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的對外交流和衝突
較之康熙和雍正王朝，乾隆時期的對外交流更加廣泛，除了與亞洲一些國家繼續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外，同西方國家的交往中衝突開始顯露。乾隆在位60年間，西方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美國建國，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此時的東方大國依舊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著。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碰撞。
與亞洲國家的交往
乾隆時期中國在亞洲的對外交往，主要是與朝鮮、越南和日本。在經濟上，中朝兩國除通過使臣進行的貿易外，在義州、會寧、慶源等地還設有定期的貿易市場。中國商人運去綢緞、皮貨、布匹、文具等，販回紙張、苧布、人參、牛馬和食鹽等物品。朝鮮開城的松商和義州的灣商，都以跟中國通商而著名。18世紀時，朝鮮商人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就達幾十萬兩。此外，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鮮的使節團來中國，隨行的人員都會購回很多中國書籍。中朝學者還相互贈送書籍或著作。
康熙年間，中日之間的貿易十分繁盛。而到了乾隆時期，雙方之間的貿易更加頻繁。中國商船航日，最多時一年達一百餘艘。所攜帶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生絲、綢緞、瓷器、茶葉、藥材、紙張、砂糖、染料、工藝品以及書籍、文具等等。從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以銅為大宗，其餘則有金銀、海味、漆器等。隨著貿易的發展，旅居日本的中國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國人，對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貢獻。
乾隆時期，中國和暹羅（泰國）之間的關係也有進一步的發展。18世紀以後，雙方的貿易極為頻繁。每年從上海、寧波、泉州、廈門和潮州等地前往經商的貨船有五六十隻之多。當時，暹羅的米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大。清政府還制定獎勵辦法，鼓勵雙方商人向中國販運暹羅米。隨著貿易往來的頻繁，中國人移居暹羅的也日益增多。
此外，康乾時期的清政府，和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尼泊爾、印度、菲律賓、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也都保持著友好關係。
與西方國家的交往和衝突
順治、康熙和雍正王朝，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較之明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王朝，這種交流更加廣泛。大量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當時東西方交流的媒介。一方面，他們向中國人推薦西方的信仰和實證科學，如關於天文、地理、曆法、數學、水利、醫藥、火器等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他們通過翻譯中文圖書，向西方國家廣泛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學術、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等。他們曾先後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中國古代經典譯為拉丁文加以刊行；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曾試圖用《趙氏孤兒》為藍本編寫劇本；18世紀時，巴黎、維也納、羅馬等歐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國題材的歌舞劇。
輝煌的中華文明對歐洲的一些學者，比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儒家學說，符合人文主義精神。
在經濟上，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絲綢和工藝美術品，特別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歐洲人的歡迎。17世紀時，中國瓷器在歐洲還比較罕見，多為宮廷所珍藏。到18世紀，從中國運往西歐的瓷器逐漸增多，開始成為生活用品。這時，歐洲仿製華瓷也獲得了極大成功。這時，西歐的絲織品的色調和花紋，也多倣傚中國。
對於中國的園林建築藝術，歐洲人也大為驚歎。一個叫錢柏茲的英國建築師來中國參觀後，寫了一本《東方園林》的書，並在倫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國園林的花園。這座花園順應自然環境，形成一種非常優美新異的風格，當時被稱為「中英式花園」 。
不過，對於中國的君主來說，西方的文化雖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較之中華文明仍處於從屬地位。那些遙遠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似乎並沒有太真實的意義。
在經濟方面，從康熙到乾隆的而清朝的統治者對發展外貿，即西洋各國來華通商並無熱忱，除了認為「天朝」地大物博，無須與外互通有無外，也擔心自身統治受到外來威脅。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海禁時期(1644—1683) ，主要目地是為了封鎖東南沿海島嶼的反清勢力；第二階段是多口通商階段(1684—1756) ，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南京) 設置海關，允許外國商船前來貿易，但這種開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階段是廣州貿易階段(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為了防止外國瞭解中國，深入內陸，乾隆下令關閉其它海關，只允許廣州一地海關與外國通商，並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理外商來華貿易事宜，同時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乾隆帝曾諭令兩廣總督蘇昌：「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
對於外商在中國的居留和活動，清政府還先後設有很多其它約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貿易期中前來廣州；只能居於由公行設立和監管的「夷館」；不得進入廣州城；不得向華商貸款；不得僱人傳遞消息至內地；通過公行向中國官員轉遞的文書須以下至上的「稟貼」為形式；不得攜帶婦人；不得乘坐肩輿。對外商在華所購貨物的種類和數量，也有著不少限制。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對於西洋勢力的政治疑懼，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國的心態。
而此時的西方世界，正經歷著新的變革，特別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法國和美國，為了發展貿易，不再滿足現有的通商狀況，迫切要求開拓中國這個巨大的海外市場。而中國在和包括上述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對外貿易上，直到19世紀30年代，一直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以最重要的中英貿易來說，在1781年到1790年間，中國輸入英國的商品，僅茶葉一項，即達9626.78萬多銀元。而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從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織品、棉布、棉紗、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總共才1687.15萬多銀元，只抵中國輸英茶價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歐、美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絲茶等貨物。在19世紀初，從廣州流入的銀元，平均每年約在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之間。
一方面是實行有限的通商舉措，一方面是迫切希望開拓市場，進行貿易。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起初，英國政府希望通過以締結近代國際關係條約的形式來改變這種狀況，便於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給乾隆帝祝壽為名，派使臣馬戛爾尼伯爵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第二年，馬戛爾尼伯爵在熱河行宮朝見乾隆帝時，提出了以下幾項要求：一、准英國派使臣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二、准許英國商人在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自由通商，並在北京設立商館；三、佔用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以居留商人，存放貨物；四、於廣州附近亦撥給一地，以居住英商，許可英商自由出入；五、減免英商在廣州澳門間內河運貨的稅額；六、准許英人在各省傳教。對於馬戛爾尼伯爵一行，清政府一方面給予熱情的招待，一方面對於英方的要求予以拒絕。乾隆帝在上諭中告知英國政府: 「天朝物產豐盈, 無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考慮到英國的困難，可以承認最為恩惠的朝貢貿易。馬戛爾尼伯爵一行無功而返。
此後，迫切想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與實行閉關政策的清朝的衝突逐漸尖銳。如何打開中國市場，似乎也只是個時間上的問題了。
乾隆晚期的統治─夕陽無限好
由於乾隆執政時間過長，而且為人重奢靡，多次出巡南遊，並且造了許多宮殿園林；此外，還在一些戰事上耗費了巨大軍費，晚年時出現了國庫財用耗竭。乾隆還重用貪官和珅，使清朝吏治腐敗不堪，引發了一些地方的農民起義，清王朝露出了衰敗的跡象。
乾隆86歲時，也就是1795年，乾隆宣佈禪位，將皇位傳給皇十五子喁琰，年號嘉慶，乾隆自己做了太上皇。不過，太上皇乾隆對於軍國大事等仍親自過問，嘉慶只不過是個傀儡皇帝。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駕崩，清王朝進入了嘉慶時代。高宗乾隆去世後的謚號是：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
縱觀乾隆皇帝的一生，應該說還是一位有為之君。他在康熙和雍正之治的基礎上，將清王朝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是：高宗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
2006年4月29日星期六
2006年4月28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六）
康乾盛世之高宗乾隆統治時期
繼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和聖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現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後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終年89歲。可以說，乾隆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實際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發展的基礎上，使清朝達到了強盛的頂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頗有建樹，稱得上是一位有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繼遠古堯舜實行禪讓制後，第一個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禪讓」的皇帝，雖然只是形式上的。
關於乾隆帝的預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四首中預言了乾隆的在位時間和功績。詩中寫道：「 乾卦占來景運隆，一般六甲子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漸太古風」。「乾卦占來景運隆」一句首尾兩個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孫同」玉石乾隆在位時間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籌邊策」暗指乾隆平定邊疆的武功；「內禪無漸太古風」，預言乾隆將倣傚古人實行禪位。
乾隆帝弘歷，世宗第四子，母孝聖憲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親王府邸。不過，關於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學家一直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乾隆確是雍正皇帝的親生兒子，而非野史中傳言的那樣是漢人的子孫。
乾隆還是孩子時，就是「隆准頎身」，贏得了康熙帝的鍾愛，而令其在宮中讀書，老師是庶吉士福敏，弘歷聰明過人，過目成誦。此後，又跟著貝勒允禧學習騎射，跟莊親王允祿學習火器。一次，在木蘭圍場狩獵，剛要射熊時，熊突起，弘歷鎮定自若。康熙帝御槍殪熊。其後，康熙對溫惠皇太妃道：「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宮寫下密詔，藏於世祖所書的正大光明扁額上，由弘歷繼承皇位。雍正駕崩後，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寬仁，也有其父親的嚴苛。他繼續採取務實的政策，重視農桑，停止捐納；為保護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時繼續平定邊疆的一系列叛亂。根據統計，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慶元年，乾隆下詔先後五次減免全國一年的錢糧，三次減免江南的漕糧，共計2萬萬兩。其減免錢糧次數之多，地域之廣，數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時說明乾隆時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嚮慕風雅，除了自己喜好詩詞、丹青外，還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稱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四庫全書》是對古代書籍的一次整理，修補，使得許多書籍在遭受後來諸多的天災人禍後得以保存下來，讓今天的人們在溫習某些書籍的過程中，體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時也方便了讀書人的閱讀和文化的傳播。在編纂的過程中，乾隆曾下令毀書約3000多種，共6萬多部。也許，上蒼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將歷史的某些真實掩蓋，讓後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許，上蒼通過這人間的舉動，讓後人能夠有所警醒。
二、主持編修了其它典籍，如《滿文大藏經》，《八旗通志》，《滿文老檔》，《國朝宮史》等，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興建皇家園林。清朝的許多皇家園林和建築都是在乾隆朝興建或開始興建的，比如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避暑山莊等。這些建築有的經過後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經被毀，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無不體現出了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乾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乾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乾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乾隆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面的管轄。
乾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面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面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乾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煙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乾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制瓷業方面，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乾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制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乾隆時期，台灣的種蔗制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乾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乾果、線香、煙草、鐵鍋、傢具、糖、人參、牛馬、谷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舖，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
商業的發展，導致一些財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現。如山西的票號，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和各地的糧商、布商等，資財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兩。可以說，乾隆時期使康熙盛世發展到了頂峰，是故史家將其合稱為「康乾盛世」 。而歷史發展到現在的中國，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文字獄和文化專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經濟上飛速發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時期，曾連續大興文字獄。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目為「狂吠」、「矣謁」、「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呂留良之獄。浙江呂留良所著詩文和日記，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呂留良早死，湖南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皇帝九條罪狀，勸四川總督岳鐘琪起來反清。結果岳奏聞朝廷，將呂留良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亦受杖責。乾隆時期的文網更加嚴密，即使是那些曾經受過皇帝嘉許的人，只要被認為稍有「不安分」的表現，也會橫遭殺頭之禍。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多達50多起。
上述政策為後世中國的統治者起了極為不好的示範作用。文化專制導致社會自由思想的萎縮，對於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繼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和聖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現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後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終年89歲。可以說，乾隆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實際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發展的基礎上，使清朝達到了強盛的頂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頗有建樹，稱得上是一位有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繼遠古堯舜實行禪讓制後，第一個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禪讓」的皇帝，雖然只是形式上的。
關於乾隆帝的預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四首中預言了乾隆的在位時間和功績。詩中寫道：「 乾卦占來景運隆，一般六甲子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漸太古風」。「乾卦占來景運隆」一句首尾兩個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孫同」玉石乾隆在位時間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籌邊策」暗指乾隆平定邊疆的武功；「內禪無漸太古風」，預言乾隆將倣傚古人實行禪位。
乾隆帝弘歷，世宗第四子，母孝聖憲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親王府邸。不過，關於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學家一直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乾隆確是雍正皇帝的親生兒子，而非野史中傳言的那樣是漢人的子孫。
乾隆還是孩子時，就是「隆准頎身」，贏得了康熙帝的鍾愛，而令其在宮中讀書，老師是庶吉士福敏，弘歷聰明過人，過目成誦。此後，又跟著貝勒允禧學習騎射，跟莊親王允祿學習火器。一次，在木蘭圍場狩獵，剛要射熊時，熊突起，弘歷鎮定自若。康熙帝御槍殪熊。其後，康熙對溫惠皇太妃道：「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宮寫下密詔，藏於世祖所書的正大光明扁額上，由弘歷繼承皇位。雍正駕崩後，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寬仁，也有其父親的嚴苛。他繼續採取務實的政策，重視農桑，停止捐納；為保護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時繼續平定邊疆的一系列叛亂。根據統計，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慶元年，乾隆下詔先後五次減免全國一年的錢糧，三次減免江南的漕糧，共計2萬萬兩。其減免錢糧次數之多，地域之廣，數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時說明乾隆時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嚮慕風雅，除了自己喜好詩詞、丹青外，還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稱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四庫全書》是對古代書籍的一次整理，修補，使得許多書籍在遭受後來諸多的天災人禍後得以保存下來，讓今天的人們在溫習某些書籍的過程中，體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時也方便了讀書人的閱讀和文化的傳播。在編纂的過程中，乾隆曾下令毀書約3000多種，共6萬多部。也許，上蒼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將歷史的某些真實掩蓋，讓後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許，上蒼通過這人間的舉動，讓後人能夠有所警醒。
二、主持編修了其它典籍，如《滿文大藏經》，《八旗通志》，《滿文老檔》，《國朝宮史》等，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興建皇家園林。清朝的許多皇家園林和建築都是在乾隆朝興建或開始興建的，比如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避暑山莊等。這些建築有的經過後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經被毀，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無不體現出了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乾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乾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乾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乾隆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面的管轄。
乾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面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面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乾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煙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乾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制瓷業方面，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乾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制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乾隆時期，台灣的種蔗制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乾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乾果、線香、煙草、鐵鍋、傢具、糖、人參、牛馬、谷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舖，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
商業的發展，導致一些財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現。如山西的票號，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和各地的糧商、布商等，資財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兩。可以說，乾隆時期使康熙盛世發展到了頂峰，是故史家將其合稱為「康乾盛世」 。而歷史發展到現在的中國，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文字獄和文化專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經濟上飛速發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時期，曾連續大興文字獄。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目為「狂吠」、「矣謁」、「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呂留良之獄。浙江呂留良所著詩文和日記，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呂留良早死，湖南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皇帝九條罪狀，勸四川總督岳鐘琪起來反清。結果岳奏聞朝廷，將呂留良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亦受杖責。乾隆時期的文網更加嚴密，即使是那些曾經受過皇帝嘉許的人，只要被認為稍有「不安分」的表現，也會橫遭殺頭之禍。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多達50多起。
上述政策為後世中國的統治者起了極為不好的示範作用。文化專制導致社會自由思想的萎縮，對於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2006年4月23日星期日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五）
康乾盛世之世宗雍正統治時期
康熙後期，因為其子嗣眾多，諸皇子為奪取皇位鬧得不可開交。而康熙晚年崇尚無為而治，對於諸皇子的爭鬥也只能盡量調和。康熙帝最終在彌留之際將皇位傳給了四子胤禛，也就是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在位雖然只有十三年，但其務實的風格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 關於雍正的預言
唐朝高僧黃檗作了十四首《禪師詩》，對明朝滅亡、清朝各代、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等事件都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在第三首中，他預言了雍正的即位以及在位時間。第三首是這樣寫的：「有一真人出雍州，鶺鴒原上使人愁。須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一歲周。」 真人出雍州，指雍正將做皇帝。鶺鴒原上使人愁，指雍正殺死自己的兄弟，以鞏固皇位。白虎嗟逢一歲周，白虎指甲寅年，指雍正死於這後一年。
* 雍正皇帝的務實之治
康熙晚年，吏治腐敗，國庫空虛，朋黨林立，百姓深受其苦。雍正是一位勤勉的皇帝，他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務實的舉措，並任用能吏，嚴禁朋黨，整頓吏治，繼續發展經濟。
首先，雍正即位伊始，就宣佈打擊朋黨。其兄弟及其黨羽相繼被加以嚴懲。
其次，整頓吏治。對歷年的錢糧虧空和積欠嚴追不休，限時歸還。雍正時期，國庫存銀達到了六千多萬兩，為乾隆時期的富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史家評論說：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
第三，在經濟上，實行「攤丁入地」 的政策。清初賦役的征派仍是按地畝、人丁兩重標準進行的，導致不少弊端。為了穩定稅收額數，清政府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佈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後額外增丁，不再多征，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只是不再增加丁銀，並不是免除丁銀。康熙末年，四川、廣東諸省已有實行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徵收的辦法。雍正時，清政府進一步實行了「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來的丁銀（人丁2462萬、丁銀335萬餘兩）攤入田賦銀中，一併徵收，稱為「地丁制」。這樣，無地或少地農民不攤或少攤丁銀，使賦役負擔一元化。從此，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基本上被廢除。
第四，廢除「賤籍」 。清時的賤民不完全具備人身自由，要聽憑主人的支配，在法律上低人一等。賤民包括世僕，伴當，樂戶和惰民。所謂世僕和伴當是指一種奴僕化的佃農。他們不僅要為主人耕種田地，交納地租，還要終身服役，世代相承。樂戶又稱樂籍，主要指陝西和山西等地編入樂籍的賤民，從事歌舞吹打業等。惰民，是指浙江紹興一帶數以萬計的賤民，男的充當婚喪禮儀中的幫手和牙儈，女的充當喜婆和送娘子等。他們禁止讀書，纏足，不許與良人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雍正下旨將這些賤民除去賤籍成為良人，在法律上承認了他們與良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儘管這些賤民在實際生活中依然受到歧視，但雍正的這一政策的積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為他們進入各行業創造了條件。
第五，實行「改土歸流」 的政策。以往，在雲南、貴州、四川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世襲土司管轄政策，雍正時實行全面的「改土歸流」政策，即廢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設立機構，政府委派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一政策，促進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此外，雍正時期還設立了軍機處和密折制度，進一步強化了皇權。
在對邊疆的管理和對外關係上，雍正承繼了康熙時的政策。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西藏設置兩個駐藏大臣，分駐前後藏，以監督西藏地方事務。駐藏大臣的設置，說明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針對北邊沙俄的不斷侵略，清政府逐步加強了邊防，並迫使沙俄同意接受清政府的建議，派遣使節來華談判。1727年8月（雍正五年七月），中俄雙方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這是一個關於邊界劃分的初步協定，條約規定了東起額爾古納河，中經恰克圖附近的楚庫河（赤奎河），西迄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西北角的沙畢納伊嶺（即沙賓達巴哈）的邊界走向，中間樹立界碑，以南屬於中國，以北屬於俄國。
此後，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條約共十一條，可以說是談判的一個總結果。在邊界問題上，其內容與《布連斯奇條約》相同，不過除了中俄北部邊界以外，又重新申明《尼布楚條約》中關於東部邊界的烏第河地區仍然暫不劃分的規定。其次，關於中俄通商，規定俄國商人每三年可以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買賣貨物，俱不徵稅。除北京外，可以經常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邊境貿易，也不徵稅。此外，條約還規定了俄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俄國在北京的俄羅斯館內建造教堂、增派教士等等內容。
雍正在繼承康熙盛世的前提下，又革除了康熙晚年的弊政，為乾隆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根據史料，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耕地統計數字是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人口也在繼續增長。
關於雍正之死的預言和雍正之死
明朝《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李花結子正逢春，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點畫佳人絲自分，一止當年嗣失真，泥雞啼叫空無口。」「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是形容雍正暴死的情形。 「啼叫」二字空無口，便成了「帝十三」(「叫」去掉「口」與「斗」字形近。如果硬在「斗」字的中間切開，那就是活生生的「十三」)因此， 「啼叫」二字預示了雍正在位十三年的時間。 但歷史的真實到底怎樣，預言中到底想告訴後人什麼，因為資料的缺失，我們還不能進行準確的描述。
不過，歷史上關於雍正之死一直是個謎。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偶感不適，但仍然照常聽政，二十一日病情加重，但仍照常理政。二十二日，病情突然惡化，二十三日駕崩。前後三天，即告歸天。到底是什麼病症，清史中沒有更為清晰的記載。關於諸多關於雍正死因的說法，因為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在此就不詳述了。
《清史稿》對雍正的評價
雍正帝在位期間，實行務實嚴明的政策。《清史稿》的評價是：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睏。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
康熙後期，因為其子嗣眾多，諸皇子為奪取皇位鬧得不可開交。而康熙晚年崇尚無為而治，對於諸皇子的爭鬥也只能盡量調和。康熙帝最終在彌留之際將皇位傳給了四子胤禛，也就是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在位雖然只有十三年，但其務實的風格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 關於雍正的預言
唐朝高僧黃檗作了十四首《禪師詩》，對明朝滅亡、清朝各代、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等事件都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在第三首中，他預言了雍正的即位以及在位時間。第三首是這樣寫的：「有一真人出雍州，鶺鴒原上使人愁。須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一歲周。」 真人出雍州，指雍正將做皇帝。鶺鴒原上使人愁，指雍正殺死自己的兄弟，以鞏固皇位。白虎嗟逢一歲周，白虎指甲寅年，指雍正死於這後一年。
* 雍正皇帝的務實之治
康熙晚年，吏治腐敗，國庫空虛，朋黨林立，百姓深受其苦。雍正是一位勤勉的皇帝，他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務實的舉措，並任用能吏，嚴禁朋黨，整頓吏治，繼續發展經濟。
首先，雍正即位伊始，就宣佈打擊朋黨。其兄弟及其黨羽相繼被加以嚴懲。
其次，整頓吏治。對歷年的錢糧虧空和積欠嚴追不休，限時歸還。雍正時期，國庫存銀達到了六千多萬兩，為乾隆時期的富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史家評論說：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
第三，在經濟上，實行「攤丁入地」 的政策。清初賦役的征派仍是按地畝、人丁兩重標準進行的，導致不少弊端。為了穩定稅收額數，清政府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佈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後額外增丁，不再多征，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只是不再增加丁銀，並不是免除丁銀。康熙末年，四川、廣東諸省已有實行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徵收的辦法。雍正時，清政府進一步實行了「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來的丁銀（人丁2462萬、丁銀335萬餘兩）攤入田賦銀中，一併徵收，稱為「地丁制」。這樣，無地或少地農民不攤或少攤丁銀，使賦役負擔一元化。從此，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基本上被廢除。
第四，廢除「賤籍」 。清時的賤民不完全具備人身自由，要聽憑主人的支配，在法律上低人一等。賤民包括世僕，伴當，樂戶和惰民。所謂世僕和伴當是指一種奴僕化的佃農。他們不僅要為主人耕種田地，交納地租，還要終身服役，世代相承。樂戶又稱樂籍，主要指陝西和山西等地編入樂籍的賤民，從事歌舞吹打業等。惰民，是指浙江紹興一帶數以萬計的賤民，男的充當婚喪禮儀中的幫手和牙儈，女的充當喜婆和送娘子等。他們禁止讀書，纏足，不許與良人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雍正下旨將這些賤民除去賤籍成為良人，在法律上承認了他們與良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儘管這些賤民在實際生活中依然受到歧視，但雍正的這一政策的積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為他們進入各行業創造了條件。
第五，實行「改土歸流」 的政策。以往，在雲南、貴州、四川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世襲土司管轄政策，雍正時實行全面的「改土歸流」政策，即廢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設立機構，政府委派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一政策，促進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此外，雍正時期還設立了軍機處和密折制度，進一步強化了皇權。
在對邊疆的管理和對外關係上，雍正承繼了康熙時的政策。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西藏設置兩個駐藏大臣，分駐前後藏，以監督西藏地方事務。駐藏大臣的設置，說明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針對北邊沙俄的不斷侵略，清政府逐步加強了邊防，並迫使沙俄同意接受清政府的建議，派遣使節來華談判。1727年8月（雍正五年七月），中俄雙方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這是一個關於邊界劃分的初步協定，條約規定了東起額爾古納河，中經恰克圖附近的楚庫河（赤奎河），西迄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西北角的沙畢納伊嶺（即沙賓達巴哈）的邊界走向，中間樹立界碑，以南屬於中國，以北屬於俄國。
此後，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條約共十一條，可以說是談判的一個總結果。在邊界問題上，其內容與《布連斯奇條約》相同，不過除了中俄北部邊界以外，又重新申明《尼布楚條約》中關於東部邊界的烏第河地區仍然暫不劃分的規定。其次，關於中俄通商，規定俄國商人每三年可以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買賣貨物，俱不徵稅。除北京外，可以經常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邊境貿易，也不徵稅。此外，條約還規定了俄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俄國在北京的俄羅斯館內建造教堂、增派教士等等內容。
雍正在繼承康熙盛世的前提下，又革除了康熙晚年的弊政，為乾隆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根據史料，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耕地統計數字是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人口也在繼續增長。
關於雍正之死的預言和雍正之死
明朝《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李花結子正逢春，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點畫佳人絲自分，一止當年嗣失真，泥雞啼叫空無口。」「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是形容雍正暴死的情形。 「啼叫」二字空無口，便成了「帝十三」(「叫」去掉「口」與「斗」字形近。如果硬在「斗」字的中間切開，那就是活生生的「十三」)因此， 「啼叫」二字預示了雍正在位十三年的時間。 但歷史的真實到底怎樣，預言中到底想告訴後人什麼，因為資料的缺失，我們還不能進行準確的描述。
不過，歷史上關於雍正之死一直是個謎。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偶感不適，但仍然照常聽政，二十一日病情加重，但仍照常理政。二十二日，病情突然惡化，二十三日駕崩。前後三天，即告歸天。到底是什麼病症，清史中沒有更為清晰的記載。關於諸多關於雍正死因的說法，因為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在此就不詳述了。
《清史稿》對雍正的評價
雍正帝在位期間，實行務實嚴明的政策。《清史稿》的評價是：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睏。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
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四）
康熙帝的功績
* 康熙之治下的繁榮
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文治武功都無與倫比，並開啟了康乾盛世，清朝成為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最富庶的帝國。經過其治理，到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足。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清聖祖實錄》卷300，跋）。各個地方志的記載是「頗多開熟，村煙相接，雞犬相聞」 ，「環河洛間無曠土，無遊民」 。清代人口的增長也很迅速。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數字是1913萬。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而這一成就的取得，顯然與康熙帝密不可分。
此外，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墾田面積從1651年順治時期的2,90億畝增加到了7,30億畝。像拋荒嚴重的兩淮地區，至康熙中期已「無尺寸之荒蕪」。因遭三藩叛亂而更加殘破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開墾無遺。相應的是糧食價格從順治時期的斗米二錢(銀) 在康熙年間降到了0.5到0.6錢(銀) 。
另一方面，雄才大略的康熙平定了國內的叛亂，將台灣收回，使中國的疆土進一步擴大。當時清朝的疆域，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為1300萬平方公里。
* 康熙卓絕的武功主要體現在：
平定三藩： 所謂「三藩」，是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來，他們各霸一方，形成幾股割據勢力。「三藩」都擁有大量武裝。特別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積極儲將帥，習武備，使「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他們仗著自己日益壯大的力量，飛揚跋扈，不聽約束，給清朝以很大威脅。而且所耗軍費巨大。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請求歸老遼東，但請求留其子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為引線，引發了是否撤藩的激烈爭論。最後康熙帝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決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並於次年派將率軍進攻湖南，攻陷常德、長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佈檄文，煽誘鼓動。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等許多地方大員紛紛叛清。接著，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數月之內，滇、黔、湘、桂、閩、川六省陷落，一時局面相當嚴重。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廣東尚之信等也相繼反叛，變亂擴大到廣東、江西和陝西、甘肅等省。
叛亂消息傳到北京後，年輕的康熙帝力排眾議，對「三藩」之亂採取了堅決打擊的措施。在康熙運籌帷幄的指揮下，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投降。廣東的尚之信也於1677年投降。閩、粵以及江西都先後平復。1678年八月，吳三桂死，其部將迎立其孫吳世璠繼位，退居雲貴。此後，清軍先後收復湖南、廣西和四川。1681年，清軍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雲貴悉平。
此次平叛的勝利，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收復台灣： 在三藩剛剛平定不久，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發生內亂。起因是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其子鄭經立。1681年，鄭經死後，其部將馮錫范等殺死了鄭氏的繼承人，改立鄭經次子克塽繼承延平王位。鄭克塽年幼，成為馮錫范的傀儡。
康熙在此情況下，決心為了國家統一收復台灣。1681年七月，康熙下詔「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台灣」。
1683年，施琅率領戰艦三百，精銳水師二萬，進攻澎湖。經過七天激戰，清軍佔領了澎湖。不久，鄭克塽派人前來乞降，清軍進駐台灣。
1684年，清政府在台灣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鳳山、諸羅），隸福建省，並在台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更加密切。
平定准噶爾叛亂：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又分為扎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三部。漠西厄魯特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清軍入關之前，漠南蒙古就已歸附清朝，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
厄魯特蒙古的准噶爾部，從17世紀中葉以後逐漸強盛起來。特別到噶爾丹為汗時期，勢力更加強大。他不僅統治了厄魯特四部，而且佔領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勢力達到青海、西藏地區。為了實現割據一方的野心，噶爾丹與正在對外擴張的沙俄勾結起來，於1688年春，對喀爾喀蒙古發動了突然進攻。在清政府的幫助下，噶爾丹暫時退兵。
1690年，噶爾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萬多騎兵，向內蒙古大舉進攻。
康熙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邊疆，曾先後於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親征，打敗了叛軍。最後，噶爾丹走投無路，染病死去。
噶爾丹叛亂被粉碎以後，喀爾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來的居住地。清政府設置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此後，清政府又先後平息了噶爾丹的侄子阿拉布坦的叛亂，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和准部貴族阿睦爾撒納在伊犁發動的叛亂。並改西寧衛為西寧府，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分蒙古族為二十九旗，加強了對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參贊大臣、劣謨大臣、都統等，率兵分駐伊犁、塔城等地，鞏固了對天山北路的統治。
平定准噶爾叛亂，突顯了康熙卓越的軍事才能，是其武功中最值得書寫的一筆。
遏制沙皇俄國的擴張 明末清初，沙俄在亞歐大陸上不斷向東擴張，並於17世紀中期侵入了中國黑龍江地區。沙皇多次遣使來華，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但因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等問題而遭到清政府拒絕。此外，由於清初國內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紀80年代中期，康熙才對黑龍江地區的俄國據點雅克薩採取了有力的軍事行動。
俄國因內外問題一時無力在東方大規模用兵，遂希望議和，被康熙接受。1689年，中俄訂立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和近現代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根據條約，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和直達於海的外興安嶺為中俄邊界，外興安嶺和烏第河之間土地的歸屬另行議定。這樣，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被確認為中國的領土。此後，俄國多次派遣使節和商隊來到北京，清政府還在北京建立了俄羅斯館供俄人居住。
* 康熙時期東西方的交流
中國在唐宋時期乃至元朝，其面積和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中世紀的歐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輝煌的中華文明影響著歐洲，比如絲綢、造紙術、印刷術、瓷器、火藥、鑄鐵、船舵、羅盤、茶葉等都是從中國傳入歐洲的，並對歐洲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世紀歐洲大盛「中國風」 ，歐洲人不僅熱衷於儒教思想，倫理道德和仁君思想，而且中國繁榮建築風格，瓷器、傢具和室內裝潢也風靡一時。
歐洲與中國的交往主要是通過商業和宗教這兩種途徑進行的。特別在清朝初年，一些耶穌會教士違背耶穌的「不要向東方傳教」 的旨意，來到了中國，在傳播基督教義的同時，也帶來了與中華文明迥異的西方文明。
而康熙皇帝作為一位博學的皇帝，他不僅諳熟儒家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和藝術等頗有研究，而且對算學、天文、地理、光學、醫學、解剖學等自然科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正是在康熙時期的開明寬鬆政策下，一批傳教士得以在中國傳播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基督教義。康熙帝時，在清朝耶穌會傳教士的國籍，有意大利、法蘭西、日耳曼、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瑞士、墨西哥等。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的天文學、數學、醫學(比如推廣種牛痘以防天花)、解剖學等被介紹到了中國。
康熙皇帝懷著濃厚的興趣學習著來自西方的文化，同時關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這方面和他並列的只有同時代的俄國沙皇彼得大帝。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晉、張誠等6位法國科學家在乾清宮受到康熙帝的召見，他們獻上了從法國帶來的30件科技儀器和書籍作見面禮。這些非同尋常的禮品，令康熙帝「天顏喜悅」，當即決定讓他們入宮，擔任自己的科學顧問。從此開始了外國科學家在清朝宮廷從事科學活動長達數十年的局面。
白晉等人入宮後，與康熙相處很融洽，工作也很順利。他們對康熙熱衷科學的態度給予了高度評價，曾把他們的見聞寫在給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報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晉著《中國皇帝康熙傳》中有過如下記述：康熙帶著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科學，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同我們在一起，白天和晚上還要用更多的時間自學。他不喜歡嬌生慣養和游手好閒，常常是起早貪黑。儘管我們謹慎的早就來到宮中，但他還是經常在我們到達之前就準備好了，他急於向我們請教一些他已經做過的一些習題，或者是向我們提出一些新的問題……
有時他親自用幾何方法測量距離，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寬度。他自己定位，調整各種儀器，精確地計算。然後他再讓別人測量距離。當他看到他計算的結果和別人測量的數據相符合，他就十分高興。
對從法國帶來的科技儀器，白晉說康熙「最喜歡的是用於觀察天體的雙筒望遠鏡、兩座掛鐘、水平儀，這種儀器精確度很高，他讓把這些儀器擺放在自己的房間裡」。他「把著直尺和圓規愛不釋手」。
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2003年曾舉辦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宮珍藏的康熙年間西洋科學儀器，至今仍運轉自如，光彩耀人。這些展品主要有：(1)手搖計算機。世界上第一台手搖計算機是法國科學家巴斯如於1642年製造的，通過裡面的齒輪進位進行計算。故宮博物院收藏10台手搖計算機，都是康熙年間製作，能進行加減乘除運算。(2)銅鍍金比例規。原是伽利略發明的計算工具，可以進行乘、除、開平方等各種計算。康熙的比例規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計算。(3)康熙角尺：尺上鐫刻有「康熙御制」四個字。(4)平面和立體幾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製，是清宮造辦處為康熙學習幾何學所製作的教具。(5)繪圖儀。質地有銀、木、漆、鯊魚皮等，每套6至20餘件不等。盒內裝有比例規、半圓儀、分厘尺、假數尺、兩腳規、鴨嘴筆等。為適用野外作業，有的還配有刀子、剪子、鉛筆、火鐮、放大鏡、黑板、畫棒等。這類儀器是康熙時期清宮造辦處仿照西洋繪圖儀器製作的，用於野外繪圖。
這充分表明康熙時期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已經不再是以往的單向交流。不過，這種交流中中華文明依然處於一種強勢地位，這也導致了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中依舊採取了並非平等的態度。
康熙的為君之道及史書對康熙的評價
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病逝，終年六十八歲。終其一生，可以說康熙是一位聖德之君。其為君之道主要在於：勤慎理政，仁愛寬刑。
《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是：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 康熙之治下的繁榮
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文治武功都無與倫比，並開啟了康乾盛世，清朝成為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最富庶的帝國。經過其治理，到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足。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清聖祖實錄》卷300，跋）。各個地方志的記載是「頗多開熟，村煙相接，雞犬相聞」 ，「環河洛間無曠土，無遊民」 。清代人口的增長也很迅速。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數字是1913萬。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而這一成就的取得，顯然與康熙帝密不可分。
此外，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墾田面積從1651年順治時期的2,90億畝增加到了7,30億畝。像拋荒嚴重的兩淮地區，至康熙中期已「無尺寸之荒蕪」。因遭三藩叛亂而更加殘破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開墾無遺。相應的是糧食價格從順治時期的斗米二錢(銀) 在康熙年間降到了0.5到0.6錢(銀) 。
另一方面，雄才大略的康熙平定了國內的叛亂，將台灣收回，使中國的疆土進一步擴大。當時清朝的疆域，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為1300萬平方公里。
* 康熙卓絕的武功主要體現在：
平定三藩： 所謂「三藩」，是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來，他們各霸一方，形成幾股割據勢力。「三藩」都擁有大量武裝。特別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積極儲將帥，習武備，使「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他們仗著自己日益壯大的力量，飛揚跋扈，不聽約束，給清朝以很大威脅。而且所耗軍費巨大。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請求歸老遼東，但請求留其子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為引線，引發了是否撤藩的激烈爭論。最後康熙帝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決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並於次年派將率軍進攻湖南，攻陷常德、長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佈檄文，煽誘鼓動。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等許多地方大員紛紛叛清。接著，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數月之內，滇、黔、湘、桂、閩、川六省陷落，一時局面相當嚴重。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廣東尚之信等也相繼反叛，變亂擴大到廣東、江西和陝西、甘肅等省。
叛亂消息傳到北京後，年輕的康熙帝力排眾議，對「三藩」之亂採取了堅決打擊的措施。在康熙運籌帷幄的指揮下，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投降。廣東的尚之信也於1677年投降。閩、粵以及江西都先後平復。1678年八月，吳三桂死，其部將迎立其孫吳世璠繼位，退居雲貴。此後，清軍先後收復湖南、廣西和四川。1681年，清軍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雲貴悉平。
此次平叛的勝利，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收復台灣： 在三藩剛剛平定不久，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發生內亂。起因是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其子鄭經立。1681年，鄭經死後，其部將馮錫范等殺死了鄭氏的繼承人，改立鄭經次子克塽繼承延平王位。鄭克塽年幼，成為馮錫范的傀儡。
康熙在此情況下，決心為了國家統一收復台灣。1681年七月，康熙下詔「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台灣」。
1683年，施琅率領戰艦三百，精銳水師二萬，進攻澎湖。經過七天激戰，清軍佔領了澎湖。不久，鄭克塽派人前來乞降，清軍進駐台灣。
1684年，清政府在台灣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鳳山、諸羅），隸福建省，並在台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更加密切。
平定准噶爾叛亂：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又分為扎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三部。漠西厄魯特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清軍入關之前，漠南蒙古就已歸附清朝，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
厄魯特蒙古的准噶爾部，從17世紀中葉以後逐漸強盛起來。特別到噶爾丹為汗時期，勢力更加強大。他不僅統治了厄魯特四部，而且佔領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勢力達到青海、西藏地區。為了實現割據一方的野心，噶爾丹與正在對外擴張的沙俄勾結起來，於1688年春，對喀爾喀蒙古發動了突然進攻。在清政府的幫助下，噶爾丹暫時退兵。
1690年，噶爾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萬多騎兵，向內蒙古大舉進攻。
康熙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邊疆，曾先後於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親征，打敗了叛軍。最後，噶爾丹走投無路，染病死去。
噶爾丹叛亂被粉碎以後，喀爾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來的居住地。清政府設置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此後，清政府又先後平息了噶爾丹的侄子阿拉布坦的叛亂，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和准部貴族阿睦爾撒納在伊犁發動的叛亂。並改西寧衛為西寧府，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分蒙古族為二十九旗，加強了對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參贊大臣、劣謨大臣、都統等，率兵分駐伊犁、塔城等地，鞏固了對天山北路的統治。
平定准噶爾叛亂，突顯了康熙卓越的軍事才能，是其武功中最值得書寫的一筆。
遏制沙皇俄國的擴張 明末清初，沙俄在亞歐大陸上不斷向東擴張，並於17世紀中期侵入了中國黑龍江地區。沙皇多次遣使來華，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但因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等問題而遭到清政府拒絕。此外，由於清初國內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紀80年代中期，康熙才對黑龍江地區的俄國據點雅克薩採取了有力的軍事行動。
俄國因內外問題一時無力在東方大規模用兵，遂希望議和，被康熙接受。1689年，中俄訂立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和近現代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根據條約，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和直達於海的外興安嶺為中俄邊界，外興安嶺和烏第河之間土地的歸屬另行議定。這樣，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被確認為中國的領土。此後，俄國多次派遣使節和商隊來到北京，清政府還在北京建立了俄羅斯館供俄人居住。
* 康熙時期東西方的交流
中國在唐宋時期乃至元朝，其面積和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中世紀的歐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輝煌的中華文明影響著歐洲，比如絲綢、造紙術、印刷術、瓷器、火藥、鑄鐵、船舵、羅盤、茶葉等都是從中國傳入歐洲的，並對歐洲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世紀歐洲大盛「中國風」 ，歐洲人不僅熱衷於儒教思想，倫理道德和仁君思想，而且中國繁榮建築風格，瓷器、傢具和室內裝潢也風靡一時。
歐洲與中國的交往主要是通過商業和宗教這兩種途徑進行的。特別在清朝初年，一些耶穌會教士違背耶穌的「不要向東方傳教」 的旨意，來到了中國，在傳播基督教義的同時，也帶來了與中華文明迥異的西方文明。
而康熙皇帝作為一位博學的皇帝，他不僅諳熟儒家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和藝術等頗有研究，而且對算學、天文、地理、光學、醫學、解剖學等自然科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正是在康熙時期的開明寬鬆政策下，一批傳教士得以在中國傳播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基督教義。康熙帝時，在清朝耶穌會傳教士的國籍，有意大利、法蘭西、日耳曼、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瑞士、墨西哥等。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的天文學、數學、醫學(比如推廣種牛痘以防天花)、解剖學等被介紹到了中國。
康熙皇帝懷著濃厚的興趣學習著來自西方的文化，同時關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這方面和他並列的只有同時代的俄國沙皇彼得大帝。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晉、張誠等6位法國科學家在乾清宮受到康熙帝的召見，他們獻上了從法國帶來的30件科技儀器和書籍作見面禮。這些非同尋常的禮品，令康熙帝「天顏喜悅」，當即決定讓他們入宮，擔任自己的科學顧問。從此開始了外國科學家在清朝宮廷從事科學活動長達數十年的局面。
白晉等人入宮後，與康熙相處很融洽，工作也很順利。他們對康熙熱衷科學的態度給予了高度評價，曾把他們的見聞寫在給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報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晉著《中國皇帝康熙傳》中有過如下記述：康熙帶著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科學，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同我們在一起，白天和晚上還要用更多的時間自學。他不喜歡嬌生慣養和游手好閒，常常是起早貪黑。儘管我們謹慎的早就來到宮中，但他還是經常在我們到達之前就準備好了，他急於向我們請教一些他已經做過的一些習題，或者是向我們提出一些新的問題……
有時他親自用幾何方法測量距離，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寬度。他自己定位，調整各種儀器，精確地計算。然後他再讓別人測量距離。當他看到他計算的結果和別人測量的數據相符合，他就十分高興。
對從法國帶來的科技儀器，白晉說康熙「最喜歡的是用於觀察天體的雙筒望遠鏡、兩座掛鐘、水平儀，這種儀器精確度很高，他讓把這些儀器擺放在自己的房間裡」。他「把著直尺和圓規愛不釋手」。
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2003年曾舉辦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宮珍藏的康熙年間西洋科學儀器，至今仍運轉自如，光彩耀人。這些展品主要有：(1)手搖計算機。世界上第一台手搖計算機是法國科學家巴斯如於1642年製造的，通過裡面的齒輪進位進行計算。故宮博物院收藏10台手搖計算機，都是康熙年間製作，能進行加減乘除運算。(2)銅鍍金比例規。原是伽利略發明的計算工具，可以進行乘、除、開平方等各種計算。康熙的比例規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計算。(3)康熙角尺：尺上鐫刻有「康熙御制」四個字。(4)平面和立體幾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製，是清宮造辦處為康熙學習幾何學所製作的教具。(5)繪圖儀。質地有銀、木、漆、鯊魚皮等，每套6至20餘件不等。盒內裝有比例規、半圓儀、分厘尺、假數尺、兩腳規、鴨嘴筆等。為適用野外作業，有的還配有刀子、剪子、鉛筆、火鐮、放大鏡、黑板、畫棒等。這類儀器是康熙時期清宮造辦處仿照西洋繪圖儀器製作的，用於野外繪圖。
這充分表明康熙時期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已經不再是以往的單向交流。不過，這種交流中中華文明依然處於一種強勢地位，這也導致了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中依舊採取了並非平等的態度。
康熙的為君之道及史書對康熙的評價
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病逝，終年六十八歲。終其一生，可以說康熙是一位聖德之君。其為君之道主要在於：勤慎理政，仁愛寬刑。
《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是：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2006年4月20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三）
康乾盛世之聖祖康熙統治時期
在業已走過的中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位曠世明君，比如西漢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當歷史走入清朝時，又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與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說是無與倫比。他引導著大清帝國擺脫了明清之際的混亂與動盪，走向了和平與安定，為持續時間長達130餘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清朝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而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後世史家在評價康熙帝的一生時，認為其「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
《燒餅歌》中關於康熙帝的預言
明代劉基的《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基曰：「十八年間水火，奪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氣數少三數。」
這段預言，說的是清聖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間水火奪」一句，預言康熙繼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變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變形，因此正與歷史事件暗合。劉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來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與「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點)，便基本上湊成了「熙」字(少了一個「已」)。可以說，此句大體上達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氣數少三數」一句，是預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時間。「卦分氣數」便是六十四，因為「八卦」當中， 「乾」、「兌」、 「離」、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稱。這八卦兩兩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數」，即是「六十四」減少「三」之數，因此得數是六十一，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數(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異象
康熙帝，名玄曄，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后。史書記載其「天表英俊，嶽立聲洪」 。據說當他六歲時，與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問安。順治問他們二人，將來想做什麼。福全的回答是：「願為賢王」 。而玄曄卻回答道「願傚法父皇」 。順治深以為異。
順治帝臨終時，指定玄曄為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玄曄年僅8歲，順治帝又指派了4名親信大臣輔政，即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玄曄即位後，改元康熙，史稱康熙帝。
康熙8歲喪父，10歲又喪母。母親重病時，康熙「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他又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幼年的憂患，激勵了康熙奮發學習、自立自強的精神。
康熙是個非常喜愛學習之人。康熙5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他曾說自己「自五齡受書，誦讀恆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康熙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
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康熙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於蒙古文化的熏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後來，他的開放與求新，則是受了耶穌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具有當時最高的文化素質。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
少年康熙計除鰲拜親政
康熙即位之時，清朝處於雖然建立，但國家正百廢待興的局面。而康熙雖然當了皇帝，但因為年幼，國家大事的決斷基本掌握在四位輔政大臣手中。這四位輔政大臣，索尼居首位，總掌啟奏批紅等大權，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富有才幹，但與鰲拜不和。其後的遏必隆則為人圓滑，不與人爭鋒。對權力最有野心的是鰲拜。為了在索尼退下之後掌控朝政，鰲拜一方面拉攏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擊蘇克薩哈。在處理朝政時，鰲拜十分專橫，根本不將康熙帝放在眼中。
聰明的康熙以退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幫助下，一方面避免與鰲拜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韜光養晦，專心學習治世本領，並尋找適當時機剪除鰲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歲的康熙決心廢除四大臣輔政體制，實行親政。7月，實行親政大典。不過，康熙雖然親政，但原有輔政體制卻未能發生變化。為了使康熙能夠及早親政，並迫使遏必隆和鰲拜也交出權力，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第六天上書請求退隱。在康熙尚未做出反應之際，鰲拜羅織了24條罪狀陷害蘇克薩哈，並強迫康熙將其處死。清除了蘇克薩哈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決斷；對於康熙帝的有些詔令，他也敢公開抗旨。這些使康熙意識到該是剪除鰲拜的時候了。康熙考慮到鰲拜親信黨羽遍佈朝野，所以決定設計將其剷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痺鰲拜，一方面選擇一群身強力壯的少年練習撲擊之術。1669年5月，康熙決定採取行動。他首先將鰲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派出，削弱鰲拜的勢力，然後派人將鰲拜召入宮中擒獲。鰲拜的黨羽在此之後也被一一擒拿。
在對待鰲拜的處理上，再次顯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詔說：「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貫沒拘禁。」 也就是說，鰲拜因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免於一死而終身監禁。對於其黨羽也給予了不同的處罰。同時恢復了蘇克薩哈的職位。這種措施穩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鰲拜後，廢除了輔政體制，收回了朱批大權。自此才真正開始了親政。
康乾盛世的開啟--康熙的寬仁之治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他表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為此，他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康熙將用人之權、獎懲之權親自控制，不許大臣干預；並設立密奏制度，以廣泛體察下情。這種統治方式為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並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雲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這些農民成為自耕農。這一政策將直隸、山東、山西、湖廣、陝西、甘肅等地廢藩田改為民地，自耕農大量出現。其四，改革賦役制度。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歷時舊籍為準，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
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在縝密謀劃之後平定了三藩之亂；遏制了沙俄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武力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使台灣回歸；康熙還親征新疆准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余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康熙帝以撫慰為主，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爾扈特蒙古雖然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貢。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入藏，擊敗了佔據西藏的准噶爾叛軍。此後，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
在業已走過的中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位曠世明君，比如西漢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當歷史走入清朝時，又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與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說是無與倫比。他引導著大清帝國擺脫了明清之際的混亂與動盪，走向了和平與安定，為持續時間長達130餘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清朝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而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後世史家在評價康熙帝的一生時，認為其「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
《燒餅歌》中關於康熙帝的預言
明代劉基的《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基曰：「十八年間水火，奪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氣數少三數。」
這段預言，說的是清聖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間水火奪」一句，預言康熙繼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變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變形，因此正與歷史事件暗合。劉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來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與「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點)，便基本上湊成了「熙」字(少了一個「已」)。可以說，此句大體上達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氣數少三數」一句，是預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時間。「卦分氣數」便是六十四，因為「八卦」當中， 「乾」、「兌」、 「離」、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稱。這八卦兩兩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數」，即是「六十四」減少「三」之數，因此得數是六十一，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數(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異象
康熙帝，名玄曄，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后。史書記載其「天表英俊，嶽立聲洪」 。據說當他六歲時，與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問安。順治問他們二人，將來想做什麼。福全的回答是：「願為賢王」 。而玄曄卻回答道「願傚法父皇」 。順治深以為異。
順治帝臨終時，指定玄曄為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玄曄年僅8歲，順治帝又指派了4名親信大臣輔政，即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玄曄即位後，改元康熙，史稱康熙帝。
康熙8歲喪父，10歲又喪母。母親重病時，康熙「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他又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幼年的憂患，激勵了康熙奮發學習、自立自強的精神。
康熙是個非常喜愛學習之人。康熙5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他曾說自己「自五齡受書，誦讀恆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康熙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
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康熙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於蒙古文化的熏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後來，他的開放與求新，則是受了耶穌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具有當時最高的文化素質。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
少年康熙計除鰲拜親政
康熙即位之時，清朝處於雖然建立，但國家正百廢待興的局面。而康熙雖然當了皇帝，但因為年幼，國家大事的決斷基本掌握在四位輔政大臣手中。這四位輔政大臣，索尼居首位，總掌啟奏批紅等大權，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富有才幹，但與鰲拜不和。其後的遏必隆則為人圓滑，不與人爭鋒。對權力最有野心的是鰲拜。為了在索尼退下之後掌控朝政，鰲拜一方面拉攏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擊蘇克薩哈。在處理朝政時，鰲拜十分專橫，根本不將康熙帝放在眼中。
聰明的康熙以退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幫助下，一方面避免與鰲拜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韜光養晦，專心學習治世本領，並尋找適當時機剪除鰲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歲的康熙決心廢除四大臣輔政體制，實行親政。7月，實行親政大典。不過，康熙雖然親政，但原有輔政體制卻未能發生變化。為了使康熙能夠及早親政，並迫使遏必隆和鰲拜也交出權力，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第六天上書請求退隱。在康熙尚未做出反應之際，鰲拜羅織了24條罪狀陷害蘇克薩哈，並強迫康熙將其處死。清除了蘇克薩哈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決斷；對於康熙帝的有些詔令，他也敢公開抗旨。這些使康熙意識到該是剪除鰲拜的時候了。康熙考慮到鰲拜親信黨羽遍佈朝野，所以決定設計將其剷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痺鰲拜，一方面選擇一群身強力壯的少年練習撲擊之術。1669年5月，康熙決定採取行動。他首先將鰲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派出，削弱鰲拜的勢力，然後派人將鰲拜召入宮中擒獲。鰲拜的黨羽在此之後也被一一擒拿。
在對待鰲拜的處理上，再次顯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詔說：「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貫沒拘禁。」 也就是說，鰲拜因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免於一死而終身監禁。對於其黨羽也給予了不同的處罰。同時恢復了蘇克薩哈的職位。這種措施穩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鰲拜後，廢除了輔政體制，收回了朱批大權。自此才真正開始了親政。
康乾盛世的開啟--康熙的寬仁之治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他表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為此，他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康熙將用人之權、獎懲之權親自控制，不許大臣干預；並設立密奏制度，以廣泛體察下情。這種統治方式為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並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雲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這些農民成為自耕農。這一政策將直隸、山東、山西、湖廣、陝西、甘肅等地廢藩田改為民地，自耕農大量出現。其四，改革賦役制度。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歷時舊籍為準，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
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在縝密謀劃之後平定了三藩之亂；遏制了沙俄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武力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使台灣回歸；康熙還親征新疆准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余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康熙帝以撫慰為主，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爾扈特蒙古雖然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貢。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入藏，擊敗了佔據西藏的准噶爾叛軍。此後，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
2006年4月15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二）
皇太極建立清朝及其統治
努爾哈赤死後，兒子皇太極在其他幾位阿哥的擁戴下繼汗位。皇太極不但能文善武，智勇超群，戰功卓著，而且十分善於收攬人心。早年，他輔佐努爾哈赤攻打遼西，屢屢取得戰功。即汗位後，他大膽進行改革，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 ，採取了一些安民措施。比如他下令滿人和漢人的「訟獄差徭，務使均一」。他在重用一些滿族八旗將領的同時，還注意任用漢族士大夫，因此有「賢明」 之稱。
為了與明朝一爭天下，他大膽對外用兵。1629年，他下令避開薊遼總督袁崇煥把守的寧遠，從喜峰口越長城，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煥從山海關回兵馳援，敗後金軍於北京廣渠門外。這時，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誤殺了袁崇煥，使明朝失去了一個抗金名將。
1636年，皇太極在瀋陽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
皇太極建立大清後，在政治制度上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仿明朝建制，設置六部和內三院等機構。在軍事編制上，除原有滿洲八旗外又添置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合為二十四旗。此外，皇太極還徹底征服了蒙古各部和朝鮮，統一了東北各地，為以後滿族入關打下雄厚的基礎。
為了使滿洲人避免重蹈前金滅國的覆輒，皇太極下詔令後世子孫千萬不要「廢騎射而效漢人」 ，並制定了官服和百姓常服。
此後，皇太極又多次揮兵入關。1638年，他命多爾袞等越過長城，擾河北，下濟南，俘明德王朱由樞，攻下城池58座，擄獲人口46萬。1641年，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寧遠孤城外，明山海關外的要地盡失。
當松山之役處在關鍵時刻之時，皇太極的寵妃海蘭珠病逝，皇太極悲痛欲絕。海蘭珠之死給皇太極在精神上以沉重的打擊。自此，他身心崩潰，於1643年八月九日突然駕崩，終年五十二歲。死後被尊謚為「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清史稿》對皇太極的評價是「太宗允文允武，內修政事，外勤討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雖大勳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既歸於統一，蓋帝之詒謀遠矣。」
少年天子順治時期的清明統治
順治帝福臨是皇太極的第九子。史書記載，說福臨出生時，其母孝莊文皇后「紅光繞身，盤旋如龍形」。在生產之前，皇后夢見神人將孩子抱入懷中，說他是統一天下之主。第二天，生產時，「紅光燭宮中，香氣經日不散」。其生得是「頂發聳起，龍章鳳姿，神智天授」。隨著他的逐漸長大，福臨更是聰明無比。他從6歲時就酷愛讀史書，並說「皇父自幼小讀書，我也想要讀書」。讀書一目十行，不用先生講解，能自悟其義。因此他從小就受到皇太極的喜愛。
皇太極的突然駕崩以及沒有指定誰來繼承大統，使皇位繼承人的爭奪再次白熱化。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最具有競爭力的皇位人選是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和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在兩派勢力均不肯讓步的情況下，最終議定由6歲的福臨繼承皇位，濟爾哈朗和多爾袞共同輔理朝政，全權處理朝廷軍政大事。至此，福臨即位，親王輔政，年號為順治。
各派勢力取得均衡後，清朝內部基本趨於穩定。在親王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的輔政下，清軍開始對明王朝發起了最後的進攻。在收降了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後，清軍入關，並打敗了闖王的農民軍，佔領了北京城，終於取代明朝統一了天下。在這一過程中，多爾袞以其超凡的膽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定都北京後，由於福臨年紀尚小，國家大事由攝政王多爾袞裁決。多爾袞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下令清軍在進駐北京城時不要私闖民宅，嚴禁搶劫財物。此舉受到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和原明朝官員的歡迎。
同時，多爾袞在用人方面，採取了較為寬鬆的政策，即「一概錄用，寬大為治」的方針。對原明朝各衙門的官員一概錄用；對明朝有罪的官員，罪無大小，一律赦免。在這種用人政策之下，許多曾經與清為敵的原明朝文武官員都投到清政府為官，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賢良之才到清政府任職。這既擴大了清政府的影響，也為清政府在關內的立足和統治天下打下了基礎。
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多爾袞將豪格治罪，使其最終死於獄中。豪格一方的勢力被削弱。直到1651年福臨親政，才恢復其爵位，並立碑表彰其功績。至此，多爾袞的勢力空前。雖無皇帝之名，但卻掌握了皇帝應有的權力。很多大臣只知道有攝政王多爾袞，卻不知道有皇帝。逐漸長大的福臨雖然心懷不滿，但卻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讓自己沉湎於遊獵逸樂中。
大權在握的多爾袞因操勞過度，加之自己的親弟弟多鐸年紀輕輕就出天花而死，身體日漸衰弱。1650年12月，多爾袞去邊外狩獵，猝發疾病而死。終年39歲。其短暫的一生為滿族的興盛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二年，14歲的順治正式親政。作為順治生母的孝莊皇太后繼續精心輔佐兒子，並常常告誡他要繼承祖宗之業，勤於政務。她教導兒子說治國之本在於得到民心，與民休息才能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繁榮昌盛。因此，選拔任用賢能之人十分重要。為此，她勸誡兒：「 治理國家必須親近忠直之臣，遠斥奸惡小人；用人必須親自選拔，處理政務必須詳細審慎又要堅決果斷；賞罰必須公正平允；自己的衣食住行必須崇尚節儉，不可奢侈靡費；要樹立遠大理想，勤奮好學；要加強自身修養，臨危不懼，喜怒不形於色；不要沉湎於遊戲娛樂之中。」
年少的順治皇帝牢記母親的教誨，在其親政的10年中，嚴於律己，勤於政務，採取了一系列利國利民的政策。他時常與臣下討論政務得失，遇到重大決策必先商討盡善，再行頒布。同時他採納臣下意見，仿照古制設立起居注官，記載皇帝日常的一言一行，以傳之後世。
順治能夠體恤百姓疾苦。比如在重新修建乾清宮一事上，他接受大臣的建議，將工程錢糧都用在了賑濟受災的百姓身上。同時告誡諸王和大臣們今後的飲食和娛樂也要從儉，對於富戶願意出糧捐助百姓的，國家可以給予獎勵。
此外，順治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廢除了前明萬歷時期增加的多餘賦稅。對於受災地區的賦稅則予以免除。
順治時期，天下初定。雖然明朝並非為清朝所滅，而且清初沿襲明代制度，翻譯《洪武寶訓》，由順治帝寫序後頒行天下，稱要與天下共遵明朝的祖訓。但畢竟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引起了一些漢族，特別是江南地區漢族的反抗。部份漢人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起兵，部份豪紳則隱匿土地，逃避賦稅，以此與清政府對抗。對此，順治一方面派兵將南方的叛亂相繼平息，一方面下詔對拖欠錢糧的人加以查處，並根據數量多寡，予以治罪。
順治親政後，對佛學十分感興趣，先後邀請一些著名僧人到皇宮講經。他曾說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因此「每次來到寺中，徘徊久久不願離去 」。
1658年和1660年，順治先後遭遇愛子之死和愛妃之亡，性情大變，對世事更加心灰意冷。1661年正月，順治外出不幸染病，幾天後，在養心殿病逝，終年24歲。在遺詔中，他要求實行火化，行法事。順治一生篤信佛法，死後也依據佛家儀式火化。順治死後的廟號是「世祖」。
《清史稿》對順治的評價是：勤政愛民，孜孜求治。
努爾哈赤死後，兒子皇太極在其他幾位阿哥的擁戴下繼汗位。皇太極不但能文善武，智勇超群，戰功卓著，而且十分善於收攬人心。早年，他輔佐努爾哈赤攻打遼西，屢屢取得戰功。即汗位後，他大膽進行改革，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 ，採取了一些安民措施。比如他下令滿人和漢人的「訟獄差徭，務使均一」。他在重用一些滿族八旗將領的同時，還注意任用漢族士大夫，因此有「賢明」 之稱。
為了與明朝一爭天下，他大膽對外用兵。1629年，他下令避開薊遼總督袁崇煥把守的寧遠，從喜峰口越長城，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煥從山海關回兵馳援，敗後金軍於北京廣渠門外。這時，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誤殺了袁崇煥，使明朝失去了一個抗金名將。
1636年，皇太極在瀋陽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
皇太極建立大清後，在政治制度上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仿明朝建制，設置六部和內三院等機構。在軍事編制上，除原有滿洲八旗外又添置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合為二十四旗。此外，皇太極還徹底征服了蒙古各部和朝鮮，統一了東北各地，為以後滿族入關打下雄厚的基礎。
為了使滿洲人避免重蹈前金滅國的覆輒，皇太極下詔令後世子孫千萬不要「廢騎射而效漢人」 ，並制定了官服和百姓常服。
此後，皇太極又多次揮兵入關。1638年，他命多爾袞等越過長城，擾河北，下濟南，俘明德王朱由樞，攻下城池58座，擄獲人口46萬。1641年，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寧遠孤城外，明山海關外的要地盡失。
當松山之役處在關鍵時刻之時，皇太極的寵妃海蘭珠病逝，皇太極悲痛欲絕。海蘭珠之死給皇太極在精神上以沉重的打擊。自此，他身心崩潰，於1643年八月九日突然駕崩，終年五十二歲。死後被尊謚為「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清史稿》對皇太極的評價是「太宗允文允武，內修政事，外勤討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雖大勳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既歸於統一，蓋帝之詒謀遠矣。」
少年天子順治時期的清明統治
順治帝福臨是皇太極的第九子。史書記載，說福臨出生時，其母孝莊文皇后「紅光繞身，盤旋如龍形」。在生產之前，皇后夢見神人將孩子抱入懷中，說他是統一天下之主。第二天，生產時，「紅光燭宮中，香氣經日不散」。其生得是「頂發聳起，龍章鳳姿，神智天授」。隨著他的逐漸長大，福臨更是聰明無比。他從6歲時就酷愛讀史書，並說「皇父自幼小讀書，我也想要讀書」。讀書一目十行，不用先生講解，能自悟其義。因此他從小就受到皇太極的喜愛。
皇太極的突然駕崩以及沒有指定誰來繼承大統，使皇位繼承人的爭奪再次白熱化。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最具有競爭力的皇位人選是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和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在兩派勢力均不肯讓步的情況下，最終議定由6歲的福臨繼承皇位，濟爾哈朗和多爾袞共同輔理朝政，全權處理朝廷軍政大事。至此，福臨即位，親王輔政，年號為順治。
各派勢力取得均衡後，清朝內部基本趨於穩定。在親王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的輔政下，清軍開始對明王朝發起了最後的進攻。在收降了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後，清軍入關，並打敗了闖王的農民軍，佔領了北京城，終於取代明朝統一了天下。在這一過程中，多爾袞以其超凡的膽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定都北京後，由於福臨年紀尚小，國家大事由攝政王多爾袞裁決。多爾袞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下令清軍在進駐北京城時不要私闖民宅，嚴禁搶劫財物。此舉受到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和原明朝官員的歡迎。
同時，多爾袞在用人方面，採取了較為寬鬆的政策，即「一概錄用，寬大為治」的方針。對原明朝各衙門的官員一概錄用；對明朝有罪的官員，罪無大小，一律赦免。在這種用人政策之下，許多曾經與清為敵的原明朝文武官員都投到清政府為官，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賢良之才到清政府任職。這既擴大了清政府的影響，也為清政府在關內的立足和統治天下打下了基礎。
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多爾袞將豪格治罪，使其最終死於獄中。豪格一方的勢力被削弱。直到1651年福臨親政，才恢復其爵位，並立碑表彰其功績。至此，多爾袞的勢力空前。雖無皇帝之名，但卻掌握了皇帝應有的權力。很多大臣只知道有攝政王多爾袞，卻不知道有皇帝。逐漸長大的福臨雖然心懷不滿，但卻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讓自己沉湎於遊獵逸樂中。
大權在握的多爾袞因操勞過度，加之自己的親弟弟多鐸年紀輕輕就出天花而死，身體日漸衰弱。1650年12月，多爾袞去邊外狩獵，猝發疾病而死。終年39歲。其短暫的一生為滿族的興盛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二年，14歲的順治正式親政。作為順治生母的孝莊皇太后繼續精心輔佐兒子，並常常告誡他要繼承祖宗之業，勤於政務。她教導兒子說治國之本在於得到民心，與民休息才能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繁榮昌盛。因此，選拔任用賢能之人十分重要。為此，她勸誡兒：「 治理國家必須親近忠直之臣，遠斥奸惡小人；用人必須親自選拔，處理政務必須詳細審慎又要堅決果斷；賞罰必須公正平允；自己的衣食住行必須崇尚節儉，不可奢侈靡費；要樹立遠大理想，勤奮好學；要加強自身修養，臨危不懼，喜怒不形於色；不要沉湎於遊戲娛樂之中。」
年少的順治皇帝牢記母親的教誨，在其親政的10年中，嚴於律己，勤於政務，採取了一系列利國利民的政策。他時常與臣下討論政務得失，遇到重大決策必先商討盡善，再行頒布。同時他採納臣下意見，仿照古制設立起居注官，記載皇帝日常的一言一行，以傳之後世。
順治能夠體恤百姓疾苦。比如在重新修建乾清宮一事上，他接受大臣的建議，將工程錢糧都用在了賑濟受災的百姓身上。同時告誡諸王和大臣們今後的飲食和娛樂也要從儉，對於富戶願意出糧捐助百姓的，國家可以給予獎勵。
此外，順治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廢除了前明萬歷時期增加的多餘賦稅。對於受災地區的賦稅則予以免除。
順治時期，天下初定。雖然明朝並非為清朝所滅，而且清初沿襲明代制度，翻譯《洪武寶訓》，由順治帝寫序後頒行天下，稱要與天下共遵明朝的祖訓。但畢竟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引起了一些漢族，特別是江南地區漢族的反抗。部份漢人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起兵，部份豪紳則隱匿土地，逃避賦稅，以此與清政府對抗。對此，順治一方面派兵將南方的叛亂相繼平息，一方面下詔對拖欠錢糧的人加以查處，並根據數量多寡，予以治罪。
順治親政後，對佛學十分感興趣，先後邀請一些著名僧人到皇宮講經。他曾說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因此「每次來到寺中，徘徊久久不願離去 」。
1658年和1660年，順治先後遭遇愛子之死和愛妃之亡，性情大變，對世事更加心灰意冷。1661年正月，順治外出不幸染病，幾天後，在養心殿病逝，終年24歲。在遺詔中，他要求實行火化，行法事。順治一生篤信佛法，死後也依據佛家儀式火化。順治死後的廟號是「世祖」。
《清史稿》對順治的評價是：勤政愛民，孜孜求治。
2006年4月10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一）
（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恍惚間，人類歷史在神之創世紀後，已走過了幾千年，走過了半神文化時期，走過了輝煌燦爛的西周和秦皇漢武，走過了盛世大唐與璀璨兩宋。在聲名遠播的元、明的餘音中，中華歷史又迎來了一個偉大的朝代：清王朝。
清王朝建立於17世紀前期，並在18世紀出現了康乾盛世，使中國的人口與疆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經濟及文化上再次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一代明君康熙大帝亦為後世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康熙在位時期，智擒鰲拜，剿撤三藩，南收台灣，北拒沙俄，訂《尼布楚條約》，西征蒙古，興修水利，治理黃河，鼓勵墾荒，薄賦輕稅，愛民如子。他勤於政事，雄才大略，好學敏求，崇尚節約。其在位61年，由於他的文治武功，中國的統一的局面得到鞏固發展，並開啟了「康乾盛世」的繁榮。此後的乾隆皇帝將清朝帶入了鼎盛時期，使清朝時中國的疆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大。但是在這個東方大國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之際，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了碰撞。
十八世紀的歐洲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後，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工業化成為發展趨勢。拓展海外市場成為歐洲工業國家追逐的目標。而富裕且地大物博的中國更吸引了眾多的目光。在經歷了正常通商的要求被拒絕後，西方國家開始採用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從1840年起，中國歷史走入了近代史階段，在與西方的交往中，經歷著動盪和劇烈的變化。西方文明開始侵蝕古老的東方文明。1911年的革命徹底摧毀了這個王朝昔日的輝煌。
1912年2月13日宣統帝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落下了歷史的帷幕。
關於清朝祖先的神話
在我們業已講述過的王朝歷史中，我們談到了在有了天和地之後，神造了人，又下凡來到人間幫助人類掌握生活的技能，教導人類以文娛形式豐富自己的生活；此後，神又為人類選擇了統治者，並通過他們出生時昭顯的神跡來告訴人們他們的降臨。在離我們並不太遙遠的清王朝的締造者愛新覺羅，同樣為後人留下了關於自己祖先的神話。
很久以前，在東北的長白山有一潭，今人稱作天池。池水十分清澈，加之四周高峰林立，風景非常秀美。一天，三位仙女來到池中洗澡。大姐叫恩古倫，二姐叫正古倫，三妹叫佛古倫。洗完後，她們正準備披衣，突然一隻喜鵲口銜紅果放在佛古倫的衣服上。佛古倫看見後，愛不釋手，不小心將紅果吞如腹中，感而成孕。不久，佛古倫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生下來就能說話。沒過多久，就已長大成人。佛古倫對兒子說：「你是奉天命來到人間，上天生你，就是命令你去平定亂國。」她還把自己的來歷以及吞紅果後懷孕生子等事情，告訴了兒子。接著給了兒子一隻小船，讓兒子順流直下，而佛古倫則騰空而起，回歸天國世界。
佛古倫的兒子按照母親的指示，乘著小船，來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來到岸上，折樹枝為椅，獨坐其上。當時在這個地方居住著三個部族首領，為了爭得上峰，整日爭鬥。當佛古倫的兒子上岸時，正好被一個擔水的人看見。擔水人回去告訴了正在爭鬥的三個部族的人們，稱自己在岸邊看到一位奇人。人們立即停止了爭鬥，來到岸邊觀看，果然有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坐在那兒。人們非常驚奇，便詢問他的來歷。他說：「我是天女佛古倫所生，姓愛新覺羅，名叫布庫裡雍順，上天生我就是來平定你們的紛亂的。」他又把母親告訴他的話述說了一遍。人們非常高興，抬著布庫裡雍順回到住地，並推舉他為國王。自此這個地方戰亂平息，人們安居樂業。這個國家號稱滿洲，布庫裡雍順是這個國家的締造者。
關於清朝建立和發展的預言
歷史上諸多預言都對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馬前課》：三國時期諸葛亮的《馬前課》在第九課中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九課的預言是：「水月有主，古月為君。十傳絕統，相敬若賓。」 「水月有主」就好像是一個字謎，「水」為「清」字的水字傍（三點水）；「月」為「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下半截；「主」字形就如「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上半截。謎底為「清」字，清朝的國號。「古月」合起來就是一個「胡」字，「胡」是古代對少數民族的統稱。「古月為君」是指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也確是東北的滿族建立的。
清朝入關以來共有十位皇帝，按其年號依次排列如下: 順治（1644年-1661年）、康熙（1662年-1722年）、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1736年-1796年）、嘉慶（1797年-1820年）、道光（1821年-1850年）、咸豐（1851年-1861年）、同治（1862年-1874年）、光緒（1875年-1908年）、宣統（1909年-1911年）。「十傳」就是指這十位皇帝，「絕統」指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年號是「宣統」。
1912年2月13日宣統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正式落下了歷史的帷幕。新的國民政府宣佈優待清朝王室成員，允許退位的清帝依然住在皇宮裡面，給其訪華的外國元首待遇，而且全國上下對滿族人民也沒有歧視，宣佈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故曰「相敬若賓」。
《推背圖》：唐朝《推背圖》第三十三象預言了清朝入主中原。
第三十三象圖中畫一大船，上插著八面旗幟，坐著一群人，從水上而來。一千多年前的李淳風，連清人的八旗與八旗子弟都預示到了。
讖文是「黃河水清，氣順則治，主客不分，地支無子。天長白瀑來，胡人氣不衰，藩籬多撤去，稚子半可哀。」
讖文的含義是：朝代換了，來統治中原的人國號曰「清」，應了「黃河水清」。黃河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黃河就代表著整個中原，清入關後第一代皇帝號順治，又應了「氣順而治」。本來滿清是明朝的客人，現在清兵入關，做了中國的皇帝，成了中國的主人，但漢人並沒有變成客人，因為經過康熙大帝一生的武功文治，漢滿已經逐漸融匯在一起，變成「主客不分」，滿漢一家。清朝傳位十一世，又應了「地支無子」，因為地支有十二支，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今少了其中的子，只剩下十一支，就暗示清朝君主十一位，包括入關前的皇太極。
接著再看下面四句。清太祖努爾哈赤原據有松花江、鴨綠江、圖們江之地，也就是長白山一帶，就應了「天長白瀑來」，即來自於長白山，自從五胡亂體，以至於北宋滅於金，南宋滅於元，明朝又滅於清，則應了「胡人氣不衰」。清聖祖康熙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削平了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則應了「藩籬多撤去」。清人入主中原，漢人都要剃光前半部頭髮，像個小孩童一般，所以叫「稚子半可哀」。
《梅花詩》：宋朝《梅花詩》第五首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五首中預言道：「胡兒騎馬走長安，開闢中原海境寬。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
「胡兒騎馬走長安」中「胡兒」指滿族，這裡指東北的滿清入主中原。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一統明末的殘局，並於公元1644年，建都北京，成為大清帝國。「開闢中原海境寬」：清朝前期，國勢大興，文治武功都非常強盛，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特別是康熙皇帝，平定了各種內亂外侵，使中國的版圖空前的擴展。另外，自清代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與海外通商，開闢港口，正所謂「海境寬」。
「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第一個「洪水」指的是公元1851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像洪水一樣席捲半個中國，歷時達13年之久，嚴重動搖了清朝統治。太平天國被平息後(「乍平」)，清朝內憂外患不斷，革命勢力不斷崛起壯大，直到最後，武昌起義成功，黎元洪被擁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袁世凱死後又成為總統，清王朝徹底滅亡。所以，清朝最終的前景(「清光」)還應該向武漢(「漢中」)看。
《燒餅歌》：明朝劉伯溫的《燒餅歌》對清朝建立的預言是「水浸月宮主上移」，此句暗示一個「清」字。左邊三點水，右上角為「主」，右下角為「月」，合起來就成了一個清字。
在預言中，當劉伯溫告訴明太祖大明江山已經滅亡多時時，太祖十分吃驚，「即問此人生長何方？若何衣冠？稱何國號？治天下何如？」
劉伯溫的回答是：「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路上行人一半僧，赤頭童子皆流血，倒置三元且聽說。」
「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幾句，暗示了滿清王朝的統治。「滿」字的左邊是三點水，右上角可視為「草字頭」(艸)，右下角的「兩」又與「雨」字相近。預言有以二十四節氣裡的「雨水節」來擾亂人們的視聽，其實暗示著一個「滿」字。「春三月」正是清明時節，在此更指明了「清」字。而「王出頭」，─方面是「王」上加一點，預示真「主」出現，一方面是指「清」字右上角的「主」字。綜合起來看，這幾句暗示滿清王朝入主中國。而清王朝強令漢人剃掉半個頭，使人活像半個和尚，不正使「路上行人一半憎」有了著落嗎？至於「赤頭童子皆流血」意思更為明顯，看來指那些不服剃髮令的人慘遭殺害無疑。最後的「倒置三元且聽說」則複雜一些。「三元」即是「三才」── 天、地、人。
「倒置三元」，是說清王朝強令人們剃頭，一方面違背了天、地、人的常理，一方面指漢民族的抗清鬥爭。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
清朝入關前的發展
* 女真族的發展
前面說過，清朝的祖先是布庫裡雍順，初建國為滿洲，居住在長白山一帶，後被稱為女真族。發展到元朝時，元政府在其地置軍民萬戶府。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活動地區的不同，分為三大部：居住在黑龍江兩岸和烏蘇里江流域的稱「野人女真」或「東海女真」；居住在開原以東和松花江中游一帶的稱「海西女真」； 居住在長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綏芬河流域的稱「建州女真」。
明朝繼承元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於1375年（洪武八年）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招諭女真各部。1403年（永樂元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區設建州衛，任命部族首領阿哈出為長官，1412年，又置建州左衛，任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明前期，建州女真幾經遷徙，到正統年間定居於渾河、蘇子河上游（遼寧新賓縣境內）。1442年（正統七年），明政府又從建州左衛中分置建州右衛，授凡察為指揮使。至此，遂有「建州三衛」稱號。
1409年（永樂七年），明政府為加強對東北的統治，在元朝奴兒干征東元帥府的舊址，即黑龍江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其管轄範圍，包括西起鄂嫩河，東至庫頁島，北抵外興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明政府還不時派員巡視。
雄才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並建立後金
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是明初建州左衛指揮使、酋長猛哥帖木兒的後裔，姓愛新覺羅氏。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以其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他統一了建州女真。由於努爾哈赤「忠於大明」和「保塞有功」，明政府先後封他為指揮使、都督僉事和龍虎將軍。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努爾哈赤又統一了海西女真。同時，他還先後兼併了東海女真的許多部落，征服了散居於烏蘇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兩岸及外興安嶺等地各部族。
當女真各部基本統一後，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遼寧省新賓縣西老城）即位稱汗，國號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了新政權，史稱後金。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制度。這個制度成為後世清朝軍隊的主要建制。
「八旗」的基本單位是牛錄。每牛錄三百人，首領稱「牛錄額真」；五牛錄為一甲喇，設甲喇額真統轄。五甲喇為一固山，由固山額真統轄。每固山一旗，最初四旗為黃、白、紅、藍四色。以後另增加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計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計6萬餘人。
八旗兵丁平時生產，戰時出征。八個固山額真即八旗旗主，都是由努爾哈赤的子、侄擔任，他們既是軍事統帥，又是各部的政治首領。努爾哈赤是八旗的家長和最高統帥。
努爾哈赤在統一了女真各部並建立了後金政權之後，勢力強盛。於是，以報父仇為由，開始向明朝發起了進攻。1618年，努爾哈赤起兵攻佔了撫順等地。明朝急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在全國加派「遼餉」，調各地官兵8.8萬多人，於1619年二月分四路進攻赫圖阿拉。但努爾哈赤以少勝多，擊潰了明軍。1621年，努爾哈赤陷瀋陽，破遼陽，奪取了遼東七十餘城。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改稱盛京。
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圍攻山海關外重鎮寧遠（遼寧興城），受到明參將袁崇煥的頑強抵抗，努爾哈赤被炮火擊傷。同年八月，努爾哈赤病死，後謚號「太祖」。
《清史稿》對努爾哈赤的評價是：「天賜智勇，神武絕倫」，「用兵三十餘年，建國踐祚」。
恍惚間，人類歷史在神之創世紀後，已走過了幾千年，走過了半神文化時期，走過了輝煌燦爛的西周和秦皇漢武，走過了盛世大唐與璀璨兩宋。在聲名遠播的元、明的餘音中，中華歷史又迎來了一個偉大的朝代：清王朝。
清王朝建立於17世紀前期，並在18世紀出現了康乾盛世，使中國的人口與疆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經濟及文化上再次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一代明君康熙大帝亦為後世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康熙在位時期，智擒鰲拜，剿撤三藩，南收台灣，北拒沙俄，訂《尼布楚條約》，西征蒙古，興修水利，治理黃河，鼓勵墾荒，薄賦輕稅，愛民如子。他勤於政事，雄才大略，好學敏求，崇尚節約。其在位61年，由於他的文治武功，中國的統一的局面得到鞏固發展，並開啟了「康乾盛世」的繁榮。此後的乾隆皇帝將清朝帶入了鼎盛時期，使清朝時中國的疆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大。但是在這個東方大國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之際，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了碰撞。
十八世紀的歐洲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後，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工業化成為發展趨勢。拓展海外市場成為歐洲工業國家追逐的目標。而富裕且地大物博的中國更吸引了眾多的目光。在經歷了正常通商的要求被拒絕後，西方國家開始採用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從1840年起，中國歷史走入了近代史階段，在與西方的交往中，經歷著動盪和劇烈的變化。西方文明開始侵蝕古老的東方文明。1911年的革命徹底摧毀了這個王朝昔日的輝煌。
1912年2月13日宣統帝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落下了歷史的帷幕。
關於清朝祖先的神話
在我們業已講述過的王朝歷史中，我們談到了在有了天和地之後，神造了人，又下凡來到人間幫助人類掌握生活的技能，教導人類以文娛形式豐富自己的生活；此後，神又為人類選擇了統治者，並通過他們出生時昭顯的神跡來告訴人們他們的降臨。在離我們並不太遙遠的清王朝的締造者愛新覺羅，同樣為後人留下了關於自己祖先的神話。
很久以前，在東北的長白山有一潭，今人稱作天池。池水十分清澈，加之四周高峰林立，風景非常秀美。一天，三位仙女來到池中洗澡。大姐叫恩古倫，二姐叫正古倫，三妹叫佛古倫。洗完後，她們正準備披衣，突然一隻喜鵲口銜紅果放在佛古倫的衣服上。佛古倫看見後，愛不釋手，不小心將紅果吞如腹中，感而成孕。不久，佛古倫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生下來就能說話。沒過多久，就已長大成人。佛古倫對兒子說：「你是奉天命來到人間，上天生你，就是命令你去平定亂國。」她還把自己的來歷以及吞紅果後懷孕生子等事情，告訴了兒子。接著給了兒子一隻小船，讓兒子順流直下，而佛古倫則騰空而起，回歸天國世界。
佛古倫的兒子按照母親的指示，乘著小船，來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來到岸上，折樹枝為椅，獨坐其上。當時在這個地方居住著三個部族首領，為了爭得上峰，整日爭鬥。當佛古倫的兒子上岸時，正好被一個擔水的人看見。擔水人回去告訴了正在爭鬥的三個部族的人們，稱自己在岸邊看到一位奇人。人們立即停止了爭鬥，來到岸邊觀看，果然有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坐在那兒。人們非常驚奇，便詢問他的來歷。他說：「我是天女佛古倫所生，姓愛新覺羅，名叫布庫裡雍順，上天生我就是來平定你們的紛亂的。」他又把母親告訴他的話述說了一遍。人們非常高興，抬著布庫裡雍順回到住地，並推舉他為國王。自此這個地方戰亂平息，人們安居樂業。這個國家號稱滿洲，布庫裡雍順是這個國家的締造者。
關於清朝建立和發展的預言
歷史上諸多預言都對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馬前課》：三國時期諸葛亮的《馬前課》在第九課中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九課的預言是：「水月有主，古月為君。十傳絕統，相敬若賓。」 「水月有主」就好像是一個字謎，「水」為「清」字的水字傍（三點水）；「月」為「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下半截；「主」字形就如「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上半截。謎底為「清」字，清朝的國號。「古月」合起來就是一個「胡」字，「胡」是古代對少數民族的統稱。「古月為君」是指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也確是東北的滿族建立的。
清朝入關以來共有十位皇帝，按其年號依次排列如下: 順治（1644年-1661年）、康熙（1662年-1722年）、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1736年-1796年）、嘉慶（1797年-1820年）、道光（1821年-1850年）、咸豐（1851年-1861年）、同治（1862年-1874年）、光緒（1875年-1908年）、宣統（1909年-1911年）。「十傳」就是指這十位皇帝，「絕統」指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年號是「宣統」。
1912年2月13日宣統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正式落下了歷史的帷幕。新的國民政府宣佈優待清朝王室成員，允許退位的清帝依然住在皇宮裡面，給其訪華的外國元首待遇，而且全國上下對滿族人民也沒有歧視，宣佈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故曰「相敬若賓」。
《推背圖》：唐朝《推背圖》第三十三象預言了清朝入主中原。
第三十三象圖中畫一大船，上插著八面旗幟，坐著一群人，從水上而來。一千多年前的李淳風，連清人的八旗與八旗子弟都預示到了。
讖文是「黃河水清，氣順則治，主客不分，地支無子。天長白瀑來，胡人氣不衰，藩籬多撤去，稚子半可哀。」
讖文的含義是：朝代換了，來統治中原的人國號曰「清」，應了「黃河水清」。黃河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黃河就代表著整個中原，清入關後第一代皇帝號順治，又應了「氣順而治」。本來滿清是明朝的客人，現在清兵入關，做了中國的皇帝，成了中國的主人，但漢人並沒有變成客人，因為經過康熙大帝一生的武功文治，漢滿已經逐漸融匯在一起，變成「主客不分」，滿漢一家。清朝傳位十一世，又應了「地支無子」，因為地支有十二支，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今少了其中的子，只剩下十一支，就暗示清朝君主十一位，包括入關前的皇太極。
接著再看下面四句。清太祖努爾哈赤原據有松花江、鴨綠江、圖們江之地，也就是長白山一帶，就應了「天長白瀑來」，即來自於長白山，自從五胡亂體，以至於北宋滅於金，南宋滅於元，明朝又滅於清，則應了「胡人氣不衰」。清聖祖康熙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削平了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則應了「藩籬多撤去」。清人入主中原，漢人都要剃光前半部頭髮，像個小孩童一般，所以叫「稚子半可哀」。
《梅花詩》：宋朝《梅花詩》第五首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五首中預言道：「胡兒騎馬走長安，開闢中原海境寬。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
「胡兒騎馬走長安」中「胡兒」指滿族，這裡指東北的滿清入主中原。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一統明末的殘局，並於公元1644年，建都北京，成為大清帝國。「開闢中原海境寬」：清朝前期，國勢大興，文治武功都非常強盛，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特別是康熙皇帝，平定了各種內亂外侵，使中國的版圖空前的擴展。另外，自清代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與海外通商，開闢港口，正所謂「海境寬」。
「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第一個「洪水」指的是公元1851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像洪水一樣席捲半個中國，歷時達13年之久，嚴重動搖了清朝統治。太平天國被平息後(「乍平」)，清朝內憂外患不斷，革命勢力不斷崛起壯大，直到最後，武昌起義成功，黎元洪被擁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袁世凱死後又成為總統，清王朝徹底滅亡。所以，清朝最終的前景(「清光」)還應該向武漢(「漢中」)看。
《燒餅歌》：明朝劉伯溫的《燒餅歌》對清朝建立的預言是「水浸月宮主上移」，此句暗示一個「清」字。左邊三點水，右上角為「主」，右下角為「月」，合起來就成了一個清字。
在預言中，當劉伯溫告訴明太祖大明江山已經滅亡多時時，太祖十分吃驚，「即問此人生長何方？若何衣冠？稱何國號？治天下何如？」
劉伯溫的回答是：「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路上行人一半僧，赤頭童子皆流血，倒置三元且聽說。」
「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幾句，暗示了滿清王朝的統治。「滿」字的左邊是三點水，右上角可視為「草字頭」(艸)，右下角的「兩」又與「雨」字相近。預言有以二十四節氣裡的「雨水節」來擾亂人們的視聽，其實暗示著一個「滿」字。「春三月」正是清明時節，在此更指明了「清」字。而「王出頭」，─方面是「王」上加一點，預示真「主」出現，一方面是指「清」字右上角的「主」字。綜合起來看，這幾句暗示滿清王朝入主中國。而清王朝強令漢人剃掉半個頭，使人活像半個和尚，不正使「路上行人一半憎」有了著落嗎？至於「赤頭童子皆流血」意思更為明顯，看來指那些不服剃髮令的人慘遭殺害無疑。最後的「倒置三元且聽說」則複雜一些。「三元」即是「三才」── 天、地、人。
「倒置三元」，是說清王朝強令人們剃頭，一方面違背了天、地、人的常理，一方面指漢民族的抗清鬥爭。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
清朝入關前的發展
* 女真族的發展
前面說過，清朝的祖先是布庫裡雍順，初建國為滿洲，居住在長白山一帶，後被稱為女真族。發展到元朝時，元政府在其地置軍民萬戶府。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活動地區的不同，分為三大部：居住在黑龍江兩岸和烏蘇里江流域的稱「野人女真」或「東海女真」；居住在開原以東和松花江中游一帶的稱「海西女真」； 居住在長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綏芬河流域的稱「建州女真」。
明朝繼承元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於1375年（洪武八年）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招諭女真各部。1403年（永樂元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區設建州衛，任命部族首領阿哈出為長官，1412年，又置建州左衛，任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明前期，建州女真幾經遷徙，到正統年間定居於渾河、蘇子河上游（遼寧新賓縣境內）。1442年（正統七年），明政府又從建州左衛中分置建州右衛，授凡察為指揮使。至此，遂有「建州三衛」稱號。
1409年（永樂七年），明政府為加強對東北的統治，在元朝奴兒干征東元帥府的舊址，即黑龍江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其管轄範圍，包括西起鄂嫩河，東至庫頁島，北抵外興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明政府還不時派員巡視。
雄才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並建立後金
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是明初建州左衛指揮使、酋長猛哥帖木兒的後裔，姓愛新覺羅氏。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以其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他統一了建州女真。由於努爾哈赤「忠於大明」和「保塞有功」，明政府先後封他為指揮使、都督僉事和龍虎將軍。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努爾哈赤又統一了海西女真。同時，他還先後兼併了東海女真的許多部落，征服了散居於烏蘇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兩岸及外興安嶺等地各部族。
當女真各部基本統一後，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遼寧省新賓縣西老城）即位稱汗，國號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了新政權，史稱後金。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制度。這個制度成為後世清朝軍隊的主要建制。
「八旗」的基本單位是牛錄。每牛錄三百人，首領稱「牛錄額真」；五牛錄為一甲喇，設甲喇額真統轄。五甲喇為一固山，由固山額真統轄。每固山一旗，最初四旗為黃、白、紅、藍四色。以後另增加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計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計6萬餘人。
八旗兵丁平時生產，戰時出征。八個固山額真即八旗旗主，都是由努爾哈赤的子、侄擔任，他們既是軍事統帥，又是各部的政治首領。努爾哈赤是八旗的家長和最高統帥。
努爾哈赤在統一了女真各部並建立了後金政權之後，勢力強盛。於是，以報父仇為由，開始向明朝發起了進攻。1618年，努爾哈赤起兵攻佔了撫順等地。明朝急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在全國加派「遼餉」，調各地官兵8.8萬多人，於1619年二月分四路進攻赫圖阿拉。但努爾哈赤以少勝多，擊潰了明軍。1621年，努爾哈赤陷瀋陽，破遼陽，奪取了遼東七十餘城。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改稱盛京。
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圍攻山海關外重鎮寧遠（遼寧興城），受到明參將袁崇煥的頑強抵抗，努爾哈赤被炮火擊傷。同年八月，努爾哈赤病死，後謚號「太祖」。
《清史稿》對努爾哈赤的評價是：「天賜智勇，神武絕倫」，「用兵三十餘年，建國踐祚」。
2006年4月4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十一）
章翠英 《李時珍採藥圖》科技篇
農業
明朝在農業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是宋應星和徐光啟。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人，約生活於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總結了當時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寫成名著《天工開物》。《天工開物》共3卷18篇，從農作物的種植、收割、加工，到制鹽、糖、油、酒、曲和製衣服、染顏色；從磚瓦、瓷器、紙張的生產，到五金的采冶，器具的鍛鑄，石灰、礬石、硫磺和煤炭的利用，以及車船、朱墨、珠寶等的製作，無所不載。
徐光啟（1562年～1633年），字子先，別號玄扈先生，上海縣人，明末官僚。他生活的時代，歐洲正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天文、地理、數學、機械力學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徐光啟吸收了西方的科學知識，並和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相互結合，在天文、數學、生物學和農學方面獲得新的成就。他組織明朝「歷局」工作人員，編製了當時可算很完備的整個天球的恆星圖，並採用新的測算法，使日食月食的推測，較前大為精密。他主持編譯的《崇禎歷書》，是中國天文歷算學中一份完整可貴的遺產。徐光啟還和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把歐洲數學介紹到中國來。他參加翻譯的《測量全義》，介紹了西方三角術和球面三角術，引述了許多新公式。三角函數表也是經徐光啟等首次介紹到中國的。
徐光啟在生物學和農學方面的貢獻很大，代表作是《農政全書》。《農政全書》共60卷，約60萬字，分12個部分。舉凡農業及與農業有關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術知識等等，應有盡有。同時，作者也寫進了自己親身試驗的成果。徐光啟曾在天津試驗改良水田，又在他父親墳地周圍開了一個試驗園地，引種外地作物，培植高產良種。他從福建引種甘薯獲得成功後，著書加以推廣。《農政全書》不僅總結了17世紀以前中國農業生產知識，而且還融合了部分外來的農業知識。
醫學
明朝出了一位大醫學家李時珍。李時珍（1518年～1593年），字東璧，號瀕湖，湖廣蘄州人，父祖世代行醫。他在青年時便隨父學醫。在醫療實踐中，李時珍發現過去「本草」中記載的中藥，儘管多達－千餘種，但對藥性、藥名和分類的記載，有不少錯誤，還有許多寶貴藥物知識，還沒有被吸收進去。他窮畢生精力，披閱了八百餘家著作，並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實地考察，還訪問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前後三易其稿，終於寫成《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全書共分52卷，全書共收藥物1892種，其中由李時珍總結民間經驗而增加的有300多種。書中還附有處方11096則，插圖1000多幅。《本草綱目》對每種藥物的名稱、性能、用途、製作都作了說明，並訂正了歷代相沿的某些錯誤。它是中國16世紀以前醫藥學豐富經驗的總結，是中國醫藥寶庫中一份珍貴遺產，直至今天還有實用價值。此外，《本草綱目》不僅是一部藥典，也是一部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的重要著作。
地理學
明朝還出了一位著名的遊俠徐宏祖。徐宏祖（1586年～1641年），字振之，號霞客，江蘇江陰人。他從青年時起就開始有計劃的考察旅行，「不避風雨，不憚虎狼」，足跡遍及今天的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雲南等地，並最終根據自己的經歷，寫成了《徐霞客遊記》。
《徐霞客遊記》是他考察山水三十年的總結，具有很豐富的內容。其中有世界上巖溶考察的最早資料。
《徐霞客遊記》還記載了苗、瑤、果羅（彝）、摩些（納西）、壯、白等少數民族的經濟、歷史、地理和風俗習慣，以及村落城鎮的盛衰，名勝古跡的演變等，是研究中國民族和歷史地理的珍貴資料。
建築藝術
北京皇宮（今故宮）是明代建築的突出代表。
當時的北京城以紫禁城內皇宮為中心，外是周長18里的皇城，皇城之外是周長45里的京城。皇宮正式動工於1417年（永樂十五年），竣工於1420年（永樂十八年）。這所皇宮由幾百座不同的建築物組成，面積約30萬平方米。各個建築物大都用白色大理石做台基和欄杆，建築物木構的本身，如木柱、門、窗等都用朱漆，橫額以藍綠兩色作彩畫，屋頂用黃色琉璃瓦，精美絕倫。其中奉天殿（今太和殿）、華蓋殿（今中和殿）、謹身殿（今保和殿）是中心建築，佔地面積8.7萬平方米。三大殿的台基各由高達二丈餘的三層重迭的須彌座構成，俗稱「三台」，把三大殿襯托得更加巍峨壯觀。台前有精鏤的丹墀，台四周用漢白玉欄杆圍繞，琳麋秀麗。除紫禁城內的皇宮外，還建築了供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神靈用的天壇、社稷壇、山川壇、太廟和作皇城正門的承天門等。
除了皇宮建築外，明代佛塔和陵墓也有著自己的特色。上述建築多不再用易腐的木材，改用磚石建築。南京報恩寺琉璃寶塔，山西洪洞縣霍山廣勝寺飛虹塔等，都是用琉璃磚砌成。北京昌平定陵，就是一座用大理石、漢白玉和磚砌成的地下宮殿。
明代園林造景，有很高的藝術水平，不僅能在有限的空間內，因地制宜，開池堆山，種花木、建亭榭，巧奪天工；而且能借迴廊曲院分劃空間，使結構複雜，形成了「景外有景」，「園中有園」。蘇州拙政園、留園等，以幽曲明淨、精巧秀麗著名。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十）
服飾篇
明代服飾在承襲前代的基礎上，又有自己獨特之處。比如明代的官服承襲唐宋官服制度的傳統，指導思想比較保守。但製作更趨精美，材料和工藝水平都超過前朝，整體配套也更趨和諧統一。
節儉的明太祖朱元璋認為禮服不可過繁，祭天地、宗廟只需戴通天冠，穿紗袍。一品至五品官服紫，六、七品服緋。因為明取法周漢唐宋，以火德王天下，色應尚赤，並規定正旦、冬至、聖節（皇帝生日）、祭社稷、先農、冊拜等大典要穿袞服。
皇帝冠服主要包括袞冕、通天冠等。明朝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始定袞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時又分別做過補充修改。
袞冕的形制基本承襲古制，在圓柱形帽捲上端覆蓋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用桐板做成的綖，綖板前圓後方，用皂紗裱裹。綖板前後各有12旒，旒就是用五彩的繅（絲繩）12根，每根穿五彩玉珠12顆，每顆間距一寸。帽卷夏用玉草、冬用皮革作骨架，表裱玄色紗，裡裱朱色紗做成。帽卷兩側有紐孔（戴時用玉簪穿過紐孔把冕固定在頭頂的髮髻上），下端有武（即帽圈），紐孔和武都用金片鑲成。綖板左右懸紅絲繩為纓，纓上掛黃玉，垂於兩耳之旁。此外，綖板上還懸有一根朱紘。
與此配套的袞服，據《明史·輿服志》記載，由玄衣、黃裳、白羅大帶、黃蔽膝、素紗中單、赤舄等配成。據永樂三年的定制，玄衣肩部織日、月、龍紋，背部織星辰、山紋，袖部織火、華蟲、宗彝紋，領、褾（袖端）、□（衣襟側邊）、裾（衣襟底邊）都是本色。纁裳織藻、粉米、黼、黻紋各二，前三幅、後四幅，腰部有襞積（褶襉），綼（裳的側邊），褐（裳的底邊）都是本色，腰以下前後不縫合。中單以素紗製作，青色領、褾、裾，領上織黻紋13，蔽膝與裳同色，織藻、粉米、黼、黻各2，本色邊。另有黃、白、赤、玄、縹、綠六彩大綬和小綬，玉鉤、玉珮，金鉤、玉環及赤色襪、舄。
而通天冠是在洪武元年定制（公元1368年），加金博山附蟬，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玉簪導。與絳紗袍、皂色領、褾、裾的白紗中單、絳紗蔽膝、白色假帶、方心曲領、白襪、赤舄配套，為皇帝郊廟、省牲、皇太子冠婚、醮戒時所穿。
此外，還有用於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外官朝覲，策士、傳臚、祭太歲山川時穿的皮弁服；親征遣將時穿的武弁服。 平常穿的衣服是盤領窄袖黃袍、玉帶、皮靴。黃袍前後及兩肩各織金盤龍一，即一般所稱的四團龍袍。烏紗折上巾造型像善字，故稱翼善冠。
皇后冠服主要包括禮服和常服。皇后在受冊、謁廟、朝會時穿禮服，其冠，圓框冒以翡翠，上飾九龍四鳳，大、小花樹各12，兩博鬢、12鈿（短頭大花的花簪）。穿褘衣，深青地，畫紅加五色翟（雉鳥）12等（行）。配素紗中單，黻領、朱羅、彀（縐紗）褾（袖端）、□（衣襟側邊）、裾（衣襟底邊），深青色地鑲醬紅色邊繡三對翟鳥紋蔽膝，深青色上鑲朱錦邊、下鑲綠錦邊的大帶，青絲帶作紐約。玉革帶。青色加金飾的襪、舄。後來又在冠式上做了一些改變。
常服一般是用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翡翠。金繡龍紋諸色真紅大袖衣、霞帔、紅羅長裙，紅背子。冠形如特髻，上加龍鳳飾。衣用織金龍鳳紋加繡飾。
文武官員的服飾包括冠服、祭服、公服和常服。官員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頒詔、開讀、進表、傳制都用梁冠、赤羅衣，青領緣白紗中單，青緣赤羅裳，赤羅蔽膝，赤白二色絹大帶，革帶，佩綬，白襪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數區別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籠巾貂蟬（貂原來掛貂尾，後以雉尾代替，蟬是金飾）。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將朝服上衣改成赤羅青緣，長過腰止七寸，不掩沒下裳。中單改成白紗青緣，下裳赤羅青緣，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襞積（褶襉），革帶前綴蔽膝，後佩綬，系而掩之。大帶表裡用素色。萬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賀，不准穿朱履。冬十一月百官可戴暖耳。
此外，皇帝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獻陪祭穿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至九品，皂領緣青羅衣，皂領緣白紗中單，皂緣赤羅裳，赤羅蔽膝，三品以上方心曲領。冠帶佩綬同朝服，四品以下去佩綬。祭太廟社稷時，他們穿大紅便服。
公服包括烏紗帽、團領衫、束帶，其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銀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鈒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官員凡常朝視事穿常服。明初常服與公服都是烏紗帽、團領衫、束帶。洪武六年規定一、二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彩繡，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金，帽珠除玉外隨所用。六至九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銀，帽珠瑪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龍（蟒），許用金繡。
明朝《大學衍義補遺》卷九十八說："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獸，像其猛鷙也。"接著講明朝的常服，可由各級官員按其等級根據規定款式自制，不像宋代是由政府統一製作定時分賜。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一般文官都能遵循制度服用，武官往往違反制度穿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羆至海馬（即五品至九品）的服裝，不但穿的人極少，而製造的人也幾乎斷絕了。
此外，還有明朝內使監宦官、宰輔蒙恩特賞的賜服，如蟒服、飛魚服、鬥牛服。
明朝只有皇帝和其親屬可穿五爪龍紋衣服，明後期有的重臣權貴也穿五爪龍衣，則稱為"蟒龍"。嘉靖權相嚴嵩被參劾倒台後，在江西分宜縣嚴嵩的老家抄沒成千上萬件絲綢衣料和各種華貴服裝。
明代服裝的基本款式有：交領式衣衫 、盤領衣、上衣與下裳相連的束腰袍裙、對襟合領或對襟直領式衣服、背間中縫直通到下面的斜領大袖袍，如直裰（又稱直掇、直身）、襴衫、道袍。
明代一般人常用的巾幅名目較多，有些是唐、宋傳留下來的，有些是遼、金、元遊牧民族流傳到中原、保留到明代的，還有一些是明代新創的。例如儒巾、軟巾、諸葛巾、東坡巾、山谷巾，都是傳統的巾式。明初有一種用黑色細繩、馬尾鬃絲或頭髮編結的網巾，網口上下用帛包邊，長有二玉或金屬小圈，二邊各系小繩交穿於二小圈內，上面束於頂發，下面可用總繩拴緊，故又名「一統山河」或「一統天和」。網巾的用處是可以保持頭髮不亂。
明朝官服戴紗帽籠巾，下面多先戴網巾起約發作用。天啟時，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為「懶收網」。另外有四周巾，用二尺多的幅帛裹頭，余幅後垂，為燕居之飾。純陽巾，頂部用帛疊成一寸寬的硬褶，疊好後像一排竹簡垂之於後，以八仙中的呂洞賓號純陽名之。這種巾子也可按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的名，稱之為樂天巾。老人巾，是明初始興的巾樣，明太祖用手將頂部按之使之前仰後俯，就依樣改制之，惟老年人所戴，故稱老年巾。將巾、結巾，都是用尺帛裹頭，又綴片帛於後，其末端下垂，俗稱扎巾。此外還有兩儀巾，後垂飛葉兩片。萬字巾，上闊下狹形如萬字。鑿子巾，即唐巾去掉帶子。凌雲巾，因形狀詭異被禁用。
明朝民間最流行的是瓜皮帽，當時稱六合一統帽或小帽，是用六塊羅帛縫拼，六瓣合縫，下有帽簷，當時南方百姓冬天都戴它。
明朝的鞋子包括：靴、舄、高跟鞋等。
明代服飾在承襲前代的基礎上，又有自己獨特之處。比如明代的官服承襲唐宋官服制度的傳統，指導思想比較保守。但製作更趨精美，材料和工藝水平都超過前朝，整體配套也更趨和諧統一。
節儉的明太祖朱元璋認為禮服不可過繁，祭天地、宗廟只需戴通天冠，穿紗袍。一品至五品官服紫，六、七品服緋。因為明取法周漢唐宋，以火德王天下，色應尚赤，並規定正旦、冬至、聖節（皇帝生日）、祭社稷、先農、冊拜等大典要穿袞服。
皇帝冠服主要包括袞冕、通天冠等。明朝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始定袞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時又分別做過補充修改。
袞冕的形制基本承襲古制，在圓柱形帽捲上端覆蓋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用桐板做成的綖，綖板前圓後方，用皂紗裱裹。綖板前後各有12旒，旒就是用五彩的繅（絲繩）12根，每根穿五彩玉珠12顆，每顆間距一寸。帽卷夏用玉草、冬用皮革作骨架，表裱玄色紗，裡裱朱色紗做成。帽卷兩側有紐孔（戴時用玉簪穿過紐孔把冕固定在頭頂的髮髻上），下端有武（即帽圈），紐孔和武都用金片鑲成。綖板左右懸紅絲繩為纓，纓上掛黃玉，垂於兩耳之旁。此外，綖板上還懸有一根朱紘。
與此配套的袞服，據《明史·輿服志》記載，由玄衣、黃裳、白羅大帶、黃蔽膝、素紗中單、赤舄等配成。據永樂三年的定制，玄衣肩部織日、月、龍紋，背部織星辰、山紋，袖部織火、華蟲、宗彝紋，領、褾（袖端）、□（衣襟側邊）、裾（衣襟底邊）都是本色。纁裳織藻、粉米、黼、黻紋各二，前三幅、後四幅，腰部有襞積（褶襉），綼（裳的側邊），褐（裳的底邊）都是本色，腰以下前後不縫合。中單以素紗製作，青色領、褾、裾，領上織黻紋13，蔽膝與裳同色，織藻、粉米、黼、黻各2，本色邊。另有黃、白、赤、玄、縹、綠六彩大綬和小綬，玉鉤、玉珮，金鉤、玉環及赤色襪、舄。
而通天冠是在洪武元年定制（公元1368年），加金博山附蟬，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玉簪導。與絳紗袍、皂色領、褾、裾的白紗中單、絳紗蔽膝、白色假帶、方心曲領、白襪、赤舄配套，為皇帝郊廟、省牲、皇太子冠婚、醮戒時所穿。
此外，還有用於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外官朝覲，策士、傳臚、祭太歲山川時穿的皮弁服；親征遣將時穿的武弁服。 平常穿的衣服是盤領窄袖黃袍、玉帶、皮靴。黃袍前後及兩肩各織金盤龍一，即一般所稱的四團龍袍。烏紗折上巾造型像善字，故稱翼善冠。
皇后冠服主要包括禮服和常服。皇后在受冊、謁廟、朝會時穿禮服，其冠，圓框冒以翡翠，上飾九龍四鳳，大、小花樹各12，兩博鬢、12鈿（短頭大花的花簪）。穿褘衣，深青地，畫紅加五色翟（雉鳥）12等（行）。配素紗中單，黻領、朱羅、彀（縐紗）褾（袖端）、□（衣襟側邊）、裾（衣襟底邊），深青色地鑲醬紅色邊繡三對翟鳥紋蔽膝，深青色上鑲朱錦邊、下鑲綠錦邊的大帶，青絲帶作紐約。玉革帶。青色加金飾的襪、舄。後來又在冠式上做了一些改變。
常服一般是用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翡翠。金繡龍紋諸色真紅大袖衣、霞帔、紅羅長裙，紅背子。冠形如特髻，上加龍鳳飾。衣用織金龍鳳紋加繡飾。
文武官員的服飾包括冠服、祭服、公服和常服。官員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頒詔、開讀、進表、傳制都用梁冠、赤羅衣，青領緣白紗中單，青緣赤羅裳，赤羅蔽膝，赤白二色絹大帶，革帶，佩綬，白襪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數區別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籠巾貂蟬（貂原來掛貂尾，後以雉尾代替，蟬是金飾）。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將朝服上衣改成赤羅青緣，長過腰止七寸，不掩沒下裳。中單改成白紗青緣，下裳赤羅青緣，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襞積（褶襉），革帶前綴蔽膝，後佩綬，系而掩之。大帶表裡用素色。萬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賀，不准穿朱履。冬十一月百官可戴暖耳。
此外，皇帝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獻陪祭穿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至九品，皂領緣青羅衣，皂領緣白紗中單，皂緣赤羅裳，赤羅蔽膝，三品以上方心曲領。冠帶佩綬同朝服，四品以下去佩綬。祭太廟社稷時，他們穿大紅便服。
公服包括烏紗帽、團領衫、束帶，其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銀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鈒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官員凡常朝視事穿常服。明初常服與公服都是烏紗帽、團領衫、束帶。洪武六年規定一、二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彩繡，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金，帽珠除玉外隨所用。六至九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銀，帽珠瑪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龍（蟒），許用金繡。
明朝《大學衍義補遺》卷九十八說："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獸，像其猛鷙也。"接著講明朝的常服，可由各級官員按其等級根據規定款式自制，不像宋代是由政府統一製作定時分賜。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一般文官都能遵循制度服用，武官往往違反制度穿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羆至海馬（即五品至九品）的服裝，不但穿的人極少，而製造的人也幾乎斷絕了。
此外，還有明朝內使監宦官、宰輔蒙恩特賞的賜服，如蟒服、飛魚服、鬥牛服。
明朝只有皇帝和其親屬可穿五爪龍紋衣服，明後期有的重臣權貴也穿五爪龍衣，則稱為"蟒龍"。嘉靖權相嚴嵩被參劾倒台後，在江西分宜縣嚴嵩的老家抄沒成千上萬件絲綢衣料和各種華貴服裝。
明代服裝的基本款式有：交領式衣衫 、盤領衣、上衣與下裳相連的束腰袍裙、對襟合領或對襟直領式衣服、背間中縫直通到下面的斜領大袖袍，如直裰（又稱直掇、直身）、襴衫、道袍。
明代一般人常用的巾幅名目較多，有些是唐、宋傳留下來的，有些是遼、金、元遊牧民族流傳到中原、保留到明代的，還有一些是明代新創的。例如儒巾、軟巾、諸葛巾、東坡巾、山谷巾，都是傳統的巾式。明初有一種用黑色細繩、馬尾鬃絲或頭髮編結的網巾，網口上下用帛包邊，長有二玉或金屬小圈，二邊各系小繩交穿於二小圈內，上面束於頂發，下面可用總繩拴緊，故又名「一統山河」或「一統天和」。網巾的用處是可以保持頭髮不亂。
明朝官服戴紗帽籠巾，下面多先戴網巾起約發作用。天啟時，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為「懶收網」。另外有四周巾，用二尺多的幅帛裹頭，余幅後垂，為燕居之飾。純陽巾，頂部用帛疊成一寸寬的硬褶，疊好後像一排竹簡垂之於後，以八仙中的呂洞賓號純陽名之。這種巾子也可按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的名，稱之為樂天巾。老人巾，是明初始興的巾樣，明太祖用手將頂部按之使之前仰後俯，就依樣改制之，惟老年人所戴，故稱老年巾。將巾、結巾，都是用尺帛裹頭，又綴片帛於後，其末端下垂，俗稱扎巾。此外還有兩儀巾，後垂飛葉兩片。萬字巾，上闊下狹形如萬字。鑿子巾，即唐巾去掉帶子。凌雲巾，因形狀詭異被禁用。
明朝民間最流行的是瓜皮帽，當時稱六合一統帽或小帽，是用六塊羅帛縫拼，六瓣合縫，下有帽簷，當時南方百姓冬天都戴它。
明朝的鞋子包括：靴、舄、高跟鞋等。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九）
文學、史學和音樂篇
明代小說
明代的小說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產生了大量的以歷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的話本、擬話本。其中《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堪稱一代巨著。
元明之際，文學家羅貫中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參照歷史，寫成了《三國演義》這部巨作。作者在描寫東漢末年三國相爭的歷史畫卷的同時，還用濃墨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比如劉備、曹操、諸葛亮等，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南宋以來，在民間就流傳宋江起義的故事。在民間群眾創作的基礎上，施耐庵加工寫成了《水滸傳》。《水滸傳》描寫了晁蓋、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不同的經歷和悲慘的遭遇，以及從個人反抗到聚義梁山，形成強大起義隊伍的鬥爭過程。
《西遊記》，共一百回，是一部長篇神話小說。它描述了唐初僧人玄奘不避艱險，赴天竺（印度）取經的歷史。《西遊記》還塑造了孫悟空等非常鮮明的形象，同時向人們展示了佛的莊嚴、神聖和偉大。
明代短篇小說的創作也很興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寫了宋元話本，還創作擬話本。「三言」、「兩拍」就是這種話本和擬話本的代表作。三言是《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編著者馮夢龍。「兩拍」是《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作者凌蒙初。
詩文
明代詩文創作數量雖不少，但成就卻不大。永樂至正統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以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台閣體」詩派。他們的作品都是唱和應酬，粉飾太平，藝術上呆板平庸。明中葉，在反對台閣體冗沓文風的鬥爭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繼而又有嘉靖、萬曆間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雄踞文壇。他們以復古為號召，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企圖以摹擬古代優秀文學，取代充滿官僚習氣的台閣體。
在前、後七子復古運動興起時，文壇上又相繼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唐宋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歸有光等。他們提倡唐宋古文，認為秦漢與唐宋文章各具時代特色。「公安派」以湖廣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而得名。他們與復古派針鋒相對地提出，文學是發展變化的，各有時代特點。
雜劇
明前期的雜劇作品鮮有優秀的作品。明中葉後，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如康海的《中山狼》、李開先的《寶劍記》、王世貞的《鳴鳳記》、梁辰魚的《浣紗記》和徐渭的《四聲猿》等。但是，明代劇作中最負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作者是湯顯祖（1550年～1616年），江西臨川人，曾任南京禮部主事，因抨擊當權者的腐朽昏庸，被彈劾罷官，隱居著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描述了杜麗娘和柳夢梅的神奇愛情故事。
辭書
永樂年間，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縉，組織三千名文臣儒士，歷時五年，編纂成《永樂大典》。它輯入了明以前圖書七八千種，內容包括經、史、子、集、戲劇、評話、天文、地理、醫卜、農工技術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書共22937卷，約3.7億字，裝成11095冊，是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
《永樂大典》是按韻目編纂的。它依照《洪武正韻》韻目，分列單字，在每一單字下，隨類輯入有關著作。輯入古籍時，是整部、整篇或整段抄錄，因此，保留了古書的原來面目，使宋元以前許多佚文秘典，賴以保存流傳。
《永樂大典》有永樂正本一部，嘉靖副本一部，都是繕寫本。正本不知毀於何時何地。至今國內外僅存三百餘冊副本，在國內的約有二百餘冊。
音樂
在明代，流行的戲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陽腔和昆腔。弋陽腔源於江西弋陽，流行於贛北、皖南一帶。昆腔本局限於吳中。嘉靖年間，著名音樂家魏良輔對昆腔進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現了南曲的清柔婉轉的特點，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一種戲曲音樂。
明代小說
明代的小說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產生了大量的以歷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的話本、擬話本。其中《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堪稱一代巨著。
元明之際，文學家羅貫中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參照歷史，寫成了《三國演義》這部巨作。作者在描寫東漢末年三國相爭的歷史畫卷的同時，還用濃墨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比如劉備、曹操、諸葛亮等，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南宋以來，在民間就流傳宋江起義的故事。在民間群眾創作的基礎上，施耐庵加工寫成了《水滸傳》。《水滸傳》描寫了晁蓋、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不同的經歷和悲慘的遭遇，以及從個人反抗到聚義梁山，形成強大起義隊伍的鬥爭過程。
《西遊記》，共一百回，是一部長篇神話小說。它描述了唐初僧人玄奘不避艱險，赴天竺（印度）取經的歷史。《西遊記》還塑造了孫悟空等非常鮮明的形象，同時向人們展示了佛的莊嚴、神聖和偉大。
明代短篇小說的創作也很興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寫了宋元話本，還創作擬話本。「三言」、「兩拍」就是這種話本和擬話本的代表作。三言是《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編著者馮夢龍。「兩拍」是《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作者凌蒙初。
詩文
明代詩文創作數量雖不少，但成就卻不大。永樂至正統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以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台閣體」詩派。他們的作品都是唱和應酬，粉飾太平，藝術上呆板平庸。明中葉，在反對台閣體冗沓文風的鬥爭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繼而又有嘉靖、萬曆間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雄踞文壇。他們以復古為號召，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企圖以摹擬古代優秀文學，取代充滿官僚習氣的台閣體。
在前、後七子復古運動興起時，文壇上又相繼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唐宋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歸有光等。他們提倡唐宋古文，認為秦漢與唐宋文章各具時代特色。「公安派」以湖廣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而得名。他們與復古派針鋒相對地提出，文學是發展變化的，各有時代特點。
雜劇
明前期的雜劇作品鮮有優秀的作品。明中葉後，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如康海的《中山狼》、李開先的《寶劍記》、王世貞的《鳴鳳記》、梁辰魚的《浣紗記》和徐渭的《四聲猿》等。但是，明代劇作中最負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作者是湯顯祖（1550年～1616年），江西臨川人，曾任南京禮部主事，因抨擊當權者的腐朽昏庸，被彈劾罷官，隱居著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描述了杜麗娘和柳夢梅的神奇愛情故事。
辭書
永樂年間，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縉，組織三千名文臣儒士，歷時五年，編纂成《永樂大典》。它輯入了明以前圖書七八千種，內容包括經、史、子、集、戲劇、評話、天文、地理、醫卜、農工技術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書共22937卷，約3.7億字，裝成11095冊，是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
《永樂大典》是按韻目編纂的。它依照《洪武正韻》韻目，分列單字，在每一單字下，隨類輯入有關著作。輯入古籍時，是整部、整篇或整段抄錄，因此，保留了古書的原來面目，使宋元以前許多佚文秘典，賴以保存流傳。
《永樂大典》有永樂正本一部，嘉靖副本一部，都是繕寫本。正本不知毀於何時何地。至今國內外僅存三百餘冊副本，在國內的約有二百餘冊。
音樂
在明代，流行的戲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陽腔和昆腔。弋陽腔源於江西弋陽，流行於贛北、皖南一帶。昆腔本局限於吳中。嘉靖年間，著名音樂家魏良輔對昆腔進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現了南曲的清柔婉轉的特點，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一種戲曲音樂。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八）
明·董其昌《葑涇訪古圖》繪畫篇
在中國繪畫史上，明代是一個畫風迭變，畫派繁興的朝代。在繪畫的門類、題材方面，傳統的人物畫、山水畫、花島畫盛行，文人墨戲畫的梅、蘭、竹及雜畫等也相當發達。在藝術流派方面，湧現出眾多以地區為中心、或以風格相區別的繪畫派系。在師承方面，主要有師承南宋院體風格的宮廷繪畫和浙派，以及發展文人畫傳統的吳門派和松江派、蘇松派等兩大派系。在畫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寫意花鳥勃興，成就顯著，人物畫也出現了變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獨特的新面貌。另外，民間繪畫，尤其是版畫，至明末呈現繁盛局面。
明代繪畫的發展大致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3個階段。
明代早期繪畫從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間，這個時期宮廷繪畫與浙派盛行於畫壇，形成了以繼承和發揚南宋院體畫風為主的時代風尚。
明代宮廷繪畫承襲宋制，朝廷徵召許多畫家，皆隸屬於內府管理，使宮廷繪畫創作達到鼎盛時期。正德（1506～1521）以後，吳門派崛起，逐漸取而代之。明代宮廷繪畫以山水、花鳥畫為盛，人物畫取材比較狹窄。山水畫著名畫家有李在、王諤、朱端等人。花鳥畫呈現多種面貌，代表畫家有擅長工筆重彩的邊景昭，承襲南宋院體傳統，妍麗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孫隆從北宋徐崇嗣脫胎而出，專攻沒骨法。林良以水墨寫意花鳥著稱，筆墨洗練奔放，造型準確生動。呂紀工寫結合，花鳥精麗，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宮廷繪畫雖未取得像宋代院畫那樣劃時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開拓。
浙派以戴進和吳偉為代表，活動於宣德至正德年間。因創始人戴進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稱。繼起者吳偉為湖北江夏（今武漢）人，畫史亦稱他為江夏派，實屬浙派支流。戴進、吳偉前後踵接，影響了一大批院內外畫家。追隨者有張路、蔣嵩、汪肇、李著、張乾等人。
明代早期在江南地區還有一批繼承元代水墨畫傳統的文人畫家，如徐賁、王紱、劉玨、杜瓊、姚綬等人。徐賁山水承董源、巨然，筆法蒼勁秀潤。王紱喜用披麻兼折帶皴作山水，繁複似王蒙，墨竹挺秀瀟灑，被稱為明代「開山手」。劉玨山水取景幽深，筆墨濃郁，近王蒙、吳鎮。杜瓊善水墨淺絳山水，多用干筆皴染。姚綬主要師法吳鎮、王蒙，風格蒼厚。他們的畫風堪稱吳門派先驅。
還有一些畫家，雖未歸宗立派，亦各有建樹。如初宗馬遠、夏圭，後師法自然，以畫《華山圖》著名的王履；被稱為院派，給唐寅、仇英以較大影響的周臣；擅長水墨寫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詡、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稱的杜堇等人。
約自正德（1506～1522）前後至萬曆（1573～1620）年間蘇州地區崛起以沈周、文征明為代表的吳門派，成為明朝中期繪畫畫壇的主流。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崇尚筆墨意趣和「士氣」、「逸格」的元人繪畫傳統，其間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最負盛名，畫史稱為吳門四家。他們開創的畫派，被稱為吳門派。
吳門四家傑出的藝術成就，在當時產生巨大的影響，從學者甚眾。宗法沈周的有王綸、陳煥、陳鐸、杜冀龍、謝時臣等人。追隨文征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陸治、陳淳、陸師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簡，文伯仁縝密，陸治勁峭，錢粗重，陳淳放筆寫意，陸師道細筆勾染，周天球兼善蘭石，諸家各具特色。吳門派諸家中陸治、陳淳、周之冕在花鳥畫領域中尤有新創。吳門派發展到明末，因循守舊，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闢蹊徑、重倡文人畫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
自萬曆至崇禎（1628～1644）年間，是明朝繪畫的後期，繪畫領域出現新的轉機。徐渭進一步完善了花鳥畫的大寫意畫法。陳洪綬、崔子忠、丁雲鵬等開創了變形人物畫法。以董其昌為代表的畫家在文人山水畫方面另闢蹊徑，形成了許多支派。
徐渭是繼陳淳以後，從根本上完成水墨寫意花鳥畫變革的一代大家，其畫風有力的推進了後世寫意花鳥畫的發展，畫史稱為青籐畫派。徐渭的畫風，對清代的朱耷、石濤、揚州八怪、海派乃至現代的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明代肖像畫在人物畫中較為發達，至明代後期更有發展，曾鯨為其中賦予創新精神的代表畫家，學者甚眾，遂形成波臣派，影響直至清代。
明代後期山水畫畫家中，繼吳門派而起的代表畫家是董其昌。他重倡文人畫，強調摹古，注重筆墨，追求「士氣」，並提出了南北宗論。他所創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吳門派的統治地位。他提出的繪畫理論，尤其是南北宗論，對明末清初的繪畫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時之間蘇松地區形成了許多山水畫支派。較著名的畫家有莫是龍，與他共創南北宗論，陳繼儒與他為至交，趙左亦常為其代筆，他們都是松江派主將；顧正誼創華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啟導，宋旭亦屬華亭派鉅子，沈士充受業於宋懋晉，兼師趙左，也為董其昌代筆，世稱雲間派。另外，受吳門派影響的晚期畫家還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彌、楊文等人。
除蘇松地區外，晚明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地區性的山水畫派。如浙江錢塘的藍瑛創武林派，安徽蕪湖的蕭雲從創姑熟派，浙江嘉興的項元汴、項聖謨創嘉興派，江蘇武進鄒子麟、惲向創武進派等，這些派別大多影響不大。明末清初，雖然形成名目繁多，關係複雜的山水畫派別，但大多受吳門派和董其昌影響，統屬於文人畫的系統。
明代文人墨戲畫也很發達。專門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王紱、夏昶、魯得之，以墨梅著名的有孫以吉、陳憲章，以墨蘭著名的有周天球等。其中夏昶的墨竹被當時稱為第一。
還有一些有影響的畫家有：文彭、張路、髡殘、倪元璐、孫克弘、王鐸、王鑒、王謙、王時敏、吳彬、項聖謨、蕭雲從、邢侗、張宏、張瑞圖、周之冕、龔賢、程邃、程正揆、傅山等。
明代的民間繪畫比較活躍，木刻年畫尤其是木刻版畫有較大發展。民間創作的卷軸畫的主要內容則為風俗畫、歷史故事、神像畫、水陸畫及肖像畫等。
壁畫和畫論
明代壁畫創作不如前代興旺，存世的主要是寺觀壁畫。但是畫論著述比前代豐富，不僅畫史、畫論眾多，還出現叢書輯錄，題跋、筆記也多成為專集。屬於史傳類的有韓昂《圖繪寶鑒續編》、朱謀垔《畫史會要》、姜紹書《無聲詩史》等。屬於論說類的，有王世貞《藝苑卮言》、董其昌《畫旨》、《畫眼》、《畫禪室隨筆》、莫是龍《畫說》、屠隆《畫箋》、唐志契《繪事微言》、顧凝遠《畫引》等。屬於品評類的，有李開先的《中麓畫品》、王稚登的《吳郡丹青志》等。屬於繪畫叢輯的則有王世貞《畫苑》、詹景鳳《畫苑補益》等。屬於著錄類的，有都穆《寓意編》、張丑《清河書畫舫》、汪砢玉《珊瑚網》、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等。另外，還有王履、沉周、文征明、唐寅、李日華、陳洪綬等人的詩文、題跋、筆記中有關畫論的部份，其中頗多精闢的見解。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七）
關於明朝滅亡的預言
唐朝的《推背圖》第三十二象預言了明朝的滅亡。圖中畫一扇門，門中有馬，一個「闖」字浮現眼前。
讖文是：「馬跳北闕，犬嗷西方；八九數盡 日月無光。」闖王李自成滅明，「日月無光」指「明亡」(日月合在一起是明)。頌文是：「楊花落盡李花殘，五色旗分自北來。太息金陵王氣盡，一枝春色占長安。」 「頌曰」四句詩預示著李自成坐不久(「李花殘」)，北方民族終將取得天下。「太息金陵王氣盡」暗指漢人稱帝的氣數已盡。
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第四句「開到李花春已非」也預言了明朝的滅亡。明朝在明成祖朱棣的統治下，經歷了他全盛的輝煌。但明朝末年的衰敗，加上多年的農民起義，使得大明王朝終於是「開到李花春已非」。 「李花」應指明末的闖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率領起義軍功佔了北京，崇禎皇帝於紫禁城後的景山上上吊自盡，明朝滅亡，所謂「春已非」。
明朝的《燒餅歌》對明朝的滅亡也做了預言。「萬子萬孫層疊層，祖宗山上貝衣行，公侯不復朝金闕，十八孩兒難上難。」卦曰：「木下一了頭，目上一刀一戊丁，天下重文不重武，英雄豪傑總無春，戊子已丑亂如麻，到處人民不在家，偶遇饑荒草寇發，平安鎮守好桂花。」其中「祖宗山上貝衣行」暗含崇禎的名字，「木下一了頭，目上一刀一戊丁」暗含李自成的名字。「偶遇饑荒草寇發，平安鎮守好桂花」指明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後一句暗指吳三桂。
對於崇禎的下場，《燒餅歌》的預言是「奔走梅花上九重」，暗指崇禎在煤山上吊自殺。
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
1627年（天啟七年），陝北澄縣饑民在白水縣人王二率領下，衝進縣城，殺知縣，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起義的風雲很快就遍佈陝北和陝中。張獻忠也在延安起兵。當時，李自成也參加了起義的隊伍。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曾當過銀川驛卒。1629年（崇禎二年），他和夥伴一起參加了王嘉胤起義軍。後來投奔「闖王」高迎祥，號稱「闖將」。 李自成勇敢善戰，在他的謀劃下，起義軍取得了節節勝利，並攻下了明中都鳳陽，斬留守官兵幾千人，樹起了「古元真龍皇帝」旗號，這引起了明王朝的極度恐慌。1636年，因為高迎祥被捕遇害，起義陷入了低潮，李自成不得不率軍長期轉戰於陝、川、鄂接境地帶。此後，明朝政府起用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楊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軍事圍剿計劃。一些起義軍向明朝投降。
1640年冬，李自成乘明軍主力入川追擊張獻忠，河南空虛之機，率部從鄖陽地區出發，進入河南。當時河南連年旱、蝗、瘟疫，赤地千里，各地民變紛起。李自成一進入河南，立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饑民參加，於是聲勢大振。李自成針對明末土地高度集中，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的鬥爭口號，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到處傳唱著「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和「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歌謠。1641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殺福王朱常洵，發藩邸及大家巨室糧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濟饑民。這時，河南各地的起義軍都先後接受了李自成的領導。群雄歸附，勢力日強。
1642年冬，李自成進軍湖廣，奪取了襄陽，並進而攻佔除武昌外湖北沿江州縣。1643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並稱"新順王"，創立了新順政權。新順中央還設置上相、左輔、右弼等文職官員，其下有六政府（六部）等。新順轄區還建立府、州、縣各級地方政權。不久，李自成再攻入河南。
1643年八月，明軍出關入豫，阻擊李自成。九月，李自成大敗官軍，斬殺四萬餘級，獲器仗輜重數十萬件。十月，李自成乘勝攻破潼關，佔領西安。1644年（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建國號大順，建元永昌。鑄永昌錢，造《甲申歷》，進一步完備大順中央政府機構。同時，開科取士。至此，大順農民政權正式成立。
大順軍進京後，在西安建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政權建設。中央機構基本上因襲明朝，有的只改換名稱。大順政權右武輕文，規定「凡文官俱受權將軍節制」，保證了農民軍將領在政權中的核心作用。在北京期間，大順政權又實行了考選舉人的措施。
隨著農民軍控制地區的擴大，大順軍建立的地方政權也愈來愈多。佔領北京前後，大順軍已在河南、湖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寧夏、青海、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區建立了府、州、縣各級政權。
與此同時，張獻忠於1644年十一月，在成都即帝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稱成都為西京，造《通天歷》，鑄「大順通寶」。
明朝的滅亡
在農民起義軍的步步進逼下，特別在大順政權建立後，明思宗與大臣們不得不集中全力，加以應對，主要對策是出征、南遷和勤王。
所謂出征，是由剛入閣的李建泰代帝出征，征討李自成。不料軍隊出發不久，就遭遇起義軍。李建泰被俘。
所謂南遷，是把首都從北京遷到南京，以躲避起義軍的鋒芒。但該建議因為內閣中沒有一個大臣全力支持，變成了議而不決，最後不了了之。
所謂勤王，就是將駐紮在山海關外的吳三桂所轄軍隊調入關內，協助消滅起義軍。但是這一決定意味著明朝要放棄寧遠和山海關外大片土地，因而大臣們都借此推委不決。等到太原陷落，京師危急時，崇禎下令徵調吳三桂保衛北京，但為時已經晚了：吳三桂趕到北京時，北京已於前一日陷落了。
走投無路的崇禎在1644年的十九日凌晨，來到煤山（景山），在一棵大樹旁上吊自殺。臨死前他在衣服上寫下遺詔：「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於天上，不敢終於正寢。」明朝隨著崇禎的死去也土崩瓦解了。
從崇禎個人來講，是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而且也並不是一個殘暴的皇帝。他上演了一幕並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這似乎說明，歷史永遠在按照自己既定的軌道運行著，人類永遠只能順天意而行。
唐朝的《推背圖》第三十二象預言了明朝的滅亡。圖中畫一扇門，門中有馬，一個「闖」字浮現眼前。
讖文是：「馬跳北闕，犬嗷西方；八九數盡 日月無光。」闖王李自成滅明，「日月無光」指「明亡」(日月合在一起是明)。頌文是：「楊花落盡李花殘，五色旗分自北來。太息金陵王氣盡，一枝春色占長安。」 「頌曰」四句詩預示著李自成坐不久(「李花殘」)，北方民族終將取得天下。「太息金陵王氣盡」暗指漢人稱帝的氣數已盡。
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第四句「開到李花春已非」也預言了明朝的滅亡。明朝在明成祖朱棣的統治下，經歷了他全盛的輝煌。但明朝末年的衰敗，加上多年的農民起義，使得大明王朝終於是「開到李花春已非」。 「李花」應指明末的闖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率領起義軍功佔了北京，崇禎皇帝於紫禁城後的景山上上吊自盡，明朝滅亡，所謂「春已非」。
明朝的《燒餅歌》對明朝的滅亡也做了預言。「萬子萬孫層疊層，祖宗山上貝衣行，公侯不復朝金闕，十八孩兒難上難。」卦曰：「木下一了頭，目上一刀一戊丁，天下重文不重武，英雄豪傑總無春，戊子已丑亂如麻，到處人民不在家，偶遇饑荒草寇發，平安鎮守好桂花。」其中「祖宗山上貝衣行」暗含崇禎的名字，「木下一了頭，目上一刀一戊丁」暗含李自成的名字。「偶遇饑荒草寇發，平安鎮守好桂花」指明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後一句暗指吳三桂。
對於崇禎的下場，《燒餅歌》的預言是「奔走梅花上九重」，暗指崇禎在煤山上吊自殺。
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
1627年（天啟七年），陝北澄縣饑民在白水縣人王二率領下，衝進縣城，殺知縣，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起義的風雲很快就遍佈陝北和陝中。張獻忠也在延安起兵。當時，李自成也參加了起義的隊伍。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曾當過銀川驛卒。1629年（崇禎二年），他和夥伴一起參加了王嘉胤起義軍。後來投奔「闖王」高迎祥，號稱「闖將」。 李自成勇敢善戰，在他的謀劃下，起義軍取得了節節勝利，並攻下了明中都鳳陽，斬留守官兵幾千人，樹起了「古元真龍皇帝」旗號，這引起了明王朝的極度恐慌。1636年，因為高迎祥被捕遇害，起義陷入了低潮，李自成不得不率軍長期轉戰於陝、川、鄂接境地帶。此後，明朝政府起用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楊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軍事圍剿計劃。一些起義軍向明朝投降。
1640年冬，李自成乘明軍主力入川追擊張獻忠，河南空虛之機，率部從鄖陽地區出發，進入河南。當時河南連年旱、蝗、瘟疫，赤地千里，各地民變紛起。李自成一進入河南，立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饑民參加，於是聲勢大振。李自成針對明末土地高度集中，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的鬥爭口號，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到處傳唱著「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和「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歌謠。1641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殺福王朱常洵，發藩邸及大家巨室糧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濟饑民。這時，河南各地的起義軍都先後接受了李自成的領導。群雄歸附，勢力日強。
1642年冬，李自成進軍湖廣，奪取了襄陽，並進而攻佔除武昌外湖北沿江州縣。1643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並稱"新順王"，創立了新順政權。新順中央還設置上相、左輔、右弼等文職官員，其下有六政府（六部）等。新順轄區還建立府、州、縣各級地方政權。不久，李自成再攻入河南。
1643年八月，明軍出關入豫，阻擊李自成。九月，李自成大敗官軍，斬殺四萬餘級，獲器仗輜重數十萬件。十月，李自成乘勝攻破潼關，佔領西安。1644年（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建國號大順，建元永昌。鑄永昌錢，造《甲申歷》，進一步完備大順中央政府機構。同時，開科取士。至此，大順農民政權正式成立。
大順軍進京後，在西安建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政權建設。中央機構基本上因襲明朝，有的只改換名稱。大順政權右武輕文，規定「凡文官俱受權將軍節制」，保證了農民軍將領在政權中的核心作用。在北京期間，大順政權又實行了考選舉人的措施。
隨著農民軍控制地區的擴大，大順軍建立的地方政權也愈來愈多。佔領北京前後，大順軍已在河南、湖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寧夏、青海、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區建立了府、州、縣各級政權。
與此同時，張獻忠於1644年十一月，在成都即帝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稱成都為西京，造《通天歷》，鑄「大順通寶」。
明朝的滅亡
在農民起義軍的步步進逼下，特別在大順政權建立後，明思宗與大臣們不得不集中全力，加以應對，主要對策是出征、南遷和勤王。
所謂出征，是由剛入閣的李建泰代帝出征，征討李自成。不料軍隊出發不久，就遭遇起義軍。李建泰被俘。
所謂南遷，是把首都從北京遷到南京，以躲避起義軍的鋒芒。但該建議因為內閣中沒有一個大臣全力支持，變成了議而不決，最後不了了之。
所謂勤王，就是將駐紮在山海關外的吳三桂所轄軍隊調入關內，協助消滅起義軍。但是這一決定意味著明朝要放棄寧遠和山海關外大片土地，因而大臣們都借此推委不決。等到太原陷落，京師危急時，崇禎下令徵調吳三桂保衛北京，但為時已經晚了：吳三桂趕到北京時，北京已於前一日陷落了。
走投無路的崇禎在1644年的十九日凌晨，來到煤山（景山），在一棵大樹旁上吊自殺。臨死前他在衣服上寫下遺詔：「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於天上，不敢終於正寢。」明朝隨著崇禎的死去也土崩瓦解了。
從崇禎個人來講，是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而且也並不是一個殘暴的皇帝。他上演了一幕並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這似乎說明，歷史永遠在按照自己既定的軌道運行著，人類永遠只能順天意而行。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六）
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中興
世宗死後，穆宗即位，年號為隆慶。隆慶初年，高拱以東宮舊臣，受穆宗器重，與徐階抗衡，終於取代徐階。不久，高拱又被張居正取代。
由於宦官專權，明朝特務橫行，土地兼併嚴重，賦稅增加，農民負擔劇增，不僅出現了大量流民，而且激發了大量農民起義。比如正統時，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他們以礦工、農民為主，曾攻佔了閩、浙、贛三省部分地區。天順、成化時，在荊襄山區又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大規模流民起義。正德年間，在河北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
另外，明中葉後，明政府財政危機逐漸嚴重。當時，全國田賦輸京米400萬石，而宗藩歲祿達853萬石，「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財政虧空多者近400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到1567年（隆慶元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只夠三個月的開支。明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穆宗統治時期，大臣張居正深切的認識到明王朝存在的嚴重積弊和危機，決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陳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與改革思想，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項措施。但由於當時的首輔稱皇帝不想有所作為為借口而不了了之。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於1572年（隆慶六年）任首輔。
1572年，穆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為萬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權在握的首輔張居正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這就是萬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頓吏治。一方面「用人唯才」，同時，裁減了許多冗官；一方面採取了一項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員瀆職、腐敗。
其次，為了革新政治，培養人才，張居正提出了整頓學政振興人才的措施，規定各級學校的學官、儒生必須「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空談廢業；並下令把天下書院改成政府辦公機構，意在提倡實學，防止空談。
第三，在處理北部邊防的問題上，張居正加強了與蒙古的政治經濟聯繫。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設立茶馬互市，開展中原與蒙古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他調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守薊門，派李成梁鎮遼東，整飭邊防。又在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上，築敵台（碉堡）三千，從而加強了邊防。
第四，在經濟方面，張居正針對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制度。他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隱占田地，逃避賦稅。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於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勳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到萬曆九年清查結果，全國總計田7013976頃，大大超過了明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對改變「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里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曆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這段時期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又稱「萬曆中興」。
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面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蕃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松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煙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它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制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制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
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南、北兩京是全國最大的都市。東南沿海的廣州、漳州、福州、寧波等地，既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又是商業都會。長江沿岸的武昌、漢陽、荊州和運河兩岸的天津、臨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貿易中心。最繁榮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而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
白銀的廣泛使用，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明中葉後，「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輸入劇增。據估計，嘉、隆兩朝，僅廣東市舶司每年收取的關稅和外商租地稅，就達二百萬銀元。萬曆以來，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鷹洋銀幣，已在閩、廣通行。
不過，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後，一些不滿改革的官員群起攻訐，抄沒了張居正全部的家產，改革措施有所被破壞，但尚能維持中興局面。
萬曆二十年後，神宗怠於朝政，縱情聲色，恣意揮霍，使中興局面漸漸消失。官場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十分嚴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污腐化，許多衙門缺主管長官，政事無人處理，吏治敗壞到極點。同時，神宗信任宦官，使其到各省開礦，借此勒索。而此時日本豐臣秀吉侵犯朝鮮，明朝派兵數十萬支援，相持七年，不能卻敵，耗費了大量錢糧。神宗後期，政治更趨昏亂。
明神宗寵愛鄭貴妃，想立她生的兒子常洵作太子。許多大臣為維護傳統，要求立長子常洛為太子。於是，朝廷上爆發了「爭國本」的鬥爭。吏部郎中顧憲成在鬥爭失敗後，罷官回故鄉無錫，他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聚會講學，評論朝政得失。許多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官員也"遙相應和」。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東林黨人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機，要求改革朝政。東林黨人還強烈反對礦監稅使對城鎮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劫奪。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在東林黨等支持下，立為太子。東林黨和其它黨派的紛爭更加激烈了。
走向滅亡的明朝
神宗死後，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但不久就被毒殺。長子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啟，寵信宦官魏忠賢，使明朝在業已衰敗的基礎上，走向了滅亡。
在唐朝預言《推背圖》和明朝的《燒餅歌》中早已預言了最終將明朝推向深淵的兩個人：宦官魏忠賢和熹宗的乳母容氏。
《推背圖》第三十一象圖中畫有一男一女，男的暗指魏忠賢，女的暗指容氏。讖文是「當塗遺孽，穢亂宮闕。一男一女，斷送人國。」指魏忠賢和容氏穢亂後宮，並把持朝政，斷送了明朝的江山。頌文是「忠臣賢士盡沉論，天啟其衷亂更紛。縱有胸懷能坦白，乾坤不屬舊明君。」意思是說魏忠賢和容氏當道，忠臣志士都被趕盡殺絕，天啟年間後更是厲害。後來崇禎即位，將魏忠賢等或殺死，或流放，但為時已經晚了。
《燒餅歌》中則說 「閹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亂朝綱。」 「忠良殺害崩如山，無事水邊成異潭，救得蛟龍真骨肉，可憐父子難順當。」「八千女鬼」是一個「魏」字，指魏忠賢毀了大明天下。
歷史的真實也是如此。
魏忠賢，原來是一個無賴，吃喝嫖賭傾家蕩產，進京做了太監。他勾結熹宗的乳母容氏，升任總督東廠太監，並最終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並以「九千歲」自居。而熹宗對魏忠賢百般容讓，在詔旨中與他平起平坐。
在熹宗朱由校繼位之初，東林黨人大受重用，分據首輔和吏、兵、禮、都察院等部院長官，勢盛一時。但1625年（天啟五年），魏忠賢借遼東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失陷廣寧事，誣陷熊廷弼曾賄賂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祈求減罪，大興冤獄，不僅詔決熊廷弼，還將楊、左等人杖斃獄中。一時，東林黨人被逮殺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使明後期政治更加黑暗腐敗。
而這時農民的賦稅越來越重。從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起，明政府借口向遼東用兵，開始按畝加派「遼餉」。經過前後三次增額，至1620年（泰昌元年），每畝加派銀增至九厘，一年得銀520萬兩，相當於全國總賦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啟年間（1621年～1627年），又有關稅、鹽課的加派及雜項的增收，三項共加額銀239萬餘兩。一些農民只得賣屋、賣田、賣牛，甚至典妻鬻子，弄得家破人亡。明朝處在了風雨飄搖中。
1627年，熹宗病死，由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即明思宗，年號崇禎。明思宗希望重振朝綱，不動聲色的處死了容氏，迫使魏忠賢自盡，並剷除了閹黨對朝政的干預。不過，此時風雨飄搖中的明朝給思宗並沒有留下太多的時間。
思宗即位後，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國內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另一方面，位於遼東的女真族開始崛起，並於崇禎九年，也就是1636年，由皇太極建立了與明朝抗衡的清朝。思宗徘徊在攘外和安內的兩難選擇中。
明朝末年的天災
由於明朝後期統治更加腐敗黑暗，社會生產力也受到了嚴重破壞，以至水災、蝗災和瘟疫不斷發生。從萬曆到崇禎，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1587年（萬曆十五年），「黃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各縣"有以石為糧者"。第二年，河南饑，「民相食」。1590年（萬曆十八年），湖北麻城死於瘟疫和飢餓的有四萬人。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有人指出：數年來災害不斷，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老百姓有的吃土，有的吃雁糞，「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 1639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都發生饑荒，河南「人相食」尤為嚴重。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萬曆以後，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以及民變、兵變，預示著明王朝即將走向滅亡。
世宗死後，穆宗即位，年號為隆慶。隆慶初年，高拱以東宮舊臣，受穆宗器重，與徐階抗衡，終於取代徐階。不久，高拱又被張居正取代。
由於宦官專權，明朝特務橫行，土地兼併嚴重，賦稅增加，農民負擔劇增，不僅出現了大量流民，而且激發了大量農民起義。比如正統時，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他們以礦工、農民為主，曾攻佔了閩、浙、贛三省部分地區。天順、成化時，在荊襄山區又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大規模流民起義。正德年間，在河北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
另外，明中葉後，明政府財政危機逐漸嚴重。當時，全國田賦輸京米400萬石，而宗藩歲祿達853萬石，「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財政虧空多者近400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到1567年（隆慶元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只夠三個月的開支。明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穆宗統治時期，大臣張居正深切的認識到明王朝存在的嚴重積弊和危機，決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陳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與改革思想，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項措施。但由於當時的首輔稱皇帝不想有所作為為借口而不了了之。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於1572年（隆慶六年）任首輔。
1572年，穆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為萬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權在握的首輔張居正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這就是萬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頓吏治。一方面「用人唯才」，同時，裁減了許多冗官；一方面採取了一項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員瀆職、腐敗。
其次，為了革新政治，培養人才，張居正提出了整頓學政振興人才的措施，規定各級學校的學官、儒生必須「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空談廢業；並下令把天下書院改成政府辦公機構，意在提倡實學，防止空談。
第三，在處理北部邊防的問題上，張居正加強了與蒙古的政治經濟聯繫。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設立茶馬互市，開展中原與蒙古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他調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守薊門，派李成梁鎮遼東，整飭邊防。又在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上，築敵台（碉堡）三千，從而加強了邊防。
第四，在經濟方面，張居正針對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制度。他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隱占田地，逃避賦稅。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於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勳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到萬曆九年清查結果，全國總計田7013976頃，大大超過了明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對改變「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里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曆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這段時期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又稱「萬曆中興」。
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面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蕃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松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煙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它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制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制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
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南、北兩京是全國最大的都市。東南沿海的廣州、漳州、福州、寧波等地，既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又是商業都會。長江沿岸的武昌、漢陽、荊州和運河兩岸的天津、臨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貿易中心。最繁榮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而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
白銀的廣泛使用，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明中葉後，「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輸入劇增。據估計，嘉、隆兩朝，僅廣東市舶司每年收取的關稅和外商租地稅，就達二百萬銀元。萬曆以來，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鷹洋銀幣，已在閩、廣通行。
不過，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後，一些不滿改革的官員群起攻訐，抄沒了張居正全部的家產，改革措施有所被破壞，但尚能維持中興局面。
萬曆二十年後，神宗怠於朝政，縱情聲色，恣意揮霍，使中興局面漸漸消失。官場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十分嚴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污腐化，許多衙門缺主管長官，政事無人處理，吏治敗壞到極點。同時，神宗信任宦官，使其到各省開礦，借此勒索。而此時日本豐臣秀吉侵犯朝鮮，明朝派兵數十萬支援，相持七年，不能卻敵，耗費了大量錢糧。神宗後期，政治更趨昏亂。
明神宗寵愛鄭貴妃，想立她生的兒子常洵作太子。許多大臣為維護傳統，要求立長子常洛為太子。於是，朝廷上爆發了「爭國本」的鬥爭。吏部郎中顧憲成在鬥爭失敗後，罷官回故鄉無錫，他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聚會講學，評論朝政得失。許多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官員也"遙相應和」。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東林黨人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機，要求改革朝政。東林黨人還強烈反對礦監稅使對城鎮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劫奪。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在東林黨等支持下，立為太子。東林黨和其它黨派的紛爭更加激烈了。
走向滅亡的明朝
神宗死後，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但不久就被毒殺。長子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啟，寵信宦官魏忠賢，使明朝在業已衰敗的基礎上，走向了滅亡。
在唐朝預言《推背圖》和明朝的《燒餅歌》中早已預言了最終將明朝推向深淵的兩個人：宦官魏忠賢和熹宗的乳母容氏。
《推背圖》第三十一象圖中畫有一男一女，男的暗指魏忠賢，女的暗指容氏。讖文是「當塗遺孽，穢亂宮闕。一男一女，斷送人國。」指魏忠賢和容氏穢亂後宮，並把持朝政，斷送了明朝的江山。頌文是「忠臣賢士盡沉論，天啟其衷亂更紛。縱有胸懷能坦白，乾坤不屬舊明君。」意思是說魏忠賢和容氏當道，忠臣志士都被趕盡殺絕，天啟年間後更是厲害。後來崇禎即位，將魏忠賢等或殺死，或流放，但為時已經晚了。
《燒餅歌》中則說 「閹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亂朝綱。」 「忠良殺害崩如山，無事水邊成異潭，救得蛟龍真骨肉，可憐父子難順當。」「八千女鬼」是一個「魏」字，指魏忠賢毀了大明天下。
歷史的真實也是如此。
魏忠賢，原來是一個無賴，吃喝嫖賭傾家蕩產，進京做了太監。他勾結熹宗的乳母容氏，升任總督東廠太監，並最終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並以「九千歲」自居。而熹宗對魏忠賢百般容讓，在詔旨中與他平起平坐。
在熹宗朱由校繼位之初，東林黨人大受重用，分據首輔和吏、兵、禮、都察院等部院長官，勢盛一時。但1625年（天啟五年），魏忠賢借遼東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失陷廣寧事，誣陷熊廷弼曾賄賂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祈求減罪，大興冤獄，不僅詔決熊廷弼，還將楊、左等人杖斃獄中。一時，東林黨人被逮殺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使明後期政治更加黑暗腐敗。
而這時農民的賦稅越來越重。從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起，明政府借口向遼東用兵，開始按畝加派「遼餉」。經過前後三次增額，至1620年（泰昌元年），每畝加派銀增至九厘，一年得銀520萬兩，相當於全國總賦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啟年間（1621年～1627年），又有關稅、鹽課的加派及雜項的增收，三項共加額銀239萬餘兩。一些農民只得賣屋、賣田、賣牛，甚至典妻鬻子，弄得家破人亡。明朝處在了風雨飄搖中。
1627年，熹宗病死，由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即明思宗，年號崇禎。明思宗希望重振朝綱，不動聲色的處死了容氏，迫使魏忠賢自盡，並剷除了閹黨對朝政的干預。不過，此時風雨飄搖中的明朝給思宗並沒有留下太多的時間。
思宗即位後，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國內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另一方面，位於遼東的女真族開始崛起，並於崇禎九年，也就是1636年，由皇太極建立了與明朝抗衡的清朝。思宗徘徊在攘外和安內的兩難選擇中。
明朝末年的天災
由於明朝後期統治更加腐敗黑暗，社會生產力也受到了嚴重破壞，以至水災、蝗災和瘟疫不斷發生。從萬曆到崇禎，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1587年（萬曆十五年），「黃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各縣"有以石為糧者"。第二年，河南饑，「民相食」。1590年（萬曆十八年），湖北麻城死於瘟疫和飢餓的有四萬人。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有人指出：數年來災害不斷，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老百姓有的吃土，有的吃雁糞，「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 1639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都發生饑荒，河南「人相食」尤為嚴重。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萬曆以後，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以及民變、兵變，預示著明王朝即將走向滅亡。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五）
明朝中期的衰敗
1424年，明成祖在第七次出塞親征時，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五歲。仁宗和宣宗先後即位。他們遵循成祖舊制，尚能維持明朝表面的繁榮。特別在宣宗時期，任用賢臣楊士奇、楊榮和楊溥輔政，使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昌盛。但是自成祖開始的宦官專權，吏治敗壞，使明朝從1436年明英宗即位開始走向了衰落，不僅農民起義頻發，而且對外防衛也危機四伏。
* 宦官專權和吏治敗壞的惡果
明太祖時期，嚴禁內臣干政。靖難之役，宦官多有軍功。朱棣認為家奴可靠，稱帝后，不僅對宦官委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等軍政大權，而且還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親信太監掌管。東廠和錦衣衛一樣，只對皇帝負責，不必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開了宦官干政之端。但在英宗之前，皇帝都親自視政，宦官還不敢擅權。但英宗之後，因為皇帝多昏庸無能，宦官便乘機弄權，開始插手內閣、司法等事務。
到了成化年間，明朝又設立了西廠，後又設立內行廠，比東、西廠尤為酷烈。正德以前，廠、衛分立，更迭用事。正德時，廠、衛合勢，特務佈滿全國各地，連居於窮鄉僻壤的人民也受其害。可以說，明代宦官專權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相當突出，為後世的專制體制再一次提供了強化專制的範例。
宦官在政治上弄權的同時，在經濟上也貪污受賄，搜括民財，巧取豪奪，勒索了大量財富，百姓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朝廷官員中的朋黨之爭，自宣宗以來更加激烈。吏治已漸趨腐敗。
宦官專權和吏治敗壞使明朝開始走向衰敗。
關於「土木之變」的預言和英宗到世宗的統治時期
1435年，宣宗死。次年，9歲的英宗(朱祁鎮)登基，年號正統，太皇太后輔政，並委政於內閣，令大學士楊士奇等對題奏本章擬出處理意見，交皇帝裁定。這開創了明朝的「票擬」制度。但是，明閣臣中只有位高望重的首輔（又叫首揆）才有票擬權，次輔、群輔只能參論而已。於是，為了謀當有權勢的閣臣，特別是首輔，朝臣間展開明爭暗鬥。
預言《推背圖》和《燒餅歌》都對英宗時期發生的事件作了準確的預測。
在《推背圖》第三十象的圖中畫著一隻老虎在亂石崗上，虎為獸中之王，暗指英宗時掌權的宦官王振，而石指宦官石亨。英宗在王振的引導下整日享樂，導致英宗被蒙古也先俘虜；後英宗被放回，石亨又幫助英宗復位。這幅畫隱喻了英宗被俘和復辟之事。
讖文是「半圭半林，合則生變。石則有靈，生榮死賤。」「半圭半林」合起來指土木，暗指在土木堡事變。「合則生變"指英宗在土木堡被蒙古也先俘虜。「石則有靈，生榮死賤」指英宗被俘後，景帝即位，但後來英宗被放回來，石亨發動宮廷政變，使英宗復辟。但石亨因為以功自傲，終被處以極刑。
而明朝的《燒餅歌》預言道：「北方胡虜殘生命，御駕親徵得太平，失算功臣不敢諫，舊靈遮掩主驚魂。國壓瑞雲七載長，胡人不敢害賢良，相送金龍復故舊，靈明日月振邊疆。」 「天下饑寒有怪異，棟樑龍德乘嬰兒，禁宮闊大任橫走，長大金龍太平時，老揀金精尤壯旺，相傳昆玉繼龍堂。」這段話預言了英宗被俘和復辟之事。
歷史的真實又是怎樣的呢？
1439年（正統四年），蒙古殘餘勢力首領脫歡死，子也先嗣太師位，自稱淮王。他北服乞兒吉思，西征中亞細亞諸國；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與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聯姻，設置「甘肅行省」，羈以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東攻兀良哈三衛，席捲女真諸部，進逼朝鮮，數擾明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各邊鎮，勢力開始強盛。也先夢「求大元一統天下」，力圖向中原擴張。
1448年（正統十三年），也先分兵四路進攻明朝。1449年七月，也先自率一路攻打大同。當時朝中宦官王振專權，他挾英宗倉猝親征。八月初，英宗帶50萬大軍剛到大同，王振各路軍接連失敗，就急忙決定退兵，回師至土木堡（河北懷來縣境內），被也先追上，明軍死傷過半，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明軍戰敗的消息傳到北京，舉朝大震，百官張皇失措，有人甚至主張遷都南逃。這時主張抗擊的大臣于謙挺身而出，被皇太后任為兵部尚書，負責保衛北京。于謙提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於九月輔佐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繼位，是為景帝，年號景泰。這使也先企圖以英宗作為要挾工具的陰謀不能得逞。十月，也先逼近京師，于謙率軍民抵抗，大敗瓦剌軍，擊斃萬餘，俘將領幾十人，奪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第二年春、夏，也先又對明朝接連進攻，但均遭失敗。這時，瓦剌內部脫脫不花汗等不滿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張與明廷議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釋返京，居皇城南宮，稱太上皇。
也先進攻明朝失敗後，勢力漸衰。1454年（景泰五年），瓦剌內訌。第二年，也先被殺，蒙古各部陷入分裂狀態。明朝北部邊境的威脅暫時得以緩解。
1457年正月，在宦官石亨等的幫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極。史稱「南宮復辟」。英宗復位後，于謙遭到殺害。英宗從新做了皇帝後，並無善政。
1464年，英宗死，兒子憲宗即位，年號成化。憲宗在位期間，寵信宦官汪直。憲宗死後，孝宗即位，政治還算清明。孝宗死，武宗朱厚照即位，年號為正德。這幾個皇帝常常深居內宮，不理朝政，很少與大臣商議國事。而朝政基本由宦官操縱，為宦官擅權、廠衛橫行提供了條件，先後出現了宦官頭目王振、汪直、劉瑾專政的現象，形成了天下人「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的怪事。這樣政治日趨腐敗，並導致土地兼併嚴重，使農民的生活開始惡化。
武宗無子，死後由堂弟朱厚熜繼位，是為世宗，年號嘉靖。世宗上台後，想尊生父興獻王（朱佑杭）為帝。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應尊孝宗（朱祐樘）為皇考，生父只能為皇叔考。中下級官吏張璁、桂萼、方獻夫等為了個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疏論應尊興獻王為帝。這就是「大禮議」之爭。鬥爭結果，楊廷和罷官，同派官吏180餘人受杖責，134人下獄。張璁當了首輔，恃寵跋扈，頤指百僚。不久，夏言入閣，並為首輔。以後，嚴嵩攻倒夏言，入為首輔。嚴嵩操政柄，「遍引私人居要地」。兒子嚴世蕃任工部左侍郎，因善於揣測皇帝心思，就代嚴嵩票擬，京師因此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嘉靖末年，嚴嵩失寵，御史鄒應龍、林潤相繼彈劾世蕃，世蕃被殺，嚴嵩也被革職。徐階繼任首輔。
世宗在位期間，雖然沒有了宦官專權，但由於世宗醉心於學道成仙，同樣不理朝政，出現了嚴嵩長達二十年的擅權時期。吏治同樣腐敗。而且此時倭寇大起，沿海七省，無一不遭受倭寇的侵擾。但這一時期，卻出了一位留名青史的清官海瑞和抗倭英雄戚繼光。
一代清官--海瑞
海瑞（公元1514年～1587年），字汝賢，一字國開，別號剛峰，世稱剛峰先生，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回族。海瑞四歲而孤，家境清寒。母謝氏矢志勵節，教訓惟嚴。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中舉，三十七年開始步入仕途。
海瑞一生剛直不阿，執法如山。他體察民情，革除弊政，積極反對貪污和奢侈；禁饋贈，懲貪官，秉公執法，鐵面無私，審理積抑，昭雪了許多冤獄。
公元1566年，海瑞在京城做官時，曾批評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大怒，命人去抓捕海瑞，處以斬刑。可是海瑞毫無畏懼，並已經準備好了棺材等皇帝賜死。正在此緊要關頭，宰相徐階再三為海瑞求情, 海瑞才免一死。
海瑞到南京做官不久，徐階被免官回家養老。一天，海瑞收到許多百姓的狀紙，狀告徐階的兒子。原來徐階的兒子是當地有名的惡霸，強佔了老百姓很多土地，老百姓恨透了他。
海瑞查明情況後，受到很大的震動。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一向敬重的恩人，竟會支持兒子為非做歹，不禁左思右想，思想鬥爭十分激烈：嚴肅處理吧，難為了恩人；放任不管吧，違背了國法。他想來想去，還是覺得不能以私恩廢了國法，決心依法辦事。他毅然親自來到徐階家中，說服徐階正確對待這件事。
徐階見海瑞竟然來查辦自己的兒子，臉上頓時變了色，心裡非常氣憤。但他自知禮虧，只得忍氣說：「我兒子做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看在過去救過你的面子上，這回就饒了他吧！」
海瑞見徐階這樣講，便嚴肅地說：「老相爺當年救過我的命，為的是要我為官公正，多給國家和百姓辦好事；現在，我秉公執法，也正是報答老相爺的救命之恩啊！」
對於海瑞的話，徐階不僅聽不進去，反而大動肝火。但海瑞毫不退讓，最後終於秉公治了徐階兒子的罪，並勒令退回霸佔的良田。
海瑞不僅為官清廉，生活也十分儉樸，清苦之行舉朝第一。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七十四歲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於官捨後，死後僅餘葛幃舊衣，賴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殮。同鄉蘇民懷檢點其遺物，只有竹籠一隻，內有俸金八兩，舊衣數件而已。故海瑞深得百姓擁戴，發喪之日，市民送者夾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絕，被百姓呼為「海青天」。時人王世貞以九字評：「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明．周暉《金陵瑣事》卷一）
明代蘇州人朱良曾作歌頌海瑞的詩：「披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草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類如傾。」（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二引《座右編》）。這首詩與一般頌詩不同，由於朱良親眼目睹海瑞如此簡樸的行囊，以及士大夫湊錢為海瑞買棺的情景，感慨萬分，惟恐後世人不相信有這等事，特地寫下這首吊海瑞詩，以期與山河作證，讓海瑞的兩袖清風，長留人間。事實上，海瑞生前儉樸到一般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張破席上，蓋著夫人的舊裙……
海瑞成為後世為官者的榜樣。
抗倭英雄戚繼光
元末明初，日本處在南北朝分裂時期，一些封建主、沒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經常在中國沿海進行武裝掠奪和騷擾，歷史上稱為倭寇。明初，由於國家強盛，重視海防設置，因此倭寇未能釀成大患。正統以後，隨著政治的腐敗，海防鬆弛，倭寇盛行。如1439年（正統四年），倭寇侵擾浙江台州的桃渚村，屠戮人民，燒燬房屋，「積骸如陵，流血成川」。
到了嘉靖時期，東南沿海一帶的官僚、豪富地主與倭寇勾結，為患一方。此時，出了一位抗倭英雄戚繼光。
戚繼光，山東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來表達自己決心消除倭寇的志向。為了消滅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義烏的礦夫和農民組成「戚家軍」。這支隊伍經過嚴格訓練，勇敢善戰，紀律嚴明，是抗倭鬥爭中的主力。
1561年，倭寇幾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繼光率領精銳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掃除了浙東的倭寇。隨後，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來。戚繼光又奉命率戚家軍入閩剿倭，連戰皆捷。不久，戚繼光和抗倭名將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
戚繼光成為後世人們敬仰的一位英雄。
1424年，明成祖在第七次出塞親征時，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五歲。仁宗和宣宗先後即位。他們遵循成祖舊制，尚能維持明朝表面的繁榮。特別在宣宗時期，任用賢臣楊士奇、楊榮和楊溥輔政，使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昌盛。但是自成祖開始的宦官專權，吏治敗壞，使明朝從1436年明英宗即位開始走向了衰落，不僅農民起義頻發，而且對外防衛也危機四伏。
* 宦官專權和吏治敗壞的惡果
明太祖時期，嚴禁內臣干政。靖難之役，宦官多有軍功。朱棣認為家奴可靠，稱帝后，不僅對宦官委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等軍政大權，而且還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親信太監掌管。東廠和錦衣衛一樣，只對皇帝負責，不必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開了宦官干政之端。但在英宗之前，皇帝都親自視政，宦官還不敢擅權。但英宗之後，因為皇帝多昏庸無能，宦官便乘機弄權，開始插手內閣、司法等事務。
到了成化年間，明朝又設立了西廠，後又設立內行廠，比東、西廠尤為酷烈。正德以前，廠、衛分立，更迭用事。正德時，廠、衛合勢，特務佈滿全國各地，連居於窮鄉僻壤的人民也受其害。可以說，明代宦官專權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相當突出，為後世的專制體制再一次提供了強化專制的範例。
宦官在政治上弄權的同時，在經濟上也貪污受賄，搜括民財，巧取豪奪，勒索了大量財富，百姓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朝廷官員中的朋黨之爭，自宣宗以來更加激烈。吏治已漸趨腐敗。
宦官專權和吏治敗壞使明朝開始走向衰敗。
關於「土木之變」的預言和英宗到世宗的統治時期
1435年，宣宗死。次年，9歲的英宗(朱祁鎮)登基，年號正統，太皇太后輔政，並委政於內閣，令大學士楊士奇等對題奏本章擬出處理意見，交皇帝裁定。這開創了明朝的「票擬」制度。但是，明閣臣中只有位高望重的首輔（又叫首揆）才有票擬權，次輔、群輔只能參論而已。於是，為了謀當有權勢的閣臣，特別是首輔，朝臣間展開明爭暗鬥。
預言《推背圖》和《燒餅歌》都對英宗時期發生的事件作了準確的預測。
在《推背圖》第三十象的圖中畫著一隻老虎在亂石崗上，虎為獸中之王，暗指英宗時掌權的宦官王振，而石指宦官石亨。英宗在王振的引導下整日享樂，導致英宗被蒙古也先俘虜；後英宗被放回，石亨又幫助英宗復位。這幅畫隱喻了英宗被俘和復辟之事。
讖文是「半圭半林，合則生變。石則有靈，生榮死賤。」「半圭半林」合起來指土木，暗指在土木堡事變。「合則生變"指英宗在土木堡被蒙古也先俘虜。「石則有靈，生榮死賤」指英宗被俘後，景帝即位，但後來英宗被放回來，石亨發動宮廷政變，使英宗復辟。但石亨因為以功自傲，終被處以極刑。
而明朝的《燒餅歌》預言道：「北方胡虜殘生命，御駕親徵得太平，失算功臣不敢諫，舊靈遮掩主驚魂。國壓瑞雲七載長，胡人不敢害賢良，相送金龍復故舊，靈明日月振邊疆。」 「天下饑寒有怪異，棟樑龍德乘嬰兒，禁宮闊大任橫走，長大金龍太平時，老揀金精尤壯旺，相傳昆玉繼龍堂。」這段話預言了英宗被俘和復辟之事。
歷史的真實又是怎樣的呢？
1439年（正統四年），蒙古殘餘勢力首領脫歡死，子也先嗣太師位，自稱淮王。他北服乞兒吉思，西征中亞細亞諸國；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與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聯姻，設置「甘肅行省」，羈以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東攻兀良哈三衛，席捲女真諸部，進逼朝鮮，數擾明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各邊鎮，勢力開始強盛。也先夢「求大元一統天下」，力圖向中原擴張。
1448年（正統十三年），也先分兵四路進攻明朝。1449年七月，也先自率一路攻打大同。當時朝中宦官王振專權，他挾英宗倉猝親征。八月初，英宗帶50萬大軍剛到大同，王振各路軍接連失敗，就急忙決定退兵，回師至土木堡（河北懷來縣境內），被也先追上，明軍死傷過半，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明軍戰敗的消息傳到北京，舉朝大震，百官張皇失措，有人甚至主張遷都南逃。這時主張抗擊的大臣于謙挺身而出，被皇太后任為兵部尚書，負責保衛北京。于謙提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於九月輔佐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繼位，是為景帝，年號景泰。這使也先企圖以英宗作為要挾工具的陰謀不能得逞。十月，也先逼近京師，于謙率軍民抵抗，大敗瓦剌軍，擊斃萬餘，俘將領幾十人，奪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第二年春、夏，也先又對明朝接連進攻，但均遭失敗。這時，瓦剌內部脫脫不花汗等不滿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張與明廷議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釋返京，居皇城南宮，稱太上皇。
也先進攻明朝失敗後，勢力漸衰。1454年（景泰五年），瓦剌內訌。第二年，也先被殺，蒙古各部陷入分裂狀態。明朝北部邊境的威脅暫時得以緩解。
1457年正月，在宦官石亨等的幫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極。史稱「南宮復辟」。英宗復位後，于謙遭到殺害。英宗從新做了皇帝後，並無善政。
1464年，英宗死，兒子憲宗即位，年號成化。憲宗在位期間，寵信宦官汪直。憲宗死後，孝宗即位，政治還算清明。孝宗死，武宗朱厚照即位，年號為正德。這幾個皇帝常常深居內宮，不理朝政，很少與大臣商議國事。而朝政基本由宦官操縱，為宦官擅權、廠衛橫行提供了條件，先後出現了宦官頭目王振、汪直、劉瑾專政的現象，形成了天下人「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的怪事。這樣政治日趨腐敗，並導致土地兼併嚴重，使農民的生活開始惡化。
武宗無子，死後由堂弟朱厚熜繼位，是為世宗，年號嘉靖。世宗上台後，想尊生父興獻王（朱佑杭）為帝。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應尊孝宗（朱祐樘）為皇考，生父只能為皇叔考。中下級官吏張璁、桂萼、方獻夫等為了個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疏論應尊興獻王為帝。這就是「大禮議」之爭。鬥爭結果，楊廷和罷官，同派官吏180餘人受杖責，134人下獄。張璁當了首輔，恃寵跋扈，頤指百僚。不久，夏言入閣，並為首輔。以後，嚴嵩攻倒夏言，入為首輔。嚴嵩操政柄，「遍引私人居要地」。兒子嚴世蕃任工部左侍郎，因善於揣測皇帝心思，就代嚴嵩票擬，京師因此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嘉靖末年，嚴嵩失寵，御史鄒應龍、林潤相繼彈劾世蕃，世蕃被殺，嚴嵩也被革職。徐階繼任首輔。
世宗在位期間，雖然沒有了宦官專權，但由於世宗醉心於學道成仙，同樣不理朝政，出現了嚴嵩長達二十年的擅權時期。吏治同樣腐敗。而且此時倭寇大起，沿海七省，無一不遭受倭寇的侵擾。但這一時期，卻出了一位留名青史的清官海瑞和抗倭英雄戚繼光。
一代清官--海瑞
海瑞（公元1514年～1587年），字汝賢，一字國開，別號剛峰，世稱剛峰先生，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回族。海瑞四歲而孤，家境清寒。母謝氏矢志勵節，教訓惟嚴。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中舉，三十七年開始步入仕途。
海瑞一生剛直不阿，執法如山。他體察民情，革除弊政，積極反對貪污和奢侈；禁饋贈，懲貪官，秉公執法，鐵面無私，審理積抑，昭雪了許多冤獄。
公元1566年，海瑞在京城做官時，曾批評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大怒，命人去抓捕海瑞，處以斬刑。可是海瑞毫無畏懼，並已經準備好了棺材等皇帝賜死。正在此緊要關頭，宰相徐階再三為海瑞求情, 海瑞才免一死。
海瑞到南京做官不久，徐階被免官回家養老。一天，海瑞收到許多百姓的狀紙，狀告徐階的兒子。原來徐階的兒子是當地有名的惡霸，強佔了老百姓很多土地，老百姓恨透了他。
海瑞查明情況後，受到很大的震動。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一向敬重的恩人，竟會支持兒子為非做歹，不禁左思右想，思想鬥爭十分激烈：嚴肅處理吧，難為了恩人；放任不管吧，違背了國法。他想來想去，還是覺得不能以私恩廢了國法，決心依法辦事。他毅然親自來到徐階家中，說服徐階正確對待這件事。
徐階見海瑞竟然來查辦自己的兒子，臉上頓時變了色，心裡非常氣憤。但他自知禮虧，只得忍氣說：「我兒子做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看在過去救過你的面子上，這回就饒了他吧！」
海瑞見徐階這樣講，便嚴肅地說：「老相爺當年救過我的命，為的是要我為官公正，多給國家和百姓辦好事；現在，我秉公執法，也正是報答老相爺的救命之恩啊！」
對於海瑞的話，徐階不僅聽不進去，反而大動肝火。但海瑞毫不退讓，最後終於秉公治了徐階兒子的罪，並勒令退回霸佔的良田。
海瑞不僅為官清廉，生活也十分儉樸，清苦之行舉朝第一。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七十四歲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於官捨後，死後僅餘葛幃舊衣，賴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殮。同鄉蘇民懷檢點其遺物，只有竹籠一隻，內有俸金八兩，舊衣數件而已。故海瑞深得百姓擁戴，發喪之日，市民送者夾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絕，被百姓呼為「海青天」。時人王世貞以九字評：「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明．周暉《金陵瑣事》卷一）
明代蘇州人朱良曾作歌頌海瑞的詩：「披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草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類如傾。」（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二引《座右編》）。這首詩與一般頌詩不同，由於朱良親眼目睹海瑞如此簡樸的行囊，以及士大夫湊錢為海瑞買棺的情景，感慨萬分，惟恐後世人不相信有這等事，特地寫下這首吊海瑞詩，以期與山河作證，讓海瑞的兩袖清風，長留人間。事實上，海瑞生前儉樸到一般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張破席上，蓋著夫人的舊裙……
海瑞成為後世為官者的榜樣。
抗倭英雄戚繼光
元末明初，日本處在南北朝分裂時期，一些封建主、沒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經常在中國沿海進行武裝掠奪和騷擾，歷史上稱為倭寇。明初，由於國家強盛，重視海防設置，因此倭寇未能釀成大患。正統以後，隨著政治的腐敗，海防鬆弛，倭寇盛行。如1439年（正統四年），倭寇侵擾浙江台州的桃渚村，屠戮人民，燒燬房屋，「積骸如陵，流血成川」。
到了嘉靖時期，東南沿海一帶的官僚、豪富地主與倭寇勾結，為患一方。此時，出了一位抗倭英雄戚繼光。
戚繼光，山東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來表達自己決心消除倭寇的志向。為了消滅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義烏的礦夫和農民組成「戚家軍」。這支隊伍經過嚴格訓練，勇敢善戰，紀律嚴明，是抗倭鬥爭中的主力。
1561年，倭寇幾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繼光率領精銳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掃除了浙東的倭寇。隨後，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來。戚繼光又奉命率戚家軍入閩剿倭，連戰皆捷。不久，戚繼光和抗倭名將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
戚繼光成為後世人們敬仰的一位英雄。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四）
關於燕王稱帝的預言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其孫建文帝即位，並著手削藩以鞏固自己的勢力。在剷除了幾個勢力較小的藩王后，將矛頭指向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朱棣雖負抵禦蒙古之重任，是舉足輕重的藩王，但是這一次，即使裝瘋都不能倖免被削藩之運。最後燕王朱棣起兵打敗建文帝，攻佔南京，作了皇帝。
據《明史·五行志》記載，當時建文帝削藩期間，曾有一瘋道士在街頭唱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事後人們終於知道「莫逐燕」，是指不要逼迫燕王，否則燕王必將高飛，最後作皇帝。這也就是「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的意思。
《推背圖》第二十八象對這一時期發生的事情做了如下的預言。圖中畫的是建文帝焚燬皇宮。讖文是「草頭火腳，宮闕灰飛。家中有鳥，郊外有尼。」「草頭火腳」意思是燕王朱棣將有逼宮之舉；「宮闕灰飛」指建文帝在朱棣進攻下，將皇宮焚燬；後兩句的意思隱喻朱棣做了皇帝，而建文帝流落郊外做了和尚。頌文是「羽滿高飛日，爭妍有李花。真龍游四海，方外是吾家。」前兩句指朱棣成為皇帝之時，連建文帝的大將李景隆也向他獻媚。後兩句是說建文帝做了和尚，以四海為家。
而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中的第三句「飛來燕子尋常事」也預言了這一史實。
「飛來燕子尋常事」是指雄踞燕京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奪取帝位的歷史。燕王得天下，仔細想來也確為「尋常事」，在情理之中，與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頗有雷同。
在明朝劉伯溫的預言《燒餅歌》中自然也有著對該事件的預測。「雖然太子是嫡裔，文星高拱日防西。此城御駕盡親征，一院河山永樂平。」意思是說建文帝即位後，雖有文官的擁戴，但需防備西方（指燕王）的威脅。永樂是朱棣奪取皇位後所取的年號，暗指永樂時期社會較為安定。
明成祖朱棣的「永樂之治」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明史》上說他「智勇有大略」，「智慮絕人，酷類先帝」。而朱元璋也非常器重他。在建文帝實施削藩後，他被迫起兵推翻建文帝，並於1403年正式稱帝，成為明朝第三代，也是卓有建樹的皇帝，年號為永樂，是為明成祖。
作為最高的統治者，朱棣繼承了朱元璋勤奮、節儉、體恤百姓的長處，但卻沒有其父猜忌、偏信、武斷的短處。他主張「用法當以寬」，「待人當以誠」，注意守成，勵精圖治，使明朝在永樂年間進入了繁榮輝煌時期。
朱棣稱帝之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繼續實行削弱藩王實力的政策，強化中央集權體制。他把齊王榑廢為庶人，剝奪周王、遼王植、岷王楩的三護衛，將寧王權徙封南昌，谷王橞徙封長沙。這樣，軍政大權進一步集中到了皇帝手裡。
其二，加強邊境防禦。為了防範元代蒙古殘餘勢力，成祖逐漸把政治、軍事中心由南方轉向北方。1421年（永樂十九年），成祖遷都北京，從而大大加強了對北方和東北地區的控制。現今北京的故宮就是在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動工興建的。
成祖在位期間，還5次御駕親征，越過大漠追擊蒙古各部，暫時消除了邊境的威脅。
其三，積極開展與周邊其它國家的外交。比如他從1403年開始就派使臣到安南、暹羅（泰國）、高麗、爪哇等國訪問，建立友好關係。
而這一時期的鄭和下西洋更是擴大了明朝在海外各國的影響，用《明史》的話來說就是「示中國富強」，用明成祖的話來說就是「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
鄭和原姓馬，小字三保，回族人，祖居雲南昆陽州（雲南晉寧）。明太祖統一雲南後，鄭和被閹入宮，靖難之役中，從燕王起兵有功，朱棣賜他姓鄭，提拔為內官監太監。
從1405年（永樂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成為聞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他率領規模浩大的船隊，經過中國南海諸島，跨越亞、非兩洲，對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滿剌加（馬六甲），彭亨（馬來西亞），蘇門答臘、舊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亞），榜葛剌（孟加拉），古裡（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庫特），柯枝、瑣裡、加異勒（印度半島），錫蘭山（斯里蘭卡），溜山（馬爾代夫），忽魯謨斯（波斯灣口），祖法兒、阿丹（阿拉伯半島），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馬裡），麻林（肯尼亞的馬林迪）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友好訪問。
鄭和第一次航行，有船隻62艘，水手、船師、衛兵、工匠、醫生、翻譯共2.7萬多人。最大的船長44丈，寬18丈，可以容納一千多人，是當時航行海上最大的船隻。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具有當時世界上先進的航海設備和技術。
鄭和的船隊滿載中國瓷器、茶葉、鐵器、農具、絲綢、紵絲、金銀等各類商品，用以換回亞非各國特產，如象牙、香料、寶石等海外奇珍異寶，因此人們把這些船稱為「寶船」。
鄭和遠航亞非各國，在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後，亞洲許多國家都先後派遣使節與明朝貿易。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古裡等十六國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達1200多人，浡泥（印度尼西亞加裡曼丹）和滿剌加兩國的國王與王后也都來到南京，明成祖還設筵招待。當時蘇祿使團由東、西、峒三王率領340餘人來華訪問，受到隆重的國賓待遇。東非的麻林王哇來頓本親自率眾訪問中國，不幸到福州就病死了。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遣使節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
鄭和的七次遠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他到達非洲赤道以南東海岸的地方，比意大利人哥倫布和葡萄牙人達·伽馬發現新航路要早半個世紀以上。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外交關係，中原與周圍民族的關係也很融洽，促進了各民族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政令也達到了外興安嶺內外、天山南北和西藏地區。
其四，在經濟上，成祖繼續實行太祖時期的經濟政策。此外，為了將南方的糧食安全運送到北京，成祖擴建了忽必烈時開鑿的大運河副線，也就是山東西部的濟寧段運河。從1430年起，每年通過運河北運的糧食達300萬石以上。而南北間的商業也隨著京師和大運河的發展而繁榮起來。
其五，在文化上，成祖在繼承太祖時的政策外，還提倡和獎掖文學藝術。1407年，囊括了前代關於政治、歷史、倫理、地理等方面所有重要著作的《永樂大典》成書，自此之後的200年中，各種書籍和文章大量刊行，學術上出現了新的繁榮期。
在明成祖的治理下，明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出現了「永樂之治」。經濟、文化趨向繁榮，中華文明進一步遠播海外。
這一時期，棉紡織業、制瓷業、礦冶業和造船業等的發展十分迅速。1419年（永樂十七年），明政府共徵收棉布1206887匹。由此可見全國總產量之多。永樂、宣德年間是明代制瓷業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中心。這裡人口約十萬，洪武年間有官窯20座，宣德時發展到58座。景德鎮瓷器不僅產量高，而且質量好，在制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
在礦冶業方面，洪武年間，全國官營鐵礦只有13所。但民營礦冶卻在逐步發展。從1403年（永樂元年）到1434年（宣德九年）的30年中，產量從近120萬斤增至830多萬斤，上升七倍。此外，明初的造船業也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龍江（亦叫龍灣）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造船業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龍江製造的。其它各地的造船業也都很發達。各地造船種類很多，有遮洋造、備倭造、戰船、淺船、風快船、黃船，等等。其中海運稅糧的遮洋造最大，可裝載糧食四五百石。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明初商業和城市經濟的繁榮，出現了許多商埠，比如濟寧、淮安、揚州等。而南京的人口達到了近20萬。
對成祖的評價
《明史》對成祖的評價是：「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裡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慚德亦曷可掩哉。」應該說還是中肯的。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其孫建文帝即位，並著手削藩以鞏固自己的勢力。在剷除了幾個勢力較小的藩王后，將矛頭指向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朱棣雖負抵禦蒙古之重任，是舉足輕重的藩王，但是這一次，即使裝瘋都不能倖免被削藩之運。最後燕王朱棣起兵打敗建文帝，攻佔南京，作了皇帝。
據《明史·五行志》記載，當時建文帝削藩期間，曾有一瘋道士在街頭唱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事後人們終於知道「莫逐燕」，是指不要逼迫燕王，否則燕王必將高飛，最後作皇帝。這也就是「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的意思。
《推背圖》第二十八象對這一時期發生的事情做了如下的預言。圖中畫的是建文帝焚燬皇宮。讖文是「草頭火腳，宮闕灰飛。家中有鳥，郊外有尼。」「草頭火腳」意思是燕王朱棣將有逼宮之舉；「宮闕灰飛」指建文帝在朱棣進攻下，將皇宮焚燬；後兩句的意思隱喻朱棣做了皇帝，而建文帝流落郊外做了和尚。頌文是「羽滿高飛日，爭妍有李花。真龍游四海，方外是吾家。」前兩句指朱棣成為皇帝之時，連建文帝的大將李景隆也向他獻媚。後兩句是說建文帝做了和尚，以四海為家。
而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中的第三句「飛來燕子尋常事」也預言了這一史實。
「飛來燕子尋常事」是指雄踞燕京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奪取帝位的歷史。燕王得天下，仔細想來也確為「尋常事」，在情理之中，與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頗有雷同。
在明朝劉伯溫的預言《燒餅歌》中自然也有著對該事件的預測。「雖然太子是嫡裔，文星高拱日防西。此城御駕盡親征，一院河山永樂平。」意思是說建文帝即位後，雖有文官的擁戴，但需防備西方（指燕王）的威脅。永樂是朱棣奪取皇位後所取的年號，暗指永樂時期社會較為安定。
明成祖朱棣的「永樂之治」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明史》上說他「智勇有大略」，「智慮絕人，酷類先帝」。而朱元璋也非常器重他。在建文帝實施削藩後，他被迫起兵推翻建文帝，並於1403年正式稱帝，成為明朝第三代，也是卓有建樹的皇帝，年號為永樂，是為明成祖。
作為最高的統治者，朱棣繼承了朱元璋勤奮、節儉、體恤百姓的長處，但卻沒有其父猜忌、偏信、武斷的短處。他主張「用法當以寬」，「待人當以誠」，注意守成，勵精圖治，使明朝在永樂年間進入了繁榮輝煌時期。
朱棣稱帝之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繼續實行削弱藩王實力的政策，強化中央集權體制。他把齊王榑廢為庶人，剝奪周王、遼王植、岷王楩的三護衛，將寧王權徙封南昌，谷王橞徙封長沙。這樣，軍政大權進一步集中到了皇帝手裡。
其二，加強邊境防禦。為了防範元代蒙古殘餘勢力，成祖逐漸把政治、軍事中心由南方轉向北方。1421年（永樂十九年），成祖遷都北京，從而大大加強了對北方和東北地區的控制。現今北京的故宮就是在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動工興建的。
成祖在位期間，還5次御駕親征，越過大漠追擊蒙古各部，暫時消除了邊境的威脅。
其三，積極開展與周邊其它國家的外交。比如他從1403年開始就派使臣到安南、暹羅（泰國）、高麗、爪哇等國訪問，建立友好關係。
而這一時期的鄭和下西洋更是擴大了明朝在海外各國的影響，用《明史》的話來說就是「示中國富強」，用明成祖的話來說就是「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
鄭和原姓馬，小字三保，回族人，祖居雲南昆陽州（雲南晉寧）。明太祖統一雲南後，鄭和被閹入宮，靖難之役中，從燕王起兵有功，朱棣賜他姓鄭，提拔為內官監太監。
從1405年（永樂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成為聞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他率領規模浩大的船隊，經過中國南海諸島，跨越亞、非兩洲，對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滿剌加（馬六甲），彭亨（馬來西亞），蘇門答臘、舊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亞），榜葛剌（孟加拉），古裡（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庫特），柯枝、瑣裡、加異勒（印度半島），錫蘭山（斯里蘭卡），溜山（馬爾代夫），忽魯謨斯（波斯灣口），祖法兒、阿丹（阿拉伯半島），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馬裡），麻林（肯尼亞的馬林迪）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友好訪問。
鄭和第一次航行，有船隻62艘，水手、船師、衛兵、工匠、醫生、翻譯共2.7萬多人。最大的船長44丈，寬18丈，可以容納一千多人，是當時航行海上最大的船隻。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具有當時世界上先進的航海設備和技術。
鄭和的船隊滿載中國瓷器、茶葉、鐵器、農具、絲綢、紵絲、金銀等各類商品，用以換回亞非各國特產，如象牙、香料、寶石等海外奇珍異寶，因此人們把這些船稱為「寶船」。
鄭和遠航亞非各國，在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後，亞洲許多國家都先後派遣使節與明朝貿易。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古裡等十六國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達1200多人，浡泥（印度尼西亞加裡曼丹）和滿剌加兩國的國王與王后也都來到南京，明成祖還設筵招待。當時蘇祿使團由東、西、峒三王率領340餘人來華訪問，受到隆重的國賓待遇。東非的麻林王哇來頓本親自率眾訪問中國，不幸到福州就病死了。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遣使節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
鄭和的七次遠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他到達非洲赤道以南東海岸的地方，比意大利人哥倫布和葡萄牙人達·伽馬發現新航路要早半個世紀以上。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外交關係，中原與周圍民族的關係也很融洽，促進了各民族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政令也達到了外興安嶺內外、天山南北和西藏地區。
其四，在經濟上，成祖繼續實行太祖時期的經濟政策。此外，為了將南方的糧食安全運送到北京，成祖擴建了忽必烈時開鑿的大運河副線，也就是山東西部的濟寧段運河。從1430年起，每年通過運河北運的糧食達300萬石以上。而南北間的商業也隨著京師和大運河的發展而繁榮起來。
其五，在文化上，成祖在繼承太祖時的政策外，還提倡和獎掖文學藝術。1407年，囊括了前代關於政治、歷史、倫理、地理等方面所有重要著作的《永樂大典》成書，自此之後的200年中，各種書籍和文章大量刊行，學術上出現了新的繁榮期。
在明成祖的治理下，明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出現了「永樂之治」。經濟、文化趨向繁榮，中華文明進一步遠播海外。
這一時期，棉紡織業、制瓷業、礦冶業和造船業等的發展十分迅速。1419年（永樂十七年），明政府共徵收棉布1206887匹。由此可見全國總產量之多。永樂、宣德年間是明代制瓷業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中心。這裡人口約十萬，洪武年間有官窯20座，宣德時發展到58座。景德鎮瓷器不僅產量高，而且質量好，在制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
在礦冶業方面，洪武年間，全國官營鐵礦只有13所。但民營礦冶卻在逐步發展。從1403年（永樂元年）到1434年（宣德九年）的30年中，產量從近120萬斤增至830多萬斤，上升七倍。此外，明初的造船業也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龍江（亦叫龍灣）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造船業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龍江製造的。其它各地的造船業也都很發達。各地造船種類很多，有遮洋造、備倭造、戰船、淺船、風快船、黃船，等等。其中海運稅糧的遮洋造最大，可裝載糧食四五百石。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明初商業和城市經濟的繁榮，出現了許多商埠，比如濟寧、淮安、揚州等。而南京的人口達到了近20萬。
對成祖的評價
《明史》對成祖的評價是：「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裡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慚德亦曷可掩哉。」應該說還是中肯的。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三）
明朝的預言家劉基
劉基(1311-1375年)，人稱劉伯溫，是明朝開國謀臣。相傳中國三大民間預言之一的《燒餅歌》就是劉伯溫作的。劉基二十二歲時進士及第，但他為人剛正耿直，廉潔奉公，後因揭發監察御使失職，受排擠回家隱居。元朝末年，群雄並起。朱元璋起兵後，劉基出山投靠，並最終助朱元璋成就帝王之業。
據《明史》記載，自從劉基前來投靠之後，朱元璋常常前來徵求劉基的意見。劉基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對朱元璋說，主公現在據有金陵，形勢險要，虎踞龍盤，地理位置很好。但東南的張士誠，西北的陳友諒，他們常常侵擾犯境，與您作對，這就成了您北定中原的後顧之憂，因此必須把這兩個人除掉。朱元璋說．這兩個人勢力很大，該怎麼對付他們呢？於是，劉基便為朱元璋規劃了實現帝業的藍圖。劉基指出：「張士誠目光短淺，胸無大志，他只想守住自己的那塊地盤，不會有什麼大作為，因此不值得憂慮，可以暫時不去管他。而陳友諒就不同，他殺主篡位，野心大，陰謀多，是個危險的對手。而且，他佔據武昌，地處南京上游，又有巨艦精兵，時時刻刻都想吞併我們。面對這種形勢，我們不能兩邊作戰，而應首先集中兵力殲滅陳友諒。陳友諒滅亡之後，張土誠的勢力必然孤立無援，一舉可定。然後，主公可以揮師北上，平定中原，最後消滅元朝，那時您的帝王之業就可以實現了！」
最後朱元璋削平群雄，成就了王業，基本上是按照劉基開始的謀劃實現的。「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明史》)劉基對於明太祖朱元璋來說，不亞於姜子牙之於周武王，張良之於漢高祖，諸葛良之於劉備。他們即有才略以成開國之相，同時也都深明易理。古人深信改朝換代，自有天意。劉伯溫在《燒餅歌》中預言了久遠的未來，當然也看到元朝氣數已盡，明朝將興。從某種程度上講可以說是順乎天意吧。
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劉基也是屢次力排眾議，幫助朱元璋作正確選擇。起初陳友諒勢力相當強大，攻陷太平後意欲南下。朱元璋部下慌了手腳，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逃跑。而劉基則怒目圓睜，閉口不言。朱元璋見狀，便召劉基到後面商議。劉基說，「主張投降或逃跑的，可以殺掉。」朱元璋便問劉基有什麼計策，劉基告訴太祖說，陳友諒十分驕橫，可以先誘敵深入，然後用伏兵奇襲，必可取勝。朱元璋依劉基之見用兵，大獲全勝。事後太祖要賞賜劉基，劉基謝絕了。
劉基不僅有戰略眼光，緊要關頭也十分機智。朱元璋同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時，雙方一天之內交戰數十次。朱元璋親自乘戰船督戰，劉基就站在他身邊。忽然劉基要朱元璋離開戰船，當君臣一行剛剛換到另一艘戰船上，還沒來得及坐穩，原來的戰船便被敵人擊碎。兩軍相持了好幾天，劉基建議先佔據湖口扼守，然後選擇金木相剋的日子出戰。結果朱元璋終於取得了這一決定性勝利。這裡劉基也充分運用了地形位置與五行生剋的關係來謀劃戰役。
對於劉基的為人，《明史》中說，「基虯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稱帝后，劉基奏請設立軍衛法，又請肅正紀綱，人憚其嚴。洪武四年(1371年)，劉基告老還鄉了(太祖賜歸)。劉基疾惡如仇，得罪了一些奸妄之人。胡惟庸是明初的頭號奸妄，劉基和大將徐達等都曾進言太祖勿用其人，胡惟庸後來派人散佈謠言說劉基為自己選擇了有王氣的墓地，以圖後榮。朱元璋雖然是個勤奮的君主，但是心胸比不上唐太宗。於是明太祖剝奪了劉基的俸祿。劉基被誣陷後不得不到京城請罪，太祖沒有太多責罪，後來派人護送劉基返鄉。據說當時劉基有病，胡惟庸派人曾在劉基藥中下毒。
回到家鄉後，劉基告訴兒子：如今朝廷應當修德政，減少刑法，可惜如今有胡惟庸當道，講這些沒用。將來胡惟庸敗亡之後，太祖會想起我，你要將我的意思奏給皇上。劉基還說：如果我的預言不准，才是天下人的福份啊。一個月後，劉基便死了，終年六十五歲。後來胡惟庸成了宰相，做了許多壞事。直到多年後他逆謀敗露，被處死。
劉基用兵料事如神，卻屢次為奸妄所中，看似自相矛盾，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無論是姜子牙、諸葛亮、劉基，還是張良、李淳風，這些古代的著名謀士很講究「知天命」，他們知道不可用其才能為自己謀取利益和地位。
明朝的預言《燒餅歌》
作為君主，明太祖朱元璋最關心的當然是自己可否永保江山。他知道劉伯溫是深明數理的道中之人，便向劉伯溫詢問有關將來的事情。朝代更替自有定數，天機更不可輕洩。但是朱元璋畢竟是帝王，不好推托，於是劉伯溫便作了一首似明非明的詩歌。據稱劉伯溫面君之時正趕上太祖吃燒餅，所以稱之為《燒餅歌》。 故事是這樣的：
明太祖一日身居內殿，食燒餅，方啖一口，內監忽報國師劉基晉見，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禮畢，帝問曰：「先生深明數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 基乃捏指輪算，對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龍咬一缺，此食物也。」開視果然。 帝問曰：「天下之事若何？朱家天下長享否? 」基答曰：「我皇萬子萬孫，何須問哉！」
這段文字用白話文簡單講就是有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在內殿吃燒餅，剛咬一口，忽聽劉伯溫求見。於是太祖用碗扣住燒餅，待劉伯溫進來，便叫他猜碗中是何物。而劉伯溫十分準確的講出是被皇帝吃過一口的燒餅。朱元璋十分佩服，便向劉伯溫詢問未來的事。
歷史的發展已經告訴我們，明朝的江山是傳到明思宗(朱由檢)崇禎皇帝為止的，此後便是滿清王朝的天下。祟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明思宗自縊而死，明王朝宣告滅亡。而這個明思宗便是明神宗(朱羽鈞)萬曆皇帝的孫子。很明顯，劉基回答朱元璋的問話，是一句雙關語，表面上是一句恭維話，說明朝江山將會傳至千秋萬代，實際上是明確預言：明朝的江山將會傳到萬曆皇帝的孫子崇禎皇帝為止。這裡可以看到劉基的智慧，既不冒犯天子，又回答了天子的問題，預言了未來。
帝曰：「雖然，自古興亡原有定，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享之，言之何妨，試略言之。」 基曰：「洩漏天機，臣罪非輕，陛下恕臣萬死，才敢冒奏。」帝即賜以免死金牌，基謝恩畢，奏曰：……
就這樣，劉基對以後的幾百年作了預言，包括「土木之變」，「宦官亂政」，「清軍入關」，「漢人剃法」，「康乾盛世」，直至清末及以後的事，這就是著名的燒餅歌的內容。
在以後我們講述史實的過程中，將結合該預言以及《推背圖》和《梅花詩》，來探知歷史內在發展的奧妙。
太祖之後的建文帝短暫統治時期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病死，終年七十一歲。長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
建文帝，懿文太子的第二個兒子。他生穎慧好學，性至孝。十四時，懿文太子重病，他晝夜守侯。二年後，太子去世，建文帝居喪而不顧自己的身體，深得太祖的讚賞。太子在世時，太祖曾命太子省決章奏，但是太子生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於是太祖讓太孫建文帝加以輔佐。建文「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條，天下莫不頌德焉」。
太祖死後，建文繼皇帝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建文帝即位之初，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牧養。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罹災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田租。衛所軍戶絕都除勿勾。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內外大小官制。」
同時，他還和大臣齊泰、黃子澄商計削藩。建文帝採納黃子澄的建議，先削幾個力量較弱的親王的爵位，然後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開刀。同時，又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將吏。1399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以誅齊、黃為名，誓師北平，起「靖難軍」，奪取了河北大部。建文帝先後派老將耿炳文和膏粱子弟李景隆率師北伐，都被燕師打敗。經過四年史稱「靖難之役」的戰爭，朱棣終於奪取了帝位，改元永樂，是為明成祖。
劉基(1311-1375年)，人稱劉伯溫，是明朝開國謀臣。相傳中國三大民間預言之一的《燒餅歌》就是劉伯溫作的。劉基二十二歲時進士及第，但他為人剛正耿直，廉潔奉公，後因揭發監察御使失職，受排擠回家隱居。元朝末年，群雄並起。朱元璋起兵後，劉基出山投靠，並最終助朱元璋成就帝王之業。
據《明史》記載，自從劉基前來投靠之後，朱元璋常常前來徵求劉基的意見。劉基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對朱元璋說，主公現在據有金陵，形勢險要，虎踞龍盤，地理位置很好。但東南的張士誠，西北的陳友諒，他們常常侵擾犯境，與您作對，這就成了您北定中原的後顧之憂，因此必須把這兩個人除掉。朱元璋說．這兩個人勢力很大，該怎麼對付他們呢？於是，劉基便為朱元璋規劃了實現帝業的藍圖。劉基指出：「張士誠目光短淺，胸無大志，他只想守住自己的那塊地盤，不會有什麼大作為，因此不值得憂慮，可以暫時不去管他。而陳友諒就不同，他殺主篡位，野心大，陰謀多，是個危險的對手。而且，他佔據武昌，地處南京上游，又有巨艦精兵，時時刻刻都想吞併我們。面對這種形勢，我們不能兩邊作戰，而應首先集中兵力殲滅陳友諒。陳友諒滅亡之後，張土誠的勢力必然孤立無援，一舉可定。然後，主公可以揮師北上，平定中原，最後消滅元朝，那時您的帝王之業就可以實現了！」
最後朱元璋削平群雄，成就了王業，基本上是按照劉基開始的謀劃實現的。「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明史》)劉基對於明太祖朱元璋來說，不亞於姜子牙之於周武王，張良之於漢高祖，諸葛良之於劉備。他們即有才略以成開國之相，同時也都深明易理。古人深信改朝換代，自有天意。劉伯溫在《燒餅歌》中預言了久遠的未來，當然也看到元朝氣數已盡，明朝將興。從某種程度上講可以說是順乎天意吧。
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劉基也是屢次力排眾議，幫助朱元璋作正確選擇。起初陳友諒勢力相當強大，攻陷太平後意欲南下。朱元璋部下慌了手腳，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逃跑。而劉基則怒目圓睜，閉口不言。朱元璋見狀，便召劉基到後面商議。劉基說，「主張投降或逃跑的，可以殺掉。」朱元璋便問劉基有什麼計策，劉基告訴太祖說，陳友諒十分驕橫，可以先誘敵深入，然後用伏兵奇襲，必可取勝。朱元璋依劉基之見用兵，大獲全勝。事後太祖要賞賜劉基，劉基謝絕了。
劉基不僅有戰略眼光，緊要關頭也十分機智。朱元璋同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時，雙方一天之內交戰數十次。朱元璋親自乘戰船督戰，劉基就站在他身邊。忽然劉基要朱元璋離開戰船，當君臣一行剛剛換到另一艘戰船上，還沒來得及坐穩，原來的戰船便被敵人擊碎。兩軍相持了好幾天，劉基建議先佔據湖口扼守，然後選擇金木相剋的日子出戰。結果朱元璋終於取得了這一決定性勝利。這裡劉基也充分運用了地形位置與五行生剋的關係來謀劃戰役。
對於劉基的為人，《明史》中說，「基虯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稱帝后，劉基奏請設立軍衛法，又請肅正紀綱，人憚其嚴。洪武四年(1371年)，劉基告老還鄉了(太祖賜歸)。劉基疾惡如仇，得罪了一些奸妄之人。胡惟庸是明初的頭號奸妄，劉基和大將徐達等都曾進言太祖勿用其人，胡惟庸後來派人散佈謠言說劉基為自己選擇了有王氣的墓地，以圖後榮。朱元璋雖然是個勤奮的君主，但是心胸比不上唐太宗。於是明太祖剝奪了劉基的俸祿。劉基被誣陷後不得不到京城請罪，太祖沒有太多責罪，後來派人護送劉基返鄉。據說當時劉基有病，胡惟庸派人曾在劉基藥中下毒。
回到家鄉後，劉基告訴兒子：如今朝廷應當修德政，減少刑法，可惜如今有胡惟庸當道，講這些沒用。將來胡惟庸敗亡之後，太祖會想起我，你要將我的意思奏給皇上。劉基還說：如果我的預言不准，才是天下人的福份啊。一個月後，劉基便死了，終年六十五歲。後來胡惟庸成了宰相，做了許多壞事。直到多年後他逆謀敗露，被處死。
劉基用兵料事如神，卻屢次為奸妄所中，看似自相矛盾，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無論是姜子牙、諸葛亮、劉基，還是張良、李淳風，這些古代的著名謀士很講究「知天命」，他們知道不可用其才能為自己謀取利益和地位。
明朝的預言《燒餅歌》
作為君主，明太祖朱元璋最關心的當然是自己可否永保江山。他知道劉伯溫是深明數理的道中之人，便向劉伯溫詢問有關將來的事情。朝代更替自有定數，天機更不可輕洩。但是朱元璋畢竟是帝王，不好推托，於是劉伯溫便作了一首似明非明的詩歌。據稱劉伯溫面君之時正趕上太祖吃燒餅，所以稱之為《燒餅歌》。 故事是這樣的：
明太祖一日身居內殿，食燒餅，方啖一口，內監忽報國師劉基晉見，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禮畢，帝問曰：「先生深明數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 基乃捏指輪算，對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龍咬一缺，此食物也。」開視果然。 帝問曰：「天下之事若何？朱家天下長享否? 」基答曰：「我皇萬子萬孫，何須問哉！」
這段文字用白話文簡單講就是有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在內殿吃燒餅，剛咬一口，忽聽劉伯溫求見。於是太祖用碗扣住燒餅，待劉伯溫進來，便叫他猜碗中是何物。而劉伯溫十分準確的講出是被皇帝吃過一口的燒餅。朱元璋十分佩服，便向劉伯溫詢問未來的事。
歷史的發展已經告訴我們，明朝的江山是傳到明思宗(朱由檢)崇禎皇帝為止的，此後便是滿清王朝的天下。祟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明思宗自縊而死，明王朝宣告滅亡。而這個明思宗便是明神宗(朱羽鈞)萬曆皇帝的孫子。很明顯，劉基回答朱元璋的問話，是一句雙關語，表面上是一句恭維話，說明朝江山將會傳至千秋萬代，實際上是明確預言：明朝的江山將會傳到萬曆皇帝的孫子崇禎皇帝為止。這裡可以看到劉基的智慧，既不冒犯天子，又回答了天子的問題，預言了未來。
帝曰：「雖然，自古興亡原有定，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享之，言之何妨，試略言之。」 基曰：「洩漏天機，臣罪非輕，陛下恕臣萬死，才敢冒奏。」帝即賜以免死金牌，基謝恩畢，奏曰：……
就這樣，劉基對以後的幾百年作了預言，包括「土木之變」，「宦官亂政」，「清軍入關」，「漢人剃法」，「康乾盛世」，直至清末及以後的事，這就是著名的燒餅歌的內容。
在以後我們講述史實的過程中，將結合該預言以及《推背圖》和《梅花詩》，來探知歷史內在發展的奧妙。
太祖之後的建文帝短暫統治時期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病死，終年七十一歲。長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
建文帝，懿文太子的第二個兒子。他生穎慧好學，性至孝。十四時，懿文太子重病，他晝夜守侯。二年後，太子去世，建文帝居喪而不顧自己的身體，深得太祖的讚賞。太子在世時，太祖曾命太子省決章奏，但是太子生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於是太祖讓太孫建文帝加以輔佐。建文「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條，天下莫不頌德焉」。
太祖死後，建文繼皇帝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建文帝即位之初，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牧養。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罹災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田租。衛所軍戶絕都除勿勾。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內外大小官制。」
同時，他還和大臣齊泰、黃子澄商計削藩。建文帝採納黃子澄的建議，先削幾個力量較弱的親王的爵位，然後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開刀。同時，又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將吏。1399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以誅齊、黃為名，誓師北平，起「靖難軍」，奪取了河北大部。建文帝先後派老將耿炳文和膏粱子弟李景隆率師北伐，都被燕師打敗。經過四年史稱「靖難之役」的戰爭，朱棣終於奪取了帝位，改元永樂，是為明成祖。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二）
勤政愛民但卻多疑的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卑賤的皇帝。雖然他識字不多，但卻勤奮好學，愛讀史書，所寫詩文和散文都有著獨特之處，其所寫公文也多用口語，如給大將軍徐達的手令：「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洪武三年為了建立戶帖制度下的一道聖旨是這樣寫的：「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因此，在明朝，口語公文成為一大特色。
或許正是由於明太祖出生微賤，深知人民生活的困苦，下詔說：「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勉之。」因此對貪官污吏嚴懲不怠，整頓元朝末年以來腐敗的政治風氣。此外，他下令嚴禁宦官干預政事，並且防制外戚專權。同時提倡獎勵人民上書建議施政的措施。
在恢復經濟方面，太祖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獎勵墾荒、水為己業的政策，還根據地方官員的建議，制訂了從人口稠密地區遷移農民開墾荒地的政策，給予驗丁給田、官給牛種、減免田賦的優惠條件，不斷向那些經歷元朝末年戰亂、土曠人稀的地區移民。明太祖還於1372年（洪武五年）頒布詔令：以往因戰亂「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他還下令由朝廷代為贖還因饑荒而典賣的男女。同時，《大明律》還規定，除官僚外，「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同時，還下令戶部統計浙江等地的富戶，將其遷移到北方，土地關係因此得到了調整。太祖對於興修水利的事也格外注意，他派遣國子監生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各地若有天災發生，各受災州縣除了可免除租賦外，還能得到官府的賑濟。
另外，為平均老百姓田賦和差役的負擔，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一方面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編成賦役黃冊；一方面根據全國田地清丈，編成魚鱗圖冊。黃冊是國家徵收田賦和差役的根據；魚鱗圖冊則是以田為主，記載田產的面積與位置。兩冊互為經緯，不僅百姓負擔得到平均，國家的收入也因而增加。
在文化方面，太祖下令廣設學校，讓貧寒子弟亦有書可讀。明代學校分三類：中央國子學、府（州）縣學和市鎮鄉村民間社學。1382年（洪武十五年），國子學改名國子監，設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學正等學官。府（州）縣學除各有訓導外，府學教員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國子監的學生稱監生，分官生和民生兩種。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數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學生。民生由各地推舉。監生最多時近萬人，學習課程有《大誥》、《大明律》、四書、五經和《說苑》。
太祖時期繼續實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科舉考試分三個級別進行：縣試、鄉試和京師的會試。最後考中者即獲進士，可以直接擔任官職了。太祖認為：「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太祖這種事事以民生為本的作法，很受百姓的推崇，他也可算是一位勤政愛民的賢君。
但另一方面，朱元璋猜疑心很重，不信任他人，特別是對那些與他同生共死的功臣更是如此。因此，那些功臣能得到善終的幾乎沒有幾人, 受牽連的有數萬人。
朱元璋擔心大權旁落，在公元１３８０年宰相胡惟庸因圖謀不軌被殺之後，太祖決定廢除宰相，所有的事情由自己親自處理。「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皇親惟謀逆不赦。余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只許舉奏，毋得擅逮。勒諸典章，永為遵守。」這不僅變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變更了由秦創始經唐、宋趨於完備化的丞相制度，而形成了君主專職體制，這種體制為後世王朝的專制形成奠定了基礎。這種體制下的臣民的幸福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好壞。如果皇帝是個暴君，那自然就將產生暴政。而皇帝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歷史上最繁忙的皇帝。朱元璋曾經對侍臣說：「朕自即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此外，同樣處於猜疑心，為了強化皇權和監視臣民，朱元璋在監察機關都察院之外，還設立了錦衣衛、檢校，推行特務制度。他又施行「廷杖」，也就是在朝廷上責打大臣。當時因廷杖被打死的人相當多，對於士大夫的尊嚴打擊殆盡。終明一代，廷杖作為懾服公卿、維護皇權的殘酷手段，經常被濫用，使「天下莫不駭然」。這種制度也為後世專制政權維護其統治開啟了一個不好的範例，並在後來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朱元璋還推行嚴刑峻法，即以「重典馭臣下」。明朝律法比宋律嚴格。1373年（洪武六年），刑部尚書劉惟謙奉旨編定《大明律》，明太祖親加裁酌，後又經三次修訂，於1397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頒行。全書計30卷460條。《大明律》規定嚴禁功臣勳戚恃勢接受投獻，用虛錢實契典買和侵佔他人田宅，不許奸豪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為奴婢；凡誣告者加等治罪。這些規定對保護小生產者的財產和人身，穩定社會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385年（洪武十八年），明太祖頒布親自編撰的《大誥》，接著又頒行《大誥續篇》、《三篇》。其中指定條目處以極刑，酷刑如凌遲、梟首、剝皮等就是在此時出現的。這使得明朝官員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
同時，太祖還分封宗室子弟，目地是希望借諸王的力量來保衛王室。這些分封的諸王，雖然沒有土地人民，卻擁有兵權。這些諸王擁兵自重的結果，導致了後來發生骨肉相殘的奪權事件，比如燕王逼宮做皇帝等。
朱元璋的上述措施和行為為後世明朝的統治打下了並不太好的基礎，同時也為後世中國歷史的某些惡行提供了範例。
大致來說，太祖在位期間褒貶不一，但因其勤政愛民，所以政治還算清明。而明初的經濟也得到迅速恢復，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洪武時，各州縣每年墾田少者以千畝計，多者達20萬畝。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除軍屯、牧馬草場和永不起科地，全國納稅土田總數達387.4萬餘頃。後來更增加到416萬餘頃。
隨著耕地面積的擴大，糧食和經濟作物總產量也提高了。這從田賦收入的增加上反映出來。1381年，全國徵收麥、米、豆、谷261005251石，到1393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間，增加了600多萬石。棉花的種植比宋元時更加普遍。不僅閩、粵、贛、江南、湖廣，就連山東、河南、河北等地也開始大量種棉。
經濟的發展，使百姓開始安居樂業。明朝開始走向興盛的道路。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卑賤的皇帝。雖然他識字不多，但卻勤奮好學，愛讀史書，所寫詩文和散文都有著獨特之處，其所寫公文也多用口語，如給大將軍徐達的手令：「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洪武三年為了建立戶帖制度下的一道聖旨是這樣寫的：「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因此，在明朝，口語公文成為一大特色。
或許正是由於明太祖出生微賤，深知人民生活的困苦，下詔說：「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勉之。」因此對貪官污吏嚴懲不怠，整頓元朝末年以來腐敗的政治風氣。此外，他下令嚴禁宦官干預政事，並且防制外戚專權。同時提倡獎勵人民上書建議施政的措施。
在恢復經濟方面，太祖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獎勵墾荒、水為己業的政策，還根據地方官員的建議，制訂了從人口稠密地區遷移農民開墾荒地的政策，給予驗丁給田、官給牛種、減免田賦的優惠條件，不斷向那些經歷元朝末年戰亂、土曠人稀的地區移民。明太祖還於1372年（洪武五年）頒布詔令：以往因戰亂「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他還下令由朝廷代為贖還因饑荒而典賣的男女。同時，《大明律》還規定，除官僚外，「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同時，還下令戶部統計浙江等地的富戶，將其遷移到北方，土地關係因此得到了調整。太祖對於興修水利的事也格外注意，他派遣國子監生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各地若有天災發生，各受災州縣除了可免除租賦外，還能得到官府的賑濟。
另外，為平均老百姓田賦和差役的負擔，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一方面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編成賦役黃冊；一方面根據全國田地清丈，編成魚鱗圖冊。黃冊是國家徵收田賦和差役的根據；魚鱗圖冊則是以田為主，記載田產的面積與位置。兩冊互為經緯，不僅百姓負擔得到平均，國家的收入也因而增加。
在文化方面，太祖下令廣設學校，讓貧寒子弟亦有書可讀。明代學校分三類：中央國子學、府（州）縣學和市鎮鄉村民間社學。1382年（洪武十五年），國子學改名國子監，設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學正等學官。府（州）縣學除各有訓導外，府學教員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國子監的學生稱監生，分官生和民生兩種。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數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學生。民生由各地推舉。監生最多時近萬人，學習課程有《大誥》、《大明律》、四書、五經和《說苑》。
太祖時期繼續實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科舉考試分三個級別進行：縣試、鄉試和京師的會試。最後考中者即獲進士，可以直接擔任官職了。太祖認為：「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太祖這種事事以民生為本的作法，很受百姓的推崇，他也可算是一位勤政愛民的賢君。
但另一方面，朱元璋猜疑心很重，不信任他人，特別是對那些與他同生共死的功臣更是如此。因此，那些功臣能得到善終的幾乎沒有幾人, 受牽連的有數萬人。
朱元璋擔心大權旁落，在公元１３８０年宰相胡惟庸因圖謀不軌被殺之後，太祖決定廢除宰相，所有的事情由自己親自處理。「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皇親惟謀逆不赦。余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只許舉奏，毋得擅逮。勒諸典章，永為遵守。」這不僅變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變更了由秦創始經唐、宋趨於完備化的丞相制度，而形成了君主專職體制，這種體制為後世王朝的專制形成奠定了基礎。這種體制下的臣民的幸福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好壞。如果皇帝是個暴君，那自然就將產生暴政。而皇帝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歷史上最繁忙的皇帝。朱元璋曾經對侍臣說：「朕自即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此外，同樣處於猜疑心，為了強化皇權和監視臣民，朱元璋在監察機關都察院之外，還設立了錦衣衛、檢校，推行特務制度。他又施行「廷杖」，也就是在朝廷上責打大臣。當時因廷杖被打死的人相當多，對於士大夫的尊嚴打擊殆盡。終明一代，廷杖作為懾服公卿、維護皇權的殘酷手段，經常被濫用，使「天下莫不駭然」。這種制度也為後世專制政權維護其統治開啟了一個不好的範例，並在後來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朱元璋還推行嚴刑峻法，即以「重典馭臣下」。明朝律法比宋律嚴格。1373年（洪武六年），刑部尚書劉惟謙奉旨編定《大明律》，明太祖親加裁酌，後又經三次修訂，於1397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頒行。全書計30卷460條。《大明律》規定嚴禁功臣勳戚恃勢接受投獻，用虛錢實契典買和侵佔他人田宅，不許奸豪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為奴婢；凡誣告者加等治罪。這些規定對保護小生產者的財產和人身，穩定社會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385年（洪武十八年），明太祖頒布親自編撰的《大誥》，接著又頒行《大誥續篇》、《三篇》。其中指定條目處以極刑，酷刑如凌遲、梟首、剝皮等就是在此時出現的。這使得明朝官員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
同時，太祖還分封宗室子弟，目地是希望借諸王的力量來保衛王室。這些分封的諸王，雖然沒有土地人民，卻擁有兵權。這些諸王擁兵自重的結果，導致了後來發生骨肉相殘的奪權事件，比如燕王逼宮做皇帝等。
朱元璋的上述措施和行為為後世明朝的統治打下了並不太好的基礎，同時也為後世中國歷史的某些惡行提供了範例。
大致來說，太祖在位期間褒貶不一，但因其勤政愛民，所以政治還算清明。而明初的經濟也得到迅速恢復，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洪武時，各州縣每年墾田少者以千畝計，多者達20萬畝。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除軍屯、牧馬草場和永不起科地，全國納稅土田總數達387.4萬餘頃。後來更增加到416萬餘頃。
隨著耕地面積的擴大，糧食和經濟作物總產量也提高了。這從田賦收入的增加上反映出來。1381年，全國徵收麥、米、豆、谷261005251石，到1393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間，增加了600多萬石。棉花的種植比宋元時更加普遍。不僅閩、粵、贛、江南、湖廣，就連山東、河南、河北等地也開始大量種棉。
經濟的發展，使百姓開始安居樂業。明朝開始走向興盛的道路。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一）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曾經讓歐洲人為之震驚的蒙古王朝，帶著昔日的輝煌也走入了歷史，留給人們的是淡淡的神往。回眸那些業已在歷史大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似曾相識的興衰大戲，我們不禁慨歎：難道上天早已為我們做好了安排？這種種的安排究竟在向我們暗示著什麼？在思慮中，上天再次為我們拉開了又一幕絢爛的大戲，再次給懵懂的我們一個新的暗示。
這幕被冠以「明朝」的絢爛大戲以1368年朱元璋建立新的王朝為開端，在經過三十年的治理後，明朝在成祖年間達到了全盛時期。明朝同樣在文化科技領域為後世留下了令人稱道的輝煌：鄭和的七下西洋，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修成；被列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中的《三國演義》、《西遊記》和《水滸傳》的問世，在中國文學史上又書寫了濃重的一筆；特別是《西遊記》，通過描述唐初僧人玄奘不避艱險，赴天竺（印度）取經的歷史，向人們展示了佛的莊嚴、神聖和偉大。還有對中國16世紀以前醫藥學經驗總結的藥典《本草綱目》。
明朝從公元1368年建立，到1644年被清朝所滅，前後共經歷十六個皇帝，立國二百七十六年。
關於明朝建立的預言
唐朝的《推背圖》和宋朝的《梅花詩》早已預言了明朝的建立。
在《推背圖》的第二十七象中，圖中的預示十分明顯，樹上掛曲尺，即木字上加一個拐曲符號，是個「朱」字；圖中畫著的兩個圓，分別指日和月，合在一起就是「明」。
讖文是「惟且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興，其色日赤。」 「惟且與月」暗含著明朝的國號「明」字。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從小孤苦伶仃，討過飯，放過牛，當過和尚，所以讖文中稱「下民之極」，但誰能想到和尚最後作了皇帝？古人相信天意，因此是「應運而興」。 「應運而興，其色曰赤」由賤民應運而一舉成就帝業，其特徵帶有赤色，「赤」就是「朱」，紅色，暗含朱元璋的名字。另外朱元璋起兵時的隊伍叫紅巾軍，以紅巾裹頭「其色日赤」。
頌文是「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真王。」 「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依舊暗指「明朝」，同時還點明了地點「江東岸上」，後來的明太祖也的確出於濠州。下一句的「照四方」和「光明起」也都暗示明朝興起。最明顯的是最後一句「談空說偈有真王」，「談空說偈」 是指和尚參悟禪理做功課。這句話的意思是，和尚裡邊會出真命天子。而朱元璋青年時，整整做了八年和尚，這早被八九百年前的李淳風看出來了。
在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中，也預言了朱氏王朝的興衰：「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黃畿。飛來燕子尋常事，開到李花春已非。」
前兩句預言了明王朝的興起，而後兩句關於明王朝衰亡的預言我們稍後再分析。前文已經講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賤，身為平民布衣，曾當過幾年和尚，後參加農民起義的紅巾軍，因為驍勇善戰，從一個普通士兵躍升為領袖，並於公元1368年在南京稱帝。就此「朱門」不再是舊的黃土農家了。「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黃畿」就寫明了這段歷史。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看看歷史的真象。
明朝的建立
朱元璋的身世和異象
朱元璋祖籍南京，字國瑞，姓硃氏。早年，他的祖父帶著全家遷徙到江北的泗州。隨後他的父親又遷徙到濠州的鐘離縣（今安徽鳳陽）定居，並先後生了四個孩子，朱元璋是他的第三個孩子。《明史》上說，朱元璋的母親陳氏在剛剛懷孕時，夢見神仙授藥一丸，放到手掌中放出光芒。於是，陳氏將藥丸吃下，睡覺時口中仍然留有香氣。到生產那一天夜裡，數次出現紅光，鄰居家還以為是著火了，奔走相救。
據說朱元璋從小長相就很奇異。黑黑的臉，下巴比上顎長出一寸多，高高的顴骨，大鼻子，大耳朵，臉型活像一個橫擺的立體山字。長大後，更是「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由於家境清寒，朱元璋從小就替人看牛放羊，他很愛出主意又加上講義氣，很得同伴的信任，都甘心奉他為首領，聽他指揮。而這些自小一起玩的同伴，在以後朱元璋打天下時，都成為他最有力的幫手。
朱元璋十七歲時，也就是1344年，當地發生了旱災和蝗災，隨後是大瘟疫。他的父母兄長相繼病死。因為家境貧寒，所以沒有棺槨下葬。朱元璋孤獨無所依靠，便到當地的皇覺寺出家為僧。此後，他被住持打發出外雲遊度荒。朱元璋一頂破笠帽、一個木魚、一個瓦缽，出門做了遊方僧。遊方，即化緣，社會上稱為叫化。幾年中，朱元璋走遍了淮西，增長了許多見識。
二十一歲時，朱元璋回到了皇覺寺。這時，因為元朝朝政腐敗，天下已大亂，聚眾起義者眾多。而這時的濠州已在紅巾軍的佔領之下，為首的是郭子興。朱元璋十分猶豫，不知是否該去投奔，於是求助於占卜。占卜的結果是逃走或避禍都不吉利，而參加義軍卻「不妨」。
公元1356年，朱元璋投入郭子興的門下，加入反抗元朝的行列。因為他體格好、記性佳，再加上遇事小心、敢做敢為，因此打仗時常得到勝利。更為難得的是，朱元璋得到戰利品時不會私藏，獲得賞賜也推說是戰友的功勞，所以不僅得到同僚的敬重，郭子興更是視他如左右手，什麼事都與他商量，並把養女馬氏許配給他。
得到重用的朱元璋回鄉招募人馬，他少年時的夥伴徐達等參了軍，並在其後輔佐他成其功業。
不久，郭子興戰死。郭子興死後，朱元璋接收了他的勢力，並採取了一些新的舉措。他禮賢下士，知人善用；比如他採用元池州學正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任用劉基、宋濂等儒士。在農業生產上他開始設置營田司。又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及時開墾，以收地利」，保證軍糧供應，恢復社會生產。更重要的是：朱元璋治軍嚴明，每到一地必申誡部下不可擾民，所以他的軍隊所到之處，都受到百姓的歡迎。
明朝的建立和統一全國
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北伐軍和南征軍勢如破竹，天下的統一指日可待。在文武百官的擁戴下，朱元璋於當年登基稱帝，定都應天(南京市)，國號明，定年號為洪武，史稱明太祖。其後一直沿用「洪武」這個年號。自此之後的明清兩朝的皇帝均只使用一個年號，所以年號往往可以代表某一皇帝，如朱元璋又稱為「洪武帝」。而取國號大明是軍師劉基的注意，他折衷了創立明朝的兩股勢力的意願：對於紅巾軍而言，他們信奉明教，其首領韓林兒曾稱小明王；對於士大夫而言，明是光明，是日和月，明朝取代元朝是以明克暗。
朱元璋建立起明朝後，繼續著他統一全國的步伐。在南方，明軍在平定了福建、廣東和四川的的割據勢力後，於1382年攻下大理，平定了雲南。至此，南方基本趨於統一。
與此同時，北伐軍也不斷取得勝利。而此時元朝的皇帝順帝沉迷於聲色淫佚之中，不理朝政。1368年8月，明軍攻入大都，從1271年元世祖建國號以來統治了中國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滅亡。雖然逃亡後的元順帝之子在塞外和林一帶建立起了北元，但已經不成為氣候，在1387年歸降了明朝。朱元璋至此完全統一了全國。
曾經讓歐洲人為之震驚的蒙古王朝，帶著昔日的輝煌也走入了歷史，留給人們的是淡淡的神往。回眸那些業已在歷史大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似曾相識的興衰大戲，我們不禁慨歎：難道上天早已為我們做好了安排？這種種的安排究竟在向我們暗示著什麼？在思慮中，上天再次為我們拉開了又一幕絢爛的大戲，再次給懵懂的我們一個新的暗示。
這幕被冠以「明朝」的絢爛大戲以1368年朱元璋建立新的王朝為開端，在經過三十年的治理後，明朝在成祖年間達到了全盛時期。明朝同樣在文化科技領域為後世留下了令人稱道的輝煌：鄭和的七下西洋，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修成；被列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中的《三國演義》、《西遊記》和《水滸傳》的問世，在中國文學史上又書寫了濃重的一筆；特別是《西遊記》，通過描述唐初僧人玄奘不避艱險，赴天竺（印度）取經的歷史，向人們展示了佛的莊嚴、神聖和偉大。還有對中國16世紀以前醫藥學經驗總結的藥典《本草綱目》。
明朝從公元1368年建立，到1644年被清朝所滅，前後共經歷十六個皇帝，立國二百七十六年。
關於明朝建立的預言
唐朝的《推背圖》和宋朝的《梅花詩》早已預言了明朝的建立。
在《推背圖》的第二十七象中，圖中的預示十分明顯，樹上掛曲尺，即木字上加一個拐曲符號，是個「朱」字；圖中畫著的兩個圓，分別指日和月，合在一起就是「明」。
讖文是「惟且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興，其色日赤。」 「惟且與月」暗含著明朝的國號「明」字。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從小孤苦伶仃，討過飯，放過牛，當過和尚，所以讖文中稱「下民之極」，但誰能想到和尚最後作了皇帝？古人相信天意，因此是「應運而興」。 「應運而興，其色曰赤」由賤民應運而一舉成就帝業，其特徵帶有赤色，「赤」就是「朱」，紅色，暗含朱元璋的名字。另外朱元璋起兵時的隊伍叫紅巾軍，以紅巾裹頭「其色日赤」。
頌文是「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真王。」 「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依舊暗指「明朝」，同時還點明了地點「江東岸上」，後來的明太祖也的確出於濠州。下一句的「照四方」和「光明起」也都暗示明朝興起。最明顯的是最後一句「談空說偈有真王」，「談空說偈」 是指和尚參悟禪理做功課。這句話的意思是，和尚裡邊會出真命天子。而朱元璋青年時，整整做了八年和尚，這早被八九百年前的李淳風看出來了。
在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中，也預言了朱氏王朝的興衰：「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黃畿。飛來燕子尋常事，開到李花春已非。」
前兩句預言了明王朝的興起，而後兩句關於明王朝衰亡的預言我們稍後再分析。前文已經講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賤，身為平民布衣，曾當過幾年和尚，後參加農民起義的紅巾軍，因為驍勇善戰，從一個普通士兵躍升為領袖，並於公元1368年在南京稱帝。就此「朱門」不再是舊的黃土農家了。「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黃畿」就寫明了這段歷史。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看看歷史的真象。
明朝的建立
朱元璋的身世和異象
朱元璋祖籍南京，字國瑞，姓硃氏。早年，他的祖父帶著全家遷徙到江北的泗州。隨後他的父親又遷徙到濠州的鐘離縣（今安徽鳳陽）定居，並先後生了四個孩子，朱元璋是他的第三個孩子。《明史》上說，朱元璋的母親陳氏在剛剛懷孕時，夢見神仙授藥一丸，放到手掌中放出光芒。於是，陳氏將藥丸吃下，睡覺時口中仍然留有香氣。到生產那一天夜裡，數次出現紅光，鄰居家還以為是著火了，奔走相救。
據說朱元璋從小長相就很奇異。黑黑的臉，下巴比上顎長出一寸多，高高的顴骨，大鼻子，大耳朵，臉型活像一個橫擺的立體山字。長大後，更是「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由於家境清寒，朱元璋從小就替人看牛放羊，他很愛出主意又加上講義氣，很得同伴的信任，都甘心奉他為首領，聽他指揮。而這些自小一起玩的同伴，在以後朱元璋打天下時，都成為他最有力的幫手。
朱元璋十七歲時，也就是1344年，當地發生了旱災和蝗災，隨後是大瘟疫。他的父母兄長相繼病死。因為家境貧寒，所以沒有棺槨下葬。朱元璋孤獨無所依靠，便到當地的皇覺寺出家為僧。此後，他被住持打發出外雲遊度荒。朱元璋一頂破笠帽、一個木魚、一個瓦缽，出門做了遊方僧。遊方，即化緣，社會上稱為叫化。幾年中，朱元璋走遍了淮西，增長了許多見識。
二十一歲時，朱元璋回到了皇覺寺。這時，因為元朝朝政腐敗，天下已大亂，聚眾起義者眾多。而這時的濠州已在紅巾軍的佔領之下，為首的是郭子興。朱元璋十分猶豫，不知是否該去投奔，於是求助於占卜。占卜的結果是逃走或避禍都不吉利，而參加義軍卻「不妨」。
公元1356年，朱元璋投入郭子興的門下，加入反抗元朝的行列。因為他體格好、記性佳，再加上遇事小心、敢做敢為，因此打仗時常得到勝利。更為難得的是，朱元璋得到戰利品時不會私藏，獲得賞賜也推說是戰友的功勞，所以不僅得到同僚的敬重，郭子興更是視他如左右手，什麼事都與他商量，並把養女馬氏許配給他。
得到重用的朱元璋回鄉招募人馬，他少年時的夥伴徐達等參了軍，並在其後輔佐他成其功業。
不久，郭子興戰死。郭子興死後，朱元璋接收了他的勢力，並採取了一些新的舉措。他禮賢下士，知人善用；比如他採用元池州學正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任用劉基、宋濂等儒士。在農業生產上他開始設置營田司。又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及時開墾，以收地利」，保證軍糧供應，恢復社會生產。更重要的是：朱元璋治軍嚴明，每到一地必申誡部下不可擾民，所以他的軍隊所到之處，都受到百姓的歡迎。
明朝的建立和統一全國
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北伐軍和南征軍勢如破竹，天下的統一指日可待。在文武百官的擁戴下，朱元璋於當年登基稱帝，定都應天(南京市)，國號明，定年號為洪武，史稱明太祖。其後一直沿用「洪武」這個年號。自此之後的明清兩朝的皇帝均只使用一個年號，所以年號往往可以代表某一皇帝，如朱元璋又稱為「洪武帝」。而取國號大明是軍師劉基的注意，他折衷了創立明朝的兩股勢力的意願：對於紅巾軍而言，他們信奉明教，其首領韓林兒曾稱小明王；對於士大夫而言，明是光明，是日和月，明朝取代元朝是以明克暗。
朱元璋建立起明朝後，繼續著他統一全國的步伐。在南方，明軍在平定了福建、廣東和四川的的割據勢力後，於1382年攻下大理，平定了雲南。至此，南方基本趨於統一。
與此同時，北伐軍也不斷取得勝利。而此時元朝的皇帝順帝沉迷於聲色淫佚之中，不理朝政。1368年8月，明軍攻入大都，從1271年元世祖建國號以來統治了中國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滅亡。雖然逃亡後的元順帝之子在塞外和林一帶建立起了北元，但已經不成為氣候，在1387年歸降了明朝。朱元璋至此完全統一了全國。
2006年4月1日星期六
遼、金、元
契丹族原爲鮮卑族的一支，居住在遼水上游的潢水（今西拉木倫河）流域，以遊牧爲主。全族分爲八個部落，各有經選舉産生的“大人”（即酋長）。大約在唐代初年，契丹族已經形成了由八部聯合組成的部落聯盟。八部“大人”推舉一人做聯盟首領，稱爲可汗。可汗以旗鼓爲權力的標誌，一三年一任，期滿重選。可汗雖由選舉産生，但一般總是某一強大家族的成員，唐代前期是大賀氏，後期轉爲遙輦氏。在大賀氏時期，契丹族的階級分化已很明顯。在遙輦氏時期，契丹的原始社會開始解體，可汗的職位漸趨固定，不再三年一更換；並設有國相，作爲聯盟的軍事統帥。大約在五代初年，契丹族在其傑出的首領阿保機的領導下建立國家。
阿保機姓耶律氏，亦稱耶律阿保機，出身於叠刺部顯貴家族。其祖先屢任叠刺部的夷離堇，即酋長。唐天複二年（901年），阿保機被選爲叠刺部的夷離堇。後梁開平元年（907年），八部大人罷免軟弱的遙輦氏的痕德堇可汗，改選阿保機爲可汗，從此他連任九年。阿保機在任可汗前後，一面率軍四出征討，擴大選刺部勢力；一面注意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發展本部的政治、經濟。他非常重視漢族知識份子，任用河北士人韓延徽、韓知古等爲謀上。在韓延徽等人的幫助下，大量吸收中原流入契丹的漢人；並妥善安置掠來的大批漢俘，不再讓他們作奴隸，而是讓他們修建城郭，從事農桑，各安生業。另外，還仿照漢制，制定制度，並注意發展手工業。於是，叠刺部愈益強大。這引起了其他七部酋長的忌恨，他們便聯合起來，於西元915年（後梁貞明元年）迫使阿保機讓出可汗之位。一年後，阿保機騙七部酋長赴宴，以伏兵盡殺之，隨即統一契丹各部，並建立了奴隸制國家，國號大契丹。阿保機自號天皇王，年號神冊（916—922年）。947年改國號爲遼。
神冊三年（ 918年），阿保機建西樓城爲是都（後名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羅城）。神冊五年，由突呂不等人參照漢字，創制契丹大字。後又由阿保機之弟叠利參照回鶻文和漢文，創制契丹小字。從此，契丹有了文字，社會發展更快。天贊四年（925年），阿保機率軍親征渤海國。次年，滅渤海國，改名東丹國，命長子突欲（耶律倍）爲東丹王。不久，阿保機死於班師途中，溢號遼太祖。次子耶律德光繼位，是爲遼太宗。
契丹在向中原擴張的過程中，在後唐以前，常常受阻。但自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後，情況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也是沙陀族人。後唐明宗時，任河東節度使。933年（長興四年），明宗病逝，其子從厚即位。次年，義於從珂起兵殺從厚自立。石敬瑭向與從珂不和，欲取而代之。清泰三年（936年），他以割地、稱臣、稱子爲條件，要求契丹主耶律德光出兵助其叛變。同年九月，耶律德光率騎兵五萬，援助被困晉陽（今山西太原）的石敬瑭，大敗唐兵。之後，耶律德光冊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四十五歲的石敬瑭認三十四歲的耶律德光爲父，每年輸帛三十萬匹，割幽（今北京）、薊（今天津薊縣）、瀛（今河北河間）、莫（今任丘）、涿（今涿州）、檀（今北京密雲）、順（今順義）、新（今河北涿鹿）、嬀（gui圭，今懷來東南）、儒（今北京延慶）、武（今河北宣化）、蔚（今蔚縣）、雲（今山西大同）、應（今應縣）、寰（今朔縣東北）、朔（今朔縣）十六州之地與契丹。十一月，契丹與晉聯兵入洛陽，後唐滅亡。不久，石敬瑭入開封，並以此城爲晉之國都。
契丹得幽雲十六州後，即以幽州爲陪都，稱作南京，又稱燕京。幽雲十六州的割讓，使中原地區失去了北方的重要屏障，契丹兵馬從此可以長驅直入，中原王朝在同契丹的戰爭中，開始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石敬瑭這種以出賣民族利益換取個人權勢的可恥行徑，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唾駡。
石敬瑭以投降契丹爲國策，不僅遭到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也引起統治集團內部許多成員的不滿。942年（天福七年），石敬瑭病死，其侄石重貴即位，便改變態度，對契丹主只稱孫而不稱臣。耶律德光大怒，於是自944年（開運元年）至946年（開運三年）， 三次大規模南下攻晉。前兩次均告失利，第三次由於後晉執掌重兵的杜威（杜重威）率軍叛變，耶律德光得以順利進軍。946年十二月，契丹攻入開封，滅後晉。次年二月，耶律德光在開封登基，表示自己是中原的皇帝，並改契丹國號爲大遼，欲久據中原。但他並沒有採取適當的治理中原的措施；相反地卻放縱契丹士卒四出搶掠，自籌給養，叫“打草穀”；下令在開封和各州“括借”錢帛，儲於內庫，擬運回北方；不放已降的節度使和其他官員還任，而另派自己的子弟親信擔任地方長官。這種倒行逆施、滋擾民間的作法給中原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義兵遍及中原，少者數百，多則數萬，攻陷宋、毫、密三州，官吏被殺。耶律德光開始感到在中原無法立足，對左右說：“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不久，便以天熱不便居住爲藉口，於947年三月從開封撤退，率軍北歸，947年初夏，病死于河北臠縣的殺胡林。由於這次漢人的武裝反抗，不但把契丹貴族及起南侵軍隊趕出中原和華北，且是契丹貴族從此不敢長驅直入到黃河以南，終遼之世，契丹也不敢把首都遷到燕京。
女真族的興起
女真族的興起和發展女真族以來，就居住在今黑龍江和松花江流域以及長白山麓。在八、九世紀內，它役屬於粟末滅渤海時，這一族已以女真之名見稱於世。
遼滅渤海之後，爲了削弱女真族的實力，把其中漢化較深的某未被遷徙的，仍舊留居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甯江州（今吉林省五家站）之東。地方千餘裏，戶口十餘萬”。他們都不編入遼的戶籍，稱做生女真。生女真這時有七十二個部落，散居千河流沿岸或山谷之中。每個部落各推雄豪爲酋長，各部落的居民，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還處在原始氏族社會的歷史階段。
生女真中的完顔部，從十一世紀之初綏可爲酋長時，就己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的附近各地。這個地區，林木繁盛，適宜種植，完顔部在那裏種植五穀，刳木爲器，製造舟車，修蓋屋宇，並且能夠燒炭煉鐵了。鐵器的使用，使得完顔部得到很大的發展，這便爲奴隸制的産生創造了條件。
十一世紀中葉，在完顔部的酋長石魯和他兒子烏古乃的時期，對於部落內的氏族成員已經“稍以條教爲治”，且常和青嶺白山間的一些部落作戰，“所至克捷”，終於“役屬諸部”。其所以常對相鄰的部落作戰，主要是爲了要奴役那些部落中的成員，掠奪其人爲奴隸。契丹貴族爲了向東北海濱的五國部（今吉林省依蘭以東，烏蘇里江以西）素取北珠和鷹鶻等物，曾經引起五國部的反抗，烏古乃便借用遼的力量去襲擊五國部，藉以達到完顔部向外發展的目的。
在烏古乃以後，完顔部的酋長還繼續北向發展，征服了居住在今松花江外呼蘭河沿岸的諸部落；又向東南發展，征服了居住在今吉林省甯古塔和敦化的諸部落；又用兵千紇石烈部而取得今延邊一帶地方。到這時，完顔部的“基業始大”，並且已“建立官屬，以統諸部”了。
在完顔部內部的階級分化已日益明顯的時候，也正是以完顔部爲中心的生女真諸部落逐步走向統一的時候。而被“女真衆酋結盟推爲首領”的，正是完顔部的酋長。完顔部酋長從這時開始取得了作爲部落聯盟的世襲酋長的權力。生女真的這種部落聯盟的組織，就是後來女真國家的雛型。
金滅遼
遼天祚帝統治的後期，在遼的全部境土之內，已經普遍地卷起了洶湧澎湃的反遼鬥爭的狂瀾。而最終推翻了遼朝的，則是以完顔部爲中心的生女真的武裝反抗。
從天祚帝即位以後，契丹貴族對於生女真各部落的壓榨勒索越來越嚴重。生女真地區的土産，如人參、貂皮、生金、名馬、北珠、俊鷹、蜜蠟、麻布等等，除依照定期定量向遼朝進貢而外，契丹貴族們還經常到榷場中用“低值”去強購。他們對於女真人且時常加以拘辱，稱爲“打女真”。
遼廷派往東北地區的地方長官，如東京留守和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縣境）尹等，每每在到任之後，先逼迫女真各部落奉獻禮物，並有各種名目的攤派。
遼廷還經常派遣一些“銀牌天使”到生女真各部落去，這些“天使”到了女真部落以後，就迫使女真人獻出部落中的美女“薦枕”，既不問其出嫁與否，也不問其家門高低。
契丹貴族對生女真諸部的這些行徑，使得生女真的各部落無不忿恨怨叛，後來遂都“潛附”于完顔部酋長阿骨打，都願在阿骨打的領導下對遼進行武裝反抗。阿骨打遂於1114年舉兵抗遼。
阿骨打領導生女真各部起而反遼之後，首先就在甯江州和出河店（吉林扶餘縣境）大敗遼兵。後來遼廷急忙調兵增援，結果仍被女打敗。遼廷爲了防範女真族的起事，原來曾在北起出河店、中經黃龍府、咸州（遼寧開原），南到東京遼陽府佈置了 一道軍事防禦線，女真在起事之初就先把這道防線給粉碎了。
1115年阿骨打稱帝建元，正式建立了金國。這年秋天便攻佔了黃龍府。以次攻佔了遼在沫流河（拉林河）、鹹州和好草峪 等地的軍事據點。凡女真人攻佔的地方，就在其地簽揀強人壯馬充軍，從此女真乃有鐵騎萬餘。
在黃龍府被女真攻佔之後，遼天祚帝帶領蕃漢兵十多萬東下親征，在扶餘附近又被女真打得大敗，遼軍威勢從此掃地以盡。
1116年，阿骨打出兵攻佔了遼陽，被遼廷遷徙在這一地區的熟女真，從此也歸屬在他的統率之下。
1120年，阿骨打攻佔了遼的上京臨演府。其後固契丹貴族的內訌愈演愈烈，任軍事都統的耶律余睹降金，並爲金人作向導。在1122年遼的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都先後被金人攻佔。
1125年，天祚帝在逃往黨項的途中爲金人追兵俘獲，遼亡。
金滅宋
在女真貴族建立了金朝、連續打敗遼軍、攻佔了黃龍府遼陽府等地的消息傳到北宋之後，宋廷的君臣認爲遼國有必亡之勢，遂要乘機出兵恢復燕雲諸州。宣和二年（1120年）宋廷派人浮海去與金國訂立了“海上盟約”，要與金人夾擊遼國：長城以外遼的中京由金軍負責攻取，長城以南的燕京由宋軍負責攻取；待夾攻勝利之後，燕雲之地歸於北宋，北宋則把前此每年送與遼國的歲幣，照數送與金國。
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兩次出兵攻打燕京，都被遼的燕京駐軍所敗。到這年年底，金人由居庸關進軍，攻佔了燕京。這樣，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雲諸州交給北宋了。後來經多次往返交涉，才又約定：金人把燕京和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交割給北宋，北宋則在原定歲幣數目外加納錢百萬貫，而且同意金人把這一地區的金帛子女官紳富戶席捲而去。北宋以這樣高的代價換來的只是幾座空城。
從北宋對遼作戰的過程中，從宋金交涉交割燕雲的過程中，金人已經看出北宋政治的腐朽和軍事的無能，到1125年遼天祚帝被金人俘獲之後，女真貴族即乘勝侵犯北宋。
宋徽宗聽到金兵南下的消息之後，不敢親自擔當領導抵抗敵人的責任，急忙傳位給他的兒子趙桓，即宋欽宗。
侵宋的金軍分兩路南下：西路由粘罕率領，從雲中（大同）出發；東路由斡離不率領，由乎州（盧龍）取道燕京南下。西路軍在太原城下遭受到河東軍民的堅強抵抗，長時期被阻滯在那裏。東路軍在到達燕京後，由於北宋駐守燕京的官吏和軍隊全都投降，遂得長驅直入，”渡過黃河，包圍開封，並向北宋政府提出要求，主要的有：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絹帛一百萬匹，割太原、中山（今河推定縣），河間（今河間縣）三鎮和這三鎮所轄全部州縣給與金人。到各地之後，駐守陝西等地的政府軍都迅速前來救援，各地的鄉兵和人民也自動組織起來迅速向開封集中，他們開到開封四郊之後立即分別給予金軍一些打擊。有許多支起義軍這時也把鬥爭鋒芒轉向金軍，原在青州的張仙的起義軍且已自動開到開封近甸，要乘機邀擊金兵；李綱和種師道等人也建議增兵扼守黃河，斷絕敵軍的糧道和歸路。這都迫使金軍的首腦不考慮儘早撤退的事。然而，怯懦的北宋最高統治集團，對這一形勢缺乏正確的估計，他們看不出金軍已陷入進退維谷的情況之中，竟然答應了金人賠款割地的要求！
女真的南侵軍隊撤退之後，河北人民展開了保衛鄉土的鬥爭，“懷土顧戀，以死堅守”，使金人不能憑靠北宋政府的諾言而劫取到三鎮二十州的土地和人民。女真貴族遂再向北宋政府施加軍事壓力。北宋的君臣對於究竟割讓三鎮與否的問題，意見很分歧，然而，宋廷的議論未定，金軍又分東西兩路于靖康元年（1126年）同時南下。由於宋廷早已把各路的勤工之師和民兵等遣返原地，在大河兩岸也沒有佈置足夠的防禦力量，金兵遂在無抵抗的情形之下渡過黃河，攻破了開封，把徽欽二帝先後扣押在金兵營中，並儘量把開封各個府庫所存以及官戶民戶的金銀幣帛加以搜括。到靖康二年（1127年）的四月初一，金人便俘虜了微欽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以及宗寶貴戚等三千多人北去。北宋朝廷上的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銅人、漏刻，所收藏的書籍、天下府州縣圖，以及伎藝工匠和倡優等等，都被搜羅一空，滿載而去。北宋政權被主人顛覆了。史稱“靖康之變”。二帝後死于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
元帝國是由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族的前身蒙古部落是古老民族室韋的一支，在唐代稱爲\"蒙兀室韋\"。原居於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東南部，八世紀時，西遷到今蒙古的鄂嫩河和克魯倫河流域，屬唐朝設立的燕然都護府管轄，後又先後臣服于遼和金。
蒙古部進入草原以後，以遊牧爲生。至十二世紀中期，蒙古部已能製造鐵器，部落內部已出現貧富分化現象，並逐漸形成爲階級。\"那顔\"（官人）等部落貴族發展成爲奴隸主階級，依附于那顔的\"那可兒\"（親兵）也屬於奴隸主集團。他們通過對外掠奪戰爭，擁有衆多的牲畜和其他財富，並將俘虜作爲\"李斡勒\"（奴隸），公共牧地也爲他們所霸佔。一般牧民（哈喇楚）逐漸變成部落貴族的屬民，要向貴族納貢、服勞役、兵役，有些牧民還因無力償還債務，淪爲孛斡勒。
當時，蒙古草原上除蒙古部外，還散處著近百個大大小小的部落，其中較大的有塔塔兒（韃靼）、蔑兒乞、乃蠻、克烈、汪古等部。塔塔兒在十一世紀已組成部落聯盟，最爲強大，所以史書常以韃靼作爲草原各部的通稱。蒙古部和這些部落在發展的過程中，都積極向外擴張，互相之間亦不斷發生頻繁的掠奪戰爭，草原人民深受其害。
十三世紀初，在南宋與金時戰時合的爭鬥中，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蒙古急速擴展了其軍勢力量。蒙古在一瞬間，急風暴雨般地將全世界捲入了漩渦。而當時蒙古族的領導者就是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名鐵木真，1162年生於蒙古部孛兒只斤氏族的一個貴族家庭。他幼年時，父親被塔塔兒害死，家道中落，經受了顛沛流離之苦。長大後，立志振興本族，利用各種矛盾，逐步壯大自己的力量，清除了各部的殘餘反抗勢力，統一了蒙古草原。從此，\"蒙古\"一詞成爲各部的通稱，各部居民統稱爲\"蒙古族\"。成吉思汗建國1206年，蒙古各部貴族在鄂嫩河畔召開忽裏勃台（大聚會），共同推舉鐵木真爲全蒙古的大汗，尊稱爲成吉思汗。於是，在東起興安嶺、西至阿爾泰山、南至大沙漠、北達貝加爾湖的廣闊土地上，出現了蒙古歷史上第一個軍事奴隸制國家--蒙古汗國（也叫大蒙古國）。
成吉思汗爲了鞏固統一，加強統治，打破了原來的氏族組織，實行了領戶分封制，辦法是把全國的牧民按地區編爲十、百、千、萬戶，各設長以統領之。萬戶長和千戶長由成吉思汗直接分封。當時木華黎等四人被封爲萬戶長，九十五名開國功\臣被封爲千戶長，每人都領有大小不等的封地及封地內數量不等的封戶。封戶平時畜牧生産，要向領主提供賦役，倘遇戰爭，要在領主的率領下作戰。所以這種領戶分封制實際上是一種軍政合一的政體。
爲了加強蒙古的兵力和大汗的權力，成吉思汗還從貴族子弟和一部分平民子弟中，挑選身強力壯武藝精良的人組成一萬人的\"怯薛軍\"（護衛軍），由成吉思汗直接統領。 成吉思汗還頒佈了一部法典，叫做《大劄撒》（\"劄撒\"，法之意），以維持正常的統治秩序。他還設置了司法官員\"劄魯忽赤\"（斷事官），專門處理訴訟案件。蒙古部原來沒有文字， 1204年，鐵木真戰勝乃蠻部後，俘虜了乃蠻部掌印官，畏兀兒人塔塔統阿，命令他用畏兀兒文字母拼寫蒙古語，創造了蒙古文字。古建國後通行於全國，加速了蒙古社會的發展。
蒙古汗國建立之後，就開始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向鄰境發動頻繁的戰爭，不斷擴大蒙古汗國的領土。蒙古汗國前期曾多次向西方的中亞和歐洲進軍。 在蒙古向西進軍時，於1209年到1211年，首先征服了原歸附於西遼的畏兀兒人（高昌回鶻）。這時，曾被成吉思汗打敗的乃蠻部首領屈出律西逃至西遼，奪了耶律氏的帝位，仍稱西遼，繼續與蒙古對抗。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將哲別率兩萬蒙古大軍征西遼，屈出律被擒殺，西遼滅亡。從此，蒙古打開了入侵中亞、歐洲的通道，在幾十年間，發動了三次規模的西征。
第一次西征是從1219年開始，由成吉思汗親自率領大軍，分四路攻入中亞大國花刺子模，經過幾年征戰，於1222年滅花刺子模，佔領了相當於今蘇聯中亞、伊朗、阿富汗的大片土地。與此同時，成吉思汗派哲別、速不台率另一支軍隊，北越太和嶺（今高加索山），渡阿速海峽，攻入今東歐俄羅斯境內，1223年，在迦勒迦河畔（今蘇聯日丹諾夫市北）大敗斡羅思（俄羅斯）與欽察的聯軍，在班師東歸途中，又降服了里海與鹹海北面的康裏國。至1225年，蒙古汗國已基本上征服了自中亞西至黑海東岸的廣大地區。
第二次西征是從1235年到1244年。當時成吉思汗已死，蒙古大汗窩闊台繼大汗位，派拔都（成吉思汗長孫）和貴由、蒙哥等率軍西征，滅了欽察，佔領了里海以北地區。接著又攻佔了俄羅斯，並侵入孛烈兒（波蘭）、馬紮兒（匈牙利）及奧地利等地。
第三次西征從1253年到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拖雷長子）派旭烈兀領軍西侵，攻滅了木刺夷（今伊朗境內），戰敗了黑衣大食（阿拉伯），攻陷巴格達和大馬土革城，把蒙古汗國的勢力擴展到了西南亞。
在第一次西征之後，成吉思汗把新佔領區封給他的三個兒子作爲世襲領地。長子術赤封於欽察，據有花刺子模和康裏國故地，建都薩萊（今伏爾加河下游），稱欽察汗國（金帳汗國）。術赤死於1224年，該國後歸其子拔都；二子察合台封於西遼和畏兀兒故地，初建都阿力麻裏（今新疆伊犁北），稱察合台汗國；三子窩闊台封於乃蠻故地，即額爾齊斯河上游和湖以東地區，建都也速裏（今新疆額敏），稱窩闊台汗國。在第三次西征之後，蒙哥又將新占地區封給旭烈兀（蒙哥弟），建都低廉（今伊朗大不裏士），稱伊兒汗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四大汗國。它們同蒙古汗國乃至後來的元朝一直保持形式上的藩屬關係，因此形成了歷史上空前遼闊的、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大帝國。但是由於它只是軍事征服下的聯合體，缺乏共同的經濟、文化基礎，各國建立之後，獨立發展，因之很快成爲幾個不相統屬的國家。但在元朝中期以前，元與各汗國之間一直保持著良好關係。
元帝國佔領中原地區後皇位的爭奪異常激烈，從第二代皇帝成宗（1295一1307年）死後開始，一直連綿不斷，繼續到元末。由1308到1333年，二十五年中換了八個皇帝，特別由1328到1333年，不過五年時間，則換了五個皇帝。 成宗的太子德壽早死，成宗死後無嗣，皇后卜魯罕與宗王明裏鐵木兒，議立世祖忽必烈之孫阿難答爲帝。但成宗的兩個侄子均掌兵權，一個是海山，在阿爾泰山鎮守北邊，另一個是愛育黎拔力八達，駐戍在懷孟（在今河南境內）。成宗一死，愛育黎拔力八達即趕至大部，自稱爲監國，隨即迎立其兄海山爲帝，是爲武宗（1308一1311年）。而皇后卜魯罕及阿難答、明裏鐵木兒等均被處死。
武宗因愛育黎拔力八達助其即位，便封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武宗死，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爲仁宗（1312一1320年）。據傳武宗曾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相約，若愛育黎拔力八達繼位，要立武宗長子爲太子。但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之後，則立了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刺爲太子。仁宗死，碩德八刺繼位，是爲英宗（1321一1323年）。英宗在位三年，被禦史大夫鐵失殺于南坡（在上都之南），史稱\"南坡之變\"。鐵失迎立也孫鐵木耳（忽必烈之孫）爲帝，是爲泰定帝（1324一1328年）。
泰定帝在位五年死（死於上都），大臣倒刺沙擁立太子阿速吉八於上都稱帝（天順帝， 1328年），而留守大都的大臣燕帖木兒則發動政變，宣佈擁立武宗的兒子。時武宗的長子和世瑓在漠北，次子圖帖睦耳出居江陵（今湖北江陵縣），燕帖木兒乃迎圖帖睦耳至大部，二人商議立武宗的長子爲帝。圖帖睦耳先在大部即帝位，宣稱準備讓位于其兄和世瑓。當年（1328年）燕帖木兒軍與倒刺沙軍大戰於大都、上都之間，戰火遍佈于古北口、紫荊關，盧溝橋各地，結果倒刺沙戰敗投降。於是和世瑓即在和林即位，是爲明宗（1329年）。明宗即位後，立其弟圖帖睦耳爲太子。但圖帖睦耳在迎明宗來大都的途中，便與燕帖木兒合謀，把他害死，稱爲\"暴卒\"，而自己複即帝位，是爲文宗（1328一1332年）。以後文宗又害死明宗皇后，流放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於高麗，後又將其遷徙廣西。
文宗死後，太后卜答失裏按照遺詔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爲帝，是爲甯宗（1332年）。甯宗年僅七歲，在位四十三日夭折，太后卜答失裏又遣人至廣西迎接妥歡貼睦爾回來即位，是爲順帝（1333一1368年），此即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元朝末年的皇位爭奪，造成元朝統治集團的四分五裂和政權的逐漸動搖，加上皇帝的昏庸、大臣擅權、經濟危機，且元末天災頻繁，最終激化了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導致了元末的農民大起義。
在衆多的起義軍中，朱元璋領導的起義軍脫穎而出，統一了南方各起義軍，準備北伐。將行北伐，朱元璋召集諸將商討作戰方略，大將徐達、常遇春等主張直搗大部，朱元璋以爲這太冒險，決定採取萬全的打法：先取山東，再據河南，複拔潼關，然後進兵大都，佔領大都後，則移兵西向，席捲山西、陝西、甘肅等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步騎二十五萬人，北取中原。並且發佈檄文，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又宣稱大軍\"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又特別指出，凡蒙古、色目人\"願爲臣民者\"，則一視同仁，如對漢族\"撫養無異\"。這篇出自宋慷之手的檄文，其主要精神是集中目標打擊元朝蒙古統治者，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援，以減少進軍的阻力。這年底，北伐軍按照預定方略，完全佔有山東地區。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在北伐軍的勝利聲中，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爲京師，是爲明太祖。這年春夏間，北伐軍由山東入河南，攻克汴梁（今開封）、洛陽等地，又西取潼關。於是朱元璋親到汴梁，調整軍事布署，下令停止西進，立即北取大部。這年閏七月，朱元璋回到應天，徐達返旗山東，大會諸將於臨清，統軍長驅北上，連下德州、直沽（今天津市）、通州（今北京市通縣）等地。七月二十八日，元順帝帶領後妃太子逃往上都（今內蒙古多倫）。八月初二日，塗達率軍進入大部，結束了元朝的統治，朱元璋改大部名北平，以應天爲南京。
明軍佔領大部後，隨即向山西、陝西、甘肅進軍，消滅元朝的殘餘勢力，先後打敗擴廓帖木兒，收降李思齊，擊走張良粥（後爲擴廓帖木兒所殺）等。明軍又攻克上都，元順帝北走應昌（今內蒙古達裏諾爾西南）。洪武三年（1370年），元順帝死了應昌，其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不久明軍攻取應昌，又大敗擴廓帖木兒，愛猷識理達臘由擴廓帖木兒擁護退居和林（今烏蘭巴托西南），史稱北元。
愛猷識理達臘退走漠北後，雲南尚爲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所據，遼東仍在元將納哈出等控制之下。此外，四川地區還有一個夏政權存在。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遣將征四川，夏主明升（明玉珍子）出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遣將攻雲南，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敗死，于次年全定雲南。洪武二十年（1387年），再遣將攻取遼東，亢將納哈出歸降。至此，全國統一事業基本完成。
歷史真貌─擴大歐亞交往的統一王朝 元朝（八）
科技篇
數學
宋元時代，中國數學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有著輝煌的成就。元代數學家朱世傑在1303年發表的《四元玉鑒》一書（三卷），就是一部代表作。
朱世傑，字漢卿，號松庭，還著有《算學啟蒙》三卷。他對於多元高次方程組的解法，高階等差級數和招差術（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獨到之處。
元代還產生了珠算。由於算盤的使用和傳播，中國數學進入了以珠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新時代。
另外，最晚在蒙哥時期，中國數學界已接觸到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此外，阿拉伯數學知識也傳入中國。
天文學
1267年（至元四年），元朝政府用西域人札馬魯丁修訂曆法。札馬魯丁根據回回曆法制定出「萬年曆」，但不夠準確。至元十二年滅宋之後，又命郭守敬、王恂和許衡等人重新修訂一份新歷。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順德邢台人，在天文、水利、數學等多方面有成就。他主張通過測驗來編製新歷，請求政府設監候官（專職測驗人員）十四員，分往全國二十七個測驗所，進行實測。經過這一番仔細實測之後，又繼以精密計算和綜合研究，在宋代《統天歷》的基礎上，於1280年（至元十七年）完成了曆法的改造，命名新歷為《授時歷》。
郭守敬制定的《授時歷》以365.2425日為一年，和地球繞太陽的週期實際相比只差26秒，同現在世界上公用的陽曆（格裡哥萊歷）一歲週期相同。格裡哥萊歷系1582年制定，而郭守敬的《授時歷》比它早300年。《授時歷》施行了364年，是中國古代推算最精確和使用最久的曆法。
郭守敬為了測驗天象，創造了簡儀、仰儀、高表、候極儀、玲瓏儀、景符等十多件天文儀器。其中簡儀所達到的精密度，在當時是十分先進的。
地理學
元朝統一中國後，版圖的廣闊和交通的暢達，都是空前的。這種形勢為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280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派遣懂得許多方言的女真人都實去勘察黃河河源。都實曾經三次到達吐蕃，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的傑出旅行家之一。
都實西行踏勘的路線是，由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州啟行，向南經過甘南藏族自治州，再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歷時四個多月，終於發現了黃河源頭「火敦腦兒」即星宿海。1315年（延祐二年）翰林學土潘昂霄根據闊闊出的口述，寫成了一部《河源志》。這篇紀錄是中國現存有關河源勘察的最早報告，並糾正了《漢書·西域傳》所述黃河源為伏流重源的說法。
朱思本的《輿地圖》，也是元代地理學上的一項重大成就。雖然他的地圖仍用計裡開方的繪法，但精確度遠遠超過了以前的地圖。圖中還反映了當時河源探測的最新成就，達到較高的水平。朱思本還編寫過一部八十卷本的《九域志》，今佚。
元代的地理著作還有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和汪大淵的《島夷志略》。《真臘風土記》－卷，記載了元朝與真臘的交往情況以及這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島夷志略》一卷。記載了當時中國與東南亞以及阿拉伯地區的海上交往，是一部極有價值的中西交通史資料書。
機械學
機械學在機械設計方面，王禎《農書》中載有用水力推動的紡織機械「水轉大紡車」。歐洲到18世紀才有同類的設計。
金末元初山西萬泉縣木匠薛景石寫了一部《梓人遺制》，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製造立織機、提花織機、羅織機等紡織機械的專著。此書因被選輯在《永樂大典》而保存下來。
1295年前後，黃道婆又改進了從軋花到織布的一系列機械和技術。
農學
元世祖時由司農司編纂的《農桑輯要》，是中國13世紀前農業生產經驗的總結，共七卷，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普及讀物。
王禎編著的《農書》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農業科學著作。王禎字伯善，山東東平人。《農書》全書約13.6萬多字，插圖281幅，分為三大部分：一《農桑通訣》，綜述我國農業發展的全貌；二《百谷譜》，分述各種農作物栽培的方法；三《農器圖譜》，對各種農具、水利機械、手工業加工工具等有詳細的圖譜並附說明。這是一部從全國範圍內對整個農業作系統研究的農學史上的巨著。
醫藥學
元代的醫藥學在發展中國傳統醫學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骨科、傷寒科、營養學、針灸學等方面有很多成就。
危亦林（1277年～1347年），江西南豐人，因家世業醫，積數代經驗，寫成《世醫得效方》十九卷，於1345年刊行，內容十分豐富，其中關於麻醉藥物的使用記錄，是現在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文獻。
中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是浙江義烏人，號丹溪，著有《格致余論》、《局方發揮》等書，主張臨症時用藥要靈活，「因病以制方」，反對當時醫生們泥守「局方」的作法。其學說傳入日本，形成日本漢醫中的丹溪學派。
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編著的《飲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講究營養與食療的著作，對養生、避忌、妊娠、食忌、高營養烹調、營養療法、食物衛生等都有論述，記錄了中國各民族在烹調方面的寶貴經驗。
在元代，由於國內外交通的發達和對外關係的發展，促使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醫藥經驗得到廣泛交流。如1270年，新型醫療機構廣惠司的設置，就是阿拉伯式醫院組織的移植。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設立了回回藥物院，並譯出《回回藥方》等醫藥專書，使回族的一些醫藥經驗得以交流。同時，中國的醫藥也傳入阿拉伯及亞非許多地區。
棉紡織業
棉紡織業在元代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松江（上海松江縣）烏泥涇是當時棉紡織業的中心。這個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的貢獻分不開的。
黃道婆是烏泥涇人，幼年「淪落崖州（海南島）」，從黎族婦女中學得了先進的棉紡織技術。1295年前後她返回家鄉，又把漢族地區絲麻紡織的經驗用在棉紡織上，改進了從軋花到織布一系列的棉織生產工具。如原來彈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艱」，她改用大弓椎擊法；原來紡紗用單綻紡車，她改為三綻紡車；在織染方面，還能錯紗、配色、綜線、絜花，織出各種美麗圖案，適應了當時棉紡織業發展的需要，從而推動了松江一帶棉紡織業的發展。當時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諺。
制瓷業
元代的制瓷業在宋、金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南方的景德鎮逐漸成為全國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產高質量的青白瓷為主。色釉有青花、釉裡紅、紅釉、藍釉等品種，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為突出。
元政府在景德鎮設浮梁瓷局，管理官窯，燒制進貢的御器。器內皆記樞府字號，故又稱樞府窯。對民窯則加以課稅。據記載，當時有三百多座瓷窯在生產。浙江有龍泉窯，產品以青瓷為主。北方制瓷業發展也很迅速。除鈞窯、定窯繼續在發展外，河南、河北在舊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新窯，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窯投入生產。隨著各地瓷窯的興建，瓷的產量在逐年上升，除供應國內的需要外，產品還遠銷日本、朝鮮、南洋和中亞各地。
印刷業
元代印刷業也相當普及，南北各地都興起許多刻書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甌）、福州的印刷業繼續有發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山西臨汾）後，「平水刻」盛極一時，書坊萃集，私營書店不斷出現。各地私人印刷業的興起，對當時的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數學
宋元時代，中國數學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有著輝煌的成就。元代數學家朱世傑在1303年發表的《四元玉鑒》一書（三卷），就是一部代表作。
朱世傑，字漢卿，號松庭，還著有《算學啟蒙》三卷。他對於多元高次方程組的解法，高階等差級數和招差術（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獨到之處。
元代還產生了珠算。由於算盤的使用和傳播，中國數學進入了以珠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新時代。
另外，最晚在蒙哥時期，中國數學界已接觸到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此外，阿拉伯數學知識也傳入中國。
天文學
1267年（至元四年），元朝政府用西域人札馬魯丁修訂曆法。札馬魯丁根據回回曆法制定出「萬年曆」，但不夠準確。至元十二年滅宋之後，又命郭守敬、王恂和許衡等人重新修訂一份新歷。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順德邢台人，在天文、水利、數學等多方面有成就。他主張通過測驗來編製新歷，請求政府設監候官（專職測驗人員）十四員，分往全國二十七個測驗所，進行實測。經過這一番仔細實測之後，又繼以精密計算和綜合研究，在宋代《統天歷》的基礎上，於1280年（至元十七年）完成了曆法的改造，命名新歷為《授時歷》。
郭守敬制定的《授時歷》以365.2425日為一年，和地球繞太陽的週期實際相比只差26秒，同現在世界上公用的陽曆（格裡哥萊歷）一歲週期相同。格裡哥萊歷系1582年制定，而郭守敬的《授時歷》比它早300年。《授時歷》施行了364年，是中國古代推算最精確和使用最久的曆法。
郭守敬為了測驗天象，創造了簡儀、仰儀、高表、候極儀、玲瓏儀、景符等十多件天文儀器。其中簡儀所達到的精密度，在當時是十分先進的。
地理學
元朝統一中國後，版圖的廣闊和交通的暢達，都是空前的。這種形勢為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280年（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派遣懂得許多方言的女真人都實去勘察黃河河源。都實曾經三次到達吐蕃，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的傑出旅行家之一。
都實西行踏勘的路線是，由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州啟行，向南經過甘南藏族自治州，再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歷時四個多月，終於發現了黃河源頭「火敦腦兒」即星宿海。1315年（延祐二年）翰林學土潘昂霄根據闊闊出的口述，寫成了一部《河源志》。這篇紀錄是中國現存有關河源勘察的最早報告，並糾正了《漢書·西域傳》所述黃河源為伏流重源的說法。
朱思本的《輿地圖》，也是元代地理學上的一項重大成就。雖然他的地圖仍用計裡開方的繪法，但精確度遠遠超過了以前的地圖。圖中還反映了當時河源探測的最新成就，達到較高的水平。朱思本還編寫過一部八十卷本的《九域志》，今佚。
元代的地理著作還有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和汪大淵的《島夷志略》。《真臘風土記》－卷，記載了元朝與真臘的交往情況以及這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島夷志略》一卷。記載了當時中國與東南亞以及阿拉伯地區的海上交往，是一部極有價值的中西交通史資料書。
機械學
機械學在機械設計方面，王禎《農書》中載有用水力推動的紡織機械「水轉大紡車」。歐洲到18世紀才有同類的設計。
金末元初山西萬泉縣木匠薛景石寫了一部《梓人遺制》，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製造立織機、提花織機、羅織機等紡織機械的專著。此書因被選輯在《永樂大典》而保存下來。
1295年前後，黃道婆又改進了從軋花到織布的一系列機械和技術。
農學
元世祖時由司農司編纂的《農桑輯要》，是中國13世紀前農業生產經驗的總結，共七卷，是一部通俗易懂的普及讀物。
王禎編著的《農書》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農業科學著作。王禎字伯善，山東東平人。《農書》全書約13.6萬多字，插圖281幅，分為三大部分：一《農桑通訣》，綜述我國農業發展的全貌；二《百谷譜》，分述各種農作物栽培的方法；三《農器圖譜》，對各種農具、水利機械、手工業加工工具等有詳細的圖譜並附說明。這是一部從全國範圍內對整個農業作系統研究的農學史上的巨著。
醫藥學
元代的醫藥學在發展中國傳統醫學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骨科、傷寒科、營養學、針灸學等方面有很多成就。
危亦林（1277年～1347年），江西南豐人，因家世業醫，積數代經驗，寫成《世醫得效方》十九卷，於1345年刊行，內容十分豐富，其中關於麻醉藥物的使用記錄，是現在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文獻。
中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是浙江義烏人，號丹溪，著有《格致余論》、《局方發揮》等書，主張臨症時用藥要靈活，「因病以制方」，反對當時醫生們泥守「局方」的作法。其學說傳入日本，形成日本漢醫中的丹溪學派。
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編著的《飲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講究營養與食療的著作，對養生、避忌、妊娠、食忌、高營養烹調、營養療法、食物衛生等都有論述，記錄了中國各民族在烹調方面的寶貴經驗。
在元代，由於國內外交通的發達和對外關係的發展，促使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醫藥經驗得到廣泛交流。如1270年，新型醫療機構廣惠司的設置，就是阿拉伯式醫院組織的移植。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設立了回回藥物院，並譯出《回回藥方》等醫藥專書，使回族的一些醫藥經驗得以交流。同時，中國的醫藥也傳入阿拉伯及亞非許多地區。
棉紡織業
棉紡織業在元代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松江（上海松江縣）烏泥涇是當時棉紡織業的中心。這個中心的形成，是和元初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的貢獻分不開的。
黃道婆是烏泥涇人，幼年「淪落崖州（海南島）」，從黎族婦女中學得了先進的棉紡織技術。1295年前後她返回家鄉，又把漢族地區絲麻紡織的經驗用在棉紡織上，改進了從軋花到織布一系列的棉織生產工具。如原來彈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厥功甚艱」，她改用大弓椎擊法；原來紡紗用單綻紡車，她改為三綻紡車；在織染方面，還能錯紗、配色、綜線、絜花，織出各種美麗圖案，適應了當時棉紡織業發展的需要，從而推動了松江一帶棉紡織業的發展。當時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諺。
制瓷業
元代的制瓷業在宋、金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南方的景德鎮逐漸成為全國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產高質量的青白瓷為主。色釉有青花、釉裡紅、紅釉、藍釉等品種，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為突出。
元政府在景德鎮設浮梁瓷局，管理官窯，燒制進貢的御器。器內皆記樞府字號，故又稱樞府窯。對民窯則加以課稅。據記載，當時有三百多座瓷窯在生產。浙江有龍泉窯，產品以青瓷為主。北方制瓷業發展也很迅速。除鈞窯、定窯繼續在發展外，河南、河北在舊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新窯，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窯投入生產。隨著各地瓷窯的興建，瓷的產量在逐年上升，除供應國內的需要外，產品還遠銷日本、朝鮮、南洋和中亞各地。
印刷業
元代印刷業也相當普及，南北各地都興起許多刻書印刷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甌）、福州的印刷業繼續有發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山西臨汾）後，「平水刻」盛極一時，書坊萃集，私營書店不斷出現。各地私人印刷業的興起，對當時的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歷史真貌─擴大歐亞交往的統一王朝 元朝（七）
音樂和服飾篇
音樂
元代在藝術上也是一個絢麗多姿的時代。蒙古早期的音樂很簡樸，僅有鑼、鼓、拍板、胡琴等樂器。成吉思汗根據西夏舊貴族高智耀的推薦，把西夏舊樂引入宮廷。窩闊台汗時又徵用金太常遺樂於燕京。蒙哥汗時逐漸採用一部分中原音樂。
世祖忽必烈以後，宋朝的雅樂在祭祀中也被採用。而宴樂時則是漢、回回、西夏的樂隊，同陳並奏。樂器中有經過中國音樂家改進的由阿拉伯等地傳來的風琴，有從波斯傳來的火不思（撥弦樂器），也有流行於波斯和阿拉伯一帶的嗩吶，還有胡琴、箜篌、琵琶、雲璈等。元曲的興起，和當時音樂的發展交流是有密切聯繫的。
服飾
元代服裝大量用金，超過以往歷代。織物加金，早在秦代以前就已出現。至於漢族服飾上得到運用，時間大約在東漢或東漢以後，而且主要在宮廷中使用。直到魏晉南北朝以後，服飾織金的風氣才在全國範圍內普及。宋代貴族服飾用金，在技術上已發展到了十八種之多。遼、金統治地區織金技術也有很大進步，尤以回鶻族地區最為流行，所織衣料最為精美。元代繼遼、金之後，在織物上用金更勝於前代。
元代貴婦服飾特徵是：一般身份較高的婦女，都戴顧姑冠。普通婦女則戴皮帽。身上所穿的服裝都是寬廣松肥大，長度大多垂足，衣邊掃地，以至在行走時，不得不由奴僕在後跟著托起，敦煌壁畫元代供養人形象，就是這種情況。
元代貴族襲漢族制度，在服裝上廣織龍紋。據《圓史輿服志》記載，皇帝祭祀用袞服、蔽膝、玉簪、革帶、綬環等有飾有各種龍紋，僅袞一件就有八條龍，領袖衣邊的小龍還不計。龍的圖案是漢族人的傳統圖案，代表著華夏民族的文化。晚唐五代以後，北方少數民族相繼建立政權，都無例外沿用了這一圖案。到了元代更加突出，除服飾大量用龍之外，在其它生活器具中也廣泛使用。元代蒙古族男子，戴一種用籐篾做的「瓦楞帽」，有方圓兩種樣式，頂中裝飾有珠寶。
音樂
元代在藝術上也是一個絢麗多姿的時代。蒙古早期的音樂很簡樸，僅有鑼、鼓、拍板、胡琴等樂器。成吉思汗根據西夏舊貴族高智耀的推薦，把西夏舊樂引入宮廷。窩闊台汗時又徵用金太常遺樂於燕京。蒙哥汗時逐漸採用一部分中原音樂。
世祖忽必烈以後，宋朝的雅樂在祭祀中也被採用。而宴樂時則是漢、回回、西夏的樂隊，同陳並奏。樂器中有經過中國音樂家改進的由阿拉伯等地傳來的風琴，有從波斯傳來的火不思（撥弦樂器），也有流行於波斯和阿拉伯一帶的嗩吶，還有胡琴、箜篌、琵琶、雲璈等。元曲的興起，和當時音樂的發展交流是有密切聯繫的。
服飾
元代服裝大量用金，超過以往歷代。織物加金，早在秦代以前就已出現。至於漢族服飾上得到運用，時間大約在東漢或東漢以後，而且主要在宮廷中使用。直到魏晉南北朝以後，服飾織金的風氣才在全國範圍內普及。宋代貴族服飾用金，在技術上已發展到了十八種之多。遼、金統治地區織金技術也有很大進步，尤以回鶻族地區最為流行，所織衣料最為精美。元代繼遼、金之後，在織物上用金更勝於前代。
元代貴婦服飾特徵是：一般身份較高的婦女，都戴顧姑冠。普通婦女則戴皮帽。身上所穿的服裝都是寬廣松肥大，長度大多垂足，衣邊掃地，以至在行走時，不得不由奴僕在後跟著托起，敦煌壁畫元代供養人形象，就是這種情況。
元代貴族襲漢族制度，在服裝上廣織龍紋。據《圓史輿服志》記載，皇帝祭祀用袞服、蔽膝、玉簪、革帶、綬環等有飾有各種龍紋，僅袞一件就有八條龍，領袖衣邊的小龍還不計。龍的圖案是漢族人的傳統圖案，代表著華夏民族的文化。晚唐五代以後，北方少數民族相繼建立政權，都無例外沿用了這一圖案。到了元代更加突出，除服飾大量用龍之外，在其它生活器具中也廣泛使用。元代蒙古族男子，戴一種用籐篾做的「瓦楞帽」，有方圓兩種樣式，頂中裝飾有珠寶。
歷史真貌─擴大歐亞交往的統一王朝 元朝（六）
元·錢選 《歸去來辭圖》 橫捲 紙本 設色 縱26厘米 橫104厘米 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繪畫篇
文人畫和山水畫
元代繪畫中，文人畫佔據畫壇主流。他們的創作比較自由，多表現自身的生活環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蘭等題材大量出現，直接反映社會生活的人物畫減少。作品強調文學性和筆墨韻味，重視以書法用筆入畫和詩、書、畫的三結合。在創作思想上繼承北宋末年文同、蘇軾、米芾等人的文人畫理論，提倡遺貌求神，以簡逸為上，追求古意和士氣，重視主觀意興的抒發。在元代短短90餘年內，畫壇名家輩出，其中以趙孟頫、錢選、高克恭、王淵等和號稱元四家的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最負盛名。
元代繪畫以山水畫為最盛，其創作思想、藝術追求、風格面貌均反映了畫壇的主要傾向，影響後世也最深遠。元初山水畫家以錢選、趙孟頫、高克恭為代表，他們均對傳統山水畫進行了認真探索，並托復古以尋求新路。錢選善畫青綠山水，師法唐代李思訓、李昭道父子和南宋趙伯駒，並融進文人畫的筆意和氣韻，具有一種生拙之趣。高克恭變化出入於米芾、董源、李成之間，形成了渾穆秀潤的獨特風格，在元初與趙孟頫、錢選並驅。元代中後期，崛起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瓚這四大家。元四家以他們各自的創新風格和簡練超脫的藝術手法，把中國山水畫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代表了這一時期山水畫發展的主流。
元代還有一批山水畫家，各有師承，自具特色，在畫史上也享譽頗高。其中受趙孟頫影響，兼宗李成、郭熙畫法的畫家，有盛懋、商琦、曹知白、朱德潤、唐棣等人。受黃公望和王蒙影響，兼師董源、巨然的有陸廣、馬琬、陳汝言、方從義、趙原等人。學習南宋院體山水畫法，保留馬遠、夏圭遺風者有孫君澤、丁野夫等人。此外，王振鵬、李容瑾、朱玉等人的山水樓閣，用筆工整細密，折算精確，為元代界畫名家。
元代人物畫遠不如山水、花鳥畫興盛。由於尖銳、複雜的民族、階級、社會矛盾，大多數畫家避世，漠視人生。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畫家，主要借山川、枯木、竹石，寄情抒志，疏於表現人事。因此，直接反映現實生活的人物畫極少。而隨著宗教的風行，在佛道人物畫方面，有一定提高。藝術方面，有些畫家汲取文人畫的筆墨技巧，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就。劉貫道師法晉唐，集古人之長，筆法凝重堅實，人物意態舒暢，為元初高手。何澄繼承南宋院體遺規，開元代人物畫逸筆先路。王振鵬師法李公麟，筆法流暢勁健，人物神情生動，白描間以淡墨渲染，突破了一般只用線描的程式。錢選人物畫學自晉、唐，衣紋多用顧愷之高古游絲描，工穩而不板滯，蘊清秀於古拙，自成一種格調。任仁發人物鞍馬師法唐人，筆法工細流暢，筆調明快清麗，保留了較多的唐人傳統，但亦有自己風貌，在元初與趙孟頫齊名。張渥以畫白描人物見長，師法李公麟，用筆流暢飄逸，形象真實，栩栩如生，被譽為「妙絕當世」。王繹善畫肖像，筆法細勁，造型準確，神態生動，在元代肖像畫家中成就最為突出。顏輝在宗教人物畫方面，負有盛譽，他用筆粗潤豪放，略近南宋梁楷潑墨法，於水墨暈染中現出凹凸效果。
隨著文人畫的興盛，元代枯木、竹石、梅蘭等題材的繪畫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發生顯著變化。其題材往往寓意高潔、孤傲，寄托畫家的思想情操。藝術上講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飾和工麗，提倡以素淨為貴。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現。其畫風開啟了後來的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先聲。錢選變工麗細密為清潤淡雅，晚年更創不假雕飾的水墨寫意和彩色沒骨的畫法。王淵師法黃荃，作品多用水墨法，變工整富麗為簡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鳥畫大家。陳琳、張中筆法粗簡，突破了宋代院體繪畫一絲不苟的規格。竹石畫家最著名的有高克恭、趙孟頫、柯九思、吳鎮、顧安、倪瓚等人，大都繼承文同、蘇軾或王庭筠的傳統而有自己特色，以水墨法見長。張遜善畫雙鉤竹，在元代幾成絕響。其他竹石名家尚有李倜、謝庭芝等人。以畫梅著稱者有鄒復雷、王冕等人，他們多學自仲仁和尚和楊無咎。
壁畫
元代壁畫在繼承唐宋和遼金壁畫傳統基礎上亦有新的變化，分佈地區也很廣，有著很高的藝術成就。從實物遺存和文獻記載看，有元寺觀壁畫、墓室壁畫、皇家宮殿和達官貴人府邸廳堂壁畫。山水、竹石、花鳥等題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畫的顯著特點之一。如敦煌、安西榆林窟（萬佛峽）等地保存的元代壁畫，西藏日喀則德欽頗章宮裡的壁畫，山西芮城的永樂宮壁畫，山西洪洞廣勝寺元代雜劇的壁畫等，不僅是藝術瑰寶，而且是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文物，見於記載的壁畫畫家有朱玉、李時等名手。元代壁畫的盛行，使得唐宋以來吳道子、武宗元等人的優秀壁畫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在中國繪畫上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雕塑藝術
在雕塑方面，元代的大師們，吸收了外來的技巧，繼承了中原的傳統，特點在於力求表現出個性來。代表任務是劉元。
劉元字秉元，河北寶坻人，幼年跟道士學中國的傳統技法，後來又跟尼泊爾人阿尼哥學「畫、塑、鑄金之藝」，學塑「西天梵相」，神思妙合，稱為絕藝。
歷史真貌─擴大歐亞交往的統一王朝 元朝（五）
文學和史學篇
文學
元朝文學的最高成就─元曲
元曲，是元朝文學上的最高成就，與唐詩宋詞可以比肩。元曲包括劇曲和散曲兩種。劇曲當時稱為雜劇，在元代極為盛行。據統計，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種，保存到現在的還有160多種。
元朝以前，傳統的文學體裁是抒情的詩歌和散文，而從元以後，文學作品的體裁出現了有情節、有人物、有說有唱的戲劇。
在至元、大德時期（1264年～1307年），出現的著名劇作家有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等人，世稱元曲四大家。他們的代表作品是關漢卿《竇娥冤》、白樸《梧桐雨》、馬致遠《漢宮秋》、鄭光祖《倩女離魂》等。此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是膾炙人口的名著。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散曲，是指象雜劇中的曲牌一樣而沒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或者簡而言之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數」和「小令」，據不完全統計，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調演唱的溫州雜劇等地方戲發展成為南戲，亦稱傳奇。著名的四大傳奇是：《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和《殺狗記》。
雜劇、散曲和南戲（傳奇）多方面的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對後來戲劇文學的發展和許多地方戲曲、劇種的興起，都有深遠的影響。
史詩
元朝除了為後世留下了雜劇、散曲和南戲（傳奇）外，還留下了一些優秀的史詩。比如藏族民間說唱體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就是在元朝寫就的。當時在全國廣泛流傳。還有《密勒日巴傳》，作者署名是後藏瘋人海如嘎，成書約在13世紀後期，主要描寫僧人密勒日巴的一生。
此外，還有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僅記錄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的歷史，而且也是詩歌、口碑、傳說等民間口頭文學的彙編，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詩，也是蒙古族的可考的第一部歷史文獻。
史學
元朝的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馬端臨所著的《文獻通考》。馬端臨（1254年～1323年），字貴與，饒州樂平（屬江西）人。他仿照唐代杜佑《通典》的體例，寫成了《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是一部著重敘述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類通史。全書348卷，分為24類。它以《通典》為藍本，但在選材範圍和規模上都超過了《通典》。內容不僅採用經史，而且摘引奏疏議論，尤詳於宋代史實，反映出他重視近現代史研究的精神。
此外，元朝官修史書也十分盛行。元朝建立之後，沿襲中原舊制，各帝死後，都由翰林國史院或指定史官編纂《實錄》。只有順帝因國亡而未及編寫。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的《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等為藍本的。《元實錄》今已遺失，僅能從《元史》中略窺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傳下來的有《宋史》、《遼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還有《大元一統志》和《經世大典》等。
由翰林國史院用蒙文編寫、類似漢文《實錄》的《脫卜赤顏》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編寫，藏在奎章閣。《脫卜赤顏》後來不斷續修。原本已佚，但在後來編寫的《黃金史》等書中，尚保存一些片斷。
文學
元朝文學的最高成就─元曲
元曲，是元朝文學上的最高成就，與唐詩宋詞可以比肩。元曲包括劇曲和散曲兩種。劇曲當時稱為雜劇，在元代極為盛行。據統計，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種，保存到現在的還有160多種。
元朝以前，傳統的文學體裁是抒情的詩歌和散文，而從元以後，文學作品的體裁出現了有情節、有人物、有說有唱的戲劇。
在至元、大德時期（1264年～1307年），出現的著名劇作家有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等人，世稱元曲四大家。他們的代表作品是關漢卿《竇娥冤》、白樸《梧桐雨》、馬致遠《漢宮秋》、鄭光祖《倩女離魂》等。此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是膾炙人口的名著。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散曲，是指象雜劇中的曲牌一樣而沒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或者簡而言之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數」和「小令」，據不完全統計，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調演唱的溫州雜劇等地方戲發展成為南戲，亦稱傳奇。著名的四大傳奇是：《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和《殺狗記》。
雜劇、散曲和南戲（傳奇）多方面的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對後來戲劇文學的發展和許多地方戲曲、劇種的興起，都有深遠的影響。
史詩
元朝除了為後世留下了雜劇、散曲和南戲（傳奇）外，還留下了一些優秀的史詩。比如藏族民間說唱體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就是在元朝寫就的。當時在全國廣泛流傳。還有《密勒日巴傳》，作者署名是後藏瘋人海如嘎，成書約在13世紀後期，主要描寫僧人密勒日巴的一生。
此外，還有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僅記錄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的歷史，而且也是詩歌、口碑、傳說等民間口頭文學的彙編，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詩，也是蒙古族的可考的第一部歷史文獻。
史學
元朝的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馬端臨所著的《文獻通考》。馬端臨（1254年～1323年），字貴與，饒州樂平（屬江西）人。他仿照唐代杜佑《通典》的體例，寫成了《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是一部著重敘述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類通史。全書348卷，分為24類。它以《通典》為藍本，但在選材範圍和規模上都超過了《通典》。內容不僅採用經史，而且摘引奏疏議論，尤詳於宋代史實，反映出他重視近現代史研究的精神。
此外，元朝官修史書也十分盛行。元朝建立之後，沿襲中原舊制，各帝死後，都由翰林國史院或指定史官編纂《實錄》。只有順帝因國亡而未及編寫。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的《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等為藍本的。《元實錄》今已遺失，僅能從《元史》中略窺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傳下來的有《宋史》、《遼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還有《大元一統志》和《經世大典》等。
由翰林國史院用蒙文編寫、類似漢文《實錄》的《脫卜赤顏》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編寫，藏在奎章閣。《脫卜赤顏》後來不斷續修。原本已佚，但在後來編寫的《黃金史》等書中，尚保存一些片斷。
歷史真貌─擴大歐亞交往的統一王朝 元朝（四）
擴大的歐亞交往
蒙古大軍自成吉思汗起的三次遠征，使蒙古成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到了忽必烈滅掉南宋，統一中國，建立了強大的王朝，這個帝國達到了鼎盛時期。雖然這個帝國所屬的四大汗國因缺乏統一的經濟基礎，而相繼演化為獨立的國家，但它們在元朝的對歐亞的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方面卻起著積極的作用。
首先，這些獨立的汗國依然尊奉元朝皇帝為大汗，稱之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承認元朝皇帝為其宗主，它們是元朝的「宗藩之國」。因此，這些汗國的汗未要得到元朝皇帝--大汗的認可，而且，相互間使節來往不斷。西方使節和商人前往中國，也都要經過這些汗國。一些城市成為了東西方往來的交通樞紐。從1240年到1340年的100年間，是中國和歐洲可以直接接觸的唯一機會，因為在此前後阿拉伯和土耳其人都多少阻礙了東西方的交流。
其次，蒙古三次西征，都有大批外國官員和工匠被擄東來，以後又有大批中亞商人、旅行家相繼來到元朝，他們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們在元朝從政經商，也帶來了阿拉伯的科學和文化。在整個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立法、數學、醫學、史學等書籍大量傳入中國。
與此同時，一些蒙古人和漢人也遷往中亞、西亞各地。當時，中國在技術上領先世界1000年。火藥、紙幣、印刷術、瓷器、醫藥、藝術等在此時經過阿拉伯傳入歐洲，影響著歐洲的歷史進程。
當時來到中國的商人應該非常多，但留下文字資料的只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雖然一些人質疑其遊記的真實性，但時間為他做出了證明。其書中所記載的路線和諸多關於元朝的記述都被證明是真實存在的。
這種擴大的歐亞交往一方面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但另一方面，由於人口的遷移，人種的混雜也逐漸增多，這樣致使後代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也使人們在這個過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忽必烈之後的皇位之爭
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之後，他的孫子鐵穆耳即位，是為成宗。他在位時間較後代其他皇帝都長，為十三年（1295年～1307年）。鐵穆耳是個守成之君，基本上執行著元世祖的既定政策，沒有更多的建樹。
成宗死後，蒙古人對中國的統治開始走向衰弱。在隨後的26年中，元朝一共換了7個皇帝。成宗因為沒有兒子，所以由其侄子海山繼承，這就是武宗。武宗在位四年多（1307年～1311年），後由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即仁宗。仁宗在位九年多（1311年～1320年），死後，傳位於兒子英宗。英宗統治時期，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皇權之爭與權臣派系之爭非常激烈，政局不穩。以御史大夫鐵失為首的一派權臣，勾結諸王親貴，發動政變，於上都之南三十里的南坡，刺殺英宗，史稱「南坡之變」。他們擁立忽必烈孫、晉王也孫鐵木耳為帝，是為泰定帝。
而泰定帝死後的五年之間，換了五個皇帝。泰定帝的兒子天順帝在位不到兩個月，就被武宗次子文宗圖帖睦爾趕下台。文宗即位一年後，迫於形勢，又讓位於總領漠北軍事的異母兄明宗和世（王束）。明宗自一月即位於和寧之北，至八月，就被權臣燕鐵木兒和文宗密謀害死，文宗復位。他在位四年，死後，由文宗皇后與燕鐵木兒等立明宗年僅七歲的次子為帝，即寧宗。他十月即位，十一月就死了。燕鐵木兒和文宗皇后又立明宗長子妥懽帖睦兒為帝，即元朝末代皇帝順帝。他利用權臣之間的矛盾，維持了三十多年的統治。
關於元朝滅亡的預言
《推背圖》第二十六象預言了元朝的滅亡。二十六象的圖中畫著一個僧人，後面跟著幾個美女。暗指元順帝受僧人迷惑，妄信房中術，整天沉迷於女色中。
讖文是：「時無夜，年無米。花不飛，賊四起。」第一句指元順帝與僧人整日淫樂，不分晝夜，而莊稼卻是年年欠收，百姓家裡沒有隔夜的糧食。老百姓沒辦法生活，只好四處為賊，但元順帝卻根本聽不到這方面的消息。
頌文是「鼎沸中原木木來，四方警報起邊陔。房中自有長生術，莫怪都城澈夜開。」其中「木木」合起來是個林字，指紅巾軍所立的皇帝韓林兒。意思是說中原紅巾軍起，韓林兒已經逼近京城；四面八方都響起了警報。而元順帝卻相信房中有長生術，不分晝夜的在宮闈中淫樂。
元朝末年的天災和元朝的滅亡
元朝最後一個皇帝是順帝，在位35年（1333年至1368年）。因為他荒淫無道，因此他在位期間是元朝歷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時期，史書載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發生。疫病在順帝至正後期尤其集中，幾乎到了每年都有一場疫病的地步。
至正十二年（1352年）以後，大疫一場連著一場爆發，社會秩序混亂。這年正月，翼州、保德州發生大疫。至夏天，龍興發生大疫。至正十三年（1353年），黃州、饒州大疫。十二月，大同路大疫，許多人得病死去，文書記載是「死者大半」。 至正十四年（1354年）四月，江西、湖廣先是出現大饑荒，後是「民疫癘者甚眾」。十月，京師先是大饑，「民有父子相食者」，疫病又接踵而至。至正十六年春天，河南大疫流行。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菖州蒙陽縣大疫。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汾州大疫。這時期中原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政府派軍隊前去圍剿，「兩河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官樸不花僱人收埋屍體，到至正二十年四月，累計掩埋了20餘萬人。這場京師大疫連續兩年之久。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這年二月，在金陵建立政權的朱元璋派兵突然攻至杭州，杭州被迫關閉城門達三月之久。城門被圍不久，城內糧食吃盡，由於四周交通被切斷，糧食無法運入城內。 「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朱元璋兵退後，從吳淞江裡來的運米船先後到達，人們眼看可以活命了，傳染病卻開始蔓延，死亡大半。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天，南方一些地區疫病流傳，其中紹興路的山陰、會稽二縣疫病最為嚴重。二年之後的春夏之交，紹興路又一次出現大疫。
同那些早已退出歷史舞台的朝代一樣，蒙古人締造的帝國和王朝的崩潰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者的昏庸無道。
元朝末年，統治黑暗，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害連年，而順帝對此不聞不問，繼續行其荒淫之事。政治的腐敗，軍費的無限擴張，皇帝、貴族和官僚，只知享樂，欺壓百姓，各種矛盾已經發展到了激化的地步。儘管中國老百姓一向不過問政治，但就如溫州、台州老百姓的旗子所寫的：「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就如《醉太平小令》所描述的：「堂堂大元，奸佞當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哭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於是，當積怨達到飽和狀態時，就會噴發而出。元朝末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其中，以方國珍舉兵最早，首先在浙江沿海襲擊官船。此後白蓮教成為反元的中心，以韓山童為首領，密謀起兵，後來因計劃洩露被殺！ 韓山童死後，劉福通立其子韓林兒為帝，組成紅巾軍。另有自稱紅巾南派的徐壽輝、陳友諒、方國珍等人，以及不屬於紅巾的張世誠。
朱元璋為後起之秀，他先依附郭子興，待郭子興死後，余將歸朱元璋，兵勢強盛，其後陽奉韓林兒為北方屏障，依序擊敗南方之陳友諒、張世誠、方國珍。大局已定，朱元璋在應天府即位，是為明太祖，改元為"洪武"。1367年，朱元璋發佈討元文告，命將領徐達、常遇春北伐，第二年，攻佔大都，元朝滅亡。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國的統治終於宣告結束，入主中原僅九十年。
蒙古大軍自成吉思汗起的三次遠征，使蒙古成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到了忽必烈滅掉南宋，統一中國，建立了強大的王朝，這個帝國達到了鼎盛時期。雖然這個帝國所屬的四大汗國因缺乏統一的經濟基礎，而相繼演化為獨立的國家，但它們在元朝的對歐亞的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方面卻起著積極的作用。
首先，這些獨立的汗國依然尊奉元朝皇帝為大汗，稱之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承認元朝皇帝為其宗主，它們是元朝的「宗藩之國」。因此，這些汗國的汗未要得到元朝皇帝--大汗的認可，而且，相互間使節來往不斷。西方使節和商人前往中國，也都要經過這些汗國。一些城市成為了東西方往來的交通樞紐。從1240年到1340年的100年間，是中國和歐洲可以直接接觸的唯一機會，因為在此前後阿拉伯和土耳其人都多少阻礙了東西方的交流。
其次，蒙古三次西征，都有大批外國官員和工匠被擄東來，以後又有大批中亞商人、旅行家相繼來到元朝，他們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們在元朝從政經商，也帶來了阿拉伯的科學和文化。在整個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立法、數學、醫學、史學等書籍大量傳入中國。
與此同時，一些蒙古人和漢人也遷往中亞、西亞各地。當時，中國在技術上領先世界1000年。火藥、紙幣、印刷術、瓷器、醫藥、藝術等在此時經過阿拉伯傳入歐洲，影響著歐洲的歷史進程。
當時來到中國的商人應該非常多，但留下文字資料的只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雖然一些人質疑其遊記的真實性，但時間為他做出了證明。其書中所記載的路線和諸多關於元朝的記述都被證明是真實存在的。
這種擴大的歐亞交往一方面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但另一方面，由於人口的遷移，人種的混雜也逐漸增多，這樣致使後代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也使人們在這個過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忽必烈之後的皇位之爭
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之後，他的孫子鐵穆耳即位，是為成宗。他在位時間較後代其他皇帝都長，為十三年（1295年～1307年）。鐵穆耳是個守成之君，基本上執行著元世祖的既定政策，沒有更多的建樹。
成宗死後，蒙古人對中國的統治開始走向衰弱。在隨後的26年中，元朝一共換了7個皇帝。成宗因為沒有兒子，所以由其侄子海山繼承，這就是武宗。武宗在位四年多（1307年～1311年），後由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即仁宗。仁宗在位九年多（1311年～1320年），死後，傳位於兒子英宗。英宗統治時期，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皇權之爭與權臣派系之爭非常激烈，政局不穩。以御史大夫鐵失為首的一派權臣，勾結諸王親貴，發動政變，於上都之南三十里的南坡，刺殺英宗，史稱「南坡之變」。他們擁立忽必烈孫、晉王也孫鐵木耳為帝，是為泰定帝。
而泰定帝死後的五年之間，換了五個皇帝。泰定帝的兒子天順帝在位不到兩個月，就被武宗次子文宗圖帖睦爾趕下台。文宗即位一年後，迫於形勢，又讓位於總領漠北軍事的異母兄明宗和世（王束）。明宗自一月即位於和寧之北，至八月，就被權臣燕鐵木兒和文宗密謀害死，文宗復位。他在位四年，死後，由文宗皇后與燕鐵木兒等立明宗年僅七歲的次子為帝，即寧宗。他十月即位，十一月就死了。燕鐵木兒和文宗皇后又立明宗長子妥懽帖睦兒為帝，即元朝末代皇帝順帝。他利用權臣之間的矛盾，維持了三十多年的統治。
關於元朝滅亡的預言
《推背圖》第二十六象預言了元朝的滅亡。二十六象的圖中畫著一個僧人，後面跟著幾個美女。暗指元順帝受僧人迷惑，妄信房中術，整天沉迷於女色中。
讖文是：「時無夜，年無米。花不飛，賊四起。」第一句指元順帝與僧人整日淫樂，不分晝夜，而莊稼卻是年年欠收，百姓家裡沒有隔夜的糧食。老百姓沒辦法生活，只好四處為賊，但元順帝卻根本聽不到這方面的消息。
頌文是「鼎沸中原木木來，四方警報起邊陔。房中自有長生術，莫怪都城澈夜開。」其中「木木」合起來是個林字，指紅巾軍所立的皇帝韓林兒。意思是說中原紅巾軍起，韓林兒已經逼近京城；四面八方都響起了警報。而元順帝卻相信房中有長生術，不分晝夜的在宮闈中淫樂。
元朝末年的天災和元朝的滅亡
元朝最後一個皇帝是順帝，在位35年（1333年至1368年）。因為他荒淫無道，因此他在位期間是元朝歷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時期，史書載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發生。疫病在順帝至正後期尤其集中，幾乎到了每年都有一場疫病的地步。
至正十二年（1352年）以後，大疫一場連著一場爆發，社會秩序混亂。這年正月，翼州、保德州發生大疫。至夏天，龍興發生大疫。至正十三年（1353年），黃州、饒州大疫。十二月，大同路大疫，許多人得病死去，文書記載是「死者大半」。 至正十四年（1354年）四月，江西、湖廣先是出現大饑荒，後是「民疫癘者甚眾」。十月，京師先是大饑，「民有父子相食者」，疫病又接踵而至。至正十六年春天，河南大疫流行。至正十七年（1357年）六月，菖州蒙陽縣大疫。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汾州大疫。這時期中原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政府派軍隊前去圍剿，「兩河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官樸不花僱人收埋屍體，到至正二十年四月，累計掩埋了20餘萬人。這場京師大疫連續兩年之久。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這年二月，在金陵建立政權的朱元璋派兵突然攻至杭州，杭州被迫關閉城門達三月之久。城門被圍不久，城內糧食吃盡，由於四周交通被切斷，糧食無法運入城內。 「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朱元璋兵退後，從吳淞江裡來的運米船先後到達，人們眼看可以活命了，傳染病卻開始蔓延，死亡大半。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天，南方一些地區疫病流傳，其中紹興路的山陰、會稽二縣疫病最為嚴重。二年之後的春夏之交，紹興路又一次出現大疫。
同那些早已退出歷史舞台的朝代一樣，蒙古人締造的帝國和王朝的崩潰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者的昏庸無道。
元朝末年，統治黑暗，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害連年，而順帝對此不聞不問，繼續行其荒淫之事。政治的腐敗，軍費的無限擴張，皇帝、貴族和官僚，只知享樂，欺壓百姓，各種矛盾已經發展到了激化的地步。儘管中國老百姓一向不過問政治，但就如溫州、台州老百姓的旗子所寫的：「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就如《醉太平小令》所描述的：「堂堂大元，奸佞當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哭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於是，當積怨達到飽和狀態時，就會噴發而出。元朝末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其中，以方國珍舉兵最早，首先在浙江沿海襲擊官船。此後白蓮教成為反元的中心，以韓山童為首領，密謀起兵，後來因計劃洩露被殺！ 韓山童死後，劉福通立其子韓林兒為帝，組成紅巾軍。另有自稱紅巾南派的徐壽輝、陳友諒、方國珍等人，以及不屬於紅巾的張世誠。
朱元璋為後起之秀，他先依附郭子興，待郭子興死後，余將歸朱元璋，兵勢強盛，其後陽奉韓林兒為北方屏障，依序擊敗南方之陳友諒、張世誠、方國珍。大局已定，朱元璋在應天府即位，是為明太祖，改元為"洪武"。1367年，朱元璋發佈討元文告，命將領徐達、常遇春北伐，第二年，攻佔大都，元朝滅亡。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國的統治終於宣告結束，入主中原僅九十年。
歷史真貌─擴大歐亞交往的統一王朝 元朝（三）
忽必烈建立元朝
當忽必烈聽到蒙哥的死訊時，為了爭奪汗位，與南宋暫時議和，撤兵北歸。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營開平（多倫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後一反傳統的選汗形式，於1260年三月在開平宣佈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最終，忽必烈憑藉著漢族貴族和一部分蒙古貴族的支持，於1264年擊敗了阿里不哥，成為蒙古第五代大汗。隨即，忽必烈改年號為至元，建都燕京，並仿照漢人預立皇太子的辦法，確定了帝位繼承人。
元朝開國後，一切政治制度和國家機關組織大半都沿襲遼、金的舊章。1272年又在燕京舊城的東北築新城，建設宮殿衙署。命名首都為大都。此後，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來了。
此外，他又依照中原的傳統，採用《易經》「大哉乾元」的說法，於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忽必烈為元世祖。
忽必烈的身世和文治武功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拖雷的兒子。拖雷共有十一子，其中長子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為同母兄弟。
據說忽必烈容貌亦非同常人。關於忽必烈的容貌，我們可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略知一二。馬可·波羅的記述如下：「大汗風度翩翩，看起來讓人心生好感」，「不長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適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
從才智上說，忽必烈也有其過人之處。他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立經陳紀，規模宏遠。年輕時常和漢人接觸，因而對中國歷史文化頗有心得。尤其唐太宗更成為他崇拜的對象，並且延攬大批中原漢人去加以倣傚。
公元1251年，蒙哥即可汗位後，因為忽必烈對漢地情形最為熟悉，便把南方漢地交給忽必烈管理。忽必烈在金蓮川設置幕府，積極網羅人材，來規劃和執行重建漢地的工作，並實行寬大政治，改善了漢地紛亂不治的情況，足見其才智非同一般。
1275年，忽必烈派兵再次南下征宋。1279年，南宋王朝滅亡。至此，忽必烈不僅是大蒙古帝國可汗，而且是中國的大皇帝，更以後者為「實」，前者為「名」。
忽必烈的文治武功主要表現在：
一、對外的武力擴張。蒙古是個好戰的民族，軍事的擴張幾乎永無止境。他們自認為代表上帝的旨意，征服和懲罰那些不服從他們的罪人，具有統治世界的野心。忽必烈少時即征戰各地，建立大元帝國後更繼續擴大軍事規模： 降服高麗，兩次東征日本，四次南征安南，五次南征緬甸與八百媳婦，對東海與南洋群島用兵等。
其中遠征日本的出師不利，也產生了著名的日本「神風」傳說。日本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失敗，本想藉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但最終卻因大臣的勸阻及征伐安南而將所有的準備放棄。此外，征戰安南歷時34年，結果卻是損兵折將，除獲一個藩屬外，可說是得不償失；對八百媳婦一隅之地也始終不曾征服。忽必烈對外的武力發展，在並非一帆風順的情況下，逐步走向一個飽和點。
二、開國建制。蒙古大帝國的完成以及元朝一切開國規模與各項政治制度，都是在元世祖的時候，所以元世祖屬於元朝開國建制時期。由於受大臣姚樞的影響，元世祖相當仰慕漢人的文物教化，其延攬了大批包括竇默、許衡、劉秉忠、王文統、張文謙的漢儒，而訂定出一套中國型的政治制度。包括：
１．定年號與國號。由元世祖即位開平的元年，開始定年號為中統元年。而國號則是採納劉忠秉的建議，名為大元。過去歷代都由當初封邑之名為國號，而其以易經中「大哉乾元」的文義命名，也說明了蒙受統治者接受中國的文化傳統後，竟以承繼唐堯虞舜之緒而自居。
２．建都邑，繼續推行仿唐、宋制度建立的政治體系。公元1272年，元世祖正式以燕京為大都、開平為上都。又蓋上都為夏都，大都為冬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冬都。所以在地理上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國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則是負責控制北方蒙古本土。
蒙哥統治時期，蒙古帝國仿照唐、宋制度建立了各個政權機構，在首都設立了六部，並將中央權力分成行政、軍事、監察三大部分。同時還仿照金人作法由樞密院直接主管所轄各省。忽必烈則繼續推行和完善上述政治體系。
３．隆祀典。蒙古一直以來，祭祀之禮都僅僅是割牲肉奠馬乳以蒙古的巫師祝致詞而已。到了元世祖時期開始大隆祀典，除了完成七廟之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禮，並還追尊皇祖考妣之尊號與廟號。
４．制定文字。蒙古人本來只有語言而無文字，之後逐漸使用畏吾兒的拼音字。後來元世祖尊吐蕃僧八思巴為國師，運用吐蕃文字另造蒙古新字一千餘，又由於受了漢人影響，格式採用直書。
５．確定國教。蒙古在長期爭戰之中受了宗教影響，深刻感到要完成政治統一必須尊重宗教。所以元世祖統一中國後，對宗教採取放任的態度，而眾多教派中以佛教的喇嘛教最受崇敬。忽必烈本人對於佛道尊崇有加。在他的提倡下，全國佛寺達到4.2萬座。
６．制定曆法。元世祖一統天下便改修曆法，於至元十七年頒行「授時歷」，為唐宋以來最完善正確的曆法。之後又經多次修訂，到郭守敬修正完畢，八十幾年間不曾出錯，可謂元朝一大事。
７．制定行鈔法。社會上流行的銅錢經宋遼金至元已非常混亂，不如銀絲的簡單，所以以絲銀為本(紙鈔成為絲銀替代物)，較易維持幣值。而元世祖本意想大力奠定紙幣政策，但因百姓習慣使然而逐漸作罷。
８．水利交通。元世祖時水利交通的重要建設有二項：一為開運河，包括會通河以及通惠河的開闢，使南北運河全面開通，而江淮漕運可直達燕京；這加強了南北方的交流；一為通海運，使海運於元朝正式成為國家的漕運航路。
９．完成站赤（驛站）制度。元朝賴以統治其龐大區域，保持全國政治軍事、經濟與交通聯繫的就是"站赤制度"。蒙古人所謂的站赤制度就是驛站，在中國由來已久，但到了元朝將其加以擴充，在元世祖時終告完成。據記載，全國站赤共有1400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邊遠地區和四大汗國間的驛站。
和驛站相舖而行，專用以傳遞緊急文書的機構叫急遞舖。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舖，每舖置舖丁五人。舖丁一晝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馳，輾轉傳遞軍政機要文書。
元代的驛傳制度對當時的波斯、俄羅斯、埃及和中亞、西亞諸國都產生了影響，在俄羅斯竟沿用了數百年之久
１０．建立農社制度。元世祖即位，因其習知漢人的風土人情，乃提倡農業，定立「農社制度」。其制度相當周詳，為一種國家監督下的農民社團組織，目地為振興農田水利，亦兼有政治性的組訓作用，以與其軍政制度相配合。
三、平定叛亂，加強對邊疆的管理。海都是窩闊台汗的孫子，對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懷不滿。阿里不哥失敗後，他佔領窩闊台汗國領地，於1268年（至元五年）發動叛亂。被擊敗後，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孫子篤哇勾結在一起，騷擾火州（吐魯番高昌故城）。1287年，海都又煽動東部諸王后裔乃顏、勢都兒、哈丹等人發動叛亂。元世祖聞訊後，親率兩路大軍前往鎮壓，消滅了叛亂勢力。
元世祖在平定東北諸王叛亂後，設置了遼陽行省，並在叛王封地內置萬戶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權力。這時海都在西北仍不斷騷擾，1289年七月，世祖已經74歲，仍決定率兵親征。海都聞訊遠逃。世祖去世時，海都已被逐出阿爾泰山之北。1302年，海都敗死。1306年，海都子察八兒投降，西北諸王的叛亂，至此全被平定。
忽必烈統治時期，還加強了對邊疆的管理。元朝政府在西藏設立烏斯、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宣撫、安撫、招討等使。烏斯即前藏，藏即後藏，納裡速·古魯·孫即阿里三部。當時把前後藏分為十三個萬戶，萬戶長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還在西藏設置驛站，調查戶口，徵收賦稅，屯戍軍隊。總之，從元朝開始，西藏地區已正式成為我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元朝還在雲南設置了行省。行省之下，還設置了路、府、州、縣。又設置若干軍民總管府。此後，雲南和內地的聯繫更加密切。此外，元朝政府在台灣地區正式建立行政權力機構，即澎湖巡檢司。
元朝的大統一和採取的管理措施，促進了邊疆各族和中原地區經濟、文化聯繫的發展；各民族聯繫的加強，又鞏固了空前統一的國家。由於當時大量漢族被簽發到邊地去開墾，邊疆各族也大量遷入內地定居，宋、遼、西夏、金時期各少數民族偏守一隅的情況逐漸有了變化，相互間開始加強了溝通和聯繫。
此外，忽必烈還尊孔重道，任用賢才，興辦學校；勸課農桑、安恤流民。他還「復租稅，均賦役；明刑典，理獄滯」。
忽必烈統治時期的經濟繁榮
忽必烈統治時期採取的上述措施，有利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在農業方面，由於貫徹了重視農桑的政策，各地的農業生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農業發展的表現，首先是水利灌溉業的發達。元初，內設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宋、金時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復。王禎《農書》中介紹用於灌溉的水車就有七種，其中高轉筒車可引水到二百餘尺的高地。
其次，糧食產量也有了較大的提高。元世祖時期，陝西關中地區的小麥"盛於天下"，關、隴、陝、洛出現了"年谷豐衍，民庶康樂"的景象。長江以南地區產量更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了全國歲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北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乞裡吉思、謙謙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南至羅羅斯（四川南部）、烏蒙（雲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於南方農業的發展，南道棉的產區擴大得較快。與此同時，棉花在北方陝甘一帶也普遍種植。當時大半個中國，已遍植棉花。
在商業方面，也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元朝的大都被稱為「汗八里」，當時不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之一。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使團來到大都。在國內，西藏的喇嘛們每次往返均要運輸許多貨物，是宗教團體而兼有商隊的性質；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閩、廣、江、浙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內流通的商品有糧食、茶、鹽、酒、綢緞、珠寶等，也有單項商品集中經營的市場，如米市、鐵市、皮毛市、馬牛市、駝駱市、珠子市等。商業行會的組織中，有「行老」負責業務上的內外事務。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著陸路交通幹線，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陽、奉元（西安）、開封、濟南等；再向北則有上都、和林、鎮海等城市，集中著大批漢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龍江肇源西南）也是東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則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都納入了全國的商業網。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則薩迦寺一帶，並和尼泊爾取得貿易聯繫。
沿著運河和長江，一些舊有的商業城市更蓬勃發展起來，如杭州、平江、鎮江、集慶（南京）、揚州等城市是比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寧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設有市舶司和提舉司的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如泉州已成為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絲綢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曾提到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近百個。
1270年（至元七年），國內商稅「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稅已增至「腹裡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共計四十五萬錠。不到二十年，增長了十倍。商稅的增長反映出當時商業的繁榮。
可以說，在忽必烈統治期間，元王朝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非常強盛。元朝的繁榮富庶我們同樣可以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窺見一二。
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後統治中國十五年，在位共三十五年。至元三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歲，死後廟號世祖。
對忽必烈的評價
從上述忽必烈的文治武功而言，可以說，忽必烈是蒙古繼成吉思汗後一位最偉大的帝王，尤以其統治期間（1260--1294）為蒙古的鼎盛時期，對蒙古帝國而言是一個劃時代的時間。從此，蒙古人控制東亞到西亞的局面，一直到十四世紀中葉才結束。而其領土則包括亞洲及歐洲東部，疆域之廣，前古未有。
《元史》對忽必烈的評價為：「其度量宏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對於這位偉大的皇帝忽必烈，身為外國人的馬可·波羅又是如何評價的呢？在他的遊記中，他寫道：「忽必烈大汗為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類遠祖亞當（Adam）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並且認為「彼實有權被此名」。而在另一部外國人所著的《蒙古源流》中，對忽必烈的評價是「治理大國之眾，平定四方之邦，四隅無苦，八方無撓，致天下井然，俾眾庶均安康矣。」
而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說：「自我國（波斯）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此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
可見，馬可·波羅的遊記和中國史家對忽必烈的評價可以相互驗證，忽必烈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汗和皇帝。
那麼，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實有權而被此名呢？」我們認為，馬可·波羅的評價是不無道理的。當時的元王朝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非常強盛。更為重要的是，元帝國還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對於來華的外國人持歡迎的態度，甚至還給予一定的優待。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歡和器重，自稱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這一方面使他對大汗產生崇敬和愛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機會親眼目睹帝國疆域之廣大和社會之繁榮。在與他遊歷所經的歐洲、西亞等各國的對比之下，產生忽必烈大汗為「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的想法。
再從馬可·波羅所居住和認識的西方世界來看：意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糾紛。馬可·波羅回到故鄉威尼斯時，在一次與熱那亞城市海戰時竟戰敗被俘。他的《遊記》是在獄中口述，為另一囚犯所記的。羅馬教皇名義上是西歐共主，實際上毫無威信，歐洲各國紛爭不已，與大一統的元帝國有天壤之別。因此馬可·波羅讚揚忽必烈大汗的話一點也不為過。
當忽必烈聽到蒙哥的死訊時，為了爭奪汗位，與南宋暫時議和，撤兵北歸。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營開平（多倫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後一反傳統的選汗形式，於1260年三月在開平宣佈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最終，忽必烈憑藉著漢族貴族和一部分蒙古貴族的支持，於1264年擊敗了阿里不哥，成為蒙古第五代大汗。隨即，忽必烈改年號為至元，建都燕京，並仿照漢人預立皇太子的辦法，確定了帝位繼承人。
元朝開國後，一切政治制度和國家機關組織大半都沿襲遼、金的舊章。1272年又在燕京舊城的東北築新城，建設宮殿衙署。命名首都為大都。此後，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來了。
此外，他又依照中原的傳統，採用《易經》「大哉乾元」的說法，於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忽必烈為元世祖。
忽必烈的身世和文治武功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拖雷的兒子。拖雷共有十一子，其中長子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為同母兄弟。
據說忽必烈容貌亦非同常人。關於忽必烈的容貌，我們可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略知一二。馬可·波羅的記述如下：「大汗風度翩翩，看起來讓人心生好感」，「不長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適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
從才智上說，忽必烈也有其過人之處。他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立經陳紀，規模宏遠。年輕時常和漢人接觸，因而對中國歷史文化頗有心得。尤其唐太宗更成為他崇拜的對象，並且延攬大批中原漢人去加以倣傚。
公元1251年，蒙哥即可汗位後，因為忽必烈對漢地情形最為熟悉，便把南方漢地交給忽必烈管理。忽必烈在金蓮川設置幕府，積極網羅人材，來規劃和執行重建漢地的工作，並實行寬大政治，改善了漢地紛亂不治的情況，足見其才智非同一般。
1275年，忽必烈派兵再次南下征宋。1279年，南宋王朝滅亡。至此，忽必烈不僅是大蒙古帝國可汗，而且是中國的大皇帝，更以後者為「實」，前者為「名」。
忽必烈的文治武功主要表現在：
一、對外的武力擴張。蒙古是個好戰的民族，軍事的擴張幾乎永無止境。他們自認為代表上帝的旨意，征服和懲罰那些不服從他們的罪人，具有統治世界的野心。忽必烈少時即征戰各地，建立大元帝國後更繼續擴大軍事規模： 降服高麗，兩次東征日本，四次南征安南，五次南征緬甸與八百媳婦，對東海與南洋群島用兵等。
其中遠征日本的出師不利，也產生了著名的日本「神風」傳說。日本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失敗，本想藉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但最終卻因大臣的勸阻及征伐安南而將所有的準備放棄。此外，征戰安南歷時34年，結果卻是損兵折將，除獲一個藩屬外，可說是得不償失；對八百媳婦一隅之地也始終不曾征服。忽必烈對外的武力發展，在並非一帆風順的情況下，逐步走向一個飽和點。
二、開國建制。蒙古大帝國的完成以及元朝一切開國規模與各項政治制度，都是在元世祖的時候，所以元世祖屬於元朝開國建制時期。由於受大臣姚樞的影響，元世祖相當仰慕漢人的文物教化，其延攬了大批包括竇默、許衡、劉秉忠、王文統、張文謙的漢儒，而訂定出一套中國型的政治制度。包括：
１．定年號與國號。由元世祖即位開平的元年，開始定年號為中統元年。而國號則是採納劉忠秉的建議，名為大元。過去歷代都由當初封邑之名為國號，而其以易經中「大哉乾元」的文義命名，也說明了蒙受統治者接受中國的文化傳統後，竟以承繼唐堯虞舜之緒而自居。
２．建都邑，繼續推行仿唐、宋制度建立的政治體系。公元1272年，元世祖正式以燕京為大都、開平為上都。又蓋上都為夏都，大都為冬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冬都。所以在地理上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國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則是負責控制北方蒙古本土。
蒙哥統治時期，蒙古帝國仿照唐、宋制度建立了各個政權機構，在首都設立了六部，並將中央權力分成行政、軍事、監察三大部分。同時還仿照金人作法由樞密院直接主管所轄各省。忽必烈則繼續推行和完善上述政治體系。
３．隆祀典。蒙古一直以來，祭祀之禮都僅僅是割牲肉奠馬乳以蒙古的巫師祝致詞而已。到了元世祖時期開始大隆祀典，除了完成七廟之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禮，並還追尊皇祖考妣之尊號與廟號。
４．制定文字。蒙古人本來只有語言而無文字，之後逐漸使用畏吾兒的拼音字。後來元世祖尊吐蕃僧八思巴為國師，運用吐蕃文字另造蒙古新字一千餘，又由於受了漢人影響，格式採用直書。
５．確定國教。蒙古在長期爭戰之中受了宗教影響，深刻感到要完成政治統一必須尊重宗教。所以元世祖統一中國後，對宗教採取放任的態度，而眾多教派中以佛教的喇嘛教最受崇敬。忽必烈本人對於佛道尊崇有加。在他的提倡下，全國佛寺達到4.2萬座。
６．制定曆法。元世祖一統天下便改修曆法，於至元十七年頒行「授時歷」，為唐宋以來最完善正確的曆法。之後又經多次修訂，到郭守敬修正完畢，八十幾年間不曾出錯，可謂元朝一大事。
７．制定行鈔法。社會上流行的銅錢經宋遼金至元已非常混亂，不如銀絲的簡單，所以以絲銀為本(紙鈔成為絲銀替代物)，較易維持幣值。而元世祖本意想大力奠定紙幣政策，但因百姓習慣使然而逐漸作罷。
８．水利交通。元世祖時水利交通的重要建設有二項：一為開運河，包括會通河以及通惠河的開闢，使南北運河全面開通，而江淮漕運可直達燕京；這加強了南北方的交流；一為通海運，使海運於元朝正式成為國家的漕運航路。
９．完成站赤（驛站）制度。元朝賴以統治其龐大區域，保持全國政治軍事、經濟與交通聯繫的就是"站赤制度"。蒙古人所謂的站赤制度就是驛站，在中國由來已久，但到了元朝將其加以擴充，在元世祖時終告完成。據記載，全國站赤共有1400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邊遠地區和四大汗國間的驛站。
和驛站相舖而行，專用以傳遞緊急文書的機構叫急遞舖。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舖，每舖置舖丁五人。舖丁一晝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馳，輾轉傳遞軍政機要文書。
元代的驛傳制度對當時的波斯、俄羅斯、埃及和中亞、西亞諸國都產生了影響，在俄羅斯竟沿用了數百年之久
１０．建立農社制度。元世祖即位，因其習知漢人的風土人情，乃提倡農業，定立「農社制度」。其制度相當周詳，為一種國家監督下的農民社團組織，目地為振興農田水利，亦兼有政治性的組訓作用，以與其軍政制度相配合。
三、平定叛亂，加強對邊疆的管理。海都是窩闊台汗的孫子，對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懷不滿。阿里不哥失敗後，他佔領窩闊台汗國領地，於1268年（至元五年）發動叛亂。被擊敗後，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孫子篤哇勾結在一起，騷擾火州（吐魯番高昌故城）。1287年，海都又煽動東部諸王后裔乃顏、勢都兒、哈丹等人發動叛亂。元世祖聞訊後，親率兩路大軍前往鎮壓，消滅了叛亂勢力。
元世祖在平定東北諸王叛亂後，設置了遼陽行省，並在叛王封地內置萬戶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權力。這時海都在西北仍不斷騷擾，1289年七月，世祖已經74歲，仍決定率兵親征。海都聞訊遠逃。世祖去世時，海都已被逐出阿爾泰山之北。1302年，海都敗死。1306年，海都子察八兒投降，西北諸王的叛亂，至此全被平定。
忽必烈統治時期，還加強了對邊疆的管理。元朝政府在西藏設立烏斯、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宣撫、安撫、招討等使。烏斯即前藏，藏即後藏，納裡速·古魯·孫即阿里三部。當時把前後藏分為十三個萬戶，萬戶長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還在西藏設置驛站，調查戶口，徵收賦稅，屯戍軍隊。總之，從元朝開始，西藏地區已正式成為我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元朝還在雲南設置了行省。行省之下，還設置了路、府、州、縣。又設置若干軍民總管府。此後，雲南和內地的聯繫更加密切。此外，元朝政府在台灣地區正式建立行政權力機構，即澎湖巡檢司。
元朝的大統一和採取的管理措施，促進了邊疆各族和中原地區經濟、文化聯繫的發展；各民族聯繫的加強，又鞏固了空前統一的國家。由於當時大量漢族被簽發到邊地去開墾，邊疆各族也大量遷入內地定居，宋、遼、西夏、金時期各少數民族偏守一隅的情況逐漸有了變化，相互間開始加強了溝通和聯繫。
此外，忽必烈還尊孔重道，任用賢才，興辦學校；勸課農桑、安恤流民。他還「復租稅，均賦役；明刑典，理獄滯」。
忽必烈統治時期的經濟繁榮
忽必烈統治時期採取的上述措施，有利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在農業方面，由於貫徹了重視農桑的政策，各地的農業生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農業發展的表現，首先是水利灌溉業的發達。元初，內設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宋、金時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復。王禎《農書》中介紹用於灌溉的水車就有七種，其中高轉筒車可引水到二百餘尺的高地。
其次，糧食產量也有了較大的提高。元世祖時期，陝西關中地區的小麥"盛於天下"，關、隴、陝、洛出現了"年谷豐衍，民庶康樂"的景象。長江以南地區產量更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了全國歲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北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乞裡吉思、謙謙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南至羅羅斯（四川南部）、烏蒙（雲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於南方農業的發展，南道棉的產區擴大得較快。與此同時，棉花在北方陝甘一帶也普遍種植。當時大半個中國，已遍植棉花。
在商業方面，也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元朝的大都被稱為「汗八里」，當時不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之一。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使團來到大都。在國內，西藏的喇嘛們每次往返均要運輸許多貨物，是宗教團體而兼有商隊的性質；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閩、廣、江、浙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內流通的商品有糧食、茶、鹽、酒、綢緞、珠寶等，也有單項商品集中經營的市場，如米市、鐵市、皮毛市、馬牛市、駝駱市、珠子市等。商業行會的組織中，有「行老」負責業務上的內外事務。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著陸路交通幹線，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陽、奉元（西安）、開封、濟南等；再向北則有上都、和林、鎮海等城市，集中著大批漢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龍江肇源西南）也是東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則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都納入了全國的商業網。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則薩迦寺一帶，並和尼泊爾取得貿易聯繫。
沿著運河和長江，一些舊有的商業城市更蓬勃發展起來，如杭州、平江、鎮江、集慶（南京）、揚州等城市是比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寧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設有市舶司和提舉司的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如泉州已成為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絲綢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曾提到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近百個。
1270年（至元七年），國內商稅「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稅已增至「腹裡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共計四十五萬錠。不到二十年，增長了十倍。商稅的增長反映出當時商業的繁榮。
可以說，在忽必烈統治期間，元王朝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非常強盛。元朝的繁榮富庶我們同樣可以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窺見一二。
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後統治中國十五年，在位共三十五年。至元三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歲，死後廟號世祖。
對忽必烈的評價
從上述忽必烈的文治武功而言，可以說，忽必烈是蒙古繼成吉思汗後一位最偉大的帝王，尤以其統治期間（1260--1294）為蒙古的鼎盛時期，對蒙古帝國而言是一個劃時代的時間。從此，蒙古人控制東亞到西亞的局面，一直到十四世紀中葉才結束。而其領土則包括亞洲及歐洲東部，疆域之廣，前古未有。
《元史》對忽必烈的評價為：「其度量宏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對於這位偉大的皇帝忽必烈，身為外國人的馬可·波羅又是如何評價的呢？在他的遊記中，他寫道：「忽必烈大汗為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類遠祖亞當（Adam）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並且認為「彼實有權被此名」。而在另一部外國人所著的《蒙古源流》中，對忽必烈的評價是「治理大國之眾，平定四方之邦，四隅無苦，八方無撓，致天下井然，俾眾庶均安康矣。」
而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說：「自我國（波斯）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此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
可見，馬可·波羅的遊記和中國史家對忽必烈的評價可以相互驗證，忽必烈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汗和皇帝。
那麼，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實有權而被此名呢？」我們認為，馬可·波羅的評價是不無道理的。當時的元王朝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家非常強盛。更為重要的是，元帝國還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對於來華的外國人持歡迎的態度，甚至還給予一定的優待。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歡和器重，自稱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這一方面使他對大汗產生崇敬和愛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機會親眼目睹帝國疆域之廣大和社會之繁榮。在與他遊歷所經的歐洲、西亞等各國的對比之下，產生忽必烈大汗為「今日世上從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的想法。
再從馬可·波羅所居住和認識的西方世界來看：意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糾紛。馬可·波羅回到故鄉威尼斯時，在一次與熱那亞城市海戰時竟戰敗被俘。他的《遊記》是在獄中口述，為另一囚犯所記的。羅馬教皇名義上是西歐共主，實際上毫無威信，歐洲各國紛爭不已，與大一統的元帝國有天壤之別。因此馬可·波羅讚揚忽必烈大汗的話一點也不為過。
歷史真貌─擴大歐亞交往的統一王朝 元朝（二）
窩闊台統治時期
成吉思汗死後第二年，他的第三子窩闊台繼位，成為蒙古國的第二代大汗，是為太宗。窩闊台是成吉思汗諸子中最為明智的人。他具有與父親一樣的判斷能力和穩重，生性隨和，待人非常寬厚和慷慨。他一直跟隨成吉思汗南征北戰，戰功顯赫。在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前，被確定為大汗繼承人。
繼續對外擴張的窩闊台
窩闊台遵循父親的遺囑，繼續南下。他向南宋借路，包圍金朝京城開封。1230年，蒙古兩路進兵，一路自陝西通過興元（今漢中），大敗金兵於均州（今河南禹縣）。另一路自山西蒲州渡過黃河，於1233年攻破開封，金朝皇帝逃至蔡州。蒙古又聯合南宋圍攻蔡州。金哀宗派使者向宋理宗（宋寧宗的繼子，名叫趙昀）求和，說：「金朝被滅，下一步就挨到宋國了；如果跟我們聯合，對金、宋兩國都有好處。」宋理宗沒有理睬他，金哀宗走投無路，只好自殺。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宋兩軍夾攻下滅亡。金自阿骨打建國，至亡國，歷一百二十年（1115-1234）。
滅金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235年，窩闊台召開大會，決定第二次西征：遠征今天的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以及這一帶所有沒有被征服的國家，由成吉思汗長子術赤的兒子拔都為統帥，而窩闊台的長子貴由和拖雷的長子蒙哥隨軍出征。
此次西征，蒙古軍隊於1236年征服了伏爾加河流域的幾個部落以及莫爾多瓦國；1238年攻下了莫斯科城和基輔；1241年，進攻波蘭和匈牙利，並打敗了波德聯軍。同年，窩闊台去世。1242年，拔都率軍撤退，留駐在伏爾加河下游，並在此建立起了欽察汗國。俄羅斯編年史稱欽察汗國為金帳汗國，這個名稱在文獻裡一直沿用下來。後來，拔都去世後，他的弟弟即位。雖然欽察汗國名義上仍對蒙古大汗稱藩，但實際上已經成為獨立的國家。
在窩闊台統治時期，蒙古人完成了對中國北部、波斯和南俄地區的征服。
窩闊台對蒙古國的治理
窩闊台駐營於哈拉和林。雖然早在成吉思汗統治期間，至少是從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經被選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窩闊台於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圍築起防護牆，才使它成為新帝國的真正都城。
在窩闊台統治時期，他重用漢化契丹人耶律楚材，並採納了耶律楚材的諸多建議。比如在蒙古中書省的機構內設立中國、唐兀惕、回鶻、波斯等局〔回鶻人在長時期內起著重要作用〕。比如由於蒙古人長期使用適應軍事需要的傳令制度，耶律楚材便下令沿著這些道路，每隔一定的距離設立糧倉。此外，耶律楚材還制定了一種固定預算，以此為依據，中國人按戶以銀、絲和谷物交納賦稅，蒙古人交納其馬、牛、羊的10％。1230年，將被征服地區劃為十路，每路都有由蒙古官員和中國文人組成的行政管理人員管理。耶律楚材還在北京和平陽辦學，對年輕的蒙古封建主進行儒家教育。同時招收大批中國人進入蒙古民政機構。他對窩闊台說：「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
除了耶律楚材外，窩闊台還信任聶思托裡安教徒、克烈部人鎮海等人。蒙古國繼續以強盛的姿態向前發展著。
蒙哥統治時期
窩闊台在第二次西征中病逝後，1246年，其長子貴由被立為第三代大汗，是為定宗。1248年，貴由死在討伐拔都的西行途中。1251年，成吉思汗最小兒子拖雷的長子蒙哥憑借其武功和拔都的支持，繼承汗位，成為蒙古第四代大汗，是為憲宗。
蒙哥給自窩闊台去世後幾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戰爭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干斡難河源處召開的忽裡台大會上，蒙哥決定派他的弟弟旭烈兀去征服報達（巴格達）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哈里發王朝，以此完成對波斯的征服，然後繼續去征服敘利亞。其次，蒙哥本人與他的另一個弟弟忽必烈重新開始發動對中國宋朝的攻勢。
旭烈兀第三次西征
1256年，旭烈兀滅亡了木剌夷國。接著，又攻下阿拔斯哈里發的報達國（巴格達）。1259年，進軍苫國（敘利亞）京城大馬司（大馬士革）。算端（今譯蘇丹，回教國君主）納昔兒棄城逃走。但在密昔兒（埃及）援軍的反攻下，蒙古軍又退出苫國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國。
至此，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經過三次西征，在兀魯思的基礎上，形成了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和伊利汗國。四大汗國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個最高軍政首領，與中央保持有藩屬關係，直接向大汗負責。不過，後來，為爭奪大汗權位，各汗國的汗矛盾激化，再加上各汗國間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經濟聯繫，這個鬆散的聯合體日趨瓦解。其中，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獨立，而窩闊台汗國由於窩闊台（太宗）和他兒子貴由（定宗）相繼被選為大汗，其領地一直歸中央管轄，實際上沒有形成單獨的汗國。
蒙哥征宋
蒙古與南宋在1234年聯合滅金後，雙方開始處於正面衝突狀態。窩闊台時期，蒙古主力主要放在西征方面。對南宋，雖也曾出兵攻打過襄陽和川北，但都被宋軍擊敗。
蒙哥即大汗位後，除派六弟旭烈兀率軍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繼續南進。蒙古軍在進攻南宋的戰爭中，儘管南宋朝廷君主軟弱、大臣無能，但卻遇到了南宋軍隊的頑強抵抗，蒙古統治者認識到滅亡南宋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在人口眾多的南方，河流山脈縱橫交錯，都市地區人口密集，唯一可能進行的戰爭是圍攻戰。在圍攻戰中，來自草原的牧民們有些不知所措。如果要在中國南方取得勝利，必須有大批步兵團和一整套「火炮」設備。
為此，蒙哥令忽必烈採取迂迴包抄的戰略。1252年10月，忽必烈與大將軍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一起離開了陝西，經四川而進入雲南。雲南當時尚不屬於中國，它自八世紀起就形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即南詔，或名大理，由羅羅人或名傣人居住的非中國人的國家。由於處在地勢複雜的山區，南詔總是能夠保持完整的獨立。忽必烈攻佔其都城大理和善闡（雲南府，也許是平定鄉），被中國人稱為段興智的大理王在善闡避難（1253年）。忽必烈允許大理王作為「摩訶羅嵯」繼續保留王位，但在他身旁安置了一位投降蒙古的中國人劉時中為蒙古行政官。儘管舊王朝保留了下來，但是整個雲南被分割為若干蒙古軍事管轄區。接著，兀良哈台攻打吐蕃，迫使他們--至少是與雲南鄰近的吐蕃人--承認了蒙古宗主權。大理國傳國二十二世，共316年。
1257年年底，兀良哈台攻打安南國（都城河內）。兀良哈台從雲南南下到東京平原，掠奪河內城，1258年3月，安南王陳太宗承認自己是蒙古人的屬臣。
1258年9月，蒙哥決定親自南下征宋。10月，他率蒙古主力從陝西進入四川，奪取了保寧。此後，在圍攻戰略要地合州時，蒙哥染上痢疾，於1259年8月11日在該城附近病故。
蒙哥死時，忽必烈正率領另一支蒙軍從河北南下，圍攻長江中遊湖北省漢口對岸的鄂州（今武昌）。同時，兀良哈台（他已於1257年底從東京平原回到雲南）離開雲南，前往廣西，他在廣西攻打桂林，接著又到湖南攻打長沙。這樣，當蒙哥去世時，宋朝已是北、西、南三面同時被圍。但是，蒙哥的去世使宋朝獲得了短暫的喘息。為了爭得汗位，忽必烈暫時停止了對南宋的進攻，與宋臣賈似道和談，簽訂了停戰協議，即以長江作為兩個帝國的共同邊界線。此後，忽必烈率軍返回河北。
蒙哥的統治
蒙哥即位時四十三歲，他是繼成吉思汗之後最傑出的蒙古大汗。蒙哥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和狂飲暴食，唯一的樂趣是打獵。他使札撒和祖輩的戒律恢復其原來的嚴厲性。他還是一位能幹的領袖和嚴厲而公正的管理者（他支付了他的前輩們簽字而未付款的大量票據）。當然，他更是一位頭腦冷靜、理智的政治家。因此，他完全恢復了成吉思汗建立起來的強有力的國家。他加強了行政管理機構，把蒙古帝國建設成為了一個正規的大國。
儘管在蒙哥統治初期，他出於對拔都的感恩（因為是拔都使他當上了皇帝），而默許了拔都在巴爾喀什湖以西地區內實行獨立統治。不過，1255年拔都去世後，蒙哥禁止了成吉思汗諸封地上的大汗的分裂蒙古帝國的行為，比如不允許他們享有免稅權，或者與中央政權的代理人一起分享國家的稅收等。
蒙哥是由信仰聶思托裡安教的母親、克烈部公主唆魯禾帖尼撫養大的，所以他信仰聶思托裡安教。他挑選了克烈部人、聶思托裡安教徒孛魯合為丞相。但是，他也傾向於佛教和道教。
在蒙哥統治時期，蒙古帝國恢復了成吉思汗時期的強大，其對外的擴張為元朝的強大以及歐亞間交往的擴大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成吉思汗死後第二年，他的第三子窩闊台繼位，成為蒙古國的第二代大汗，是為太宗。窩闊台是成吉思汗諸子中最為明智的人。他具有與父親一樣的判斷能力和穩重，生性隨和，待人非常寬厚和慷慨。他一直跟隨成吉思汗南征北戰，戰功顯赫。在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前，被確定為大汗繼承人。
繼續對外擴張的窩闊台
窩闊台遵循父親的遺囑，繼續南下。他向南宋借路，包圍金朝京城開封。1230年，蒙古兩路進兵，一路自陝西通過興元（今漢中），大敗金兵於均州（今河南禹縣）。另一路自山西蒲州渡過黃河，於1233年攻破開封，金朝皇帝逃至蔡州。蒙古又聯合南宋圍攻蔡州。金哀宗派使者向宋理宗（宋寧宗的繼子，名叫趙昀）求和，說：「金朝被滅，下一步就挨到宋國了；如果跟我們聯合，對金、宋兩國都有好處。」宋理宗沒有理睬他，金哀宗走投無路，只好自殺。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宋兩軍夾攻下滅亡。金自阿骨打建國，至亡國，歷一百二十年（1115-1234）。
滅金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235年，窩闊台召開大會，決定第二次西征：遠征今天的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以及這一帶所有沒有被征服的國家，由成吉思汗長子術赤的兒子拔都為統帥，而窩闊台的長子貴由和拖雷的長子蒙哥隨軍出征。
此次西征，蒙古軍隊於1236年征服了伏爾加河流域的幾個部落以及莫爾多瓦國；1238年攻下了莫斯科城和基輔；1241年，進攻波蘭和匈牙利，並打敗了波德聯軍。同年，窩闊台去世。1242年，拔都率軍撤退，留駐在伏爾加河下游，並在此建立起了欽察汗國。俄羅斯編年史稱欽察汗國為金帳汗國，這個名稱在文獻裡一直沿用下來。後來，拔都去世後，他的弟弟即位。雖然欽察汗國名義上仍對蒙古大汗稱藩，但實際上已經成為獨立的國家。
在窩闊台統治時期，蒙古人完成了對中國北部、波斯和南俄地區的征服。
窩闊台對蒙古國的治理
窩闊台駐營於哈拉和林。雖然早在成吉思汗統治期間，至少是從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經被選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窩闊台於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圍築起防護牆，才使它成為新帝國的真正都城。
在窩闊台統治時期，他重用漢化契丹人耶律楚材，並採納了耶律楚材的諸多建議。比如在蒙古中書省的機構內設立中國、唐兀惕、回鶻、波斯等局〔回鶻人在長時期內起著重要作用〕。比如由於蒙古人長期使用適應軍事需要的傳令制度，耶律楚材便下令沿著這些道路，每隔一定的距離設立糧倉。此外，耶律楚材還制定了一種固定預算，以此為依據，中國人按戶以銀、絲和谷物交納賦稅，蒙古人交納其馬、牛、羊的10％。1230年，將被征服地區劃為十路，每路都有由蒙古官員和中國文人組成的行政管理人員管理。耶律楚材還在北京和平陽辦學，對年輕的蒙古封建主進行儒家教育。同時招收大批中國人進入蒙古民政機構。他對窩闊台說：「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
除了耶律楚材外，窩闊台還信任聶思托裡安教徒、克烈部人鎮海等人。蒙古國繼續以強盛的姿態向前發展著。
蒙哥統治時期
窩闊台在第二次西征中病逝後，1246年，其長子貴由被立為第三代大汗，是為定宗。1248年，貴由死在討伐拔都的西行途中。1251年，成吉思汗最小兒子拖雷的長子蒙哥憑借其武功和拔都的支持，繼承汗位，成為蒙古第四代大汗，是為憲宗。
蒙哥給自窩闊台去世後幾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戰爭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干斡難河源處召開的忽裡台大會上，蒙哥決定派他的弟弟旭烈兀去征服報達（巴格達）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哈里發王朝，以此完成對波斯的征服，然後繼續去征服敘利亞。其次，蒙哥本人與他的另一個弟弟忽必烈重新開始發動對中國宋朝的攻勢。
旭烈兀第三次西征
1256年，旭烈兀滅亡了木剌夷國。接著，又攻下阿拔斯哈里發的報達國（巴格達）。1259年，進軍苫國（敘利亞）京城大馬司（大馬士革）。算端（今譯蘇丹，回教國君主）納昔兒棄城逃走。但在密昔兒（埃及）援軍的反攻下，蒙古軍又退出苫國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國。
至此，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經過三次西征，在兀魯思的基礎上，形成了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和伊利汗國。四大汗國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個最高軍政首領，與中央保持有藩屬關係，直接向大汗負責。不過，後來，為爭奪大汗權位，各汗國的汗矛盾激化，再加上各汗國間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經濟聯繫，這個鬆散的聯合體日趨瓦解。其中，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獨立，而窩闊台汗國由於窩闊台（太宗）和他兒子貴由（定宗）相繼被選為大汗，其領地一直歸中央管轄，實際上沒有形成單獨的汗國。
蒙哥征宋
蒙古與南宋在1234年聯合滅金後，雙方開始處於正面衝突狀態。窩闊台時期，蒙古主力主要放在西征方面。對南宋，雖也曾出兵攻打過襄陽和川北，但都被宋軍擊敗。
蒙哥即大汗位後，除派六弟旭烈兀率軍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繼續南進。蒙古軍在進攻南宋的戰爭中，儘管南宋朝廷君主軟弱、大臣無能，但卻遇到了南宋軍隊的頑強抵抗，蒙古統治者認識到滅亡南宋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在人口眾多的南方，河流山脈縱橫交錯，都市地區人口密集，唯一可能進行的戰爭是圍攻戰。在圍攻戰中，來自草原的牧民們有些不知所措。如果要在中國南方取得勝利，必須有大批步兵團和一整套「火炮」設備。
為此，蒙哥令忽必烈採取迂迴包抄的戰略。1252年10月，忽必烈與大將軍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一起離開了陝西，經四川而進入雲南。雲南當時尚不屬於中國，它自八世紀起就形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即南詔，或名大理，由羅羅人或名傣人居住的非中國人的國家。由於處在地勢複雜的山區，南詔總是能夠保持完整的獨立。忽必烈攻佔其都城大理和善闡（雲南府，也許是平定鄉），被中國人稱為段興智的大理王在善闡避難（1253年）。忽必烈允許大理王作為「摩訶羅嵯」繼續保留王位，但在他身旁安置了一位投降蒙古的中國人劉時中為蒙古行政官。儘管舊王朝保留了下來，但是整個雲南被分割為若干蒙古軍事管轄區。接著，兀良哈台攻打吐蕃，迫使他們--至少是與雲南鄰近的吐蕃人--承認了蒙古宗主權。大理國傳國二十二世，共316年。
1257年年底，兀良哈台攻打安南國（都城河內）。兀良哈台從雲南南下到東京平原，掠奪河內城，1258年3月，安南王陳太宗承認自己是蒙古人的屬臣。
1258年9月，蒙哥決定親自南下征宋。10月，他率蒙古主力從陝西進入四川，奪取了保寧。此後，在圍攻戰略要地合州時，蒙哥染上痢疾，於1259年8月11日在該城附近病故。
蒙哥死時，忽必烈正率領另一支蒙軍從河北南下，圍攻長江中遊湖北省漢口對岸的鄂州（今武昌）。同時，兀良哈台（他已於1257年底從東京平原回到雲南）離開雲南，前往廣西，他在廣西攻打桂林，接著又到湖南攻打長沙。這樣，當蒙哥去世時，宋朝已是北、西、南三面同時被圍。但是，蒙哥的去世使宋朝獲得了短暫的喘息。為了爭得汗位，忽必烈暫時停止了對南宋的進攻，與宋臣賈似道和談，簽訂了停戰協議，即以長江作為兩個帝國的共同邊界線。此後，忽必烈率軍返回河北。
蒙哥的統治
蒙哥即位時四十三歲，他是繼成吉思汗之後最傑出的蒙古大汗。蒙哥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和狂飲暴食，唯一的樂趣是打獵。他使札撒和祖輩的戒律恢復其原來的嚴厲性。他還是一位能幹的領袖和嚴厲而公正的管理者（他支付了他的前輩們簽字而未付款的大量票據）。當然，他更是一位頭腦冷靜、理智的政治家。因此，他完全恢復了成吉思汗建立起來的強有力的國家。他加強了行政管理機構，把蒙古帝國建設成為了一個正規的大國。
儘管在蒙哥統治初期，他出於對拔都的感恩（因為是拔都使他當上了皇帝），而默許了拔都在巴爾喀什湖以西地區內實行獨立統治。不過，1255年拔都去世後，蒙哥禁止了成吉思汗諸封地上的大汗的分裂蒙古帝國的行為，比如不允許他們享有免稅權，或者與中央政權的代理人一起分享國家的稅收等。
蒙哥是由信仰聶思托裡安教的母親、克烈部公主唆魯禾帖尼撫養大的，所以他信仰聶思托裡安教。他挑選了克烈部人、聶思托裡安教徒孛魯合為丞相。但是，他也傾向於佛教和道教。
在蒙哥統治時期，蒙古帝國恢復了成吉思汗時期的強大，其對外的擴張為元朝的強大以及歐亞間交往的擴大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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