏泰拟聯合哲盟十旗發動叛亂，因缺乏武器，遂派協理台吉諾慶額（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廟的錫勒圖喇嘛等爲“特使”，赴庫倫求援。哲布尊丹巴答應“兵力武器，盡力援助”，并任命烏泰爲“進攻中華民國的第一路總司令”①。烏泰與外蒙傀儡集團私通的情況，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孫葆瑨偵知，報告了奉天都督趙爾巽。趙令孫嚴加查防。孫葆瑨要私赴庫倫的“特使”到府談話。烏泰認爲“事已泄露，無法掩蓋”，“與其受制于人，莫如先發制人”①，遂與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約定，由兩旗首先發動叛亂。8月上旬，烏泰發布了征兵及編組叛亂武裝的布告，令所有軍隊在洮兒河東岸集結待命，并發布了所謂 “東蒙古獨立宣言”。烏泰認爲洮南、鎮東（今吉林鎮赉）位居要沖，奪占兩地後，其它各縣即可唾手而得。
烏泰計劃分三路進兵：以錫勒圖喇嘛爲元帥，那孫德格吉勒胡爲副元帥，碩代喇嘛圖布新阿木爾爲參謀，率四百人爲中路，由烏泰王府出發，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爲統領，協理巴圖吉爾嘎拉爲副統領，烏勒木吉爲參謀，率五百人爲左路，由葛根廟出發，進攻白城子；命嘎欽喇嘛爲統領，孟和朝克圖爲副統領，布呼吉爾嘎朗爲參謀，率三百人爲右路，由嘎欽廟出發，進攻突泉，并夾攻洮南；命周福堂、陳輔廷爲統領，招集民兵爲預備隊，并負責後勤補給。同時，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應。但各旗均抱觀望态度，未敢馬上附從。
8月中旬，烏泰叛軍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孫葆瑨急電趙爾巽告急求援。趙爾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奉天（今遼甯沈陽市）成立軍政籌備處，在昌圖設立兵站部；命駐鄭家屯（今内蒙雙遼）巡防隊後路統領第二騎兵旅旅長吳俊升爲先鋒，率八個營馳援洮南，都統金壽山部爲後續部隊；電請黑龍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進攻鎮國公府；電請吉林都督陳昭常派兵進至伯都讷方向，監視沙俄的動向，并經安廣夾攻劄薩克圖旗（烏泰王府）；命新民屯（今遼甯新民）的第二十師抽調步、騎、炮、工兵共二千人（攜大炮九門），第二十四師調騎兵一個旅及右路巡防隊四營，溯遼河北上，至鄭家屯集結待命。
在各路援軍尚未到達前，孫葆瑨鑒于形勢緊張，兵力單薄，決定采取緩兵之計，先派人與叛軍談判議和。結果，被叛軍拒絕。孫又用疑兵計，将僅有的二百名城防隊扮作援軍，夜出晝入。烏泰受騙，遲遲未敢進攻。但孫葆瑨恐日久被敵識破，遂率隊棄城而走。
在烏泰部署向洮南進攻的同時，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糾集本旗五百餘人，集結于鎮東城東二十餘裏之包特敖瑞村，以商談民族糾紛爲名，邀請城防隊軍官李把總赴宴勸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爾率叛軍攻城。該縣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軍警二百餘人竭力抵抗。已通敵的蒙古族士兵乘機在城内放火策應，城防隊不明真象，紛紛潰散，縣知事及李家成遂率餘部撤往白城子。鎮東城被叛軍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發起反攻。叛軍疏于戒備，慌忙棄城東竄，于是鎮東失而複得。
8月28日，由帶隊官王伯龍率領的黑龍江省援軍三百餘人向鎮國公府發起進攻。經一日激戰，占領了鎮國公府。叛軍向西北方向潰退。拉喜敏珠爾非常沮喪，攜家眷逃往劄薩克圖旗的葛根廟。
8月底，吳俊升部到達洮南，立即向烏泰叛軍發起進攻。中路叛軍節節敗退，左右兩路也聞風潰逃。最後，叛軍大部撤至歸流河北岸設防。此時，歸流河北岸有烏泰叛軍約五千人，南岸有吳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隊約七千人，雙方形成對峙。9月12日，吳俊升決定在吉林、黑龍江兩省軍隊協同下，向烏泰叛軍發起進攻。在炮兵掩護下，吳部步騎兵強渡歸流河，直下王爺廟（劄薩克圖旗西北十五公裏）。烏泰見庫倫援軍不到，敗局已定，遂率殘部數十騎，攜帶家屬倉皇外逃，經索倫山（今内蒙索倫）入呼倫貝爾境，後乘車經俄境到達庫倫。拉喜敏珠爾也率家屬及少數殘兵外逃。
烏泰等北逃後，劄魯特左旗的協理台吉官布劄普和郭爾羅斯左旗的台吉多爾濟公，糾集烏泰餘黨和部分土匪共千餘人發動叛亂，于11月10日攻陷開魯。這些叛亂武裝很快被政府軍鎮壓。至此，烏泰殘部全被肅清，沙俄和庫倫叛國集團苦心策劃的這次暴亂徹底失敗。
第三节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
一、雙方作戰部署
沙俄煽動哲裏木盟某些反動王公響應庫倫“獨立”的陰謀失敗後，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團出兵進攻内蒙古。外蒙叛軍在向内蒙進攻之前，沙俄前駐華公使廓索維慈、伊爾庫茨克軍區哥薩克騎兵隊長葛布利克大尉等，親自參加了庫倫王公大臣會議，出謀劃策。會議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進攻：一路由反動王公松木彥、内蒙叛匪頭子巴布紮布、渠魁蘇帶領叛軍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錫林郭勒盟東北部、昭烏達盟的林西一線向内蒙東南及東北部進犯；一路由原内蒙科爾沁左翼後旗叛國王公那遜阿爾畢吉呼、原呼倫貝爾叛國分子達木丁蘇倫帶領叛軍四千餘人，沿庫張公路向内蒙中部進犯；另一路由土謝圖汗部盟長察克都爾劄布和内蒙叛國分子海山、錫勒圖喇嘛、陶什陶胡、東西盟統帥班的達（即王德呢嗎）等率領叛軍數千人，進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今内蒙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今内蒙察哈爾右翼中旗）等地。各路叛軍中均有沙俄軍官充當軍事顧問，進行指揮。
1912年底，叛軍竄入内蒙，氣焰極爲嚣張，在很短時間内，先後侵占了昭烏達盟北部和多倫、張家口以北及陰山北麓廣大地區。叛軍所到之處，焚毀村落，搶掠寺廟集鎮，殘殺居民，農牧業生産遭到嚴重破壞。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軍的蹂躏，紛紛逃亡。内蒙駐軍也頻頻告急。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卻認爲“庫兵雖有南犯之耗”，但“爲數無多，防剿尚易”，隻需“扼要防堵，以杜竄擾，毋庸派兵會剿”。①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談判上。
沙俄指使叛軍入侵和大肆騷擾内蒙的嚴重罪行，激起了我國各族人民的義憤。北京政府在國内輿論的譴責下，才命參謀部、陸軍部統一指揮熱河、察哈爾、山西、綏遠等地的駐軍進行反擊。當時的兵力分布如下：
開魯、赤峰、朝陽、承德、古北口至豐甯一帶，駐有熱河新軍、毅軍、第四師和第二十八師各一部，以及直隸、奉天、熱河、古北口巡防隊等，共二萬一千四百人，烏珠穆沁、多倫、打馬諾爾（今河北張北東三十五公裏）一帶，駐有第一師、第四師各一部以及淮軍、毅軍、察哈爾馬隊、禁衛軍、宣化巡防隊等共四千人；張家口、宣化、豐鎮、陽高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淮軍、保衛軍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隊和巡警、綠營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歸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包頭一帶駐有第一師一部、山西巡防隊、綏遠陸軍、禁衛軍、綠營兵等，共五千四百餘人。總計共有官兵三萬九千九百餘人，大炮五十四門，機關槍四十八挺。以後随着戰争形勢的發展，又陸續增調大批援軍。
二、内蒙中、西部的作戰
1913年8月，王德呢嗎等率叛軍數千人進犯内蒙中、西部地區，滂江（今内蒙蘇尼特右旗東二十五公裏）、拜申圖（今内蒙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東北三十公裏）、大佘太諸要隘相繼失陷，匪氛頗爲猖獗。王德呢嗎還遣軍一部竄犯後套地區，脅迫各盟旗出兵，繞道圍攻包頭，于是“晉甘邊境，騷然不靖”②。
綏遠将軍張紹曾任命駐大同、包頭一線之晉軍第一師旅長劉廷森爲西路司令，旅長陳希義爲東路司令（以上兩路仍歸該師師長孔庚指揮），駐歸化之朱泮藻爲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協同防禦，相機進剿。以上總兵力約四千餘人。
（一）粉碎叛軍對後套的進攻
1913年5月下旬，内蒙西部地區的形勢日益緊張。西路軍已退到鄂爾多斯旗（今内蒙包頭西南一帶地區），包頭等地相繼告危。張紹曾立即派兵增援。
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軍與叛軍進行多次戰鬥，均獲勝利，遂采取分進合擊之策：趙守钰團從中路、譚湧發團從北面、甯雙安團從南面，向大佘太等地發起進攻。6月9日，劉廷森所率之趙守钰、甯雙安兩團，與叛軍千餘人于老爺廟遭遇，将該敵擊退。次晨，叛軍分三路來犯，劉廷森率部迎擊，再敗叛軍，收複台梁（大佘太東南二十三公裏）。此時，譚湧發部由北路襲占了二分子（今内蒙固陽西北三十公裏），威脅叛軍後路。13日，劉廷森令各團繼續發動猛攻。叛軍不支，紛紛逃竄。劉廷森率部乘勝收複大佘太和台梁南面的烏拉山。此時，甯夏鎮守使馬福祥率百人路過河套赴京，與王德呢嗎叛軍遭遇。馬福祥所帶兵力雖少，但能随機應變，以接洽“助戰 ”爲名，于7月2日智擒了匪首王德呢嗎及其參謀官彭索胡鄂木加和統領韓福海等十人。該股叛軍因無人統率，遂全部潰散。
（二）黑沙土廟、百靈廟之戰
在西路軍肅清竄犯後套叛軍的同時，中路軍亦開始反擊。5月下旬，叛軍二千餘人盤踞百靈廟東南之黑沙土廟（今内蒙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東南三十五公裏）一帶，另有千餘人據守百靈廟，并由庫倫派後續部隊繼續南來，準備進攻歸化。朱泮藻決定由新到援軍第八十混成團團長徐廷榮率所部爲右支隊；二團團副堵雪笠率該團爲左支隊；另将所有馬隊編爲一團，由團長特克慎指揮，爲預備隊。計劃“先将黑沙土廟之匪殲滅，再進攻百靈廟”之敵。③
1913年7月7日，徐廷榮率右支隊進攻黑沙土廟。叛軍依托工事負隅頑抗。徐廷榮部先以大炮轟擊，繼由營長王慶麟率部猛沖。自下午2時一直戰至5時半，叛軍不支，向西北方向退卻。8日晨，左右兩支隊分頭向後廠汗■■（黑沙土廟南三十八公裏）前進。上午11時，與叛軍一千二百餘人接戰。兩個支隊和騎兵團互相協同，奮勇沖擊。直至下午3時，叛軍仍拚命頑抗，不稍退縮。朱泮藻令炮兵與機槍連變換陣地，以火力側擊敵人兩翼，敵始披靡，向百靈廟逃竄。朱部随即進駐後廠汗■■。
黑沙土廟之戰獲勝後，朱泮藻部用一天時間進行了進攻百靈廟的戰前準備。7月10日晨，各部由後廠汗■■輕裝出發，10時抵達百靈廟南面一帶高地，并立即發起攻擊。此時，百靈廟已集聚叛軍五千餘人，并築有防禦工事。戰至下午1時，朱部攻擊未能奏效，而部隊已甚疲勞，又值天雨，無法露宿。朱泮藻電請暫返後廠汗■■，“候令行止”。張紹曾接電後，除令朱泮藻部繼續進攻外，又令烏蘭花（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帶部隊向西北相機剿堵。朱泮藻接電，立即率隊冒敵猛烈炮火奮勇直前，終于突破了敵人的陣地。下午4時許，叛軍從百靈廟潰走。此次戰鬥，共斃敵四百餘名，繳獲大量彈藥和軍用物資，給叛軍以沉重打擊。
（三）西蘇尼特和滂江争奪戰
1913年5月間，察哈爾軍隊在滂江、西蘇尼特（今内蒙溫都爾廟）作戰失利。察哈爾都統、陸軍第一師師長何宗蓮派支隊司令李奎元率步騎兵各兩營，炮兵、機關槍兵各一連，開赴前線，加強防禦。李奎元探知西蘇尼特王府有叛軍數百名，于5月16日下午率軍往剿。17日，進至西蘇尼特王府以南，與叛軍遭遇，斃敵數十人。李奎元又派騎兵從側翼抄襲叛軍後路，自帶各營連從正面進攻。當進至距敵三百米處，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迷目，進攻受挫。李奎元和騎兵團一營營長均受重傷，軍心因之動搖，“全軍嘩潰”①。戰後，何宗蓮命什巴台（今河北張北東十公裏）獨立騎兵團曹團長暫代支隊司令，率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又四個連，于鑲黃旗、大馬群山（今河北張家口東北）、馬王廟（今内蒙化德西南二十公裏）、太仆寺、察罕霍羅（今内蒙化德東南三十五公裏）一線進行防禦。5月22日，駐守陶林以北的綏遠東路司令陳希義派劉虎臣團往攻西蘇尼特，中途與敵遭遇，因彈糧不濟，又退回四道溝（今内蒙四子王旗東七十五公裏）防禦。張紹曾爲了防止該敵與西路叛軍會合，便調中路之孟效曾旅進攻西蘇尼特、滂江等地。參謀部、陸軍部增調二十師混成團趕赴陽高，加強後方防禦；6月間，又任命盧永祥爲察防前敵總司令，率混成第五旅出張家口，負責剿辦事宜。此時，東、西蘇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庫倫叛國集團，盤踞在西蘇尼特王府一帶的庫倫叛軍已增至二千餘人，另在鑲黃旗駐有叛軍千餘人，彼此互相策應，氣焰甚爲嚣張。随後，正白旗、鑲白旗王公亦相繼降附，形勢十分嚴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發，進攻西蘇尼特王府，同時要求駐馬王廟之盧永祥部進攻孤山廟之敵，以爲聲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蘇尼特王府，繼克滂江。但由于盧永祥部配合不力，緻使孟旅孤軍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蘇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裏，駐孤山之敵多次截擊孟旅之運輸車隊，使該旅的供應異常困難。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軍運送糧彈，中途又遭叛軍截擊，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後路斷絕，“馬匹已倒斃三分之一，人多病，糧已告罄，子彈因連次受敵夜襲，所餘無幾”②。張紹曾一面令東路派兵護送糧彈，一面令孟旅打通糧道。陸軍部也急電盧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機進止，如不能久待，即移紮就糧，免生潰變”①。盧部爲敵所阻，一時不能往援，孟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烏蘭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帶。于是，滂江、西蘇尼特王府得而複失。
9月間，盧永祥部在古魯巴諾爾（鑲黃旗東北三十二公裏）與叛軍交戰，又遭失敗，官兵傷亡較多，遂由馬王廟退守托羅蓋（今河北公會）。鑲黃旗、馬王廟、大馬群均爲叛軍占領。袁世凱将盧永祥“褫去中将（銜），責令戴罪立功”。時奎蘇（今多倫西北約六十公裏）方向之叛軍鑒于多倫守軍兵力較強，便往西南方向竄犯。張家口“附近要塞，已無得力兵隊防守，危險情形日甚一日”①。直至10 月間，高在田騎兵團冒雪力戰，将新蘇木廟（今多倫西北約三十公裏）之敵剿平後，才制止了叛軍的進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勢稍有好轉。
三、内蒙東南部的作戰
内蒙東南部之林西、經棚（今内蒙克什克騰旗）、多倫一線，是庫倫叛軍進攻的重點。1913年4、5月間，在遊格吉廟（今蒙古額爾德尼察幹附近）、達裏崗厓（今蒙古達裏甘嘎地區）之叛軍數千人，經貝子廟（今内蒙阿巴哈納爾旗）等處南下，竄至大王廟（今内蒙克什克騰旗西六十公裏）、什巴爾台、米思廟（兩地在内蒙林西北約五六十公裏）、浩勒圖廟（今内蒙西烏珠穆沁旗南三十公裏）、黃瓜梁（今内蒙克什克騰旗北三十公裏）等地。政府軍迎戰連連失利，林西、經棚、多倫前線形勢緊張。爲了制止叛軍的進攻，北京政府先後從各地調集大批援軍。5月上旬，于有富混成旅、陳文運騎兵旅從張家口赴援多倫。察哈爾副都統兼多倫鎮守使傅良佐令陳旅騎二團留守多倫，騎一團赴援經棚，于有富旅駐守大王廟。此時，熱河剿匪總司令、毅軍統領米振标率所部一千四百餘人及熱河北路巡防馬隊兩營、步兵一團，亦已進抵林西附近之劉家營子及什巴爾台一帶。雙方随即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一）收複他他廟、浩勒圖廟
1913年6月初，米振标、傅良佐商定了反擊作戰的計劃：米振标從什巴爾台向他他廟、烏泊羅河（兩地均在什巴爾台西）進攻，爲了防敵南竄，令淮軍統領喬建才率騎兵五百人從經棚向北堵截；傅良佐率部專攻黃瓜梁之敵。
6月14日，傅良佐率騎兵一團攻占黃瓜梁，不久又退防經棚。與此同時，米振标與熱河北路巡防隊統領張玉春、第一團團長奎文率馬步炮兵三千餘人，于6月 26日攻占他他廟後，繼續向喇嘛罕廟、浩勒圖廟一帶進剿。喇嘛罕廟有叛軍一千五百人防守，共分三股：一股在山前正面，一股占據右翼山頂，一股在左翼。6月 27日，米振标留步兵一營保護辎重，親率步馬炮兵猛攻正面之敵，迅速攻占了山頭，遂用炮火轟擊敵之左翼，同時派騎兵一隊從右翼迂回敵後。經九小時激戰，連占山頭十餘處，斃俘敵四十餘人。叛軍退向王子廟。28日，米部再克王子廟，擊潰叛軍二千餘人。因該廟無險可守，于30日撤回米思廟。7月2日拂曉，叛軍四千餘人突至，分三路向米部進攻，所有險要之處均被占領。米振标立即指揮部隊反擊。叛軍依山據險，拚死抵抗。下午1時，米部步隊與叛軍展開白刃格鬥，騎兵從旁包抄，間用火炮轟擊，連奪山險十餘處，擊斃叛軍頭目四名、士兵二百餘名。叛軍不支，向東北浩勒圖廟敗退。米部以炮火實施火力追擊，又斃敵數十人。之後，米振标鑒于敵衆己寡，決定回防什巴爾台。喬建才亦率部返回經棚。
（二）克裏更、大王廟失守，多倫告急
7月10日，叛軍進至大王廟外圍據點克裏更。該地駐有于有富混成旅沈廣聚團所屬三百一十餘人。11日晨，叛軍二千人發起猛攻。經一日激戰，未分勝負。次日，沈廣聚率騎兵兩連、步兵一營增援，抵達克裏更後，立即搶占山頭，與敵展開激戰，将敵擊退。沈乘勝率部追擊，結果誤入敵圍，傷亡甚衆。後被迫突圍，退守大王廟，叛軍乘勢侵占克裏更。
7月13日上午，匪首蘇木亞公爺等率叛軍進攻大王廟，守軍于有富混成旅張鳳鳴團步隊怯戰，一觸即潰，牽動全軍，大王廟遂即失守。于旅傷亡四百餘人，損失步槍四百餘支、火炮一門、機關槍二挺、子彈十餘萬發，餘部退到經棚休整。
8月2日，盤踞于大王廟之叛軍三四千人，分竄五花城、羅陀廟、藍旗（今内蒙那日圖）等地，準備向多倫進攻。
大王廟失守不久，王懷慶接替傅良佐爲多倫鎮守使。8月25日，王懷慶偵知叛軍千餘人在藍旗等處集結，遂以淮軍和練軍步騎炮各隊千餘人編爲混成支隊，由淮軍縱隊司令李際春指揮，陳文運騎兵第一旅一團（攜機關槍四挺）爲另一支隊，由陳文運指揮，于27日出發，分路進攻藍旗。
8月底9月初，李、陳兩支隊先後在力不胡圖格、哈噶蹋拉、奎蘇等地與叛軍激戰，共斃傷敵千餘人、馬百餘匹。叛軍雖然受到重創，但仍愈聚愈多。此時，多倫城防空虛，恐爲敵所乘，李際春、陳文運遂率部返回多倫。爲了加強多倫的防禦，陳文運、李際春等要求将駐防經棚的淮軍撤回多倫，經棚則由毅軍接防，并請盧永祥、米振标派部隊向藍旗、白旗、大王廟、克裏更進攻，使敵首尾不能相顧，以減輕叛軍對多倫的壓力。9月12日開始，叛軍分四路晝夜不停地向多倫進攻。王懷慶等率部固守，以待援兵。
（三）林西被圍，經棚失陷
在多倫前線激戰的同時，林西方面的戰鬥也日趨緊張。
9月初，叛軍千餘人在巴林王府一帶集結，企圖進襲大闆（今内蒙巴林右旗）。土城子（林西南六十公裏）一帶亦時有叛軍出沒。熱河會辦陳光遠令文管帶率所部前往迎擊大闆之敵，并命駐烏丹城（今内蒙翁牛特旗）之騎兵營李管帶所部及步隊一營分紮巴林橋、土城子等處，以爲前方之援應。當時，奎文團步馬炮一千五百餘人防守五十家子（今内蒙新林鎮東北二十五公裏）、白塔子（今内蒙新林鎮東北四十五公裏）等處。9月10日晨，熱河剿匪司令米振标又派毅軍統領常德盛等率騎兵兩營、李管帶率步兵一營（攜炮兩門），從什巴爾台馳援五十家子等地，并将調往經棚之騎兵部隊調回，作爲預備隊。是日，常德盛率領騎兵占領了烏泥江左嶺，步兵營占領了珠爾沁廟，叛軍退向五十家子。11日，常德盛率隊攻占了五十家子東十裏之太白廟後，乘勝追擊，在石門溝（距太白廟十餘裏）突遭叛軍兩千人圍攻，部隊遭到很大傷亡。常指揮騎兵奮力沖殺，始将敵擊退。随後，退守珠爾沁廟。
9月14日上午9時，壩後叛軍分四路進窺林西。另一支叛軍由巴林橋南渡舍力摩河（即西拉木倫河），竄入烏丹附近，劫奪軍需，騷擾後路。接着，什巴爾台、湯上（今内蒙熱水湯）、劉家營子、大橋上、珠爾沁廟的守軍均遭到叛軍的圍攻。當時，“多倫吃緊，經棚空防，林西方向岌岌可危”①，烏丹、赤峰、圍場皆受威脅。護理熱河都統舒和均急派參謀兼第二團團長楊裕三率所部三連（攜機槍二挺），于9月16日開赴赤峰、圍場，以加強後路之防守；并要求北京政府速派重兵援剿，并催促新任熱河都統、毅軍軍統姜桂題迅速到任，“專固熱河，徐圖援多”①。
9月17日，米振标部将圍攻林西之叛軍擊退。18日拂曉，叛軍又分十餘股向林西猛撲。米振标令部隊搶占山險，分頭抵抗，經兩晝夜激戰，給敵以重大殺傷，再次将敵擊退。米振标恐叛軍絕其壩外守軍退路，遂将壩外部隊撤回林西。
在叛軍圍攻林西的同時，另股叛軍趁經棚駐軍回防多倫、米部尚未接防之隙，侵占了經棚，并攻占了五十家子等地。于是，林西形勢更加危急。
四、擊退竄犯内蒙的叛軍
自1913年9月以來，叛軍集中主力，圍困林西，猛攻多倫。北京政府也不斷增調援軍，力圖擺脫被動局面。當時，在多倫方向，先後集中有淮軍和于有富混成旅、陳文運騎兵第一旅和練軍等部隊共約七八千人；在林西方向，計有毅軍步隊九大營，騎兵和炮隊各一營，新收土匪馬隊四大營，另有熱河混成旅奎文團等，共約萬餘人，分別駐于什巴爾台、劉家營子、林西、湯上等地。爲了粉碎叛軍對多倫、林西的重點進攻，北京政府參謀部、陸軍部于9月底10月初又令河南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率第十六混成旅及歸其節制的七十九混成團，經張家口赴援多倫；奉軍騎兵第二旅旅長兼洮遼鎮守使吳俊升率所部及巡防隊步馬六營徑赴林西。爲了保障翼側的安全，參陸兩部還電吉林護軍使孟恩遠從吉林抽調三千人，協同吳俊升留下的巡防隊馬步九營，加強洮遼方向的防禦；并令歸綏方向之駐軍積極配合作戰。
（一）林西解圍和收複經棚、大王廟
1913年10月初，叛軍圍攻林西日急。10月1日，常德盛所部在北大營子（今内蒙林西東北十公裏）與叛軍激戰竟日。2日，叛軍千餘人三面圍攻劉家營子，毅軍以步騎炮五六營之衆全力抵抗，将敵擊退。林西三面被圍，毅軍堅守孤城，“兵力已疲，子彈将盡，危險萬狀”②。
10月12日，吳俊升旅團長石得山率騎兵第四團由遼源經開魯、烏丹馳援林西。姜桂題亦督師出關，于17日抵朝陽。姜以巡防隊五個營留駐朝陽，親率五個營赴赤峰，另以五個營馳援林西。10月21日，駐守劉家營子的毅軍向叛軍反擊獲勝。22日，米振标令毅軍步隊和石得山騎兵團進攻珠爾沁廟，中途與敵軍接仗，連戰皆捷。叛軍焚巴林王府西遁，林西之圍遂解。姜桂題令米振标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先迅速肅清林西周圍百餘裏内之殘敵，解除後顧之憂，再規複經棚。
10月29日淩晨4時，石得山團與毅軍會攻經棚。經棚駐有叛軍三千餘人，環城修築了圍牆、堡壘，工事比較堅固。石團從左翼進攻，連奪外圍哨卡十四處，并于經棚後山擊斃叛軍統領三吉迷吐、五喇嘛等大量官兵，攻入經棚街東關帝廟。上午11時，毅軍從中路攻入，兩軍聯合奮戰，于下午5時收複經棚。叛軍向西逃竄。
吳俊升與幫統陳錫武、騎兵三團團長諾門巴圖率隊經黃花廟（今内蒙巴林右旗東五十公裏）、大闆等地，粉碎了叛軍的阻擊，于11月9日馳抵林西。11日，吳俊升率軍赴經棚，與米振标研究具體作戰計劃，決定分三路實施進攻：左路以諾門巴圖、石得山率騎兵三、四兩團，經毛蓋他拉、白土井子向大王廟進攻；右路以奉軍巡防隊幫統陳錫武、毅軍營務處張殿如各率所部，經太子府等處向大王廟進攻；中路由吳俊升、米振标統率，取道水頭前進。
11月18日，吳俊升、米振标率奉、毅兩軍進抵水頭，偵知叛軍二千餘人在駝羅廟、沙坑一帶據險設卡，準備頑抗。吳俊升、米振标當即令諾門巴圖、石得山率騎兵三、四兩團由左路迂回沙坑東、南兩面，陳錫武、張殿如等各率所部由右路馳赴駝羅廟北面，切斷叛軍後路；吳俊升、米振标率本部從正面進攻。當中路行至沙坑附近時，忽然塵沙四起，蔽不見人，叛軍又突然以密集火力射擊。吳、米指揮部隊發起猛攻，叛軍後退。中路軍乘勝前進，接近沙坑時，叛軍援軍亦已趕到。這時，諾門巴圖、石得山所部已迂回到沙坑西面，占領了南山陣地。但叛軍仍拚死頑抗。吳、米激勵士兵，指揮步騎炮各營密切協同，分割包圍叛軍，迫使其退守後山。下午5時左右，陳錫武、張殿如所部從北面迂回襲擊叛軍後路。在左中右三路奮力夾擊下，叛軍由沙坑、駝羅廟退向大王廟。
攻克沙坑、駝羅廟後，吳俊升和米振标率部于當晚12時分三路向大王廟進攻。大王廟“前臨魚澤，後枕崇山，附近百餘裏中，沙深沒膝，随高下俱成坑塹”①，先有大股叛軍盤踞，又有駝羅廟等處殘軍麇集，共約三千人。叛軍在南面沙堤中層層設卡，東據莽牛泡子沿岸高山，扼險防守。吳俊升和米振标将中路步炮各隊分成兩路，攻擊敵東、西兩側；另以一部兵力居中直進，連破敵卡六處，複仰攻山上之敵；諾門巴圖、石得山率左路部隊從左翼猛攻西南沙梁一帶之敵。叛軍乘西北風正猛，縱火燒草，企圖阻止中路軍的進攻。吳俊升和米振标親率部隊冒火沖鋒。叛軍退守廟前斷牆破堡，繼續頑抗。中路軍集中炮火連續轟擊，廟宇中彈起火。叛軍無法存身，敗退後山。與此同時，南北兩股叛軍亦被左右兩路軍擊退。奉、毅兩軍乘勢分三路追擊，斃敵五六百名，俘敵三十餘名，奪獲大批軍用物資。至下午4時，攻克大王廟。
戰後，米振标率部回防林西，吳俊升率部返回經棚。盤踞黃瓜梁之叛軍得知大王廟失守，遂“聞風遠飏”。不久，政府軍将巴林王府、什巴爾台、五十家子、經棚、駝羅廟、大王廟等處的殘餘叛軍先後剿平。
（二）昭蘇乃木城和奎蘇之戰
在奉、毅兩軍反攻經棚、大王廟時，多倫方向的政府軍亦展開了反攻作戰。
第八師師長王汝賢所率之第十六混成旅及二十師第七十九混成團，自10月初受命北上後，因趕制皮襖皮褲，遲至30日才全部到達多倫。王汝賢與多倫鎮守使王懷慶等研究了對昭蘇乃木城（多倫西北三十公裏）、奎蘇、黑風廟（多倫北三十公裏）之敵的進攻方略。其部署是：以淮軍步馬炮各營二千七百餘人爲一縱隊，由李際春指揮；以第八師步兵四營和山炮、陸炮、機關槍各一連共二千五百餘人爲一縱隊，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何鋒钰指揮；以陳文運騎兵第一旅八百餘人爲總預備隊；爲了保障多倫之安全和後方糧道之暢通，以第八師步兵三營、炮兵兩連、機關槍一連、馬隊兩連及淮軍新兵五百名、騎兵二百名防守多倫；另以第八師步兵兩營，分駐後方要道閃電河（今河北沽源東北十公裏）與大梁底（多倫西南六十公裏）；淮軍馬隊三營往來巡邏，負責聯絡。李、何兩縱隊及陳旅于11月2日同時出發，依次向昭蘇乃木城、奎蘇、黑風廟發起進攻。
11月3日，何鋒钰、李際春兩縱隊自帶柴水，履冰踏雪，合力進攻昭蘇乃木城，擊斃叛軍指揮官那木斯賴巴圖魯及其所率官兵數百名。叛軍二千餘人退守奎蘇。11月6日晨，何鋒钰縱隊由烏蘇台溝（多倫西北四十公裏）出發，向奎蘇及劄克蘇台（多倫西北五十公裏）方向進攻。11時，在奎蘇南端與敵接觸。叛軍集中劄克蘇台、黑風廟的駐軍以及從經棚、昭蘇乃木城撤退的部隊共七千餘人，防守奎蘇。奎蘇三面環山，地勢十分險要。何鋒钰率步兵三十二團附陸炮、山炮各一連爲主攻部隊，以步兵兩營、機關槍一連爲預備隊，進攻中央山頂陣地；李際春率淮軍步兵支隊附山炮隊進攻右翼山頂；團長張建功率第七十九團附山炮隊進攻左翼山頂；陳文運率騎兵旅負責後方掩護，防敵迂回；高青雲率騎兵百餘人，迂回叛軍之右翼。進攻開始後，叛軍以猛烈火力進行攔阻。政府軍以炮火進行壓制，掩護各營團進攻。至下午5時，叛軍不支，紛紛向西北方向逃竄。此次戰鬥，共斃傷叛軍官兵二千餘名，俘虜百餘名，斃敵馬六七百匹，奪獲敵馬九十餘匹、牛車二百餘輛。
正當奎蘇前線激戰之際，叛軍二千餘人突然襲擊政府軍的後方。騎兵第一旅苑尚品、鄭後彥兩團協同何鋒钰所派預備隊步兵一營，奮勇迎戰，将敵擊潰。
奎蘇之戰後，叛軍大将軍忙乃巴圖率殘部向藍旗一帶竄逸，烏拉瑪等率殘部退回黑風廟。11月15日，王汝賢、王懷慶命第八師步兵團長朱文藻率步兵兩營、炮兵和機關槍各一連，淮軍騎兵統帶甄文齡率騎兵六百名、山炮一隊，于21日出發，進攻黑風廟。屆時，黑風廟叛軍聞風向西北逃竄。王汝賢立即将步炮改作後梯隊，交朱文藻帶領，将多倫所有騎兵統一編爲前梯隊，由甄文齡率領，星夜追擊，截住敵辎重隊，奪獲牛馬羊三百餘頭、槍支彈藥一部。至此，昭蘇乃木、奎蘇之戰遂告結束，多倫附近的叛軍全部被肅清。
叛軍爲了策應經棚、多倫方向的作戰，曾向内蒙中、西部的托羅蓋、石拉幹（大佘太北十五公裏）、大佘太等地發起進攻，在百靈廟一帶再次發生了激戰。結果，均被當地守軍擊退。從此，内蒙各地的政府軍改變了被動不利的态勢，由防禦轉入了進攻。1913年底，外蒙叛軍陸續向庫倫敗退，沙俄妄圖控制整個蒙古地區的圖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第四节 《恰克图协约》的签订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一、《恰克圖協約》的簽訂
在沙俄政府的壓力和日、法、英、德等國的“調停”下，中俄兩國從1912年11月起開始就蒙古問題舉行談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蠻橫，提出種種無理要求，談判曾一度中斷。1913年9月，在北京重開談判，于11月5日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在《聲明》中，袁世凱賣國政府承認外蒙古“自治”，聲明不幹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駐軍、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員。在中俄互換的照會中，還規定以後“凡關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允許和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實際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控制。俄國則承認了中國對外蒙古有名無實的宗主權。
根據《中俄聲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圖舉行了中俄蒙談判。在會議上，俄國代表名爲“調停”，實則對中國北京政府代表進行刁難要挾。經過九個多月的談判，于1915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亦稱《恰克圖協約》）。該協約實際上是《中俄聲明文件》的進一步具體化，規定了中國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權的一些表面性條款，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号及“共戴”年号，由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采用民國年曆。北京政府則承認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種特權，事實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殖民統治。
沙俄在策動外蒙古“獨立”的同時，還派軍隊開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烏梁海地區，強行霸占了我國十七萬平方公裏的領土。1915年恰克圖會議時，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烏梁海問題，沙俄代表竟拒絕讨論。沙俄侵占我國唐努烏梁海地區，曆屆中國政府均未予承認，亦從未聲明放棄對這一地區的主權。
二、擊退巴布紮布匪軍對内蒙的竄擾
在《中俄蒙協約》簽訂後，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斷指使外蒙叛軍進行武裝騷擾。沙俄政府利用中國北京政府與它互換照會時所發表的對于叛逃外蒙參與庫倫“獨立”的内蒙人員，允許他們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聲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紮布②率領叛匪數千人，以返旗名義竄入内蒙，大肆騷擾搶掠。當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衆，停止騷擾時，巴布紮布竟進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倫、林西一帶駐軍進行圍剿。在政府軍的沉重打擊下，巴布紮布于同年11月中旬率匪衆逃到外蒙境内的遊格吉廟。多倫鎮守使蕭良臣率部跟蹤追擊，于11月16日進占堪布廟（距遊格吉廟百餘公裏），偵知巴布紮布準備進行反擊。當時，蕭良臣所率兵力僅及巴布紮布匪軍的三分之一，若向後路調兵，相距千裏，緩不濟急，若采取守勢，又将被動挨打。蕭良臣考慮到與其“坐以待困，莫若先發制人”，遂一面發電請示上級，一面行文馳送巴布紮布，“以緩其攻我之心”。①同時，激勵将士積極進行襲擊巴匪的準備。蕭良臣在得到上級允許後，于11月20日夜，冒風踏雪，率部由山間小道兼程前進。蕭部晝匿沙窩澗谷，日落繼進，越過匪卡堡壘，于22日黎明出敵不意地直搗匪巢遊格吉廟。巴匪于睡夢之中突遭襲擊，驚惶失措。蕭部“奮勇直前，勢如潮湧”，當場斃匪千餘名。上午11時，巴匪向東北逃竄。蕭良臣下令分頭追擊，又生擒七百餘名，奪獲大炮一門、機槍一挺、步馬槍千餘支，其它物資無算。
沙俄惟恐巴匪殘部被全部消滅，便指使外蒙“自治”政府“ 總理”賽音諾顔汗及“外長”輔國公車林多爾濟，到北京政府駐庫倫的都護使公署進行交涉，要求政府軍退出外蒙古。這種無理要求，當即遭到都護使的駁斥。事後，外蒙“自治”政府派出蒙兵一千名赴遊格吉廟，另一千名赴烏得、巴爾虎東北各處，名爲防堵巴匪，實爲防堵政府軍。11月28日，沙俄駐庫倫總領事米勒爾又親自出馬，與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進行交涉，胡說中國政府軍進入外蒙違反了《中俄蒙協約》，狂妄聲稱“外蒙爲中國領土，不過是條約上之名詞，内外蒙本有界限，自不應随意侵越”②。米勒爾還以沙俄政府的名義，無理要求中國政府軍退出外蒙古。庫倫都護使當即給予批駁，并揭露沙俄支持巴匪的種種事實。沙俄領事無言對答，狼狽而返。後來，北京政府在沙俄壓力下，下令政府軍停止追剿。巴布紮布率殘匪逃到外蒙與呼倫貝爾交界的喀爾喀河一帶，受到沙俄侵略者的直接庇護。以後，巴布紮布又投靠日本，充當俄、日帝國主義的雙重侵略工具。1916年10月，在其竄犯林西時，被政府軍擊斃，受到了應得的懲罰。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外蒙傀儡集團失去了靠山。在這種形勢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1919年11月聯合上書民國政府，“情願取消自治”，宣布與沙俄所訂的條約、協定“概無效力”。1920年1月，呼倫貝爾副都統勝福亦要求撤銷“特別區域”，廢除與沙俄政府訂立的“協定”與各種“合同”。沙俄妄圖侵占我國蒙古地區的陰謀終以失敗而告終。
第五节 反对沙俄侵蒙战争的经验教训
反對沙俄侵略蒙古的戰争，不僅對于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而且在政治、軍事上也提供了一些經驗教訓。
一、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
沙俄選擇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國内政局動亂之際，策動外蒙“獨立”，并唆使外蒙叛軍向内蒙大舉進犯，這對于我國反對沙俄的侵略擴張活動，确實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中國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條件。首先，庫倫集團的賣國投敵活動，不僅遭到廣大蒙古人民和許多愛國王公、喇嘛的反對，而且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因而反擊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其次，當時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俄國的主要力量用于對歐洲的争奪，其國内的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沙皇的反動統治已面臨崩潰的邊緣。盡管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難。俄國外交大臣沙佐諾夫曾直言不諱地供認：“今亟欲并吞蒙古，其勢有所不能”①。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能在外交上軍事上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是可以挫敗沙俄帝國主義對蒙古的侵略擴張活動的。無奈，當時的北京政府完全承襲了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動政策，在沙俄的威脅面前，不惜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步步退讓妥協，結果反而助長了敵人的氣焰，使沙俄策動的“獨立”和暴亂接連得逞，未費多大氣力即占領了外蒙及内蒙的廣大地區。
政治上退讓妥協，軍事上必然消極防禦。當新疆大量出兵阿爾泰，準備收複科布多之際，北京政府竟電令部隊實行消極防禦的方針，從而失去了攻殲敵人和收複失地的時機。當沙俄參與并指揮外蒙叛軍大舉進犯内蒙時，我國在内蒙前線的兵力，就其數量與質量來說，都占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由于分兵把口，消極防堵，結果很快丢失了大片土地。後來，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北京政府調動軍隊進行反擊。結果，非但沒有引起中俄之間的大規模戰争，而且僅經半年多的時間，即打退了叛軍的進攻。可是，在軍事反擊勝利之後，袁世凱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實現其獨裁專制統治，不但不敢繼續用武力收複外蒙，反而很快與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和《中俄蒙協約》，使外蒙的權益幾乎全被沙俄攫取。如果不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外蒙早已成爲沙俄的殖民地。這些事實再一次表明，國家不能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便難于在外交和軍事上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也就難于捍衛領土主權的完整。
二、必須十分注意加強邊疆地區的建設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敗，長期忽視對邊疆地區的開發經營，緻使經濟、文化、交通處于落後狀态。這不僅影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也給國防的鞏固帶來嚴重的影響。由于物資貧乏，補給困難，中央政府在邊疆地區的駐軍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難以應付。外蒙與内地橫隔沙漠戈壁，交通極爲不便。在沙俄不斷侵略我國邊境的情況下，清政府曾有關于加強邊疆建設的議論，并有修築張庫鐵路的建議，但又認爲張庫鐵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綏鐵路，緻使張家口至庫倫的交通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結果，外蒙事變發生後，北京政府不能及時迅速地将大批軍隊調往前線。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補給困難，許多部隊由于軍械、糧秣不濟，不能及時發動進攻，甚至被迫後撤。
三、必須因地因敵制宜地編組部隊，講求戰法
根據蒙古地區的自然條件，自古以來用兵作戰利于騎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軍大部是騎兵，行動快速。這就多少彌補了其數量不足和組織不嚴的弱點。政府軍的裝備雖優于叛軍，但多數是步兵，行動緩慢，以緻外蒙叛軍向内蒙進犯初期，政府軍經常受到襲擊。當一地吃緊時，增援部隊往往緩不濟急，以緻遭到不少損失。政府軍在連遭挫折以後，認識到“出探搜索及傳達命令，以及抄襲禦敵迅速，非有得力馬隊，萬難取勝”①。于是，就地招募和改編部隊，組建騎兵營、團，并從後方增調騎兵旅，從而大大改善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反擊戰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同時，還認識到“非有得力炮隊，不能收殺敵之效”①，因而組建了以步、騎、炮、工、辎諸兵種合成的混成旅、團，增配了火炮和機槍，進一步加強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了叛軍騎兵的突擊。在戰術上，後來接受了由于孤軍冒進，多次遭敵圍攻的教訓，改取多路協同，迂回包抄等戰法，既避免了敵騎的襲擊，又增加了殲敵的機會，從而改變了被動局面，終于取得了反擊作戰的勝利。
四、平時必須切實做好戰備工作
外蒙“獨立”後，傀儡集團在沙俄支持下，組織叛軍四處攻城掠地，得逞于一時。而北京政府遲遲不能組織軍隊進行反擊，除了政治上執行退讓妥協政策外，平時戰備工作不落實，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當前線戰事吃緊時，從赤峰派往林西、開魯增援的部隊，途中遇河水暴漲，因無工兵，隻好臨時雇工趕造船隻、架設浮橋，不僅延緩了時間，也贻誤了戰機。由于平時沒有固定的儲備物資，當前線械彈告急時，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從後方部隊中抽調，以保證前線的需要。又由于未能根據沙漠草原地區的特點，組織數量充足的駝馬運輸隊，因而前線需要作戰物資急如星火，而後方的物資遲遲不能前運。這也影響了部隊的作戰。此外，政府軍的編制、裝備也極不統一，如毅軍全系大營、淮軍全系小營，在練軍二百餘人的騎兵營中，步槍即有五種之多。這樣，不僅影響後方供應，也影響作戰指揮。這些都說明，平時不切實做好戰備工作，戰時是難以應付裕如的。
2007年10月18日星期四
護法之役
第十八章 护法战争（三次革命）
第一节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护法运动的发生
護國戰争結束後，中國在表面上出現了南北統一的局面，但實際上社會矛盾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更加尖銳激烈，突出地表現爲軍閥集團之間的紛争加劇，以及民主革命勢力與軍閥勢力之間在維護與毀棄《臨時約法》方面存在着尖銳的鬥争。
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控制中國的總代表，便各自尋找自己的代理人，達到其繼續侵略中國的目的。于是，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的各派軍閥，乘機擴大權勢，割據稱雄。在北洋軍閥内部，逐漸分裂成兩大派系，即以段祺瑞爲首的皖系和以馮國璋爲首的直系。皖系軍閥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陝西、山東、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軍閥中勢力最大；直系軍閥逐漸投靠美、英帝國主義，占有江蘇、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實力僅次于皖系。除以上兩大軍閥集團外，還有在東北崛起的以張作霖爲首的奉系軍閥集團，和在護國戰争中發展起來的以唐繼堯、陸榮廷爲首的滇、桂軍閥集團，它們都具有相當的實力。此外，尚有盤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區的軍閥勢力，如山西的閻錫山、徐州的張勳和瓊州（今海南島）的龍濟光等。這些大小軍閥爲了各自的私利，招兵買馬，争權奪利，紛争不已。
中央政權是軍閥争奪的焦點。自1917年3月開始，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圍繞着要不要對德宣戰問題而展開的“府院之争”，标志着這種權力鬥争進入了白熱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入後期。日本政府爲了控制中國，積極慫恿段祺瑞政府對德宣戰。以段祺瑞爲首的皖系軍閥，爲了撈到帝國主義的“參戰借款”，以便購置軍械，擴充實力，便進一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決意”對德宣戰。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軍團”①成員到京舉行會議，拟定了對德“宣戰案”，脅迫黎元洪和國會同意參戰。當參戰提案遭到國會抵制後，段便以督軍團的名義要求大總統解散國會。黎元洪則在國會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于是，段祺瑞憤然離京，當即唆使八省督軍宣布“獨立”②，并于6月2日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處，以武力威脅總統。黎元洪爲了擺脫僵局，邀請徐州的張勳入京“調停”。
6月14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争”爲名，率三千辮子兵開進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場蓄謀已久的複辟醜劇。7月1日，張勳帶領清朝的舊臣遺老數十人進入清宮，将十二歲的已廢皇帝溥儀重新擁上黃龍寶座，宣告清帝複辟。黎元洪發現受騙，逃離總統府，躲進日本使館，電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并委托馮、段合力籌劃“救國大計”。複辟消息一經傳出，“全國民情，莫不反對”①。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以示抗議。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的人民也紛紛口誅筆伐，憤怒聲讨。本來暗中支持複辟的段祺瑞，見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圖謀已經得逞，于是搖身一變，馬上打起反複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馬廠誓師，宣布出師讨逆。12日，段親率“讨逆軍”進攻北京。辮子兵一觸即潰，張勳逃往荷蘭使館，其餘複辟分子也作鳥獸散，溥儀再次宣布退位。于是這一複辟醜劇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滅了。
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對複辟帝制，反對北洋軍閥，爲維護《臨時約法》和國會而鬥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凱死後第三天，孫中山即發表《規複〈臨時約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不使謀危民國者，複生于國内”①。1917年3月起，孫中山又接連發表聲明或通電，反對對德宣戰，維護國會職權。當段祺瑞和督軍團慫恿張勳進京“調停”時，孫又揭露張勳将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推翻約法的陰謀，并籲請西南各省督軍“克日誓師，救此危局，作民保障”①。西南軍閥懂得，對他們威脅最大的乃是北洋軍閥，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擁護黎元洪，支持國會，維護《臨時約法》，反對北洋軍閥專權擅政，客觀上表現出一定的進步性。當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國會通過“宣戰案”，北洋八省督軍企圖以武力倒黎時，雲南督軍唐繼堯即發出通電，反對武力幹政，擁護總統和國會。6月11日，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和駐粵滇軍總司令李烈鈞①聯名通電，宣布聯合西南各省，興師讨逆。6月20日，陳、譚兩督軍以國會被解散爲由，宣布桂、粵兩省“自主”②，不承認非法内閣。張勳複辟後，孫中山立即在上海召開會議，主張武力讨賊，并制定興師北伐的軍事計劃。西南各省也同仇敵忾，紛紛組織軍隊，準備出師北向，戡定複辟逆流。7月6日，孫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執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琛”号軍艦啓程赴粵，準備以廣東爲基地，組織護法讨逆。但孫中山等尚未抵粵，張勳複辟醜劇即告結束。
經過張勳複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被迫下台，馮國璋爲代理大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中央政府實權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開宣布“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①，頑固地堅持專制獨裁統治。同時，爲了對付革命勢力，段祺瑞進一步投靠日本。他對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國政府幾經變化後，我再度出任總理。将來一切施政，當按預定方針進行。中日兩國如欲加緊協作，确保亞洲的和平和安甯，舍此當無更好的時機。”寺内馬上“表示出會心的滿意”，決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②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無恐，大肆擴充軍備，調兵遣将，企圖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
在這種情況下，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革命黨人，便将鬥争的矛頭直指以段祺瑞爲代表的北洋軍閥，決心堅持在南方領導護法鬥争，以“建造真共和國家”。7月17日，孫中山一行抵達廣州。當晚，孫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闡述了護法宗旨，提出“以海陸軍之力量，爲國民争回真正共和”①，并呼籲各界人士共同爲維護約法，再造共和而鬥争。19日，孫電邀國會議員赴粵集會，組織護法政府。 22日，海軍總司令程璧光與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怿率該艦隊由吳淞口駛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一個月之後，一百五十餘名國會議員到達廣州，響應護法；駐粵滇軍和廣東地方派軍人也多被吸引到護法的旗幟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孫中山在黃埔公園宴請到粵議員，議定召集“非常國會”②，組織護法軍政府。軍政府設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在《臨時約法》未恢複效力以前，中華民國的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國會在廣州開會，通過了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爲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爲元帥。孫中山認爲“擁護約法，實唯西南是賴”③，把護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身上。
兩廣和雲貴軍閥所以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孫中山的護法主張，是由于他們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統一政策，除對付革命派以外，也是爲了吞并西南各省。因此，他們都想借助孫中山的威望，與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機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但是，他們又不想完全搞僵與北洋政府的關系，因而提出隻反“非法内閣”，不反大總統，并注意與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把軍政府作爲籌碼，随時準備與北洋軍閥讨價還價，進行“一番交換”。正是出于這種動機，故在軍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陸榮廷即發出通電，反對以元帥名義另設政府；9月8日，唐繼堯也通電表示不受元帥職。軍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現裂痕，表明孫中山與西南軍閥的聯盟是非常脆弱的，護法運動的前途将不會是平坦的。
盡管如此，孫中山并未卻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發布就職宣言，表示“當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兇，恢複約法，以竟元年未盡之業，雪數歲無功之恥”①。并随即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國叛逆。在這種情況下，北洋軍閥内部矛盾暫時有所緩和。9月29日，馮國璋下令對軍政府成員“一體緝拿交法庭依法迅辦”。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師剿滅”南方的軍隊。
不久，護法戰争的戰幕正式拉開，并先後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廣東、福建，而以湖南戰場打得最爲激烈。
第二节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兵力部署
護法運動興起後，段祺瑞政府決定對西南各省用兵，企圖實現袁世凱未能實現的“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
護國戰争結束後，各派軍閥爲了争奪地盤，拚命擴編軍隊。到1917年6月止，全國正規陸軍已由護國戰争時的五十萬人增加到六十餘萬人②。其中北洋政府陸軍部直轄的部隊，已由護國戰争前的十二個師、二十個混成旅增加至二十一個師、二十三個混成旅①；加上張勳的定武軍七十營、倪嗣沖的安武軍四十餘營、姜桂題的毅軍二十營②，總兵力達三十四萬餘人。其中能調往前線作戰的部隊，約在十萬以上。這是段祺瑞賴以發動内戰的基本力量。
以孫中山爲首的護法軍政府所統轄的軍隊及響應護法的軍隊，主要有由陸榮廷控制的駐廣東的兩師兩混成旅、駐廣西的兩師一旅，由唐繼堯指揮的分駐滇粵川的六個師，還有貴州的一師一旅和湖南的兩個師①，以及由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率領的第一艦隊（包括巡洋艦三艘，炮艦六艘，其它輔助艦隻四艘）和陳炯明統帶的二十營海軍陸戰隊②，總兵力約十五萬人。與北洋軍相比，南軍總兵力雖居于劣勢，但由于在本地區作戰，可将大部兵力投入戰鬥，因而在戰場兵力對比上與北軍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統一”的主要戰略目标是廣東，因廣東不僅是護法軍政府所在地，也是滇、桂、粵軍的聯合基地和西南各省與海外交通的樞紐。關于北洋政府的戰略意圖，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樹铮後來透露說：“蓋欲定大局，非謀統一不可，欲謀統一，非川粵同受政府節制不可。以川較粵，川可稍緩，而粵宜急，粵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爲圖粵計耳；粵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則時有搖動之虞”①。簡言之，段祺瑞要想武力統一全中國，必須征服粵、川，并以征粵爲先，而征粵又必先攻湘。因此，湖南就成了北洋軍閥進攻的首要目标。
湖南北通江漢，南接兩廣，西鄰川、黔，是北軍攻取西南諸省的必經之地。早在廣州軍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便利用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于8月6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長兼署督軍譚延闿的督軍職務，以皖系人物前陸軍部次長傅良佐代之，并調北洋軍第八、第二十師随傅入湘，企圖不戰而控制湘省。與此同時，段還派部分軍隊入川，企圖控制川省；并令閩、浙、贛抽調軍隊攻粵，以策應湖南戰場作戰，使南軍首尾不能相顧。
譚延闿是個介于進步黨與國民黨右翼之間的“八面玲珑”的政客，由于利害關系，和桂系頭子陸榮廷關系甚密。譚被免職後，忙向陸榮廷求救。陸榮廷等桂系軍閥清楚地看到，“湘省爲兩粵門戶，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則西南腹背受敵，不特進取之機全無，且（北軍）得湘實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餘”②，故一面令桂軍向湘邊運動，做出援湘姿态，一面緻電馮國璋，請馮設法收回撤換湘督的命令，維持湖南現狀，并提出劃湖南爲南北軍事緩沖地帶，以保持南北和平。馮國璋把電報轉給段祺瑞，段嚴辭拒絕，說：“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成各國通例，爲軍事計，爲湘省計，爲組菴③計，皆以專辦民事爲宜”；并聲稱“明令早頒，勢難反汗”④。
譚延闿并不就此甘休，他電請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以與段祺瑞兵戎相見。唐繼堯、陸榮廷對譚的主張表示贊同。8月16日，陸緻電西南各省說：“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業已揭露。唇亡齒寒，急應力籌對待。”①次日，滇督唐繼堯複電陸榮廷，表示：“湘危則全局破壞，亟宜協力援助”②。唐、陸雖表示援湘，但又各保實力，不願在作戰中打頭陣。桂軍陸裕光第一師進抵湘桂交界之黃沙河後，便頓兵不前，觀望形勢。
滇、桂不及時發兵增援，湘軍主要将領對抵抗北軍也表示冷淡，譚延闿出于無奈，于9月9日向傅良佐移交督軍印信，微服潛往上海。至此，北軍勢力得以首先伸入湖南。
廣州護法軍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即接連召開軍事會議，讨論出師北伐的戰略方針問題。10月9日，提出了基本戰略設想，即：1.派員與陸榮廷及兩廣督軍等磋商抵禦龍濟光①的計劃；2.以滇軍第三師援湘；3.以滇軍第四師及海軍即日誓師攻閩；4.饬陳炯明、朱執信兩軍長加緊招募訓練部隊，爲滇軍、海軍後援；5.電陸榮廷、唐繼堯火速出大軍，會師武漢。
不久，護法軍政府确定了基本作戰方針：“以長江沿岸爲主作戰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擊攘敵軍長江一帶之勢力，再圖直搗北京。”②據此，拟動員南軍約十個師，組成中央、左翼和右翼軍，分三路北伐。同時，拟定了分期作戰的計劃。第一期作戰計劃是：中央軍由兩廣進擊長沙，肅清入湘北軍，待左翼軍（滇黔軍）進據四川并東入湖北時，與之合攻武昌；左翼軍首先攻占四川，爾後派一支隊扼守川北，牽制晉陝之敵軍，主力乘勢東下，與中央軍合攻武昌；右翼軍與海軍協同，合攻閩、浙，再取淞、滬，待中央軍、左翼軍攻克武昌後，與之會攻南京，并肅清長江上、下遊之敵軍；海軍在随右翼軍占領淞滬後，即以吳淞爲根據地，封鎖長江門戶，并消滅江内之敵艦，配合陸軍進攻南京。第一期作戰計劃預計在1917年11月下旬全部完成。爾後，各路南軍在長江以北過冬，補充給養，休養兵力。第二年春季開始實行第二期作戰計劃：中央軍由津浦路北進；左翼軍由京漢路北進，其川北支隊出秦晉，襲擊北軍側背，策應正面行動；右翼軍則由海路北上。三路軍分道并進，會攻北京。上述作戰計劃，雖然反映了孫中山的革命氣魄和軍事膽略，但以有限的兵力，分散于廣闊的戰線上，企圖一舉破敵，囊括全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後來由于軍政府“有府無兵”，西南各省軍閥“有兵無府”，根本不聽孫中山的調度指揮，這一作戰計劃也就未能實行。
第三节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一、湘南宣告自主
譚延闿督湘時，湖南共有軍隊六萬餘人。其中歸督軍直轄的有第一、第二兩個師及六個區的守備隊（每區的守備隊三至十餘營不等），加上各道尹、總兵所轄的守備部隊共四萬餘人；另有全省警備隊二萬餘人。兩個正規師中，第一師師長趙恒惕，下轄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長李佑文，所屬第一團駐湘陰、平江，第二團駐長沙；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所屬第三團駐寶慶（今邵陽市），第四團駐衡陽。第二師師長陳複初③，下轄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長陳嘉佑，所部駐常德；第四旅旅長朱澤黃，所部分駐長沙、湘潭。
譚延闿離職前，任命劉建藩代理零陵鎮守使，并調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由衡陽移駐衡山，以便随時配合桂軍作戰。劉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黨人，先後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護國戰争，在湘軍中威望較高。傅良佐于1917年9月9日到任後，知道劉建藩、林修梅是譚延闿安排的兩個心腹，将威脅其在湘南的統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們的職務。在此情況下，劉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聯銜宣布湘南自主，通電揭露段祺瑞“違法橫行，破壞國紀。……易湘督以爲武力征服之圖”；聲明“特率湘南軍民子弟，宣告自主，與段政府脫離關系，一切軍民政務，均與海軍、兩廣、雲南各省一緻進行”④。接着，湖南第一區守備司令吳劍學、第二區守備司令周偉和鐵道守備司令李仲麟，相繼宣告自主。孫中山緻電劉、林等人表示祝賀，并派革命黨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爲湖南勞軍使，前往湘南慰勞舉義部隊。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異常惶恐。此時北洋軍僅有第八師先頭部隊兩個營抵達湘陰，傅隻得先令湘軍第一師代師長李佑文⑤，率該師第一旅開赴衡山“相機剿辦”。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離長沙南下，命第一團團長梅倬敏率部從株洲沿湘江東岸開進，李随彭樹煌之第二團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進。22日，第一團在衡山縣七裏灘與林修梅部接戰。該團第三營不願“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灣起義，加入護法軍。第一、二團大部官兵立即響應，少數攜槍逃散，李佑文僅帶十餘人逃回長沙。傅良佐欲迅速撲滅湘南護法軍的企圖就此落空。
二、衡山、寶慶之戰
（一）雙方作戰部署
由于湘軍第一師第一旅官兵參加護法，使湘南護法軍聲勢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軍第一師師長趙恒惕從家鄉趕赴衡陽，投身護法；28日，劉建藩率所部十營開抵衡陽；29日，程潛由廣州抵達衡陽。10月6日，湘省護法軍各路将領齊集衡陽，決定組織“湘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公推程潛爲總司令。
傅良佐之進攻湘南護法軍，表明南北軍隊在湘決戰已勢不可免。桂系軍閥決定組織軍隊援湘，以武力“驅逐傅良佐，收複湖南，以固兩廣門戶”①。9月底，桂軍陸裕光師先頭部隊進抵衡陽。10月2日，陸榮廷在廣西南甯召開軍事會議，讨論援湘問題，廣東督軍陳炳焜、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等參加了會議。會議議定了援湘軍事計劃：由兩廣出兵八十營（其中廣東三十五營，廣西四十五營），分編成五個軍（由陸裕光、林俊廷、韋榮昌、馬濟、林虎分任軍長），由廣西督軍譚浩明任兩廣護國②聯軍總司令”。進軍路線是：馬濟率粵軍出韶關入湘，經攸縣、醴陵取長沙。桂軍分成兩路：韋榮昌軍由三江入湘，經新甯逼寶慶；陸裕光、林俊廷二軍則出全州入湘，經永州（今零陵）、祁陽增援衡陽。兩廣軍總的目标是會攻長沙。
正當兩廣護國軍準備援湘之際，傅良佐也在積極備戰。9月28日，傅以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爲“湘南各軍總司令”。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爲副司令，負責組織指揮湘南作戰；以第八師十五旅（旅長王汝勤）和第二十師三十九旅（旅長張紀）從正面進攻衡山；以湘軍第二師朱澤黃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師之第四十旅（旅長張建功）進駐永豐（今雙峰）。10月初，北軍第八師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師之第三十九旅相繼開抵長沙。嗣後到達的還有倪嗣沖之安武軍二十營、晉軍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師閻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兩軍之間的交戰，在朱亭、衡山至永豐一線全面展開。
（二）衡山戰鬥
湘潭是北軍進攻衡山的前進基地，有三條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經株洲，沿三門、淦田、朱亭一線；一由湘潭經茶園鋪，沿熊家橋、護湘關一線，此爲陸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至福田鋪一線。爲了抗擊北軍進犯，護法軍的布防如下：第一師師長趙恒惕指揮該師之第一、二兩團（欠一營），在衡山、護湘關至茶園鋪沿線設防，另将一個營配置于福田鋪擔任翼側警戒；劉建藩所部數營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該旅之第四團駐守嶽後，防敵由永豐方向竄犯。
10月6日晨，南北兩軍開始在湘潭縣屬之西倪鋪接戰。護法軍在衡山以北隻有不足兩個團的兵力，卻要防守從福田鋪至湘江邊寬約十五公裏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裝備較差（除步槍外，僅有二門炮、二挺機槍），難于阻止敵人的進攻。北軍王汝勤所部由中路進攻，集中兵力，重點突破，連占茶園鋪、中路鋪和白石鋪等要點，逼近護湘關。護湘關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處，兩側山勢險峻，湘（潭）、衡（山）大路從山間穿過，是易守難攻之地。護法軍在護湘關兩側高地構築工事，重點設防。8日晨6時，北軍分三路攻打護湘關。護法軍憑險抗擊，“頑強異常”，“抵死不退”①。戰至次日淩晨，北軍從側翼突擊，仰攻肉搏，護法軍力不能支，遂棄關撤退。護湘關落入敵手。
10月10日晨，北軍進攻護法軍在衡山北面的最後一個要點石橋鋪。護法軍控制附近高地，頑強抵抗。臨近中午，劉建藩派數營援兵趕到戰地，讓正在奮戰的第一師士兵撤下吃飯。但這些援兵多數是新兵，未經嚴格訓練，缺乏作戰經驗，以緻一有傷員，就驚慌後退。北軍乘勢沖擊，護法軍大敗。
10月11日上午7時，北軍向衡山外圍發起攻擊。王汝勤親率該旅第二十九團及工兵營、炮隊由正面實施突擊，以第三十團由翼側抄襲。護法軍據守城外據點的部隊經不住敵軍的猛攻，紛紛逃進城内，并牽動了守城部隊。護法軍隻得放棄衡山，分向湘江以東和衡陽退卻。王汝勤旅遂輕取衡山。
北軍張紀旅行動遲緩，10月11日由湘潭進抵株洲，翌日沿湘江東岸向南攻進。13日在淦田烏鴉山與劉建藩之警戒部隊遭遇。雙方激戰兩小時，劉部不支後退。張旅乘勢追擊，于下午7時攻占朱亭。14日，張旅向衡山靠攏，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進擊。但王汝勤由于作戰順利，便不等張旅跟進，即率所部向賀家山進攻。
賀家山位于衡山與衡陽之間，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滾滾湘江，北面是寬約數裏的開闊地，山勢雖不高峻，但北陡南緩，易守難攻，是防衛衡陽的天然屏障。護法軍控扼賀家山，封鎖山下開闊地，進行頑強阻擊，遏止了王旅的推進。10月 15日，北軍張紀旅也投入戰鬥。在此前後，桂軍第三軍副司令贲克昭率領的先鋒團和粵軍第一軍副司令邱渭南率領的三個營，也先後趕到賀家山一帶，增援湘軍。
從10月15日起，南北兩軍各投入兵力萬餘人，在賀家山一帶連日激戰。北軍旅長王汝勤和張紀組織部隊對賀家山輪番進攻，但由于不講戰術，士兵盲目射擊，徒耗槍彈、炮彈，因此雖付出很大代價，但戰果不佳。團長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戰殁，部隊死傷過半。加之秋雨連綿，山地泥濘，給不習慣江南氣候的北軍造成意外的困難。北軍連日強攻，毫無進展，隻好轉攻爲守。湘南護法軍在桂、粵軍支援下，經數日激戰，挫敗了北軍的進攻，但苦于彈藥不繼，也未發起新的攻勢。
10月21日，程潛與陸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粵軍将領在衡陽舉行會議，商定下一步作戰計劃。鑒于賀家山至衡山方向北軍雲集，護法軍反擊困難，而寶慶已爲北軍攻占，遂決定由趙恒惕指揮兩團湘軍并桂軍贲克昭部，在原地實行堅守防禦，劉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寶慶方向轉移，拟出敵不意，收複寶慶，再圖長沙。計劃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軍與桂軍一部直趨寶慶；邱渭南之粵軍三營右出攸縣、新市，趨醴陵，威脅敵之後路。
（三）寶慶戰鬥
傅良佐派兵進攻衡山時，對寶慶方向暫取守勢，僅派湘軍第二師之朱澤黃旅進駐永豐，并控扼永豐與寶慶間的險要山地界嶺（永豐西南三十公裏），拟待援軍趕到後，再行進攻。湖南第二區守備司令周偉、第一師第三團團長宋鶴庚于10月2日在寶慶宣告自主後，爲了先發制人，立即率部東進，襲占界嶺（時朱旅派一營防守），前鋒逼近界嶺東面的青樹坪，另以原永州守備司令謝國光率兵三營，經洪羅廟進逼馬屋嶺，襲擊永豐之敵翼側。
朱澤黃見要地界嶺失守，關系重大，立即轉守爲攻。10月5日，朱旅傾巢出動，反攻青樹坪。戰至次日上午，護法軍不支，退守界嶺。朱旅乘勝追擊，猛攻界嶺。護法軍立足未穩，棄守而退，界嶺複陷敵手。
朱澤黃奪回界嶺後，以主力駐守該地，另以參謀長周詩率兵二營迎擊進逼永豐翼側之護法軍。10月10日，周詩部于馬屋嶺擊敗謝國光之護法軍，進據洪羅廟。朱澤黃見翼側威脅已經解除，遂于18日組織部隊由界嶺向寶慶進攻。朱将所部分爲兩路，以第七團團長毛樹峻爲左翼指揮官，第八團團長周崇嶽爲右翼指揮官，兩路相互策應，齊頭并進。19日，朱旅攻占黑田鋪（寶慶東三十公裏），繼陷洪橋（寶慶東十八公裏），直薄寶慶城下。護法軍據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離寶慶，退往杜家坪。朱澤黃進占寶慶後，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賀家山北軍的電報，遂留兩個營守寶慶，親率四個營于10月25日出兩市塘（今邵東），拟經洪羅廟趨援賀家山。
這時，賀家山戰場已呈膠着狀态。10月21日，桂軍韋榮昌部抵達衡陽。程潛爲打破戰場僵局，商請韋榮昌派出所部一個團，會同湘軍李仲麟、謝國光部（共六營），由衡陽左趨渣江，拟經洪羅廟攻取永豐。31日，韋、李、謝所部湘桂軍于洪羅廟與朱澤黃旅相遇。雙方激戰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嶺，旋又退至永豐。數日後，林修梅也指揮所部湘軍，在桂軍陸裕光部配合下，向寶慶發動反攻，于11月4日下午克複寶慶。爾後，林修梅派宋鶴庚團東進，拟配合在洪羅廟地域待機的韋、李、謝軍進攻永豐。
永豐守敵除朱澤黃所部一個旅（欠二營）外，還有新從長沙趕到的晉軍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師第三十二團。上述守城兵力雖約一師之衆，但由于朱旅已成驚弓之鳥，不堪再戰，商旅新到，立足未穩，加上相互之間互不統屬，所以防禦能力并不很強。11月8日，湘桂護法軍攻克界嶺，繼下青樹坪。11日，護法軍分四路進攻永豐：李仲麟部由青樹坪攻敵正面，桂軍一部由石頭山經下五裏牌攻敵左翼，謝國光部由上五裏牌攻敵右翼，另以桂軍一部出三甲塘抄敵後路。護法軍四面圍攻，勇猛作戰，北軍漸呈不支之勢。下午又有由寶慶開來的湘軍宋鶴庚團和桂軍二營投入戰鬥，護法軍攻勢更猛。永豐守敵見後援不繼，孤城難守，遂于傍晚棄城而逃：朱澤黃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師之三十二團逃往湘鄉。
與此同時，南、北兩軍在湘東醴陵、攸縣方向也展開了激烈戰鬥。安徽援湘司令李傳業率安武軍十營于10月底抵長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進攻攸縣，得手後“由攸縣進攻衡州之背”，策應賀家山正面戰場。李傳業以幫統高世續率兵五營自醴陵出發，幫統馬聯甲率兵三營由朱營出發，對攸縣分進合擊。11月7日，高世續所部首先進抵距攸縣二十公裏之新市。這時，廣東護國軍第一軍副司令邱渭南部已進駐攸縣，在攸縣至新市地域内派兵設防，嚴陣以待。8日拂曉，雙方在新市西側山地展開激戰。戰至10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棄新市、攸縣，退守耒陽。安武軍于10日上午占領攸縣。
（四）北軍停戰主和
正當南北兩軍在湘南鏖戰之際，陸榮廷于11月10日在梧州召開有桂軍、駐粵滇軍、海軍和軍政府代表參加的軍事會議。鑒于北軍源源入湘，湘南戰事吃緊，決定由李烈鈞率領駐粵滇軍、海軍和陳炯明之粵軍，聯合進攻閩浙，以分散北軍兵力，減輕湘南護法軍的壓力。但梧州會議剛結束，忽然傳來攻湘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和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宣布停戰議和的消息。原來，王汝賢、範國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領，對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異議，對傅良佐督湘深表不滿，在“兵疲力盡 ”、損兵折将的情況下，不願意再替段、傅火中取栗，乃于11月14日發出通電，主張南北軍立即停戰議和。通電發出後，王、範二部自行停戰，并從衡山撤退。
王、範突然主和，使湖南戰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傅良佐因對王、範的主和行動“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無實力以資鎮壓”①，于14日夜與代理省長周肇祥乘軍艦匆匆逃離長沙。段祺瑞對王、範之擅自停戰求和更是大爲惱怒，但爲了不使湖南輕易落入護法軍之手，便采取籠絡王、範的辦法。他一面将傅良佐、周肇祥免職查辦，一面加委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督軍職務，“所有長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賢督同範國璋完全負責”②。這一任命頗合王、範心意。他們宣布停戰，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軍和省長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帶集結兵力，一面向南軍提出按現有界線先行停戰，一切問題留待和平解決。
湘粵桂聯軍識破王、範的緩兵之計，繼續向湘潭、株洲進攻。此時，北軍鬥志已喪，望風披靡，紛紛北逃。當王汝勤的兵車駛過一鐵路橋時，“正值徒步潰兵擁塞橋上，王命火車直沖過去，當即軋死軋傷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數日，慘不忍睹”①。11月17日，聯軍攻克湘潭、株洲。這時，從湘鄉敗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譚已被護法軍攻占，全旅蜂擁入城，遭到護法軍伏擊。商旅幾乎全軍覆沒，僅二百餘人逃往長沙。20日，趙恒惕、程潛、劉建藩等部進占長沙。王汝賢、範國璋率殘部逃往岳陽。
程潛進入長沙後，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會議，推舉陸榮廷爲湘粵桂巡閱使，譚浩明爲湖南督軍，程潛爲省長兼軍務會辦。軍事方面，除留少數部隊鎮守長沙外，立即令劉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別向湘陰、平江方面開進，準備乘北軍潰敗的有利時機，收複嶽陽。同時疊電進駐衡陽的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火速來省，指示方略”②。但譚浩明一則對程潛任省長不滿，二則剛收到直、鄂、蘇、贛四督軍呼籲停戰議和的電報，便以“尚未準備停妥，未便操之過蹙”爲借口，故意在衡陽遷延不進。桂軍按兵不動，湘軍也未敢單獨深入，緻使北軍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得以在嶽陽完成了防禦部署。12月8日，程潛自動解除省長兼職，譚浩明才于17日到長沙。譚抵長沙後，應各方要求，将粵桂護國軍改稱爲護法軍。18日，譚宣布他本人以湘粵桂護法軍總司令名義兼管湖南軍政事宜。這個目不識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軍勢衆，攫取了湖南的軍政大權。
衡寶之戰是護法戰争中南北軍隊的第一次交戰。作戰伊始，湘南護法軍就表現出了積極頑強的戰鬥精神。在初戰失利、衡山失守的情況下，湘南護法軍利用賀家山有利地形，扼險阻敵，爲扭轉戰局創造了條件。當戰鬥進入相持階段後，護法軍領導人鑒于正面反擊難于取勝，遂及時調整部署，在堅守賀家山的同時，抽調相當兵力轉攻守備薄弱的寶慶，連克寶慶、永豐，逼使北軍前線将領停戰求和。接着，又乘勢反擊，連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擊潰敵，取得了全殲晉軍一混成旅的輝煌戰績。這說明程潛等護法軍領導人具有一定的組織指揮能力，其戰術運用是成功的。此外，桂、粵兩省及時出兵支援，與湘南護法軍并肩作戰，勇敢殺敵，對奪取衡寶之戰的勝利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岳陽之戰
（一）南軍頓兵待和，北軍積極備戰
王汝賢、範國璋通電主和，以及衡、寶作戰失利，打亂了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王、範通電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總統馮國璋請求辭去國務總理職。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時稱“長江三督”），秉承馮國璋的旨意聯銜通電，主張北京政府與西南各省撤兵停戰，并表示願負調停之責。①22日，馮國璋批準段祺瑞辭職，并裝出準備同西南當局議和的姿态。
北洋政府停戰議和的表示，在護法軍政府和西南軍閥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孫中山于11月18日發表時局通電，明确表示“此次西南舉義，既由蹂躏約法，解散國會，則舍恢複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之餘地”①。非常國會也緻電程潛，揭露北洋政府“陽托調和，陰則厚增援兵”，要程潛等迅速進攻嶽陽。聯軍占領長沙後，孫中山又動員駐紮湖北的北洋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響應護法，與長沙聯軍向嶽陽、武昌對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②，争取出現“ 控扼武漢重鎮，湘鄂連爲一體”的形勢。黎天才等接電後，立即部署起義，準備與護法聯軍協同動作。然而，桂軍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11月28日，在陸榮廷授意下，譚浩明擅自發出了停戰議和的通電，聲稱“段祺瑞奉令免職，根本已得解決，自應照約法停戰”③。孫中山對此十分憤慨，一針見血地指出：“陸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權，長沙既得，其欲已償，故一再電馮停戰，而未及舊國會之應恢複，對于嶽州北軍，亦無驅逐之意，于軍府始終無誠意之表示，緻馮意益肆，局勢如此，危險實甚”①。程潛等湘軍将領雖對議和持有異議，但因湘軍兵力不足，且恐進一步搞僵與桂系的關系，故亦未及時發兵進攻嶽陽。于是，孫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軍閥身上。12月10日，他緻電滇督唐繼堯，促其疾速率領滇軍沿長江東下，與黎天才、石星川之鄂軍會攻武漢，指出：“陸主停戰議和，全出于自便私圖”，“望蓂帥①迅出宜昌東下，進擊武漢，則長江以北将來屬軍府範圍，屆時陸雖單獨議和，亦無能爲也”。②唐繼堯卻回電聲稱：“川中逆軍尚未悉數蕩平，猝難東下”①。這樣，孫中山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并使湖北黎、石起義軍因孤立無援而處境日益危險。
段祺瑞下野後，不甘心于對西南用兵的失敗。他策動各省皖系軍閥，并拉攏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實力派曹锟，于12月2日在天津召開會議，一緻主戰，要求馮國璋明令讨伐湘粵。會議初步制訂了兩路進兵湖南的計劃：第一路推曹锟爲主帥，率所部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湖南；第二路推張懷芝爲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會議還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數目：直隸（今河北）、山東、安徽各出一萬，奉天（今遼甯）出二萬，山西、陝西各出五千。軍費由各省自行負擔。
馮國璋等人唱着“議和”、“停戰”的高調，不過爲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嶽陽，維護北洋軍閥根本利益問題上，與主戰派并無分歧。在天津會議的脅迫下，馮國璋趕緊聲明：“本大總統對于湘事決不能尾憐求和”②。12月15日，馮正式任命曹锟爲第一路軍總司令，張懷芝爲第二路軍總司令，令各率本路軍隊南下攻湘。 18日，馮又委段祺瑞爲參戰督辦，段芝貴爲陸軍總長，并規定關于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送還段祺瑞。
這時，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戰派。12月30日，與北洋陸軍部簽訂了一千八百餘萬日元的軍械借款合同。日本帝國主義出面撐腰，大大助長了北洋軍閥的内戰氣焰。1918年1月8日，馮國璋通電北洋各督，同意繼續對護法軍作戰。喧嚣一時的南北停戰議和活動，爲北洋政府赢得了調兵遣将的時間，卻使南方軍政府内部擴大了矛盾，并喪失了會攻武漢的有利時機。
（二）南北雙方在岳陽地區的兵力部署
1918年1月，陸榮廷和護法聯軍将領見馮國璋附和主戰派，且有“先挫西南聲威，然後言和”的企圖，感到求和無望，遂決定在北軍主力抵湘之前，先發制人，收複嶽陽。嶽陽爲湘鄂交界的軍事要地。當湘南戰事吃緊之際，段祺瑞就已調派北洋第二師師長王金鏡爲嶽防總司令，指揮該師之第三旅（旅長孫傳芳）、第七師之第十四旅（旅長吳新田）、第十一師之第二十二旅（旅長蕭安國）和直隸之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防守嶽陽。王汝賢、範國璋兩師在衡山、寶慶作戰失利後，其餘部亦退往嶽陽。這樣，據守嶽陽之北軍已達六七旅之衆。
王金鏡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牆河至油河諸要點，利用有利地形，構築防禦陣地。其具體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師之混成第六團防守坡塘（今破壟口），第五團擔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吳新田旅防守山橋嶺；閻相文旅防守楓樹橋；蕭耀南旅防守烏江橋；第十一師之四十四團爲左翼總預備隊，暫駐嶽陽城内。範國璋師之三十九旅防守嶽陽至蒲圻鐵路沿線，四十旅守闆橋至托壩（今長塘）一線；王汝賢第八師餘部移駐江北監利一帶，爲總預備隊。玉金鏡的第一線兵力共約一萬三千人，基本上沿新牆河一線配置，且左翼比較薄弱，這就給聯軍的進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粵桂聯軍進占長沙後，其總兵力約有四萬餘人③。随着和談逐漸無望，聯軍除以湘、桂、粵軍各一部留防長沙，粵軍馬濟部移駐永安，并分防浏陽、醴陵方向外，主力則于1917年12月中下旬分別向平江、湘陰、福臨鋪一帶運動，準備進攻嶽陽。
1918年1月上旬，湘軍總司令程潛于新市（湘陰東北）兩次召集前線高級将領會議，拟定攻嶽作戰計劃。根據北軍各旅接合部空隙大、左翼兵力薄弱等弱點，決定以桂軍佯攻北軍右翼，牽制該方向敵軍；令趙恒惕率湘軍主力集中到北軍左翼，以托壩爲主要突擊方向，由該處突破，進取烏江橋。得手後兵分兩路，一路向左卷擊，配合桂軍夾擊坡塘之敵，一路向右進占桃林，威脅臨湘鐵路線。其具體部署是：湘軍趙恒惕率所部一旅和陳嘉佑之獨立第三旅進攻托壩、西塘，爲主攻；林修梅旅進攻筻口，爲助攻；桂軍韋榮昌部佯攻坡塘，陸裕光部佯攻新牆、山橋嶺，牽制當面之敵；湘軍劉建藩所部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機策應趙部；吳劍學、李仲麟部爲總預備隊。程潛要求各部隊于1月13日前作好戰鬥準備。
（三）聯軍會攻岳陽
1918年1月18日晨6時，程潛對湘軍下達進攻命令，同時頒發訓詞說：“奪得嶽州，湖南必生，不得嶽州，湖南必死。我勝敵人，國家必存，敵人勝我，國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凡我軍人，努力殺賊”④。并把這個訓詞印在白布上，發給每個士兵佩戴于胸前。湘軍爲複土而戰，在開進途中“高聲唱歌，悲壯激昂”⑤。
擔任主攻任務的趙恒惕所部約六千五百人，其進攻正面由托壩至石頭嘴，寬約十五公裏。趙恒惕将所部分爲左、中、右三路：以林修梅爲左翼隊司令，率部進攻筻口至石頭嘴之敵；宋鶴庚爲右翼隊司令，率部進攻托壩、西塘之敵；廖家棟爲中路隊司令，率部進攻白湖嶺之敵，并策應右翼隊行動。
北軍嶽防司令王金鏡探悉南軍主力向烏江橋方向運動，于 1月22日晚令擔任總預備隊的第十一師四十四團兩個營、機關槍一連攜山炮四門增援烏江橋之蕭旅，加強該方向的防禦力量。
1月23日拂曉，聯軍進攻嶽陽的戰鬥全面打響。湘軍右路和中路部隊首先突破當面之敵，上午10時攻克托壩，守敵第二十師八十團一個營逃往嶽陽，餘部退守桃林。湘軍乘勝推進至白湖■，威薄北軍防禦重點烏江橋；左路林修梅旅也于午後攻克筻口，迫使守敵閻相文旅退守後山坪一線。
岳陽左翼防線被湘軍突破後，王金鏡頗爲震驚，又下令警備嶽城的四十三團一營增援烏江橋，同時令二十七團一營進駐普濟橋，加強該方向之縱深防禦，并令蕭耀南赴烏江橋擔任前線指揮。
1月24日上午，湘軍調整進攻部署：以中、右兩翼部隊合攻烏江橋；調預備隊一部迂回至岩前湖（今岩泉湖），配合左翼部隊夾擊後山坪之敵。同時，令李仲麟率五營向右迂回，進襲桃林。王金鏡一面令防守桃林的第二十師死守陣地，遏制南軍，一面增派嶽城南關警備隊四十三團另一營附機關槍一連往援楓樹橋。旋接烏江橋守軍蕭耀南告急電話，又令四十三團一營中途折援烏江橋。湘軍左翼林修梅部在援軍配合下，趁勢發起猛攻，于當日攻占後山坪，迫敵退守南木沖（今楠木沖）。這樣，作戰重點便移向烏江橋。
烏江橋是嶽陽東南的重要通道，四面環山，中間開闊，背倚白湖嶺高地。北軍扼守白湖嶺高地，頑強阻擊。湘軍久戰不克，遂一面在烏江橋繼續組織進攻，一面派出小部隊，從右翼楔入嶽陽城附近，實行小群攻擊。王金鏡十分恐慌，忙将守普濟橋、冷水鋪的部隊調回嶽城防守。1月25日下午8時，蕭耀南電稱烏江橋被湘軍三面包圍，急乞援兵，王金鏡又将新抵嶽陽的北洋第十一師二十一旅之兩營派赴烏江橋，并派出飛機兩架助戰，但剛飛臨戰區上空，即被湘軍槍彈擊傷，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曉，湘軍以一團躍過白湖■迂回至烏江橋背後，另兩團在烏江橋右側和正面，同時發起猛攻，與敵短兵相接，白刃搏鬥。激戰竟日，斃俘敵數百人，湘軍也傷亡官兵五百餘人。當日下午，北軍蕭旅因傷亡慘重，疲憊難支，不得不放棄陣地，退往三眼橋。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師一部和右翼守南木沖之閻相文旅，見中路烏江橋失守，也無心再戰，紛紛棄陣後退。三眼橋是通向嶽陽城的最後一個要點，王金鏡命蕭旅死守，“作背城一戰，以挽回危局”⑥。然而，蕭旅殘部已無力再戰，于午夜棄守逃命。此時，守坡塘、新牆一線的吳新田、孫傳芳兩旅，見烏江橋失守，恐後路被南軍切斷，也争相撤退。湘桂軍長驅而進，直抵嶽陽城下。王金鏡見嶽陽已經難保，遂指令吳、閻、蕭旅沿鐵路退往湖北蒲圻，孫傳芳旅退往嘉魚。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粵聯軍占領嶽陽，俘敵一千三百餘人，繳獲飛機兩架、火炮四十餘門，以及大批槍枝彈藥。戰後，程潛賦詩志慶：“嚴冬十二月，晨起臨前營，諸将環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嶽陽，攻其所必争。先趨白湖蕩，猛力洞厥膺。鏖戰五日夜，我鋒不可撄。伏屍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壯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①。反映了南軍的勇猛和戰鬥激烈的情景。
護法聯軍之所以能攻克北軍重兵防守的嶽陽，除了聯軍在兵力上居于優勢和有較高的士氣外，在指揮上亦有其可取之處。首先，掌握了敵人的防禦部署，将主攻方向選在敵之防禦薄弱處烏江橋，使敵軍頻繁調動，打亂其整個防禦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務交給士氣較高的湘軍主力執行，在部隊的使用上也是得當的；再次，除正面進攻外，還組織小股武裝深入敵後活動，對于配合正面作戰，打亂敵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護法聯軍攻下嶽陽，獨立各省人心振奮，希望護法軍長驅直下攻取武漢。而此時鄂省北軍主力正集中力量“圍剿”荊、襄靖國軍，武漢空虛，如果聯軍乘虛徑取武漢，與湖北靖國軍協同作戰，将使湖北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無奈桂系軍閥僅以奪取湖南爲滿足，不想進攻直系督軍王占元的地盤。在聯軍占領嶽陽的當天，譚浩明又擅自下令嚴禁前線各軍跨入鄂省一步。他在緻蘇督李純的電報中聲明，“已饬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并稱如“北不攻嶽”，則“南不攻鄂”。①這樣，聯軍就喪失了乘勝北進的大好時機。
四、荊襄之戰
（一）湖北組成“靖國軍”參加護法
1917年12月，正當南北醞釀議和之際，湖北境内的部分軍隊宣告自主護法，牽制了北軍駐鄂部隊，對湘桂粵聯軍進攻嶽陽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護法戰争前，湖北共有軍隊三個師、四個旅和兩個獨立團①。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和襄鄖鎮守使兼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早年參加同盟會，後又參加辛亥革命，與革命黨有較深的關系。在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人的激勵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別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時，原湖北第三師師長王安瀾也潛回棗陽，召集舊部舉義護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國聯軍”。公推黎天才爲聯軍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石星川爲第二軍總司令，王安瀾爲第三軍總司令。這種革命形勢的出現，使孫中山極爲振奮。12月26日，他緻電黎天才，提出湘、鄂、川護法軍隊夾擊武漢的作戰方略，指出：“執事據荊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勝，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爲聲援，合力并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操自我手。”③
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和當時戰場的客觀形勢，湖北靖國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由第二軍分兵出荊州，攻宜昌，以打通長江上遊航路，接應滇黔靖國軍出川，進逼武漢；第一軍一部會同第三軍合攻武漢；黎天才率第一軍另一部北規信陽，控扼武勝關，切斷京漢鐵路，阻止北軍南援。但是，湖北靖國軍雖号稱三軍，實際參加護法者不過萬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圖分兵作戰，實現上述作戰計劃，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更爲困難的是，此時湘桂粵聯軍正屯兵長沙，等待議和，無意援鄂，滇黔靖國軍正全力争奪四川，無暇東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國軍獨立作戰。
湖北之襄陽、荊州和武漢素稱“ 一鼎三足”。荊、襄宣布獨立，武漢便陷于孤立。湖北督軍王占元一面緻電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組織鄂省部隊防堵靖國軍。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達“武力戡定荊襄令”，命“第一路總司令曹锟、湖北督軍王占元各派得力隊伍，克日分路會剿”，“河南督軍趙倜派兵相機協剿”。①在王占元主持下，北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将襄陽、荊州地區劃分爲第一、第二“清匪”區。北洋第三師代師長吳佩孚爲第一區司令，指揮該師兩個旅和駐南陽之豫南總司令吳慶桐混成旅，“圍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爲第二區司令，指揮北洋第二師之第四旅、吳光新所部兩個旅和第十八師一部，“圍剿”石星川部。總兵力約二萬七千人。
（二）靖國軍荊、襄作戰相繼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後，未能按既定計劃出兵河南信陽，控扼武勝關，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進攻南陽。在南陽外圍遭到豫軍阻擊，遂退據新野，數日後又撤回襄陽。
1918年1月初，北軍開始對襄陽發起總攻：第三師第六旅由信陽西進，吳慶桐旅由新野南進，另以反對獨立的原第九師第十八旅（旅長張聯升）由老河口（令光化）東進，第三師第五旅由孝感經鍾祥北進，對襄陽實行向心攻擊。
這時，黎天才所部靖國軍不足一旅，鑒于敵軍四面圍攻，難以抵禦，便于1月20日主動放棄襄陽，經南漳南進。駐守棗陽、随縣之王安瀾軍也向南轉移，以圖與駐守荊門的第二軍靠攏。
石星川宣布獨立時，該師駐守荊州、沙市的兵力隻有一個師部和第一旅第一團，共有步兵三營、機關槍兩連。不久，駐仙桃鎮第一旅第二團響應獨立，總兵力也不過六七營。鑒于兵少力單，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擴充力量，一面疊電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學濟，請派軍隊出石首、公安，策應荊沙靖國軍行動。張學濟接電後，立即率所部二十營出桃源，趨澧縣，增援荊州靖國軍。1917年12月30日，其前衛司令胡瑛所部進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師阻擊，無法接近荊州。
當時，駐鄂省之北軍主力集中于武漢和嶽陽，武漢以西僅有第十八師之一個旅（駐監利、公安）、第二師之第四旅（駐宜昌西北），和剛從重慶退到宜昌的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劉躍龍兩個旅。爲了圍攻荊、沙靖國軍，王占元令朱廷燦第四旅從當陽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長江東進，劉躍龍第二旅之一個團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師負責攔擊湘西護法軍，并襲擊荊沙靖國軍後路。
北軍兵力雖居優勢，但系統雜亂，互不統屬，多路進攻，缺少協同。荊沙靖國軍如能利用這些弱點，集中兵力，機動作戰，有可能将敵各個擊破。但石星川面對強敵進攻，卻派出一團兵力到荊州以西，沿長江北岸分散設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動挨打的架勢。
1918年1月14、15兩日，北軍朱廷燦、李炳之旅開始向荊、沙進攻。靖國軍節節後退，朱廷燦部連奪當陽、河溶、清溪河等要點。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荊州城下。
石星川見北軍兵臨城下，而張學濟率領的湘西護法軍在公安遭到北軍阻擊，遠安的王安瀾軍也遲遲不能向荊、沙靠攏，遂喪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職而去。石星川出走後，其部下大多逃散，餘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帶領下退出荊州，會合湘西護法軍後撤往宜都。22日夜，荊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領。
湖北黎、石等部舉義，正值湘桂粵護法聯軍攻克長沙之後，如當時湘省護法聯軍迅速攻取嶽陽，進規湖北，則可以得到湖北靖國軍的有力配合，護法戰争的局面将會有很大改觀。無奈護法聯軍在克複長沙後，即頓兵不前，緻使北洋政府得以調集部隊“圍剿”荊、襄靖國軍。湖北靖國軍之所以遭到重大損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揮不當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護法聯軍既不配合作戰，又不及時救援①，也難辭其咎。邵元沖①斷言，襄、荊失敗是“湘中桂軍按兵不救之罪也”②，此話不無道理。
第四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一、護法軍内部矛盾日趨激化
經過半年的奮戰，到1918年2月，各路護法（靖國）軍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湖南戰場上，護法軍占領了長沙，攻克了嶽陽；在四川戰場上，靖國軍占領了重慶和成都。與此同時，其它各省的護法勢力也有很大發展，“獨立”、“自主”的通電接連不斷。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國軍雖遭挫損，但尚有革命黨人蔡濟民率領的民軍在廣濟等地活動；在陝西，陝軍團長郭堅在鳳翔宣告自主，革命黨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獨立，陝西靖國軍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駐甯波的旅長葉煥華宣告獨立，溫州、處州（今麗水）、紹興等地的軍隊一度響應；在河南，原京津總稽查長王天縱在臨汝宣告獨立；在山東，部分陸軍起義，一度攻占了東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現“靖國軍”、“讨倪軍”，響應護法。短短幾個月内，護法烽火遍及十幾個省，形勢十分有利。這時，如果參加護法的各種勢力能夠團結一緻，在護法軍政府統一領導下，協同作戰，共同對敵，未嘗不能發展大好形勢，取得戰争的主動權。但是，廣東軍政府的政治基礎十分脆弱。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缺乏經濟和軍事實力，沒有力量組織和領導全國的護法武裝。而具有較大實力的兩廣軍閥和雲貴軍閥，各自懷有自私的動機，不願把自己的軍隊置于軍政府領導之下。因此，護法戰争名義上雖由軍政府領導，實際上各省護法勢力各自爲戰，始終未能形成集中統一的指揮。
不僅如此，随着護法戰争的節節勝利，以陸榮廷、唐繼堯爲首的兩大軍閥勢力與軍政府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軍閥，竟對軍政府的活動進行百般限制與刁難。1917年8月，廣東督軍陳炳焜逼走傾向軍政府的省長朱慶瀾，并極力拉攏廣東地方派軍人，對軍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軍饷和煤炭爲誘餌，拉攏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從組織上分裂軍政府。11月，桂軍統領沈鴻英借故殺害軍政府任命的潮梅軍第一支隊司令金國治③。11月21日，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繼陳炳焜代理廣東督軍後，變本加厲地破壞護法軍政府。莫先以不準私自招募民軍爲由，驅逐逮捕軍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員，繼又誣指大元帥府衛隊連的排長多人爲“匪”，擅自逮捕槍殺，借以恫吓孫中山。孫中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數衛士登上軍艦，指揮艦炮轟擊觀音山督軍署，迫使莫榮新于次日親至大元帥府 “謝罪”。但是，桂系軍閥對軍政府的破壞活動并未因此而收斂。面對異常險惡的環境，孫中山憤激萬分，但爲了護法大業，仍忍辱負重，勉強支撐着岌岌可危的軍政府。
桂系軍閥與護法軍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護法戰争的湖南戰場。自聯軍占領長沙後，其内部矛盾便開始尖銳起來，主要是湘軍與桂軍的矛盾①，也有湘軍内部的矛盾①，嚴重影響着護法聯軍的協調統一，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更爲嚴重的是，聯軍自占領嶽陽後，“軍紀之紊亂達于極點”。尤其是桂軍，以功臣自居，紀律渙散，橫行無忌，“掠奪殺傷之事件屢有所聞”。該軍第一軍總司令韋榮昌一進嶽陽，即嫖妓酗酒，大施淫威，其所屬官兵也群起效尤，無所不爲。對此，不僅湖南人民側目而視，而且湘軍官兵也極爲反感，産生了嚴重的對立情緒。
二、北軍第二次攻湘前雙方的作戰部署
（一）北軍的作戰方針及部署
北軍在嶽陽遭到慘敗後，皖系軍閥和主戰派紛紛責罵李純等主和督軍“損失國家資格，玷污軍人名譽”，積極策劃罷免王（士珍）、李（純），推倒“大樹”（馮國璋）。馮國璋和“長江三督”在主戰軍閥的圍攻下，處境十分困難，又鑒于嶽陽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盤也受到威脅，于是紛紛“引咎自責”，倒向主戰派。
1918年1月27日，馮國璋離京“出巡”濟南、徐州、蚌埠等地，與皖系督軍張懷芝、倪嗣沖等人會商時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馮國璋下達對南軍 “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爲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爲援嶽前敵總司令，“著總司令曹锟、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②。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對湘桂粵聯軍進行作戰，宣稱“非将長沙完全克複，不能議和。”北軍第二次攻湘的作戰企圖，是攻下嶽陽、長沙，進而占領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軍分別向湘鄂、湘贛邊界開進。
曹锟之第一路軍分爲兩隊：吳佩孚率第三師及三個混成旅，由襄陽乘船沿漢水南下，經武漢進至鄂南蒲圻待機，準備進攻嶽陽；張敬堯率第七師另兩個補充旅和安武軍一部進至鄂南通城，準備進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約五萬人左右。
張懷芝之第二路軍分爲左右兩翼：施從濱率山東暫編第一師（欠第一旅）及張宗昌之江蘇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銅鼓進攻湖南浏陽；江西第十二師之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和由攸縣退守萍鄉的李傳業所屬安武軍二十營，經江西萍鄉進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約二萬人。
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約六千人，從浦口溯江而上，拟經常德進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率五艘軍艦由水路開進，策應陸路進攻。加上随後入湘的奉軍五個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師，北軍攻湘兵力共約十萬人。
北軍源源南下，氣勢逼人。護法聯軍見和談無望，隻好倉促分兵禦敵。
（二）護法聯軍的兵力及防禦部署
護法聯軍占領嶽陽後，各路軍隊進行了擴編，截止北軍攻嶽前，在長沙以北屯集的聯軍總數達二百五十餘營③，約合十個師八萬餘人①。其中，粵桂軍隊除原有韋榮昌、林俊廷、陸裕光三個軍和馬濟之粵軍十八個營外，又新組建兩師一旅，比剛入湘時增加六十餘營；湘軍也大力擴充，總數達一百五十餘營（其中湘西軍隊六十營）①。聯軍在數量上雖與北軍相差無幾，但武器裝備不如北軍，加之部隊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訓練，紀律松弛，戰鬥力已大不如前。
護法聯軍在北軍可能進攻的方向進行防禦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禦由湘軍劉建藩、李仲麟所部擔任；浏陽至醴陵方向之防禦由粵軍馬濟部擔任；常德至益陽方向之防禦由桂軍林俊廷部擔任；嶽陽至羊樓洞方向之防禦由湘桂軍主力部隊擔任。聯軍在嶽陽至羊樓洞約五十公裏的防區内，布設多道防禦地帶。第一防禦地帶從新店、灘頭至趙李橋、羊樓洞以南，長約二十公裏，由湘軍第一師（欠第一團）和獨立第三旅第五團防守；第二防禦地帶設在羊樓司（又稱羊樓市，今羊樓司公社東）、廖平鋪鐵路兩側，由獨立第三旅之第六團和桂軍韋榮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禦地帶設在臨湘（今陸城）至桃林一線，由桂軍贲克昭旅和湘軍第一師之第一團防守；陸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潛所部五營駐守嶽陽。聯軍的防禦配系，基本是以嶽陽爲中心，以武（昌）嶽（陽）鐵路爲軸線，實施重點設防，以對付嘉魚、蒲圻方向之敵的進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禦兵力則比較薄弱。
三、岳陽攻防戰
1918年2月5日，馮國璋任命吳佩孚署理陸軍第三師師長，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魚一帶開進。2月23日，吳佩孚率先頭部隊抵達蒲圻。在此之前，張敬堯率第七師等部已進抵通城。第二路張懷芝部因被在武穴頓兵主和的馮玉祥旅所牽制②，滞留九江，未能按期進入湘東待機地域。
吳佩孚對這次攻湘作戰最爲賣力。他剛任師長，躊躇滿志，急于想利用這次作戰樹立聲威，發展個人權勢。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進入待機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還在開進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2月28日發動了進攻。
吳佩孚将進攻部隊分爲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魚，經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進攻聯軍翼側；以第三師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團兩個連）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進占羊樓洞，牽制羊樓司方面之聯軍；吳佩孚親自指揮暫編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師第五旅及炮團、工兵營等組成）、騎兵第三團（易騎爲步）和第十一團兩個混成連，組成突擊部隊，向聯軍防守薄弱的新店鎮、灘頭（今坦渡）方向進攻，拟從中路突破聯軍防線，爾後與左路部隊鉗擊羊樓司之聯軍。2月28日晨，北軍發起進攻，于當日擊敗了守衛新店、灘頭的湘軍第一師之第二旅，向縱深推進。聯軍急以湘軍第一師之第二團和獨立第三旅之第五團，進入灘頭以西之萬峰山陣地阻擊敵人。3月2日，北軍再次突破湘軍陣地，攻占萬峰山。至此，聯軍的第一防禦地帶被敵攻破，羊樓司暴露在敵人面前。這時，嶽陽地區雨雪交加，山險路滑，給北軍的進攻造成了困難。吳佩孚決定息戰數日，等待天氣好轉，同時電令後續部隊趕緊向戰地集中。
羊樓司位于萬峰山與大藥姑山之間，周圍山勢陡峭，鐵路橫穿狹谷，是由武昌入嶽陽的咽喉要道。聯軍原将湘軍第三旅之第六團、桂軍韋榮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樓司至廖平鋪鐵路兩側的高嶺上，控扼險要，林修梅、韋榮昌親至羊樓司指揮。新店、灘頭失守後，趙恒惕部也退守羊樓司。聯軍以羊樓司爲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黃蓋湖一線，構築了由塹壕、石壘和鐵絲網組成的四道防禦陣地，準備堅守；同時，派出敢死隊，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帶，襲敵後路。
3月5日左右，吳佩孚所部後續部隊相繼抵達戰地。吳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進，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吳親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樓坡（羊樓洞南）右至黃蓋湖，對聯軍第二防禦地帶發動進攻。吳部沿山梁推進，攻勢猛烈。聯軍雖依托陣地頑強抗擊，仍抵擋不住北軍的沖擊，當天即有三道陣地被敵突破。11日上午9時，最後一道陣地也落入敵手，聯軍隻得放棄羊樓司，向嶽陽方向後撤。這次戰鬥，北軍死傷三百餘人，南軍傷亡更爲慘重。
北軍攻占羊樓司後，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爲第一追擊隊，經長安驿（今臨湘）向新牆方向追擊，抄襲聯軍後路；以第二混成旅爲第二追擊隊，由平水鋪經長安驿、路口鋪向雲溪推進，爾後窺取嶽陽；吳佩孚親率第三師第六旅，于12日向新牆方向續進，企圖切斷聯軍退路。
雲溪是通往嶽陽的最後一個要地，由桂軍陸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軍第一師第一團防守。3月13日，北軍閻相文之第二混成旅開始沿鐵路向雲溪進攻。雲溪守軍竭力抵抗，閻旅進攻受阻。這時，從北面的臨湘（今陸城）和東面的通城方向向雲溪撤退的聯軍，乘機從側後襲擊閻旅，斃傷其官兵四百餘名。吳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張敬堯師之補充旅馳援閻旅。北軍四個旅并力合擊，終于在15日下午攻占雲溪。
北軍攻占雲溪後，立即對嶽陽城發起總攻。其進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團爲右縱隊，沿江岸進擊；該旅之第二團和第四旅之第八團（欠第二營）爲左縱隊，從雲溪向嶽陽正面進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團進駐對岸之白螺，防聯軍退往江北；海軍第二艦隊派“楚觀”号等四艦沿江梭巡，配合陸軍進攻。3月16日上午總攻開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團在艦炮配合下，一舉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數先頭部隊乘勝突入嶽陽城内。後見聯軍潰兵紛紛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軍誤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軍會攻嶽陽。這時，聯軍前線總司令程潛分析戰場形勢後認爲：“一、二兩路的敵軍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軍與曹張部隊在羊樓司和平江作膠着戰，不能迅速解決，讓張懷芝率部長驅進入湘東，我軍勢必腹背受敵，全軍成俘”①。據此，他電令前線部隊：“如不能進取，可退後暫将嶽陽讓出，再行相機進擊”①。于是，守城聯軍于17日夜棄城退守新牆。18日上午，北軍進占嶽陽。
3月21日，聯軍在新牆遭到北軍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夾擊，稍事抵抗即向長沙敗退。
在守衛嶽陽的戰鬥中，聯軍防禦部隊約有三師之衆，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構築的工事，本可以打個漂亮的防禦戰，但結果卻完全相反。聯軍作戰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軍将領間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極防堵；第三是裝備落後，士氣不振，驟遇北軍新銳，便難于招架。吳佩孚是北洋軍閥的“後起之秀”，在這次作戰中，他指揮部隊對聯軍的陣地實行猛打猛沖，對聯軍的據點實行分路夾擊，戰術運用比較得當，緻使聯軍陷于被動，連連敗退。聯軍在嶽陽的失敗，使湘省護法戰争的形勢急轉直下，也給直系軍閥吳佩孚提供了揚名的機會。
四、平江阻擊戰
平江是北軍攻湘作戰的輔助方向。在吳佩孚部向羊樓司發動進攻的同時，由張敬堯指揮的北軍約二萬人也開始向平江發起進攻。
平江地處幕阜山脈南麓，山巒起伏，地勢複雜，北與湖北通城相通，是長沙東北方的重要屏障。護法聯軍在平江方向擔任防禦的部隊，有湘軍劉建藩部十八個營、謝國光部六個營、羅列開部八個營、李仲麟部五個營，共計四十餘營約一萬五千人。護法軍在通城至平江之間設置三道防線：由詹家橋、梧桐山經九嶺至白米山爲第一道，由大洲、倒流灘經張元嶺、梅仙市到桃花洞爲第二道，由新市經平江至浏陽爲第三道。部隊以營爲單位分散配置，因險設防。
3月上旬，張敬堯所部第七師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師、陳德修之安武軍各一部，在通城一帶集結完畢。11日，北軍分兵多路向平江進犯：以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田樹勳爲中央縱隊司令，率四個團由三埠橋經上塔寺、五裏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進攻；以第十三旅旅長吳新田爲右縱隊司令，率兩個團由詹家橋經長樂街向平江進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②旅長張敬湯爲左縱隊司令，率三個團經天嶽關、虹橋市向平江進攻；以安武軍陳德修所部五營爲預備隊。
北軍發起進攻後，兩翼進展較爲順利。3月11日，右縱隊擊退了防守花涼亭的兩營湘軍，推進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線。中央縱隊進占阿婆嶺、梧桐山；其第一團進至潭下時，遭到聯軍英勇阻擊， 14日拂曉，在一營安武軍支援下，始将當面聯軍擊退。左縱隊于11日進占麥市，次日攻占盤石鋪，直插天嶽關。至此，湘軍第一道防線全被突破。
天嶽關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懸崖絕壁，高聳群山，鳥道羊腸，艱危萬狀”③。護法軍占據山頂，嚴密防守。3月14日拂曉，張敬湯部在炮兵掩護下，分兩路強攻天嶽關。護法軍居高臨下，猛烈射擊，連續粉碎敵人三次進攻，斃傷敵營長以下官兵五百餘名。16日，北軍派第十一師之四十四團由楊芳林市進攻龍門關，得手後抄襲天嶽關之側後，同時派預備隊一營由絕壁攀藤附葛而上，與守軍展開白刃格鬥。護法軍兩面受敵，遂放棄天嶽關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軍繼續進攻，相繼占領了大洲、倒流灘、張元嶺、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樹勳之中央縱隊進逼平江以北十六公裏之梅仙市。該處奇峰突起，形勢險要，護法軍有六千餘人扼險據守。北軍連續發動進攻，激戰兩日，仍無進展。張敬堯急令陳德修率安武軍由月田赴援，田樹勳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團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襲擊護法軍側背，正面部隊趁機猛烈進攻。護法軍腹背受敵，向平江撤退。
張敬堯不讓護法軍有喘息機會，除令正面主力部隊冒雨追擊外，又令左縱隊司令張敬湯率一個團連夜向平江側後穿插，抄襲護法軍後路。3月22日拂曉，穿插部隊進抵三陽市，搶占附近高地，猛烈襲擊護法軍側背。護法軍後防空虛，又見嶽陽已經失守，遂無心再戰，放棄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爲北軍占領。
在北軍瘋狂向嶽陽和平江進攻時，駐長沙的湘桂粵軍“聯帥”譚浩明束手無策，無所作爲。在嶽陽被占之日，譚曾發布安民告示，聲稱“嶽陽小挫，兵事之常，本帥坐鎮，自有主張，……”①。但到了25日，這位“自有主張”的三省“聯帥”竟驚慌失措，率所屬桂軍慌亂地撤離長沙。
桂軍撤走後，長沙成爲不設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吳佩孚第三師不費一槍一彈開進長沙，張敬堯部也随後趕到。這時，馮國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爲湖南督軍兼省長，同時電令吳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進軍。
護法聯軍平江之敗，除兵力對比居于劣勢外，同樣由于分散設防，單純防禦的結果。加上所守據點又忽視保障側後的安全，以緻險要之地屢遭北軍迂回夾擊而被迫撤守。
五、湘東反擊戰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見湖南戰事發展順利，而瓊州的龍濟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粵，在此形勢下，确定了北軍下一步總的作戰方針：“定湘、援龍同時并舉”，“虛攻衡寶，以掣敵勢。一面陽出郴州援粵，陰由閩急攻潮惠，奇兵制勝”①。根據以上方針，除令浙江派一師赴閩，江西編一混成旅趨大庾嶺，以牽制粵軍，“遙增龍軍之氣”外，令在湘的北軍分三路向南推進。以吳佩孚之第三師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爲中路，出長沙經湘潭向衡山、衡陽進攻；以張敬堯之第七師及補充旅、混成旅爲右路，由長沙經湘鄉、永豐攻寶慶；原第二路軍之施從濱第一師、張宗昌第六混成旅、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及李傳業安武軍十五營爲左路，經醴陵南下，攻攸縣、茶陵；另調奉軍兩旅駐守長沙。北軍企圖于旬日之内占領全湘，然後直趨粵省。
聯軍自棄守嶽陽、長沙後，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決定：湘桂粵聯軍全部退駐衡山、永州一線，“暫取守勢”；商請川、滇、黔靖國軍立即出川東下，進取鄂西，以分敵勢；桂粵兩省集中全力進行讨龍作戰，以肅清後方隐患。這時，潭浩明已率桂軍退到祁陽、寶慶地區，把湘軍甩在湘潭、衡山一帶。
湘軍退守衡山等地後，程潛、趙恒惕、劉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舉行緊急會議，決定依靠湘軍自己的力量，對敵組織頑強抵抗，确保湘南。他們分析認爲，在南犯的三路北軍中，中、右兩路是主力，唯左路張懷芝所部系由四省軍隊湊合而成，指揮關系紊亂，戰鬥力較弱，如将該路敵軍擊破，則其餘兩路必不敢輕進。于是決定以趙恒惕爲湘東前線總指揮，劉建藩爲總參謀，集中退到衡山一帶的湘軍一萬一千餘人，并聯絡退守安仁的馬濟所屬粵軍和李書城之援鄂軍，共約二萬人，對北軍左路軍實施反擊。程潛、林修梅、吳劍學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阻擊從正面進攻之敵。
北軍左路軍進展遲緩，在吳佩孚、張敬堯部進占長沙後，才由贛西進入湘東。該軍企圖由醴陵南下，沿湘東大道進取攸縣，然後直薄粵省。4月15日，其先頭部隊施從濱師占攸縣，不久，李傳業之安武軍和張之傑的贛軍一旅也進抵攸縣，分別駐于攸縣城外之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從濱師第一、第二旅由攸縣分別經馬子坡、桑田繼續南進，企圖進據安仁，進而攻取永興、郴縣，盡快實現直指廣東的作戰計劃。
根據敵軍上述行動，趙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進入霞流市、吳集和青山沖地域，待機殲敵。湘軍拟由五個方向對正在行進中之施從濱師發起突然攻擊：駐安仁之馬濟率粵軍自渌田經桑田出和尚坳、五裏牌，攻攸縣之南；劉建藩所部由草市、楊林出馬鞍山，經馬子坡、皂角市攻攸縣之西；趙恒惕所部分成兩路，一路出黃泥塘以配合劉建藩部出擊，一路由毛陳橋攻敵之側背；李仲麟部攻小集；李書城部爲總預備隊。
4月21日，劉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縣與桑田之間的皂角市，與粵軍一道，完成對施從濱師部隊的合圍。雙方激戰兩晝夜，施師損失大半，餘部向茶陵逃竄。
4月23日，駐攸縣之北軍一部，向劉建藩部側後迂回，适與趙恒惕師出毛陳橋之部相遇，遭到迎頭痛擊，縮回攸縣。下午，湘軍合力向攸縣城發起總攻，守敵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竄，湘軍一舉攻克攸縣。這一仗，共斃敵千餘名，俘敵數百名，奪獲飛機兩架。湘軍也傷亡數百人。
4月24日，湘粵軍分數路追擊敵人。劉建藩和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沿新市、黃土嶺（今皇圖嶺）大道向醴陵攻進；第一師第一旅由新市出賀家橋，作爲策應；馬濟粵軍一部守攸縣，一部進擊茶陵；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後，即會合李書城部反擊朱亭之敵，爾後向渌口推進。
北軍爲掩護部隊後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黃土嶺。4月25日，湘粵軍與扼守黃土嶺之敵展開激戰。趙恒惕命劉建藩部攻敵左翼，湘軍第一師第二旅和馬濟粵軍一部攻敵右翼。同時，逼近醴陵的第一師第一旅也舉旗南下，回擊黃土嶺。27日，湘粵軍發起總攻，據守黃土嶺之張宗昌第六旅及李傳業安武軍拼死抵抗。趙恒惕親臨督戰，指揮湘軍從正面連續突擊。北軍終于不支，遂放棄黃土嶺，分別逃向萍鄉、浏陽和株洲。湘軍乘勢猛追，連克醴陵、株洲，前鋒距長沙省城僅數十裏。經此一戰，北軍左路軍幾乎全軍覆沒，施從濱師僅剩七百餘人，張宗昌混成旅僅剩兩營，李傳業安武軍也死傷過半，損失槍炮子彈不計其數。張懷芝隻身逃回漢口，向攻湘軍總司令曹锟訴說因張敬堯不出兵救援，緻遭失敗，爲自己開脫。
湘軍反擊獲勝後，準備從株洲渡河搶攻白石港。劉建藩在渡河時不慎落水身亡。張敬堯聞左翼兵敗，一面急調進攻寶慶之田樹勳旅退保長沙，一面令正在甯鄉“清鄉”的李奎元第十一師和奉軍一部前往株洲阻擊湘軍。同時，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陽的吳佩孚部向江東卷擊，威脅湘東護法軍之後路。這時，湘軍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敵之虞，趙恒惕遂下令放棄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擔任警戒，主力撤往酃縣和永興。北軍乘勢逼進，田樹勳旅再次攻陷寶慶，吳佩孚部連陷安仁、攸縣及耒陽。至此，湖南大部又爲北軍所占。護法聯軍全部退守湘桂邊界地區。
湘東反擊戰是護法戰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戰。湘軍将領在嶽陽失守，桂軍南撤，北軍氣勢逼人的情況下，不畏強敵，決心聯合粵軍，堅持實行反擊作戰，并能冷靜地分析敵情，決定集中兵力，打敵比較薄弱之一路，這一決策無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戰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戰失利的教訓，由單純防禦改爲主動進攻，在統一指揮下，對正在運動之敵實施多路突擊，攻其不備，出奇制勝。首戰獲捷後，又乘勝追擊，不給敵人以喘息時機，從而取得了殲敵萬人的重大勝利，其戰鬥精神和指揮藝術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奪戰
廣東護法軍政府成立後，湘西辰沅道尹張學濟派人赴廣州谒見孫中山，表示願意響應護法。孫中山遂任命張爲湘西護法軍總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張學濟和湘西鎮守使田應诏、鎮守副使兼第五守備區司令周則範、第二師第三旅旅長陳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繼宣布獨立。張學濟推舊友胡瑛爲護法軍湘西招撫使，永綏鎮總兵謝重光爲護法軍副總司令。湘西護法軍共有一萬一千餘人②。
張學濟響應護法後，率本部東進桃源。不久，應湖北石星川籲請，率部援鄂，旋随荊沙靖國軍退往鄂西。
1918年3月，護法聯軍在嶽陽戰敗，大軍南撤，湘西護法軍便受到嚴重威脅。這時，據守常德一線的湘西護法軍有田應诏、胡瑛所部共六千餘人，周則範部約三千餘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師師長陳複初，在湖北長陽招撫舊部①，恢複該師建制，然後會合原湖南第四守備區司令王正雅所部，進攻湘西。4月2日，陳複初率十三個營約六千餘人由沙市出發，經漁洋關進窺湘西。
湘西護法軍急電唐繼堯、劉顯世，請求滇、黔軍赴湘救援。唐、劉以湘西系滇、黔門戶，不能見危不救，遂派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盧焘和遊擊司令王華裔分別率部開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護法軍。
4月23日，北軍陳複初與王正雅率部從臨澧出發，經朱日橋進攻常德；并電請張敬堯令李奎元第十一師分由益陽、甯鄉進逼漢壽，“俾壯聲援”，請吳光新旅一部進駐公安及津市、澧縣一帶，相機策應。
4月25日晨，北軍陳、王部在八裏鋪與湘西護法軍接戰，田應诏、周則範率部且戰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時，北軍夾擊鳌山，護法軍不支，棄鳌山後撤。
田、周兩軍在鳌山失利後，拟與北軍妥協，電邀張敬堯派人到常德談判，表示護法軍移駐桃源，将常德讓給北軍。這時，已進至麻陽、辰州一帶的援湘黔軍聞田、周有妥協撤退之意，急在辰龍關至興隆街一線展開，準備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後撤者，必将迎頭痛擊”①。田、周隻好繼續對北軍作戰。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陳師司令部，詭稱護法軍将按前約移駐桃源，歡迎陳複初軍入駐常德。陳見函不疑，率軍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則率部從外面包圍該城，實行内外夾攻。北軍突遭攻擊，軍心大亂。陳複初率部左沖右殺，奪路而逃，後隻身逃往長沙。陳部朱澤黃旅退保津市。田、周聯合林德軒、胡瑛等部，乘勝追擊，于6日克複臨澧。5月15日，田、周緻電馮國璋，要求“休兵息戰”，劃地自守。此時，抵達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①，也緻函田、周，希望湘西各軍停止進攻，讓出常德、桃源，作爲南北兩軍緩沖之地。湘西軍隊已無心再戰，同意與馮妥協。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臨澧、常德。馮玉祥旅進入常、澧後，也不再向南進攻。李奎元十一師則于6月中旬乘機占領了益陽、漢壽。
北軍在第二次攻湘作戰中，共投入兵力約十萬人，并起用吳佩孚爲主戰場指揮，取得了明顯戰果。盡管北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②，但終于占領了湘省大部地區，基本上實現了預定計劃。
護法聯軍之所以遭到失敗，一是由于戰前頓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劇，部隊士氣下降；二是缺乏戰略協同，先是不與湖北靖國軍配合作戰，後又不與湘西護法軍密切協同；三是在嶽陽、平江防禦戰中，實行單純防禦。後來雖然取得了湘東反擊戰和湘西伏擊戰的局部勝利，但未能從根本上扭轉頹勢，不得不退守湘桂邊界地區。幸好北軍主将吳佩孚在攻占衡陽後，以部隊久戰力疲爲借口，頓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陽與湘軍師長趙恒惕秘密談判，約定從6月15日起，雙方于寶慶至茶陵一線停止交火①，才使護法聯軍有了喘息的機會。
吳佩孚的自動停戰，雖然打亂了段祺瑞的進攻部署，加劇了直皖軍閥間的矛盾，但同時也加速了桂系軍閥與北洋直系軍閥的勾結，因而不僅沒有給孫中山的護法事業造成有利條件，反而帶來了極爲不利的影響。
第五节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
一、戰前滇、黔軍與川軍的矛盾
護國戰争結束後，蔡锷被任命爲四川督軍兼省長。1916年8月，蔡離川去日本治病，由羅佩金代理督軍，戴戡代理省長。當時，駐川軍隊共約八個師，其中川軍五個師②，滇軍兩個師，黔軍一個旅①。羅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軍的機會，将滇、黔軍改編爲“國軍”，川軍則仍爲地方軍，并縮編爲三師一旅，廢除特種兵。此舉引起了四川軍政各界的嚴重不滿，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 月，羅佩金将川軍第四師遣散，令第五師縮編爲旅，第一、第二師裁減兵額，并拟以滇軍将領劉雲峰接替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劉存厚參加過護國戰争，在川軍中有一定影響。他對羅佩金縮編川軍，排除異己，心懷不滿，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軍官會議，決定聯絡川軍第一、三、五師，實行武力驅羅。
4月18日，劉存厚部突然襲擊押運第四師槍械回成都的滇軍。雙方在成都城内持續戰鬥了七八天，最後達成妥協，确定川、滇軍均撤出成都，劉存厚免職，羅佩金辭職，由戴戡暫兼四川督軍。成都由黔軍填防。
雙方撤兵後，劉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駐守成都西、北兩門。戴戡到成都後，多次催促川軍留城部隊撤走，劉存厚執意不從。戴與羅佩金密謀以武力驅逐成都川軍，進而解決劉師全部。7月1日，張勳在京複辟，授劉存厚以“四川巡撫”僞職。戴戡認爲時機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爲名，命城内黔軍攻擊西、北兩門的劉軍。劉軍裏應外合，夾擊城内黔軍。黔軍戰敗，棄城退走，行至仁壽縣時，又遭川軍截擊，戴戡被擊斃（一說自殺），黔軍餘部潰散。這就進一步加深了川軍與滇黔軍之間的矛盾。
二、雲南靖國軍的興起
當劉、羅、戴軍閥在四川混戰之際，全國各派政治力量正圍繞着要否堅持《臨時約法》問題展開新的尖銳鬥争。此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由于其所處的政治地位和曆史關系，還多少保留一些維護約法、擁護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對北洋軍閥破壞約法、解散國會，指斥北洋軍閥“以憲法不良爲借口，以暴民專制爲号召，實則不慊于民黨，不甘于共和，時思破壞，以複其北派把持頑固之舊，民國之危，有如累卵”②。唐繼堯決定聯合滇黔川軍，對段祺瑞組織的督軍團實行武力“幹涉 ”。爲了全力對付北洋軍閥，唐繼堯對于川省混戰，最初采取調解态度，多次緻電劉、羅、戴等人，要求他們“盡釋前嫌，共同攜手，以維大局”①。
1917年6月上旬，唐繼堯積極進行“北伐”準備，對滇軍實行戰時擴編。旬日之間，即将駐滇的三個師、一個警衛軍擴充爲五個梯團（每梯團相當于一個混成旅）②，共約二萬餘人。6月12日，唐繼堯緻電孫洪伊（後任護法軍政府内務部長），告其滇省“已下動員令，克日開拔”。同時，緻電叙州（今宜賓市）羅佩金，要求駐川将領“嚴守紀律”，注意“聯絡川滇感情，共維大計”①。
當張勳複辟的消息傳到雲南，并聞劉存厚“甘受僞職，叛攻成都”，唐繼堯感到“義憤填膺，匡扶有責”，立即打起“讨伐複辟叛逆”的旗号，聲明将滇軍改稱爲靖國軍，準備 “躬率三軍”，借道川境，讨伐張勳。其實，讨伐張勳是假，借機入川是真。這從唐繼堯對李曰垓一封電報的批複中可以得到印證。7月3日，原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李曰垓，從廣東緻電唐繼堯，指出：北方政局混亂，派系紛歧，陸榮廷正在“鞏固兩粵”，“先謀自固”，全國“已漸呈割據之勢”，因此，滇軍應先發制人，進占四川。李還提出“由镕（羅佩金）與川軍開釁，即借口進兵，占領成都”，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繼堯批複道：“劉已叛，當然取第一策”。②表明了以“讨逆”爲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繼堯以護法讨逆的名義通電讨伐劉存厚，川滇之戰全面爆發。
由于唐繼堯響應護法是爲了借機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因而在以後的戰争中，實際上既不奉行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也不服從軍政府的統一領導和照顧護法戰争的全局利益，卻與桂系軍閥沆瀣一氣，阻礙護法戰争的順利發展。
三、雙方的兵力編成及部署
作戰動員令下達後，唐繼堯即将滇省的五個梯團改編爲六個混成旅①，兩旅爲一軍；并令顧品珍、趙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買馬，将所部兩師擴編爲兩軍。其編制序列如下：顧品珍爲靖國軍第一軍軍長，趙又新爲第二軍軍長，羅佩金爲總司令；庾恩旸爲第三軍軍長，黃毓成爲第四軍軍長（以上兩軍由唐繼堯直接指揮）；駐粵兩師擴編爲第五、第六兩軍，張開儒、方聲濤爲軍長，拟以葉荃爲總司令②。與此同時，黔督劉顯世也令師長王文華率黔軍兩個旅入川協同作戰，并推唐繼堯爲滇黔聯軍總司令。滇黔軍入川兵力約五萬人③。唐繼堯的對川作戰計劃是：顧、趙兩軍扼守川南資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諸要點，牽制當面川軍；由滇入川之第三、四軍和黔軍伺機奪取重慶，然後進攻成都，或分兵東下，攻取武漢。
“劉羅、劉戴之戰” 後，川軍分爲三股勢力：第一師師長周道剛明守中立，實助劉存厚；第五師師長熊克武亦稱中立，但傾向滇黔軍；第三師師長鍾體道和許多綠林武裝，公開站在劉存厚一方。劉存厚在原第二師兩個步兵旅和騎兵、炮兵團基礎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師士兵，新組建三個混成旅和一個獨立旅，總兵力約二萬人，加上鍾體道之第三師，共約三萬餘人。在“劉戴之戰”後，第二師沿岷江向南推進，占領岷江下遊各要點，其前鋒距叙州僅三十華裏；第三師進據金堂、樂至、潼南、遂甯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間廣大地域，其前鋒與防守資中之滇軍對峙。
四、川南争奪戰
（一）戰前态勢及雙方作戰企圖
戴戡死後，馮國璋特任四川第一師師長周道剛暫代督軍。這時，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剛調解滇、黔、川軍間的沖突，實際上企圖利用四川的混亂局面，擴充親北洋的勢力，把滇黔勢力排擠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長江上遊警備司令吳光新爲四川查辦使，帶領兩個旅入川“查辦”滇黔川軍沖突。不久，又命陝南鎮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軍作戰。
在北洋政府的慫恿下，劉存厚等有恃無恐，決心繼續對滇軍作戰，達到将滇黔軍趕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戰方針是：先打滇軍，後攻黔軍，三路出兵，分進合擊。具體計劃是：第一師由東向西、第三師由北向南，夾擊據守資中、内江一帶之滇軍，爾後第二師攻叙州，第三師攻富順，第一師攻合江，得手後三路對進，會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師之張鵬舞、李挽瀾兩旅，由安嶽向資中推進，第一師劉湘旅進占隆昌。代督軍周道剛乘機勸說滇軍顧品珍部讓出資中，退往叙州以南。顧因所部防區孤立突出，如固守資中，有被川軍包圍吃掉的危險，遂答應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離資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貢市）。第三師乘機進據資中、内江。
在此前後，雲南靖國軍五個混成旅，分別抵達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軍軍長黃毓成也進抵泸州。此外，黔軍師長王文華也率所部進抵綦江，準備配合滇軍作戰。10月4日，唐繼堯由昆明啓程赴貴州畢節，親自指揮對川作戰。
但是，這時四川戰場的形勢對滇軍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視滇軍爲侵略軍，實行堅壁清野，騷擾襲擊，配合川軍打擊滇軍，使滇軍四面受敵；其二，滇軍曝師他省，軍心不齊，官兵思歸，鬥志衰退；其三，滇省連年用兵，彈藥匮乏，糧饷不濟。面對這種情況，滇軍将領中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爲，滇軍應“克日進取，速攻渝城（重慶）”；另一種意見則主張“暫謀收束，審機觀變”。①唐繼堯堅決反對收束，他認爲：“（1）我軍若不進取，則北軍集中重慶後，聯合川軍協以謀我，使我措手不及，進退均極困難……；（2）我軍内容不整，若不冒險進取，愈緩愈餒，必至不戰而潰……；（3）兩廣正在進行，陸（榮廷）且極力援湘，龍（濟光）亦積極籌備，我軍若不進取，他方進行，必受影響”。②因而堅決主張滇軍“冒險進取”，“速取渝城”，以先聲奪人，争取主動，改變滇軍的不利态勢。據此，命黃毓成軍之李友勳旅和顧品珍軍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潛進，配合黔軍王文華師會攻重慶。
劉存厚盡管已經識破滇、黔軍的戰略意圖，但認爲江津、永川有周道剛之第一師，重慶有熊克武之第五師駐守，而且北洋軍吳光新部已經入川，重慶必無大慮，決定乘虛進攻叙、泸，先收複川南要地，爾後再回攻窺渝之滇軍。
從雙方作戰方針看，川軍重前輕後，潛伏着危機，隻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顧重慶的情況下，才能争取主動，避免被動。滇軍分兵作戰，要想争取主動，固然叙泸之戰關系甚大，但攻渝之戰關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斷北軍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軍于腹背受敵之困境，出現全盤皆活的有利态勢。而滇黔軍能否順利克渝的關鍵，在于守渝之川軍第五師的态度。于是，唐繼堯加緊聯絡熊克武，促其響應護法，配合滇黔軍作戰。
（二）内江、榮縣之戰
10月10日，滇軍繳獲川軍10月9日的一份作戰命令①，得悉川軍将于一周内實施攻取榮縣、自流井、威遠，并相機進攻綦江的作戰。爲了先發制人，滇軍決定提前發動進攻。10月12日，顧品珍令金漢鼎率三個團奪回内江。金旅于當晚出發，隐蔽開進，13日與川軍在白馬廟接戰。次日攻克白馬廟，直趨内江城。激戰兩日，守城的川軍張鵬舞旅棄城逃走。滇軍于15日占領内江。當晚，川軍第三師李挽瀾旅偷渡沱江，占領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發炮轟擊，掩護步兵進攻。戰鬥十分激烈，滇軍損失較大。後金漢鼎組織敢死隊攻下了白塔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禦始趨穩固。
由于滇軍進攻内江，四川代理督軍周道剛公開放棄“中立”立場，通電聲讨滇軍。10月22日，川軍第一、二、三師約四萬餘人，對滇軍發動全面進攻。其部署是：第一師之第一旅（加強第二旅一個團）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師與陳洪範、劉成勳兩混成旅及賴心輝等四個支隊進攻榮縣；汪可權、舒榮衢兩旅進攻威遠，爾後向叙州發展；第三師反攻内江，另以龍光獨立旅進攻自流井，得手後與一師夾擊泸州。23日，第三師順利攻下内江，滇軍金漢鼎旅分路撤往自流井和泸州。10月 26日，川軍第一師經永川攻占北雅鎮，爾後進逼泸州。中路第二師之第三旅于25日攻占威遠後，以主力配合第三師進攻自流井，以一部兜擊榮縣。防守榮縣的滇軍第一軍田鍾谷旅奮力抗擊，斃傷川軍千餘名。後因川軍抄襲後路，遂于31日放棄榮縣，退往叙州。川軍第二師各旅乘勢追擊，兵臨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戰
泸州駐有滇軍趙又新、黃毓成兩個軍部及所屬兩個旅。但是，趙、黃兩軍不相統屬，各自爲戰；其中一個旅又多新兵，無作戰經驗。因此，滇軍在泸州的防禦薄弱，除防守城區外，城郊各要點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剛委徐孝剛爲川軍第一師總指揮官，指揮該師從泰安場進攻泸州；另有第三師分別由富順、榮昌向泸州進攻。16日，川軍第一、三師對泸州發動總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頂、小市諸要點。在川軍攻勢面前，滇軍各級官長“各爲顧貨财、保妻子之計，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與争”②，以緻素稱“鐵打泸州”的堅城，于21日輕易失守。滇軍經藍田壩、納溪向南潰退，擁擠踐踏，互不相顧，沿途又遭棒匪襲擊，“死傷相繼，屍血載道”③，部隊損失過半。川軍渡江追擊，于11月23日攻占納溪。
在川軍第一、三師攻占泸州兩日後，第二師也對叙州發動了總攻。滇軍守叙總司令爲趙鍾奇，下轄馬、趙式銘兩旅，分別防守宗場、炊鍋山、白沙場、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軍第二師以三旅之衆，并聯絡棒匪數千，分別從白沙場、宗場兩個方向對叙州發動進攻。防守宗場之滇軍一個團初抵戰地，不熟地形，在敵兩路夾擊下放棄陣地，撤往吊黃樓。防守白沙場、象鼻場之滇軍聞宗場失守，因翼側暴露，亦棄守後退。吊黃樓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軍竭力據守。川軍見吊黃樓難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牽制滇軍，一面派兵由上遊渡過岷江，從翼側攻擊翠屏山，同時派遣便衣隊潛入城内，襲擊滇軍司令部。防守吊黃樓之滇軍見敵人兜擊側後，軍心搖動，紛紛放棄陣地，向叙城撤退。趙鍾奇等将領下令緊閉城門，不知所措。28日，滇軍放棄叙州城，“分頭亂竄，有由柏樹溪退者，有向筠連退者，有經牛街鎮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團防、棒匪堵擊，槍支大半散失”①。此戰，滇軍傷亡二千餘人，彈藥辎重損失殆盡。11月29日，趙鍾奇率殘部退至安邊，旋又退守橫江。川軍占領叙州後，乘勢南進，連陷高縣、慶符、珙縣、筠連、興文等縣，大有進窺雲南之勢。
滇軍在泸州、叙州之戰中所以遭到慘敗，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軍；其次是唐繼堯遠駐畢節，卻直接指揮各旅作戰，以緻前線各部隊之間互不協同，舉措紊亂；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厭戰懼戰情緒，以緻稍戰即潰。泸、叙失守後，唐繼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戰上，他一面下令攻渝部隊加緊作戰，提出“我軍可勝不可敗”，一面令新組建的靖國軍第八軍（軍長葉荃）火速入川，牽制川軍，準備一旦重慶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慶之戰
川軍攻占泸州、叙州後，未能按預定計劃牽制住攻渝之滇軍，反使自己被牽制在叙、泸等地，進退兩難。同時，川軍的後方也動蕩不安。1917年11月1日，川邊屯殖使張煦在西昌宣布獨立。唐繼堯委張爲靖國軍第七軍軍長，令其率所部三十營進攻漢源，威脅成都。不久，由孫中山派遣入川的中華革命黨人黃複生、石青陽和前川軍将領盧師谛、顔德基等人，招集舊部、散兵遊勇和綠林武裝，組成四川靖國國民北伐軍，在永甯、合江和綦江一帶活動，配合滇黔軍進攻重慶。于是，四川的軍事形勢發生了不利于川軍的變化。
滇黔軍攻渝之戰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開始。滇軍何海清、李友勳兩旅乘川軍第一師西進攻泸之際，迅速由兩翼襲取永川和合江，切斷了攻泸川軍與江津、重慶守軍的聯系。與此同時，黔軍總司令王文華指揮該師和石青陽之四川靖國軍一部，由綦江分兵兩路向重慶推進：一路經廣興場、夾灘場進迫江津；一路出龍崗經界石進攻三百梯，拟從正面進攻重慶。該路部隊約兩個團，秘密開進，隐蔽接敵，順利通過龍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軍吳光新部一個營團團包圍，并發起猛烈進攻。北軍旅長李炳之親率一團馳援，憑險頑抗。黔軍見正面進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圖從側翼經鹿角場、黃角桠襲擊重慶，結果遭到北軍李旅另一個團的節節抗擊，進展緩慢，其後路又受到自土橋方向迂回而來的一營北軍的威脅，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場。
此時，另一部黔軍向江津發動了進攻。江津位于長江南岸，距重慶數十公裏，是由長江北岸進攻重慶的重要通道。黔軍以四個營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進抵江津外圍，并控制了龍門灘、夾灘場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發起進攻，順利攻占了城南高地。這時，防守江津之川軍僅第一師一個營，周道剛急令剛抵重慶的管金聚之陝軍第二梯團（步兵兩營，騎、炮各一連）增援江津。陝軍趕到江津後，以一營扼守沿江要隘，另一營配合川軍仰攻城南高地，經兩晝夜戰鬥，終将黔軍擊退。20 日，滇軍李友勳旅趕到，配合黔軍一舉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抵達江津，與黔軍師長王文華商定協同攻渝作戰計劃。其要點是：滇軍負責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敵，并以主力從江北分由走馬崗和江津指向重慶，爲助攻；黔軍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長江南岸進攻黃角桠、連山一帶，爲主攻；電請唐繼堯轉饬趙又新、黃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牽制叙、泸之敵，掩護攻渝部隊之側後安全。唐批複：“叙泸方面，正力圖恢複。重慶須早日攻下，方有辦法。計劃既商定，此間不爲遙制”②。由此觀之，唐繼堯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戰的教訓，改變了對前線部隊統制過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國聯軍①按計劃分路向重慶發動了進攻。江北滇軍分爲兩路：右路李友勳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進。當日克銅罐驿，12月1日進占陶家場、福壽場，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進擊，于12月2日克走馬崗、老關口，3日進迫浮圖關。與此同時，長江南岸之黔、川軍也對銅元局、黃角桠之敵發動了進攻。該方向有北軍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軍第一師之兩營特種兵，共約千餘人。黔軍投入作戰的部隊共九營，加上石青陽所部四川靖國軍，共約二千人。12月1日，黔川軍分左右兩路奮勇進擊，王文華“嚴令前敵各軍，雖傷亡至五六營以上，不準稍退一步”①。血戰數日，黔軍共傷亡營長以下官兵約千人，終于在12月4日上午進據真武山和黃角桠，與重慶僅一江之隔。
周道剛、吳光新見滇黔川聯軍兵臨城下，感到重慶難保，遂棄城而走。吳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剛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聯軍進占重慶，請熊克武出面維持秩序。13日，熊克武緻電孫中山、陸榮廷、唐繼堯等，宣布與西南各省一緻行動。
六、成都之戰
滇黔川聯軍攻占重慶後，即确定了以占領成都爲主要目标的全線進攻作戰計劃。進占重慶的部隊分兵三路向成都進發：四川靖國軍爲右路，由重慶出壁山，經青木關、合川西攻成都；貴州靖國軍爲中路，由重慶出壁山、大足，經安嶽、樂至進逼成都；滇軍顧品珍部爲左路，由重慶西攻永川、榮昌，進取内江、資中，爾後北攻成都。與此同時，退駐川南的滇軍趙又新、黃毓成等部由永甯北攻納溪、泸州，然後一路循長江反攻叙州，一路經富順進攻自流井，得手後，再進取威遠、榮縣，經仁壽進逼成都。
聯軍發起進攻後，進展頗爲順利。12月15日午前，滇軍趙又新部攻占納溪，繼向泸州進逼。18日，川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王■在合川發出通電，宣布護法，駐守泸州之劉湘第一旅随之動搖。19日，滇軍一舉攻占泸州，劉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顧品珍部攻占永川，川軍第一師代師長徐孝剛暨劉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馮國璋特任劉存厚爲四川督軍。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劉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職，并電饬徐孝剛固守隆昌，阻止滇軍前進，準備調集兵力，調整部署，進行反擊，奪回泸州、重慶。然而，未等川軍反攻，滇黔川聯軍先敵發動了更爲強大的攻勢。其部署是：滇軍顧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趙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順，一向叙州進攻，以爲牽制；黔軍王文華師之一部出大足，經吳家鋪助攻隆昌、内江；川軍石青陽部進攻安嶽、樂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嶽取遂甯，一攻順慶；叙南趙鍾奇部牽制盤踞叙州之川軍，策應主要戰場行動。據此部署，顧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榮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揮之川省靖國軍于1日克渠縣，3日克遂甯，9日克順慶（今南充）、保甯（今阆中）；黔軍王文華師占領了大足等地。此後，趙又新所部于14日占富順；叙南趙鍾奇進占屏山、筠連。靖國聯軍的強大攻勢，不僅打破了劉存厚反攻泸州、重慶的計劃，而且進一步削弱了他的實力。劉、鍾、周各部被壓縮在叙州、自流井、簡陽至成都的狹長地域内。
劉存厚面對險惡形勢，一面叠電北京政府，請速接濟槍支彈藥，并請轉令陝、甘、鄂三省督軍迅速抽調勁旅增援；同時再次調整兵力，準備對聯軍實行局部反攻，企圖奪回部分失地，穩住陣腳，堅守待援。1月16日，劉存厚軍北路司令楊肇錫反攻遂甯獲得成功。20日，南線之舒榮衢旅打退趙又新部的進攻，奪回富順；中路鍾體道師也擊敗進攻安嶽之黔軍，推進到永清場。劉存厚軍反擊作戰，給滇軍造成較大損失②，但其所屬部隊亦因數月激戰，已成強弩之末，局部反攻雖獲小勝，終因兵力不敷，無法擺脫被動态勢。
1月23日，馮國璋任命劉存厚兼北洋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舒榮衢爲該師第四十一旅旅長，陳洪範爲第四十二旅旅長，劉成勳爲陸軍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長，汪可權爲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長，企圖用将劉存厚所統之川軍納入北洋軍序列的辦法，繼續把劉牢牢地拴在“武力統一”的戰車上。北洋政府這一招果然見效，劉存厚在接到命令的當天，即緻電北洋政府，聲稱要作戰到底，“決不與滇黔議和”。然而，這種頑固态度，并未給川軍帶來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軍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順、内江和資中等地發起猛烈進攻。劉軍因傷亡慘重，彈藥匮乏，後援不繼，戰力銳減，整個防線呈瓦解之勢。30 日，劉存厚急電段祺瑞，謂“饷械全罄，各軍退卻，叙州、遂甯相繼失陷，維持力竭，乞速援救”①。但此時北軍在湖南新敗，嶽陽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圖粵的既定方針，正急于改變湖南戰場的被動态勢，無力顧及四川方向，因此，對劉存厚的告急電，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軍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順，6日攻占自流井。劉軍一、二、三師龜縮于樂山、簡陽至成都：間狹小的地域内。
爲了保存實力，應付危局，劉存厚于1月31日通電宣稱：将四川督軍一職讓給熊克武，“自己解甲歸田，以明素志”，要求與聯軍停戰議和。這一緩兵之計當即被聯軍識破，認爲“所雲停戰，實系緩兵”①。唐繼堯、熊克武要求劉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陝西。劉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國軍繼續揮兵前進。
緩兵之計落空後，劉存厚決心以所餘兵力固守成都外圍要點，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戰場形勢，認爲滇軍在南路，黔軍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兩相比較，實南強而北弱”，因而決心對南路之滇軍取守勢，對北路之黔軍取攻勢。爲此，決定抽調防守資中的部分兵力至簡陽方向，準備伺機反擊。
2月上旬，防守簡陽的川軍第三師未等資陽之援兵趕到，就倉促協同第二師之第三混成旅，對樂至之黔軍發動進攻，攻占該鎮後，又繼續進攻安嶽。中途遭到黔川聯軍迎頭痛擊，旋即放棄樂至，回守簡陽。聯軍乘勢追擊，在樂至以西之施家壩遭到由資中和樂山赴援之劉存厚軍猛烈阻擊。
正當簡陽劉軍頑抗聯軍進攻之際，第二師所屬之劉成勳、陳洪範兩旅于2月16日在樂山宣布參加護法。18日，第一、三兩師全體軍官和第二師之汪可權、舒榮衢旅，也宣布與西南靖國軍一緻行動，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軍政事務。
劉軍紛紛參加護法，滇黔軍得以長驅直入，于2月18日占領簡陽，進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勢攻占淮鎮，向成都挺進。
劉存厚見所屬部隊分崩離析，無法再戰，遂于2月19日夥同城防司令田頌堯等撤離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孫中山任熊克武爲四川督軍。曆時八個月的四川護法戰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聯軍攻占成都後，唐繼堯于3月下旬開始組織部隊援鄂援陝。但這時湖北靖國軍已敗退鄂西，滇黔援鄂軍遂與北軍相持于宜昌、夔州間，不再前進。
滇黔軍所以取得攻川之戰的勝利，主要由于其作戰指導比較正确。滇黔軍入川伊始，針對劉軍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況，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慶方面，兜擊劉軍的後方。這一方針無疑是正确的。以後雖出現了叙州、泸州相繼失守的危局，進攻重慶的初旨仍不動搖，結果重慶一經攻占，戰場形勢馬上發生變化。在攻占重慶後，聯軍以一部兵力牽制叙州劉軍，集中主力分由重慶、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劉軍陷入困境，從而完全奪取了戰場主動權。此外，中華革命黨人在四川組織反劉武裝和聯軍注意開展分化川軍的工作，也爲作戰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劉存厚軍的失敗，主要在于政治上逆曆史潮流而動，軍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隻顧争奪叙、泸，而忽視對後方要地的防守，結果雖得叙、泸，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縱深發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地，終于招緻最後失敗。
滇黔軍進攻對抗護法運動的劉存厚所屬川軍，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但以護法爲名，行吞并四川之實，這就理所當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對，因而其勝利也是暫時的。滇軍進占四川後，耀武揚威，專橫跋扈，與黔、川靖國軍的矛盾逐漸加深，開始醞釀一場新的軍閥混戰。
第六节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
一、作戰雙方的企圖及部署
奪取廣東，是段祺瑞“武力統一”戰略中最根本的任務。段政府認爲：“欲謀統一，必先收粵，粵不下，湘不安，戰局不了，國是不定”②。因此，在1917年 9月傅良佐帶北軍入湘時，北洋政府就同時指令閩、贛、浙省軍隊和瓊州龍濟光部，對粵省“同時并舉，協力進攻”，以策應湘省作戰。其攻粵部署是：龍軍直取欽（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區，東圖廣州，并切斷粵桂通路；福建派兩混成旅沿汀江入粵，進占嘉應州（治今梅州市）、惠州（治今惠州市）地區，西攻廣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嶺，入韶州（治今韶關市）地區，南攻廣州，形成三面夾擊之勢。①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買廣東潮梅鎮守使莫擎宇，宣告“ 對省獨立”，與廣東省政府脫離關系，直接聽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①
莫擎宇發難興兵，爲北洋政府大舉圖粵制造了契機。10月24日，閩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電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鎮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臧緻平率兵十營進援。此後不久，龍濟光也由瓊州出兵，抄襲粵省側背。于是，段系軍隊攻粵之戰全面展開。
1917年11月10日，陸榮廷在梧州召開軍事會議，讨論粵省攻防作戰計劃。參加會議的除桂系要員外，還有孫中山的代表胡漢民、海軍總司令程璧光、廣東省長李耀漢等。會上，軍政府代表提出應将屢與軍政府爲敵的廣東督軍陳炳焜調離，并要求将已編爲警衛軍的原省長朱慶瀾的二十營軍隊，重歸陳炯明統帶①。陸榮廷表示“讓步”，建議調陳炳焜爲讨龍軍總司令（後改爲李烈鈞），但同時要求陳炯明率所部二十營協助攻閩，借以削弱軍政府的勢力。會議推舉陸榮廷爲兩廣巡閱使兼廣東督軍，陸自稱“年老多病”，派其親信、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代理廣東督軍。
莫榮新上任後，鑒于莫擎宇盤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陸榮廷的授意下，決定在進剿莫擎宇部之同時，實施大規模攻閩作戰，以策應湘省軍事。11月27 日，由程璧光出面，召集滇軍總司令李烈鈞、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督軍署參謀長郭椿森以及胡漢民、汪精衛等，在廣州海珠開軍事會議，商訂攻閩方略。決定成立“ 征閩海陸聯合軍”，以程璧光爲總司令，指揮海軍、滇軍、粵軍三支部隊，分五路攻閩。兵力包括駐粵海軍全部，陳炯明之粵軍二十營，駐粵滇軍全部，和粵省地方軍八營，桂軍一支隊。具體部署是：以陳炯明部二十營進攻漳州，爲第一路；李烈鈞統率滇軍兩個師進攻汀州（今長汀），爲第二路；沈鴻英率“平潮軍”②十二營進攻上杭，爲第三路；劉志陸率“平潮軍”十五營進攻诏安，爲第四路；程璧光率海軍艦隊襲擊福州，爲第五路。計劃确定不久，得悉龍濟光于12月11日由瓊州出兵攻粵，遂重新調整部署：由攻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繼續率所部進攻閩省；以駐粵滇軍第六軍軍長方聲濤爲征閩靖國軍總指揮，率所部第八旅（旅長伍毓瑞）、第九旅（旅長夏述唐）進駐潮、汕①，策應陳炯明部作戰；以李烈鈞爲讨龍軍總指揮，率沈鴻英、林虎兩支部隊赴粵東南抵禦龍濟光部；海軍則全部參加讨龍作戰。
二、攻閩之戰
（一）雙方兵力及作戰部署
陳炯明于1917年12月8日就任攻閩粵軍總司令職後，便着手進行作戰準備。由于原二十營粵軍裝備低劣，每營僅有槍二三百支，莫榮新又從中掣肘，除撥少量開拔費外，饷彈方面概不負責。陳炯明等深感實力單薄，出兵困難，在征得孫中山同意後，施行一項擴充實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紳借槍，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規定，能募到人槍二百者爲營長，人槍六十者爲連長，人槍二十者爲排長，不願擔任軍職的按槍付錢。經過一番努力，共籌集到各種槍二千餘支，子彈數萬發。這樣，加上滇軍方聲濤部，攻閩軍總數達二萬人左右。陳炯明将攻閩軍編爲若幹個支隊，每支隊轄二至四個營不等①，任鄧铿爲參謀長。
1918年1月25日，陳炯明在廣州誓師攻閩。27日，率主力部隊離開廣州，開赴汕頭。
這時，閩省全部軍隊約有三個師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長姚建屏）駐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長唐國谟）駐廈門；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臧緻平）駐诏安；閩省清鄉隊（總司令張清汝）駐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隊約四個團分駐各地。總計二萬二千餘人。閩督李厚基得到粵軍将要攻閩的情報後，一面調唐國谟等部開赴永定、上杭一帶趕築工事，準備抗擊粵軍，一面叠電北洋政府派兵援閩。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粵軍剿滅，閩省兵力單薄，岌岌可危，感到“閩或有失，浙必動搖，粵、閩、湘、桂聯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時政府處置愈難”②，于是急派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隸廊坊南下援閩（馮旅到江蘇浦口後又改援湘西），繼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師赴閩助戰。
（二）粵軍三路攻閩
1918年2月中旬，攻閩粵軍進抵潮州（今潮安）、汕頭一帶。但是，陳炯明對攻閩作戰并不熱心，部隊進抵潮汕地區後，忙于招兵索饷，培植個人勢力，遲遲不向閩省發動進攻，緻使北軍得以從容調遣兵力，擴充力量，加強并完善了在閩西南的防禦部署。3月22日，孫中山緻電陳炯明，指出：“若乘敵軍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應，猶可先發制人”，宜“速下攻擊命令”。③但陳炯明以“布置未周”爲借口，對孫中山之電令置若罔聞。4月5日，孫中山再次緻電陳炯明，嚴厲指出：“援閩之舉，準備已久”，“惟攻擊之令，至今寂然無聞，敵備日增，且狃于嶽長之役，虜氣益驕，我軍頓兵不進，足以示弱”，“況段賊複出，積極圖南，我軍從事準備，增力幾何？而彼則恃有外援，愈久則力愈充，及今圖之，惟在速戰”。①孫中山着眼全局，曉以利害，催陳速戰，是很有道理的。
陳炯明部在粵閩邊境滞留三個月，确已錯過了大好戰機。在此期間，其它戰場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湘省，北軍陷嶽陽，占長沙，正向湘南推進；在江西，陳光遠已調遣兵力，襲占廣東南雄；在閩省，不僅防禦準備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軍已經入閩，軍事力量已得到較大加強。總之，整個形勢對攻閩粵軍越來越不利。
到5月初，攻閩粵軍已擴充至三十營，約一萬二千人。在孫中山和粵軍将領的逼促下，陳炯明才下達進攻命令。其第一階段作戰計劃是：許崇智第二支隊四個營爲左路，從蕉嶺向武平、上杭進攻，得手後，進規長汀、連城；陳炯明親自指揮第一、三、四支隊和預備隊爲中路，分兩路進攻，以第一支隊和預備隊共五營，從大埔進攻永定，得手後，進規龍岩，第三、四兩個支隊共六營，從饒平（今三饒）進攻柏嵩關以規平和；右路則由參謀長鄧铿指揮，包括第五支隊三營和遊擊二營，集中于澄海、黃岡（今饒平）以監視诏安、雲霄之敵。粵軍指揮部設在三河壩。
5月10 日，粵軍發動全面進攻。由于許崇智在民國元年曾任閩軍師長，較有聲望，戰前已運動駐武平的一個營和駐上杭的一個大隊倒戈附粵，故該路進展順利，當日即占領武平，三日後占領上杭。因中路李炳榮第一支隊進攻永定受阻，許崇智當即派出二營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隊也順利攻占柏嵩關。這樣，閩軍第一道防線完全被突破，粵軍向閩省推進達五十公裏，基本完成了第一階段作戰任務。
粵軍稍事休整後，即準備實行第二階段作戰計劃。左路許崇智部分爲二支，一從上杭進攻連城、永安，規取沙縣；一取長汀、清流、歸化（今明溪）、将樂、順昌，然後進占延平；中路李炳榮第一支隊和熊略預備隊分別進攻龍岩、南靖；羅紹雄、鄧本殷第三、四支隊進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隊進攻雲霄、漳浦。各路若進展順利，則繼續向縱深發展，夾擊福州。不料部隊尚未行動，從浙江援閩的童葆暄第一師已抵前線，閩、浙軍隊聯合發起反攻，戰局急劇逆轉。
（三）閩浙聯軍大舉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吳佩孚爲援粵副司令，調集北方各省軍隊組成援粵軍，拟分三路攻粵。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圖一口吞并粵省。但是，吳佩孚對任其爲援粵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張懷芝則在湘東作戰時吓破了膽，已無攻粵的勇氣；各省“援粵”軍也相互觀望，遲遲不動；隻有東線李厚基，處在粵軍進攻正面，爲保住地盤，不得不拚力作戰。
5月底，童葆暄率浙軍第一師趕到前線後，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爲閩浙援粵軍總司令，童葆暄爲副司令。6月4日，閩浙聯軍分兵三路，向粵軍發動全線反攻：以臧緻平旅爲左路，拟突破诏安、黃岡粵軍陣地，進窺潮汕；童葆暄師爲中路，從平和進攻柏嵩關，然後進取高陂，控扼韓江，威脅粵軍總指揮部所在地三河壩；唐國谟旅爲右路，收攏被許崇智部擊散之潰兵，拟先取龍岩、上杭、永定，然後改取守勢，牽制粵軍左翼兵力。閩浙聯軍投入反攻之總兵力約一萬五千人，基本企圖是左攻右守，首先進占潮汕，同時襲取大埔、三河壩，将粵軍南北割裂，進而各個擊破。
此時，陳炯明與方聲濤之間已出現隔閡，滇軍隔岸觀火，消極怠戰。粵軍右路兵少力弱，饷彈不繼，在閩軍臧緻平旅的反擊下，放棄黃岡，退守汕頭。陳炯明急調許崇智之左路軍一部增援，企圖趁臧旅立足未穩之際，收複黃岡。不料閩軍右路又乘虛而入，攻占永定，許崇智部退守岩前；粵軍中路防線也被浙軍突破。激戰日餘，粵軍在初期攻取的閩西南要地又全部喪失。接着，閩軍左翼前鋒深入到汕頭一帶，其中路已突破峰市，進逼大埔。粵軍被動挨打，形勢岌岌可危。
這時，已經離開廣東護法軍政府的孫中山，鑒于閩粵戰場形勢惡化，極爲焦慮，于6月27日緻電陳炯明，指出：粵省北面，張懷芝已組織軍隊屯集贛南；南面，北軍已由海路運兵二千至汕頭；東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壓境。攻閩粵軍已處于三面包圍之中，“此時敢冒險進攻則生，不冒險則必緻坐困。以攻爲守，則士氣壯，響應多，敵膽寒，一進必收奇效。否則士氣日喪，響應日微，敵膽日壯，而我以可勝不可敗之兵，據能戰而不能退之地，必無幸免也”。②然而，陳炯明此時對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①，因此，一面消極防禦，節節退守，一面暗向北軍傳遞函電，以示妥協。
但是，這時北軍在軍事上叠獲勝利，氣焰正盛，對陳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其鬥志動搖之機，“一擊破之”①。于是閩浙軍隊繼續窮追猛打，并以主力從左翼楔入粵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脅粵軍總指揮部駐地三河壩。
在此危急時刻，孫中山再次寫信給陳炯明，向其分析敵我形勢後指出：“兄身當敵沖，後援難恃，強敵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處此局勢，萬難操全勝之算，若審慎求全，則我之兵力有限，敵之增援無窮。爲兄今日計，惟有奮力前進，冒險求勝，規取閩中”②。孫中山一面反複勸導陳炯明，一面派廣東軍政府參謀部長呂公望（原浙江督軍）往前線策動浙軍倒戈起義，分化瓦解北軍。
（四）粵軍轉敗爲勝
陳炯明見“内附”之意不被北軍理睬，當面敵軍又步步進逼，因而不得不聽從孫中山的勸導，重新組織兵力，從軍事上尋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隊調至中路，增強三河壩一線防禦力量。8月初，陳炯明集中中路粵軍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從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遊攻敵側背。經兩晝夜激戰，閩軍不支，棄城潰逃。這時，駐守饒平的浙軍第一團團長陳肇英，在呂公望等人的策動下率部起義，成立“援閩浙軍”總司令部。浙軍師長童葆暄倉皇率部撤離前線，退往廈門。粵軍乘勢全線反攻，右翼鄧铿部連克诏安、雲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許崇智部乘勢向閩西進攻，連占武平、上杭、龍岩等地，與主力部隊會攻漳州。 8月31日，粵軍攻克漳州，繼而向廈門推進。李厚基驚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緻電段政府，報告閩軍處境危急，請辭閩浙援粵軍總司令職。段政府一面電令李厚基堅守待援，一面急調北軍從三路援閩：贛省抽調軍隊開赴上杭，浙省增派軍隊馳往廈門，海軍派艦隊進入廈門海面。
10月3日，軍政府任命陳炯明爲福建省宣撫使兼攻閩軍總司令。11月，粵軍與閩浙聯軍在福建前線劃界停戰。
三、讨龍之戰
龍濟光同張勳一樣，是反動愚頑的“怪物”之一。在護國戰争後期，面對滇桂軍的強大軍事壓力，龍濟光走投無路，後由黎元洪出面調解，才得以兩廣礦務督辦名義率殘部移駐瓊州。龍在瓊州招兵買馬，企圖卷土重來，重作廣東的土皇帝。
護法戰争爆發後，段祺瑞調動北軍進攻湖南，龍濟光認爲時機已到，叠函馮國璋，表示願充攻粵前驅。他聲稱：“惟冀鈞座排除群論，速定方針，……濟光秣馬厲兵，敢憚征繕。各将領枕甲請纓，勿灰其氣，望鈞座有以策厲之。”①北洋政府也很賞識龍濟光這隻鷹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龍爲兩廣巡閱使，令其出兵攻粵。
龍濟光受命後，立即以所部二萬餘人分三路進攻：任李嘉品爲第一路司令，拟從陽江登陸，經合山、恩平進圖廣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斷絕桂粵聯系；任段爾源爲第二路司令，馬存發爲第三路司令，拟從海安登陸，先占雷州半島，爾後向桂粵邊界發展，伺機攻取南甯。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陽江秘密登陸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駐守陽江，主力向恩平和陽春推進。龍濟光則親率第二、三路軍從海安登陸，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發展。
廣東督軍莫榮新得知龍軍大舉進犯，急令沿海粵軍抗擊登陸之敵，以待後援；繼令駐粵海軍分別開赴閘坡、崖門等地，堵截龍軍後繼船隊。旋于12月16日召開軍事會議，商訂讨龍作戰計劃。12月30日，莫榮新任命欽廉鎮守使沈鴻英爲讨龍軍第一軍司令，令其率所屬十二營在石城至化州一線阻擊龍軍；以原高雷鎮守使林虎爲讨龍軍第二軍司令，令其率警衛軍十二營開往恩平方向迎敵。以上兩支軍隊兼程開赴前線，在預定地點展開并完成防禦部署，阻止和遲滞向前疾進的龍軍。嗣後，莫榮新又分任督軍署參謀長劉志陸和粵省警務處長魏邦平爲讨龍軍第三、四軍司令，李根源爲讨龍靖國軍（由滇軍三個團組成）司令①。以上讨龍軍總數共五十營約二萬餘人。
東路陽江方向作戰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龍軍開赴前線後，猛沖猛打，曾一度收複陽江，迫敵前鋒退守織篢。1918年2月初，李嘉品之後續部隊馳赴織篢，會合退守該地之先頭部隊并力反撲，于25日複占陽江，東路戰局再度惡化。3月7日，粵督莫榮新任命李烈鈞爲讨龍軍總指揮，統一指揮陽江方向之作戰。
3月11日，李烈鈞拟定了全線反攻作戰的計劃，基本企圖是：集中主力部隊于開平至陽春一線，分兵四路圍殲李嘉品所部龍軍，收複陽江，再進擊石城、化州之敵。具體作戰部署是：第四軍由那扶進逼陽江東部，負責牽制敵人；第三軍由恩平、那龍出合山，進逼陽江東北部；第二軍于恩平與陽春之間前進，攻擊陽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國軍由黃泥灣至陽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軍進擊陽江西北部，并負責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敵；沈鴻英之第一軍進抵石城一帶，襲擊龍軍之二、三路，阻敵增援陽江。
3月16日，劉志陸指揮第三軍克複恩平，爲其它各路軍跟進展開掃除了障礙。李烈鈞當即決定第三軍從正面牽制敵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國軍作爲主攻部隊，于24日前插到陽江北部，從翼側攻擊敵人。同時令第二、三、四軍均按原計劃分別于23日前向陽江推進，掩護李根源部之進攻行動。
讨龍軍四路進攻，海軍艦隊也協力堵剿。李嘉品見難于抵抗，遂于3月25日放棄陽江，逃向電白（今電白東）。讨龍軍乘勝追擊，于4月12日占領電白。
這時，龍濟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帶，準備頑抗。讨龍軍攻克電白後，立即分兵兩路，以左翼部隊配合沈鴻英部扼制化州東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擊；以步兵一營、工兵一連組成別動支隊，在海軍掩護下，在雷州半島南部登陸，攻擊龍軍側背；另以軍艦載步兵一部，在瓊州登陸，襲擊龍軍老巢。
龍濟光部四面被圍，已無鬥志。讨龍軍步步推進，勢如破竹，于4月25日收複化州，27日攻克石城，28日下遂溪。與此同時，瓊東縣（今瓊海東北）警衛營長楊錦龍，聯絡本部及當地黎族人民宣布獨立，反對龍濟光在瓊州的統治。龍濟光見所部彈盡糧絕，進退失據，隻好棄軍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繳械投降。
四、南雄之戰
1918年4月，江西督軍陳光遠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粵的命令，派兵攻入廣東南雄。南雄位于大庾嶺南麓，是江西進入廣東的通道之一。4月18日，陳光遠派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爲攻粵總司令，混成旅長丁效蘭爲副司令，率兵兩旅向南雄進攻。廣州護法軍政府陸軍總長、靖國軍第五軍軍長張開儒，鑒于南雄隻有守兵四營，難于抵敵，急調駐韶關、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團，向南雄增援。但援軍立足未穩，即被贛軍擊潰，南雄陷落。莫榮新得報，急任李根源爲粵贛湘邊防軍務督辦，令率所部滇軍由讨龍戰場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國軍趕到韶關，将所部布置在韶關以北，接替第五軍防務。5月初，李烈鈞又奉命率讨龍部隊增援北線。由于張開儒南雄之敗，莫榮新乘機排除異己，撤掉了張的軍長職務②，将第五軍交給李根源統率。李烈鈞、李根源整頓部隊後，決定分兵三路反攻贛軍。命滇軍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楊益謙旅出都坑、羅壩，威脅贛軍兩翼；第五軍爲中路，從正面進攻南雄。爲加強攻擊能力，李烈鈞從廣州調運數門重炮配屬部隊。
6月3日，靖國軍發動全面反攻。激戰四晝夜，贛軍向贛境敗退，靖國軍克複南雄。
靖國軍反攻獲勝後，李烈鈞聯絡在衡、寶以南屯集的湘、桂軍，拟相互策應，大舉北進：由湘桂軍負責攻取衡、寶，滇軍負責攻取贛州；另調駐守潮梅的方聲濤部由梅縣出武夷山，直搗甯都。但此時粵、桂軍意見紛歧，俱無戰意；陸榮廷則主張“湘邊現狀，宜取守勢，雖有生力軍到，亦不必汲汲進攻，但以保守桂邊，靜待爲上”③。不久，李烈鈞奉調爲廣州軍政府參謀長，其三路反攻計劃遂成泡影。此後，滇、贛軍相持于大庾嶺及信豐、崇義之間，再無大的戰事。
第七节 护法军政府改组与孙中山离粤
在粵省四周軍事鬥争激烈進行的同時，廣東護法軍政府内部的鬥争也愈演愈烈。在桂系軍閥和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①的幹擾破壞下，護法軍政府的處境日趨困難，終于到了難以爲繼的地步。
經濟上，桂系軍閥對軍政府實行财政封鎖。廣東本爲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約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居當時全國之首。孫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籌款數十萬爲國會經費，則國會之基礎定矣”①。但是，桂系軍閥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讓軍政府插手，并分文不給。軍政府所負擔的國會議員的薪水、陳炯明所統粵軍的軍饷和各項行政開支，僅靠從海外華僑中募捐，以緻“極爲竭蹶”①。粵督莫榮新看到軍政府經濟拮據的窘狀，幸災樂禍地說：“孫某之政府，空頭之政府也，彼無兵無饷，吾輩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時，自然解散而去”①。充分暴露了他的險惡用心。
軍事上，桂系軍閥對服從軍政府領導的軍隊進行分化打擊和排擠。在這次護法戰争中，軍政府本身的軍事力量屈指可數。當時，北京政府密探馬鳳池曾向段祺瑞報告說：“查孫文在粵另立政府，所恃陸軍勢力，隻有張開儒、方聲濤兩師及林虎一旅。林逆遠駐雷州，形勢隔禁；實僅張、方之兩師，可資召号；他則魏邦平之警察兵，可湊數耳”②。實際上，真正聽從軍政府号令的軍隊遠少于該密探的報告。當時，林虎已死心踏地地爲陸榮廷效命，方聲濤也唯唐繼堯之令是從，真正屬于軍政府管轄的隻有程璧光的部分海軍，張開儒所屬部分滇軍和陳炯明之粵軍。就是這一點軍隊，還不斷受到桂系軍閥的拉攏、分化與打擊。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陸榮廷每月饋贈十萬元軍饷後，就投靠了桂系軍閥，進而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加以掣肘。軍政府陸軍總長張開儒堅決擁護孫中山，遵從孫中山的領導，卻遭到莫榮新與政學系骨幹李根源的誣陷。後來莫竟背着孫中山擅将張開儒囚禁，把駐粵滇軍的領導權交給了李根源。軍政府剛剛組建的二十營粵軍，也不斷受到莫榮新的打擊和排擠，被調往攻閩戰場。這樣，擁護軍政府的部隊，不是被桂系軍閥拉走，就是被擠走或竊奪了領導權，使孫中山成了無兵可統、無将相随的空頭元帥。
政治上，桂系軍閥陰謀改組軍政府，擠走孫中山。桂系軍閥千方百計幹擾破壞軍政府行動的目的，是要趕走孫中山。當他們發現孫中山意志堅決，拒不離粵時，遂采取拉攏國會議員中的政學系成員，陰謀改組軍政府的辦法，剝奪孫中山的領導權。1918年1月，桂系軍閥勾結滇、粵、湘等省軍閥，拉攏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議員及革命黨中持不同政見者，發起成立“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作爲西南護法各省的統一組織，陰謀奪取護法戰争的領導權，架空廣州護法軍政府。由于“聯合會”不受軍政府領導，并議定由岑春煊擔任議和總代表，公然主張南北妥協，放棄武裝鬥争，因而遭到孫中山和國會中部分議員的堅決反對。
政學系議員和舊國民黨中的不堅定分子如吳景濂、褚輔成之流，見以“聯合會”取代軍政府的陰謀難以得逞，又秉承桂系軍閥的旨意，提出了改組軍政府的主張，将大元帥制改爲總裁合議制，借以排斥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權。孫中山堅決反對改組軍政府，指出軍政府的大元帥制是符合民國約法中“元首政治”這一規定的，改變此制，“與約法相違背”。陳炯明、孫洪伊等也相繼通電反對改組軍政府。但是，在政學系的活動下，非常國會于1918年5月4日通過了《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決定将大元帥制改爲總裁合議制。孫中山當即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并發表通電揭露西南軍閥破壞護法運動的種種罪行，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①。5月20日，非常國會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陸榮廷和岑春煊七人爲總裁，廢除大元帥制。 21日，推舉岑春煊爲主席總裁。同日，孫中山憤而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表示與西南軍閥決裂。自此以後，護法軍政府完全爲軍閥官僚所控制，成了與北洋政府妥協的議和機構。
在南方護法軍政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時，北洋政府内部直、皖兩大派系之間的矛盾也在發展。1918年8月，吳佩孚等公開通電主張“和平”，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護法軍政府也複電贊成和平。此後，各地區的戰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馮國璋總統任期屆滿②，安福系③操縱國會，選舉徐世昌爲大總統。徐上台後，爲了順應國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氣，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 11月16日，對北軍前線部隊發布停戰令，并倡議召開南北和平會議。1919年2月，南北政府代表開始在上海議和。雙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論恢複約法和舊國會，實際上卻在如何劃分地盤等問題上進行新的角逐。
第八节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護法戰争的曆史意義
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護法戰争，主要是圍繞着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核心問題展開的。在孫中山看來，《臨時約法》是實行資産階級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據，區別于封建專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④，對約法的态度即是對中華民國的态度。因此，自從袁世凱篡權以後，孫中山一直爲維護它的尊嚴和地位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在護國戰争之後，孫中山又倡導護法，這對抵制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粉碎一切複辟帝制的陰謀，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一鬥争口号，在現在看來無疑是十分軟弱無力的，但在中國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思想武器的情況下，它仍然代表當時先進人們追求的方向，代表當時擁護民主、反對專制、謀求真共和的社會思潮，仍不失爲一面革命的進步的旗幟。這場鬥争最後雖然失敗了，但在中國近代史上，仍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
二、護法戰争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沒有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沒有觸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
讨袁戰争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改組國民黨，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其目的在于改變國民黨派系林立、渙散無力的狀态。但因中華革命黨人數有限，力量微弱，其政治影響遠不如昔日的同盟會，也不如原來的國民黨。在護法戰争中，中華革命黨雖然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但都旋興旋滅，影響不大。由于該黨既忽視宣傳和動員工農群衆，又無力組織和掌握軍隊，甚至連非常國會也不能左右①，其領導作用微乎其微。至于許多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老同盟會員，雖有不少人繼續堅持資産階級革命活動，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背離孫中山，有的加入進步黨或西南軍閥的行列，有的成了擁兵自重的軍閥，有的充當軍閥的幕僚或打手，有的成爲操縱國會的投機政客。他們爲着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反對和阻礙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事實表明，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已四分五裂，不可能重新集結成爲一個新的領導核心，擔當起領導民主革命的重任。
此外，護法口号取義狹窄，沒有觸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孫中山表示：“護法之唯一主張，在恢複舊國會，并使之完全行使職權”①。把恢複官僚政客麇集、早已聲名狼藉的舊國會，作爲護法的唯一任務，既不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也不反對封建主義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這就不能不使護法這面旗幟黯然失色。它不能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激發工農大衆的革命熱情，當然也得不到強大而可靠的同盟軍的支持。孫中山等少數革命黨人在茫茫黑夜中孤軍奮戰，其最後失敗勢所難免。
（二）沒有建立起強大的革命武裝
孫中山雖然一貫重視武裝鬥争，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内，他的思想始終停留在争取會黨和利用舊軍隊的階段，不懂得用革命軍隊代替舊軍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始終沒有建立起爲民主革命而戰鬥的堅強的革命武裝。
這次護法戰争，孫中山把希望寄托在滇、桂軍閥身上，殊不知軍閥集團的本質特征，就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支持下，實行封建割據，擴張個人權勢，什麽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概置之度外。依靠這樣的武裝集團去執行民主革命的任務，豈非南其轅而北其轍？通過這次戰争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斥責南北軍閥乃是一丘之貉，無疑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曆史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革命的階級或政黨，不建立自己的武裝，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設想的。
（三）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和協調一緻的軍事行動
南方參加護法的軍隊共約十幾萬人，并不少于北洋軍的實際參戰兵力，如果能服從軍政府的統一指揮，按照統一的作戰計劃，集中兵力于主要戰場，互相協同配合，是有可能打赢這場戰争的。根據北軍先圖湘、再圖粵的作戰企圖，粵、桂護法軍如能與程潛所統湘軍密切協同，從正面反擊北軍，并在攻占嶽陽後，在湖北黎、石所部配合下，迅速攻鄂，滇黔軍方面，以部分兵力牽制劉存厚所統之川軍，以大部兵力出湘西側擊攻湘之北軍，或經湘西出鄂西，與黎、石所部一起東攻武漢，對北軍實行戰略夾擊，那麽整個戰場的形勢就将爲之改觀。無奈，桂軍的作戰目的僅在控制湘省，滇軍的作戰目的意在攫取四川，根本不服從軍政府的領導和指揮，隻顧各自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戰場獨立決定戰守進退。結果，湖北的黎、石部因得不到援助而失敗，從而使北軍毫無後顧之憂地向湘南節節進逼，如果不是吳佩孚中途頓兵，粵省也将難保。滇黔軍雖然攻占了四川，卻對于戰争全局毫無裨益。
由于參戰南軍主張不同，各懷私圖，因而不僅缺乏戰略協同，而且也缺乏戰役協同。當北軍攻占嶽陽時，桂軍竟棄長沙而走；後湘、粵軍組織反擊，雖然取得了擊敗北軍左路軍的重大勝利，但因退駐衡陽的桂軍按兵不動，緻使湘粵軍在反攻奏捷後，又被北軍中路抄襲後路，不得不退守桂邊，喪失了扭轉戰局的大好時機。
以上說明，即使是正義的戰争，如果沒有明确一緻的戰略目标，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和協調一緻的作戰行動，要奪取戰争的勝利也是困難的。
在護法戰争中，南方軍政府固然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北洋政府也未能實現其“武力統一”的圖謀。究其原因，除了戰争的非正義性、發動内戰不得人心外，還由于北洋政府内部直皖軍閥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對護法政府的态度各異。戰争之初，段祺瑞驅使直系軍隊打頭陣，本想一箭雙雕，既實現其“武力統一”南方的計劃，又借機削弱直系的力量。直系軍閥也不甘爲段祺瑞火中取栗，爲了保存實力，參戰部隊消極怠戰，以至自動停戰，緻使段祺瑞的作戰計劃一再受挫，武力統一的目标未能實現。此外，北洋政府所遣各軍，是由各省各地抽派的，數量雖多，武器也較優良，但大多軍事素質低下，作戰指揮拙劣，士氣低落，軍紀敗壞，一遇南軍的認真抵抗或進攻，就屢屢敗北。在攻湘作戰中，先受阻于賀家山，繼敗于嶽陽，再挫于攸縣，損失都相當慘重；至于四川，北洋政府雖多方扶植劉存厚，也未能挽回敗局；粵閩方向，雖調兵遣将，也未能阻止陳炯明部的深入。這一切表明，北洋軍的戰鬥力也極爲有限。
爲期一年零三個月的護法戰争，以其失敗的結局最後宣告了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的徹底破産，宣布了民族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失敗。此後，中國陷入了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的慘禍之中。
第一节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护法运动的发生
護國戰争結束後，中國在表面上出現了南北統一的局面，但實際上社會矛盾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更加尖銳激烈，突出地表現爲軍閥集團之間的紛争加劇，以及民主革命勢力與軍閥勢力之間在維護與毀棄《臨時約法》方面存在着尖銳的鬥争。
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控制中國的總代表，便各自尋找自己的代理人，達到其繼續侵略中國的目的。于是，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的各派軍閥，乘機擴大權勢，割據稱雄。在北洋軍閥内部，逐漸分裂成兩大派系，即以段祺瑞爲首的皖系和以馮國璋爲首的直系。皖系軍閥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陝西、山東、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軍閥中勢力最大；直系軍閥逐漸投靠美、英帝國主義，占有江蘇、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實力僅次于皖系。除以上兩大軍閥集團外，還有在東北崛起的以張作霖爲首的奉系軍閥集團，和在護國戰争中發展起來的以唐繼堯、陸榮廷爲首的滇、桂軍閥集團，它們都具有相當的實力。此外，尚有盤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區的軍閥勢力，如山西的閻錫山、徐州的張勳和瓊州（今海南島）的龍濟光等。這些大小軍閥爲了各自的私利，招兵買馬，争權奪利，紛争不已。
中央政權是軍閥争奪的焦點。自1917年3月開始，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圍繞着要不要對德宣戰問題而展開的“府院之争”，标志着這種權力鬥争進入了白熱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入後期。日本政府爲了控制中國，積極慫恿段祺瑞政府對德宣戰。以段祺瑞爲首的皖系軍閥，爲了撈到帝國主義的“參戰借款”，以便購置軍械，擴充實力，便進一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決意”對德宣戰。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軍團”①成員到京舉行會議，拟定了對德“宣戰案”，脅迫黎元洪和國會同意參戰。當參戰提案遭到國會抵制後，段便以督軍團的名義要求大總統解散國會。黎元洪則在國會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于是，段祺瑞憤然離京，當即唆使八省督軍宣布“獨立”②，并于6月2日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處，以武力威脅總統。黎元洪爲了擺脫僵局，邀請徐州的張勳入京“調停”。
6月14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争”爲名，率三千辮子兵開進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場蓄謀已久的複辟醜劇。7月1日，張勳帶領清朝的舊臣遺老數十人進入清宮，将十二歲的已廢皇帝溥儀重新擁上黃龍寶座，宣告清帝複辟。黎元洪發現受騙，逃離總統府，躲進日本使館，電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并委托馮、段合力籌劃“救國大計”。複辟消息一經傳出，“全國民情，莫不反對”①。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以示抗議。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的人民也紛紛口誅筆伐，憤怒聲讨。本來暗中支持複辟的段祺瑞，見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圖謀已經得逞，于是搖身一變，馬上打起反複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馬廠誓師，宣布出師讨逆。12日，段親率“讨逆軍”進攻北京。辮子兵一觸即潰，張勳逃往荷蘭使館，其餘複辟分子也作鳥獸散，溥儀再次宣布退位。于是這一複辟醜劇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滅了。
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對複辟帝制，反對北洋軍閥，爲維護《臨時約法》和國會而鬥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凱死後第三天，孫中山即發表《規複〈臨時約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不使謀危民國者，複生于國内”①。1917年3月起，孫中山又接連發表聲明或通電，反對對德宣戰，維護國會職權。當段祺瑞和督軍團慫恿張勳進京“調停”時，孫又揭露張勳将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推翻約法的陰謀，并籲請西南各省督軍“克日誓師，救此危局，作民保障”①。西南軍閥懂得，對他們威脅最大的乃是北洋軍閥，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擁護黎元洪，支持國會，維護《臨時約法》，反對北洋軍閥專權擅政，客觀上表現出一定的進步性。當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國會通過“宣戰案”，北洋八省督軍企圖以武力倒黎時，雲南督軍唐繼堯即發出通電，反對武力幹政，擁護總統和國會。6月11日，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和駐粵滇軍總司令李烈鈞①聯名通電，宣布聯合西南各省，興師讨逆。6月20日，陳、譚兩督軍以國會被解散爲由，宣布桂、粵兩省“自主”②，不承認非法内閣。張勳複辟後，孫中山立即在上海召開會議，主張武力讨賊，并制定興師北伐的軍事計劃。西南各省也同仇敵忾，紛紛組織軍隊，準備出師北向，戡定複辟逆流。7月6日，孫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執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琛”号軍艦啓程赴粵，準備以廣東爲基地，組織護法讨逆。但孫中山等尚未抵粵，張勳複辟醜劇即告結束。
經過張勳複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被迫下台，馮國璋爲代理大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中央政府實權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開宣布“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①，頑固地堅持專制獨裁統治。同時，爲了對付革命勢力，段祺瑞進一步投靠日本。他對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國政府幾經變化後，我再度出任總理。将來一切施政，當按預定方針進行。中日兩國如欲加緊協作，确保亞洲的和平和安甯，舍此當無更好的時機。”寺内馬上“表示出會心的滿意”，決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②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無恐，大肆擴充軍備，調兵遣将，企圖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
在這種情況下，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革命黨人，便将鬥争的矛頭直指以段祺瑞爲代表的北洋軍閥，決心堅持在南方領導護法鬥争，以“建造真共和國家”。7月17日，孫中山一行抵達廣州。當晚，孫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闡述了護法宗旨，提出“以海陸軍之力量，爲國民争回真正共和”①，并呼籲各界人士共同爲維護約法，再造共和而鬥争。19日，孫電邀國會議員赴粵集會，組織護法政府。 22日，海軍總司令程璧光與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怿率該艦隊由吳淞口駛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一個月之後，一百五十餘名國會議員到達廣州，響應護法；駐粵滇軍和廣東地方派軍人也多被吸引到護法的旗幟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孫中山在黃埔公園宴請到粵議員，議定召集“非常國會”②，組織護法軍政府。軍政府設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在《臨時約法》未恢複效力以前，中華民國的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國會在廣州開會，通過了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爲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爲元帥。孫中山認爲“擁護約法，實唯西南是賴”③，把護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身上。
兩廣和雲貴軍閥所以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孫中山的護法主張，是由于他們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統一政策，除對付革命派以外，也是爲了吞并西南各省。因此，他們都想借助孫中山的威望，與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機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但是，他們又不想完全搞僵與北洋政府的關系，因而提出隻反“非法内閣”，不反大總統，并注意與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把軍政府作爲籌碼，随時準備與北洋軍閥讨價還價，進行“一番交換”。正是出于這種動機，故在軍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陸榮廷即發出通電，反對以元帥名義另設政府；9月8日，唐繼堯也通電表示不受元帥職。軍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現裂痕，表明孫中山與西南軍閥的聯盟是非常脆弱的，護法運動的前途将不會是平坦的。
盡管如此，孫中山并未卻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發布就職宣言，表示“當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兇，恢複約法，以竟元年未盡之業，雪數歲無功之恥”①。并随即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國叛逆。在這種情況下，北洋軍閥内部矛盾暫時有所緩和。9月29日，馮國璋下令對軍政府成員“一體緝拿交法庭依法迅辦”。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師剿滅”南方的軍隊。
不久，護法戰争的戰幕正式拉開，并先後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廣東、福建，而以湖南戰場打得最爲激烈。
第二节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兵力部署
護法運動興起後，段祺瑞政府決定對西南各省用兵，企圖實現袁世凱未能實現的“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
護國戰争結束後，各派軍閥爲了争奪地盤，拚命擴編軍隊。到1917年6月止，全國正規陸軍已由護國戰争時的五十萬人增加到六十餘萬人②。其中北洋政府陸軍部直轄的部隊，已由護國戰争前的十二個師、二十個混成旅增加至二十一個師、二十三個混成旅①；加上張勳的定武軍七十營、倪嗣沖的安武軍四十餘營、姜桂題的毅軍二十營②，總兵力達三十四萬餘人。其中能調往前線作戰的部隊，約在十萬以上。這是段祺瑞賴以發動内戰的基本力量。
以孫中山爲首的護法軍政府所統轄的軍隊及響應護法的軍隊，主要有由陸榮廷控制的駐廣東的兩師兩混成旅、駐廣西的兩師一旅，由唐繼堯指揮的分駐滇粵川的六個師，還有貴州的一師一旅和湖南的兩個師①，以及由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率領的第一艦隊（包括巡洋艦三艘，炮艦六艘，其它輔助艦隻四艘）和陳炯明統帶的二十營海軍陸戰隊②，總兵力約十五萬人。與北洋軍相比，南軍總兵力雖居于劣勢，但由于在本地區作戰，可将大部兵力投入戰鬥，因而在戰場兵力對比上與北軍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統一”的主要戰略目标是廣東，因廣東不僅是護法軍政府所在地，也是滇、桂、粵軍的聯合基地和西南各省與海外交通的樞紐。關于北洋政府的戰略意圖，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樹铮後來透露說：“蓋欲定大局，非謀統一不可，欲謀統一，非川粵同受政府節制不可。以川較粵，川可稍緩，而粵宜急，粵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爲圖粵計耳；粵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則時有搖動之虞”①。簡言之，段祺瑞要想武力統一全中國，必須征服粵、川，并以征粵爲先，而征粵又必先攻湘。因此，湖南就成了北洋軍閥進攻的首要目标。
湖南北通江漢，南接兩廣，西鄰川、黔，是北軍攻取西南諸省的必經之地。早在廣州軍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便利用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于8月6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長兼署督軍譚延闿的督軍職務，以皖系人物前陸軍部次長傅良佐代之，并調北洋軍第八、第二十師随傅入湘，企圖不戰而控制湘省。與此同時，段還派部分軍隊入川，企圖控制川省；并令閩、浙、贛抽調軍隊攻粵，以策應湖南戰場作戰，使南軍首尾不能相顧。
譚延闿是個介于進步黨與國民黨右翼之間的“八面玲珑”的政客，由于利害關系，和桂系頭子陸榮廷關系甚密。譚被免職後，忙向陸榮廷求救。陸榮廷等桂系軍閥清楚地看到，“湘省爲兩粵門戶，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則西南腹背受敵，不特進取之機全無，且（北軍）得湘實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餘”②，故一面令桂軍向湘邊運動，做出援湘姿态，一面緻電馮國璋，請馮設法收回撤換湘督的命令，維持湖南現狀，并提出劃湖南爲南北軍事緩沖地帶，以保持南北和平。馮國璋把電報轉給段祺瑞，段嚴辭拒絕，說：“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成各國通例，爲軍事計，爲湘省計，爲組菴③計，皆以專辦民事爲宜”；并聲稱“明令早頒，勢難反汗”④。
譚延闿并不就此甘休，他電請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以與段祺瑞兵戎相見。唐繼堯、陸榮廷對譚的主張表示贊同。8月16日，陸緻電西南各省說：“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業已揭露。唇亡齒寒，急應力籌對待。”①次日，滇督唐繼堯複電陸榮廷，表示：“湘危則全局破壞，亟宜協力援助”②。唐、陸雖表示援湘，但又各保實力，不願在作戰中打頭陣。桂軍陸裕光第一師進抵湘桂交界之黃沙河後，便頓兵不前，觀望形勢。
滇、桂不及時發兵增援，湘軍主要将領對抵抗北軍也表示冷淡，譚延闿出于無奈，于9月9日向傅良佐移交督軍印信，微服潛往上海。至此，北軍勢力得以首先伸入湖南。
廣州護法軍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即接連召開軍事會議，讨論出師北伐的戰略方針問題。10月9日，提出了基本戰略設想，即：1.派員與陸榮廷及兩廣督軍等磋商抵禦龍濟光①的計劃；2.以滇軍第三師援湘；3.以滇軍第四師及海軍即日誓師攻閩；4.饬陳炯明、朱執信兩軍長加緊招募訓練部隊，爲滇軍、海軍後援；5.電陸榮廷、唐繼堯火速出大軍，會師武漢。
不久，護法軍政府确定了基本作戰方針：“以長江沿岸爲主作戰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擊攘敵軍長江一帶之勢力，再圖直搗北京。”②據此，拟動員南軍約十個師，組成中央、左翼和右翼軍，分三路北伐。同時，拟定了分期作戰的計劃。第一期作戰計劃是：中央軍由兩廣進擊長沙，肅清入湘北軍，待左翼軍（滇黔軍）進據四川并東入湖北時，與之合攻武昌；左翼軍首先攻占四川，爾後派一支隊扼守川北，牽制晉陝之敵軍，主力乘勢東下，與中央軍合攻武昌；右翼軍與海軍協同，合攻閩、浙，再取淞、滬，待中央軍、左翼軍攻克武昌後，與之會攻南京，并肅清長江上、下遊之敵軍；海軍在随右翼軍占領淞滬後，即以吳淞爲根據地，封鎖長江門戶，并消滅江内之敵艦，配合陸軍進攻南京。第一期作戰計劃預計在1917年11月下旬全部完成。爾後，各路南軍在長江以北過冬，補充給養，休養兵力。第二年春季開始實行第二期作戰計劃：中央軍由津浦路北進；左翼軍由京漢路北進，其川北支隊出秦晉，襲擊北軍側背，策應正面行動；右翼軍則由海路北上。三路軍分道并進，會攻北京。上述作戰計劃，雖然反映了孫中山的革命氣魄和軍事膽略，但以有限的兵力，分散于廣闊的戰線上，企圖一舉破敵，囊括全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後來由于軍政府“有府無兵”，西南各省軍閥“有兵無府”，根本不聽孫中山的調度指揮，這一作戰計劃也就未能實行。
第三节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一、湘南宣告自主
譚延闿督湘時，湖南共有軍隊六萬餘人。其中歸督軍直轄的有第一、第二兩個師及六個區的守備隊（每區的守備隊三至十餘營不等），加上各道尹、總兵所轄的守備部隊共四萬餘人；另有全省警備隊二萬餘人。兩個正規師中，第一師師長趙恒惕，下轄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長李佑文，所屬第一團駐湘陰、平江，第二團駐長沙；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所屬第三團駐寶慶（今邵陽市），第四團駐衡陽。第二師師長陳複初③，下轄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長陳嘉佑，所部駐常德；第四旅旅長朱澤黃，所部分駐長沙、湘潭。
譚延闿離職前，任命劉建藩代理零陵鎮守使，并調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由衡陽移駐衡山，以便随時配合桂軍作戰。劉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黨人，先後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護國戰争，在湘軍中威望較高。傅良佐于1917年9月9日到任後，知道劉建藩、林修梅是譚延闿安排的兩個心腹，将威脅其在湘南的統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們的職務。在此情況下，劉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聯銜宣布湘南自主，通電揭露段祺瑞“違法橫行，破壞國紀。……易湘督以爲武力征服之圖”；聲明“特率湘南軍民子弟，宣告自主，與段政府脫離關系，一切軍民政務，均與海軍、兩廣、雲南各省一緻進行”④。接着，湖南第一區守備司令吳劍學、第二區守備司令周偉和鐵道守備司令李仲麟，相繼宣告自主。孫中山緻電劉、林等人表示祝賀，并派革命黨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爲湖南勞軍使，前往湘南慰勞舉義部隊。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異常惶恐。此時北洋軍僅有第八師先頭部隊兩個營抵達湘陰，傅隻得先令湘軍第一師代師長李佑文⑤，率該師第一旅開赴衡山“相機剿辦”。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離長沙南下，命第一團團長梅倬敏率部從株洲沿湘江東岸開進，李随彭樹煌之第二團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進。22日，第一團在衡山縣七裏灘與林修梅部接戰。該團第三營不願“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灣起義，加入護法軍。第一、二團大部官兵立即響應，少數攜槍逃散，李佑文僅帶十餘人逃回長沙。傅良佐欲迅速撲滅湘南護法軍的企圖就此落空。
二、衡山、寶慶之戰
（一）雙方作戰部署
由于湘軍第一師第一旅官兵參加護法，使湘南護法軍聲勢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軍第一師師長趙恒惕從家鄉趕赴衡陽，投身護法；28日，劉建藩率所部十營開抵衡陽；29日，程潛由廣州抵達衡陽。10月6日，湘省護法軍各路将領齊集衡陽，決定組織“湘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公推程潛爲總司令。
傅良佐之進攻湘南護法軍，表明南北軍隊在湘決戰已勢不可免。桂系軍閥決定組織軍隊援湘，以武力“驅逐傅良佐，收複湖南，以固兩廣門戶”①。9月底，桂軍陸裕光師先頭部隊進抵衡陽。10月2日，陸榮廷在廣西南甯召開軍事會議，讨論援湘問題，廣東督軍陳炳焜、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等參加了會議。會議議定了援湘軍事計劃：由兩廣出兵八十營（其中廣東三十五營，廣西四十五營），分編成五個軍（由陸裕光、林俊廷、韋榮昌、馬濟、林虎分任軍長），由廣西督軍譚浩明任兩廣護國②聯軍總司令”。進軍路線是：馬濟率粵軍出韶關入湘，經攸縣、醴陵取長沙。桂軍分成兩路：韋榮昌軍由三江入湘，經新甯逼寶慶；陸裕光、林俊廷二軍則出全州入湘，經永州（今零陵）、祁陽增援衡陽。兩廣軍總的目标是會攻長沙。
正當兩廣護國軍準備援湘之際，傅良佐也在積極備戰。9月28日，傅以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爲“湘南各軍總司令”。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爲副司令，負責組織指揮湘南作戰；以第八師十五旅（旅長王汝勤）和第二十師三十九旅（旅長張紀）從正面進攻衡山；以湘軍第二師朱澤黃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師之第四十旅（旅長張建功）進駐永豐（今雙峰）。10月初，北軍第八師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師之第三十九旅相繼開抵長沙。嗣後到達的還有倪嗣沖之安武軍二十營、晉軍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師閻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兩軍之間的交戰，在朱亭、衡山至永豐一線全面展開。
（二）衡山戰鬥
湘潭是北軍進攻衡山的前進基地，有三條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經株洲，沿三門、淦田、朱亭一線；一由湘潭經茶園鋪，沿熊家橋、護湘關一線，此爲陸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至福田鋪一線。爲了抗擊北軍進犯，護法軍的布防如下：第一師師長趙恒惕指揮該師之第一、二兩團（欠一營），在衡山、護湘關至茶園鋪沿線設防，另将一個營配置于福田鋪擔任翼側警戒；劉建藩所部數營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該旅之第四團駐守嶽後，防敵由永豐方向竄犯。
10月6日晨，南北兩軍開始在湘潭縣屬之西倪鋪接戰。護法軍在衡山以北隻有不足兩個團的兵力，卻要防守從福田鋪至湘江邊寬約十五公裏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裝備較差（除步槍外，僅有二門炮、二挺機槍），難于阻止敵人的進攻。北軍王汝勤所部由中路進攻，集中兵力，重點突破，連占茶園鋪、中路鋪和白石鋪等要點，逼近護湘關。護湘關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處，兩側山勢險峻，湘（潭）、衡（山）大路從山間穿過，是易守難攻之地。護法軍在護湘關兩側高地構築工事，重點設防。8日晨6時，北軍分三路攻打護湘關。護法軍憑險抗擊，“頑強異常”，“抵死不退”①。戰至次日淩晨，北軍從側翼突擊，仰攻肉搏，護法軍力不能支，遂棄關撤退。護湘關落入敵手。
10月10日晨，北軍進攻護法軍在衡山北面的最後一個要點石橋鋪。護法軍控制附近高地，頑強抵抗。臨近中午，劉建藩派數營援兵趕到戰地，讓正在奮戰的第一師士兵撤下吃飯。但這些援兵多數是新兵，未經嚴格訓練，缺乏作戰經驗，以緻一有傷員，就驚慌後退。北軍乘勢沖擊，護法軍大敗。
10月11日上午7時，北軍向衡山外圍發起攻擊。王汝勤親率該旅第二十九團及工兵營、炮隊由正面實施突擊，以第三十團由翼側抄襲。護法軍據守城外據點的部隊經不住敵軍的猛攻，紛紛逃進城内，并牽動了守城部隊。護法軍隻得放棄衡山，分向湘江以東和衡陽退卻。王汝勤旅遂輕取衡山。
北軍張紀旅行動遲緩，10月11日由湘潭進抵株洲，翌日沿湘江東岸向南攻進。13日在淦田烏鴉山與劉建藩之警戒部隊遭遇。雙方激戰兩小時，劉部不支後退。張旅乘勢追擊，于下午7時攻占朱亭。14日，張旅向衡山靠攏，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進擊。但王汝勤由于作戰順利，便不等張旅跟進，即率所部向賀家山進攻。
賀家山位于衡山與衡陽之間，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滾滾湘江，北面是寬約數裏的開闊地，山勢雖不高峻，但北陡南緩，易守難攻，是防衛衡陽的天然屏障。護法軍控扼賀家山，封鎖山下開闊地，進行頑強阻擊，遏止了王旅的推進。10月 15日，北軍張紀旅也投入戰鬥。在此前後，桂軍第三軍副司令贲克昭率領的先鋒團和粵軍第一軍副司令邱渭南率領的三個營，也先後趕到賀家山一帶，增援湘軍。
從10月15日起，南北兩軍各投入兵力萬餘人，在賀家山一帶連日激戰。北軍旅長王汝勤和張紀組織部隊對賀家山輪番進攻，但由于不講戰術，士兵盲目射擊，徒耗槍彈、炮彈，因此雖付出很大代價，但戰果不佳。團長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戰殁，部隊死傷過半。加之秋雨連綿，山地泥濘，給不習慣江南氣候的北軍造成意外的困難。北軍連日強攻，毫無進展，隻好轉攻爲守。湘南護法軍在桂、粵軍支援下，經數日激戰，挫敗了北軍的進攻，但苦于彈藥不繼，也未發起新的攻勢。
10月21日，程潛與陸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粵軍将領在衡陽舉行會議，商定下一步作戰計劃。鑒于賀家山至衡山方向北軍雲集，護法軍反擊困難，而寶慶已爲北軍攻占，遂決定由趙恒惕指揮兩團湘軍并桂軍贲克昭部，在原地實行堅守防禦，劉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寶慶方向轉移，拟出敵不意，收複寶慶，再圖長沙。計劃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軍與桂軍一部直趨寶慶；邱渭南之粵軍三營右出攸縣、新市，趨醴陵，威脅敵之後路。
（三）寶慶戰鬥
傅良佐派兵進攻衡山時，對寶慶方向暫取守勢，僅派湘軍第二師之朱澤黃旅進駐永豐，并控扼永豐與寶慶間的險要山地界嶺（永豐西南三十公裏），拟待援軍趕到後，再行進攻。湖南第二區守備司令周偉、第一師第三團團長宋鶴庚于10月2日在寶慶宣告自主後，爲了先發制人，立即率部東進，襲占界嶺（時朱旅派一營防守），前鋒逼近界嶺東面的青樹坪，另以原永州守備司令謝國光率兵三營，經洪羅廟進逼馬屋嶺，襲擊永豐之敵翼側。
朱澤黃見要地界嶺失守，關系重大，立即轉守爲攻。10月5日，朱旅傾巢出動，反攻青樹坪。戰至次日上午，護法軍不支，退守界嶺。朱旅乘勝追擊，猛攻界嶺。護法軍立足未穩，棄守而退，界嶺複陷敵手。
朱澤黃奪回界嶺後，以主力駐守該地，另以參謀長周詩率兵二營迎擊進逼永豐翼側之護法軍。10月10日，周詩部于馬屋嶺擊敗謝國光之護法軍，進據洪羅廟。朱澤黃見翼側威脅已經解除，遂于18日組織部隊由界嶺向寶慶進攻。朱将所部分爲兩路，以第七團團長毛樹峻爲左翼指揮官，第八團團長周崇嶽爲右翼指揮官，兩路相互策應，齊頭并進。19日，朱旅攻占黑田鋪（寶慶東三十公裏），繼陷洪橋（寶慶東十八公裏），直薄寶慶城下。護法軍據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離寶慶，退往杜家坪。朱澤黃進占寶慶後，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賀家山北軍的電報，遂留兩個營守寶慶，親率四個營于10月25日出兩市塘（今邵東），拟經洪羅廟趨援賀家山。
這時，賀家山戰場已呈膠着狀态。10月21日，桂軍韋榮昌部抵達衡陽。程潛爲打破戰場僵局，商請韋榮昌派出所部一個團，會同湘軍李仲麟、謝國光部（共六營），由衡陽左趨渣江，拟經洪羅廟攻取永豐。31日，韋、李、謝所部湘桂軍于洪羅廟與朱澤黃旅相遇。雙方激戰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嶺，旋又退至永豐。數日後，林修梅也指揮所部湘軍，在桂軍陸裕光部配合下，向寶慶發動反攻，于11月4日下午克複寶慶。爾後，林修梅派宋鶴庚團東進，拟配合在洪羅廟地域待機的韋、李、謝軍進攻永豐。
永豐守敵除朱澤黃所部一個旅（欠二營）外，還有新從長沙趕到的晉軍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師第三十二團。上述守城兵力雖約一師之衆，但由于朱旅已成驚弓之鳥，不堪再戰，商旅新到，立足未穩，加上相互之間互不統屬，所以防禦能力并不很強。11月8日，湘桂護法軍攻克界嶺，繼下青樹坪。11日，護法軍分四路進攻永豐：李仲麟部由青樹坪攻敵正面，桂軍一部由石頭山經下五裏牌攻敵左翼，謝國光部由上五裏牌攻敵右翼，另以桂軍一部出三甲塘抄敵後路。護法軍四面圍攻，勇猛作戰，北軍漸呈不支之勢。下午又有由寶慶開來的湘軍宋鶴庚團和桂軍二營投入戰鬥，護法軍攻勢更猛。永豐守敵見後援不繼，孤城難守，遂于傍晚棄城而逃：朱澤黃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師之三十二團逃往湘鄉。
與此同時，南、北兩軍在湘東醴陵、攸縣方向也展開了激烈戰鬥。安徽援湘司令李傳業率安武軍十營于10月底抵長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進攻攸縣，得手後“由攸縣進攻衡州之背”，策應賀家山正面戰場。李傳業以幫統高世續率兵五營自醴陵出發，幫統馬聯甲率兵三營由朱營出發，對攸縣分進合擊。11月7日，高世續所部首先進抵距攸縣二十公裏之新市。這時，廣東護國軍第一軍副司令邱渭南部已進駐攸縣，在攸縣至新市地域内派兵設防，嚴陣以待。8日拂曉，雙方在新市西側山地展開激戰。戰至10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棄新市、攸縣，退守耒陽。安武軍于10日上午占領攸縣。
（四）北軍停戰主和
正當南北兩軍在湘南鏖戰之際，陸榮廷于11月10日在梧州召開有桂軍、駐粵滇軍、海軍和軍政府代表參加的軍事會議。鑒于北軍源源入湘，湘南戰事吃緊，決定由李烈鈞率領駐粵滇軍、海軍和陳炯明之粵軍，聯合進攻閩浙，以分散北軍兵力，減輕湘南護法軍的壓力。但梧州會議剛結束，忽然傳來攻湘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和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宣布停戰議和的消息。原來，王汝賢、範國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領，對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異議，對傅良佐督湘深表不滿，在“兵疲力盡 ”、損兵折将的情況下，不願意再替段、傅火中取栗，乃于11月14日發出通電，主張南北軍立即停戰議和。通電發出後，王、範二部自行停戰，并從衡山撤退。
王、範突然主和，使湖南戰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傅良佐因對王、範的主和行動“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無實力以資鎮壓”①，于14日夜與代理省長周肇祥乘軍艦匆匆逃離長沙。段祺瑞對王、範之擅自停戰求和更是大爲惱怒，但爲了不使湖南輕易落入護法軍之手，便采取籠絡王、範的辦法。他一面将傅良佐、周肇祥免職查辦，一面加委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督軍職務，“所有長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賢督同範國璋完全負責”②。這一任命頗合王、範心意。他們宣布停戰，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軍和省長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帶集結兵力，一面向南軍提出按現有界線先行停戰，一切問題留待和平解決。
湘粵桂聯軍識破王、範的緩兵之計，繼續向湘潭、株洲進攻。此時，北軍鬥志已喪，望風披靡，紛紛北逃。當王汝勤的兵車駛過一鐵路橋時，“正值徒步潰兵擁塞橋上，王命火車直沖過去，當即軋死軋傷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數日，慘不忍睹”①。11月17日，聯軍攻克湘潭、株洲。這時，從湘鄉敗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譚已被護法軍攻占，全旅蜂擁入城，遭到護法軍伏擊。商旅幾乎全軍覆沒，僅二百餘人逃往長沙。20日，趙恒惕、程潛、劉建藩等部進占長沙。王汝賢、範國璋率殘部逃往岳陽。
程潛進入長沙後，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會議，推舉陸榮廷爲湘粵桂巡閱使，譚浩明爲湖南督軍，程潛爲省長兼軍務會辦。軍事方面，除留少數部隊鎮守長沙外，立即令劉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別向湘陰、平江方面開進，準備乘北軍潰敗的有利時機，收複嶽陽。同時疊電進駐衡陽的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火速來省，指示方略”②。但譚浩明一則對程潛任省長不滿，二則剛收到直、鄂、蘇、贛四督軍呼籲停戰議和的電報，便以“尚未準備停妥，未便操之過蹙”爲借口，故意在衡陽遷延不進。桂軍按兵不動，湘軍也未敢單獨深入，緻使北軍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得以在嶽陽完成了防禦部署。12月8日，程潛自動解除省長兼職，譚浩明才于17日到長沙。譚抵長沙後，應各方要求，将粵桂護國軍改稱爲護法軍。18日，譚宣布他本人以湘粵桂護法軍總司令名義兼管湖南軍政事宜。這個目不識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軍勢衆，攫取了湖南的軍政大權。
衡寶之戰是護法戰争中南北軍隊的第一次交戰。作戰伊始，湘南護法軍就表現出了積極頑強的戰鬥精神。在初戰失利、衡山失守的情況下，湘南護法軍利用賀家山有利地形，扼險阻敵，爲扭轉戰局創造了條件。當戰鬥進入相持階段後，護法軍領導人鑒于正面反擊難于取勝，遂及時調整部署，在堅守賀家山的同時，抽調相當兵力轉攻守備薄弱的寶慶，連克寶慶、永豐，逼使北軍前線将領停戰求和。接着，又乘勢反擊，連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擊潰敵，取得了全殲晉軍一混成旅的輝煌戰績。這說明程潛等護法軍領導人具有一定的組織指揮能力，其戰術運用是成功的。此外，桂、粵兩省及時出兵支援，與湘南護法軍并肩作戰，勇敢殺敵，對奪取衡寶之戰的勝利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岳陽之戰
（一）南軍頓兵待和，北軍積極備戰
王汝賢、範國璋通電主和，以及衡、寶作戰失利，打亂了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王、範通電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總統馮國璋請求辭去國務總理職。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時稱“長江三督”），秉承馮國璋的旨意聯銜通電，主張北京政府與西南各省撤兵停戰，并表示願負調停之責。①22日，馮國璋批準段祺瑞辭職，并裝出準備同西南當局議和的姿态。
北洋政府停戰議和的表示，在護法軍政府和西南軍閥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孫中山于11月18日發表時局通電，明确表示“此次西南舉義，既由蹂躏約法，解散國會，則舍恢複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之餘地”①。非常國會也緻電程潛，揭露北洋政府“陽托調和，陰則厚增援兵”，要程潛等迅速進攻嶽陽。聯軍占領長沙後，孫中山又動員駐紮湖北的北洋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響應護法，與長沙聯軍向嶽陽、武昌對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②，争取出現“ 控扼武漢重鎮，湘鄂連爲一體”的形勢。黎天才等接電後，立即部署起義，準備與護法聯軍協同動作。然而，桂軍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11月28日，在陸榮廷授意下，譚浩明擅自發出了停戰議和的通電，聲稱“段祺瑞奉令免職，根本已得解決，自應照約法停戰”③。孫中山對此十分憤慨，一針見血地指出：“陸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權，長沙既得，其欲已償，故一再電馮停戰，而未及舊國會之應恢複，對于嶽州北軍，亦無驅逐之意，于軍府始終無誠意之表示，緻馮意益肆，局勢如此，危險實甚”①。程潛等湘軍将領雖對議和持有異議，但因湘軍兵力不足，且恐進一步搞僵與桂系的關系，故亦未及時發兵進攻嶽陽。于是，孫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軍閥身上。12月10日，他緻電滇督唐繼堯，促其疾速率領滇軍沿長江東下，與黎天才、石星川之鄂軍會攻武漢，指出：“陸主停戰議和，全出于自便私圖”，“望蓂帥①迅出宜昌東下，進擊武漢，則長江以北将來屬軍府範圍，屆時陸雖單獨議和，亦無能爲也”。②唐繼堯卻回電聲稱：“川中逆軍尚未悉數蕩平，猝難東下”①。這樣，孫中山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并使湖北黎、石起義軍因孤立無援而處境日益危險。
段祺瑞下野後，不甘心于對西南用兵的失敗。他策動各省皖系軍閥，并拉攏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實力派曹锟，于12月2日在天津召開會議，一緻主戰，要求馮國璋明令讨伐湘粵。會議初步制訂了兩路進兵湖南的計劃：第一路推曹锟爲主帥，率所部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湖南；第二路推張懷芝爲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會議還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數目：直隸（今河北）、山東、安徽各出一萬，奉天（今遼甯）出二萬，山西、陝西各出五千。軍費由各省自行負擔。
馮國璋等人唱着“議和”、“停戰”的高調，不過爲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嶽陽，維護北洋軍閥根本利益問題上，與主戰派并無分歧。在天津會議的脅迫下，馮國璋趕緊聲明：“本大總統對于湘事決不能尾憐求和”②。12月15日，馮正式任命曹锟爲第一路軍總司令，張懷芝爲第二路軍總司令，令各率本路軍隊南下攻湘。 18日，馮又委段祺瑞爲參戰督辦，段芝貴爲陸軍總長，并規定關于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送還段祺瑞。
這時，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戰派。12月30日，與北洋陸軍部簽訂了一千八百餘萬日元的軍械借款合同。日本帝國主義出面撐腰，大大助長了北洋軍閥的内戰氣焰。1918年1月8日，馮國璋通電北洋各督，同意繼續對護法軍作戰。喧嚣一時的南北停戰議和活動，爲北洋政府赢得了調兵遣将的時間，卻使南方軍政府内部擴大了矛盾，并喪失了會攻武漢的有利時機。
（二）南北雙方在岳陽地區的兵力部署
1918年1月，陸榮廷和護法聯軍将領見馮國璋附和主戰派，且有“先挫西南聲威，然後言和”的企圖，感到求和無望，遂決定在北軍主力抵湘之前，先發制人，收複嶽陽。嶽陽爲湘鄂交界的軍事要地。當湘南戰事吃緊之際，段祺瑞就已調派北洋第二師師長王金鏡爲嶽防總司令，指揮該師之第三旅（旅長孫傳芳）、第七師之第十四旅（旅長吳新田）、第十一師之第二十二旅（旅長蕭安國）和直隸之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防守嶽陽。王汝賢、範國璋兩師在衡山、寶慶作戰失利後，其餘部亦退往嶽陽。這樣，據守嶽陽之北軍已達六七旅之衆。
王金鏡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牆河至油河諸要點，利用有利地形，構築防禦陣地。其具體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師之混成第六團防守坡塘（今破壟口），第五團擔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吳新田旅防守山橋嶺；閻相文旅防守楓樹橋；蕭耀南旅防守烏江橋；第十一師之四十四團爲左翼總預備隊，暫駐嶽陽城内。範國璋師之三十九旅防守嶽陽至蒲圻鐵路沿線，四十旅守闆橋至托壩（今長塘）一線；王汝賢第八師餘部移駐江北監利一帶，爲總預備隊。玉金鏡的第一線兵力共約一萬三千人，基本上沿新牆河一線配置，且左翼比較薄弱，這就給聯軍的進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粵桂聯軍進占長沙後，其總兵力約有四萬餘人③。随着和談逐漸無望，聯軍除以湘、桂、粵軍各一部留防長沙，粵軍馬濟部移駐永安，并分防浏陽、醴陵方向外，主力則于1917年12月中下旬分別向平江、湘陰、福臨鋪一帶運動，準備進攻嶽陽。
1918年1月上旬，湘軍總司令程潛于新市（湘陰東北）兩次召集前線高級将領會議，拟定攻嶽作戰計劃。根據北軍各旅接合部空隙大、左翼兵力薄弱等弱點，決定以桂軍佯攻北軍右翼，牽制該方向敵軍；令趙恒惕率湘軍主力集中到北軍左翼，以托壩爲主要突擊方向，由該處突破，進取烏江橋。得手後兵分兩路，一路向左卷擊，配合桂軍夾擊坡塘之敵，一路向右進占桃林，威脅臨湘鐵路線。其具體部署是：湘軍趙恒惕率所部一旅和陳嘉佑之獨立第三旅進攻托壩、西塘，爲主攻；林修梅旅進攻筻口，爲助攻；桂軍韋榮昌部佯攻坡塘，陸裕光部佯攻新牆、山橋嶺，牽制當面之敵；湘軍劉建藩所部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機策應趙部；吳劍學、李仲麟部爲總預備隊。程潛要求各部隊于1月13日前作好戰鬥準備。
（三）聯軍會攻岳陽
1918年1月18日晨6時，程潛對湘軍下達進攻命令，同時頒發訓詞說：“奪得嶽州，湖南必生，不得嶽州，湖南必死。我勝敵人，國家必存，敵人勝我，國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凡我軍人，努力殺賊”④。并把這個訓詞印在白布上，發給每個士兵佩戴于胸前。湘軍爲複土而戰，在開進途中“高聲唱歌，悲壯激昂”⑤。
擔任主攻任務的趙恒惕所部約六千五百人，其進攻正面由托壩至石頭嘴，寬約十五公裏。趙恒惕将所部分爲左、中、右三路：以林修梅爲左翼隊司令，率部進攻筻口至石頭嘴之敵；宋鶴庚爲右翼隊司令，率部進攻托壩、西塘之敵；廖家棟爲中路隊司令，率部進攻白湖嶺之敵，并策應右翼隊行動。
北軍嶽防司令王金鏡探悉南軍主力向烏江橋方向運動，于 1月22日晚令擔任總預備隊的第十一師四十四團兩個營、機關槍一連攜山炮四門增援烏江橋之蕭旅，加強該方向的防禦力量。
1月23日拂曉，聯軍進攻嶽陽的戰鬥全面打響。湘軍右路和中路部隊首先突破當面之敵，上午10時攻克托壩，守敵第二十師八十團一個營逃往嶽陽，餘部退守桃林。湘軍乘勝推進至白湖■，威薄北軍防禦重點烏江橋；左路林修梅旅也于午後攻克筻口，迫使守敵閻相文旅退守後山坪一線。
岳陽左翼防線被湘軍突破後，王金鏡頗爲震驚，又下令警備嶽城的四十三團一營增援烏江橋，同時令二十七團一營進駐普濟橋，加強該方向之縱深防禦，并令蕭耀南赴烏江橋擔任前線指揮。
1月24日上午，湘軍調整進攻部署：以中、右兩翼部隊合攻烏江橋；調預備隊一部迂回至岩前湖（今岩泉湖），配合左翼部隊夾擊後山坪之敵。同時，令李仲麟率五營向右迂回，進襲桃林。王金鏡一面令防守桃林的第二十師死守陣地，遏制南軍，一面增派嶽城南關警備隊四十三團另一營附機關槍一連往援楓樹橋。旋接烏江橋守軍蕭耀南告急電話，又令四十三團一營中途折援烏江橋。湘軍左翼林修梅部在援軍配合下，趁勢發起猛攻，于當日攻占後山坪，迫敵退守南木沖（今楠木沖）。這樣，作戰重點便移向烏江橋。
烏江橋是嶽陽東南的重要通道，四面環山，中間開闊，背倚白湖嶺高地。北軍扼守白湖嶺高地，頑強阻擊。湘軍久戰不克，遂一面在烏江橋繼續組織進攻，一面派出小部隊，從右翼楔入嶽陽城附近，實行小群攻擊。王金鏡十分恐慌，忙将守普濟橋、冷水鋪的部隊調回嶽城防守。1月25日下午8時，蕭耀南電稱烏江橋被湘軍三面包圍，急乞援兵，王金鏡又将新抵嶽陽的北洋第十一師二十一旅之兩營派赴烏江橋，并派出飛機兩架助戰，但剛飛臨戰區上空，即被湘軍槍彈擊傷，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曉，湘軍以一團躍過白湖■迂回至烏江橋背後，另兩團在烏江橋右側和正面，同時發起猛攻，與敵短兵相接，白刃搏鬥。激戰竟日，斃俘敵數百人，湘軍也傷亡官兵五百餘人。當日下午，北軍蕭旅因傷亡慘重，疲憊難支，不得不放棄陣地，退往三眼橋。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師一部和右翼守南木沖之閻相文旅，見中路烏江橋失守，也無心再戰，紛紛棄陣後退。三眼橋是通向嶽陽城的最後一個要點，王金鏡命蕭旅死守，“作背城一戰，以挽回危局”⑥。然而，蕭旅殘部已無力再戰，于午夜棄守逃命。此時，守坡塘、新牆一線的吳新田、孫傳芳兩旅，見烏江橋失守，恐後路被南軍切斷，也争相撤退。湘桂軍長驅而進，直抵嶽陽城下。王金鏡見嶽陽已經難保，遂指令吳、閻、蕭旅沿鐵路退往湖北蒲圻，孫傳芳旅退往嘉魚。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粵聯軍占領嶽陽，俘敵一千三百餘人，繳獲飛機兩架、火炮四十餘門，以及大批槍枝彈藥。戰後，程潛賦詩志慶：“嚴冬十二月，晨起臨前營，諸将環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嶽陽，攻其所必争。先趨白湖蕩，猛力洞厥膺。鏖戰五日夜，我鋒不可撄。伏屍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壯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①。反映了南軍的勇猛和戰鬥激烈的情景。
護法聯軍之所以能攻克北軍重兵防守的嶽陽，除了聯軍在兵力上居于優勢和有較高的士氣外，在指揮上亦有其可取之處。首先，掌握了敵人的防禦部署，将主攻方向選在敵之防禦薄弱處烏江橋，使敵軍頻繁調動，打亂其整個防禦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務交給士氣較高的湘軍主力執行，在部隊的使用上也是得當的；再次，除正面進攻外，還組織小股武裝深入敵後活動，對于配合正面作戰，打亂敵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護法聯軍攻下嶽陽，獨立各省人心振奮，希望護法軍長驅直下攻取武漢。而此時鄂省北軍主力正集中力量“圍剿”荊、襄靖國軍，武漢空虛，如果聯軍乘虛徑取武漢，與湖北靖國軍協同作戰，将使湖北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無奈桂系軍閥僅以奪取湖南爲滿足，不想進攻直系督軍王占元的地盤。在聯軍占領嶽陽的當天，譚浩明又擅自下令嚴禁前線各軍跨入鄂省一步。他在緻蘇督李純的電報中聲明，“已饬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并稱如“北不攻嶽”，則“南不攻鄂”。①這樣，聯軍就喪失了乘勝北進的大好時機。
四、荊襄之戰
（一）湖北組成“靖國軍”參加護法
1917年12月，正當南北醞釀議和之際，湖北境内的部分軍隊宣告自主護法，牽制了北軍駐鄂部隊，對湘桂粵聯軍進攻嶽陽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護法戰争前，湖北共有軍隊三個師、四個旅和兩個獨立團①。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和襄鄖鎮守使兼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早年參加同盟會，後又參加辛亥革命，與革命黨有較深的關系。在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人的激勵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別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時，原湖北第三師師長王安瀾也潛回棗陽，召集舊部舉義護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國聯軍”。公推黎天才爲聯軍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石星川爲第二軍總司令，王安瀾爲第三軍總司令。這種革命形勢的出現，使孫中山極爲振奮。12月26日，他緻電黎天才，提出湘、鄂、川護法軍隊夾擊武漢的作戰方略，指出：“執事據荊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勝，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爲聲援，合力并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操自我手。”③
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和當時戰場的客觀形勢，湖北靖國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由第二軍分兵出荊州，攻宜昌，以打通長江上遊航路，接應滇黔靖國軍出川，進逼武漢；第一軍一部會同第三軍合攻武漢；黎天才率第一軍另一部北規信陽，控扼武勝關，切斷京漢鐵路，阻止北軍南援。但是，湖北靖國軍雖号稱三軍，實際參加護法者不過萬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圖分兵作戰，實現上述作戰計劃，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更爲困難的是，此時湘桂粵聯軍正屯兵長沙，等待議和，無意援鄂，滇黔靖國軍正全力争奪四川，無暇東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國軍獨立作戰。
湖北之襄陽、荊州和武漢素稱“ 一鼎三足”。荊、襄宣布獨立，武漢便陷于孤立。湖北督軍王占元一面緻電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組織鄂省部隊防堵靖國軍。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達“武力戡定荊襄令”，命“第一路總司令曹锟、湖北督軍王占元各派得力隊伍，克日分路會剿”，“河南督軍趙倜派兵相機協剿”。①在王占元主持下，北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将襄陽、荊州地區劃分爲第一、第二“清匪”區。北洋第三師代師長吳佩孚爲第一區司令，指揮該師兩個旅和駐南陽之豫南總司令吳慶桐混成旅，“圍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爲第二區司令，指揮北洋第二師之第四旅、吳光新所部兩個旅和第十八師一部，“圍剿”石星川部。總兵力約二萬七千人。
（二）靖國軍荊、襄作戰相繼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後，未能按既定計劃出兵河南信陽，控扼武勝關，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進攻南陽。在南陽外圍遭到豫軍阻擊，遂退據新野，數日後又撤回襄陽。
1918年1月初，北軍開始對襄陽發起總攻：第三師第六旅由信陽西進，吳慶桐旅由新野南進，另以反對獨立的原第九師第十八旅（旅長張聯升）由老河口（令光化）東進，第三師第五旅由孝感經鍾祥北進，對襄陽實行向心攻擊。
這時，黎天才所部靖國軍不足一旅，鑒于敵軍四面圍攻，難以抵禦，便于1月20日主動放棄襄陽，經南漳南進。駐守棗陽、随縣之王安瀾軍也向南轉移，以圖與駐守荊門的第二軍靠攏。
石星川宣布獨立時，該師駐守荊州、沙市的兵力隻有一個師部和第一旅第一團，共有步兵三營、機關槍兩連。不久，駐仙桃鎮第一旅第二團響應獨立，總兵力也不過六七營。鑒于兵少力單，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擴充力量，一面疊電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學濟，請派軍隊出石首、公安，策應荊沙靖國軍行動。張學濟接電後，立即率所部二十營出桃源，趨澧縣，增援荊州靖國軍。1917年12月30日，其前衛司令胡瑛所部進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師阻擊，無法接近荊州。
當時，駐鄂省之北軍主力集中于武漢和嶽陽，武漢以西僅有第十八師之一個旅（駐監利、公安）、第二師之第四旅（駐宜昌西北），和剛從重慶退到宜昌的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劉躍龍兩個旅。爲了圍攻荊、沙靖國軍，王占元令朱廷燦第四旅從當陽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長江東進，劉躍龍第二旅之一個團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師負責攔擊湘西護法軍，并襲擊荊沙靖國軍後路。
北軍兵力雖居優勢，但系統雜亂，互不統屬，多路進攻，缺少協同。荊沙靖國軍如能利用這些弱點，集中兵力，機動作戰，有可能将敵各個擊破。但石星川面對強敵進攻，卻派出一團兵力到荊州以西，沿長江北岸分散設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動挨打的架勢。
1918年1月14、15兩日，北軍朱廷燦、李炳之旅開始向荊、沙進攻。靖國軍節節後退，朱廷燦部連奪當陽、河溶、清溪河等要點。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荊州城下。
石星川見北軍兵臨城下，而張學濟率領的湘西護法軍在公安遭到北軍阻擊，遠安的王安瀾軍也遲遲不能向荊、沙靠攏，遂喪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職而去。石星川出走後，其部下大多逃散，餘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帶領下退出荊州，會合湘西護法軍後撤往宜都。22日夜，荊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領。
湖北黎、石等部舉義，正值湘桂粵護法聯軍攻克長沙之後，如當時湘省護法聯軍迅速攻取嶽陽，進規湖北，則可以得到湖北靖國軍的有力配合，護法戰争的局面将會有很大改觀。無奈護法聯軍在克複長沙後，即頓兵不前，緻使北洋政府得以調集部隊“圍剿”荊、襄靖國軍。湖北靖國軍之所以遭到重大損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揮不當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護法聯軍既不配合作戰，又不及時救援①，也難辭其咎。邵元沖①斷言，襄、荊失敗是“湘中桂軍按兵不救之罪也”②，此話不無道理。
第四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一、護法軍内部矛盾日趨激化
經過半年的奮戰，到1918年2月，各路護法（靖國）軍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湖南戰場上，護法軍占領了長沙，攻克了嶽陽；在四川戰場上，靖國軍占領了重慶和成都。與此同時，其它各省的護法勢力也有很大發展，“獨立”、“自主”的通電接連不斷。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國軍雖遭挫損，但尚有革命黨人蔡濟民率領的民軍在廣濟等地活動；在陝西，陝軍團長郭堅在鳳翔宣告自主，革命黨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獨立，陝西靖國軍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駐甯波的旅長葉煥華宣告獨立，溫州、處州（今麗水）、紹興等地的軍隊一度響應；在河南，原京津總稽查長王天縱在臨汝宣告獨立；在山東，部分陸軍起義，一度攻占了東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現“靖國軍”、“讨倪軍”，響應護法。短短幾個月内，護法烽火遍及十幾個省，形勢十分有利。這時，如果參加護法的各種勢力能夠團結一緻，在護法軍政府統一領導下，協同作戰，共同對敵，未嘗不能發展大好形勢，取得戰争的主動權。但是，廣東軍政府的政治基礎十分脆弱。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缺乏經濟和軍事實力，沒有力量組織和領導全國的護法武裝。而具有較大實力的兩廣軍閥和雲貴軍閥，各自懷有自私的動機，不願把自己的軍隊置于軍政府領導之下。因此，護法戰争名義上雖由軍政府領導，實際上各省護法勢力各自爲戰，始終未能形成集中統一的指揮。
不僅如此，随着護法戰争的節節勝利，以陸榮廷、唐繼堯爲首的兩大軍閥勢力與軍政府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軍閥，竟對軍政府的活動進行百般限制與刁難。1917年8月，廣東督軍陳炳焜逼走傾向軍政府的省長朱慶瀾，并極力拉攏廣東地方派軍人，對軍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軍饷和煤炭爲誘餌，拉攏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從組織上分裂軍政府。11月，桂軍統領沈鴻英借故殺害軍政府任命的潮梅軍第一支隊司令金國治③。11月21日，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繼陳炳焜代理廣東督軍後，變本加厲地破壞護法軍政府。莫先以不準私自招募民軍爲由，驅逐逮捕軍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員，繼又誣指大元帥府衛隊連的排長多人爲“匪”，擅自逮捕槍殺，借以恫吓孫中山。孫中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數衛士登上軍艦，指揮艦炮轟擊觀音山督軍署，迫使莫榮新于次日親至大元帥府 “謝罪”。但是，桂系軍閥對軍政府的破壞活動并未因此而收斂。面對異常險惡的環境，孫中山憤激萬分，但爲了護法大業，仍忍辱負重，勉強支撐着岌岌可危的軍政府。
桂系軍閥與護法軍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護法戰争的湖南戰場。自聯軍占領長沙後，其内部矛盾便開始尖銳起來，主要是湘軍與桂軍的矛盾①，也有湘軍内部的矛盾①，嚴重影響着護法聯軍的協調統一，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更爲嚴重的是，聯軍自占領嶽陽後，“軍紀之紊亂達于極點”。尤其是桂軍，以功臣自居，紀律渙散，橫行無忌，“掠奪殺傷之事件屢有所聞”。該軍第一軍總司令韋榮昌一進嶽陽，即嫖妓酗酒，大施淫威，其所屬官兵也群起效尤，無所不爲。對此，不僅湖南人民側目而視，而且湘軍官兵也極爲反感，産生了嚴重的對立情緒。
二、北軍第二次攻湘前雙方的作戰部署
（一）北軍的作戰方針及部署
北軍在嶽陽遭到慘敗後，皖系軍閥和主戰派紛紛責罵李純等主和督軍“損失國家資格，玷污軍人名譽”，積極策劃罷免王（士珍）、李（純），推倒“大樹”（馮國璋）。馮國璋和“長江三督”在主戰軍閥的圍攻下，處境十分困難，又鑒于嶽陽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盤也受到威脅，于是紛紛“引咎自責”，倒向主戰派。
1918年1月27日，馮國璋離京“出巡”濟南、徐州、蚌埠等地，與皖系督軍張懷芝、倪嗣沖等人會商時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馮國璋下達對南軍 “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爲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爲援嶽前敵總司令，“著總司令曹锟、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②。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對湘桂粵聯軍進行作戰，宣稱“非将長沙完全克複，不能議和。”北軍第二次攻湘的作戰企圖，是攻下嶽陽、長沙，進而占領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軍分別向湘鄂、湘贛邊界開進。
曹锟之第一路軍分爲兩隊：吳佩孚率第三師及三個混成旅，由襄陽乘船沿漢水南下，經武漢進至鄂南蒲圻待機，準備進攻嶽陽；張敬堯率第七師另兩個補充旅和安武軍一部進至鄂南通城，準備進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約五萬人左右。
張懷芝之第二路軍分爲左右兩翼：施從濱率山東暫編第一師（欠第一旅）及張宗昌之江蘇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銅鼓進攻湖南浏陽；江西第十二師之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和由攸縣退守萍鄉的李傳業所屬安武軍二十營，經江西萍鄉進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約二萬人。
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約六千人，從浦口溯江而上，拟經常德進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率五艘軍艦由水路開進，策應陸路進攻。加上随後入湘的奉軍五個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師，北軍攻湘兵力共約十萬人。
北軍源源南下，氣勢逼人。護法聯軍見和談無望，隻好倉促分兵禦敵。
（二）護法聯軍的兵力及防禦部署
護法聯軍占領嶽陽後，各路軍隊進行了擴編，截止北軍攻嶽前，在長沙以北屯集的聯軍總數達二百五十餘營③，約合十個師八萬餘人①。其中，粵桂軍隊除原有韋榮昌、林俊廷、陸裕光三個軍和馬濟之粵軍十八個營外，又新組建兩師一旅，比剛入湘時增加六十餘營；湘軍也大力擴充，總數達一百五十餘營（其中湘西軍隊六十營）①。聯軍在數量上雖與北軍相差無幾，但武器裝備不如北軍，加之部隊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訓練，紀律松弛，戰鬥力已大不如前。
護法聯軍在北軍可能進攻的方向進行防禦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禦由湘軍劉建藩、李仲麟所部擔任；浏陽至醴陵方向之防禦由粵軍馬濟部擔任；常德至益陽方向之防禦由桂軍林俊廷部擔任；嶽陽至羊樓洞方向之防禦由湘桂軍主力部隊擔任。聯軍在嶽陽至羊樓洞約五十公裏的防區内，布設多道防禦地帶。第一防禦地帶從新店、灘頭至趙李橋、羊樓洞以南，長約二十公裏，由湘軍第一師（欠第一團）和獨立第三旅第五團防守；第二防禦地帶設在羊樓司（又稱羊樓市，今羊樓司公社東）、廖平鋪鐵路兩側，由獨立第三旅之第六團和桂軍韋榮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禦地帶設在臨湘（今陸城）至桃林一線，由桂軍贲克昭旅和湘軍第一師之第一團防守；陸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潛所部五營駐守嶽陽。聯軍的防禦配系，基本是以嶽陽爲中心，以武（昌）嶽（陽）鐵路爲軸線，實施重點設防，以對付嘉魚、蒲圻方向之敵的進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禦兵力則比較薄弱。
三、岳陽攻防戰
1918年2月5日，馮國璋任命吳佩孚署理陸軍第三師師長，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魚一帶開進。2月23日，吳佩孚率先頭部隊抵達蒲圻。在此之前，張敬堯率第七師等部已進抵通城。第二路張懷芝部因被在武穴頓兵主和的馮玉祥旅所牽制②，滞留九江，未能按期進入湘東待機地域。
吳佩孚對這次攻湘作戰最爲賣力。他剛任師長，躊躇滿志，急于想利用這次作戰樹立聲威，發展個人權勢。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進入待機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還在開進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2月28日發動了進攻。
吳佩孚将進攻部隊分爲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魚，經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進攻聯軍翼側；以第三師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團兩個連）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進占羊樓洞，牽制羊樓司方面之聯軍；吳佩孚親自指揮暫編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師第五旅及炮團、工兵營等組成）、騎兵第三團（易騎爲步）和第十一團兩個混成連，組成突擊部隊，向聯軍防守薄弱的新店鎮、灘頭（今坦渡）方向進攻，拟從中路突破聯軍防線，爾後與左路部隊鉗擊羊樓司之聯軍。2月28日晨，北軍發起進攻，于當日擊敗了守衛新店、灘頭的湘軍第一師之第二旅，向縱深推進。聯軍急以湘軍第一師之第二團和獨立第三旅之第五團，進入灘頭以西之萬峰山陣地阻擊敵人。3月2日，北軍再次突破湘軍陣地，攻占萬峰山。至此，聯軍的第一防禦地帶被敵攻破，羊樓司暴露在敵人面前。這時，嶽陽地區雨雪交加，山險路滑，給北軍的進攻造成了困難。吳佩孚決定息戰數日，等待天氣好轉，同時電令後續部隊趕緊向戰地集中。
羊樓司位于萬峰山與大藥姑山之間，周圍山勢陡峭，鐵路橫穿狹谷，是由武昌入嶽陽的咽喉要道。聯軍原将湘軍第三旅之第六團、桂軍韋榮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樓司至廖平鋪鐵路兩側的高嶺上，控扼險要，林修梅、韋榮昌親至羊樓司指揮。新店、灘頭失守後，趙恒惕部也退守羊樓司。聯軍以羊樓司爲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黃蓋湖一線，構築了由塹壕、石壘和鐵絲網組成的四道防禦陣地，準備堅守；同時，派出敢死隊，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帶，襲敵後路。
3月5日左右，吳佩孚所部後續部隊相繼抵達戰地。吳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進，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吳親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樓坡（羊樓洞南）右至黃蓋湖，對聯軍第二防禦地帶發動進攻。吳部沿山梁推進，攻勢猛烈。聯軍雖依托陣地頑強抗擊，仍抵擋不住北軍的沖擊，當天即有三道陣地被敵突破。11日上午9時，最後一道陣地也落入敵手，聯軍隻得放棄羊樓司，向嶽陽方向後撤。這次戰鬥，北軍死傷三百餘人，南軍傷亡更爲慘重。
北軍攻占羊樓司後，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爲第一追擊隊，經長安驿（今臨湘）向新牆方向追擊，抄襲聯軍後路；以第二混成旅爲第二追擊隊，由平水鋪經長安驿、路口鋪向雲溪推進，爾後窺取嶽陽；吳佩孚親率第三師第六旅，于12日向新牆方向續進，企圖切斷聯軍退路。
雲溪是通往嶽陽的最後一個要地，由桂軍陸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軍第一師第一團防守。3月13日，北軍閻相文之第二混成旅開始沿鐵路向雲溪進攻。雲溪守軍竭力抵抗，閻旅進攻受阻。這時，從北面的臨湘（今陸城）和東面的通城方向向雲溪撤退的聯軍，乘機從側後襲擊閻旅，斃傷其官兵四百餘名。吳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張敬堯師之補充旅馳援閻旅。北軍四個旅并力合擊，終于在15日下午攻占雲溪。
北軍攻占雲溪後，立即對嶽陽城發起總攻。其進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團爲右縱隊，沿江岸進擊；該旅之第二團和第四旅之第八團（欠第二營）爲左縱隊，從雲溪向嶽陽正面進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團進駐對岸之白螺，防聯軍退往江北；海軍第二艦隊派“楚觀”号等四艦沿江梭巡，配合陸軍進攻。3月16日上午總攻開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團在艦炮配合下，一舉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數先頭部隊乘勝突入嶽陽城内。後見聯軍潰兵紛紛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軍誤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軍會攻嶽陽。這時，聯軍前線總司令程潛分析戰場形勢後認爲：“一、二兩路的敵軍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軍與曹張部隊在羊樓司和平江作膠着戰，不能迅速解決，讓張懷芝率部長驅進入湘東，我軍勢必腹背受敵，全軍成俘”①。據此，他電令前線部隊：“如不能進取，可退後暫将嶽陽讓出，再行相機進擊”①。于是，守城聯軍于17日夜棄城退守新牆。18日上午，北軍進占嶽陽。
3月21日，聯軍在新牆遭到北軍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夾擊，稍事抵抗即向長沙敗退。
在守衛嶽陽的戰鬥中，聯軍防禦部隊約有三師之衆，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構築的工事，本可以打個漂亮的防禦戰，但結果卻完全相反。聯軍作戰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軍将領間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極防堵；第三是裝備落後，士氣不振，驟遇北軍新銳，便難于招架。吳佩孚是北洋軍閥的“後起之秀”，在這次作戰中，他指揮部隊對聯軍的陣地實行猛打猛沖，對聯軍的據點實行分路夾擊，戰術運用比較得當，緻使聯軍陷于被動，連連敗退。聯軍在嶽陽的失敗，使湘省護法戰争的形勢急轉直下，也給直系軍閥吳佩孚提供了揚名的機會。
四、平江阻擊戰
平江是北軍攻湘作戰的輔助方向。在吳佩孚部向羊樓司發動進攻的同時，由張敬堯指揮的北軍約二萬人也開始向平江發起進攻。
平江地處幕阜山脈南麓，山巒起伏，地勢複雜，北與湖北通城相通，是長沙東北方的重要屏障。護法聯軍在平江方向擔任防禦的部隊，有湘軍劉建藩部十八個營、謝國光部六個營、羅列開部八個營、李仲麟部五個營，共計四十餘營約一萬五千人。護法軍在通城至平江之間設置三道防線：由詹家橋、梧桐山經九嶺至白米山爲第一道，由大洲、倒流灘經張元嶺、梅仙市到桃花洞爲第二道，由新市經平江至浏陽爲第三道。部隊以營爲單位分散配置，因險設防。
3月上旬，張敬堯所部第七師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師、陳德修之安武軍各一部，在通城一帶集結完畢。11日，北軍分兵多路向平江進犯：以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田樹勳爲中央縱隊司令，率四個團由三埠橋經上塔寺、五裏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進攻；以第十三旅旅長吳新田爲右縱隊司令，率兩個團由詹家橋經長樂街向平江進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②旅長張敬湯爲左縱隊司令，率三個團經天嶽關、虹橋市向平江進攻；以安武軍陳德修所部五營爲預備隊。
北軍發起進攻後，兩翼進展較爲順利。3月11日，右縱隊擊退了防守花涼亭的兩營湘軍，推進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線。中央縱隊進占阿婆嶺、梧桐山；其第一團進至潭下時，遭到聯軍英勇阻擊， 14日拂曉，在一營安武軍支援下，始将當面聯軍擊退。左縱隊于11日進占麥市，次日攻占盤石鋪，直插天嶽關。至此，湘軍第一道防線全被突破。
天嶽關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懸崖絕壁，高聳群山，鳥道羊腸，艱危萬狀”③。護法軍占據山頂，嚴密防守。3月14日拂曉，張敬湯部在炮兵掩護下，分兩路強攻天嶽關。護法軍居高臨下，猛烈射擊，連續粉碎敵人三次進攻，斃傷敵營長以下官兵五百餘名。16日，北軍派第十一師之四十四團由楊芳林市進攻龍門關，得手後抄襲天嶽關之側後，同時派預備隊一營由絕壁攀藤附葛而上，與守軍展開白刃格鬥。護法軍兩面受敵，遂放棄天嶽關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軍繼續進攻，相繼占領了大洲、倒流灘、張元嶺、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樹勳之中央縱隊進逼平江以北十六公裏之梅仙市。該處奇峰突起，形勢險要，護法軍有六千餘人扼險據守。北軍連續發動進攻，激戰兩日，仍無進展。張敬堯急令陳德修率安武軍由月田赴援，田樹勳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團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襲擊護法軍側背，正面部隊趁機猛烈進攻。護法軍腹背受敵，向平江撤退。
張敬堯不讓護法軍有喘息機會，除令正面主力部隊冒雨追擊外，又令左縱隊司令張敬湯率一個團連夜向平江側後穿插，抄襲護法軍後路。3月22日拂曉，穿插部隊進抵三陽市，搶占附近高地，猛烈襲擊護法軍側背。護法軍後防空虛，又見嶽陽已經失守，遂無心再戰，放棄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爲北軍占領。
在北軍瘋狂向嶽陽和平江進攻時，駐長沙的湘桂粵軍“聯帥”譚浩明束手無策，無所作爲。在嶽陽被占之日，譚曾發布安民告示，聲稱“嶽陽小挫，兵事之常，本帥坐鎮，自有主張，……”①。但到了25日，這位“自有主張”的三省“聯帥”竟驚慌失措，率所屬桂軍慌亂地撤離長沙。
桂軍撤走後，長沙成爲不設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吳佩孚第三師不費一槍一彈開進長沙，張敬堯部也随後趕到。這時，馮國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爲湖南督軍兼省長，同時電令吳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進軍。
護法聯軍平江之敗，除兵力對比居于劣勢外，同樣由于分散設防，單純防禦的結果。加上所守據點又忽視保障側後的安全，以緻險要之地屢遭北軍迂回夾擊而被迫撤守。
五、湘東反擊戰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見湖南戰事發展順利，而瓊州的龍濟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粵，在此形勢下，确定了北軍下一步總的作戰方針：“定湘、援龍同時并舉”，“虛攻衡寶，以掣敵勢。一面陽出郴州援粵，陰由閩急攻潮惠，奇兵制勝”①。根據以上方針，除令浙江派一師赴閩，江西編一混成旅趨大庾嶺，以牽制粵軍，“遙增龍軍之氣”外，令在湘的北軍分三路向南推進。以吳佩孚之第三師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爲中路，出長沙經湘潭向衡山、衡陽進攻；以張敬堯之第七師及補充旅、混成旅爲右路，由長沙經湘鄉、永豐攻寶慶；原第二路軍之施從濱第一師、張宗昌第六混成旅、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及李傳業安武軍十五營爲左路，經醴陵南下，攻攸縣、茶陵；另調奉軍兩旅駐守長沙。北軍企圖于旬日之内占領全湘，然後直趨粵省。
聯軍自棄守嶽陽、長沙後，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決定：湘桂粵聯軍全部退駐衡山、永州一線，“暫取守勢”；商請川、滇、黔靖國軍立即出川東下，進取鄂西，以分敵勢；桂粵兩省集中全力進行讨龍作戰，以肅清後方隐患。這時，潭浩明已率桂軍退到祁陽、寶慶地區，把湘軍甩在湘潭、衡山一帶。
湘軍退守衡山等地後，程潛、趙恒惕、劉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舉行緊急會議，決定依靠湘軍自己的力量，對敵組織頑強抵抗，确保湘南。他們分析認爲，在南犯的三路北軍中，中、右兩路是主力，唯左路張懷芝所部系由四省軍隊湊合而成，指揮關系紊亂，戰鬥力較弱，如将該路敵軍擊破，則其餘兩路必不敢輕進。于是決定以趙恒惕爲湘東前線總指揮，劉建藩爲總參謀，集中退到衡山一帶的湘軍一萬一千餘人，并聯絡退守安仁的馬濟所屬粵軍和李書城之援鄂軍，共約二萬人，對北軍左路軍實施反擊。程潛、林修梅、吳劍學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阻擊從正面進攻之敵。
北軍左路軍進展遲緩，在吳佩孚、張敬堯部進占長沙後，才由贛西進入湘東。該軍企圖由醴陵南下，沿湘東大道進取攸縣，然後直薄粵省。4月15日，其先頭部隊施從濱師占攸縣，不久，李傳業之安武軍和張之傑的贛軍一旅也進抵攸縣，分別駐于攸縣城外之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從濱師第一、第二旅由攸縣分別經馬子坡、桑田繼續南進，企圖進據安仁，進而攻取永興、郴縣，盡快實現直指廣東的作戰計劃。
根據敵軍上述行動，趙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進入霞流市、吳集和青山沖地域，待機殲敵。湘軍拟由五個方向對正在行進中之施從濱師發起突然攻擊：駐安仁之馬濟率粵軍自渌田經桑田出和尚坳、五裏牌，攻攸縣之南；劉建藩所部由草市、楊林出馬鞍山，經馬子坡、皂角市攻攸縣之西；趙恒惕所部分成兩路，一路出黃泥塘以配合劉建藩部出擊，一路由毛陳橋攻敵之側背；李仲麟部攻小集；李書城部爲總預備隊。
4月21日，劉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縣與桑田之間的皂角市，與粵軍一道，完成對施從濱師部隊的合圍。雙方激戰兩晝夜，施師損失大半，餘部向茶陵逃竄。
4月23日，駐攸縣之北軍一部，向劉建藩部側後迂回，适與趙恒惕師出毛陳橋之部相遇，遭到迎頭痛擊，縮回攸縣。下午，湘軍合力向攸縣城發起總攻，守敵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竄，湘軍一舉攻克攸縣。這一仗，共斃敵千餘名，俘敵數百名，奪獲飛機兩架。湘軍也傷亡數百人。
4月24日，湘粵軍分數路追擊敵人。劉建藩和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沿新市、黃土嶺（今皇圖嶺）大道向醴陵攻進；第一師第一旅由新市出賀家橋，作爲策應；馬濟粵軍一部守攸縣，一部進擊茶陵；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後，即會合李書城部反擊朱亭之敵，爾後向渌口推進。
北軍爲掩護部隊後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黃土嶺。4月25日，湘粵軍與扼守黃土嶺之敵展開激戰。趙恒惕命劉建藩部攻敵左翼，湘軍第一師第二旅和馬濟粵軍一部攻敵右翼。同時，逼近醴陵的第一師第一旅也舉旗南下，回擊黃土嶺。27日，湘粵軍發起總攻，據守黃土嶺之張宗昌第六旅及李傳業安武軍拼死抵抗。趙恒惕親臨督戰，指揮湘軍從正面連續突擊。北軍終于不支，遂放棄黃土嶺，分別逃向萍鄉、浏陽和株洲。湘軍乘勢猛追，連克醴陵、株洲，前鋒距長沙省城僅數十裏。經此一戰，北軍左路軍幾乎全軍覆沒，施從濱師僅剩七百餘人，張宗昌混成旅僅剩兩營，李傳業安武軍也死傷過半，損失槍炮子彈不計其數。張懷芝隻身逃回漢口，向攻湘軍總司令曹锟訴說因張敬堯不出兵救援，緻遭失敗，爲自己開脫。
湘軍反擊獲勝後，準備從株洲渡河搶攻白石港。劉建藩在渡河時不慎落水身亡。張敬堯聞左翼兵敗，一面急調進攻寶慶之田樹勳旅退保長沙，一面令正在甯鄉“清鄉”的李奎元第十一師和奉軍一部前往株洲阻擊湘軍。同時，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陽的吳佩孚部向江東卷擊，威脅湘東護法軍之後路。這時，湘軍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敵之虞，趙恒惕遂下令放棄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擔任警戒，主力撤往酃縣和永興。北軍乘勢逼進，田樹勳旅再次攻陷寶慶，吳佩孚部連陷安仁、攸縣及耒陽。至此，湖南大部又爲北軍所占。護法聯軍全部退守湘桂邊界地區。
湘東反擊戰是護法戰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戰。湘軍将領在嶽陽失守，桂軍南撤，北軍氣勢逼人的情況下，不畏強敵，決心聯合粵軍，堅持實行反擊作戰，并能冷靜地分析敵情，決定集中兵力，打敵比較薄弱之一路，這一決策無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戰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戰失利的教訓，由單純防禦改爲主動進攻，在統一指揮下，對正在運動之敵實施多路突擊，攻其不備，出奇制勝。首戰獲捷後，又乘勝追擊，不給敵人以喘息時機，從而取得了殲敵萬人的重大勝利，其戰鬥精神和指揮藝術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奪戰
廣東護法軍政府成立後，湘西辰沅道尹張學濟派人赴廣州谒見孫中山，表示願意響應護法。孫中山遂任命張爲湘西護法軍總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張學濟和湘西鎮守使田應诏、鎮守副使兼第五守備區司令周則範、第二師第三旅旅長陳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繼宣布獨立。張學濟推舊友胡瑛爲護法軍湘西招撫使，永綏鎮總兵謝重光爲護法軍副總司令。湘西護法軍共有一萬一千餘人②。
張學濟響應護法後，率本部東進桃源。不久，應湖北石星川籲請，率部援鄂，旋随荊沙靖國軍退往鄂西。
1918年3月，護法聯軍在嶽陽戰敗，大軍南撤，湘西護法軍便受到嚴重威脅。這時，據守常德一線的湘西護法軍有田應诏、胡瑛所部共六千餘人，周則範部約三千餘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師師長陳複初，在湖北長陽招撫舊部①，恢複該師建制，然後會合原湖南第四守備區司令王正雅所部，進攻湘西。4月2日，陳複初率十三個營約六千餘人由沙市出發，經漁洋關進窺湘西。
湘西護法軍急電唐繼堯、劉顯世，請求滇、黔軍赴湘救援。唐、劉以湘西系滇、黔門戶，不能見危不救，遂派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盧焘和遊擊司令王華裔分別率部開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護法軍。
4月23日，北軍陳複初與王正雅率部從臨澧出發，經朱日橋進攻常德；并電請張敬堯令李奎元第十一師分由益陽、甯鄉進逼漢壽，“俾壯聲援”，請吳光新旅一部進駐公安及津市、澧縣一帶，相機策應。
4月25日晨，北軍陳、王部在八裏鋪與湘西護法軍接戰，田應诏、周則範率部且戰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時，北軍夾擊鳌山，護法軍不支，棄鳌山後撤。
田、周兩軍在鳌山失利後，拟與北軍妥協，電邀張敬堯派人到常德談判，表示護法軍移駐桃源，将常德讓給北軍。這時，已進至麻陽、辰州一帶的援湘黔軍聞田、周有妥協撤退之意，急在辰龍關至興隆街一線展開，準備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後撤者，必将迎頭痛擊”①。田、周隻好繼續對北軍作戰。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陳師司令部，詭稱護法軍将按前約移駐桃源，歡迎陳複初軍入駐常德。陳見函不疑，率軍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則率部從外面包圍該城，實行内外夾攻。北軍突遭攻擊，軍心大亂。陳複初率部左沖右殺，奪路而逃，後隻身逃往長沙。陳部朱澤黃旅退保津市。田、周聯合林德軒、胡瑛等部，乘勝追擊，于6日克複臨澧。5月15日，田、周緻電馮國璋，要求“休兵息戰”，劃地自守。此時，抵達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①，也緻函田、周，希望湘西各軍停止進攻，讓出常德、桃源，作爲南北兩軍緩沖之地。湘西軍隊已無心再戰，同意與馮妥協。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臨澧、常德。馮玉祥旅進入常、澧後，也不再向南進攻。李奎元十一師則于6月中旬乘機占領了益陽、漢壽。
北軍在第二次攻湘作戰中，共投入兵力約十萬人，并起用吳佩孚爲主戰場指揮，取得了明顯戰果。盡管北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②，但終于占領了湘省大部地區，基本上實現了預定計劃。
護法聯軍之所以遭到失敗，一是由于戰前頓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劇，部隊士氣下降；二是缺乏戰略協同，先是不與湖北靖國軍配合作戰，後又不與湘西護法軍密切協同；三是在嶽陽、平江防禦戰中，實行單純防禦。後來雖然取得了湘東反擊戰和湘西伏擊戰的局部勝利，但未能從根本上扭轉頹勢，不得不退守湘桂邊界地區。幸好北軍主将吳佩孚在攻占衡陽後，以部隊久戰力疲爲借口，頓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陽與湘軍師長趙恒惕秘密談判，約定從6月15日起，雙方于寶慶至茶陵一線停止交火①，才使護法聯軍有了喘息的機會。
吳佩孚的自動停戰，雖然打亂了段祺瑞的進攻部署，加劇了直皖軍閥間的矛盾，但同時也加速了桂系軍閥與北洋直系軍閥的勾結，因而不僅沒有給孫中山的護法事業造成有利條件，反而帶來了極爲不利的影響。
第五节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
一、戰前滇、黔軍與川軍的矛盾
護國戰争結束後，蔡锷被任命爲四川督軍兼省長。1916年8月，蔡離川去日本治病，由羅佩金代理督軍，戴戡代理省長。當時，駐川軍隊共約八個師，其中川軍五個師②，滇軍兩個師，黔軍一個旅①。羅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軍的機會，将滇、黔軍改編爲“國軍”，川軍則仍爲地方軍，并縮編爲三師一旅，廢除特種兵。此舉引起了四川軍政各界的嚴重不滿，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 月，羅佩金将川軍第四師遣散，令第五師縮編爲旅，第一、第二師裁減兵額，并拟以滇軍将領劉雲峰接替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劉存厚參加過護國戰争，在川軍中有一定影響。他對羅佩金縮編川軍，排除異己，心懷不滿，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軍官會議，決定聯絡川軍第一、三、五師，實行武力驅羅。
4月18日，劉存厚部突然襲擊押運第四師槍械回成都的滇軍。雙方在成都城内持續戰鬥了七八天，最後達成妥協，确定川、滇軍均撤出成都，劉存厚免職，羅佩金辭職，由戴戡暫兼四川督軍。成都由黔軍填防。
雙方撤兵後，劉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駐守成都西、北兩門。戴戡到成都後，多次催促川軍留城部隊撤走，劉存厚執意不從。戴與羅佩金密謀以武力驅逐成都川軍，進而解決劉師全部。7月1日，張勳在京複辟，授劉存厚以“四川巡撫”僞職。戴戡認爲時機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爲名，命城内黔軍攻擊西、北兩門的劉軍。劉軍裏應外合，夾擊城内黔軍。黔軍戰敗，棄城退走，行至仁壽縣時，又遭川軍截擊，戴戡被擊斃（一說自殺），黔軍餘部潰散。這就進一步加深了川軍與滇黔軍之間的矛盾。
二、雲南靖國軍的興起
當劉、羅、戴軍閥在四川混戰之際，全國各派政治力量正圍繞着要否堅持《臨時約法》問題展開新的尖銳鬥争。此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由于其所處的政治地位和曆史關系，還多少保留一些維護約法、擁護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對北洋軍閥破壞約法、解散國會，指斥北洋軍閥“以憲法不良爲借口，以暴民專制爲号召，實則不慊于民黨，不甘于共和，時思破壞，以複其北派把持頑固之舊，民國之危，有如累卵”②。唐繼堯決定聯合滇黔川軍，對段祺瑞組織的督軍團實行武力“幹涉 ”。爲了全力對付北洋軍閥，唐繼堯對于川省混戰，最初采取調解态度，多次緻電劉、羅、戴等人，要求他們“盡釋前嫌，共同攜手，以維大局”①。
1917年6月上旬，唐繼堯積極進行“北伐”準備，對滇軍實行戰時擴編。旬日之間，即将駐滇的三個師、一個警衛軍擴充爲五個梯團（每梯團相當于一個混成旅）②，共約二萬餘人。6月12日，唐繼堯緻電孫洪伊（後任護法軍政府内務部長），告其滇省“已下動員令，克日開拔”。同時，緻電叙州（今宜賓市）羅佩金，要求駐川将領“嚴守紀律”，注意“聯絡川滇感情，共維大計”①。
當張勳複辟的消息傳到雲南，并聞劉存厚“甘受僞職，叛攻成都”，唐繼堯感到“義憤填膺，匡扶有責”，立即打起“讨伐複辟叛逆”的旗号，聲明将滇軍改稱爲靖國軍，準備 “躬率三軍”，借道川境，讨伐張勳。其實，讨伐張勳是假，借機入川是真。這從唐繼堯對李曰垓一封電報的批複中可以得到印證。7月3日，原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李曰垓，從廣東緻電唐繼堯，指出：北方政局混亂，派系紛歧，陸榮廷正在“鞏固兩粵”，“先謀自固”，全國“已漸呈割據之勢”，因此，滇軍應先發制人，進占四川。李還提出“由镕（羅佩金）與川軍開釁，即借口進兵，占領成都”，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繼堯批複道：“劉已叛，當然取第一策”。②表明了以“讨逆”爲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繼堯以護法讨逆的名義通電讨伐劉存厚，川滇之戰全面爆發。
由于唐繼堯響應護法是爲了借機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因而在以後的戰争中，實際上既不奉行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也不服從軍政府的統一領導和照顧護法戰争的全局利益，卻與桂系軍閥沆瀣一氣，阻礙護法戰争的順利發展。
三、雙方的兵力編成及部署
作戰動員令下達後，唐繼堯即将滇省的五個梯團改編爲六個混成旅①，兩旅爲一軍；并令顧品珍、趙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買馬，将所部兩師擴編爲兩軍。其編制序列如下：顧品珍爲靖國軍第一軍軍長，趙又新爲第二軍軍長，羅佩金爲總司令；庾恩旸爲第三軍軍長，黃毓成爲第四軍軍長（以上兩軍由唐繼堯直接指揮）；駐粵兩師擴編爲第五、第六兩軍，張開儒、方聲濤爲軍長，拟以葉荃爲總司令②。與此同時，黔督劉顯世也令師長王文華率黔軍兩個旅入川協同作戰，并推唐繼堯爲滇黔聯軍總司令。滇黔軍入川兵力約五萬人③。唐繼堯的對川作戰計劃是：顧、趙兩軍扼守川南資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諸要點，牽制當面川軍；由滇入川之第三、四軍和黔軍伺機奪取重慶，然後進攻成都，或分兵東下，攻取武漢。
“劉羅、劉戴之戰” 後，川軍分爲三股勢力：第一師師長周道剛明守中立，實助劉存厚；第五師師長熊克武亦稱中立，但傾向滇黔軍；第三師師長鍾體道和許多綠林武裝，公開站在劉存厚一方。劉存厚在原第二師兩個步兵旅和騎兵、炮兵團基礎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師士兵，新組建三個混成旅和一個獨立旅，總兵力約二萬人，加上鍾體道之第三師，共約三萬餘人。在“劉戴之戰”後，第二師沿岷江向南推進，占領岷江下遊各要點，其前鋒距叙州僅三十華裏；第三師進據金堂、樂至、潼南、遂甯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間廣大地域，其前鋒與防守資中之滇軍對峙。
四、川南争奪戰
（一）戰前态勢及雙方作戰企圖
戴戡死後，馮國璋特任四川第一師師長周道剛暫代督軍。這時，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剛調解滇、黔、川軍間的沖突，實際上企圖利用四川的混亂局面，擴充親北洋的勢力，把滇黔勢力排擠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長江上遊警備司令吳光新爲四川查辦使，帶領兩個旅入川“查辦”滇黔川軍沖突。不久，又命陝南鎮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軍作戰。
在北洋政府的慫恿下，劉存厚等有恃無恐，決心繼續對滇軍作戰，達到将滇黔軍趕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戰方針是：先打滇軍，後攻黔軍，三路出兵，分進合擊。具體計劃是：第一師由東向西、第三師由北向南，夾擊據守資中、内江一帶之滇軍，爾後第二師攻叙州，第三師攻富順，第一師攻合江，得手後三路對進，會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師之張鵬舞、李挽瀾兩旅，由安嶽向資中推進，第一師劉湘旅進占隆昌。代督軍周道剛乘機勸說滇軍顧品珍部讓出資中，退往叙州以南。顧因所部防區孤立突出，如固守資中，有被川軍包圍吃掉的危險，遂答應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離資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貢市）。第三師乘機進據資中、内江。
在此前後，雲南靖國軍五個混成旅，分別抵達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軍軍長黃毓成也進抵泸州。此外，黔軍師長王文華也率所部進抵綦江，準備配合滇軍作戰。10月4日，唐繼堯由昆明啓程赴貴州畢節，親自指揮對川作戰。
但是，這時四川戰場的形勢對滇軍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視滇軍爲侵略軍，實行堅壁清野，騷擾襲擊，配合川軍打擊滇軍，使滇軍四面受敵；其二，滇軍曝師他省，軍心不齊，官兵思歸，鬥志衰退；其三，滇省連年用兵，彈藥匮乏，糧饷不濟。面對這種情況，滇軍将領中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爲，滇軍應“克日進取，速攻渝城（重慶）”；另一種意見則主張“暫謀收束，審機觀變”。①唐繼堯堅決反對收束，他認爲：“（1）我軍若不進取，則北軍集中重慶後，聯合川軍協以謀我，使我措手不及，進退均極困難……；（2）我軍内容不整，若不冒險進取，愈緩愈餒，必至不戰而潰……；（3）兩廣正在進行，陸（榮廷）且極力援湘，龍（濟光）亦積極籌備，我軍若不進取，他方進行，必受影響”。②因而堅決主張滇軍“冒險進取”，“速取渝城”，以先聲奪人，争取主動，改變滇軍的不利态勢。據此，命黃毓成軍之李友勳旅和顧品珍軍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潛進，配合黔軍王文華師會攻重慶。
劉存厚盡管已經識破滇、黔軍的戰略意圖，但認爲江津、永川有周道剛之第一師，重慶有熊克武之第五師駐守，而且北洋軍吳光新部已經入川，重慶必無大慮，決定乘虛進攻叙、泸，先收複川南要地，爾後再回攻窺渝之滇軍。
從雙方作戰方針看，川軍重前輕後，潛伏着危機，隻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顧重慶的情況下，才能争取主動，避免被動。滇軍分兵作戰，要想争取主動，固然叙泸之戰關系甚大，但攻渝之戰關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斷北軍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軍于腹背受敵之困境，出現全盤皆活的有利态勢。而滇黔軍能否順利克渝的關鍵，在于守渝之川軍第五師的态度。于是，唐繼堯加緊聯絡熊克武，促其響應護法，配合滇黔軍作戰。
（二）内江、榮縣之戰
10月10日，滇軍繳獲川軍10月9日的一份作戰命令①，得悉川軍将于一周内實施攻取榮縣、自流井、威遠，并相機進攻綦江的作戰。爲了先發制人，滇軍決定提前發動進攻。10月12日，顧品珍令金漢鼎率三個團奪回内江。金旅于當晚出發，隐蔽開進，13日與川軍在白馬廟接戰。次日攻克白馬廟，直趨内江城。激戰兩日，守城的川軍張鵬舞旅棄城逃走。滇軍于15日占領内江。當晚，川軍第三師李挽瀾旅偷渡沱江，占領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發炮轟擊，掩護步兵進攻。戰鬥十分激烈，滇軍損失較大。後金漢鼎組織敢死隊攻下了白塔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禦始趨穩固。
由于滇軍進攻内江，四川代理督軍周道剛公開放棄“中立”立場，通電聲讨滇軍。10月22日，川軍第一、二、三師約四萬餘人，對滇軍發動全面進攻。其部署是：第一師之第一旅（加強第二旅一個團）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師與陳洪範、劉成勳兩混成旅及賴心輝等四個支隊進攻榮縣；汪可權、舒榮衢兩旅進攻威遠，爾後向叙州發展；第三師反攻内江，另以龍光獨立旅進攻自流井，得手後與一師夾擊泸州。23日，第三師順利攻下内江，滇軍金漢鼎旅分路撤往自流井和泸州。10月 26日，川軍第一師經永川攻占北雅鎮，爾後進逼泸州。中路第二師之第三旅于25日攻占威遠後，以主力配合第三師進攻自流井，以一部兜擊榮縣。防守榮縣的滇軍第一軍田鍾谷旅奮力抗擊，斃傷川軍千餘名。後因川軍抄襲後路，遂于31日放棄榮縣，退往叙州。川軍第二師各旅乘勢追擊，兵臨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戰
泸州駐有滇軍趙又新、黃毓成兩個軍部及所屬兩個旅。但是，趙、黃兩軍不相統屬，各自爲戰；其中一個旅又多新兵，無作戰經驗。因此，滇軍在泸州的防禦薄弱，除防守城區外，城郊各要點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剛委徐孝剛爲川軍第一師總指揮官，指揮該師從泰安場進攻泸州；另有第三師分別由富順、榮昌向泸州進攻。16日，川軍第一、三師對泸州發動總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頂、小市諸要點。在川軍攻勢面前，滇軍各級官長“各爲顧貨财、保妻子之計，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與争”②，以緻素稱“鐵打泸州”的堅城，于21日輕易失守。滇軍經藍田壩、納溪向南潰退，擁擠踐踏，互不相顧，沿途又遭棒匪襲擊，“死傷相繼，屍血載道”③，部隊損失過半。川軍渡江追擊，于11月23日攻占納溪。
在川軍第一、三師攻占泸州兩日後，第二師也對叙州發動了總攻。滇軍守叙總司令爲趙鍾奇，下轄馬、趙式銘兩旅，分別防守宗場、炊鍋山、白沙場、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軍第二師以三旅之衆，并聯絡棒匪數千，分別從白沙場、宗場兩個方向對叙州發動進攻。防守宗場之滇軍一個團初抵戰地，不熟地形，在敵兩路夾擊下放棄陣地，撤往吊黃樓。防守白沙場、象鼻場之滇軍聞宗場失守，因翼側暴露，亦棄守後退。吊黃樓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軍竭力據守。川軍見吊黃樓難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牽制滇軍，一面派兵由上遊渡過岷江，從翼側攻擊翠屏山，同時派遣便衣隊潛入城内，襲擊滇軍司令部。防守吊黃樓之滇軍見敵人兜擊側後，軍心搖動，紛紛放棄陣地，向叙城撤退。趙鍾奇等将領下令緊閉城門，不知所措。28日，滇軍放棄叙州城，“分頭亂竄，有由柏樹溪退者，有向筠連退者，有經牛街鎮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團防、棒匪堵擊，槍支大半散失”①。此戰，滇軍傷亡二千餘人，彈藥辎重損失殆盡。11月29日，趙鍾奇率殘部退至安邊，旋又退守橫江。川軍占領叙州後，乘勢南進，連陷高縣、慶符、珙縣、筠連、興文等縣，大有進窺雲南之勢。
滇軍在泸州、叙州之戰中所以遭到慘敗，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軍；其次是唐繼堯遠駐畢節，卻直接指揮各旅作戰，以緻前線各部隊之間互不協同，舉措紊亂；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厭戰懼戰情緒，以緻稍戰即潰。泸、叙失守後，唐繼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戰上，他一面下令攻渝部隊加緊作戰，提出“我軍可勝不可敗”，一面令新組建的靖國軍第八軍（軍長葉荃）火速入川，牽制川軍，準備一旦重慶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慶之戰
川軍攻占泸州、叙州後，未能按預定計劃牽制住攻渝之滇軍，反使自己被牽制在叙、泸等地，進退兩難。同時，川軍的後方也動蕩不安。1917年11月1日，川邊屯殖使張煦在西昌宣布獨立。唐繼堯委張爲靖國軍第七軍軍長，令其率所部三十營進攻漢源，威脅成都。不久，由孫中山派遣入川的中華革命黨人黃複生、石青陽和前川軍将領盧師谛、顔德基等人，招集舊部、散兵遊勇和綠林武裝，組成四川靖國國民北伐軍，在永甯、合江和綦江一帶活動，配合滇黔軍進攻重慶。于是，四川的軍事形勢發生了不利于川軍的變化。
滇黔軍攻渝之戰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開始。滇軍何海清、李友勳兩旅乘川軍第一師西進攻泸之際，迅速由兩翼襲取永川和合江，切斷了攻泸川軍與江津、重慶守軍的聯系。與此同時，黔軍總司令王文華指揮該師和石青陽之四川靖國軍一部，由綦江分兵兩路向重慶推進：一路經廣興場、夾灘場進迫江津；一路出龍崗經界石進攻三百梯，拟從正面進攻重慶。該路部隊約兩個團，秘密開進，隐蔽接敵，順利通過龍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軍吳光新部一個營團團包圍，并發起猛烈進攻。北軍旅長李炳之親率一團馳援，憑險頑抗。黔軍見正面進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圖從側翼經鹿角場、黃角桠襲擊重慶，結果遭到北軍李旅另一個團的節節抗擊，進展緩慢，其後路又受到自土橋方向迂回而來的一營北軍的威脅，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場。
此時，另一部黔軍向江津發動了進攻。江津位于長江南岸，距重慶數十公裏，是由長江北岸進攻重慶的重要通道。黔軍以四個營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進抵江津外圍，并控制了龍門灘、夾灘場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發起進攻，順利攻占了城南高地。這時，防守江津之川軍僅第一師一個營，周道剛急令剛抵重慶的管金聚之陝軍第二梯團（步兵兩營，騎、炮各一連）增援江津。陝軍趕到江津後，以一營扼守沿江要隘，另一營配合川軍仰攻城南高地，經兩晝夜戰鬥，終将黔軍擊退。20 日，滇軍李友勳旅趕到，配合黔軍一舉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抵達江津，與黔軍師長王文華商定協同攻渝作戰計劃。其要點是：滇軍負責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敵，并以主力從江北分由走馬崗和江津指向重慶，爲助攻；黔軍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長江南岸進攻黃角桠、連山一帶，爲主攻；電請唐繼堯轉饬趙又新、黃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牽制叙、泸之敵，掩護攻渝部隊之側後安全。唐批複：“叙泸方面，正力圖恢複。重慶須早日攻下，方有辦法。計劃既商定，此間不爲遙制”②。由此觀之，唐繼堯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戰的教訓，改變了對前線部隊統制過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國聯軍①按計劃分路向重慶發動了進攻。江北滇軍分爲兩路：右路李友勳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進。當日克銅罐驿，12月1日進占陶家場、福壽場，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進擊，于12月2日克走馬崗、老關口，3日進迫浮圖關。與此同時，長江南岸之黔、川軍也對銅元局、黃角桠之敵發動了進攻。該方向有北軍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軍第一師之兩營特種兵，共約千餘人。黔軍投入作戰的部隊共九營，加上石青陽所部四川靖國軍，共約二千人。12月1日，黔川軍分左右兩路奮勇進擊，王文華“嚴令前敵各軍，雖傷亡至五六營以上，不準稍退一步”①。血戰數日，黔軍共傷亡營長以下官兵約千人，終于在12月4日上午進據真武山和黃角桠，與重慶僅一江之隔。
周道剛、吳光新見滇黔川聯軍兵臨城下，感到重慶難保，遂棄城而走。吳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剛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聯軍進占重慶，請熊克武出面維持秩序。13日，熊克武緻電孫中山、陸榮廷、唐繼堯等，宣布與西南各省一緻行動。
六、成都之戰
滇黔川聯軍攻占重慶後，即确定了以占領成都爲主要目标的全線進攻作戰計劃。進占重慶的部隊分兵三路向成都進發：四川靖國軍爲右路，由重慶出壁山，經青木關、合川西攻成都；貴州靖國軍爲中路，由重慶出壁山、大足，經安嶽、樂至進逼成都；滇軍顧品珍部爲左路，由重慶西攻永川、榮昌，進取内江、資中，爾後北攻成都。與此同時，退駐川南的滇軍趙又新、黃毓成等部由永甯北攻納溪、泸州，然後一路循長江反攻叙州，一路經富順進攻自流井，得手後，再進取威遠、榮縣，經仁壽進逼成都。
聯軍發起進攻後，進展頗爲順利。12月15日午前，滇軍趙又新部攻占納溪，繼向泸州進逼。18日，川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王■在合川發出通電，宣布護法，駐守泸州之劉湘第一旅随之動搖。19日，滇軍一舉攻占泸州，劉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顧品珍部攻占永川，川軍第一師代師長徐孝剛暨劉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馮國璋特任劉存厚爲四川督軍。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劉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職，并電饬徐孝剛固守隆昌，阻止滇軍前進，準備調集兵力，調整部署，進行反擊，奪回泸州、重慶。然而，未等川軍反攻，滇黔川聯軍先敵發動了更爲強大的攻勢。其部署是：滇軍顧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趙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順，一向叙州進攻，以爲牽制；黔軍王文華師之一部出大足，經吳家鋪助攻隆昌、内江；川軍石青陽部進攻安嶽、樂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嶽取遂甯，一攻順慶；叙南趙鍾奇部牽制盤踞叙州之川軍，策應主要戰場行動。據此部署，顧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榮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揮之川省靖國軍于1日克渠縣，3日克遂甯，9日克順慶（今南充）、保甯（今阆中）；黔軍王文華師占領了大足等地。此後，趙又新所部于14日占富順；叙南趙鍾奇進占屏山、筠連。靖國聯軍的強大攻勢，不僅打破了劉存厚反攻泸州、重慶的計劃，而且進一步削弱了他的實力。劉、鍾、周各部被壓縮在叙州、自流井、簡陽至成都的狹長地域内。
劉存厚面對險惡形勢，一面叠電北京政府，請速接濟槍支彈藥，并請轉令陝、甘、鄂三省督軍迅速抽調勁旅增援；同時再次調整兵力，準備對聯軍實行局部反攻，企圖奪回部分失地，穩住陣腳，堅守待援。1月16日，劉存厚軍北路司令楊肇錫反攻遂甯獲得成功。20日，南線之舒榮衢旅打退趙又新部的進攻，奪回富順；中路鍾體道師也擊敗進攻安嶽之黔軍，推進到永清場。劉存厚軍反擊作戰，給滇軍造成較大損失②，但其所屬部隊亦因數月激戰，已成強弩之末，局部反攻雖獲小勝，終因兵力不敷，無法擺脫被動态勢。
1月23日，馮國璋任命劉存厚兼北洋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舒榮衢爲該師第四十一旅旅長，陳洪範爲第四十二旅旅長，劉成勳爲陸軍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長，汪可權爲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長，企圖用将劉存厚所統之川軍納入北洋軍序列的辦法，繼續把劉牢牢地拴在“武力統一”的戰車上。北洋政府這一招果然見效，劉存厚在接到命令的當天，即緻電北洋政府，聲稱要作戰到底，“決不與滇黔議和”。然而，這種頑固态度，并未給川軍帶來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軍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順、内江和資中等地發起猛烈進攻。劉軍因傷亡慘重，彈藥匮乏，後援不繼，戰力銳減，整個防線呈瓦解之勢。30 日，劉存厚急電段祺瑞，謂“饷械全罄，各軍退卻，叙州、遂甯相繼失陷，維持力竭，乞速援救”①。但此時北軍在湖南新敗，嶽陽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圖粵的既定方針，正急于改變湖南戰場的被動态勢，無力顧及四川方向，因此，對劉存厚的告急電，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軍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順，6日攻占自流井。劉軍一、二、三師龜縮于樂山、簡陽至成都：間狹小的地域内。
爲了保存實力，應付危局，劉存厚于1月31日通電宣稱：将四川督軍一職讓給熊克武，“自己解甲歸田，以明素志”，要求與聯軍停戰議和。這一緩兵之計當即被聯軍識破，認爲“所雲停戰，實系緩兵”①。唐繼堯、熊克武要求劉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陝西。劉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國軍繼續揮兵前進。
緩兵之計落空後，劉存厚決心以所餘兵力固守成都外圍要點，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戰場形勢，認爲滇軍在南路，黔軍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兩相比較，實南強而北弱”，因而決心對南路之滇軍取守勢，對北路之黔軍取攻勢。爲此，決定抽調防守資中的部分兵力至簡陽方向，準備伺機反擊。
2月上旬，防守簡陽的川軍第三師未等資陽之援兵趕到，就倉促協同第二師之第三混成旅，對樂至之黔軍發動進攻，攻占該鎮後，又繼續進攻安嶽。中途遭到黔川聯軍迎頭痛擊，旋即放棄樂至，回守簡陽。聯軍乘勢追擊，在樂至以西之施家壩遭到由資中和樂山赴援之劉存厚軍猛烈阻擊。
正當簡陽劉軍頑抗聯軍進攻之際，第二師所屬之劉成勳、陳洪範兩旅于2月16日在樂山宣布參加護法。18日，第一、三兩師全體軍官和第二師之汪可權、舒榮衢旅，也宣布與西南靖國軍一緻行動，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軍政事務。
劉軍紛紛參加護法，滇黔軍得以長驅直入，于2月18日占領簡陽，進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勢攻占淮鎮，向成都挺進。
劉存厚見所屬部隊分崩離析，無法再戰，遂于2月19日夥同城防司令田頌堯等撤離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孫中山任熊克武爲四川督軍。曆時八個月的四川護法戰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聯軍攻占成都後，唐繼堯于3月下旬開始組織部隊援鄂援陝。但這時湖北靖國軍已敗退鄂西，滇黔援鄂軍遂與北軍相持于宜昌、夔州間，不再前進。
滇黔軍所以取得攻川之戰的勝利，主要由于其作戰指導比較正确。滇黔軍入川伊始，針對劉軍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況，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慶方面，兜擊劉軍的後方。這一方針無疑是正确的。以後雖出現了叙州、泸州相繼失守的危局，進攻重慶的初旨仍不動搖，結果重慶一經攻占，戰場形勢馬上發生變化。在攻占重慶後，聯軍以一部兵力牽制叙州劉軍，集中主力分由重慶、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劉軍陷入困境，從而完全奪取了戰場主動權。此外，中華革命黨人在四川組織反劉武裝和聯軍注意開展分化川軍的工作，也爲作戰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劉存厚軍的失敗，主要在于政治上逆曆史潮流而動，軍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隻顧争奪叙、泸，而忽視對後方要地的防守，結果雖得叙、泸，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縱深發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地，終于招緻最後失敗。
滇黔軍進攻對抗護法運動的劉存厚所屬川軍，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但以護法爲名，行吞并四川之實，這就理所當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對，因而其勝利也是暫時的。滇軍進占四川後，耀武揚威，專橫跋扈，與黔、川靖國軍的矛盾逐漸加深，開始醞釀一場新的軍閥混戰。
第六节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
一、作戰雙方的企圖及部署
奪取廣東，是段祺瑞“武力統一”戰略中最根本的任務。段政府認爲：“欲謀統一，必先收粵，粵不下，湘不安，戰局不了，國是不定”②。因此，在1917年 9月傅良佐帶北軍入湘時，北洋政府就同時指令閩、贛、浙省軍隊和瓊州龍濟光部，對粵省“同時并舉，協力進攻”，以策應湘省作戰。其攻粵部署是：龍軍直取欽（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區，東圖廣州，并切斷粵桂通路；福建派兩混成旅沿汀江入粵，進占嘉應州（治今梅州市）、惠州（治今惠州市）地區，西攻廣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嶺，入韶州（治今韶關市）地區，南攻廣州，形成三面夾擊之勢。①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買廣東潮梅鎮守使莫擎宇，宣告“ 對省獨立”，與廣東省政府脫離關系，直接聽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①
莫擎宇發難興兵，爲北洋政府大舉圖粵制造了契機。10月24日，閩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電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鎮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臧緻平率兵十營進援。此後不久，龍濟光也由瓊州出兵，抄襲粵省側背。于是，段系軍隊攻粵之戰全面展開。
1917年11月10日，陸榮廷在梧州召開軍事會議，讨論粵省攻防作戰計劃。參加會議的除桂系要員外，還有孫中山的代表胡漢民、海軍總司令程璧光、廣東省長李耀漢等。會上，軍政府代表提出應将屢與軍政府爲敵的廣東督軍陳炳焜調離，并要求将已編爲警衛軍的原省長朱慶瀾的二十營軍隊，重歸陳炯明統帶①。陸榮廷表示“讓步”，建議調陳炳焜爲讨龍軍總司令（後改爲李烈鈞），但同時要求陳炯明率所部二十營協助攻閩，借以削弱軍政府的勢力。會議推舉陸榮廷爲兩廣巡閱使兼廣東督軍，陸自稱“年老多病”，派其親信、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代理廣東督軍。
莫榮新上任後，鑒于莫擎宇盤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陸榮廷的授意下，決定在進剿莫擎宇部之同時，實施大規模攻閩作戰，以策應湘省軍事。11月27 日，由程璧光出面，召集滇軍總司令李烈鈞、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督軍署參謀長郭椿森以及胡漢民、汪精衛等，在廣州海珠開軍事會議，商訂攻閩方略。決定成立“ 征閩海陸聯合軍”，以程璧光爲總司令，指揮海軍、滇軍、粵軍三支部隊，分五路攻閩。兵力包括駐粵海軍全部，陳炯明之粵軍二十營，駐粵滇軍全部，和粵省地方軍八營，桂軍一支隊。具體部署是：以陳炯明部二十營進攻漳州，爲第一路；李烈鈞統率滇軍兩個師進攻汀州（今長汀），爲第二路；沈鴻英率“平潮軍”②十二營進攻上杭，爲第三路；劉志陸率“平潮軍”十五營進攻诏安，爲第四路；程璧光率海軍艦隊襲擊福州，爲第五路。計劃确定不久，得悉龍濟光于12月11日由瓊州出兵攻粵，遂重新調整部署：由攻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繼續率所部進攻閩省；以駐粵滇軍第六軍軍長方聲濤爲征閩靖國軍總指揮，率所部第八旅（旅長伍毓瑞）、第九旅（旅長夏述唐）進駐潮、汕①，策應陳炯明部作戰；以李烈鈞爲讨龍軍總指揮，率沈鴻英、林虎兩支部隊赴粵東南抵禦龍濟光部；海軍則全部參加讨龍作戰。
二、攻閩之戰
（一）雙方兵力及作戰部署
陳炯明于1917年12月8日就任攻閩粵軍總司令職後，便着手進行作戰準備。由于原二十營粵軍裝備低劣，每營僅有槍二三百支，莫榮新又從中掣肘，除撥少量開拔費外，饷彈方面概不負責。陳炯明等深感實力單薄，出兵困難，在征得孫中山同意後，施行一項擴充實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紳借槍，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規定，能募到人槍二百者爲營長，人槍六十者爲連長，人槍二十者爲排長，不願擔任軍職的按槍付錢。經過一番努力，共籌集到各種槍二千餘支，子彈數萬發。這樣，加上滇軍方聲濤部，攻閩軍總數達二萬人左右。陳炯明将攻閩軍編爲若幹個支隊，每支隊轄二至四個營不等①，任鄧铿爲參謀長。
1918年1月25日，陳炯明在廣州誓師攻閩。27日，率主力部隊離開廣州，開赴汕頭。
這時，閩省全部軍隊約有三個師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長姚建屏）駐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長唐國谟）駐廈門；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臧緻平）駐诏安；閩省清鄉隊（總司令張清汝）駐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隊約四個團分駐各地。總計二萬二千餘人。閩督李厚基得到粵軍将要攻閩的情報後，一面調唐國谟等部開赴永定、上杭一帶趕築工事，準備抗擊粵軍，一面叠電北洋政府派兵援閩。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粵軍剿滅，閩省兵力單薄，岌岌可危，感到“閩或有失，浙必動搖，粵、閩、湘、桂聯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時政府處置愈難”②，于是急派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隸廊坊南下援閩（馮旅到江蘇浦口後又改援湘西），繼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師赴閩助戰。
（二）粵軍三路攻閩
1918年2月中旬，攻閩粵軍進抵潮州（今潮安）、汕頭一帶。但是，陳炯明對攻閩作戰并不熱心，部隊進抵潮汕地區後，忙于招兵索饷，培植個人勢力，遲遲不向閩省發動進攻，緻使北軍得以從容調遣兵力，擴充力量，加強并完善了在閩西南的防禦部署。3月22日，孫中山緻電陳炯明，指出：“若乘敵軍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應，猶可先發制人”，宜“速下攻擊命令”。③但陳炯明以“布置未周”爲借口，對孫中山之電令置若罔聞。4月5日，孫中山再次緻電陳炯明，嚴厲指出：“援閩之舉，準備已久”，“惟攻擊之令，至今寂然無聞，敵備日增，且狃于嶽長之役，虜氣益驕，我軍頓兵不進，足以示弱”，“況段賊複出，積極圖南，我軍從事準備，增力幾何？而彼則恃有外援，愈久則力愈充，及今圖之，惟在速戰”。①孫中山着眼全局，曉以利害，催陳速戰，是很有道理的。
陳炯明部在粵閩邊境滞留三個月，确已錯過了大好戰機。在此期間，其它戰場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湘省，北軍陷嶽陽，占長沙，正向湘南推進；在江西，陳光遠已調遣兵力，襲占廣東南雄；在閩省，不僅防禦準備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軍已經入閩，軍事力量已得到較大加強。總之，整個形勢對攻閩粵軍越來越不利。
到5月初，攻閩粵軍已擴充至三十營，約一萬二千人。在孫中山和粵軍将領的逼促下，陳炯明才下達進攻命令。其第一階段作戰計劃是：許崇智第二支隊四個營爲左路，從蕉嶺向武平、上杭進攻，得手後，進規長汀、連城；陳炯明親自指揮第一、三、四支隊和預備隊爲中路，分兩路進攻，以第一支隊和預備隊共五營，從大埔進攻永定，得手後，進規龍岩，第三、四兩個支隊共六營，從饒平（今三饒）進攻柏嵩關以規平和；右路則由參謀長鄧铿指揮，包括第五支隊三營和遊擊二營，集中于澄海、黃岡（今饒平）以監視诏安、雲霄之敵。粵軍指揮部設在三河壩。
5月10 日，粵軍發動全面進攻。由于許崇智在民國元年曾任閩軍師長，較有聲望，戰前已運動駐武平的一個營和駐上杭的一個大隊倒戈附粵，故該路進展順利，當日即占領武平，三日後占領上杭。因中路李炳榮第一支隊進攻永定受阻，許崇智當即派出二營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隊也順利攻占柏嵩關。這樣，閩軍第一道防線完全被突破，粵軍向閩省推進達五十公裏，基本完成了第一階段作戰任務。
粵軍稍事休整後，即準備實行第二階段作戰計劃。左路許崇智部分爲二支，一從上杭進攻連城、永安，規取沙縣；一取長汀、清流、歸化（今明溪）、将樂、順昌，然後進占延平；中路李炳榮第一支隊和熊略預備隊分別進攻龍岩、南靖；羅紹雄、鄧本殷第三、四支隊進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隊進攻雲霄、漳浦。各路若進展順利，則繼續向縱深發展，夾擊福州。不料部隊尚未行動，從浙江援閩的童葆暄第一師已抵前線，閩、浙軍隊聯合發起反攻，戰局急劇逆轉。
（三）閩浙聯軍大舉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吳佩孚爲援粵副司令，調集北方各省軍隊組成援粵軍，拟分三路攻粵。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圖一口吞并粵省。但是，吳佩孚對任其爲援粵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張懷芝則在湘東作戰時吓破了膽，已無攻粵的勇氣；各省“援粵”軍也相互觀望，遲遲不動；隻有東線李厚基，處在粵軍進攻正面，爲保住地盤，不得不拚力作戰。
5月底，童葆暄率浙軍第一師趕到前線後，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爲閩浙援粵軍總司令，童葆暄爲副司令。6月4日，閩浙聯軍分兵三路，向粵軍發動全線反攻：以臧緻平旅爲左路，拟突破诏安、黃岡粵軍陣地，進窺潮汕；童葆暄師爲中路，從平和進攻柏嵩關，然後進取高陂，控扼韓江，威脅粵軍總指揮部所在地三河壩；唐國谟旅爲右路，收攏被許崇智部擊散之潰兵，拟先取龍岩、上杭、永定，然後改取守勢，牽制粵軍左翼兵力。閩浙聯軍投入反攻之總兵力約一萬五千人，基本企圖是左攻右守，首先進占潮汕，同時襲取大埔、三河壩，将粵軍南北割裂，進而各個擊破。
此時，陳炯明與方聲濤之間已出現隔閡，滇軍隔岸觀火，消極怠戰。粵軍右路兵少力弱，饷彈不繼，在閩軍臧緻平旅的反擊下，放棄黃岡，退守汕頭。陳炯明急調許崇智之左路軍一部增援，企圖趁臧旅立足未穩之際，收複黃岡。不料閩軍右路又乘虛而入，攻占永定，許崇智部退守岩前；粵軍中路防線也被浙軍突破。激戰日餘，粵軍在初期攻取的閩西南要地又全部喪失。接着，閩軍左翼前鋒深入到汕頭一帶，其中路已突破峰市，進逼大埔。粵軍被動挨打，形勢岌岌可危。
這時，已經離開廣東護法軍政府的孫中山，鑒于閩粵戰場形勢惡化，極爲焦慮，于6月27日緻電陳炯明，指出：粵省北面，張懷芝已組織軍隊屯集贛南；南面，北軍已由海路運兵二千至汕頭；東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壓境。攻閩粵軍已處于三面包圍之中，“此時敢冒險進攻則生，不冒險則必緻坐困。以攻爲守，則士氣壯，響應多，敵膽寒，一進必收奇效。否則士氣日喪，響應日微，敵膽日壯，而我以可勝不可敗之兵，據能戰而不能退之地，必無幸免也”。②然而，陳炯明此時對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①，因此，一面消極防禦，節節退守，一面暗向北軍傳遞函電，以示妥協。
但是，這時北軍在軍事上叠獲勝利，氣焰正盛，對陳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其鬥志動搖之機，“一擊破之”①。于是閩浙軍隊繼續窮追猛打，并以主力從左翼楔入粵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脅粵軍總指揮部駐地三河壩。
在此危急時刻，孫中山再次寫信給陳炯明，向其分析敵我形勢後指出：“兄身當敵沖，後援難恃，強敵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處此局勢，萬難操全勝之算，若審慎求全，則我之兵力有限，敵之增援無窮。爲兄今日計，惟有奮力前進，冒險求勝，規取閩中”②。孫中山一面反複勸導陳炯明，一面派廣東軍政府參謀部長呂公望（原浙江督軍）往前線策動浙軍倒戈起義，分化瓦解北軍。
（四）粵軍轉敗爲勝
陳炯明見“内附”之意不被北軍理睬，當面敵軍又步步進逼，因而不得不聽從孫中山的勸導，重新組織兵力，從軍事上尋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隊調至中路，增強三河壩一線防禦力量。8月初，陳炯明集中中路粵軍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從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遊攻敵側背。經兩晝夜激戰，閩軍不支，棄城潰逃。這時，駐守饒平的浙軍第一團團長陳肇英，在呂公望等人的策動下率部起義，成立“援閩浙軍”總司令部。浙軍師長童葆暄倉皇率部撤離前線，退往廈門。粵軍乘勢全線反攻，右翼鄧铿部連克诏安、雲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許崇智部乘勢向閩西進攻，連占武平、上杭、龍岩等地，與主力部隊會攻漳州。 8月31日，粵軍攻克漳州，繼而向廈門推進。李厚基驚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緻電段政府，報告閩軍處境危急，請辭閩浙援粵軍總司令職。段政府一面電令李厚基堅守待援，一面急調北軍從三路援閩：贛省抽調軍隊開赴上杭，浙省增派軍隊馳往廈門，海軍派艦隊進入廈門海面。
10月3日，軍政府任命陳炯明爲福建省宣撫使兼攻閩軍總司令。11月，粵軍與閩浙聯軍在福建前線劃界停戰。
三、讨龍之戰
龍濟光同張勳一樣，是反動愚頑的“怪物”之一。在護國戰争後期，面對滇桂軍的強大軍事壓力，龍濟光走投無路，後由黎元洪出面調解，才得以兩廣礦務督辦名義率殘部移駐瓊州。龍在瓊州招兵買馬，企圖卷土重來，重作廣東的土皇帝。
護法戰争爆發後，段祺瑞調動北軍進攻湖南，龍濟光認爲時機已到，叠函馮國璋，表示願充攻粵前驅。他聲稱：“惟冀鈞座排除群論，速定方針，……濟光秣馬厲兵，敢憚征繕。各将領枕甲請纓，勿灰其氣，望鈞座有以策厲之。”①北洋政府也很賞識龍濟光這隻鷹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龍爲兩廣巡閱使，令其出兵攻粵。
龍濟光受命後，立即以所部二萬餘人分三路進攻：任李嘉品爲第一路司令，拟從陽江登陸，經合山、恩平進圖廣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斷絕桂粵聯系；任段爾源爲第二路司令，馬存發爲第三路司令，拟從海安登陸，先占雷州半島，爾後向桂粵邊界發展，伺機攻取南甯。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陽江秘密登陸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駐守陽江，主力向恩平和陽春推進。龍濟光則親率第二、三路軍從海安登陸，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發展。
廣東督軍莫榮新得知龍軍大舉進犯，急令沿海粵軍抗擊登陸之敵，以待後援；繼令駐粵海軍分別開赴閘坡、崖門等地，堵截龍軍後繼船隊。旋于12月16日召開軍事會議，商訂讨龍作戰計劃。12月30日，莫榮新任命欽廉鎮守使沈鴻英爲讨龍軍第一軍司令，令其率所屬十二營在石城至化州一線阻擊龍軍；以原高雷鎮守使林虎爲讨龍軍第二軍司令，令其率警衛軍十二營開往恩平方向迎敵。以上兩支軍隊兼程開赴前線，在預定地點展開并完成防禦部署，阻止和遲滞向前疾進的龍軍。嗣後，莫榮新又分任督軍署參謀長劉志陸和粵省警務處長魏邦平爲讨龍軍第三、四軍司令，李根源爲讨龍靖國軍（由滇軍三個團組成）司令①。以上讨龍軍總數共五十營約二萬餘人。
東路陽江方向作戰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龍軍開赴前線後，猛沖猛打，曾一度收複陽江，迫敵前鋒退守織篢。1918年2月初，李嘉品之後續部隊馳赴織篢，會合退守該地之先頭部隊并力反撲，于25日複占陽江，東路戰局再度惡化。3月7日，粵督莫榮新任命李烈鈞爲讨龍軍總指揮，統一指揮陽江方向之作戰。
3月11日，李烈鈞拟定了全線反攻作戰的計劃，基本企圖是：集中主力部隊于開平至陽春一線，分兵四路圍殲李嘉品所部龍軍，收複陽江，再進擊石城、化州之敵。具體作戰部署是：第四軍由那扶進逼陽江東部，負責牽制敵人；第三軍由恩平、那龍出合山，進逼陽江東北部；第二軍于恩平與陽春之間前進，攻擊陽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國軍由黃泥灣至陽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軍進擊陽江西北部，并負責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敵；沈鴻英之第一軍進抵石城一帶，襲擊龍軍之二、三路，阻敵增援陽江。
3月16日，劉志陸指揮第三軍克複恩平，爲其它各路軍跟進展開掃除了障礙。李烈鈞當即決定第三軍從正面牽制敵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國軍作爲主攻部隊，于24日前插到陽江北部，從翼側攻擊敵人。同時令第二、三、四軍均按原計劃分別于23日前向陽江推進，掩護李根源部之進攻行動。
讨龍軍四路進攻，海軍艦隊也協力堵剿。李嘉品見難于抵抗，遂于3月25日放棄陽江，逃向電白（今電白東）。讨龍軍乘勝追擊，于4月12日占領電白。
這時，龍濟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帶，準備頑抗。讨龍軍攻克電白後，立即分兵兩路，以左翼部隊配合沈鴻英部扼制化州東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擊；以步兵一營、工兵一連組成別動支隊，在海軍掩護下，在雷州半島南部登陸，攻擊龍軍側背；另以軍艦載步兵一部，在瓊州登陸，襲擊龍軍老巢。
龍濟光部四面被圍，已無鬥志。讨龍軍步步推進，勢如破竹，于4月25日收複化州，27日攻克石城，28日下遂溪。與此同時，瓊東縣（今瓊海東北）警衛營長楊錦龍，聯絡本部及當地黎族人民宣布獨立，反對龍濟光在瓊州的統治。龍濟光見所部彈盡糧絕，進退失據，隻好棄軍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繳械投降。
四、南雄之戰
1918年4月，江西督軍陳光遠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粵的命令，派兵攻入廣東南雄。南雄位于大庾嶺南麓，是江西進入廣東的通道之一。4月18日，陳光遠派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爲攻粵總司令，混成旅長丁效蘭爲副司令，率兵兩旅向南雄進攻。廣州護法軍政府陸軍總長、靖國軍第五軍軍長張開儒，鑒于南雄隻有守兵四營，難于抵敵，急調駐韶關、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團，向南雄增援。但援軍立足未穩，即被贛軍擊潰，南雄陷落。莫榮新得報，急任李根源爲粵贛湘邊防軍務督辦，令率所部滇軍由讨龍戰場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國軍趕到韶關，将所部布置在韶關以北，接替第五軍防務。5月初，李烈鈞又奉命率讨龍部隊增援北線。由于張開儒南雄之敗，莫榮新乘機排除異己，撤掉了張的軍長職務②，将第五軍交給李根源統率。李烈鈞、李根源整頓部隊後，決定分兵三路反攻贛軍。命滇軍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楊益謙旅出都坑、羅壩，威脅贛軍兩翼；第五軍爲中路，從正面進攻南雄。爲加強攻擊能力，李烈鈞從廣州調運數門重炮配屬部隊。
6月3日，靖國軍發動全面反攻。激戰四晝夜，贛軍向贛境敗退，靖國軍克複南雄。
靖國軍反攻獲勝後，李烈鈞聯絡在衡、寶以南屯集的湘、桂軍，拟相互策應，大舉北進：由湘桂軍負責攻取衡、寶，滇軍負責攻取贛州；另調駐守潮梅的方聲濤部由梅縣出武夷山，直搗甯都。但此時粵、桂軍意見紛歧，俱無戰意；陸榮廷則主張“湘邊現狀，宜取守勢，雖有生力軍到，亦不必汲汲進攻，但以保守桂邊，靜待爲上”③。不久，李烈鈞奉調爲廣州軍政府參謀長，其三路反攻計劃遂成泡影。此後，滇、贛軍相持于大庾嶺及信豐、崇義之間，再無大的戰事。
第七节 护法军政府改组与孙中山离粤
在粵省四周軍事鬥争激烈進行的同時，廣東護法軍政府内部的鬥争也愈演愈烈。在桂系軍閥和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①的幹擾破壞下，護法軍政府的處境日趨困難，終于到了難以爲繼的地步。
經濟上，桂系軍閥對軍政府實行财政封鎖。廣東本爲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約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居當時全國之首。孫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籌款數十萬爲國會經費，則國會之基礎定矣”①。但是，桂系軍閥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讓軍政府插手，并分文不給。軍政府所負擔的國會議員的薪水、陳炯明所統粵軍的軍饷和各項行政開支，僅靠從海外華僑中募捐，以緻“極爲竭蹶”①。粵督莫榮新看到軍政府經濟拮據的窘狀，幸災樂禍地說：“孫某之政府，空頭之政府也，彼無兵無饷，吾輩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時，自然解散而去”①。充分暴露了他的險惡用心。
軍事上，桂系軍閥對服從軍政府領導的軍隊進行分化打擊和排擠。在這次護法戰争中，軍政府本身的軍事力量屈指可數。當時，北京政府密探馬鳳池曾向段祺瑞報告說：“查孫文在粵另立政府，所恃陸軍勢力，隻有張開儒、方聲濤兩師及林虎一旅。林逆遠駐雷州，形勢隔禁；實僅張、方之兩師，可資召号；他則魏邦平之警察兵，可湊數耳”②。實際上，真正聽從軍政府号令的軍隊遠少于該密探的報告。當時，林虎已死心踏地地爲陸榮廷效命，方聲濤也唯唐繼堯之令是從，真正屬于軍政府管轄的隻有程璧光的部分海軍，張開儒所屬部分滇軍和陳炯明之粵軍。就是這一點軍隊，還不斷受到桂系軍閥的拉攏、分化與打擊。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陸榮廷每月饋贈十萬元軍饷後，就投靠了桂系軍閥，進而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加以掣肘。軍政府陸軍總長張開儒堅決擁護孫中山，遵從孫中山的領導，卻遭到莫榮新與政學系骨幹李根源的誣陷。後來莫竟背着孫中山擅将張開儒囚禁，把駐粵滇軍的領導權交給了李根源。軍政府剛剛組建的二十營粵軍，也不斷受到莫榮新的打擊和排擠，被調往攻閩戰場。這樣，擁護軍政府的部隊，不是被桂系軍閥拉走，就是被擠走或竊奪了領導權，使孫中山成了無兵可統、無将相随的空頭元帥。
政治上，桂系軍閥陰謀改組軍政府，擠走孫中山。桂系軍閥千方百計幹擾破壞軍政府行動的目的，是要趕走孫中山。當他們發現孫中山意志堅決，拒不離粵時，遂采取拉攏國會議員中的政學系成員，陰謀改組軍政府的辦法，剝奪孫中山的領導權。1918年1月，桂系軍閥勾結滇、粵、湘等省軍閥，拉攏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議員及革命黨中持不同政見者，發起成立“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作爲西南護法各省的統一組織，陰謀奪取護法戰争的領導權，架空廣州護法軍政府。由于“聯合會”不受軍政府領導，并議定由岑春煊擔任議和總代表，公然主張南北妥協，放棄武裝鬥争，因而遭到孫中山和國會中部分議員的堅決反對。
政學系議員和舊國民黨中的不堅定分子如吳景濂、褚輔成之流，見以“聯合會”取代軍政府的陰謀難以得逞，又秉承桂系軍閥的旨意，提出了改組軍政府的主張，将大元帥制改爲總裁合議制，借以排斥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權。孫中山堅決反對改組軍政府，指出軍政府的大元帥制是符合民國約法中“元首政治”這一規定的，改變此制，“與約法相違背”。陳炯明、孫洪伊等也相繼通電反對改組軍政府。但是，在政學系的活動下，非常國會于1918年5月4日通過了《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決定将大元帥制改爲總裁合議制。孫中山當即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并發表通電揭露西南軍閥破壞護法運動的種種罪行，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①。5月20日，非常國會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陸榮廷和岑春煊七人爲總裁，廢除大元帥制。 21日，推舉岑春煊爲主席總裁。同日，孫中山憤而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表示與西南軍閥決裂。自此以後，護法軍政府完全爲軍閥官僚所控制，成了與北洋政府妥協的議和機構。
在南方護法軍政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時，北洋政府内部直、皖兩大派系之間的矛盾也在發展。1918年8月，吳佩孚等公開通電主張“和平”，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護法軍政府也複電贊成和平。此後，各地區的戰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馮國璋總統任期屆滿②，安福系③操縱國會，選舉徐世昌爲大總統。徐上台後，爲了順應國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氣，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 11月16日，對北軍前線部隊發布停戰令，并倡議召開南北和平會議。1919年2月，南北政府代表開始在上海議和。雙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論恢複約法和舊國會，實際上卻在如何劃分地盤等問題上進行新的角逐。
第八节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護法戰争的曆史意義
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護法戰争，主要是圍繞着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核心問題展開的。在孫中山看來，《臨時約法》是實行資産階級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據，區別于封建專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④，對約法的态度即是對中華民國的态度。因此，自從袁世凱篡權以後，孫中山一直爲維護它的尊嚴和地位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在護國戰争之後，孫中山又倡導護法，這對抵制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粉碎一切複辟帝制的陰謀，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一鬥争口号，在現在看來無疑是十分軟弱無力的，但在中國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思想武器的情況下，它仍然代表當時先進人們追求的方向，代表當時擁護民主、反對專制、謀求真共和的社會思潮，仍不失爲一面革命的進步的旗幟。這場鬥争最後雖然失敗了，但在中國近代史上，仍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
二、護法戰争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沒有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沒有觸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
讨袁戰争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改組國民黨，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其目的在于改變國民黨派系林立、渙散無力的狀态。但因中華革命黨人數有限，力量微弱，其政治影響遠不如昔日的同盟會，也不如原來的國民黨。在護法戰争中，中華革命黨雖然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但都旋興旋滅，影響不大。由于該黨既忽視宣傳和動員工農群衆，又無力組織和掌握軍隊，甚至連非常國會也不能左右①，其領導作用微乎其微。至于許多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老同盟會員，雖有不少人繼續堅持資産階級革命活動，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背離孫中山，有的加入進步黨或西南軍閥的行列，有的成了擁兵自重的軍閥，有的充當軍閥的幕僚或打手，有的成爲操縱國會的投機政客。他們爲着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反對和阻礙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事實表明，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已四分五裂，不可能重新集結成爲一個新的領導核心，擔當起領導民主革命的重任。
此外，護法口号取義狹窄，沒有觸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孫中山表示：“護法之唯一主張，在恢複舊國會，并使之完全行使職權”①。把恢複官僚政客麇集、早已聲名狼藉的舊國會，作爲護法的唯一任務，既不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也不反對封建主義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這就不能不使護法這面旗幟黯然失色。它不能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激發工農大衆的革命熱情，當然也得不到強大而可靠的同盟軍的支持。孫中山等少數革命黨人在茫茫黑夜中孤軍奮戰，其最後失敗勢所難免。
（二）沒有建立起強大的革命武裝
孫中山雖然一貫重視武裝鬥争，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内，他的思想始終停留在争取會黨和利用舊軍隊的階段，不懂得用革命軍隊代替舊軍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始終沒有建立起爲民主革命而戰鬥的堅強的革命武裝。
這次護法戰争，孫中山把希望寄托在滇、桂軍閥身上，殊不知軍閥集團的本質特征，就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支持下，實行封建割據，擴張個人權勢，什麽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概置之度外。依靠這樣的武裝集團去執行民主革命的任務，豈非南其轅而北其轍？通過這次戰争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斥責南北軍閥乃是一丘之貉，無疑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曆史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革命的階級或政黨，不建立自己的武裝，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設想的。
（三）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和協調一緻的軍事行動
南方參加護法的軍隊共約十幾萬人，并不少于北洋軍的實際參戰兵力，如果能服從軍政府的統一指揮，按照統一的作戰計劃，集中兵力于主要戰場，互相協同配合，是有可能打赢這場戰争的。根據北軍先圖湘、再圖粵的作戰企圖，粵、桂護法軍如能與程潛所統湘軍密切協同，從正面反擊北軍，并在攻占嶽陽後，在湖北黎、石所部配合下，迅速攻鄂，滇黔軍方面，以部分兵力牽制劉存厚所統之川軍，以大部兵力出湘西側擊攻湘之北軍，或經湘西出鄂西，與黎、石所部一起東攻武漢，對北軍實行戰略夾擊，那麽整個戰場的形勢就将爲之改觀。無奈，桂軍的作戰目的僅在控制湘省，滇軍的作戰目的意在攫取四川，根本不服從軍政府的領導和指揮，隻顧各自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戰場獨立決定戰守進退。結果，湖北的黎、石部因得不到援助而失敗，從而使北軍毫無後顧之憂地向湘南節節進逼，如果不是吳佩孚中途頓兵，粵省也将難保。滇黔軍雖然攻占了四川，卻對于戰争全局毫無裨益。
由于參戰南軍主張不同，各懷私圖，因而不僅缺乏戰略協同，而且也缺乏戰役協同。當北軍攻占嶽陽時，桂軍竟棄長沙而走；後湘、粵軍組織反擊，雖然取得了擊敗北軍左路軍的重大勝利，但因退駐衡陽的桂軍按兵不動，緻使湘粵軍在反攻奏捷後，又被北軍中路抄襲後路，不得不退守桂邊，喪失了扭轉戰局的大好時機。
以上說明，即使是正義的戰争，如果沒有明确一緻的戰略目标，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和協調一緻的作戰行動，要奪取戰争的勝利也是困難的。
在護法戰争中，南方軍政府固然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北洋政府也未能實現其“武力統一”的圖謀。究其原因，除了戰争的非正義性、發動内戰不得人心外，還由于北洋政府内部直皖軍閥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對護法政府的态度各異。戰争之初，段祺瑞驅使直系軍隊打頭陣，本想一箭雙雕，既實現其“武力統一”南方的計劃，又借機削弱直系的力量。直系軍閥也不甘爲段祺瑞火中取栗，爲了保存實力，參戰部隊消極怠戰，以至自動停戰，緻使段祺瑞的作戰計劃一再受挫，武力統一的目标未能實現。此外，北洋政府所遣各軍，是由各省各地抽派的，數量雖多，武器也較優良，但大多軍事素質低下，作戰指揮拙劣，士氣低落，軍紀敗壞，一遇南軍的認真抵抗或進攻，就屢屢敗北。在攻湘作戰中，先受阻于賀家山，繼敗于嶽陽，再挫于攸縣，損失都相當慘重；至于四川，北洋政府雖多方扶植劉存厚，也未能挽回敗局；粵閩方向，雖調兵遣将，也未能阻止陳炯明部的深入。這一切表明，北洋軍的戰鬥力也極爲有限。
爲期一年零三個月的護法戰争，以其失敗的結局最後宣告了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的徹底破産，宣布了民族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失敗。此後，中國陷入了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的慘禍之中。
2007年10月17日星期三
護國之役
第十七章 护国战争
第一节 袁世凯复辟帝制
一、脅迫選舉總統，廢棄臨時約法
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以爲主要障礙已除，便加快步伐向民主共和勢力進攻，采取種種卑劣狡猾的手段，爲複辟封建帝制、建立袁家王朝進行準備。
首先，袁世凱脅迫國會選舉他當正式大總統。爲達此目的，他收買一些議員拼湊成“公民黨”，與原進步黨一道，操縱國會通過了先選總統、後訂憲法的提案，并于1913年10月4日草草公布了《大總統選舉法》。10月6日進行總統選舉時，袁組織便衣軍警及地痞流氓數千人，自稱“公民團”，包圍國會會場，脅迫議員投他的票。從早8時至晚10時，議員們連續投票三次，袁世凱才勉強當選。次日，又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
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後，認爲國會和政黨已無存在的必要，決心把它們一腳踢開。11月4日，袁公然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議員的資格，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1914年1月10日，袁又下令停止其餘國會議員的職務，每人發給旅費四百元，令其返回原籍。于是，象征民主政治的國會，被袁世凱徹底破壞了。
取消國會後，袁又着手毀棄束縛他手腳的《臨時約法》。他匆匆拼湊起一個名爲“約法會議”的立法機構，按其意旨草草炮制了一部《中華民國約法》，于 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該約法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集内政外交軍事大權于一身。年底，袁世凱又炮制了一個《修正大總統選舉法》，其中規定總統任期爲十年，任期屆滿時，如認爲“政治上有必要”，不用改選即可連任；總統的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這樣，袁世凱不僅成爲終身總統，并可世代相傳，與專制皇帝沒有多大區別。但他并不以此爲滿足，夢想名副其實地登上皇帝的寶座。
二、簽訂“二十一條”，尋找複辟靠山
當袁世凱加緊複辟帝制之際，歐洲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漩渦，暫時無暇東顧，這就給日本進一步侵吞中國提供了良機。它借對德宣戰之機，于1914年秋派遣軍隊在中國的山東半島登陸，侵占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取代了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對此，袁世凱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聽任日軍在中國領土上橫行。1915年1月，日本又以贊助複辟帝制爲誘餌，向袁世凱提出了變中國爲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條”要求①。袁世凱爲了取得日本的支持，竟于同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條”中除第五部分内容以外的全部要求，其賣國賊的面目已暴露無遺。
簽訂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換取了日本的支持，袁世凱以爲複辟帝制的條件業已成熟，便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唆使其親信幕僚楊度等六人，于1915年8月 14日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冒充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團體，公開鼓吹恢複帝制，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變更國體。袁世凱在各地的親信也聞風而動，有的上書“ 勸進”，有的組織各種“請願團”，擁袁稱帝。在袁世凱操縱下，從10月28日開始，各省區的“國民代表”在當地進行所謂“國體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結束，“一緻贊成”改民主共和爲君主立憲。12月11日，參政院②又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上“推戴書”，“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 ”。12日，袁世凱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并對文武要員大加封賞。31日，宣布改民國五年（1916年）爲“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元旦舉行登極大典。至此，袁世凱複辟帝制的醜劇達到了高潮。
三、複辟帝制不得人心，全國掀起反袁浪潮
袁世凱的稱帝複辟活動，進一步激起了全國各個階級、階層和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打倒袁世凱成爲舉國一緻的目标。
人民群衆是反袁的主力軍。除上海等城市的工人積極開展反袁鬥争外，許多地方的農民也實行武裝起義，攻州占縣，動搖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基礎。
在政治集團方面，國民黨被袁世凱非法解散後，孫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堅持武裝讨袁，維護民主共和制度，成爲資産階級各派中反袁鬥争最堅決的革命力量。1915年夏，該黨決定組建“中華革命軍”，指派幹部分赴上海、山東、陝西等地，籌設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等四個軍的總司令部，聯絡軍隊和會黨，策劃武裝起義或進行暗殺活動。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廣東革命黨人在惠州、博羅、佛山等地組織起義，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11月10日，上海革命黨人刺死了袁的重要爪牙、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接着發動了“肇和”艦起義③。1916年2月，山東的革命軍積極開展武裝鬥争，連克十餘縣，威脅省城濟南。此外，由中華革命黨人發動的其它零星起義遍布全國各地。但是，由于中華革命黨人仍然不注意發動群衆，僅僅依靠暗殺或策動一些會黨和舊軍隊進行軍事冒險，最後都難免失敗，因而并沒有對袁世凱的反動統治造成重大的威脅，也未能把全國的反袁力量領導起來。盡管如此，這些武裝起義，對于全國的反袁鬥争起到了激勵和鼓舞作用。
在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的同時，一部分拒絕加入該黨的前國民黨骨幹，在東京成立了“歐事研究會”④。由于他們開始時沒有提出反袁的口号和綱領，因而在群衆中影響不大。後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等人投入雲南的讨袁行列，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李根源、程潛、鈕永建、柏文蔚等後來也先後參加了護國戰争。
梁啓超領導的進步黨，本爲袁世凱的追随者，後來由于遭到袁的冷落和遺棄，同時也看到袁的複辟帝制活動遭到廣大群衆的激烈反對，一個“普天同憤”的局面即将出現，才決定改弦更張，轉而反袁。當時的進步黨，在社會上有較大的實力和影響，并得到一些官僚、政客和軍閥的支持。他們利用革命黨人脫離群衆的弱點，把領導反袁鬥争的旗幟抓到了自己的手裏。梁啓超與進步黨軍人蔡锷①密商後，決定了一文一武兩步方案：梁啓超發表文章，奪輿論先聲；蔡锷伺機離京回滇，策動軍事讨袁。
袁世凱複辟帝制，在北洋軍閥内部也産生了離心傾向，甚至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等心腹幹将，亦紛紛離袁自保。1915年5月末，陸軍總長段祺瑞稱病退居北京西山，不問政事，不久便被免職。江蘇将軍馮國璋對複辟帝制持敷衍态度，并與反袁勢力暗通聲氣。袁對馮擁兵外省很不放心，12月調其任參謀總長。馮以“害病”爲借口，拒不到任。國務卿徐世昌對複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贊成，并于10月辭職離京。北洋軍閥集團内部的分崩離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凱的統治力量。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酝酿和双方作战准备
一、雲南武裝讨袁的醞釀和發動
雲南地處西南邊陲，和越南、老撾、緬甸接壤，曆史上屢受英法殖民者的侵淩，是愛國運動發展較早并受辛亥革命影響較深的省份之一。“二次革命”失敗後，東南各省相繼爲袁世凱的勢力所占據，唯有西南之雲南、貴州、廣西等少數省份，尚未被袁全面控制，在軍政界仍保留着較多的革命力量，尤其在滇軍中保留着一批擁護民主共和的中下級軍官，因而有較好的群衆基礎。
當袁世凱的走卒緊鑼密鼓，爲複辟帝制大造輿論的時候，就引起滇軍中一些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中下級軍官如羅佩金、趙又新、鄧泰中、楊蓁、黃毓成、董鴻勳等的強烈義憤。他們秘密商議，堅決反對帝制。1915年8月，與孫中山關系密切的革命黨人呂志伊等也積極活動，鼓動讨袁。雲南将軍唐繼堯①開始時态度暖昧，意存觀望，後來受到廣大中下級軍官的敦促和梁啓超、蔡锷的鼓動，反對帝制的态度日趨明朗。袁世凱的禦用工具“籌安會”成立後，雲南的部分中高級軍官多次舉行秘密會議，商讨對待帝制的态度和對策。在1915年9月11日召開的團以上軍官秘密會議上，一緻贊同反對帝制。并議決下列三事：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整理武裝，準備作戰；嚴守秘密。在 10月7日的會議上，鑒于袁世凱實行帝制日益明顯，遂商讨了起義的時機問題。當時決定，在中部各省中有一省響應、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響應、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饷糈，這三個條件中具備一個條件時，即舉行起義。如以上三個條件均不具備，則雲南爲争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會後，派李宗黃、劉雲峰、趙伸等前往江蘇、廣西、四川、湖南諸省聯絡讨袁。在11月3日的會議上，推舉羅佩金拟制作戰計劃，同時确定了擴充軍隊、籌備軍械的辦法。擴充軍隊的辦法爲召集退伍士兵和閑散軍官，編練警衛兩團，招添講武堂學員，添練新兵，補充各團營缺額。籌備軍械的辦法，除派人赴日本購買萬餘槍支外，組織人力修配庫存槍械；令兵工廠趕造槍炮子彈；令各縣将所存之快槍全部集中到省，修配備用。除以上兩項外，還決定設立籌饷總局，負責辦理籌饷事宜。
此外，爲控制入川要道，還确定由鄧泰中、楊蓁率兩支隊伍，以“剿匪”爲名，于12月提前向川邊進發。至此，雲南的讨袁戰争，已經作好了初步準備。
12月19日，蔡锷秘密地由北京取道日本、香港，經越南抵達昆明。先期從國外秘密抵達昆明者，還有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等革命黨人。這樣，無論是進步黨、中華革命黨，還是歐事研究會、西南地方實力派，都有代表彙集雲南，形成了反袁統一陣線。特別是蔡锷、李烈鈞等人抵滇，對于加強武裝讨袁的領導力量和加速護國戰争的發動，起了重要作用。
蔡锷向唐繼堯介紹了全國日益發展的反袁形勢及袁世凱政權的内部矛盾，更加增強了唐繼堯等人的讨袁信心。12月21日，唐繼堯、蔡锷、李烈鈞、羅佩金、方聲濤等舉行秘密會議，共商讨袁大計。會上，蔡锷宣讀了梁啓超從南京轉來的電報，其大意爲“外交緊急，袁将賣國，請即發動，是首義之期，不宜在遠”①。與會者誤認爲梁啓超已在南京，馮國璋已同情起義，可以居中策應，于是決定提前宣布獨立。當即議定，先緻電袁世凱，令其取消帝制，殺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否則，“即以武力求最後之解決”。會議還議定了組織臨時政府以及各種軍事計劃。
12月22日，唐繼堯又召集外來同志、本省上校以上軍官及各機關長官三十九人，歃血爲盟，共同宣誓興師讨袁①。
23日，按議定計劃，以唐繼堯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義緻電袁世凱，要他取消帝制，懲辦禍首，并限24日上午10時前答複。袁逾期未複。25日，唐繼堯、蔡锷、李烈鈞等召集各界集會，宣布雲南獨立，成立護國軍②，武裝讨袁，并聯名通電全國。會上群情激奮，歡聲雷動。昆明市民自動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标語，遍懸國旗，并争納捐款，雲南舉義，得到全國各地響應，迅速掀起了反袁熱潮。海外華僑也積極彙款支援。
二、護國軍的戰略設想和作戰編成
雲南宣布獨立後，唐繼堯、蔡锷等決定仿照辛亥革命的辦法，設都督府爲全省最高軍政領導機關，并推舉唐繼堯爲都督。
起義的領導者認爲，雲南之西、南兩面與鄰國接壤，東、北兩面與川、黔、桂毗連，要讨袁護國，應以雲南爲根本，向川、黔、桂三路出師，以震撼全國。其基本戰略設想是：一路由雲南入四川，以一支部隊出叙州（今宜賓市）、泸州，進據重慶、夔州（今奉節），直下宜昌、武漢，另一支部隊出甯遠（今西昌），過成都，越岷州（今甘肅岷縣）、洮水，趨甘肅、陝西，進據西北。
另一路由雲南入廣西，駐師梧州，然後以一支部隊東下廣州，北出震動江左，東出進據閩浙，另一支部隊由梧州向桂林，逾衡陽、永州（今湖南零陵），浮湘直下，取長沙、嶽陽，震動武漢。
第三路由雲南入貴州，直抵湖南辰（溪）、沅（陵）地區，然後以一支部隊經新化取長沙，北上嶽陽，逾洞庭，迫武昌，另一支部隊下沅水，取常德，北扼虎渡，規荊州以指襄陽。
進軍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步首先進占黔、桂、川三省；第二步進而抵達武漢、閩浙、陝甘；第三步，以閩浙方向取守勢，以陝甘之兵相機威逼袁軍右側，以武漢方向之主力大舉北向，直搗袁逆巢穴。①
上述戰略設想，固然反映了起義将領們氣吞山河的宏圖大志，但以雲南一隅之地和十分有限的兵力，要實現這樣大的戰略目标，顯然帶有相當的冒險成分和不切實際的空想。
護國起義之前，雲南駐軍計有兩師一混成旅，連同駐防各地的警備部隊，總兵力不足一萬五千人①。護國軍領導者根據上述設想，将原有部隊擴編成三個軍（編制序列見附表一）：以蔡锷爲第一軍總司令，率三個梯團①入川，拟在分取叙州、滬州後，進攻重慶；以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率兩個梯團入桂，拟直趨南甯，會合桂軍後，分進湘、粵；唐繼堯兼任第三軍總司令，遣兵出黔、湘、取武漢。唐先派徐進爲先遣縱隊長，同戴戡等入黔發動起義；繼派趙鍾奇率一個梯團入黔，拟會合黔軍，直取湘西辰溪、沅陵；又派李友勳率一支隊出會理、甯遠（今西昌），相機進取成都；此外，尚編組一挺進軍，由黃毓成統率，拟直趨辰、沅，取常德，遊擊于武漢、荊襄一帶。另委原國民黨員熊克武爲四川義勇隊總司令，程潛爲湖南招撫使，分別回川、湘兩省集合讨袁武裝，開辟敵後戰場。
第一軍是護國軍的主力，每支隊配有山炮二至四門，機關槍二至四挺，槍支多爲德國造①，全軍共有官兵六千餘人，部隊一般都經過嚴格訓練，戰鬥力較強。其餘兩軍的官兵質量和武器裝備均差于第一軍。
護國軍多路出兵，原有兵力已不敷分配，爲适應作戰需要，遂實行緊急擴軍。其辦法是：以蒙自道尹兼護國軍第二軍參謀長何國鈞爲義勇軍司令官，募集當地義勇約四千人，随第二軍行動；派馬文仲等募集遊擊隊七營，負責省區防務；派馬爲麟在省城設立征兵事務所，規定征兵區域，選派幹員分赴各縣督辦，除召集退伍士兵外，還募集識字壯丁，帶回省城編練；集合各縣的保安團、保商團進行正規訓練，補充作戰部隊。由于滇省人民認識到護國讨袁系正義之戰，均“志切請纓”，踴躍參軍。在很短的時間内，滇省正規部隊由原來的兩師一混成旅（共十二個團）擴充到三十六個團，約二萬二千餘人①，使三個軍的兵力得以充實。
随着軍隊的擴充，軍費開支急劇增加，這對于地瘠人稀的雲南來說，是個嚴重的問題。都督府決定采取以下籌饷措施：向省内各機關提借存款；裁并閑冗機關，停辦中學以上學校，将其所有款項移助軍費；将原撥付中央的鹽稅協款全部截留；設立籌饷局，動員各縣殷富紳士捐款，并規定各縣應捐數額。通過以上措施，共籌款二百七十多萬元。另外，派呂志伊、龔振鵬等前往香港、越南、緬甸及南洋一帶向華僑募捐，共得十二萬八千餘元。至1916年初，加上雲南中國銀行所存銀币二百萬元，共籌款近五百萬元，初步解決了軍費的困難。因此，部隊出發時，給每個士兵預發三個月薪饷①，官佐按級留薪一半，由其家眷按月到軍需局領取。這樣，官兵無後顧之憂，參戰部隊“皆意氣奮揚，有不斬樓蘭不生還之概”，②士氣大大超過北洋軍。
三、袁軍的攻滇方略和兵力部署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後，派大批北洋軍南下，控制各戰略要地：曹锟的第三師進駐湖南嶽陽，王占元的第二師進駐湖北武漢，李純的第六師進駐江西，楊善德的第四師、盧永祥的第十師進駐淞滬一帶。同時，袁又在北方大規模擴軍。護國戰争爆發前，袁世凱直接控制的軍隊③，已由原來的七個師兩個混成旅，猛增至十二個師三十二個混成旅、團①，若加上姜桂題的毅軍、張勳的定武軍、倪嗣沖的安武軍和龍濟光的振武軍，總兵力達三十八萬餘人。袁還擁有三十九艘艦隻的海軍和八個較大的兵工廠。袁世凱依靠這架反動戰争機器，自以爲對雲南的護國起義，“無論何時，均有完全對付之力”①。
雲南宣布獨立後，袁世凱下令褫奪唐繼堯、任可澄和蔡锷的職爵，同時密令駐嶽陽的第三師師長曹锟、駐南苑的第七師師長張敬堯和駐江西的第六師師長馬繼增，立即率部分別向四川、湘西開進，準備對滇作戰。1916年1月5日，袁又饬令靠近雲南各省的将軍、巡按使“一體嚴籌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軍曹锟督率各師，扼要進紮，聽候調用”②。接着，袁在新華宮豐澤園組織“征滇臨時軍務處”，親自主持“征滇”軍事。關于“征滇”的進軍路線，他最初打算調重兵入湘西，取道貴州進攻雲南，但遭到貴州護軍使劉顯世的婉詞拒絕。各統兵将領也訴說黔省山嶺險峻，道路崎岖，行軍困難，要求改道。旋得到滇省向川邊進軍的消息，遂變更原來的企圖，拟定了由湘、川、桂三路攻滇的方略，并作了具體部署：
湘西方向爲第一路軍。第六師師長馬繼增爲該路軍司令，統率所屬第六師（欠十二旅）以及原駐湘南的第三師第五混成旅和湘軍胡叔麒混成旅。以後奉調入湘者，尚有由河南出發的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和劉躍龍第二混成旅，駐湖北的盧金山第三混成旅，由奉天入關的範國璋所屬第二十師一加強旅和由安徽出發的倪毓芬所屬安武軍十二個營，總兵力約三萬九千人左右③。該路軍隊拟先在辰溪集中，然後經湘西入貴州，由東面進攻雲南。
四川方向爲第二路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爲該路軍司令，統率所屬第七師（欠騎兵兩營、炮兵一營）、駐嶽陽的第三師（欠第五旅）、駐南昌的第六師第十二旅、駐保定的第八師（欠一個團），取道長江水路入川，在重慶集結。加上已在川南的北洋軍三個混成旅和川軍兩個師又兩個混成旅，總兵力約爲四萬二千人①。該路軍爲北洋軍的主攻部隊，拟由北而南進攻雲南。
虎威将軍曹锟被任命爲第一、二兩路軍總司令，負責組織前方作戰。
廣西方向爲第三路軍。袁世凱原打算由海路運北洋軍到越南，沿滇越鐵路抄襲昆明，但遭到法國殖民當局的拒絕。繼而又欲派北洋軍經廣西攻雲南，但廣西甯武将軍陸榮廷以損害商業爲詞，拒絕北洋軍入境。于是，袁唆使廣東振武上将軍龍濟光派粵軍入廣西，脅迫陸榮廷共同攻滇，抄襲雲南護國軍的後方。
爲加強前方作戰的威勢，袁世凱還動用了剛剛引進的飛機②，分兩個航空隊（每隊飛機兩架）。一隊進入湘西，建場于麻陽；一隊入川，先建場于重慶，後轉場于泸州。這些飛機在實戰中，僅僅扔了數枚炸彈，虛張聲勢，并未起重要作用。此外，還在作戰部隊中增設了無線電，以加強對前線各部隊的通信聯絡，提高指揮效能。
第三节 四川战役
一、護國軍第一軍的作戰企圖和部署
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曆來爲兵家必争之地，此次又是護國戰争的主要戰場。
1915年2月，袁世凱爲控制四川，派其親信、陸軍參謀次長陳宦督理四川軍務。陳宦以四川兵少難以鎮懾爲由，将中央直屬第四、十三、十六混成旅帶進四川。戰前，連同川軍兩個師兩個混成旅及各地警衛部隊，在川軍隊總數已達四萬人。其駐防地點如下：川軍周駿第一師駐重慶、泸州，劉存厚第二師駐永甯（今叙永）、成都，黃鹄舉第一混成旅（後并入周駿師）駐江津，鍾體道第二混成旅駐順慶（今南充），北洋軍伍祥祯第四混成旅駐叙州，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駐綦江，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駐内江。
蔡锷分析了袁軍的情況後認爲：守叙州的旅長伍祥祯是雲南人，不會與護國軍死戰；守永甯的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已與護國軍暗中聯絡，拟伺機響應；可能與護國軍一戰的僅有周駿第一師和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而馮玉祥并非真心擁袁，周駿則不服從陳宦的調動。在這種形勢下，隻要護國軍“趁北方援軍未抵川黔以前，速與作戰，一舉破之”③，奪占川邊幾個戰略要地，進而控制四川，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蔡锷決定分兵二路進攻四川，把攻擊重點放在泸州。具體部署是：以第一梯團長劉雲峰指揮的鄧泰中、楊蓁兩支隊爲第一軍左翼，出昭通，取叙州，伺機進迫成都；蔡锷親率趙又新、顧品珍之第二、第三梯團爲中路，出叙永，取泸州，得手後順江而下，進攻重慶。第一軍右翼爲黔、滇軍。1916 年1月初，戴戡率滇軍徐進先遣縱隊東趨貴州，敦促貴州護軍使劉顯世起義讨袁。1月27日貴州獨立後，即委戴戡爲第一軍右翼軍總司令①，令率滇軍一個支隊、黔軍兩團，出松坎，攻綦江，威脅重慶。
蔡锷原想集中第一軍主力，潛動秘行，以突然動作一舉突破泸州或叙州，然後乘勢東取重慶，“與北洋軍周旋于巫峽夔門以外”②。但由于各種原因，第一軍形成三路出擊，分散了力量；又由于雲南兵馬未動就公開宣戰，因而破壞了秘密接敵、突然襲擊的作戰企圖。加之各梯團向戰區運動速度太慢，緻使護國軍主力尚未趕到泸州，袁世凱派往四川的北洋軍已先期到達，戰場形勢發生了不利于護國軍的變化。
二、叙州之戰
護國軍第一軍左翼第一梯團兩支隊出發最早。鄧泰中第一團于1915年12月16日離開昆明向叙州進發。五天以後，楊蓁率第七團也離開昆明前往川邊。③該兩團在行軍途中，才接到改爲護國軍第一梯團第一、二支隊的電報。1916年1月16日，兩部順利通過鹽津縣，抵達滇川接壤之新場。
駐守叙州的袁軍第四混成旅旅長伍祥祯，早已派出軍隊在新場及縱深設防，但未注意重點控制險關要隘。1月17日，護國軍在新場與敵接戰，袁軍一觸即潰。護國軍連占燕子坡、黃坡耳、捧印村等要點。18日晨又占領橫江城。當天，護國軍分兵兩路，向安邊鎮推進，次日中午發動進攻。第一支隊沿橫江從正面進攻；第二支隊東渡橫江，又北渡金沙江攻敵側背。敵不支，棄安邊向柏溪鎮和叙州逃竄。護國軍乘勝追擊，攻克柏溪鎮，直逼叙州。21日，伍祥祯放棄叙州，向自流井（今自貢市）方向退卻，叙州遂爲護國軍占領。
叙州是雲南入川的重要通道，沿途山勢險峻，河流湍急，若伍祥祯部憑險固守，将給護國軍造成極大困難。左翼護國軍如此順利地占領叙州，頗出意料。
叙州失守，使袁世凱大爲震怒。他下令褫奪伍祥祯川南鎮守使職務，責令戴罪立功。四川将軍陳宦也懸賞五十萬元，下令各部分四路向叙州反攻：伍祥祯率殘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州北，朱登五率巡防軍十二個營由犍爲進攻叙州西；馮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由江安、南溪進攻叙州東①，并分兵一部繞高縣進擾叙州南；另派親軍團長倪文翰①率兵一團另二營，由成都乘船，順岷江而下，參加反攻叙州作戰。以上各路總兵力達萬餘人。
1916年1月29日，伍祥祯部首先由北面迫近叙州。護國軍梯團長劉雲峰令第一支隊前出至宗場（距叙二十餘公裏）進行阻擊，繼又令楊蓁率第二支隊前往助戰。雙方激戰兩日，相持不下。旋偵知東路馮玉祥旅已進抵南溪，有從翼側進取叙州之勢，劉雲峰急調第二支隊預備隊田鍾谷營，由宗場趕赴叙東之白沙場組織防禦，同時令宗場部隊必須在31日下午3時前擊退伍旅。宗場之部隊拚死作戰，至深夜始将敵擊退。劉雲峰立即調動部隊，增援白沙場。
白沙場爲叙東交通孔道，地勢險要。馮玉祥率兩混成營由泸州日夜兼程，于31日晨抵達白沙場，旋即遭到護國軍田鍾谷營的阻擊。馮部占據白沙場當面之龍頭山，集中火炮、機槍火力猛烈轟擊田營陣地。田營雖傷亡巨大，但仍堅持戰鬥。下午，楊蓁率援軍趕到白沙場，立即從正面和左翼反擊，始轉危爲安。半夜，第一支隊李文漢營也趕來助戰。2月1日，護國軍從左、右兩翼進攻敵龍頭山陣地，同時以一炮兵排迂回至敵側後高地轟擊敵人。戰至2日下午，馮旅傷亡頗重，力漸不支，遂撤往泸州。行至江安，遭到已宣布讨袁的川軍劉存厚部的截擊，死傷慘重。
護國軍擊敗馮旅不久，由成都順江而下的陳宦親軍倪文翰部，又在犍爲以南登陸，進窺叙州，其前鋒于2月6日抵叙州近郊翠屏山。劉雲峰一面令城内守軍抗擊敵人，一面急調叙東部隊沿江西進，從吊黃樓渡到岷江南岸，抄襲敵軍後路。敵猝不及防，紛紛潰退。護國軍追擊數十裏，繳獲辎重五十餘船。2月7日，第二支隊長楊蓁帶兵三營連續作戰，又擊敗了由屏山方向犯叙的川軍朱登五部。至此，護國軍第一梯團利用袁軍缺乏統一指揮和協同動作的弱點，激戰七八晝夜，終将四路敵人各個擊破，挫敗了陳宦反攻叙州的計劃。
2月中旬，納溪戰場吃緊，蔡锷電令第一梯團增援。劉雲峰先後派李文漢、金漢鼎等三營往援，叙州僅留田鍾谷營和數營新兵據守。2月29日，馮玉祥旅乘隙由自流井進攻叙州。劉雲峰率部憑險抗擊，終因兵單不敵，于3月3日放棄叙州，退守橫江。因馮玉祥也有反對袁世凱稱帝，響應雲南讨袁之意，故在進占叙州後，即頓兵不前，叙州方面的戰局遂成相持狀态。
叙州之戰，護國軍第一梯團的官兵先以勇猛突然的動作，快速挺進，輕取叙州；接着又以機動靈活的戰術，各個擊敗圍攻叙州之敵；最後在大部兵力調往納溪，叙州僅餘三四百人的情況下，仍然奮力作戰，牽制了十倍于己之敵，表現了起義軍隊的勇敢善戰。
三、泸、納之戰
（一）川軍第二師響應起義
護國軍第一軍中路各部隊，原分駐滇省各地，确定作戰編成後，才分別從駐地向泸州開進，時間參差不齊。蔡锷不待後方準備完畢，即于1916年1月16日② 率第一軍總司令部離開昆明，向泸州進發（其時左翼劉雲峰梯團已與袁軍接戰）。第二梯團第三支隊（支隊長董鴻勳）作爲中路先遣隊提前六天出發。
當時，氣候多變，雨雪霏霏，護國軍“踏雪救國”，穿山越嶺，兼程前進。1月26日，董支隊抵達畢節。駐紮永甯的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 50000063_0159_1①，即派代表前往董處，密商配合作戰的辦法。雙方議定：董支隊先與劉師接戰，劉師佯敗，董支隊尾追，進抵泸州，兩軍合兵一處，襲取該城。
于是，按商定辦法，劉存厚師從赤水河（川黔交界處）節節退守，董支隊緊緊跟進。時值袁軍四路攻叙，蔡锷因第一梯團孤軍無援，深爲焦慮，急令董支隊“兼程進發，襲取永甯，即陽攻泸城以牽賊勢”；“并催促黔軍速攻綦江，一面迫劉積之從速發動，以解叙危”。②董鴻勳接電後，率部疾速前進，有時日行軍達一百一十裏，于1月31日進抵永甯，2月4日抵納溪。這時，劉存厚已于納溪提前宣布獨立。
原來，董支隊抵畢節前，劉存厚曾發出請雲南護國軍速行入蜀之電，不料該電被畢節知事截獲，并向陳宦告密，故當劉師回軍納溪時，陳宦已命駐泸州的川軍第一師熊祥生旅嚴加戒備。劉存厚見襲取泸州無望，遂于2月2日在納溪宣布獨立，自稱護國軍四川總司令。董、劉兩部會師後，決定并力強攻泸州。
（二）護國軍會攻泸州
泸州位于長江和沱江的彙合處，東南臨長江、北倚沱江，西有龍頭關作屏障，南與藍田壩隔長江相望，地勢險要，素有“鐵打泸州”之稱。
陳宦得知劉存厚附義，泸州危急，急調已經抵渝的北洋軍第三師第六旅和駐綦江的北洋軍第十三混成旅兼程赴援。
2月5日，董鴻勳、劉存厚二部會攻藍田壩。劉師團長陳禮門率所部沿大道進攻藍田壩的正面，董支隊繞道雙河場、牛背石、南壽山，攻擊藍田壩翼側。敵在藍田壩守兵僅一營，稍事抵抗即放棄陣地渡江逃命。2月6日晨，董、劉部占領藍田壩，進據月亮岩。掃清南岸之敵後，董鴻勳決定立即進攻泸州。鑒于藍田壩渡口被對岸高地之敵炮火封鎖，無法由正面渡江，遂決定陳禮門混成團駐守藍田壩、月亮岩一帶，防敵渡江，董帶本支隊并劉師兩營從下遊渡江，向泸州側背進攻。
2月6日上午，袁軍第三師王承斌團和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兩營相繼趕到泸州；不久，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吳佩孚率張福來團繼至，駐守小市，使泸州防禦力量顯著增強。
2月8日拂曉，董鴻勳率部由泰安場渡過長江，前進二里許，即與兩連敵兵遭遇。董部猛沖猛打，擊潰阻擊之敵，占領了臨江制高點大龍山。9日，董部繼續向羅漢場推進。敵以團長王承斌帶兵一營往羅漢場阻擊。董部背水作戰，英勇沖擊，于9日下午擊退敵軍，占領羅漢場。
新任防泸司令熊祥生見泸州側背形勢危急，決定從正面襲擊藍田壩，以調動董鴻勳支隊。2月9日下午，熊祥生挑選精銳步兵兩連，由沙灣秘密渡江（後又派兩連續進），襲擊月亮岩；同時命五峰頂之炮兵猛烈轟擊月亮岩，掩護偷渡部隊。防守月亮岩的陳禮門部猝不及防，慌亂潰逃。陳禮門愧憤自戕①。次日拂曉，袁軍李炳之旅一個營全部過江，會合已抵南岸的熊旅四個連攻占了籃田壩。
時護國軍第二梯團長趙又新已率部分部隊抵達納溪，聞藍田壩失守，立即率所部警衛連往援。10日，會合劉師工兵營反攻月亮岩，一度将敵軍逼退至江邊。熊祥生見狀，親至龍頭關高地，指揮炮兵轟擊藍田壩、月亮岩護國軍陣地。劉師工兵營遭到炮擊，四散奔逃，趙又新部勢孤力弱，遂放棄藍田壩、月亮岩，退守納溪。
正在泸州側後作戰的董鴻勳支隊，聞藍田壩失守，急忙收縮兵力，于11日夜經泰安場撤回江南。次日晨，董又率部反攻藍田壩，企圖恢複原陣地。激戰一日，未能奏效，恐敵迂回納溪，切斷退路，即于是日晚撤出戰鬥，退往納溪。護國軍出敵不意攻取泸州的計劃未能實現。
（三）納溪保衛戰
在藍田壩争奪戰前後，泸州的袁軍不斷增加。至2月中旬，計有北洋軍第十三混成旅一部、第三師第六旅、第七師全部先後抵泸，加上防守泸州的熊祥生旅，總兵力達二萬餘人。袁軍攻占藍田壩後，立即分兵兩路向納溪攻進。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吳佩孚指揮右翼部隊，由藍田壩經石保溝取道棉花坡，進攻納溪正面；第七師師長兼第二路軍司令張敬堯指揮左翼部隊，由南壽山、牛背石向雙河場繞進，企圖越過永甯河進攻納溪側背。
護國軍梯團長趙又新倉促組織部隊轉入防禦，以劉存厚師之工兵營防守棉花坡，阻擊正面敵人；董鴻勳支隊防守高屋基一線，阻擊由翼側進攻之敵。
2月13日晚，護國軍第二梯團之何海清支隊抵達納溪，14日奉趙又新之命，會合董鴻勳支隊第二營，反擊逼近雙河場之敵，将敵軍擊退至高泉場。是日上午，袁軍田樹勳旅趕到高泉場，占領兩側高地，以猛烈炮火壓制護國軍。何、董支隊反擊受阻，遂撤出戰鬥，退至永甯河以西，于沿岸組織防禦。
在納溪保衛戰中，棉花坡戰鬥最爲激烈。棉花坡系納溪鎮東面一高地，周圍丘陵起伏，竹木叢雜，水田環繞，中有石闆小路與藍田壩相通，是納溪與藍田壩之間的重要據點。護國軍能否控制棉花坡，是保衛納溪的關鍵。進攻棉花坡之敵爲袁軍吳佩孚旅和熊祥生旅各一部。吳旅爲袁軍精銳，戰鬥力較強，攻勢兇猛。防守棉花坡之劉師工兵營依托壕壘抗敵，漸有不支之勢。2月14日，第三梯團之祿國藩支隊和從左翼第一梯團調來的李文漢營，相繼趕到納溪，随即增援棉花坡陣地，穩定了防禦。2月16日，趙又新又将在右翼作戰的董鴻勳支隊一部調赴棉花坡，接替劉師工兵營，增強該方向防禦力量。這時，正在開進途中的蔡锷，接到納溪戰鬥激烈的報告，立即催令已抵永甯的第三梯團之朱德支隊，火速前進，增援納溪。朱支隊冒着雨雪，于17日上午抵達納溪。由于情況緊急，部隊枵腹調上棉花坡陣地。其第二營士氣高漲，剛抵戰地，即從正面反擊敵人，迫敵放棄前沿陣地，後退數裏。旋因兩翼友軍未能配合進攻，朱德支隊不便孤軍深入，又退回原陣地。
2月18日上午，袁軍再次發動進攻。第七師進攻雙河場，吳佩孚旅進攻棉花坡。護國軍第一軍參謀長羅佩金于是日抵達納溪，即親赴戰地指揮抗敵。各部官兵扼守險要，頑強作戰。朱德支隊之曹之骅營長陣亡，董支隊之董鴻铨副營長負傷，各部士兵也傷亡嚴重，棉花坡陣地險象頻生。幸連日大雨，山路泥濘，給不習慣山地作戰的袁軍造成意外困難。激戰竟日，袁軍撤兵回守，護國軍陣地始得以穩固。
爲了打退袁軍的進攻，2月19日拂曉，羅佩金和第二梯團長趙又新指揮部隊分四路對敵實施反擊：祿國藩率一個營附山炮一門、機槍一排，由黃土坡向藍田壩進攻；何海清率兩個營附炮二門、機槍一連，沿永甯河向雙河場進攻；朱德率兩個營附炮兵一連、機槍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進攻；劉存厚師之一部迂回渡江，佯攻泸西龍頭關，掩護主力反擊作戰。進攻開始後，各路部隊猛沖猛打，連續作戰。右翼何海清支隊進展順利，第一天即收複雙河場，迫敵後退十餘裏。2月20日，羅佩金鑒于朱德支隊反擊受挫，便令何海清支隊改變進攻路線，由雙河場向菱角塘側後攻擊前進，與朱支隊夾擊菱角塘之敵。反擊作戰一直持續到22日下午，菱角塘之敵雖被何海清支隊擊退，但由于袁軍援兵源源開到，護國軍彈藥不濟，被迫于23日轉入防禦。這次反擊作戰，袁軍死傷千餘人，護國軍也傷亡營長以下官兵二三百人。
2月23日，蔡锷趕到納溪前線，研究了前線形勢，決定從25日晨起，再次發動攻勢。其部署是：以右翼何海清支隊爲主攻部隊，向朝陽觀方向實施突擊，其它各支隊均依托現陣地牽制當面敵人，同時集中炮火壓制朝陽觀之敵，支援何海清支隊作戰。護國軍企圖以集中火力的方式，首先突破袁軍左翼陣地，爲全面反擊打開缺口。與護國軍上述反擊行動幾乎同時，袁軍爲打破戰場僵局，命川軍團長劉湘率所部于25日拂曉從長江北岸的石棚向納溪對面運動，企圖抄襲納溪護國軍的側後。蔡锷聞訊後，立即令何海清所部撥出一營，于當夜秘密渡江，協同已在江北的劉存厚師一個營，驅逐江左之敵。護國軍迅速擊退了劉湘團，占領了石棚附近之方山，以保障護國軍翼側的安全。由于劉湘團的襲擾，蔡锷企圖首先突破袁軍左翼陣地的作戰計劃未能實現。
納溪戰線稍趨穩定後，蔡锷對指揮人員作了必要的調整。鑒于董鴻勳初戰失利，撤銷其第三支隊支隊長職務，改由第六支隊長朱德接任，第六支隊長則由第三梯團參謀長王秉鈞補任。27日下午，從叙州第一梯團抽調之金漢鼎、馬鑫培兩營援兵趕到，蔡任命金漢鼎爲第一支隊長。時熊克武正率四川護國讨袁軍取道泸北，向泸州方向前進。納溪護國軍的兵力得到一定的加強，蔡锷遂決定于28日組織一次總攻，以改變僵持局面。其作戰部署是：何海清支隊攜炮二門、機關槍二挺，爲主攻部隊，從棉花坡翼側攻擊袁軍防禦陣地石保溝；朱德、王秉鈞支隊配合主攻部隊行動，從所在陣地攻擊前進；何支隊發起攻擊後，其它支隊的炮火即向石保溝集中射擊。另第二梯團長趙又新指揮防守雙河場之部隊（共約三個連），實施陣前反擊，策應正面行動；金漢鼎支隊爲總預備隊，在雙河場附近待命。爲确保反擊作戰順利進行，蔡锷與劉存厚親自帶領督戰隊，在進攻部隊後面督戰，明令“凡無命令後退者，立即當地槍斃”②。
2月28日上午開始，護國軍在左起長江邊右至雙河場綿亘十餘裏的戰線上，冒着綿綿細雨，不顧料峭春寒，夜以繼日地奮力猛攻，多次與敵短兵相接，白刃格鬥。經數日激戰，護國軍雖在左右兩翼取得一些進展，但由于袁軍兵力較厚，注意縱深設防，并占據石保溝、朝陽觀等險要據點，以緻始終未能攻破敵之正面陣地。這次作戰，護國軍雖予敵以重大殺傷，但本身也傷亡和失蹤不下千人，兵力大爲減弱。蔡锷感慨地說：“此三星期之劇戰，實吾國有槍炮後之第一戰也”①。
（四）護國軍退守大洲驿一帶
2月下旬，護國軍幾次反攻均未能達到預期目的，且因連日激戰，官兵傷亡頗重，彈藥消耗殆盡，又得不到後方接濟，形勢極爲嚴重。此時，羅佩金、劉存厚等人 “深以子彈不給，士氣不揚，疲勞太甚爲慮”，建議暫時退卻，“俟子彈續到，元氣稍固，再行進取”。②蔡锷起初不以爲然，認爲退卻對戰争全局影響甚大，恐一退而不可收拾。後由于部下多方促迫，遂于3月6日下令後撤。除第三梯團留少數部隊擔任阻擊任務外，各部隊分路撤至叙蓬溪（今護國鎮）、白節灘、大洲驿一帶。蔡锷等積極整頓隊伍，構築防禦工事，并電催唐繼堯迅速接濟彈藥，以便伺機轉入反攻。
袁軍在第一階段作戰中，雖然依仗兵力優勢，取得了一些勝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袁軍遇到的主要困難，除士氣低落外，就是對戰場條件不适應。川南地區山高林密，地形複雜，且時值氣候多變，雨雪連綿。在北方平原地區訓練出來的北洋軍，來到崎岖泥濘的山地作戰，經常打滑跌膠，行動非常困難。據稱，袁軍進入川南以後，由于山路險窄，所有槍炮彈藥和急需物品均雇民夫擡運，陸炮每尊需民夫七十人，山炮每尊需三四十人，一個混成團需民夫一千一百餘人，以緻一個營開進，行軍長徑十餘裏。由于地形不熟，機動困難，所以護國軍退卻時，袁軍隻占領了納溪等地，未敢繼續追擊。
護國軍退至大洲驿一線後，蔡锷總結了納溪作戰的經驗教訓，決定将下一步的作戰方針改爲“扼守要點，集結主力，多張疑兵，以分敵勢，俟有隙可乘，分頭擊破之”①。據此，護國軍設總司令部于大洲驿，并調整了兵力部署：以朱德等三個支隊守衛永（甯）、泸（州）大道，爲中路；以何海清支隊和劉存厚部爲左翼，沿江安西進，準備增援叙州作戰；羅佩金指揮金漢鼎支隊和川軍張煦支隊①并加強一個營，防守右翼，在白節灘構築陣地，警戒牛背石方向之敵，“守則固我右側，出則沖彼側背”。
護國軍在大洲驿一帶經過休整，兵力和彈藥得到補充，士氣有所恢複。而袁軍方面，由于護國軍右翼戴戡所部進攻綦江，急調李炳之旅前往增援，納溪的兵力有所減弱。其部署在第一線的部隊不過二三千人，分別防守鹞子岩、牛背石、雙河場、棉花坡、納溪各要點，兵力分散，士氣低落。其次，袁軍後勤保障也遇到了極大困難。北洋軍遠離北方到西南作戰，部隊的彈藥、物資、糧秣供給和技術保障等問題接踵而來。至3月初，袁軍槍械損壞甚多，“缺乏機關槍子彈及山炮、子母、開花各彈甚夥”①，張敬堯等向袁世凱叠電告急，請求接濟。然而“川江道路遙遠，輸運倍極困難”①，一些作戰物資，從北京運到武漢，再由武漢逆江而上運到四川，需六十餘日。沿途激流險灘，又遭民軍襲擊，所運辎重往往損失過半，能補充到作戰部隊的所剩無多。即使毫無損失地前送至部隊，當時一次補給量也隻能維持一個師激戰十天之用。3月中旬，前線袁軍再次面臨彈盡糧竭的困境。蔡锷決定趁此時機，對敵展開全線反擊。3月15日，蔡于大洲驿發布作戰訓令：以右翼之朱德、金漢鼎、張煦、廖廷桂四個支隊爲主攻部隊，由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爲前敵指揮，從白節灘進攻牛背石，進而向納溪、藍田壩側擊；以中路顧品珍梯團由本道“陽攻”，占領茶塘子一帶高地，相機進攻鹞子岩之敵，以牽制當面敵人，掩護護國軍右翼行動；劉存厚部進駐牛滾場，威脅江安方向之敵，并掩護中路顧梯團的進攻；以何海清支隊爲左翼，進駐合面鋪、中興場，警戒叙州、江安之敵①；另以屯紮赤水的黔軍楊汝盛營，相機規取合江，得手後進襲江津，切斷綦江之敵的後路。蔡在訓令中強調指出，此次攻擊，“我軍對其正面隻宜配布少數之兵，而以主力沖其側背，彼自潰走。宜切谕諸将領，務多留預備隊在指揮官之掌握，俾便運用”。①
3月17日，各路部隊同時發起進攻。右翼趙又新所部四個支隊，由于步隊之間以及步隊與炮隊之間協同配合較好，先後攻占了沙山、大小山坪和牛背石，并于 19日下午進占高洞場。袁軍一部退往藍田壩，主力退守雙河場，依托陣地進行抗擊，并出動飛機進行偵察轟炸。趙又新命金漢鼎支隊猛攻雙河場之敵，朱德、張煦支隊進攻朝陽觀之敵，廖廷桂支隊向分水嶺、先市方面進攻。戰至22日，右路朱、張支隊已推進至距藍田壩僅四公裏的南壽山；金漢鼎支隊也攻占雙河場，與敵隔永甯河對峙；廖廷桂支隊進據分水嶺。此時，趙梯團因“彈藥已損耗十之八九”，遂停止進攻。擔任正面攻擊任務的顧品珍梯團，于發起進攻後，迅速沖入敵陣，與敵白刃格鬥，占領了茶塘子、鹞子岩，迫敵退守納溪鎮後面之光山（今觀山）。在左翼擔任掩護任務的何海清支隊，乘機攻占了江安城。
3月23日，蔡锷發現袁軍新援之第八師一個旅已至合江，有沿赤水河抄襲護國軍側後之勢，乃下令全線停止進攻，“暫取攻勢防禦”。護國軍遂退守茶塘子至紅花地一線，整頓部隊，休養兵力。袁軍在占領雙河場至納溪城東一線陣地後，亦改取守勢。
在這次作戰中，護國軍共斃傷敵九百餘人，繳獲大炮七門、機槍九挺、步槍九百餘支、炮彈二百餘發及子彈無數。經過一個多月的反複争奪，袁軍死傷慘重，其主力第七師“将校傷亡殆盡，士兵損失過半，已無再戰之能力”②。正在這時，袁世凱迫于國内外形勢，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在四川方面，陳宦也派人到大洲驿護國軍第一軍司令部，要求停戰議和。蔡锷鑒于護國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戰鬥，兵員軍需均待補充，遂同意停戰。先議定從3月31日至4月6日停戰一周，以後又派劉雲峰與張敬堯談判，雙方繼續休戰。
泸納之戰是護國戰争中最爲激烈的一戰。在整個作戰過程中，護國軍以劣勢兵力，在饷彈兩缺，後方接濟間斷的情況下，始終保持旺盛的戰鬥意志，連續奮戰，勇猛打擊北洋軍的精銳之師，雖未能按預定計劃奪占泸州，卻頂住了袁軍的攻勢，牽制了袁軍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的作戰。第一軍總司令蔡锷抱病①親臨前線，廢寝忘食，運籌決策，其舍身精神，大大鼓舞了全軍将士的戰鬥熱情。
四、綦江之戰
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在黔軍團長王文華等促逼下，贊成讨袁，因黔省兵力薄弱，又毗連湖南，恐袁軍由湘入黔，難以抵禦，故暫時隐忍不發。自戴戡率滇軍徐進先遣縱隊于1916年1月24日到達貴陽後，劉即亮出讨袁旗幟，于27日宣布獨立。衆推劉爲都督。當時，貴州省僅有步兵六個團、炮兵一個營及巡防軍數營，共約六千餘人。貴州宣布獨立後，劉顯世等立即召開軍事會議，商訂黔軍出師計劃，決定編滇軍炮隊、機槍隊及黔軍第五、第六兩團爲護國軍第一軍右翼軍，以戴戡爲總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脅重慶。另升任黔軍第一團團長王文華爲貴州護國軍右翼東路司令，率黔軍三個團和滇軍徐進先遣縱隊之步兵及部分湘軍，進攻湘西。
（一）黔軍進攻綦江
黔軍進攻綦江，是爲了由此突破，進取川省門戶重慶。袁軍以重慶爲前進基地，對叙、泸方向采取攻勢，對綦江方向采取守勢。扼守綦江，主要爲了防禦從貴州攻川之黔軍，保障重慶的翼側安全。爲此，袁軍以綦江爲重心，右至江津、榮昌，左至南川、涪州（今涪陵），組成一道弧形防線，配置重兵防守。其兵力部署是：川軍周駿師之第五十九團（團長伍德明），以一營駐榮昌，兩營駐江津；第六十團（團長張鵬舞）一部駐南川，一部駐涪州；北洋軍第十三混成旅之第三團（團長劉虎臣）駐綦江。貴州獨立後，袁軍又以北洋第三師之閻相文團增援綦江，以北洋第六師之齊燮元旅由湘西增援南川。這樣，袁軍在川黔交界地區的兵力達五六個團。黔省護國軍僅以兩團多的兵力，企圖實現由綦江進攻重慶的計劃，顯然是很困難的。
1916年2月2日，戴戡率隊由貴陽出發，13日抵松坎。他将黔軍第五、六兩團編成三個支隊：熊其勳之第五團爲左支隊，進攻敵九盤子陣地，得手後向東溪、綦江方向發展；胡忠相指揮第六團一、二營爲右支隊，進攻青羊寺（今青羊市），爾後向南川發展；另以第六團第三營爲一個支隊，取道新洲襲擊南川，策應主力行動。各支隊同時于14日發起進攻。
熊其勳率左支隊于2月14日拂曉前秘密接敵，6時對九盤子之敵發起進攻。九盤子爲川南天險，兩山壁立，僅通一線小路。黔軍攀藤附葛，緣崖而上，節節仰攻，至午後2時占領九盤子。黔軍乘勝推進，三路皆捷，連克青羊寺、趕水、東溪等要地，并沖過分水嶺、柑子桠等險隘，于15日午前攻占馬口垭，前鋒進逼橋壩河（今橋河鎮），距綦江僅十餘里。袁軍在橋壩河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重兵伏壕據守，封鎖河谷平地。黔軍左支隊進攻受阻，退守兩路口。
（二）龍台寺攻守戰
袁軍見黔軍以主力進攻綦江，急欲改變不利态勢，遂遣駐江津之伍德明團第一、二營，于2月24日由江津向綦江西南之龍台寺、高廟一帶進攻，拟從翼側抄襲攻綦黔軍之後路。時防守龍台寺的黔軍僅一個連，以寡敵衆，使兩路口之黔軍主力面臨腹背受敵的威脅。戴戡急命駐青羊寺之胡忠相支隊西進，在龍台寺東北之分水嶺一帶組織防禦，以保障攻綦部隊的側後安全；另調已于23日抵達東溪的滇軍華封歌支隊②之部分兵力前出至高廟，增援龍台寺作戰，以主力增援正面之熊其勳支隊，拟合力攻下綦江，使襲擊龍台寺之敵“不攻自退”。
無奈，戰況并未如戴戡所預想的那樣順利。龍台寺方面的護國軍，由于袁軍攻勢猛烈，無法守住陣地，被迫于2月24日晚退守東溪。在此情況下，護國軍不得不放棄攻綦計劃，而以主力于25日晨反擊進據龍台寺、高廟之敵。經一日激戰，終于奪回龍台寺，解除了側後威脅。
2月27日，綦江袁軍反攻馬口垭，華封歌支隊奮勇迎戰，将敵擊退。時已抵南川的北洋第六師齊燮元旅出南川，拟經油蘿坪、青羊寺向護國軍右翼進攻，企圖奪回趕水、東溪。護國軍再次面臨兩面受敵的威脅。董鴻勳、華封歌等召開前敵會議，一緻認爲：護國軍出戰以來，連戰皆捷，勇敢精神誠屬可嘉，“惜乎地方太寬，兵力單薄，防守不足，若一味進攻，綦江固不難取，而敵人左右轉襲，我軍即将受困”，且“黔軍已無後繼”，于是決定“暫退東溪，縮小範圍，聚集力量”，以便 “防守出擊，較有把握”。③當夜，各支隊悄悄撤出陣地，于28日退駐東溪一帶。
（三）護國軍退守松坎
護國軍撤至東溪後，重新調整部署，以熊其勳第五團防守右路，阻擊由南川進犯之敵；華封歌團防守中路，警戒綦江方向之敵；胡忠相第六團防守左路，防禦由江津來犯之敵。
袁軍于護國軍撤退後，進占龍台寺和分水嶺。旋在右路和中路暫取守勢，集中兵力進攻護國軍右翼。3月1日，齊燮元旅進襲油蘿坪，威脅青羊寺。熊其勳率部前出至玉皇觀抵禦敵人。此後，雙方在油蘿坪至青羊寺一線展開拉鋸戰，互有進退。9日，袁軍李炳之旅一個團從泸州來援，與齊燮元旅改從中路進攻，占領扶歡場。護國軍連日激戰，傷亡嚴重，且因戰線過長，兵力過單，漸呈不支之勢。
3月中旬，北洋第八師等部隊又進抵川境，增強了前線兵力。蔡锷判斷敵可能在泸州方向取守勢，綦江方向取攻勢，遂于16日電示戴戡，指出：“近日敵軍紛紛向重慶進發，恐泸州取守勢，綦江取攻勢，我軍既是單弱，盡可竭力将範圍縮小，以免将來腹背受敵”④。護國軍本已是強弩之末，接蔡锷電後，立即從東溪退守松坎一線。袁軍進占東溪、九盤子等要點後，未再追進。護國軍的攻取綦江、進規重慶的作戰計劃，終因兵微力弱和未能集中兵力殲敵有生力量而無法實現。
在此之前，已參加中華革命黨的劉伯承與王伯常等人在涪州一帶起義，建立川東護國軍。他們攻長壽，打豐都，襲擊袁軍運輸線，有力地牽制和打擊了川東袁軍，對在川南正面戰場作戰的滇、黔護國軍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
四川戰役曆時兩個多月，護國軍第一軍雖然不畏強敵，打得非常勇猛頑強，但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戰果，達到預期的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過早地對袁宣戰，未能實現秘密接敵、先發制人的作戰計劃。其次是多路出擊，分散了兵力。攻川之滇、黔、川護國軍，總數不足萬人，卻分兵三路，各自爲戰，緻使各個突擊方向上的部隊皆無法完成預定的作戰任務。後來，盡管蔡锷認識到這一失誤，提出了“以重兵趨綦渝”的主張，但因各路護國軍都已遭到重大消耗，并被袁軍牢牢拖住，已難于集中兵力于綦渝方向。再次，護國軍主要着眼于攻奪城市，并未立足于運用靈活的戰法調動敵人，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蔡锷等爲了攻占叙州、泸州，不惜以有限兵力在正面與敵反複争奪，死打硬拚，而不注意發揮滇、川、黔軍隊善于在山嶽叢林地帶運動作戰的特點，采取乘隙搗虛、迂回包抄等多種戰法打擊敵人，緻使護國軍付出很大代價而戰果甚微。
第四节 湘西之战
一、雙方作戰部署
護國軍湘西一路的作戰任務，按原定計劃，系由貴州入湘，直抵沅州（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地區，然後以一部兵力經新化取長沙，迫武漢，另一部取常德，規荊州以指襄陽。
雲南護國軍初定的湘西作戰預案，是以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率趙鍾奇的第一梯團兩個支隊入黔，與黔軍會師後攻取全湘；黃毓成率領挺進軍由黔省出湘西，直搗武漢。後由于四川、廣西的戰局發生變化，臨時改變部署①，湘西方面的作戰，主要由護國軍右翼軍東路司令王文華所率的黔軍第一、二、三團①進行。
辛亥革命以後，湖南軍隊幾經更叠，混亂複雜。1913年底湯芗銘督湘後，又對湘軍裁減整編，解散原有陸軍，按行政區劃成立六個守備區。每守備區保留陸軍若幹營，設司令一人統率，負責該區防務；另成立一模範營于省城。1915年夏，又組建一暫編陸軍混成旅（旅長胡叔麒），駐長沙。雲南起義後，湯芗銘根據袁世凱的命令，将暫編混成旅調往湘西，準備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原打算調集重兵，經湘西取道貴州，作爲進攻雲南的主要方向。後改變主攻湘西的計劃，僅命部分“征滇”部隊向湘西運動。因湘西山高林密，瘴氣襲人，陸路崎岖難行，水路船少水枯，袁軍開進速度異常遲緩。至1916年2月上旬，抵達沅辰地區的部隊，僅有北洋第三師第五混成旅一部（原駐湘南）和第六師先遣隊四個營，兵力比較薄弱。
二、護國軍進軍湘西
護國軍東路司令王文華接受進攻湘西的任務後，早在貴州宣布獨立之前，即率所部秘密離開貴陽，掩旗疾進。第一團經鎮遠、玉屏秘密進抵湖南晃州（今新晃）城外，第二、三兩團也分別向湘邊集結。護國軍拟分三路，從晃州、漠濱、銅仁三處突破，進攻湘西。
1916年2月2日（農曆除夕）夜，王文華所率之中路部隊乘晃州守敵（僅湘軍一連）不備，突然發起進攻。湘軍驚慌失措，稍事抵抗，便退守蜈蚣關，護國軍順利攻占縣城。次日拂曉，護國軍繼續推進，猛攻蜈蚣關。前湘省鎮遠道尹林炳華，率湘軍一部和北洋軍第五混成旅兩營在蜈蚣關恃險頑抗。護國軍晝夜強攻，于4 日下午克蜈蚣關，斃敵八十餘人。護國軍初戰獲勝，軍心振奮，王文華乘勝揮兵繼進，直逼沅州；同時令右路吳傳聲第三團由黎平、天柱攻下洪江後，立即向中路靠攏，與第一團鉗擊沅州。
吳傳聲團于2月3日發動進攻，順利攻下湘黔邊境據點漠濱、圫口，并于5日攻克黔陽（今黔城鎮），6日奪占洪江鎮後，即折赴沅州。
沅州守敵爲汪學謙第五混成旅。晃州、黔陽失守，沅州首當其沖。汪學謙叠電湘西鎮守使田應诏由麻陽（今錦和）派兵救援，并哀告湘督湯芗銘說：“職旅兵單分駐，較遠炮兵，察看近日情形，竟有不幸料中之勢。各處函電紛紛告急，實難措置”①。湯芗銘手中無兵，隻能以“希力持鎮定，相機因應”①等空話敷衍了事。
2月13日，護國軍第一、三團分左右兩路會攻沅州。戰鬥十分激烈，經夜不息，汪學謙部棄城而逃。14日午前，黔軍占領沅州。在此次作戰中，團長吳傳聲不幸陣亡。
占領沅州後，王文華令第一團二營營長胡瑛率部由沅州北進，配合銅仁方向之第二團進攻麻陽。
護國軍第二團原任團長彭文治反對起義讨袁，于戰前棄職潛逃，由盧焘接任團長職務。護國軍開始進攻後，盧團由銅仁出發，連克米沙、小坡等邊界據點，逼進麻陽。時麻陽守敵僅有一營。該營以一連守城，兩連前出至距城七裏的童湘溪，據險頑抗。護國軍連攻數日不下。2月8日後，袁軍第三師之第五團和第六師一個營，分別從沅州東和辰溪增援麻陽。護國軍寡不敵衆，于9日下午6時撤出戰鬥。第一次進攻麻陽失敗。16日晨，在第一團援兵的配合下，盧團對麻陽組織第二次進攻。這時，麻陽守敵因前分兵一部救援沅州，兵力減弱，經不住黔軍的猛攻，遂放棄麻陽，退守高村（今麻陽）。黔軍随即進占麻陽。
這時，護國軍遊擊隊司令王華裔聯絡原湘西守備司令周則範起義讨袁，乘正面戰場勝利之機，連克靖縣、通道、綏甯等城，敵軍退守武岡。
這一階段作戰，護國軍以敏捷的動作，連續發動進攻，所向披靡，擊潰敵人約三個混成團，攻占湘西八座縣城。護國軍攻下麻陽後，便進行補充休整。王文華将所部擴編爲四個團，分駐所占各縣。
三、英勇抗擊袁軍反攻
湘西連失數縣，袁世凱大爲驚恐，叠電催促第一路軍司令馬繼增督率各部兼程赴援。袁軍進入湘西，沿途燒殺搶掠，民怨沸騰。2月29日，馬繼增在途中暴卒②，袁世凱命第六師第十一旅旅長周文炳代理師長和第一路軍司令，繼續向湘西進發。
3月中旬，袁軍第一路軍各部陸續抵達湘西，遂分四路向黔軍反攻：盧金山第三混成旅和奉天騎兵一部由辰溪向沅州進攻；汪學謙第五混成旅和湘軍第二團由中火鋪、江口向懷化、沅州進攻；周文炳第六師由高村向麻陽進攻；劉躍龍第二混成旅和湘軍第一團由武岡向綏甯方向進攻。
3月31日，盧金山旅首先對沅州發起攻擊，繼而奉軍參戰。護國軍在沅州與敵苦戰，終因兵力單薄、子彈缺乏而被敵破城。與此同時，周文炳部已逼近高村，準備攻擊麻陽。
4月2日，王文華令第三團及第一團第二營、第二團第二營由麻陽前出，在高村一線阻擊周文炳部；令第四團、第二團第一營及敢死隊數百名反攻沅州。由于袁軍重兵雲集，來勢兇猛，護國軍兵力分散，彈藥不繼，各路作戰均不順利。反攻沅州的護國軍，與敵激戰四晝夜，多次展開白刃搏鬥，殲敵四百餘人，但自己也遭巨大損失，不得不于6日退守斐家店一帶。麻陽方向，袁軍約三個混成團，于3日上午8時進攻高村護國軍陣地。護國軍頑強抗擊，至下午3時，戰力不支，遂撤離高村，退守岩門。袁軍乘勢反撲，攻破岩門，于7日陷麻陽。黔陽方向，護國軍獨立營也退守甕洞一帶。
4月7日夜，貴州護國軍奉蔡锷電令，與當面之敵停火休戰，雙方遂成對峙狀态。
這時，湘西一帶，在護國軍湘西招撫使程潛、陳強等人發動和領導下，讨袁烈火方興未艾，湘西二十餘縣都已宣布獨立，加入護國讨袁行列。此外，已于3月中旬宣布護國讨袁的桂軍，其攻湘部隊二十餘營已抵達湘南之龍虎關、黃沙河一帶，有攻取零陵，沿湘江直搗衡陽、長沙之勢。這樣，湘西袁軍已呈孤立突出之勢，其後路及兩翼受到桂軍及湘省地方讨袁武裝的嚴重威脅，故在攻克湘西數縣後，開始收縮兵力，未敢深入黔境。
湘西之戰初期，貴州護國軍以勇猛的戰鬥精神，采取突然襲擊、迂回包抄、短兵相接等作戰方法，連克湘西數縣，一度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旋因護國軍兵力單薄，彈藥不繼，且又分散兵力，與優勢之敵進行陣地戰，以緻雖初戰獲勝而不能持久，終于在敵人重兵反攻下節節敗退。盡管如此，貴州護國軍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牽制了約兩個師四個混成旅的敵軍，有力地配合了四川、廣西方向的作戰，其戰績是顯著的。
第五节 滇桂边之战
1916年2月21日，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率所部方聲濤梯團千餘人①，由昆明出滇南，趨廣西，東征粵浙。唐繼堯将準備開往湘西的第三軍一部也調往桂粵方向，以增加第二軍兵力，保證攻粵計劃的完成。
袁世凱之由海路運兵南下，取道越南進攻雲南護國軍後路的計劃受阻後，即任廣東第一師師長龍觐光（廣東将軍龍濟光之兄）爲雲南查辦使，令其率軍經廣西進攻雲南。1916年1月中旬，龍觐光以廣東陸軍第二旅第三團團長李文富爲先鋒，以虎門要塞司令黃恩錫爲前敵司令，率粵軍四千人（沿途又招募四千，約計八千）經梧州到達南甯。龍觐光與廣西将軍陸榮廷系兒女姻親，他勸陸效忠袁世凱，率兵攻打雲南。陸佯爲應允，并派其子陸裕光帶領桂軍五個營協助龍軍。龍觐光喜出望外，遂令李文富爲第一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由百色進攻雲南剝隘；以黃恩錫爲第二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經西林（今定安）繞攻雲南廣南；張耀山、呂春绾各率二千人（編成第三、第四隊），爲主攻部隊之後援；以朱朝瑛率兵千人，北趨西隆（今隆林），阻斷黔省援兵進路。龍濟光則派其子龍體乾潛回雲南蒙自老家，組織武裝暴亂，以策應龍軍的正面進攻。
正在開進途中的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聞報，即命張開儒、方聲濤兩梯團迅速在雲南之富州（今富甯）、廣南一線展開，準備阻擊來犯之敵。另請待出湘西的黃毓成挺進軍（一個梯團）和準備增援貴州并已進至沾益的趙鍾奇梯團（欠一支隊），經貴州興義折向廣西西隆，從翼側進攻龍軍。
1916年2月底，龍軍分兵兩路進窺雲南。黃恩錫率四個營爲右翼，由西林經龍潭鄉向廣南縣城潛進；李文富率該團主力爲左翼，進攻剝隘、皈朝。
剝隘地形險要，爲滇桂邊界較繁盛的商埠。駐守該處的滇軍張開儒梯團兩個連于3月2日遭到李文富部突然攻擊，勢孤力單，于下午3時撤離，退守皈朝。不日，張開儒親率梯團主力（步兵三營、炮兵一連）馳赴皈朝，構築陣地，據險扼守。11日，李文富部猛攻皈朝，護國軍堅守虹山陣地，英勇抗敵，鏖戰七晝夜，彼此呈僵持狀态。
與此同時，護國軍方聲濤第二梯團也與敵在龍潭激戰。龍潭是由西林進攻廣南的咽喉要地，先被龍軍第二路司令黃恩錫派兵控制，其主力則由龍潭繼續向廣南攻擊前進。李烈鈞命方聲濤梯團迅速由廣南前出，迎擊該敵。該部在龍潭以南之石洞與敵遭遇，激戰數日，始将敵擊退。
廣西将軍陸榮廷，政治上傾向進步黨，與袁世凱素有矛盾。當袁進行複辟帝制活動時，陸表面上敷衍應付，暗中則與反袁勢力互通聲息。雲南獨立後，他在其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啓超等人的鼓勵下，于3月15日宣布廣西獨立。廣西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使護國軍第二軍的士氣大振。3月16日，方聲濤部舉行反攻，收複龍潭。時趙鍾奇部也由貴州興義進入廣西西隆，進而抄襲黃恩錫部後路。黃部腹背受敵，失敗而逃。
與此同時，黃毓成之挺進軍也出興義，經潞城向百色挺進，于黃南田一帶與襲擾黔邊的龍軍朱朝瑛部遭遇。經一夜激戰，擊潰朱部，遂直趨百色，與桂軍會師。時坐鎮百色的龍觐光及其所率部隊，已被馬濟、陸裕光等率領的桂軍包圍，繳械投降，接受改編。
在皈朝與滇軍作戰的龍軍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戰敗退至者桑，旋見右路兵敗，後路遭襲，龍觐光被擒，感到大勢已去，遂率所部投降。
3月上旬竄擾雲南蒙自、個舊、臨安（今建水）一帶的龍體乾叛亂武裝，也遭到滇軍劉祖武梯團和唐繼堯組織的援軍迎頭痛擊，迅速土崩瓦解，逃離滇境。至此，袁世凱的進攻雲南護國軍後路之計劃完全破産。
滇桂邊作戰結束後，李烈鈞遂督師東進廣東②，黃毓成、趙鍾奇部則奉命援川。
滇桂邊之戰，雖然規模較小，持續時間不長，但由于李烈鈞部及時趕到富州、廣南一線，阻止了龍軍的入侵，從而打破了袁世凱迂回襲滇的計劃，保障了護國軍大後方的安全；同時，對陸榮廷之宣布獨立，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第六节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与护国战争之结局
一、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進行複辟帝制活動，在國内主要依靠北洋軍爲後盾，在國外則主要依靠日、英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
爲了鎮壓雲南護國起義，袁世凱調動了北洋軍和地方部隊的五個精銳師和十幾個混成旅、團，分道進行“讨伐”。他原以爲雲南這支“兵僅萬餘，饷難月給”的軍隊，是不難一舉蕩平的。孰料經過三個月的較量，不但未能将雲南護國軍消滅，反使本身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接踵而至的則是貴州、廣西兩省相繼宣布獨立，其它各省也在醞釀響應，人民群衆的反袁烈火愈燒愈旺。袁世凱的反動統治日益不穩，财政經濟情況更加惡化，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在國際上，日、英等帝國主義在袁世凱開始醞釀複辟帝制之際，曾表示積極支持。但當袁積極推行帝制，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都強烈反對時，帝國主義各國恐中國發生内亂，危及其在華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轉爲反對。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國公使對袁政府發出第一次警告，聲稱若驟立帝制，将立起變亂，望暫緩改變國體。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凱沒有估計到局勢的嚴重性，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實行帝制。15日，日、英、俄、意、法五國公使聯合對袁發出警告，宣布“以後對于中國決定執監視之态度”①。此時，袁世凱始感事态嚴重，決定派遣特使（農商總長周自齊）赴日，準備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政府不僅拒絕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責備袁世凱“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②。各國外交公使還一緻指出，以後凡具有“ 洪憲”年号的外交文書，一概拒絕接受。外交上接二連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諸省護國起義的爆發，迫使袁世凱改變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節登極的計劃。2月 23日，不得不公開宣布延緩登極。後随着國内軍事、政治形勢的繼續惡化，更使袁世凱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銷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廢除“洪憲”年号，恢複“中華民國”紀年。袁世凱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認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後僅一百零二天。其“皇帝夢”的破滅，充分表明了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二、停戰與備戰
袁世凱取消帝制後，鑒于對西南護國軍的作戰未能取得預期戰果，内政外交亦處于困境，爲了求得喘息的時機，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義，緻電護國軍，要求停戰，商議善後。護國軍方面，經過三個月的戰鬥，兵員、槍械、彈藥、饷糈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補充休整，也需有一個休戰時期。因此，從 3月底開始，四川、湘西前線先後實行停火。到4月初，護國戰争實際上已經停止。
對袁政府的停戰建議，護國軍方面有較高的警惕。蔡锷等認爲：“袁逆之撤銷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緊，财政困窮，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獨立省份逐漸加多，護國軍勢力繼漲增高，無力抗禦。故借此下台，以和緩國人之心理，孤我軍之勢力，仍盤踞現位，以爲卷土重來之地”①。因此，在同意停戰之後，護國軍的領導者仍加緊進行軍事準備，擴大軍隊編制，補充訓練新兵，籌集軍械給養，并向日本訂購軍械，以備再戰。到5月底，雲南護國軍即由原來的三個軍擴編爲八個軍①，共約五萬餘人。
對于爾後的戰略方針，護國軍領導人進行了較充分的醞釀。唐繼堯的戰略設想是五路出兵，會師武漢。具體計劃是：以第四軍加強第一軍兵力出川，第六軍加強第二軍兵力出粵，第五軍由會理、甯遠出陝西，第七軍由桂林出長沙，唐繼堯則自率第三軍及警衛軍經黔出湘，各路護國軍會師武漢。這一設想，與起義之初的戰略大緻相似，其問題主要是多路分兵，張口太大。蔡锷則不同，他經過戰争實踐，對多路分兵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已有所認識，故對下一步作戰，堅持其“滇師舉全力以出綦渝爲當”的主張。他說：“凡大軍作戰，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餘自迎刃而解。次在奪據其咽喉重地，……現逆軍主力之七、八兩師，悉集泸納，我若将此軍擊破，則成、渝唾手可得。其次則重慶爲逆軍唯一之咽喉重地，我若得此，則在川逆軍接濟立斷，久将不戰自潰。故滇中增援之師，以全力趨泸或出綦渝爲當。就現在形勢論，兵出綦渝較易得手。”③
李烈鈞則堅持以該軍主力出湘，控制長江中遊。他認爲：“粵東方向，桂已獨任，我軍似可迅速出湘；果能沖斷江流，則影響大局，獲益猶巨。且川南得遙應之勢，逆軍将不戰自潰。”①
比較起來，蔡锷的主張較之唐繼堯的計劃要實際可行一些。因爲，袁世凱的主要征滇部隊集中在川南，而在這一方向與袁軍對峙的護國軍，經過戰争的消耗，兵員不足，饷彈缺乏，戰鬥力明顯下降。在這種情勢下，如能按蔡锷的主張，将增援的兵力集中于泸州或綦江正面，則進可以消滅袁軍主力，控扼重慶，退可以阻截袁軍入滇之路，因而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當然，李烈鈞的主張也有其可取之處。此時，廣西已經獨立，滇省無後顧之憂，若以桂軍攻粵，以李烈鈞的第二軍由廣西進軍湖南，如能攻下長沙、嶽陽等要地，進而控扼長江，也足以威脅四川袁軍之後路，使其進退兩難。總之，蔡、李的主張較之唐繼堯的多路分兵計劃，都要高明一些。
此後，由于雙方沒有重新開戰，蔡、唐、李的上述計劃，均未受到實戰的檢驗。
三、護國戰争的結局
在停戰期間，國内各種政治力量展開了緊張的縱橫捭阖，焦點是袁世凱的下台問題①。
在這場政治鬥争中，大緻可分爲以下三種較大的力量：一是袁世凱及其少數追随者。他們繼續策劃由川、湘向西南進攻，進行垂死掙紮，妄圖繼續保住最高統治地位。但是，曆史的發展與他們的願望完全相反。一是以孫中山爲首的中華革命黨。雖然由孫提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爲畢事”①的正确主張，表示要與所有同袁世凱一樣的反動派鬥争到底，但因無實力，且嚴重脫離群衆，因而影響不大。一是掌握着護國讨袁的軍事實力，并左右戰局發展的進步黨和西南地方實力派。他們除了“倒袁”和擁立黎元洪爲總統外，沒有提出任何別的政治主張，給護國戰争的結局帶來極爲消極的影響。後随着形勢的發展，袁世凱的一些頑固追随者也開始離袁而向護國軍方面靠攏。1916年4月6日，廣東将軍龍濟光在桂滇軍的軍事壓力和廣東革命黨人領導的民軍脅迫下，被迫宣布獨立；4月12日，浙江也自下而上地轟走了将軍朱瑞，推舉嘉湖鎮守使呂公望爲都督，宣布獨立。4月16日，馮國璋緻電袁世凱，勸其退位。此後，不少軍政頭目也紛紛勸袁下台。袁世凱雖已處于四面楚歌之中，卻仍死抱住大總統的寶座進行垂死掙紮。
南方已獨立各省爲了加強與袁政府的對抗，于1916年5月8日在廣東肇慶宣布成立軍務院，遙戴黎元洪爲總統，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副撫軍長，梁啓超爲政務委員長，蔡锷、李烈鈞和西南各獨立省分的督軍、總司令等爲撫軍。軍務院的任務是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全國庶政，實際上是一個與袁政府相對峙的臨時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凱交出政權。軍務院将兩廣境内的軍隊統編爲護國軍，共五個軍、一個師、一個旅和一個獨立團，準備分別向湖南、江西、福建開進，大舉北伐。同時，進行堅持要袁世凱下台的南北交涉。
軍務院成立不久，又有陝南鎮守使陳樹藩、四川将軍陳宧和湖南将軍湯芗銘相繼宣布獨立。陳宧、湯芗銘本是袁世凱的忠實爪牙，他們的倒戈，使袁更加沮喪。1916年6月6日，袁世凱這個獨裁者和賣國賊在全國人民的聲讨和唾罵聲中病死，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袁世凱死後，進步黨和西南地方實力派開始與北洋軍閥尋求妥協，加速了南北相持局面的結束。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原副總統黎元洪于6月7日繼任總統。29日，黎元洪召開國會，恢複國務院，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7月14日，護國軍方面宣布撤銷軍務院。25日，中華革命黨發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護國戰争至此正式宣告結束。
第七节 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在军事上的得失
一、護國戰争勝利的原因
由唐繼堯、蔡锷、李烈鈞等人在雲南首先發難的護國戰争，在全國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積極支持下，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奮鬥，終于挫敗了袁世凱複辟帝制的圖謀，達到了“鏟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的預期目的，取得了共和勢力對封建專制勢力的一次重大勝利。其所以能取得勝利，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一）全國人民擁護共和，反對帝制
護國戰争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首先由于廣大人民對于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記憶猶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因而，當袁世凱複辟帝制的消息一傳開，迅速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和反對。這股強大的反抗浪潮，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資産階級革命派的反袁鬥争，同時促使過去追随袁世凱的一些政黨，爲了小集團的私利，也打起了反袁的旗号，甚至袁世凱的一些心腹幹将，爲了個人利害，也紛紛離袁自保，使袁世凱成了衆叛親離的孤家寡人。而在另一方面，資産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等不同的政治派別和政治勢力，在反袁的大目标下，暫時地聯合了起來，使反袁鬥争得以順利展開。此外，帝國主義列強也察覺到了中國反袁勢力的強大，預感到袁世凱這條走狗将被中國人民反複辟的浪潮所吞沒，因而也改變了支持帝制的态度。所有這些，都迫使袁世凱不得不放棄複辟帝制的圖謀。
（二）護國軍英勇作戰
護國軍的領導者以雲南一省之地和二萬餘人的軍力，敢于反抗袁世凱的全國政權和數十萬正規軍，充分表明他們具有藐視強敵的膽略和必勝信念。這支軍隊于宣布讨袁不久，即先後進軍川南、湘西和滇桂邊界，連續打了幾個勝仗；在北洋軍抵達之後，又勇敢地抗擊了在數量上占優勢的敵人的反攻。他們的堅毅戰鬥精神，有力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倒袁的信心和勇氣，推動了一些省分先後響應起義，迅速擴大了讨袁陣線，确實起到了“用軍事上之态度表示國人反對帝制之意”②。
二、護國軍擊敗袁軍進攻的主要條件
護國軍之所以能勇敢地抗擊北洋軍的進攻，挫敗了袁世凱妄圖消滅護國軍，進而撲滅反帝制烈火的圖謀，主要由于具備以下條件：
（一）有一批忠于民主共和的中下級軍官
在滇黔護國軍中，從梯團長到支隊長以至營長，大多爲辛亥革命前後的同盟會員、國民黨員，少數還是中華革命黨員。他們具有民主共和思想，對袁世凱複辟帝制強烈不滿；他們大多爲雲南講武堂畢業生或留日士官生，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并參加過辛亥革命戰争。由這樣一批軍官掌握部隊和指揮作戰，是護國軍比較有戰鬥力的主要原因。
（二）習慣于山地作戰，有吃苦耐勞的精神
護國軍對于川黔桂山區潮濕多雨的氣候和山嶽叢林的地形條件比較适應，慣于在崎岖的山道中行軍，和在林木叢雜的山區作戰。而北洋軍無論對氣候還是地形都不适應，以緻士氣低落，難于發揮兵力火力優勢。此外，護國軍的成員大多來自貧瘠地區，具有吃苦耐勞的習慣；加之相當一部分老兵受過民主革命的熏陶和正規的軍事訓練，使用的武器也較精良，軍政素質較好，因而在作戰過程中雖然遇到糧饷短缺等困難，基本上始終保持着旺盛的士氣。
（三）紀律比較嚴明，得到群衆的支持擁護
護國軍高舉反複辟義旗，加上各級領導注意約束部隊，不準侵犯群衆利益，因而軍行所至，人民群衆主動當向導、遞情報、送茶飯、運糧彈、擡傷員，不少青年積極要求參軍殺敵，湧現出不少擁軍支前的動人事例。群衆的積極支持，也大大鼓舞了廣大官兵的戰鬥意志。
三、護國軍将領在作戰指導上的主要失誤
護國軍将領們在作戰指導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舉義宣布過早
本來，雲南的領導者計劃先将滇軍秘密開進至滇川邊境，然後宣布舉義，對川邊各重要據點實行突然襲擊。後由于梁啓超一電的催促，遂在戰備尚未就緒的情況下倉促宣布舉義。這一欠審慎的決定，喪失了通常武裝起義所應有的對敵進攻的突然性。而且由于部隊的集中和調動尚未完成就分散開拔，緻使各路部隊發起進攻的時間參差不齊，未能在戰争初期對敵形成兵力優勢。以川南戰場而言，左、中、右三路接敵的時間相差一個多月，這就使敵軍得以在各據點之間調動部隊，互相支援，并得到了後續部隊的及時增援。當護國軍主力抵達前線不久，袁世凱的援軍也已源源開到，造成了兵力對比上更大的劣勢，使護國軍在作戰中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二）戰略計劃與主客觀條件不相符合
護國軍一開始以二萬餘人的兵力，分向川南、湘西、桂粵三個方向進攻，由于兵力過于分散，結果在四川這個主要作戰方向，不但沒有達到攻占叙、泸、綦進而攻占重慶的作戰目的，反而在袁軍的反擊下被迫後撤。其實，舉義之初，護國軍的領導者在已經了解到黔、桂兩省準備響應起義的情況下，對黔、桂方向隻需部署少量兵力（一以策動起義，一以防敵襲擾），而應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四川方向，争取在兵力上縮小與敵人的差距，造成局部的兵力優勢。果能如此，護國軍在川南的作戰将會取得更大的戰果。
（三）兵員、軍械和糧饷的補充不及時
由于戰前準備不足，戰線又拉得太長，以緻戰争打響之後，在兵員、槍械、彈藥和饷糈的補充接濟上，都産生了很大的困難。以雲南這樣一個貧瘠的省分，要支持數萬軍隊進行戰争，确有很多困難，而戰線太長，後方太遠，又使這方面的困難顯得更爲突出。幸1916年3月底敵方提議停戰，使護國軍得到了補充休整的機會，人員和作戰物資補充方面的困難，才暫時得以緩解。
護國戰争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革命壯舉，但這次戰争的目的和成果是很有限的。它雖然挫敗了袁世凱複辟帝制的圖謀，推倒了袁世凱，并在人民的壓力下，繼任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被迫宣布繼續遵行《臨時約法》，表面上又暫時恢複到袁世凱解散國會以前的局面，但未能擺脫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也未能給中國人民帶來任何政治和經濟權益。中國的民主革命任務仍有待以後的革命政黨和人民去奮鬥和完成。
第一节 袁世凯复辟帝制
一、脅迫選舉總統，廢棄臨時約法
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以爲主要障礙已除，便加快步伐向民主共和勢力進攻，采取種種卑劣狡猾的手段，爲複辟封建帝制、建立袁家王朝進行準備。
首先，袁世凱脅迫國會選舉他當正式大總統。爲達此目的，他收買一些議員拼湊成“公民黨”，與原進步黨一道，操縱國會通過了先選總統、後訂憲法的提案，并于1913年10月4日草草公布了《大總統選舉法》。10月6日進行總統選舉時，袁組織便衣軍警及地痞流氓數千人，自稱“公民團”，包圍國會會場，脅迫議員投他的票。從早8時至晚10時，議員們連續投票三次，袁世凱才勉強當選。次日，又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
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後，認爲國會和政黨已無存在的必要，決心把它們一腳踢開。11月4日，袁公然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議員的資格，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1914年1月10日，袁又下令停止其餘國會議員的職務，每人發給旅費四百元，令其返回原籍。于是，象征民主政治的國會，被袁世凱徹底破壞了。
取消國會後，袁又着手毀棄束縛他手腳的《臨時約法》。他匆匆拼湊起一個名爲“約法會議”的立法機構，按其意旨草草炮制了一部《中華民國約法》，于 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該約法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集内政外交軍事大權于一身。年底，袁世凱又炮制了一個《修正大總統選舉法》，其中規定總統任期爲十年，任期屆滿時，如認爲“政治上有必要”，不用改選即可連任；總統的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這樣，袁世凱不僅成爲終身總統，并可世代相傳，與專制皇帝沒有多大區別。但他并不以此爲滿足，夢想名副其實地登上皇帝的寶座。
二、簽訂“二十一條”，尋找複辟靠山
當袁世凱加緊複辟帝制之際，歐洲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漩渦，暫時無暇東顧，這就給日本進一步侵吞中國提供了良機。它借對德宣戰之機，于1914年秋派遣軍隊在中國的山東半島登陸，侵占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取代了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對此，袁世凱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聽任日軍在中國領土上橫行。1915年1月，日本又以贊助複辟帝制爲誘餌，向袁世凱提出了變中國爲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條”要求①。袁世凱爲了取得日本的支持，竟于同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條”中除第五部分内容以外的全部要求，其賣國賊的面目已暴露無遺。
簽訂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換取了日本的支持，袁世凱以爲複辟帝制的條件業已成熟，便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唆使其親信幕僚楊度等六人，于1915年8月 14日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冒充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團體，公開鼓吹恢複帝制，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變更國體。袁世凱在各地的親信也聞風而動，有的上書“ 勸進”，有的組織各種“請願團”，擁袁稱帝。在袁世凱操縱下，從10月28日開始，各省區的“國民代表”在當地進行所謂“國體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結束，“一緻贊成”改民主共和爲君主立憲。12月11日，參政院②又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上“推戴書”，“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 ”。12日，袁世凱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并對文武要員大加封賞。31日，宣布改民國五年（1916年）爲“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元旦舉行登極大典。至此，袁世凱複辟帝制的醜劇達到了高潮。
三、複辟帝制不得人心，全國掀起反袁浪潮
袁世凱的稱帝複辟活動，進一步激起了全國各個階級、階層和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打倒袁世凱成爲舉國一緻的目标。
人民群衆是反袁的主力軍。除上海等城市的工人積極開展反袁鬥争外，許多地方的農民也實行武裝起義，攻州占縣，動搖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基礎。
在政治集團方面，國民黨被袁世凱非法解散後，孫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堅持武裝讨袁，維護民主共和制度，成爲資産階級各派中反袁鬥争最堅決的革命力量。1915年夏，該黨決定組建“中華革命軍”，指派幹部分赴上海、山東、陝西等地，籌設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等四個軍的總司令部，聯絡軍隊和會黨，策劃武裝起義或進行暗殺活動。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廣東革命黨人在惠州、博羅、佛山等地組織起義，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11月10日，上海革命黨人刺死了袁的重要爪牙、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接着發動了“肇和”艦起義③。1916年2月，山東的革命軍積極開展武裝鬥争，連克十餘縣，威脅省城濟南。此外，由中華革命黨人發動的其它零星起義遍布全國各地。但是，由于中華革命黨人仍然不注意發動群衆，僅僅依靠暗殺或策動一些會黨和舊軍隊進行軍事冒險，最後都難免失敗，因而并沒有對袁世凱的反動統治造成重大的威脅，也未能把全國的反袁力量領導起來。盡管如此，這些武裝起義，對于全國的反袁鬥争起到了激勵和鼓舞作用。
在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的同時，一部分拒絕加入該黨的前國民黨骨幹，在東京成立了“歐事研究會”④。由于他們開始時沒有提出反袁的口号和綱領，因而在群衆中影響不大。後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等人投入雲南的讨袁行列，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李根源、程潛、鈕永建、柏文蔚等後來也先後參加了護國戰争。
梁啓超領導的進步黨，本爲袁世凱的追随者，後來由于遭到袁的冷落和遺棄，同時也看到袁的複辟帝制活動遭到廣大群衆的激烈反對，一個“普天同憤”的局面即将出現，才決定改弦更張，轉而反袁。當時的進步黨，在社會上有較大的實力和影響，并得到一些官僚、政客和軍閥的支持。他們利用革命黨人脫離群衆的弱點，把領導反袁鬥争的旗幟抓到了自己的手裏。梁啓超與進步黨軍人蔡锷①密商後，決定了一文一武兩步方案：梁啓超發表文章，奪輿論先聲；蔡锷伺機離京回滇，策動軍事讨袁。
袁世凱複辟帝制，在北洋軍閥内部也産生了離心傾向，甚至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等心腹幹将，亦紛紛離袁自保。1915年5月末，陸軍總長段祺瑞稱病退居北京西山，不問政事，不久便被免職。江蘇将軍馮國璋對複辟帝制持敷衍态度，并與反袁勢力暗通聲氣。袁對馮擁兵外省很不放心，12月調其任參謀總長。馮以“害病”爲借口，拒不到任。國務卿徐世昌對複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贊成，并于10月辭職離京。北洋軍閥集團内部的分崩離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凱的統治力量。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酝酿和双方作战准备
一、雲南武裝讨袁的醞釀和發動
雲南地處西南邊陲，和越南、老撾、緬甸接壤，曆史上屢受英法殖民者的侵淩，是愛國運動發展較早并受辛亥革命影響較深的省份之一。“二次革命”失敗後，東南各省相繼爲袁世凱的勢力所占據，唯有西南之雲南、貴州、廣西等少數省份，尚未被袁全面控制，在軍政界仍保留着較多的革命力量，尤其在滇軍中保留着一批擁護民主共和的中下級軍官，因而有較好的群衆基礎。
當袁世凱的走卒緊鑼密鼓，爲複辟帝制大造輿論的時候，就引起滇軍中一些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中下級軍官如羅佩金、趙又新、鄧泰中、楊蓁、黃毓成、董鴻勳等的強烈義憤。他們秘密商議，堅決反對帝制。1915年8月，與孫中山關系密切的革命黨人呂志伊等也積極活動，鼓動讨袁。雲南将軍唐繼堯①開始時态度暖昧，意存觀望，後來受到廣大中下級軍官的敦促和梁啓超、蔡锷的鼓動，反對帝制的态度日趨明朗。袁世凱的禦用工具“籌安會”成立後，雲南的部分中高級軍官多次舉行秘密會議，商讨對待帝制的态度和對策。在1915年9月11日召開的團以上軍官秘密會議上，一緻贊同反對帝制。并議決下列三事：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整理武裝，準備作戰；嚴守秘密。在 10月7日的會議上，鑒于袁世凱實行帝制日益明顯，遂商讨了起義的時機問題。當時決定，在中部各省中有一省響應、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響應、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饷糈，這三個條件中具備一個條件時，即舉行起義。如以上三個條件均不具備，則雲南爲争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會後，派李宗黃、劉雲峰、趙伸等前往江蘇、廣西、四川、湖南諸省聯絡讨袁。在11月3日的會議上，推舉羅佩金拟制作戰計劃，同時确定了擴充軍隊、籌備軍械的辦法。擴充軍隊的辦法爲召集退伍士兵和閑散軍官，編練警衛兩團，招添講武堂學員，添練新兵，補充各團營缺額。籌備軍械的辦法，除派人赴日本購買萬餘槍支外，組織人力修配庫存槍械；令兵工廠趕造槍炮子彈；令各縣将所存之快槍全部集中到省，修配備用。除以上兩項外，還決定設立籌饷總局，負責辦理籌饷事宜。
此外，爲控制入川要道，還确定由鄧泰中、楊蓁率兩支隊伍，以“剿匪”爲名，于12月提前向川邊進發。至此，雲南的讨袁戰争，已經作好了初步準備。
12月19日，蔡锷秘密地由北京取道日本、香港，經越南抵達昆明。先期從國外秘密抵達昆明者，還有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等革命黨人。這樣，無論是進步黨、中華革命黨，還是歐事研究會、西南地方實力派，都有代表彙集雲南，形成了反袁統一陣線。特別是蔡锷、李烈鈞等人抵滇，對于加強武裝讨袁的領導力量和加速護國戰争的發動，起了重要作用。
蔡锷向唐繼堯介紹了全國日益發展的反袁形勢及袁世凱政權的内部矛盾，更加增強了唐繼堯等人的讨袁信心。12月21日，唐繼堯、蔡锷、李烈鈞、羅佩金、方聲濤等舉行秘密會議，共商讨袁大計。會上，蔡锷宣讀了梁啓超從南京轉來的電報，其大意爲“外交緊急，袁将賣國，請即發動，是首義之期，不宜在遠”①。與會者誤認爲梁啓超已在南京，馮國璋已同情起義，可以居中策應，于是決定提前宣布獨立。當即議定，先緻電袁世凱，令其取消帝制，殺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否則，“即以武力求最後之解決”。會議還議定了組織臨時政府以及各種軍事計劃。
12月22日，唐繼堯又召集外來同志、本省上校以上軍官及各機關長官三十九人，歃血爲盟，共同宣誓興師讨袁①。
23日，按議定計劃，以唐繼堯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義緻電袁世凱，要他取消帝制，懲辦禍首，并限24日上午10時前答複。袁逾期未複。25日，唐繼堯、蔡锷、李烈鈞等召集各界集會，宣布雲南獨立，成立護國軍②，武裝讨袁，并聯名通電全國。會上群情激奮，歡聲雷動。昆明市民自動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标語，遍懸國旗，并争納捐款，雲南舉義，得到全國各地響應，迅速掀起了反袁熱潮。海外華僑也積極彙款支援。
二、護國軍的戰略設想和作戰編成
雲南宣布獨立後，唐繼堯、蔡锷等決定仿照辛亥革命的辦法，設都督府爲全省最高軍政領導機關，并推舉唐繼堯爲都督。
起義的領導者認爲，雲南之西、南兩面與鄰國接壤，東、北兩面與川、黔、桂毗連，要讨袁護國，應以雲南爲根本，向川、黔、桂三路出師，以震撼全國。其基本戰略設想是：一路由雲南入四川，以一支部隊出叙州（今宜賓市）、泸州，進據重慶、夔州（今奉節），直下宜昌、武漢，另一支部隊出甯遠（今西昌），過成都，越岷州（今甘肅岷縣）、洮水，趨甘肅、陝西，進據西北。
另一路由雲南入廣西，駐師梧州，然後以一支部隊東下廣州，北出震動江左，東出進據閩浙，另一支部隊由梧州向桂林，逾衡陽、永州（今湖南零陵），浮湘直下，取長沙、嶽陽，震動武漢。
第三路由雲南入貴州，直抵湖南辰（溪）、沅（陵）地區，然後以一支部隊經新化取長沙，北上嶽陽，逾洞庭，迫武昌，另一支部隊下沅水，取常德，北扼虎渡，規荊州以指襄陽。
進軍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步首先進占黔、桂、川三省；第二步進而抵達武漢、閩浙、陝甘；第三步，以閩浙方向取守勢，以陝甘之兵相機威逼袁軍右側，以武漢方向之主力大舉北向，直搗袁逆巢穴。①
上述戰略設想，固然反映了起義将領們氣吞山河的宏圖大志，但以雲南一隅之地和十分有限的兵力，要實現這樣大的戰略目标，顯然帶有相當的冒險成分和不切實際的空想。
護國起義之前，雲南駐軍計有兩師一混成旅，連同駐防各地的警備部隊，總兵力不足一萬五千人①。護國軍領導者根據上述設想，将原有部隊擴編成三個軍（編制序列見附表一）：以蔡锷爲第一軍總司令，率三個梯團①入川，拟在分取叙州、滬州後，進攻重慶；以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率兩個梯團入桂，拟直趨南甯，會合桂軍後，分進湘、粵；唐繼堯兼任第三軍總司令，遣兵出黔、湘、取武漢。唐先派徐進爲先遣縱隊長，同戴戡等入黔發動起義；繼派趙鍾奇率一個梯團入黔，拟會合黔軍，直取湘西辰溪、沅陵；又派李友勳率一支隊出會理、甯遠（今西昌），相機進取成都；此外，尚編組一挺進軍，由黃毓成統率，拟直趨辰、沅，取常德，遊擊于武漢、荊襄一帶。另委原國民黨員熊克武爲四川義勇隊總司令，程潛爲湖南招撫使，分別回川、湘兩省集合讨袁武裝，開辟敵後戰場。
第一軍是護國軍的主力，每支隊配有山炮二至四門，機關槍二至四挺，槍支多爲德國造①，全軍共有官兵六千餘人，部隊一般都經過嚴格訓練，戰鬥力較強。其餘兩軍的官兵質量和武器裝備均差于第一軍。
護國軍多路出兵，原有兵力已不敷分配，爲适應作戰需要，遂實行緊急擴軍。其辦法是：以蒙自道尹兼護國軍第二軍參謀長何國鈞爲義勇軍司令官，募集當地義勇約四千人，随第二軍行動；派馬文仲等募集遊擊隊七營，負責省區防務；派馬爲麟在省城設立征兵事務所，規定征兵區域，選派幹員分赴各縣督辦，除召集退伍士兵外，還募集識字壯丁，帶回省城編練；集合各縣的保安團、保商團進行正規訓練，補充作戰部隊。由于滇省人民認識到護國讨袁系正義之戰，均“志切請纓”，踴躍參軍。在很短的時間内，滇省正規部隊由原來的兩師一混成旅（共十二個團）擴充到三十六個團，約二萬二千餘人①，使三個軍的兵力得以充實。
随着軍隊的擴充，軍費開支急劇增加，這對于地瘠人稀的雲南來說，是個嚴重的問題。都督府決定采取以下籌饷措施：向省内各機關提借存款；裁并閑冗機關，停辦中學以上學校，将其所有款項移助軍費；将原撥付中央的鹽稅協款全部截留；設立籌饷局，動員各縣殷富紳士捐款，并規定各縣應捐數額。通過以上措施，共籌款二百七十多萬元。另外，派呂志伊、龔振鵬等前往香港、越南、緬甸及南洋一帶向華僑募捐，共得十二萬八千餘元。至1916年初，加上雲南中國銀行所存銀币二百萬元，共籌款近五百萬元，初步解決了軍費的困難。因此，部隊出發時，給每個士兵預發三個月薪饷①，官佐按級留薪一半，由其家眷按月到軍需局領取。這樣，官兵無後顧之憂，參戰部隊“皆意氣奮揚，有不斬樓蘭不生還之概”，②士氣大大超過北洋軍。
三、袁軍的攻滇方略和兵力部署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後，派大批北洋軍南下，控制各戰略要地：曹锟的第三師進駐湖南嶽陽，王占元的第二師進駐湖北武漢，李純的第六師進駐江西，楊善德的第四師、盧永祥的第十師進駐淞滬一帶。同時，袁又在北方大規模擴軍。護國戰争爆發前，袁世凱直接控制的軍隊③，已由原來的七個師兩個混成旅，猛增至十二個師三十二個混成旅、團①，若加上姜桂題的毅軍、張勳的定武軍、倪嗣沖的安武軍和龍濟光的振武軍，總兵力達三十八萬餘人。袁還擁有三十九艘艦隻的海軍和八個較大的兵工廠。袁世凱依靠這架反動戰争機器，自以爲對雲南的護國起義，“無論何時，均有完全對付之力”①。
雲南宣布獨立後，袁世凱下令褫奪唐繼堯、任可澄和蔡锷的職爵，同時密令駐嶽陽的第三師師長曹锟、駐南苑的第七師師長張敬堯和駐江西的第六師師長馬繼增，立即率部分別向四川、湘西開進，準備對滇作戰。1916年1月5日，袁又饬令靠近雲南各省的将軍、巡按使“一體嚴籌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軍曹锟督率各師，扼要進紮，聽候調用”②。接着，袁在新華宮豐澤園組織“征滇臨時軍務處”，親自主持“征滇”軍事。關于“征滇”的進軍路線，他最初打算調重兵入湘西，取道貴州進攻雲南，但遭到貴州護軍使劉顯世的婉詞拒絕。各統兵将領也訴說黔省山嶺險峻，道路崎岖，行軍困難，要求改道。旋得到滇省向川邊進軍的消息，遂變更原來的企圖，拟定了由湘、川、桂三路攻滇的方略，并作了具體部署：
湘西方向爲第一路軍。第六師師長馬繼增爲該路軍司令，統率所屬第六師（欠十二旅）以及原駐湘南的第三師第五混成旅和湘軍胡叔麒混成旅。以後奉調入湘者，尚有由河南出發的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和劉躍龍第二混成旅，駐湖北的盧金山第三混成旅，由奉天入關的範國璋所屬第二十師一加強旅和由安徽出發的倪毓芬所屬安武軍十二個營，總兵力約三萬九千人左右③。該路軍隊拟先在辰溪集中，然後經湘西入貴州，由東面進攻雲南。
四川方向爲第二路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爲該路軍司令，統率所屬第七師（欠騎兵兩營、炮兵一營）、駐嶽陽的第三師（欠第五旅）、駐南昌的第六師第十二旅、駐保定的第八師（欠一個團），取道長江水路入川，在重慶集結。加上已在川南的北洋軍三個混成旅和川軍兩個師又兩個混成旅，總兵力約爲四萬二千人①。該路軍爲北洋軍的主攻部隊，拟由北而南進攻雲南。
虎威将軍曹锟被任命爲第一、二兩路軍總司令，負責組織前方作戰。
廣西方向爲第三路軍。袁世凱原打算由海路運北洋軍到越南，沿滇越鐵路抄襲昆明，但遭到法國殖民當局的拒絕。繼而又欲派北洋軍經廣西攻雲南，但廣西甯武将軍陸榮廷以損害商業爲詞，拒絕北洋軍入境。于是，袁唆使廣東振武上将軍龍濟光派粵軍入廣西，脅迫陸榮廷共同攻滇，抄襲雲南護國軍的後方。
爲加強前方作戰的威勢，袁世凱還動用了剛剛引進的飛機②，分兩個航空隊（每隊飛機兩架）。一隊進入湘西，建場于麻陽；一隊入川，先建場于重慶，後轉場于泸州。這些飛機在實戰中，僅僅扔了數枚炸彈，虛張聲勢，并未起重要作用。此外，還在作戰部隊中增設了無線電，以加強對前線各部隊的通信聯絡，提高指揮效能。
第三节 四川战役
一、護國軍第一軍的作戰企圖和部署
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曆來爲兵家必争之地，此次又是護國戰争的主要戰場。
1915年2月，袁世凱爲控制四川，派其親信、陸軍參謀次長陳宦督理四川軍務。陳宦以四川兵少難以鎮懾爲由，将中央直屬第四、十三、十六混成旅帶進四川。戰前，連同川軍兩個師兩個混成旅及各地警衛部隊，在川軍隊總數已達四萬人。其駐防地點如下：川軍周駿第一師駐重慶、泸州，劉存厚第二師駐永甯（今叙永）、成都，黃鹄舉第一混成旅（後并入周駿師）駐江津，鍾體道第二混成旅駐順慶（今南充），北洋軍伍祥祯第四混成旅駐叙州，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駐綦江，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駐内江。
蔡锷分析了袁軍的情況後認爲：守叙州的旅長伍祥祯是雲南人，不會與護國軍死戰；守永甯的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已與護國軍暗中聯絡，拟伺機響應；可能與護國軍一戰的僅有周駿第一師和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而馮玉祥并非真心擁袁，周駿則不服從陳宦的調動。在這種形勢下，隻要護國軍“趁北方援軍未抵川黔以前，速與作戰，一舉破之”③，奪占川邊幾個戰略要地，進而控制四川，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蔡锷決定分兵二路進攻四川，把攻擊重點放在泸州。具體部署是：以第一梯團長劉雲峰指揮的鄧泰中、楊蓁兩支隊爲第一軍左翼，出昭通，取叙州，伺機進迫成都；蔡锷親率趙又新、顧品珍之第二、第三梯團爲中路，出叙永，取泸州，得手後順江而下，進攻重慶。第一軍右翼爲黔、滇軍。1916 年1月初，戴戡率滇軍徐進先遣縱隊東趨貴州，敦促貴州護軍使劉顯世起義讨袁。1月27日貴州獨立後，即委戴戡爲第一軍右翼軍總司令①，令率滇軍一個支隊、黔軍兩團，出松坎，攻綦江，威脅重慶。
蔡锷原想集中第一軍主力，潛動秘行，以突然動作一舉突破泸州或叙州，然後乘勢東取重慶，“與北洋軍周旋于巫峽夔門以外”②。但由于各種原因，第一軍形成三路出擊，分散了力量；又由于雲南兵馬未動就公開宣戰，因而破壞了秘密接敵、突然襲擊的作戰企圖。加之各梯團向戰區運動速度太慢，緻使護國軍主力尚未趕到泸州，袁世凱派往四川的北洋軍已先期到達，戰場形勢發生了不利于護國軍的變化。
二、叙州之戰
護國軍第一軍左翼第一梯團兩支隊出發最早。鄧泰中第一團于1915年12月16日離開昆明向叙州進發。五天以後，楊蓁率第七團也離開昆明前往川邊。③該兩團在行軍途中，才接到改爲護國軍第一梯團第一、二支隊的電報。1916年1月16日，兩部順利通過鹽津縣，抵達滇川接壤之新場。
駐守叙州的袁軍第四混成旅旅長伍祥祯，早已派出軍隊在新場及縱深設防，但未注意重點控制險關要隘。1月17日，護國軍在新場與敵接戰，袁軍一觸即潰。護國軍連占燕子坡、黃坡耳、捧印村等要點。18日晨又占領橫江城。當天，護國軍分兵兩路，向安邊鎮推進，次日中午發動進攻。第一支隊沿橫江從正面進攻；第二支隊東渡橫江，又北渡金沙江攻敵側背。敵不支，棄安邊向柏溪鎮和叙州逃竄。護國軍乘勝追擊，攻克柏溪鎮，直逼叙州。21日，伍祥祯放棄叙州，向自流井（今自貢市）方向退卻，叙州遂爲護國軍占領。
叙州是雲南入川的重要通道，沿途山勢險峻，河流湍急，若伍祥祯部憑險固守，将給護國軍造成極大困難。左翼護國軍如此順利地占領叙州，頗出意料。
叙州失守，使袁世凱大爲震怒。他下令褫奪伍祥祯川南鎮守使職務，責令戴罪立功。四川将軍陳宦也懸賞五十萬元，下令各部分四路向叙州反攻：伍祥祯率殘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州北，朱登五率巡防軍十二個營由犍爲進攻叙州西；馮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由江安、南溪進攻叙州東①，并分兵一部繞高縣進擾叙州南；另派親軍團長倪文翰①率兵一團另二營，由成都乘船，順岷江而下，參加反攻叙州作戰。以上各路總兵力達萬餘人。
1916年1月29日，伍祥祯部首先由北面迫近叙州。護國軍梯團長劉雲峰令第一支隊前出至宗場（距叙二十餘公裏）進行阻擊，繼又令楊蓁率第二支隊前往助戰。雙方激戰兩日，相持不下。旋偵知東路馮玉祥旅已進抵南溪，有從翼側進取叙州之勢，劉雲峰急調第二支隊預備隊田鍾谷營，由宗場趕赴叙東之白沙場組織防禦，同時令宗場部隊必須在31日下午3時前擊退伍旅。宗場之部隊拚死作戰，至深夜始将敵擊退。劉雲峰立即調動部隊，增援白沙場。
白沙場爲叙東交通孔道，地勢險要。馮玉祥率兩混成營由泸州日夜兼程，于31日晨抵達白沙場，旋即遭到護國軍田鍾谷營的阻擊。馮部占據白沙場當面之龍頭山，集中火炮、機槍火力猛烈轟擊田營陣地。田營雖傷亡巨大，但仍堅持戰鬥。下午，楊蓁率援軍趕到白沙場，立即從正面和左翼反擊，始轉危爲安。半夜，第一支隊李文漢營也趕來助戰。2月1日，護國軍從左、右兩翼進攻敵龍頭山陣地，同時以一炮兵排迂回至敵側後高地轟擊敵人。戰至2日下午，馮旅傷亡頗重，力漸不支，遂撤往泸州。行至江安，遭到已宣布讨袁的川軍劉存厚部的截擊，死傷慘重。
護國軍擊敗馮旅不久，由成都順江而下的陳宦親軍倪文翰部，又在犍爲以南登陸，進窺叙州，其前鋒于2月6日抵叙州近郊翠屏山。劉雲峰一面令城内守軍抗擊敵人，一面急調叙東部隊沿江西進，從吊黃樓渡到岷江南岸，抄襲敵軍後路。敵猝不及防，紛紛潰退。護國軍追擊數十裏，繳獲辎重五十餘船。2月7日，第二支隊長楊蓁帶兵三營連續作戰，又擊敗了由屏山方向犯叙的川軍朱登五部。至此，護國軍第一梯團利用袁軍缺乏統一指揮和協同動作的弱點，激戰七八晝夜，終将四路敵人各個擊破，挫敗了陳宦反攻叙州的計劃。
2月中旬，納溪戰場吃緊，蔡锷電令第一梯團增援。劉雲峰先後派李文漢、金漢鼎等三營往援，叙州僅留田鍾谷營和數營新兵據守。2月29日，馮玉祥旅乘隙由自流井進攻叙州。劉雲峰率部憑險抗擊，終因兵單不敵，于3月3日放棄叙州，退守橫江。因馮玉祥也有反對袁世凱稱帝，響應雲南讨袁之意，故在進占叙州後，即頓兵不前，叙州方面的戰局遂成相持狀态。
叙州之戰，護國軍第一梯團的官兵先以勇猛突然的動作，快速挺進，輕取叙州；接着又以機動靈活的戰術，各個擊敗圍攻叙州之敵；最後在大部兵力調往納溪，叙州僅餘三四百人的情況下，仍然奮力作戰，牽制了十倍于己之敵，表現了起義軍隊的勇敢善戰。
三、泸、納之戰
（一）川軍第二師響應起義
護國軍第一軍中路各部隊，原分駐滇省各地，确定作戰編成後，才分別從駐地向泸州開進，時間參差不齊。蔡锷不待後方準備完畢，即于1916年1月16日② 率第一軍總司令部離開昆明，向泸州進發（其時左翼劉雲峰梯團已與袁軍接戰）。第二梯團第三支隊（支隊長董鴻勳）作爲中路先遣隊提前六天出發。
當時，氣候多變，雨雪霏霏，護國軍“踏雪救國”，穿山越嶺，兼程前進。1月26日，董支隊抵達畢節。駐紮永甯的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 50000063_0159_1①，即派代表前往董處，密商配合作戰的辦法。雙方議定：董支隊先與劉師接戰，劉師佯敗，董支隊尾追，進抵泸州，兩軍合兵一處，襲取該城。
于是，按商定辦法，劉存厚師從赤水河（川黔交界處）節節退守，董支隊緊緊跟進。時值袁軍四路攻叙，蔡锷因第一梯團孤軍無援，深爲焦慮，急令董支隊“兼程進發，襲取永甯，即陽攻泸城以牽賊勢”；“并催促黔軍速攻綦江，一面迫劉積之從速發動，以解叙危”。②董鴻勳接電後，率部疾速前進，有時日行軍達一百一十裏，于1月31日進抵永甯，2月4日抵納溪。這時，劉存厚已于納溪提前宣布獨立。
原來，董支隊抵畢節前，劉存厚曾發出請雲南護國軍速行入蜀之電，不料該電被畢節知事截獲，并向陳宦告密，故當劉師回軍納溪時，陳宦已命駐泸州的川軍第一師熊祥生旅嚴加戒備。劉存厚見襲取泸州無望，遂于2月2日在納溪宣布獨立，自稱護國軍四川總司令。董、劉兩部會師後，決定并力強攻泸州。
（二）護國軍會攻泸州
泸州位于長江和沱江的彙合處，東南臨長江、北倚沱江，西有龍頭關作屏障，南與藍田壩隔長江相望，地勢險要，素有“鐵打泸州”之稱。
陳宦得知劉存厚附義，泸州危急，急調已經抵渝的北洋軍第三師第六旅和駐綦江的北洋軍第十三混成旅兼程赴援。
2月5日，董鴻勳、劉存厚二部會攻藍田壩。劉師團長陳禮門率所部沿大道進攻藍田壩的正面，董支隊繞道雙河場、牛背石、南壽山，攻擊藍田壩翼側。敵在藍田壩守兵僅一營，稍事抵抗即放棄陣地渡江逃命。2月6日晨，董、劉部占領藍田壩，進據月亮岩。掃清南岸之敵後，董鴻勳決定立即進攻泸州。鑒于藍田壩渡口被對岸高地之敵炮火封鎖，無法由正面渡江，遂決定陳禮門混成團駐守藍田壩、月亮岩一帶，防敵渡江，董帶本支隊并劉師兩營從下遊渡江，向泸州側背進攻。
2月6日上午，袁軍第三師王承斌團和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兩營相繼趕到泸州；不久，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吳佩孚率張福來團繼至，駐守小市，使泸州防禦力量顯著增強。
2月8日拂曉，董鴻勳率部由泰安場渡過長江，前進二里許，即與兩連敵兵遭遇。董部猛沖猛打，擊潰阻擊之敵，占領了臨江制高點大龍山。9日，董部繼續向羅漢場推進。敵以團長王承斌帶兵一營往羅漢場阻擊。董部背水作戰，英勇沖擊，于9日下午擊退敵軍，占領羅漢場。
新任防泸司令熊祥生見泸州側背形勢危急，決定從正面襲擊藍田壩，以調動董鴻勳支隊。2月9日下午，熊祥生挑選精銳步兵兩連，由沙灣秘密渡江（後又派兩連續進），襲擊月亮岩；同時命五峰頂之炮兵猛烈轟擊月亮岩，掩護偷渡部隊。防守月亮岩的陳禮門部猝不及防，慌亂潰逃。陳禮門愧憤自戕①。次日拂曉，袁軍李炳之旅一個營全部過江，會合已抵南岸的熊旅四個連攻占了籃田壩。
時護國軍第二梯團長趙又新已率部分部隊抵達納溪，聞藍田壩失守，立即率所部警衛連往援。10日，會合劉師工兵營反攻月亮岩，一度将敵軍逼退至江邊。熊祥生見狀，親至龍頭關高地，指揮炮兵轟擊藍田壩、月亮岩護國軍陣地。劉師工兵營遭到炮擊，四散奔逃，趙又新部勢孤力弱，遂放棄藍田壩、月亮岩，退守納溪。
正在泸州側後作戰的董鴻勳支隊，聞藍田壩失守，急忙收縮兵力，于11日夜經泰安場撤回江南。次日晨，董又率部反攻藍田壩，企圖恢複原陣地。激戰一日，未能奏效，恐敵迂回納溪，切斷退路，即于是日晚撤出戰鬥，退往納溪。護國軍出敵不意攻取泸州的計劃未能實現。
（三）納溪保衛戰
在藍田壩争奪戰前後，泸州的袁軍不斷增加。至2月中旬，計有北洋軍第十三混成旅一部、第三師第六旅、第七師全部先後抵泸，加上防守泸州的熊祥生旅，總兵力達二萬餘人。袁軍攻占藍田壩後，立即分兵兩路向納溪攻進。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吳佩孚指揮右翼部隊，由藍田壩經石保溝取道棉花坡，進攻納溪正面；第七師師長兼第二路軍司令張敬堯指揮左翼部隊，由南壽山、牛背石向雙河場繞進，企圖越過永甯河進攻納溪側背。
護國軍梯團長趙又新倉促組織部隊轉入防禦，以劉存厚師之工兵營防守棉花坡，阻擊正面敵人；董鴻勳支隊防守高屋基一線，阻擊由翼側進攻之敵。
2月13日晚，護國軍第二梯團之何海清支隊抵達納溪，14日奉趙又新之命，會合董鴻勳支隊第二營，反擊逼近雙河場之敵，将敵軍擊退至高泉場。是日上午，袁軍田樹勳旅趕到高泉場，占領兩側高地，以猛烈炮火壓制護國軍。何、董支隊反擊受阻，遂撤出戰鬥，退至永甯河以西，于沿岸組織防禦。
在納溪保衛戰中，棉花坡戰鬥最爲激烈。棉花坡系納溪鎮東面一高地，周圍丘陵起伏，竹木叢雜，水田環繞，中有石闆小路與藍田壩相通，是納溪與藍田壩之間的重要據點。護國軍能否控制棉花坡，是保衛納溪的關鍵。進攻棉花坡之敵爲袁軍吳佩孚旅和熊祥生旅各一部。吳旅爲袁軍精銳，戰鬥力較強，攻勢兇猛。防守棉花坡之劉師工兵營依托壕壘抗敵，漸有不支之勢。2月14日，第三梯團之祿國藩支隊和從左翼第一梯團調來的李文漢營，相繼趕到納溪，随即增援棉花坡陣地，穩定了防禦。2月16日，趙又新又将在右翼作戰的董鴻勳支隊一部調赴棉花坡，接替劉師工兵營，增強該方向防禦力量。這時，正在開進途中的蔡锷，接到納溪戰鬥激烈的報告，立即催令已抵永甯的第三梯團之朱德支隊，火速前進，增援納溪。朱支隊冒着雨雪，于17日上午抵達納溪。由于情況緊急，部隊枵腹調上棉花坡陣地。其第二營士氣高漲，剛抵戰地，即從正面反擊敵人，迫敵放棄前沿陣地，後退數裏。旋因兩翼友軍未能配合進攻，朱德支隊不便孤軍深入，又退回原陣地。
2月18日上午，袁軍再次發動進攻。第七師進攻雙河場，吳佩孚旅進攻棉花坡。護國軍第一軍參謀長羅佩金于是日抵達納溪，即親赴戰地指揮抗敵。各部官兵扼守險要，頑強作戰。朱德支隊之曹之骅營長陣亡，董支隊之董鴻铨副營長負傷，各部士兵也傷亡嚴重，棉花坡陣地險象頻生。幸連日大雨，山路泥濘，給不習慣山地作戰的袁軍造成意外困難。激戰竟日，袁軍撤兵回守，護國軍陣地始得以穩固。
爲了打退袁軍的進攻，2月19日拂曉，羅佩金和第二梯團長趙又新指揮部隊分四路對敵實施反擊：祿國藩率一個營附山炮一門、機槍一排，由黃土坡向藍田壩進攻；何海清率兩個營附炮二門、機槍一連，沿永甯河向雙河場進攻；朱德率兩個營附炮兵一連、機槍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進攻；劉存厚師之一部迂回渡江，佯攻泸西龍頭關，掩護主力反擊作戰。進攻開始後，各路部隊猛沖猛打，連續作戰。右翼何海清支隊進展順利，第一天即收複雙河場，迫敵後退十餘裏。2月20日，羅佩金鑒于朱德支隊反擊受挫，便令何海清支隊改變進攻路線，由雙河場向菱角塘側後攻擊前進，與朱支隊夾擊菱角塘之敵。反擊作戰一直持續到22日下午，菱角塘之敵雖被何海清支隊擊退，但由于袁軍援兵源源開到，護國軍彈藥不濟，被迫于23日轉入防禦。這次反擊作戰，袁軍死傷千餘人，護國軍也傷亡營長以下官兵二三百人。
2月23日，蔡锷趕到納溪前線，研究了前線形勢，決定從25日晨起，再次發動攻勢。其部署是：以右翼何海清支隊爲主攻部隊，向朝陽觀方向實施突擊，其它各支隊均依托現陣地牽制當面敵人，同時集中炮火壓制朝陽觀之敵，支援何海清支隊作戰。護國軍企圖以集中火力的方式，首先突破袁軍左翼陣地，爲全面反擊打開缺口。與護國軍上述反擊行動幾乎同時，袁軍爲打破戰場僵局，命川軍團長劉湘率所部于25日拂曉從長江北岸的石棚向納溪對面運動，企圖抄襲納溪護國軍的側後。蔡锷聞訊後，立即令何海清所部撥出一營，于當夜秘密渡江，協同已在江北的劉存厚師一個營，驅逐江左之敵。護國軍迅速擊退了劉湘團，占領了石棚附近之方山，以保障護國軍翼側的安全。由于劉湘團的襲擾，蔡锷企圖首先突破袁軍左翼陣地的作戰計劃未能實現。
納溪戰線稍趨穩定後，蔡锷對指揮人員作了必要的調整。鑒于董鴻勳初戰失利，撤銷其第三支隊支隊長職務，改由第六支隊長朱德接任，第六支隊長則由第三梯團參謀長王秉鈞補任。27日下午，從叙州第一梯團抽調之金漢鼎、馬鑫培兩營援兵趕到，蔡任命金漢鼎爲第一支隊長。時熊克武正率四川護國讨袁軍取道泸北，向泸州方向前進。納溪護國軍的兵力得到一定的加強，蔡锷遂決定于28日組織一次總攻，以改變僵持局面。其作戰部署是：何海清支隊攜炮二門、機關槍二挺，爲主攻部隊，從棉花坡翼側攻擊袁軍防禦陣地石保溝；朱德、王秉鈞支隊配合主攻部隊行動，從所在陣地攻擊前進；何支隊發起攻擊後，其它支隊的炮火即向石保溝集中射擊。另第二梯團長趙又新指揮防守雙河場之部隊（共約三個連），實施陣前反擊，策應正面行動；金漢鼎支隊爲總預備隊，在雙河場附近待命。爲确保反擊作戰順利進行，蔡锷與劉存厚親自帶領督戰隊，在進攻部隊後面督戰，明令“凡無命令後退者，立即當地槍斃”②。
2月28日上午開始，護國軍在左起長江邊右至雙河場綿亘十餘裏的戰線上，冒着綿綿細雨，不顧料峭春寒，夜以繼日地奮力猛攻，多次與敵短兵相接，白刃格鬥。經數日激戰，護國軍雖在左右兩翼取得一些進展，但由于袁軍兵力較厚，注意縱深設防，并占據石保溝、朝陽觀等險要據點，以緻始終未能攻破敵之正面陣地。這次作戰，護國軍雖予敵以重大殺傷，但本身也傷亡和失蹤不下千人，兵力大爲減弱。蔡锷感慨地說：“此三星期之劇戰，實吾國有槍炮後之第一戰也”①。
（四）護國軍退守大洲驿一帶
2月下旬，護國軍幾次反攻均未能達到預期目的，且因連日激戰，官兵傷亡頗重，彈藥消耗殆盡，又得不到後方接濟，形勢極爲嚴重。此時，羅佩金、劉存厚等人 “深以子彈不給，士氣不揚，疲勞太甚爲慮”，建議暫時退卻，“俟子彈續到，元氣稍固，再行進取”。②蔡锷起初不以爲然，認爲退卻對戰争全局影響甚大，恐一退而不可收拾。後由于部下多方促迫，遂于3月6日下令後撤。除第三梯團留少數部隊擔任阻擊任務外，各部隊分路撤至叙蓬溪（今護國鎮）、白節灘、大洲驿一帶。蔡锷等積極整頓隊伍，構築防禦工事，并電催唐繼堯迅速接濟彈藥，以便伺機轉入反攻。
袁軍在第一階段作戰中，雖然依仗兵力優勢，取得了一些勝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袁軍遇到的主要困難，除士氣低落外，就是對戰場條件不适應。川南地區山高林密，地形複雜，且時值氣候多變，雨雪連綿。在北方平原地區訓練出來的北洋軍，來到崎岖泥濘的山地作戰，經常打滑跌膠，行動非常困難。據稱，袁軍進入川南以後，由于山路險窄，所有槍炮彈藥和急需物品均雇民夫擡運，陸炮每尊需民夫七十人，山炮每尊需三四十人，一個混成團需民夫一千一百餘人，以緻一個營開進，行軍長徑十餘裏。由于地形不熟，機動困難，所以護國軍退卻時，袁軍隻占領了納溪等地，未敢繼續追擊。
護國軍退至大洲驿一線後，蔡锷總結了納溪作戰的經驗教訓，決定将下一步的作戰方針改爲“扼守要點，集結主力，多張疑兵，以分敵勢，俟有隙可乘，分頭擊破之”①。據此，護國軍設總司令部于大洲驿，并調整了兵力部署：以朱德等三個支隊守衛永（甯）、泸（州）大道，爲中路；以何海清支隊和劉存厚部爲左翼，沿江安西進，準備增援叙州作戰；羅佩金指揮金漢鼎支隊和川軍張煦支隊①并加強一個營，防守右翼，在白節灘構築陣地，警戒牛背石方向之敵，“守則固我右側，出則沖彼側背”。
護國軍在大洲驿一帶經過休整，兵力和彈藥得到補充，士氣有所恢複。而袁軍方面，由于護國軍右翼戴戡所部進攻綦江，急調李炳之旅前往增援，納溪的兵力有所減弱。其部署在第一線的部隊不過二三千人，分別防守鹞子岩、牛背石、雙河場、棉花坡、納溪各要點，兵力分散，士氣低落。其次，袁軍後勤保障也遇到了極大困難。北洋軍遠離北方到西南作戰，部隊的彈藥、物資、糧秣供給和技術保障等問題接踵而來。至3月初，袁軍槍械損壞甚多，“缺乏機關槍子彈及山炮、子母、開花各彈甚夥”①，張敬堯等向袁世凱叠電告急，請求接濟。然而“川江道路遙遠，輸運倍極困難”①，一些作戰物資，從北京運到武漢，再由武漢逆江而上運到四川，需六十餘日。沿途激流險灘，又遭民軍襲擊，所運辎重往往損失過半，能補充到作戰部隊的所剩無多。即使毫無損失地前送至部隊，當時一次補給量也隻能維持一個師激戰十天之用。3月中旬，前線袁軍再次面臨彈盡糧竭的困境。蔡锷決定趁此時機，對敵展開全線反擊。3月15日，蔡于大洲驿發布作戰訓令：以右翼之朱德、金漢鼎、張煦、廖廷桂四個支隊爲主攻部隊，由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爲前敵指揮，從白節灘進攻牛背石，進而向納溪、藍田壩側擊；以中路顧品珍梯團由本道“陽攻”，占領茶塘子一帶高地，相機進攻鹞子岩之敵，以牽制當面敵人，掩護護國軍右翼行動；劉存厚部進駐牛滾場，威脅江安方向之敵，并掩護中路顧梯團的進攻；以何海清支隊爲左翼，進駐合面鋪、中興場，警戒叙州、江安之敵①；另以屯紮赤水的黔軍楊汝盛營，相機規取合江，得手後進襲江津，切斷綦江之敵的後路。蔡在訓令中強調指出，此次攻擊，“我軍對其正面隻宜配布少數之兵，而以主力沖其側背，彼自潰走。宜切谕諸将領，務多留預備隊在指揮官之掌握，俾便運用”。①
3月17日，各路部隊同時發起進攻。右翼趙又新所部四個支隊，由于步隊之間以及步隊與炮隊之間協同配合較好，先後攻占了沙山、大小山坪和牛背石，并于 19日下午進占高洞場。袁軍一部退往藍田壩，主力退守雙河場，依托陣地進行抗擊，并出動飛機進行偵察轟炸。趙又新命金漢鼎支隊猛攻雙河場之敵，朱德、張煦支隊進攻朝陽觀之敵，廖廷桂支隊向分水嶺、先市方面進攻。戰至22日，右路朱、張支隊已推進至距藍田壩僅四公裏的南壽山；金漢鼎支隊也攻占雙河場，與敵隔永甯河對峙；廖廷桂支隊進據分水嶺。此時，趙梯團因“彈藥已損耗十之八九”，遂停止進攻。擔任正面攻擊任務的顧品珍梯團，于發起進攻後，迅速沖入敵陣，與敵白刃格鬥，占領了茶塘子、鹞子岩，迫敵退守納溪鎮後面之光山（今觀山）。在左翼擔任掩護任務的何海清支隊，乘機攻占了江安城。
3月23日，蔡锷發現袁軍新援之第八師一個旅已至合江，有沿赤水河抄襲護國軍側後之勢，乃下令全線停止進攻，“暫取攻勢防禦”。護國軍遂退守茶塘子至紅花地一線，整頓部隊，休養兵力。袁軍在占領雙河場至納溪城東一線陣地後，亦改取守勢。
在這次作戰中，護國軍共斃傷敵九百餘人，繳獲大炮七門、機槍九挺、步槍九百餘支、炮彈二百餘發及子彈無數。經過一個多月的反複争奪，袁軍死傷慘重，其主力第七師“将校傷亡殆盡，士兵損失過半，已無再戰之能力”②。正在這時，袁世凱迫于國内外形勢，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在四川方面，陳宦也派人到大洲驿護國軍第一軍司令部，要求停戰議和。蔡锷鑒于護國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戰鬥，兵員軍需均待補充，遂同意停戰。先議定從3月31日至4月6日停戰一周，以後又派劉雲峰與張敬堯談判，雙方繼續休戰。
泸納之戰是護國戰争中最爲激烈的一戰。在整個作戰過程中，護國軍以劣勢兵力，在饷彈兩缺，後方接濟間斷的情況下，始終保持旺盛的戰鬥意志，連續奮戰，勇猛打擊北洋軍的精銳之師，雖未能按預定計劃奪占泸州，卻頂住了袁軍的攻勢，牽制了袁軍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的作戰。第一軍總司令蔡锷抱病①親臨前線，廢寝忘食，運籌決策，其舍身精神，大大鼓舞了全軍将士的戰鬥熱情。
四、綦江之戰
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在黔軍團長王文華等促逼下，贊成讨袁，因黔省兵力薄弱，又毗連湖南，恐袁軍由湘入黔，難以抵禦，故暫時隐忍不發。自戴戡率滇軍徐進先遣縱隊于1916年1月24日到達貴陽後，劉即亮出讨袁旗幟，于27日宣布獨立。衆推劉爲都督。當時，貴州省僅有步兵六個團、炮兵一個營及巡防軍數營，共約六千餘人。貴州宣布獨立後，劉顯世等立即召開軍事會議，商訂黔軍出師計劃，決定編滇軍炮隊、機槍隊及黔軍第五、第六兩團爲護國軍第一軍右翼軍，以戴戡爲總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脅重慶。另升任黔軍第一團團長王文華爲貴州護國軍右翼東路司令，率黔軍三個團和滇軍徐進先遣縱隊之步兵及部分湘軍，進攻湘西。
（一）黔軍進攻綦江
黔軍進攻綦江，是爲了由此突破，進取川省門戶重慶。袁軍以重慶爲前進基地，對叙、泸方向采取攻勢，對綦江方向采取守勢。扼守綦江，主要爲了防禦從貴州攻川之黔軍，保障重慶的翼側安全。爲此，袁軍以綦江爲重心，右至江津、榮昌，左至南川、涪州（今涪陵），組成一道弧形防線，配置重兵防守。其兵力部署是：川軍周駿師之第五十九團（團長伍德明），以一營駐榮昌，兩營駐江津；第六十團（團長張鵬舞）一部駐南川，一部駐涪州；北洋軍第十三混成旅之第三團（團長劉虎臣）駐綦江。貴州獨立後，袁軍又以北洋第三師之閻相文團增援綦江，以北洋第六師之齊燮元旅由湘西增援南川。這樣，袁軍在川黔交界地區的兵力達五六個團。黔省護國軍僅以兩團多的兵力，企圖實現由綦江進攻重慶的計劃，顯然是很困難的。
1916年2月2日，戴戡率隊由貴陽出發，13日抵松坎。他将黔軍第五、六兩團編成三個支隊：熊其勳之第五團爲左支隊，進攻敵九盤子陣地，得手後向東溪、綦江方向發展；胡忠相指揮第六團一、二營爲右支隊，進攻青羊寺（今青羊市），爾後向南川發展；另以第六團第三營爲一個支隊，取道新洲襲擊南川，策應主力行動。各支隊同時于14日發起進攻。
熊其勳率左支隊于2月14日拂曉前秘密接敵，6時對九盤子之敵發起進攻。九盤子爲川南天險，兩山壁立，僅通一線小路。黔軍攀藤附葛，緣崖而上，節節仰攻，至午後2時占領九盤子。黔軍乘勝推進，三路皆捷，連克青羊寺、趕水、東溪等要地，并沖過分水嶺、柑子桠等險隘，于15日午前攻占馬口垭，前鋒進逼橋壩河（今橋河鎮），距綦江僅十餘里。袁軍在橋壩河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重兵伏壕據守，封鎖河谷平地。黔軍左支隊進攻受阻，退守兩路口。
（二）龍台寺攻守戰
袁軍見黔軍以主力進攻綦江，急欲改變不利态勢，遂遣駐江津之伍德明團第一、二營，于2月24日由江津向綦江西南之龍台寺、高廟一帶進攻，拟從翼側抄襲攻綦黔軍之後路。時防守龍台寺的黔軍僅一個連，以寡敵衆，使兩路口之黔軍主力面臨腹背受敵的威脅。戴戡急命駐青羊寺之胡忠相支隊西進，在龍台寺東北之分水嶺一帶組織防禦，以保障攻綦部隊的側後安全；另調已于23日抵達東溪的滇軍華封歌支隊②之部分兵力前出至高廟，增援龍台寺作戰，以主力增援正面之熊其勳支隊，拟合力攻下綦江，使襲擊龍台寺之敵“不攻自退”。
無奈，戰況并未如戴戡所預想的那樣順利。龍台寺方面的護國軍，由于袁軍攻勢猛烈，無法守住陣地，被迫于2月24日晚退守東溪。在此情況下，護國軍不得不放棄攻綦計劃，而以主力于25日晨反擊進據龍台寺、高廟之敵。經一日激戰，終于奪回龍台寺，解除了側後威脅。
2月27日，綦江袁軍反攻馬口垭，華封歌支隊奮勇迎戰，将敵擊退。時已抵南川的北洋第六師齊燮元旅出南川，拟經油蘿坪、青羊寺向護國軍右翼進攻，企圖奪回趕水、東溪。護國軍再次面臨兩面受敵的威脅。董鴻勳、華封歌等召開前敵會議，一緻認爲：護國軍出戰以來，連戰皆捷，勇敢精神誠屬可嘉，“惜乎地方太寬，兵力單薄，防守不足，若一味進攻，綦江固不難取，而敵人左右轉襲，我軍即将受困”，且“黔軍已無後繼”，于是決定“暫退東溪，縮小範圍，聚集力量”，以便 “防守出擊，較有把握”。③當夜，各支隊悄悄撤出陣地，于28日退駐東溪一帶。
（三）護國軍退守松坎
護國軍撤至東溪後，重新調整部署，以熊其勳第五團防守右路，阻擊由南川進犯之敵；華封歌團防守中路，警戒綦江方向之敵；胡忠相第六團防守左路，防禦由江津來犯之敵。
袁軍于護國軍撤退後，進占龍台寺和分水嶺。旋在右路和中路暫取守勢，集中兵力進攻護國軍右翼。3月1日，齊燮元旅進襲油蘿坪，威脅青羊寺。熊其勳率部前出至玉皇觀抵禦敵人。此後，雙方在油蘿坪至青羊寺一線展開拉鋸戰，互有進退。9日，袁軍李炳之旅一個團從泸州來援，與齊燮元旅改從中路進攻，占領扶歡場。護國軍連日激戰，傷亡嚴重，且因戰線過長，兵力過單，漸呈不支之勢。
3月中旬，北洋第八師等部隊又進抵川境，增強了前線兵力。蔡锷判斷敵可能在泸州方向取守勢，綦江方向取攻勢，遂于16日電示戴戡，指出：“近日敵軍紛紛向重慶進發，恐泸州取守勢，綦江取攻勢，我軍既是單弱，盡可竭力将範圍縮小，以免将來腹背受敵”④。護國軍本已是強弩之末，接蔡锷電後，立即從東溪退守松坎一線。袁軍進占東溪、九盤子等要點後，未再追進。護國軍的攻取綦江、進規重慶的作戰計劃，終因兵微力弱和未能集中兵力殲敵有生力量而無法實現。
在此之前，已參加中華革命黨的劉伯承與王伯常等人在涪州一帶起義，建立川東護國軍。他們攻長壽，打豐都，襲擊袁軍運輸線，有力地牽制和打擊了川東袁軍，對在川南正面戰場作戰的滇、黔護國軍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
四川戰役曆時兩個多月，護國軍第一軍雖然不畏強敵，打得非常勇猛頑強，但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戰果，達到預期的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過早地對袁宣戰，未能實現秘密接敵、先發制人的作戰計劃。其次是多路出擊，分散了兵力。攻川之滇、黔、川護國軍，總數不足萬人，卻分兵三路，各自爲戰，緻使各個突擊方向上的部隊皆無法完成預定的作戰任務。後來，盡管蔡锷認識到這一失誤，提出了“以重兵趨綦渝”的主張，但因各路護國軍都已遭到重大消耗，并被袁軍牢牢拖住，已難于集中兵力于綦渝方向。再次，護國軍主要着眼于攻奪城市，并未立足于運用靈活的戰法調動敵人，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蔡锷等爲了攻占叙州、泸州，不惜以有限兵力在正面與敵反複争奪，死打硬拚，而不注意發揮滇、川、黔軍隊善于在山嶽叢林地帶運動作戰的特點，采取乘隙搗虛、迂回包抄等多種戰法打擊敵人，緻使護國軍付出很大代價而戰果甚微。
第四节 湘西之战
一、雙方作戰部署
護國軍湘西一路的作戰任務，按原定計劃，系由貴州入湘，直抵沅州（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地區，然後以一部兵力經新化取長沙，迫武漢，另一部取常德，規荊州以指襄陽。
雲南護國軍初定的湘西作戰預案，是以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率趙鍾奇的第一梯團兩個支隊入黔，與黔軍會師後攻取全湘；黃毓成率領挺進軍由黔省出湘西，直搗武漢。後由于四川、廣西的戰局發生變化，臨時改變部署①，湘西方面的作戰，主要由護國軍右翼軍東路司令王文華所率的黔軍第一、二、三團①進行。
辛亥革命以後，湖南軍隊幾經更叠，混亂複雜。1913年底湯芗銘督湘後，又對湘軍裁減整編，解散原有陸軍，按行政區劃成立六個守備區。每守備區保留陸軍若幹營，設司令一人統率，負責該區防務；另成立一模範營于省城。1915年夏，又組建一暫編陸軍混成旅（旅長胡叔麒），駐長沙。雲南起義後，湯芗銘根據袁世凱的命令，将暫編混成旅調往湘西，準備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原打算調集重兵，經湘西取道貴州，作爲進攻雲南的主要方向。後改變主攻湘西的計劃，僅命部分“征滇”部隊向湘西運動。因湘西山高林密，瘴氣襲人，陸路崎岖難行，水路船少水枯，袁軍開進速度異常遲緩。至1916年2月上旬，抵達沅辰地區的部隊，僅有北洋第三師第五混成旅一部（原駐湘南）和第六師先遣隊四個營，兵力比較薄弱。
二、護國軍進軍湘西
護國軍東路司令王文華接受進攻湘西的任務後，早在貴州宣布獨立之前，即率所部秘密離開貴陽，掩旗疾進。第一團經鎮遠、玉屏秘密進抵湖南晃州（今新晃）城外，第二、三兩團也分別向湘邊集結。護國軍拟分三路，從晃州、漠濱、銅仁三處突破，進攻湘西。
1916年2月2日（農曆除夕）夜，王文華所率之中路部隊乘晃州守敵（僅湘軍一連）不備，突然發起進攻。湘軍驚慌失措，稍事抵抗，便退守蜈蚣關，護國軍順利攻占縣城。次日拂曉，護國軍繼續推進，猛攻蜈蚣關。前湘省鎮遠道尹林炳華，率湘軍一部和北洋軍第五混成旅兩營在蜈蚣關恃險頑抗。護國軍晝夜強攻，于4 日下午克蜈蚣關，斃敵八十餘人。護國軍初戰獲勝，軍心振奮，王文華乘勝揮兵繼進，直逼沅州；同時令右路吳傳聲第三團由黎平、天柱攻下洪江後，立即向中路靠攏，與第一團鉗擊沅州。
吳傳聲團于2月3日發動進攻，順利攻下湘黔邊境據點漠濱、圫口，并于5日攻克黔陽（今黔城鎮），6日奪占洪江鎮後，即折赴沅州。
沅州守敵爲汪學謙第五混成旅。晃州、黔陽失守，沅州首當其沖。汪學謙叠電湘西鎮守使田應诏由麻陽（今錦和）派兵救援，并哀告湘督湯芗銘說：“職旅兵單分駐，較遠炮兵，察看近日情形，竟有不幸料中之勢。各處函電紛紛告急，實難措置”①。湯芗銘手中無兵，隻能以“希力持鎮定，相機因應”①等空話敷衍了事。
2月13日，護國軍第一、三團分左右兩路會攻沅州。戰鬥十分激烈，經夜不息，汪學謙部棄城而逃。14日午前，黔軍占領沅州。在此次作戰中，團長吳傳聲不幸陣亡。
占領沅州後，王文華令第一團二營營長胡瑛率部由沅州北進，配合銅仁方向之第二團進攻麻陽。
護國軍第二團原任團長彭文治反對起義讨袁，于戰前棄職潛逃，由盧焘接任團長職務。護國軍開始進攻後，盧團由銅仁出發，連克米沙、小坡等邊界據點，逼進麻陽。時麻陽守敵僅有一營。該營以一連守城，兩連前出至距城七裏的童湘溪，據險頑抗。護國軍連攻數日不下。2月8日後，袁軍第三師之第五團和第六師一個營，分別從沅州東和辰溪增援麻陽。護國軍寡不敵衆，于9日下午6時撤出戰鬥。第一次進攻麻陽失敗。16日晨，在第一團援兵的配合下，盧團對麻陽組織第二次進攻。這時，麻陽守敵因前分兵一部救援沅州，兵力減弱，經不住黔軍的猛攻，遂放棄麻陽，退守高村（今麻陽）。黔軍随即進占麻陽。
這時，護國軍遊擊隊司令王華裔聯絡原湘西守備司令周則範起義讨袁，乘正面戰場勝利之機，連克靖縣、通道、綏甯等城，敵軍退守武岡。
這一階段作戰，護國軍以敏捷的動作，連續發動進攻，所向披靡，擊潰敵人約三個混成團，攻占湘西八座縣城。護國軍攻下麻陽後，便進行補充休整。王文華将所部擴編爲四個團，分駐所占各縣。
三、英勇抗擊袁軍反攻
湘西連失數縣，袁世凱大爲驚恐，叠電催促第一路軍司令馬繼增督率各部兼程赴援。袁軍進入湘西，沿途燒殺搶掠，民怨沸騰。2月29日，馬繼增在途中暴卒②，袁世凱命第六師第十一旅旅長周文炳代理師長和第一路軍司令，繼續向湘西進發。
3月中旬，袁軍第一路軍各部陸續抵達湘西，遂分四路向黔軍反攻：盧金山第三混成旅和奉天騎兵一部由辰溪向沅州進攻；汪學謙第五混成旅和湘軍第二團由中火鋪、江口向懷化、沅州進攻；周文炳第六師由高村向麻陽進攻；劉躍龍第二混成旅和湘軍第一團由武岡向綏甯方向進攻。
3月31日，盧金山旅首先對沅州發起攻擊，繼而奉軍參戰。護國軍在沅州與敵苦戰，終因兵力單薄、子彈缺乏而被敵破城。與此同時，周文炳部已逼近高村，準備攻擊麻陽。
4月2日，王文華令第三團及第一團第二營、第二團第二營由麻陽前出，在高村一線阻擊周文炳部；令第四團、第二團第一營及敢死隊數百名反攻沅州。由于袁軍重兵雲集，來勢兇猛，護國軍兵力分散，彈藥不繼，各路作戰均不順利。反攻沅州的護國軍，與敵激戰四晝夜，多次展開白刃搏鬥，殲敵四百餘人，但自己也遭巨大損失，不得不于6日退守斐家店一帶。麻陽方向，袁軍約三個混成團，于3日上午8時進攻高村護國軍陣地。護國軍頑強抗擊，至下午3時，戰力不支，遂撤離高村，退守岩門。袁軍乘勢反撲，攻破岩門，于7日陷麻陽。黔陽方向，護國軍獨立營也退守甕洞一帶。
4月7日夜，貴州護國軍奉蔡锷電令，與當面之敵停火休戰，雙方遂成對峙狀态。
這時，湘西一帶，在護國軍湘西招撫使程潛、陳強等人發動和領導下，讨袁烈火方興未艾，湘西二十餘縣都已宣布獨立，加入護國讨袁行列。此外，已于3月中旬宣布護國讨袁的桂軍，其攻湘部隊二十餘營已抵達湘南之龍虎關、黃沙河一帶，有攻取零陵，沿湘江直搗衡陽、長沙之勢。這樣，湘西袁軍已呈孤立突出之勢，其後路及兩翼受到桂軍及湘省地方讨袁武裝的嚴重威脅，故在攻克湘西數縣後，開始收縮兵力，未敢深入黔境。
湘西之戰初期，貴州護國軍以勇猛的戰鬥精神，采取突然襲擊、迂回包抄、短兵相接等作戰方法，連克湘西數縣，一度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旋因護國軍兵力單薄，彈藥不繼，且又分散兵力，與優勢之敵進行陣地戰，以緻雖初戰獲勝而不能持久，終于在敵人重兵反攻下節節敗退。盡管如此，貴州護國軍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牽制了約兩個師四個混成旅的敵軍，有力地配合了四川、廣西方向的作戰，其戰績是顯著的。
第五节 滇桂边之战
1916年2月21日，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率所部方聲濤梯團千餘人①，由昆明出滇南，趨廣西，東征粵浙。唐繼堯将準備開往湘西的第三軍一部也調往桂粵方向，以增加第二軍兵力，保證攻粵計劃的完成。
袁世凱之由海路運兵南下，取道越南進攻雲南護國軍後路的計劃受阻後，即任廣東第一師師長龍觐光（廣東将軍龍濟光之兄）爲雲南查辦使，令其率軍經廣西進攻雲南。1916年1月中旬，龍觐光以廣東陸軍第二旅第三團團長李文富爲先鋒，以虎門要塞司令黃恩錫爲前敵司令，率粵軍四千人（沿途又招募四千，約計八千）經梧州到達南甯。龍觐光與廣西将軍陸榮廷系兒女姻親，他勸陸效忠袁世凱，率兵攻打雲南。陸佯爲應允，并派其子陸裕光帶領桂軍五個營協助龍軍。龍觐光喜出望外，遂令李文富爲第一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由百色進攻雲南剝隘；以黃恩錫爲第二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經西林（今定安）繞攻雲南廣南；張耀山、呂春绾各率二千人（編成第三、第四隊），爲主攻部隊之後援；以朱朝瑛率兵千人，北趨西隆（今隆林），阻斷黔省援兵進路。龍濟光則派其子龍體乾潛回雲南蒙自老家，組織武裝暴亂，以策應龍軍的正面進攻。
正在開進途中的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聞報，即命張開儒、方聲濤兩梯團迅速在雲南之富州（今富甯）、廣南一線展開，準備阻擊來犯之敵。另請待出湘西的黃毓成挺進軍（一個梯團）和準備增援貴州并已進至沾益的趙鍾奇梯團（欠一支隊），經貴州興義折向廣西西隆，從翼側進攻龍軍。
1916年2月底，龍軍分兵兩路進窺雲南。黃恩錫率四個營爲右翼，由西林經龍潭鄉向廣南縣城潛進；李文富率該團主力爲左翼，進攻剝隘、皈朝。
剝隘地形險要，爲滇桂邊界較繁盛的商埠。駐守該處的滇軍張開儒梯團兩個連于3月2日遭到李文富部突然攻擊，勢孤力單，于下午3時撤離，退守皈朝。不日，張開儒親率梯團主力（步兵三營、炮兵一連）馳赴皈朝，構築陣地，據險扼守。11日，李文富部猛攻皈朝，護國軍堅守虹山陣地，英勇抗敵，鏖戰七晝夜，彼此呈僵持狀态。
與此同時，護國軍方聲濤第二梯團也與敵在龍潭激戰。龍潭是由西林進攻廣南的咽喉要地，先被龍軍第二路司令黃恩錫派兵控制，其主力則由龍潭繼續向廣南攻擊前進。李烈鈞命方聲濤梯團迅速由廣南前出，迎擊該敵。該部在龍潭以南之石洞與敵遭遇，激戰數日，始将敵擊退。
廣西将軍陸榮廷，政治上傾向進步黨，與袁世凱素有矛盾。當袁進行複辟帝制活動時，陸表面上敷衍應付，暗中則與反袁勢力互通聲息。雲南獨立後，他在其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啓超等人的鼓勵下，于3月15日宣布廣西獨立。廣西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使護國軍第二軍的士氣大振。3月16日，方聲濤部舉行反攻，收複龍潭。時趙鍾奇部也由貴州興義進入廣西西隆，進而抄襲黃恩錫部後路。黃部腹背受敵，失敗而逃。
與此同時，黃毓成之挺進軍也出興義，經潞城向百色挺進，于黃南田一帶與襲擾黔邊的龍軍朱朝瑛部遭遇。經一夜激戰，擊潰朱部，遂直趨百色，與桂軍會師。時坐鎮百色的龍觐光及其所率部隊，已被馬濟、陸裕光等率領的桂軍包圍，繳械投降，接受改編。
在皈朝與滇軍作戰的龍軍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戰敗退至者桑，旋見右路兵敗，後路遭襲，龍觐光被擒，感到大勢已去，遂率所部投降。
3月上旬竄擾雲南蒙自、個舊、臨安（今建水）一帶的龍體乾叛亂武裝，也遭到滇軍劉祖武梯團和唐繼堯組織的援軍迎頭痛擊，迅速土崩瓦解，逃離滇境。至此，袁世凱的進攻雲南護國軍後路之計劃完全破産。
滇桂邊作戰結束後，李烈鈞遂督師東進廣東②，黃毓成、趙鍾奇部則奉命援川。
滇桂邊之戰，雖然規模較小，持續時間不長，但由于李烈鈞部及時趕到富州、廣南一線，阻止了龍軍的入侵，從而打破了袁世凱迂回襲滇的計劃，保障了護國軍大後方的安全；同時，對陸榮廷之宣布獨立，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第六节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与护国战争之结局
一、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進行複辟帝制活動，在國内主要依靠北洋軍爲後盾，在國外則主要依靠日、英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
爲了鎮壓雲南護國起義，袁世凱調動了北洋軍和地方部隊的五個精銳師和十幾個混成旅、團，分道進行“讨伐”。他原以爲雲南這支“兵僅萬餘，饷難月給”的軍隊，是不難一舉蕩平的。孰料經過三個月的較量，不但未能将雲南護國軍消滅，反使本身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接踵而至的則是貴州、廣西兩省相繼宣布獨立，其它各省也在醞釀響應，人民群衆的反袁烈火愈燒愈旺。袁世凱的反動統治日益不穩，财政經濟情況更加惡化，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在國際上，日、英等帝國主義在袁世凱開始醞釀複辟帝制之際，曾表示積極支持。但當袁積極推行帝制，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都強烈反對時，帝國主義各國恐中國發生内亂，危及其在華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轉爲反對。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國公使對袁政府發出第一次警告，聲稱若驟立帝制，将立起變亂，望暫緩改變國體。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凱沒有估計到局勢的嚴重性，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實行帝制。15日，日、英、俄、意、法五國公使聯合對袁發出警告，宣布“以後對于中國決定執監視之态度”①。此時，袁世凱始感事态嚴重，決定派遣特使（農商總長周自齊）赴日，準備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政府不僅拒絕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責備袁世凱“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②。各國外交公使還一緻指出，以後凡具有“ 洪憲”年号的外交文書，一概拒絕接受。外交上接二連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諸省護國起義的爆發，迫使袁世凱改變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節登極的計劃。2月 23日，不得不公開宣布延緩登極。後随着國内軍事、政治形勢的繼續惡化，更使袁世凱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銷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廢除“洪憲”年号，恢複“中華民國”紀年。袁世凱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認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後僅一百零二天。其“皇帝夢”的破滅，充分表明了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二、停戰與備戰
袁世凱取消帝制後，鑒于對西南護國軍的作戰未能取得預期戰果，内政外交亦處于困境，爲了求得喘息的時機，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義，緻電護國軍，要求停戰，商議善後。護國軍方面，經過三個月的戰鬥，兵員、槍械、彈藥、饷糈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補充休整，也需有一個休戰時期。因此，從 3月底開始，四川、湘西前線先後實行停火。到4月初，護國戰争實際上已經停止。
對袁政府的停戰建議，護國軍方面有較高的警惕。蔡锷等認爲：“袁逆之撤銷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緊，财政困窮，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獨立省份逐漸加多，護國軍勢力繼漲增高，無力抗禦。故借此下台，以和緩國人之心理，孤我軍之勢力，仍盤踞現位，以爲卷土重來之地”①。因此，在同意停戰之後，護國軍的領導者仍加緊進行軍事準備，擴大軍隊編制，補充訓練新兵，籌集軍械給養，并向日本訂購軍械，以備再戰。到5月底，雲南護國軍即由原來的三個軍擴編爲八個軍①，共約五萬餘人。
對于爾後的戰略方針，護國軍領導人進行了較充分的醞釀。唐繼堯的戰略設想是五路出兵，會師武漢。具體計劃是：以第四軍加強第一軍兵力出川，第六軍加強第二軍兵力出粵，第五軍由會理、甯遠出陝西，第七軍由桂林出長沙，唐繼堯則自率第三軍及警衛軍經黔出湘，各路護國軍會師武漢。這一設想，與起義之初的戰略大緻相似，其問題主要是多路分兵，張口太大。蔡锷則不同，他經過戰争實踐，對多路分兵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已有所認識，故對下一步作戰，堅持其“滇師舉全力以出綦渝爲當”的主張。他說：“凡大軍作戰，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餘自迎刃而解。次在奪據其咽喉重地，……現逆軍主力之七、八兩師，悉集泸納，我若将此軍擊破，則成、渝唾手可得。其次則重慶爲逆軍唯一之咽喉重地，我若得此，則在川逆軍接濟立斷，久将不戰自潰。故滇中增援之師，以全力趨泸或出綦渝爲當。就現在形勢論，兵出綦渝較易得手。”③
李烈鈞則堅持以該軍主力出湘，控制長江中遊。他認爲：“粵東方向，桂已獨任，我軍似可迅速出湘；果能沖斷江流，則影響大局，獲益猶巨。且川南得遙應之勢，逆軍将不戰自潰。”①
比較起來，蔡锷的主張較之唐繼堯的計劃要實際可行一些。因爲，袁世凱的主要征滇部隊集中在川南，而在這一方向與袁軍對峙的護國軍，經過戰争的消耗，兵員不足，饷彈缺乏，戰鬥力明顯下降。在這種情勢下，如能按蔡锷的主張，将增援的兵力集中于泸州或綦江正面，則進可以消滅袁軍主力，控扼重慶，退可以阻截袁軍入滇之路，因而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當然，李烈鈞的主張也有其可取之處。此時，廣西已經獨立，滇省無後顧之憂，若以桂軍攻粵，以李烈鈞的第二軍由廣西進軍湖南，如能攻下長沙、嶽陽等要地，進而控扼長江，也足以威脅四川袁軍之後路，使其進退兩難。總之，蔡、李的主張較之唐繼堯的多路分兵計劃，都要高明一些。
此後，由于雙方沒有重新開戰，蔡、唐、李的上述計劃，均未受到實戰的檢驗。
三、護國戰争的結局
在停戰期間，國内各種政治力量展開了緊張的縱橫捭阖，焦點是袁世凱的下台問題①。
在這場政治鬥争中，大緻可分爲以下三種較大的力量：一是袁世凱及其少數追随者。他們繼續策劃由川、湘向西南進攻，進行垂死掙紮，妄圖繼續保住最高統治地位。但是，曆史的發展與他們的願望完全相反。一是以孫中山爲首的中華革命黨。雖然由孫提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爲畢事”①的正确主張，表示要與所有同袁世凱一樣的反動派鬥争到底，但因無實力，且嚴重脫離群衆，因而影響不大。一是掌握着護國讨袁的軍事實力，并左右戰局發展的進步黨和西南地方實力派。他們除了“倒袁”和擁立黎元洪爲總統外，沒有提出任何別的政治主張，給護國戰争的結局帶來極爲消極的影響。後随着形勢的發展，袁世凱的一些頑固追随者也開始離袁而向護國軍方面靠攏。1916年4月6日，廣東将軍龍濟光在桂滇軍的軍事壓力和廣東革命黨人領導的民軍脅迫下，被迫宣布獨立；4月12日，浙江也自下而上地轟走了将軍朱瑞，推舉嘉湖鎮守使呂公望爲都督，宣布獨立。4月16日，馮國璋緻電袁世凱，勸其退位。此後，不少軍政頭目也紛紛勸袁下台。袁世凱雖已處于四面楚歌之中，卻仍死抱住大總統的寶座進行垂死掙紮。
南方已獨立各省爲了加強與袁政府的對抗，于1916年5月8日在廣東肇慶宣布成立軍務院，遙戴黎元洪爲總統，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副撫軍長，梁啓超爲政務委員長，蔡锷、李烈鈞和西南各獨立省分的督軍、總司令等爲撫軍。軍務院的任務是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全國庶政，實際上是一個與袁政府相對峙的臨時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凱交出政權。軍務院将兩廣境内的軍隊統編爲護國軍，共五個軍、一個師、一個旅和一個獨立團，準備分別向湖南、江西、福建開進，大舉北伐。同時，進行堅持要袁世凱下台的南北交涉。
軍務院成立不久，又有陝南鎮守使陳樹藩、四川将軍陳宧和湖南将軍湯芗銘相繼宣布獨立。陳宧、湯芗銘本是袁世凱的忠實爪牙，他們的倒戈，使袁更加沮喪。1916年6月6日，袁世凱這個獨裁者和賣國賊在全國人民的聲讨和唾罵聲中病死，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袁世凱死後，進步黨和西南地方實力派開始與北洋軍閥尋求妥協，加速了南北相持局面的結束。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原副總統黎元洪于6月7日繼任總統。29日，黎元洪召開國會，恢複國務院，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7月14日，護國軍方面宣布撤銷軍務院。25日，中華革命黨發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護國戰争至此正式宣告結束。
第七节 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在军事上的得失
一、護國戰争勝利的原因
由唐繼堯、蔡锷、李烈鈞等人在雲南首先發難的護國戰争，在全國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積極支持下，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奮鬥，終于挫敗了袁世凱複辟帝制的圖謀，達到了“鏟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的預期目的，取得了共和勢力對封建專制勢力的一次重大勝利。其所以能取得勝利，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一）全國人民擁護共和，反對帝制
護國戰争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首先由于廣大人民對于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記憶猶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因而，當袁世凱複辟帝制的消息一傳開，迅速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和反對。這股強大的反抗浪潮，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資産階級革命派的反袁鬥争，同時促使過去追随袁世凱的一些政黨，爲了小集團的私利，也打起了反袁的旗号，甚至袁世凱的一些心腹幹将，爲了個人利害，也紛紛離袁自保，使袁世凱成了衆叛親離的孤家寡人。而在另一方面，資産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等不同的政治派別和政治勢力，在反袁的大目标下，暫時地聯合了起來，使反袁鬥争得以順利展開。此外，帝國主義列強也察覺到了中國反袁勢力的強大，預感到袁世凱這條走狗将被中國人民反複辟的浪潮所吞沒，因而也改變了支持帝制的态度。所有這些，都迫使袁世凱不得不放棄複辟帝制的圖謀。
（二）護國軍英勇作戰
護國軍的領導者以雲南一省之地和二萬餘人的軍力，敢于反抗袁世凱的全國政權和數十萬正規軍，充分表明他們具有藐視強敵的膽略和必勝信念。這支軍隊于宣布讨袁不久，即先後進軍川南、湘西和滇桂邊界，連續打了幾個勝仗；在北洋軍抵達之後，又勇敢地抗擊了在數量上占優勢的敵人的反攻。他們的堅毅戰鬥精神，有力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倒袁的信心和勇氣，推動了一些省分先後響應起義，迅速擴大了讨袁陣線，确實起到了“用軍事上之态度表示國人反對帝制之意”②。
二、護國軍擊敗袁軍進攻的主要條件
護國軍之所以能勇敢地抗擊北洋軍的進攻，挫敗了袁世凱妄圖消滅護國軍，進而撲滅反帝制烈火的圖謀，主要由于具備以下條件：
（一）有一批忠于民主共和的中下級軍官
在滇黔護國軍中，從梯團長到支隊長以至營長，大多爲辛亥革命前後的同盟會員、國民黨員，少數還是中華革命黨員。他們具有民主共和思想，對袁世凱複辟帝制強烈不滿；他們大多爲雲南講武堂畢業生或留日士官生，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并參加過辛亥革命戰争。由這樣一批軍官掌握部隊和指揮作戰，是護國軍比較有戰鬥力的主要原因。
（二）習慣于山地作戰，有吃苦耐勞的精神
護國軍對于川黔桂山區潮濕多雨的氣候和山嶽叢林的地形條件比較适應，慣于在崎岖的山道中行軍，和在林木叢雜的山區作戰。而北洋軍無論對氣候還是地形都不适應，以緻士氣低落，難于發揮兵力火力優勢。此外，護國軍的成員大多來自貧瘠地區，具有吃苦耐勞的習慣；加之相當一部分老兵受過民主革命的熏陶和正規的軍事訓練，使用的武器也較精良，軍政素質較好，因而在作戰過程中雖然遇到糧饷短缺等困難，基本上始終保持着旺盛的士氣。
（三）紀律比較嚴明，得到群衆的支持擁護
護國軍高舉反複辟義旗，加上各級領導注意約束部隊，不準侵犯群衆利益，因而軍行所至，人民群衆主動當向導、遞情報、送茶飯、運糧彈、擡傷員，不少青年積極要求參軍殺敵，湧現出不少擁軍支前的動人事例。群衆的積極支持，也大大鼓舞了廣大官兵的戰鬥意志。
三、護國軍将領在作戰指導上的主要失誤
護國軍将領們在作戰指導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舉義宣布過早
本來，雲南的領導者計劃先将滇軍秘密開進至滇川邊境，然後宣布舉義，對川邊各重要據點實行突然襲擊。後由于梁啓超一電的催促，遂在戰備尚未就緒的情況下倉促宣布舉義。這一欠審慎的決定，喪失了通常武裝起義所應有的對敵進攻的突然性。而且由于部隊的集中和調動尚未完成就分散開拔，緻使各路部隊發起進攻的時間參差不齊，未能在戰争初期對敵形成兵力優勢。以川南戰場而言，左、中、右三路接敵的時間相差一個多月，這就使敵軍得以在各據點之間調動部隊，互相支援，并得到了後續部隊的及時增援。當護國軍主力抵達前線不久，袁世凱的援軍也已源源開到，造成了兵力對比上更大的劣勢，使護國軍在作戰中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二）戰略計劃與主客觀條件不相符合
護國軍一開始以二萬餘人的兵力，分向川南、湘西、桂粵三個方向進攻，由于兵力過于分散，結果在四川這個主要作戰方向，不但沒有達到攻占叙、泸、綦進而攻占重慶的作戰目的，反而在袁軍的反擊下被迫後撤。其實，舉義之初，護國軍的領導者在已經了解到黔、桂兩省準備響應起義的情況下，對黔、桂方向隻需部署少量兵力（一以策動起義，一以防敵襲擾），而應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四川方向，争取在兵力上縮小與敵人的差距，造成局部的兵力優勢。果能如此，護國軍在川南的作戰将會取得更大的戰果。
（三）兵員、軍械和糧饷的補充不及時
由于戰前準備不足，戰線又拉得太長，以緻戰争打響之後，在兵員、槍械、彈藥和饷糈的補充接濟上，都産生了很大的困難。以雲南這樣一個貧瘠的省分，要支持數萬軍隊進行戰争，确有很多困難，而戰線太長，後方太遠，又使這方面的困難顯得更爲突出。幸1916年3月底敵方提議停戰，使護國軍得到了補充休整的機會，人員和作戰物資補充方面的困難，才暫時得以緩解。
護國戰争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革命壯舉，但這次戰争的目的和成果是很有限的。它雖然挫敗了袁世凱複辟帝制的圖謀，推倒了袁世凱，并在人民的壓力下，繼任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被迫宣布繼續遵行《臨時約法》，表面上又暫時恢複到袁世凱解散國會以前的局面，但未能擺脫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也未能給中國人民帶來任何政治和經濟權益。中國的民主革命任務仍有待以後的革命政黨和人民去奮鬥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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