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極度腐朽的西晉統治集團
西晉統治階級的當權派，是高級士族裏擁司馬氏的一派，即司馬氏集團。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相繼用酷刑大量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同時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來，造成司馬氏集團。其中有賈充一類的功臣，有何曾一類的儒生，有王祥一類的官僚，有阮籍一類的名士。這些都是司馬氏集團的主要組成部分，賈充一類人又是這個集團的骨幹。封建統治階級的所有兇惡、險毒、猜忌、攘奪、虛偽、奢侈、酗酒、荒淫、貪污、吝嗇、頹廢、放蕩等等齷齪行為，司馬氏集團表現得特別集中而充分。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道德觀，封建統治階級當然也有它的道德觀，但在司馬氏集團裏，封建道德是被拋棄得很乾淨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馬昭命鐘會鄧艾衛瓘率兵滅漢。鄧艾自以為功大，驕矜不受節制。鐘會擁重兵，謀割據蜀地。鐘會衛瓘誣告鄧艾謀反，司馬昭命鐘會逮捕鄧艾。鐘會使衛瓘捕鄧艾，想讓鄧艾殺衛瓘，自己再殺鄧艾。衛瓘揣知鐘會的用意，設計捕獲鄧艾。鐘會密謀殺所部各軍將官，與漢將薑維合力反司馬昭。各軍士兵嘩變，殺鐘會。衛瓘怕鄧艾報復，殺鄧艾。司馬昭又把鄧艾的幾個兒子都殺死。司馬氏集團剛取得滅漢的小功，陰謀、猜忌、反叛、殘殺等醜惡行為，便一齊表現出來。
司馬昭用殺戮來控制他的集團，晉武帝改用所謂寬仁，實際是首領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晉滅吳，大將王渾王浚爭功，兩人各有徒黨，互相攻擊，晉武帝不敢判定兩人功勞的大小，也不敢懲罰王渾的蠻橫。隨著首領控制力的削弱，大亂的危機逐漸成熟。二九○年，晉武帝臨死時，楊皇后楊駿合謀，藏匿晉武帝命汝南王司馬亮與楊駿共同輔政的詔書，改詔書為楊駿一人輔政，大亂開始表面化。次年，晉惠帝妻賈皇后殺楊駿，逼死楊皇后，族滅楊氏並殺楊氏徒黨數千人，接著，爆發了八王之亂。
司馬氏集團中人，相互間只有一種極陰惡的殺奪關係，就是見利必奪，以殺助奪，愈殺愈猛烈，一直殺到發動大混戰。
輔殺奪而行的是濫賞。用濫賞來糾集徒黨，用徒黨來進行殺奪，殺奪愈急愈多，賞賜愈濫愈厚，人人想望厚賞，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禍亂，西晉統治集團就是這樣一個以殺奪濫賞始，以殺奪濫賞終的黑暗集團。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馬昭，賈充殺曹髦。當時司馬昭對曹髦還維持著君臣名義，賈充敢於殺死曹髦，算是為司馬氏立了莫大的功勞，從此成為西晉統治集團中得信任最深，得賞賜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馬昭自封為晉王。同時恢復四周五等爵號，大封徒党六百餘人。這次大封賞，雖然是虛封，並未實授封地，但到了晉武帝稱帝時，不得不實封，以換取徒黨的擁戴。二九○年，楊駿奪得輔政權，凡未得爵號的二千石以上官員，都被封為關中侯。次年，賈皇后殺楊駿，用汝南王司馬亮輔政，司馬亮為糾合徒黨，封一千八十一人為侯。三○○年，趙王司馬倫廢賈後，謀篡帝位，封文武官數千人為侯。次年，司馬倫廢晉惠帝，自立為帝，大封徒党，連奴隸走卒也給爵號。浮濫的賞賜與猛烈的殺奪互相促進，一直促進到西晉統治的消滅。
殺奪與濫賞，使得統治集團中人得失急驟，生死無常，心情上表現緊張與頹廢，躁競與虛無的相反現象，生活上苟且無恥，縱情享受，則是一致的。下面舉一些事例，說明這個集團的極度腐朽。
貪財——晉武帝曾問劉毅，你看我象漢朝那個皇帝。劉毅答，象漢朝的桓帝靈帝。晉武帝說，我平吳國，統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靈，不免過甚。劉毅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這樣看來，似乎比桓靈還不如。私門（有權勢人）出賣官爵，是貪財的一種方法。士族自矜門第清高，對商賈極其賤視。法令規定市儈都得戴頭巾，巾上寫明姓名及所賣物品名，一腳著白鞋，一腳著黑鞋。商賈的社會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賈，並不因為商是賤業而不屑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許多園田，親自拿著籌碼算賬，晝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買者得好種，鑽破李核才到市上出賣。有勢力人家，霸佔水利造水碓，替別人舂米取酬費，稱為舂稅。潘嶽《閒居賦序》說他住在園裏賣鮮魚、蔬菜和羊酪，並收舂稅，一家人生活舒適。經營商業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惠帝時，石崇做荊州刺史，劫奪外國使者和商客，積財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區，奴八百餘人，還有大量的珍寶錢財和田宅。劫奪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貪財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贖死罪也不過黃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錢財可得，任何一種方法他們都敢採用。晉惠帝時，魯褒作《錢神論》，描述錢的作用，說“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取法）其方（坤），外則其圓（乾）……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宮門），入紫闥（宮內），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王公）當途（權貴）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錢財是實際欲望和自利的神，對錢財的極端愛好，正表現士族的極端多欲和利己。他們有了錢財，就有神保佑他們達到縱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晉武帝選中級以上文武官員家的處女入宮。次年，又選下級文武官員和普通士族家處女五千人入宮。滅吳後，選取吳宮女五千人。晉宮中有女一萬人以上。晉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回應。
奢侈——晉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親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錢一萬，還說沒有可吃的東西。何曾的兒子何劭，每天膳費二萬錢。任愷比何劭更奢侈。王濟、王愷、羊琇又超過任愷，但還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愷和石崇鬥奢侈，晉武帝助王愷，仍不能取勝。一個皇帝助臣下鬥奢侈，可以想見奢風的盛行。士族過著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殘酷的剝削。傅鹹上書說“侈汰之害，甚於天災”，這句話是完全合於事實的。因為天災還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則互相比賽，沒有止境，吸盡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虛偽——士族起源于東漢的儒生，以守禮法為標榜。禮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虛偽。例如何曾，號稱孝子仁人。阮籍居母喪，不守禮法，何曾斥責阮籍違禮敗俗，要求司馬昭驅逐阮籍出中國。傅玄稱何曾事親盡孝，待人盡禮，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後，博士秦秀揭發他的醜行，說，何曾驕奢過度，聲名狼藉，是悖謬醜惡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來正是禮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類的官僚，也屬於禮法之士，只是表現的形式比何曾一類人隱蔽些。
放蕩——何晏是極端縱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莊虛無學說的主要宣導者和清談家的創始人。他著《道論》（《無名論》）、《德論》（《無為論》），大意說，一切事物和名譽，原來都是虛無的，把一切實有看作虛無才合於道，因為“道者惟無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謂道說來，任何事情可以從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虛無，並非實在。這種縱欲主義的唯我論，代表著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論》也就一直是處於統治地位的名論。士族中賈充、何曾、王祥、阮籍四類人，在縱欲主義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區別在於前三類人是儒家學派，用禮法來掩飾縱欲。阮籍一類人是老莊學派，不拘禮法，任性放蕩，用老莊來支持縱欲。
司馬昭當政時，清談家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劉伶、向秀、阮鹹、山濤、王戎七人，提倡老莊虛無之學。結合成所謂竹林七賢。按照這七個人的思想趨向，可以分為三個類型的放蕩。禮法之士擁戴司馬氏，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視，他們標榜道德來攻擊禮法，實際上也算是對司馬氏表示不滿。阮籍作《大人先生傳》，嵇康作《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反對禮法之士都很猛烈。不過，阮籍專反對禮法之士，對儒道兩家則採取調和態度。《通老論》裏說《易經》的太極，《春秋經》的元，《道德經》的道，都是一個意義，即法自然而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擊禮法之士，而且還猛攻儒家的六經。他給山濤的信裏，明白反對司馬氏，因此被司馬昭殺死。劉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頌》，表示他最憎惡的人，就是那些禮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殺以前，灌園鍛鐵，隱居不仕，不願依附司馬氏。這些人的放蕩，包含一些反抗禮法的意義，在三個類型中還算是比較好的一個。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裏，屬於單純縱欲的類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豬來飲酒，阮鹹便和豬共飲。阮籍不允許兒子阮渾學自己的放蕩，也不願意阮家子弟學阮鹹的放蕩，因為在阮籍看來，自己是佯狂，不必學；阮鹹是縱欲，不可學。山濤王戎都是司馬氏集團的重要人物，熱中名利，貪鄙無恥，口談虛無，但並不反對禮法，並且還擁護禮法。山濤王戎以及稍後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現，是三個類型中最惡劣的一個類型。
《文選•古詩十九首》中有《驅車上東門》一首。詩中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等句。這首詩是東漢人所作，表現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樂的消極悲觀思想。晉人偽造《列子》，其中《楊朱》一篇，正是《驅車上東門》詩的充分發揮，也是清談家思想的真實記錄。《淮南子•泛論訓》說“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楊朱不信鬼神，這一點是有識見的。但因死後無鬼神而把當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貴的東西，則是腐朽沒落的思想。戰國時期，盛行楊朱的“為我”“貴己”學說。老子莊子思想與楊朱學說有相同處，莊子尤為顯著。魏晉清談家形式上老莊並重，實際是偏重莊子。當時殺奪的政治情況使虛無思想得到發展的條件，士族制度使放蕩行為得到實行的保證，《楊朱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依據楊子學說的碎片擴大而成的。《楊朱篇》認為萬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還是死。仁聖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樣是死。活著是堯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著是桀紂，死了也無非是一把腐骨。歸根都是一把腐骨，誰知道腐骨有好壞，所以人應當在活的時候尋快樂，無須顧死後。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儘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著，一面等待死的到來。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萬年，有什麼意義。張湛《注》說“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又說“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楊朱篇》宗旨，即清談家的人生觀，張湛說得很清楚。這種一半野獸一半天使的縱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說這是“唯物論”予以表揚，實在是迂論。
士族在西晉統一的短時期裏，達到了志滿意得的境地，《楊朱篇》思想正是清談家得意的表現，同時也是一般高級士族得意的表現。他們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無忌憚地縱欲作惡，終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發比東漢末年更大得多的禍亂。東晉人幹寶作《晉紀•總論》，其中一段敍述士族的罪惡行為，摘取大意如下：
司馬氏以殺奪手段建立晉朝，擁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實的人。當時風俗淫邪，是非顛倒。士人學的是老莊，談的是虛無，做人以行同禽獸為通達，仕進以無恥苟得為才能，當官以照例署名為高尚。凡是放棄職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誰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責，象灰塵那樣被輕蔑。是非善惡都不在話下，群起而爭的只是錢財。朝廷用人，看什麼人該給什麼官，不是看什麼官該用什麼人；求官的人，選擇有利可圖的官才做，無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幾職，實際是一職也不管，重要事件，處理錯了十之八九。勢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競，希望獲得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過一個讓賢的官。士族婦女同樣腐朽。她們使用婢僕，自己什麼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亂，有的兇悍殺婢妾，沒有人認為不應該。風俗政治敗壞到這個地步，大亂是無可避免的了。
晉武帝時，大亂已經釀成。二九○年，晉武帝死，楊駿、楊皇后奪政權，大亂就從宮廷內開始。二九一年，賈皇后殺楊駿，奪得政權。賈皇后使汝南王司馬亮輔政，使楚王司馬瑋殺司馬亮。賈皇后又殺司馬瑋。大亂從宮廷內伸展到宗室諸王間。三○○年，趙王司馬倫殺賈皇后。三○一年，司馬倫廢晉惠帝，自稱皇帝，大亂擴大成諸王間大混戰。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各起兵反司馬倫。司馬倫戰敗被殺。晉惠帝夏位，司馬冏輔政。三○二年，司馬顒與長沙王司馬乂攻殺司馬冏。三○ 三年，司馬顒司馬穎起兵反司馬乂，進攻洛陽城，司馬乂守城大戰，雙方兵民死數萬人。三○四年，東海王司馬越殺司馬乂。司馬穎據鄴，號稱皇太弟、丞相。司馬顒據長安，號稱太宰、大都督。司馬越等奉晉惠帝出兵攻司馬穎，司馬穎擊敗司馬越，俘獲晉惠帝。司馬越逃歸東海國，司馬顒令部將張方入據洛陽城。幽州都督王浚與並州都督東贏公司馬騰起兵反司馬穎。王浚勾結一部分鮮卑、烏桓人充騎兵，司馬穎也求匈奴左賢王劉淵助戰。劉淵發匈奴五部兵，據離石自立，建號大單于。諸王間大混戰從此擴大成各族間的大混戰。司馬穎戰敗，奉晉惠帝逃到洛陽，被張方俘獲送長安，司馬顒獨佔朝政。三○五年，司馬顒又使司馬穎督諸軍助戰。司馬越起兵反司馬顒，司馬顒戰敗。三○六年，司馬越殺司馬穎，毒死晉惠帝，立晉懷帝，又殺司馬顒，自以為獲得最後勝利。三○九年，司馬越殺晉懷帝親信人，使自己的親信人守洛陽，監視晉懷帝。司馬越帶著王公朝臣離洛陽，說是要攻擊劉淵的部將石勒。三一一年，司馬越死。石勒消滅司馬越全軍，攻陷洛陽城。八王之亂是一幅群獸狂鬥圖，司馬氏集團的全部殘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現在這個狂鬥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戰亂和分裂，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漢族與非漢族人民無不遭受災難，司馬氏集團的罪惡是無窮無盡的。
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
西晉的政治概況
第四章 短期統一與黃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壞時期——西晉十六國
第一節 西晉的政治概況
魏國自曹操死後，漢國自諸葛亮死後，都失去進攻對方的力量。吳國一向劃江自守，孫權死後，也進入衰落階段。魏國的司馬氏集團，在三國衰落階段內，是統一趨勢的代表者。雖然它是一個極其腐朽的集團，但也不容否認它在完成統一事業上所起的作用。二三八年，司馬懿滅遼東割據者公孫淵，北部中國完全統一了。二四 ○年，司馬懿採用鄧艾的建議，掘寬漕渠，引黃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興屯田。屯田兵五萬人，輪番分出一萬人守邊，四萬人經常種田。東南有戰爭，魏軍乘船順流而下，可直達江淮，沿路儲糧充足，免運輸的煩費。司馬懿說，“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他在淮南北實行屯田積穀，作滅吳的準備。後來晉武帝在這個基礎上，終於消滅了吳國。
二六○年，司馬昭殺魏帝曹髦，司馬氏集團勢力愈益鞏固，同時漢吳兩國愈益衰落，統一的時機成熟了。司馬昭定計，漢國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漢以後，再水陸並進取吳。二六三年，司馬昭遣鐘會率兵十余萬進攻漢中，又遣鄧艾率兵三萬牽制駐在遝中（遝音踏tà甘肅臨潭縣西南）的薑維軍。鐘會攻入漢中，薑維引兵退守劍閣（四川劍閣縣）拒鐘會。鄧艾自陰平（甘肅文縣西北）鑿山開路，擊敗漢守軍，進入成都平原。漢後主到鄧艾軍前投降。漢國人口只有九十四萬，士兵卻多至十萬二千人，官吏多至四萬人。普通戶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當兵，實際是老弱婦女以外，幾乎所有男子都被迫當兵。這樣殘酷的統治，當然為人民所厭棄。鄧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紛紛散走，官吏無法禁阻。漢國統治集團除了投降，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馬昭用兵前後不過三個月，便滅漢國，因為他早看准了這個形勢。
司馬昭原定滅漢三年後滅吳，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當年，晉武帝廢魏帝，建立晉朝。他需要先穩定內部，因之延遲了對吳國的進攻。
二八○年，晉武帝發兵二十余萬，分六路攻吳。其中王濬所統水軍，自蜀出擊，佔領武昌城。建業失去上游屏障，更難自保。王渾所統陸軍進攻曆陽（安徽和縣），大敗吳兵。王濬水軍自武昌順流直下，逼近建業，吳水陸軍潰散。吳主孫皓到王濬軍前投降。吳國人口二百三十萬，士兵卻多至二十三萬，官吏多至三萬三千，吳兵役與漢是同樣沉重的。晉用兵前後不過三個月，便滅吳國，因為孫氏統治早就為吳人民所厭棄。
司馬氏政權迅速地消滅漢吳兩國，並且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確也曾使社會呈現出一些繁榮的氣象。這是因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國家的統一事業和有限度地恢復久遭破壞的社會生產力。
一 罷州郡兵
就在滅吳的一年，晉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權。兵役是東漢末年以來農民最沉重的一種負擔。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毅然下詔悉去州郡兵，使農民得免地方兵役，這個措施對恢復生產力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 廢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屬的課田制
魏國屯田，主要的一種是朝廷招募農戶，在各級典農官統率下，墾種官田。自曹操開始屯田，收有成效，後來魏國逐漸擴大屯田區，荒地很多成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農官都是武職。屯田農戶受兵法部勒，有典農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稱，實際是終身服兵役半農半兵的特殊農民。朝廷當進行戰爭的時候，不惜 “加其複（免一般徭役）賞”，多招農戶來加強屯田，但當戰爭緩和的時候，就要加強剝削來補償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農戶耕地有定額，朝廷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憑軍事權力強迫田客在定額田外，多種田地若干畝。田客人力有限，耕種法勢必粗簡，穀物產量也勢必低落。從曹操時到晉武帝泰始年間，屯田區旱田每畝收十余斛、水田收數十斛的生產量低落到一畝只收數斛，同時，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對分（用私牛）的租稅率卻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晉初，不僅被剝削者窮困不堪，無法再繼續生產，就是剝削者也感到無法再進行壓榨，反不如廢屯田制，別行新制較為有利。司馬昭滅漢的第二年，即罷屯田官，各級典農官改稱郡守縣令等文職。二六八年，晉武帝又下詔改典農官為郡縣官。屯田制逐步被廢除，到了滅吳的一年，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占田制和課田制，曹魏以來的屯田制基本上廢除了。
占田制和課田制實際是一種租稅制度。朝廷規定每戶每人應種田若干畝，並不是按戶和口實際授予這個數額的田地，而是按規定的田數向每戶每人徵收規定的租稅。不過，這種制度也有它的根據。司馬昭改屯田官為郡縣官，屯田農戶也就成為普通農民，所耕官田也就成為私田。耕官田有定額，一般是五十畝，屯田制廢除後，加收五十畝租稅，作為官田變為私田的補償。這就是占田制的根據。屯田官不顧人力，強迫屯田客加種田畝，這就是課田制的根據。為什麼屯田制可以作為占田制課田制的根據呢？這是因為在朝廷督促農戶開墾荒地、增加田數，不顧生產量低落的方針下，普通農戶和屯田農戶都在被迫擴大耕地，而屯田農戶被迫更甚。占田制規定一戶負擔一百畝的租稅。在朝廷方面，不管農戶實際種田若干畝，按百畝收租稅，自然是一種簡便的方法。在農戶方面，屯田農戶得私田五十畝，普通農戶得確定開墾地的佔有權，一百畝租稅的負擔是可以接受的。課田制改按戶加課新墾田為按丁加課，農戶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課田制開始行施時，額定田數比農戶實有田數，相差不是過遠，所以占田制課田制是租稅制，同時也是農戶土地佔有制。
三 賦稅制
在占田制基礎上，規定賦稅制。賦是戶調，稅是田租。
戶調——如丁男作戶主，每戶每年納絹三匹，綿三斤。如戶主是婦人或次丁男，絹綿減半。有些邊郡納三分之二，遠郡納三分之一。邊地非漢族人，按住地遠近，每戶納賨（賦）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晉田租每畝八升，朝廷按下列田畝數收稅。戶主占田七十畝，戶主妻三十畝，一戶共納占田租一百畝（八斛）。一戶內正丁男納課田租五十畝，正丁女納二十畝。次丁男納課田租二十五畝，次丁女不課。邊地非漢族人不課田，按住地遠近，每戶納義米三斛或五鬥。住地極遠，納米不便，改納錢每人二十八文。
兩漢戶賦用錢。曹操改為每戶納絹二匹綿二斤。晉戶調比魏制加一匹絹一斤綿。曹操定戶調在東漢末大亂時，晉初社會經濟已經恢復了一些，按州郡遠近有所增減，應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兩漢有口賦錢算賦錢和三十稅一的田租。曹操廢兩漢租賦制，戶調以外，不取口賦算賦，田租改為每畝收租四升。晉斟酌漢魏舊制，改田租為每畝八升。並規定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的男女為正丁，十五歲以下至十三歲，六十一歲以上至六十五歲的男女為次丁，十二歲以下、六十六歲以上的男女為老小。除戶主夫婦納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納田租，其餘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納課田租。所謂課田租，如果納租者並無實田，那就等於納口賦算賦。晉武帝時齊王司馬攸說，現在土地有餘，務農的人卻嫌少，附業（種課田）多有虛假。晉惠帝時束晰（音析xī）說，占田課田，往往有名無實。這都說明占田制課田制，只是一種意在督促農戶加辟耕地的賦稅制。它比魏重，比漢輕，對當時農戶說來，還不算是過重的負擔。它的又一特徵是立戶賦稅重，附業較輕，因之，西晉雖增收課田租，但一戶所包容的人口，比漢魏仍有增長的趨勢。在土地有餘、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農戶內人口增加，是有利於生產的。
四 王公官員限田
國王公侯得在京師有住宅一所。大國王在京師近郊，得有田十五頃，次國王十頃，小國王七頃。公侯所占近郊田當是依次遞減。
官員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頃，每低一品，減田五頃，至第九品占田十頃。
這種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強弩將軍龐宗就有田二百頃以上。大抵官品漸卑，限田制效力漸大，下級官員任意占田，比高級官員要困難些。既然官員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著土地兼併多少受到些阻礙，這對農戶算是起著有益的作用了。
五 恢復戶口
東漢末大亂，人口遭受極嚴重的損耗。損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強霸佔戶口，脅迫貧弱戶當私屬。三國時期，人口不見顯著的恢復，主要原因是豪強阻止私屬上升為編戶。晉在滅吳前後，對恢復戶口曾有些措施，在這些措施下，太康年間戶口達到東漢末以來最高的數字。
司馬懿滅遼東，令“中國人（中原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地方官吏和豪強不得阻止。後來司馬昭滅漢，勸募蜀人內徙，應募者給食糧兩年，免徭役二十年。晉武帝滅吳，優待內徙的吳人，將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這不一定是為了減損蜀吳戶口來補內地戶口，主要還在於招北方流亡戶口歸舊鄉里。東漢末，士民避亂，或逃入深山大澤，或投奔邊塞外落後族，晉用重賞招募流亡，是恢復戶口的一種方法。晉武帝時，塞外不少落後族率眾內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著勸說的作用。
晉武帝定制，民間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讓出嫁，由官府代擇配偶。又發官奴婢屯田，奴婢配為夫婦，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官奴婢是罪人，其中許多是司馬氏政敵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許成家，可見朝廷對人口增殖的重視。
與限田制同時頒佈的有蔭佃客和蔭衣食客（與奴相似的僕役）制。蔭佃客制規定一品二品官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蔭衣食客制規定六品官以上得蔭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來，士族嚴格地區分出各級門第，大體上按高中下三級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與三品官所蔭佃客戶數懸殊，六品官以上與七品以下所蔭衣食客人數不同，這就是三級士族所享權利的差別。朝廷另給高級士族蔭親屬的特權，以換取他們在限田客制上的讓步。對中下級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這樣，原來被士族霸佔的戶口，在蔭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農民，從私屬變為編戶。
晉滅魏時，得戶九十四萬餘，人口五百三十七萬余（包括原來漢國的戶口），滅吳時，又得戶五十二萬餘，人口二百三十萬餘。三國合計，戶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餘，人口不過七百六十七萬餘。可是就在滅吳的一年，晉統計全國戶口，共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總戶口，戶增一百萬，人口增一倍以上。晉滅魏至滅吳，前後僅十六年，戶口的增加很快，顯然是國家統一，統治力加強的結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蔭佃客等措施，對增加戶口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大抵勞苦群眾為減輕賦稅與徭役，不免有些隱避，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時期，朝廷所得戶口數往往小於真實戶口數，所乙太康戶口應是比較可信的數字。
統一以後，不少塞外落後族要求內附，晉武帝為增加人口，允許他們居住塞內。《晉書》有下列內附諸部的記載：
晉武帝即位後，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內附。散居在平陽、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內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參離四千餘落內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種之一）等各率種落共十萬餘人內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一萬一千五百人內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萬人內附。
晉容納落後族居住塞內，遊牧生活逐漸改變為農業生活，這對兩方本來都是有益的。但由於晉官吏的殘虐，使內徙諸部落受侵怨恨，本來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 改定律令
兩漢律令極為煩雜，魏時已加改革，但還不夠簡括。司馬昭集羊祜、杜預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刪改魏律，去其苛穢，存其清約，訂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餘字。律與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又從令中劃分出條例章程，稱為故事，各歸本官府執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晉武帝令抄錄死罪條目，在亭、傳（旅舍）懸掛，使人民知所趨避。從漢律令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減輕些動輒得罪輕重無准的威脅。
上列六條都各有其部分的積極意義，也都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久經喪亂的廣大勞動群眾，這才有可能來恢復社會經濟，補救戰爭的創傷。《晉書•食貨志》說，太康年間，“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自東漢末大亂以來，這算是一個難得的光明時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勢力的代表仍是這個以晉武帝為首的司馬氏集團。
黑暗勢力也就是割據勢力，具體表現在兩個制度上。兩個制度實際只是一個士族制度，即門閥制度。它是西晉十六國大亂的禍根，也是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一種禍根。晉武帝時這個禍根完全成熟了。
一 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司馬氏要奪取曹氏政權，當然也必須從爭取士族入手。司馬懿當權，夏侯玄請減削中正官權力。司馬懿不敢得罪高級士族，謝絕夏侯玄的建議。自司馬懿至司馬昭，用優厚的待遇收買士族，形成司馬氏集團。依靠這個集團，殘酷地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到司馬昭時，擁曹士族已經全部消滅。晉武帝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容。例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發。晉武帝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幹的事，劉友侵剝百姓來欺騙朝士，應誅死以懲邪佞，山濤等可不問罪。晉武帝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一個高級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諫晉武帝行政不要太寬。晉武帝說，我對中等官以下，一點也不假借。胡威說，我說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這一類人。整肅法令必須從我等這一類人開端。高級士族的利益，在於壓迫中下級士族不得上升，晉武帝約束中等官以下，實際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約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來自高級士族的支持，對高級士族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整肅的法令。
高級士族政治上的權利，從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州郡縣設中正官，朝廷設吏部尚書。名義上中正官評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書執掌選用人才的權柄。事實上中正官只依據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依據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標準。這種選舉法稱為門選，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高級士族的經濟上權利，從蔭親屬制得到保障。所謂蔭親屬，就是高級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蔭庇下，免向國家納租稅服徭役，也就是被蔭者須向蔭者納租稅服徭役。所蔭親屬，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還有三世。高級官以外，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先賢的後代、士人的子孫（名門世家）也得按門閥高低蔭親屬。這些親屬各有田和佃客，而且親屬也未必真是親屬。蔭親屬制實際是法律承認高級士族按門閥高低、勢力大小，有權從國家總戶口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屬，從國家總賦稅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賦稅。高級士族以蔭親屬為名，成為擁有土地臣民部曲類似周朝的貴族領主。區別只在貴族領主得建立采邑或國家，公開割據；蔭親屬雖然可以作“百室合戶，千丁共籍（戶籍）”的大戶主，但還不能取得割據的正式名號。
數量不大的高級士族在魏代漢的時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權，在晉代魏的時候，又取得蔭親屬的特權。有了這兩個特權，高級士族的勢力愈益鞏固，各種矛盾也因此而愈趨尖銳化。
二 分封制度
晉武帝親自看到魏國禁錮諸王，帝室孤立，司馬懿父子結合士族，奪取曹氏政權的事實，因此，他違反秦漢以來虛封王侯的慣例，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為國王，希望這些諸王屏藩帝室，對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晉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為國王。起初國王留居京師，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國。王國中有五個大國，六個次國，其餘都是小國。大國有民戶二萬，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有民戶一萬，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有民戶五千或不滿五千，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王國內文武官員，國王得自己選用。這些國王各擁大批徒党，有機會就可以起兵作亂。
晉武帝既分封同姓，當然也得分封異姓士族。司馬昭所設五等爵號以外，仍保存漢魏以來鄉侯、亭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等名號。高級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號，並實封土地，立國多至五百余國，這些五等國雖有封地和官屬，郡公郡侯縣侯還有軍，但危害性比國王要小得多。這是因為異姓不象皇族那樣容易攘奪政權，又公侯國比小王國還小，更重要的是高級士族的真實勢力都固著在本地方，所謂郡望郡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縣有勢力的大族。他們分封到別郡別縣，便缺乏憑藉，無法建立新勢力，因之受封的異姓公侯，實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級士族還必須有適當的官職。不受封的和中下級士族也必須有官職。當時朝廷為安置士族，大量設官，都督增至十個。州陸續增設到二十個，郡縣增設更多，將軍多至二十餘，此外還有雜號將軍。這種文武官職，只能給予高級士族或某些中級士族，大多數中下級士族，無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職裏來。朝廷允許國王和五等爵各自選用官屬，就是安置中下級士族的一個方法。事實上這個方法遠不能滿足中下級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著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機會反對高級士族。
晉武帝大封國王，以為已經造成了一個皇族勢力。他又想造成一個代表士族的勢力，和皇族勢力互相制約，合力來擁戴帝室。士的嚴格含義是儒生。司馬昭死，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堅持行三年喪禮，下詔說“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意思是說，我家本來是傳禮的儒生人家，不能因為做了皇帝改變我的儒生本色。從來沒有一個國君或皇帝行過三年之喪，他一定要這樣做，無非是表示自己是純粹的士族。他曾和寵妾胡貴嬪（父胡奮，征南將軍）賭博，胡貴嬪不遜讓。他發怒說，你原來是個將種。胡貴嬪說，北伐公孫，西拒諸葛（指司馬懿），不是將種是什麼？他聽了很覺得慚愧。士族以積世文儒為貴，如果祖先曾做武將或其他雜業就不算純粹。大抵自東漢末士族制度形成以來，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門第世系上矜清濁。晉武帝自稱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還要爭取門第上的清望。司馬師娶東漢名儒蔡邕的外孫女羊氏為妻，司馬昭娶魏名儒王肅的長女王氏為妻，這都是司馬氏通過婚姻來提高門第的一種表現。司馬昭給晉武帝聘弘農郡華陰縣楊氏女（楊豔）為妻，也是含有同樣的意義。華陰楊氏（詳見《後漢書•楊震傳》），按門第來說，是無與倫比的純粹士族。
楊皇后生晉惠帝。晉惠帝一向是個白癡，當他做皇太子的時候，晉武帝屢次要廢他，別立皇太子。楊皇后和大臣們提出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古訓，阻止廢立。楊皇后將死，要求晉武帝不得立妾為妻，正式聘娶她的從妹楊氏（楊芷）為皇后。晉武帝以諸生家自命，願和華陰楊氏聯姻，只好一一聽從。楊芷做皇后後，她的父親楊駿超升為車騎將軍，楊氏聲勢壓倒一切。晉武帝有意造成楊氏勢力，希望它作為士族的代表，與皇族勢力合成輔佐帝室的兩翼。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楊氏力謀利用晉惠帝昏愚，恢復東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擅權的舊例，楊氏早被培養成了野心家。
晉武帝滿以為兩翼造成了，臨死時，詔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子）、楊駿同輔政。楊皇后楊駿別造詔書，令楊駿掌管全部政權。以楊氏攘奪政權為爆發點，接連爆發著無窮的禍亂。這種禍亂的根基，就是統治階級主要是高級士族的極度腐朽性。
第一節 西晉的政治概況
魏國自曹操死後，漢國自諸葛亮死後，都失去進攻對方的力量。吳國一向劃江自守，孫權死後，也進入衰落階段。魏國的司馬氏集團，在三國衰落階段內，是統一趨勢的代表者。雖然它是一個極其腐朽的集團，但也不容否認它在完成統一事業上所起的作用。二三八年，司馬懿滅遼東割據者公孫淵，北部中國完全統一了。二四 ○年，司馬懿採用鄧艾的建議，掘寬漕渠，引黃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興屯田。屯田兵五萬人，輪番分出一萬人守邊，四萬人經常種田。東南有戰爭，魏軍乘船順流而下，可直達江淮，沿路儲糧充足，免運輸的煩費。司馬懿說，“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他在淮南北實行屯田積穀，作滅吳的準備。後來晉武帝在這個基礎上，終於消滅了吳國。
二六○年，司馬昭殺魏帝曹髦，司馬氏集團勢力愈益鞏固，同時漢吳兩國愈益衰落，統一的時機成熟了。司馬昭定計，漢國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漢以後，再水陸並進取吳。二六三年，司馬昭遣鐘會率兵十余萬進攻漢中，又遣鄧艾率兵三萬牽制駐在遝中（遝音踏tà甘肅臨潭縣西南）的薑維軍。鐘會攻入漢中，薑維引兵退守劍閣（四川劍閣縣）拒鐘會。鄧艾自陰平（甘肅文縣西北）鑿山開路，擊敗漢守軍，進入成都平原。漢後主到鄧艾軍前投降。漢國人口只有九十四萬，士兵卻多至十萬二千人，官吏多至四萬人。普通戶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當兵，實際是老弱婦女以外，幾乎所有男子都被迫當兵。這樣殘酷的統治，當然為人民所厭棄。鄧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紛紛散走，官吏無法禁阻。漢國統治集團除了投降，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馬昭用兵前後不過三個月，便滅漢國，因為他早看准了這個形勢。
司馬昭原定滅漢三年後滅吳，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當年，晉武帝廢魏帝，建立晉朝。他需要先穩定內部，因之延遲了對吳國的進攻。
二八○年，晉武帝發兵二十余萬，分六路攻吳。其中王濬所統水軍，自蜀出擊，佔領武昌城。建業失去上游屏障，更難自保。王渾所統陸軍進攻曆陽（安徽和縣），大敗吳兵。王濬水軍自武昌順流直下，逼近建業，吳水陸軍潰散。吳主孫皓到王濬軍前投降。吳國人口二百三十萬，士兵卻多至二十三萬，官吏多至三萬三千，吳兵役與漢是同樣沉重的。晉用兵前後不過三個月，便滅吳國，因為孫氏統治早就為吳人民所厭棄。
司馬氏政權迅速地消滅漢吳兩國，並且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確也曾使社會呈現出一些繁榮的氣象。這是因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國家的統一事業和有限度地恢復久遭破壞的社會生產力。
一 罷州郡兵
就在滅吳的一年，晉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權。兵役是東漢末年以來農民最沉重的一種負擔。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毅然下詔悉去州郡兵，使農民得免地方兵役，這個措施對恢復生產力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 廢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屬的課田制
魏國屯田，主要的一種是朝廷招募農戶，在各級典農官統率下，墾種官田。自曹操開始屯田，收有成效，後來魏國逐漸擴大屯田區，荒地很多成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農官都是武職。屯田農戶受兵法部勒，有典農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稱，實際是終身服兵役半農半兵的特殊農民。朝廷當進行戰爭的時候，不惜 “加其複（免一般徭役）賞”，多招農戶來加強屯田，但當戰爭緩和的時候，就要加強剝削來補償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農戶耕地有定額，朝廷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憑軍事權力強迫田客在定額田外，多種田地若干畝。田客人力有限，耕種法勢必粗簡，穀物產量也勢必低落。從曹操時到晉武帝泰始年間，屯田區旱田每畝收十余斛、水田收數十斛的生產量低落到一畝只收數斛，同時，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對分（用私牛）的租稅率卻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晉初，不僅被剝削者窮困不堪，無法再繼續生產，就是剝削者也感到無法再進行壓榨，反不如廢屯田制，別行新制較為有利。司馬昭滅漢的第二年，即罷屯田官，各級典農官改稱郡守縣令等文職。二六八年，晉武帝又下詔改典農官為郡縣官。屯田制逐步被廢除，到了滅吳的一年，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占田制和課田制，曹魏以來的屯田制基本上廢除了。
占田制和課田制實際是一種租稅制度。朝廷規定每戶每人應種田若干畝，並不是按戶和口實際授予這個數額的田地，而是按規定的田數向每戶每人徵收規定的租稅。不過，這種制度也有它的根據。司馬昭改屯田官為郡縣官，屯田農戶也就成為普通農民，所耕官田也就成為私田。耕官田有定額，一般是五十畝，屯田制廢除後，加收五十畝租稅，作為官田變為私田的補償。這就是占田制的根據。屯田官不顧人力，強迫屯田客加種田畝，這就是課田制的根據。為什麼屯田制可以作為占田制課田制的根據呢？這是因為在朝廷督促農戶開墾荒地、增加田數，不顧生產量低落的方針下，普通農戶和屯田農戶都在被迫擴大耕地，而屯田農戶被迫更甚。占田制規定一戶負擔一百畝的租稅。在朝廷方面，不管農戶實際種田若干畝，按百畝收租稅，自然是一種簡便的方法。在農戶方面，屯田農戶得私田五十畝，普通農戶得確定開墾地的佔有權，一百畝租稅的負擔是可以接受的。課田制改按戶加課新墾田為按丁加課，農戶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課田制開始行施時，額定田數比農戶實有田數，相差不是過遠，所以占田制課田制是租稅制，同時也是農戶土地佔有制。
三 賦稅制
在占田制基礎上，規定賦稅制。賦是戶調，稅是田租。
戶調——如丁男作戶主，每戶每年納絹三匹，綿三斤。如戶主是婦人或次丁男，絹綿減半。有些邊郡納三分之二，遠郡納三分之一。邊地非漢族人，按住地遠近，每戶納賨（賦）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晉田租每畝八升，朝廷按下列田畝數收稅。戶主占田七十畝，戶主妻三十畝，一戶共納占田租一百畝（八斛）。一戶內正丁男納課田租五十畝，正丁女納二十畝。次丁男納課田租二十五畝，次丁女不課。邊地非漢族人不課田，按住地遠近，每戶納義米三斛或五鬥。住地極遠，納米不便，改納錢每人二十八文。
兩漢戶賦用錢。曹操改為每戶納絹二匹綿二斤。晉戶調比魏制加一匹絹一斤綿。曹操定戶調在東漢末大亂時，晉初社會經濟已經恢復了一些，按州郡遠近有所增減，應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兩漢有口賦錢算賦錢和三十稅一的田租。曹操廢兩漢租賦制，戶調以外，不取口賦算賦，田租改為每畝收租四升。晉斟酌漢魏舊制，改田租為每畝八升。並規定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的男女為正丁，十五歲以下至十三歲，六十一歲以上至六十五歲的男女為次丁，十二歲以下、六十六歲以上的男女為老小。除戶主夫婦納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納田租，其餘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納課田租。所謂課田租，如果納租者並無實田，那就等於納口賦算賦。晉武帝時齊王司馬攸說，現在土地有餘，務農的人卻嫌少，附業（種課田）多有虛假。晉惠帝時束晰（音析xī）說，占田課田，往往有名無實。這都說明占田制課田制，只是一種意在督促農戶加辟耕地的賦稅制。它比魏重，比漢輕，對當時農戶說來，還不算是過重的負擔。它的又一特徵是立戶賦稅重，附業較輕，因之，西晉雖增收課田租，但一戶所包容的人口，比漢魏仍有增長的趨勢。在土地有餘、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農戶內人口增加，是有利於生產的。
四 王公官員限田
國王公侯得在京師有住宅一所。大國王在京師近郊，得有田十五頃，次國王十頃，小國王七頃。公侯所占近郊田當是依次遞減。
官員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頃，每低一品，減田五頃，至第九品占田十頃。
這種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強弩將軍龐宗就有田二百頃以上。大抵官品漸卑，限田制效力漸大，下級官員任意占田，比高級官員要困難些。既然官員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著土地兼併多少受到些阻礙，這對農戶算是起著有益的作用了。
五 恢復戶口
東漢末大亂，人口遭受極嚴重的損耗。損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強霸佔戶口，脅迫貧弱戶當私屬。三國時期，人口不見顯著的恢復，主要原因是豪強阻止私屬上升為編戶。晉在滅吳前後，對恢復戶口曾有些措施，在這些措施下，太康年間戶口達到東漢末以來最高的數字。
司馬懿滅遼東，令“中國人（中原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地方官吏和豪強不得阻止。後來司馬昭滅漢，勸募蜀人內徙，應募者給食糧兩年，免徭役二十年。晉武帝滅吳，優待內徙的吳人，將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這不一定是為了減損蜀吳戶口來補內地戶口，主要還在於招北方流亡戶口歸舊鄉里。東漢末，士民避亂，或逃入深山大澤，或投奔邊塞外落後族，晉用重賞招募流亡，是恢復戶口的一種方法。晉武帝時，塞外不少落後族率眾內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著勸說的作用。
晉武帝定制，民間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讓出嫁，由官府代擇配偶。又發官奴婢屯田，奴婢配為夫婦，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官奴婢是罪人，其中許多是司馬氏政敵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許成家，可見朝廷對人口增殖的重視。
與限田制同時頒佈的有蔭佃客和蔭衣食客（與奴相似的僕役）制。蔭佃客制規定一品二品官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蔭衣食客制規定六品官以上得蔭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來，士族嚴格地區分出各級門第，大體上按高中下三級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與三品官所蔭佃客戶數懸殊，六品官以上與七品以下所蔭衣食客人數不同，這就是三級士族所享權利的差別。朝廷另給高級士族蔭親屬的特權，以換取他們在限田客制上的讓步。對中下級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這樣，原來被士族霸佔的戶口，在蔭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農民，從私屬變為編戶。
晉滅魏時，得戶九十四萬餘，人口五百三十七萬余（包括原來漢國的戶口），滅吳時，又得戶五十二萬餘，人口二百三十萬餘。三國合計，戶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餘，人口不過七百六十七萬餘。可是就在滅吳的一年，晉統計全國戶口，共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總戶口，戶增一百萬，人口增一倍以上。晉滅魏至滅吳，前後僅十六年，戶口的增加很快，顯然是國家統一，統治力加強的結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蔭佃客等措施，對增加戶口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大抵勞苦群眾為減輕賦稅與徭役，不免有些隱避，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時期，朝廷所得戶口數往往小於真實戶口數，所乙太康戶口應是比較可信的數字。
統一以後，不少塞外落後族要求內附，晉武帝為增加人口，允許他們居住塞內。《晉書》有下列內附諸部的記載：
晉武帝即位後，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內附。散居在平陽、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內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參離四千餘落內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種之一）等各率種落共十萬餘人內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一萬一千五百人內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萬人內附。
晉容納落後族居住塞內，遊牧生活逐漸改變為農業生活，這對兩方本來都是有益的。但由於晉官吏的殘虐，使內徙諸部落受侵怨恨，本來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 改定律令
兩漢律令極為煩雜，魏時已加改革，但還不夠簡括。司馬昭集羊祜、杜預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刪改魏律，去其苛穢，存其清約，訂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餘字。律與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又從令中劃分出條例章程，稱為故事，各歸本官府執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晉武帝令抄錄死罪條目，在亭、傳（旅舍）懸掛，使人民知所趨避。從漢律令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減輕些動輒得罪輕重無准的威脅。
上列六條都各有其部分的積極意義，也都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久經喪亂的廣大勞動群眾，這才有可能來恢復社會經濟，補救戰爭的創傷。《晉書•食貨志》說，太康年間，“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自東漢末大亂以來，這算是一個難得的光明時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勢力的代表仍是這個以晉武帝為首的司馬氏集團。
黑暗勢力也就是割據勢力，具體表現在兩個制度上。兩個制度實際只是一個士族制度，即門閥制度。它是西晉十六國大亂的禍根，也是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一種禍根。晉武帝時這個禍根完全成熟了。
一 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司馬氏要奪取曹氏政權，當然也必須從爭取士族入手。司馬懿當權，夏侯玄請減削中正官權力。司馬懿不敢得罪高級士族，謝絕夏侯玄的建議。自司馬懿至司馬昭，用優厚的待遇收買士族，形成司馬氏集團。依靠這個集團，殘酷地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到司馬昭時，擁曹士族已經全部消滅。晉武帝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容。例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發。晉武帝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幹的事，劉友侵剝百姓來欺騙朝士，應誅死以懲邪佞，山濤等可不問罪。晉武帝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一個高級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諫晉武帝行政不要太寬。晉武帝說，我對中等官以下，一點也不假借。胡威說，我說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這一類人。整肅法令必須從我等這一類人開端。高級士族的利益，在於壓迫中下級士族不得上升，晉武帝約束中等官以下，實際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約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來自高級士族的支持，對高級士族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整肅的法令。
高級士族政治上的權利，從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州郡縣設中正官，朝廷設吏部尚書。名義上中正官評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書執掌選用人才的權柄。事實上中正官只依據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依據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標準。這種選舉法稱為門選，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高級士族的經濟上權利，從蔭親屬制得到保障。所謂蔭親屬，就是高級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蔭庇下，免向國家納租稅服徭役，也就是被蔭者須向蔭者納租稅服徭役。所蔭親屬，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還有三世。高級官以外，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先賢的後代、士人的子孫（名門世家）也得按門閥高低蔭親屬。這些親屬各有田和佃客，而且親屬也未必真是親屬。蔭親屬制實際是法律承認高級士族按門閥高低、勢力大小，有權從國家總戶口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屬，從國家總賦稅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賦稅。高級士族以蔭親屬為名，成為擁有土地臣民部曲類似周朝的貴族領主。區別只在貴族領主得建立采邑或國家，公開割據；蔭親屬雖然可以作“百室合戶，千丁共籍（戶籍）”的大戶主，但還不能取得割據的正式名號。
數量不大的高級士族在魏代漢的時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權，在晉代魏的時候，又取得蔭親屬的特權。有了這兩個特權，高級士族的勢力愈益鞏固，各種矛盾也因此而愈趨尖銳化。
二 分封制度
晉武帝親自看到魏國禁錮諸王，帝室孤立，司馬懿父子結合士族，奪取曹氏政權的事實，因此，他違反秦漢以來虛封王侯的慣例，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為國王，希望這些諸王屏藩帝室，對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晉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為國王。起初國王留居京師，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國。王國中有五個大國，六個次國，其餘都是小國。大國有民戶二萬，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有民戶一萬，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有民戶五千或不滿五千，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王國內文武官員，國王得自己選用。這些國王各擁大批徒党，有機會就可以起兵作亂。
晉武帝既分封同姓，當然也得分封異姓士族。司馬昭所設五等爵號以外，仍保存漢魏以來鄉侯、亭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等名號。高級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號，並實封土地，立國多至五百余國，這些五等國雖有封地和官屬，郡公郡侯縣侯還有軍，但危害性比國王要小得多。這是因為異姓不象皇族那樣容易攘奪政權，又公侯國比小王國還小，更重要的是高級士族的真實勢力都固著在本地方，所謂郡望郡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縣有勢力的大族。他們分封到別郡別縣，便缺乏憑藉，無法建立新勢力，因之受封的異姓公侯，實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級士族還必須有適當的官職。不受封的和中下級士族也必須有官職。當時朝廷為安置士族，大量設官，都督增至十個。州陸續增設到二十個，郡縣增設更多，將軍多至二十餘，此外還有雜號將軍。這種文武官職，只能給予高級士族或某些中級士族，大多數中下級士族，無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職裏來。朝廷允許國王和五等爵各自選用官屬，就是安置中下級士族的一個方法。事實上這個方法遠不能滿足中下級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著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機會反對高級士族。
晉武帝大封國王，以為已經造成了一個皇族勢力。他又想造成一個代表士族的勢力，和皇族勢力互相制約，合力來擁戴帝室。士的嚴格含義是儒生。司馬昭死，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堅持行三年喪禮，下詔說“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意思是說，我家本來是傳禮的儒生人家，不能因為做了皇帝改變我的儒生本色。從來沒有一個國君或皇帝行過三年之喪，他一定要這樣做，無非是表示自己是純粹的士族。他曾和寵妾胡貴嬪（父胡奮，征南將軍）賭博，胡貴嬪不遜讓。他發怒說，你原來是個將種。胡貴嬪說，北伐公孫，西拒諸葛（指司馬懿），不是將種是什麼？他聽了很覺得慚愧。士族以積世文儒為貴，如果祖先曾做武將或其他雜業就不算純粹。大抵自東漢末士族制度形成以來，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門第世系上矜清濁。晉武帝自稱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還要爭取門第上的清望。司馬師娶東漢名儒蔡邕的外孫女羊氏為妻，司馬昭娶魏名儒王肅的長女王氏為妻，這都是司馬氏通過婚姻來提高門第的一種表現。司馬昭給晉武帝聘弘農郡華陰縣楊氏女（楊豔）為妻，也是含有同樣的意義。華陰楊氏（詳見《後漢書•楊震傳》），按門第來說，是無與倫比的純粹士族。
楊皇后生晉惠帝。晉惠帝一向是個白癡，當他做皇太子的時候，晉武帝屢次要廢他，別立皇太子。楊皇后和大臣們提出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古訓，阻止廢立。楊皇后將死，要求晉武帝不得立妾為妻，正式聘娶她的從妹楊氏（楊芷）為皇后。晉武帝以諸生家自命，願和華陰楊氏聯姻，只好一一聽從。楊芷做皇后後，她的父親楊駿超升為車騎將軍，楊氏聲勢壓倒一切。晉武帝有意造成楊氏勢力，希望它作為士族的代表，與皇族勢力合成輔佐帝室的兩翼。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楊氏力謀利用晉惠帝昏愚，恢復東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擅權的舊例，楊氏早被培養成了野心家。
晉武帝滿以為兩翼造成了，臨死時，詔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子）、楊駿同輔政。楊皇后楊駿別造詔書，令楊駿掌管全部政權。以楊氏攘奪政權為爆發點，接連爆發著無窮的禍亂。這種禍亂的根基，就是統治階級主要是高級士族的極度腐朽性。
2008年8月29日星期五
史學、文學、藝術
第十一節 史學、文學、藝術
一 史 學
司馬遷作通史體的《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此後，褚少孫、劉歆等多人補撰史事，積累了不少的西漢史材料。東漢初班彪作《史記後傳》，有紀傳共數十篇。班彪子班固，繼承遺業，專心精研，前後凡二十餘年，修成《漢書》紀、表、志、傳一百篇。《漢書》前半部多取《史記》，後半部多本《後傳》，班固用力處在於博采群書所長，加以精確的考核，首尾洽通，創立斷代的新體。《漢書》敍事詳備周密，在封建主義的正史體歷史書中，《史記》、《漢書》是最成熟的兩部巨著，後世用紀傳體編寫的正史，沒有一部能超過它們。孔子左丘明以後，司馬遷班固應是傑出的歷史學者。他們都能擺脫舊傳統，開創新體裁，在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周秦史書的基礎上，推動史學向前大進一步。
《漢書》的精華在十志。《史記》八書取法於儒經，十志又取法於八書。十志規模宏大，記事比八書豐富。《律曆志》合併《史記》的《律》和《曆》兩書，《禮樂志》合併《史記》的《禮》和《樂》兩書，《食貨志》補充《史記》的《平准書》，《郊祀志》補充《史記》的《封禪書》，《天文志》補充《史記》的《天官書》，《溝洫志》補充《史記》的《河渠書》，此外又增立《史記》所無的《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十志比八書詳備，顯然可見。後世正史多有志書，大體依據十志有所增減。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間馬端臨作《通考》，大大發展了志書體。歷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書得以保存，八書十志創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東漢末，荀悅依《春秋》和《左傳》的體裁，撰西漢一朝編年史——《漢紀》。這種體裁經北宋司馬光擴充，成為通史體的《資治通鑒》。
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的先例。此後歷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晉常琚作《華陽國志》），沿至明清，成書更多，構成史書中很大的一部分。
東漢和西漢一樣，在史學上都有重大的創造。
二 文 學
東漢文學比西漢發達。《後漢書》特立《文苑傳》，因為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成為文士的一種專業。東漢文學作品主要是辭賦與五言詩。辭賦是西漢辭賦的末流，五言詩是西漢五言詩的發展。到了東漢末年和曹魏時，一部分賦別開新境，五言詩則達到古詩的最高峰。
兩漢盛行楚辭和古賦。《漢書•藝文志》的《屈原賦》類，有賦三百六十一篇，加上東漢人所作，篇數當更多。東漢王逸選兩漢人所作（主要是西漢人，東漢僅王逸一人）與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書，並作敘和注釋，稱為《楚辭章句》。王逸所選漢人楚辭，除了確有楚人風格的《招隱士篇》，其餘都是模擬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創意。《遠遊篇》剽襲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王逸指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襲賈誼《吊屈原賦》，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賦》，足見選篇並不精審。不過，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績的。楚辭的音和義，在兩漢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經王逸採集後得以流傳，使後人讀屈宋文有所依據。古賦到東漢時作者甚多，大抵模擬西漢人體制，陳陳相因，可有可無。比較有些特色的是大賦，如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和《南都賦》等，取材廣博，按事類排比，在類書未出以前，這種大賦實際上起著類書的作用，因之文學價值雖不高，流傳卻很廣。
東漢末年，某些有創造性的作者厭棄陳腐已極的賦體，別創新體賦。這種新體賦以發抒情感，篇體較小，詞旨清顯，少用典故為特色。趙壹作《窮鳥賦》、《刺世疾邪賦》，一篇不過一二百字。稍後王粲作《登樓賦》，禰衡作《鸚鵡賦》，魏初曹植作《洛神賦》，情致深遠，文境更高。自從有了新體賦，東漢模擬因襲的作風漸漸消除了，賦又成為重要的文學。魏晉人所作賦，不論它的體制大小，一般說來，都是清新可喜，在漢賦外別開新境界。
賦體句法多用整句，影響到散體文，東漢時散體文漸變為駢體文。反過來又影響到賦的句法，整句漸變為儷句（對偶句）。班固《兩都賦》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等句，張衡《東京賦》有“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等句，都是有意識地造成對偶句，藉以增加詞句的彩色。此後逐次增飾，到南朝時，對偶既極工整，音節又複諧和，古賦漸變為俳賦。由於聲律的運用愈益熟習，到南朝末年，以庾信為代表，又變俳賦為律賦。所以東漢賦一般是西漢賦的末流，而某些新創卻是後來賦體的開始。
西漢民間流行的五言詩體還沒有被上層士人所採用。到了東漢，著名文士開始作五言詩。應亨《贈四王冠詩》，班固《詠史詩》，傅毅《孤竹篇》（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龍》說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見的詩篇。此後有張衡作《同聲歌》、趙壹作《疾邪詩》、秦嘉作《留郡贈婦詩》、酈炎作《見志詩》。這些詩篇大抵質木無文，惟《孤竹篇》《同聲歌》最為出色，情致與詞采都達到高境，再發展便成建安五言詩。
五言詩以外，還有張衡《四愁詩》，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七言詩也見於民間歌謠，不過文士用七言作詩，主要是受楚辭的影響。一句五言詩是兩句四言詩的省約，一句七言詩是兩句五言詩的省約。文句由繁趨簡，含義由簡趨繁，是詩的自然趨勢。兩漢至南北朝五言詩壓倒四言詩，唐以後七言詩超越五言詩，唐宋長短句（詞）衝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衝破詞的拘束，一個比一個得到較大的自由來描寫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這種主要文學的發展過程是和社會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大體上相適應的，而這種主要文學的首先創造者一定是處在社會下層的勞動群眾。這裏說到東漢五言詩開始由民間文學上升為上層文學，因而附帶說一說主要文學的一般發展規律。
民間五言詩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為建安諸子所作的高級文學，保持原來形態的部分則有託名蔡琰的《悲憤詩》和無名氏的《為焦仲卿妻作》兩篇大詩。蔡邕女蔡琰遭亂，沒入南匈奴，生二子。曹操贖蔡琰歸，嫁董祀為妻。《悲憤詩》敍述流離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筆力強勁。詩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兩漢文士從沒有人做過這樣的長篇，也沒有人表現過這樣的筆力，說蔡琰做這首詩是很可疑的。蔡邕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虜去，必在王允殺蔡邕以後。詩中說是被董卓驅虜入匈奴，顯然與事實不合。如果說，詩是建安文士所擬作，建安諸子與蔡琰同時，敍事不能如此謬誤。此詩的作者應在民間。因為蔡琰的遭遇，很自然地要引起人們的同情，民間作歌謠，口頭流傳，流傳愈廣，修補也愈多，最後定型為《悲憤詩》那種大篇。
無名氏《為焦仲卿妻作》（《孔雀東南飛》），全詩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是詩中罕見的長篇。這首詩敍述建安年間，廬江郡府小吏焦仲卿娶妻劉蘭芝，情愛極篤。焦仲卿母兇暴，劉蘭芝被逐歸母家。縣令郡太守先後遣媒人向劉蘭芝家為自己的兒子求婚，最後劉蘭芝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縊死。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法以後，門第的高下區分甚嚴，詩中說焦仲卿是“大家子”，縣令太守求劉蘭芝為子婦也不以為嫌，詩作于建安年間，似無可疑。詩的形成也和《悲憤詩》一樣，不是某一個姓名失傳的文士所作，而是由口頭流傳的民間歌謠逐漸修補積成大篇。
詩中深刻地描寫在封建禮教下年輕婦女所受到的各種壓迫、首先是婆母的壓迫。婆母是禮教的體現者，她的壓迫是一種基本的不可反抗的壓迫。從這裏焦仲卿夫婦之愛與母子之愛間，劉蘭芝與母家的父母兄弟間，都發生了矛盾。郡太守為子求婚，使得劉蘭芝又受到阿母和阿兄不同程度的壓迫。最後劉蘭芝逼得無路可走，只好放棄一切希望，走自殺的道路。焦仲卿也只好走同樣的道路。這個悲劇充分揭露了封建禮教的殘忍性與禮教害人的普遍性，也充分反映了劉蘭芝焦仲卿反抗（雖然是消極的反抗）禮教的堅決性與表現在道德上的莊嚴性。全詩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兩句作結束，表示對劉蘭芝焦仲卿和其他受壓迫者的無限同情。這種同情只能從勞動群眾那裏得來，誰敢設想禮法之士聖賢之徒會給予受壓迫者以同情呢！
《離騷》以後，這首詩應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二次出現的偉大詩篇。
西漢的文學和藝術，一般表現為寓巧於拙寓美于樸的作風。在經濟發展、統治階級肆意剝削縱情享樂的東漢時期，這種作風是不能滿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這就必須變革。但是，東漢又是保守勢力極強固的時期，變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礙。要實行變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漢靈帝終於代表變革派擔負起提倡的責任。漢靈帝在政治上是一個極昏暴的皇帝，在文學藝術上卻是一個有力的變革者。他招集辭賦家、小說家、書法家、繪畫家數十人，居鴻都門下，按才能高下受賞賜。保守派首領楊賜斥責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領蔡邕斥責他們是小才，是俳優。因為漢靈帝想利用變革派來對抗太學名士，所以不顧保守派的反對，待變革派以不次之位，讓他們做大官。這樣，文學與藝術在變革派的影響下，開始出現了新的氣象，也就是說，質勝於文的舊作風開始變為文質相稱的新作風。
這種新作風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兩漢至南北朝文學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建安文學。
曹操憑藉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逐次統一了黃河流域。東漢末年大喪亂以後，出現一個以鄴都為中心的文學樂園，對全國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強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學家，都能和文士們相處。曹操殘暴，對待文士卻能寬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曠蕩不拘禮法，例如王粲葬時，曹丕率眾文士送葬。曹丕對文士們說，仲宣（王粲字）愛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這可以想見曹丕和文士們日常相處的態度。曹植更不守禮法，飲酒無節，任性而行，是一個純粹的文士。三曹提倡於上，飽經災難心多哀思的文士們，忽得富裕的物質生活，安靜的創作環境，各人的才能都無阻礙地發揮出來。建安文士，數以百計，其中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幹、陳琳、應瑒（音羊yáng）各著文賦數十篇，聲名最高，稱為建安七子。這時候詩賦駢文都達到最高峰，特別是以曹植為首的五言詩達到最高峰的絕頂。《文心雕龍•明詩篇》評它的特徵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為氣（情意）、才（辭采）兼備，所以文質相稱，不同於漢詩的質勝於文，也不同于晉以後詩的文勝於質。
建安時文士們還有一種優良風氣值得表揚，那就是文學批評的提倡。原來文士們聚在一處，自以為各有所長，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論•論文篇》和《與吳質書》評論當時作者，從眾文士中選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長處和短處，極為愜當。想見曹丕在平時不僅善於和眾文士相處，而且也善於引導他們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論，理不勝詞，獨徐幹辭義典雅，著論成一家言。這是公平的評論。徐幹著《中論》二十篇，其中《核辯篇》最為精闢。《核辯篇》說“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嘩哉”。曹丕推崇徐幹，稱為彬彬君子，足以說明嚴正的議論在文士群中占上風。曹植詩文是眾文士的典範，但他並不因此而自滿。他給楊修的信裏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象曹植那樣的大文豪，還歡迎別人“譏彈其文”，“應時改定”，並且也為別人潤飾文章，毫不吝惜。這種健康爽朗的風氣，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鄙陋習氣完全相反，建安文學之所以美盛，提倡文學批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顏氏家訓•文章篇》說，“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音異yì）也”。建安的優良作風，保持在南朝，這也是南朝文學發達的一個原因。
代表建安文學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宣導者。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
曹操所作詩文，純是兩漢舊音，不過，因為他是撥亂世的英雄，所以表現在文學上，悲涼慷慨，氣魄雄豪。特別是四言樂府詩，立意剛勁，造語質直，《三百篇》以後，只有曹操一人號稱獨步。不是他氣力十分充沛，四言詩是不能做好的。說曹操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他的四言樂府詩應是一個重要的特徵。鍾嶸《詩品》列曹操為下品，是齊梁人陋見，並非公評。
曹植文才富豔，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滿懷憂憤，發為詩文，情采並茂。他的五言詩，不僅冠冕眾作者，而且為魏晉南北朝文士開出新門徑。
古代韻文在發展過程中，前後曾受過兩次大的外來影響，因而形成唐以前古體和自唐以後律體的兩大分野。第一次外來（對北方文學說來）影響是楚聲。第二次外來影響是梵聲。
《詩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與雅（《小雅》、《大雅》）兩種聲調，雅（正）聲即華夏聲，南聲即采自江漢流域的楚聲。屈原宋玉作楚辭，在文學上有很高的地位，為文士所模習。楚人劉邦建立漢朝，愛聽楚聲，楚聲盛行全國。漢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屬於楚聲系統。舊的雅聲衰息，雅聲化的楚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唐時楚漢舊聲衰息，雅聲化的梵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楚聲梵聲並不是本身不變而代替雅聲，相反，它們是作為一個新因素被雅聲吸收並消化，因而產生新的雅聲來代替舊的雅聲。雅聲吸收梵聲，開始于東漢末年的音韻學，然後運用入文學。最先運用的文學家就是曹植。
東漢時，印度聲明論（音韻學）隨佛教傳入漢地。胡僧學漢人語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漢字音。漢儒接受這個啟示，用兩個漢字當作字母拼漢字音，因此發現反切法，東漢末儒者孫炎、劉熙、韋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讀若法前進了一步。
反切法逐漸通行，聲與韻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專學，韻學應時出現了。最早的韻書是魏李登的《聲類》十卷，晉呂靜的《韻集》五卷。兩書分字聲為宮商角徵羽五類，還只能“始判清濁，才分宮羽”，為後來韻書作先驅。南朝人聲韻學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彥倫《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所謂四聲，即分字聲為平上去入四類。凡韻書都是以四聲或五聲為綱，以韻目為緯。隋陸法言等八人採集各家韻書和字書，斟酌古今南北的聲音，定聲為四，定韻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自從《切韻》書出，聲韻有了定準，後世諸韻書無不依據《切韻》，只是作些小的變革。不論方音如何繁雜，但在韻文或半韻文（四六文）上，全國文人的聲音完全一致。這對漢族語言（寫在詩文上的語言）的統一起著穩定的作用，意義是巨大的。
上述音韻學由粗疏到精密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文學上吸收並運用梵聲的發展過程。孫炎在音韻學方面開始作反切，相當於曹植在文學方面開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傳播教義，應用聲律以制贊唄，韻合弦管，令人樂聽。據釋慧皎《高僧傳•經師論》所說，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始依梵聲創作梵唄，為學者所宗。這種說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會，不過，曹植詩中也確有運用聲律的形跡。如“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贈白馬王彪詩》）；“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情詩》）等句，平仄調諧，儼然律句，不能概指為偶合。自然，這只是律詩最初的胚胎，距律詩的形成還很遙遠，但既有胚胎，便會繼續成長。陸機《文賦》主張“音聲迭代”。就是說，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聲字或仄聲字。吳亡後，陸機陸雲兄弟來洛陽。有一天，陸雲與荀隱在張華家會見。張華說，你們都是大名士，不要說平常話。陸雲拱手報姓名：“雲間陸士龍”。荀隱答，“日下荀鳴鶴”。兩句不僅對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見南北文士都在聲律方面用功夫。宋範曄《自序》說“性別宮商（四聲）識清濁（清音濁音）”；又說“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所謂根本，就是聲律的確實掌握。齊梁時，聲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約為代表，創四聲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說。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裏闡發聲律的秘奧時說，“欲使宮羽（平仄）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範曄至死不肯告人的調聲術，自沈約公佈八病後，大為文士所遵用，梁陳時，律詩律賦大體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詩律賦成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學。
所謂雅聲化的梵聲成為華夏正聲，實際意義就是有聲律的文學代替了無聲律的楚漢文學。
文學史上古體與律體是兩個大分野。自建安訖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轉變時期。這個轉變之所以成功，是由於聲律的研究和運用。聲律之所以被研究和運用，是由於受到梵聲的影響，也就是印度聲明論對中國文學的一個貢獻。
三 藝 術
漢族傳統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說，就是幻想性少，寫實性多；浮華性少，樸厚性多；纖巧性少，閎偉性多；靜止性少，飛動性多。這種文化特性東漢以前和以後，本質上無大變化。但東漢末年，經漢靈帝的提倡，文學和藝術在形式上開始發生了變革。這就是原來寓巧於拙，寓美于樸的作風，現在開始變為拙樸漸消，巧美漸增的作風。建安三國正是這個變革的成功時期。文學的成功已如上述，藝術的成功，下面舉出書法和繪畫兩個重要部門。
書 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與圖畫相接近。象形字描繪實物，指事字描繪虛象，會意字、形聲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體。所謂“書者如也”，就是說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狀（包括象聲）。隸書離圖畫較遠，楷書又較遠，但書法與畫法仍有相通處，因之書法在藝術上與繪畫有同樣的地位。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李斯以秦國通行的文字為主，創制小篆體。古文籀文以及戰國時六國異體文字一概被廢棄，小篆成為全國劃一的文字。小篆對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複的形體）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態），在文字形體的改革上，顯然有進步意義。不過，小篆仍屬於古籀系統，字體圓形，書寫不便。程邈擺脫小篆的拘束，創制隸書體，改圓形為方形，書寫起來比小篆便利得多。這在當時是一種最進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隱士）“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說），創制八分書。八分書篆體多於隸體，是一種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隸草，是隸書的變體，書寫比隸書更簡易。兩漢文字除漢元帝時，史遊作章草，東漢末，張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獨立，今草前後字相連），劉德升作行書（草書兼真書），字體有些改革，其餘沿用秦文字，並無新創。但有一點是特殊的，那就是兩漢尤其是東漢，不少文士以“工書”著名，有些竟以寫字為專業。經漢靈帝提倡後，書法在藝術上的地位更為顯著。
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畫工書，八分尤為精工。一七六年（漢靈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體寫《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五部經書，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太學講堂前。這是有名的熹平石經。從經學方面說，它校正了五經文字，從藝術方面說，石經文字是兩漢書法的總結。
繪 畫
兩漢承春秋戰國時期繪畫的傳統，以歷史故事為主題，在宮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畫。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記壁畫情形：最先是太古裸體怪形、質野無知的神話中人物。其次是黃帝堯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興亡。凡歷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的事蹟，國君的賢愚，政事的成敗，都用來“惡以誡世，善以示後”，對觀者進行政治、道德教育。主題以外，再用天地、萬物、神怪、異事作輔助，配合成丹青鮮明、形狀生動的大圖畫。魯靈光殿壁畫可以代表兩漢一般的壁畫，區別只在規模有大小，畫法有高低，用歷史故事誡世示後是一致的。
墳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畫。曾經發現的漢墓壁畫，畫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會、娛樂、遊行等事。據墓中壁畫考察當時統治階級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記載要具體些，所以它雖然只是片斷的材料，但可以補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國獨有的藝術品，加上生動的彩畫，更是精緻無比。戰國和兩漢漆器，近年來出土漸多，很可珍貴，在繪畫史上漆畫與壁畫應得到同樣的重視。
雕 刻
與寫字繪畫相輔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種重要的藝術。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寫頌文，刻石紀功，開立碑碣的風氣。東漢富貴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干塊，用以頌揚墓中人的功德。《蔡邕集》中碑文約有一半，其中胡廣、陳寔各三碑，甚至袁滿來死時才十五歲，胡根才七歲，蔡邕也為二人作碑文。《文心雕龍》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其浮濫可知，但刻石技術卻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於久遠，並由此發現摹拓術。班固學李斯書法，許慎學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學李斯，工篆書，似東漢時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是李斯的其他手跡，不過，東漢有紙，用紙拓碑字也是可能的）。王羲之用蔡邕石經和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的拓本學習書法，顧愷之工摹拓術，足見東晉時確有摹拓術並在改進中。又由此逐漸發現雕版印刷術。事實上石經拓本已經是五經刊本，只要變石刻為木刻，就成為雕版印刷術。
陝西興平縣有霍去病塚，塚前有石胡人石馬石牛等雕像。這種雕像形體雖較質樸，但與墓中霍去病的豐功偉業配合起來，卻顯得氣象壯健，意義深長。東漢富貴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縣高頤（二○九年死）墓前石獅，姿態生動，充分表現獅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塚前石馬，技術上是前進了一步。
東漢盛行刻字，同樣也盛行刻畫。現存東漢刻石壁畫，最著名的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和肥城縣的孝堂山祠。兩祠所畫故事與魯靈光殿大體相似。在技術上，武梁祠用陽刻，孝堂山祠用陰刻，雕刻法已經完備了。一九五四年山東沂南縣發現大批漢墓中石刻，所畫多是當時社會上層人的享樂生活。其中角牴戲一幅，有戲車上倒投，兩人走索上相逢，輕身人爬長木杆，戲豹舞羆，大雀走動等妙伎，證明張衡《西京賦》所寫並非虛構，而生動具體卻優於《西京賦》的文字描寫。漢墓中還有畫像磚，近年來發現漸多，如在成都、德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車馬飛騰，屋宇齊整，與石畫同是可珍的藝術品。
河南輝縣出土戰國時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種精緻的藝術品。此後逐漸發展，陶制器物愈益繁雜。漢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園、廬舍、倉庫、車馬、井灶、家畜、魚蟲、用具和奴隸、伎樂等模型，這些殉葬品，表現出當時富貴人的生活狀況，也表現出當時的社會關係。四川綿陽縣漢墓裏發現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幾個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誰是生產者，誰是剝削者。一具水田模型，實際是一幅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圖。
東漢書法繪畫和雕刻所以發達的原因，與當時統治階級中人好名成風，與生時奢侈死後厚葬的習俗是分不開的。各地方都有富貴人，他們生前死後，都要請文學家畫家書家和雕刻家給他們表揚功德與誇耀富貴，有技藝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勞的財物。技藝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門出專家，各地有名家。蔡邕作袁滿來胡根碑文，當然為取得潤筆。孫敬家貧，刻苦學寫字，後因善書而得富。可知東漢時藝術已成為文士的兼業或專業。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變革派和保守派的區別，漢靈帝獎勵變革派以後，寫字繪畫與文學一樣，發生重大的新變。
隸書比小篆八分有進步意義，但書寫仍不夠方便。建安時，鍾繇變隸書為楷書（又稱真書或正書），書寫比隸書更方便。鍾繇學曹喜的篆書，劉德升的行書，蔡邕的八分書，集東漢書法的精華，創楷書法。他所寫魏文帝《受禪碑》，尤為精絕。唐張懷瓘（音灌guàn）《書斷》稱“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因為他首創秦漢所未有的楷書。漢族文字從此定型，歷代沿用不再有較大的變革。楷書（包括其他輔助字體如行書草書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發展的新時代，又成為文化的障礙，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將愈益顯出它的障礙作用，但不容否認它曾是代替隸書的一種進步字體。沒有充分的準備、成熟的條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難的，因為它是適合漢語特點的字體，拼音文字也必須同樣適合漢語特點，才能取得通行的權利。當然，拼音文字要做到這一點，是完全可能的。
吳孫權時，畫家曹不興開始畫佛像，為南北朝以來宗教藝術開風氣之先。宗教故事豐富了繪畫的題材，西方畫法也給漢畫以補益，兩漢相傳的繪畫從此大改觀。宗教畫逐漸盛行，雕刻也隨著發達起來。它們為宗教服務，耗費社會財富比兩漢不知高出多少倍，但從藝術本身來說，卻是極大的進步。剔除它們的宗教毒素，採取它們在藝術上的成就，無疑是古代文化的一種珍貴遺產，有助於今天人民藝術的發展。曹不興是這種宗教藝術的創始者，在藝術史上應有顯著的地位。
東漢文學藝術都不曾脫離西漢的舊作風。東漢末年，社會遭受極大破壞，建安三國的文學藝術卻呈現出新氣象。主要原因在於東漢經學所加於人們思想上的束縛，隨著社會的破壞而減輕了，文學藝術也就有可能離開舊作風表現自己的創造力。佛教文化開始被吸收，成為新創造的一個重要來源，在藝術方面，佛教藝術特別顯出它的重要性。
簡短的結論
以漢光武帝為首，以南陽豪強為基幹的豪強集團，推翻王莽的新朝，擊敗農民起義軍，建立起豪強統治的東漢。南陽是一個商業中心城市，南陽豪強多兼營商業，因之東漢的統治，是地主式的剝削和商人式的剝削同時並行，這和西漢統治以重本抑末為名，地主式剝削比商人式剝削較佔優勢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處。
作為中央集權體現者的朝廷，在東漢前期，對豪強還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漢和帝時，朝廷向豪強讓步，廢除鹽鐵官賣制，放任私家經營鹽鐵業。豪強勢力更加強大了，轉過來實行對朝廷的控制。
在西漢，上層豪強與下層豪強一向進行著鬥爭。東漢前期，上層豪強以外戚為代表，獨享政治權利。鹽鐵私營以後，下層豪強的財力也大有增加。他們要求分享政權，找到宦官做他們的代表。這樣，外戚宦官兩個集團，為爭奪對朝廷的控制權而展開劇烈的鬥爭。這個鬥爭延續至東漢末年，以兩敗而告結束。
出身無市籍的中小地主階層、被征辟為官吏的士人，以大官僚為代表，形成一個官僚集團。這個集團通常依附外戚集團，缺乏獨立活動的力量。但在外戚宦官兩敗以後，它成為上層豪強的代表者。魏文帝定九品官人法，承認官僚集團的權利，也就是保證下層豪強不得侵犯上層豪強的權利，從此確立了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制度。
東漢農業已普遍使用牛耕，工商業也比西漢發達。一般說來，東漢生產力是提高了。統治階級憑藉這個經濟力量，對境外，用武力擴張疆土，並吸引許多境外族來歸附，強盛不亞於西漢；對境內，壓迫農民小工商以及少數族，榨取更多的財物來滿足淫侈生活，貪虐尤甚於西漢。
上下層豪強和大官僚（上層豪強的一部分）大都據有塢壁，奴役貧苦農民當徒附，強迫精壯徒附當部曲。這些塢主壁帥，實際是大小地方割據者。他們兼併農民，也兼併附近的塢壁，這就使得東漢後期，社會呈現非常不安的狀態。農民與地主，下層豪強與上層豪強，鬥爭愈來愈尖銳。自漢安帝時起，全國各地發生農民暴動，最後爆發了黃巾軍大起義。豪強間鬥爭，反映為外戚宦官的鬥爭，最後爆發了軍閥大混戰。
豪強武裝鎮壓了黃巾軍，同時也衝破了中央集權的外殼，瘋狂地進行大混戰。向來是經濟文化中心的黃河流域，遭受毀滅性的破壞，戶口驟減，十不存一。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壞，也是東漢二百年豪強統治應有的後果。
經過大混戰，最後形成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三個割據勢力成立魏漢吳三國。這對東漢末年大喪亂說來，是一個喘息時期。在這個時期裏，漢魏間戰爭，目的在爭取統一，與混戰的性質不同。三國內部，經濟都多少有些進展。黃河流域進展較速，優勢逐漸恢復，晉武帝時，全國又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完成了統一的事業。
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反映在統治階級的文化思想上也處處表現出顯著的對立。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屬於古文經學派的王充唯物論思想與屬於今文經學派的讖緯唯心論思想，以及文學藝術上的變革派與保守派，都各有社會力量錯綜曲折地支持它們對立起來。到了建安三國時期，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玄學思想壓倒了唯物論思想，文學藝術變革派也壓倒了保守派，大體上各種對立都得到解決。
解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文化發生了明顯的或不明顯的影響，因而動搖了各種對立間的均勢。
不斷地發展唯心論思想，以適應政治上需要，是統治階級對上層建築物的基本要求。今文經學到了東漢，在章句方面，在思想方面，都暴露出難以補救的弱點，統治者看來，它不再是一件適用的工具了。章句方面，讓位給專講訓詁名物、本身毫無思想性的古文經學，是保持儒經的最好方法。思想方面，讓位給宗尚老莊的玄學，老子與浮屠在東漢時已有當作同類的趨勢，玄學與佛教相繼而起，是壓抑唯物論思想的最好方法。玄學代替今文經學的淺薄唯心論，後來佛教又代替規模狹小的老莊玄學。唯心論思想一步深入一步地發展著，和魏晉南北朝統治階級一步深入一步地腐朽墮落是互相配合的。文學藝術變革派的得勢，也因為接受了佛教的影響。
東漢三國時期，佛教逐漸流傳，雖然還沒有取得重要地位，但必須重視這個新因素所發生的影響。
一 史 學
司馬遷作通史體的《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此後，褚少孫、劉歆等多人補撰史事，積累了不少的西漢史材料。東漢初班彪作《史記後傳》，有紀傳共數十篇。班彪子班固，繼承遺業，專心精研，前後凡二十餘年，修成《漢書》紀、表、志、傳一百篇。《漢書》前半部多取《史記》，後半部多本《後傳》，班固用力處在於博采群書所長，加以精確的考核，首尾洽通，創立斷代的新體。《漢書》敍事詳備周密，在封建主義的正史體歷史書中，《史記》、《漢書》是最成熟的兩部巨著，後世用紀傳體編寫的正史，沒有一部能超過它們。孔子左丘明以後，司馬遷班固應是傑出的歷史學者。他們都能擺脫舊傳統，開創新體裁，在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周秦史書的基礎上，推動史學向前大進一步。
《漢書》的精華在十志。《史記》八書取法於儒經，十志又取法於八書。十志規模宏大，記事比八書豐富。《律曆志》合併《史記》的《律》和《曆》兩書，《禮樂志》合併《史記》的《禮》和《樂》兩書，《食貨志》補充《史記》的《平准書》，《郊祀志》補充《史記》的《封禪書》，《天文志》補充《史記》的《天官書》，《溝洫志》補充《史記》的《河渠書》，此外又增立《史記》所無的《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十志比八書詳備，顯然可見。後世正史多有志書，大體依據十志有所增減。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間馬端臨作《通考》，大大發展了志書體。歷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借志書得以保存，八書十志創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東漢末，荀悅依《春秋》和《左傳》的體裁，撰西漢一朝編年史——《漢紀》。這種體裁經北宋司馬光擴充，成為通史體的《資治通鑒》。
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的先例。此後歷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晉常琚作《華陽國志》），沿至明清，成書更多，構成史書中很大的一部分。
東漢和西漢一樣，在史學上都有重大的創造。
二 文 學
東漢文學比西漢發達。《後漢書》特立《文苑傳》，因為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成為文士的一種專業。東漢文學作品主要是辭賦與五言詩。辭賦是西漢辭賦的末流，五言詩是西漢五言詩的發展。到了東漢末年和曹魏時，一部分賦別開新境，五言詩則達到古詩的最高峰。
兩漢盛行楚辭和古賦。《漢書•藝文志》的《屈原賦》類，有賦三百六十一篇，加上東漢人所作，篇數當更多。東漢王逸選兩漢人所作（主要是西漢人，東漢僅王逸一人）與屈原宋玉所作合成一書，並作敘和注釋，稱為《楚辭章句》。王逸所選漢人楚辭，除了確有楚人風格的《招隱士篇》，其餘都是模擬之作，但求形似，殊少創意。《遠遊篇》剽襲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王逸指為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襲賈誼《吊屈原賦》，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賦》，足見選篇並不精審。不過，王逸作章句是有功績的。楚辭的音和義，在兩漢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經王逸採集後得以流傳，使後人讀屈宋文有所依據。古賦到東漢時作者甚多，大抵模擬西漢人體制，陳陳相因，可有可無。比較有些特色的是大賦，如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和《南都賦》等，取材廣博，按事類排比，在類書未出以前，這種大賦實際上起著類書的作用，因之文學價值雖不高，流傳卻很廣。
東漢末年，某些有創造性的作者厭棄陳腐已極的賦體，別創新體賦。這種新體賦以發抒情感，篇體較小，詞旨清顯，少用典故為特色。趙壹作《窮鳥賦》、《刺世疾邪賦》，一篇不過一二百字。稍後王粲作《登樓賦》，禰衡作《鸚鵡賦》，魏初曹植作《洛神賦》，情致深遠，文境更高。自從有了新體賦，東漢模擬因襲的作風漸漸消除了，賦又成為重要的文學。魏晉人所作賦，不論它的體制大小，一般說來，都是清新可喜，在漢賦外別開新境界。
賦體句法多用整句，影響到散體文，東漢時散體文漸變為駢體文。反過來又影響到賦的句法，整句漸變為儷句（對偶句）。班固《兩都賦》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等句，張衡《東京賦》有“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等句，都是有意識地造成對偶句，藉以增加詞句的彩色。此後逐次增飾，到南朝時，對偶既極工整，音節又複諧和，古賦漸變為俳賦。由於聲律的運用愈益熟習，到南朝末年，以庾信為代表，又變俳賦為律賦。所以東漢賦一般是西漢賦的末流，而某些新創卻是後來賦體的開始。
西漢民間流行的五言詩體還沒有被上層士人所採用。到了東漢，著名文士開始作五言詩。應亨《贈四王冠詩》，班固《詠史詩》，傅毅《孤竹篇》（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龍》說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見的詩篇。此後有張衡作《同聲歌》、趙壹作《疾邪詩》、秦嘉作《留郡贈婦詩》、酈炎作《見志詩》。這些詩篇大抵質木無文，惟《孤竹篇》《同聲歌》最為出色，情致與詞采都達到高境，再發展便成建安五言詩。
五言詩以外，還有張衡《四愁詩》，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七言詩也見於民間歌謠，不過文士用七言作詩，主要是受楚辭的影響。一句五言詩是兩句四言詩的省約，一句七言詩是兩句五言詩的省約。文句由繁趨簡，含義由簡趨繁，是詩的自然趨勢。兩漢至南北朝五言詩壓倒四言詩，唐以後七言詩超越五言詩，唐宋長短句（詞）衝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衝破詞的拘束，一個比一個得到較大的自由來描寫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這種主要文學的發展過程是和社會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大體上相適應的，而這種主要文學的首先創造者一定是處在社會下層的勞動群眾。這裏說到東漢五言詩開始由民間文學上升為上層文學，因而附帶說一說主要文學的一般發展規律。
民間五言詩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為建安諸子所作的高級文學，保持原來形態的部分則有託名蔡琰的《悲憤詩》和無名氏的《為焦仲卿妻作》兩篇大詩。蔡邕女蔡琰遭亂，沒入南匈奴，生二子。曹操贖蔡琰歸，嫁董祀為妻。《悲憤詩》敍述流離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筆力強勁。詩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兩漢文士從沒有人做過這樣的長篇，也沒有人表現過這樣的筆力，說蔡琰做這首詩是很可疑的。蔡邕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虜去，必在王允殺蔡邕以後。詩中說是被董卓驅虜入匈奴，顯然與事實不合。如果說，詩是建安文士所擬作，建安諸子與蔡琰同時，敍事不能如此謬誤。此詩的作者應在民間。因為蔡琰的遭遇，很自然地要引起人們的同情，民間作歌謠，口頭流傳，流傳愈廣，修補也愈多，最後定型為《悲憤詩》那種大篇。
無名氏《為焦仲卿妻作》（《孔雀東南飛》），全詩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是詩中罕見的長篇。這首詩敍述建安年間，廬江郡府小吏焦仲卿娶妻劉蘭芝，情愛極篤。焦仲卿母兇暴，劉蘭芝被逐歸母家。縣令郡太守先後遣媒人向劉蘭芝家為自己的兒子求婚，最後劉蘭芝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縊死。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法以後，門第的高下區分甚嚴，詩中說焦仲卿是“大家子”，縣令太守求劉蘭芝為子婦也不以為嫌，詩作于建安年間，似無可疑。詩的形成也和《悲憤詩》一樣，不是某一個姓名失傳的文士所作，而是由口頭流傳的民間歌謠逐漸修補積成大篇。
詩中深刻地描寫在封建禮教下年輕婦女所受到的各種壓迫、首先是婆母的壓迫。婆母是禮教的體現者，她的壓迫是一種基本的不可反抗的壓迫。從這裏焦仲卿夫婦之愛與母子之愛間，劉蘭芝與母家的父母兄弟間，都發生了矛盾。郡太守為子求婚，使得劉蘭芝又受到阿母和阿兄不同程度的壓迫。最後劉蘭芝逼得無路可走，只好放棄一切希望，走自殺的道路。焦仲卿也只好走同樣的道路。這個悲劇充分揭露了封建禮教的殘忍性與禮教害人的普遍性，也充分反映了劉蘭芝焦仲卿反抗（雖然是消極的反抗）禮教的堅決性與表現在道德上的莊嚴性。全詩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兩句作結束，表示對劉蘭芝焦仲卿和其他受壓迫者的無限同情。這種同情只能從勞動群眾那裏得來，誰敢設想禮法之士聖賢之徒會給予受壓迫者以同情呢！
《離騷》以後，這首詩應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二次出現的偉大詩篇。
西漢的文學和藝術，一般表現為寓巧於拙寓美于樸的作風。在經濟發展、統治階級肆意剝削縱情享樂的東漢時期，這種作風是不能滿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這就必須變革。但是，東漢又是保守勢力極強固的時期，變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礙。要實行變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漢靈帝終於代表變革派擔負起提倡的責任。漢靈帝在政治上是一個極昏暴的皇帝，在文學藝術上卻是一個有力的變革者。他招集辭賦家、小說家、書法家、繪畫家數十人，居鴻都門下，按才能高下受賞賜。保守派首領楊賜斥責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領蔡邕斥責他們是小才，是俳優。因為漢靈帝想利用變革派來對抗太學名士，所以不顧保守派的反對，待變革派以不次之位，讓他們做大官。這樣，文學與藝術在變革派的影響下，開始出現了新的氣象，也就是說，質勝於文的舊作風開始變為文質相稱的新作風。
這種新作風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兩漢至南北朝文學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建安文學。
曹操憑藉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逐次統一了黃河流域。東漢末年大喪亂以後，出現一個以鄴都為中心的文學樂園，對全國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強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學家，都能和文士們相處。曹操殘暴，對待文士卻能寬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曠蕩不拘禮法，例如王粲葬時，曹丕率眾文士送葬。曹丕對文士們說，仲宣（王粲字）愛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這可以想見曹丕和文士們日常相處的態度。曹植更不守禮法，飲酒無節，任性而行，是一個純粹的文士。三曹提倡於上，飽經災難心多哀思的文士們，忽得富裕的物質生活，安靜的創作環境，各人的才能都無阻礙地發揮出來。建安文士，數以百計，其中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幹、陳琳、應瑒（音羊yáng）各著文賦數十篇，聲名最高，稱為建安七子。這時候詩賦駢文都達到最高峰，特別是以曹植為首的五言詩達到最高峰的絕頂。《文心雕龍•明詩篇》評它的特徵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為氣（情意）、才（辭采）兼備，所以文質相稱，不同於漢詩的質勝於文，也不同于晉以後詩的文勝於質。
建安時文士們還有一種優良風氣值得表揚，那就是文學批評的提倡。原來文士們聚在一處，自以為各有所長，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論•論文篇》和《與吳質書》評論當時作者，從眾文士中選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長處和短處，極為愜當。想見曹丕在平時不僅善於和眾文士相處，而且也善於引導他們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論，理不勝詞，獨徐幹辭義典雅，著論成一家言。這是公平的評論。徐幹著《中論》二十篇，其中《核辯篇》最為精闢。《核辯篇》說“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嘩哉”。曹丕推崇徐幹，稱為彬彬君子，足以說明嚴正的議論在文士群中占上風。曹植詩文是眾文士的典範，但他並不因此而自滿。他給楊修的信裏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象曹植那樣的大文豪，還歡迎別人“譏彈其文”，“應時改定”，並且也為別人潤飾文章，毫不吝惜。這種健康爽朗的風氣，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鄙陋習氣完全相反，建安文學之所以美盛，提倡文學批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顏氏家訓•文章篇》說，“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音異yì）也”。建安的優良作風，保持在南朝，這也是南朝文學發達的一個原因。
代表建安文學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宣導者。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
曹操所作詩文，純是兩漢舊音，不過，因為他是撥亂世的英雄，所以表現在文學上，悲涼慷慨，氣魄雄豪。特別是四言樂府詩，立意剛勁，造語質直，《三百篇》以後，只有曹操一人號稱獨步。不是他氣力十分充沛，四言詩是不能做好的。說曹操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他的四言樂府詩應是一個重要的特徵。鍾嶸《詩品》列曹操為下品，是齊梁人陋見，並非公評。
曹植文才富豔，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滿懷憂憤，發為詩文，情采並茂。他的五言詩，不僅冠冕眾作者，而且為魏晉南北朝文士開出新門徑。
古代韻文在發展過程中，前後曾受過兩次大的外來影響，因而形成唐以前古體和自唐以後律體的兩大分野。第一次外來（對北方文學說來）影響是楚聲。第二次外來影響是梵聲。
《詩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與雅（《小雅》、《大雅》）兩種聲調，雅（正）聲即華夏聲，南聲即采自江漢流域的楚聲。屈原宋玉作楚辭，在文學上有很高的地位，為文士所模習。楚人劉邦建立漢朝，愛聽楚聲，楚聲盛行全國。漢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屬於楚聲系統。舊的雅聲衰息，雅聲化的楚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唐時楚漢舊聲衰息，雅聲化的梵聲也就成為華夏正聲。楚聲梵聲並不是本身不變而代替雅聲，相反，它們是作為一個新因素被雅聲吸收並消化，因而產生新的雅聲來代替舊的雅聲。雅聲吸收梵聲，開始于東漢末年的音韻學，然後運用入文學。最先運用的文學家就是曹植。
東漢時，印度聲明論（音韻學）隨佛教傳入漢地。胡僧學漢人語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漢字音。漢儒接受這個啟示，用兩個漢字當作字母拼漢字音，因此發現反切法，東漢末儒者孫炎、劉熙、韋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讀若法前進了一步。
反切法逐漸通行，聲與韻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專學，韻學應時出現了。最早的韻書是魏李登的《聲類》十卷，晉呂靜的《韻集》五卷。兩書分字聲為宮商角徵羽五類，還只能“始判清濁，才分宮羽”，為後來韻書作先驅。南朝人聲韻學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彥倫《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所謂四聲，即分字聲為平上去入四類。凡韻書都是以四聲或五聲為綱，以韻目為緯。隋陸法言等八人採集各家韻書和字書，斟酌古今南北的聲音，定聲為四，定韻為二百零六，有字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自從《切韻》書出，聲韻有了定準，後世諸韻書無不依據《切韻》，只是作些小的變革。不論方音如何繁雜，但在韻文或半韻文（四六文）上，全國文人的聲音完全一致。這對漢族語言（寫在詩文上的語言）的統一起著穩定的作用，意義是巨大的。
上述音韻學由粗疏到精密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文學上吸收並運用梵聲的發展過程。孫炎在音韻學方面開始作反切，相當於曹植在文學方面開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傳播教義，應用聲律以制贊唄，韻合弦管，令人樂聽。據釋慧皎《高僧傳•經師論》所說，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始依梵聲創作梵唄，為學者所宗。這種說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會，不過，曹植詩中也確有運用聲律的形跡。如“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贈白馬王彪詩》）；“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情詩》）等句，平仄調諧，儼然律句，不能概指為偶合。自然，這只是律詩最初的胚胎，距律詩的形成還很遙遠，但既有胚胎，便會繼續成長。陸機《文賦》主張“音聲迭代”。就是說，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聲字或仄聲字。吳亡後，陸機陸雲兄弟來洛陽。有一天，陸雲與荀隱在張華家會見。張華說，你們都是大名士，不要說平常話。陸雲拱手報姓名：“雲間陸士龍”。荀隱答，“日下荀鳴鶴”。兩句不僅對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見南北文士都在聲律方面用功夫。宋範曄《自序》說“性別宮商（四聲）識清濁（清音濁音）”；又說“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所謂根本，就是聲律的確實掌握。齊梁時，聲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約為代表，創四聲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說。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裏闡發聲律的秘奧時說，“欲使宮羽（平仄）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範曄至死不肯告人的調聲術，自沈約公佈八病後，大為文士所遵用，梁陳時，律詩律賦大體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詩律賦成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學。
所謂雅聲化的梵聲成為華夏正聲，實際意義就是有聲律的文學代替了無聲律的楚漢文學。
文學史上古體與律體是兩個大分野。自建安訖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轉變時期。這個轉變之所以成功，是由於聲律的研究和運用。聲律之所以被研究和運用，是由於受到梵聲的影響，也就是印度聲明論對中國文學的一個貢獻。
三 藝 術
漢族傳統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說，就是幻想性少，寫實性多；浮華性少，樸厚性多；纖巧性少，閎偉性多；靜止性少，飛動性多。這種文化特性東漢以前和以後，本質上無大變化。但東漢末年，經漢靈帝的提倡，文學和藝術在形式上開始發生了變革。這就是原來寓巧於拙，寓美于樸的作風，現在開始變為拙樸漸消，巧美漸增的作風。建安三國正是這個變革的成功時期。文學的成功已如上述，藝術的成功，下面舉出書法和繪畫兩個重要部門。
書 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與圖畫相接近。象形字描繪實物，指事字描繪虛象，會意字、形聲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體。所謂“書者如也”，就是說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狀（包括象聲）。隸書離圖畫較遠，楷書又較遠，但書法與畫法仍有相通處，因之書法在藝術上與繪畫有同樣的地位。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李斯以秦國通行的文字為主，創制小篆體。古文籀文以及戰國時六國異體文字一概被廢棄，小篆成為全國劃一的文字。小篆對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複的形體）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態），在文字形體的改革上，顯然有進步意義。不過，小篆仍屬於古籀系統，字體圓形，書寫不便。程邈擺脫小篆的拘束，創制隸書體，改圓形為方形，書寫起來比小篆便利得多。這在當時是一種最進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隱士）“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說），創制八分書。八分書篆體多於隸體，是一種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隸草，是隸書的變體，書寫比隸書更簡易。兩漢文字除漢元帝時，史遊作章草，東漢末，張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獨立，今草前後字相連），劉德升作行書（草書兼真書），字體有些改革，其餘沿用秦文字，並無新創。但有一點是特殊的，那就是兩漢尤其是東漢，不少文士以“工書”著名，有些竟以寫字為專業。經漢靈帝提倡後，書法在藝術上的地位更為顯著。
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畫工書，八分尤為精工。一七六年（漢靈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體寫《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五部經書，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太學講堂前。這是有名的熹平石經。從經學方面說，它校正了五經文字，從藝術方面說，石經文字是兩漢書法的總結。
繪 畫
兩漢承春秋戰國時期繪畫的傳統，以歷史故事為主題，在宮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畫。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記壁畫情形：最先是太古裸體怪形、質野無知的神話中人物。其次是黃帝堯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興亡。凡歷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的事蹟，國君的賢愚，政事的成敗，都用來“惡以誡世，善以示後”，對觀者進行政治、道德教育。主題以外，再用天地、萬物、神怪、異事作輔助，配合成丹青鮮明、形狀生動的大圖畫。魯靈光殿壁畫可以代表兩漢一般的壁畫，區別只在規模有大小，畫法有高低，用歷史故事誡世示後是一致的。
墳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畫。曾經發現的漢墓壁畫，畫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會、娛樂、遊行等事。據墓中壁畫考察當時統治階級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記載要具體些，所以它雖然只是片斷的材料，但可以補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國獨有的藝術品，加上生動的彩畫，更是精緻無比。戰國和兩漢漆器，近年來出土漸多，很可珍貴，在繪畫史上漆畫與壁畫應得到同樣的重視。
雕 刻
與寫字繪畫相輔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種重要的藝術。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寫頌文，刻石紀功，開立碑碣的風氣。東漢富貴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干塊，用以頌揚墓中人的功德。《蔡邕集》中碑文約有一半，其中胡廣、陳寔各三碑，甚至袁滿來死時才十五歲，胡根才七歲，蔡邕也為二人作碑文。《文心雕龍》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其浮濫可知，但刻石技術卻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於久遠，並由此發現摹拓術。班固學李斯書法，許慎學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學李斯，工篆書，似東漢時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是李斯的其他手跡，不過，東漢有紙，用紙拓碑字也是可能的）。王羲之用蔡邕石經和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的拓本學習書法，顧愷之工摹拓術，足見東晉時確有摹拓術並在改進中。又由此逐漸發現雕版印刷術。事實上石經拓本已經是五經刊本，只要變石刻為木刻，就成為雕版印刷術。
陝西興平縣有霍去病塚，塚前有石胡人石馬石牛等雕像。這種雕像形體雖較質樸，但與墓中霍去病的豐功偉業配合起來，卻顯得氣象壯健，意義深長。東漢富貴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縣高頤（二○九年死）墓前石獅，姿態生動，充分表現獅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塚前石馬，技術上是前進了一步。
東漢盛行刻字，同樣也盛行刻畫。現存東漢刻石壁畫，最著名的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和肥城縣的孝堂山祠。兩祠所畫故事與魯靈光殿大體相似。在技術上，武梁祠用陽刻，孝堂山祠用陰刻，雕刻法已經完備了。一九五四年山東沂南縣發現大批漢墓中石刻，所畫多是當時社會上層人的享樂生活。其中角牴戲一幅，有戲車上倒投，兩人走索上相逢，輕身人爬長木杆，戲豹舞羆，大雀走動等妙伎，證明張衡《西京賦》所寫並非虛構，而生動具體卻優於《西京賦》的文字描寫。漢墓中還有畫像磚，近年來發現漸多，如在成都、德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車馬飛騰，屋宇齊整，與石畫同是可珍的藝術品。
河南輝縣出土戰國時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種精緻的藝術品。此後逐漸發展，陶制器物愈益繁雜。漢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園、廬舍、倉庫、車馬、井灶、家畜、魚蟲、用具和奴隸、伎樂等模型，這些殉葬品，表現出當時富貴人的生活狀況，也表現出當時的社會關係。四川綿陽縣漢墓裏發現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幾個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誰是生產者，誰是剝削者。一具水田模型，實際是一幅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圖。
東漢書法繪畫和雕刻所以發達的原因，與當時統治階級中人好名成風，與生時奢侈死後厚葬的習俗是分不開的。各地方都有富貴人，他們生前死後，都要請文學家畫家書家和雕刻家給他們表揚功德與誇耀富貴，有技藝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勞的財物。技藝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門出專家，各地有名家。蔡邕作袁滿來胡根碑文，當然為取得潤筆。孫敬家貧，刻苦學寫字，後因善書而得富。可知東漢時藝術已成為文士的兼業或專業。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變革派和保守派的區別，漢靈帝獎勵變革派以後，寫字繪畫與文學一樣，發生重大的新變。
隸書比小篆八分有進步意義，但書寫仍不夠方便。建安時，鍾繇變隸書為楷書（又稱真書或正書），書寫比隸書更方便。鍾繇學曹喜的篆書，劉德升的行書，蔡邕的八分書，集東漢書法的精華，創楷書法。他所寫魏文帝《受禪碑》，尤為精絕。唐張懷瓘（音灌guàn）《書斷》稱“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因為他首創秦漢所未有的楷書。漢族文字從此定型，歷代沿用不再有較大的變革。楷書（包括其他輔助字體如行書草書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發展的新時代，又成為文化的障礙，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將愈益顯出它的障礙作用，但不容否認它曾是代替隸書的一種進步字體。沒有充分的準備、成熟的條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難的，因為它是適合漢語特點的字體，拼音文字也必須同樣適合漢語特點，才能取得通行的權利。當然，拼音文字要做到這一點，是完全可能的。
吳孫權時，畫家曹不興開始畫佛像，為南北朝以來宗教藝術開風氣之先。宗教故事豐富了繪畫的題材，西方畫法也給漢畫以補益，兩漢相傳的繪畫從此大改觀。宗教畫逐漸盛行，雕刻也隨著發達起來。它們為宗教服務，耗費社會財富比兩漢不知高出多少倍，但從藝術本身來說，卻是極大的進步。剔除它們的宗教毒素，採取它們在藝術上的成就，無疑是古代文化的一種珍貴遺產，有助於今天人民藝術的發展。曹不興是這種宗教藝術的創始者，在藝術史上應有顯著的地位。
東漢文學藝術都不曾脫離西漢的舊作風。東漢末年，社會遭受極大破壞，建安三國的文學藝術卻呈現出新氣象。主要原因在於東漢經學所加於人們思想上的束縛，隨著社會的破壞而減輕了，文學藝術也就有可能離開舊作風表現自己的創造力。佛教文化開始被吸收，成為新創造的一個重要來源，在藝術方面，佛教藝術特別顯出它的重要性。
簡短的結論
以漢光武帝為首，以南陽豪強為基幹的豪強集團，推翻王莽的新朝，擊敗農民起義軍，建立起豪強統治的東漢。南陽是一個商業中心城市，南陽豪強多兼營商業，因之東漢的統治，是地主式的剝削和商人式的剝削同時並行，這和西漢統治以重本抑末為名，地主式剝削比商人式剝削較佔優勢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處。
作為中央集權體現者的朝廷，在東漢前期，對豪強還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漢和帝時，朝廷向豪強讓步，廢除鹽鐵官賣制，放任私家經營鹽鐵業。豪強勢力更加強大了，轉過來實行對朝廷的控制。
在西漢，上層豪強與下層豪強一向進行著鬥爭。東漢前期，上層豪強以外戚為代表，獨享政治權利。鹽鐵私營以後，下層豪強的財力也大有增加。他們要求分享政權，找到宦官做他們的代表。這樣，外戚宦官兩個集團，為爭奪對朝廷的控制權而展開劇烈的鬥爭。這個鬥爭延續至東漢末年，以兩敗而告結束。
出身無市籍的中小地主階層、被征辟為官吏的士人，以大官僚為代表，形成一個官僚集團。這個集團通常依附外戚集團，缺乏獨立活動的力量。但在外戚宦官兩敗以後，它成為上層豪強的代表者。魏文帝定九品官人法，承認官僚集團的權利，也就是保證下層豪強不得侵犯上層豪強的權利，從此確立了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制度。
東漢農業已普遍使用牛耕，工商業也比西漢發達。一般說來，東漢生產力是提高了。統治階級憑藉這個經濟力量，對境外，用武力擴張疆土，並吸引許多境外族來歸附，強盛不亞於西漢；對境內，壓迫農民小工商以及少數族，榨取更多的財物來滿足淫侈生活，貪虐尤甚於西漢。
上下層豪強和大官僚（上層豪強的一部分）大都據有塢壁，奴役貧苦農民當徒附，強迫精壯徒附當部曲。這些塢主壁帥，實際是大小地方割據者。他們兼併農民，也兼併附近的塢壁，這就使得東漢後期，社會呈現非常不安的狀態。農民與地主，下層豪強與上層豪強，鬥爭愈來愈尖銳。自漢安帝時起，全國各地發生農民暴動，最後爆發了黃巾軍大起義。豪強間鬥爭，反映為外戚宦官的鬥爭，最後爆發了軍閥大混戰。
豪強武裝鎮壓了黃巾軍，同時也衝破了中央集權的外殼，瘋狂地進行大混戰。向來是經濟文化中心的黃河流域，遭受毀滅性的破壞，戶口驟減，十不存一。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壞，也是東漢二百年豪強統治應有的後果。
經過大混戰，最後形成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三個割據勢力成立魏漢吳三國。這對東漢末年大喪亂說來，是一個喘息時期。在這個時期裏，漢魏間戰爭，目的在爭取統一，與混戰的性質不同。三國內部，經濟都多少有些進展。黃河流域進展較速，優勢逐漸恢復，晉武帝時，全國又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完成了統一的事業。
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反映在統治階級的文化思想上也處處表現出顯著的對立。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屬於古文經學派的王充唯物論思想與屬於今文經學派的讖緯唯心論思想，以及文學藝術上的變革派與保守派，都各有社會力量錯綜曲折地支持它們對立起來。到了建安三國時期，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玄學思想壓倒了唯物論思想，文學藝術變革派也壓倒了保守派，大體上各種對立都得到解決。
解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文化發生了明顯的或不明顯的影響，因而動搖了各種對立間的均勢。
不斷地發展唯心論思想，以適應政治上需要，是統治階級對上層建築物的基本要求。今文經學到了東漢，在章句方面，在思想方面，都暴露出難以補救的弱點，統治者看來，它不再是一件適用的工具了。章句方面，讓位給專講訓詁名物、本身毫無思想性的古文經學，是保持儒經的最好方法。思想方面，讓位給宗尚老莊的玄學，老子與浮屠在東漢時已有當作同類的趨勢，玄學與佛教相繼而起，是壓抑唯物論思想的最好方法。玄學代替今文經學的淺薄唯心論，後來佛教又代替規模狹小的老莊玄學。唯心論思想一步深入一步地發展著，和魏晉南北朝統治階級一步深入一步地腐朽墮落是互相配合的。文學藝術變革派的得勢，也因為接受了佛教的影響。
東漢三國時期，佛教逐漸流傳，雖然還沒有取得重要地位，但必須重視這個新因素所發生的影響。
2008年8月28日星期四
經學、哲學、科學、宗教
第十節 經學、哲學、科學、宗教
一 經 學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公羊》學以後，所有今文經學都陰陽五行化了。它們都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煩瑣；一個是迷信。
煩瑣——今文經學家解說經文，支離蔓衍，一經的經說多或百余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所謂“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講經）小儒，破碎大道”，就是當時某些儒生對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的評論。這種章句不僅為某些儒生所厭惡，甚至某些最高的統治者也感到太繁難，需要刪節。王莽曾令博士刪五經章句，每經都是二十萬字。一個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燭下。博士以浮辭煩多算作學問，要省簡他們的浮辭好似要他們的性命，王莽大概因阻力太大，只好對博士讓步。漢光武帝令儒臣議減省五經章句，沒有議出結果來。他為皇太子選經師，鐘興被選教嚴氏《公羊春秋》，桓榮被選教歐陽氏《尚書》。鐘興刪去重複的章句，桓榮刪舊章句四十萬字為二十三萬字，兩人都獲得漢光武帝的重賞。從此有些儒生敢於刪節章句，如桓郁刪桓榮二十三萬字為十二萬字，伏恭刪《齊詩》章句為二十萬字，張霸刪嚴氏《公羊春秋》章句為二十萬字，張奐刪牟氏《尚書》章句四十五萬餘字為九萬字。在標榜“篤守師法”的經師群裏，這些刪節了的新章句，並不影響刪節以前的舊章句繼續傳授，更不影響其他經書的章句。歸根說來，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為它和仕途結合在一起，只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後，它才自然地逐漸歸於消滅。
迷信——孔子不談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學裏不占重要地位。自從董仲舒用陰陽五行學附會經義，今文經學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不過，章句受經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萬字，要快意地談鬼神怪異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師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說，到底也不很便利。於是今文經師們另造一個談神怪立新說的孔子，集合一切古來相傳的和自造的經說和妖妄言辭，都說是孔子所寫的書。這些書稱為緯書或秘經或讖緯。東漢時期稱讖緯之學為內學，政治上地位比經書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裏載求雨止雨法，登壇禱告，極象一個巫師或道士。他是推論災異的大師，有一年，漢高帝廟遭火災，董仲舒推論火災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給漢武帝。漢武帝召集群儒察看。董仲舒的大弟子呂步舒不知是本師所作，說是大愚妄，董仲舒幾乎被殺，嚇得他後來不敢再談災異。皇帝需要有利於統治的妖妄言辭，但禁止議論朝政。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辭來提高自己所講那一經的地位，但必須避免大愚妄的危險。最妥當的方法自然是託名孔子，董仲舒以後的經師都採用了這個方法。
讖是謎語式的預言，源出巫師和方士。董仲舒用陰陽五行推論災異，預知吉凶，雖然還不算是讖而已為儒生造讖開了先路。巫師方士造讖當然比不上用孔子名義的讖，因此西漢末年，造讖成為儒生的專業。緯是一種大雜拌。其中有（一）天文歷數學。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頗有一些可取的學說。（二）上古時代的神話和傳說。這大概就是司馬遷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的那一部分。西漢儒生還看到這些古雜書，錄入緯書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雜書的殘餘。（三）地理知識。（四）解說文字。（五）敍述禮制。（六）推演經義。這些，不管它如何雜亂鄙陋，總還算是說經的一種。但緯書之所以被朝廷重視和利用，並不在於單純說經的這一面，而是在於造作神話怪說，與讖混合在一起，隨時添加迎合世務，借孔子名義肆無忌憚地傳播妖言的那一面（鄭玄說，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於緯，以備後世帝王採用）。章句連篇浮辭使人昏迷，王莽漢光武帝和某些經師還可以主張刪節，對讖緯則竭力提倡和保護，不許對它攻擊，足見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質，比章句更適合統治者的需要。
漢成帝時有所謂六經六緯。漢哀帝漢平帝時讖緯盛行。王莽大加提倡，藉以證明自己得天命該做皇帝。漢光武帝因讖緯有“劉秀”、“赤九”（漢高帝九世孫）等預言，崇信更甚。他崇信讖緯，無非是要人們崇信他是個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他用讖緯的說法來講五經，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據讖緯來作決定。一個古文經學家桓譚極言讖緯妖妄，漢光武帝大怒，說“桓譚非聖無法”，要拿下去斬首。桓譚叩頭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他是七十多歲的老人，被貶出京，在路上病死了。東漢儒生如果反對讖緯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東漢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來愈黑暗，與讖緯愈來愈盛行，趨勢是一致的。
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是東漢主要的上層建築物，它給這樣的一個社會基礎服務，就是豪強對農民進行著殘酷的掠奪，豪強集團相互間進行著劇烈的衝突，農民窮困流離，對統治階級不滿以至反抗繼續在增進。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使東漢社會一開始就顯得不安穩，到後期更呈現危急狀態。這樣的社會基礎，無怪乎自漢光武帝以下的統治者，都迫切尋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從它那裏獲得一副麻醉劑，好讓矛盾鬆弛下去。不過，讖緯並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劑，它的效力遠不及佛教那樣大，而且它還有很大的副作用，因為預言可以隨時新添加，願意添加些什麼話很方便。漢桓帝時，讖緯裏出現漢朝氣數完了，“黃家當興”的預言，張角首先利用它發動黃巾軍起義。後來曹丕引用大批讖緯證明自己就是“黃家”，劉備引用大批讖緯裏“備”字證明劉備該做皇帝，孫權大造符瑞，證明自己也得天命。晉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禪讓方式滅舊朝廷，都有大批讖緯作證明。讖緯用以欺騙人民，結果卻是黃巾起義；用以緩和內部爭奪，結果卻是新朝廷滅舊朝廷。統治階級感到讖緯不是好的麻醉劑了。隨著佛教的逐漸盛行，南朝宋孝武帝開始禁讖緯，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時禁令更嚴厲，隋煬帝派遣使官，在全國範圍內搜查有關讖緯的圖書一概燒毀，私藏者處死刑，讖緯學算是基本上被禁絕。
經學內部與今文經學對立的是古文經學。原始經學大體上有魯學齊學兩種學風。魯學主合古（復古），齊學主合時。漢高帝令叔孫通定朝禮。叔孫通請魯儒生們到京城去商議，有兩個儒生不肯去，斥責叔孫通道：朝廷要積德一百年才能談到興禮樂，你現在就想做起來，是不合古的。我們不去。你走罷，不要來污辱我們。叔孫通笑道：你們真是鄙儒，不懂得時務。魯兩儒生和叔孫通正表現出兩種學風的區別。它們繼續演變，齊學成為今文經學，魯學成為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派代表統治階級一部分仕進心較淡，復古心較濃的士人。這裏所謂仕進心較淡，並不是說他們不熱心仕進，而是說他們在今文經學的壓制下不得仕進。所謂復古心較濃，也不是說他們真想恢復孔子所說的一切，而是說他們只要求朝廷承認古文經學是真經學。他們因為主張復古，所以反對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在這一點上，古文經學確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它是復古主義者，和合時的今文經學一樣，本質上都不是進步的。
古文經學的一個特點是“通訓詁”“舉大義”，“不為（學）章句”。所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就是古文經學家輕視今文經學的一般態度。東漢主要古文經學家如桓譚、班固、王充、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人都博通群經，其中馬融是標準的古文經學家。古文經學又一特點是反對讖緯。桓譚、尹敏、王充、張衡、荀爽、荀悅等人都斥責讖緯，說它不合經義，非聖人（孔子）所作，特別是王充，著書反讖緯，是東漢最大的思想家。今文經學是官學，不僅太學中有成萬的學生，就是一個名師建精廬（私立學校）開門教授，學生也常有數百人或數千人，如蔡玄教授經學，門徒（親受業的高第生稱弟子，轉相傳授不直接受業的普通學生稱門生，統稱為門徒或諸生）常有千人，歷年著錄（學生名冊）共有一萬六千人。這種官立私立的學校以外，還有學童讀書的書館。王充八歲（西元三四年）進書館，書館裏有小童百人以上。當時正是漢光武帝初年，上虞又只是會稽郡的屬縣，一個書館裏學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區的書館，學童當然會更多。書館教師可能全是今文經學者，他們對廣大學童傳播今文經學的影響（主要是讖緯），所以今文經學在士人群中也在學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古文經學是私學，但名師門下也常有學生數百人或千人。他們人數遠不及今文經學者那樣多，學風上卻有顯著的不同趨向，這種趨向成為反對今文經學的力量。
自王莽時劉歆與博士們發生衝突以後，整個東漢經師繼續著古文今文的爭鬥。漢光武帝曾大會朝臣辯論是否可立古文經學博士。經多次辯論，漢光武帝要收攬古文經學派，決定立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們議論喧嘩，公卿大臣群起反對，《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廢除。漢明帝時，賈逵代表古文經學派，利用朝廷特重讖緯的空隙，上書說《左傳》與讖緯相合，可立博士。賈逵依靠這種迎合的本領，終於得到漢章帝的允許，讓《左傳》、《谷梁》、《古文尚書》、《毛詩》四經公開傳授，但不立博士，這就是朝廷不承認古文經學是士人求仕的正路。在古文經學派方面，取得朝廷這一些讓步，也算是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今文經學章句煩多，說解亂雜，不僅“通人惡煩”，就是非“通人”也同樣惡煩，當古文經學派力求上升的時候，今文經學感到自身有“省章句”“正經義”的必要。西元七九年，漢章帝親到白虎觀，大會群儒講議五經同異，用皇帝名義製成定論，稱為《白虎通義》（又有《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等名）。它是全部今文經學的綜合體，也是今文經學的政治學提要。全書條理明白，義旨簡要，確是一部重要著述。不過，奉命編書的人不是今文博士而是古文學者的班固。今文博士一般只會記誦章句不會概括大義，只能專講一經，不能兼通五經，要編通義就不得不求助於古文學者，《白虎通義》的編成，正顯示今文經學的虛弱，它無可避免地將為古文經學所排斥。
一個巨大的古文經學家許慎，用二十二年時間（一○○年至一二一年）著成了《說文解字》（簡稱《說文》）十四篇。許慎是賈逵的學生，博通經典和群書。他收集小篆、古文（戰國時文字）、籀文（西周時文字，又稱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文（獨體為文，如日月等）字（合體為字，如江河等），解說每一個文字的形體、聲音、訓詁（字義），極為簡要，全部解說不過十三萬三千餘字。讀古書和漢朝法律時所遇到的疑難，都可以從這部書裏獲得解答。這部巨著，集西周以來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經學訓詁之大成，對不懂文字形義，依據隸書穿鑿附會的今文經學說來，是一個嚴厲的駁斥。《說文解字》的編成，正顯示古文經學有堅實的基礎，有力量排斥今文經學。
賈逵許慎等古文經學大師，都兼講今文經學，都還不能建立起純粹的古文經學。自從班固的學生馬融遍注《孝經》、《論語》、《毛詩》、《周易》、《三禮》、《尚書》（《左傳》因已有賈逵注，馬融僅作《三傳異同》），古文經學才到達完全成熟的境地。馬融聲望甚大，壽又很高（七九年至一六六年），門下生徒常有數百人或千餘人，著名學生如馬日（音密低mìdī）、盧植做大官，鄭玄為經學大師。馬融以後，古文經學事實上壓倒了今文經學。代表今文經學的《公羊》家，東漢末年出了一個大博學者何休。他仿效古文經學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詁》，大異于博士章句，但也不能挽救今文經學的崩壞。
何休與鄭玄同時，鄭玄是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何休是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何休精研今文諸經，用十七年功夫作《春秋公羊解詁》。他廢除章句之儒的俗學，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為《公羊春秋》制定凡例。他在《文諡例》裏說：“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依據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為有條理的一種經學。董仲舒以後，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學者。
馬融的學生鄭玄是東漢最大的博學家，他博通今文經學（包括讖緯），更博通古文經學。他遍注古文經，注中兼采今文說，他採用緯書說和怪說。他又注一部分緯書（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宋均所注），給讖緯找訓詁的根據。他是古文經學大師，同時又是今文經學大師，但基本上是古文經學者。鄭玄雜糅今古文的古文經學號稱鄭學，失敗了的今文經學派轉而擁護鄭學，再加上鄭玄壽高（一二七年至二○○年）、門徒多、著述富（一百余萬字），鄭學成為當時“天下所宗”的儒學。魏晉以後的經學主要就是鄭學。
經學上的派別爭鬥，如果當作一種隱微的折光來看，今文經學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得勢，古文經學反映別有一部分人企圖在政治上得勢，爭鬥的結果，由於得勢部分的腐朽無能崩潰下去了，原來不得勢的部分一方面與某些崩潰中的得勢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勝利成為得勢者。在政治上，東漢至魏晉的士族正經歷著這樣的一個過程；在經學上，古文經學也經歷著類似的過程。自從九品官人法確立以後，士人入仕，不必拘守今文經學，鄭學在經學上也就確立了它的地位。
鄭學盛行以後，經學不再是今文古文的爭鬥，而是轉為古文經學內部馬融學與鄭玄學的爭鬥。代表馬融純粹古文經學派的王肅，也遍注群經，與鄭學對立。王肅是司馬昭的妻父，政治勢力使王肅所注群經得立博士。鄭學勢力大，王肅為加強自己的論據，偽造《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相當於今文經師的偽造讖緯），借孔子名義來駁斥鄭學。鄭玄學派（以魏帝曹髦為首）駁王申鄭；王肅學派申王駁鄭。鄭王兩派的擁護者都是統治階級的得勢部分，因之爭鬥的劇烈超過東漢時期的今古文爭鬥。二五六年，曹髦親臨太學，與博士們辯論經義，曹髦主張鄭說，博士主張王說，曹髦不敢斥責博士，因為王學後面有司馬氏勢力。在士人群中，純粹古文經學派人數到底沒有鄭學那樣多，東晉時（晉武帝是王肅的外孫，西晉重王學），王學逐漸失勢，勝利者依然還是鄭學。
在鄭王兩派爭鬥的時候，許多古文經學的陣地被兩派以外的人奪去了。老莊學派的創始人何晏王弼首先奪取了兩部重要經典。何晏綜合各家注文，撰《論語集解》。王弼撰《周易注》，革去漢儒象數之學（蔔筮之學），改用玄理說《易》。何晏王弼所注書盛行，推倒了馬融鄭玄王肅三家注。西晉初杜預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撰《釋例》、《春秋長曆》等書，推倒了賈逵王肅兩家注。東晉梅賾（音責zé）獻《偽古文尚書》，又獻偽西漢孔安國《傳》（傳即注），推倒了馬融鄭玄王肅三家注。東晉郭璞注《爾雅》，范寧注《春秋谷梁傳》，一半的經典被鄭王兩派以外的人佔領了。鄭王兩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舊注被品質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兩漢盛行的經學，到東漢末魏晉做了總結。就是東漢末年古文經學推倒兩漢盛行的今文經學，不受家法束縛的魏晉古文經注又推倒漢魏有家法的經注。下表說明東漢魏晉人所作許多經注中最後存在的幾種。漢人經注魏晉人經注
（一）《毛詩》——西漢毛 （一）《周易》——魏王弼
亨傳，鄭玄箋（箋即 注。《系辭傳》以下，
注） 晉韓康伯注。
（二）《周禮》——鄭玄注 （二）《尚書》——晉梅賾
《偽孔傳》
（三）《儀禮》——鄭玄注 （三）《左傳》——晉杜預
集解
（四）《禮記》——鄭玄注 （四）《谷梁傳》——晉範
寧注
（五）《公羊傳》——何休 （五）《論語》——魏何晏
注 集解
《爾雅》是訓詁書，《孟子》（東漢末趙岐注）在漢魏不列於經典，《孝經》多有漢儒注解（唐玄宗作注，舊注都廢棄），但並無學術價值。流傳至今的重要經書，除《公羊傳》是今文，餘下九種全是古文（《谷梁傳》近於古文），其中經注魏晉人占十分之五，而鄭玄一人占十分之四。魏晉注經家的成就超過漢經師，鄭玄一人的成就超過任何注經家。他們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廣采眾說，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縛。
二 哲 學
孔子哲學的核心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應用到鬼神（包括怪異）問題，也是中立不倚地不確信為有，不確信為無。“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孔子對鬼神的態度。這裏沒有說實在在，也沒有說實在不在，只是說好象在。因此儒家依所處時代的需要，可以引申為有神，或引申為無神。大抵在和有神論作尖銳鬥爭的時候，可以主張無神論，在朝廷需要神的時候，可以主張有神論。在平常的時候，它把鬼神看作如在而加以利用。《周易•觀卦 •彖辭》裏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泛論訓》給神道設教作了很好的解說。它說：世俗都知道，用刀相戲，祖宗就拉住他們的手臂；枕門限睡覺，鬼神要踏他們的頭。實際上只是因為用刀相戲是危險的，枕門限睡覺會受風寒得病，說鬼神來干涉，無非是要人有所畏懼不那樣做。一切所謂鬼神祥（迷信），性質不過如此。愚笨人硬說有鬼神，剛愎人硬說沒有，只有通達人能懂得這個意義。這裏所說通達人正是主張如在的孔子和一般儒學者。
墨家確信有鬼神，儒家在反對墨家時，斷定鬼神不存在，成為無神論者。戰國時儒家董無心與墨家纏子進行了著名的辯論（《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董無心說，你們信鬼神，好比用腳跟去解繩結，歸根不得成功。據說，纏子被駁倒了。道家本來主張無神論，楊朱反對墨家的兼愛尚賢有鬼非命（與儒家接近，所以孟子稱“逃楊必歸於儒”）。《莊子》有《徐無鬼篇》。此人以無鬼為名，當然也是墨家的反對者。在反墨家的有鬼論上，儒家與道家是一致的。
西漢前期，政治上道家影響超過儒家。漢武帝提倡儒學以後，今文經學派在和道家爭鬥中，本身自陰陽五行發展到妖妄的讖緯之學，成為十足的有神論者。孔子確信有天命，但掌握這個命的天，是無知的自然還是有知的神，孔子並沒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好象說天是無知的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好象說天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談天道和天命，象子貢那樣高級的弟子，還說“不可得而聞也”。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對天與命的傳統態度。後來荀子作《天論》，才確定天是無知的自然物。事在人為，並無宿定的命運。董仲舒創今文經學，確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禍降福，那末，命運就不能是固定不變的了。今文經學派實際已與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著相同的道路，妖妄無稽比墨家更甚。
讖緯妖化了孔子，古文經學派要恢復不談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對讖緯。一般地說來，古文經學家反對讖緯是一致的，不過他們實際的作為卻在以訓詁反章句，對讖緯的攻擊，局限于“非聖人所作”，缺少理論上的發揮。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論上對讖緯進行了有力的攻擊。他盡一生精力，著成巨書，根據實在的事理系統地全面地將所有“儒書”（主要是指讖緯）、“道家”（方士神仙術）的種種謬說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迷信行為（陰陽五行家各派別的法術），一概予以駁斥。古文經學派專力于訓詁，頭腦裏似乎沒有什麼思想，統治東漢人頭腦的基本上是今文經學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經學派的圈子，單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堅決鬥爭，這種豪傑氣概，不僅在東漢是唯一的，就在整個封建時代裏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氣，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唯物論上面，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勞動人民的智慧上面。民間諺語說“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會窮得穿不上衣服。這是對迷信家多麼深刻的譏笑，王充就是這種人民智慧的表達人。
王充生於西元二七年（漢光武帝建武三年），死當在西元九六年（漢和帝永元八年）前後。早年曾到太學讀書，並從大史學家班彪求學。他的家庭是“細族孤門”，再加上他好 “諫爭”，不合時宜，一生只做了幾年州郡吏，其餘年月都居家教授，專力著書，寫成《論衡》八十五篇，二十余萬字。《自紀篇》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慾）不放（放縱），居貧苦而志不倦，淫（多）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王充是這樣一個反對流俗獨立思考的人物。這個性格使他不求仕進，甘願處貧苦，為考論真偽而生活。他對流俗的批判是嚴厲的，對廣大人民則採取誠心訓導的態度。《自紀篇》說“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明顯）文……言無不可曉（懂），指（意）無不可睹”，又說“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一致），何為猶當隱蔽指意”。王充用當時接近口語的文體寫《論衡》，目的在通過有書館文化程度的人影響廣大民眾，使朝廷提倡的“世書俗說”失去欺騙的物件。從這一點說來，王充是反對東漢主要上層建築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論實虛”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就是說，實際存在的物體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實現的物事都是虛妄的物事。從虛妄物事出發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虛妄的言行，檢驗它們的尺度就是實際存在的物事。王充使用這個方法確定天與地一樣是“自然無為”的物。《自然篇》說，為什麼知道天是自然無為的物？因為天沒有口目（感官）。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識），有嗜欲才有作為。既然天沒有口目，那就不會有嗜欲，因而也不會有作為。為什麼知道天沒有口目？因為地沒有口目。王充又確定人死無鬼。《論死篇》說，世人以為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類來考驗，可以斷言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有什麼證據呢？物可以作證。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為鬼，人死為什麼獨能為鬼？人之所以生，因為有精氣，人死則精氣消滅。精氣之所以存，依靠血脈，人死則血脈枯竭。血脈枯竭因而精氣消滅，精氣消滅因而形體腐朽，形體腐朽因而成為土壤，從那裏來的鬼呢！《訂鬼篇》說，鬼不是人死精神變成的，它是人的一種幻想。發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據不外乎有神論，即天有知有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根本推倒了這兩個虛妄根據，從新解釋了自然現象（如《談天》、《說日》等篇）和社會現象（如《薄葬》、《蔔筮》等篇）。在讖緯盛行的東漢時期，《論衡》是黑夜裏發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燈，統治階級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卻是智慧的光芒。
聖賢和經傳是兩個主要虛妄根據以外的一個重要根據。王充同樣用“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方法，作《問孔》、《刺孟》、《書虛》、《儒增》、《藝增》等篇。生在東漢的社會裏，敢於質問孔孟，懷疑經典，實在是無比的勇士。他這種批判的精神，嚴重地打擊了拘執師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經學派，同時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經學派。所以，王充不是東漢古文經師，而是偉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於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貧乏，引作論據的物事，認識往往不真實，因之有些論斷難免錯誤。例如雷電擊樹破屋，俗說是天神取龍，《龍虛篇》辯明俗說的虛妄，但信書上的記載，仍認為龍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魚相似，能乘雷電飛行。又如曆學家說“日食是月掩日光”，《說日篇》認為大體上四十一二個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損。因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曆學家發現了日食的真實，王充卻變真實為虛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時候，這種錯誤是難免的，但到底是一種錯誤。
王充當然不可能發現階級構成社會的真理。他看到社會普遍存在著講不通的現象，例如“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行為）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要說明這種現象，不得不“歸之於天”。他認為天地好比是夫婦，大地無意識地生人。人受性同時受命。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變動。命可以預見，那就是“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富貴之人，生而有表見於面”（骨相）。王充引許多物事來證明這些論斷，結果不能和讖緯截然分開，依然帶著一些神秘主義的色彩。
人的吉凶禍福是自然無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凶避禍的法術都是虛妄無效的。這就是《論衡》的思想。王充從唯物思想方面發揮了原始儒學，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學的範圍。如果說，在西漢，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東漢，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東漢朝廷提倡今文經學，驅使士人在章句、讖緯、選舉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這並不是所有士人都願意走的道路。古文經學講訓詁，衝擊著煩瑣的章句，王充《論衡》攻擊宣揚迷信的讖緯，太學裏名士議政，攻擊拘守禮法、謀求選舉的陋習。到了東漢末年，朝廷為士人設置的道路基本上被沖壞了。作為路基的儒學卻依然保持著不變。由於魏定九品官人法，門第成為仕進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種困人的儒學思想和繁縟的禮法，開始向舊路基衝擊。以曠達放蕩為特徵的道家老莊之學——玄學，為了奪取儒學的統治地位，向儒學實行衝擊。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用玄學講《周易》。《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漢儒以象數講《周易》，不管它講得如何支離，總還不離蔔筮之學（先知術）的傳統性質，自從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記》、《周易講說》，書佚）用老莊玄虛的道理講《周易》，性質全變，根本沖壞了兩漢儒學的思想本原。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否認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禮法）。公然宣稱“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嵇康在《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裏說，你說六經是太陽，不學是黑夜。照我看來，如果把禮堂看作墳堂屋，讀經看作鬼話，六經看作穢物，仁義看作臭爛，一起把它們拋棄掉，那末，不學何嘗是長夜，六經何嘗是太陽。阮籍作《大人先生論》，斥禮法之士是破褲襠裏的蝨子。劉伶作《酒德頌》，笑禮法之士是些微小蟲子。這種大膽的衝擊，正是兩漢尊儒的反動。自原始儒學引申出來的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唯物思想的《論衡》都失勢了（古文經學還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莊引申出來的玄學一躍而成為思想界的統治者。這說明統治階級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斷發展，今文經學那種低級的唯心思想應該讓位給玄學那種較高級的唯心思想。
三 科 學
東漢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鬥爭的科學知識表現出光輝的成就。《嵇康集》有一篇《宅無吉凶攝生論》（不知作者為誰），說迷信的原因很透徹。它說，不懂得養蠶的人，出口動手都有禁忌。不得蠶絲愈甚，禁忌跟著愈多，還抱怨自己犯了禁忌。等到有人教他養蠶法，掌握桑葉和火候，寒暑燥濕都有規矩，那就百忌全失，獲利十倍。這是因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煩多，後來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確。所以說禁忌生於不知，如果能知各種物事的性質象知蠶那樣，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這種正確的觀點，是王充思想的繼續，遭到玄學首領嵇康的堅決反對是很自然的。這也就是說，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被提倡發揚的總是唯心思想，代表人民智慧的科學知識，總要受到各種形式的阻礙和反對。東漢時期迷信盛行，科學家獨能探求真理，對抗迷信，他們的科學成就雖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們這些成就對文化的貢獻卻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天文學——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天變災異都被說成上天對皇帝（天子）示譴。朝廷口頭上認些錯或調動幾個大官（三公），惡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則使人們相信天變災異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則何必示譴。王充在《論衡》的《變虛》、《感虛》、《談天》、《說日》、《自然》等許多篇裏反復論證天與人事並無感應關係，他指出天的“自然無為”性，有很大的科學意義。緯書連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學發現。《尚書•考靈曜》說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複三萬里，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春秋•感精符》說“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論衡•說日篇》引儒者說，日食是月掩日，當即《感精符》一類的儒書）。《周髀算經》說天體有四遊（二分二至是天體運動的四個極點），又說“日兆月”（月光生於日之所照），《考靈曜》創地遊說，說日月地都在上下遊動，從而推論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蝕的說法，比地靜說，日月自損說都前進了一步。漢安帝時，張衡做太史令，職掌天文。張衡用精銅製造渾天儀，用銅漏（古代計時刻器）水轉動渾天儀，星宿出沒與天象密合。東漢末年，劉洪造《乾象曆》，有推日食月食的演算法。這些天文學上的每個進步，都起著衝擊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證明“自然無為”說的正確。
候風儀、地動儀——張衡生於西元七八年，死於一三九年。據《五行志》所記，自九二年以後，幾乎連年地震，地震地區有時大至數十郡，有些地區發生地坼、地裂、地陷、山崩、水湧。此外還經常發生大風，某次拔樹多至三萬餘株。迷信家議論紛紜，災禍都成了讖緯學的有力證據。張衡研究這些自然現象，一三二年，作候風儀和地動儀。候風儀制法不見記載，可能是一種預測大風的儀器。《晉書•五行志》記魏時洛陽西城上有候風木飛鳥被雷震壞，或即張衡的候風儀。地動儀是用精銅製造，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內部安置機關，按照八個方面，裝八個龍頭。那一個方向地動，同方向的龍就口吐銅丸。從此以後，史官記錄地動所起方向。王充的著作，有益於科學思想；張衡的發明，推進了科學知識。《論衡》與地動儀是東漢兩大創造，王充與張衡是東漢文化界的兩個偉人。
數學 ——漢儒用數理講《周易》，緯書兼講天文歷數學，因之數學成為儒學的一部分。揚雄模仿《易經》作《太玄經》，實際是揚雄的數學著作。劉歆也是著名數學家。東漢儒者更研習數學，張衡著《算網論》，與《靈憲論》（張衡論渾天的原理）相配合。鄭玄劉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術》。魏時劉徽總結各家學理，注《九章算術》，數學成就比《周髀算經》前進一步。
醫學——《淮南子》說，神農嘗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醫方從此興起。大抵古來有神農嘗百草的神話，因而民間歷代積累起來的藥物知識都託名神農。藥物主要是草藥（鄭玄注《周禮》五藥：草、木、蟲、石、穀），所以稱為《本草》或神農《本草經》。自漢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詔若干人。樓護家世代做醫師，樓護誦習醫經本草方術書數十萬字，漢成帝漢哀帝時，出入京師權貴人家很有聲名。西元五年，王莽召集全國通方術本草的人到京師考校技能。《漢書•藝文志》不曾記錄神農《本草經》，但西漢確有這一部名叫《本草》的藥物書。書中多見東漢時地名，當是東漢醫家有較多的補充和說明。
東漢末年，屢起大疫。南陽士人張機深研醫學，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北宋時所傳《傷寒論》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匱要略方論》三卷，當即《雜病論》）。他在《傷寒論序》裏說：看當今醫生，不肯探求醫經（《素問》、《難經》等），推演新知，各承家傳，始終守舊。問病狀務在口舌敏捷，辨脈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脈）。草率處方，難治大病。和這些醫生相反，他是以極嚴肅的態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裏陰陽五行說基本上被排除了。後世醫學者稱張機為醫聖，稱《傷寒》《金匱》為醫經，是有理由的，因為他脫離陰陽五行的束縛，推動醫學向科學發展。
《靈樞經》所傳用針治病法，東漢時有顯著的進步。廣漢隱士涪翁著《針經診脈法》，傳弟子程高。程高傳弟子郭玉。漢和帝時，郭玉做太醫丞，治病多有效應，針法傳授更廣。郭玉喜為貧賤人治病，盡心竭力，應手見效。治貴人病卻常不愈。漢和帝責問郭玉，郭玉答道，貴人威風太大，好自作主張，不聽從醫者的法度。骨節又柔弱，用了針不能再用藥。有時用針難免要出些血，我心裏恐怖，那裏還顧得治病。
譙縣人華佗精針法，尤精外科手術。將動手術，先使病人飲麻沸散，失去知覺，刳割腹背後縫合創口，塗敷膏藥，四五天便合口。華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使身體輕便，血脈流通，可以預防疾病，延年不老。曹操患頭風病，要華佗治療斷病根。華佗說只能緩治延歲月，不能斷根。曹操發怒，殺華佗。華佗兩個弟子，吳普擅長外科，樊阿擅長針術。關羽左臂中箭毒，醫師刳肉刮骨，關羽言笑自如；司馬師目上生瘤，讓醫師割去。這種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藥。
醫學在戰國是一個發展時期，到東漢又有新的發展，它的特點是陰陽五行的色彩比戰國時醫經大見輕減。
四 宗 教
巫是一種原始宗教。隨著華夏地區的擴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漸失去它的宗教作用。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看來就是在保持著巫師的楚國，巫師也只能和醫師同列，而醫師的社會地位在當時是不高的。漢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礎上製造出一個普遍流行的宗教，許多外來宗教的陸續傳入和佛教的一時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獨尊的地位。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來，應歸功於史官文化，因為它含有抵抗（雖然是不徹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體是儒學（其次是道家學說）。儒學創始人孔子，教人專重人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談鬼神和死後事，是孔子也是儒學對鬼神的基本態度，所以在儒學的思想體系裏，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導地位。宗教得以興盛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對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絕對信仰，而儒學對鬼神則是懷疑，敬而遠之，這就形成漢族歷史上允許各宗教並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徹底排斥，從不發生所謂宗教戰爭的特殊現象。
史官文化的發育地在黃河流域。黃河經常發生災禍，人力不能完全控制它，因此迷信思想有了它的來源，但治水到底要依靠人力，鬼神並不真可靠，因此實際經驗使人們體會到人力的作用大於鬼神。其他自然界災禍也給人們同樣的經驗。例如前五二六年，鄭國大旱，鄭君使大夫屠擊等祭桑山求雨。屠擊等斬伐樹木。子產說，祭山為的是增植山林，現在反把山林砍了，多大的罪過呵！削掉屠擊等人的官和邑。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廢除這種胡想（迷信）的歷史，或者是用新的比較不那樣荒謬的胡想來代替它的歷史。祭山求311 雨是一種胡想，增植山林卻是科學性的實踐，兩者結合在一起，而重點則在後者，這就有逐漸廢除胡想的可能。所以史官文化與以迷信為重點的宗教，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礎上不可能創立宗教。
史官文化在哲學上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夏商相傳的五行論；一種是周朝新創的陰陽論。五行首見於《尚書•洪范篇》，它認為水火木金土是構成萬物的五種要素。五行各有屬性，用眼睛來看，看出水性潤濕向下，火性炎熱向上，木性可曲可直，金性可以熔解，土性可以種植穀物。用鼻舌來試，試出水（海水最大）味鹹，火味苦（焦氣），木味酸（果實），金味辛，穀物味甘。這種原始的五行只是企圖解釋物的生成和作用，並沒有包含神秘的意義。陰陽首見於《周易》。孔子闡明《易》理，認為最大的物是天地，它們的屬性是陽和陰。天永恆在上，地永恆在下，天體運動，地體靜止。天的運動是迴圈式的運動，地的靜止不是獨立的而是順承上天也就是附屬於天的靜止。根據這樣的世界觀，抽象出陰陽兩種屬性，用來解釋自然界的社會的各種現象。已見的現象用陰陽來解釋，未見的現象（事物的變化）用蔔筮（數理）來探求。因為數有陰陽（單數陽、雙數陰），從數的陰陽可以先知事物變化的後果（吉凶），這就成為孔子宿命論的根據。蔔筮的答案，有答對一半的機會，有答不對的一半，叫做“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不等於說一定有鬼神在使人不測，也不等於說一定沒有鬼神在使人不測，這就成為孔子的鬼神觀。這種帶有一些神秘色彩的陰陽論，只是比五行論抱著更大的企圖，就是想用天地之道來解釋萬事萬物（“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法象（法則形象）莫大於天地”）。本質上它們都屬於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它們是哲學不是宗教。
戰國時，鄒衍結合五行與陰陽兩種思想成為陰陽五行學。它不是簡單地結合，而是發展為神秘的德和運。鄒衍把德（五行的性）當作本體，運（陰陽變化）當作作用，以德運為出發點，推斷自然和社會的命運。屬於唯物論的原始五行論、陰陽論，經鄒衍改造後，成為唯心論的陰陽五行學，即五德終始論。不過它仍是哲學的一種，還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剝削階級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別在秦漢統一以後，農民階級的鬥爭力量比諸侯割據時代加強了。統治階級更感到宗教的必需。董仲舒開始說神怪，並造求雨止雨儀式，頗有創宗教的趨勢。王莽時階級鬥爭激化，王莽提倡符命圖讖，裝神作怪，企圖麻痹已經爆發了的農民起義。東漢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勵今文學派神化孔子，期望變孔子為教主，變儒學為宗教。但是，以史官文化為基礎的儒學，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僅古文經學派堅決反對，就是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說孔子是神或先知者。“神怪之言，皆在讖記”，而讖記裏也有一些對董仲舒不滿的表示，說孔子預言“董仲舒亂我書”。所謂亂我書，就是指讖緯亂六經章句，可見篤守章句的今文家並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讖緯。這樣，儒學轉化為宗教的期望斷絕了。太平道教開始時被認為“以善道教化”，結果卻被黃巾軍用來發動起義。統治階級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適用的宗教，佛教正在這個時候獲得了流傳的好機會。
秦時，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傳教。西漢時西域某些國家已信奉佛教。漢武帝通西域後，中外交通順利，不能設想沒有一個僧徒東來，可是佛教傳入，到西漢末才見記載。這是因為董仲舒以後，今文經學盛極一時，統治階級對它有足夠的信心，不需要那種看作異端的外來宗教。西元前二年（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域佛教國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當時西漢朝廷正在搖搖將墜，正在需要一種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盧從伊存受浮屠經，並不是偶然的。從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為讖緯的輔助開始流傳起來。這說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發生和發展，與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廣大人民的窮困無告、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有不可分開的關係。它們生長在社會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長在土壤裏那樣。
東漢魏晉佛教流傳很快，而且繼續在興盛，雖然始終（包括南北朝）不能奪取儒學的傳統地位，但對思想界影響確極巨大。從原始儒學改造出來的今文經學（讖緯）和魏晉老莊派玄學，原來都只是些原始的唯心論，自從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後，唯心論哲學得到極大的發展，也就是統治階級所掌握的欺騙工具比專用儒學高超得太多了。
佛教在統治階級裏流傳的記載，最早見的是西元六五年——漢明帝永平八年。漢光武帝的兒子楚王劉英招聚方士桑門（沙門），祭神求福。漢明帝給劉英的詔書裏褒獎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並提到伊蒲塞、桑門等名稱。漢明帝將詔書宣示各王，可見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見永平八年以前佛教早已在流傳。漢桓帝在官中立黃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縣祭老子。襄楷上漢桓帝書裏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這個老子西行教化胡人的謠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黃老，只好默認佛是老子的門徒。漢桓帝漢靈帝時，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讖等人來洛陽，譯出佛經多種，佛教影響因此前進一步，有可能企圖脫離對黃老的依附。東漢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論》，說漢明帝夢見神人，飛行在殿前。次日問朝臣得知是佛。乃遣張騫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經》），歸來後在洛陽城西造佛寺（白馬寺）。佛徒造朝廷求經的謠言，意在自高身價，對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個謠言。此後道佛兩教常用謠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內容，都是未曾聞見過的新奇事物，“閎大不經”的鄒衍，“謬悠荒唐”的莊周，“妖妄神怪”的讖緯，比起它來真是相差太遠了。這正是統治階級願意接受的新工具。不過，佛教是外來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舊工具的抵抗。道教經典《太平青領書》（《太平經》）採取佛教神話來裝飾教主老子，採取某些佛教教義來編造道教教義，但對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棄其親；（二）捐妻子、不好生、無後世；（三）食糞、飲小便（當是指僧徒用糞便治病）；（四）行乞；認為“道之大瑕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惡”，反覆予以駁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當佛教默認老子化胡的時候，還可以相容，一朝企圖獨立，道教便和佛教對立。《理惑論》說“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佛教）”，太學裏沒有人“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剃發）以為上”。儒學自有一套傳統的禮教，當然要排斥佛教。《嵇康集》所載《宅無吉凶攝生論》一文裏有一條說：“多食不消化，含黃丸（藥名）病自然會好。有人求神問卜，也有人從乞胡（西域僧）求福。這種行為誰都看了好笑。”凡迷信由於無知，從知者說來，不論那一種迷信都是乞胡。嵇康逐條反駁這篇論文，獨不為乞胡辯護，足見玄學大師嵇康也並不擁護佛教。佛教雖然遭受了這些阻礙，但絲毫也不影響它的直線上升，這是因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特別是當權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以襄楷牟融等人為代表，調和佛道儒，使三派並存，一致為統治階級服務。
在人們的頭腦裏，一向充滿著對自然的和社會的無數疑問。既有疑問，就必須求得解答。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卻不曾得出能令統治和被統治兩大階級都滿意的答案來。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個外來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統治地位的區域內竟獲得相當長時期的盛行。
開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義是（一）人（身體）死精神不死（神不滅）。神仙家（方士道士）長生不死，是一種容易敗露的拙劣騙術，當然比不上佛教神不滅說那樣“難得而測”。（二）因果報應。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從索解的疑問，儒家學說歸之天與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與命是什麼，還是一個疑問。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現世禍福，說成種因可以在前世，報應可以在來世，也可以在死後（“有道（善人），雖死，神歸福堂（天堂）；為惡（惡人），雖死，神當其殃（地獄）”），一切疑問似乎都被它解決了，它的方法極巧妙，確能使人難得而測。（三）輪回。身體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輪回時按過去所作的因得各種不同的果。這就是說，被剝削被壓迫的人，都由於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現世受報，如果反抗剝削者壓迫者，來世將受更重的惡報。（四）佈施。子貢問孔子說，有一個人能夠廣泛地施捨給人民，救濟他們（“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個人可以叫做仁人了麼？孔子說，仁人可不行，這只有聖人或許能做到，堯舜怕還做不到哩！《淮南子•主術（君道）訓》反對佈施，它說，講慈惠的人崇尚佈施，這是讓沒有功勞的人受厚賞，誰還願意守職勤力呢！這些話說明佛教傳入以前，統治階級是不懂得佈施的。佛教說佈施是為本人造功德，於是佈施便盛行起來。例如東漢末佛教徒笮融（笮音責zé）霸佔廣陵等三郡賦稅，兇暴放縱，任意殺人。他大起佛寺，造銅佛像，上塗黃金。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誦讀佛經。又用免徭役法誘境內外民人來寺聽講道，前後誘得五千餘家。每開佛會，路旁設席長數十裏，置酒飯任人飲食，用錢多至萬萬。笮融造佛寺，養僧徒，免徭役，舍酒飯，大行佈施，似乎真是博施濟眾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產過一粒米一塊磚，大佈施的另一面，顯然是極其殘酷的剝削。自從有了所謂佈施，勞動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擔。現存的或已毀的一切莊嚴精美的宗教物品，裏面都裝滿著當時勞動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條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神不滅論，很多人被它迷惑了。它曾迷惑著窮苦無告的勞動人民，使反抗黑暗統治的鬥爭精神受到損害；也曾迷惑著虔誠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證實的幻境而虛度一生。原來有些宗教當它創始的時候，往往含有反抗舊勢力的進步成分，起著某些積極的作用。可是當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及被各學派解釋修改以後，發揚起來的不是那些進步成分而是更巧妙地引人入迷。所以宗教成為社會進化的巨大障礙，主要責任是在利用它宣揚它的統治階級方面。
佛教哲學的傳入，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步驟說來（由樸素唯物論到唯心論，再由唯心論到唯物論）並不是無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學、音韻、音樂、跳舞、建築、雕塑、醫學等伴隨著同來，也是值得熱烈歡迎的。因為在人們的交往中，除了言語與動作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麼了。而文學、音樂、跳舞等等都是從言語動作中提煉出來的最純的精華，最高的典範。民族間文化交流，等於民族間大量優秀代表在相互交談和學習。東漢時期西方文化開始東流，而且此後數百年間不斷地大量東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餘都有助於漢文化的逐步豐富起來。
一 經 學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公羊》學以後，所有今文經學都陰陽五行化了。它們都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煩瑣；一個是迷信。
煩瑣——今文經學家解說經文，支離蔓衍，一經的經說多或百余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所謂“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講經）小儒，破碎大道”，就是當時某些儒生對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的評論。這種章句不僅為某些儒生所厭惡，甚至某些最高的統治者也感到太繁難，需要刪節。王莽曾令博士刪五經章句，每經都是二十萬字。一個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燭下。博士以浮辭煩多算作學問，要省簡他們的浮辭好似要他們的性命，王莽大概因阻力太大，只好對博士讓步。漢光武帝令儒臣議減省五經章句，沒有議出結果來。他為皇太子選經師，鐘興被選教嚴氏《公羊春秋》，桓榮被選教歐陽氏《尚書》。鐘興刪去重複的章句，桓榮刪舊章句四十萬字為二十三萬字，兩人都獲得漢光武帝的重賞。從此有些儒生敢於刪節章句，如桓郁刪桓榮二十三萬字為十二萬字，伏恭刪《齊詩》章句為二十萬字，張霸刪嚴氏《公羊春秋》章句為二十萬字，張奐刪牟氏《尚書》章句四十五萬餘字為九萬字。在標榜“篤守師法”的經師群裏，這些刪節了的新章句，並不影響刪節以前的舊章句繼續傳授，更不影響其他經書的章句。歸根說來，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為它和仕途結合在一起，只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後，它才自然地逐漸歸於消滅。
迷信——孔子不談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學裏不占重要地位。自從董仲舒用陰陽五行學附會經義，今文經學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不過，章句受經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萬字，要快意地談鬼神怪異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師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說，到底也不很便利。於是今文經師們另造一個談神怪立新說的孔子，集合一切古來相傳的和自造的經說和妖妄言辭，都說是孔子所寫的書。這些書稱為緯書或秘經或讖緯。東漢時期稱讖緯之學為內學，政治上地位比經書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裏載求雨止雨法，登壇禱告，極象一個巫師或道士。他是推論災異的大師，有一年，漢高帝廟遭火災，董仲舒推論火災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給漢武帝。漢武帝召集群儒察看。董仲舒的大弟子呂步舒不知是本師所作，說是大愚妄，董仲舒幾乎被殺，嚇得他後來不敢再談災異。皇帝需要有利於統治的妖妄言辭，但禁止議論朝政。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辭來提高自己所講那一經的地位，但必須避免大愚妄的危險。最妥當的方法自然是託名孔子，董仲舒以後的經師都採用了這個方法。
讖是謎語式的預言，源出巫師和方士。董仲舒用陰陽五行推論災異，預知吉凶，雖然還不算是讖而已為儒生造讖開了先路。巫師方士造讖當然比不上用孔子名義的讖，因此西漢末年，造讖成為儒生的專業。緯是一種大雜拌。其中有（一）天文歷數學。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頗有一些可取的學說。（二）上古時代的神話和傳說。這大概就是司馬遷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的那一部分。西漢儒生還看到這些古雜書，錄入緯書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雜書的殘餘。（三）地理知識。（四）解說文字。（五）敍述禮制。（六）推演經義。這些，不管它如何雜亂鄙陋，總還算是說經的一種。但緯書之所以被朝廷重視和利用，並不在於單純說經的這一面，而是在於造作神話怪說，與讖混合在一起，隨時添加迎合世務，借孔子名義肆無忌憚地傳播妖言的那一面（鄭玄說，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於緯，以備後世帝王採用）。章句連篇浮辭使人昏迷，王莽漢光武帝和某些經師還可以主張刪節，對讖緯則竭力提倡和保護，不許對它攻擊，足見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質，比章句更適合統治者的需要。
漢成帝時有所謂六經六緯。漢哀帝漢平帝時讖緯盛行。王莽大加提倡，藉以證明自己得天命該做皇帝。漢光武帝因讖緯有“劉秀”、“赤九”（漢高帝九世孫）等預言，崇信更甚。他崇信讖緯，無非是要人們崇信他是個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他用讖緯的說法來講五經，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據讖緯來作決定。一個古文經學家桓譚極言讖緯妖妄，漢光武帝大怒，說“桓譚非聖無法”，要拿下去斬首。桓譚叩頭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他是七十多歲的老人，被貶出京，在路上病死了。東漢儒生如果反對讖緯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東漢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來愈黑暗，與讖緯愈來愈盛行，趨勢是一致的。
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是東漢主要的上層建築物，它給這樣的一個社會基礎服務，就是豪強對農民進行著殘酷的掠奪，豪強集團相互間進行著劇烈的衝突，農民窮困流離，對統治階級不滿以至反抗繼續在增進。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使東漢社會一開始就顯得不安穩，到後期更呈現危急狀態。這樣的社會基礎，無怪乎自漢光武帝以下的統治者，都迫切尋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從它那裏獲得一副麻醉劑，好讓矛盾鬆弛下去。不過，讖緯並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劑，它的效力遠不及佛教那樣大，而且它還有很大的副作用，因為預言可以隨時新添加，願意添加些什麼話很方便。漢桓帝時，讖緯裏出現漢朝氣數完了，“黃家當興”的預言，張角首先利用它發動黃巾軍起義。後來曹丕引用大批讖緯證明自己就是“黃家”，劉備引用大批讖緯裏“備”字證明劉備該做皇帝，孫權大造符瑞，證明自己也得天命。晉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禪讓方式滅舊朝廷，都有大批讖緯作證明。讖緯用以欺騙人民，結果卻是黃巾起義；用以緩和內部爭奪，結果卻是新朝廷滅舊朝廷。統治階級感到讖緯不是好的麻醉劑了。隨著佛教的逐漸盛行，南朝宋孝武帝開始禁讖緯，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時禁令更嚴厲，隋煬帝派遣使官，在全國範圍內搜查有關讖緯的圖書一概燒毀，私藏者處死刑，讖緯學算是基本上被禁絕。
經學內部與今文經學對立的是古文經學。原始經學大體上有魯學齊學兩種學風。魯學主合古（復古），齊學主合時。漢高帝令叔孫通定朝禮。叔孫通請魯儒生們到京城去商議，有兩個儒生不肯去，斥責叔孫通道：朝廷要積德一百年才能談到興禮樂，你現在就想做起來，是不合古的。我們不去。你走罷，不要來污辱我們。叔孫通笑道：你們真是鄙儒，不懂得時務。魯兩儒生和叔孫通正表現出兩種學風的區別。它們繼續演變，齊學成為今文經學，魯學成為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派代表統治階級一部分仕進心較淡，復古心較濃的士人。這裏所謂仕進心較淡，並不是說他們不熱心仕進，而是說他們在今文經學的壓制下不得仕進。所謂復古心較濃，也不是說他們真想恢復孔子所說的一切，而是說他們只要求朝廷承認古文經學是真經學。他們因為主張復古，所以反對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在這一點上，古文經學確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它是復古主義者，和合時的今文經學一樣，本質上都不是進步的。
古文經學的一個特點是“通訓詁”“舉大義”，“不為（學）章句”。所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就是古文經學家輕視今文經學的一般態度。東漢主要古文經學家如桓譚、班固、王充、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人都博通群經，其中馬融是標準的古文經學家。古文經學又一特點是反對讖緯。桓譚、尹敏、王充、張衡、荀爽、荀悅等人都斥責讖緯，說它不合經義，非聖人（孔子）所作，特別是王充，著書反讖緯，是東漢最大的思想家。今文經學是官學，不僅太學中有成萬的學生，就是一個名師建精廬（私立學校）開門教授，學生也常有數百人或數千人，如蔡玄教授經學，門徒（親受業的高第生稱弟子，轉相傳授不直接受業的普通學生稱門生，統稱為門徒或諸生）常有千人，歷年著錄（學生名冊）共有一萬六千人。這種官立私立的學校以外，還有學童讀書的書館。王充八歲（西元三四年）進書館，書館裏有小童百人以上。當時正是漢光武帝初年，上虞又只是會稽郡的屬縣，一個書館裏學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區的書館，學童當然會更多。書館教師可能全是今文經學者，他們對廣大學童傳播今文經學的影響（主要是讖緯），所以今文經學在士人群中也在學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古文經學是私學，但名師門下也常有學生數百人或千人。他們人數遠不及今文經學者那樣多，學風上卻有顯著的不同趨向，這種趨向成為反對今文經學的力量。
自王莽時劉歆與博士們發生衝突以後，整個東漢經師繼續著古文今文的爭鬥。漢光武帝曾大會朝臣辯論是否可立古文經學博士。經多次辯論，漢光武帝要收攬古文經學派，決定立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們議論喧嘩，公卿大臣群起反對，《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廢除。漢明帝時，賈逵代表古文經學派，利用朝廷特重讖緯的空隙，上書說《左傳》與讖緯相合，可立博士。賈逵依靠這種迎合的本領，終於得到漢章帝的允許，讓《左傳》、《谷梁》、《古文尚書》、《毛詩》四經公開傳授，但不立博士，這就是朝廷不承認古文經學是士人求仕的正路。在古文經學派方面，取得朝廷這一些讓步，也算是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今文經學章句煩多，說解亂雜，不僅“通人惡煩”，就是非“通人”也同樣惡煩，當古文經學派力求上升的時候，今文經學感到自身有“省章句”“正經義”的必要。西元七九年，漢章帝親到白虎觀，大會群儒講議五經同異，用皇帝名義製成定論，稱為《白虎通義》（又有《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等名）。它是全部今文經學的綜合體，也是今文經學的政治學提要。全書條理明白，義旨簡要，確是一部重要著述。不過，奉命編書的人不是今文博士而是古文學者的班固。今文博士一般只會記誦章句不會概括大義，只能專講一經，不能兼通五經，要編通義就不得不求助於古文學者，《白虎通義》的編成，正顯示今文經學的虛弱，它無可避免地將為古文經學所排斥。
一個巨大的古文經學家許慎，用二十二年時間（一○○年至一二一年）著成了《說文解字》（簡稱《說文》）十四篇。許慎是賈逵的學生，博通經典和群書。他收集小篆、古文（戰國時文字）、籀文（西周時文字，又稱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文（獨體為文，如日月等）字（合體為字，如江河等），解說每一個文字的形體、聲音、訓詁（字義），極為簡要，全部解說不過十三萬三千餘字。讀古書和漢朝法律時所遇到的疑難，都可以從這部書裏獲得解答。這部巨著，集西周以來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經學訓詁之大成，對不懂文字形義，依據隸書穿鑿附會的今文經學說來，是一個嚴厲的駁斥。《說文解字》的編成，正顯示古文經學有堅實的基礎，有力量排斥今文經學。
賈逵許慎等古文經學大師，都兼講今文經學，都還不能建立起純粹的古文經學。自從班固的學生馬融遍注《孝經》、《論語》、《毛詩》、《周易》、《三禮》、《尚書》（《左傳》因已有賈逵注，馬融僅作《三傳異同》），古文經學才到達完全成熟的境地。馬融聲望甚大，壽又很高（七九年至一六六年），門下生徒常有數百人或千餘人，著名學生如馬日（音密低mìdī）、盧植做大官，鄭玄為經學大師。馬融以後，古文經學事實上壓倒了今文經學。代表今文經學的《公羊》家，東漢末年出了一個大博學者何休。他仿效古文經學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詁》，大異于博士章句，但也不能挽救今文經學的崩壞。
何休與鄭玄同時，鄭玄是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何休是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何休精研今文諸經，用十七年功夫作《春秋公羊解詁》。他廢除章句之儒的俗學，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為《公羊春秋》制定凡例。他在《文諡例》裏說：“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依據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為有條理的一種經學。董仲舒以後，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學者。
馬融的學生鄭玄是東漢最大的博學家，他博通今文經學（包括讖緯），更博通古文經學。他遍注古文經，注中兼采今文說，他採用緯書說和怪說。他又注一部分緯書（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宋均所注），給讖緯找訓詁的根據。他是古文經學大師，同時又是今文經學大師，但基本上是古文經學者。鄭玄雜糅今古文的古文經學號稱鄭學，失敗了的今文經學派轉而擁護鄭學，再加上鄭玄壽高（一二七年至二○○年）、門徒多、著述富（一百余萬字），鄭學成為當時“天下所宗”的儒學。魏晉以後的經學主要就是鄭學。
經學上的派別爭鬥，如果當作一種隱微的折光來看，今文經學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得勢，古文經學反映別有一部分人企圖在政治上得勢，爭鬥的結果，由於得勢部分的腐朽無能崩潰下去了，原來不得勢的部分一方面與某些崩潰中的得勢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勝利成為得勢者。在政治上，東漢至魏晉的士族正經歷著這樣的一個過程；在經學上，古文經學也經歷著類似的過程。自從九品官人法確立以後，士人入仕，不必拘守今文經學，鄭學在經學上也就確立了它的地位。
鄭學盛行以後，經學不再是今文古文的爭鬥，而是轉為古文經學內部馬融學與鄭玄學的爭鬥。代表馬融純粹古文經學派的王肅，也遍注群經，與鄭學對立。王肅是司馬昭的妻父，政治勢力使王肅所注群經得立博士。鄭學勢力大，王肅為加強自己的論據，偽造《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相當於今文經師的偽造讖緯），借孔子名義來駁斥鄭學。鄭玄學派（以魏帝曹髦為首）駁王申鄭；王肅學派申王駁鄭。鄭王兩派的擁護者都是統治階級的得勢部分，因之爭鬥的劇烈超過東漢時期的今古文爭鬥。二五六年，曹髦親臨太學，與博士們辯論經義，曹髦主張鄭說，博士主張王說，曹髦不敢斥責博士，因為王學後面有司馬氏勢力。在士人群中，純粹古文經學派人數到底沒有鄭學那樣多，東晉時（晉武帝是王肅的外孫，西晉重王學），王學逐漸失勢，勝利者依然還是鄭學。
在鄭王兩派爭鬥的時候，許多古文經學的陣地被兩派以外的人奪去了。老莊學派的創始人何晏王弼首先奪取了兩部重要經典。何晏綜合各家注文，撰《論語集解》。王弼撰《周易注》，革去漢儒象數之學（蔔筮之學），改用玄理說《易》。何晏王弼所注書盛行，推倒了馬融鄭玄王肅三家注。西晉初杜預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撰《釋例》、《春秋長曆》等書，推倒了賈逵王肅兩家注。東晉梅賾（音責zé）獻《偽古文尚書》，又獻偽西漢孔安國《傳》（傳即注），推倒了馬融鄭玄王肅三家注。東晉郭璞注《爾雅》，范寧注《春秋谷梁傳》，一半的經典被鄭王兩派以外的人佔領了。鄭王兩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舊注被品質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兩漢盛行的經學，到東漢末魏晉做了總結。就是東漢末年古文經學推倒兩漢盛行的今文經學，不受家法束縛的魏晉古文經注又推倒漢魏有家法的經注。下表說明東漢魏晉人所作許多經注中最後存在的幾種。漢人經注魏晉人經注
（一）《毛詩》——西漢毛 （一）《周易》——魏王弼
亨傳，鄭玄箋（箋即 注。《系辭傳》以下，
注） 晉韓康伯注。
（二）《周禮》——鄭玄注 （二）《尚書》——晉梅賾
《偽孔傳》
（三）《儀禮》——鄭玄注 （三）《左傳》——晉杜預
集解
（四）《禮記》——鄭玄注 （四）《谷梁傳》——晉範
寧注
（五）《公羊傳》——何休 （五）《論語》——魏何晏
注 集解
《爾雅》是訓詁書，《孟子》（東漢末趙岐注）在漢魏不列於經典，《孝經》多有漢儒注解（唐玄宗作注，舊注都廢棄），但並無學術價值。流傳至今的重要經書，除《公羊傳》是今文，餘下九種全是古文（《谷梁傳》近於古文），其中經注魏晉人占十分之五，而鄭玄一人占十分之四。魏晉注經家的成就超過漢經師，鄭玄一人的成就超過任何注經家。他們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廣采眾說，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縛。
二 哲 學
孔子哲學的核心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應用到鬼神（包括怪異）問題，也是中立不倚地不確信為有，不確信為無。“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孔子對鬼神的態度。這裏沒有說實在在，也沒有說實在不在，只是說好象在。因此儒家依所處時代的需要，可以引申為有神，或引申為無神。大抵在和有神論作尖銳鬥爭的時候，可以主張無神論，在朝廷需要神的時候，可以主張有神論。在平常的時候，它把鬼神看作如在而加以利用。《周易•觀卦 •彖辭》裏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泛論訓》給神道設教作了很好的解說。它說：世俗都知道，用刀相戲，祖宗就拉住他們的手臂；枕門限睡覺，鬼神要踏他們的頭。實際上只是因為用刀相戲是危險的，枕門限睡覺會受風寒得病，說鬼神來干涉，無非是要人有所畏懼不那樣做。一切所謂鬼神祥（迷信），性質不過如此。愚笨人硬說有鬼神，剛愎人硬說沒有，只有通達人能懂得這個意義。這裏所說通達人正是主張如在的孔子和一般儒學者。
墨家確信有鬼神，儒家在反對墨家時，斷定鬼神不存在，成為無神論者。戰國時儒家董無心與墨家纏子進行了著名的辯論（《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董無心說，你們信鬼神，好比用腳跟去解繩結，歸根不得成功。據說，纏子被駁倒了。道家本來主張無神論，楊朱反對墨家的兼愛尚賢有鬼非命（與儒家接近，所以孟子稱“逃楊必歸於儒”）。《莊子》有《徐無鬼篇》。此人以無鬼為名，當然也是墨家的反對者。在反墨家的有鬼論上，儒家與道家是一致的。
西漢前期，政治上道家影響超過儒家。漢武帝提倡儒學以後，今文經學派在和道家爭鬥中，本身自陰陽五行發展到妖妄的讖緯之學，成為十足的有神論者。孔子確信有天命，但掌握這個命的天，是無知的自然還是有知的神，孔子並沒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好象說天是無知的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好象說天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談天道和天命，象子貢那樣高級的弟子，還說“不可得而聞也”。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對天與命的傳統態度。後來荀子作《天論》，才確定天是無知的自然物。事在人為，並無宿定的命運。董仲舒創今文經學，確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禍降福，那末，命運就不能是固定不變的了。今文經學派實際已與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著相同的道路，妖妄無稽比墨家更甚。
讖緯妖化了孔子，古文經學派要恢復不談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對讖緯。一般地說來，古文經學家反對讖緯是一致的，不過他們實際的作為卻在以訓詁反章句，對讖緯的攻擊，局限于“非聖人所作”，缺少理論上的發揮。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論上對讖緯進行了有力的攻擊。他盡一生精力，著成巨書，根據實在的事理系統地全面地將所有“儒書”（主要是指讖緯）、“道家”（方士神仙術）的種種謬說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迷信行為（陰陽五行家各派別的法術），一概予以駁斥。古文經學派專力于訓詁，頭腦裏似乎沒有什麼思想，統治東漢人頭腦的基本上是今文經學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經學派的圈子，單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堅決鬥爭，這種豪傑氣概，不僅在東漢是唯一的，就在整個封建時代裏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氣，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唯物論上面，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勞動人民的智慧上面。民間諺語說“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會窮得穿不上衣服。這是對迷信家多麼深刻的譏笑，王充就是這種人民智慧的表達人。
王充生於西元二七年（漢光武帝建武三年），死當在西元九六年（漢和帝永元八年）前後。早年曾到太學讀書，並從大史學家班彪求學。他的家庭是“細族孤門”，再加上他好 “諫爭”，不合時宜，一生只做了幾年州郡吏，其餘年月都居家教授，專力著書，寫成《論衡》八十五篇，二十余萬字。《自紀篇》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慾）不放（放縱），居貧苦而志不倦，淫（多）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王充是這樣一個反對流俗獨立思考的人物。這個性格使他不求仕進，甘願處貧苦，為考論真偽而生活。他對流俗的批判是嚴厲的，對廣大人民則採取誠心訓導的態度。《自紀篇》說“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明顯）文……言無不可曉（懂），指（意）無不可睹”，又說“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一致），何為猶當隱蔽指意”。王充用當時接近口語的文體寫《論衡》，目的在通過有書館文化程度的人影響廣大民眾，使朝廷提倡的“世書俗說”失去欺騙的物件。從這一點說來，王充是反對東漢主要上層建築物的革命家。
王充“考論實虛”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就是說，實際存在的物體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實現的物事都是虛妄的物事。從虛妄物事出發的言和行，必然也是虛妄的言行，檢驗它們的尺度就是實際存在的物事。王充使用這個方法確定天與地一樣是“自然無為”的物。《自然篇》說，為什麼知道天是自然無為的物？因為天沒有口目（感官）。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識），有嗜欲才有作為。既然天沒有口目，那就不會有嗜欲，因而也不會有作為。為什麼知道天沒有口目？因為地沒有口目。王充又確定人死無鬼。《論死篇》說，世人以為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類來考驗，可以斷言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有什麼證據呢？物可以作證。人是物，人以外的物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不為鬼，人死為什麼獨能為鬼？人之所以生，因為有精氣，人死則精氣消滅。精氣之所以存，依靠血脈，人死則血脈枯竭。血脈枯竭因而精氣消滅，精氣消滅因而形體腐朽，形體腐朽因而成為土壤，從那裏來的鬼呢！《訂鬼篇》說，鬼不是人死精神變成的，它是人的一種幻想。發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根據不外乎有神論，即天有知有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根本推倒了這兩個虛妄根據，從新解釋了自然現象（如《談天》、《說日》等篇）和社會現象（如《薄葬》、《蔔筮》等篇）。在讖緯盛行的東漢時期，《論衡》是黑夜裏發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燈，統治階級要人民昏迷，人民回答它的卻是智慧的光芒。
聖賢和經傳是兩個主要虛妄根據以外的一個重要根據。王充同樣用“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方法，作《問孔》、《刺孟》、《書虛》、《儒增》、《藝增》等篇。生在東漢的社會裏，敢於質問孔孟，懷疑經典，實在是無比的勇士。他這種批判的精神，嚴重地打擊了拘執師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經學派，同時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經學派。所以，王充不是東漢古文經師，而是偉大的思想家。
王充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於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貧乏，引作論據的物事，認識往往不真實，因之有些論斷難免錯誤。例如雷電擊樹破屋，俗說是天神取龍，《龍虛篇》辯明俗說的虛妄，但信書上的記載，仍認為龍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叉和魚相似，能乘雷電飛行。又如曆學家說“日食是月掩日光”，《說日篇》認為大體上四十一二個月日食一次，一百八十天月食一次，日月都是自損。因為月食不是日掩月，所以日食也不是月掩日。曆學家發現了日食的真實，王充卻變真實為虛妄，在不知地是星球之一的時候，這種錯誤是難免的，但到底是一種錯誤。
王充當然不可能發現階級構成社會的真理。他看到社會普遍存在著講不通的現象，例如“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行為）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要說明這種現象，不得不“歸之於天”。他認為天地好比是夫婦，大地無意識地生人。人受性同時受命。命是“吉凶之主”、“自然之道”，非人力所能變動。命可以預見，那就是“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富貴之人，生而有表見於面”（骨相）。王充引許多物事來證明這些論斷，結果不能和讖緯截然分開，依然帶著一些神秘主義的色彩。
人的吉凶禍福是自然無為的天所命定的，一切求吉求福避凶避禍的法術都是虛妄無效的。這就是《論衡》的思想。王充從唯物思想方面發揮了原始儒學，但不曾超出原始儒學的範圍。如果說，在西漢，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最大儒者，那末，在東漢，王充是荀卿一派的最大儒者。
東漢朝廷提倡今文經學，驅使士人在章句、讖緯、選舉的道路上下功夫，但是，這並不是所有士人都願意走的道路。古文經學講訓詁，衝擊著煩瑣的章句，王充《論衡》攻擊宣揚迷信的讖緯，太學裏名士議政，攻擊拘守禮法、謀求選舉的陋習。到了東漢末年，朝廷為士人設置的道路基本上被沖壞了。作為路基的儒學卻依然保持著不變。由於魏定九品官人法，門第成為仕進的新道路，士人不再需要那種困人的儒學思想和繁縟的禮法，開始向舊路基衝擊。以曠達放蕩為特徵的道家老莊之學——玄學，為了奪取儒學的統治地位，向儒學實行衝擊。第一步是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用玄學講《周易》。《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本原，漢儒以象數講《周易》，不管它講得如何支離，總還不離蔔筮之學（先知術）的傳統性質，自從王弼何晏（何晏著《周易私記》、《周易講說》，書佚）用老莊玄虛的道理講《周易》，性質全變，根本沖壞了兩漢儒學的思想本原。第二步是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否認儒家的一切（主要是禮法）。公然宣稱“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嵇康在《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裏說，你說六經是太陽，不學是黑夜。照我看來，如果把禮堂看作墳堂屋，讀經看作鬼話，六經看作穢物，仁義看作臭爛，一起把它們拋棄掉，那末，不學何嘗是長夜，六經何嘗是太陽。阮籍作《大人先生論》，斥禮法之士是破褲襠裏的蝨子。劉伶作《酒德頌》，笑禮法之士是些微小蟲子。這種大膽的衝擊，正是兩漢尊儒的反動。自原始儒學引申出來的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唯物思想的《論衡》都失勢了（古文經學還保有不重要的地位），自老莊引申出來的玄學一躍而成為思想界的統治者。這說明統治階級要求唯心思想的不斷發展，今文經學那種低級的唯心思想應該讓位給玄學那種較高級的唯心思想。
三 科 學
東漢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鬥爭的科學知識表現出光輝的成就。《嵇康集》有一篇《宅無吉凶攝生論》（不知作者為誰），說迷信的原因很透徹。它說，不懂得養蠶的人，出口動手都有禁忌。不得蠶絲愈甚，禁忌跟著愈多，還抱怨自己犯了禁忌。等到有人教他養蠶法，掌握桑葉和火候，寒暑燥濕都有規矩，那就百忌全失，獲利十倍。這是因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煩多，後來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確。所以說禁忌生於不知，如果能知各種物事的性質象知蠶那樣，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這種正確的觀點，是王充思想的繼續，遭到玄學首領嵇康的堅決反對是很自然的。這也就是說，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被提倡發揚的總是唯心思想，代表人民智慧的科學知識，總要受到各種形式的阻礙和反對。東漢時期迷信盛行，科學家獨能探求真理，對抗迷信，他們的科學成就雖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們這些成就對文化的貢獻卻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天文學——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天變災異都被說成上天對皇帝（天子）示譴。朝廷口頭上認些錯或調動幾個大官（三公），惡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則使人們相信天變災異正是上天保佑朝廷，否則何必示譴。王充在《論衡》的《變虛》、《感虛》、《談天》、《說日》、《自然》等許多篇裏反復論證天與人事並無感應關係，他指出天的“自然無為”性，有很大的科學意義。緯書連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學發現。《尚書•考靈曜》說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複三萬里，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春秋•感精符》說“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論衡•說日篇》引儒者說，日食是月掩日，當即《感精符》一類的儒書）。《周髀算經》說天體有四遊（二分二至是天體運動的四個極點），又說“日兆月”（月光生於日之所照），《考靈曜》創地遊說，說日月地都在上下遊動，從而推論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蝕的說法，比地靜說，日月自損說都前進了一步。漢安帝時，張衡做太史令，職掌天文。張衡用精銅製造渾天儀，用銅漏（古代計時刻器）水轉動渾天儀，星宿出沒與天象密合。東漢末年，劉洪造《乾象曆》，有推日食月食的演算法。這些天文學上的每個進步，都起著衝擊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證明“自然無為”說的正確。
候風儀、地動儀——張衡生於西元七八年，死於一三九年。據《五行志》所記，自九二年以後，幾乎連年地震，地震地區有時大至數十郡，有些地區發生地坼、地裂、地陷、山崩、水湧。此外還經常發生大風，某次拔樹多至三萬餘株。迷信家議論紛紜，災禍都成了讖緯學的有力證據。張衡研究這些自然現象，一三二年，作候風儀和地動儀。候風儀制法不見記載，可能是一種預測大風的儀器。《晉書•五行志》記魏時洛陽西城上有候風木飛鳥被雷震壞，或即張衡的候風儀。地動儀是用精銅製造，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內部安置機關，按照八個方面，裝八個龍頭。那一個方向地動，同方向的龍就口吐銅丸。從此以後，史官記錄地動所起方向。王充的著作，有益於科學思想；張衡的發明，推進了科學知識。《論衡》與地動儀是東漢兩大創造，王充與張衡是東漢文化界的兩個偉人。
數學 ——漢儒用數理講《周易》，緯書兼講天文歷數學，因之數學成為儒學的一部分。揚雄模仿《易經》作《太玄經》，實際是揚雄的數學著作。劉歆也是著名數學家。東漢儒者更研習數學，張衡著《算網論》，與《靈憲論》（張衡論渾天的原理）相配合。鄭玄劉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術》。魏時劉徽總結各家學理，注《九章算術》，數學成就比《周髀算經》前進一步。
醫學——《淮南子》說，神農嘗百草的滋味，一天中七十次毒，醫方從此興起。大抵古來有神農嘗百草的神話，因而民間歷代積累起來的藥物知識都託名神農。藥物主要是草藥（鄭玄注《周禮》五藥：草、木、蟲、石、穀），所以稱為《本草》或神農《本草經》。自漢武帝起，朝廷招集方士，其中有本草待詔若干人。樓護家世代做醫師，樓護誦習醫經本草方術書數十萬字，漢成帝漢哀帝時，出入京師權貴人家很有聲名。西元五年，王莽召集全國通方術本草的人到京師考校技能。《漢書•藝文志》不曾記錄神農《本草經》，但西漢確有這一部名叫《本草》的藥物書。書中多見東漢時地名，當是東漢醫家有較多的補充和說明。
東漢末年，屢起大疫。南陽士人張機深研醫學，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北宋時所傳《傷寒論》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匱要略方論》三卷，當即《雜病論》）。他在《傷寒論序》裏說：看當今醫生，不肯探求醫經（《素問》、《難經》等），推演新知，各承家傳，始終守舊。問病狀務在口舌敏捷，辨脈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脈）。草率處方，難治大病。和這些醫生相反，他是以極嚴肅的態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裏陰陽五行說基本上被排除了。後世醫學者稱張機為醫聖，稱《傷寒》《金匱》為醫經，是有理由的，因為他脫離陰陽五行的束縛，推動醫學向科學發展。
《靈樞經》所傳用針治病法，東漢時有顯著的進步。廣漢隱士涪翁著《針經診脈法》，傳弟子程高。程高傳弟子郭玉。漢和帝時，郭玉做太醫丞，治病多有效應，針法傳授更廣。郭玉喜為貧賤人治病，盡心竭力，應手見效。治貴人病卻常不愈。漢和帝責問郭玉，郭玉答道，貴人威風太大，好自作主張，不聽從醫者的法度。骨節又柔弱，用了針不能再用藥。有時用針難免要出些血，我心裏恐怖，那裏還顧得治病。
譙縣人華佗精針法，尤精外科手術。將動手術，先使病人飲麻沸散，失去知覺，刳割腹背後縫合創口，塗敷膏藥，四五天便合口。華佗又教人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使身體輕便，血脈流通，可以預防疾病，延年不老。曹操患頭風病，要華佗治療斷病根。華佗說只能緩治延歲月，不能斷根。曹操發怒，殺華佗。華佗兩個弟子，吳普擅長外科，樊阿擅長針術。關羽左臂中箭毒，醫師刳肉刮骨，關羽言笑自如；司馬師目上生瘤，讓醫師割去。這種局部割治，大概也用麻醉藥。
醫學在戰國是一個發展時期，到東漢又有新的發展，它的特點是陰陽五行的色彩比戰國時醫經大見輕減。
四 宗 教
巫是一種原始宗教。隨著華夏地區的擴大，巫教被史官文化排斥，逐漸失去它的宗教作用。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看來就是在保持著巫師的楚國，巫師也只能和醫師同列，而醫師的社會地位在當時是不高的。漢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礎上製造出一個普遍流行的宗教，許多外來宗教的陸續傳入和佛教的一時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獨尊的地位。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來，應歸功於史官文化，因為它含有抵抗（雖然是不徹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體是儒學（其次是道家學說）。儒學創始人孔子，教人專重人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談鬼神和死後事，是孔子也是儒學對鬼神的基本態度，所以在儒學的思想體系裏，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導地位。宗教得以興盛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對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絕對信仰，而儒學對鬼神則是懷疑，敬而遠之，這就形成漢族歷史上允許各宗教並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徹底排斥，從不發生所謂宗教戰爭的特殊現象。
史官文化的發育地在黃河流域。黃河經常發生災禍，人力不能完全控制它，因此迷信思想有了它的來源，但治水到底要依靠人力，鬼神並不真可靠，因此實際經驗使人們體會到人力的作用大於鬼神。其他自然界災禍也給人們同樣的經驗。例如前五二六年，鄭國大旱，鄭君使大夫屠擊等祭桑山求雨。屠擊等斬伐樹木。子產說，祭山為的是增植山林，現在反把山林砍了，多大的罪過呵！削掉屠擊等人的官和邑。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廢除這種胡想（迷信）的歷史，或者是用新的比較不那樣荒謬的胡想來代替它的歷史。祭山求311 雨是一種胡想，增植山林卻是科學性的實踐，兩者結合在一起，而重點則在後者，這就有逐漸廢除胡想的可能。所以史官文化與以迷信為重點的宗教，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因而在史官文化的基礎上不可能創立宗教。
史官文化在哲學上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夏商相傳的五行論；一種是周朝新創的陰陽論。五行首見於《尚書•洪范篇》，它認為水火木金土是構成萬物的五種要素。五行各有屬性，用眼睛來看，看出水性潤濕向下，火性炎熱向上，木性可曲可直，金性可以熔解，土性可以種植穀物。用鼻舌來試，試出水（海水最大）味鹹，火味苦（焦氣），木味酸（果實），金味辛，穀物味甘。這種原始的五行只是企圖解釋物的生成和作用，並沒有包含神秘的意義。陰陽首見於《周易》。孔子闡明《易》理，認為最大的物是天地，它們的屬性是陽和陰。天永恆在上，地永恆在下，天體運動，地體靜止。天的運動是迴圈式的運動，地的靜止不是獨立的而是順承上天也就是附屬於天的靜止。根據這樣的世界觀，抽象出陰陽兩種屬性，用來解釋自然界的社會的各種現象。已見的現象用陰陽來解釋，未見的現象（事物的變化）用蔔筮（數理）來探求。因為數有陰陽（單數陽、雙數陰），從數的陰陽可以先知事物變化的後果（吉凶），這就成為孔子宿命論的根據。蔔筮的答案，有答對一半的機會，有答不對的一半，叫做“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不等於說一定有鬼神在使人不測，也不等於說一定沒有鬼神在使人不測，這就成為孔子的鬼神觀。這種帶有一些神秘色彩的陰陽論，只是比五行論抱著更大的企圖，就是想用天地之道來解釋萬事萬物（“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法象（法則形象）莫大於天地”）。本質上它們都屬於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它們是哲學不是宗教。
戰國時，鄒衍結合五行與陰陽兩種思想成為陰陽五行學。它不是簡單地結合，而是發展為神秘的德和運。鄒衍把德（五行的性）當作本體，運（陰陽變化）當作作用，以德運為出發點，推斷自然和社會的命運。屬於唯物論的原始五行論、陰陽論，經鄒衍改造後，成為唯心論的陰陽五行學，即五德終始論。不過它仍是哲學的一種，還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剝削階級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別在秦漢統一以後，農民階級的鬥爭力量比諸侯割據時代加強了。統治階級更感到宗教的必需。董仲舒開始說神怪，並造求雨止雨儀式，頗有創宗教的趨勢。王莽時階級鬥爭激化，王莽提倡符命圖讖，裝神作怪，企圖麻痹已經爆發了的農民起義。東漢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勵今文學派神化孔子，期望變孔子為教主，變儒學為宗教。但是，以史官文化為基礎的儒學，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僅古文經學派堅決反對，就是今文經學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說孔子是神或先知者。“神怪之言，皆在讖記”，而讖記裏也有一些對董仲舒不滿的表示，說孔子預言“董仲舒亂我書”。所謂亂我書，就是指讖緯亂六經章句，可見篤守章句的今文家並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讖緯。這樣，儒學轉化為宗教的期望斷絕了。太平道教開始時被認為“以善道教化”，結果卻被黃巾軍用來發動起義。統治階級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適用的宗教，佛教正在這個時候獲得了流傳的好機會。
秦時，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傳教。西漢時西域某些國家已信奉佛教。漢武帝通西域後，中外交通順利，不能設想沒有一個僧徒東來，可是佛教傳入，到西漢末才見記載。這是因為董仲舒以後，今文經學盛極一時，統治階級對它有足夠的信心，不需要那種看作異端的外來宗教。西元前二年（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域佛教國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當時西漢朝廷正在搖搖將墜，正在需要一種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盧從伊存受浮屠經，並不是偶然的。從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為讖緯的輔助開始流傳起來。這說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發生和發展，與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廣大人民的窮困無告、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有不可分開的關係。它們生長在社會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長在土壤裏那樣。
東漢魏晉佛教流傳很快，而且繼續在興盛，雖然始終（包括南北朝）不能奪取儒學的傳統地位，但對思想界影響確極巨大。從原始儒學改造出來的今文經學（讖緯）和魏晉老莊派玄學，原來都只是些原始的唯心論，自從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後，唯心論哲學得到極大的發展，也就是統治階級所掌握的欺騙工具比專用儒學高超得太多了。
佛教在統治階級裏流傳的記載，最早見的是西元六五年——漢明帝永平八年。漢光武帝的兒子楚王劉英招聚方士桑門（沙門），祭神求福。漢明帝給劉英的詔書裏褒獎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並提到伊蒲塞、桑門等名稱。漢明帝將詔書宣示各王，可見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見永平八年以前佛教早已在流傳。漢桓帝在官中立黃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縣祭老子。襄楷上漢桓帝書裏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這個老子西行教化胡人的謠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黃老，只好默認佛是老子的門徒。漢桓帝漢靈帝時，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讖等人來洛陽，譯出佛經多種，佛教影響因此前進一步，有可能企圖脫離對黃老的依附。東漢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論》，說漢明帝夢見神人，飛行在殿前。次日問朝臣得知是佛。乃遣張騫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經》），歸來後在洛陽城西造佛寺（白馬寺）。佛徒造朝廷求經的謠言，意在自高身價，對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個謠言。此後道佛兩教常用謠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內容，都是未曾聞見過的新奇事物，“閎大不經”的鄒衍，“謬悠荒唐”的莊周，“妖妄神怪”的讖緯，比起它來真是相差太遠了。這正是統治階級願意接受的新工具。不過，佛教是外來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舊工具的抵抗。道教經典《太平青領書》（《太平經》）採取佛教神話來裝飾教主老子，採取某些佛教教義來編造道教教義，但對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棄其親；（二）捐妻子、不好生、無後世；（三）食糞、飲小便（當是指僧徒用糞便治病）；（四）行乞；認為“道之大瑕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惡”，反覆予以駁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當佛教默認老子化胡的時候，還可以相容，一朝企圖獨立，道教便和佛教對立。《理惑論》說“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佛教）”，太學裏沒有人“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剃發）以為上”。儒學自有一套傳統的禮教，當然要排斥佛教。《嵇康集》所載《宅無吉凶攝生論》一文裏有一條說：“多食不消化，含黃丸（藥名）病自然會好。有人求神問卜，也有人從乞胡（西域僧）求福。這種行為誰都看了好笑。”凡迷信由於無知，從知者說來，不論那一種迷信都是乞胡。嵇康逐條反駁這篇論文，獨不為乞胡辯護，足見玄學大師嵇康也並不擁護佛教。佛教雖然遭受了這些阻礙，但絲毫也不影響它的直線上升，這是因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特別是當權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以襄楷牟融等人為代表，調和佛道儒，使三派並存，一致為統治階級服務。
在人們的頭腦裏，一向充滿著對自然的和社會的無數疑問。既有疑問，就必須求得解答。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卻不曾得出能令統治和被統治兩大階級都滿意的答案來。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個外來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統治地位的區域內竟獲得相當長時期的盛行。
開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義是（一）人（身體）死精神不死（神不滅）。神仙家（方士道士）長生不死，是一種容易敗露的拙劣騙術，當然比不上佛教神不滅說那樣“難得而測”。（二）因果報應。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從索解的疑問，儒家學說歸之天與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與命是什麼，還是一個疑問。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現世禍福，說成種因可以在前世，報應可以在來世，也可以在死後（“有道（善人），雖死，神歸福堂（天堂）；為惡（惡人），雖死，神當其殃（地獄）”），一切疑問似乎都被它解決了，它的方法極巧妙，確能使人難得而測。（三）輪回。身體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輪回時按過去所作的因得各種不同的果。這就是說，被剝削被壓迫的人，都由於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現世受報，如果反抗剝削者壓迫者，來世將受更重的惡報。（四）佈施。子貢問孔子說，有一個人能夠廣泛地施捨給人民，救濟他們（“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個人可以叫做仁人了麼？孔子說，仁人可不行，這只有聖人或許能做到，堯舜怕還做不到哩！《淮南子•主術（君道）訓》反對佈施，它說，講慈惠的人崇尚佈施，這是讓沒有功勞的人受厚賞，誰還願意守職勤力呢！這些話說明佛教傳入以前，統治階級是不懂得佈施的。佛教說佈施是為本人造功德，於是佈施便盛行起來。例如東漢末佛教徒笮融（笮音責zé）霸佔廣陵等三郡賦稅，兇暴放縱，任意殺人。他大起佛寺，造銅佛像，上塗黃金。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誦讀佛經。又用免徭役法誘境內外民人來寺聽講道，前後誘得五千餘家。每開佛會，路旁設席長數十裏，置酒飯任人飲食，用錢多至萬萬。笮融造佛寺，養僧徒，免徭役，舍酒飯，大行佈施，似乎真是博施濟眾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產過一粒米一塊磚，大佈施的另一面，顯然是極其殘酷的剝削。自從有了所謂佈施，勞動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擔。現存的或已毀的一切莊嚴精美的宗教物品，裏面都裝滿著當時勞動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條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神不滅論，很多人被它迷惑了。它曾迷惑著窮苦無告的勞動人民，使反抗黑暗統治的鬥爭精神受到損害；也曾迷惑著虔誠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證實的幻境而虛度一生。原來有些宗教當它創始的時候，往往含有反抗舊勢力的進步成分，起著某些積極的作用。可是當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及被各學派解釋修改以後，發揚起來的不是那些進步成分而是更巧妙地引人入迷。所以宗教成為社會進化的巨大障礙，主要責任是在利用它宣揚它的統治階級方面。
佛教哲學的傳入，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步驟說來（由樸素唯物論到唯心論，再由唯心論到唯物論）並不是無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學、音韻、音樂、跳舞、建築、雕塑、醫學等伴隨著同來，也是值得熱烈歡迎的。因為在人們的交往中，除了言語與動作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麼了。而文學、音樂、跳舞等等都是從言語動作中提煉出來的最純的精華，最高的典範。民族間文化交流，等於民族間大量優秀代表在相互交談和學習。東漢時期西方文化開始東流，而且此後數百年間不斷地大量東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餘都有助於漢文化的逐步豐富起來。
2008年8月27日星期三
魏國
第九節 魏 國
曹操創立魏國，對東漢的黑暗統治和豪強大混鬥說來，顯示出社會開始有穩定的趨勢。他廢除兩漢租賦制度（東漢後期，三十稅一竟減到百分稅一，等於免地主的田租），改為每畝納田租四升，每戶出絹兩匹，綿二斤，不再額外多取。嚴禁豪強兼併，並禁止豪強逼迫下戶貧弱代出租賦。特別是口賦錢、算賦錢的廢除，減少了商賈壓榨農民的機會，對農民是有益的。推行屯田制，招募無地或無牛畜的農民，在各級典農官統率下耕種官田。租稅是按六四（用官牛官六客四）或五五（用私牛官客對分）分穀。屯田制度官與客（佃戶）的關係，和一般地主與徒附的關係並沒有什麼區別。不過，客得四成或五成，比徒附受地主額外榨取，到底是寬了一些；官得六成或五成用來養兵，比全部軍糧要農民負擔，到底也寬了一些。據西晉傅玄說，當時旱田每畝收十余斛，水田收數十斛。生產量過高，可能有誇大處，但曹操依靠屯田制收富強的實效，卻是事實。屯田以外，曹操還督促荒田的開墾，按照各州郡戶口數目比較墾田多少，作為賞罰地方官的標準。仲長統說“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大抵建安末年，上等地已經逐漸開墾出來。曹操某次行軍，經過麥田。下令說：損壞田麥者處死。他自己的馬躍入田中，教部屬議罪。算是主帥不可自殺，割發置地上當作斬首。這雖然是一種權術，但也說明他對農業的重視。配合著這個重農方針，他提倡節儉，嚴禁厚葬和淫祀，實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國家的法紀。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保障農業生產的進行。大體說來，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朝著恢復的方向發展。
曹操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但惡政的根源之一，他並不能改革，那就是士族在政治上所佔有的壟斷地位。曹操變通東漢舉孝廉制，錄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微賤人做官吏，企圖沖淡士族的勢力，事實上士族依然足以阻礙曹氏政權代替僅存空名的劉氏政權。曹操在氏族的阻力下，只好決心做“周文王”，讓兒子曹丕來處理代漢問題。
二二○年，曹操死。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承認士族有做官特權，又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級分給牛畜和客戶，在經濟上予以優待。這樣，曹丕就獲得士族的擁護，廢漢帝名號，建立起魏朝，士族中的擁漢派無形中消失了。
魏朝的政權是士族政權。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幹政。東漢時期外戚、宦官、官僚（士族）三個集團的爭鬥，到魏才確實肯定了士族是最後勝利者。
東周後期，土地所有制發生變化，原來適合於貴族領主統治的法律在晉鄭等國開始有些改革。至東週末戰國初，魏文侯承認土地自由買賣制。為適合這個新的經濟基礎，魏相李悝造《法經》六篇。商鞅依據《法經》造《秦律》。蕭何依據《秦律》造《漢律》九篇。此後逐漸增加，有律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例）九百零六卷。東漢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十餘家各作解釋，每家有數十萬字。到魏明帝對，常用律例共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字，律例繁亂如此，人民一舉手一動足都有遭遇被殺被罰的危險。魏明帝刪節漢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書官令》（治朝官）、《軍中令》（治軍）合一百八十餘篇，比漢律令大為減省。又置律博士，專用鄭玄學解釋律令。魏改革了不少漢制，魏明帝定魏律是最有意義的一個改革。
魏文帝建都洛陽，在漢宮遺址上興修宮殿。魏明帝大造宮殿苑囿，掠奪民間美女，淫侈無度，從此庫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權進入衰落時期。二三九年，魏明帝死。二四九年，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政權全歸司馬懿掌握，魏國事實上滅亡了。
司馬懿出身高級士族，曹操死後，他是魏國唯一的謀略家。他起初輕視曹操，不願做曹家官吏，自稱得風癱病，拒絕徵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驗，司馬懿在刀下堅臥不動，好象真風癱，得免刺死。後來曹操又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殺，不得不出來就職。魏明帝時，司馬懿率大軍對抗諸葛亮，成為魏國最有聲望的大臣。魏明帝臨死，委託曹爽司馬懿同輔幼主曹芳。曹爽遠不是司馬懿的對手，被司馬懿殺死，曹氏政權轉成司馬氏政權。司馬懿和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用滅族的慘刑殺戮曹氏集團中人。二五四年，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為魏帝。二六○年，司馬昭殺曹髦，立曹奐為魏帝。二六五年，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晉武帝用禪讓方式滅魏，成立晉朝。晉朝的成立，說明以司馬氏為首的士族最後推倒原來不是士族的曹氏朝廷，使士族制度得到更進一步的鞏固。
曹氏集團在曹操時有新興氣象，大亂後的黃河流域得以逐漸穩定下來，應是它的功績。魏文帝時開始腐化，魏明帝時腐化加甚。這個繼續腐化的趨勢，必然要阻礙社會生產的恢復，也自然會延遲三國的統一。恰好司馬氏集團繼起，它不是不腐化，而是在奪取曹氏政權的過程中不敢過度腐化，這對社會是一件比較有益的事。東漢末年，生產大遭破壞，商業停滯，魏文帝甚至廢銅錢改用穀帛作交換貨物的媒介。二二七年，魏明帝複行五銖錢，顯示社會生產已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司馬氏執政時期，魏國統治集團內部爭鬥極其殘酷，曹氏集團大體被殺絕，但並不影響人力富力的逐漸滋長。魏國末年，中原地區經濟已超過漢吳兩國，加上漢吳統治集團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馬昭滅漢，二六五年，晉武帝滅魏，二八○年，晉武帝滅吳。將近一百年的大亂和分立，到晉武帝時中國又得到統一。
曹操創立魏國，對東漢的黑暗統治和豪強大混鬥說來，顯示出社會開始有穩定的趨勢。他廢除兩漢租賦制度（東漢後期，三十稅一竟減到百分稅一，等於免地主的田租），改為每畝納田租四升，每戶出絹兩匹，綿二斤，不再額外多取。嚴禁豪強兼併，並禁止豪強逼迫下戶貧弱代出租賦。特別是口賦錢、算賦錢的廢除，減少了商賈壓榨農民的機會，對農民是有益的。推行屯田制，招募無地或無牛畜的農民，在各級典農官統率下耕種官田。租稅是按六四（用官牛官六客四）或五五（用私牛官客對分）分穀。屯田制度官與客（佃戶）的關係，和一般地主與徒附的關係並沒有什麼區別。不過，客得四成或五成，比徒附受地主額外榨取，到底是寬了一些；官得六成或五成用來養兵，比全部軍糧要農民負擔，到底也寬了一些。據西晉傅玄說，當時旱田每畝收十余斛，水田收數十斛。生產量過高，可能有誇大處，但曹操依靠屯田制收富強的實效，卻是事實。屯田以外，曹操還督促荒田的開墾，按照各州郡戶口數目比較墾田多少，作為賞罰地方官的標準。仲長統說“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大抵建安末年，上等地已經逐漸開墾出來。曹操某次行軍，經過麥田。下令說：損壞田麥者處死。他自己的馬躍入田中，教部屬議罪。算是主帥不可自殺，割發置地上當作斬首。這雖然是一種權術，但也說明他對農業的重視。配合著這個重農方針，他提倡節儉，嚴禁厚葬和淫祀，實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國家的法紀。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保障農業生產的進行。大體說來，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朝著恢復的方向發展。
曹操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但惡政的根源之一，他並不能改革，那就是士族在政治上所佔有的壟斷地位。曹操變通東漢舉孝廉制，錄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微賤人做官吏，企圖沖淡士族的勢力，事實上士族依然足以阻礙曹氏政權代替僅存空名的劉氏政權。曹操在氏族的阻力下，只好決心做“周文王”，讓兒子曹丕來處理代漢問題。
二二○年，曹操死。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承認士族有做官特權，又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級分給牛畜和客戶，在經濟上予以優待。這樣，曹丕就獲得士族的擁護，廢漢帝名號，建立起魏朝，士族中的擁漢派無形中消失了。
魏朝的政權是士族政權。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幹政。東漢時期外戚、宦官、官僚（士族）三個集團的爭鬥，到魏才確實肯定了士族是最後勝利者。
東周後期，土地所有制發生變化，原來適合於貴族領主統治的法律在晉鄭等國開始有些改革。至東週末戰國初，魏文侯承認土地自由買賣制。為適合這個新的經濟基礎，魏相李悝造《法經》六篇。商鞅依據《法經》造《秦律》。蕭何依據《秦律》造《漢律》九篇。此後逐漸增加，有律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例）九百零六卷。東漢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十餘家各作解釋，每家有數十萬字。到魏明帝對，常用律例共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字，律例繁亂如此，人民一舉手一動足都有遭遇被殺被罰的危險。魏明帝刪節漢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書官令》（治朝官）、《軍中令》（治軍）合一百八十餘篇，比漢律令大為減省。又置律博士，專用鄭玄學解釋律令。魏改革了不少漢制，魏明帝定魏律是最有意義的一個改革。
魏文帝建都洛陽，在漢宮遺址上興修宮殿。魏明帝大造宮殿苑囿，掠奪民間美女，淫侈無度，從此庫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權進入衰落時期。二三九年，魏明帝死。二四九年，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政權全歸司馬懿掌握，魏國事實上滅亡了。
司馬懿出身高級士族，曹操死後，他是魏國唯一的謀略家。他起初輕視曹操，不願做曹家官吏，自稱得風癱病，拒絕徵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驗，司馬懿在刀下堅臥不動，好象真風癱，得免刺死。後來曹操又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殺，不得不出來就職。魏明帝時，司馬懿率大軍對抗諸葛亮，成為魏國最有聲望的大臣。魏明帝臨死，委託曹爽司馬懿同輔幼主曹芳。曹爽遠不是司馬懿的對手，被司馬懿殺死，曹氏政權轉成司馬氏政權。司馬懿和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用滅族的慘刑殺戮曹氏集團中人。二五四年，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為魏帝。二六○年，司馬昭殺曹髦，立曹奐為魏帝。二六五年，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晉武帝用禪讓方式滅魏，成立晉朝。晉朝的成立，說明以司馬氏為首的士族最後推倒原來不是士族的曹氏朝廷，使士族制度得到更進一步的鞏固。
曹氏集團在曹操時有新興氣象，大亂後的黃河流域得以逐漸穩定下來，應是它的功績。魏文帝時開始腐化，魏明帝時腐化加甚。這個繼續腐化的趨勢，必然要阻礙社會生產的恢復，也自然會延遲三國的統一。恰好司馬氏集團繼起，它不是不腐化，而是在奪取曹氏政權的過程中不敢過度腐化，這對社會是一件比較有益的事。東漢末年，生產大遭破壞，商業停滯，魏文帝甚至廢銅錢改用穀帛作交換貨物的媒介。二二七年，魏明帝複行五銖錢，顯示社會生產已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司馬氏執政時期，魏國統治集團內部爭鬥極其殘酷，曹氏集團大體被殺絕，但並不影響人力富力的逐漸滋長。魏國末年，中原地區經濟已超過漢吳兩國，加上漢吳統治集團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馬昭滅漢，二六五年，晉武帝滅魏，二八○年，晉武帝滅吳。將近一百年的大亂和分立，到晉武帝時中國又得到統一。
2008年8月26日星期二
吳國
第八節 吳 國
吳是一個不穩定的國家。它的不穩定性從各方面表現出來。
吳國刑罰殘酷，賦（租稅）調（兵役）繁重。連張昭、顧雍和陸遜等人都說太重，請求減輕一些。孫權給自己辯解，說：威小人必須用重刑，我這樣做是不得已。又說：如果單守江東，現有的兵力確是夠用了，賦調應該可以寬些。不過坐守江東，未免陋小，所以仍須預先調兵，以便臨時應用。總起來說，百姓勞苦，我很知道，事出不得已，諸君不必多說。孫權的政治就是這樣的一種暴政。人民被迫經常起兵反抗。例如鄱陽人彭綺攻破縣城，有眾數萬人。彭綺失敗後，彭旦又起兵。廬陵人李桓、羅厲等起兵，經四年戰爭才被壓平。這些較大的反抗以外，還有更多的小反抗。孫權命令各郡縣修城郭，起譙樓，掘深池大塹，以備“盜賊”，決不允許減輕賦調。直到他病重要死的時候，才下了一道“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他臨死時也許真的希望他的繼承人緩和一下民怨，可是他的繼承人比他剝削得更加兇暴。
孫堅出身下層豪強。他雖然是吳郡富春（浙江富陽縣）人，又自稱是春秋時大軍事家孫武的後裔，但在吳郡士族間並無地位。孫策依靠外來士族和孫堅舊部的力量草創吳國。二○○年孫權繼承孫策時，孫權還是十五歲的童子，吳國形勢很不穩定。他一方面得到外來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盡力爭取以顧雍、陸遜為首的吳郡士族。他把孫策的女兒，一個嫁給顧雍的長子顧邵，一個嫁給陸遜。孫家與江東名族顧陸兩家結成姻親，吳政權才有了可靠的基礎。外來士族都是流寓人，徒黨不多，根基不固，所以孫權敢於信任他們。周瑜魯肅呂蒙三人死後，孫權不得不依靠族大人多的土著士族，把很大的政權交給丞相顧雍，很大的兵權交給上大將軍陸遜。他對文武官吏都存著戒心，因此用刑嚴峻，不少武將因畏罪投降魏國，他曾下令說，諸將犯重罪三次才議罪，這當然騙不得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帶兵守邊境的督軍和將軍交出妻子做保質，如有叛逃，便殺戮保質甚至滅三族。他又養一批人叫做校事、察戰，監視文武官吏，發見一些事件，動輒加罪慘殺。太子孫登屢次勸諫，都不聽納，大臣們更畏罪不敢說話。陳壽說他性多嫌忌，堅決殺人，愈到晚年殺人愈凶。吳國統治集團就是這樣互相猜疑的一個集團。
任何一個政權，總要有軍隊作支柱。吳國軍隊起初是用來作戰的，後來兵士變成從事生產的奴隸，後來又變成私人的生產奴隸，根本不成其為軍隊。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漢吳講和。魏漢對吳國的軍事威脅減輕了。二二六年，孫權開始屯田，令諸將增廣田畝。他自己也說是受田耕種，把駕車的八頭牛改作四耦耕牛，表示提倡。屯田兵以外，還有所謂作士，是一種作手工業的兵士。所有生產品全被孫權和諸將分占，養兵士的費用仍由農民來負擔。孫權死後，州郡官和諸將令民卒和兵士替他們做買賣，長江上商船來來去去，屯田變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廢。到吳國末年，一部分兵士被諸王分去，有權勢的宦官也招募兵民做私屬。兵士民卒不堪奴役的痛苦，紛紛應募，營裏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可以想見諸將對這些剩餘兵士，自然要加緊剝削來補充被諸王宦官奪去的利益。
既然吳國的兵士實際上是生產奴隸，這就可以說明下列諸事：孫權為什麼說自己不願坐守江東（事實是決心坐守江東），必須擴大兵役？因為增兵就是增加生產奴隸。孫權為什麼要使衛溫等率兵萬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因為聽說州上有數萬家，擄來可以補充民力，從而擴大兵額。孫權為什麼屢次進攻山越？因為他估計居住丹陽郡山地勇猛善戰的越族有四萬人可作兵士。後來越人被圍困，出山投降，孫權分給諸葛恪一萬人，顧承（顧雍孫）八千人，其餘分給諸將。孫權驅迫農民甚至擄掠人口來成立軍隊，這當然需要極其殘酷的刑罰來維持這個軍隊。現在可以看到的一條刑罰是一個兵士偷了一百個錢，被牽到市上去斬頭。以此為例，吳國軍隊裏，大概除去斬頭，很少還有其他較輕的刑罰。
孫權的家庭很亂。寵妻間爭做皇后，兒子間爭做太子。家庭間的爭鬥影響到外廷，朝官們分成擁嫡擁庶兩派。孫權終於廢太子孫和，立孫亮為太子。擁嫡派陸遜、顧譚（顧雍孫）、張休（張昭子）等都遭受懲罰，兩派怨恨更加深刻。孫權死後，孫亮繼位，宗室孫琳廢孫亮，立孫權第六子孫休。孫休死，孫和子孫皓立為吳皇帝。孫皓粗暴淫凶，大報舊怨，用剝面皮、鑿眼睛、滅三族等淫刑殺人，大臣及宗族幾乎被他殺盡。孫權的殘虐政治到孫皓時達到最高點，吳國也就滅亡了。
吳在三國中，內部最不穩定，可是立國時間反比魏、漢長。原因是（一）孫權統治吳國五十三年，熟悉統治集團裏各部分勢力的強弱，能適當地掌握它們。（二）以顧陸兩大族為首的江東士族，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單是顧陸朱張四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數以千計），出力支持吳國。（三）二二八年以後，魏國主要兵力佈置在關中一帶，對付漢國。（四）二四九年以後，魏國司馬氏集團與曹氏集團鬥爭加劇，在二六○年司馬昭殺魏帝曹髦，曹氏集團完全失敗以前，司馬氏不能攻漢，也不能攻吳。
吳在江東立國，政治是殘暴的，但對東南地區的開發，卻也有顯著的成就。長江中下游吳比東漢時經濟文化確是發展了。這首先由於東漢末年中原及江淮間大量流民逃入荊揚二州，他們帶來了各地區較高的生產技術，使江東地區原來的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一些改進。鐘離牧在永興縣（浙江蕭山縣西）墾田二十餘畝種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當時稻田產量並不很低，所以增加人口的要求極為迫切，孫權攻伐山越，甚至把黟歙地方深山中的短人（少數民族）也搜羅出來，並經常派兵出境捕捉人口。這固然為了添兵，同時也是為了添民。吳亡國時有四個州，四十三個郡，三百一十三個縣。郡縣數比東漢大增，說明人口增加，土地開闢，需要設立這樣多的郡縣。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新的大城市。兩漢時江東只有一個大城市——吳。二一一年，孫權自吳遷都秣陵。次年，作石頭城，改名建業。二二○年，孫權遷都鄂，改名武昌。二二九年，使陸遜輔太子孫登留守武昌，孫權還都建業。建業和武昌不僅是軍事重鎮，商業上也是比吳高一級的城市，這兩大城市的建立，標誌著長江中下游有了進一步的開發。
吳以水軍立國，有船五千餘艘。水軍主力在長江，但航海規模也很大。二三○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載一萬兵士的大艦隊到遠海求亶州、夷州（臺灣），擄得夷州人數千。二三三年，遣將軍賀達率兵一萬浮海到遼東。二三九年，遣將軍孫怡擊遼東，擄得男女。二四二年，遣將軍聶友率兵三萬攻珠崖、儋耳（海南島）。孫權是大規模航海的宣導者，幾次出航，雖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當時已有如此宏大的艦隊，也足以令人氣壯。
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論來交趾，轉到武昌見孫權，問對遠西諸國情形。是年，吳大將呂岱遣朱應、康泰出使海南。朱應、康泰所經歷及傳聞凡百數十國，大抵林邑、扶南等國與“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島）諸國是朱應、康泰所經歷，大秦、天竺等國則得自傳聞。二四三年，扶南王範旃遣使來吳，帶來樂人及地方特產，林邑、堂明等國王也遣使來吳聘問，從此開始了中國和海南諸國的正式往來。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外國傳》（兩書唐以後亡佚），介紹海外地理知識，與甘英班勇介紹陸上西方諸國（《後漢書•西域傳》所本）同是文化史上重大的貢獻。
孫權死後，吳國統治集團內部加速分裂，孫皓時吳國事實上不能再存在了。二八○年，晉武帝司馬炎六路出兵攻吳國，兩路向揚州，三路向荊州，一路是水軍，用漢國降兵乘大船浮江東下。吳軍不戰潰散，晉水軍最先到建業，孫皓投降，吳亡。
吳是一個不穩定的國家。它的不穩定性從各方面表現出來。
吳國刑罰殘酷，賦（租稅）調（兵役）繁重。連張昭、顧雍和陸遜等人都說太重，請求減輕一些。孫權給自己辯解，說：威小人必須用重刑，我這樣做是不得已。又說：如果單守江東，現有的兵力確是夠用了，賦調應該可以寬些。不過坐守江東，未免陋小，所以仍須預先調兵，以便臨時應用。總起來說，百姓勞苦，我很知道，事出不得已，諸君不必多說。孫權的政治就是這樣的一種暴政。人民被迫經常起兵反抗。例如鄱陽人彭綺攻破縣城，有眾數萬人。彭綺失敗後，彭旦又起兵。廬陵人李桓、羅厲等起兵，經四年戰爭才被壓平。這些較大的反抗以外，還有更多的小反抗。孫權命令各郡縣修城郭，起譙樓，掘深池大塹，以備“盜賊”，決不允許減輕賦調。直到他病重要死的時候，才下了一道“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他臨死時也許真的希望他的繼承人緩和一下民怨，可是他的繼承人比他剝削得更加兇暴。
孫堅出身下層豪強。他雖然是吳郡富春（浙江富陽縣）人，又自稱是春秋時大軍事家孫武的後裔，但在吳郡士族間並無地位。孫策依靠外來士族和孫堅舊部的力量草創吳國。二○○年孫權繼承孫策時，孫權還是十五歲的童子，吳國形勢很不穩定。他一方面得到外來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盡力爭取以顧雍、陸遜為首的吳郡士族。他把孫策的女兒，一個嫁給顧雍的長子顧邵，一個嫁給陸遜。孫家與江東名族顧陸兩家結成姻親，吳政權才有了可靠的基礎。外來士族都是流寓人，徒黨不多，根基不固，所以孫權敢於信任他們。周瑜魯肅呂蒙三人死後，孫權不得不依靠族大人多的土著士族，把很大的政權交給丞相顧雍，很大的兵權交給上大將軍陸遜。他對文武官吏都存著戒心，因此用刑嚴峻，不少武將因畏罪投降魏國，他曾下令說，諸將犯重罪三次才議罪，這當然騙不得那些畏罪的人。他迫令帶兵守邊境的督軍和將軍交出妻子做保質，如有叛逃，便殺戮保質甚至滅三族。他又養一批人叫做校事、察戰，監視文武官吏，發見一些事件，動輒加罪慘殺。太子孫登屢次勸諫，都不聽納，大臣們更畏罪不敢說話。陳壽說他性多嫌忌，堅決殺人，愈到晚年殺人愈凶。吳國統治集團就是這樣互相猜疑的一個集團。
任何一個政權，總要有軍隊作支柱。吳國軍隊起初是用來作戰的，後來兵士變成從事生產的奴隸，後來又變成私人的生產奴隸，根本不成其為軍隊。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漢吳講和。魏漢對吳國的軍事威脅減輕了。二二六年，孫權開始屯田，令諸將增廣田畝。他自己也說是受田耕種，把駕車的八頭牛改作四耦耕牛，表示提倡。屯田兵以外，還有所謂作士，是一種作手工業的兵士。所有生產品全被孫權和諸將分占，養兵士的費用仍由農民來負擔。孫權死後，州郡官和諸將令民卒和兵士替他們做買賣，長江上商船來來去去，屯田變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廢。到吳國末年，一部分兵士被諸王分去，有權勢的宦官也招募兵民做私屬。兵士民卒不堪奴役的痛苦，紛紛應募，營裏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可以想見諸將對這些剩餘兵士，自然要加緊剝削來補充被諸王宦官奪去的利益。
既然吳國的兵士實際上是生產奴隸，這就可以說明下列諸事：孫權為什麼說自己不願坐守江東（事實是決心坐守江東），必須擴大兵役？因為增兵就是增加生產奴隸。孫權為什麼要使衛溫等率兵萬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因為聽說州上有數萬家，擄來可以補充民力，從而擴大兵額。孫權為什麼屢次進攻山越？因為他估計居住丹陽郡山地勇猛善戰的越族有四萬人可作兵士。後來越人被圍困，出山投降，孫權分給諸葛恪一萬人，顧承（顧雍孫）八千人，其餘分給諸將。孫權驅迫農民甚至擄掠人口來成立軍隊，這當然需要極其殘酷的刑罰來維持這個軍隊。現在可以看到的一條刑罰是一個兵士偷了一百個錢，被牽到市上去斬頭。以此為例，吳國軍隊裏，大概除去斬頭，很少還有其他較輕的刑罰。
孫權的家庭很亂。寵妻間爭做皇后，兒子間爭做太子。家庭間的爭鬥影響到外廷，朝官們分成擁嫡擁庶兩派。孫權終於廢太子孫和，立孫亮為太子。擁嫡派陸遜、顧譚（顧雍孫）、張休（張昭子）等都遭受懲罰，兩派怨恨更加深刻。孫權死後，孫亮繼位，宗室孫琳廢孫亮，立孫權第六子孫休。孫休死，孫和子孫皓立為吳皇帝。孫皓粗暴淫凶，大報舊怨，用剝面皮、鑿眼睛、滅三族等淫刑殺人，大臣及宗族幾乎被他殺盡。孫權的殘虐政治到孫皓時達到最高點，吳國也就滅亡了。
吳在三國中，內部最不穩定，可是立國時間反比魏、漢長。原因是（一）孫權統治吳國五十三年，熟悉統治集團裏各部分勢力的強弱，能適當地掌握它們。（二）以顧陸兩大族為首的江東士族，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單是顧陸朱張四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數以千計），出力支持吳國。（三）二二八年以後，魏國主要兵力佈置在關中一帶，對付漢國。（四）二四九年以後，魏國司馬氏集團與曹氏集團鬥爭加劇，在二六○年司馬昭殺魏帝曹髦，曹氏集團完全失敗以前，司馬氏不能攻漢，也不能攻吳。
吳在江東立國，政治是殘暴的，但對東南地區的開發，卻也有顯著的成就。長江中下游吳比東漢時經濟文化確是發展了。這首先由於東漢末年中原及江淮間大量流民逃入荊揚二州，他們帶來了各地區較高的生產技術，使江東地區原來的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一些改進。鐘離牧在永興縣（浙江蕭山縣西）墾田二十餘畝種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當時稻田產量並不很低，所以增加人口的要求極為迫切，孫權攻伐山越，甚至把黟歙地方深山中的短人（少數民族）也搜羅出來，並經常派兵出境捕捉人口。這固然為了添兵，同時也是為了添民。吳亡國時有四個州，四十三個郡，三百一十三個縣。郡縣數比東漢大增，說明人口增加，土地開闢，需要設立這樣多的郡縣。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新的大城市。兩漢時江東只有一個大城市——吳。二一一年，孫權自吳遷都秣陵。次年，作石頭城，改名建業。二二○年，孫權遷都鄂，改名武昌。二二九年，使陸遜輔太子孫登留守武昌，孫權還都建業。建業和武昌不僅是軍事重鎮，商業上也是比吳高一級的城市，這兩大城市的建立，標誌著長江中下游有了進一步的開發。
吳以水軍立國，有船五千餘艘。水軍主力在長江，但航海規模也很大。二三○年，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載一萬兵士的大艦隊到遠海求亶州、夷州（臺灣），擄得夷州人數千。二三三年，遣將軍賀達率兵一萬浮海到遼東。二三九年，遣將軍孫怡擊遼東，擄得男女。二四二年，遣將軍聶友率兵三萬攻珠崖、儋耳（海南島）。孫權是大規模航海的宣導者，幾次出航，雖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當時已有如此宏大的艦隊，也足以令人氣壯。
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論來交趾，轉到武昌見孫權，問對遠西諸國情形。是年，吳大將呂岱遣朱應、康泰出使海南。朱應、康泰所經歷及傳聞凡百數十國，大抵林邑、扶南等國與“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島）諸國是朱應、康泰所經歷，大秦、天竺等國則得自傳聞。二四三年，扶南王範旃遣使來吳，帶來樂人及地方特產，林邑、堂明等國王也遣使來吳聘問，從此開始了中國和海南諸國的正式往來。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外國傳》（兩書唐以後亡佚），介紹海外地理知識，與甘英班勇介紹陸上西方諸國（《後漢書•西域傳》所本）同是文化史上重大的貢獻。
孫權死後，吳國統治集團內部加速分裂，孫皓時吳國事實上不能再存在了。二八○年，晉武帝司馬炎六路出兵攻吳國，兩路向揚州，三路向荊州，一路是水軍，用漢國降兵乘大船浮江東下。吳軍不戰潰散，晉水軍最先到建業，孫皓投降，吳亡。
2008年8月25日星期一
漢國（蜀漢）
第七節 漢國（蜀漢）
赤壁戰後，三國分立的形勢基本上確定了，但這並不是說三國已經成立。荊州在揚州上游，關係吳國的安危，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爭的，否則便不能有吳國。劉備得不到益州，即使佔有荊州，在魏吳雙重壓力下也很難成立漢國。劉備取得益州以後，荊州成為孫權用全力來攻，劉備不能用全力來守的局面。二一九年，孫權殺漢國荊州守將關羽，取得荊州，從此吳漢兩國確實成立，開始了三國分立時期。
從經濟方面說來，三國分立也是東漢末年社會大破壞的自然產物。原來黃河流域是經濟最發達的中心地區，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區。這個偉大強盛的中心地區首先帶動了長江上下游地區（益荊揚）的經濟逐步前進。西漢中期司馬遷敍述江淮以南（荊揚）一般的經濟情況說，楚越地方，地廣人稀，有些地方還使用火耕水耨法。沒有饑寒的人，也沒有千金的富家。這就是說，江淮以南經濟落後，剝削者還不能積累起千金。到了東漢時期，大地主大豪強到處出現，說明經濟已有發展，足以產生大的剝削者。東漢時期長江下游人口普遍地增加著，例如西漢會稽郡（治設吳縣）有戶二十二萬，口一百○三萬。東漢分為會稽（治設山陰縣，舊越國）、吳兩郡。會稽郡有戶十二萬，口四十八萬，吳郡有戶十六萬，口七十萬。又如西漢豫章郡有戶六萬，口三十五萬，東漢增至戶四十萬，口一百六十六萬。同樣，長江上游人口也在增加。例如西漢蜀郡有戶二十六萬，口一百二十四萬，東漢稍增至戶三十萬，口一百三十五萬。又如西漢益州郡有戶八萬，口五十八萬，東漢分為益州永昌兩郡，益州郡僅有戶二萬，口十一萬，永昌郡則增至戶二十三萬，口一百八十九萬。這種緩慢而普遍的人口增加，也是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不過長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區來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為依附者與中心地區相聯繫，從而得到自身發展的助力。所以當中心地區強盛的時候，長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脫離朝廷自立為國家，但當中心地區遭受大破壞，不能起帶動作用的時候，那就要發生一時的分立，漢吳兩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等到中心地區經濟有相當的恢復，分立局面便不能繼續而自然地歸於統一。三國南北朝以後，長江上下游經濟逐漸與黃河流域平衡甚至超過，兩大流域的聯繫更加密切不可割裂了。雖然有時因某種原因也發生南北分立的現象，但優勢總是在北方，因為經濟條件以外，加上其他各種條件，黃河流域仍不失為全國的中心地區。
劉焉劉璋父子割據益州二十七年，境內比較安靜，對破壞不堪無力遠攻的北方（曹操據有北方九州）說來，益州具備了一半的立國條件。另一半則是要有堅強的統治集團。劉璋集團內部分裂，劉璋請劉備入蜀援助自己。二一四年，劉備驅走劉璋，佔領益州全部（包括漢中郡）。二二一年，劉備自稱漢皇帝（漢昭烈帝，史家又稱為先主）。同年，劉備親率大軍攻吳，企圖奪取荊州。次年，被吳將陸遜擊敗，逃回白帝城（四川奉節縣東北）。二二三年，劉備死，後主劉禪繼位。漢後主是個昏暗的國君，統率劉備集團、治理漢國的主要首領是大政治家諸葛亮。
魏漢間戰爭是統治階級內部兩個集團爭奪全國統治權的戰爭。曹操集團與劉備集團有同等的權利來爭奪這個統治權，問題不在誰應該統治而在誰有力量能統治，戰爭說明雙方都沒有統一全國的力量。曹操曹丕治魏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諸葛亮治漢也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事實說明魏漢比起東漢來，政治上都有一定的進步。古代史書有的揚魏抑漢，有的揚漢抑魏，大抵以誰應該統治即誰是正統的觀點作論據，其實三國分立（主要是魏漢分立）是中國遭受十九年大破壞以後逐漸恢復統一的一個準備階段，三國的統治者在國內所進行的某些措施，客觀上都起著有益的作用，所以它們的暫時存在都是合理的。
諸葛亮隱居隆中（湖北襄陽城西），二○七年，第一次與劉備論天下形勢，便擬定如下的計畫：佔領荊益二州。安撫益州西部諸戎、南部夷越。整頓內政。外與孫權結好。等候北方有變故，荊州軍攻南陽洛陽，主力益州軍出秦川（隴西）一帶，人心歸附，天下可以漸定。諸葛亮是個謹慎的人（劉備集團的實力薄弱，也必須謹慎），他的一切行為都含有謹慎的內容。在曹操集團內部還沒有穩定的情況下，荊州軍威脅中原，主力益州軍先取涼州，安撫戎、羌，擴大實力，再逐步進取關中和中原，這應是一個或可行通的計畫。關羽鎮守江陵，許昌以南擁漢反曹人往往起兵回應，關羽威震華夏，據說曹操曾議遷都避關羽。這也說明諸葛亮的計畫不是不可行的。後來關羽被孫權殺死，荊州喪失，形勢發生很大的變化。二二七年，諸葛亮第一次攻魏時，魏文帝已死。魏國統治階級早就不是擁漢派擁曹派的爭鬥而是曹操集團將被司馬懿集團所代替。對中原士族說來，“興複漢室”已經是一種過時的號召，不能有什麼作用。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再一次走漢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觀形勢的變化，這條或可行通的道路顯然是必不可通了。給他留下的只有主觀努力的一面。他在這一面的努力，確是達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統治階級可能做到的較好措施，他幾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計畫雖是失敗了，他所治理的漢國，在三國中卻是最有條理的一國。
諸葛亮攻魏計畫仍是先取魏統治力較弱的涼州。這是他用兵的第一個目標，上自國政，下至個人生活都服從於這個目標而進行。下面舉出幾條重要的事例。
和吳——二二三年，即劉備病死，諸葛亮開始執政的一年，遣使官至吳，勸孫權絕魏，專與漢和好。從此魏吳絕交，漢得專力對魏。
和夷——劉備死後，益州郡豪強雍闓舉兵反叛。某些夷族統治者（如夷王高定）也乘機變亂。雍闓割據益州郡，並企圖奪取永昌郡。益州永昌兩郡是漢國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決不能放棄，諸少數族人民與漢族有經濟文化上聯繫，也不願政治上脫離漢國。二二五年，諸葛亮率漢軍南征。漢軍還在路上，雍闓已被高定部兵士殺死。漢軍擊殺高定，漢將軍李恢馬忠又大破諸叛人。諸葛亮進軍至南中（雲南曲靖縣），採用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耐心地與雍闓余部孟獲作戰。孟獲七次戰敗七次被擒，諸葛亮第八次還要放他出去，允許他再戰。孟獲最後心服，道：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諸葛亮進軍至滇池，分益州永昌兩郡為建甯、雲南、興古、永昌四郡，用本地夷人和漢人做官吏。夷漢關係得到改善，漢國內部也得到穩定。
明法——諸葛亮是標準的法家學說的實行者。他制定漢科（律），作為一國的法度。西晉陳壽《三國志》說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官吏不敢作惡），人懷自厲（人人向善），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又說諸葛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陳壽本是漢國人，他的父親曾被諸葛亮判處髡（音坤kūn）刑，他這樣稱頌諸葛亮的法治，可信是真實的。
治軍——諸葛亮治軍，特別著重在訓練有紀律的軍隊。司馬昭滅漢後，特令軍事學家陳勰學習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為晉朝的軍事制度。漢是小國，不能動用過大的民力。諸葛亮主張減兵省將，精練能戰，務使不大傷民力。他為補救國小兵少的缺陷，創造了一些新事物來加強戰力，最著名的有：（一）八陣圖。行軍安靜而堅重，駐軍地方，所有營壘井灶廁所屏障都按法度興造，不論行軍或駐軍，隨時可戰可守。諸葛亮以前，竇憲曾勒八陣擊破北匈奴，大抵經諸葛亮推演改善以後，成為一種新創造。西晉馬隆用八陣法收復涼州，北魏刁雍請采諸葛八陣法抵禦柔然，李靖對唐太宗說，六花陣法原出八陣法。諸葛亮在古代軍事學上是有貢獻的，他發展了孫吳兵法，他的敵手司馬懿稱他是“天下奇才”，西晉李興說，“推子（諸葛亮）八陣，不在孫吳”（孫吳所無），都是指的這個發展。（二）元戎。元戎是一種新式連弩。弩箭用鐵制，長八寸，一次能發出十枝箭，威力比舊式連弩大得多。李興說，“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就是說，戰國以來最精良的武器弩，到諸葛亮又前進了一步。（三）木牛流馬。木牛是一種人力獨輪車，有一腳四足。所謂一腳就是一個車輪（“轉者為牛足”，足字應作腳字）。所謂四足，就是車旁前後裝四條木柱，行車停車時不容易傾倒。木牛能載一人一年的食糧，單行每天走幾十裏，群行走二十裏，雖然很慢，推車人卻不大勞苦。流馬是改良的木牛，“前後四腳”，即人力四輪車。流馬能載四石六鬥食糧，比木牛多載，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裏。原來車用兩輪，諸葛亮改為一輪和四輪，確是新的創意，用慢而穩的車來節省運軍糧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種謹慎的性格。木牛流馬都很緩慢，經民間改良，成為常用的某種獨輪車和四輪車，群行一天也能走幾十裏。有人以為奇物失傳了，深為惋惜，其實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會失傳的。（四）鋼刀。蒲元為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內裝鐵珠，舉刀斫筒，如斷芻草。煉鋼術進步，大概由於他的獎勵。諸葛亮用這些事物來補救國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軍法仍在於紀律嚴明和武藝熟練。
正身——道德永遠是階級的道德。封建道德當然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當然是為鞏固封建經濟基礎而存在的。它和封建政治、封建法律一樣，都是封建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一個社會當它還沒有發生新的經濟基礎以前，對原來存在著的上層建築物，只能就它們本身作比較，判斷它們那一個好些，那一個壞些。這就是說，如果某些封建統治者所行施的政治和法律，對勞動人民損害較少較輕的話，那種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揚，因為比起亂政淫刑來，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樣，如果某些封建統治者的行為體現出某種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為了損害人民，其後果也不是直接為害的話，那個人就應該看作有道德的人，因為比起不如他的人來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諸葛亮的行為在封建時代，道德標準是很高的，他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吳張儼《默記》所載《後出師表》中語。《後出師表》是別人假託，但這兩句卻是確評）的精神來效忠漢國，無異于屈原的效忠楚國。他集中權力在一身，但是漢後主並不感到他的威脅，朝臣們並不感到他的僭越，國內始終保持著和睦狀態。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兩個：（一）虛心納諫。諸葛亮獎勵直言，說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錯誤，好比“棄敝（破屐）而獲珠玉”。董和曾不同意他某事的處理，反復爭論多至十次。諸葛亮表揚董和，要求同僚們學他的殷勤忠誠。第一次出兵攻魏，因誤用馬謖，被魏擊敗。諸葛亮認為完全是自己的責任，“引咎責躬，布所失（所犯的錯誤）於天下”，要求同僚們“勤攻吾之缺”。他這樣責自己嚴、責別人公平的做法，連被他處罰的人也都信服。（二）不增殖私產。諸葛亮上表漢後主說，臣家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一家可以溫飽。臣隨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給，決不別作經營，增長私產一寸。臣死以後，如查出有多餘的財物，那就是對不起國家。劉備得益州時，賜諸葛亮關羽張飛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銀一千斤，錢五千萬。他置這些田產，比一般地主應該說是最不貪的了。因為他不貪，所以為人所信服；因為他不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貪污，這對人民是有益處的。諸葛亮死後，到處有人要求給他立廟，因限於禮制，不得允許。據說“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來紀念他。二六三年，即亡國的一年，漢後主才允許給他在沔陽（陝西沔縣，諸葛亮葬定軍山，在沔縣）立廟，禁止其他私祀。
漢國在諸葛亮治理下，養成了一個軍事力量，這是諸葛亮的全部希望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謹慎，不敢試用某些冒險的計謀。二二七年，諸葛亮率大軍屯沔陽，作攻魏準備。次年春，使趙雲率偏軍據箕穀（陝西褒城縣境），揚言將攻郿（陝西郿縣），自己率主力攻祁山（甘肅西和縣西北）。漢軍陣容整齊，號令嚴明，關中震動，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漢。魏朝廷恐慌，魏明帝親到長安鎮守，遣大將軍曹真率大軍守郿，遣宿將張（曹操部下五良將之一）率步騎五萬拒漢主力軍。諸葛亮軍事計畫並不錯誤，戰勝的可能是有的，但是被打敗了。原因在用錯了人。馬謖善於談論兵法，諸葛亮極其器重他，每次引見，總是從白晝談論到深夜。劉備曾對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諸葛亮不以為然。這次出兵，用馬謖做先鋒。馬謖沒有實際作戰經驗，違反諸葛亮的調度，指揮錯亂，在街亭（甘肅秦安縣境）打了大敗仗。諸葛亮只好收兵回漢中。是年冬，出兵散關（陝西寶雞縣西南）圍陳倉城（寶雞縣東北），糧盡退兵。二二九年，諸葛亮攻魏，取武都陰平兩郡。二三一年，諸葛亮圍祁山，擊敗司馬懿軍，糧盡退兵，殺追將張。二三四年，諸葛亮率大軍駐五丈原（陝西郿縣西），分兵屯田，準備久居。司馬懿固守不戰，相持百餘日，諸葛亮病死，漢軍退走。漢國弱小，能對魏國取攻勢，顯然是諸葛亮主觀努力的效果。但所得不過兩郡，這又說明客觀方面不存在可勝的形勢，單憑主觀努力並不能取得勝利。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褘相繼執政，對魏採取守勢，魏軍步騎十余萬攻漢中不能取勝。二五三年以後，姜維幾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費兵力，連守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馬昭滅漢。
赤壁戰後，三國分立的形勢基本上確定了，但這並不是說三國已經成立。荊州在揚州上游，關係吳國的安危，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爭的，否則便不能有吳國。劉備得不到益州，即使佔有荊州，在魏吳雙重壓力下也很難成立漢國。劉備取得益州以後，荊州成為孫權用全力來攻，劉備不能用全力來守的局面。二一九年，孫權殺漢國荊州守將關羽，取得荊州，從此吳漢兩國確實成立，開始了三國分立時期。
從經濟方面說來，三國分立也是東漢末年社會大破壞的自然產物。原來黃河流域是經濟最發達的中心地區，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區。這個偉大強盛的中心地區首先帶動了長江上下游地區（益荊揚）的經濟逐步前進。西漢中期司馬遷敍述江淮以南（荊揚）一般的經濟情況說，楚越地方，地廣人稀，有些地方還使用火耕水耨法。沒有饑寒的人，也沒有千金的富家。這就是說，江淮以南經濟落後，剝削者還不能積累起千金。到了東漢時期，大地主大豪強到處出現，說明經濟已有發展，足以產生大的剝削者。東漢時期長江下游人口普遍地增加著，例如西漢會稽郡（治設吳縣）有戶二十二萬，口一百○三萬。東漢分為會稽（治設山陰縣，舊越國）、吳兩郡。會稽郡有戶十二萬，口四十八萬，吳郡有戶十六萬，口七十萬。又如西漢豫章郡有戶六萬，口三十五萬，東漢增至戶四十萬，口一百六十六萬。同樣，長江上游人口也在增加。例如西漢蜀郡有戶二十六萬，口一百二十四萬，東漢稍增至戶三十萬，口一百三十五萬。又如西漢益州郡有戶八萬，口五十八萬，東漢分為益州永昌兩郡，益州郡僅有戶二萬，口十一萬，永昌郡則增至戶二十三萬，口一百八十九萬。這種緩慢而普遍的人口增加，也是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不過長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區來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為依附者與中心地區相聯繫，從而得到自身發展的助力。所以當中心地區強盛的時候，長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脫離朝廷自立為國家，但當中心地區遭受大破壞，不能起帶動作用的時候，那就要發生一時的分立，漢吳兩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等到中心地區經濟有相當的恢復，分立局面便不能繼續而自然地歸於統一。三國南北朝以後，長江上下游經濟逐漸與黃河流域平衡甚至超過，兩大流域的聯繫更加密切不可割裂了。雖然有時因某種原因也發生南北分立的現象，但優勢總是在北方，因為經濟條件以外，加上其他各種條件，黃河流域仍不失為全國的中心地區。
劉焉劉璋父子割據益州二十七年，境內比較安靜，對破壞不堪無力遠攻的北方（曹操據有北方九州）說來，益州具備了一半的立國條件。另一半則是要有堅強的統治集團。劉璋集團內部分裂，劉璋請劉備入蜀援助自己。二一四年，劉備驅走劉璋，佔領益州全部（包括漢中郡）。二二一年，劉備自稱漢皇帝（漢昭烈帝，史家又稱為先主）。同年，劉備親率大軍攻吳，企圖奪取荊州。次年，被吳將陸遜擊敗，逃回白帝城（四川奉節縣東北）。二二三年，劉備死，後主劉禪繼位。漢後主是個昏暗的國君，統率劉備集團、治理漢國的主要首領是大政治家諸葛亮。
魏漢間戰爭是統治階級內部兩個集團爭奪全國統治權的戰爭。曹操集團與劉備集團有同等的權利來爭奪這個統治權，問題不在誰應該統治而在誰有力量能統治，戰爭說明雙方都沒有統一全國的力量。曹操曹丕治魏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諸葛亮治漢也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事實說明魏漢比起東漢來，政治上都有一定的進步。古代史書有的揚魏抑漢，有的揚漢抑魏，大抵以誰應該統治即誰是正統的觀點作論據，其實三國分立（主要是魏漢分立）是中國遭受十九年大破壞以後逐漸恢復統一的一個準備階段，三國的統治者在國內所進行的某些措施，客觀上都起著有益的作用，所以它們的暫時存在都是合理的。
諸葛亮隱居隆中（湖北襄陽城西），二○七年，第一次與劉備論天下形勢，便擬定如下的計畫：佔領荊益二州。安撫益州西部諸戎、南部夷越。整頓內政。外與孫權結好。等候北方有變故，荊州軍攻南陽洛陽，主力益州軍出秦川（隴西）一帶，人心歸附，天下可以漸定。諸葛亮是個謹慎的人（劉備集團的實力薄弱，也必須謹慎），他的一切行為都含有謹慎的內容。在曹操集團內部還沒有穩定的情況下，荊州軍威脅中原，主力益州軍先取涼州，安撫戎、羌，擴大實力，再逐步進取關中和中原，這應是一個或可行通的計畫。關羽鎮守江陵，許昌以南擁漢反曹人往往起兵回應，關羽威震華夏，據說曹操曾議遷都避關羽。這也說明諸葛亮的計畫不是不可行的。後來關羽被孫權殺死，荊州喪失，形勢發生很大的變化。二二七年，諸葛亮第一次攻魏時，魏文帝已死。魏國統治階級早就不是擁漢派擁曹派的爭鬥而是曹操集團將被司馬懿集團所代替。對中原士族說來，“興複漢室”已經是一種過時的號召，不能有什麼作用。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再一次走漢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觀形勢的變化，這條或可行通的道路顯然是必不可通了。給他留下的只有主觀努力的一面。他在這一面的努力，確是達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統治階級可能做到的較好措施，他幾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計畫雖是失敗了，他所治理的漢國，在三國中卻是最有條理的一國。
諸葛亮攻魏計畫仍是先取魏統治力較弱的涼州。這是他用兵的第一個目標，上自國政，下至個人生活都服從於這個目標而進行。下面舉出幾條重要的事例。
和吳——二二三年，即劉備病死，諸葛亮開始執政的一年，遣使官至吳，勸孫權絕魏，專與漢和好。從此魏吳絕交，漢得專力對魏。
和夷——劉備死後，益州郡豪強雍闓舉兵反叛。某些夷族統治者（如夷王高定）也乘機變亂。雍闓割據益州郡，並企圖奪取永昌郡。益州永昌兩郡是漢國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決不能放棄，諸少數族人民與漢族有經濟文化上聯繫，也不願政治上脫離漢國。二二五年，諸葛亮率漢軍南征。漢軍還在路上，雍闓已被高定部兵士殺死。漢軍擊殺高定，漢將軍李恢馬忠又大破諸叛人。諸葛亮進軍至南中（雲南曲靖縣），採用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耐心地與雍闓余部孟獲作戰。孟獲七次戰敗七次被擒，諸葛亮第八次還要放他出去，允許他再戰。孟獲最後心服，道：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諸葛亮進軍至滇池，分益州永昌兩郡為建甯、雲南、興古、永昌四郡，用本地夷人和漢人做官吏。夷漢關係得到改善，漢國內部也得到穩定。
明法——諸葛亮是標準的法家學說的實行者。他制定漢科（律），作為一國的法度。西晉陳壽《三國志》說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官吏不敢作惡），人懷自厲（人人向善），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又說諸葛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陳壽本是漢國人，他的父親曾被諸葛亮判處髡（音坤kūn）刑，他這樣稱頌諸葛亮的法治，可信是真實的。
治軍——諸葛亮治軍，特別著重在訓練有紀律的軍隊。司馬昭滅漢後，特令軍事學家陳勰學習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為晉朝的軍事制度。漢是小國，不能動用過大的民力。諸葛亮主張減兵省將，精練能戰，務使不大傷民力。他為補救國小兵少的缺陷，創造了一些新事物來加強戰力，最著名的有：（一）八陣圖。行軍安靜而堅重，駐軍地方，所有營壘井灶廁所屏障都按法度興造，不論行軍或駐軍，隨時可戰可守。諸葛亮以前，竇憲曾勒八陣擊破北匈奴，大抵經諸葛亮推演改善以後，成為一種新創造。西晉馬隆用八陣法收復涼州，北魏刁雍請采諸葛八陣法抵禦柔然，李靖對唐太宗說，六花陣法原出八陣法。諸葛亮在古代軍事學上是有貢獻的，他發展了孫吳兵法，他的敵手司馬懿稱他是“天下奇才”，西晉李興說，“推子（諸葛亮）八陣，不在孫吳”（孫吳所無），都是指的這個發展。（二）元戎。元戎是一種新式連弩。弩箭用鐵制，長八寸，一次能發出十枝箭，威力比舊式連弩大得多。李興說，“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就是說，戰國以來最精良的武器弩，到諸葛亮又前進了一步。（三）木牛流馬。木牛是一種人力獨輪車，有一腳四足。所謂一腳就是一個車輪（“轉者為牛足”，足字應作腳字）。所謂四足，就是車旁前後裝四條木柱，行車停車時不容易傾倒。木牛能載一人一年的食糧，單行每天走幾十裏，群行走二十裏，雖然很慢，推車人卻不大勞苦。流馬是改良的木牛，“前後四腳”，即人力四輪車。流馬能載四石六鬥食糧，比木牛多載，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裏。原來車用兩輪，諸葛亮改為一輪和四輪，確是新的創意，用慢而穩的車來節省運軍糧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種謹慎的性格。木牛流馬都很緩慢，經民間改良，成為常用的某種獨輪車和四輪車，群行一天也能走幾十裏。有人以為奇物失傳了，深為惋惜，其實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會失傳的。（四）鋼刀。蒲元為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內裝鐵珠，舉刀斫筒，如斷芻草。煉鋼術進步，大概由於他的獎勵。諸葛亮用這些事物來補救國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軍法仍在於紀律嚴明和武藝熟練。
正身——道德永遠是階級的道德。封建道德當然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當然是為鞏固封建經濟基礎而存在的。它和封建政治、封建法律一樣，都是封建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一個社會當它還沒有發生新的經濟基礎以前，對原來存在著的上層建築物，只能就它們本身作比較，判斷它們那一個好些，那一個壞些。這就是說，如果某些封建統治者所行施的政治和法律，對勞動人民損害較少較輕的話，那種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揚，因為比起亂政淫刑來，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樣，如果某些封建統治者的行為體現出某種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為了損害人民，其後果也不是直接為害的話，那個人就應該看作有道德的人，因為比起不如他的人來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諸葛亮的行為在封建時代，道德標準是很高的，他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吳張儼《默記》所載《後出師表》中語。《後出師表》是別人假託，但這兩句卻是確評）的精神來效忠漢國，無異于屈原的效忠楚國。他集中權力在一身，但是漢後主並不感到他的威脅，朝臣們並不感到他的僭越，國內始終保持著和睦狀態。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兩個：（一）虛心納諫。諸葛亮獎勵直言，說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錯誤，好比“棄敝（破屐）而獲珠玉”。董和曾不同意他某事的處理，反復爭論多至十次。諸葛亮表揚董和，要求同僚們學他的殷勤忠誠。第一次出兵攻魏，因誤用馬謖，被魏擊敗。諸葛亮認為完全是自己的責任，“引咎責躬，布所失（所犯的錯誤）於天下”，要求同僚們“勤攻吾之缺”。他這樣責自己嚴、責別人公平的做法，連被他處罰的人也都信服。（二）不增殖私產。諸葛亮上表漢後主說，臣家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一家可以溫飽。臣隨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給，決不別作經營，增長私產一寸。臣死以後，如查出有多餘的財物，那就是對不起國家。劉備得益州時，賜諸葛亮關羽張飛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銀一千斤，錢五千萬。他置這些田產，比一般地主應該說是最不貪的了。因為他不貪，所以為人所信服；因為他不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貪污，這對人民是有益處的。諸葛亮死後，到處有人要求給他立廟，因限於禮制，不得允許。據說“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來紀念他。二六三年，即亡國的一年，漢後主才允許給他在沔陽（陝西沔縣，諸葛亮葬定軍山，在沔縣）立廟，禁止其他私祀。
漢國在諸葛亮治理下，養成了一個軍事力量，這是諸葛亮的全部希望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謹慎，不敢試用某些冒險的計謀。二二七年，諸葛亮率大軍屯沔陽，作攻魏準備。次年春，使趙雲率偏軍據箕穀（陝西褒城縣境），揚言將攻郿（陝西郿縣），自己率主力攻祁山（甘肅西和縣西北）。漢軍陣容整齊，號令嚴明，關中震動，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漢。魏朝廷恐慌，魏明帝親到長安鎮守，遣大將軍曹真率大軍守郿，遣宿將張（曹操部下五良將之一）率步騎五萬拒漢主力軍。諸葛亮軍事計畫並不錯誤，戰勝的可能是有的，但是被打敗了。原因在用錯了人。馬謖善於談論兵法，諸葛亮極其器重他，每次引見，總是從白晝談論到深夜。劉備曾對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諸葛亮不以為然。這次出兵，用馬謖做先鋒。馬謖沒有實際作戰經驗，違反諸葛亮的調度，指揮錯亂，在街亭（甘肅秦安縣境）打了大敗仗。諸葛亮只好收兵回漢中。是年冬，出兵散關（陝西寶雞縣西南）圍陳倉城（寶雞縣東北），糧盡退兵。二二九年，諸葛亮攻魏，取武都陰平兩郡。二三一年，諸葛亮圍祁山，擊敗司馬懿軍，糧盡退兵，殺追將張。二三四年，諸葛亮率大軍駐五丈原（陝西郿縣西），分兵屯田，準備久居。司馬懿固守不戰，相持百餘日，諸葛亮病死，漢軍退走。漢國弱小，能對魏國取攻勢，顯然是諸葛亮主觀努力的效果。但所得不過兩郡，這又說明客觀方面不存在可勝的形勢，單憑主觀努力並不能取得勝利。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褘相繼執政，對魏採取守勢，魏軍步騎十余萬攻漢中不能取勝。二五三年以後，姜維幾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費兵力，連守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馬昭滅漢。
2008年8月24日星期日
黃巾軍起義
第六節 黃巾軍起義
東漢後期愈來愈黑暗的政治，逼得廣大農民愈來愈不能生活下去。從漢安帝時開始，農民到處發動武裝起義。起義的原因，漢安帝自己說出了一些，就是“萬民饑流”（流亡）、“百姓饑荒，更相啖食”（人相食）。朝廷有什麼救濟的辦法呢？當然是沒有的，相反，剝削得愈來愈兇惡了。從漢安帝到漢靈帝時黃巾軍起義以前，各地發生民變六十七次（實際不止此數）。起義的人數和區域都在繼續擴大，而且起義的行動與西漢不同，一起義就殺官吏，燒城邑，首領有皇帝、天子、太上皇、無上將軍、平天將軍、柱天將軍等稱號。起義者揭出這些稱號，就是宣告人民不再要姓劉的做皇帝。這比西漢末起義軍一定要找個姓劉的做皇帝，顯然是個進步。
漢朝廷是腐朽的，漢統治階級卻凶頑有力，所以起義軍都被統治者鎮壓下去。
如果說，漢安帝以後農民的窮困生活還算是慢性窮困的話，那末，到漢靈帝時變成急性的窮困了，或者說逼近絕境了。當時呂強上疏陳事，說：近年來穀價便宜，家家戶戶卻挨餓沒飯吃。連年災荒，按市場規矩，谷價應該騰貴，但是穀價反而更跌，這是因為朝廷和地方官賦稅繁重，刑罰急暴，農民寒不敢衣，饑不敢食，繳出最後的一粒穀來買眼前的性命。農民被驅迫到這條死的界線上，唯一可走的路只有大規模起義。
小土地私有制的社會裏，農民的耕地在無止境地零碎化，農民本身在無止境地散漫化，要發動有組織意義的大規模起義幾乎是不可能的。秦末陳勝劉邦、西漢末赤眉平林等起義軍都是先在一個地方爆發，隨後各地農民起來響應，形成一支多頭的反抗力量。這種情況和小土地私有制正相適應。但是，東漢時期，農村中遍佈著豪強的塢壁，它們都是有部曲的作戰單位，有力量鎮壓剛發動的起義農民。就是那種較大規模的幾十次地方性起義，也在朝廷軍隊聯合豪強武裝的壓力下，等不到別處農民回應，都歸於失敗，東漢農民起義確是更困難了。
不過，起義是不可抑阻的，失敗使徬徨在死亡線上的廣大農民獲得一個教訓，就是必須聯絡各地農民共同起義。實行這種聯絡工作的是钜鹿人張角和他的兄弟張寶、張梁。
漢光武帝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大力提倡妖妄的讖緯之學，藉以證明自己受天命，應該做皇帝。東漢妖術盛行，《後漢書》特立所謂《方術傳》，除了郭玉、華佗等少數醫生，其餘都是著名的妖人。這種妖人妖術就是戰國西漢傳下來的方士和神仙術，不過到東漢時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戰國西漢的方術，主要是用長生不死之藥欺騙富貴人（包括皇帝）。騙術敗露以後，方士被殺或逃遁，教訓了後來的方士，富貴人受騙，也教訓了後來的富貴人。東漢富貴人自漢光武帝以下，一般不求長生藥，卻求愚弄人民的妖術；反之方士也不再用長生藥冒險求富貴，卻用各種符合朝廷提倡的妖術來取得名利，用符水祝禱法騙人，就是各種妖術中的一種。朝廷對妖術採取不干涉態度，因為任何一種妖術，歸根都是為了欺騙人民，有利於朝廷的統治。
東漢後期，佛教逐漸流行，給某些妖人一種創立宗教的啟示。妖人們把方士所有的神仙術與《老子》書中“穀神不死”、“玄牝之門”等等神秘的話結合起來，於是神仙術改稱為道教，方士改稱為道士，哲學家的老子也被改裝為道教的教主。漢桓帝派親信宦官到苦縣祭老子，又在宮中立黃老浮屠祠。以方士神仙術為本質的道教，經漢桓帝承認，成為公開的宗教了。最早出現的道教，是漢順帝時琅邪人宮崇到宮門獻上他的老師于吉所得神書——《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卷（《後漢書•襄楷傳》）。這個于吉就是造神書的人，也可能是宮崇自己造書，託名于吉。他們敢於獻書，書中當然是“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決不會有反抗統治階級的言論。漢獻帝時，琅邪道士于吉流寓吳郡城，燒香讀道書，用符水為人治病。孫策部下諸將和賓客，有三分之二信奉于吉，望見他就跪拜。孫策看他妖妄惑眾，影響很大，把他斬首示眾。這個于吉是冒名的于吉（漢順帝時于吉，到漢獻帝時應有一百歲左右，諸將賓客替他說情，只說“醫護將士”有功，不說他年老），他被殺的原因是想取得孫策的尊敬，不是反對孫策，諸將賓客救他，是希望得他的符水治病，不是對孫策有什麼異心。毫無疑問，太平青領道一開始就是擁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宗教。太平青領道教派中有一派叫做五斗米道（即天師道）。漢獻帝時張魯的祖父張陵（即道教所稱天師張道陵），在蜀郡山中造道書，創所謂五斗米道。張陵的徒黨，有祭酒（主傳授老子《道德經》）、鬼吏（主為病人祝禱）等名稱。他們用法術給人治病，僅費三張紙，卻照例要五斗米作報酬。張陵家擁有部曲，是個大地主。他的徒党自然也是些地主。毫無疑問，五斗米道也是擁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宗教。歸根說來，道教的宗旨，無非是長生不死做神仙，這當然不是勞動人民的思想而是地主階級無限貪欲的醜惡表現。
張角的道教叫做太平道，大概也是太平青領道的一派。張角自稱大賢良師，手執九節杖畫符誦咒，教病人叩頭懺悔自己的罪過。給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通道，死了算是不通道。張角派遣弟子到各地方治病傳教，十餘年間，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信徒多至數十萬。漢官吏認為“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沒有禁阻太平道的活動。張角分信徒為三十六方（部），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設將帥統率各方。又收買一些宦官作內應，皇宮衛士多人也準備回應。張角預定甲子歲（西元一八四年，漢靈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內外同時起義，事前發出動員起義軍的口號，說：“蒼天（漢）已死，黃天（張角自謂）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簡稱為“黃天泰平”。京師及州郡各官府門上都用白土寫甲子二字。大方帥馬元義往來京師，佈置起義，準備調距離洛陽較遠的荊揚二州信徒數萬人，集中到鄴城（起義中心地），作為起義軍的主力，配合洛陽附近的各州郡起義軍，一舉攻下洛陽。不料張角的一個弟子反叛了，向漢靈帝告密。漢靈帝捕殺馬元義，又殺衛士及京城內太平道信徒千余人，命令冀州官吏捕張角。這個離起義日期還差一個多月的突發事變，打亂了張角的部署。張角派人飛告各方，立即起義，向統治者進攻。起義人都戴黃巾作標幟，因之被稱為黃巾軍。張角張寶張梁兄弟三人起兵後，燒官府，殺官吏，攻破地主塢壁，州郡長官，紛紛逃走。各地黃巾軍象風暴那樣起來回應，整個統治階級震動了。
不論是那一派道教，它的教義原來不曾含有反抗黑暗統治者的意圖。但在封建社會裏，它常被當作一種聯絡農民發動反抗行為的工具。這是因為統治階級實行各種愚民政策，農民受了陷害，一般缺乏較高的文化，而瀕臨死亡的窮困生活，又迫使農民在無可奈何中從鬼神那裏尋求一些空幻的希望。某些野心的道士，正好通過這種弱點來利用農民的戰鬥意志。事實上農民大規模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在於農民階級普遍地要求推倒黑暗統治者，信奉道教只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現象。因之，張角的太平道雖然起著發動黃巾軍起義的作用，但不能說它是反抗黑暗統治的宗教；黃巾軍雖然蒙著道教的灰塵，但它的本質依然是正義的農民戰爭。
抹去黃巾軍的那些道教灰塵，作為秦末以來農民故爭的發展過程來看，它有若干進步的表現。（一）三十六方同日起義，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組織力量。（二）攻城市塢壁，表現出明確的鬥爭目標。（三）廢除淫祀，表現出統一的精神。曹操曾在濟南禁絕奸邪鬼神的祭祀，單是城陽景王廟就毀去六百餘所。一九二年，青州黃巾軍與曹操軍大戰，黃巾軍給曹操檄文裏說：從前你在濟南毀壞神壇，和我們中黃太一的道相合，你似乎是個懂道的人。道教崇奉多神，不可能有毀壞神壇的主張。這裏所稱中黃太一顯然是廢斥諸神，獨尊一神，與道教拜多神的教義不合。足見太平道為了發動農民，不得不接受農民的要求（斂錢祭祀鬼神是地主剝削農民的一個手段，農民感到痛苦，但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反映出農民要求政治統一），添加一些主張，這就是其中偶然被史書保存的一條。
黃巾軍的基礎，起初是大量窮苦農民和流民，後來加入了在塢壁裏受盡苦難的徒附和奴隸，他們扶老攜幼全家從軍，隊伍非常龐大（統治階級誣稱為“蟻賊”，但也說明黃巾軍聲勢的浩大）。他們戰鬥精神雖然極高，作戰的困難卻是很多的。黃巾軍倉猝起義以後，漢靈帝大赦黨人，和緩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整個統治階級都發動起來，以大豪強出身的皇甫嵩、儒生出身的盧植、小豪強出身的朱俊為首率領大批徒党（董卓、曹操、劉備、孫堅之類），一致向黃巾軍進攻。經過幾次大戰，是年仲冬，張角兄弟終於被皇甫嵩等血腥統治者殺死，皇甫嵩一人就屠殺黃巾軍二十余萬人，每一郡屠殺至少數千人。統治階級只許農民當牛馬而死，不許為求生而反抗，這是它所認為的“真理”。維持這個“真理”的“真理”就是瘋狂大屠殺。黃巾軍起義在統治階級“真理”的慘重打擊下，基本上失敗了。但是，青徐豫各州郡黃巾軍仍繼續戰鬥，青州黃巾軍尤其壯盛，有戰士三十萬，合男女老幼共百余萬人。因為黃巾軍缺乏戰勝的條件，最後都被曹操等人消滅。
太平道以外，還有五斗米道。它的教主張魯依靠益州割據者劉焉的勢力，佔領了漢中。張魯自號師君，普通信徒叫做鬼卒，普通官員叫做祭酒（漢時通俗語對人尊稱為祭酒），大官員叫做治頭大祭酒。這些本是道教內部的稱號，佔領漢中後沿用不改。張魯既然取得了統治權，必須在教義外添加（《三國志•注》稱為“增飾”）一些新的辦法。他在大路上設立義舍（行人住宿處），備有義米義肉，讓行路人無償取用。民有小過，罰修路一百步。人犯罪原諒三次，不改正才行刑。春夏禁止殺生物。又禁釀酒。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縣令等名號。東漢後期，破產農民大批流亡，路上顛沛流離，痛苦是說不盡的。朝廷刑法殘酷，富貴人家奢侈浪費，官吏貪暴，官即是豺虎強盜的別號，這些都是人民最憎恨的事物。張魯添加的新辦法，多少有合於人民的要求。張魯在漢中將近三十年，漢中成為當時最平靜的地區，關中士民逃來避難，前後達數萬家。二一五年，曹操攻漢中，張魯自動投降。曹操待以客禮，封為萬戶侯。此後五斗米道主要在統治階級中流傳，被看作道教的正統，張角太平道在民間秘密流傳，農民起義的發動者經常用它或和它同類的教作聯絡的工具。
黃巾軍敗後，河北農民紛紛起義，各部名號有黑山（山在河南浚縣西北，首領張牛角）、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於羝根（羝音低dī首領姓于，是個大鬍子）、青牛角、張白騎（首領騎白馬）、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成、雷公（首領是個大嗓子）、浮雲、飛燕（首領褚燕腳手輕快）、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睦固、苦蝤，以及少數族起義軍四營、屠各、雁門、烏桓等等。大部有二三萬人，小部有六七千，攻擊州郡城和塢壁，聲勢浩大。飛燕（繼張牛角作首領，改姓張）聯絡各部，眾至百萬，通稱為黑山。後來黑山與袁紹大戰數次，各部陸續被袁紹消滅，張燕降曹操。
黃巾軍黑山軍都被統治階級戰敗了，但黑暗的東漢朝廷也被它們推倒了。
東漢後期愈來愈黑暗的政治，逼得廣大農民愈來愈不能生活下去。從漢安帝時開始，農民到處發動武裝起義。起義的原因，漢安帝自己說出了一些，就是“萬民饑流”（流亡）、“百姓饑荒，更相啖食”（人相食）。朝廷有什麼救濟的辦法呢？當然是沒有的，相反，剝削得愈來愈兇惡了。從漢安帝到漢靈帝時黃巾軍起義以前，各地發生民變六十七次（實際不止此數）。起義的人數和區域都在繼續擴大，而且起義的行動與西漢不同，一起義就殺官吏，燒城邑，首領有皇帝、天子、太上皇、無上將軍、平天將軍、柱天將軍等稱號。起義者揭出這些稱號，就是宣告人民不再要姓劉的做皇帝。這比西漢末起義軍一定要找個姓劉的做皇帝，顯然是個進步。
漢朝廷是腐朽的，漢統治階級卻凶頑有力，所以起義軍都被統治者鎮壓下去。
如果說，漢安帝以後農民的窮困生活還算是慢性窮困的話，那末，到漢靈帝時變成急性的窮困了，或者說逼近絕境了。當時呂強上疏陳事，說：近年來穀價便宜，家家戶戶卻挨餓沒飯吃。連年災荒，按市場規矩，谷價應該騰貴，但是穀價反而更跌，這是因為朝廷和地方官賦稅繁重，刑罰急暴，農民寒不敢衣，饑不敢食，繳出最後的一粒穀來買眼前的性命。農民被驅迫到這條死的界線上，唯一可走的路只有大規模起義。
小土地私有制的社會裏，農民的耕地在無止境地零碎化，農民本身在無止境地散漫化，要發動有組織意義的大規模起義幾乎是不可能的。秦末陳勝劉邦、西漢末赤眉平林等起義軍都是先在一個地方爆發，隨後各地農民起來響應，形成一支多頭的反抗力量。這種情況和小土地私有制正相適應。但是，東漢時期，農村中遍佈著豪強的塢壁，它們都是有部曲的作戰單位，有力量鎮壓剛發動的起義農民。就是那種較大規模的幾十次地方性起義，也在朝廷軍隊聯合豪強武裝的壓力下，等不到別處農民回應，都歸於失敗，東漢農民起義確是更困難了。
不過，起義是不可抑阻的，失敗使徬徨在死亡線上的廣大農民獲得一個教訓，就是必須聯絡各地農民共同起義。實行這種聯絡工作的是钜鹿人張角和他的兄弟張寶、張梁。
漢光武帝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大力提倡妖妄的讖緯之學，藉以證明自己受天命，應該做皇帝。東漢妖術盛行，《後漢書》特立所謂《方術傳》，除了郭玉、華佗等少數醫生，其餘都是著名的妖人。這種妖人妖術就是戰國西漢傳下來的方士和神仙術，不過到東漢時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戰國西漢的方術，主要是用長生不死之藥欺騙富貴人（包括皇帝）。騙術敗露以後，方士被殺或逃遁，教訓了後來的方士，富貴人受騙，也教訓了後來的富貴人。東漢富貴人自漢光武帝以下，一般不求長生藥，卻求愚弄人民的妖術；反之方士也不再用長生藥冒險求富貴，卻用各種符合朝廷提倡的妖術來取得名利，用符水祝禱法騙人，就是各種妖術中的一種。朝廷對妖術採取不干涉態度，因為任何一種妖術，歸根都是為了欺騙人民，有利於朝廷的統治。
東漢後期，佛教逐漸流行，給某些妖人一種創立宗教的啟示。妖人們把方士所有的神仙術與《老子》書中“穀神不死”、“玄牝之門”等等神秘的話結合起來，於是神仙術改稱為道教，方士改稱為道士，哲學家的老子也被改裝為道教的教主。漢桓帝派親信宦官到苦縣祭老子，又在宮中立黃老浮屠祠。以方士神仙術為本質的道教，經漢桓帝承認，成為公開的宗教了。最早出現的道教，是漢順帝時琅邪人宮崇到宮門獻上他的老師于吉所得神書——《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卷（《後漢書•襄楷傳》）。這個于吉就是造神書的人，也可能是宮崇自己造書，託名于吉。他們敢於獻書，書中當然是“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決不會有反抗統治階級的言論。漢獻帝時，琅邪道士于吉流寓吳郡城，燒香讀道書，用符水為人治病。孫策部下諸將和賓客，有三分之二信奉于吉，望見他就跪拜。孫策看他妖妄惑眾，影響很大，把他斬首示眾。這個于吉是冒名的于吉（漢順帝時于吉，到漢獻帝時應有一百歲左右，諸將賓客替他說情，只說“醫護將士”有功，不說他年老），他被殺的原因是想取得孫策的尊敬，不是反對孫策，諸將賓客救他，是希望得他的符水治病，不是對孫策有什麼異心。毫無疑問，太平青領道一開始就是擁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宗教。太平青領道教派中有一派叫做五斗米道（即天師道）。漢獻帝時張魯的祖父張陵（即道教所稱天師張道陵），在蜀郡山中造道書，創所謂五斗米道。張陵的徒黨，有祭酒（主傳授老子《道德經》）、鬼吏（主為病人祝禱）等名稱。他們用法術給人治病，僅費三張紙，卻照例要五斗米作報酬。張陵家擁有部曲，是個大地主。他的徒党自然也是些地主。毫無疑問，五斗米道也是擁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宗教。歸根說來，道教的宗旨，無非是長生不死做神仙，這當然不是勞動人民的思想而是地主階級無限貪欲的醜惡表現。
張角的道教叫做太平道，大概也是太平青領道的一派。張角自稱大賢良師，手執九節杖畫符誦咒，教病人叩頭懺悔自己的罪過。給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通道，死了算是不通道。張角派遣弟子到各地方治病傳教，十餘年間，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信徒多至數十萬。漢官吏認為“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沒有禁阻太平道的活動。張角分信徒為三十六方（部），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設將帥統率各方。又收買一些宦官作內應，皇宮衛士多人也準備回應。張角預定甲子歲（西元一八四年，漢靈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內外同時起義，事前發出動員起義軍的口號，說：“蒼天（漢）已死，黃天（張角自謂）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簡稱為“黃天泰平”。京師及州郡各官府門上都用白土寫甲子二字。大方帥馬元義往來京師，佈置起義，準備調距離洛陽較遠的荊揚二州信徒數萬人，集中到鄴城（起義中心地），作為起義軍的主力，配合洛陽附近的各州郡起義軍，一舉攻下洛陽。不料張角的一個弟子反叛了，向漢靈帝告密。漢靈帝捕殺馬元義，又殺衛士及京城內太平道信徒千余人，命令冀州官吏捕張角。這個離起義日期還差一個多月的突發事變，打亂了張角的部署。張角派人飛告各方，立即起義，向統治者進攻。起義人都戴黃巾作標幟，因之被稱為黃巾軍。張角張寶張梁兄弟三人起兵後，燒官府，殺官吏，攻破地主塢壁，州郡長官，紛紛逃走。各地黃巾軍象風暴那樣起來回應，整個統治階級震動了。
不論是那一派道教，它的教義原來不曾含有反抗黑暗統治者的意圖。但在封建社會裏，它常被當作一種聯絡農民發動反抗行為的工具。這是因為統治階級實行各種愚民政策，農民受了陷害，一般缺乏較高的文化，而瀕臨死亡的窮困生活，又迫使農民在無可奈何中從鬼神那裏尋求一些空幻的希望。某些野心的道士，正好通過這種弱點來利用農民的戰鬥意志。事實上農民大規模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在於農民階級普遍地要求推倒黑暗統治者，信奉道教只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現象。因之，張角的太平道雖然起著發動黃巾軍起義的作用，但不能說它是反抗黑暗統治的宗教；黃巾軍雖然蒙著道教的灰塵，但它的本質依然是正義的農民戰爭。
抹去黃巾軍的那些道教灰塵，作為秦末以來農民故爭的發展過程來看，它有若干進步的表現。（一）三十六方同日起義，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組織力量。（二）攻城市塢壁，表現出明確的鬥爭目標。（三）廢除淫祀，表現出統一的精神。曹操曾在濟南禁絕奸邪鬼神的祭祀，單是城陽景王廟就毀去六百餘所。一九二年，青州黃巾軍與曹操軍大戰，黃巾軍給曹操檄文裏說：從前你在濟南毀壞神壇，和我們中黃太一的道相合，你似乎是個懂道的人。道教崇奉多神，不可能有毀壞神壇的主張。這裏所稱中黃太一顯然是廢斥諸神，獨尊一神，與道教拜多神的教義不合。足見太平道為了發動農民，不得不接受農民的要求（斂錢祭祀鬼神是地主剝削農民的一個手段，農民感到痛苦，但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反映出農民要求政治統一），添加一些主張，這就是其中偶然被史書保存的一條。
黃巾軍的基礎，起初是大量窮苦農民和流民，後來加入了在塢壁裏受盡苦難的徒附和奴隸，他們扶老攜幼全家從軍，隊伍非常龐大（統治階級誣稱為“蟻賊”，但也說明黃巾軍聲勢的浩大）。他們戰鬥精神雖然極高，作戰的困難卻是很多的。黃巾軍倉猝起義以後，漢靈帝大赦黨人，和緩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整個統治階級都發動起來，以大豪強出身的皇甫嵩、儒生出身的盧植、小豪強出身的朱俊為首率領大批徒党（董卓、曹操、劉備、孫堅之類），一致向黃巾軍進攻。經過幾次大戰，是年仲冬，張角兄弟終於被皇甫嵩等血腥統治者殺死，皇甫嵩一人就屠殺黃巾軍二十余萬人，每一郡屠殺至少數千人。統治階級只許農民當牛馬而死，不許為求生而反抗，這是它所認為的“真理”。維持這個“真理”的“真理”就是瘋狂大屠殺。黃巾軍起義在統治階級“真理”的慘重打擊下，基本上失敗了。但是，青徐豫各州郡黃巾軍仍繼續戰鬥，青州黃巾軍尤其壯盛，有戰士三十萬，合男女老幼共百余萬人。因為黃巾軍缺乏戰勝的條件，最後都被曹操等人消滅。
太平道以外，還有五斗米道。它的教主張魯依靠益州割據者劉焉的勢力，佔領了漢中。張魯自號師君，普通信徒叫做鬼卒，普通官員叫做祭酒（漢時通俗語對人尊稱為祭酒），大官員叫做治頭大祭酒。這些本是道教內部的稱號，佔領漢中後沿用不改。張魯既然取得了統治權，必須在教義外添加（《三國志•注》稱為“增飾”）一些新的辦法。他在大路上設立義舍（行人住宿處），備有義米義肉，讓行路人無償取用。民有小過，罰修路一百步。人犯罪原諒三次，不改正才行刑。春夏禁止殺生物。又禁釀酒。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縣令等名號。東漢後期，破產農民大批流亡，路上顛沛流離，痛苦是說不盡的。朝廷刑法殘酷，富貴人家奢侈浪費，官吏貪暴，官即是豺虎強盜的別號，這些都是人民最憎恨的事物。張魯添加的新辦法，多少有合於人民的要求。張魯在漢中將近三十年，漢中成為當時最平靜的地區，關中士民逃來避難，前後達數萬家。二一五年，曹操攻漢中，張魯自動投降。曹操待以客禮，封為萬戶侯。此後五斗米道主要在統治階級中流傳，被看作道教的正統，張角太平道在民間秘密流傳，農民起義的發動者經常用它或和它同類的教作聯絡的工具。
黃巾軍敗後，河北農民紛紛起義，各部名號有黑山（山在河南浚縣西北，首領張牛角）、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於羝根（羝音低dī首領姓于，是個大鬍子）、青牛角、張白騎（首領騎白馬）、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成、雷公（首領是個大嗓子）、浮雲、飛燕（首領褚燕腳手輕快）、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睦固、苦蝤，以及少數族起義軍四營、屠各、雁門、烏桓等等。大部有二三萬人，小部有六七千，攻擊州郡城和塢壁，聲勢浩大。飛燕（繼張牛角作首領，改姓張）聯絡各部，眾至百萬，通稱為黑山。後來黑山與袁紹大戰數次，各部陸續被袁紹消滅，張燕降曹操。
黃巾軍黑山軍都被統治階級戰敗了，但黑暗的東漢朝廷也被它們推倒了。
2008年8月23日星期六
漢文化對周鄰諸族的影響
第五節 漢文化對周鄰諸族的影響
兩漢是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發達、武力強大、擁有人口五六千萬的偉大國家。這對四周諸族的社會，很自然地要起著推動作用。兩漢特別是東漢（包括三國）推動作用更為顯著。東漢三國兩個半世紀的長久年月裏，除去各族間暫時發生的軍事行動，其餘年月都是在經濟文化的交流上渡過去的。大抵漢朝高度的經濟與文化，在前期吸引著許多族，從而建立起密切的政治關係或通商關係，而後期的黑暗政治又迫使逃亡、掠奪和變亂，成為豪強破壞力以外的一種破壞力。東漢與諸族的關係是複雜的，從大的方面看，相互有利處多於相互為害處。
下面簡略地敍述東漢與周鄰諸族的關係。
東北方
自戰國（燕）時起，遼西遼東兩郡（秦始皇建郡）已經是漢族文化在東北方的基地。漢昭帝以來，玄菟（治所約在今遼寧省鐵嶺新賓等縣之間）、樂浪兩郡成為重要的文化基地。在漢族文化影響下，東北方少數族開始從落後狀態中加速了社會的前進。
夫余——夫余國在玄菟郡北，本是濊族的居住地。不知何時，從北方索離國來了一個勇猛善射名叫東明的人，征服濊族，自做國王，號稱夫余國。夫余國，有城柵、宮室、倉庫、牢獄。刑法殘酷，一人犯死罪，一家人都被沒收作奴婢。東明族人是貴族，大貴族做加（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等稱號。這些加都是部落大酋長，大部落有數千家，小部落有數百家。小貴族在加下麵做邑（城柵）豪或落（村落）豪。濊族人被稱為下戶，是東明族的種族奴隸。有戰事，諸加率東明族人上陣，下戶只是運糧供飲食。下戶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不參加戰爭。貴族死後要厚葬，殺人殉葬有時多至百餘人。葬國王要用漢朝給予的玉匣。國王死，嗣王到玄菟郡領取。西元四九年，夫余王遣使來漢，漢光武帝給他一份厚禮，夫余從此歸玄菟郡管理。因漢文化的逐漸輸入，三國時夫余成為東北方的一個強國。
挹婁——挹婁在夫余東北。挹婁人處在氏族社會末期，已有貧富，但不曾形成階級。各部落有大人（酋長），但還沒有君長。居山林間深穴中，富家穴深到九梯以下。穴中央作廁，人繞廁居住。有農業和牧畜業，也能織些麻布。俗重養豬，吃豬肉、衣豬皮，冬天用豬油塗身，厚數分。夏天裸體，用一尺布掩蔽下身。箭用青石作鏃，鏃上敷毒藥，人獸被射中就死去。挹婁人形體似夫餘人，言語與夫余高句驪不同。漢時屬夫余，三國時脫離夫余自立。挹婁是東北方諸族中最落後的一族。它不接受鄰國較高的文化，社會停留在野蠻階段上，直到它的後裔女真、滿洲初起時，大體上還保存著挹婁的社會形態。
高句驪——高句驪在遼東、玄菟兩郡的東面，夫余挹婁的南面。屬玄菟郡管理。高句驪人居大山深谷中，共有三萬戶。相傳貴族是夫余的別種，約一萬人，性兇暴喜掠奪，好造大宮室，男女飲酒歌舞，坐食不勞動。下戶（種族奴隸）供給貴族米糧魚鹽等一切生活品，縱然竭力耕作，還是不得溫飽。漢光武帝時高句驪王遣使來聘，漢給以樂人樂器及衣冠服飾。
濊——在高句驪的南面，辰韓的北面，朝鮮半島東部地區都是濊人的居住地。濊分許多部落，各有酋長，但沒有大君長。這些部落酋長與高句驪貴族同種，言語習俗大抵相同。前一二八年，濊君南閭等大小部落酋長率二十八萬人來遼東郡，漢武帝因而設置蒼海郡，後改屬樂浪郡。漢光武帝時部落酋長改稱縣侯，仍屬樂浪郡。濊人與漢人雜居，能種麻養蠶作綿布。沒有經過奴隸制度階段便進入封建社會，在東北方諸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一族。
韓——在朝鮮半島南部。韓分馬韓、辰韓、弁韓三種，稱為三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幾個部落；辰韓在東，弁韓在南，各有十二個部落。馬韓最大，有些大部落多至萬餘家，大小部落總戶數約有十余萬。部落間和部落內部，大小酋長各自作主，不很相統屬。辰韓弁韓較小，大部落四五千家，小部落六七百家，總數約四五萬戶。馬韓月支部落酋長號稱辰王，算是三韓的大君長。辰韓弁韓大小酋長都是馬韓人，不得自推酋長。
馬韓人能種田養蠶織綿布，在東漢時還不知道金銀錦繡是貴物。他們住的是草屋土室，穿的是布袍草履，貧富的區別不很顯著。漢光武帝時馬韓酋長到樂浪郡通聘，以後便屬樂浪郡管理。酋長四時到郡會見，普通人借酋長的衣冠印緩也不時來郡，多至千餘人，足見馬韓社會還沒有階級。這都是北部人，因為接近樂浪郡，文化比較高，南部人甚至保存著文身陋習，文化比北部更低。到三國時，開始築城郭，大概社會多少前進了一些。
辰韓又稱秦韓，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馬韓，馬韓人使居住東部地區，與土著弁韓人融合成為辰韓。辰韓言語是秦弁韓混合語，與馬韓不同。有城柵屋室。部落酋長按大小有各級稱號。能種五穀養蠶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有禮，路上行人相遇，停步讓路。人死用大鳥羽送葬，意思是要死者能飛揚。辰韓人最大的貢獻是能冶鐵制鐵器，濊、倭（日本）、馬韓、州朝（朝鮮濟州島）都依靠辰韓獲得鐵器，鐵在各族交易中當作貨幣來使用。弁韓人身大發長，當是被馬韓征服的一個種族。一部分弁韓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相同，言語風俗有異。三韓中辰韓文化最高，有向奴隸制度社會發展的跡象。工莽時，曾擄獲樂浪采木民夫戶來等一千五百人作奴隸，三年死去五百人。弁韓刑法嚴厲，也有在部落內部產生奴隸階級的趨勢。不過三韓在樂浪郡統治下，不可能用武力向外部掠奪大量奴隸，封建文化從樂浪、遼東繼續傳來，自然地要向封建制度前進。王莽時，辰韓一個大酋長廉斯 聽說樂浪郡土地肥美，人民富樂。有一天，廉斯出城，見戶來在田中驅鳥雀，便請戶來引導來到樂浪郡。樂浪郡迫令辰韓退還被俘漢人一千人，又罰辰韓出一萬五千人、一萬五千匹布作為死去五百人的賠償。給廉斯 衣冠田宅，子孫世世免徭役。這個事例顯示三韓社會不能走奴隸制度的道路，而只能朝著封建制度的方向發展。
倭——西漢時期倭人到樂浪郡聘問。西元五七年，倭國遣使人經樂浪郡來朝廷。漢光武帝授予倭國王印緩。一○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奴隸）一百六十人。三國時和魏國交通。二三八年，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以卑彌呼為親魏倭王。贈送禮品有錦五匹，毛織物十張，絲織物一百匹，另送卑彌呼錦三匹，絹五十匹，五尺刀兩口，銅鏡一百枚，用真珠製造的鉛丹各五十斤。倭自東漢以來常來中國，每次“貢獻”總有生口若干人。《前漢書》僅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會見。《後漢書》記載較詳，《三國魏志》記載更詳，顯示漢倭交通在繼續增加。照《後漢書》及《魏志》所說，倭有百余國，國王世襲，大倭王居邪馬台國。倭人男子都黥面文身，作為貴賤尊卑的符號，女人沒有社會地位，不得文身。武器用矛楯木弓竹箭骨鏃或鐵鏃。貴族號稱大人，家有生口財物，又都有三五個妻妾。下戶遇見大人，必須退入路旁草地。人如犯輕罪，沒收本人妻子為奴婢，犯重罪沒收一家人或一族人為奴婢。
以上是漢文化通過玄菟樂浪兩郡，影響了附近幾個族的簡略敍述。
烏桓——原是東胡（東北方諸族）的一族，西漢初，被匈奴擊敗，逃避到烏桓山，因此號稱烏桓。匈奴奴役烏桓，迫令每年貢獻牛馬及貂皮，過時不送到，便擄掠烏桓人做奴隸。烏桓社會處在脫離母系氏族似乎不是太久的氏族社會階段上。若干小部落結成一個大部落，推選一人為大人，大人以至部落小帥各自畜牧生產，不相役使。一般行事要聽從婦人的意見，只有戰鬥事由男人自定。漢武帝擊破匈奴，遷徙烏桓人到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邊境外，使偵察匈奴人動靜。漢設護烏桓校尉管理烏桓。西元四九年，遼東境外烏桓大人到洛陽“朝貢”，遼西境外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九千餘人內附。漢光武帝封郝旦等大小酋長八十一人為王、侯、君長，使居住沿邊十郡境內，招募烏桓人內附。設烏桓校尉，駐上谷郡甯縣（河北宣化縣西北），管理烏桓和鮮卑。漢給烏桓人衣食，使助漢擊匈奴和鮮卑。西元五八年，遼東太守祭彤大破漁陽塞外赤山烏桓。塞外各部烏桓恐懼，西自武威郡，東至玄菟郡，紛紛內附。烏桓接觸漢文化以後，大人改為父子繼承制。東漢末年，遼西郡大人丘力居部有眾五千餘落，最為強盛，助袁紹作亂。袁紹敗死後，袁紹餘黨率幽冀兩州吏民十余萬戶投奔丘力居部，企圖再作亂。二○七年，曹操大破丘力居部，得降眾二十余萬人。遷遼東、遼西、右北平三郡烏桓一萬余落入居內地，選壯健人作騎兵。烏桓居內地久，很自然地和漢族融合起來，邊境上烏桓部落對魏仍保持政治聯繫。
鮮卑——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族。照《國語•晉語》說，周成王在岐陽大會諸侯，其中有東夷鮮卑。《楚辭•大招篇》“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大招》作者讚美鮮卑婦女，似乎戰國時期鮮卑與漢族有往來。西漢初，鮮卑被匈奴擊敗，逃到遼東境外，與烏桓為鄰。鮮卑言語習俗同烏桓，也是處在氏族社會階段上的遊牧部落。西元四九年，鮮卑大人到洛陽“朝貢”。烏桓在漢武帝時便接觸漢文化，落後性逐漸減少了。鮮卑仍保持著氏族社會的落後性。東漢初年，成為侵擾遼東境外專事殺掠的野蠻族。鮮卑“朝貢”以後，遼東太守祭彤使鮮卑大酋長偏何等擊北匈奴，按首級數賞財物。因此，偏何等人連年出兵擊北匈奴，拿著人頭到遼東受賞。很多部落大人都來歸附，爭著做殺北匈奴人的賣買。西元五八年以後，漢每年從青徐兩州人民榨取二億七千萬錢向鮮卑人買北匈奴人頭。統治階級行施這種野蠻卑劣的方法，自以為得計，結果人民也遭受了禍難。西元九一年，竇憲大破北匈奴，單于率一部分人遠逃，鮮卑佔據北匈奴土地，北匈奴殘部十余萬落，都自號鮮卑，鮮卑勢力漸盛。它失去二億七千萬錢的人頭賣買，當然要取得補償，被作為補償品的當然是邊郡的人民。從此漢沿邊各郡連年被攻，漢兵南匈奴兵烏桓兵合力抵禦，不能取大勝。
長時期的掠奪，使鮮卑社會裏一部分人變成富人和有權力的人，階級逐漸形成了。漢桓帝時，一個部落貴族的棄子檀石槐，勇健有謀略，造出一些法律，替部落間判斷曲直，被認為很公平。他有了這些條件，受推為大人。檀石槐在高柳（山西陽高縣西北）北三百餘裏彈汗山立庭（好比中原建都），從漢地買得良鐵作兵器，用漢逃亡人作謀主，擁騎兵十萬，南寇漢邊境，北拒丁零（貝加爾湖地帶的遊牧族），東挫夫餘，西擊烏孫，在匈奴故地上建立起東西一萬四千餘裏，南北七千餘裏的軍事行政的大聯合體。他分領土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穀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統率本部。檀石槐居彈汗山統率三部。匈奴強盛時，也曾建立過這樣的軍事行政大聯合。檀石槐繼匈奴組成一個侵略力量，這對政治黑暗的東漢說來，確是極大的威脅。幽並涼三州沿邊諸郡，沒有一年不被攻掠，人民死傷財物損失不可計數。鮮卑獲利愈多，貪暴也愈甚，一七七年上半年，邊境被侵竟多至三十餘次。漢靈帝發漢兵南匈奴兵共三萬騎分三路出擊，被檀石槐戰敗，三路將官各率數千騎逃回，兵士死亡十之七八，輜重全部喪失。這次大敗，不是漢兵南匈奴兵不能力戰而是由於腐朽的朝廷庸劣的將官根本不知道如何作戰。就在這一年冬天，鮮卑萬餘騎在路上擄獲遼西太守趙苞的老母和妻子，當作人質來攻遼西郡。趙苞率兵出戰，對遙遠的鮮卑陣上老母悲號道：今天，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做兒子的不能再顧母子私恩，虧損對國家的忠節。兒子罪該萬死！老母教訓趙苞說：威豪（趙苞字）！人總有一天要死，不得為我虧損忠義，你快進兵罷！趙苞率士兵即時奮進痛擊，大破鮮卑兵。老母妻子都被鮮卑殺害，趙苞收屍歸家安葬。趙苞對鄉人說：為救老母而虧忠義是不忠，為全忠義而殺老母是不孝，我必須在戰陣上盡忠，在地底下盡孝。說完，號哭嘔血而死。趙苞母子所表現的民族精神，才是當時人民反抗鮮卑侵略的共同精神，這種精神是漢族所以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鮮卑擅長的是殺掠，落後的是生產。檀石槐部眾愈聚愈多，畜牧射獵不夠供食品。檀石槐找到一個大湖，其中有魚，但不知怎樣捕魚。他聽說東方有倭人能沒水捕魚，出兵攻倭人國，擄來千餘家做捕魚奴隸。鮮卑就是這樣一個不愛生產專事殺掠的野蠻社會。
一八一年，檀石槐死。兒子和連繼承他的政治地位，攻掠北地郡，被北地人射死，那個軍事行政聯合也就離散了。檀石槐是一個強大的侵略者，他的侵略行為，增加了部落貴族的財富和權力，階級的劃分愈益顯著了。檀石槐死後，部落大人都改為世襲制，各擁所部，互相攻擊。魏文帝時，檀石槐部萬餘落來降，居並州太原雁門等郡，為魏守邊境。
以上是烏桓鮮卑兩族，在遼東遼西境外受漢文化的影響，社會發生變化的簡略敍述。
北 方
東漢初年，匈奴乘中原內亂，侵擾邊境。西元四八年，呼韓邪子孫爭單于繼承權，呼韓邪長孫比率南邊八部四五萬人內附，從此匈奴分為南北兩部。
南匈奴——南單于比自稱呼韓邪單于，在漢保護下，與北匈奴對抗。西元五○年，漢光武帝使南單于入居西河郡美稷縣（山西離石縣境）。南單于分部眾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助漢守邊。沿邊八郡流民得歸還本土，北匈奴不敢大舉南侵。此後南匈奴人口逐漸繁衍，漢和帝時，有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兵五萬。漢每年給南匈奴一億九十萬錢。南單于自稱“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慚無報效之義”，南匈奴貴族精神上與漢朝廷是親密的。南匈奴人民與漢人雜居，逐漸進行農業生產，文化與漢人大體相同。東漢後期，南匈奴騎兵成為擊北匈奴鮮卑羌的主力軍。二一六年，曹操留南單于居鄴（魏國都），待遇如列侯，子孫世襲單于名號。分南匈奴人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各部立貴族一人為部帥，選漢人為司馬監督部帥。從此南匈奴人更確定地成為居住並州的一個少數族。
北匈奴——北匈奴單于也是西漢時呼韓邪單于的子孫。匈奴分裂後，南北交戰，北方的丁零，東方的鮮卑，西方的西域諸國，都乘機攻擊北匈奴。北匈奴屢被戰敗，內部離叛。西元八七年，北匈奴五十八部共二十萬人到雲中等四郡投降。八九年，漢三路出兵擊北匈奴，竇憲、耿秉各率四千騎與南匈奴一萬騎合為主力軍。竇憲出朔方郡邊塞，南單于率萬余騎出西河郡邊塞，鄧鴻率沿邊義從（歸附）羌胡八千騎與南匈奴一萬騎出五原郡邊塞。竇憲令漢和南匈奴精兵萬余騎為前鋒，大破北單于兵。各路大軍出塞三千餘裏，北單于率殘部逃走。漢軍俘獲牲畜一百余萬頭。北匈奴八十一部共二十余萬人投降漢軍。竇憲、耿秉登燕然山刻石，頌漢威德。九 ○年，漢兵出張掖郡邊塞五千餘裏，大破北匈奴軍。北單于率殘部逃到西域，被班勇擊敗，又向西逃去。北單于敗逃，弟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部眾僅數千人，遣使來求降。竇憲排斥袁安等朝臣公議，立於除為北單于，照南匈奴例，每年給大量財物。東漢朝廷以前利用南北匈奴互攻，又利用鮮卑攻北匈奴，因此北匈奴衰弱，漢兵出塞，一舉成功。北匈奴破滅後，應從袁安等人的公議，允許南匈奴出塞，統治匈奴故地，漢與南匈奴協力抵禦鮮卑，這樣，鮮卑侵擾邊境的禍害是可以減輕的。竇憲剛愎自用，扶立一個僅有數千人的放除鞬，匈奴廣大土地及殘餘部眾都被鮮卑奪去，中國北方又出現了一個強敵，邊境受害，比西漢前期更嚴重。如果說竇憲擊破北匈奴算是有功勞的話，那末，由於他的錯誤而造成的罪惡應比功勞大得多。
匈奴族與中原接觸地帶很廣而時間又很長，自然要受到漢文化的某些影響。特別是西漢呼韓邪單于以後，匈奴貴族的衣服、食品、用具、樂器、刀甲、車輿、儀仗都是漢朝供給的，漢文化給匈奴的影響是更多更深了。呼韓邪改父子繼承制為兄弟繼承制，意思是想輪到漢妻王昭君的兒子做單于，呼韓邪又使他的繼位人在單于稱號上加若鞮（漢語孝）二字，意思是學漢皇帝稱號上加孝字。南匈奴單于每年三次祭天，兼祭漢皇帝。南匈奴和許多北匈奴人願意內附居住漢地，顯然不僅是生活上的要求，同時也是對漢文化有所愛慕。北匈奴雖然戰敗了，它所積累的戰爭經驗（如“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與遊牧族本有的流動性獷悍性結合起來，比其他落後族，它還是較強的一族，因此，它能向遙遠的西方走去，在一個時期裏，成為可怕的文化破壞者。
西 方
羌——羌族也稱為西戎，據遠古傳說，炎帝薑姓，西周東周時期有不少姜姓國也有薑姓戎。黃帝姬姓，春秋時期西戎中還有姬姓戎。堯是羌族慶都的兒子，周祖先棄也是羌族姜嫄的兒子。炎黃族與羌族在遠古是很接近的兩個種族。炎黃族先後進入中原地區，逐漸與夷族苗族黎族狄族融合起來，經濟文化都在發展，羌族保持落後狀態，到東漢還不曾脫離氏族社會。
羌族遊牧地以西海郡（青海）為中心，南到蜀郡廣漢郡邊境外，西北接西域鄯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鄯善縣）、車師（吐魯番盆地）等國。羌族有一百五十個部落，在這個廣大地區上隨水草遊牧，並無固定居住地，農業生產幾乎是沒有的。階級也沒有顯著的形成。部落酋長都是愛劍的後裔，大部落數萬人或萬餘人，小部落數千人。某一部落強大了，就分為幾個小部落，某一部落衰弱了，就分散做別部落的附屬。各部落間互相攻掠，盛衰無常，因此不能產生大君長，不能有統一的號令，比起匈奴鮮卑來，雖然羌人剛強勇猛，不免仍是一個弱族。
羌族經濟文化落後，但並不是說它不願意前進。爰劍在秦厲公（前四七六年至前四四三年）時，被秦人俘獲當奴隸。爰劍學得一些生產知識，逃回羌地後，教人畜牧種植。羌族本來依靠射獵為生，此後畜牧業發達起來，人口也就繁衍了。羌人崇敬爰劍的功績，讓他的子孫世世做部落酋長。漢武帝開河西四郡，羌人欣慕漢文化，陸續內附，與漢人雜居涼州各郡縣。漢境內的羌人，遊牧生活逐漸改變為農業生活，這對羌人是有利的。但漢地方官吏和豪強，虐待羌人，侵奪奴役，無所不為，比虐待漢族人民更加兇暴。羌人被迫與境外諸部落結合，仇殺官吏豪強，同時也蹂躪漢族人民，不過東漢前期還沒有釀成大變亂。
東漢後期，政治進入黑暗時期，地方官吏與豪強虐待羌人，毫無忌憚，連朝廷當權者也直接出面對羌人進行更殘酷的壓迫。原因是：（一）羌人力弱，擊羌容易立功成名；（二）藉口用兵，可以聚斂民財，使大小官吏乘機各飽私囊。西元一○七年，羌人被迫起事。當時羌人久居郡縣，並無武器，或持竹竿木棍當矛，或負木板食案當盾，或執銅鏡在日光下搖動當作舞刀，漢朝廷完全沒有理由去用兵鎮壓。鄧太后想讓她的長兄鄧騭乘機立功，卻徵發內地十來郡兵卒五萬人，教鄧騭帶著去殺羌人。鄧騭軍被羌人殺敗，邊境內外各部落合力攻擊鄧騭軍，鄧騭軍又大敗。羌聲勢大盛，深入到內地殺掠，百姓死亡不可勝數。鄧騭束手無策，本人退回洛陽，鄧太后認為有功勞，升官做大將軍。漢軍留在前方，屢戰屢敗，羌兵竟殺掠到河東河內等郡，關中及河北大平原上先後築塢壁一千餘所，屯兵二十余萬，算是抵禦羌人的方法。戰爭一直進行到一一五年，漢改用騎兵又用南匈奴騎兵擊羌，才挽回敗勢。一一八年，羌人戰敗瓦解，接連十二年的戰爭才告一結束。這次戰爭用錢多至二百四十餘億，人民實際負擔當然還要超過這個數目。並、涼兩州破敗不堪，邊郡和內地兵民死亡無數，羌人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喪。但是，統治階級製造這樣的大罪惡，絲毫也不曾悔禍，相反，它更認識到擊羌是得功名飽私囊的最好機會。
一一九年以後，較小規模的戰爭依然繼續進行著，漢羌各有勝敗。從一三六年起，漢羌又開始大戰，漢兵屢敗。朝廷照上次戰爭的舊法，發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涼州漢陽郡，關中築塢、壁三百餘所，屯兵守望。大將馬賢趙沖等人先後敗死。朝廷當權者在內地農民起義的壓力下，無法再在擊羌戰爭中發財了，一四五年，被迫採用招撫法。羌人五萬餘戶投降，接連十年的戰爭才告結束。戰爭中皇甫規曾要求給兵五千人，便可安撫變羌，朝廷當然不聽。這次戰爭用錢八十餘億，多數被文武官吏吞入私囊，他們把掠奪來的珍寶財物，賄賂朝中有權人，因此放縱妄為，小勝報大勝，戰敗報不敗，讓戰爭延長下去，朝廷不會來追問。兵士口糧被侵奪，進不得力戰，退不得溫飽，大批兵士凍餓死了，草原上白骨相望，這不是戰死者的白骨而是被虐待者的白骨。東漢黑暗政治表現在各個方面，兩次製造羌人大變亂，就是這種黑暗政治的一個表現。統治階級只知道侵侮羌人可以得功名飽私囊，卻想不到內地農民起義伴隨著擊羌軍事開始爆發並發展起來；內地農民只知道反抗朝廷殘酷地徵發兵役和財物，卻想不到最後會迫使朝廷不得不停止對羌人的武力迫害。漢族與羌族間是有隔膜的，羌人反抗漢朝廷壓迫，並不想獲得內地農民的援助，內地農民起義，也不曾有援助羌人反抗的意圖，但是，羌人反抗催促了內地農民的起義，農民起義阻止了朝廷對羌的軍事壓迫，事實上彼此起著聯繫的作用。這是因為統治階級的壓迫是普遍性的，所以，被壓迫者的反抗也是普遍性的。不論各個被壓迫者表面上存在著若干隔閡或怨仇，歸根說來，階級鬥爭終於從內部深處把他們聯繫起來。這種聯繫的力量，就要加速黑暗朝廷的崩潰。
漢官沒有一個不是羌人的強盜，只有張奐、皇甫規二人是例外。西元一五五年，張奐做安定屬國都尉（相當於郡太守，管理內附諸族），羌酋贈送馬二十匹，金食器八件，張奐拒不收受，當眾立誓道：即使馬象羊那樣賤，不讓馬入我廄；即使金象米那樣多，不讓金入我懷。張奐以前八任都尉都是貪官，羌人敬重張奐的廉潔，從此遵從教令，境內安寧。一六一年關中隴西羌起兵攻破營塢，涼州路斷，長安危急，朝廷不得已用皇甫規為將。皇甫規擊破羌兵，羌人十余萬人自動來歸附，涼州路通。皇甫規先後誅逐貪虐大官五六人，小官吏百余人，羌人欣喜，又有十余萬人來歸附，用費僅一千萬錢，西方即時清靜。皇甫規因此得罪了宦官和豪強，下獄罰作苦役。張奐皇甫規廉正，得羌人愛戴，因為羌人對漢官並無其他要求。漢官卻相反，專想殘害羌人來滿足自己的要求。與張奐皇甫規同時，有一個完全獸性號稱大名將的段熲（音窘jiǒng），主張用兵殺盡羌人，張奐主張安撫，朝廷自然聽從段熲的話。一六九年，段熲出兵突然襲擊降羌，殺四萬人，用錢四十四億。羌人受了大禍，段熲等人發了又大又快的財。
氐（音低dī）——氐自稱是槃瓠的後裔。據《商頌•殷武篇》說，它在商湯時已經與商有來往。它原住武都郡地方，漢武帝立武都郡後，部分氐人散居涼州關中一帶。二一九年，劉備擊敗曹操軍，得漢中地。曹操迫令武都氐五萬餘落遷居關中扶風、天水一帶，以防劉備奪取武都郡，用氐人攻關中。二二○年，武都氐王楊僕率本部人附魏。二三六年，武都氐王苻健率氐民四百餘戶附漢，弟苻某率氐民四百戶附魏。大部分氐族離開了根據地武都。氐比羌弱小，但經濟文化比羌進步。氐人長時期與漢人雜居，接受漢文化較多，善於種田，養豕牛馬驢騾，又能織布。姓名與漢人同。本族人說氐語，對漢人說漢語。酋長稱王或稱侯，很多王侯受漢朝廷封號，與漢官共同管理氐民。氐族和羌族一樣受漢官虐待，羌族不斷起兵反抗，氐族反抗卻很少，主要原因在於氐族已有階級，統治者與漢統治者結合，氐民的力量削弱了。羌族還沒有形成顯著的階級，酋長與部眾的利害比較一致，在反抗中能採取共同的行動，而且各部落甚至住地很遠的部落也能採取共同行動。漢官無法利用酋長來壓迫羌人，到最後，出現了段熲企圖殺盡羌人的野獸主張。
羌和氐是居住在邊境內外，受漢文化影響較多的兩個族。
西域——玉門關內河西狹長地帶，玉門關外蔥嶺以東西域諸國，都是漢與匈奴關係本身安危、勢所必爭的地區。漢置河西四郡，割斷匈奴與西羌的聯繫，關中形勢穩定了。西域諸國內附，割斷匈奴的右臂，河西形勢穩定了。與漢相反，匈奴失去西羌的援助，由強變弱，失去西域的賦稅，由富變貧。匈奴貧弱，漢才有可能擊敗匈奴，取得北方邊境的安寧。從自衛的觀點來看，漢通西域是完全必要的。匈奴奴役西域諸國，“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西域人民和大部分統治階級，都盼望得到漢的保護，從西域人民的要求來看，漢通西域也是完全合理的。由於通西域，東方和西方的文化得以交流，從人類的利益來看，意義更是重大了。因此，東漢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建立的功績，是非常光輝的功績。
西漢末年，西域三十六國分割成五十五國。西元一六年，王莽斷絕西域的交通，匈奴乘機又征服西域諸國，實行報復性的剝削。諸國不堪命，要求漢統治的恢復，非常迫切，但東漢國力較弱特別是後期政治黑暗，內爭激烈，無意遠圖，西域不能象西漢那樣久通，自漢光武帝至漢安帝呈三絕三通不正常的現象。
第一次絕——西元一六年至七三年。原因是王莽亂後，國內元氣未複，避免與北匈奴接觸。
第一次通——七三年至七七年。擊走北匈奴，取伊吾（又稱伊吾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縣），交通恢復。
第二次絕——七七年至九一年。原因是不願引起對北匈奴的戰爭，放棄伊吾。
第二次通——九一年至一○七年。竇憲大破北匈奴，班超經營西域完全成功。
第三次絕——一○七年至一二四年。原因是漢官庸劣，被北匈奴及一部分西域國攻擊，朝廷召回漢官。
第三次通——一二四年以後。班勇擊走北匈奴，蔥嶺以東又通。班勇以後，漸成半通狀態。
西漢時期，西域諸國的貴族子弟多到長安，學漢文化。國王的兒子稱為侍子，得到朝廷更多的優待。東漢初耿舒譏笑馬援象個西域賈胡，到一處便停留一處，想見西域商人可以在內地自由做買賣，長時期經濟文化的交流，使漢與西域結成不可割斷的聯繫。漢人流寓西域，不僅做買賣，也兼作政治活動，有助於這種聯繫的增進。例如西元六○年，漢人韓融助于闐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闐縣境）貴族休英霜做國王，擊敗強國莎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莎車縣）。後來班超經營西域，于闐成為主要支持者。七三年以前，西域諸國屢次要求漢恢復政治關係，絕不是偶然的。七三年，漢明帝命使竇固等率大軍擊北匈奴，取伊吾地，置屯田兵，建立起玉門關外的立足點。班超就在這一年帶著三十六個吏士出使西域，殺鄯善國匈奴使官，于闐國殺匈奴監督官，鄯善、于闐等國王都派兒子到洛陽做侍子，隔絕五十八年的西域，第一次又與漢交通了。
班超得於闐疏勒（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疏勒縣）等國的支持與匈奴爭西域統治權。七六年，匈奴和在它影響下的龜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焉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焉耆回族自治縣）等國，攻漢西域長官，漢章帝召回漢官，放棄西域，伊吾又被匈奴奪去。班超奉召將歸國，從漢諸國大震動，疏勒國大官黎弇怕班超走了，龜茲來報復，拔刀自殺。于闐國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馬腳，號泣不讓走。班超與所率三十六人留下來，準備擊敗反漢的焉耆、龜茲兩國。八○年，漢章帝派徐韓率兵一千人援班超。八七年，班超率西域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大破龜茲等國兵五萬人。九○年，班超又大破蔥嶺西月氏國兵七萬人。九四年，班超率龜茲等八國兵七萬人合漢吏士商賈一千四百人攻破焉耆國。蔥嶺東西路通，西域五十余國全部內屬。一○二年，朝廷召班超歸國，到洛陽不久便病逝，年七十一歲。
一○七年漢放棄西域，朝官們原以為閉玉門關便可安居無事，不料北匈奴殘部征服諸國，連年侵犯邊境，威脅河西四郡。事實教訓朝官們“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一二三年，漢安帝使班超第三子班勇將兵五百人，出關經營西域。一二六年，班勇率西域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又擊走北單于兵，北匈奴向西逃遁，蔥嶺以東諸國又來歸附。一二七年，黑暗的朝廷說班勇有罪，召還下獄。此後漢在西域的政治勢力逐步削弱，商業和文化卻仍交流不絕，特別是文化，過去漢文化經河西向西流，現在佛教文化經河西開始向東流。北匈奴被班勇驅逐，向西遠走，西域諸國得免奴役，有餘力發展佛教文化，通過河西這條文化運河，與漢地保持著長時期的正常關係。
班超率三十六人，班勇率五百人出關，都建立了卓越的功業。這是因為他們的後面有漢朝和西域交通的願望，前面有西域諸國脫離北匈奴與漢交通的願望，班超班勇的智謀和勇氣能夠恰當地使兩個願望結合起來，表現出一種巨大的力量。如果單看作他們個人有智有勇，憑幾十人幾百人壓服諸國，那就變成神話，不是歷史事實了。
西元九七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甘英到了條支國的西海（波斯灣）邊上。安息國（波斯）一向用漢絲和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願甘英到達大秦，開闢直接通商的道路，誇張航海的困難來阻止甘英。甘英缺乏探險精神，畏難回來。大秦富貴人需要大量絲織品，商人從安息天竺（印度）間接購得，獲利已有十倍，當然希望直接通商，得更多的利益。一六六年大秦商人到日南郡邊上，以大秦王安敦名義，送漢桓帝一些禮物。大抵海路危險較多，通商道路主要還在陸上，東漢掃除北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對東西商路的通達是有重大意義的。
西南方
益州廣大，居住著統稱為西南夷的許多種族。東漢時，大小種族紛紛內附。大種族如西元六九年，哀牢王柳貌率五十五萬餘人內附，漢明帝特立永昌郡（治在雲南保山縣境），管理哀牢人。一○○年，白狼王唐繒等率十七萬人內附。一○八年，三種夷人三十一萬內附。一一六年，大羊等八種十六萬人內附。以上都是大量人口連同土地一起內附的事例。夷人內附，對酋長王侯和人民都有利。對酋長王侯說來，他們得到封號與賞賜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對人民說來，在通常情況下，可以得到漢法律上的一些保護，例如西元四三年，邛穀王任貴怕漢威法行施後，自己不得放縱，陰謀叛變，足見漢法多少有些約束力，內附的酋長王侯不能象以前那樣放縱。
益州郡（屬益州刺史管轄）永昌郡是漢在西南方的基地，通過這些基地，漢人與夷人交流著經濟與文化。兩郡物產豐富，有犛牛、琉璃、毛織物、木棉布、火浣布（石棉布）等特產。銅鐵鉛錫金銀琥珀水晶等礦，比內地更多，漢設縣常在礦區，想是漢人多作礦冶業和商業。永昌郡由水路通撣國（撣音扇shàn在緬甸），又與盤越國（在天竺東南）相近，永昌成為中國西南方與天竺、大秦等國通商的大城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異物，經過永昌來到內地。漢官吏乘機取利，做一次益州郡太守，子孫好幾輩饒富。做一次永昌郡太守，即使不是大貪官，也可以讓十代子孫都做富人。
王莽時，益州郡太守文齊興造水利，墾田二千餘頃。漢章帝時益州郡太守王阜設立學校，居民原有的陋俗逐漸改變。漢桓帝時，郡人尹珍到內地遊學，博通經書，擅長書法，還鄉里教授，門徒甚眾，西南地方開始有學人。夷人文化一般是落後的，例如哀牢人身上刻龍文、穿鼻，耳輪拉長到肩上，衣服後面綴一尾形的飾物，內附後受漢文化影響，可以加速這些陋俗的改變。
南 方
漢武帝征服南越國，分置九郡。漢元帝時罷珠崖儋耳（儋音丹dān）兩郡，七郡統稱為交趾。長官稱交趾刺史。二○三年，漢獻帝改交趾刺史為交州牧。二二六年，孫權分交州為交、廣二州。交州有東漢時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廣州有東漢時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四郡。交趾七郡原來居住著許多種族，漢人統稱他們為越人或雒越。秦始皇遷徙內地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人雜居，因之南海等四郡文化較高，交通較便，漢政治影響也較強，越人逐漸朝著與漢人融合的方向發展。交趾等三郡與南海等四郡有些不同的條件，少數的漢人朝著與越人融合的方向發展。
交趾郡居民，據漢時人說是雒越人。他們很早就有農業。他們的田叫做雒田，隨潮水的高低，決定田的有收穫或沒有收穫，這說明生產技術還是原始的。但是雒越人已有階級，種田的人叫做雒民，有田的人叫做雒王雒侯雒將。西漢時，朝廷流放一些罪人到交趾等郡，使與本地人雜居。雙方開始通言語。漢光武帝初年，錫光做交趾郡太守，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施政寬弛，大體保持著安定局面。後來交趾郡太守蘇定是個張著眼睛看錢，閉著眼睛辦事的貪劣官。西元四○年，交趾麊冷（音迷零mí líng在越南境內）縣雒將的女兒征側和她的女弟征貳起兵反抗，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群起回應，征側取得六十五個城，自立為王。《後漢書》說征側甚雄勇，被蘇定虐待，憤怒起兵。這是錯誤的說法。如果征側僅僅是為了個人的憤怒，四郡越人俚人為什麼起來回應呢？為什麼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的援助呢？足見這些刺史太守都是蘇定一類的貪劣官，早就為居民所厭棄。征側的勝利，正是由於她的行動順應了驅逐貪劣官的公意。四二年，漢光武帝派遣伏波將軍馬援率漢兵八千人合交趾兵共二萬餘人，依靠兵力強大，擊敗征側征貳軍，征側征貳在作戰中壯烈犧牲了。
馬援在交趾等郡修築城郭，鞏固漢官的地位；穿渠灌溉，興修農利。四四年，馬援率漢兵回洛陽，因瘴疫死去了十之四五。交趾多有珍異物品。漢桓帝漢靈帝時，政治癒益黑暗，漢人去做刺史太守都是肆意搜括，貪囊滿了便內調，讓新官再來搜括。居民被迫反抗，在朝廷用兵無效時，只得對居民作些讓步，藉以緩和反抗的力量。
漢獻帝時，士燮做交趾太守，統治交趾七郡。士燮任職四十餘年，內地士人到交趾避難，多至百餘家。境內安寧，當全面戰亂社會大破壞的時候，交趾七郡獨免兵禍。
東漢和四周諸族，除了鮮卑是代替北匈奴寇邊的敵人，其餘都是相互間保持著經濟文化的正常關係，而漢統治階級的貪劣政治常是正常關係的損害者。這就形成了許多族紛紛接受漢經濟文化的影響，又經常起兵反抗的複雜現象，但正常關係到底還是基本的。這一點，漢統治階級知道得很清楚，在無法鎮壓反抗時，派個廉潔長官去，減輕些剝削，便把正常關係恢復起來。
兩漢是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發達、武力強大、擁有人口五六千萬的偉大國家。這對四周諸族的社會，很自然地要起著推動作用。兩漢特別是東漢（包括三國）推動作用更為顯著。東漢三國兩個半世紀的長久年月裏，除去各族間暫時發生的軍事行動，其餘年月都是在經濟文化的交流上渡過去的。大抵漢朝高度的經濟與文化，在前期吸引著許多族，從而建立起密切的政治關係或通商關係，而後期的黑暗政治又迫使逃亡、掠奪和變亂，成為豪強破壞力以外的一種破壞力。東漢與諸族的關係是複雜的，從大的方面看，相互有利處多於相互為害處。
下面簡略地敍述東漢與周鄰諸族的關係。
東北方
自戰國（燕）時起，遼西遼東兩郡（秦始皇建郡）已經是漢族文化在東北方的基地。漢昭帝以來，玄菟（治所約在今遼寧省鐵嶺新賓等縣之間）、樂浪兩郡成為重要的文化基地。在漢族文化影響下，東北方少數族開始從落後狀態中加速了社會的前進。
夫余——夫余國在玄菟郡北，本是濊族的居住地。不知何時，從北方索離國來了一個勇猛善射名叫東明的人，征服濊族，自做國王，號稱夫余國。夫余國，有城柵、宮室、倉庫、牢獄。刑法殘酷，一人犯死罪，一家人都被沒收作奴婢。東明族人是貴族，大貴族做加（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等稱號。這些加都是部落大酋長，大部落有數千家，小部落有數百家。小貴族在加下麵做邑（城柵）豪或落（村落）豪。濊族人被稱為下戶，是東明族的種族奴隸。有戰事，諸加率東明族人上陣，下戶只是運糧供飲食。下戶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不參加戰爭。貴族死後要厚葬，殺人殉葬有時多至百餘人。葬國王要用漢朝給予的玉匣。國王死，嗣王到玄菟郡領取。西元四九年，夫余王遣使來漢，漢光武帝給他一份厚禮，夫余從此歸玄菟郡管理。因漢文化的逐漸輸入，三國時夫余成為東北方的一個強國。
挹婁——挹婁在夫余東北。挹婁人處在氏族社會末期，已有貧富，但不曾形成階級。各部落有大人（酋長），但還沒有君長。居山林間深穴中，富家穴深到九梯以下。穴中央作廁，人繞廁居住。有農業和牧畜業，也能織些麻布。俗重養豬，吃豬肉、衣豬皮，冬天用豬油塗身，厚數分。夏天裸體，用一尺布掩蔽下身。箭用青石作鏃，鏃上敷毒藥，人獸被射中就死去。挹婁人形體似夫餘人，言語與夫余高句驪不同。漢時屬夫余，三國時脫離夫余自立。挹婁是東北方諸族中最落後的一族。它不接受鄰國較高的文化，社會停留在野蠻階段上，直到它的後裔女真、滿洲初起時，大體上還保存著挹婁的社會形態。
高句驪——高句驪在遼東、玄菟兩郡的東面，夫余挹婁的南面。屬玄菟郡管理。高句驪人居大山深谷中，共有三萬戶。相傳貴族是夫余的別種，約一萬人，性兇暴喜掠奪，好造大宮室，男女飲酒歌舞，坐食不勞動。下戶（種族奴隸）供給貴族米糧魚鹽等一切生活品，縱然竭力耕作，還是不得溫飽。漢光武帝時高句驪王遣使來聘，漢給以樂人樂器及衣冠服飾。
濊——在高句驪的南面，辰韓的北面，朝鮮半島東部地區都是濊人的居住地。濊分許多部落，各有酋長，但沒有大君長。這些部落酋長與高句驪貴族同種，言語習俗大抵相同。前一二八年，濊君南閭等大小部落酋長率二十八萬人來遼東郡，漢武帝因而設置蒼海郡，後改屬樂浪郡。漢光武帝時部落酋長改稱縣侯，仍屬樂浪郡。濊人與漢人雜居，能種麻養蠶作綿布。沒有經過奴隸制度階段便進入封建社會，在東北方諸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一族。
韓——在朝鮮半島南部。韓分馬韓、辰韓、弁韓三種，稱為三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幾個部落；辰韓在東，弁韓在南，各有十二個部落。馬韓最大，有些大部落多至萬餘家，大小部落總戶數約有十余萬。部落間和部落內部，大小酋長各自作主，不很相統屬。辰韓弁韓較小，大部落四五千家，小部落六七百家，總數約四五萬戶。馬韓月支部落酋長號稱辰王，算是三韓的大君長。辰韓弁韓大小酋長都是馬韓人，不得自推酋長。
馬韓人能種田養蠶織綿布，在東漢時還不知道金銀錦繡是貴物。他們住的是草屋土室，穿的是布袍草履，貧富的區別不很顯著。漢光武帝時馬韓酋長到樂浪郡通聘，以後便屬樂浪郡管理。酋長四時到郡會見，普通人借酋長的衣冠印緩也不時來郡，多至千餘人，足見馬韓社會還沒有階級。這都是北部人，因為接近樂浪郡，文化比較高，南部人甚至保存著文身陋習，文化比北部更低。到三國時，開始築城郭，大概社會多少前進了一些。
辰韓又稱秦韓，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馬韓，馬韓人使居住東部地區，與土著弁韓人融合成為辰韓。辰韓言語是秦弁韓混合語，與馬韓不同。有城柵屋室。部落酋長按大小有各級稱號。能種五穀養蠶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有禮，路上行人相遇，停步讓路。人死用大鳥羽送葬，意思是要死者能飛揚。辰韓人最大的貢獻是能冶鐵制鐵器，濊、倭（日本）、馬韓、州朝（朝鮮濟州島）都依靠辰韓獲得鐵器，鐵在各族交易中當作貨幣來使用。弁韓人身大發長，當是被馬韓征服的一個種族。一部分弁韓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相同，言語風俗有異。三韓中辰韓文化最高，有向奴隸制度社會發展的跡象。工莽時，曾擄獲樂浪采木民夫戶來等一千五百人作奴隸，三年死去五百人。弁韓刑法嚴厲，也有在部落內部產生奴隸階級的趨勢。不過三韓在樂浪郡統治下，不可能用武力向外部掠奪大量奴隸，封建文化從樂浪、遼東繼續傳來，自然地要向封建制度前進。王莽時，辰韓一個大酋長廉斯 聽說樂浪郡土地肥美，人民富樂。有一天，廉斯出城，見戶來在田中驅鳥雀，便請戶來引導來到樂浪郡。樂浪郡迫令辰韓退還被俘漢人一千人，又罰辰韓出一萬五千人、一萬五千匹布作為死去五百人的賠償。給廉斯 衣冠田宅，子孫世世免徭役。這個事例顯示三韓社會不能走奴隸制度的道路，而只能朝著封建制度的方向發展。
倭——西漢時期倭人到樂浪郡聘問。西元五七年，倭國遣使人經樂浪郡來朝廷。漢光武帝授予倭國王印緩。一○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奴隸）一百六十人。三國時和魏國交通。二三八年，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以卑彌呼為親魏倭王。贈送禮品有錦五匹，毛織物十張，絲織物一百匹，另送卑彌呼錦三匹，絹五十匹，五尺刀兩口，銅鏡一百枚，用真珠製造的鉛丹各五十斤。倭自東漢以來常來中國，每次“貢獻”總有生口若干人。《前漢書》僅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會見。《後漢書》記載較詳，《三國魏志》記載更詳，顯示漢倭交通在繼續增加。照《後漢書》及《魏志》所說，倭有百余國，國王世襲，大倭王居邪馬台國。倭人男子都黥面文身，作為貴賤尊卑的符號，女人沒有社會地位，不得文身。武器用矛楯木弓竹箭骨鏃或鐵鏃。貴族號稱大人，家有生口財物，又都有三五個妻妾。下戶遇見大人，必須退入路旁草地。人如犯輕罪，沒收本人妻子為奴婢，犯重罪沒收一家人或一族人為奴婢。
以上是漢文化通過玄菟樂浪兩郡，影響了附近幾個族的簡略敍述。
烏桓——原是東胡（東北方諸族）的一族，西漢初，被匈奴擊敗，逃避到烏桓山，因此號稱烏桓。匈奴奴役烏桓，迫令每年貢獻牛馬及貂皮，過時不送到，便擄掠烏桓人做奴隸。烏桓社會處在脫離母系氏族似乎不是太久的氏族社會階段上。若干小部落結成一個大部落，推選一人為大人，大人以至部落小帥各自畜牧生產，不相役使。一般行事要聽從婦人的意見，只有戰鬥事由男人自定。漢武帝擊破匈奴，遷徙烏桓人到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邊境外，使偵察匈奴人動靜。漢設護烏桓校尉管理烏桓。西元四九年，遼東境外烏桓大人到洛陽“朝貢”，遼西境外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九千餘人內附。漢光武帝封郝旦等大小酋長八十一人為王、侯、君長，使居住沿邊十郡境內，招募烏桓人內附。設烏桓校尉，駐上谷郡甯縣（河北宣化縣西北），管理烏桓和鮮卑。漢給烏桓人衣食，使助漢擊匈奴和鮮卑。西元五八年，遼東太守祭彤大破漁陽塞外赤山烏桓。塞外各部烏桓恐懼，西自武威郡，東至玄菟郡，紛紛內附。烏桓接觸漢文化以後，大人改為父子繼承制。東漢末年，遼西郡大人丘力居部有眾五千餘落，最為強盛，助袁紹作亂。袁紹敗死後，袁紹餘黨率幽冀兩州吏民十余萬戶投奔丘力居部，企圖再作亂。二○七年，曹操大破丘力居部，得降眾二十余萬人。遷遼東、遼西、右北平三郡烏桓一萬余落入居內地，選壯健人作騎兵。烏桓居內地久，很自然地和漢族融合起來，邊境上烏桓部落對魏仍保持政治聯繫。
鮮卑——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族。照《國語•晉語》說，周成王在岐陽大會諸侯，其中有東夷鮮卑。《楚辭•大招篇》“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大招》作者讚美鮮卑婦女，似乎戰國時期鮮卑與漢族有往來。西漢初，鮮卑被匈奴擊敗，逃到遼東境外，與烏桓為鄰。鮮卑言語習俗同烏桓，也是處在氏族社會階段上的遊牧部落。西元四九年，鮮卑大人到洛陽“朝貢”。烏桓在漢武帝時便接觸漢文化，落後性逐漸減少了。鮮卑仍保持著氏族社會的落後性。東漢初年，成為侵擾遼東境外專事殺掠的野蠻族。鮮卑“朝貢”以後，遼東太守祭彤使鮮卑大酋長偏何等擊北匈奴，按首級數賞財物。因此，偏何等人連年出兵擊北匈奴，拿著人頭到遼東受賞。很多部落大人都來歸附，爭著做殺北匈奴人的賣買。西元五八年以後，漢每年從青徐兩州人民榨取二億七千萬錢向鮮卑人買北匈奴人頭。統治階級行施這種野蠻卑劣的方法，自以為得計，結果人民也遭受了禍難。西元九一年，竇憲大破北匈奴，單于率一部分人遠逃，鮮卑佔據北匈奴土地，北匈奴殘部十余萬落，都自號鮮卑，鮮卑勢力漸盛。它失去二億七千萬錢的人頭賣買，當然要取得補償，被作為補償品的當然是邊郡的人民。從此漢沿邊各郡連年被攻，漢兵南匈奴兵烏桓兵合力抵禦，不能取大勝。
長時期的掠奪，使鮮卑社會裏一部分人變成富人和有權力的人，階級逐漸形成了。漢桓帝時，一個部落貴族的棄子檀石槐，勇健有謀略，造出一些法律，替部落間判斷曲直，被認為很公平。他有了這些條件，受推為大人。檀石槐在高柳（山西陽高縣西北）北三百餘裏彈汗山立庭（好比中原建都），從漢地買得良鐵作兵器，用漢逃亡人作謀主，擁騎兵十萬，南寇漢邊境，北拒丁零（貝加爾湖地帶的遊牧族），東挫夫餘，西擊烏孫，在匈奴故地上建立起東西一萬四千餘裏，南北七千餘裏的軍事行政的大聯合體。他分領土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穀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統率本部。檀石槐居彈汗山統率三部。匈奴強盛時，也曾建立過這樣的軍事行政大聯合。檀石槐繼匈奴組成一個侵略力量，這對政治黑暗的東漢說來，確是極大的威脅。幽並涼三州沿邊諸郡，沒有一年不被攻掠，人民死傷財物損失不可計數。鮮卑獲利愈多，貪暴也愈甚，一七七年上半年，邊境被侵竟多至三十餘次。漢靈帝發漢兵南匈奴兵共三萬騎分三路出擊，被檀石槐戰敗，三路將官各率數千騎逃回，兵士死亡十之七八，輜重全部喪失。這次大敗，不是漢兵南匈奴兵不能力戰而是由於腐朽的朝廷庸劣的將官根本不知道如何作戰。就在這一年冬天，鮮卑萬餘騎在路上擄獲遼西太守趙苞的老母和妻子，當作人質來攻遼西郡。趙苞率兵出戰，對遙遠的鮮卑陣上老母悲號道：今天，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做兒子的不能再顧母子私恩，虧損對國家的忠節。兒子罪該萬死！老母教訓趙苞說：威豪（趙苞字）！人總有一天要死，不得為我虧損忠義，你快進兵罷！趙苞率士兵即時奮進痛擊，大破鮮卑兵。老母妻子都被鮮卑殺害，趙苞收屍歸家安葬。趙苞對鄉人說：為救老母而虧忠義是不忠，為全忠義而殺老母是不孝，我必須在戰陣上盡忠，在地底下盡孝。說完，號哭嘔血而死。趙苞母子所表現的民族精神，才是當時人民反抗鮮卑侵略的共同精神，這種精神是漢族所以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鮮卑擅長的是殺掠，落後的是生產。檀石槐部眾愈聚愈多，畜牧射獵不夠供食品。檀石槐找到一個大湖，其中有魚，但不知怎樣捕魚。他聽說東方有倭人能沒水捕魚，出兵攻倭人國，擄來千餘家做捕魚奴隸。鮮卑就是這樣一個不愛生產專事殺掠的野蠻社會。
一八一年，檀石槐死。兒子和連繼承他的政治地位，攻掠北地郡，被北地人射死，那個軍事行政聯合也就離散了。檀石槐是一個強大的侵略者，他的侵略行為，增加了部落貴族的財富和權力，階級的劃分愈益顯著了。檀石槐死後，部落大人都改為世襲制，各擁所部，互相攻擊。魏文帝時，檀石槐部萬餘落來降，居並州太原雁門等郡，為魏守邊境。
以上是烏桓鮮卑兩族，在遼東遼西境外受漢文化的影響，社會發生變化的簡略敍述。
北 方
東漢初年，匈奴乘中原內亂，侵擾邊境。西元四八年，呼韓邪子孫爭單于繼承權，呼韓邪長孫比率南邊八部四五萬人內附，從此匈奴分為南北兩部。
南匈奴——南單于比自稱呼韓邪單于，在漢保護下，與北匈奴對抗。西元五○年，漢光武帝使南單于入居西河郡美稷縣（山西離石縣境）。南單于分部眾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助漢守邊。沿邊八郡流民得歸還本土，北匈奴不敢大舉南侵。此後南匈奴人口逐漸繁衍，漢和帝時，有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兵五萬。漢每年給南匈奴一億九十萬錢。南單于自稱“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慚無報效之義”，南匈奴貴族精神上與漢朝廷是親密的。南匈奴人民與漢人雜居，逐漸進行農業生產，文化與漢人大體相同。東漢後期，南匈奴騎兵成為擊北匈奴鮮卑羌的主力軍。二一六年，曹操留南單于居鄴（魏國都），待遇如列侯，子孫世襲單于名號。分南匈奴人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各部立貴族一人為部帥，選漢人為司馬監督部帥。從此南匈奴人更確定地成為居住並州的一個少數族。
北匈奴——北匈奴單于也是西漢時呼韓邪單于的子孫。匈奴分裂後，南北交戰，北方的丁零，東方的鮮卑，西方的西域諸國，都乘機攻擊北匈奴。北匈奴屢被戰敗，內部離叛。西元八七年，北匈奴五十八部共二十萬人到雲中等四郡投降。八九年，漢三路出兵擊北匈奴，竇憲、耿秉各率四千騎與南匈奴一萬騎合為主力軍。竇憲出朔方郡邊塞，南單于率萬余騎出西河郡邊塞，鄧鴻率沿邊義從（歸附）羌胡八千騎與南匈奴一萬騎出五原郡邊塞。竇憲令漢和南匈奴精兵萬余騎為前鋒，大破北單于兵。各路大軍出塞三千餘裏，北單于率殘部逃走。漢軍俘獲牲畜一百余萬頭。北匈奴八十一部共二十余萬人投降漢軍。竇憲、耿秉登燕然山刻石，頌漢威德。九 ○年，漢兵出張掖郡邊塞五千餘裏，大破北匈奴軍。北單于率殘部逃到西域，被班勇擊敗，又向西逃去。北單于敗逃，弟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部眾僅數千人，遣使來求降。竇憲排斥袁安等朝臣公議，立於除為北單于，照南匈奴例，每年給大量財物。東漢朝廷以前利用南北匈奴互攻，又利用鮮卑攻北匈奴，因此北匈奴衰弱，漢兵出塞，一舉成功。北匈奴破滅後，應從袁安等人的公議，允許南匈奴出塞，統治匈奴故地，漢與南匈奴協力抵禦鮮卑，這樣，鮮卑侵擾邊境的禍害是可以減輕的。竇憲剛愎自用，扶立一個僅有數千人的放除鞬，匈奴廣大土地及殘餘部眾都被鮮卑奪去，中國北方又出現了一個強敵，邊境受害，比西漢前期更嚴重。如果說竇憲擊破北匈奴算是有功勞的話，那末，由於他的錯誤而造成的罪惡應比功勞大得多。
匈奴族與中原接觸地帶很廣而時間又很長，自然要受到漢文化的某些影響。特別是西漢呼韓邪單于以後，匈奴貴族的衣服、食品、用具、樂器、刀甲、車輿、儀仗都是漢朝供給的，漢文化給匈奴的影響是更多更深了。呼韓邪改父子繼承制為兄弟繼承制，意思是想輪到漢妻王昭君的兒子做單于，呼韓邪又使他的繼位人在單于稱號上加若鞮（漢語孝）二字，意思是學漢皇帝稱號上加孝字。南匈奴單于每年三次祭天，兼祭漢皇帝。南匈奴和許多北匈奴人願意內附居住漢地，顯然不僅是生活上的要求，同時也是對漢文化有所愛慕。北匈奴雖然戰敗了，它所積累的戰爭經驗（如“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與遊牧族本有的流動性獷悍性結合起來，比其他落後族，它還是較強的一族，因此，它能向遙遠的西方走去，在一個時期裏，成為可怕的文化破壞者。
西 方
羌——羌族也稱為西戎，據遠古傳說，炎帝薑姓，西周東周時期有不少姜姓國也有薑姓戎。黃帝姬姓，春秋時期西戎中還有姬姓戎。堯是羌族慶都的兒子，周祖先棄也是羌族姜嫄的兒子。炎黃族與羌族在遠古是很接近的兩個種族。炎黃族先後進入中原地區，逐漸與夷族苗族黎族狄族融合起來，經濟文化都在發展，羌族保持落後狀態，到東漢還不曾脫離氏族社會。
羌族遊牧地以西海郡（青海）為中心，南到蜀郡廣漢郡邊境外，西北接西域鄯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鄯善縣）、車師（吐魯番盆地）等國。羌族有一百五十個部落，在這個廣大地區上隨水草遊牧，並無固定居住地，農業生產幾乎是沒有的。階級也沒有顯著的形成。部落酋長都是愛劍的後裔，大部落數萬人或萬餘人，小部落數千人。某一部落強大了，就分為幾個小部落，某一部落衰弱了，就分散做別部落的附屬。各部落間互相攻掠，盛衰無常，因此不能產生大君長，不能有統一的號令，比起匈奴鮮卑來，雖然羌人剛強勇猛，不免仍是一個弱族。
羌族經濟文化落後，但並不是說它不願意前進。爰劍在秦厲公（前四七六年至前四四三年）時，被秦人俘獲當奴隸。爰劍學得一些生產知識，逃回羌地後，教人畜牧種植。羌族本來依靠射獵為生，此後畜牧業發達起來，人口也就繁衍了。羌人崇敬爰劍的功績，讓他的子孫世世做部落酋長。漢武帝開河西四郡，羌人欣慕漢文化，陸續內附，與漢人雜居涼州各郡縣。漢境內的羌人，遊牧生活逐漸改變為農業生活，這對羌人是有利的。但漢地方官吏和豪強，虐待羌人，侵奪奴役，無所不為，比虐待漢族人民更加兇暴。羌人被迫與境外諸部落結合，仇殺官吏豪強，同時也蹂躪漢族人民，不過東漢前期還沒有釀成大變亂。
東漢後期，政治進入黑暗時期，地方官吏與豪強虐待羌人，毫無忌憚，連朝廷當權者也直接出面對羌人進行更殘酷的壓迫。原因是：（一）羌人力弱，擊羌容易立功成名；（二）藉口用兵，可以聚斂民財，使大小官吏乘機各飽私囊。西元一○七年，羌人被迫起事。當時羌人久居郡縣，並無武器，或持竹竿木棍當矛，或負木板食案當盾，或執銅鏡在日光下搖動當作舞刀，漢朝廷完全沒有理由去用兵鎮壓。鄧太后想讓她的長兄鄧騭乘機立功，卻徵發內地十來郡兵卒五萬人，教鄧騭帶著去殺羌人。鄧騭軍被羌人殺敗，邊境內外各部落合力攻擊鄧騭軍，鄧騭軍又大敗。羌聲勢大盛，深入到內地殺掠，百姓死亡不可勝數。鄧騭束手無策，本人退回洛陽，鄧太后認為有功勞，升官做大將軍。漢軍留在前方，屢戰屢敗，羌兵竟殺掠到河東河內等郡，關中及河北大平原上先後築塢壁一千餘所，屯兵二十余萬，算是抵禦羌人的方法。戰爭一直進行到一一五年，漢改用騎兵又用南匈奴騎兵擊羌，才挽回敗勢。一一八年，羌人戰敗瓦解，接連十二年的戰爭才告一結束。這次戰爭用錢多至二百四十餘億，人民實際負擔當然還要超過這個數目。並、涼兩州破敗不堪，邊郡和內地兵民死亡無數，羌人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喪。但是，統治階級製造這樣的大罪惡，絲毫也不曾悔禍，相反，它更認識到擊羌是得功名飽私囊的最好機會。
一一九年以後，較小規模的戰爭依然繼續進行著，漢羌各有勝敗。從一三六年起，漢羌又開始大戰，漢兵屢敗。朝廷照上次戰爭的舊法，發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涼州漢陽郡，關中築塢、壁三百餘所，屯兵守望。大將馬賢趙沖等人先後敗死。朝廷當權者在內地農民起義的壓力下，無法再在擊羌戰爭中發財了，一四五年，被迫採用招撫法。羌人五萬餘戶投降，接連十年的戰爭才告結束。戰爭中皇甫規曾要求給兵五千人，便可安撫變羌，朝廷當然不聽。這次戰爭用錢八十餘億，多數被文武官吏吞入私囊，他們把掠奪來的珍寶財物，賄賂朝中有權人，因此放縱妄為，小勝報大勝，戰敗報不敗，讓戰爭延長下去，朝廷不會來追問。兵士口糧被侵奪，進不得力戰，退不得溫飽，大批兵士凍餓死了，草原上白骨相望，這不是戰死者的白骨而是被虐待者的白骨。東漢黑暗政治表現在各個方面，兩次製造羌人大變亂，就是這種黑暗政治的一個表現。統治階級只知道侵侮羌人可以得功名飽私囊，卻想不到內地農民起義伴隨著擊羌軍事開始爆發並發展起來；內地農民只知道反抗朝廷殘酷地徵發兵役和財物，卻想不到最後會迫使朝廷不得不停止對羌人的武力迫害。漢族與羌族間是有隔膜的，羌人反抗漢朝廷壓迫，並不想獲得內地農民的援助，內地農民起義，也不曾有援助羌人反抗的意圖，但是，羌人反抗催促了內地農民的起義，農民起義阻止了朝廷對羌的軍事壓迫，事實上彼此起著聯繫的作用。這是因為統治階級的壓迫是普遍性的，所以，被壓迫者的反抗也是普遍性的。不論各個被壓迫者表面上存在著若干隔閡或怨仇，歸根說來，階級鬥爭終於從內部深處把他們聯繫起來。這種聯繫的力量，就要加速黑暗朝廷的崩潰。
漢官沒有一個不是羌人的強盜，只有張奐、皇甫規二人是例外。西元一五五年，張奐做安定屬國都尉（相當於郡太守，管理內附諸族），羌酋贈送馬二十匹，金食器八件，張奐拒不收受，當眾立誓道：即使馬象羊那樣賤，不讓馬入我廄；即使金象米那樣多，不讓金入我懷。張奐以前八任都尉都是貪官，羌人敬重張奐的廉潔，從此遵從教令，境內安寧。一六一年關中隴西羌起兵攻破營塢，涼州路斷，長安危急，朝廷不得已用皇甫規為將。皇甫規擊破羌兵，羌人十余萬人自動來歸附，涼州路通。皇甫規先後誅逐貪虐大官五六人，小官吏百余人，羌人欣喜，又有十余萬人來歸附，用費僅一千萬錢，西方即時清靜。皇甫規因此得罪了宦官和豪強，下獄罰作苦役。張奐皇甫規廉正，得羌人愛戴，因為羌人對漢官並無其他要求。漢官卻相反，專想殘害羌人來滿足自己的要求。與張奐皇甫規同時，有一個完全獸性號稱大名將的段熲（音窘jiǒng），主張用兵殺盡羌人，張奐主張安撫，朝廷自然聽從段熲的話。一六九年，段熲出兵突然襲擊降羌，殺四萬人，用錢四十四億。羌人受了大禍，段熲等人發了又大又快的財。
氐（音低dī）——氐自稱是槃瓠的後裔。據《商頌•殷武篇》說，它在商湯時已經與商有來往。它原住武都郡地方，漢武帝立武都郡後，部分氐人散居涼州關中一帶。二一九年，劉備擊敗曹操軍，得漢中地。曹操迫令武都氐五萬餘落遷居關中扶風、天水一帶，以防劉備奪取武都郡，用氐人攻關中。二二○年，武都氐王楊僕率本部人附魏。二三六年，武都氐王苻健率氐民四百餘戶附漢，弟苻某率氐民四百戶附魏。大部分氐族離開了根據地武都。氐比羌弱小，但經濟文化比羌進步。氐人長時期與漢人雜居，接受漢文化較多，善於種田，養豕牛馬驢騾，又能織布。姓名與漢人同。本族人說氐語，對漢人說漢語。酋長稱王或稱侯，很多王侯受漢朝廷封號，與漢官共同管理氐民。氐族和羌族一樣受漢官虐待，羌族不斷起兵反抗，氐族反抗卻很少，主要原因在於氐族已有階級，統治者與漢統治者結合，氐民的力量削弱了。羌族還沒有形成顯著的階級，酋長與部眾的利害比較一致，在反抗中能採取共同的行動，而且各部落甚至住地很遠的部落也能採取共同行動。漢官無法利用酋長來壓迫羌人，到最後，出現了段熲企圖殺盡羌人的野獸主張。
羌和氐是居住在邊境內外，受漢文化影響較多的兩個族。
西域——玉門關內河西狹長地帶，玉門關外蔥嶺以東西域諸國，都是漢與匈奴關係本身安危、勢所必爭的地區。漢置河西四郡，割斷匈奴與西羌的聯繫，關中形勢穩定了。西域諸國內附，割斷匈奴的右臂，河西形勢穩定了。與漢相反，匈奴失去西羌的援助，由強變弱，失去西域的賦稅，由富變貧。匈奴貧弱，漢才有可能擊敗匈奴，取得北方邊境的安寧。從自衛的觀點來看，漢通西域是完全必要的。匈奴奴役西域諸國，“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西域人民和大部分統治階級，都盼望得到漢的保護，從西域人民的要求來看，漢通西域也是完全合理的。由於通西域，東方和西方的文化得以交流，從人類的利益來看，意義更是重大了。因此，東漢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建立的功績，是非常光輝的功績。
西漢末年，西域三十六國分割成五十五國。西元一六年，王莽斷絕西域的交通，匈奴乘機又征服西域諸國，實行報復性的剝削。諸國不堪命，要求漢統治的恢復，非常迫切，但東漢國力較弱特別是後期政治黑暗，內爭激烈，無意遠圖，西域不能象西漢那樣久通，自漢光武帝至漢安帝呈三絕三通不正常的現象。
第一次絕——西元一六年至七三年。原因是王莽亂後，國內元氣未複，避免與北匈奴接觸。
第一次通——七三年至七七年。擊走北匈奴，取伊吾（又稱伊吾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縣），交通恢復。
第二次絕——七七年至九一年。原因是不願引起對北匈奴的戰爭，放棄伊吾。
第二次通——九一年至一○七年。竇憲大破北匈奴，班超經營西域完全成功。
第三次絕——一○七年至一二四年。原因是漢官庸劣，被北匈奴及一部分西域國攻擊，朝廷召回漢官。
第三次通——一二四年以後。班勇擊走北匈奴，蔥嶺以東又通。班勇以後，漸成半通狀態。
西漢時期，西域諸國的貴族子弟多到長安，學漢文化。國王的兒子稱為侍子，得到朝廷更多的優待。東漢初耿舒譏笑馬援象個西域賈胡，到一處便停留一處，想見西域商人可以在內地自由做買賣，長時期經濟文化的交流，使漢與西域結成不可割斷的聯繫。漢人流寓西域，不僅做買賣，也兼作政治活動，有助於這種聯繫的增進。例如西元六○年，漢人韓融助于闐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闐縣境）貴族休英霜做國王，擊敗強國莎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莎車縣）。後來班超經營西域，于闐成為主要支持者。七三年以前，西域諸國屢次要求漢恢復政治關係，絕不是偶然的。七三年，漢明帝命使竇固等率大軍擊北匈奴，取伊吾地，置屯田兵，建立起玉門關外的立足點。班超就在這一年帶著三十六個吏士出使西域，殺鄯善國匈奴使官，于闐國殺匈奴監督官，鄯善、于闐等國王都派兒子到洛陽做侍子，隔絕五十八年的西域，第一次又與漢交通了。
班超得於闐疏勒（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疏勒縣）等國的支持與匈奴爭西域統治權。七六年，匈奴和在它影響下的龜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焉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焉耆回族自治縣）等國，攻漢西域長官，漢章帝召回漢官，放棄西域，伊吾又被匈奴奪去。班超奉召將歸國，從漢諸國大震動，疏勒國大官黎弇怕班超走了，龜茲來報復，拔刀自殺。于闐國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馬腳，號泣不讓走。班超與所率三十六人留下來，準備擊敗反漢的焉耆、龜茲兩國。八○年，漢章帝派徐韓率兵一千人援班超。八七年，班超率西域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大破龜茲等國兵五萬人。九○年，班超又大破蔥嶺西月氏國兵七萬人。九四年，班超率龜茲等八國兵七萬人合漢吏士商賈一千四百人攻破焉耆國。蔥嶺東西路通，西域五十余國全部內屬。一○二年，朝廷召班超歸國，到洛陽不久便病逝，年七十一歲。
一○七年漢放棄西域，朝官們原以為閉玉門關便可安居無事，不料北匈奴殘部征服諸國，連年侵犯邊境，威脅河西四郡。事實教訓朝官們“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一二三年，漢安帝使班超第三子班勇將兵五百人，出關經營西域。一二六年，班勇率西域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又擊走北單于兵，北匈奴向西逃遁，蔥嶺以東諸國又來歸附。一二七年，黑暗的朝廷說班勇有罪，召還下獄。此後漢在西域的政治勢力逐步削弱，商業和文化卻仍交流不絕，特別是文化，過去漢文化經河西向西流，現在佛教文化經河西開始向東流。北匈奴被班勇驅逐，向西遠走，西域諸國得免奴役，有餘力發展佛教文化，通過河西這條文化運河，與漢地保持著長時期的正常關係。
班超率三十六人，班勇率五百人出關，都建立了卓越的功業。這是因為他們的後面有漢朝和西域交通的願望，前面有西域諸國脫離北匈奴與漢交通的願望，班超班勇的智謀和勇氣能夠恰當地使兩個願望結合起來，表現出一種巨大的力量。如果單看作他們個人有智有勇，憑幾十人幾百人壓服諸國，那就變成神話，不是歷史事實了。
西元九七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甘英到了條支國的西海（波斯灣）邊上。安息國（波斯）一向用漢絲和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願甘英到達大秦，開闢直接通商的道路，誇張航海的困難來阻止甘英。甘英缺乏探險精神，畏難回來。大秦富貴人需要大量絲織品，商人從安息天竺（印度）間接購得，獲利已有十倍，當然希望直接通商，得更多的利益。一六六年大秦商人到日南郡邊上，以大秦王安敦名義，送漢桓帝一些禮物。大抵海路危險較多，通商道路主要還在陸上，東漢掃除北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對東西商路的通達是有重大意義的。
西南方
益州廣大，居住著統稱為西南夷的許多種族。東漢時，大小種族紛紛內附。大種族如西元六九年，哀牢王柳貌率五十五萬餘人內附，漢明帝特立永昌郡（治在雲南保山縣境），管理哀牢人。一○○年，白狼王唐繒等率十七萬人內附。一○八年，三種夷人三十一萬內附。一一六年，大羊等八種十六萬人內附。以上都是大量人口連同土地一起內附的事例。夷人內附，對酋長王侯和人民都有利。對酋長王侯說來，他們得到封號與賞賜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對人民說來，在通常情況下，可以得到漢法律上的一些保護，例如西元四三年，邛穀王任貴怕漢威法行施後，自己不得放縱，陰謀叛變，足見漢法多少有些約束力，內附的酋長王侯不能象以前那樣放縱。
益州郡（屬益州刺史管轄）永昌郡是漢在西南方的基地，通過這些基地，漢人與夷人交流著經濟與文化。兩郡物產豐富，有犛牛、琉璃、毛織物、木棉布、火浣布（石棉布）等特產。銅鐵鉛錫金銀琥珀水晶等礦，比內地更多，漢設縣常在礦區，想是漢人多作礦冶業和商業。永昌郡由水路通撣國（撣音扇shàn在緬甸），又與盤越國（在天竺東南）相近，永昌成為中國西南方與天竺、大秦等國通商的大城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異物，經過永昌來到內地。漢官吏乘機取利，做一次益州郡太守，子孫好幾輩饒富。做一次永昌郡太守，即使不是大貪官，也可以讓十代子孫都做富人。
王莽時，益州郡太守文齊興造水利，墾田二千餘頃。漢章帝時益州郡太守王阜設立學校，居民原有的陋俗逐漸改變。漢桓帝時，郡人尹珍到內地遊學，博通經書，擅長書法，還鄉里教授，門徒甚眾，西南地方開始有學人。夷人文化一般是落後的，例如哀牢人身上刻龍文、穿鼻，耳輪拉長到肩上，衣服後面綴一尾形的飾物，內附後受漢文化影響，可以加速這些陋俗的改變。
南 方
漢武帝征服南越國，分置九郡。漢元帝時罷珠崖儋耳（儋音丹dān）兩郡，七郡統稱為交趾。長官稱交趾刺史。二○三年，漢獻帝改交趾刺史為交州牧。二二六年，孫權分交州為交、廣二州。交州有東漢時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廣州有東漢時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四郡。交趾七郡原來居住著許多種族，漢人統稱他們為越人或雒越。秦始皇遷徙內地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人雜居，因之南海等四郡文化較高，交通較便，漢政治影響也較強，越人逐漸朝著與漢人融合的方向發展。交趾等三郡與南海等四郡有些不同的條件，少數的漢人朝著與越人融合的方向發展。
交趾郡居民，據漢時人說是雒越人。他們很早就有農業。他們的田叫做雒田，隨潮水的高低，決定田的有收穫或沒有收穫，這說明生產技術還是原始的。但是雒越人已有階級，種田的人叫做雒民，有田的人叫做雒王雒侯雒將。西漢時，朝廷流放一些罪人到交趾等郡，使與本地人雜居。雙方開始通言語。漢光武帝初年，錫光做交趾郡太守，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施政寬弛，大體保持著安定局面。後來交趾郡太守蘇定是個張著眼睛看錢，閉著眼睛辦事的貪劣官。西元四○年，交趾麊冷（音迷零mí líng在越南境內）縣雒將的女兒征側和她的女弟征貳起兵反抗，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群起回應，征側取得六十五個城，自立為王。《後漢書》說征側甚雄勇，被蘇定虐待，憤怒起兵。這是錯誤的說法。如果征側僅僅是為了個人的憤怒，四郡越人俚人為什麼起來回應呢？為什麼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的援助呢？足見這些刺史太守都是蘇定一類的貪劣官，早就為居民所厭棄。征側的勝利，正是由於她的行動順應了驅逐貪劣官的公意。四二年，漢光武帝派遣伏波將軍馬援率漢兵八千人合交趾兵共二萬餘人，依靠兵力強大，擊敗征側征貳軍，征側征貳在作戰中壯烈犧牲了。
馬援在交趾等郡修築城郭，鞏固漢官的地位；穿渠灌溉，興修農利。四四年，馬援率漢兵回洛陽，因瘴疫死去了十之四五。交趾多有珍異物品。漢桓帝漢靈帝時，政治癒益黑暗，漢人去做刺史太守都是肆意搜括，貪囊滿了便內調，讓新官再來搜括。居民被迫反抗，在朝廷用兵無效時，只得對居民作些讓步，藉以緩和反抗的力量。
漢獻帝時，士燮做交趾太守，統治交趾七郡。士燮任職四十餘年，內地士人到交趾避難，多至百餘家。境內安寧，當全面戰亂社會大破壞的時候，交趾七郡獨免兵禍。
東漢和四周諸族，除了鮮卑是代替北匈奴寇邊的敵人，其餘都是相互間保持著經濟文化的正常關係，而漢統治階級的貪劣政治常是正常關係的損害者。這就形成了許多族紛紛接受漢經濟文化的影響，又經常起兵反抗的複雜現象，但正常關係到底還是基本的。這一點，漢統治階級知道得很清楚，在無法鎮壓反抗時，派個廉潔長官去，減輕些剝削，便把正常關係恢復起來。
2008年8月22日星期五
東漢經濟概況
第四節 經濟概狀
東漢的農業、手工業生產在西漢的基礎上續有進步。手工業的進步尤為顯著，好些重大的發明，記錄在東漢以及三國的史書裏。
農 業
牛耕——西漢後期，黃河流域用牛耕田，已經相當普遍。東漢時牛與農業的關係更見重要。《後漢書》開始有牛疫的記載，如西元七六年，漢章帝詔書裏說，近年來牛多疫死，墾田減少，穀價頗貴，窮人流亡。西漢時偷馬要處死刑，偷牛只是照普通偷竊加重治罪。東漢殺自己的牛和偷別人的牛都處死刑，可見牛的重要。漢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畝因而年年增辟。漢明帝時，王景做廬江太守，也因興水利和教用牛犁，境內富饒。廬江地近，用牛卻在後，九真路遠，用牛較在前，說明牛耕法的推廣是偶然的緩慢的，但也說明在逐漸向外地推廣。整個看來，東漢農業技術比西漢是進步得多。
水利——東漢水利大抵修復西漢舊渠，少有新創，但卓越的水利工程家仍屢見記載。王莽時（西元——年）黃河在魏郡（治鄴）決口，河道南徙，改從千乘（山東利津縣）入海。河水侵入汴渠（東漢漕運的要道），兗豫兩州連年遭水災。漢明帝擢用王景（西元六九年），發民卒數十萬人治河。王景測量地勢，開鑿山阜，建立水門，自滎陽至千乘口築堤長千餘裏，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從此汴渠得安流運漕，黃河受南北兩堤約束，水勢足以衝擊沙土通流入海（至一○四八年才又改道），幽冀兗豫四州得免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是東漢人民和自然界作鬥爭的一次大勝利。漢順帝時（一四一年）會稽太守馬臻在會稽、山陰兩縣（浙江紹興縣）治鏡湖（又稱鑒湖），築大堤周圍三百五十餘裏，灌溉民田九千餘頃。馬臻以後，會稽山陰千餘年沒有大的水旱災。長江下游的水利事業，馬臻是光輝的創始人。東漢末年，曹操為適合軍事運輸和農田灌溉的需要，大開河渠，溝通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交通比前更便利。又在河北開平虜、泉州兩渠，接連海上運輸，控制了割據遼河流域的公孫氏和塞外烏桓族。三國分立，北方水利常在興修，成為恢復生產消滅蜀吳的一個重要因素。墾田——東漢史書保存著九個戶口記錄、五個墾田記錄。這些數位是根據當時口賦、算賦、更賦、田租推測出來的約數，當然不能是準確的，但也不全是虛構。戶口數和墾田數列如下：
漢桓帝時的戶數顯有錯誤，《晉書•地理志》所記戶數一○、六七七、九六○，口數五六、四七六、八五六，或比較可靠。
自漢光武帝到漢和帝，戶口繼續在上升，墾田自然也在擴大。東漢戶數一般在千萬戶左右，墾田數一般在七百萬頃左右。墾田漢和帝時達到高峰，戶數漢桓帝時達到高峰，這些數字固然未必確實，但也可見田數與口數差額在增大，農民破產失業的痛苦在加劇。崔寔（漢桓帝時人）《政論》裏說：當今青徐兗冀四州人稠土狹，田畝不夠使用；關中和涼幽二州以及內附近郡都是土曠人稀，良田荒棄不開墾。依據崔寔所說，衰落的地區有西漢最饒富的關中，有南匈奴內附後作為居住地的並州和邊患頻繁的涼幽二州。縱然江南和益州有些發展，並不能抵補關中等地的衰落，東漢農業繁盛的地區，實際只有豫冀兗徐青五州和司隸的一部分，豪強大混鬥恰恰就在這些繁盛地區裏進行，這就可以想見這一次大破壞是何等嚴重。
創造性的手工業
東漢手工業表現了卓越的創造性，這和兩漢四百年政治的統一，文化的積累是不可分的。從實物與文字記載裏看到的重要創造有下列幾種。
紙——兩漢學校發達，經學又極煩瑣，士人錄寫大量經傳師說，竹簡重，縑帛貴，很自然的需要一種代用品，紙就在這個需要下產生了。《漢書•外戚•趙飛燕傳》載有一種可以寫字叫做“赫蹄”（赫音細xì）的東西。應劭（東漢人）說是薄小紙，孟康（三國魏人）說是染赤色紙。如果應、孟所說不誤，是漢成帝時已經有紙。當時既能制薄小紙，也就遲早會制較厚較大的紙。應劭《風俗通》說：漢光武帝遷都洛陽，載素（帛）簡（竹）紙書共二千車。西元七六年，漢章帝賜給賈逵用竹簡寫的和用紙寫的《春秋左氏傳》各一套。如果這些記載不誤，是漢和帝以前早已用紙寫書了。一○二年（漢和帝永元十四年）立鄧皇后。鄧皇后禁絕郡國獻珍玩，但令供紙墨。鄧皇后宣導節儉，不應讓郡國獻縑帛，這裏所說的紙顯然是指比縑帛價廉的那種紙。蔡倫當時正做尚方令（掌製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鄧皇后的影響，專心製造更合用更廉價的紙。原來造紙原料用絮，絮是冬衣用舊了的絲綿（如後世冬衣用棉花），用絮造紙（可看《說文》糸部絮字紙字及段玉裁注），自然比縑帛價廉。蔡倫改用樹皮、麻頭、破布、破魚網作原料，不僅紙價更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廣更易，因此天下莫不採用他的新方法，稱為蔡侯紙。《後漢書》說蔡倫以前縑帛叫做紙，意在推崇蔡倫的創造，其實蔡倫以前有紙，絲毫也不曾減少這個偉大創造的價值，因為只有這樣的紙才能代替竹簡和縑帛。一○五年（漢和帝元興元年）蔡倫改進造紙方法成功，這應是人類文化史上值得歡欣的一年。建安時，左伯能作紙，精細有光，造紙術又前進一步。
瓷器——商朝已發明制釉。鄭州二裏崗出土的一件豆青釉布紋陶尊，全身內外都加釉。洛陽出土西周灰青釉陶豆兩件。戰國時有質胎近瓷的帶釉陶器。顯示商周以來由陶變瓷的趨勢。戰國時能制瓦，兩漢又能制磚。兩漢有些磚瓦堅硬近于天然石，足見燒窯技術在進步。燒窯技術應用到陶器製造上，就會有早期瓷器的創造。西漢鄒陽《酒賦》（偽書《西京雜記》引）裏始見瓷字。河南板橋水庫和洛陽都有西漢四耳罐和盤的出土，河南信陽東漢墓中也發現過青瓷壺、洗、杯、碗等物，證明兩漢確有瓷器。這種質地堅細外加彩色釉藥的器物，已從陶器躍進到瓷器的範圍內，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的瓷器，意義卻是重大的。瓷器對古代殘留的銅器陶器進行了革命，給手工業開出一條寬廣的新道路，同紙一樣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大創造。
陽燧——戰國時能製造壁琉璃，長沙楚墓中有藍琉璃珥，彩琉璃球，質地非常精美。東漢時進步到能制厚玻璃。王充《論衡》說：方士熔煉五種石塊，鑄成陽燧，可在日光下取火。西漢以前陽燧用銅制，東漢始用玻璃。由於方士故作神奇，說是要五月丙午日午時鑄造才能有效，所以熔煉法流傳不廣，制玻璃業不能發展。
織花機——西元五九年，漢明帝率群臣祭漢光武帝，群臣衣裳都用五彩花紋很複雜的織成品。西漢織工在研究織花機，漢哀帝時還沒有完成，漢明帝時確實製成織花機了，這是紡織手工業的大進步。魏明帝時博士馬鈞改良織綾機，省工省時，花紋更精。
鐵釘——鐵釘的使用，似開始於制棺的棺釘。王符（漢安帝時人）《潛夫論》裏說，製造棺材要用釘。有了鐵釘，建築造船等業增加一種必要的用具，技術上可以前進一步。
火井——西漢末揚雄作《蜀都賦》，沒有說火井。西晉初左思作《蜀都賦》，始有“火井沈熒（火在井中）於幽泉”的話。可見利用火井煮鹽是在東漢或三國時期。用柴火煮鹽水一石，僅得鹽二三鬥，用井火可得四五鬥，生產量增加一倍。
石炭——石炭的使用不知開始於何時。二一○年，曹操在鄴築銅雀台。台北面有冰井臺，藏石炭數十萬片（片字或作斤字）。西晉初陸雲見了很覺新奇，寫信告訴陸機。二陸吳郡人，是博學的文學家，他們不曾知有石炭，足見當時還沒有通行。南朝宋時人雷次宗作《豫章記》，說建城縣（江西高安縣）葛鄉出石炭，可以煮飯，南方用石炭比北方較遲。
水排——東漢初年，杜詩做南陽太守，創作水排，用水力鼓動排橐（風箱），鑄造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稱便。東漢末年曹操用韓暨為監冶官。以前冶鐵或用馬排或用人排。用馬排造一石熟鐵要耗費一百匹馬力，用人排費功力更多。韓暨改用水排，比馬排省費用三倍。韓暨南陽人，當是採用杜詩的遺法，並非新創，但從南陽推廣到魏國，韓暨是有功的。
翻車、渴烏——漢靈帝時，宦官畢嵐作翻車和渴烏。翻車是一種河邊汲水的機車；渴烏是吸水的曲筒。馬鈞改良翻車，機件輕便，童子也能轉動，照西晉傅玄所描寫，馬鈞的翻車很像是後世常用的龍骨車。
水碓——東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督促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木輪舂米的器械，發明當在東漢時期，張既由內地傳到西北地方。
霹靂車——二○○年，曹操與袁紹大戰。曹操創制發石車，攻破袁紹軍壁樓。發石時有大聲，因名為霹靂車。馬鈞改良發石車，用一個大輪，輪上掛數十塊大石，用機械轉輪，大石連續拋出，比曹操所制一發一石，威力大增。發石車唐時稱為炮車，是攻城利器。
上述各條揭示出東漢時期手工業勞動者對自然界的征服又邁進了一步，結合農業上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創造比西漢提高了，東漢工商業的發達和城市的繁盛，可以說明這個事實。
工商業
洛陽與南陽是東漢兩個最大的中心城市。王符《潛夫論》裏說，洛陽地方浮末比農夫多十倍，虛偽遊手比浮末又多十倍。全國一百個郡一千個縣成萬有市的邑，工商與農夫的比例，大體上與洛陽相似。王符區別農工商的本末，說：農桑為本，工商為末；工造有用物為本，造淫侈無用物為末；商通有用物為本，通淫侈無用物為末。農工商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照王符的說法，浮末是守本的工商，虛偽遊手是離本的工商。為什麼離本的工商占絕對大多數呢？因為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財富，極大部分被富貴人剝削去了，富貴人需要的是淫侈之物，供給淫侈之物以牟利的正是王符所說的那些淫商。
王符描述以京師貴戚為首的富貴人家衣服、飲食、車輿、裝飾、廬舍都非常淫侈。這些人家養著大量奴僕婢妾，讓他們身穿錦繡衣，足登麂（音己jǐ）皮履，佩帶犀角、象牙、珠、玉、金、銀、琥珀、瑇瑁（音代昧dāimèi）等精製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貴氣象。富貴人死後，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產的大楠木，從幾千裏外運來，讓工匠雕治，工程極其精細。一套棺槨重約一萬斤，要耗費成千上萬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樸子》記載漢朝廣陵某富貴人的墓塚說，吳景帝時，發掘一個大塚。塚內有高閣。四周有行車路，高可以騎馬。靈座前侍立長五尺的銅人數十枚。棺內置雲母石厚一尺，屍體下有白玉璧三十枚。死人懷中有形似冬瓜長一尺許的白玉，耳鼻塞棗形黃金。這一類墓塚，照王符說，東起樂浪，西至敦煌，萬里版圖內富貴人家都是這樣。富貴人不論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極淫侈的消耗者。他們殘酷地榨取農工所生產的財富，通過淫商達到窮奢極欲的目的。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並不曾改進生產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貴人卻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財富。西漢富商的財產最多不過一萬萬錢，東漢時士孫奮有錢一億七千余萬，折國有錢二億，奴隸八百人，錢比西漢加倍了。東漢法律上也禁止商賈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農”、“禁民二業”。事實完全相反，無市籍地主同樣做商賈，商賈同樣做有市籍地主。鄧太后廢鹽鐵官營制以後，大利所在，二業更是混成一業，大大增加了豪強的財產。受這個法令迫害的還是那些勞動人民。官吏藉口禁民二業，禁農民捕魚打獵，甚至禁采桑養蠶，使農民窮困破產的過程加速起來。
王莽末年，大小豪強抗拒農民起義軍，到處築起稱為營、壁、塢的堡壘，實行武裝割據。東漢時期，這種堡壘合法存在並逐漸加強，豪強勢力遠遠超過西漢時期，試先看下列兩個事例：
（一）汝南郡袁紹哀術是士族大豪強。袁紹佔據河北，留在本郡各縣的門生賓客，擁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滿寵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餘壁，又誘殺十幾個壁帥，共得戶二萬，兵二千。袁術死後，殘部逃到廬江。孫策襲破廬江，得百工、鼓吹（樂隊）及部曲三萬餘人。
（二）仲長統《昌言》裏說，豪強人住著接連數百棟的大宅院，佔有著大片的良田，畜養著成群的馬牛羊豕，州城郡城裏開設著大商店，車船周流四方，販運奇物寶貨。這種豪強人連做個伍長的資格也沒有，卻有成千的奴婢，上萬的徒附，享樂比封君還強，勢力等於郡守縣令。他養活賓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殺死窮人。窮人被迫服從役使，冤枉窮困，不敢到官府申訴，因為申訴只有危險沒有好處。
以上兩個事例，第一個說的是在戰時的無市籍地主豪強，第二個說的是在平時的有市籍地主豪強。總起來看，豪強在平時，以大宅院為中心，築起一個堡壘。宅院裏住著供享樂用的“妖童、美妾、倡謳、妓樂”之類的奴隸，也住著充當爪牙走狗的賓客、刺客、敢死士之類的文武流氓。堡壘裏住著製造各種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經營商販的商賈。袁術家工匠齊全，號稱百工，開大商店、車船周流四方的豪強當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賈。這種工匠、商賈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壘外住著佃農。他們在暴力脅迫下，變成半農奴的身分（人身還不能被買賣），叫做徒附。崔寔《政論》敍述徒附的生活情況說，貧戶沒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頭，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種，一輩一輩做下去。活著衣食不足，死了買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餓死或出賣妻子。真是說不盡的傷心慘目，作為人的生趣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了。大名士申屠蟠隱居在田野間，住屋用蓬草蓋頂，依桑樹枝作梁棟，同傭人一樣。傭人即徒附，他們住的是這樣的陋室，室裏只有一些破被爛帳，臨死時還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裏，因為沒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徒附窮困到極度，那裏會有人的生趣！
徒附離開豪強，更無法生活，因此，徒附不僅幾乎無償地替豪強耕作，而且還得替豪強當私兵。這種豪強武裝，叫做部曲。（徒附戶一家人也統稱為部曲。）袁紹的附屬堡壘有戶二萬兵二千，大概一戶徒附，得出一人當部曲兵。袁術部曲有三萬餘人，大概袁術一家的徒附戶至少有三萬餘（一部分被部曲將帶走）。豪強與文武流氓平時組成一個統治集團，戰時便成為軍事統率集團，豪強當統帥，一些賓客當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當將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戰，否則就有滅家的禍難。東漢豪強的兼併性、割據性和破壞力都顯得特別強烈，原因之一在於他們擁有所謂部曲的私人隊伍。
物質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東漢社會，同時也就產生出更強暴的豪強力量。這種力量反過來阻礙生產以至摧毀生產，最後連進行生產的勞動人民也被儘量屠殺。根源只有一個，就是豪強的兼併性、割據性。
豪強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農業生產品成本比較低。他們操縱市上谷價作為兼併土地的一種手段。廣大農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們也必須有牛犁，並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同徒附一樣，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穀物在市上出賣，換取必要的錢來繳納官府賦斂和購買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災、額外賦斂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產當徒附的危險。東漢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區大小不等的有災（水、旱、蝗、風雹等災）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額外賦斂更是東漢後期豪強政治的特點。不難想見，農民困急只好賣耕牛，失去耕牛只好賣土地當徒附。徒附不斷在增加，豪強勢力不斷在擴大，農民不斷在加速破產，如此迴圈，農業生產力自然逐漸由萎縮一直到被摧毀。
豪強製造器物用奴隸（奴隸身價最高不過二萬錢），民間手工業業主用傭工（如申屠蟠家貧，曾“傭為漆工”）。業主要賣出自己的生產物，必須減輕成本，首先是壓低傭工的生活到奴隸的水準。事實上使用傭工到底還不是使用奴隸，多少要付出一些傭錢，成本多少還得高一些，因此民間手工業受奴隸勞動的阻礙，不能順利地發展起來。
阻礙生產摧毀生產是豪強兼併性的表現。兼併性發展到更大規模的混鬥割據，就表現出可駭的破壞力，東漢社會在這個破壞力的衝擊下崩潰了。
王莽亂後，戶口大耗損，經東漢前期的休養生息，漢和帝時，人口恢復到五千三百余萬。此後安、順、沖、質四帝人口都在五千萬以下，漢桓帝時又達到五千萬（《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萬）。這些數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實性，至少還可以顯示當時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現在看一九○年（漢獻帝初平元年）以後豪強們怎樣急劇地破壞社會生產力，使多的人口變為人口極少。
破壞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屠殺——一九○年，董卓驅迫洛陽地區百姓遷往長安，沿路死人無數。洛陽二百里內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燒毀。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殺男女數十萬口。一九二年董卓死後，部將們連年互鬥，燒毀長安城，關中居民數十萬戶，死亡略盡，長安成了空城，附近幾百里內不見人跡。二一九年曹仁屠宛。長安、洛陽、南陽三大城市全毀滅了。這只是幾個例，其他屠城殺人，規模大小或有不同，殘暴性卻並無不相同。
搶掠——曹丕敍述一九○年以後豪強割據的情形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都以討董卓為名，紛紛起兵。大豪強佔據州郡，中豪強佔據縣城，小豪強佔據鄉村，各依武力，互相吞滅。這種豪強軍隊在割據地內過著“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的野獸生活，他們等到生產徹底被破壞，人民餓死得差不多的時候，自己也就很難生存下去。袁紹軍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術軍在江淮吃蚌蛤過活，不久都潰敗了。豪強佔據州郡，到鄉村象蝗群那樣吃人民，吃完這一處再吃別一處，吃到無可吃時，即人民死亡略盡時，他們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續漢書•五行志》記漢靈帝時有五次大疫。大醫學家張機在《傷寒論•序》裏說，我的宗族原來很大，人數在二百以上，建安紀元以來，還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傷寒病患占十分之七。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並沒有記載，因為它連年發生，不算是值得記載的大疫。漢獻帝時大疫，據《五行志》所記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說，那一年疫病，很多親友遭了災。曹植也說，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門盡斃，或舉族滅亡。以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餘王粲等五人都死在這次大疫中，可見喪亡確極嚴重。疫病是暴政戰亂的自然產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從曹操攻孫權軍中開始），它不是所謂天災，它同殺死餓死一樣是統治階級製造的人禍。
人民不是被殺死就是餓死或疫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時期化為一片大荒原。王粲從長安逃往荊州，寫一首《七哀詩》描述路上見到的慘狀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所，何能兩相完。”仲長統《昌言》也說，東漢民戶，過去一般在一千萬戶左右，還有不少遺漏戶和居住漢地的外來族都不算在內。到了今天（漢獻帝時），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這樣下去，人要滅絕了。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譙（安徽毫縣）下了一道命令說：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淒槍傷懷”。曹操在家鄉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個熟人，與王粲仲長統所寫破敗情狀都是親見的實事，完全可信。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兩漢四百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和文化以及創造財富和文化的勞動人民一起被統治階級毀滅了！
東漢的農業、手工業生產在西漢的基礎上續有進步。手工業的進步尤為顯著，好些重大的發明，記錄在東漢以及三國的史書裏。
農 業
牛耕——西漢後期，黃河流域用牛耕田，已經相當普遍。東漢時牛與農業的關係更見重要。《後漢書》開始有牛疫的記載，如西元七六年，漢章帝詔書裏說，近年來牛多疫死，墾田減少，穀價頗貴，窮人流亡。西漢時偷馬要處死刑，偷牛只是照普通偷竊加重治罪。東漢殺自己的牛和偷別人的牛都處死刑，可見牛的重要。漢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畝因而年年增辟。漢明帝時，王景做廬江太守，也因興水利和教用牛犁，境內富饒。廬江地近，用牛卻在後，九真路遠，用牛較在前，說明牛耕法的推廣是偶然的緩慢的，但也說明在逐漸向外地推廣。整個看來，東漢農業技術比西漢是進步得多。
水利——東漢水利大抵修復西漢舊渠，少有新創，但卓越的水利工程家仍屢見記載。王莽時（西元——年）黃河在魏郡（治鄴）決口，河道南徙，改從千乘（山東利津縣）入海。河水侵入汴渠（東漢漕運的要道），兗豫兩州連年遭水災。漢明帝擢用王景（西元六九年），發民卒數十萬人治河。王景測量地勢，開鑿山阜，建立水門，自滎陽至千乘口築堤長千餘裏，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從此汴渠得安流運漕，黃河受南北兩堤約束，水勢足以衝擊沙土通流入海（至一○四八年才又改道），幽冀兗豫四州得免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是東漢人民和自然界作鬥爭的一次大勝利。漢順帝時（一四一年）會稽太守馬臻在會稽、山陰兩縣（浙江紹興縣）治鏡湖（又稱鑒湖），築大堤周圍三百五十餘裏，灌溉民田九千餘頃。馬臻以後，會稽山陰千餘年沒有大的水旱災。長江下游的水利事業，馬臻是光輝的創始人。東漢末年，曹操為適合軍事運輸和農田灌溉的需要，大開河渠，溝通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交通比前更便利。又在河北開平虜、泉州兩渠，接連海上運輸，控制了割據遼河流域的公孫氏和塞外烏桓族。三國分立，北方水利常在興修，成為恢復生產消滅蜀吳的一個重要因素。墾田——東漢史書保存著九個戶口記錄、五個墾田記錄。這些數位是根據當時口賦、算賦、更賦、田租推測出來的約數，當然不能是準確的，但也不全是虛構。戶口數和墾田數列如下：
漢桓帝時的戶數顯有錯誤，《晉書•地理志》所記戶數一○、六七七、九六○，口數五六、四七六、八五六，或比較可靠。
自漢光武帝到漢和帝，戶口繼續在上升，墾田自然也在擴大。東漢戶數一般在千萬戶左右，墾田數一般在七百萬頃左右。墾田漢和帝時達到高峰，戶數漢桓帝時達到高峰，這些數字固然未必確實，但也可見田數與口數差額在增大，農民破產失業的痛苦在加劇。崔寔（漢桓帝時人）《政論》裏說：當今青徐兗冀四州人稠土狹，田畝不夠使用；關中和涼幽二州以及內附近郡都是土曠人稀，良田荒棄不開墾。依據崔寔所說，衰落的地區有西漢最饒富的關中，有南匈奴內附後作為居住地的並州和邊患頻繁的涼幽二州。縱然江南和益州有些發展，並不能抵補關中等地的衰落，東漢農業繁盛的地區，實際只有豫冀兗徐青五州和司隸的一部分，豪強大混鬥恰恰就在這些繁盛地區裏進行，這就可以想見這一次大破壞是何等嚴重。
創造性的手工業
東漢手工業表現了卓越的創造性，這和兩漢四百年政治的統一，文化的積累是不可分的。從實物與文字記載裏看到的重要創造有下列幾種。
紙——兩漢學校發達，經學又極煩瑣，士人錄寫大量經傳師說，竹簡重，縑帛貴，很自然的需要一種代用品，紙就在這個需要下產生了。《漢書•外戚•趙飛燕傳》載有一種可以寫字叫做“赫蹄”（赫音細xì）的東西。應劭（東漢人）說是薄小紙，孟康（三國魏人）說是染赤色紙。如果應、孟所說不誤，是漢成帝時已經有紙。當時既能制薄小紙，也就遲早會制較厚較大的紙。應劭《風俗通》說：漢光武帝遷都洛陽，載素（帛）簡（竹）紙書共二千車。西元七六年，漢章帝賜給賈逵用竹簡寫的和用紙寫的《春秋左氏傳》各一套。如果這些記載不誤，是漢和帝以前早已用紙寫書了。一○二年（漢和帝永元十四年）立鄧皇后。鄧皇后禁絕郡國獻珍玩，但令供紙墨。鄧皇后宣導節儉，不應讓郡國獻縑帛，這裏所說的紙顯然是指比縑帛價廉的那種紙。蔡倫當時正做尚方令（掌製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鄧皇后的影響，專心製造更合用更廉價的紙。原來造紙原料用絮，絮是冬衣用舊了的絲綿（如後世冬衣用棉花），用絮造紙（可看《說文》糸部絮字紙字及段玉裁注），自然比縑帛價廉。蔡倫改用樹皮、麻頭、破布、破魚網作原料，不僅紙價更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廣更易，因此天下莫不採用他的新方法，稱為蔡侯紙。《後漢書》說蔡倫以前縑帛叫做紙，意在推崇蔡倫的創造，其實蔡倫以前有紙，絲毫也不曾減少這個偉大創造的價值，因為只有這樣的紙才能代替竹簡和縑帛。一○五年（漢和帝元興元年）蔡倫改進造紙方法成功，這應是人類文化史上值得歡欣的一年。建安時，左伯能作紙，精細有光，造紙術又前進一步。
瓷器——商朝已發明制釉。鄭州二裏崗出土的一件豆青釉布紋陶尊，全身內外都加釉。洛陽出土西周灰青釉陶豆兩件。戰國時有質胎近瓷的帶釉陶器。顯示商周以來由陶變瓷的趨勢。戰國時能制瓦，兩漢又能制磚。兩漢有些磚瓦堅硬近于天然石，足見燒窯技術在進步。燒窯技術應用到陶器製造上，就會有早期瓷器的創造。西漢鄒陽《酒賦》（偽書《西京雜記》引）裏始見瓷字。河南板橋水庫和洛陽都有西漢四耳罐和盤的出土，河南信陽東漢墓中也發現過青瓷壺、洗、杯、碗等物，證明兩漢確有瓷器。這種質地堅細外加彩色釉藥的器物，已從陶器躍進到瓷器的範圍內，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的瓷器，意義卻是重大的。瓷器對古代殘留的銅器陶器進行了革命，給手工業開出一條寬廣的新道路，同紙一樣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大創造。
陽燧——戰國時能製造壁琉璃，長沙楚墓中有藍琉璃珥，彩琉璃球，質地非常精美。東漢時進步到能制厚玻璃。王充《論衡》說：方士熔煉五種石塊，鑄成陽燧，可在日光下取火。西漢以前陽燧用銅制，東漢始用玻璃。由於方士故作神奇，說是要五月丙午日午時鑄造才能有效，所以熔煉法流傳不廣，制玻璃業不能發展。
織花機——西元五九年，漢明帝率群臣祭漢光武帝，群臣衣裳都用五彩花紋很複雜的織成品。西漢織工在研究織花機，漢哀帝時還沒有完成，漢明帝時確實製成織花機了，這是紡織手工業的大進步。魏明帝時博士馬鈞改良織綾機，省工省時，花紋更精。
鐵釘——鐵釘的使用，似開始於制棺的棺釘。王符（漢安帝時人）《潛夫論》裏說，製造棺材要用釘。有了鐵釘，建築造船等業增加一種必要的用具，技術上可以前進一步。
火井——西漢末揚雄作《蜀都賦》，沒有說火井。西晉初左思作《蜀都賦》，始有“火井沈熒（火在井中）於幽泉”的話。可見利用火井煮鹽是在東漢或三國時期。用柴火煮鹽水一石，僅得鹽二三鬥，用井火可得四五鬥，生產量增加一倍。
石炭——石炭的使用不知開始於何時。二一○年，曹操在鄴築銅雀台。台北面有冰井臺，藏石炭數十萬片（片字或作斤字）。西晉初陸雲見了很覺新奇，寫信告訴陸機。二陸吳郡人，是博學的文學家，他們不曾知有石炭，足見當時還沒有通行。南朝宋時人雷次宗作《豫章記》，說建城縣（江西高安縣）葛鄉出石炭，可以煮飯，南方用石炭比北方較遲。
水排——東漢初年，杜詩做南陽太守，創作水排，用水力鼓動排橐（風箱），鑄造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稱便。東漢末年曹操用韓暨為監冶官。以前冶鐵或用馬排或用人排。用馬排造一石熟鐵要耗費一百匹馬力，用人排費功力更多。韓暨改用水排，比馬排省費用三倍。韓暨南陽人，當是採用杜詩的遺法，並非新創，但從南陽推廣到魏國，韓暨是有功的。
翻車、渴烏——漢靈帝時，宦官畢嵐作翻車和渴烏。翻車是一種河邊汲水的機車；渴烏是吸水的曲筒。馬鈞改良翻車，機件輕便，童子也能轉動，照西晉傅玄所描寫，馬鈞的翻車很像是後世常用的龍骨車。
水碓——東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督促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木輪舂米的器械，發明當在東漢時期，張既由內地傳到西北地方。
霹靂車——二○○年，曹操與袁紹大戰。曹操創制發石車，攻破袁紹軍壁樓。發石時有大聲，因名為霹靂車。馬鈞改良發石車，用一個大輪，輪上掛數十塊大石，用機械轉輪，大石連續拋出，比曹操所制一發一石，威力大增。發石車唐時稱為炮車，是攻城利器。
上述各條揭示出東漢時期手工業勞動者對自然界的征服又邁進了一步，結合農業上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創造比西漢提高了，東漢工商業的發達和城市的繁盛，可以說明這個事實。
工商業
洛陽與南陽是東漢兩個最大的中心城市。王符《潛夫論》裏說，洛陽地方浮末比農夫多十倍，虛偽遊手比浮末又多十倍。全國一百個郡一千個縣成萬有市的邑，工商與農夫的比例，大體上與洛陽相似。王符區別農工商的本末，說：農桑為本，工商為末；工造有用物為本，造淫侈無用物為末；商通有用物為本，通淫侈無用物為末。農工商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照王符的說法，浮末是守本的工商，虛偽遊手是離本的工商。為什麼離本的工商占絕對大多數呢？因為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財富，極大部分被富貴人剝削去了，富貴人需要的是淫侈之物，供給淫侈之物以牟利的正是王符所說的那些淫商。
王符描述以京師貴戚為首的富貴人家衣服、飲食、車輿、裝飾、廬舍都非常淫侈。這些人家養著大量奴僕婢妾，讓他們身穿錦繡衣，足登麂（音己jǐ）皮履，佩帶犀角、象牙、珠、玉、金、銀、琥珀、瑇瑁（音代昧dāimèi）等精製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貴氣象。富貴人死後，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產的大楠木，從幾千裏外運來，讓工匠雕治，工程極其精細。一套棺槨重約一萬斤，要耗費成千上萬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樸子》記載漢朝廣陵某富貴人的墓塚說，吳景帝時，發掘一個大塚。塚內有高閣。四周有行車路，高可以騎馬。靈座前侍立長五尺的銅人數十枚。棺內置雲母石厚一尺，屍體下有白玉璧三十枚。死人懷中有形似冬瓜長一尺許的白玉，耳鼻塞棗形黃金。這一類墓塚，照王符說，東起樂浪，西至敦煌，萬里版圖內富貴人家都是這樣。富貴人不論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極淫侈的消耗者。他們殘酷地榨取農工所生產的財富，通過淫商達到窮奢極欲的目的。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並不曾改進生產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貴人卻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財富。西漢富商的財產最多不過一萬萬錢，東漢時士孫奮有錢一億七千余萬，折國有錢二億，奴隸八百人，錢比西漢加倍了。東漢法律上也禁止商賈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農”、“禁民二業”。事實完全相反，無市籍地主同樣做商賈，商賈同樣做有市籍地主。鄧太后廢鹽鐵官營制以後，大利所在，二業更是混成一業，大大增加了豪強的財產。受這個法令迫害的還是那些勞動人民。官吏藉口禁民二業，禁農民捕魚打獵，甚至禁采桑養蠶，使農民窮困破產的過程加速起來。
王莽末年，大小豪強抗拒農民起義軍，到處築起稱為營、壁、塢的堡壘，實行武裝割據。東漢時期，這種堡壘合法存在並逐漸加強，豪強勢力遠遠超過西漢時期，試先看下列兩個事例：
（一）汝南郡袁紹哀術是士族大豪強。袁紹佔據河北，留在本郡各縣的門生賓客，擁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滿寵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餘壁，又誘殺十幾個壁帥，共得戶二萬，兵二千。袁術死後，殘部逃到廬江。孫策襲破廬江，得百工、鼓吹（樂隊）及部曲三萬餘人。
（二）仲長統《昌言》裏說，豪強人住著接連數百棟的大宅院，佔有著大片的良田，畜養著成群的馬牛羊豕，州城郡城裏開設著大商店，車船周流四方，販運奇物寶貨。這種豪強人連做個伍長的資格也沒有，卻有成千的奴婢，上萬的徒附，享樂比封君還強，勢力等於郡守縣令。他養活賓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殺死窮人。窮人被迫服從役使，冤枉窮困，不敢到官府申訴，因為申訴只有危險沒有好處。
以上兩個事例，第一個說的是在戰時的無市籍地主豪強，第二個說的是在平時的有市籍地主豪強。總起來看，豪強在平時，以大宅院為中心，築起一個堡壘。宅院裏住著供享樂用的“妖童、美妾、倡謳、妓樂”之類的奴隸，也住著充當爪牙走狗的賓客、刺客、敢死士之類的文武流氓。堡壘裏住著製造各種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經營商販的商賈。袁術家工匠齊全，號稱百工，開大商店、車船周流四方的豪強當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賈。這種工匠、商賈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壘外住著佃農。他們在暴力脅迫下，變成半農奴的身分（人身還不能被買賣），叫做徒附。崔寔《政論》敍述徒附的生活情況說，貧戶沒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頭，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種，一輩一輩做下去。活著衣食不足，死了買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餓死或出賣妻子。真是說不盡的傷心慘目，作為人的生趣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了。大名士申屠蟠隱居在田野間，住屋用蓬草蓋頂，依桑樹枝作梁棟，同傭人一樣。傭人即徒附，他們住的是這樣的陋室，室裏只有一些破被爛帳，臨死時還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裏，因為沒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徒附窮困到極度，那裏會有人的生趣！
徒附離開豪強，更無法生活，因此，徒附不僅幾乎無償地替豪強耕作，而且還得替豪強當私兵。這種豪強武裝，叫做部曲。（徒附戶一家人也統稱為部曲。）袁紹的附屬堡壘有戶二萬兵二千，大概一戶徒附，得出一人當部曲兵。袁術部曲有三萬餘人，大概袁術一家的徒附戶至少有三萬餘（一部分被部曲將帶走）。豪強與文武流氓平時組成一個統治集團，戰時便成為軍事統率集團，豪強當統帥，一些賓客當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當將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戰，否則就有滅家的禍難。東漢豪強的兼併性、割據性和破壞力都顯得特別強烈，原因之一在於他們擁有所謂部曲的私人隊伍。
物質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東漢社會，同時也就產生出更強暴的豪強力量。這種力量反過來阻礙生產以至摧毀生產，最後連進行生產的勞動人民也被儘量屠殺。根源只有一個，就是豪強的兼併性、割據性。
豪強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農業生產品成本比較低。他們操縱市上谷價作為兼併土地的一種手段。廣大農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們也必須有牛犁，並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同徒附一樣，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穀物在市上出賣，換取必要的錢來繳納官府賦斂和購買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災、額外賦斂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產當徒附的危險。東漢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區大小不等的有災（水、旱、蝗、風雹等災）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額外賦斂更是東漢後期豪強政治的特點。不難想見，農民困急只好賣耕牛，失去耕牛只好賣土地當徒附。徒附不斷在增加，豪強勢力不斷在擴大，農民不斷在加速破產，如此迴圈，農業生產力自然逐漸由萎縮一直到被摧毀。
豪強製造器物用奴隸（奴隸身價最高不過二萬錢），民間手工業業主用傭工（如申屠蟠家貧，曾“傭為漆工”）。業主要賣出自己的生產物，必須減輕成本，首先是壓低傭工的生活到奴隸的水準。事實上使用傭工到底還不是使用奴隸，多少要付出一些傭錢，成本多少還得高一些，因此民間手工業受奴隸勞動的阻礙，不能順利地發展起來。
阻礙生產摧毀生產是豪強兼併性的表現。兼併性發展到更大規模的混鬥割據，就表現出可駭的破壞力，東漢社會在這個破壞力的衝擊下崩潰了。
王莽亂後，戶口大耗損，經東漢前期的休養生息，漢和帝時，人口恢復到五千三百余萬。此後安、順、沖、質四帝人口都在五千萬以下，漢桓帝時又達到五千萬（《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萬）。這些數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實性，至少還可以顯示當時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現在看一九○年（漢獻帝初平元年）以後豪強們怎樣急劇地破壞社會生產力，使多的人口變為人口極少。
破壞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屠殺——一九○年，董卓驅迫洛陽地區百姓遷往長安，沿路死人無數。洛陽二百里內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燒毀。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殺男女數十萬口。一九二年董卓死後，部將們連年互鬥，燒毀長安城，關中居民數十萬戶，死亡略盡，長安成了空城，附近幾百里內不見人跡。二一九年曹仁屠宛。長安、洛陽、南陽三大城市全毀滅了。這只是幾個例，其他屠城殺人，規模大小或有不同，殘暴性卻並無不相同。
搶掠——曹丕敍述一九○年以後豪強割據的情形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都以討董卓為名，紛紛起兵。大豪強佔據州郡，中豪強佔據縣城，小豪強佔據鄉村，各依武力，互相吞滅。這種豪強軍隊在割據地內過著“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的野獸生活，他們等到生產徹底被破壞，人民餓死得差不多的時候，自己也就很難生存下去。袁紹軍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術軍在江淮吃蚌蛤過活，不久都潰敗了。豪強佔據州郡，到鄉村象蝗群那樣吃人民，吃完這一處再吃別一處，吃到無可吃時，即人民死亡略盡時，他們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續漢書•五行志》記漢靈帝時有五次大疫。大醫學家張機在《傷寒論•序》裏說，我的宗族原來很大，人數在二百以上，建安紀元以來，還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傷寒病患占十分之七。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並沒有記載，因為它連年發生，不算是值得記載的大疫。漢獻帝時大疫，據《五行志》所記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說，那一年疫病，很多親友遭了災。曹植也說，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門盡斃，或舉族滅亡。以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餘王粲等五人都死在這次大疫中，可見喪亡確極嚴重。疫病是暴政戰亂的自然產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從曹操攻孫權軍中開始），它不是所謂天災，它同殺死餓死一樣是統治階級製造的人禍。
人民不是被殺死就是餓死或疫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時期化為一片大荒原。王粲從長安逃往荊州，寫一首《七哀詩》描述路上見到的慘狀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所，何能兩相完。”仲長統《昌言》也說，東漢民戶，過去一般在一千萬戶左右，還有不少遺漏戶和居住漢地的外來族都不算在內。到了今天（漢獻帝時），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這樣下去，人要滅絕了。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譙（安徽毫縣）下了一道命令說：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淒槍傷懷”。曹操在家鄉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個熟人，與王粲仲長統所寫破敗情狀都是親見的實事，完全可信。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兩漢四百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和文化以及創造財富和文化的勞動人民一起被統治階級毀滅了！
2008年8月21日星期四
東漢分裂時期政治概狀
第三節 政治概狀——分裂時期
士族想獨佔政權，堅決排斥下層豪強和所謂微賤人；士族中所謂望族的高級豪強想獨佔政權，堅決排斥地位較低的豪強；每個高級豪強想獨佔政權，堅決排斥其他高級豪強。被排斥者也都想獨佔或分得政權，堅決排斥他們的對方。豪強們互相排斥，造成戰爭無限殘酷、秩序極度破壞、戶口可駭地耗損、生產劇烈地衰落的分裂局面。地主階級的豪強，在西漢後期以來，逐步擴大並增強著他們的割據勢力，到了這個時期，他們有足夠力量足以實行比以前任何時期更猖獗的罪惡行為，短促的前段十九年中，把兩漢四百年積累起來的社會各種財富極大部分都化為烏有。
董卓是涼州的下層豪強，他的部屬都是些地方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為首的一群極端兇惡的豺虎盜賊是最野蠻的破壞者。當時人口、文化、財物最集中的洛陽和較次的舊京長安，都被這群野獸徹底地毀滅。董卓率軍進入洛陽，就毫不掩飾地表示自己要做皇帝。各有企圖的廣大士族，朝官以用計謀的王允為首，外官以號召發兵討賊的袁紹為首，呼應起來反對董卓。董卓在士族的壓力下，用無法形容的殘暴手段來對抗，同時從洛陽退避到長安，又從長安退避到郿塢（離長安二百六十裏）。塢高厚都是七丈，塢內藏穀夠三十年食用，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上等衣料堆積象小山，以為這樣就可以安居無憂。一九二年，王允殺董卓。董卓部屬李催（音決jué）郭氾等人大殺王允和朝官並屠長安城，老少不留。這群野獸又互相混鬥，關中人民幾乎被殺絕。一九六年，漢獻帝帶著一些殘餘的朝官從野獸群中逃出，回到洛陽。朝官很多餓死或被兵士殺死，漢獻帝又失去了這些擁護者，皇帝的名號更空虛了。
袁紹為首的一夥所謂勤王將領，和董卓的一夥同樣是割據混鬥的野心家，同樣是殘酷地屠殺人民的豺虎盜賊。袁紹家接連四代有五個人做三公，在士族中是最高級的望族。袁家門生故吏遍天下，結合成一個最大的私人團體。當袁紹號召起兵討董卓的時候，各路大豪強就開始了割據混鬥。袁紹弟袁術占南陽，劉表占荊州，公孫度占遼東，袁紹占冀州，公孫瓚占幽州，劉焉占益州，曹操占兗州。董卓被殺以前，這些所謂討董卓的“義兵”，已經這樣割據混鬥起來或準備割據混鬥。董卓被殺以後，袁紹憑藉袁家勢力，在多次殘酷的戰爭中，佔有冀、青、幽、並四州，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割據者。袁術也憑藉袁家勢力，據江淮間地，自稱皇帝，建都壽春，成為南方最大的割據者。
一九○年到二○八年，前後凡十九年。這十九年裏，中國境內特別是黃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場。董卓系統的豪強在洛陽以西地區，袁紹系統的豪強在洛陽以東地區，還有其他大豪強以至各地方無數小豪強，無時無地不在混鬥相屠殺。下列諸例說明戰爭大屠殺以外的一些小屠殺。劉表占荊州，地方上宗賊大起。劉表誘斬宗賊頭領五十五人，地方立見平靜。所謂宗賊，就是土霸豪酋脅迫同姓人及附近農民據地做盜賊。劉焉占益州，殺州中著名豪強十餘人。這是外來豪強鎮壓本地豪強的一例。公孫度占遼東，滅郡中名豪百餘家。這是本地下層豪強得勢對士族進行報復的一例。公孫瓚占幽州，殺害士族，信任下層豪強。理由是衣冠士族自以為身分應當尊貴，不知感恩，下層豪強被擢拔，知道感激公孫瓚。這是士族豪強結合下層豪強壓迫士族的一例。漢獻帝自長安逃出，路過安邑，壘壁群帥都來求官號，這是小豪強到處築壘立壁，割據小塊土地，希望依附大豪強的一例。以上只是舉出一些例，遠不是事實的全部。但也可以看出混鬥的一斑。凡豪強所在，必然要兼併割據，也就必然要混鬥互殺。以袁家為例，袁術因袁紹分得袁家大部分門生故吏，罵袁紹是妾生子，不算袁家人。袁紹大怒，使劉表鬥袁術，袁術也使公孫瓚鬥袁紹。袁紹的部屬至少分成兩派，袁紹死後，兩派擁袁紹子袁譚袁尚動兵相仇殺。袁術戰敗窮困，投奔部曲將（帶親兵的親信將官）被拒絕，袁術餓死。豪強對外部當然要混鬥互殺，對內部也一樣要混鬥互殺，一句話，豪強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混鬥殺人。人民極大部分被殺死餓死了，一部分流亡到較安靜的地區或逃出邊境，沒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離開本土向外地流亡。
十九年豪強大混鬥的過程裏，人民要求統一的意志仍在發揮它的偉大力量，那些割據勢力逐步被克服了，社會依然向統一的方向前進。代表這個統一趨勢的重要人物就是當時最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大文學家）被士族稱為“亂世之奸雄”的曹操。這當然不是說曹操不是一個極端殘暴的大屠戶，這只是說他用來進行戰爭的政治軍事方針，客觀上符合於統一的趨勢，因之他成為當時最大的勝利者。
曹操是曹嵩的兒子，出身在宦官家庭，不列於士族。起初做小官，漢靈帝末年，曾鎮壓過潁川郡黃巾軍。董卓作亂，他發動曹、夏侯（曹嵩本姓夏侯）兩家的幾個兄弟和侄子作為骨幹，招募了一些兵，參加以袁紹為盟主的討董卓大軍。袁紹等人共有兵十余萬，誰也不敢和董卓作戰，獨曹操帶著幾千人進攻，雖然打了一個大敗仗，曹操的識見和勇氣卻證明與袁紹等人不同。
一九二年，曹操占兗州，擊敗青州黃巾軍，得降卒三十萬人，選拔精銳，號稱青州兵。曹操從此自成一個獨立的力量，開始與袁紹分離。曹操剛得到兗州這個很不穩固的立足地，便規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的兩大方針。一九六年，漢獻帝到了洛陽。曹操擊敗豫州黃巾軍，得汝南潁川兩郡。他親自率兵迎漢獻帝到潁川郡的許昌。用漢獻帝名義發號施令，政治上握有主動權，強大的袁紹以及其他割據者都處在被動的地位了。同年，設置田官，招募流民到許昌屯田，恢復農桑業，所屬兗豫兩州各郡也屯田積穀。軍事上堅實的基礎建立起來了。曹操依據兩大方針充分表現出政治的軍事的巨大才能。
武將大抵出身下層豪強，任何一個大割據者都有不少武將。困難在於爭取士族。它是統治階級的一個嚴重的力量，要善於使用它取得它的助力，否則，政治上不可能有所成就。當時北方士族，一部分在豪強混鬥中死亡了；一部分各投舊主，多是投袁紹；一部分逃避到江東為孫策所收用；一部分投奔荊州，依附大名士劉表；還有一些遠避到遼東和極南的交州。剩下來的士族本來不多，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搜羅士族更顯得困難。不過曹操也有好的條件，首先是他有漢朝廷名義，其次是屢次戰勝，軍威頗盛，在別處不得意或主人失敗了的士，不得不投過來求功名。大名士也是最大的謀士荀繇（音鬱yù），就是從袁紹那邊投過來的一個。這些條件以外，他還主動地著力爭取。例如司馬懿稱病堅臥，不就徵召，曹操用死刑威脅他出來做官。又如禰衡（禰音迷mí）當眾辱駡曹操，曹操大怒，把他送到劉表那裏去，表示不殺士人。幾年間，曹操得士比任何大割據者都多。
曹操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具備了。一九七年，開始進行有計劃的戰爭。他先使鐘繇（音尤yóu）奉朝廷命到關中，穩定韓遂、馬騰等十幾股大割據者。曹操率軍擊敗自稱皇帝的袁術，袁術渡淮南逃。一九八年，曹操擊殺驍勇善戰的呂布，得徐州。二○○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勢兵力在官渡大敗地廣兵強的袁紹。此後連年進擊，二○五年，袁紹軍全部潰滅，曹操得冀、青、幽、並四州。經十一年戰爭，北方大割據者或死或降，黃河流域基本上統一了。二○八年，曹操進擊劉表軍，得荊州。能和曹操對抗的力量，只剩下佔據吳、會稽等六郡的孫權與聲望甚高擁精兵一萬人的劉備。
袁術系統的大將吳郡人孫堅，一九一年，為袁術攻荊州劉表，被劉表軍射死。孫堅子孫策，年十七，是一個英俊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早年隨母居壽春，就交結江淮間士人，與高級士族周瑜結成至交。周瑜與低級士族大富豪魯肅也是至交，孫策得周瑜，江淮間士族形成了以孫策為首的一個團體。孫堅死後，孫策從袁術那裏領回孫堅舊部兵將共千餘人。這都是久經戰陣的精兵猛將，孫策獲得這些武人，軍事上建立了堅固的基礎。一九五年，孫策得袁術允許，率兵到江東，擊破大小割據者，得吳、會稽等五郡，又襲破廬江郡，得袁術部曲三萬餘人。孫策依周瑜所率士族為骨幹，結合張昭為首的北方士族，在六郡土地上創立一個強有力的孫氏政權。二○○年，孫策死，弟孫權繼位，到曹操奪得荊州時，孫氏政權已經是鞏固難破的了。
劉備是名儒盧植的學生，又是漢皇帝的同族，在豪強混鬥中，養成了很大的聲望，也結成了一個武士強謀士弱的劉備集團。曹操承認自己和劉備是當今的天下英雄，因為劉備對士族的號召力要比曹操高一些。劉備被曹操迫逐，逃到荊州依附劉表。傑出的謀士諸葛亮以及北方流亡士族加入劉備集團，劉備的勢力因而空前擴大。劉表死，劉表子劉琮投降曹操。寧願追隨劉備不願投降曹操的劉表屬官和荊州人多至十余萬人，輜重車多至數千輛，足見在劉表割據多年的荊州，劉備比曹操處於有利的地位。
孫氏政權與劉表勢力是世仇，劉備是劉表殘餘勢力的主要代表人。劉備與孫權結合，這才有可能形成以江東軍為主，以劉備軍和劉表殘餘軍（劉表長子劉琦所率）為輔的對抗力量。
曹操軍有北方兵十五六萬，荊州降兵七八萬，號稱八十萬，軍力占絕對優勢。但曹操軍有不少弱點：（一）荊州兵被迫投降，軍心動搖，而水戰主要依靠荊州兵；（二）北方兵不習慣南方水土，戰鬥力削弱；（三）曹操軍後方不鞏固，特別是馬超、韓遂等軍割據關西，威脅許昌。這些都是軍事上的弱點；（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對曹操。曹操將攻荊州，臨行前殺擁漢大名士孔融示威。這是政治上的弱點。曹操軍存在著這許多弱點，只宜速勝，不能持久。恰巧劉琮投降，曹操不戰大勝，滋長了驕慢心，以為自己強大必勝，孫權，至少是孫權的部屬，一定會來投降，軍事部署上暴露了可敗的空隙。孫權地小兵寡，精兵不過三萬人，更不能持久。劉備合劉琦兵不過二萬，不力戰就沒有生路。在大敵曹操軍的壓力下，孫權劉備結成了牢固的（自然是暫時的）同盟。二○八年，周瑜進軍到赤壁（湖北嘉魚縣），用火攻法大破曹操軍。曹操不敢再戰，率殘軍逃回北方。
赤壁大戰，決定了三國分立的形勢。曹操所代表的統一趨勢雖然受到阻礙，但此後三國統治者各在自己的領土內削平地方割據勢力，鞏固各國內部的統一，恢復殘破已極的生產（主要是魏國），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鬥時期，三國分立也還是恢復全國統一的一個步驟。
赤壁戰後，孫權得荊州大部分，劉備得武陵、長沙等四郡。劉備獲得立足地，專力向益州發展，二一四年得益州，以成都為中心，成為後來的漢國。孫權以建業（南京市）為中心，擴地到廣州交州，成為後來的吳國。
曹操回許昌，宣佈一篇語極懇切的《明志令》，說自己實在沒有“不遜”（滅漢）的野心。這當然是對擁漢派士族說的。當時潼關以西被馬超、韓遂等十個割據者佔領，曹操率兵進攻，經過幾年的戰爭，割據者都消滅了，北方（除公孫氏佔據遼東）得到進一步的統一。曹操在《明志令》裏說，設使國家沒有我，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確是事實，但因此要代漢自立，卻被擁漢派士族障礙著。二一二年，曹操大會列侯諸將，教人提議推尊自己為國公。士族首領荀彧當場反對，說不該這樣。過了些時，曹操不露形跡地謀殺荀彧。第二年，讓漢獻帝封自己為魏公，建都鄴（河北臨漳縣境），設立整套官職，使重要漢官轉做魏官。二一六年，曹操升級為魏王，士族首領崔琰（音演yǎn）有譏諷表示，被曹操迫令自殺。又一首領毛玠（音介jiè）表示不滿，在眾官援救下，曹操不敢殺毛玠，只是斥逐出朝廷。荀彧崔琰毛玠都是曹操最重要的謀士，曹操在代漢的步驟上，遭到這些人的阻力，意義是嚴重的。二一八年，漢官吉本等率千餘人在許昌起事，謀挾天子攻魏國。魏官魏諷等聚徒眾謀攻鄴，這對曹操也是一種威脅。孫權勸曹操做皇帝，曹操說，這孩子想把我放到爐火上麼！所謂爐火，就是指擁漢派士族的反對，雖然不能是燒死曹操的火，但引起混亂是可能的，而這正合于孫權的希望。
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無甯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遼東割據者公孫度要流亡名士王烈做官，王烈不願意，“為商賈以自穢”，公孫度也就不強迫他了。士族看商賈是穢人，絕不允許商賈和一般下層豪強參加政權。曹操用人，“不拘微賤”，這自然要引起士族的不安。赤壁戰前，魯肅勸孫權抗曹操，說，象我魯肅這樣的人，投降了曹操，他會把我送還本鄉，評品等第，給個小吏做，慢慢升遷做州郡官。曹操得荊州，令韓嵩評品荊州士人優劣。東漢末年，士人分品做官，似乎已成慣例。二二○年，曹操死，子曹丕繼王位。曹丕聽從擁曹派士族陳群的建議，明令規定九品官人法，各州設大中正官，各郡縣設小中正官，評品本州本郡本縣士人的等第。做大小中正官的人自然是高級士族和一些中級士族，他們薦舉做官的人，自然也是高級中級士族。微賤人被排擯不能入品，低級士族只能列在下品。曹丕和高級中級士族進行了交換，從此不再有擁漢派。當年，曹丕取消漢獻帝的皇帝名號，用禪讓的方式自稱魏皇帝（魏文帝）。
二二一年，劉備在成都自稱漢皇帝。二二二年，孫權自稱吳王；二二九年，吳王孫權自稱吳皇帝。
三國分立事，另節說明。
農民與地主間的階級鬥爭，是封建社會歷史的一條基本線索。這條線索的一個方面，即地主階級方面，為了爭奪統治權，不斷地進行著內部鬥爭。這種內部鬥爭往往成為某一歷史時期裏的主要特徵，嚴重地影響到社會各個方面，階級鬥爭（滲雜著各族間鬥爭）因而愈益複雜化。自秦漢迄南北朝這一歷史時期由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而表現出來的主要特徵，第一步是無市籍地主與有市籍地主間的鬥爭。這個鬥爭開始于秦，發展於西漢，猛烈衝突于東漢，結果是東漢末年社會遭受極其慘重的大破壞。第二步是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標誌著代表無市籍地主的士族戰勝了有市籍地主，同時高級士族開始了對中級士族的壓迫並排擯低級士族。中級低級士族代表中小地主，人數最多，而且才能之士也多在這個大士人群裏產生，他們被壓迫和被排斥，無市籍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激化深化了。結果是西晉統一政權迅速崩潰，在中級低級士族與豪強勢力結合下，出現十六國大混亂的局面，黃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毀滅性的長期大破壞。
士族想獨佔政權，堅決排斥下層豪強和所謂微賤人；士族中所謂望族的高級豪強想獨佔政權，堅決排斥地位較低的豪強；每個高級豪強想獨佔政權，堅決排斥其他高級豪強。被排斥者也都想獨佔或分得政權，堅決排斥他們的對方。豪強們互相排斥，造成戰爭無限殘酷、秩序極度破壞、戶口可駭地耗損、生產劇烈地衰落的分裂局面。地主階級的豪強，在西漢後期以來，逐步擴大並增強著他們的割據勢力，到了這個時期，他們有足夠力量足以實行比以前任何時期更猖獗的罪惡行為，短促的前段十九年中，把兩漢四百年積累起來的社會各種財富極大部分都化為烏有。
董卓是涼州的下層豪強，他的部屬都是些地方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為首的一群極端兇惡的豺虎盜賊是最野蠻的破壞者。當時人口、文化、財物最集中的洛陽和較次的舊京長安，都被這群野獸徹底地毀滅。董卓率軍進入洛陽，就毫不掩飾地表示自己要做皇帝。各有企圖的廣大士族，朝官以用計謀的王允為首，外官以號召發兵討賊的袁紹為首，呼應起來反對董卓。董卓在士族的壓力下，用無法形容的殘暴手段來對抗，同時從洛陽退避到長安，又從長安退避到郿塢（離長安二百六十裏）。塢高厚都是七丈，塢內藏穀夠三十年食用，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上等衣料堆積象小山，以為這樣就可以安居無憂。一九二年，王允殺董卓。董卓部屬李催（音決jué）郭氾等人大殺王允和朝官並屠長安城，老少不留。這群野獸又互相混鬥，關中人民幾乎被殺絕。一九六年，漢獻帝帶著一些殘餘的朝官從野獸群中逃出，回到洛陽。朝官很多餓死或被兵士殺死，漢獻帝又失去了這些擁護者，皇帝的名號更空虛了。
袁紹為首的一夥所謂勤王將領，和董卓的一夥同樣是割據混鬥的野心家，同樣是殘酷地屠殺人民的豺虎盜賊。袁紹家接連四代有五個人做三公，在士族中是最高級的望族。袁家門生故吏遍天下，結合成一個最大的私人團體。當袁紹號召起兵討董卓的時候，各路大豪強就開始了割據混鬥。袁紹弟袁術占南陽，劉表占荊州，公孫度占遼東，袁紹占冀州，公孫瓚占幽州，劉焉占益州，曹操占兗州。董卓被殺以前，這些所謂討董卓的“義兵”，已經這樣割據混鬥起來或準備割據混鬥。董卓被殺以後，袁紹憑藉袁家勢力，在多次殘酷的戰爭中，佔有冀、青、幽、並四州，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割據者。袁術也憑藉袁家勢力，據江淮間地，自稱皇帝，建都壽春，成為南方最大的割據者。
一九○年到二○八年，前後凡十九年。這十九年裏，中國境內特別是黃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場。董卓系統的豪強在洛陽以西地區，袁紹系統的豪強在洛陽以東地區，還有其他大豪強以至各地方無數小豪強，無時無地不在混鬥相屠殺。下列諸例說明戰爭大屠殺以外的一些小屠殺。劉表占荊州，地方上宗賊大起。劉表誘斬宗賊頭領五十五人，地方立見平靜。所謂宗賊，就是土霸豪酋脅迫同姓人及附近農民據地做盜賊。劉焉占益州，殺州中著名豪強十餘人。這是外來豪強鎮壓本地豪強的一例。公孫度占遼東，滅郡中名豪百餘家。這是本地下層豪強得勢對士族進行報復的一例。公孫瓚占幽州，殺害士族，信任下層豪強。理由是衣冠士族自以為身分應當尊貴，不知感恩，下層豪強被擢拔，知道感激公孫瓚。這是士族豪強結合下層豪強壓迫士族的一例。漢獻帝自長安逃出，路過安邑，壘壁群帥都來求官號，這是小豪強到處築壘立壁，割據小塊土地，希望依附大豪強的一例。以上只是舉出一些例，遠不是事實的全部。但也可以看出混鬥的一斑。凡豪強所在，必然要兼併割據，也就必然要混鬥互殺。以袁家為例，袁術因袁紹分得袁家大部分門生故吏，罵袁紹是妾生子，不算袁家人。袁紹大怒，使劉表鬥袁術，袁術也使公孫瓚鬥袁紹。袁紹的部屬至少分成兩派，袁紹死後，兩派擁袁紹子袁譚袁尚動兵相仇殺。袁術戰敗窮困，投奔部曲將（帶親兵的親信將官）被拒絕，袁術餓死。豪強對外部當然要混鬥互殺，對內部也一樣要混鬥互殺，一句話，豪強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混鬥殺人。人民極大部分被殺死餓死了，一部分流亡到較安靜的地區或逃出邊境，沒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離開本土向外地流亡。
十九年豪強大混鬥的過程裏，人民要求統一的意志仍在發揮它的偉大力量，那些割據勢力逐步被克服了，社會依然向統一的方向前進。代表這個統一趨勢的重要人物就是當時最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大文學家）被士族稱為“亂世之奸雄”的曹操。這當然不是說曹操不是一個極端殘暴的大屠戶，這只是說他用來進行戰爭的政治軍事方針，客觀上符合於統一的趨勢，因之他成為當時最大的勝利者。
曹操是曹嵩的兒子，出身在宦官家庭，不列於士族。起初做小官，漢靈帝末年，曾鎮壓過潁川郡黃巾軍。董卓作亂，他發動曹、夏侯（曹嵩本姓夏侯）兩家的幾個兄弟和侄子作為骨幹，招募了一些兵，參加以袁紹為盟主的討董卓大軍。袁紹等人共有兵十余萬，誰也不敢和董卓作戰，獨曹操帶著幾千人進攻，雖然打了一個大敗仗，曹操的識見和勇氣卻證明與袁紹等人不同。
一九二年，曹操占兗州，擊敗青州黃巾軍，得降卒三十萬人，選拔精銳，號稱青州兵。曹操從此自成一個獨立的力量，開始與袁紹分離。曹操剛得到兗州這個很不穩固的立足地，便規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的兩大方針。一九六年，漢獻帝到了洛陽。曹操擊敗豫州黃巾軍，得汝南潁川兩郡。他親自率兵迎漢獻帝到潁川郡的許昌。用漢獻帝名義發號施令，政治上握有主動權，強大的袁紹以及其他割據者都處在被動的地位了。同年，設置田官，招募流民到許昌屯田，恢復農桑業，所屬兗豫兩州各郡也屯田積穀。軍事上堅實的基礎建立起來了。曹操依據兩大方針充分表現出政治的軍事的巨大才能。
武將大抵出身下層豪強，任何一個大割據者都有不少武將。困難在於爭取士族。它是統治階級的一個嚴重的力量，要善於使用它取得它的助力，否則，政治上不可能有所成就。當時北方士族，一部分在豪強混鬥中死亡了；一部分各投舊主，多是投袁紹；一部分逃避到江東為孫策所收用；一部分投奔荊州，依附大名士劉表；還有一些遠避到遼東和極南的交州。剩下來的士族本來不多，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搜羅士族更顯得困難。不過曹操也有好的條件，首先是他有漢朝廷名義，其次是屢次戰勝，軍威頗盛，在別處不得意或主人失敗了的士，不得不投過來求功名。大名士也是最大的謀士荀繇（音鬱yù），就是從袁紹那邊投過來的一個。這些條件以外，他還主動地著力爭取。例如司馬懿稱病堅臥，不就徵召，曹操用死刑威脅他出來做官。又如禰衡（禰音迷mí）當眾辱駡曹操，曹操大怒，把他送到劉表那裏去，表示不殺士人。幾年間，曹操得士比任何大割據者都多。
曹操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具備了。一九七年，開始進行有計劃的戰爭。他先使鐘繇（音尤yóu）奉朝廷命到關中，穩定韓遂、馬騰等十幾股大割據者。曹操率軍擊敗自稱皇帝的袁術，袁術渡淮南逃。一九八年，曹操擊殺驍勇善戰的呂布，得徐州。二○○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勢兵力在官渡大敗地廣兵強的袁紹。此後連年進擊，二○五年，袁紹軍全部潰滅，曹操得冀、青、幽、並四州。經十一年戰爭，北方大割據者或死或降，黃河流域基本上統一了。二○八年，曹操進擊劉表軍，得荊州。能和曹操對抗的力量，只剩下佔據吳、會稽等六郡的孫權與聲望甚高擁精兵一萬人的劉備。
袁術系統的大將吳郡人孫堅，一九一年，為袁術攻荊州劉表，被劉表軍射死。孫堅子孫策，年十七，是一個英俊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早年隨母居壽春，就交結江淮間士人，與高級士族周瑜結成至交。周瑜與低級士族大富豪魯肅也是至交，孫策得周瑜，江淮間士族形成了以孫策為首的一個團體。孫堅死後，孫策從袁術那裏領回孫堅舊部兵將共千餘人。這都是久經戰陣的精兵猛將，孫策獲得這些武人，軍事上建立了堅固的基礎。一九五年，孫策得袁術允許，率兵到江東，擊破大小割據者，得吳、會稽等五郡，又襲破廬江郡，得袁術部曲三萬餘人。孫策依周瑜所率士族為骨幹，結合張昭為首的北方士族，在六郡土地上創立一個強有力的孫氏政權。二○○年，孫策死，弟孫權繼位，到曹操奪得荊州時，孫氏政權已經是鞏固難破的了。
劉備是名儒盧植的學生，又是漢皇帝的同族，在豪強混鬥中，養成了很大的聲望，也結成了一個武士強謀士弱的劉備集團。曹操承認自己和劉備是當今的天下英雄，因為劉備對士族的號召力要比曹操高一些。劉備被曹操迫逐，逃到荊州依附劉表。傑出的謀士諸葛亮以及北方流亡士族加入劉備集團，劉備的勢力因而空前擴大。劉表死，劉表子劉琮投降曹操。寧願追隨劉備不願投降曹操的劉表屬官和荊州人多至十余萬人，輜重車多至數千輛，足見在劉表割據多年的荊州，劉備比曹操處於有利的地位。
孫氏政權與劉表勢力是世仇，劉備是劉表殘餘勢力的主要代表人。劉備與孫權結合，這才有可能形成以江東軍為主，以劉備軍和劉表殘餘軍（劉表長子劉琦所率）為輔的對抗力量。
曹操軍有北方兵十五六萬，荊州降兵七八萬，號稱八十萬，軍力占絕對優勢。但曹操軍有不少弱點：（一）荊州兵被迫投降，軍心動搖，而水戰主要依靠荊州兵；（二）北方兵不習慣南方水土，戰鬥力削弱；（三）曹操軍後方不鞏固，特別是馬超、韓遂等軍割據關西，威脅許昌。這些都是軍事上的弱點；（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對曹操。曹操將攻荊州，臨行前殺擁漢大名士孔融示威。這是政治上的弱點。曹操軍存在著這許多弱點，只宜速勝，不能持久。恰巧劉琮投降，曹操不戰大勝，滋長了驕慢心，以為自己強大必勝，孫權，至少是孫權的部屬，一定會來投降，軍事部署上暴露了可敗的空隙。孫權地小兵寡，精兵不過三萬人，更不能持久。劉備合劉琦兵不過二萬，不力戰就沒有生路。在大敵曹操軍的壓力下，孫權劉備結成了牢固的（自然是暫時的）同盟。二○八年，周瑜進軍到赤壁（湖北嘉魚縣），用火攻法大破曹操軍。曹操不敢再戰，率殘軍逃回北方。
赤壁大戰，決定了三國分立的形勢。曹操所代表的統一趨勢雖然受到阻礙，但此後三國統治者各在自己的領土內削平地方割據勢力，鞏固各國內部的統一，恢復殘破已極的生產（主要是魏國），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鬥時期，三國分立也還是恢復全國統一的一個步驟。
赤壁戰後，孫權得荊州大部分，劉備得武陵、長沙等四郡。劉備獲得立足地，專力向益州發展，二一四年得益州，以成都為中心，成為後來的漢國。孫權以建業（南京市）為中心，擴地到廣州交州，成為後來的吳國。
曹操回許昌，宣佈一篇語極懇切的《明志令》，說自己實在沒有“不遜”（滅漢）的野心。這當然是對擁漢派士族說的。當時潼關以西被馬超、韓遂等十個割據者佔領，曹操率兵進攻，經過幾年的戰爭，割據者都消滅了，北方（除公孫氏佔據遼東）得到進一步的統一。曹操在《明志令》裏說，設使國家沒有我，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確是事實，但因此要代漢自立，卻被擁漢派士族障礙著。二一二年，曹操大會列侯諸將，教人提議推尊自己為國公。士族首領荀彧當場反對，說不該這樣。過了些時，曹操不露形跡地謀殺荀彧。第二年，讓漢獻帝封自己為魏公，建都鄴（河北臨漳縣境），設立整套官職，使重要漢官轉做魏官。二一六年，曹操升級為魏王，士族首領崔琰（音演yǎn）有譏諷表示，被曹操迫令自殺。又一首領毛玠（音介jiè）表示不滿，在眾官援救下，曹操不敢殺毛玠，只是斥逐出朝廷。荀彧崔琰毛玠都是曹操最重要的謀士，曹操在代漢的步驟上，遭到這些人的阻力，意義是嚴重的。二一八年，漢官吉本等率千餘人在許昌起事，謀挾天子攻魏國。魏官魏諷等聚徒眾謀攻鄴，這對曹操也是一種威脅。孫權勸曹操做皇帝，曹操說，這孩子想把我放到爐火上麼！所謂爐火，就是指擁漢派士族的反對，雖然不能是燒死曹操的火，但引起混亂是可能的，而這正合于孫權的希望。
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無甯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遼東割據者公孫度要流亡名士王烈做官，王烈不願意，“為商賈以自穢”，公孫度也就不強迫他了。士族看商賈是穢人，絕不允許商賈和一般下層豪強參加政權。曹操用人，“不拘微賤”，這自然要引起士族的不安。赤壁戰前，魯肅勸孫權抗曹操，說，象我魯肅這樣的人，投降了曹操，他會把我送還本鄉，評品等第，給個小吏做，慢慢升遷做州郡官。曹操得荊州，令韓嵩評品荊州士人優劣。東漢末年，士人分品做官，似乎已成慣例。二二○年，曹操死，子曹丕繼王位。曹丕聽從擁曹派士族陳群的建議，明令規定九品官人法，各州設大中正官，各郡縣設小中正官，評品本州本郡本縣士人的等第。做大小中正官的人自然是高級士族和一些中級士族，他們薦舉做官的人，自然也是高級中級士族。微賤人被排擯不能入品，低級士族只能列在下品。曹丕和高級中級士族進行了交換，從此不再有擁漢派。當年，曹丕取消漢獻帝的皇帝名號，用禪讓的方式自稱魏皇帝（魏文帝）。
二二一年，劉備在成都自稱漢皇帝。二二二年，孫權自稱吳王；二二九年，吳王孫權自稱吳皇帝。
三國分立事，另節說明。
農民與地主間的階級鬥爭，是封建社會歷史的一條基本線索。這條線索的一個方面，即地主階級方面，為了爭奪統治權，不斷地進行著內部鬥爭。這種內部鬥爭往往成為某一歷史時期裏的主要特徵，嚴重地影響到社會各個方面，階級鬥爭（滲雜著各族間鬥爭）因而愈益複雜化。自秦漢迄南北朝這一歷史時期由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而表現出來的主要特徵，第一步是無市籍地主與有市籍地主間的鬥爭。這個鬥爭開始于秦，發展於西漢，猛烈衝突于東漢，結果是東漢末年社會遭受極其慘重的大破壞。第二步是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標誌著代表無市籍地主的士族戰勝了有市籍地主，同時高級士族開始了對中級士族的壓迫並排擯低級士族。中級低級士族代表中小地主，人數最多，而且才能之士也多在這個大士人群裏產生，他們被壓迫和被排斥，無市籍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激化深化了。結果是西晉統一政權迅速崩潰，在中級低級士族與豪強勢力結合下，出現十六國大混亂的局面，黃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毀滅性的長期大破壞。
2008年8月20日星期三
東漢後期政治概狀
第二節 政治概狀——東漢後期
西元前一一九年，西漢武帝置鹽鐵官，從豪強手中收回鹽鐵大利。這是中央集權勢力壓倒豪強割據勢力的一個重大標誌。西元八八年，漢章帝死，漢和帝（十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稱朕，外戚竇憲總攬大權，事實上竇家做漢皇帝了。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個統治階級特別是豪強的默許是會發生困難的。竇太后臨朝，首先宣佈“罷鹽鐵之禁，縱（任）民煮鑄”。這就是朝廷讓出鹽鐵大利來換取豪強對竇氏政權的默許。從此豪強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隨著加強。一向被排斥的下層豪強，現在不肯屈服了，他們很自然的要求參與政權，但做官吏卻有困難。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給貧士公沙穆一百萬錢，讓公沙穆買個官做，自己間接得些做官的好處。公沙穆決心求做孝廉，拒絕他的買官錢。王仲這一類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條道路，自然都成為宦官的擁護者。宦官憑藉這個社會基礎，也就有了相當的力量和外戚爭奪政權。鹽鐵官的廢除，標誌著中央集權勢力的削弱，豪強割據勢力的增強，同時也是東漢後期黑暗政治開始的一個信號。在這個黑暗時期裏，廣大勞動人民遭受了嚴重的災難，國境內的少數族，也受到殘酷的欺壓，反抗戰爭到處發生，但都被豪強勢力鎮壓下去。東漢後期國家衰弱，豪強卻擁有堅強的武力，終於釀成東漢末年社會空前大破壞的軍閥混鬥。
竇憲得政權後，竇家的大批徒黨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個縣令。這些徒黨們儘量搜刮民財給竇憲送禮報恩。竇家又養了許多刺客，迫害比較正直不肯附從的官僚集團中人。西元九二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竇憲，竇家黨徒全部革官下獄治罪。鄭眾因功封侯，宦官從此參與政事。
一○五年，漢和帝死。一○七年漢安帝（十三歲）繼位，鄧太后臨朝。鄧騭（音至zhì）輔政。鄧太后從竇家的失敗裏取得了一些經驗，她並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又授權河南尹、南陽太守（洛陽、南陽是貴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嚴格管束鄧家人和鄧家的親戚賓客。這些人犯罪，地方官有權懲罰他們。她又表揚儒學，尊禮三公，使鄧騭薦舉名士楊震等多人，把官僚集團吸引到外戚方面來。鄧太后這樣做，地位算是鞏固了。一二一年，鄧太后死，漢安帝結合一部分宦官起來殺逐鄧家人。新得勢的宦官引用失意官僚與下層豪強做官，作為自己的徒黨。楊震一派鯁直的官僚認為“白黑混淆，清濁同源”，堅決抗議。所謂白清，就是按正途仕進的士人，所謂黑濁，就是無權做官的微賤人。從此外戚與宦官的衝突以外，又加上清流與濁流的衝突。楊震被迫自殺，更加深了清流對濁流的仇恨。
一二五年，漢安帝死，幼童北鄉侯繼位，閻太后臨朝，閻顯掌大權，殺逐漢安帝寵信的宦官。閻家專權不過幾個月，北鄉侯病死。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殺閻顯，立漢順帝（十一歲）。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勢力又大進一步。他們得兼做朝官，得傳爵給養子，並得薦舉人做官。從此下層豪強不合法的仕進變為合法的仕進，“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較鯁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圖和宦官對抗。
一四四年，漢順帝死。一四六年，漢桓帝（十五歲）繼位。梁太后臨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從外戚的失敗裏取得了更多的經驗，她並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揚儒學，招募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她殺逐李固為首的鯁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廣為首的典型官僚。胡廣是官僚集團的代表人物。他與宦官通婚姻，又與名士相交結，薦舉陳蕃等人。當時諺語說“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廣熟悉典章有辦事經驗，柔媚謙恭能不抵觸任何人。梁太后選用這一派官僚，使三個集團各行其事，取得相當的均衡，梁家政權因此保持了將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漢桓帝結合一批宦官殺梁冀。又殺梁家重要徒黨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數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餘人，朝官幾乎空了。這幾百個徒党獻給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來的贓物，被朝廷沒收後，官賣得錢三十萬萬。官賣價當然比實在價低，梁冀財產實際上應超過三十萬萬。加上樑冀一家人二十年來無限奢侈浪費的財物，再加上幾百個徒黨家的巨大贓物，總數真是駭人。從這個駭人的總數裏可以想見勞動人民遭受到怎樣可駭的剝削。梁家贓物很快就賣出了，收買的人無疑是宦官和有勢力的貴族，他們擁有極大的贓錢，也就可以想見。
梁冀結交梁太后寵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黨都薦舉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鯁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個縣，聽說朱穆快要到來，掛印逃避的縣官就有四十多個；恃勢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從上述事例看來，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給官僚集團的道路是不寬的。那些鯁直派官僚當然感到不滿，企圖仕進的士人更是無路可走。這種情形，迫使鯁直派官僚、名士、太學生結合起來，聯絡外戚來反對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漢桓帝逮捕下獄。劉陶為首的太學生數千人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說：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太學生斥責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於義憤，但梁冀罪惡並不比宦官輕多少，太學生卻一句話也沒說，足見他們的主要目的，還在於反對宦官侵奪仕路，反對下層豪強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後至一六七年漢桓帝死，八九年間宦官勢力幾乎達到獨霸政權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現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縣官，現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內外重要官職多被他們把持著，官僚集團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狹窄了。鯁直派官僚、名士、太學生以及地方官學生、私門學生結成廣泛的士人集團，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為理由，展開了士人、宦官間的鬥爭。
鯁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經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與名士郭泰等人交結，被士人推為名士的首領。當時名士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們不就官府的徵召，每拒絕徵召一次，他們的聲望和社會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們認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雖然不做官，他們的社會地位實際上抵得一個大官。這一類人數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類是言行剛勁疾惡如仇的名士。他們依據儒學的道德標準，實行了孔子“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格言，認為善的人，互相推薦標榜，自然結合成一類，認為惡的人，不分輕重，一概深惡痛疾，只想殺逐他們。這是宦官政治激發起來的一種憤怒反抗。他們的行動是勇敢的，但絲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勢力。這一類名士，是統治階級中的鯁直派，也是抱有正義感、對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在士人中卻起著宣導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類是迎合風氣的名士。這一類人數最多，是第二類名士得勢時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補者。例如張儉激昂地毀滅宦官侯覽的家園，名聞天下。後來漢靈帝殺党人，張儉逃難，連累了許多隱藏他的人。張儉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讓成千的人破家滅族來替死。党禍解除後，張儉回家過著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歲，再也不敢說一句反對宦官的話。又如黃允，不就官府徵召。大官們想見他，黃允自稱養病，不見賓客。大官們派遣親信人早晚到門上問候病情，也拒絕不見。黃允被認為清高士，聲名極大。司徒袁隗是一個典型的大官僚，慕黃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給他。黃允聽說，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會親族，當眾宣佈黃允隱惡事十五條，不過十天，黃允逃出洛陽，不再是名士了。黃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個，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當然多得很。太學名士極大部分就是張儉、黃允一類的名士。
太學生三萬余人，郭泰、賈彪為首領。郭泰等人結合陳蕃、李膺等鯁直派大官僚，評論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官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範圍的政治團體。宦官和他的徒党無論在宮內、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一六六年，漢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為黨人，下獄治罪。這些党人項頸、手、足加上所謂“三木”的刑具，頭被一種東西蒙蓋著，一個挨一個的受獄吏慘毒的拷打。漢桓帝皇后的父親竇武，向來用財物結交太學生，頗得好評，這時候出面勸漢桓帝釋免黨人。宦官也不敢過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漢桓帝赦黨人回家，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
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從這次黨禍裏，顯示出統治階級三個集團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原來在政治上有極大勢力的外戚集團，自梁冀失敗以後，政治勢力和社會影響都降落了。象竇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來接近太學生。這說明外戚已經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層豪強。代表下層豪強的宦官集團，社會地位極低，雖然政治上有極大權力，精神上卻感自卑，以獲得名士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見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圖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團得勢是暫時的，它所代表的下層豪強，極小部分轉化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無權做官吏的微賤人。原來代表中小地主以舉孝廉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順利上升為大地主，自東漢初年以來，逐漸形成所謂“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稱士族為望族、姓族與稱豪強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區別，實際都是豪強），散佈在各州郡。這個士族即官僚集團，上起望族下至廣大學生，包括了地主階級的各個階層。特別是鯁直派官僚與名士在堅強地攻擊宦官中，造成一種很高的聲望，原來依靠外戚的上層豪強現在轉到官僚集團方面來，與官僚集團的上層結合成一體，這樣，官僚集團愈益擴大，成為代替外戚集團對抗宦官集團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陽歸太原，“衣冠諸儒”到黃河岸送行，車數千輛。這裏所謂“衣冠”是指各種身分的官僚，所謂“諸儒”是指太學生一類的士人。範滂自獄中釋放回汝南，路過南陽，南陽士大夫迎接他，車數千輛。洛陽、南陽是貴族、豪強、官僚的集中地，郭泰、範滂受到他們這樣的尊崇，說明東漢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團）已經是統治階級的主要代表。宦官失敗以後，經過一番大混鬥，士族對下層豪強以及一切所謂微賤人的壓迫權進一步確立了，同時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級士族的名士來反對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內部按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也就是按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做官權。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這一件既成事實的法律規定。
一六七年，漢桓帝死，漢靈帝（十二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竇武掌朝政。竇武結合陳蕃、李膺等人，準備殺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殺竇武、陳蕃，又殺逐所有竇、陳派的朝官，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前些時，太學生和全國士人共相標榜，給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為三十五人）立稱號。竇武（外戚）、陳蕃（官僚）、劉淑（宗室）三人稱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領。李膺等稱八俊（俊傑），郭泰、範滂等稱八顧（有德行），張儉、劉表等稱八及（能引導後進），度尚（農民起義的兇惡鎮壓者）等稱八廚（有錢救濟貧士）。地方名士也立稱號，如山陽郡有張儉為首的八俊、八顧、八及二十四人。竇武、陳蕃死後，漢靈帝大興黨獄，殺李膺、範滂等一百餘人，禁錮六七百人，太學生被捕一千餘人。党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人全部免官禁錮。這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對士族的打擊是慘重的，內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佔據了。一個富人孟佗，想得個官做。他和宦官張讓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財物，要管家奴當眾對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謁見張讓。張讓門前經常有求官人的車數百或千余輛，孟佗的車不能前進。管家奴率領一群蒼頭（低級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車子抬進門去。求官人見了大驚，以為孟佗是張讓的好朋友，爭著送他珍寶。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張讓，張讓很滿意，叫他做涼州刺史。一說，孟佗送張讓葡萄酒一鬥，便得涼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樣取得刺史這個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層豪強來填補從士族那裏奪得的官職則是事實。凡屬於宦官集團的大小官有一個共同性，那就是“貪如豺虎”（當然，不是說士族中沒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殺逐了黨人，但對士人還是有疑懼，他們想出一些辦法來，企圖加強自己的勢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漢靈帝命蔡邕寫定五經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太學講堂前（熹平石經）。五經文字與宦官本來毫不相干。因為太學生在太學爭考試等第的高下，往往鬧到官府裏去爭訟。宦官早已被名士們議論政事嚇得發狂，亂殺一陣，現在這些太學生又來糾纏經學，擾攘不休，對宦官確是一種可厭的刺激。五經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靜了。不過，太學生既然誦習經書作為議論的根據，想公然說出擁護宦官的議論來是困難的，因此宦官在太學以外，要另立一個太學。一七八年，漢靈帝立鴻都門學。這個皇帝親自創辦的太學裏，講究辭賦、小說、繪畫、書法，意在用文學藝術來對抗太學的腐朽經學。又為鴻都文學家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畫像題贊辭來對抗黨人們標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學生考試及格，就給大官做，不及格也得個較小的官做。還有一些學生，漢靈帝命令三公州郡薦舉或徵召來代替薦舉孝廉。宦官這樣做，覺得對士族的排斥還不夠徹底，因為鴻都學生雖然被士族稱為出身“微蔑”（極低微為蔑）、“鬥筲小人”（不足道的人），到底還是讀書人，下層豪強不一定讀過書，想做官仍受到限制。
漢靈帝和宦官們為了徹底排斥士族並滿足自己的無底囊，索性開一個叫做西園的官員交易所，標出官價公開賣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價貴一倍。各縣肥瘦不等，讓求官人估價投標，出價較高的人才能得標上任。定價以外，又看求官人身分及財產隨時加減，如名士崔烈半價買得一個司徒（定價一千萬錢）做，宦官曹騰（漢桓帝的宦官）的養子曹嵩家極富饒，買太尉出錢一萬萬，比定價貴十倍。又為優待主顧，擴充營業起見，允許先掛賒欠賬，到任後限期加倍還欠。又為儘快周轉以廣招徠起見，一個官上任不久，另派一個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內甚至替換好幾次。官怕損失本錢又要大獲利錢，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緩。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饑不敢食”，賤價賣出自己僅有的一點穀物，讓新官一到就得錢，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漢靈帝和宦官覺得這樣做還是不夠，命令州郡送助軍（當時黃巾已起義）修宮錢，大郡多至二三千萬錢，最小的縣也不能免。送錢以外，還要“價買”木材石料，令州郡運送到京師。宦官派人點收，硬說材料不中用，只給價十分之一，轉手賣給商人，得十足價錢。有些材料根本不點收，讓州郡再送。人民在這一大群豺虎盜賊的吞噬下，逼得實在生路全絕，一八四年開始的黃巾大起義，雖然很快彼鎮壓下去，但農民仍到處起來反抗。當時宦官害怕黃巾起義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願作內應，其餘都召還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徒黨，準備退避。漢靈帝感到孤立，下詔赦免党人，利用那些口頭上斥責宦官虐民自己似乎是同情農民的士族來鎮壓起義軍。經常宣稱“張常侍（張讓）是我的父親，趙常侍（趙忠）是我的母親”的漢靈帝開始覺得士族有用，質問宦官們說：你們總說黨人想造反，該殺該禁錮。現在黨人都給國家出力，你們反倒和黃巾通情，該殺不該殺！飽受宦官高壓的士族因此又得了勢。士族仇視宦官，更仇視農民起義，他們看到漢朝必亡，紛紛組織武力，等待割據稱雄的時機到來。
一八九年，漢靈帝死，皇子劉辯繼位。何太后臨朝，何進掌朝政。社會下層（屠戶）出身的何進企圖依靠下層豪強的大豪強董卓殺宦官，不料宦官首先發動，殺死何進。士族大豪強袁紹起兵殺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殲滅。董卓引兵到洛陽，逐走袁紹，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后，立漢獻帝。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滅了，東漢的朝廷實際上也消滅了。象徵中央集權的朝廷已經消滅，豪強們便公開進行著瘋狂的武裝混鬥，黑暗的東漢後期轉入了社會空前大破壞的分裂時期。
西元前一一九年，西漢武帝置鹽鐵官，從豪強手中收回鹽鐵大利。這是中央集權勢力壓倒豪強割據勢力的一個重大標誌。西元八八年，漢章帝死，漢和帝（十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稱朕，外戚竇憲總攬大權，事實上竇家做漢皇帝了。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個統治階級特別是豪強的默許是會發生困難的。竇太后臨朝，首先宣佈“罷鹽鐵之禁，縱（任）民煮鑄”。這就是朝廷讓出鹽鐵大利來換取豪強對竇氏政權的默許。從此豪強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隨著加強。一向被排斥的下層豪強，現在不肯屈服了，他們很自然的要求參與政權，但做官吏卻有困難。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給貧士公沙穆一百萬錢，讓公沙穆買個官做，自己間接得些做官的好處。公沙穆決心求做孝廉，拒絕他的買官錢。王仲這一類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條道路，自然都成為宦官的擁護者。宦官憑藉這個社會基礎，也就有了相當的力量和外戚爭奪政權。鹽鐵官的廢除，標誌著中央集權勢力的削弱，豪強割據勢力的增強，同時也是東漢後期黑暗政治開始的一個信號。在這個黑暗時期裏，廣大勞動人民遭受了嚴重的災難，國境內的少數族，也受到殘酷的欺壓，反抗戰爭到處發生，但都被豪強勢力鎮壓下去。東漢後期國家衰弱，豪強卻擁有堅強的武力，終於釀成東漢末年社會空前大破壞的軍閥混鬥。
竇憲得政權後，竇家的大批徒黨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個縣令。這些徒黨們儘量搜刮民財給竇憲送禮報恩。竇家又養了許多刺客，迫害比較正直不肯附從的官僚集團中人。西元九二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竇憲，竇家黨徒全部革官下獄治罪。鄭眾因功封侯，宦官從此參與政事。
一○五年，漢和帝死。一○七年漢安帝（十三歲）繼位，鄧太后臨朝。鄧騭（音至zhì）輔政。鄧太后從竇家的失敗裏取得了一些經驗，她並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又授權河南尹、南陽太守（洛陽、南陽是貴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嚴格管束鄧家人和鄧家的親戚賓客。這些人犯罪，地方官有權懲罰他們。她又表揚儒學，尊禮三公，使鄧騭薦舉名士楊震等多人，把官僚集團吸引到外戚方面來。鄧太后這樣做，地位算是鞏固了。一二一年，鄧太后死，漢安帝結合一部分宦官起來殺逐鄧家人。新得勢的宦官引用失意官僚與下層豪強做官，作為自己的徒黨。楊震一派鯁直的官僚認為“白黑混淆，清濁同源”，堅決抗議。所謂白清，就是按正途仕進的士人，所謂黑濁，就是無權做官的微賤人。從此外戚與宦官的衝突以外，又加上清流與濁流的衝突。楊震被迫自殺，更加深了清流對濁流的仇恨。
一二五年，漢安帝死，幼童北鄉侯繼位，閻太后臨朝，閻顯掌大權，殺逐漢安帝寵信的宦官。閻家專權不過幾個月，北鄉侯病死。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殺閻顯，立漢順帝（十一歲）。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勢力又大進一步。他們得兼做朝官，得傳爵給養子，並得薦舉人做官。從此下層豪強不合法的仕進變為合法的仕進，“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較鯁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圖和宦官對抗。
一四四年，漢順帝死。一四六年，漢桓帝（十五歲）繼位。梁太后臨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從外戚的失敗裏取得了更多的經驗，她並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揚儒學，招募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她殺逐李固為首的鯁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廣為首的典型官僚。胡廣是官僚集團的代表人物。他與宦官通婚姻，又與名士相交結，薦舉陳蕃等人。當時諺語說“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廣熟悉典章有辦事經驗，柔媚謙恭能不抵觸任何人。梁太后選用這一派官僚，使三個集團各行其事，取得相當的均衡，梁家政權因此保持了將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漢桓帝結合一批宦官殺梁冀。又殺梁家重要徒黨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數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餘人，朝官幾乎空了。這幾百個徒党獻給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來的贓物，被朝廷沒收後，官賣得錢三十萬萬。官賣價當然比實在價低，梁冀財產實際上應超過三十萬萬。加上樑冀一家人二十年來無限奢侈浪費的財物，再加上幾百個徒黨家的巨大贓物，總數真是駭人。從這個駭人的總數裏可以想見勞動人民遭受到怎樣可駭的剝削。梁家贓物很快就賣出了，收買的人無疑是宦官和有勢力的貴族，他們擁有極大的贓錢，也就可以想見。
梁冀結交梁太后寵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黨都薦舉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鯁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個縣，聽說朱穆快要到來，掛印逃避的縣官就有四十多個；恃勢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從上述事例看來，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給官僚集團的道路是不寬的。那些鯁直派官僚當然感到不滿，企圖仕進的士人更是無路可走。這種情形，迫使鯁直派官僚、名士、太學生結合起來，聯絡外戚來反對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漢桓帝逮捕下獄。劉陶為首的太學生數千人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說：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太學生斥責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於義憤，但梁冀罪惡並不比宦官輕多少，太學生卻一句話也沒說，足見他們的主要目的，還在於反對宦官侵奪仕路，反對下層豪強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後至一六七年漢桓帝死，八九年間宦官勢力幾乎達到獨霸政權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現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縣官，現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內外重要官職多被他們把持著，官僚集團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狹窄了。鯁直派官僚、名士、太學生以及地方官學生、私門學生結成廣泛的士人集團，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為理由，展開了士人、宦官間的鬥爭。
鯁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經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與名士郭泰等人交結，被士人推為名士的首領。當時名士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們不就官府的徵召，每拒絕徵召一次，他們的聲望和社會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們認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雖然不做官，他們的社會地位實際上抵得一個大官。這一類人數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類是言行剛勁疾惡如仇的名士。他們依據儒學的道德標準，實行了孔子“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格言，認為善的人，互相推薦標榜，自然結合成一類，認為惡的人，不分輕重，一概深惡痛疾，只想殺逐他們。這是宦官政治激發起來的一種憤怒反抗。他們的行動是勇敢的，但絲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勢力。這一類名士，是統治階級中的鯁直派，也是抱有正義感、對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在士人中卻起著宣導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類是迎合風氣的名士。這一類人數最多，是第二類名士得勢時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補者。例如張儉激昂地毀滅宦官侯覽的家園，名聞天下。後來漢靈帝殺党人，張儉逃難，連累了許多隱藏他的人。張儉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讓成千的人破家滅族來替死。党禍解除後，張儉回家過著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歲，再也不敢說一句反對宦官的話。又如黃允，不就官府徵召。大官們想見他，黃允自稱養病，不見賓客。大官們派遣親信人早晚到門上問候病情，也拒絕不見。黃允被認為清高士，聲名極大。司徒袁隗是一個典型的大官僚，慕黃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給他。黃允聽說，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會親族，當眾宣佈黃允隱惡事十五條，不過十天，黃允逃出洛陽，不再是名士了。黃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個，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當然多得很。太學名士極大部分就是張儉、黃允一類的名士。
太學生三萬余人，郭泰、賈彪為首領。郭泰等人結合陳蕃、李膺等鯁直派大官僚，評論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官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範圍的政治團體。宦官和他的徒党無論在宮內、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一六六年，漢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為黨人，下獄治罪。這些党人項頸、手、足加上所謂“三木”的刑具，頭被一種東西蒙蓋著，一個挨一個的受獄吏慘毒的拷打。漢桓帝皇后的父親竇武，向來用財物結交太學生，頗得好評，這時候出面勸漢桓帝釋免黨人。宦官也不敢過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漢桓帝赦黨人回家，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
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從這次黨禍裏，顯示出統治階級三個集團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原來在政治上有極大勢力的外戚集團，自梁冀失敗以後，政治勢力和社會影響都降落了。象竇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來接近太學生。這說明外戚已經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層豪強。代表下層豪強的宦官集團，社會地位極低，雖然政治上有極大權力，精神上卻感自卑，以獲得名士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見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圖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團得勢是暫時的，它所代表的下層豪強，極小部分轉化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無權做官吏的微賤人。原來代表中小地主以舉孝廉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順利上升為大地主，自東漢初年以來，逐漸形成所謂“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稱士族為望族、姓族與稱豪強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區別，實際都是豪強），散佈在各州郡。這個士族即官僚集團，上起望族下至廣大學生，包括了地主階級的各個階層。特別是鯁直派官僚與名士在堅強地攻擊宦官中，造成一種很高的聲望，原來依靠外戚的上層豪強現在轉到官僚集團方面來，與官僚集團的上層結合成一體，這樣，官僚集團愈益擴大，成為代替外戚集團對抗宦官集團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陽歸太原，“衣冠諸儒”到黃河岸送行，車數千輛。這裏所謂“衣冠”是指各種身分的官僚，所謂“諸儒”是指太學生一類的士人。範滂自獄中釋放回汝南，路過南陽，南陽士大夫迎接他，車數千輛。洛陽、南陽是貴族、豪強、官僚的集中地，郭泰、範滂受到他們這樣的尊崇，說明東漢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團）已經是統治階級的主要代表。宦官失敗以後，經過一番大混鬥，士族對下層豪強以及一切所謂微賤人的壓迫權進一步確立了，同時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級士族的名士來反對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內部按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也就是按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做官權。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這一件既成事實的法律規定。
一六七年，漢桓帝死，漢靈帝（十二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竇武掌朝政。竇武結合陳蕃、李膺等人，準備殺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殺竇武、陳蕃，又殺逐所有竇、陳派的朝官，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前些時，太學生和全國士人共相標榜，給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為三十五人）立稱號。竇武（外戚）、陳蕃（官僚）、劉淑（宗室）三人稱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領。李膺等稱八俊（俊傑），郭泰、範滂等稱八顧（有德行），張儉、劉表等稱八及（能引導後進），度尚（農民起義的兇惡鎮壓者）等稱八廚（有錢救濟貧士）。地方名士也立稱號，如山陽郡有張儉為首的八俊、八顧、八及二十四人。竇武、陳蕃死後，漢靈帝大興黨獄，殺李膺、範滂等一百餘人，禁錮六七百人，太學生被捕一千餘人。党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人全部免官禁錮。這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對士族的打擊是慘重的，內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佔據了。一個富人孟佗，想得個官做。他和宦官張讓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財物，要管家奴當眾對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謁見張讓。張讓門前經常有求官人的車數百或千余輛，孟佗的車不能前進。管家奴率領一群蒼頭（低級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車子抬進門去。求官人見了大驚，以為孟佗是張讓的好朋友，爭著送他珍寶。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張讓，張讓很滿意，叫他做涼州刺史。一說，孟佗送張讓葡萄酒一鬥，便得涼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樣取得刺史這個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層豪強來填補從士族那裏奪得的官職則是事實。凡屬於宦官集團的大小官有一個共同性，那就是“貪如豺虎”（當然，不是說士族中沒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殺逐了黨人，但對士人還是有疑懼，他們想出一些辦法來，企圖加強自己的勢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漢靈帝命蔡邕寫定五經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太學講堂前（熹平石經）。五經文字與宦官本來毫不相干。因為太學生在太學爭考試等第的高下，往往鬧到官府裏去爭訟。宦官早已被名士們議論政事嚇得發狂，亂殺一陣，現在這些太學生又來糾纏經學，擾攘不休，對宦官確是一種可厭的刺激。五經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靜了。不過，太學生既然誦習經書作為議論的根據，想公然說出擁護宦官的議論來是困難的，因此宦官在太學以外，要另立一個太學。一七八年，漢靈帝立鴻都門學。這個皇帝親自創辦的太學裏，講究辭賦、小說、繪畫、書法，意在用文學藝術來對抗太學的腐朽經學。又為鴻都文學家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畫像題贊辭來對抗黨人們標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學生考試及格，就給大官做，不及格也得個較小的官做。還有一些學生，漢靈帝命令三公州郡薦舉或徵召來代替薦舉孝廉。宦官這樣做，覺得對士族的排斥還不夠徹底，因為鴻都學生雖然被士族稱為出身“微蔑”（極低微為蔑）、“鬥筲小人”（不足道的人），到底還是讀書人，下層豪強不一定讀過書，想做官仍受到限制。
漢靈帝和宦官們為了徹底排斥士族並滿足自己的無底囊，索性開一個叫做西園的官員交易所，標出官價公開賣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價貴一倍。各縣肥瘦不等，讓求官人估價投標，出價較高的人才能得標上任。定價以外，又看求官人身分及財產隨時加減，如名士崔烈半價買得一個司徒（定價一千萬錢）做，宦官曹騰（漢桓帝的宦官）的養子曹嵩家極富饒，買太尉出錢一萬萬，比定價貴十倍。又為優待主顧，擴充營業起見，允許先掛賒欠賬，到任後限期加倍還欠。又為儘快周轉以廣招徠起見，一個官上任不久，另派一個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內甚至替換好幾次。官怕損失本錢又要大獲利錢，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緩。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饑不敢食”，賤價賣出自己僅有的一點穀物，讓新官一到就得錢，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漢靈帝和宦官覺得這樣做還是不夠，命令州郡送助軍（當時黃巾已起義）修宮錢，大郡多至二三千萬錢，最小的縣也不能免。送錢以外，還要“價買”木材石料，令州郡運送到京師。宦官派人點收，硬說材料不中用，只給價十分之一，轉手賣給商人，得十足價錢。有些材料根本不點收，讓州郡再送。人民在這一大群豺虎盜賊的吞噬下，逼得實在生路全絕，一八四年開始的黃巾大起義，雖然很快彼鎮壓下去，但農民仍到處起來反抗。當時宦官害怕黃巾起義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願作內應，其餘都召還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徒黨，準備退避。漢靈帝感到孤立，下詔赦免党人，利用那些口頭上斥責宦官虐民自己似乎是同情農民的士族來鎮壓起義軍。經常宣稱“張常侍（張讓）是我的父親，趙常侍（趙忠）是我的母親”的漢靈帝開始覺得士族有用，質問宦官們說：你們總說黨人想造反，該殺該禁錮。現在黨人都給國家出力，你們反倒和黃巾通情，該殺不該殺！飽受宦官高壓的士族因此又得了勢。士族仇視宦官，更仇視農民起義，他們看到漢朝必亡，紛紛組織武力，等待割據稱雄的時機到來。
一八九年，漢靈帝死，皇子劉辯繼位。何太后臨朝，何進掌朝政。社會下層（屠戶）出身的何進企圖依靠下層豪強的大豪強董卓殺宦官，不料宦官首先發動，殺死何進。士族大豪強袁紹起兵殺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殲滅。董卓引兵到洛陽，逐走袁紹，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后，立漢獻帝。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滅了，東漢的朝廷實際上也消滅了。象徵中央集權的朝廷已經消滅，豪強們便公開進行著瘋狂的武裝混鬥，黑暗的東漢後期轉入了社會空前大破壞的分裂時期。
2008年8月19日星期二
東漢前期政治概狀
第三章 繼續對外擴展並由統一走向分裂時期——東漢三國
第一節 政治概狀——東漢前期
（漢光武帝至漢章帝共六十四年）
劉秀（漢光武帝）獲得了農民戰爭的果實，重新建立起漢朝的統治。因為他建都在洛陽，史家稱他的漢朝為東漢朝。
漢光武帝本人是個大豪強。他所依靠的統治集團（雲台二十八將、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個以南陽豪強為基幹的豪強集團。這個集團一開始就顯出嚴重的兼併性和割據性，因之東漢前期，作為中央集權的體現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礙豪強利益的限度內對他們行施著一定程度的控制權。東漢後期，兩個豪強集團猛烈地爭奪對朝廷的控制權，大大發展了它們的兼併性和割據性。它們給廣大農民製造出無限的災難，農民被迫起義，最後爆發了黃巾軍大起義。由於大起義的失敗，豪強們各依自己的武力，公開割據稱雄，統一的外殼破裂了，社會進入大混亂的分裂時期。
本節敍述東漢前期因王莽時農民戰爭的推動，社會多少有些進步；同時因戰爭的果實落在豪強集團手中，豪強勢力加速地擴大起來，引起東漢後期豪強集團的猛烈衝突。
王莽時農民起義軍勢力到達的地區，奴隸參加起義，地主受到懲罰，農民有荒地可墾，土地與奴隸問題獲得了部分的解決。赤眉軍屢戰屢勝，兵士們卻日夜愁泣，要求回家種地。這說明起義地區的地主統治已經發生變化，淳樸的兵士們認為可以回家了。漢光武帝在農民戰爭這個部分勝利的基礎上，著手解決奴隸與土地兩個根本問題。
西元二六年，即漢光武帝稱帝的第二年，當時戰爭正在開始，他便下詔書，令民間釋放奴婢。自二六年到三八年，下了七次詔書（其中一次是免罪徒為庶民）釋放官私奴婢。詔書說：敢拘留不放的奴婢主，按略賣人口律治罪。他又給那些被父母出賣為奴婢的制定了保護生命的法律。西元三五年，連下三次詔書：（一）奴婢主殺奴婢不得減罪；（二）奴婢主炙灼奴婢，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為庶民；（三）廢除奴婢射傷人處死刑的法律。這些限制奴婢主暴虐和允許奴婢有自衛權的法律，顯然含有進步的意義，這將使權勢較小的奴婢主，在獸性勃發的時候，多少要有些顧忌。自西元五三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到七九年（漢章帝建初四年），朝廷發給鰥寡孤獨及不能生活的貧民粟三斛或五六斛前後凡十次，平均約三年發一次救急糧，主要用意也在減少貧民賣身為奴婢。東漢朝奴隸不象西漢後期那樣成為社會的危急問題，漢光武帝這些措施是起著作用的。地主階級並不反對這些措施，因為農民大起義給了它應得的教訓。
在解決土地問題上，漢光武帝完全失敗了。西元三六年，全國統一。三九年，下詔書檢查墾田與戶口實數。豪強霸佔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問，對廣大農民和某些缺少勢力的地主，官吏卻以查田為名，大肆訛詐，逼得全國農民和某些地主到處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農民起義軍的發源地，反抗尤為劇烈。漢光武帝面對著這個事實，採取什麼措施呢？當然，他同州郡官一樣，也不敢查問豪強。他追究大司徒（宰相）歐陽歙做汝南太守時查田不實、貪贓一千余萬錢的罪行，下獄處死。又用同樣罪名殺死河南尹（最重要的地方官）及郡太守十余人。這算是對農民表示那些贓官已經受到懲罰了。他是鎮壓農民最有經驗的統治者，他知道用武力鎮壓起兵反抗的農民，將要引起農民更大的反抗，因此他用五人共殺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從此以後，東漢朝廷向豪強勢力完全屈服，不再檢查墾田與戶口的實數。漢光武帝自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這就是他對豪強所行的柔道。
西漢後期極其緊張的土地與奴婢問題，由於農民大起義得到部分的解決，依靠這個部分的解決，東漢才建立起將近二百年的統治。
西漢地主階級分無市籍與有市籍（包括一切所謂微賤人）兩部分。無市籍地主有做官吏的權利，有市籍地主不得做官吏甚至法律上不許佔有田地。這兩種地主雖然都有大小豪強，但從政治地位說來，無市籍豪強是上層豪強，它的最高級是貴族和大官僚；有市籍豪強是下層豪強，它的最高級是大商賈。政治上上層豪強排斥下層豪強。經濟上兩種豪強有相同處，就是上層豪強也經營商業，下層豪強也兼併田地；他們又有相互聯繫處，就是下層豪強向上層豪強納賄取得政治上的保護。
漢光武帝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外戚四十五人，與宗室王侯合成一個豪強集團。朝廷用人，主要從這個集團中選取，特別是南陽人。東漢皇室宗室的男女嫁娶，大體上也不出這個集團的範圍。皇后皇太后的母家常是這個集團中最有勢力的一家。東漢後期，政權常常落入外戚手中，外戚成為無市籍大地主，也就是上層豪強的政治代表。
漢光武帝為集中權力，在朝官中設尚書六人，分掌全國政事。尚書官位低微，但“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職權極為重大。朝廷最高的官稱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無實權，只是給那些有資望的大臣享受名義上的尊榮。在宮內設中常侍、小黃門、中黃門等宦官多人，掌傳達皇帝口詔，閱覽尚書呈進的文書。東漢後期，宦官經常從外戚手中奪得政權，指揮尚書們發號施令，朝廷大官無法對抗。宦官都是無賴凶狡人出身，他們奪得政權後，成為有市籍地主，也就是下層豪強的政治代表。
無市籍的中小地主有權做官吏，仕進的道路一般是（一）公府辟召，就是三公等大官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官府屬官；（二）郡國薦舉，就是郡太守國相按二十萬人口選舉孝廉一人的比例，每年保薦孝廉若干人到朝廷，考試及格後授各種官職；（三）由曹掾（音院yuàn吏）積累資格逐漸上升，就是京內外各長官（包括縣令）聘士人做本官府屬吏，由吏遷升為官。走這三條仕路的人，必須（一）是士人；（二）是通經學或能作奏章的士人；（三）是被稱為孝廉的士人。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只好先讀書，因之，東漢太學、地方官學、私學都很發達。也因為學校發達，士人間競爭也更加劇烈，在孝廉這個名義下，包含著各式各樣的求名法。例如許武被舉為孝廉以後，和兩個兄弟分家，三分財產自己取最好的一份。兩個兄弟算是能讓，也被舉為孝廉。許武於是大會賓客，宣告使兩弟成名的本意，把自己一份財產分給兩弟，許武因此獲得更大的聲名。又如趙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喪禮，前後凡二十餘年，鄉人都稱他是孝子，州郡官屢次請他做官，他都不出來，孝名愈來愈大。後來郡太守陳蕃查出趙宣在墓道中生了五個兒子，按惑眾欺鬼神的罪名處罰。上述那些求名法一般是出於缺乏勢力的士人。有憑藉的士人就不必這樣做，他們或者以閥閱（門第資格）被薦舉，或者走權貴門路。例如河南尹田歆，某次照例薦舉六個孝廉，其中權貴指定的就有五個。不管士人用什麼方法求仕進，有權薦舉士人的大官還自有一個選擇法，那就是“郡國舉孝廉，大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薦主與被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君臣的關係，在私人情感上發生父子的關係，被薦人如果對薦主不表現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背義，將為士類所不齒。大官們歷年薦舉士人，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團。有些名門世家，甚至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團體。士人是無市籍地主階級的一個階層，東漢後期士人逐漸從外戚為代表的上層豪強集團裏分化出來，變成官僚集團，在外戚、宦官兩種勢力之外，自成一種勢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團，反對宦官集團。它的進一步發展，就成為魏、晉、南北朝的士族。
東漢後期的政治，在統治階級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兩大集團附帶著一個官僚集團的活動、衝突和變化。這三個集團在東漢前期先後發育起來，不過，漢光武帝和他的繼承人漢明帝還能掌握皇帝的權力，外戚，尤其是宦官，還不敢公然橫行作惡。他們在位的時候，確是懲治不法官吏比較嚴，賦稅徭役比較輕，對外戰爭比較少，史家稱漢明帝時“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王莽暴亂後，出現這個休息時期，是符合社會要求的。漢章帝改變漢光武帝、漢明帝的“嚴切”政治，被稱為“寬厚長者”。外戚、宦官得到寬厚待遇，開始作起惡來，漢章帝死後，東漢政治便進入黑暗時期。
第一節 政治概狀——東漢前期
（漢光武帝至漢章帝共六十四年）
劉秀（漢光武帝）獲得了農民戰爭的果實，重新建立起漢朝的統治。因為他建都在洛陽，史家稱他的漢朝為東漢朝。
漢光武帝本人是個大豪強。他所依靠的統治集團（雲台二十八將、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個以南陽豪強為基幹的豪強集團。這個集團一開始就顯出嚴重的兼併性和割據性，因之東漢前期，作為中央集權的體現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礙豪強利益的限度內對他們行施著一定程度的控制權。東漢後期，兩個豪強集團猛烈地爭奪對朝廷的控制權，大大發展了它們的兼併性和割據性。它們給廣大農民製造出無限的災難，農民被迫起義，最後爆發了黃巾軍大起義。由於大起義的失敗，豪強們各依自己的武力，公開割據稱雄，統一的外殼破裂了，社會進入大混亂的分裂時期。
本節敍述東漢前期因王莽時農民戰爭的推動，社會多少有些進步；同時因戰爭的果實落在豪強集團手中，豪強勢力加速地擴大起來，引起東漢後期豪強集團的猛烈衝突。
王莽時農民起義軍勢力到達的地區，奴隸參加起義，地主受到懲罰，農民有荒地可墾，土地與奴隸問題獲得了部分的解決。赤眉軍屢戰屢勝，兵士們卻日夜愁泣，要求回家種地。這說明起義地區的地主統治已經發生變化，淳樸的兵士們認為可以回家了。漢光武帝在農民戰爭這個部分勝利的基礎上，著手解決奴隸與土地兩個根本問題。
西元二六年，即漢光武帝稱帝的第二年，當時戰爭正在開始，他便下詔書，令民間釋放奴婢。自二六年到三八年，下了七次詔書（其中一次是免罪徒為庶民）釋放官私奴婢。詔書說：敢拘留不放的奴婢主，按略賣人口律治罪。他又給那些被父母出賣為奴婢的制定了保護生命的法律。西元三五年，連下三次詔書：（一）奴婢主殺奴婢不得減罪；（二）奴婢主炙灼奴婢，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為庶民；（三）廢除奴婢射傷人處死刑的法律。這些限制奴婢主暴虐和允許奴婢有自衛權的法律，顯然含有進步的意義，這將使權勢較小的奴婢主，在獸性勃發的時候，多少要有些顧忌。自西元五三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到七九年（漢章帝建初四年），朝廷發給鰥寡孤獨及不能生活的貧民粟三斛或五六斛前後凡十次，平均約三年發一次救急糧，主要用意也在減少貧民賣身為奴婢。東漢朝奴隸不象西漢後期那樣成為社會的危急問題，漢光武帝這些措施是起著作用的。地主階級並不反對這些措施，因為農民大起義給了它應得的教訓。
在解決土地問題上，漢光武帝完全失敗了。西元三六年，全國統一。三九年，下詔書檢查墾田與戶口實數。豪強霸佔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問，對廣大農民和某些缺少勢力的地主，官吏卻以查田為名，大肆訛詐，逼得全國農民和某些地主到處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農民起義軍的發源地，反抗尤為劇烈。漢光武帝面對著這個事實，採取什麼措施呢？當然，他同州郡官一樣，也不敢查問豪強。他追究大司徒（宰相）歐陽歙做汝南太守時查田不實、貪贓一千余萬錢的罪行，下獄處死。又用同樣罪名殺死河南尹（最重要的地方官）及郡太守十余人。這算是對農民表示那些贓官已經受到懲罰了。他是鎮壓農民最有經驗的統治者，他知道用武力鎮壓起兵反抗的農民，將要引起農民更大的反抗，因此他用五人共殺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從此以後，東漢朝廷向豪強勢力完全屈服，不再檢查墾田與戶口的實數。漢光武帝自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這就是他對豪強所行的柔道。
西漢後期極其緊張的土地與奴婢問題，由於農民大起義得到部分的解決，依靠這個部分的解決，東漢才建立起將近二百年的統治。
西漢地主階級分無市籍與有市籍（包括一切所謂微賤人）兩部分。無市籍地主有做官吏的權利，有市籍地主不得做官吏甚至法律上不許佔有田地。這兩種地主雖然都有大小豪強，但從政治地位說來，無市籍豪強是上層豪強，它的最高級是貴族和大官僚；有市籍豪強是下層豪強，它的最高級是大商賈。政治上上層豪強排斥下層豪強。經濟上兩種豪強有相同處，就是上層豪強也經營商業，下層豪強也兼併田地；他們又有相互聯繫處，就是下層豪強向上層豪強納賄取得政治上的保護。
漢光武帝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外戚四十五人，與宗室王侯合成一個豪強集團。朝廷用人，主要從這個集團中選取，特別是南陽人。東漢皇室宗室的男女嫁娶，大體上也不出這個集團的範圍。皇后皇太后的母家常是這個集團中最有勢力的一家。東漢後期，政權常常落入外戚手中，外戚成為無市籍大地主，也就是上層豪強的政治代表。
漢光武帝為集中權力，在朝官中設尚書六人，分掌全國政事。尚書官位低微，但“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職權極為重大。朝廷最高的官稱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無實權，只是給那些有資望的大臣享受名義上的尊榮。在宮內設中常侍、小黃門、中黃門等宦官多人，掌傳達皇帝口詔，閱覽尚書呈進的文書。東漢後期，宦官經常從外戚手中奪得政權，指揮尚書們發號施令，朝廷大官無法對抗。宦官都是無賴凶狡人出身，他們奪得政權後，成為有市籍地主，也就是下層豪強的政治代表。
無市籍的中小地主有權做官吏，仕進的道路一般是（一）公府辟召，就是三公等大官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官府屬官；（二）郡國薦舉，就是郡太守國相按二十萬人口選舉孝廉一人的比例，每年保薦孝廉若干人到朝廷，考試及格後授各種官職；（三）由曹掾（音院yuàn吏）積累資格逐漸上升，就是京內外各長官（包括縣令）聘士人做本官府屬吏，由吏遷升為官。走這三條仕路的人，必須（一）是士人；（二）是通經學或能作奏章的士人；（三）是被稱為孝廉的士人。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只好先讀書，因之，東漢太學、地方官學、私學都很發達。也因為學校發達，士人間競爭也更加劇烈，在孝廉這個名義下，包含著各式各樣的求名法。例如許武被舉為孝廉以後，和兩個兄弟分家，三分財產自己取最好的一份。兩個兄弟算是能讓，也被舉為孝廉。許武於是大會賓客，宣告使兩弟成名的本意，把自己一份財產分給兩弟，許武因此獲得更大的聲名。又如趙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喪禮，前後凡二十餘年，鄉人都稱他是孝子，州郡官屢次請他做官，他都不出來，孝名愈來愈大。後來郡太守陳蕃查出趙宣在墓道中生了五個兒子，按惑眾欺鬼神的罪名處罰。上述那些求名法一般是出於缺乏勢力的士人。有憑藉的士人就不必這樣做，他們或者以閥閱（門第資格）被薦舉，或者走權貴門路。例如河南尹田歆，某次照例薦舉六個孝廉，其中權貴指定的就有五個。不管士人用什麼方法求仕進，有權薦舉士人的大官還自有一個選擇法，那就是“郡國舉孝廉，大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薦主與被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君臣的關係，在私人情感上發生父子的關係，被薦人如果對薦主不表現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背義，將為士類所不齒。大官們歷年薦舉士人，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團。有些名門世家，甚至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團體。士人是無市籍地主階級的一個階層，東漢後期士人逐漸從外戚為代表的上層豪強集團裏分化出來，變成官僚集團，在外戚、宦官兩種勢力之外，自成一種勢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團，反對宦官集團。它的進一步發展，就成為魏、晉、南北朝的士族。
東漢後期的政治，在統治階級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兩大集團附帶著一個官僚集團的活動、衝突和變化。這三個集團在東漢前期先後發育起來，不過，漢光武帝和他的繼承人漢明帝還能掌握皇帝的權力，外戚，尤其是宦官，還不敢公然橫行作惡。他們在位的時候，確是懲治不法官吏比較嚴，賦稅徭役比較輕，對外戰爭比較少，史家稱漢明帝時“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王莽暴亂後，出現這個休息時期，是符合社會要求的。漢章帝改變漢光武帝、漢明帝的“嚴切”政治，被稱為“寬厚長者”。外戚、宦官得到寬厚待遇，開始作起惡來，漢章帝死後，東漢政治便進入黑暗時期。
2008年8月18日星期一
文學
第十節 文 學
任何一種富有生氣和真實性的文學，無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間創造出來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樸素的，藝術水準不是高級的。當它在民間流行很廣，引起某些上層文學家的注意時，它就會被他們採取並加工改造。於是一種新體文學在文學史上出現了，那些上層文學家也就成為著名的創作家。這是極可尊敬的創作家，沒有他們，民間文學不能上升到高級文學的地位上來，也不能在統治階級的書籍裏保存下來。
一種新體文學登上高級文學的地位，上層文學家便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起初是多數）是保守的。他們拘泥于舊體文學，專在雕琢辭句、模擬體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飾愈顯陳舊，內情也愈仿古愈見貧乏，熟腔濫調，失去了文學的真價值，結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數）是創造的。他們發展新體文學，從各個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動它達到極盛境界。從此外形又脫離內情，由極盛轉向衰微，由新體變成舊體，別一個由民間創造的新體文學又上來，與舊體文學相對立。凡是主要的文學都遵循著這個民間創造、文士加工、新陳代謝的規律在繼續前進。此外也有某些舊文體經過形式的改造，可以變成新文體，如楚辭變漢賦、漢賦變六朝俳賦、俳賦變唐宋律賦；又如西漢散文變駢文，再變為東漢駢文，再變為魏晉六朝駢文，再變為唐宋四六文，再變為明清八股文。這些派生或不成為文學的各種體制，配合主要文學，便構成全部文學史。
文學是一條長河。如果說《詩》三百篇是一條上源，經（除《詩經》）傳諸子是一條上源，《楚辭》是一條上源，那末，西漢文學匯合了這些上源成為長河的正身。西漢文學正象西漢這個朝代一樣，規模是宏大的，創造力是充沛的，許多種文體，都在西漢時期發達起來。下面敍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幾種。
楚辭（或稱騷體）——屈原創作楚辭，已經到達這一文體的最高峰。後來宋玉、唐勒、景差諸人，繼起製作，楚辭已達極盛境界。楚辭是楚國的地方音地方調。項羽、劉邦都不是文學家，《垓下歌》、《大風歌》卻是很好的楚辭，因為他們生長在楚國，自然會楚音楚調。反過來說，不會楚音楚調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辭的技術條件，更缺乏屈原那樣深摯的情感，除了模擬形體辭句，還能作出些什麼來呢！現存西漢文士所作楚辭篇數還不少，有新意的只不過賈誼《吊屈原文》、淮南王劉安《招隱士》、漢武帝《秋風辭》等幾篇，其餘都是些可有可無的作品。楚辭到西漢已進入衰微階段，雖然作家與篇數是大大增加了。
漢賦（或稱古賦）——在屈原楚辭影響下，北方文士創作了賦體。荀卿曾作賦十篇，秦時有雜賦九篇，但漢賦的來源主要是楚辭。西漢賦約一千篇，這說明它是西漢文學的代表也是西漢文學家的專業。在西漢前期，枚乘、賈誼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極盛階段，司馬相如是最大的辭賦家，後期作者揚雄，用思深沉，構辭精密，也還是辭賦大家。揚雄曾奉詔作賦，限於時日，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後困倦小臥，夢中覺得五臟流出在地上，醒來大病了一年。他作賦是這樣深思的，因此他雖然每篇都模擬別人的體制，顯得缺少創造力，但用思構辭，還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漢辭賦家揚、馬（司馬相如）並稱，就在於揚雄的模擬不同于一般庸才陳陳相因的模擬。
自西漢至六朝這個長時期裏，賦成為重要文學的一種，因為它善於用美麗的韻語細膩地客觀地描寫各式各樣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現，好的作家常能造成新賦。所謂“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就是賦在文學上169 的作用。
樂府歌詩（五言古詩）——歌詩，不管它形體如何演變，永遠是文學的一個主流。《尚書•舜典》說“詩言志，歌永（長聲）言”。這可以說是古人給歌詩立的定義。相傳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詩•大序》裏有幾句話，很能說明歌詩的意義。《大序》說：詩是志的表現。心裏有感動叫做志，發出來成言語叫做詩。情在裏面動，發出相適應的言語；言語覺得還不夠適應，所以加上嗟歎聲；覺得還不夠，所以再加上長聲的歌唱；覺得還不夠，那就不知不覺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裏的情完全相適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人都有情感，接觸外物就要動起來，情動了就要歌唱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上面那些話，都是說歌詩是與人的生活不可分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歌詩最初的主要創造者，總是廣大勞動人民而不是上層文士的緣故，因為真實的富有生命力的志，產生地是在勞動人民的心裏。同時，這樣的歌詩，總是和民間音樂相結合的，因為歌詩、舞蹈、音樂三者往往密切結合著。凡歌詩到了不能合樂以至不能歌唱的時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來了。西周言志的歌詩，是四言（四字成句）詩，到春秋後期四言詩亡了。當然，活的詩仍在民間成長著，那就是五言詩。漢武帝仿周朝采詩的舊例，設立樂府，廣采民間歌詩，選大音樂家李延年做協律（調諧音律）都尉，主持樂府。音樂家張仲春協同作樂歌。丘仲造笛，作為協律的樂器。樂府製作的歌詩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朝廷專用的歌詩，造詩的人都是著名文學家如司馬相如等多至數十人。《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就是這一類的主要作品。還有漢高帝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與《郊祀歌》性質相類似。這些歌詩都是皇帝對天地鬼神言志，與人民的志有極大距離，因之無法和它共鳴而感到它是好詩，不過比那種模擬《詩經》，僵屍般的四言詩如韋孟《諷諫》、《在鄒》等篇，到底還表現出一定的創造力，所以還應該承認它是文學的一種。別一類，也是最重要的一類，是民間歌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同阪bǎn）歌詩一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聲曲折即歌譜），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見樂府收集地方詩的廣泛。這些歌詩原來是“街陌謳謠”與地方音樂，經樂府加工改造，謳謠上升為高級文學，音樂也上升為相和調（周房中曲的遺聲。絲竹相和，執節人唱歌，有平調、清調、瑟調，漢世稱為相和三調）、清商調（相和三調中清調的發展）。今存漢世歌詩，兩漢混淆，不能確指哪些是西漢樂府的遺篇，但有一點很明顯，就是凡兩漢歌詩，都有真實的內容，是創造的不是模擬的。清商調流傳到六朝，北方統治者尊為“華夏正聲”。唐朝新音樂發達，清商調當作“雅聲”被保存在琴工裏，也就是說，清商調到唐朝才死亡。
樂府歌詩大體是五言詩。它本是民間謳謠，雖為樂府所採取，上層文士仍看作欠雅，不願做那種新體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凡三百十四篇，照《文心雕龍》說，其中沒有文士做的五言詩，所以蘇武詩、李陵詩、班婕妤詩都是可疑的。不過，新的文學主流既然高漲起來了，任何保守勢力都不能阻抑它的繼續高漲。漢武帝立樂府采詩，事實上等於提倡五言詩。蕭統《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多是兩漢下層失意文士所作，其中《東城高且長》、《凜凜歲雲暮》兩篇，顯然是太初改曆以前的詩篇。這說明失意的下層文士首先採取民間新詩體。到了東漢，班固、傅毅、張衡等上層文士開始做五言詩，那些託名蘇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漢詩，實際上只是東漢上層文士的假託。東漢五言詩色彩還比較樸素，到建安時期，五言詩才文質並茂，走上極盛的階段。
散文——西漢前期，言語與文辭，一般說來，還沒有多大的分離。例如，說楚人語的漢高帝詔書，說齊人語的《春秋公羊傳》，除去一些方言，與普通文辭無甚區別。漢武帝時，分離的趨勢，開始顯著起來。這是由於（一）儒學極盛，朝廷詔書多用古言古字；（二）辭賦發達，文士們創作駢體文。不過，西漢時期，言語與文辭基本上還是一致的，因之西漢散文仍保持戰國諸子生動自然的作風。司馬遷《史記》就是西漢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賈誼、晁錯、董仲舒、賈捐之、劉向等人議論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唐以後所謂古文，溯源於西漢，《史記》常是古文家摹習的主要藍本。
駢文——用同數的字造句便成駢句，積句成篇，便成駢體文。《詩》三百篇以及楚辭，凡屬韻文，句法都很整齊。經傳諸子等散體文中也往往雜用駢句或韻文。單音文字可以構成駢句駢文是出於自然的。西漢文士開始有意識地創作駢體文，即多用整齊的句法入散體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漢駢體文的代表。此後駢文逐漸發展，言語與文辭也愈趨分離，東漢以後的文辭，成為少數人紙上的言語，不再是人的口頭言語。因為駢文脫離活的言語，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變化以求美觀，表達思想的作用卻愈變愈少，一直變到完全不能表達思想。唐朝韓愈提倡古文，就是對這種可憎的形式文辭進行不徹底的文學革命。
上述各文體以外，漢武帝時有小說家虞初，作《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據東漢人應劭說“其說以周書為本”，很像是通俗的周史演義。又有《百家》一百三十九卷，想是許多家小說的總集。小說接近民間文學，與上層文士不能相容，東漢末仲長（姓）統（名）主張“百家雜說，請用從火”，要把小說全部燒掉才快意，事實上小說確被上層文士消滅了。他們為什麼憎恨小說，不許它存在呢？《漢書•藝文志》說它是“街談巷語，道聼塗説者之所造也”，又引孔子說，“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小說既是說民間事，當然有不合統治階級意旨的地方，那就很自然地要遭到憎恨。
簡短的結論
秦始皇開始統一的中國，到西漢朝才確實鞏固起來。
西漢朝的建立是秦末農民戰爭的後果。農民第一次發動戰爭便推翻秦朝，開後來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的端緒，歷史意義非常重大。
劉邦是勝任的起義首領，他比陳勝、吳廣、項羽較多地代表農民階級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農民的支持，終於擊敗強大的項羽軍，成為最後的成功者。
西漢前期實行無為政治，讓人民獲得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這對於中央政權的鞏固是有決定作用的。朝廷因此得到人民的支援，消滅七個割據國，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制。
在經濟繁榮與政治鞏固的基礎上，傑出的漢武帝推動西漢朝進入全盛時期。漢武帝統治的成就；政治方面，實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制；經濟方面，興修水利，推行了進步的農業技術，從豪強手裏收回了鹽鐵鑄錢三大利；軍事方面，打敗了北邊的強敵匈奴，開闢了通往西域的商路，疆域大大擴展了；文化方面，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創造，有助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漢武帝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有特殊功勳的偉大人物。漢宣帝時匈奴入朝，邊境安寧，西漢達到了全盛的最高點。
西漢後期，社會經濟還在繼續發展，由於地主階級無限的兼併，迫使農民小工商大量破產，無法生活下去。土地高度集中與一部分貧民失身為奴隸，成為當時最危急的問題。腐朽了的西漢朝廷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豪強集團的首領王莽試圖解決，當然他也是不可能的。最後爆發了農民大起義。
農民起義軍推翻了王莽政權，但不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陽豪強集團首領劉秀利用農民軍打敗農民起義軍，恢復漢朝的統治。
據西元二年的記載，當時西漢有一千二百二十三萬餘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餘人的巨大戶口，有東西九千三百零二裏、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裏的廣大疆域。距今二千年前，中國已經建立起這樣偉大的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國家，此後的中國，依靠這個堅實的基礎繼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而且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
任何一種富有生氣和真實性的文學，無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間創造出來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樸素的，藝術水準不是高級的。當它在民間流行很廣，引起某些上層文學家的注意時，它就會被他們採取並加工改造。於是一種新體文學在文學史上出現了，那些上層文學家也就成為著名的創作家。這是極可尊敬的創作家，沒有他們，民間文學不能上升到高級文學的地位上來，也不能在統治階級的書籍裏保存下來。
一種新體文學登上高級文學的地位，上層文學家便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起初是多數）是保守的。他們拘泥于舊體文學，專在雕琢辭句、模擬體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飾愈顯陳舊，內情也愈仿古愈見貧乏，熟腔濫調，失去了文學的真價值，結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數）是創造的。他們發展新體文學，從各個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動它達到極盛境界。從此外形又脫離內情，由極盛轉向衰微，由新體變成舊體，別一個由民間創造的新體文學又上來，與舊體文學相對立。凡是主要的文學都遵循著這個民間創造、文士加工、新陳代謝的規律在繼續前進。此外也有某些舊文體經過形式的改造，可以變成新文體，如楚辭變漢賦、漢賦變六朝俳賦、俳賦變唐宋律賦；又如西漢散文變駢文，再變為東漢駢文，再變為魏晉六朝駢文，再變為唐宋四六文，再變為明清八股文。這些派生或不成為文學的各種體制，配合主要文學，便構成全部文學史。
文學是一條長河。如果說《詩》三百篇是一條上源，經（除《詩經》）傳諸子是一條上源，《楚辭》是一條上源，那末，西漢文學匯合了這些上源成為長河的正身。西漢文學正象西漢這個朝代一樣，規模是宏大的，創造力是充沛的，許多種文體，都在西漢時期發達起來。下面敍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幾種。
楚辭（或稱騷體）——屈原創作楚辭，已經到達這一文體的最高峰。後來宋玉、唐勒、景差諸人，繼起製作，楚辭已達極盛境界。楚辭是楚國的地方音地方調。項羽、劉邦都不是文學家，《垓下歌》、《大風歌》卻是很好的楚辭，因為他們生長在楚國，自然會楚音楚調。反過來說，不會楚音楚調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辭的技術條件，更缺乏屈原那樣深摯的情感，除了模擬形體辭句，還能作出些什麼來呢！現存西漢文士所作楚辭篇數還不少，有新意的只不過賈誼《吊屈原文》、淮南王劉安《招隱士》、漢武帝《秋風辭》等幾篇，其餘都是些可有可無的作品。楚辭到西漢已進入衰微階段，雖然作家與篇數是大大增加了。
漢賦（或稱古賦）——在屈原楚辭影響下，北方文士創作了賦體。荀卿曾作賦十篇，秦時有雜賦九篇，但漢賦的來源主要是楚辭。西漢賦約一千篇，這說明它是西漢文學的代表也是西漢文學家的專業。在西漢前期，枚乘、賈誼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極盛階段，司馬相如是最大的辭賦家，後期作者揚雄，用思深沉，構辭精密，也還是辭賦大家。揚雄曾奉詔作賦，限於時日，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後困倦小臥，夢中覺得五臟流出在地上，醒來大病了一年。他作賦是這樣深思的，因此他雖然每篇都模擬別人的體制，顯得缺少創造力，但用思構辭，還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漢辭賦家揚、馬（司馬相如）並稱，就在於揚雄的模擬不同于一般庸才陳陳相因的模擬。
自西漢至六朝這個長時期裏，賦成為重要文學的一種，因為它善於用美麗的韻語細膩地客觀地描寫各式各樣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現，好的作家常能造成新賦。所謂“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就是賦在文學上169 的作用。
樂府歌詩（五言古詩）——歌詩，不管它形體如何演變，永遠是文學的一個主流。《尚書•舜典》說“詩言志，歌永（長聲）言”。這可以說是古人給歌詩立的定義。相傳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詩•大序》裏有幾句話，很能說明歌詩的意義。《大序》說：詩是志的表現。心裏有感動叫做志，發出來成言語叫做詩。情在裏面動，發出相適應的言語；言語覺得還不夠適應，所以加上嗟歎聲；覺得還不夠，所以再加上長聲的歌唱；覺得還不夠，那就不知不覺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裏的情完全相適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人都有情感，接觸外物就要動起來，情動了就要歌唱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上面那些話，都是說歌詩是與人的生活不可分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歌詩最初的主要創造者，總是廣大勞動人民而不是上層文士的緣故，因為真實的富有生命力的志，產生地是在勞動人民的心裏。同時，這樣的歌詩，總是和民間音樂相結合的，因為歌詩、舞蹈、音樂三者往往密切結合著。凡歌詩到了不能合樂以至不能歌唱的時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來了。西周言志的歌詩，是四言（四字成句）詩，到春秋後期四言詩亡了。當然，活的詩仍在民間成長著，那就是五言詩。漢武帝仿周朝采詩的舊例，設立樂府，廣采民間歌詩，選大音樂家李延年做協律（調諧音律）都尉，主持樂府。音樂家張仲春協同作樂歌。丘仲造笛，作為協律的樂器。樂府製作的歌詩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朝廷專用的歌詩，造詩的人都是著名文學家如司馬相如等多至數十人。《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就是這一類的主要作品。還有漢高帝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與《郊祀歌》性質相類似。這些歌詩都是皇帝對天地鬼神言志，與人民的志有極大距離，因之無法和它共鳴而感到它是好詩，不過比那種模擬《詩經》，僵屍般的四言詩如韋孟《諷諫》、《在鄒》等篇，到底還表現出一定的創造力，所以還應該承認它是文學的一種。別一類，也是最重要的一類，是民間歌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同阪bǎn）歌詩一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聲曲折即歌譜），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見樂府收集地方詩的廣泛。這些歌詩原來是“街陌謳謠”與地方音樂，經樂府加工改造，謳謠上升為高級文學，音樂也上升為相和調（周房中曲的遺聲。絲竹相和，執節人唱歌，有平調、清調、瑟調，漢世稱為相和三調）、清商調（相和三調中清調的發展）。今存漢世歌詩，兩漢混淆，不能確指哪些是西漢樂府的遺篇，但有一點很明顯，就是凡兩漢歌詩，都有真實的內容，是創造的不是模擬的。清商調流傳到六朝，北方統治者尊為“華夏正聲”。唐朝新音樂發達，清商調當作“雅聲”被保存在琴工裏，也就是說，清商調到唐朝才死亡。
樂府歌詩大體是五言詩。它本是民間謳謠，雖為樂府所採取，上層文士仍看作欠雅，不願做那種新體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凡三百十四篇，照《文心雕龍》說，其中沒有文士做的五言詩，所以蘇武詩、李陵詩、班婕妤詩都是可疑的。不過，新的文學主流既然高漲起來了，任何保守勢力都不能阻抑它的繼續高漲。漢武帝立樂府采詩，事實上等於提倡五言詩。蕭統《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多是兩漢下層失意文士所作，其中《東城高且長》、《凜凜歲雲暮》兩篇，顯然是太初改曆以前的詩篇。這說明失意的下層文士首先採取民間新詩體。到了東漢，班固、傅毅、張衡等上層文士開始做五言詩，那些託名蘇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漢詩，實際上只是東漢上層文士的假託。東漢五言詩色彩還比較樸素，到建安時期，五言詩才文質並茂，走上極盛的階段。
散文——西漢前期，言語與文辭，一般說來，還沒有多大的分離。例如，說楚人語的漢高帝詔書，說齊人語的《春秋公羊傳》，除去一些方言，與普通文辭無甚區別。漢武帝時，分離的趨勢，開始顯著起來。這是由於（一）儒學極盛，朝廷詔書多用古言古字；（二）辭賦發達，文士們創作駢體文。不過，西漢時期，言語與文辭基本上還是一致的，因之西漢散文仍保持戰國諸子生動自然的作風。司馬遷《史記》就是西漢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賈誼、晁錯、董仲舒、賈捐之、劉向等人議論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唐以後所謂古文，溯源於西漢，《史記》常是古文家摹習的主要藍本。
駢文——用同數的字造句便成駢句，積句成篇，便成駢體文。《詩》三百篇以及楚辭，凡屬韻文，句法都很整齊。經傳諸子等散體文中也往往雜用駢句或韻文。單音文字可以構成駢句駢文是出於自然的。西漢文士開始有意識地創作駢體文，即多用整齊的句法入散體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漢駢體文的代表。此後駢文逐漸發展，言語與文辭也愈趨分離，東漢以後的文辭，成為少數人紙上的言語，不再是人的口頭言語。因為駢文脫離活的言語，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變化以求美觀，表達思想的作用卻愈變愈少，一直變到完全不能表達思想。唐朝韓愈提倡古文，就是對這種可憎的形式文辭進行不徹底的文學革命。
上述各文體以外，漢武帝時有小說家虞初，作《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據東漢人應劭說“其說以周書為本”，很像是通俗的周史演義。又有《百家》一百三十九卷，想是許多家小說的總集。小說接近民間文學，與上層文士不能相容，東漢末仲長（姓）統（名）主張“百家雜說，請用從火”，要把小說全部燒掉才快意，事實上小說確被上層文士消滅了。他們為什麼憎恨小說，不許它存在呢？《漢書•藝文志》說它是“街談巷語，道聼塗説者之所造也”，又引孔子說，“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小說既是說民間事，當然有不合統治階級意旨的地方，那就很自然地要遭到憎恨。
簡短的結論
秦始皇開始統一的中國，到西漢朝才確實鞏固起來。
西漢朝的建立是秦末農民戰爭的後果。農民第一次發動戰爭便推翻秦朝，開後來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的端緒，歷史意義非常重大。
劉邦是勝任的起義首領，他比陳勝、吳廣、項羽較多地代表農民階級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農民的支持，終於擊敗強大的項羽軍，成為最後的成功者。
西漢前期實行無為政治，讓人民獲得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這對於中央政權的鞏固是有決定作用的。朝廷因此得到人民的支援，消滅七個割據國，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制。
在經濟繁榮與政治鞏固的基礎上，傑出的漢武帝推動西漢朝進入全盛時期。漢武帝統治的成就；政治方面，實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制；經濟方面，興修水利，推行了進步的農業技術，從豪強手裏收回了鹽鐵鑄錢三大利；軍事方面，打敗了北邊的強敵匈奴，開闢了通往西域的商路，疆域大大擴展了；文化方面，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創造，有助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漢武帝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有特殊功勳的偉大人物。漢宣帝時匈奴入朝，邊境安寧，西漢達到了全盛的最高點。
西漢後期，社會經濟還在繼續發展，由於地主階級無限的兼併，迫使農民小工商大量破產，無法生活下去。土地高度集中與一部分貧民失身為奴隸，成為當時最危急的問題。腐朽了的西漢朝廷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豪強集團的首領王莽試圖解決，當然他也是不可能的。最後爆發了農民大起義。
農民起義軍推翻了王莽政權，但不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陽豪強集團首領劉秀利用農民軍打敗農民起義軍，恢復漢朝的統治。
據西元二年的記載，當時西漢有一千二百二十三萬餘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餘人的巨大戶口，有東西九千三百零二裏、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裏的廣大疆域。距今二千年前，中國已經建立起這樣偉大的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國家，此後的中國，依靠這個堅實的基礎繼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而且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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